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待业人员广开就业门路
南京大力兴办街道服务业
据新华社南京04月20日电南京市从实际需要出发，大力兴办街道服务事业。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全市六个城区和三个郊区共兴办服务网点一千七百七十多个，安置待业人员三万五千三百五十多人。
社会上缺什么，就兴办什么，是南京市发展街道服务事业的基本做法。
他们兴办的街道服务事业，包括饮食、早点、理发、洗澡、摄影、劳务、旅店、水电修理、房屋修缮、托儿、绘图誊印、服装、家具等六十多种服务项目，小型多样，灵活方便，适应性强，既补充了商业服务网点的不足，解除了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又为城市待业人员广开就业门路，受到群众欢迎。
地处水陆交通码头的下关区，南来北往的旅客住旅馆困难。
街道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十三个住宿服务站，共四百八十多张床位，基本解决了旅客“住宿难”的问题。
大光路街道大阳沟居委会地段共有一千多住户，以前没有一家商店，居民买东西很不方便。
现在街道开办了百货店、早点铺，增设了缝补、幼儿园等服务点。
南京市在兴办街道服务事业中，坚持自力更生、穷办苦干的精神。
他们依靠群众，积极创造条件。

华国锋同志视察唐山天津等地
了解地震后居民住房情况，并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快住宅建设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04月18日至20日视察了唐山、天津等地，着重了解地震后居民的住房情况，并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快住宅建设。
陪同华国锋同志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中共河北省委第1书记金明、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宋养初、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
18日下午，华国锋等同志来到唐山的一个居民区。
他们看了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访问了搬进新房的居民，征询了对住宅建设的意见。
这是唐山1976年地震后，华国锋第4次到唐山视察。
在一座居民楼前，一位女工热情地请华国锋等同志到她家里作客。
她说，我们没有想到大地震后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她感谢党中央对地震灾区人民的关怀。
接着，华国锋等同志视察了唐山市加气混凝土厂和两个预制构件厂。
当晚，唐山地区和唐山市的负责同志向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大规模开展住宅建设的情况。
19日下午，华国锋由中共天津市委第1书记陈伟达陪同到天津市中心公园、新华体育场、天津大学操场看了居民的临时住房，20日上午又到新建的新兴街居民楼，看望了三户居民。
华国锋对至今还住在临时住房里的居民十分关切。
他说，天津是唐山大地震的波及区，受到较大的破坏，要认真抓好居民住宅建设。
他同天津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了大力发展新型建筑材料的生产，以及在国家投资的同时，吸收集体和个人投资等加快住宅建设的办法。
华国锋在视察中高度赞扬唐山、天津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取得的成绩。
他说，唐山和天津的人民群众以英雄气概同严重的地震灾害作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重建家园，他们的表现是好的，觉悟是高的。
他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应当关心人民的疾苦。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同心协力，努力增产节约，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并在施工实践中锻炼出一支能掌握现代技术的建筑队伍。
19日上午，华国锋等同志还到秦皇岛视察了码头和耀华玻璃厂。
华国锋勉励港口职工加快港口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附图片）
华国锋同志04月20日视察天津新建的居民楼时，到黄焕芝家访问。
新华社记者摄

新疆发现大型铬矿
新华社乌鲁木齐04月19日电据悉，新疆地质勘探人员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的扎依尔山找到了一个大型铬矿，目前探明的储量已突破一百万吨。
地质勘探工作者说，这个矿含铬品位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且矿床埋藏较浅，易于开采。

浙江省委欢宴意共中央代表团
据新华社杭州04月20日电中共浙江省委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中央代表团。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铁瑛在宴会上祝酒时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中意两党在北京举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双方交换了意见，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我们全省的共产党员热烈欢迎中意两党关系的这个新发展。
贝林格同志在宴会上祝酒时说：
“我们在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看到大家都对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抱着非常满意、非常同情的态度。
这种满意的心情也是我们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情，因为他们确信，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
出席宴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陈作霖等。
意共代表团是在结束对上海的两天访问之后，于今天傍晚到达杭州的。
代表团离开上海时，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第1书记陈国栋，上海市委书记赵行志等前往机场送行。
代表团到达杭州时，受到铁瑛、陈作霖等同志的欢迎。

研究新问题，把经济改革搞好
——03月16日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第2部分
赵紫阳
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
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
情况是好的。
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
这方面的问题是主要的、大量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进一步地改革，也就是要改革整个经济体制。
但目前处于调整时期，进行大改大革的条件还不具备，经验不足，如果看得不准，改得不好，反会引起大的波动，因此不能骤然进行大改大革。
但是，也不能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漠然置之，不去解决。
在不能进行大改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在领导上、工作上、政策制度上多想办法，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
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
这些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但也是改革中间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要扩大下边的权力，把经济搞活，另一方面监督和检查工作要跟上去，执行纪律和经济立法工作要跟上去，符合规定的不要干涉，违反规定的及时制止。
否则就会给某些人以可乘之机。
只要加强领导，采取监督、检查、限制的有力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研究解决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四川的试点比较早，出现矛盾和问题也比较早，要使改革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我们决不要以为试点比较顺利，总的情况好，就掉以轻心。
要知道，改革不进则退。
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
所以，从四川改革的情况来看，有一大批新问题，推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从全国来看，各省都在试点，四川改得早一点，有责任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今明两年还不能大改，一两年内基本上还是按照现在的办法搞一些改革，四川就是十二条、十四条，商业调整改革的若干规定，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基层供销社独立经营的试点等。
两年内就搞这些，深度就这样了，主要是由点到面向广度发展；
当然有的在深度上也可以继续作些试验和探索。
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在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
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不要不知所措，重复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教训，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犹豫徘徊，走回头路。
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精心研究，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不要放任自流。
经济体制改革是四化建设中一个大问题，有关各部门都要加强具体指导。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果不参加经济改革的实践，不研究解决经济改革中的问题，领导四化建设就有很大的困难。
要钻进去，学会它。
各级党委不要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要从整个经济改革的角度，从全局、从长远来多想一些问题。
省委准备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主，结合实际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搞一个研究机构，集中力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研究改革中的新问题，摸索运动的规律，及时提出方案和对策。
关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最近同有关部门座谈了一下，看来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一）自有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问题。
企业扩大自主权后自有资金增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现在国家财政有困难，而企业的钱比过去多。
从国家来说，要承认企业的物质利益，承认它的所有权，不去上收；
同时，又要加以指导、协调，不能撒手不管。
如何指导企业把这些资金用好，减少盲目性，发挥经济效益，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企业有了资金，它就要扩大再生产，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
第1，它要扩大再生产，就有原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等问题，有些它自己解决或通过市场调节解决，有些要在计划上给以安排；
第2，它扩大再生产，往往从本企业考虑得多，而不大了解整个地区动力、原料的情况，不大了解其他厂是否也在搞同类项目，搞不好就会拉长长线，搞小而全，搞重复建设，这就需要经济领导机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到地区、行业长线、短线的状况和交通、能源等条件做好综合平衡，对企业进行指导、合理安排；
第3，有的企业有了钱没有用场，有的需要搞挖革改，自己的钱又不够，这就需要把企业自有资金组织起来，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协商的办法进行调剂。
可以通过银行进行调节，采取存款付息的办法，把企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作为中短期贷款，用于搞能源、轻化工等短线。
或者采取合营的办法，投资分红的办法，使这些资金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二）利润留成悬殊，造成苦乐不均的问题。
在扩大自主权企业中，有些利润很高，企业基金就多，有些很低，形成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产品之间苦乐不均的情况。
这里讲的苦乐不均，不是指由于经营好坏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主要是指资源条件、技术装备不同，特别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
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此价格与价值长期严重背离，利润悬殊很大，并不能真正反映经营的好坏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比如，现在加工行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原材料、燃料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利润就比较低；
同是纺织企业，有的厂搞化纤、混纺利润就高，有的厂织坯布利润就低；
在一个针织厂内，织尼龙袜利润就高，织线袜利润就低。
利润高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多，利润低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少。
苦乐不均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职工积极性，影响生产发展。
现在有些利润低的，如小五金和一些支农产品，企业就不愿去搞。
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是要改革价格体系，使之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
但这个问题很复杂，条件还不具备。
在价格体系还不能作大的改革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办法：
第1，在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内，研究定出一个合理的内部价格，作为计算利润留成和奖励的依据。
上海纺织工业局就是这样搞的。
但是，也不要调整的太多、太猛。
我们政策的出发点，主要应当考虑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的积极性。
在全行业内部，拉得很平也不行。
第2，调整工商利润。
第3，从税收上进行调节，有的要减点税，有的要加点税，如资源税、资产税，甚至可以加征企业基金所得税。
第4，在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上区别对待。
总之，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不能急，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注意保护搞得好的企业的利益，要稳步寻找一些解决苦乐不均的妥善办法。
（三）关于市场调节问题。
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实行市场调节以后，要注意加强计划指导，克服生产和经营的盲目性。
现在企业比较注意市场需要，这是好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什么商品短缺利润高，就一涌而上都去搞，以致重复生产，造成浪费。
经济领导机关要搞好调查研究，加强市场的预测预报，给企业以指导。
在销售方面过去是采购人员满天飞，现在是推销人员满天飞。
在一个时期内，对于打开销路，建立经济联系，有它的积极作用。
但也要进行指导，采取一些措施，如设货栈、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委托代销等，建立经常的渠道，逐步改变推销人员满天飞的状况。
实行市场调节，就必然涉及价格的调整、价格体系的改革。
在调整时期，价格体系不能大动，要尽量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央已经定了这个方针，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农副产品、工业品中属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零售价格要从严控制，不能随便涨价。
当前物价上突出的问题，一是有些单位擅自扩大议价商品的范围，任意提高商品的销价，把应按计划调拨的商品按议价出售。
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准这样搞。
还有蔬菜涨价的问题。
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基地，不能把蔬菜拿到集市贸易去出售，必须由蔬菜公司收购，按牌价销售，如果搞产销见面，必须按照蔬菜公司的牌价，否则，要实行经济制裁。
农副产品中，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如果品，可以组织城市直接到产区去议价采购，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价。
二是有的企业自销产品的售价同商业零售价格不一致，特别是畅销产品任意提价，要同商业价格一致起来。
三是原料提了价，加工产品是否提价？
凡是生活必需品，销价不要提，可以用别的办法，如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从利润的分配上，或税收上调节。
物价不能政出多门，一定要严格检查，统一管理。
对于违反政策随意涨价的，要严肃处理。
（四）扩大自主权与专业化改组结合问题。
专业化改组是经济发展的要求，非搞不可。
过去用行政的办法搞专业公司，看来不成功。
上海以一个中心企业为主，把周围同行的小厂联合起来，搞专业化改组，重庆也开始这么搞了，这个办法看来是好的。
搞公司，一定要从生产需要出发，不能一开始就搞全能的，把人财物、供产销都管起来。
开始可以搞松散的公司，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五）发挥大城市作用的问题。
扩大自主权以后，要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使国民经济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就需要研究如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问题。
最近，上海市同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联合办企业，上海出技术，那些地方出原料、出劳动力，共同办厂或搞跨省公司，采取“补偿贸易”或其它办法，合理分配利益。
利用这种形式，就在大城市同中、小城市之间，甚至同县社企业之间，建立了经济联系，这个办法很好。
不仅可以把大城市的企业搞好，经济搞活，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起来。
重庆、成都要朝这个方向做。
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关的企业就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就要求发展经济联系，要因势利导，建立大城市企业与外地的企业横向的经济联系。
组织专业公司，也要建立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打破条条、块块分割的状况。
（六）奖金问题。
我们要作具体分析，凡是符合政策规定，体现了按劳分配，推动了生产的，都要肯定。
现在有的单位滥发奖金，主要是违背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或者是搞平均主义，这些都不能体现按劳分配，不能促进生产发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
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保证国家多得。
奖金的发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今年四川试点的企业，继续按照省里规定的办法去办。
对于那些滥发奖金，搞歪门邪道，挖国家墙脚的，要进行调查，如果发得不合理，要坚决退回。
现在有的单位搞生财之道，不搞正道，而是搞歪门邪道，要抓住最突出的，从严惩处。
这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最怕的是不加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一说纠正滥发奖金，连正当的奖励也不让搞了；
一说要肯定奖金的作用，连最糟糕的滥发现象也不查了。
总之，经济工作一要搞活，二要严格纪律。
搞活以后，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就有人要钻空子。
因此，越是搞活了，越要严格纪律，越要加强监督。
我们要承认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并不可怕；
企业计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奇怪。
这样，企业才有内在的经济动力，才有真正的积极性、主动性。
上级领导机关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采取经济的办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企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作法，进行干预，把企业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引导上正确的方向，使企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推动生产的发展。
经济搞活以后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止这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很好研究解决。

