上海农药厂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农药降价利润增长
据新华社上海05月20日电上海农药厂在国家三次降低农药出厂价格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上缴给国家的利润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去年上缴利润比前年增长四成，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
上海农药厂主要生产有机磷农药。
按国家规定，从1979年元月起先后三次降低农药出厂价格，全厂因此每年要减少利润大约五分之一，共计一百二十余万元。
面对这种情况，全厂职工经过充分讨论后，提出了支农要作新贡献，利润不少一分钱的增产节约计划。
首先一条是挖掘生产潜力，降低消耗，节约化工原料。
去年这个厂的四个主要产品共为国家节约化工原料五百三十三吨，价值七十多万元。
其次是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一级品率，为国家增加收入。
去年全厂还先后建起了二十五套“三废”吸收装置，每年可回收各种化工原料二万多吨，价值二百八十八万元。
环境面貌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余池玉发现银元五百枚献国家
新华社武汉05月20日电湖北省松滋县陈店公社李桥大队第4生产队青年社员余池玉，将翻地时发现的五百零三枚银元全部献给国家。
余池玉家的自留地在当年一家大地主庄园的院墙边上，多年无人耕种，今年04月06日，余池玉利用中午休息时深翻这块地，挖出一个陶瓷坛子，里面装有五百零三枚银元。
他同家里人商量后，将银元全部献给国家，受到领导上的表扬和奖励。

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提出
采取积极态度促进建筑产品商品化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新近闭幕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建筑业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要在建筑质量和工期上打出新水平。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高兴地说，这是一次振兴建筑业的会议，预示着建筑业将要出现一个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代表们说，长期以来，有些同志把建筑业看成是单纯的消费部门和赔钱的行业，不了解建筑业是既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重要产业部门。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兴地说，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在制订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计划时，要把建筑工业放在重要地位。
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建筑业的关怀和支持，是对建筑业广大职工的鼓舞。
大家表示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为加快建筑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这次会议还就建筑产品商品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代表们认为，建筑产品特别是住宅，实行商品化，建成的房屋可以卖给机关企业，也可以卖给职工个人，这是发展建筑业的一项重大改革。
实现这一改革，必须以确认建筑业是物质生产部门为前提，给企业以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改变目前人、财、物分家，产、供、销脱节的状况，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解决建筑产品的价格、利润等问题。
代表们指出，建筑产品商品化，涉及到计划、物资供应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只能随着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
但是，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朝这个方向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目前，要大力推行承发包合同制，逐步做到由建筑企业包工包料。
要给建筑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在保证完成国家建设任务的前提下，允许建筑企业自主地承揽任务，也要允许建设单位选择承包工程的建筑企业，鼓励企业之间开展竞争。

《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今日在京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陈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大厅的《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明日起正式开放。
（附图片）
1963年07月06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在机场上。

北京二轻系统利用农村和城镇的有利条件
联合经营促进生产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所属工厂，充分利用农村社队和城镇集体经济的有利条件，与他们实行联合经营，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这个系统通过联营创造的产值占到总产值的五分之一；
今年01月至04月，全系统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分之一强，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产值是联营得来的，大约相当于一万名正式工人的生产值。
北京市二轻局所属企业同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搞联合经营，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几年来，他们采取的办法大体有三种：
一是与农村社队和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协作关系，由农村社员和城市知识青年对工厂产品进行工艺性加工，工厂付给他们加工费；
二是帮助有厂房、场地、劳动力和一定经济力量的社队办好社队企业，把工厂的老产品交给这些社队企业生产，腾出厂房和人力研究制造新产品，发展短缺产品；
三是由农村社队提供场地、厂房、劳动力，工厂企业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负责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组织工农合营企业。
从目前已经实行的情况看，第1种办法用得比较普遍，其余两种办法发展得也很快。

在和外国厂商技术谈判中显示才能
孟庆集分析质量事故有理有据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孟庆集，今年四十七岁，195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涡轮机专业，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1代大学毕业生。
去年04月，我们引进的一种大型成套设备中的一个关键设备透平高压缸转子，连续三次发生叶片断裂事故。
我方与一个友好国家的厂商进行技术谈判。
担任我方技术主谈的是孟庆集。
他以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集中了国内其他专家提供的材料和意见，用大量的计算数据和科学理论，透彻地分析了事故是由于叶片设计存在着强度方面的根本性错误。
对方以友好合作和对其产品负责的态度，认为孟庆集“对事故的分析是清楚的，符合实际的”，答应了我方提出的合理要求，更换重新设计的、性能可靠的新转子。
外商谈判代表还几次说：
“中国人民是聪明的”，“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有这样好的老师，应当感到幸运”。
他们还友好地邀请孟庆集访问他们的工厂。
通过技术谈判和访问，我方也向对方学习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这次技术谈判，确实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有聪明才智的。
孟庆集同志之所以具有比较丰富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是他长期为祖国建设而刻苦学习的结果。
在谈判中，对方强调他们只遵循自己的专利和透平行业的世界权威特劳培尔教授的理论和准则。
特劳培尔的理论，对于孟庆集并不生疏。
早在1962年，孟庆集就开始学习和研究这位世界权威的代表作《热力透平机》。
当时，他虽然已经掌握了英文、俄文，却不懂德文，读这本德文原著，的确困难重重。
但是他知难而进，边学德文，边查字典，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地阅读着，研究着。
结果，他不仅精读了一些专著，也大大提高了德文的程度。
对于这本书的动应力部分，他更是联系实际反复钻研，慢慢地，他对特劳培尔的理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974年，他听说这本书作了修改，重新出版，当即四处寻找，渴望早日读到新版。
后来，他听到杭州一家工厂在引进设备时，人家送了这部著作的两套新版书。
厂里还没有登记，他就跑来借阅。
有关人员看到他的急切心情，同他一起从刚启封的箱子里找到这本书。
他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地阅读着，对每一处重要改动，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很快对这位权威的理论的新发展有了认识。
直到现在，他还不时翻阅、研究这部著作。
这次技术谈判，正好发挥了自己的所长。
他熟练地运用特劳培尔的理论，同对方进行了友好的讨论。
他的发言条理分明，逻辑严密。
对方听后称赞说：
“我们对特劳培尔教授理论的了解，没有孟教授多。”
孟庆集就是这样勤于学习，善于钻研。
他对许多国家在叶片强度和设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总是反复学习，取各家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直到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止。
孟庆集也善于向实践学习。
他常说：
“我是搞应用科学的，不能脱离工程实践。”
他改造六十年代末开始投入运行的从另一个国家引进的五万千瓦汽轮机组的过程，就是他向实践学习的生动的一例。
这些机组的叶片在设计上有重大缺陷，经常断裂，出厂后原厂曾把一些叶片作了割短处理，用牺牲经济效率的办法来保证安全生产。
这种作法，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八台机组没有一台发电量达到设计能力，最高只能发电四万七、八千千瓦。
而且，叶片还经常断裂。
改造这些叶片的任务，于1974年交给了孟庆集等同志。
孟庆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他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并且用多种方法进行强度计算，又深入到现场观察和了解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
有时，他还背着断了的叶片到外地作扫描电镜分析，和进行各种试验。
在其他同志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近一年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设计出了新叶片。
新叶片安装后，不但使机组发电能力达到五万千瓦，而且消除了叶片断裂事故。
最早安装的新叶片已安全运行了三年多。
每当他下厂看到满发的功率表，总是充满了极大的幸福和安慰。
这次实践，也为去年他同外商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孟庆集同志以他的真才实学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它生动地说明，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
有真才实学，也才能真正加强与友好国家的技术经验交流和贸易合作。
本报记者刘尔宁王煌彦

无法对付空前规模的学生示威
南朝鲜“内阁”总辞职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据西方通讯社自汉城报道，南朝鲜总统崔圭夏今天接受了国务总理申铉镐提出的“内阁总辞职”。
南朝鲜总统的一位发言人对新闻界人士说，崔圭夏将在近期宣布“关于改组内阁的一项决定”。
据报道，南朝鲜文化公报部长官李揆现后来宣布，内阁是由于无法对付上周发生的空前规模的学生反政府示威而决定总辞职的。

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
今天本报发表的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孟庆集，广州设计院总设计师佘畯南、副总设计师莫伯志，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助理技术员赵乐等同志的三篇通讯，很值得一读。
他们在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下，以他们的志气和聪明才智，为四化作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这些事，值得拍手叫好。
它生动地告诉我们：
一定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
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的作用一旦得到发挥，就会做出重大贡献。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必须重视专业知识，重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现代化建设，行业非常多，每一门都有其专业知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领域，新的知识。
有专业知识，有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做好工作，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不然，尽管你建设四化的热情很高，还是做不出应有的贡献，有时候甚至把事情办坏。
我们的一些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应该下决心很好学习提高，使自己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否则，要领导好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的许多企、事业单位，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为什么长期落后？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缺乏有真才实学的人，或者是虽有人才而没有受到重用。
我们的许多领导机关，为什么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那里有真才实学的人太少，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太多。
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为什么对某些建设项目作出错误决策？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又不尊重、不信任、不重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
我们过去长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现在，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地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有些同志认为，搞四化，最重要的是资金。
对于人才问题，他们却不重视，或者重视不够。
这是不对的。
资金固然重要，人才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资金不足，我们就更要勤俭创业，杜绝各种浪费；
就更要注意资金的合理使用，使有限的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效益。
我们办一切事业，都必须讲究经济效果，找到花钱少、收效大的最好方案，也就是说，都要实行“优选法”。
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就在于人才。
孟庆集同志在同外商进行技术谈判中，所以能够使对方承认他们提供的设备在设计上有错误，同意更换新的设备，就是因为他具有真才实学，能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和科学理论，使对方心悦诚服。
象孟庆集等同志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发现得越多，使用越得当，就越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实现四化也就越有希望。
相反，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即便有了资金，也会钱倍功半，甚至把资金白白浪费掉。
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
可见，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人才，即使有钱，也办不好事；
甚至投入的资金越多，浪费就越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有些同志只热心于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却不热心于发现、培养、使用、选拔人才。
这也是不对的。
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当然很必要。
国外一切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在可能的条件下，都应该引来为我所用。
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哪些要引进，哪些不要引进，哪些先引进，哪些后引进，就要依靠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鉴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了，如何合理使用，使其取得最大的效益；
如何吸收、消化，使自己能够创造出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要依靠有真才实学的人。
我们有不少引进的项目，确实对四化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引进的项目，由于在决定是否引进和如何引进的时候，没有听取、采纳有真才实学的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以致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成为我们的“包袱”，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些部门和单位从国外引进了设备，却没有使用这些设备的人才，或者这些设备根本就不适合在我国使用，只好让它在那里摆样子，睡大觉，实在令人痛惜。
可见，只热心于引进设备，而不用更大的热心去发现、培养、使用、选拔人才，是搞不好四化建设的。
总之，我们搞四化建设，要重视资金、设备等等的作用，同时，一定要更重视人才的作用。
俄国10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
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人才问题。
如果一切领导机关不能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
列宁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是大有教益的。
我们今天进行四化建设的关键，同样在于人才问题。
我们全党都要用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问题，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现在，我们国家有真才实学的人，比起四化建设的需要来，确实太缺乏了。
但是，人才毕竟是有的。
不仅老一代中有不少世界第一流的专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已培养了几百万中专以上的人才，其中象孟庆集、佘畯南、莫伯志、赵乐等同志这样比较“拔尖”的人才也是有很大一批的。
如果在这几百万人中，十分之一是这样“拔尖”的人才的话，也就有几十万。
因此，人才是有的，问题是很多人才被“盖”着，特别是很多不知名的中、青年人才被“盖”着，难以施展他们的才华。
应该懂得，从现在起到二十世纪末，我们要实现四化。
这二十年间，能够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将是现在我们大家还不知名的中、青年。
我们国家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绝大部分骨干力量都是中、青年，决定这些新兴学科方向，推动这些学科前进的，主要也要靠他们。
我们如果不移开“盖子”，让他们破“盖”而出，为实现四化大展宏图，那将是对我们事业的犯罪行为。
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人才“盖”着呢？
主要是我们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以及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把人才
“盖”着。
为了使大批被“盖”着的人才能够破“盖”而出，我们必须坚决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各种偏见。
对于一切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人，我们都必须充分信任他们，决不允许借口“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某些缺点错误”等等而在政治上歧视他们。
对于那些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有科学态度和革新精神的人，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努力为祖国争名，为四化成家，决不允许再用什么“白专道路”的帽子去整治他们。
对于那些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人，我们应该认为这正是他们的优点，不能把它看作是什么“固执己见”、“骄傲自大”。
对于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人，我们应该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彻底打破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等等陈腐观念。
对于现行的某些不利于发现、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政策和制度，我们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改革，以便从制度上保证能够合理地选拔和使用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一切有用之才。
现在，群众中有这样的议论：
“德才兼备的领导者爱护人才，有才缺德的领导者嫉妒人才，无才无德的领导者败坏人才”。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从人们的这些议论中得到启发，做一个爱护人才的领导者，切不要做嫉妒人才、败坏人才的领导者。
善于发现并且充分支持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大展宏图，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重任。
这件事做得越有成绩，我们的四化建设事业就越有希望。

榆林县落实政策造林速度加快
据新华社西安05月20日电陕西省榆林县认真落实林业政策，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使造林治沙的速度大大加快。
近三年，这个县每年造林的平均保存面积为十五万亩，比过去增加了三倍多，今春，又一季造林十五万九千多亩。
至今，这个县的沙漠地区已造林一百八十六万亩，占沙区宜林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在“三北”沙漠地带名列前茅。
为了充分发挥三股力量在治沙造林中的积极作用，榆林县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造林范围作了合理安排。
确定人烟稀少、集体无力营造、管理不便的大片沙漠，由国营林场负责治理；
社队集体主要负责边缘林带、长城林带、农田防护林网，以及周围成片沙漠的绿化。
对社员个人，除鼓励他们在房前屋后栽种树木外，去年县委还作出了给每户社员划五至十亩沙荒，让社员植树造林的决定，并由政府发放沙荒使用证，明文规定谁种谁有。
同时，把1970年以来收归集体的个人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退还给社员。
为了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榆林县还把靠近社队的国营林木委托生产队管护，收益分成。