认真落实植棉计划推广科学植棉技术
广大棉区抓紧时机备耕
据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我国广大棉区正抓紧时机积极进行棉田备耕工作。
到04月上旬，今年国家植棉计划已基本落实。
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以来，长江流域棉区和华北棉区都把大力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
从上到下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和健全了专管棉花生产的机构，认真贯彻“重点产棉区以棉为主，粮棉兼营地区要粮棉兼顾”的方针，鼓励社队发展棉花生产。
棉花集中产区的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等省，棉田面积已大部分落实到生产队。
各个棉区的备耕工作也比往年动手早。
江苏省棉区今年肥料准备、种子选晒、技术培训和生产资料供应，样样都安排得主动。
各地还针对今年绿肥长势不好的情况，大积农家肥，为棉田备足基肥。
湖北省荆州地区已备足四百多万亩棉田专用的农家肥，平均每亩施肥量比去年增加四分之一。
推广科学植棉技术，是争取棉花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
各地在备耕工作中都把技术培训放在重要地位。
江苏省棉区结合群众性总结丰产经验的活动，围绕“三攻一提高”（即攻总桃、攻铃重、攻衣分，提高植棉技术），层层培训技术骨干。
山东、陕西等省除培训农民技术员外，还专门举办主管棉花生产的领导干部技术训练班，帮助他们掌握植棉技术，取得领导棉花生产的主动权。
各地良种和育苗移栽面积也比往年增加。
河南、陕西、上海等省、市育苗移栽的棉田比去年增加二百多万亩。
为了调动棉农的积极性，各棉区都重视抓好植棉专业队伍的建设，组织植棉小组，落实生产责任制，广泛开展丰产竞赛活动，并认真落实各项经济政策。
不少地区专门调拨一部分粮食和专用化肥，支援棉区发展棉花生产。
因此，一些过去认为种棉难的地区，现在社员普遍反映，今年搞棉花生产是“心热了，劲足了，胆壮了”。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团长朱莉·穆恩率领的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去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朱莉·穆恩曾在华盛顿等地随同采访。
今天，邓小平高兴地见到美国报界妇女朋友。
他说，欢迎美国妇女朋友来访，这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很有必要。
应美国朋友的要求，邓小平回答了她们提出的有关当前亚洲、太平洋、中东地区的形势和中美关系等问题。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副总编辑胡沙参加了会见。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以朱莉·穆恩为团长的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雷锋精神回来了”
上海自行车三厂青工成立“青年业余综合服务队”，义务为大家服务，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新华社上海04月19日电春节过后，上海自行车三厂机动车间的门口张贴出一张“服务告示”。
告示说，我科团支部决定成立青年业余综合服务队，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促进四化建设。
服务内容有：
修房子，装水表、电表，做水斗，装浴池，修理半导体、收音机，油漆家具等，服务不要报酬，全心全意保你满意。
“服务告示”在自行车三厂引起了震动。
许多职工称赞青年工人“雷锋精神回来了”。
有的人请他们帮助修一修漏水的屋面，有的请他们搭个堆放杂物的小阁楼，有的要装小水表，有的要修电唱机……服务队的青年都热情接待，一一预约登记，一本“预约服务登记本”，很快便填写得满满的了。
机动车间丁百川师傅是个“广播迷”，每天晚上都要收听广播，自学英语、日语。
一天，他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送到商店去修理，店里不肯修。
丁师傅把收音机送到“青年业余综合服务队”，没过几天就修好了。
厂工会干部陆兆华家里要安装小水表，因为工作忙，又缺乏帮手，正在为此发愁。
青年业余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给小陆家安装了小水表，还帮助装了两只水龙头，解决了他家的困难。
上海自行车三厂团委总结推广了机动车间团支部的经验，从03月下旬起在全厂开办“为你提供生活实用常识”讲座，组织一批有特长的青年工人，向职工讲授医药卫生、裁剪编织、油漆、烹调、电器修理、摄影冲晒等七个方面的知识，许多人听了很满意，夸奖青年工人又办了一件好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粮。”
当前正是春耕季节。
要抓紧时机，集中人力物力把当前春耕生产搞好。
凡是能种的地、包括小片荒地，都要落实政策，组织社员把它种满种好。
在劳力上，不能“散马无笼头”，应在首先安排好春耕生产的前提下，再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副业生产。
要说服教育农民，以集体生产为重；
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劳力盲目外流。
支农单位也应全力以赴，满足农业急需。
——编者
不能抓副业丢农业
目前，已进入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应该把主要劳力集中到春耕生产第1线，全力以赴搞好春耕。
但是，有些大队、生产队，春节后就把劳力都放出找副业去了，致使春耕生产劳力缺乏。
有个生产队，男女劳力四十个，除参加县社水利工程的五人外，外出搞常年副业的就有十四人，搞短期副业的五人，在家搞生产的只剩下老弱和妇女。
队里耕耙无劳力，秧田无人做，抗旱排涝没人手，严重影响了当前春耕生产。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耕生产搞得好坏，关系到全年生产的大局。
要想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力。
希望各级领导正确处理农业与副业的关系，在首先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劳力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多余劳力组织起来开展副业生产。
绝不能抓了副业丢了农业。
湖北省广济县游家咀大队程道炳

为什么蔗糖生产上不去？
我国种甘蔗的自然条件同澳大利亚相近。
澳大利亚年种甘蔗五百万亩，产糖三百万吨；
我国年种甘蔗九百万亩，产糖二百万吨。
单位面积产量相差近两倍。
原因何在？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甘蔗种植上没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宜种甘蔗的地区，过分强调粮食自给，不是多种甘蔗，多生产商品糖去换取商品粮；
不适合种甘蔗的地区，过分强调食糖自给。
这是我国甘蔗种植面积大，生产食糖少的一个原因。
福建九龙江流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达三百多天，是我国最适合种植甘蔗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龙海县步文公社，在五万多亩耕地中只种甘蔗一万八千亩，平均亩产已达六吨半，接近澳大利亚的水平。
去年公社党委提出，缩小水稻种植面积二千亩，改种甘蔗，以便更合理地实行蔗、蔗、稻轮作，争取在一二年内达到一亩甘蔗产一吨糖的水平。
可是，县领导强调这个公社的土地种甘蔗高产，种水稻也高产，水稻田一亩也不能减，结果公社的合理规划没有实现。
龙溪地区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谢风山，根据中央关于解决食糖问题要立足于国内的精神，去年09月提出龙溪地区拿出一百万亩耕地种植甘蔗，每年向国家贡献一百万吨糖的远景计划。
这个建议，也因糖和粮的矛盾没有解决，未能引起领导重视。
另一方面，据记者了解，有些不适合种植甘蔗的地区，如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和浙江的温州地区，近几年一直在扩种甘蔗，建设糖厂，发展食糖生产。
其实这是很不合算的。
洞庭湖和温州一带，种植甘蔗平均七八亩地产一吨糖，福建九龙江流域种植甘蔗平均一亩七分地产一吨糖。
类似这样的地区，如果因地制宜，打破省界，该种甘蔗的集中种甘蔗，该种水稻的集中种水稻，我国甘蔗的生产就能占地少，产量高，上得快。
我国甘蔗产区现有一千吨以上的大型糖厂三十三个，布局基本合理。
但是，近十多年来，在糖厂建设上盲目提倡大中小并举，甚至在大糖厂的甘蔗基地上也建起与大厂争原料的小型糖厂，弄得大糖厂吃不饱。
这是造成我国蔗糖生产上产量低、质量差的又一个原因。
江门甘蔗化工厂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厂建在珠江三角洲甘蔗集中产区，日榨甘蔗能力四千二百吨，是我国甘蔗制糖工业生产效率最高、综合利用搞得最好的先进企业。
这个厂每年需要甘蔗五十万吨，全部由佛山地区的顺德、中山、新会和斗门四个县供应。
由于在糖厂建设上盲目提倡大中小并举，加上经济体制不够合理，江门甘蔗化工厂的利润和上缴的税金，同供应原料的佛山地区的财政不挂钩，这四个县先后建起了十二个日榨三百吨左右的小型糖厂，同江门甘蔗化工厂争原料。
这个厂每年得到的甘蔗，只相当于它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六。
同样数量的甘蔗，由大糖厂榨还是由小糖厂榨，经济效果相差很大。
江门甘蔗化工厂每榨一吨甘蔗，为国家创造的价值是二百元左右，而这十二个小糖厂榨每吨甘蔗创造的价值只有一百二十元。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糖厂的建设规模不宜太小。
太小了，生产不出合格的机制糖，只能生产质量很低的粉糖；
太小了，宝贵的甘蔗资源得不到充分综合利用。
因此，建在大型糖厂周围的与大厂争原料的小型糖厂，应当分别不同情况限期关停并转。
只要认识一致，解决好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这项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福建省关闭了与漳州糖厂争原料的附近两个小糖厂，这件事就处理得比较好。
本报记者
郑启民

云南元江漫林糖厂职工大搞技术革新，自行设计安装了两台龙门吊，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这是该厂安装的龙门吊在运输甘蔗。
新华社记者朱于湖摄

我们急需小农具
我们这里小春作物已普遍抽穗扬花，紧张的“三抢”就要开始了。
许多生产队和农户正在积极准备镰刀、锄棍、锄头、粪桶、犁钵子、铧口等农具，可是许多农具满足不了需要。
据我区生产资料商店的职工们反映，全区每年要销犁钵子两千个，粪桶上千副，锄棍上千根，但今年由于没有木料，这些都已脱销。
区木器社虽有一批木料，由于木料提价，小农具销售价没提，生产了要亏本，所以不愿意生产。
铧口，过去每年要销售上万口，今年商店与铁器社定了八千口的合同，但由于缺焦炭，生产也没有落实下来。
没有农具怎么搞生产？
干部和社员为此心急如焚。
我们呼吁：
一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厂矿、企业和担负支农物资供应的部门，要想农业所想，急农业所急，搞好协作，尽快解决好农业生产急需的小农具，为夺取八十年代第1个丰收年助一臂之力。
四川省简阳县三星区
钟志民

畜牧业生产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新疆收购屠宰当年肥羔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公司去年收购屠宰的一百六十七万只商品羊中，有三十万只是当年育肥的羔羊。
实践证明，屠宰当年羔羊这一畜牧业生产上的重大改革，有效地提高了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
新疆决定积极推行这项改革，力争在三年内初步形成肥羔生产体系，每年向国家提供五、六十万只肥羔。
新疆肉脂兼用绵羊的主要品种是阿勒泰大尾羊。
大尾羊体大早熟，04月间生的羔羊，在水草丰美的夏季牧场放牧五个月，就长到百十斤。
当年秋季，羯羔可以屠宰，出连骨肉五十多斤，母羔可以配种繁殖。
可是过去，羔羊总要等到第2年甚至过更长时间才作为商品畜出售屠宰，这不仅拖长了肉羊的生产周期，造成牲畜商品率低，而且给本来就很紧张的冷季草场增加了压力，加大了牲畜越冬死亡率。
现在，实行肥羔当年屠宰，缩短了牲畜周转期，提高了商品率。

种上总比荒着好
广大农村社队已经掀起了热气腾腾的春耕生产高潮。
如何抓住当前种植的大好季节，把能种的地都种起来，非常重要。
我县李村公社位于坡岭山区的十二个大队，到处都有一些片片拉拉的荒地。
块小，分散，缺乏水利条件，不宜集体耕种，多年又没有计入耕地面积。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集体没法种，又不让社员种，长年荒芜，颗粒不收。
去年，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下达以后，公社党委批判了极左路线，本着不影响大田种植，不影响交通，不影响水土保持，不影响农业基本建设的原则，由生产队统一规划，逐块定产，分给社员种植。
收获后，四成交集体，六成和超产部分归社员。
这十二个大队分下去约有一万一千多块，合计五百五十多亩地。
社员们利用工余时间扎篱笆，精心栽培，认真管理，均获得了好收成。
府店公社府店大队第1生产队，村子周围有四十多块小片荒地，共计五亩多。
往年鸡啄猪拱，长不成庄稼。
去年生产队按照《六十条》精神，将这些地逐块定产分给社员种植，定产部分计入口粮，超产部分归社员自己。
这一下，社员责任心加强了，种得认真，管得精细。
社员曹二套分种三块，才一分多地，定产红苕二百五十斤，实收三百六十斤。
为了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我们认为，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试验采用。
小片荒地与其荒着，不如分给社员种上。
这样，可以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增加集体和社员个人收入。
河南省偃师县刘俊杰
周伯爵高幸山

赶快组织幼儿班
农活一天比一天紧张，可是有些生产队的女社员出工的不多，她们主要是被孩子拖累住了。
希望尽快组织幼儿班。
河北省容城县
郑建华

郴州地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生产第1线
切实帮助困难社队搞好春耕
据新华社长沙电中共湖南省郴州地委积极扶持困难多的后进社队搞好生产，以迅速改变穷困落后的面貌。
去年年底，地委领导同志就走访了临武、桂阳、嘉禾等县的一些困难社队，调查了十七个穷队的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共同研究制订了扶持穷队的办法。
春节以后，地委和各县县委抽调了一千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困难较大的社队，切切实实帮助他们搞好春耕生产。
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到桂阳县浩塘公社和临武县香花公社蹲点。
他们下去以后，发动干部、群众落实好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并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争取今年丰收创造条件。
广开生财之道，是扶持穷队的一项重要措施。
派驻这些社队的工作队，一面帮助生产队落实好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一面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广开生财之道。
通过外贸、供销、银行以贷款和预购定金形式，有计划地建立一批经济作物基地和养殖业基地，同时恢复传统土特产品生产，为这些社队增加集体、社员的收入创造了条件。
郴州地委还决定加强对穷队的财力支援，把国家给郴州地区的人民公社投资，大部分用来扶持困难社队。

集贤、富锦、绥滨三县改变贫困队面貌的经验：
政治上不穷折腾生产上不单打一
新华社哈尔滨电贫困队怎样才能改变面貌？
记者最近在黑龙江省集贤、富锦、绥滨三个县，就这个问题同一些初步变富的贫困队的干部、社员座谈。
他们共同的经验是：
只要政治上不再穷折腾，生产上不搞单打一，一个贫困队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变富。
位于我国东北角上的集贤、富锦和绥滨县，自然条件相似，是黑龙江省著名的麦、豆产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但各县都有一批贫困的生产队。
这批贫困队的共同特点是：
连续几年人均收入在六、七十元以下，社员没有足够的钱从生产队买回口粮和烧柴，更没有力量添置生活日用品，生产队负债累累。
造成贫困的原因很多，据农民和基层干部反映，主要原因是前些年政治不稳定，干部经常换，政策经常变，农民称之为
“穷折腾”，把农民的家底折腾空了。
前些年，这些地方常常是
“碾子响，换队长，杀年猪，换支书”。
每年从新粮登场到春节前后就换干部，因而干部没有长远打算，社员缺少坚强有力的带头人。
政策上，今天“堵资本主义的路”，只许搞粮食，明天又来个平均主义，推行“大概工分”，把社员的心搞凉了。
记者调查的这批生产队，都是从这两方面来解决问题，一两年就改变了面貌的。
富锦县出名的穷队——砚山公社八家子大队，只有两个生产队。
1978年上级没有征得社员同意，要两个生产队搞了“穷过渡”，结果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这年人均分配只有五十七元。
去年，这个大队按照社员的心愿，又分成两个生产队，实行按劳付酬，农业、副业一起搞，社员都很满意。
结果，全大队获得大丰收，村中猪鹅鸡鸭成群。
人均分配达到一百八十元，比前年增加两倍还多。
绥滨县新建公社第9生产队，从1969年建立起来就单一搞粮食生产，搞来搞去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三角债”（即有的社员欠集体的债，也有集体欠社员的债，集体和社员都欠国家的债）成堆的穷队。
1974年开始搞多种经营，逐年发展养蜂、养羊、养猪，还办了黄牛生产基地。
1975年就消灭了“三角债”，去年总收入二十二万元，人均分配达到二百六十元。
集贤县升昌公社永胜大队过去是有名的产粮队，交售粮食在全县是拔尖的。
1969年他们搞“穷过渡”，一下子把社员的积极性打下去了。
当年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九分钱，银行的同志看不过去，贷款帮助凑到一角钱。
生产越是上不去，还越批“资本主义”，越换干部，折腾得越来越穷。
到1974年，累计贷款十七万元，社员欠集体十三万元。
后来，调整了领导班子，稳定了干部队伍。
新的领导班子既抓当前，又考虑长远，整顿果园和人参场，办起了蜂场和砖厂，使收入猛增。
1979年人均收入达到一百七十八元，一跃成为全县的富裕队之一。
在调查中，各级领导干部认为，要消灭贫困队，还有个国家扶持和指导的问题。
当前，这三个县的县委都在考虑，如何加强对贫困队的扶持和指导，使他们改变面貌的速度更快一些。

书记不住“书记楼”
去年12月，中共湖南省桑植县委机关的一栋新宿舍竣工了。
在分配房子时，承办的同志在名单上列上了县委五个正副书记的名字。
这事传开后，有些群众就给这栋宿舍取了个名字——“书记楼”。
人们的议论传到书记们的耳里，正是县委学习《准则》（草案）的时候。
他们觉得，经过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了，小车代步，背包蹲点，公文旅行，酒宴相待，风靡一时。
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形成的那道鸿沟，如今正是我们按《准则》的要求，一砂一石将它填平的时候了。
想到这些，他们盘算了一下住房情况，尽管自己的住房也很简陋，但还过得去，而许多同志在外机关住宿，有的还住在办公室里，其中有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过的南下干部。
这些同志的困难更大，应当首先考虑他们。
因此，县委书记李忠同志提出，把新房先分给那些住房拥挤的一些老同志。
他的意见，得到几位副书记的赞同。
最后，除一位副书记因原来的住房要腾让给外单位，搬进了新宿舍外，其他四位正、副书记都没有搬进这栋新宿舍。
吴兆麟钟明星

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记“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孙安定
1969年的一个夏日，一具高空气球载着反动宣传品穿过白云，随风飘进东南沿海。
一架超音速歼击机奉命起飞，“咚咚咚！”
几声炮响，气球应声落地。
这是一次漂亮的战斗。
本来，高速歼击机对于低速飘移的高空气球，既难以发现，又难以击中。
可是，飞行员孙安定一举首创了本部队歼击机击落空飘气球的战例。
过硬的飞行技术，来自顽强刻苦的攀登。
六十年代的第1个春天，孙安定结束了航校生活，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
这个来自山西永济县的青年农民，只断断续续念过五年书，现在成了一名光荣的飞行员，是多么不容易啊！
想当初，教员领着他第1次打开飞机的座舱盖时，那成群成排的仪表、电门、开关、把手，弄得他眼花缭乱。
那复杂的航空理论，更使他感到深奥莫测。
孙安定没有后退半步。
他懂得战士的责任，牢记着1956年入党时的誓言。
是呀，中国人民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共产党员不奋勇攻克科学技术的难关，又怎么谈得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呢！
崇高的理想，产生巨大的毅力。
他拚命地学习，没有星期天、节假日。
他经常长时间地坐在座舱里，闭着眼睛辨认纷繁的仪表、电门和把手的位置，走路也在背诵公式和数据。
孙安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航校各门课程的学习，成了驻守在祖国南疆的航空兵某师的一名飞行员。
孙安定纵横蓝天二十二年。
他含辛茹苦，坚持不懈，把自己磨练成全团的技术尖子，在自己的飞行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光荣的标记。
他：
第1批放单飞；
第1批达到两种气象，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第1批完成新机种改装；
第1个击落敌空飘气球；
第1个飞行二十二年无事故症候。
这最后一项，是孙安定创造的优异的飞行安全记录。
就是说，从第1次升空到最后一个起落，从未在飞行上发生过危及安全的问题。
这需要高超的技术、高度的责任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这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好飞行员，却遭到了冷落。
他被当成“单纯军事观点”的典型，光荣榜上无名，立功受奖没份，一直当了十年飞行中队长而不受重用。
但是，误解和冷遇并没有使孙安定稍有懈怠。
他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视党的事业重如山。
哪一次艰巨的任务也少不了他，每一个飞行起落他都认真对待。
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忍辱负重；
任凭风云变幻，他斗志弥坚。
和他同期入伍或晚于他入伍的同志，不少当了师、团领导干部。
领导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
“我参军不是为了当官，我的想法就是好好飞行。”
组织上决定一位中队长改当军事参谋，有人说这是“降职”，他本人也有些想法。
孙安定主动找他谈心说，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做好工作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本份。
后来，这位同志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孙安定又勉励他兢兢业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孙安定病了。
亲友看到他身体不如从前了，劝他停飞，干点别的工作。
他说：
“党和人民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
我飞了二十来年，还没有打过仗，只要能坚持，就要一直飞下去！”
1979年02月，当惩罚越南入侵者的战斗打响后，孙安定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战鹰在边境上空巡逻。
但是，从战场返回，孙安定的病情猝然加重，竟于06月20日不幸辞世，年仅四十三岁。
在他生命的火炬就要燃尽的时刻，他嘱咐妻子说：
“我死后，你要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不要给部队添麻烦。
06月份的党费，替我交上……”
战友们挥洒着热泪，悼念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这位坚强的战士逝世以后，上级党委追认他为烈士，追记二等功。
中央军委授予他“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本报通讯员韩京承
本报记者孙茂庆王立生

勤学苦练的消防队员
年仅二十四岁的张忠武，现任浙江省温州市消防大队第1中队见习副队长。
他勤学苦练，掌握了消防中的许多硬功夫，工作中屡次立功。
去年，团中央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小张练基本功，有一股狠劲。
他为了练习攀登高层楼房的技术，背着上百斤重的沙袋，一次又一次地攀登练习塔，身上被碰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有时双膝都磨出了血，但他忍着疼，坚持训练，直到掌握技术为止。
在全省消防比武大会上，他一人获得了四项优秀奖。
平常苦练技术，临阵才能战胜困难。
去年02月15日，温州开关一厂失火，火苗迅速扑向成品仓库，情况十分紧急。
闻讯赶到现场的张忠武，双手攀着砖缝，爬上四米多高的墙头，切断了正在蔓延的火苗，保全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成品仓库。
（公安部供稿）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誉印厂女青年李建珠为四化建设努力钻研业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新华社记者郑书福摄

《工人日报》联系青年思想实际开展讨论
帮助青年工人树立远大理想
本报讯一段时间以来，《工人日报》开展了《怎样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工人？
》的讨论，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怀着美好愿望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工人中，大多数人有志气，有抱负，正在脚踏实地为实现四化作出贡献；
也有一部分人胸无大志，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缺乏信心，在精神面貌和劳动态度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怎样做好后一部分青年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他们振作革命精神，为四化建设充分发挥聪明才能？
《工人日报》编辑部的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应该就如何帮助青年工人树立远大理想的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端正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
为此，从今年02月01日开始，《工人日报》开展了《怎样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工人？
》的讨论，每周一期，现已见报十一期。
读者非常欢迎、关心这个讨论。
现已收到两千多封来信和来稿。
许多来信谈了他们那里的青年吃饭、走路都在讨论报上提出的问题，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他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抓住了部分青年职工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代表性，有些文章对人有启发。
但是，也有一些读者对前几期的讨论发表了不同意见。
认为，报上的一些文章“不接触实际问题，不对青年的思想问题作具体分析，是不会叫青年信服的”。
《工人日报》编辑部接受了读者的意见，在第5期讨论中发表了《我的理想是怎样破灭的？
》、《怎样看待社会弊病？
》和《我后悔也来不及了》三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有些读者在来信中说，这几篇文章谈的是作者自己的切身体会，触及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说明报纸是在讲真话，文章的作者在和读者交心，读来亲切，令人信服。
从那以后，来信来稿大增，讨论的气氛更为浓厚。
对缺乏理想和信心的青年，怎样进行教育帮助，才能使他们燃起青春和理想的火焰？
或者说，这些青年应该从哪方面提高认识，才能摆脱目前理想幻灭的苦闷？
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工人日报》编辑部正在组织一些较好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文章，力求把讨论办得更好，用谈心的方式，引导青年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做一个目光远大、精神振奋、品质高尚的人，为人民，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美好的青春。