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怀念你！
段君毅胡立教刘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
刘少奇同志生前对河南党和人民十分关怀。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正当河南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时候，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不畏艰险两次来到河南，指导河南党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全国解放后，少奇同志又先后十多次来到河南视察工作，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少奇同志的谆谆教诲，我们要牢牢记取，铭刻在心。
（一）
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次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来到河南，向河南党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中原地区党和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组织和发展人民武装，开辟豫东、豫南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原大地奠定了基础。
早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就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河南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8年12月初，少奇同志从延安到达西安，当豫西特委组织部长席国光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时，少奇同志指出：
当前要大力发展党，准备游击战争。
接着少奇同志到洛阳，然后专程到渑池，召开了渑池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豫西特委负责同志刘子久、王志杰、席国光、郭晓棠及各中心县委和县委的负责同志。
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重要报告，详细地听取了特委和各地同志的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少奇同志帮助豫西特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工作任务。
少奇同志指出：
武汉失守后，抗战已进入了相持阶段。
但豫西地处敌我斗争的前缘，还有随时沦陷的可能。
因此，摆在豫西党组织面前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了迎接这个艰巨的任务，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友军、对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
少奇同志还指示我们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要开办党员训练班。
第1期党训班开学时，少奇同志亲自在党训班讲课，讲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历史。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少奇同志由洛阳经南阳到竹沟，建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并主持中原局的工作。
竹沟是确山县一个山区的小集镇。
在少奇同志来到竹沟以前，是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的留守处所在地，还是中共河南省委的所在地。
党在这里培养了大批党的干部和军事干部，还发展了武装部队。
少奇同志来到后，竹沟就成了指挥中原抗日战争和中原全党活动的中心。
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得很快。
河南地下党也大大发展和巩固了。
河南各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很多人都到过竹沟，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少奇同志的指示，受到过少奇同志的教诲。
少奇同志在竹沟住了一个时期，又回到了延安。
1939年09月，少奇同志第2次来到河南。
先到洛阳，经舞阳县到竹沟。
这时抗战的形势已经有所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推行它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掀起反共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加紧诱蒋投降，把主要力量对付我们。
少奇同志在河南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投降提纲》，针对当时的形势，指示我们要实行巩固党的方针，要求各级地下党组织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少奇同志还讲了国际形势，讲了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策略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党员和干部的革命斗志，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离开竹沟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的新兴集（即龙奶庙），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党的中原局也迁到了敌后，改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同志任书记。
少奇同志两次来河南，教育了我们在胜利的形势下如何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众力量，如何打开局面向敌人展开斗争，帮助我们肃清了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
同时也教育了我们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如何巩固党的组织，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在抗日战争前期，河南党从竹沟先后派出三支武装队伍，分别到大别山、豫皖苏和豫皖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这几支武装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新四军第2师、第4师和第5师。
河南党向延安、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同志有一些已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部分还在继续为党工作，现在分布在祖国各地、各条战线，担负着四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许多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感慨地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可是，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在1943年审查干部时期，却把河南地下党诬蔑为“红旗党”（即假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伙同林彪、“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把曾在河南作过地下党工作的好同志加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党员”、“叛徒”、“特务”等罪名，使大家受到了残酷迫害。
现在应该肯定，总的来说，河南地下党几十年来，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
河南地下党大批的好党员遭受到的各种迫害和冤、假、错案，应该一律平反昭雪。
（二）
全国解放以后，我省广大农民群众，在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0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是广大农民发展生产、集体富裕的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
全省农民深受鼓舞，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农业社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6年，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新生事物，正当它诞生不久，需要大力扶植，精心培育，以便健康发展时，少奇同志来到了河南，对我省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作了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那是1957年的02月下旬，少奇同志轻装简从，来到河南，深入许多城市和农村，听取汇报，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他高瞻远瞩，通过复杂的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抓住要害，予以解决，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
他教导我们，对农业合作化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能动摇，要坚决把农业社办好。
他指出：
“要使中国农村发展，要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要使农业现代化，一定要有合作化，没有合作化是不行的。
合作化是我们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基本政策，这个政策是不能动摇的。”
他强调，对工作的估价要敢于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要文过饰非，不要掩盖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工作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在听取新乡地委汇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时，他说：
“农村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合作社能不能办好，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说能办好，但也有问题。
办得不好就是不好，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办得不好。
对这百分之十就是没办好，这些社的人就仍怀疑社能不能办好。
我们答复能办好，而且要事实上办好。”
当时，我省有些地方在办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现象。
刘少奇同志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他反复强调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指示我们要在农业社里建立老农顾问团，实行民主办社。
少奇同志说：
“农业社有个老农顾问团也好，或叫老农民座谈会，有事交老农民讨论。”
“叫本村老年的农民座谈一下，他们赞成的事是可靠的，他们反对的事，可能他们有保守主义，但你总要小心点。
这一条订为制度也好。”
刘少奇同志十分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
他指出：
“分配制度一搞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奔头了，积极了。
不然，老实人分配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制度就会变为生产力的障碍，这是经济学上的原理之一。”
“按劳取酬，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子，不劳动，没报酬。”
因为农业社建立不久，在经营管理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大家都还缺乏经验，都在摸索。
当时新乡地委实行农业社包工包产到作业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
少奇同志听后，十分赞赏，他说：
“包产三年，有奔头：
奔明年，奔后年，人总要有个奔头才好。
你这办法还好（邯郸是按“三定”产量，新乡是按计划定产），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
许昌地委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有些农业社实行牲口合大槽集中喂养，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牲口丢失、瘦弱、死亡的现象。
少奇同志对此十分关心，他指出：
“牲口是合作社很大一笔财产，又是生产资料，喂好能赚钱，又耕田又下小牲口。
牲口是宝贝，没有牲口，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农业生产。”
“过去农民养牲口个人养到个人家，现在集中养。
恐怕还是分散养好一些，至少有病不传染。
集中在一起，一死就不是一头。”
“现在也有集中喂养好的，不能全盘否定，将来以集中喂养为最合理，将来是要集中喂养的”。
“分散喂养并不妨碍集体所有制，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还是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的改变，没有退步。”
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受到了全省农民的热烈拥护，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制止了牲口的死亡，避免了各种不应有的损失，促进了我省农业社的巩固和健康发展。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诬蔑少奇同志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及包工包产、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牲口分槽喂养等一系列正确主张是什么“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等。
事实上，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正是他们那一伙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
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在我省所作的各种指示，正确地反映了我省当时农业生产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直到现在，少奇同志这些指示的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8年09月中旬，少奇同志再次来到河南，视察了我省郑州、开封两市的人民公社和一些工厂，和公社的社员及工厂的工人进行了亲切谈话，并且听取了省委、郑州市委、开封市委、开封地委、商丘地委和新乡七里营公社等负责同志的汇报。
当时，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劳动的劲头很大，少奇同志非常关心群众劳动和生活的情况，他亲自走到群众之中，了解群众衣食住行，征求群众意见。
他指示省委要抓技术革新和劳动管理。
他说，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的劳动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
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把这些事情做好，就能大进一步。
对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我们没有能够深刻领会。
1958年河南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省委在指导思想上滋长了骄傲情绪，脑子发热了，想过早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因此，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在省委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地区出现了“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了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也使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1958年11月和1959年02月，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了河南，先后在郑州举行了两次会议，批评了“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确定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长期不变，上述错误得到一定纠正。
可是，到1959年秋季又反起了“右倾机会主义”，使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现象又发展起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使人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困难。
在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03月中央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刘少奇同志于1960年04月及1961年05月又先后两次来到河南，对省委的同志耐心教育，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扭转局面，战胜暂时的困难。
刘少奇同志首先教育我们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要拿出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困难。
少奇同志说：
有困难的时候，要反映这些困难，这是反映实际情况，不是叫喊。
对困难估计得准确，恰如其分，当然最好，但比较难。
困难有十分，估计有十二分，也没有什么坏处，拿十二、三分的力量去克服，也有好处。
相反，有十分困难，只估计七、八分，就容易出问题，容易麻痹，放松警惕。
他还说，对革命者来说，困难估计多了，干劲应该是更大，不是被困难吓倒。
少奇同志对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急于过渡的思想和一平二调的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
少奇同志指出：
“发展社有经济有两种：
一种是平调，挖肉补疮；
一种是发展社有经济。
要研究怎样发展社有经济。”
“只有队有经济发展，社有经济才能发展。
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不行。”
“要提高干部的认识，不但要不断革命论，而且要懂得革命发展阶段论，不能跳越，要创造条件，一下子想跳越到社有经济，跳越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少奇同志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论述了“跳越”的危害。
他指出：
“生产和生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比例要搞清楚。
积累是不可不积累，但是越过可能，问题就来了，生产情绪也不高了，妨碍生产的发展。……越过可能，粮食发生问题，群众生活发生问题”。
“积累恰当才能保证群众的生产情绪。
积累要有个比例，钱、物资、劳动力、粮食、生产与基建这一套，都得有个比例。”
为了教育大家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坚决刹住“平调风”，真正作到取信于民，少奇同志说：
“几年来刮共产风，动摇了所有制，……首先是动摇了社员个人生活资料的所有制，自留地的所有制，也动摇了集体和国家的所有制。”
“所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动摇是不得了的。”
少奇同志的这些教导，对我们是极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也鼓舞了广大群众，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很快出现了一个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与困难作斗争的局面。
1962年我们战胜了严重的困难，逐渐恢复了元气，接着就又大踏步地前进了。
（三）
刘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广大青年的学习与就业问题。
他多次来河南，差不多每次都谈到教育，特别是1957年，在郑州和许昌，他亲自找教师和学生代表座谈，详细地向他们了解情况，反复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少奇同志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减少官僚主义，必须提高工人、农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必须普及教育。
要改造农村，改变农村面貌，需要有大量的有文化的农民。
在许昌和学生座谈时，少奇同志曾说：
“每乡都有几十个几百个高小、初中毕业生，又都是种地的劳动农民，那时政策就执行好了，农村就会变了样子，我们可以改造农村。”
他积极号召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当有文化的农民。
在河南他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并亲自向青年学生做工作。
少奇同志指出，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升不上高一级的学校，这是正常的现象。
从我国的情况看，普及中学教育还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
他要求升不上学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除了参加农业生产，当有文化的农民外，还要自觉地根据需要参加各行各业的劳动。
在与学生座谈时少奇同志恳切地说：
“将来不能升学的一年要比一年多，这是好现象。
所有的人都小学毕业那不好吗？
几十年以后还要普及初中、高中义务教育，将来所有的人都要进大学，这虽然是几百年以后的事，但一定能做到。
那时都大学毕业了，还要不要种地的？
要不要做饭的？
要不要理发的？
要不要做衣服的？
如要的话，谁去干？
势必大学毕业生去干。
现在有人认为中学毕业生去种地、去做饭，就是丢了人，倒了霉，没出息，不能这样讲。……这在观点上是错误的，这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劳动人民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
少奇同志还指出：
“这么多学生不能升学，干什么去？
明年是否还是这样？
明年是这样，后年还是这样，这样合乎情理，应该是这样。
有的人今年考不上，复习一年明年再考，这当然也可以，不过明年还是有这么多人不能升学，留下来干什么？
有人要求有个安排，安排做什么？
升学当然可以了，一部分人可以进工厂，但今年明年工厂增加的很少，只有农业方面才能安排很多。”
“就工业是就业，就农业也是就业。”
“所谓就业绝大多数还是就农业”。
少奇同志还指出，“青年回乡后，最好不当干部，连会计也不要当，做一个农民，老老实实下地生产，认真种上三年、五年地。
到那时候，所有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了，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的关系搞的好，群众就相信你，说你们是老实人，不占他们的便宜。”
“到选社长、选乡长、选代表时，就可能选上你们，那时你们是否可能当干部呢？
可能的”。
为了解决青年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少奇同志竭力提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主张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用两条腿走路办学校。
主张大力发展初级和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半工（农）半读的大学，建立半工（农）半读的教育体系。
少奇同志的这一系列论述和主张，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的正确阐述，是对广大青年的爱护与关怀。
文化大革命前的实践就证明，少奇同志的这些主张是解决广大青年学习和就业问题的正确途径。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
目的，丧心病狂地把少奇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正确主张，诬蔑为“下乡镀金论”、“读书做官论”、“资产阶级双轨制”等等，把这一些作为少奇同志搞“修正主义”的主要依据，肆意攻击，百般诬陷。
使我们的教育事业遭到了空前的灾难，使一代青年受到了极大的毒害，使我们为四化建设培养接班人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青年学习和就业的复杂问题，我们应该重新学习少奇同志的论述，继续提倡两条腿走路，继续有计划地发展半工（农）半读，继续用少奇同志的指示教育青年，鼓励广大青年和未能升上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根据国家的需要与可能，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四）
刘少奇同志一向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光辉著作，是对党员教育的重要教材。
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党胜利召开了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正当我们在思想和工作上组织新的转变的关键时刻，1957年02月下旬，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在讲话中指出：
“现在的情况是：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我们面前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1957年03月初，刘少奇同志来到河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光辉思想，具体地帮助我们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他指出：
“现在我们国内的矛盾，主要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资产阶级公私合营了，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我们人民内部有很多事情发生。
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新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当前，“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我们当前领导上的主要问题”。
当时新乡市委正在处理一个工厂工人的问题，他们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
少奇同志听到汇报后，帮助市委对问题的性质作了具体分析，向大家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指示市委立即纠正过来。
少奇同志说，对“人民内部问题就是要说清道理，不然就没有办法服人”。
少奇同志还教育我们，要发扬民主，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他说：
不能说上级一切都是对的，“下级不能讲上级的错误，明显的错误也不能讲，这是不行的，要讲真理，是讲真理还是讲上级？”
应该讲真理，以理服人。
刘少奇同志在党内斗争上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强调要实事求是，执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0年前后，我们在纠正“五风”错误时，对犯错误的干部一度出现了过多追究个人责任、打击面偏宽的左的倾向。
少奇同志发现后，严肃地指出“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
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并且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
对必须处理的人，“也不忙于处理，可等一个时期，在最后查明事实，反复考虑周到，再作处理，处分人数也不宜过多。”
他非常强调在运动中必须执行政策，严禁逼供信，他指出：
“在整风中必须再三重申不得使用肉刑，发生此种错误者，必须立即制止并予查处”。
还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搞乱了些”，批判错了和处理错了一批干部，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少奇同志的指示，使当时运动中的问题得以及时纠正，教育和挽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
少奇同志在解决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问题上，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
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给少奇同志强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等莫须有的罪名，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他们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刘少奇同志时刻关心人民群众，事事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
他总是教育我们遇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1958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工作中曾出现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针对这些问题，少奇同志向我们指出“关键是依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凡是经过群众路线，问题的处理就会比较适当”，“不走群众路线，工作是没有希望的”。
又说“群众路线不在人多少，而是真正是群众愿意干的，不是强迫命令大轰大？”，
“搞好群众路线，可以避免许多错误”。
他要求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
“我们是社会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是站在群众之中，平起平坐一样大。”
他指出：
“把自己看得比群众高一等，把群众看作归我管的，我的手下人，这是错误观点”，要防止“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少奇同志十分强调，一个共产党员要树立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57年02月28日少奇同志听取新乡地委汇报工厂职工的思想情况，当汇报到有人讽刺工作走在前面，享受走在后面的同志为傻子时，他十分赞赏地说：
“革命就是不怕吃亏的人干成的，就是‘傻子’干成功的。
好事抢着干，苦事大家不去，建设不能成功。
必须有一批不怕艰苦，不怕吃苦，不抢好事，争做苦事，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
“中国的建设者要有些准备，别人不去的地方，我去，这是一批先进的人。”
“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积极负责的人，人民对他才放心一些。
只干好差事，不干苦差事的人，党与人民是不能信任你的。
把好差事丢了，去做不好差事的人是光荣的，有出息的，可以信任的。”
“要向干部进行教育，还是要艰苦奋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要艰苦多少年，不能特殊”。
林彪、“四人帮”对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极力破坏，造成严重后果。
党的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个时候，重温少奇同志的教导，倍感亲切。
（原载05月05日《河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保证农村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巩固和健全
来安县逐级签订合同效果显著
据新华社合肥05月19日电安徽省来安县采取一级一级地签订合同的办法，来保证农村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巩固和健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来安县生产责任制建立以后，群众怕政策不兑现，干部说话不算数；
干部则怕群众瞒产私分不上交。
县委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用签订合同的办法来保证生产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来安县签订合同的方法是，由甲乙双方反复酝酿协商后共同议定，将粮、棉、油、猪、禽、蛋、收贷等项指标落实到组和人，收多少，卖多少，上交多少，留多少，分多少，吃多少都写在合同上，并讨论相应的规章制度。
通过两年的实践，来安县干部、群众尝到了合同制的甜头，他们认为实行合同制的好处有：
一、加强了计划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收支、分配计划的落实。
在一年开始时，发动群众讨论制订好合同，这就做到了指标早确定，生产早安排，措施早落实，大家就会积极地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计划而努力。
如全县六万亩棉花任务，年年空喊一亩不能少，过去年年只落实五万亩左右。
今年县委及时召开四级干部会，落实计划指标，制订奖惩办法，在会上县与区，区与社，社与大队一级一级地签订了合同，六万亩棉花面积超额完成了任务，播种质量也比往年好。
二、落实了党的分配政策，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由于实行了合同制，使各项生产、分配和上交的计划指标落到实处，干部、群众上下一本帐，做到了一年早知道，奋斗有目标。
三、尊重了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也有了主动权，能够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四、改善了经营管理。
五、加强了干部的责任心，改进了领导作风。