廉洁奉公的户籍民警
李新建是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金家窑派出所的户籍民警，今年二十七岁。
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去年06月，李新建按照政策给一位华侨办理了一件事。
这个华侨为了表示对民警的感谢，先后给小李送去国外寄来的画片、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但都被小李谢绝了。
在金家窑派出所的管区内，有一个居委会兴建了一个早点代营点，李新建曾三次给予他们帮助，出了大力。
这个代营点开张后，售货员几次挑选好油条，邀请小李来吃，小李也婉言谢绝了。
小李还自觉地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一个曾经受过刑事处分的人，对小李说：
“你需要什么就说一声，咱有路子。”
并说：
“眼下三合板可是不大好买，你要不要？”
李新建当场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忠于职守敢于斗争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民警赵锦，曾被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授予“雷锋式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赵锦今年三十岁。
他热爱本行，忠于职守。
一天，他正在值班，突然发生地震。
同志们劝他回家看看，他认为不能擅离职守，始终坚守值班岗位。
在一次押送案犯的途中，赵锦患了痢疾，但他一声不吭，带病完成了任务。
1977年除夕，一伙手持凶器的坏人在马路上捣乱。
值班干警立即出动。
赵锦跑在最前面，首先将一个歹徒从自行车上拉下来，其余罪犯随即四处逃散。
赵锦又奋力去追赶，眼看逼近歹徒时，一个藏在暗处的罪犯向赵锦头部砍了一刀，赵锦当即失去知觉。
虽经医院抢救，仍留下了后遗症。
医生和领导都劝他休养，暂时不要工作。
但他仍然早上班，晚下班，甚至星期日也不休息。
1979年，他又抓获扒窃罪犯十三名和其他犯罪分子四名，为保卫社会治安立了新功。

把着眼点放在改进党风上编辑同志：
《准则》公布以后，为了使全党同志更好地理解《准则》的精神实质，编写一些通俗的辅导和解说材料，是很必要的。
但是，有的地方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编写“理论性”辅导材料，长篇大论地作报告，却不大注重《准则》的贯彻执行，使之见诸行动。
我认为，制定《准则》的目的，是要全党同志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增强党的战斗力。
因此，学习《准则》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改进党风，认真执行党规党法上，不应仅仅停留在搞“辅导”上。
《准则》讲得很深刻，本身也较通俗，对绝大多数同志说来并不难懂，问题是如何认真地贯彻执行。
对于那些东抄西抄，从概念到概念的辅导材料和辅导报告，群众不欢迎，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
希望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辅导学习《准则》时，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特别是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收获，实实在在地讲，不打官腔，不放空炮，不专门发号施令，光让别人如何如何。
这样的辅导，群众就欢迎了。
东福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健全民主集中制
铁瑛
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准则。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既是发扬民主的需要，又是实行集中的需要，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一环。
我们讲民主，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
我们讲集中，就是要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现在，我们党正领导着四化建设这样一个极其宏伟而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高度的集中，不是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四化的目标怎么能实现呢？
但是，高度的集中来自高度的民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办法来源于党内外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实践；
四化建设一点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能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系到党的兴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排斥不同意见，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我们党吃了大亏。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从“七大”到“八大”，党内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生动活泼，团结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党内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起来，听不得不同意见，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一方面，压制民主，一提不同意见，就说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撤职罢官，甚至身陷囹圄，含冤终身；
另方面，又搞所谓大民主，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我们党的错误，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他们接过“大民主”的口号，竭力煽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踢开党委闹革命”，愚弄群众，分裂群众。
谁反对这样做，他们就说你是“执行资反路线”、
“走资派”。
他们又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打着全面专政的旗号，压制、打击和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等帽子。
十年浩劫，使我们党的肌体和党的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害，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深感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危害性，觉悟到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
党内生活开始正常起来，民主空气逐步活跃起来。
但是，要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严重创伤，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
一强调民主，无政府主义就出来兴风作浪；
一强调集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就会抬头。
这两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独断专行，搞“一言堂”，表面上好象是很强调集中统一，实际上用个人的意志代替集体的意志，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
同样，那种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实际上是借群众运动之名，压制别人，不准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最大的不民主。
因此，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一言堂”、家长制的作风。
应当看到，我国封建制度统治了几千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要在党内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自由散漫、纪律松弛的恶习，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广泛深入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
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首先必须搞清楚几个认识问题。
党内有各种不同意见，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是领导一讲，就一致通过，甚至曲意逢迎好呢，还是议论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好？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是一潭死水，万马齐喑好呢，还是大家敢于讲话，生动活泼好？
显然，还是让人家讲话好，让各种意见都谈出来好。
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
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领导人提出批评和意见，这是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表现，这是党员政治责任心和积极性的表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一个领导者个人，不管阅历多深、知识多广，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对。
集体的智慧总比个人的智慧要高。
多听听不同意见，可以使自己想得更周到一点，可以避免这“一失”。
当然，我们所说的不同意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不同意见，是在实现四化这个共同目标下的不同意见，而不是那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和四化大目标的所谓“不同政见”。
对于这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同政见”，我们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了解或听听这种意见，也可以从反面或侧面提供参考和借鉴。
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会不会带来麻烦？
我们有些同志喜欢作“一律化”的规定，下“一刀切”的指令，一个比例、一个框子往下套，不允许人家因地制宜，以为这样做省事。
其实，干革命、搞建设，从来是“麻烦”的。
从我们一个省来说，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状况和工作基础不同，怎么可以“一律化”、“一刀切”呢？
实践证明，事先多听听不同意见，多同各方面商量，把工作做得细一点，看起来似乎是麻烦一些，实际效果则会更好一些，麻烦的事情会少一些。
相反，“一律化”、“一刀切”，看起来是省事，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碰钉子，吃苦头，没有不麻烦、不被动的。
既然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是好事，那么，有了不同意见怎么办？
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是不对的；
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该集中的不集中，同样是不对的。
领导的责任是善于把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转化为统一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
这就是说，有了不同意见，首先要听得进，不要一下子把人家顶回去，不要计较人家的方式、态度，一触即跳，要让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加以充分的讨论，加以分析研究。
对于正确的意见，不论是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的，不论是上级的还是下级的，都要欢迎，都要接受。
对于基本正确或者部分正确的意见，不要求全责备，要虚心接受正确的合理的部分，要有“沙里淘金”的精神。
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耐心地听完，然后慢慢地加以解释，不要简单粗暴地采取压服的办法。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
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反复的比较，正确的意见才能被大家所接受，持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才能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意见。
如果一时想不通，应该容许人家保留意见，容许人家有一个实践和转变认识的过程。
这样，才能由不统一转化为真正的统一。
要使每个党员都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还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要切实保障党员的发言权利、申诉权利，以及对党的任何组织、任何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在我们党内，职务高低，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任何一个领导者，不管他职务多高，都只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更不能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
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
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更不等于反党。
不要把思想认识、理论是非问题任意上纲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
党员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言论，不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泄漏党和国家的机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能认为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给予处分。
领导者如果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给人“穿小鞋”，“装材料”，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党纪国法的制裁。
当然，任何一个党员，如果借口发扬民主，向党的组织闹独立性，同样必须受到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全党同志对党内生活中的种种教训，体会得更深刻了。
只要我们认真接受这些教训，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党建设好，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中蒙关于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1980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奥其尔巴勒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为庆祝《齐奥塞斯库选集》中文版出版
杜米特列斯库大使举行友好聚会
王任重同志等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04月19日电为庆祝《齐奥塞斯库选集》中文版出版，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列斯库今天在大使馆举行友好聚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等出席了友好聚会。
杜米特列斯库大使和国家出版局代理局长陈翰伯在聚会上先后讲话。
他们一致指出，《齐奥塞斯库选集》中文版的问世，生动地体现了中罗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齐奥塞斯库选集》中文版第1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三卷将在年内陆续出版。

全国高等学校体育专业将提前招生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教育部、国家体委最近联合发出了《关于1980年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招生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招生政策，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提高对录取新生的文化要求，坚决杜绝徇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通知指出，体育专业的招生工作在各级招生委员会领导下进行。
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采取单独命题提前进行体育、文化考试
（考试科目与全国统一考试的科目相同），提前录取的办法。
尚不具备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采取提前考试体育，文化科目参加全国统考，提前录取的办法。
在同一省、市、自治区招生的体育院、系，实行联合招生。
体育专业的招生对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纪律，热爱劳动；
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有一定体育运动基础；
身体健康；
未婚；
年龄不超过二十二周岁（1958年09月01日后生）的青年、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业余体育学校教练员，体育教师可放宽到二十五周岁（1955年09月01日后生）。
体育考试的科目为一百米跑、纵跳、男子引体向上（女子俯卧撑）和专项技术。
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可根据本人志愿，参加理工科或文科的全国统考，考试科目和计算总分办法与理工科或文科相同（从1981年开始，按理工科考试科目进行文化考试）。
报考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的考生，参加全国理工科统一的文化考试，不进行体育考试。
对参加国际比赛获得前六名（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和参加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文化达到高中毕业程度，由本人申请，单位推荐（被推荐者必须符合体育专业招生的条件，运动成绩是1978年01月01日至1980年06月30日取得的，获得名次项目，要与所学专业对口），经招生院校进行文化（语文、数学）和体育考试，政审、体检合格，报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批准，可以录取。
推荐报名时间从06月01日开始，至06月30日截止。
具体推荐办法（包括那些运动会属于推荐范围）已下发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单位和考生可向各级招生委员会了解。
今年面向全国招生的有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运动系、基础理论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
面向大区招生的有上海、武汉、西安、沈阳、成都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体育系。
其他体育院、系，均在本省、市、自治区招生。

同天风月结良缘
——鉴真大师像回扬州展出见闻
本报记者孙东民徐宁
04月的扬州，桃红柳绿，百鸟争鸣，正是“烟花03月”的季节。
扬州人民盛情接待鉴真大师像“返里探视”，这件千载一时的盛事，成了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盛举。
从上海起程的载着鉴真像的菊黄色车头的专车，在柳枝摇曳的公路上缓缓行进。
乳黄色车厢上“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十个大字分外醒目。
它穿过常州，经过镇江，横渡长江，到达扬州，一路上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鉴真当年东渡时曾三次经过的瓜洲渡口，人们挥动着两国的国旗、标语、花束、彩带，在扬州市区，更有数以万计的群众盛情迎接。
当专车于14日下午到达鉴真的故居大明寺时，山上山下站满了人群。
人们在锣鼓声中有节奏地高喊：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一千多年前大师东渡日本，把盛唐先进的文化带给日本人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光辉的贡献。
今天，他的塑像“回乡探亲”，受到了如同鉴真大师亲自回来般的接待。
护送鉴真大师像回乡的奈良唐招提寺长老森本孝顺，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连声感谢扬州人民的深情厚意。
他激动地说：
“昨天鉴真和尚回国，一场春雨为他洗尘，今天来到故乡又遇上晴天，这是让他好好看看一千多年后的故乡！”
专程去上海奉迎鉴真像回国的全国欢迎鉴真大师像委员会主任赵朴初风趣地说：
这是“天从人愿”！
04月17日下午，大明寺鉴真纪念堂里聚集了近百名中外记者。
人们注意着印有“鉴真大和上像”六个大字的铝制运装箱。
在紧张的气氛中，四位日本朋友熟练而慎重地打开了两扇铝板、一扇木板的箱门。
当包装严密的鉴真大师像从装箱内请出，纪念堂内顿时一片光明！
鉴真大师的坐像被请进预先准备好的展橱，橱内放置着日本天皇为纪念鉴真大师像回国展出而赠送的瓷香炉。
鉴真大师的干漆夹纻坐像，是在鉴真生前由他的弟子塑造的寿像，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此像重十二公斤，高二尺七寸，与身等长。
它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最逼真的人物塑像杰作，被奉为日本的“国宝”。
人们看着身披紫红色袈裟的鉴真大师的坐像，一千多年来保存得如此完好，人们深为日本人民的友情所感动。
森本长老已担任住持三十四年，是以鉴真大师为开山祖的唐招提寺第81世长老。
三十多年来他为修复战后一度荒芜的唐招提寺终日辛劳。
在寺内的供华园里，种满了中国的古莲、琼花、芍药、牡丹、紫竹等，他总是以中国的花果供奉鉴真。
森本长老告诉记者：
“前年邓副总理满足了我的心愿，让我陪鉴真和尚回国探亲。
事后我反而有些心慌，不知该带什么礼物报答中国人民。”
长老决定赠送樱花树苗和石灯笼。
长老指着纪念堂前刚刚立好的石灯笼说：
“这是材质最好的庵治石，是按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八世纪天平时代的灯笼样式制作的，在加工过程中返了三次工。”
森本长老表示：
“石灯笼是日中友好的象征，我祝愿灯笼的灯火永不熄灭。”
从04月19日起，鉴真大师像在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对外展出七天。
在开幕前的赠送仪式上，森本长老为赠送给大明寺的石灯笼点灯，大明寺能勤法师诵答谢诗；
森本长老代表奈良市民送“三具足”（香炉、烛台、花瓶）；
能勤法师送森本长老一领袈裟。
能勤法师说：
“今天我们穿上了相同的袈裟，你我都是鉴真大师的门人，我们要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大努力。”
在中日双方僧人分别举行纪念鉴真大师的法会结束后，又举行了植樱花树仪式。
能勤法师诵答谢诗道：
“栽培此日证前缘，继往开来息敢肩？
千古佛门传盛事，樱花03月蜀岗天”。
两位长老祝愿：
樱花树苗将一天天成长，中日两国的友谊也将一天比一天壮大！
大阪华侨、江苏同乡会会长许朝坤自豪地对记者说：
“在中日两国翻开友好历史的新一页的时刻，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一千多年来两国的友好交流打下的基础，我们旅居日本的华侨，一定要象鉴真大师那样，与日本人民友好相处。”
在场的两国朋友纷纷表示，要学习鉴真大师为中日友好的献身精神，世世代代，永结良缘。
鉴真大师一千多年前播下的友谊的种子已经在中日两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在大明寺瞻仰鉴真塑像的人们衷心祝愿大明寺的石灯笼和唐招提寺的石灯笼永远放射出不灭的灯光，祝愿大明寺的樱花和唐招提寺的琼花越开越鲜艳！

姚依林会见将离任的秘鲁大使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秘鲁驻中国大使拉莫斯。

文化部欢宴阿拉伯也门新闻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文化部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新闻文化部长叶海亚·侯赛因·阿尔希和外交部次长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克贝西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文化代表团。
文化部长黄镇和阿尔希部长在宴会上讲话时都表示，具有悠久文化的中也两国要进一步开展文化合作和交流。
出席宴会的有：
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等。

李强宴请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4月18日电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缅甸贸易部长钦貌基上校率领的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出席了宴会。
今天下午，李强同钦貌基就进一步发展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举行了会谈。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在京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04月19日电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今天在这里闭幕。
有十五万人在展出的十天中前来参观了展览会。
观众热情赞扬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展览会展出期间，中罗两国技术人员交流了经验，经济贸易界人士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了洽谈。

谈谈黄土高原和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前景
童大林
（一）
黄土高原和大西北荒凉贫困吗？
是的，又不是。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这个地区注定要比锦绣江南落后吗？
不见得，事在人为。
大西北是两个大宝库。
一个是，永远开发不尽的能源宝藏。
先从天空说起。
西北地区的太阳能资源是我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日照时数每年在三千小时左右，太阳辐射在正午时间，每平方米地面可产生一千瓦功率。
风能资源在这里也最丰富，据已装设的风车运行记录看，一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处于运行状态。
黄河上游水力，理论贮量约六千五百多万千瓦，已经开发的，只有二百多万千瓦。
全国煤炭地质贮量，黄土高原和西北地区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全国最大的陕、甘、宁、晋的煤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贮量十分丰富，新疆准葛尔盆地一带同样如此。
至于石油，玉门、独山子、克拉玛依等地已探明丰富的贮量，塔里木盆地又发现了新的油田。
另一个是理想的动物蛋白质的生产中心。
大西北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畜牧区。
日照好，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饲料作物和牧草的繁殖和生长发育。
在地理上有山岭互相隔离的优点，可以减少病菌的传播，对畜禽的大量繁殖极为有利。
更重要的，这里具备着形成完整的强大的生物食物链的优越条件。
——大规模地栽培和繁殖牧草、矮生林及森林。
牧草喂养牛羊；
矮生林是某些兽类的主要食物来源；
森林还可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
——大面积种植果树。
果树面积愈扩大，昆虫愈滋生，鸟兽愈繁盛。
这是加强生物食物链的重要环节。
——兴建水坝和水利工程。
除防洪、发电、养鱼之外，还可灌溉牧区，种植饲料，促进乳牛、肉牛、猪、鸡的繁殖等等。
人们知道，人体的食物营养，主要是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无机盐。
蛋白质是人体组成的最主要的成分之一，是衡量食物构成水平的重要标志。
动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比谷物蛋白质高。
今后改变食物构成，将主要依靠畜牧业的大发展，即动物蛋白质的大幅度增长。
这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一个新问题。
围绕着开发各种能源资源和新的食物来源，以及利用西北地区其他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整个大西北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需要有新的宏伟的布局。
这难道还有什么犹豫的吗！
除了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生产手段以外，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是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因此，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西北的建设将占什么样的位置，将有什么样的前途？
我想，只要我们主观能动性符合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富饶的大西北将绘出我国四个现代化最新最美的画面。
搞得好，西北是会超过江南的。
这决不是夸大其词。
1850年时，美国西部还是一片荒凉。
当时人们认为，开发这块地方至少要五百年，甚至二千年。
现在，美国西部的状况早已根本改观了。
美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很快做到的事，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应该做得到，而且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二）
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西北黄土高原应该搞成牧业基地和林业基地（或林果基地）。
如果搞成了这两种基地，不但解决了这里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落后贫困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治理水土流失和北阻沙漠的侵袭。
经过近五年的连续试验，用飞机播种“沙打旺”已经获得成功。
“沙打旺”是一种多年生豆科牧草，产量高，营养丰富，能肥沃土壤和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如果进一步种植各种适应黄土壤的牧草和各种经济林、薪炭林、放牧林、用材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等，那么，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展现生产建设、人民生活的新面貌，将指日可待。
可以肯定，黄土高原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大有希望。
这里，只举两例。
拿羊来说。
一只细毛羊，至少产毛十斤以上。
以米脂县为例，如用四十万亩地种植豆科牧草，大养细毛羊，每年可收入八百多万元，等于这个县目前财政收入的五倍。
宁夏的滩羊裘皮，更是在国际上著称。
盐池县年产羊毛一百万斤，收入一百五十万元，如纺成线，就能收入几百万元；
如织成地毯出口，收入就更可观了。
此外，大量发展奶山羊，对农户增加收入，也非常显著。
再拿果树来说。
作家柳青同志在五十年代，就十分明确地提出，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理想的苹果园地区。
如果全部坡地培养成林以后，陕北地区将成为我国先进经济区——园艺基地，成为世界著名的苹果园。
他还规划了陕北的最理想的经济地理面貌：
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
这里，我想补充两点：
一是让所有山头都戴上“草帽”——种草；
一是旱粮地要多种些谷子（小米），恢复谷子的名誉，农民是会高兴的。
最近，西北农学院教授孙华同志，对整个西北地区如何发展果树生产，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认为，西北地区有大量山区、丘陵、沙荒、沙滩，处处都可发展果树。
例如：
陕北黄河沿岸可大量发展红枣，陕北丘陵可发展葡萄，渭北高原可发展苹果，秦岭、巴山山区可大量发展核桃和板栗，在陕南可以发展油橄榄和柑桔。
在甘肃天水、庆阳地区可以发展苹果，在河西走廊（特别是临泽、敦煌）和宁夏的沙荒地区可以大量发展红枣和葡萄。
在新疆，可以大量发展葡萄，特别是制干品种（吐鲁番是世界著名的葡萄干产地），也可大量发展核桃、扁桃（巴旦杏）、杏（制干品种和仁用杏）、阿月浑子等木本油料果树。
青海的民和、乐都、贵德和宁夏灵武等地，也可适当发展苹果。
此外，还可以因地制宜地栽植抗性强的灌木果树和蔓性果树，例如：
树莓、醋栗、毛樱桃、石榴、山葡萄等等，这类果实可加工制造果酱、果酒、果汁。
种植这类果树，对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也会起积极作用。
至于适合种粮食、棉花的地区，如关中平原、河套以及新疆等地区，则应该特别抓紧现代化的商品粮、棉基地建设。
如果做好农业全面发展规划，建立合理的灌溉系统和防护林带，适当地改良土壤，所谓满目黄沙的“大戈壁”，将变成牛羊遍地跑、林果满山挂的宝地。
这是现实主义的畅想曲，而不是“浪漫主义”的梦幻。
（三）
随着黄土高原牧业基地和林业基地的建立，必然会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
例如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将成为工业城市。
如果利用黄河湍流，兴建大小水电站，同时修筑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公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这样就打破了黄土高原与国内其他经济区隔离和半隔离状态，同国内外市场联结起来。
要形成动物蛋白质生产中心，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需要在西北地区建设新式的电化屠宰场、乳品加工厂、羊毛加工厂、野生动物育种繁殖场、冷藏库，以至空运的飞机场，等等。
如此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建设蓝图，何处起步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来说，生产关系方面的一切制度、结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措施，都必须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使新的生产力去迁就生产关系方面的那些旧框框。
因此，问题很清楚，首先必须改变那种自给自足的、强迫命令的、死板划一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建立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必须走同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密切联系起来的企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否则，任何生产基地都是搞不起来的。
目前，在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正进行一个尝试，就是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丝绸公司，它把丝绸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它的经营方针，首先是想方设法通过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积极支持生产，并且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培养技术人才。
这种经济组织的目标，是统一安排内销市场，特别是力争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
以此为例，黄土高原和大西北的畜牧业和林果业要获得大发展，也可以集中两、三种产品（如皮毛和生果之类）试验建立地区性的新型企业，以输出为目标，把整个产、供、销和农、工、商都带动起来。
现在看来，把行政区划和经济组织混为一体，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了。
现在，有的地方，正在进行一种新的试验，即提倡队与队、社与社、农与工、农与商，从生态区划和生产需要出发，围绕一条河流，一片山岭，某一种作物，搞联合经营，再进一步形成科研与经济的综合组织。
这种基层的新型经济组织，同地区性以至全国性的大企业结合起来，可能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制的雏型。
以上说明，如果下决心改变黄土高原和大西北贫困落后的面貌，发展强大的畜牧业和林果业，必须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若干试验开始。
（四）
培养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始终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这个问题，对黄土高原和大西北的建设来说，十分突出，更为迫切。
在旧中国，只有寥寥有数的有志之士，抱着“科学救国”的心愿，历尽艰辛地默默无闻地在这祖国“遥远的地方”，流着一滴滴的汗、泪与血，他们不愧是我国科学界的创业前驱。
建国之后，从祖国四面八方，奔来一群群沸腾着热血的少男少女，象当年奔向延安宝塔山的革命青年一样，决心把他们的青春和智慧，献身于祖国这块最辽阔广大的地区，进行难以想象的最艰难困苦的开发边疆的事业。
他们走过苦难的历程，有着十年动乱的伤心史，但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坚持下来了，成为现在建设黄土高原和大西北的骨干力量。
但是同将来的宏伟事业相比，能担负建设现代化的人才还是太少了，太少了，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我们要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和生产基地，但首先要有开发人才资源的基地。
没有足够的人才，现代化仍然是一个画饼。
我国科学、教育界都知道，就在这被认为文化落后的地区，却生长着一朵稀有的科学、教育之花。
这就是陕西武功这个地方，几十年来，一直集中着一批科学、教育人才，形成一个农业科学与教育的基地。
目前，这里有九个科研和教学单位，即：
西北农学院，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所，陕西省农林科学院、植物所、水利科学研究所、农林学校、水利学校和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科研教学人员二千多人，学生三千多人。
这是一支多么可贵的力量啊。
因此，我们建议加强和扩大这个人才基地，确定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使她成为吸引国内外科学、教育方面的各门学者的磁铁，成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少数兄弟民族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温床，成为我国和国际学术中心之一。
其他省、区也应有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基地。
在一定意义上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人才决定一切。
西北是个好地方呵，她曾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圣地，她也将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富饶宝地。
（这是作者1980年04月在西安召开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口供在证据上的价值
在京剧《玉堂春》里，苏三被洪洞县的县太爷屈打成招，定了毒死亲夫罪，判了死刑。
以后太原府三堂会审，苏三说沈延龄不是她毒死的，而是他的正妻皮氏为了毒死苏三，把毒药放在面内，沈延龄不知内情，误吃药面致死。
那些会审的老爷们问：
既然事情是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毒死的呢？
苏三说：
“犯妇本当不招认，无情的板子，我是难受刑。”
由此可见，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告人的陈述——口供，都是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
只有被告人在供词上签了字，画了押，才能定罪判刑，才能杀头。
没有口供就定不了案。
被告不供怎么办？
就用
“肉刑”、“屈打成招”。
口供在证据上的价值问题，既是法学理论上的问题，也是我们审判工作实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问题。
有的同志往往说：
“他本人都承认了，还有什么错吗？”
“不是自己干的罪行，会往自己头上拉吗？”
好象有了口供，就有了定罪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口供虽然是证据的一种，但它不能作为主要证据，更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证据。
在以前的审判实践中，经常发现有的被告人为了逃避惩罚而狡猾地否认罪行，也有的被告人由于诱供而供认没有实施的罪行。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轻信被告人否认罪行的辩解，往往容易放纵罪犯；
如果轻信被告认罪的供述，也会容易造成错案。
如果没有其它证据证实，光凭口供，往往难辨真假。
如果我们光凭口供定案，一旦被告人翻供，否认罪行，我们的判决就会失去根据，就会被推翻。
相反的，如果掌握了其他证据，即使被告人不供述罪行，也可以定罪判刑。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被告人是否犯了被控告的罪行，是如何进行犯罪的，如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动机、后果等等，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
我们要查清案情，认定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的口供又是有重要作用的。
不论是被告人承认犯罪、否认犯罪或检举他人等方面的口供，都可以作为查证的线索，作为其它证据查证落实的证明材料。
有了口供以后，还要有大量直接的和间接的人证、书证、物证、鉴定、勘验证明等材料，并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证实该项口供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从而认定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
（沈关生）