发挥本地优势实行联合经营
沧州地区调整社队企业提高竞争能力
据新华社石家庄05月18日电河北省沧州地区发挥本地优势，广开生产门路，发展社队企业。
在今年头三个多月中，全区社队企业生产总值达到一亿二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四。
沧州地区地处沿海，地多人少，自然资源丰富。
今年，各县利用盐碱荒地，合理布点，发展砖、瓦等建筑材料生产，并带动了社队运输业。
今年，各县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驰名中外的金丝小枣，是沧州地区的特产。
全区种植面积三十多万亩，年产原枣四千多万斤，过去都是卖原枣。
今年01月，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帮助金丝小枣集中产区献县高官公社建立了一座社队联营的枣品加工厂，三个多月，加工各种枣品四万六千多斤，增加收入二万三千多元。
各县还利用本地丰富的柳条、苇子、蒲子等资源，大力发展编织业，一年能增加一千多万元的产值。
沧州地区社队企业的新发展，是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出现的。
过去有些社队企业片面追求产值、利润，盲目发展机械加工工业，使当地丰富的资源没有很好利用。
去年，随着城市工业的调整，地区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帮助社队企业认真分析了当前经济调整的形势，认识到，只有立足于本地资源，广开生产门路，打自己的优势仗，才能提高社队企业的竞争能力。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机械加工、铸铁等行业实行合理的压缩，调整了生产方向。
到今年03月底不完全统计，全区有二千多个社队企业由生铁铸造等转向农副产品加工、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塑料制品等市场急需产品的生产，从而打开新的生产门路。

江西省临川县河埠公社兴办板鸭厂。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岑溪县奖励社员创造编织新产品
据新华社南宁电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采取奖励创新的办法，鼓励社员在编织竹、芒、草类手工制品时创造新产品，促进了全县出口产品生产。
到03月底止，这个县外贸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三点六倍。
近几年来，岑溪县积极发展编织品出口外销，已先后有三百多个品种远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进一步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从今年元月份起，这个县制订了“竹、芒、草类织品创新样品奖励办法”，这个办法公布后，全县有六百多人参加编织创新活动。
县外贸部门收到的创新样品已有一百五十二套（件），其中有八个新品种02月份在南宁市召开的出口展销会上成交。
三堡公社女青年钟秀坤创新的一种三头小圆箩，一次就成交两万套。

捕鼠“状元”
今年寒流过后，久藏在田野洞穴里的老鼠纷纷窜出来寻食。
广东四会县会城镇居民张九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儿子的帮助下，一天就捕获近百只老鼠，轰动了左邻右舍，人们一再夸他这个捕鼠“状元”。
张九这一手捕鼠技术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才得来的。
他开始捕鼠时，捕获率只有百分之十五。
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老鼠的特性和活动规律。
他用的捕鼠工具是竹弓，他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竹弓夹住老鼠时，倘若不能一下子把它置于死地，老鼠就会拚命地挣扎，发出尖声的哀鸣。
其余的老鼠就不敢轻易出动了。
张九对竹弓的结构进行多次的改革，提高灵敏度和击发力，只要老鼠一碰上竹弓，就夹住了鼠颈，来不及挣扎哀叫就断气了。
俗语说：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
张九根据季节、天气的变化，设弓伏击，捕获率很高。
可是，有时也发现老鼠分明经过竹弓的线路，却没有把它夹住。
张九又多次伏在鼠窝附近细心观察，发现是狡猾的老鼠要是洞外没有动静，就一跃而出，然后再行走。
这一跃，半斤以上的老鼠，往往可以跃出二尺远，张九掌握了老鼠的这个习性以后，就从老鼠的脚印和屎粒来分析，判断洞里老鼠的大小，然后按照不同的距离装弓置夹，果然，命中率显著提高了。
年已六旬的张九，患有轻度的半身不遂病症，右手臂不灵活，可是他坚持灭鼠除害，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现在，他已带了三十多个徒弟，并多次受到地、县有关部门的奖励。
新华社记者李沪
新华社通讯员江涛

新疆吉木萨尔县委采取避害趋利措施
帮助穷社队利用当地优势发展生产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5月20日电新华社记者柴怀吉报道：
中共新疆吉木萨尔县委因地制宜地帮助穷社穷队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自然优势发展生产，使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穷队改变了面貌，百分之四十九的穷队人均收入明显提高。
吉木萨尔县原有人均收入六十元以下的穷队七十二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过去上级虽然多次派人到这些生产队帮助工作，但收效不大。
去年县委对全县穷社穷队状况作了具体分析，看到穷队长期不能变富的原因虽然各异，但共同的一条是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单一经营状况比较突出。
只有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当调整农业内部关系，才能够充分发挥当地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促进穷队转化。
地处山区的泉子街公社，气候凉，土质贫瘠，过去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了适宜山区气候条件的经济作物，许多穷队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去年县委按照“适当集中”的方针，让这些地方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经济作物，突出地抓出口白皮蒜的生产。
全公社种蒜一千多亩，约占粮食面积的三十分之一。
去年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获得丰收，一千多亩蒜的收入达七十二万多元，相当于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山区经济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全公社十五个穷队中的九个改变了面貌，许多穷队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到一倍以上。
吉木萨尔县委在帮助穷队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时，针对不同自然条件采取避害趋利措施。

潜力在哪里？
方放
报载山东某地农村社、队实行责任制以后，妇女下地不带针线活了。
这条不惹人注意的新闻，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河南一位县委书记谈农村生产的情景。
他说，农村有不少社员干活，实际一天不过五、六小时：
早晨出工是你等我，我等你，太阳老高还下不了地；
到地里干一个多钟头，就该“歇歇”了。
地头一坐，女的纳鞋底，男的抽旱烟，你看我，我看你，一歇就不下一小时，再干一会就收工吃中饭了。
社员们说是“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
不少地方，十几年来，几乎年年月月如此。
这位书记对当时农村“大呼隆”和“磨洋工”的描述，不少同志可能都熟悉，不过各地“磨”的程度不同而已。
当时人们只能私下悄悄议论：
几亿农民“磨洋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可有的同志却说，别看农民“磨洋工”，总还在生产吧！
有些工厂已经不冒烟了。
当时不少人忧心如焚，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情况大变了！
妇女们不再纳鞋底，不过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小小侧面。
亿万农民不再磨洋工而积极劳动，这可是件大事。
想想看，亿万双原来在地里纳鞋底的手，呆在地头拿着旱烟袋的手，都积极起来劳动，该创造出多少财富，该是多么大的潜力？
潜力，就字面上讲，就是潜在的力量。
既是潜在的，就不是一下就能看清楚的。
打砸抢，把生产破坏了，这个创伤容易看得清；
干活磨洋工，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出工不出力，锄地划个皮，这个无形的创伤，有些人却看不大清楚，因为看去农民还都在劳动。
过去有个说法，叫“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意思是不好好干就叫你饿肚皮。
前些年农业生产的破坏，正是严峻的惩罚。
想想看，几亿农民天天“磨洋工”，这是多么可怕呵！
现在，我们庆幸，这个可怕的时代总算过去了！
党的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政策，砍断了捆绑人的精神绳索，春风吹来，大地解冻。
一年多来，各地社、队一年翻身、由穷变富的动人事例，犹如雨后春笋，祖国大地到处生机蓬勃，那些愁眉不展的农民，如今眉开眼笑了！
潜力在哪里？
潜力在自然界，但首先是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和手中。
人民若不起来开发和运用，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只能长期沉睡着。
人的潜力和资源的潜力结合起来，财富就会源源地创造出来。
现在，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党的政策的鼓舞下，正在喷发而出，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创造力！
有些同志至今对这个潜力还看不清，摸不透，想的窄，限的死。
有些地方明明有大片荒山，宁肯让它荒着，也不肯松动一些，让集体或社员去种树。
不久前，一位外国朋友谈访华观感时说，中国“人力充足”，“潜力是惊人的”。
难道我们自己还看不清楚么？

社队联办企业办法好
怎样使社队企业更好地发展？
四川省广汉县把公社企业改为由生产队集股投资的社队联办企业，效果比较显著。
广汉县兴办社队企业以来，产值、利润都连年上升，对促进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起了不小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生产队和社员受益极少，对发展社办企业积极性不高；
公社对社办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本身缺少自主权；
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和管理干部、务工社员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
广汉县委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改革企业体制入手。
他们从去年09月起，对全县社队企业现行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一、把公社企业改为由生产队集股投资的社队联办企业。
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本着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向联办企业投资入股，年终按股分红。
二、民主选举联办企业的管理机构，择优聘请企业的工作人员。
联办企业由股东代表大会民主选举联办企业管理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审议和批准企业的发展规划、分配原则等，同时聘请联办企业经理。
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有权罢免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经营好坏，管理人员有直接的经济责任。
三、按照经济规律搞好企业管理。
在计划管理上，公社向企业下达年度生产指标。
联办企业和生产单位在保证完成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生产计划，实行超计划利润分成，公社不能干预。
企业的供销经理部可以经销自己生产的农工副业产品，代购农工副业生产所需的部分生产资料，从事一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向农工商一体化发展。
联办企业在管理上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四、联办企业由过去的工分制改为工资制，生产人员实行个人计件和集体计件。
管理干部实行基本工资加超利润奖励。
广汉县社队企业的这项改革曾先在向阳公社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
向阳公社各生产队向联办企业投资入股十二万多元，平均每个生产队投资二千多元，有的队投资六千多元。
全公社社队企业自改革以来，每月盈利大幅度增加，去年盈利三十八万多元，比1978年增长一倍多。
经过改革，其他公社企业也面貌一新。
本报记者 曹光晖
农村人民公社要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给多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就得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
怎样使社队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各地正在摸索和总结经验。
广汉县对公社企业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由生产队集股投资、社队联办，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
这是个新的试验，可供各地参考。
编者

精打细算由穷变富
常言说：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步步穷。
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要由穷变富，也得有发展生产的精打细算。
河南省新安县东窑大队的干部动脑筋，想办法，从获得经济实效出发安排各项生产，农副业增产增收。
去年全队粮食作物亩产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六斤，达到一千一百二十斤，总产增加二十万斤，一年给国家提供了五十万斤商品粮，集体还储备了近十万斤。
农副业收入每人平均一百七十六元，每人平均分配现金九十六元。
这个大队原来是个富队，后来被极左路线折腾穷了。
怎样在一年中把经济搞活的呢？
他们根据本大队的现状，狠抓了“三改”：
第1，改轻“钱”为重“钱”，打开各种生产门路。
大队副业队原来只有八十人，去年扩大到一百五十人，一百七十亩经济作物地，过去只种萝卜白菜，现在种了四十亩大葱大蒜、四十亩辣子，适应城乡市场需要，收入倍增。
第2，改晚种为早种。
收麦前在麦田里抢种玉米，比往年提前二十多天播种，收麦后又突出查苗补缺，单此一项增产十几万斤。
第3，改单作为套作。
过去是收了秋种小麦，收了小麦再种秋。
去年他们在五十亩小麦地里套种玉米，玉米地里套种白菜，白菜地里套种小麦，加水加肥，每亩地一年收小麦八百斤、玉米七百斤、白菜一万二千斤，增收五百元现金。
他们还在棉花地里套种大葱、大蒜，每亩经济收入都有四百多元。
孟庆德戴松成编后
农村社队富裕的标准是什么？
不是通常所说的经济上自给自足，而是要有较高的购买力。
一是公共积累多，能够购买不断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二是社员分配所得多，能够购买提高生活水平的日用消费品。
因此，社队要富裕起来，就要发展商品生产，拿出更多的农副产品到市场上去交换，这是一条根本的途径。
多年来，一套“左”的思想和“左”的政策为害很大，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来堵，造成单一经营粮食、不敢发展多种经营的被动局面。
现在，要把农村商品经济搞活，就得批极左，肃余毒，既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又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掌握经济规律。
营口和新安的事例，有参考意义。

要快富就得发展商品生产
辽宁省营口县农业办公室毛秉生
社队要尽快地富裕起来，就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农业商品率。
出售的农副产品越多，收入就越多，富得就越快。
如果商品率很低，或者生产的东西还不够自己吃的，就谈不上尽快富裕起来。
商品率是同公共积累和人均收入成正比例的。
我们县有个高坎公社，去年主要农产品商品率为百分之五十六点二，人均收入二百五十七元；
公共积累率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人均积累一百三十七元。
另有一个周家公社，去年主要农产品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人均收入九十六元；
公共积累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三，人均积累二十三元。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提高农业商品率对于快富起着决定作用。
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呢？
必须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社队自有的人力、物力的潜力，增产更多的农副产品。
立足于本地资源，就地取材，可以不用花费大量资金到外地去购买原料、材料，劳动力也可以就地安排，省钱、省人、省事，费用低，收益大。
这样发展商品生产，社社队队都能办到，而且能够保证商品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由于资源缺乏而停产。
挖掘现有生产潜力，努力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单位产量），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最现实可靠的办法。
如高坎公社是个水稻产区，在提高水田单产上下功夫，从1976年的五百多斤，提高到去年的千斤以上，水稻商品量增长百分之九十多，总收入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元，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三百元。
相反，有的社队不注重挖掘现有生产潜力，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甚至不惜工本到处购买原料和设备。
结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生财之道”变成“赔钱买卖”，得不偿失。
广开生产门路，大搞多种经营，把本地的各种资源，包括尚未开发的资源，广泛利用起来，这在人多地少的社队，特别是山区社队，尤有必要。
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科学化和专业化，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快商品生产的发展。
营口县粮食单产有两次大的突破（一次过“长江”，一次超千斤），粮食商品量有两次大的增长（一次达到二亿斤，一次达到二亿四千万斤），就是靠推广优良品种、增施化肥和机械排灌的作用。
同时，要按照本社本队的自然资源情况，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实行专业化生产，建设某种商品生产基地，并向农工商一体化方向发展。
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本社本队的生产优势，发展商品生产。

青海省畜牧厅大力精简会议
青海省畜牧厅精简会议，紧缩开支，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尽可能地到基层去解决具体问题，这种做法很好。
编者
据新华社西宁05月19日电青海省畜牧厅在安排今年全年工作时，计划召开各种会议三十次。
后来，畜牧厅根据中央关于严格节约非生产性开支的通知精神，对原计划召开的会议逐一审核，决定采取几条措施，压缩会议。
（一）合并，几个会议一起举行；
（二）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需要传达的精神，通过发文件或厅领导成员下去当面交待；
（三）解决工作中某些具体问题的会议，由畜牧厅干部深入基层解决。
这样，原计划召开的三十个专业会议压缩为五个（包括两个现场会），预计可节约开支十五万多元，并为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创造了条件。

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相声
相声创作座谈会强调发挥相声艺术特长提高相声艺术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9日电05月05日至18日，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相声创作座谈会，深入讨论了如何发挥相声艺术的特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
北京、天津、沈阳等地著名相声作者、演员，相声理论研究者，部分曲艺刊物编辑，共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中，大家强调相声作者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更多的好作品。
要充分发挥相声艺术长于讽刺的特点，同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东西进行斗争。
他们指出，在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讽刺时，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掌握好分寸，注意它的社会效果。
同时，对于相声如何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要进行认真的探索。
要努力扩大相声创作的题材。
要百花齐放，力求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
到会同志还认为，相声创作的质量急需提高。
他们指出，有的作品格调不高，甚至有某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应当引起注意。
他们说，相声是语言艺术，但对于观众为什么发笑，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必须严肃考虑。
座谈会还强调了加强相声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创作评论的问题。

促进文字改革 实现文字标准化
增补了新委员的文改会举行第1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1977年12月公布的《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初步试行后，证明是不够妥善的，因此，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重新予以修订，再报国务院审批。
这是增补了新委员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致意见。
为了加强文字改革的研究和审议工作，国务院决定增补马大猷、王竹溪、朱德熙、陈翰伯、张友渔、张志公、周有光、钱伟长、倪海曙、曾世英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董纯才任主任委员，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叶籁士为副主任委员，倪海曙为秘书长。
增补后的第1次全体委员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
委员们是在回顾和讨论文字改革工作时，对《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提出意见的。
现代化要求文字的标准化，不仅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在其信息处理中迫切要求汉字的标准化，而且人们在社会的交往中，也要求有稳定的标准化的汉字。
在这次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全委会上，王力、叶籁士、周有光、倪海曙四位委员提出了《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的建议》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科研计划（草案）》，委员们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个建议，希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尽快制订出《标准现代汉字表》。
出席这次全委会的，还有胡乔木、叶圣陶、朱学范、季羡林、赵平生、傅懋勣等共二十名委员。

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提出
让诗歌鼓舞人们创造幸福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南宁05月20日电诗歌为什么没有象小说、戏剧那样出现那么多引起广大群众强烈共鸣的优秀作品？
一些诗集、诗歌刊物的销行量为什么趋于缩减？
诗歌是不是真象有人说的那样出现了“危机”？……面对这些疑问，全国各地一百多名诗人、评论家、研究工作者最近聚集广西，举行了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
就新诗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举行这样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据与会的诗歌行家们说，还是三十年来的第1次。
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气氛热烈。
会议在肯定三年来诗歌成就的同时，也探讨了新诗道路上的问题。
大家感到，优秀的诗作还不够多，在对现实的反映方面，有些作品存在着不够深刻、准确的缺陷，极少数作品还出现了思想晦涩、情调不够健康的现象。
与会代表认为，诗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为履行文艺崇高的社会职责，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
要在帮助人们认识复杂的社会生活，鼓舞人们创造美好的未来方面，发挥诗歌的作用，让更多的充满时代精神的歌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旋律。
会议讨论了新诗形式的发展道路。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强调百花齐放，鼓励诗人们大胆创造。
在互相竞赛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各国驻华使节和夫人到安徽省旅行
新华社北京05月19日电我外交部在05月03日至19日分两批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和夫人前往安徽省旅行。
旅行的外交官和夫人由外交部负责人陪同，在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参观了工厂、公社和大学，在黄山游览了风景区，受到了当地省、市负责人和人民群众的友好接待。

喀麦隆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喀麦隆驻中国大使基索布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国庆。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交通部部长曾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以及政府其他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对外友协的负责人。
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姬鹏飞会见瑞典克里斯蒂娜公主一行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瑞典克里斯蒂娜公主、马格纳松夫人和由她率领的瑞典舞蹈博物馆代表团。
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文化交流进行了友好交谈。
文化部长黄镇、副部长周而复，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塔姆等参加了会见。

广州—洛杉矶将结为友好城市
据新华社广州05月16日电由美国洛杉矶市议会议长约翰·费拉罗和洛杉矶地区商会会长乔治·穆迪率领的代表团与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欧初最近在广州商定：
广州—洛杉矶将结为友好城市。
双方还初步商定：
1981年初，广州市代表团访问洛杉矶时，双方将正式缔结广州—洛杉矶结为友好城市的协议。

广州设计院总设计师佘畯南、副总设计师莫伯志等发挥才智
白天鹅饭店设计新颖博得中外赞誉
本报讯据《中国青年报》05月08日报道：
广州设计院总设计师佘畯南、副总设计师莫伯志等同志设计的白天鹅饭店的设计方案，以它独特的构思，新颖的设计，博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誉。
世界当代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中国血统的美籍人贝律铭说：
“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旅馆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中国有许多天才的设计人才。”
1978年，我国与香港外商通过洽谈，决定在白鹅潭建造这座大型饭店，它是我国利用外资建设的几个旅游饭店之一。
对我国设计现代化旅馆的能力，有些友好的港商表示怀疑，经过磋商，于1979年01月，决定港商和我方各设计一个方案，择优选用。
这个重大的设计任务交到了广州设计院和有关设计人员组成的广州设计组。
总设计师佘畯南认真查看、研究他收集国外的一百多公斤设计资料、四百多张幻灯片和他记下的三四万字笔记，确定了基本设计思想：
借鉴外国设计，充分利用白鹅潭的优美的风景，填江取地，突出江南水乡的“水”字。
设计人员集思广益，召开各种会议探讨方案，最后决定采用腰鼓形平面。
这一设计，使港商大为震惊，香港的那个设计小组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为了这个突破，五十七个设计人员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一个夜晚，副总设计师莫伯志在思考中厅庭园结构，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快到凌晨三点了，好不容易才合上眼。
忽然他惊醒了，原来他在梦中仿佛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古典庭园，但这个似曾相识的庭园在哪里？
它又是如何布局的？
他正想弄清楚，却惊醒了。
他再也睡不着了，亮着台灯，对着设计图苦苦思索起来。
那不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吗？
清晖园是绕塘建筑，有榭、斋、弯、航……疏密犬错，虚实交织。
白天鹅的中厅不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吗？
他把广东四大名园以及全国著名的园林建筑如过电影般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他以最快的速度勾出了草图。
这座饭店的设计，成功地把民族风格与现代化协调起来。
它融合了建筑、造型、布景、园林、花木等各种艺术构思，使整个建筑成为一座完美统一的艺术珍品。
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了对比、衬托、尺度、远景、借景等手法，使整个现代化建筑兼有雄奇、峭拔、幽美、平远的意境。
饭店还有许多独特之处。
主楼人流集中的餐厅、休息厅、会议厅安排在临江一带，便于旅客浏览江面，其余的服务设施集中在地下或西北角。
这种服务路线与旅客路线的分流设计，有利于有条不紊的秩序和提高服务质量。
这次设计的成功，轰动了国内外建筑界。
欧美许多国家的设计人员纷纷前来参观，他们十分感兴趣，并在如何适应欧美旅客特点方面出点子，想办法，帮助修改设计方案。
港商对设计十分满意，主动请广州设计师再承担另外几个旅馆的设计任务，并为他们在香港设计医院。
广州设计师的建筑设计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了！

徐向前会见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国防部举行宴会欢迎朝鲜同志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会见时在座的有：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
代表团是今天上午乘飞机抵达北京的。
杨勇、华楠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 国防部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主持宴会，并在宴会上祝酒。
他赞扬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几十年来为祖国和人民，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重申，中国人民和军队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
他说，美国必须从南朝鲜撤出它的军队和一切武器装备，任何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相信，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白鹤林在祝酒时说，朝鲜人民的最大宿愿是实现被外来势力分裂的祖国的统一。
他说，针对美帝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越来越露骨的新战争挑衅活动，朝鲜人民军官兵要随时提高警惕，进一步加强战斗力和战备工作。
他最后说，在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朝鲜人民和军队一定能粉碎敌人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实现祖国的统一。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炳浩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军事学院副院长阳震、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康林等。

王锡珍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05月19日电中共中央统战部原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王锡珍同志的追悼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王锡珍同志因病于1968年01月0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乌兰夫、彭冲、廖承志、刘澜涛、杨静仁、李维汉等同志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台盟等单位送了花圈。
乌兰夫、彭冲、刘澜涛等同志以及王锡珍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主持追悼会，副部长张执一致悼词。
悼词说，王锡珍同志是湖北均县人，1936年0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训练股长，中共湖北省委武昌区委工人运动部书记，中共鄂西特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干部队副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副处长、文化处处长等职。
王锡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解放前，他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工作时，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解放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重病卧床，仍然坚持原则、不畏高压、实事求是，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煽动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贡捷中将访问解放军某师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比利时军队总参谋长维利·贡捷中将和他的随行人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陪同，今天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
比利时客人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陈毅市长》在沪公演
新华社上海05月18日电首次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在上海工作的大型话剧《陈毅市长》最近在这里公开演出。
这出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十场话剧，真实地再现了陈毅在上海解放后带领上海人民改造“冒险家的乐园”——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感人事迹。
话剧《陈毅市长》由沙叶新编剧、胡思庆任导演，魏启明扮演陈毅。