“态度”好坏与定罪量刑是否有关？
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时，曾大肆鼓吹“罪行不论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只要他们一伙认为“态度好”，有罪可以变为无罪；
认为“态度不好”，无罪也可以变为有罪。
审判刑事案件，无非是定罪和量刑。
定罪是根据犯罪构成的条件，而不是随被告人的“态度”不同而变化。
如反革命罪，在客观上要有反革命行为，主观上要有反革命目的，这是构成反革命罪必须具备的、缺一不可的条件。
故意杀人罪，在客观上有杀人行为，主观上有杀人之意。
犯了反革命罪或故意杀人罪，不能因为犯罪分子的“态度”好坏而改变犯罪的性质。
至于量刑，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如犯罪动机、手段等）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刑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犯罪分子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我国刑法对量刑原则、量刑幅度和从轻、从重、减轻处罚的情节都作了规定。
例如累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犯、组织犯罪集团的主犯，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诬告陷害罪的，都要从重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聋哑人或盲人犯罪，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还有自首的等等，可以从轻处罚。
自首和中止就涉及到犯罪分子的“态度”问题。
我们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
既然他自首了，就说明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了认识，并有了悔改的表现。
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同样的，犯罪分子在法庭上是坦白交代还是拒不认罪，在量刑上也是应当有区别的，前者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内从轻判处；
后者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处罚。
刑事诉讼法规定，即使被告人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只要有确实的证据，同样可以定罪判刑。
我们虽然不能因为犯罪分子拒不认罪而改变他所犯罪行的性质
（即定罪），但却可以在他所犯的罪的法定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判处。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司法人员对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不重视，即使被告人是在行使受法律保护的一些诉讼权利，也往往会被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
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还有权为自己辩护；
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不服第一审判决上诉；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出申诉等等，这些都是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绝不能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或是“抗拒”。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会出现被告人进行争辩的情况，只要他否定的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事实，那也不能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
相反的，对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和反证，司法人员只有认真查证核实，在定罪量刑方面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沈关生）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拘传是对未经逮捕、拘留，经过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案的被告人所采用的强制到案的措施。
拘传必须填写拘传票，并向被拘传的被告人宣布。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对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适当限制的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于下列三种被告人：
一是罪应逮捕，但由于不会对社会继续发生危险性而没有逮捕必要的被告人；
二是罪应逮捕，但因有特殊情况而不适于逮捕或拘留的被告人，如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是被拘留后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被告人。
对被告人使用取保候审，要制作“取保候审决定书”，责令被告人提出保证人。
保证人同意担保后，要向保证人说明具保的责任，并让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保证被告人不逃避侦查、审判，随传随到。
使用监视居住时，要告知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
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委托人民公社、被告人所在单位执行。
使用监视居住要制作“监视居住通知书”，通知被告人和执行单位。
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被告人，如果住处发生变化，或者需要远离现住所时，必须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行动。
（张玉镶）

犯意表示能构成犯罪吗？
一个人产生了犯罪意图，但还没有开始犯罪活动，就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把自己的犯罪意图流露出来，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犯意表示。
例如，某甲经济上很困难，他的邻居某乙家经济很富裕，某甲在给朋友某丙的信中说，他打算去偷某乙家的东西，这就是犯意表示。
我国刑法规定，只有主观上有犯罪思想，客观上有犯罪行为，才能构成犯罪。
而犯意表示只是一个人的犯罪意图的流露，既没有为实施犯罪创造条件，也没有表现为危害社会的行动。
对于有犯意表示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有的还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但是，不能认为这样就是犯罪而给予惩罚。
（杨敦先）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1949年春天，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党中央在03月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
全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在报告中清楚地论述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他指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尽可能迅速地将城市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否则，人民就不满意共产党，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毛泽东指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天津解放较早，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民族资本家比较集中。
如何认真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搞好天津工作，不仅是恢复和发展整个华北地区工农业生产、支援大军南下的需要，而且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需要，尤其对于取得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更加具有重大的意义。
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原封不动，完整接收，维持生产和生活，逐步改良”的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对中央关于民族工商业政策领会得不深，又缺乏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是在市委领导和一些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怕“丧失立场”，不愿同资本家接触，甚至见了面也不理；
对私营企业限制过多过死，照顾和扶植不够；
在宣传上责备多，鼓励少。
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中，有的对翻身有误解，对工资福利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管理；
有的甚至想搞“清算斗争”、“分掉工厂”。
在资本家当中，对共产党普遍存有恐惧心理，害怕“斗争”、“清算”，害怕被国营企业挤垮，害怕“剥削越多，罪恶越大”，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抽资外逃。
所有这些，都严重障碍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于1949年04月上旬，亲自来到天津，帮助和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天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干部、职工和工商界的代表，认真听取汇报，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天津当时的实际情况，发表了多次讲话，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津讲话》。
他在讲话中，首先指明了天津工作的中心，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
“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
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
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他说：
“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
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而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
“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之下发展生产，也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发展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总路线，也是管好天津的总路线。
刘少奇强调指出，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最根本的问题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出发点”，“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他不仅谈了为什么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而且指明了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宣传教育的工作，使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有组织、有觉悟、可以依靠的力量。
针对当时天津存在的“左”的倾向，刘少奇还着重讲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他明确指出，当时斗争的对象、打击的敌人，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相反的是团结争取的对象”。
以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都看不到了！
于是子弹就打在资本家头上，这是打错了”。
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我们的阵线搞乱，“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
当然，同民族资产阶级讲团结，讲联合，并不是不要斗争。
刘少奇指出，“对资本家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有斗争，没有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
“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
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
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要以这种联合为前提，不能破坏这种联合。
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这“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
鉴于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生产恢复迟缓、劳资关系相当紧张的实际情况，刘少奇着重强调了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
他说：
“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
只有公私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生产体系，才能好好生产。
从私营企业方面来看，“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和我们合作。”
可见，实行公私兼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针对资本家的疑虑，刘少奇还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
但在今天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性；
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党的政策是允许的。
他要资本家安下心来，积极经营，为恢复和发展天津的生产作出贡献。
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他提出，公私兼顾的精神要贯彻于各方面，“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
同时指出，“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1位，私人利益放在第2位”。
对于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的，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他明确表示，这是我们处理劳资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
针对一部分工人提出过高要求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
“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解雇开除，引用亲朋，很多的不合理措施，过去是资方一利的，非劳资两利的”，因而工人提出一些过高要求是有原因的。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
“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
他教育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自觉遵守厂规，好好生产，让资本家有利可图，使他们能够维持下去。
同时要求资本家修改旧厂规，尊重工人人格，尊重工人权利，并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搞好生产管理。
对刘少奇的讲话，天津市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讲话精神重新部署了工作，制定了改进的措施，克服了“左”的倾向，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从而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改善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保证了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天津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截至1949年11月底，全市国营企业的生产都已超过了国民党时期的水平，平均产量大约超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由恢复进入了发展阶段。
私营工商业也出现了由衰到盛的新生景象。
据天津市工商局材料统计，全市新开业的工商户，在1949年04月只有二百九十二户，同年09月发展到三千八百户，增加近十二倍，到同年年底已达五千户以上。
事实证明，《天津讲话》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符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对天津的管理、改造和发展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天津讲话》也确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由于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即席讲话，不是经过逐字逐句推敲的正式文件，有一些话说过了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一点，早在1954年02月，刘少奇就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说：
“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这样说是实事求是的。
可是，在十年动乱中，却又把这个讲话翻出来，抓住其中的片言只字，无限上纲，把它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纲领”，横加批判，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下面择其要者，予以澄清。
其一，所谓鼓吹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立即消灭它，还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这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原则问题，不容许有半点含糊。
当时天津市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上，出现了“左”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才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
“应使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他根本没有讲过什么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
这些话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完全一致的。
他说：
“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说有什么错呢？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说过，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当时俄国落后的情况，引用《资本论》中的话说：
“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
（《列宁全集》第3卷第550页）天津刚解放时，社会上的失业现象还很普遍，单靠国营企业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
“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
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有利于解决一部分工人的失业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当说，虽然这个话的用意可以理解，但表达不好，容易引起误解，也容易被人曲解。
其二，所谓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为血腥的剥削制度唱赞歌”。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是这样讲的：
“现在还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允许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
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功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肯定地说过：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共产党宣言》）这个意思并没有错。
但刘少奇进一步引申为“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则是不妥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资产阶级起过革命作用，指的是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是指剥削本身。
承认资产阶级有功，不等于承认剥削本身有功。
当然，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封建剥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了很多揭露的。
刘少奇在另一处也说“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
这和前面所引的讲法就不一致，说明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看，党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剥削存在。
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
但是，过分的剥削，也是我们不允许的，因为这将损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是要反对的。
刘少奇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特别是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而说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打消资本家的顾虑。
同时还应该指出，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剥削是不好的”，虽然“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但在条件成熟时，就要把资本家财产“变为国家财产”，归工人“管理”，这就指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趋势。
其三，所谓“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主张依靠资本家”。
看过或者听过《天津讲话》的人都知道，刘少奇在全部讲话中，反复宣传党的路线。
对民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刘少奇说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根本没有说是依靠的对象。
相反，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在革命中“唯一是依靠无产阶级的”，“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就没有了依靠”。
不错，他在讲话中确曾说过：
“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
但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人队伍还缺乏组织等状况说的。
他强调必须组织和教育工人，正是为了更好地依靠工人。
如果工人有缺点、错误，不去教育，而做工人群众的“尾巴”，工人就可能靠不住。
刘少奇正是从这点出发，对党员干部强调党教育工人的责任。
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把刘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厂经理宋棐卿说的一段话，攻击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活龙活现的标本”、“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
事实如何呢？
我们不妨看看刘少奇究竟是怎样讲的。
他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说：
“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
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谈过，我说：
‘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
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
你干不干？
’宋先生说：
‘那当然干！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问题很清楚，这里主要讲了三点。
一是资本家的前途：
社会主义。
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
国家下个“命令”或者“收买”，也就是进行不流血的斗争，采用和平的方式。
三是对资本家本人的政策：
进入社会主义，只要他把工厂交给国家，还可以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当经理，为国家效力，使他由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什么方式和措施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曾经说过：
“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列宁：
《论粮食税》）列宁所预想的方式，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加以实现，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当时的说法，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玉荣李书峰在贝宁不幸牺牲
贝宁总统和群众表示深切哀悼
新华社科托努04月19日电贝宁总统克雷库04月18日在总统府接见中国驻贝宁大使张俊华，对在贝宁工作的中国医疗队成员刘玉荣和李书峰的不幸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并请张俊华向华国锋主席转交他的唁电。
刘玉荣和李书峰是04月11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04月17日在科托努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有由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奥古玛、公共卫生部长保罗·克波丰和其他四位部长组成的贝宁人民革命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中国驻贝宁大使张俊华和使馆人员，在贝宁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和技术组的代表等。
追悼会后，有两千多名贝宁群众参加了这两位中国专家的葬礼。