青年技术员为祖国争光
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助理技术员赵乐，成功地发现和处理了引进的先进通讯设备中的某些缺陷和技术问题
1979年12月的一天，上海某大楼一个机房的听筒里，传来日本某地机房一个熟悉的声音：
“‘Z·L’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与业务无关的问题，你能把年龄告诉我吗？”
“请你猜猜吧！”
“大概四十岁左右吧。”
“不，我今年二十三岁。”
“啊！
真没想到！”
话筒里传来一片赞语声。
这位“Z·L”先生，就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助理技术员赵乐。
他成功地发现和处理了引进的先进通讯设备中的某些缺陷和技术问题，为祖国争光，为发展电信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3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
那时，赵乐在邮电技校学习。
中日海底电缆建设工程开始了，赵乐正式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工作。
他在技校学的是无线电短波通信，现在接触的却是载波通信技术。
为了掌握新技术，赵乐白天在野外作业，累得浑身骨架都要散了，但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工地附近的图书馆去自学。
通信机组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
仅载波技术的说明，就有厚厚的四大本。
当时，小赵只识得几个英文单词。
他把零星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学习外语单词，寻找有关资料，通晓了四本说明书，基本上掌握了载波技术。
1976年春季，机架安装完毕了。
不久，日本一位电信专家同中方代表一起开始了测试工作。
开头几天，一切都很正常。
但当测试到一个设备时，小赵发现仪表上的读数超出了正常值范围，而那位专家似乎没发现什么异常。
“请注意，测试值超过参数。”
小赵通过翻译指出。
但专家毫无反应。
小赵请翻译再重复一遍。
这时，专家转过身来望了小赵一眼。
“请你说明道理。”
小赵熟练地翻开说明书，指着一行参数。
专家神情严肃地说：
“可能说明书印错了。”
小赵又拿起另一本说明书，平静而又礼貌地说：
“这里也是规定值。
而且，根据这个电路的原理……”小赵迅速地说着。
当这位专家听到一连串专业词汇、一大套技术理论从一个中国青年口中飞出来时，他惊讶了。
“有道理。
我寄回国去调换。”
“谢谢您。”
小赵友好地说。
有一次，对方一个局向上海打来电报说，他们收上海的一个信号不稳定，提请赵乐注意。
小赵对这个信号监视了整整一夜，设备并无故障，但异常现象依然存在。
下班了，小赵还在思索：
“会不会是两个正常信号互相干扰呢？”
他进行了试验，找到了症结。
于是，他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方接到电报后，立即表示同意这个分析，并进行了计算。
半小时后，对方来电。
但小赵一看，对方计算中有差错。
小赵镇定地操起电键：
请注意公式的合理化。
允许我向你提供一项计算方式……
对方按赵乐的计算方式进行检查，问题全解决了。
“‘Z·L’先生，谢谢你的帮助。”
对方回电。
从此，“Z·L”先生的名字在日方工作人员中传开了。
同志们称赞小赵，小赵摆了摆手说：
“谁认得我是啥模样？
他们称赞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们祖国。
至于我，我是祖国的儿子，我和祖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原载05月02日上海《文汇报》，本报有删节）

香港奥委会作出决定
不派队参加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新华社香港05月20日电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宣布：
原计划派队参加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击剑、射击和柔道四个单项体育组织，经慎重考虑，决定撤销派队计划。
自行车、田径、划艇和射箭四个单项体育组织早已宣布撤销派队计划。
这样，香港将不再有体育队去莫斯科参加今年的夏季奥运会。

写人·写神·写英雄
纪怀民
有的同志说，在文艺创作中，林彪、“四人帮”要把人写成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人写成人。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恰切。
在塑造人物问题上，林彪、“四人帮”鼓吹造神论，提倡写“高、大、全”式的人物，是形而上学的。
但如果从“造神论”发展到“摄像论”，忽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也同样是形而上学的。
文学创作中的“摄像化”，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模拟，不可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个性刻画再现生活的真理。
我们反对对英雄人物的神化，但决不能说一写英雄人物就是神化。
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十九世纪下半期在西欧流行的一些文学流派，脱离具体现实，专事杜撰一些离奇、怪诞可笑的人物，斥责它们是“恶劣的个性化”和“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
由此可见，我们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切不可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
在人物塑造问题上，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三突出”、“三陪衬”的三字经，规定作品只能写英雄人物，并把英雄人物神化，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不再需要着力于塑造代表人民利益的英雄人物或理想人物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是一贯重视塑造和描写本阶级的英雄人物和理想人物的。
列宁曾经给予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以极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母亲》之所以获得列宁的赞许，是由于高尔基成功地塑造了巴威尔和他的母亲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的英雄形象。
巴威尔母子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革命道路，为俄国工人的两代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艺作品描写和歌颂英雄人物及其业绩，必然会给人民树立学习的榜样。
虽然反面、落后的人物形象也可以给人以警觉；
但是英雄、先进人物形象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人物形象所代替不了的。
从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正面教育的作用有时会比反面教育的作用更收效。
对年青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如此。
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青年一代起过多么巨大的教育作用！
我们通过许多英雄人物成长中受到文学影响的感人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称赞文学的教育作用时，说它比哲学更有说服力，它是一种更生动的制胜手段。
恩格斯对如何正确地塑造英雄人物，有深刻的理论，还有亲身的创作实践经验。
1974年03月，法国巴门市的恩格斯纪念馆馆长米歇·格弦里木在德国诗人阿道夫·舒尔兹的遗稿里，无意中发现了恩格斯的文学剧本《科拉·迪·利恩齐》。
恩格斯以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了一部文学作品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尤其是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
当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纷纷涌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当表现他们的理想，塑造新的丰富多采的英雄形象，用以培养一代新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战士爱唱什么歌
石祥
战士爱唱什么歌？
我在下连教歌中作了一些调查，发现：
战士爱唱革命的歌！
战士爱唱前进的歌！
战士爱唱健康的歌！
革命的歌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这样。
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英雄郭恩志所在连队，弹尽粮绝，人员所剩无几，而敌人又重重包围过来，这时他们在炮火硝烟中高唱起《我是人民的好战士》，与敌人战斗。
在这次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在前线又亲身感受到革命歌声的威力。
在莽莽的十万大山，巍巍的友谊关头，战士们高唱着《我的祖国》、《杀敌立功歌》等歌曲，踏破红河激浪，冲过密密丛林，战歌伴着战士冲锋陷阵，那时我真正感到：
歌声也是枪啊！
歌声也是炮啊！
在战争年代，革命歌曲能鼓舞斗志，是克敌制胜的一种武器。
在和平时期，歌曲的题材和形式应该百花齐放。
革命的歌曲，特别是部队急需的进行曲式的队列歌曲，也应该得到发展和提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总政文化部最近向全军推荐的革命歌曲，题材相当广泛，和部队当前的战斗任务紧密配合：
有反映部队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有抒发军民鱼水之情的，有描写训练生活、开展杀敌竞赛的，以及体现战友亲密团结等方面的歌曲。
它们大都取材于部队的现实生活，具有部队特有的气质和风格。
当然，这些歌曲还有不足，还远远满足不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需要。
如有的歌词内容不深刻，有的词句也较陈旧，有的曲调不太新颖，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唱革命歌，鼓长征志。
我们希望歌曲创作者，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欢迎广大诗人、作曲家为部队创作优秀歌曲，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谱写壮丽的凯歌吧！

振奋革命精神，办好文艺期刊
本报评论员
由中国作家协会召集的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最近已在北京圆满结束。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进一步提高文艺期刊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致的《祝辞》中指出：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
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和文艺期刊所作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文艺期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培养人材等方面，都发挥了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又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积极作用。
仅就繁荣创作这一点来说，三年多来，各种期刊发表了大量题材新颖、风格多样的作品，短篇小说令人瞩目，中篇小说异军突起，剧本创作骁勇矫健，诗歌散文丰富多采……，各种形式的创作这样活跃，作品在群众中受到那样欢迎，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文艺工作，包括文艺期刊所取得的成绩是客观存在，谁也否定不了的。
文艺期刊是党的报刊的一部分，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革命报刊在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发挥过特殊重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革命报刊、包括文艺期刊的特殊的战斗作用。
我们要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振奋革命精神，满怀信心地把我们的文艺期刊办得更丰富多采，更有生气。
办好文艺期刊，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年来，如果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大胆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文艺创作中，能出现那么多有血有肉、充满生气、动人心弦的优秀作品吗？
我们一定要充分估价文艺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懂得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念，继续沿着党所制定的路线前进。
党中央负责同志一再重申：
党中央的路线是坚定不移的，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也是决不动摇的。
我们做文艺工作，包括编文艺期刊的同志，一定要相信党的路线和中央的决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中央的正式文件、正式决议，确定我们的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安排，绝对不要凭道听途说，或听到个别同志发表的个人意见，就左右顾盼或手足无措。
办好文艺期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地估价文艺战线的形势，对出现的问题加强积极的引导。
文艺战线，包括文艺期刊成绩是很大的，总的倾向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
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
例如，少数刊物上的个别作品，有的比较平庸，艺术上很粗糙；
有的格调不高，迎合了某种低级庸俗的趣味；
有的反映的问题虽很尖锐，却不那么准确；
也有的调子低沉，流露了阴暗、伤感的情绪……。
对于刊物上出现的这些缺点和问题，不能夸大，把支流说成主流，从而动摇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信心；
但是，也不能忽视，掉以轻心。
不然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文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
我们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不要“一刀切”，不要大轰大嗡，更不要刮台风。
当然，要解决问题也不能没有一点风，要和风，有时还要一点雨，要细雨。
我们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加强政治责任感，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方式，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的方式，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文艺期刊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
办好文艺期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要关心我们的编辑队伍，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
编辑是“无名英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为繁荣创作、培养人材辛勤工作，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理应受到尊重。
我们的各级领导都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支持他们；
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适当改善他们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
我们相信，有党的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编辑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一定能把我们的文艺期刊办得更加丰富多采，更加有声有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战线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1979年文艺一瞥
陈荒煤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贯彻、思想解放继续深入的一年。
由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文艺工作面临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也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9年02月，《文艺报》、《电影艺术》第1次发表了周恩来同志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受到全国文艺界热烈的欢迎。
讲话的发表不仅为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而且也为清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文艺报》02月间举行的文艺理论座谈会，就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历次文艺运动中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着重研究了怎样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思想僵化的问题。
这一年，文艺界还开展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关系问题的讨论；
关于“向前看、向后看”的文学的争论；
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
文艺是否要反映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
特别是在第4次全国文代会以前，《文艺报》与《文学评论》又召开了批判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的座谈会，继续深入批判极左思潮。
这些讨论和批判，对于澄清文艺战线上历次思想斗争中反复受到的“左”的干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是非常需要的。
例如，对林彪、“四人帮”批判的所谓“黑八论”，特别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的重新讨论；
对1957年发表的王蒙、刘宾雁等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这一类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的重新评价；
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同志的批判的平反；
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以及赵树理、老舍等同志一系列作品的再评价，都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活跃思想，总结经验方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大促进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文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艺创作的繁荣；
这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又促进了思想解放的深入。
这一年，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包括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个新时期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文艺创作的繁荣，首先取决于题材是否多样化，是否冲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各种禁区，是否冲破过去理论上的片面性所形成的人为的限制。
事实证明，只有题材多样化，文艺创作才能广泛、真实、深入地反映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开掘出许多应该表现的深刻的主题，才能调动广大作家的积极性，才会有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和典型的多样化，才会有真正的百花齐放。
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评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优秀影片和青年优秀创作奖，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奖，摄影作品评奖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短篇小说为例——因为它在文艺创作中是一支轻骑兵，它短小精悍，勇敢地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前沿阵地上，不断进行探索、侦察和狙击。
这里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是许多作品已经表现了普通的人物，尽管他们身上还多少带着伤痕的烙印，可是，他们终于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投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斗争洪流中站了起来，重新焕发了青春。
如《谁生活得更美好》、《我们家的炊事员》、《我爱每一片绿叶》、《空谷兰》等一类题材。
引起广大读者注意和欢迎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船长》，触动了当前社会上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
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带头人和实干家！
不少群众就是这样呼吁：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厂长和实干家，即使这些英雄还有缺点，也不愿看到高踞于领导岗位上那种力求稳妥、缺乏专业知识又无所作为的领导人。
话剧《报春花》中塑造了一个重新返回领导岗位的李键，也受到群众的热爱。
还值得高兴的是，不少作家怀着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心情，更进一步探索一些历史悲剧的根源，发人深省，开拓了更为广泛的题材。
例如中篇和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啊！
》、《剪辑错了的故事》、《内奸》、《李顺大造屋》、《黑旗》等。
由于广大群众急切期望早日迈开步伐向四化进军，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对特权思想、官僚主义、青少年犯罪等等形成的阻力，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感、愤慨和忧虑。
于是象话剧《报春花》、《权与法》、《未来在召唤》、《救救她》，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
十年浩劫遗留下的“伤痕”，不可能一旦消逝，文艺创作既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终究还要反映出这一方面的某些烙印来。
可是，看得出来，许多作者都企图透过悲剧性的题材，挖掘出更值得思索的问题，使得主题提炼得更深刻，回答一些原来象迷雾一般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谜。
于是，象短篇小说《重逢》、《记忆》，歌剧《星光啊，星光》这一类作品，就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当时严酷的现实。
我们伟大的人民，事实上已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医治创伤，振奋精神，团结起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历史必然要向前发展，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却不是能够忘却的。
正如《记忆》中最后所说的：
“共产党人……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损失，牢牢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为什么悼念与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报告文学、诗歌、绘画那么风行一时？
那就是人民既要歌颂这位烈士敢于和林彪、“四人帮”进行大无畏的斗争的崇高品质，又不能不满怀义愤难以忘却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有些热情、真挚、悲痛的诗歌令人难忘，如《小草在歌唱》、《题在花圈上的诗》等。
为什么在文艺创作中，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绘老红军、老干部、老科学家崇高品质和光辉形象的作品不断涌现？
这也是在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又不能忘却他们竟然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严重教训，表达了人民异常悲愤的怀念和崇敬的心情。
话剧《陈毅出山》、《神州风雷》，电影《曙光》、《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国画《人民和总理》，组诗《献给一个生者和两个牺牲者的歌》、《白花与红花》、《对一座大山的询问》、《高山之歌》，短篇小说《虎将行》、《小镇上的将军》，就是这一类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特别是报告文学《命运》，比较集中地报道了从周总理病重到逝世以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而报告文学《大雁情》、《她有多少孩子》，话剧《沉浮》，电影《苦难的心》，则热情表现了老科学家的新生和他们的命运。
题材的多样化，还给文学艺术带来一些罕见的奇花异草，使得文艺园地更加瑰丽多彩。
历史剧《王昭君》和《大风歌》，舞剧《丝路花雨》、《召树屯和楠木诺娜》，电影《傲蕾·一兰》，动画片《哪咤闹海》以及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幅壁画，无论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艺术形式上都在进行大胆的探索，富有民族特色，取得了可喜的新的成就。
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中篇小说实际也是一个丰收年。
它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主题、新颖的题材，深刻地描绘了一些时代的悲剧。
作者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观察力，面向生活，真实地描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风云变幻的激动人心的各种斗争，深刻地通过各种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的风暴，从党和国家的命运，从人民和忠实于人民的干部的命运中，探索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教训，接触到我们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普遍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
诸如《第10个弹孔》、《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永远是春天》、《春寒》、《布礼》等等，无论是在取材、主题、结构、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各有其特色。
《第10个弹孔》的作者笔锋锐利，敢于短兵相接，能够挖到那些打不倒的人物灵魂的深处，把他笔下的鲁泓这个人物暗喻为超过百龄的老树，今后“步履迈得更加坚定有力”了。
作者对这样的人物给予热情的赞扬，正如作者在篇头一开始就问道：
“我们应该唱的，难道仅仅是伤痕的悲歌？……”表达了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思考而实际又以自己创作实践回答了的问题。
《永远是春天》的作者以一种女性特有的缠绕人们心灵的柔情，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完韩腊梅的故事后，向我们叹息地宣告：
“在这洁白的世界里，一株鲜艳的腊梅正在雪中盛开”。
其实，何止是一株！
今年春天，她不是在《人到中年》中又给我们捧出一株“傲雪的寒梅”么？
中篇小说的丰产，是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文学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之路呢？
短篇小说虽然有其轻骑兵狙击手的作用，然而，要打开深邃广阔的时代的大门，要向历史的纵深发展，就不免显得力量不足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逝去的历史上的某些问题逐渐澄清，作家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入，他们的艺术技巧能力也不断提高，这就促进了中篇小说的发展。
这也说明在不久的将来，概括历史全貌，反映时代特点，有更高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必将接踵而来！
例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2次握手》、《生活的路》、《黄河东流去》、《将军吟》、《破壁记》等等，就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在这篇短短几千字的文章中，要概括1979年文艺创作繁荣、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活跃的面貌，实在是极困难的。
尤其是对优秀的作品的提名，难免挂一漏万！
就以诗人为例，艾青、贺敬之、严辰、白桦、公刘、柯岩、李瑛、叶文福等同志，都发表了不少新作，其中有的诗人既歌颂了自卫还击战中的新的英雄，也为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谱写了颂歌，为思想解放、四个现代化发出召唤。
艾青在《党的赞歌》中曾预言“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
白桦则呼号“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骆耕野的《不满》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则发人深思地提出了诗人的质问：
“你将怎样去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至于大量的业余作者的新诗也不乏优秀之作。
再以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大量通讯报道与诗歌为例，也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作品。
如报道《爱情凯歌》，短篇小说《战士通过雷区》，诗歌《在燃烧的战场》、《代战士致祖国》等等。
再以电影为例，各类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如《小花》、《瞧这一家子》、
《苦难的心》、《啊！
摇篮》、《泪痕》、《樱》、《归心似箭》，都无法一一列举了。
这一年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
但是文艺战线和其他任何战线一样，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任何阻力和障碍。
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时期，在文艺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领域中，要求所有的创作和评论都百分之百正确，要求任何闯将不出一点差错，要求在百花盛开的园地不见一根杂草，那是不现实的。
文艺阵地不可能是一个真空地带。
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余毒，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错误思潮、西方文艺的影响，以及我们长期工作中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都不可能不影响文艺创作。
例如，现在有极少数作品脱离生活，过于追求离奇的情节；
或以偏激的情绪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而忽视社会效果；
或者沉湎于“伤痕”的刻画，不能给人以鼓舞力量等等。
当然，特别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在少数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更加证明，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有力的引导。
总之，1979年是文艺界思想解放、理论活跃、创作繁荣、新人辈出的一年。
正如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所讲的：
“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
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
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
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而1979年的文艺工作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最生气勃勃的一年。
小平同志对三年文艺工作的评价，是历史的科学评价，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最崇高的评价。
这1979年的丰硕成果，必将为1980年的文艺的发展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相信，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必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开辟一个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本文是作者为大百科全书1979年年鉴写的文章〕