加尼总理举行宴会欢迎陈慕华副总理
新华社阿尔及尔04月20日电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勒·加尼04月19日晚上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欢迎陈慕华副总理一行。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一些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前，加尼会见了陈慕华，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04月19日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今天下午乘飞机抵达阿尔及尔，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陈慕华在机场贵宾室向报界发表了讲话。
她说：
“中、阿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深厚的友谊。
建交二十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完全符合中、阿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她希望这次访问将能对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也到机场迎接。

北约在中欧举行空军演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7日在中欧开始了为期三天的空军演习。
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有比利时、丹麦、英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和西德的空军部队。

南朝鲜学生集会示威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汉城消息：
在纪念“四·一九”起义二十周年之际，南朝鲜各地数千名大学生04月19日举行集会和静坐示威，要求扩大民主。
当天，南朝鲜几所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坚持抗议斗争（包括绝食斗争），要求扩大学术的和出版的自由。
汉城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说，我们正在争取完成“四·一九起义”的任务，为恢复民主而斗争。

古巴慌忙组织人群到秘鲁等国使馆示威
哥斯达黎加召回领事抗议古巴一伙人的袭击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哈瓦那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古巴当局19日在首都哈瓦那组织大批的人到表示愿意接受古巴难民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这次号称有一百万人参加的游行是在上万名古巴公民涌进秘鲁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的情况下组织的。
西方通讯社在报道中指出，古巴当局的意图是，让示威者表明，企图离开这个岛国的只是古巴居民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大部分人是忠于卡斯特罗的。
据报道，这次游行示威主要是在秘鲁大使馆所在的大街上举行的。
游行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夜晚。
这一天，哈瓦那全城的公共汽车都被用来把示威者运送到这条大街，有一部分人是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才被动员出来参加游行的。
有消息说，卡斯特罗在游行开始前几分钟曾亲自来到秘鲁大使馆门前视察。
美联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这个持续一整天的节目，很象以往卡斯特罗政权精心安排的那种集会，它常常利用这种集会来表明群众对它的政策的支持。”
新华社马德里04月19日电据此间报纸报道，首批古巴避难者在抵达马德里时向报界表示，古巴经济状况恶化是他们寻求避难的主要原因。
这批避难者五十四人是18日抵达西班牙首都的。
他们到达这里时，伸出手指作“Ｖ”形（西班牙语“胜利”的第1个字母）表示胜利，并高呼反对卡斯特罗的口号。
这些人纷纷对记者表示，由于生活困难，特别是食品极度匮乏，他们不得不离开古巴寻求避难。
有的避难者说，他们中有人曾因企图逃离古巴而被监禁，时间最长的达七年之久。
一位黑人去年告诉人们，他曾三次试图出走，但均未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圣约瑟消息：
哥斯达黎加政府19日决定召回它驻哈瓦那的领事奥斯卡·巴尔加斯，以抗议古巴一伙人对这位领事的袭击。
这一决定是哥斯达黎加外交部一位人士宣布的。
他说，作出这项决定也是为了对古巴当局单方面停止哥斯达黎加接运古巴难民工作一事表示不满。
据报道，巴尔加斯是在哈瓦那国际机场协助接运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古巴难民时被袭击的。

和平与独立的防卫线
——泰柬边界纪行
新华社记者杨木
在长达七百二十公里的泰柬边界上，在柬埔寨一侧的越南侵略军对泰国虎视眈眈，不断制造入侵与破坏事件；
在泰国一侧，泰国军队严阵以待，准备抗击侵略；
在边界两侧聚居着数十万柬埔寨难民。
在如火的04月骄阳的照射下，沿着从达帕耶到梅莱山的泰柬边界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我们采访和参观了许多难民营、居民点和若干设施，得到了一个总的印象：
在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泰柬边界，从泰国方面说，这是一条保卫和平、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防线。
风景这边独好
如果你认为局势紧张的泰国边境地区是一片枯槁，那就错了。
风景这边独好！
在亚兰及其南部，茂林和修竹紧偎着边界河，构成一条漫长的绿色屏障。
现在，在战火的威胁下，离边界二、三公里以内的住户大多数都搬到距离前线较远的大居民点中去了，但还有些人愿意住在老地方。
在亚兰以南，紧挨边界河的一条公路旁，我们碰到七个在树下休息的妇女和小孩。
我问她们：
“越南兵经常向这边开枪打炮，你们不害怕么？”
一个名叫金莱的青年妇女笑着回答说：
“不怕！
有泰国军队在这里，我们家里又准备着刀，越南人来了就跟他们拚！”
在亚兰市北面的巴莱村我们到村长巴伊库拉家中作客，恰好碰见这位村长的老岳父。
这位老人住在边境附近。
曾是牧歌悠扬的他的村子，和平已受破坏，但民众保卫和平的决心更大。
他说，他们村子里，家家挖有地洞，人人准备为捍卫国家独立而战。
他还豪爽地说：
“我们爱好和平，但也不怕打仗！”
亚兰是泰国和柬埔寨民间交往的要冲。
越南侵略军占领柬埔寨之后，它就名播世界。
亚兰县副县长素探告诉我们，在景色秀丽的亚兰县对面一侧，最近已聚集着三十个营的越军。
人们一般预测，在05月份旱季结束之前，对岸必有一场较大战斗。
谁在破坏和平
泰国奉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但是边界那边的外国入侵者却在“扫荡”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同时，破坏泰国的和平，危及它的安全。
根据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及我们此行的耳闻目睹，在柬埔寨的外国军队侵犯泰国的次数已达到难以统计的程度，情况也日益严重。
仅就他们破坏泰国的和平与安全的方式而言，至少有五种，即：
发射炮弹，武装入侵，派遣特务，侵犯领空，以及进行干涉性、威胁性的宣传。
可是，把撒谎当作专业的河内当局却矢口否认它对泰国有任何侵犯并言之铮铮地高唱“和平与友好”。
在泰国朋友的带领下，我们到了亚兰以南十多公里的越军入侵泰国领土的一个现场进行观察。
这个村庄叫沙龙空，村里有一所距边界河只数十米的小学。
在大草坪的一端是教室，另一端则是一所教师宿舍。
这所高脚屋宿舍如今已是屋顶破塌，门窗被毁，铁皮等破损物遍地。
泰国朋友指着这座宿舍向我们介绍说：
“那是今年03月14日上午八时，三十多名越军从边界河那边突入这所学校附近，并向四名泰国巡逻兵开枪射击。
巡逻兵一面英勇抵抗，一面通过无线电向附近兵营求援。
十分钟后，一队泰国援军赶到，参加了自卫战。
不久，四辆装甲运兵车也来了。
越军从柬埔寨一侧开炮炸坏了这所教师宿舍，泰军的炮兵也用炮火还击。
就这样，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越南兵终于被击退了。”
离开被炸的木屋，我们又碰见了几个村民，他们证实了这位泰国朋友刚才所作的介绍。
一名男孩原是这所小学的学生，因为越军入侵，他们的学校及他自己的家庭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人证物证俱全的侵略事件，不正好证明越军用步兵入侵和炮火轰击的手段破坏泰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么？
值得注意的是，据泰国军方最近透露，越南已在它所占领的柬埔寨的暹粒、诗梳风和马德望等地安装了许多套苏制萨姆二型火箭，其箭头指向泰国。
这就说明，越南在一个超级大国支持下，已把军事威胁的阴影投向泰国。
这些事实，正引起泰国军民的警惕。
决心捍卫独立
从历史上看，泰国赢得独立是来之不易的。
因此，泰国军民深知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之珍贵。
这次边界之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泰国武装部队警惕性甚高。
在边境纵深处，防御工事累累；
兵营、坦克部队处处可见；
大小通衢重重设卡，检查甚严；
部队装备颇为优良；
有的部队经常进行演习。
在边界，我们曾遇见携带防毒面罩的边防战士。
我们问他们，如果外国侵略军打进泰国时，怎么办？
其中一人果断地回答说：
“我们一步也不后退，打到底！”
泰国在东部边境现在已建成了一条包括军队和组织起来的平民的和平与独立的防卫线。
这条防线不仅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支撑着，而且我们还看到了泰国军民在防御外来入侵正在作出的巨大努力，他们正在边境地区挖掘一条长达一百二十多公里的大壕沟。
据泰国朋友介绍，这条壕沟大约在五个月前开工，预定在雨季前完工。
它由泰国军方、公路工程局和水利厅合作修建。
已经挖好的壕沟地段，有的已经灌水，有的正在加深加宽。
他说，这次挖掘的壕沟是一项国防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工程。
建成之后，既可防御敌方坦克进攻，又可用以灌溉农田，也可在堤坝上修建公路。
面对这条“三用”壕沟，我默默地赞美：
一个独立和生存受到威胁、国土可能随时被侵略者践踏的民族，一旦团结和行动起来，可以发挥的威力是巨大的！

土延长一些省市的军管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18日批准政府关于对二十一个省市再延长军事管制两个月的决定。

平壤举行纪念“四·一九”报告会
金万金强调应早日实现南北方总理会晤
据新华社平壤04月19日电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为纪念南朝鲜人民反对李承晚集团的反动统治而举行的“四·一九”起义二十周年，18日平壤市举行了报告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中央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林春秋、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万金、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议长黄长烨等出席了报告会。
金万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二十年前南朝鲜各界人民奋起反抗李承晚集团的反动统治、推翻李伪政权的情况。
揭露了朴正熙集团上台后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镇压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和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罪恶行径，抨击了南朝鲜现在的当权者继续维持“维新体制”，加紧进行战争演习和对南北对话采取拖延战术的行为。
他还谴责美国当权者阻挠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金万金说：
“我们主张现在进行着的北方和南方的工作代表接触早日结束，实现总理会晤。”

扎伊尔关闭六所高等院校
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就罢课学生拒绝复课问题04月18日开会决定，关闭扎伊尔国立大学和首都金沙萨的五所高等学院，并从19日起把这六所高等院校的学生送回原籍。
据报道，扎伊尔大学和金沙萨的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由于政府当局未能满足增加学生助学金的要求而于03月底开始罢课。

挪威体协联决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新华社北京04月19日电奥斯陆消息：
挪威全国体育协会联合会今天以七十三票赞成、五十七票反对作出决定，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挪威将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挪威全国体育协会联合会是挪威最高的体育机构，这一决定使挪威奥委会03月26日通过的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决议不再有效。
联合会是今天在博德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作出这一决定的。
挪威首相努尔利在会上致词时说，挪威政府同意由体育机构来决定是否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据新华社北京04月19日电瑞士公众最近要求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据报道，瑞士独立人士联盟青年组织最近在伯尔尼举行的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大会决定向瑞士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不理睬苏联人的邀请。
瑞士《日内瓦论坛报》15日报道，参加在日内瓦和沃州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主张瑞士运动员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另据报道，欧洲争取人权和自决权大会最近在卢塞恩举行的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欧洲各国奥委会，在苏联未从阿富汗撤军之前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柬各地军民欢庆民主柬埔寨国庆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04月20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报道，柬埔寨各地群众、国民军、游击队和干部04月15日至17日举行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庆五周年。
他们决心高举战斗的旗帜，继续打击越南侵略者。
各地爱国军民参加庆祝活动时，听取了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的国庆文告。
他们一致同意文告中关于柬埔寨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欢呼柬埔寨军民在今年旱季中在打击越南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各地军民一致认为，越南侵略者还要顽固地继续进行灭绝柬埔寨种族的侵略战争，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斗争还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因此，他们表示决心要做到：
一、继续高举勇敢战斗的旗帜，团结一致，更加猛烈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二、努力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保护好劳动成果，防止越南侵略者的抢劫和破坏；
三、高举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旗帜，更广泛地团结柬埔寨民族和人民，通过各种形式，更积极有力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四、与世界各国团结起来，迫使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走侵略军和制止苏—越扩张主义的危险。
（附图片）
图为民主柬埔寨的一支护士队伍。