编者按：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国的群众歌曲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热烈欢迎。
这是主流，应该充分肯定。
但也要看到，目前创作和演出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在群众音乐生活中也有某些不良的现象。
广大音乐工作者担负着繁荣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光荣任务，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各种束缚、障碍，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创作出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的新作品，用健康的音乐陶冶听众，帮助听众培养高尚的情操和爱好。
下面发表几位同志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注意。
要对青年加强美育教育
刘诗嵘
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对人类文化采取禁锢政策，不仅使年轻的一代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而且也降低了他们的免疫能力。
有一些青年人如闭居深山的小和尚，乍一出山，见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产生这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感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我国教育工作中美育教育一直是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使一些青少年几乎处于“音盲”的状态，分不清音乐的优劣和美丑，更缺乏社会、历史的知识。
因此，才对《何日君再来》、《桃花江》这类旧时代的电影歌曲，丧失了鉴别能力。
对于一些新传入的西方或港、台的流行歌曲，也由于上述原因，不分良莠地盲目接受，甚至模仿起来。
我认为，将目前社会风气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尤其是青少年中的不良倾向，完全归咎于流行歌曲的影响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任何事物的变化，有外因，也有内因，但主要还是内因起作用。
正是因为某些青少年的世界观中有了消极的因素，才具备了接受不健康的流行歌曲的土壤。
社会上的某些不良风气与不健康的文艺的流传是互为因果的。
要改变青少年中某些不良风气，要从解决整个社会问题来“综合治理”，头疼医头是不能根治的。
很难设想一个有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有比较丰富的文化修养、热爱并熟悉世界上的一些优美文化艺术的青年，会迷上那些庸俗的不健康的流行歌曲。
作为一个建议，我希望各级党、政、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以及教育部门，首先应解决青、少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的理想、世界观问题，同时加强美育教育，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丰富多采的业余文化活动，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品德有所帮助和促进。
也希望我们的作曲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歌曲。

谈谈“时代曲”及其它
李焕之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与各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日益发展，西方与港、台的流行音乐和“时代曲”的传入，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所谓“时代曲”，是由二十世纪初期兴起的爵士音乐发展而来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标榜为“时代曲”，是因为它拥有不少的听众，有风靡一时的“歌星”。
传播这种音乐的场所不是在音乐会上，而是在茶馆、酒楼、舞厅等地方。
这种音乐在三十年代传入我国后，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的流行歌曲，诸如《特别快车》、《桃花江》等等。
三十年代的中国，外有强敌侵凌，内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专政，人心所向的是：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民主。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它唤起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团结起全民族爱国志士起来进行斗争。
在这样一个革命浪潮滚滚的时代里，革命歌曲是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它与当时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相抗衡，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成为人们战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在那个年代里，流行歌曲是腐蚀人们意志，使人沉湎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享乐之中，把祖国的危亡、人民的苦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革命音乐工作者和爱国、进步的青年对那种靡靡之音，从来是反对的、鄙视的。
岁月流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流行音乐也在发展变化中。
对于生长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人，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打破之后，一接触到这些流行音乐，在眼花缭乱中感到有点“耳目一新”。
其实，对我们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这种流行音乐是老对手了。
不过，老对手并不完全是老相识，似曾相识而容颜改。
当今的“时代曲”是花样翻新，内容与形式都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不能通通把它们列为靡靡之音。
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音乐，当然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人们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同时也反映出某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要求。
因而，流行音乐之所以形成它特定的格调，是某种社会生活情调的反映。
所谓“时代曲”，它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角。
我们需要欣赏一些好的、高尚的外来音乐，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精神生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
而那些格调不高、宣扬爱情至上、忧伤郁闷，反映了变态心理，甚至庸俗低级的外来流行音乐，是同我们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健康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
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要求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优美的音乐篇章，以满足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音乐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不是纪念是污辱
05月19日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九十诞辰纪念日。
彻底背叛了胡志明主席遗训和理想的越南当局，居然利用这个机会，大作文章。
连日来，河内又是召开大会，又是发表讲话、社论，还让老挝和金边傀儡政权也跟着闹腾。
他们力图造成一种印象：
似乎他们疯狂反华，投靠苏联，控制老挝，侵略柬埔寨，威胁东南亚，都是遵照胡志明主席的“神圣遗嘱”，都是在“继承”胡志明主席的“革命事业”。
请问越南当局，胡志明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越南应该派军队控制老挝？
什么时候讲过越南应该派兵占领柬埔寨？
什么时候主张过越南统一之后，就应该以中国为头号敌人？
什么时候说过越南应当充当超级大国的马前卒，并且拿自己的领土、主权去换取超级大国的一点可怜的施舍？
越南当局的所作所为，完全同胡志明主席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背道而驰，可是他们今天却说自己是胡志明的继承人，这是对胡志明主席的莫大污辱。
胡志明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越南人民的英明领袖，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所爱戴的朋友，他的功绩和他的品德是人所共知的。
今天，越南某些领导人趁人们纪念胡志明主席诞辰之时，拚命把自己打扮成胡志明的最可靠的接班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越南人民，掩盖他们背叛胡志明主席的丑恶行径。
但是，这显然是徒劳的。
曾经长期受过胡志明主席教育的越南人民，在纪念胡主席诞辰的日子里，抚今思昔，一定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越南当局的丑恶表演只能加深越南人民对他们的厌恶。

中国盆景在蒙特利尔国际花展上得奖
据新华社蒙特利尔05月19日电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花卉展览会上，中国盆景获得了第5名最佳外国展出荣誉奖。
这次国际花卉展览会于16日晚上开幕，17日向公众开放。
展览会上展出了一百二十多盆中国盆景。
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个在北美举行的第1次国际花卉展览会。
参加这次室内花卉比赛的共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意大利获得了唯一的荣誉大奖，荷兰、美国、法国和比利时分别获第2名、第3名、第4名和第6名奖。

中意签署和平利用核能议定书
新华社罗马05月19日电中国第2机械工业部和意大利全国核能委员会今天晚上在这里签署了一项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科技合作议定书，规定遵照各自国家的现行法规发展中意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这项议定书是由中国第2机械工业部部长刘伟和意大利全国核能委员会主席乌·科隆博教授签署的。
双方同时还签订了有关在最初两年（即1980年和1981年）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科技合作的计划。
中国二机部代表团是05月12日到达意大利访问的。

伊朗指责欧洲共同体对伊实行经济制裁
新华社德黑兰05月19日电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伊朗石油部长莫因法尔05月18日在指责欧洲经济共同体对伊朗实行新的经济制裁时说，西方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他说，这些制裁并“不令人惊奇”，对伊朗将不会产生影响。
他说，伊朗对制裁的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政策包括伊朗停止向那些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企图借此迫使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的国家输送石油。
伊朗革命委员会委员巴胡纳尔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制裁措施对波斯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伊朗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的贸易伙伴。

全明洙大使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南朝鲜学生的正义斗争必将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上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南朝鲜当局镇压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的罪行。
他指出，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不要法西斯、要民主、要求和平统一的群众运动，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这一斗争必将胜利。
全明洙大使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量事实详细揭露了南朝鲜当局的罪行。
他说：
南朝鲜统治者不顾南朝鲜人民的期望，继承了独裁者朴正熙的衣钵，加强法西斯镇压，推行“两个朝鲜”的政策，策划新的战争阴谋，继续走出卖民族利益的道路。
充满正义感的南朝鲜青年学生，对统治者的这种反对民主的法西斯行径，以各种形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大使说，到05月12日为止，汉城、大丘、釜山和仁川等地的八十所大学和一些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达二十五万人奋起投入了斗争。
大使批驳了南朝鲜当权者叫嚷的所谓“北方游击队侵入威胁”等谎言，他说，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提出了以合作、团结、统一来打开民族出路的重大建议，希望南朝鲜内部事态的解决符合要求和平与和平统一的人民的愿望。
我们这一真诚的立场和努力决不能成为对南朝鲜的“威胁”。
大使最后说，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争取生存的权利和国家和平统一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一定会胜利的。
南朝鲜当局企图维持法西斯统治，制造分裂朝鲜的反民族阴谋一定会破产。
他要求南朝鲜当局无条件释放逮捕入狱的青年学生和人民。

南朝鲜光州五万群众同伪军激烈冲突
群众火烧电台和报社当局出动空降部队镇压新华社平壤05月20日电汉城消息：
南朝鲜光州市19日又有五万多名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当局宣布的“非常戒严令”。
19日上午，全南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冲破警察的封锁首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到下午两点多钟，示威群众增至一万五千人。
他们在市中心高呼“立即解除非常戒严令”、“释放金大中”等口号，并同全副武装的伪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愤怒的示威群众放火烧了广播电台和《东亚日报》分社等建筑物。
当局出动空降部队封锁了所有通向郊外的道路，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
有不少人受伤，数百名学生被捕。
西方通讯社报道说，光州市中心充满“战场气氛”。
19日，汉城也有一千多名学生分成小股在汉城火车站附近举行了示威。
数百名学生下午六点多钟在车站前面集会示威。
警察投掷催泪弹驱散示威群众。
据报道，南朝鲜当局宣布“非常戒严令”后，已出动两万多名“精锐部队”和空降部队，驻守汉城的主要建筑物和一些大学。

南朝鲜爱国人民不可征服
本报评论员
在南朝鲜，爱国力量同反动当局展开的激烈搏斗方兴未艾。
事态的发展表明，南朝鲜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南朝鲜当局最近悍然实行“非常戒严令”，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所有大专院校，禁止集会和示威，施行新闻检查。
它还公然宣布：
对于违反者不需要任何令状就可予以逮捕和严处。
这种剥夺人民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制造白色恐怖的倒行逆施，既表明汉城当权者在人民的强大斗争面前的胆怯和虚弱，也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广大人民为敌、继续推行独裁政策的法西斯嘴脸。
南朝鲜当局采取这一镇压措施，矛头首先指向要求民主、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广大南朝鲜学生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今年03月底由南朝鲜岭南大学学生发起的反对“维新政府”法西斯独裁政策的斗争，迅速扩及到整个南朝鲜。
到目前为止，在汉城、大邱、釜山和仁川等整个南朝鲜的八十多所大学和十所高等学校，有二十五万多青年学生奋起投入了这一斗争。
这是自二十年前“四·一九”人民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爱国反法西斯斗争。
这次斗争从示威、静坐逐渐发展到同警察展开搏斗。
示威群众公开要求崔圭夏、申铉镐及伪保安司令兼代理“中央情报部”部长全斗焕等“维新”残余势力辞职，这就直接触动了南朝鲜统治当局的中枢神经。
与此同时，前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新民党总裁金泳三等，强烈要求立即解除“非常戒严令”，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并对青年学生争取社会民主化的斗争表示支持。
为了对付南朝鲜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市民群众以及民主人士不断高涨的斗争浪潮，南朝鲜当权者悍然调动装备重武器的伪军部队，实行残酷的镇压，使南朝鲜重新笼罩着朴正熙毙命以前的法西斯恐怖气氛，处于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统治之下。
但是，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广大爱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反动统治势力的屠刀之下。
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在人民强大反抗运动的面前，南朝鲜反动统治者已表现出惊慌失措。
伪总理申铉镐提出了“内阁总辞职”。
这当然并不表明南朝鲜当局向爱国人民让步，但是却显示南朝鲜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
只要南朝鲜统治者不真正改弦易辙，放弃法西斯独裁政策，南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就绝不会停止。
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南朝鲜人民。

05月19日，在汉城以南二百七十二公里的光州市，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市民与南朝鲜当局派出镇压群众的伪空降部队发生冲突。
（新华社发）

在布拉索夫国际网球邀请赛上
我运动员获女子双打冠军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5月19日电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国际网球邀请赛05月13日至18日在风景秀丽的山城布拉索夫“狄纳莫”俱乐部举行，中国选手孙京环和王萍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波兰、保加利亚、英国、日本、中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近百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男子、女子单打和男子、女子双打等四个项目的比赛。

尼克松著书论述第3次世界大战
苏联要完全征服西方美国可能不战而败
据新华社华盛顿05月19日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新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阐述了他对第3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尼克松在书中写道，苏联人的目标是要完全征服西方，如果必要，就采用战争手段，但他们更乐于通过和平手段。
“他们将首先瓦解我们的斗志，然后再消灭我们。”
尼克松认为，莫斯科为使美国及其盟国屈服，将进攻“那些薄弱的、不稳定的地区，如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企图以较小的代价来谋取战略上的好处，并进一步使自己处于能够控制世界资源和生命线的地位”。
他说，在八十年代，美国将在现代史上第1次面对两个冷酷的现实：
“第1，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可能输掉；
第2，我们可能不战而败。”
他认为第2种可能性比第1种可能性更大。
尼克松说，如果美国要想赢得第3次世界大战，就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情报能力，改善与欧洲的联盟。
他强调，美国必须运用自己占优势的经济力量作为反对俄国人的武器。
只有当俄国人在全世界循规蹈矩的时候，才能在贸易和军备控制方面给它一点好处。

巴基斯坦向伊斯兰外长会议政委会提出决议草案
要求苏军立即全部撤出阿富汗
新华社伊斯兰堡05月20日电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发言人卡塞姆·泽里今天对记者说，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今天讨论了巴基斯坦提出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阿富汗撤出去。
发言人说，这项审议中的决议要求建立部长级委员会来处理阿富汗问题和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决议还建议：
该委员会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主持下，有权召开关于阿富汗的国际会议。
决议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阿富汗撤出去和恢复阿富汗人民拥有选择他们的制度和政府的权利。
决议还要在和平和体面的条件下从巴基斯坦尽早遣返阿富汗难民。
发言人说，为了照料给阿富汗难民和抵抗战士的捐款，今天在伊斯兰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冈比亚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政治委员会邀请了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主席萨亚夫和所有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发言人，向会议简要地介绍了阿富汗的局势和他们的斗争情况。
萨亚夫还向代表们提出了要求所有穆斯林国家同苏联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不承认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和抵抗组织拥有代表阿富汗的合法权力等建议。
萨亚夫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不论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将继续战斗到底。
发言人说，政治委员会今天还讨论了关于外国基地、伊斯兰国家的安全和美国侵略伊朗等问题的决议。

抵达美国的古巴难民将近六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消息：
据美国官员宣布，到19日止，乘船抵达美国的古巴难民已达五万九千多人。
目前还有一千艘小船在古巴等候装运难民。

沙特外交大臣说阿富汗局势是会议首要问题
孟加拉外长支持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的建议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05月19日电孟加拉国外长沙姆斯·哈克今天对巴基斯坦广播电台的记者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外长会议上提出的，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来对付阿富汗局势发展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外长顿布里今天也对该电台的记者说，穆斯林国家集体安全的思想已列入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宪章。
他指出，对这次会议来说，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超级大国干涉穆斯林国家的事务。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主席萨亚夫等阿富汗抵抗组织领导人在会上呼吁代表们采取具体措施，促使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干涉。
他们表示要努力把同苏联侵略者战斗的各个抵抗组织团结起来。
他们还指出，阿富汗抵抗组织在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下，总有一天会把苏联从阿富汗赶出去，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
新华社伊斯兰堡05月20日电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05月19日在巴基斯坦电视广播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阿富汗问题是这次伊斯兰外长会议的首要问题。
他说，阿富汗问题涉及到占领一个独立国家。
他指出，对伊斯兰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而为伊斯兰国家极为注意。
他在回答关于阿富汗问题时说，谁都不反对阿富汗危机的政治解决。
他又说，“我们希望即使没有一项政治解决办法，苏联也要从阿富汗撤军。”
在谈到包括美国海军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区域事态发展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影响时，费萨尔亲王说，这种局势增强伊斯兰团结的前景。
他在谈到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总统提出的伊斯兰国家集体安全的想法时说：
“我认为，我们眼前就是集体安全的一次重要体现”。
他说，集体安全就是集体行动和对威胁的集体回答。
伊斯兰会议宪章就是伊斯兰国家采取集体行动的基本纲领。

法国政界人士和报纸有不同看法
法苏首脑会谈得失如何？
法国政界人士和报纸有不同看法
据新华社巴黎05月19日电法国政界人士和报刊对法苏首脑华沙会谈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的认为这次会谈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只会有利苏联，但也有人却表示赞同。
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贝尔约·蓬斯认为，这种会晤只能帮助苏联摆脱军事侵略阿富汗后所处的困境，只能表明西方阵营内部存在一个缺口。
他说，法国总统去华沙，如果是为了同苏联对话，那么“对西欧来说，这是一次完全无济于事的，甚至是危险的旅行”。
法国社会党负责国际关系的总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认为，如果这次会谈的主要结果表明双方意见不一致，“那么我认为此行的理由就不充分”。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写道，“举行一次首脑会谈除了给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对话的政策加上一种更加引人注目，因而更加危险的性质外，没有任何其他新奇之处”。
《费加罗报》今天在社论中指出，没有任何迹象使人相信，勃列日涅夫准备从阿富汗撤走苏联军队，结束法国和它的欧洲伙伴们多次宣布“不能接受的”军事占领。
另一方面，法苏首脑会谈则受到法国民主联盟总代表米歇尔·潘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的支持。
潘东认为华沙会谈是必要的。
马歇说，“这是一件好事”。

澳大利亚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
新华社堪培拉05月20日电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20日晚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决定禁止向伊朗出口除粮食和药品以外的所有商品和产品。
皮科克说，澳大利亚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伊朗）在释放美国人质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据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报道，禁运将会影响到羊毛、生铁、钢和其它商品的出口，这些对伊朗出口的商品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约合七千万美元。
但是这项禁运将不适用于占澳伊贸易额大部分的、如小麦、肉类等食品贸易。

简明新闻
比利时新政府宣誓就职
以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为首相的比利时新政府05月18日宣誓就职。
这是第2次大战以来比利时的第25届政府。
新政府由天主教社会党、社会党和自由进步党联合组成。
上届政府是由于它提出的国家体制改革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而于04月09日宣布辞职的。
意大利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意大利政府19日决定不派正式代表队去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意大利预算部长乔治·拉马尔法在会后对记者说，这项决定意味着任何要去莫斯科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能打意大利的国旗或声称代表意大利。
印度采取各种措施救济灾民
印度北方邦、比哈尔、中央邦、奥里萨和拉贾斯坦等遭受旱灾的地区实行以工代赈，使约六百五十万灾民得到了救济。
报道说，印度政府为灾区增拨款项十七亿五千万卢比。
有一百万老、弱、妇女和儿童，领到免费的食物。
非洲国家开会讨论技术合作
非洲国家技术合作专家会议05月12日至20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会议讨论了非洲乡村发展，科学和技术以及粮食生产方面的技术合作问题，并通过了标题为《关于非洲国家技术合作的内罗毕行动纲领》的建议书。
巴基斯坦对南非实行贸易抵制
巴基斯坦05月20日宣布对南非实行全面贸易抵制，决定不向南非的飞机提供着陆和过境便利，不准挂有南非国旗的船只在巴基斯坦港口停泊，同时也不与南非进行文化、教育和体育交流。
欧洲共同体向卢旺达提供援助
正在布鲁塞尔进行访问的卢旺达共和国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05月19日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和副主席奥托利作礼节性拜访时，双方签订了一项欧洲经济共同体向卢旺达提供援助的协定。
波兰两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
两名波兰登山运动员于05月19日（中欧时间）十点二十一分从南坡登上了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珠穆朗玛峰。
他们是三十二岁的电气工程师安杰伊·乔克和三十二岁的机械工程师耶日·库库奇卡。
法国和墨西哥签订核合作协定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同墨西哥核研究所之间举行的会谈05月19日在巴黎结束。
双方签订了两项有关进行核合作的协议。
第1项协议确定了双方在核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范围和方式。
第2项协议规定双方在铀矿的勘探和开发方面进行合作。
（据新华社）

苏法首脑会谈结束
新华社华沙05月19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今天在华沙举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会谈结束后在此间公布的一项简短公报说，这次会谈是“工作性”的、非正式的会谈，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问题和旨在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倡议，并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阿富汗问题和欧洲局势是双方会谈的重点。
法国总统离开华沙返回巴黎时在机场对记者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他与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分歧很大”。
法国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并要求苏联撤军。
法国总统府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立场分歧较大，但是双方赞成举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以讨论消除国际紧张局势。

许多迹象表明苏军准备长期赖在阿富汗
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近来，苏联一方面玩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花招，一方面却在加紧准备让它的军队长期赖在阿富汗。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05月十八、19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透露的材料说，已经看到的、说明苏联要长期占领阿富汗的迹象有：
一、苏联军人正在把他们的妻子和为安排作战而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带到阿富汗。
二、被派到阿富汗去的苏联军官在国外服役时间为两年。
三、苏联军队正在挖井和修蓄水池，以便对付旱季。
四、苏军正在建造永久性的地下燃料库、修建和改进供地面部队和空军使用的军事设施，拆掉他们去年12月入侵阿富汗时在阿、苏界河奥克苏斯河上的浮桥，架设两座永久性桥梁；
正在勘测一条从边界通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铁路线。
与此同时，在阿富汗各地都可以看到储藏着大批苏联补给品。
美国政府分析人员还指出，“卡尔迈勒现在已完完全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除了大门口的十几名卫兵外，他的官邸的保安工作全部由苏联人控制。
他的保镖、厨师、司机、医生和六名主要顾问全是苏联人。
除了外交部外，阿富汗所有的政府部门都由苏联顾问担任高级职务。”
“喀布尔总统府现在已成了苏军总指挥部，苏联官员们正在为阿富汗起草新宪法。”
英国《观察家报》05月18日指出，“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表明，俄国人控制着阿富汗政府，而且打算长期在那里呆下去”。

利用磁场改良土壤
苏联格鲁吉亚的一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采用磁场改良盐渍化土壤。
水在流经磁障的时候会脱去其中的盐。
他们就利用这种效应来冲洗盐渍化地区。
新方法可不用人造雨装置，也不需在碱土下面铺设排水设备。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
迎秀
关于南斯拉夫，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它的自治制度。
南斯拉夫是怎样开始实行自治的？
自治制度的具体实践究竟是怎样的？
这是很多人经常提的问题。
在铁托总统不幸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所倡导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恰好整整实行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它在南斯拉夫已深入人心。
无论走到南斯拉夫的哪一个共和国和自治省，人们都会向你介绍实行自治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那是1950年，在铁托同志的倡议下，南斯拉夫通过了第1个关于实行自治的法律，开始在工矿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从而迈出了自治的第1阶段。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如今它早已超越了工矿企业，而推广到所有的经济部门和社会活动中，只有南共联盟和军队除外。
自治目前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由多种多样的自治组织、自治机构互相联系地组成的社会制度。
自治的缘起
南斯拉夫为什么实行自治制度？
据南斯拉夫同志介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就孕育了自治的萌芽。
他们说，由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反对法西斯占领的斗争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消灭剥削”、“由劳动人民掌权”，就成为动员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口号。
那时在解放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工人们占领了工厂主离弃的工厂并恢复生产等，都可以说是自治的最初萌芽。
因此他们认为：
自治的胚胎在战争时期就已产生，自治是战争时期人民政权的发展。
战后，南斯拉夫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社会经济制度。
当时，企业在国家管辖之下，企业中由经理代表国家，经理对国家机构负责，并由国家统一安排计划和投资。
南斯拉夫把这个阶段叫做“革命的国家集权主义阶段”。
他们认为，那时南斯拉夫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经验。
这一阶段对于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同时认为，这种集中管理经济的办法带来了官僚主义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根据马克思所说，生产者自由劳动的联合应成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他们改行了自治制度。
除此之外，导致实行自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南斯拉夫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
1948年外来的封锁和压力使南斯拉夫陷于极为困难的处境。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必须动员人民的全部潜力，必须制定一个为人民普遍接受的、能起动员作用的纲领。
这个纲领就是自治。
这样，南斯拉夫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下开始走上自己独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南斯拉夫同志在介绍自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时，总要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如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应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
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一个愿望，等等。
他们还时常用巴黎公社的经验，用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要注意资产阶级的复辟而且要注意防止工人阶级内部的官僚主义等论点，来说明自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从“工人自治”到“社会自治”
三十年来，自治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
开始的时候，自治仅限于工矿企业，而且工人委员会的权力也较小，实际上起着咨询的作用。
几年以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可以在企业的分配中决定用于职工个人收入的部分。
此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继续不断地扩大，到1961年，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与此同时，自治逐步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文教部门和社会组织部门。
1963年已进一步在国家机关的内部生活中实行自治。
这时，由企业开始的“工人自治”扩大成“社会自治”了。
到1974年，南共联盟举行第10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颁布新宪法和1976年通过
“联合劳动法”，自治制度跨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用南斯拉夫同志的话说是：
“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体制”。
这时，除经济部门外，整个社会自治制度都有重大发展。
在生产部门，根据劳动者自由联合的思想，建立一级到三级联合劳动组织。
即：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分厂或车间），这是基本生产单位，南斯拉夫同志称之为“自治组织的基本细胞”，企业的经济权力就集中在这里。
另外两级是：
由若干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组成的联合劳动组织（相当于大工厂或总厂），由若干联合劳动组织组成的联合劳动复合组织（相当于联合企业或总公司）。
除三十人以下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不成立工人委员会、职工大会就是最高权力机构外，各级劳动组织都建立工人委员会。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委员会有全权自行管理企业，即有权支配全部收入、制订生产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任免业务领导干部和招收工人等。
另外，他们还通过自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具体作法是：
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方面，建立由这些部门的代表和生产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把过去实行预算、由国家拨款的办法变成由生产部门的代表和有关社会服务部门的代表自行协商，签订协议，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这种方式称为“劳动的自由交换”。
这样，工人不但决定本工厂的财政大权，而且接过了国家的一部分职能，直接管理作为社会共同需要的那一部分资金，从而更直接地管理社会事务。
在城乡，区以下按居住区域建立地方共同体，对本区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以及公益事业实行自治。
区和区以上的共和国、联邦，则由各基层自治机构选举代表团再推出代表，实行议会制度。
南斯拉夫朋友告诉我们，从1950年第1个工人委员会到现在，自治制度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有抗拒和阻力。
抗拒和阻力来自两种人。
一种是过去在决定社会问题上握有较大权利的人，他们反对工人拥有象今天那样决定问题的权利。
一种是所谓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是企业中的技术专家，在从国家决定转到工人决定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在六十年代，他们企图代替工人管理企业。
南共联盟领导人民克服阻力，不断地总结经验，分析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坚决沿着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前进。
1974年的新宪法和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制定出整个社会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在总结了实行自治二十多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
工人怎样管理工厂
如果谈到自治的具体实践，那么，由于它首先是从工厂开始实行的，还是举工厂为例，看看工厂自治的实际情况。
“自治”这个字的直译是“自己管理”的意思。
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生产资料是社会所有制，工人有权使用它进行生产劳动、管理并分配劳动成果，也有义务保护它，并使它经常更新、扩大和发展。
工人们是怎样“自己管理”工厂的呢？
首先是选举工人委员会。
凡是在政治上享有选举权的职工都可以被选入工人委员会，任期二年，连选只能连任一次，目的是使更多的工人可以参加管理。
工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是不脱产的。
工人委员会掌握计划、生产、财务和人事等全部大权，并招聘正副经理等业务领导人负责具体组织生产、销售等事宜。
经理等业务领导人对工人委员会负责，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不称职则随时可以撤换。
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的民主权利是很大的。
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每个工厂都由工人自己管理，会不会产生各自为政、过于分散的现象？
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社会主义自治的南斯拉夫，南共联盟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国家起着很重要的调节作用，议会制定的大量法律、法令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社会协议和自治协议，使企业各方面的活动有章可循。
例如，除基本的联合劳动法外，同企业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有计划法、扩大再生产法、价格法、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分配法、信贷金融法、外贸法、外汇法，等等。
而在企业内部，则要根据国家法律和法令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包括职工个人收入分配条例、住房分配条例等。
企业的全部规章制度都要由全体职工投票决定。
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的活动还要通过同行业的自治协议来互相协调。
而企业的一切财务活动，则由国家的“社会簿记机关”进行监督。
与此同时，劳动者的自治权利在工厂内部有“工人监督委员会”，社会上有“联合劳动法院”和“社会自治辩护师”等来保障。
这几个机构就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
如果企业的业务领导，甚至工人委员会有违法行为，区议会或南共联盟可以建议撤换业务领导，甚至解散工人委员会。
总之，劳动者的民主权利是很广泛的，同时法律也是比较健全的，他们的民主是根据法律来实现的，也是由法律来保障的。
工人怎样管理社会事务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除通过工人委员会管理自己的企业外，还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
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规定实行代表团制。
工人们一般都要在本企业选举两个代表团。
一个叫做社会政治代表团，由这个代表团选出代表参加区议会。
另一个叫做自治利益共同体代表团，由它选出代表参加区内的各种自治利益共同体，包括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等方面。
例如教育，区里有教育自治利益共同体，由教育界和生产单位代表组成，大家共同讨论本区的教育发展问题。
譬如说，大家决定要新建一所小学，那么则由生产单位分摊资金。
南斯拉夫同志认为，这种做法取消了由国家预算拨款的办法，劳动者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职能，而且他们知道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成果用到哪儿去了，这对于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十分重要的。
南斯拉夫同志强调，正是由于实行了自治制度，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和社会事务，才克服了各种困难，促进了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使这个地处风口上的南斯拉夫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现在的做法就完美无缺了。
他们说，今天取得了好的东西，并不是说明天就没有更好的了。
真正的自治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实现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而且任何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不可逾越的。
现在，宪法上写了的、联合劳动法上规定了的，并不就是生活中已经实现了的，还在继续大力贯彻中。
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差距。
但是，重要的是方向正确，人民拥护，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附图片）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尼科拉·特斯拉”通讯设备厂的一个车间。
南通社稿（新华社发）

日本市场出售一批新式眼镜，这是一种使用塑料镜片的近视眼镜，镜片可以上下移动，方便实用。
新华社发

意大利试验用中国草鱼除草
意大利正在进行用中国的草鱼取代化学除草剂在稻田除稗草的试验。
从事这项试验的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坎迪亚·洛梅利纳鱼类学研究中心。
一百条中国黑龙江种的草鱼目前正悠游自在地在该中心养殖池中生活。
这种草鱼在稻田和运河里均可养殖，它们专以对农作物生长有害的野草为食料。
目前在意大利广泛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但是这些除草剂并不能消灭抵抗力强的稗草，而且污染了稻田。
如果改用饲养中国草鱼，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可以提供大量食用鱼。
目前在意大利这项研究工作尚处初始阶段。
领导这项研究工作的帕尔马大学教授阿莱西奥说，“研究工作已经获得可喜的成果”，数月内将在稻田正式推广。

用海水制取化肥
保加利亚科学家最近实验证明，用海水制取的化肥同普通化肥相比，能使庄稼增产百分之十五。
海水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除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外，还有镁、硼、锰、铁、铜、和钼，它们能促进作物生长。
目前，用海水制取化肥，成本还比较高。

电子缝纫机
最近，美国“胜家”缝纫机厂试制成功并已成批生产一种装有电子计算设备的缝纫机，机头正面有一片照明的开关盘，盘上列明各种针脚类型，使用者只要用手指轻轻地触摸一下所需要的针脚类型，缝纫机就发出信号，即可启动缝纫，产生预选的针脚。
这种缝纫机不但可以纵、横和对称缝纫，而且也能按照钮扣的大小锁扣眼、缝合、缝边和缝扣子。
据称这种新型缝纫机是“胜家”缝纫机厂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见下图）（附图片）

能借助计算机种蔬菜吗？
计算机的使用范围目前已扩大到种植蔬菜这样的部门。
在英国，一座根据计算机编制的程序来控制蔬菜种植的各种环境参数的大型暖房已投入使用。
这项新的工艺方法能够节省劳动力，使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并使收获次数比迄今采用的方法要多。
蔬菜从生长期到成熟收获，夏天平均仅为四周半，冬天平均约为七至八周。
占地面积两公顷的暖房，每次可收三十六万颗左右的甘兰。

英吉利海峡隧道
最近，一项沟通英国本土与欧洲大陆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计划，成了受到欧洲注目的一个问题。
这项酝酿了一百八十年的“世纪工程”，曾一再搁浅。
现在，由于英国政府同意由私人投资开凿，而重新提了出来。
位于欧洲西部的英吉利海峡，是大西洋与北海间的交通要道。
海峡最窄处在英国多佛尔附近，仅二十一英里。
如天气晴朗，站在法国加来岸边可以望见英国多佛尔的轮廓。
第2次世界大战初期，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溃退”就发生在这一带海峡。
早在一八○二年，法国陆军工程师马悌厄就向拿破仑建议开凿海底隧道进攻英国。
自那以后，不断有人提出开凿这条海底隧道的主张。
英法都成立了开凿隧道的公司。
但是由于费用浩大和英国军方人士的反对，计划一再搁浅。
英吉利海峡每年有六个多月的雾天，还经常有狂风恶浪。
现在往返英法之间的汽车用轮渡方式运输，使伦敦与巴黎之间的交通约需七个小时。
海峡间的运输又极为频繁，每年通过海峡的大小船只达三万五千艘之多，每天通过的油轮近四十艘。
解决海峡运输拥挤问题，是势在必行。
1978年，英法两国的国营铁路公司恢复了开凿海底隧道计划的研究。
据英国运输大臣最近在英国下议院称，建造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约需八亿英镑。
建成以后，将通行时速为七十五英里的火车，这样就可以把伦敦—巴黎之间的交通缩短为四小时半。
今年夏天，英法两国铁路公司将提出隧道修建的全国计划。
如果付诸实施，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可望于1988年筑成。
这将有助于增进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有利于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物资交流。
这些都是符合欧洲整体利益的。
·乐山·（附图片）

越南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继大批“船民”被赶入海，今年又有千余“车民”被敲诈勒索后，由军车带至柬境，经过九死一生，往泰国逃亡
几十万越南难民在茫茫大海中呼号挣扎、许多人葬身鱼腹的悲惨景象，早已举世皆知。
现在除了每月仍有数千“船民”被越南当局驱赶入海外，还有许多越南“车民”正在柬埔寨的千山万壑中疲于奔命。
这是越南当局制造的又一幕人间惨剧。
据报道，今年以来，已有一千五百多名越南难民被侵柬的越军军车带到柬埔寨后赶入泰国。
为了同“船民”相区别，在泰国的国际难民救济官员就把这些乘车外逃的难民叫作“车民”。
这些越南“车民”的悲惨遭遇同“船民”一样骇人听闻。
最近逃到泰国难民营的“车民”阮清水揭露说，从胡志明市到金边，每个难民必须向给侵柬越军运送补给品的卡车司机付出一盎司黄金（相当于七百至八百美元）的“车费”，才能获准藏在卡车里。
到金边后，又要付出每人一盎司黄金的“车费”和种种贿赂，才能搭车到达柬埔寨西部的柬泰边境地区。
另一位经过几天几夜的没命奔逃后才到达泰国难民营的“车民”阮明志心有余悸地说，到达柬泰边境地区后，难民们就被越军司机赶进丛林。
打那以后，他们必须乔装改扮，爬山钻林，越过越南军队的层层哨卡，躲过突然出现的巡逻队，吃够风餐露宿之苦，受尽敲诈勒索之难，最后还要闯过边界布雷地带方能逃生。
许多人受尽磨难，仍不免遗尸荒野。
纵然逃得性命，也是丧魂落魄，妻离子散。
有一个名叫阮越龙的越南教师对美国记者讲述了他的历险记：
他到柬埔寨后未能搭上越南军队的军车，于是只好向一个“代理人”付了二千美元的“车费”，雇了一辆破牛车上路。
他装扮成一个农民，闯过了越军七十五道哨卡，到了柬泰边界。
他丢掉牛车，在荒山野林中一直狂奔，侥幸逃出了布满地雷的边界封锁区。
在艰险的逃难途中，女“车民”的命运更为凄惨。
二十二岁的女“车民”陈英是同她的祖父、祖母、叔叔和一个二十岁的侄女一块儿逃出越南的，但在柬埔寨的西部城市诗梳风，被驻在那儿的越南大兵截住。
陈英遭到这些越南兵强奸并毒打，然后同她的侄女一起被关进一个小房间。
夜里，陈英的叔叔向越南兵贿赂了一块手表，才使她和侄女获得释放，但其他人仍被扣在那里。
脱离虎口后，她们又失魂落魄地奔逃了二十四天，才侥幸到了泰柬边界附近的泰国难民营。
既然路途如此艰险，为何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硬要选择这九死一生之路呢？
用“车民”们的话来说就是：
“越南的生活已实在无法忍受。”
粮食定量每人每月不到半斤大米，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黑市物价贵得惊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只三斤重的鸡。
人民没有自由，到哪儿都要通行证，警察特务充斥各地，居民们还常常在半夜被叫醒，或被抓丁拉伕，或被送去劳动营改造。
最近逃到泰国的越军士兵阮新国说：
“越南的一切糟透了，我们吃不饱，以至于使我一心只想逃到泰国。”
·张国良·

越南“宣传队” 方成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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