炳总理强调泰坚持联大关于柬问题决议
泰报说柬埔寨和阿富汗事件是苏全球战略组成部分
新华社北京04月19日电吉隆坡消息：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今天在吉隆坡对新闻记者说：
“直到现在，我们严格地坚持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
炳是在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会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据报道，炳和侯赛因在会谈中讨论了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东南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柬埔寨难民问题，以及加强两国双边合作的问题。
马来西亚官方人士说，关于难民问题，马来西亚对泰国表示同情，并许诺要全力支持泰国关于再次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难民问题的主张。
18日，泰、马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经济合作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泰国允许马来西亚免税通过它南部的领土，在马来半岛东西海岸之间进行货物运输。
炳·廷素拉暖18日到达吉隆坡，在马来西亚访问两天，已于19日下午前往新加坡。
这是他上月就任总理后第1次出国访问。
新华社曼谷04月19日电泰国《民族评论报》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是密切相联的，它们都是克里姆林宫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社论指出：
“看来阿富汗人民和苏联占领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友谊”，“苏联在阿富汗的暴行是数不清的。”
文章说，“从泰国来看，柬埔寨发生的事情和越南今后的打算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泰国人民和政府都不应孤立地对待印度支那问题和阿富汗问题。”
文章说：
“从泰国来看，我们不能容忍对柬埔寨的侵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看，我国政府将会对世界目前出现的情况看得更清楚。”

老挝一高级官员逃到泰国
新华社曼谷04月20日电据泰国《民族评论报》今天报道，老挝一名高级官员及其家属渡过湄公河，来到泰国东北部的清莱府避难。
据说这位高级官员曾任老挝新闻、宣传、文化和旅游部副助理国务秘书。

苏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据西方通讯社19日报道，苏联的一艘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抛锚。
报道援引一位阿曼海军高级官员的话说，现在这条扫雷艇上约有三十人，它停泊在那里可以监视出入海峡的一切船只。
（据新华社）

苏首季工业畜牧业生产仍不甚景气
新华社莫斯科04月19日电今年第1季度，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但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仍然没有完成计划，畜牧业的生产状况也不景气。
从此间今天公布的苏联中央统计局关于今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公报看来，与极不景气的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1季度，苏联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
这两项增长率虽然都略高于年度计划规定的指标，但是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在讨论今年第1季度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承认，“某些部和主管部门及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未能保证在第1季度完成包括采煤、钢铁、化工、森林工业和制浆造纸工业产品在内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计划”，“铁路运输继续存在严重缺点。”
关于畜牧业的情况，苏联部长会议只是指出“牛和家禽头数有了增长”，但没有提到猪的存栏数。
不过据苏联报刊透露，由于饲料不足，今年第1季度猪的存栏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至04月01日，猪的头数比去年同期少四十九万二千头。
畜牧业的不景气直接影响了食品工业生产的增长。
今年第1季度苏联的动物油脂的生产量只等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九十一。

蒙罗维亚的军事政变
旭光
04月12日凌晨，利比里亚国民警卫队上士萨穆埃尔·多伊带领二十名士兵冲进总统府，发动政变。
新政权立即宣布建立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萨穆埃尔·多伊担任委员会主席兼任国家元首。
这是利比里亚自1847年建国以来发生的第1次政变。
政变后的当日，首都蒙罗维亚成群的人涌向街头与士兵们一起欢呼政变成功。
但据外电报道，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对利比里亚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托尔伯特在政变中被杀一事表示“遗憾”。
外国报刊在评论这次政变时指出，发生政变并不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去年04月的“大米事件”揭示了利比里亚政局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
去年04月14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爆发了反对提高大米售价的示威游行，并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的骚乱，政府派军队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使五百多人受伤，四十一人死亡。
有一百六十多家商店（绝大部分是黎巴嫩和印度商人开设的）在骚乱中被抢掠一空。
这是利比里亚独立一百三十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
这次动乱意味着这个自称政局一直稳定的国家从此进入了动荡时期。
利比里亚是一百三十三年前由返回非洲的美国释奴建立的共和国。
建国以来，国家权力一直由释奴后裔（即美裔黑人）所把持，因此，广大土著黑人和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四的美裔黑人间的矛盾很深。
去年，国家财政经济出现困难，但托尔伯特政府为建造非统组织会址却花费了一亿多美元，致使财政赤字增加，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下降，群众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竟要提高大米售价，于是，“四·一四”反对政府的示威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四·一四”事件之后，托尔伯特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把大米价格降低到原来的水平，允诺对执政的真正独立党进行整顿使更多的土著利比里亚人进入他的政府，等等。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国内的各种矛盾得到解决，只起了暂时的“扬汤止沸”作用。
二十八岁的新任国家元首萨穆埃尔·多伊在政变后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这次政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内贪污腐化泛滥，政府一直未能有效地处理利比里亚人民的事务；
“我们除了推翻政府之外别无他法。”
多伊在讲话中还表示，新政权将实施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将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持和发展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完全支持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并希望把现有的“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发展得更加密切。
在国内问题上，“新政府要做到给所有的人带来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的机会。”
近日来，利比里亚局势已逐步恢复正常，蒙罗维亚的大多数工人已经上班，街道已恢复平常的面貌，一些学校已复课。
局势是否将从此稳定下来，尚有待观察。

黄华外长拜会穆加贝总理
双方强调要共同努力加强两国合作
新华社索尔兹伯里04月19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黄华，19日晚上在这里拜会了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理穆加贝。
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穆加贝总理欢迎黄华外长前来参加津巴布韦独立庆典，分享津巴布韦人民的欢乐。
他说，这是津巴布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他还回顾了津巴布韦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津巴布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建立的亲密友谊和合作。
黄华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津巴布韦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
双方在会见中还强调需要共同努力，以加强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当天晚上，黄华外长还拜会了津巴布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增达，商谈两国在彼此首都建立大使馆的事宜。
双方表示为对方建馆提供方便。
双方还就加强两国的合作问题亲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拜会时，黄华交给穆增达一封信，告知他石春来参赞已被任命为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临时代办。
黄华外长在索尔兹伯里拜会穆加贝总理。
新华社记者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万隆漫笔
黄书海
印度尼西亚，洋洋海国雄。
三千星斗布，非亚往来通。
反帝数世纪，斯民百战功。
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
——录陈毅同志诗
万隆，这座景色奇秀的山城，坐落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火山群中。
万隆，印尼语是“山连山”的意思。
万隆人民素称他们的故土为“勃良安”，意即“仙之国”。
据说，史前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泽——万隆湖。
后来，附近布朗朗火山爆发，喷出的大量熔岩流入万隆湖，于是形成广阔的万隆盆地。
万隆海拔七百多米，气候凉爽，风光秀丽，处处是五彩缤纷的花草树木，是著名的游览和避暑胜地。
1955年，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就在万隆召开。
从此，万隆名扬天下。
万隆被选为亚非会议的地点，不仅因为它气候宜人，还因它在印尼民族独立斗争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
著名的印尼抒情歌曲《哈罗，万隆》，就是对万隆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使敌人葬身万隆火海的英勇斗争的一支颂歌。
1955年，笔者有幸亲临万隆，经历了亚非会议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并观赏了万隆秀美的景色。
以后，又先后随刘少奇主席、郭沫若副委员长等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万隆。
1965年，更有机会跟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前往印尼参加亚非会议十周年纪念。
当时东道国总统特意邀请周总理和他一起乘总统专用喷气直升飞机前往万隆。
一路上，总统和夫人把沿途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色热情地向周总理作了介绍。
万隆四周环山。
从飞机上远望，巍巍群山，峰峰竞秀；
茫茫林海，万木争荣。
飞机时而在山顶飞行，时而在山腰掠过，犹如一只蜜蜂，穿飞在万花丛中。
俯瞰大地，不时出现一片片梯田：
有金黄色的，有碧绿色的，也有嫩绿色的。
原来印尼没有四季之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稻子一年可收割三次。
山坡上，不时出现片片翠绿的茶园、成排成行的橡胶林。
而在海拔一千四百米至一千七百米的山腰间，则是望不到头的蓊蓊郁郁的奎宁林带。
印尼各岛土地都较肥沃，万隆更是得天独厚。
这是因为火山爆发喷出的大量熔岩和灰土，经过长年风化，变成天然肥料。
为了形容这里土地的肥沃，主人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个老头手持藤拐杖到邻居串门，把拐杖顺手靠在院子的篱笆上走时忘了带回。
过些时候，老头想起拐杖，去取时，只见它已生根发芽了……
飞机飞到万隆上空，特意盘旋一圈。
绿茵茵的草坪，郁郁葱葱的树木，五彩缤纷的花圃，加上各种颜色的屋顶，把万隆城点缀得格外绮丽。
蓦然间，万绿丛中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土黄色缺口，那就是有名的当古班布拉务火山口。
从高空下望，景色壮观。
从火山口冒出的一股股乳白色烟雾，冉冉升起，象是奇丽的雪白花朵。
通过烟雾，可以看到火山口底部刻着的两行英文字：
“亚非会议
印度尼西亚1955年04月”
这是当年亚非会议结束时，印尼朋友为了纪念这个伟大历史事件，冒着生命危险下到火山口去刻凿的。
岁月流逝，这些字迹依然清晰。
它象征着万隆精神不可磨灭。
亚非会议的会场——独立大厦，矗立在万隆市中心。
会议厅内很精致，顶部呈弧形，可容千把人。
会场内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
主席台后的丝绒幕布前竖立着二十九根旗杆，当时上面挂着包括五星红旗在内的与会二十九国的国旗。
进入会场，当年会议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最令人难忘的是，大会开幕不久，各国代表发言时，有的代表由于误解或某种原因，对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宗教和少数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无理攻击，一开始就给会议投下了阴影。
主持会议的东道国总理和其他主持正义的许多代表都为会议的前途担忧。
人们以期待、忧虑、同情，甚至不知所措的眼光注视着中国代表团，注视着周恩来总理。
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反应将对会议的成败起重大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为了尽最大努力使会议取得成功，同时回答那些无理攻击，周总理把原准备好的长篇讲稿书面发给与会各国代表，而即席起草了一篇讲话稿，边听边修改。
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国代表发言时，周总理以稳健的步伐走向讲台。
此刻全场一片肃静，与会者屏息等待周总理的发言。
会场上响起了周总理坚定、诚恳的声音：
中国代表团不是来吵架的，而是来求同存异的。
接着，他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内对外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那些无理的攻击。
总理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语调是那么平和，那么中肯，又那么沉着有力，字字句句，拨动着与会代表的心弦。
总理最后还邀请那些不明真相或受人挑唆的人亲自到新中国看一看。
周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春雷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
主持会议的东道国总理和许许多多代表离开座位，争相前来和周总理握手、拥抱。
甚至一些在会上攻击过我国的代表也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
霎时间，笼罩在大会上空的乌云消散了，会场显得格外明亮。
最后，在与会各国代表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亚非会议联合公报，其中包括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原则”，即著名的“万隆精神”。
周总理高瞻远瞩、胸怀博大的伟大政治家风度和崇高形象，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万隆独立大厦和周总理在万隆居住过的那幢房屋，后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参观的去处。
万隆，是令人难忘的。
但更令人难忘的，是万隆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是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友谊，象巍巍青山，将永远屹立。
（附图片）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了为亚非会议而组织的万隆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并接受他们赠送的纪念品。

世界人口点滴
△目前世界上有十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零或几乎等于零。
除东德早在1969年、西德在1972年、卢森堡在1974年、奥地利在1976年就已达到外，其他七个国家是：
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丹麦、匈牙利、挪威和瑞典。
△按照目前的趋势，不久之后，人口增长率降到零的国家将有：
芬兰、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瑞士和法国。
△自1950年起，世界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
到本世纪末，还将再增加一倍。
△五十年代时，在发达国家中有一半人生活在农村。
现在这些国家的农村人口已减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本世纪末，将只有四分之一。
△到二○○〇年时，如果把世界总人口比作一百人的话，其中亚洲将为五十八人，非洲十三人，拉丁美洲十人，欧洲九人，美国和苏联各三人……
（齐南据联合国人口组织1979年《人口现状》报告辑）

列宁作风平凡·简朴·伟大
宋洪训
在列宁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许多关于他的朴素形象的描述：
列宁身材不高，穿着普通上衣或粗呢大衣，黝黑的面孔，带着几分东方的色调；
他在任何工厂区都很难被人一下看出来，也很容易消失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普通农民中。
看到这类描述，我们不由得立即感到，列宁确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但正是在这种平凡当中，我们看到了列宁的伟大。
列宁的平凡和伟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作风上。
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日子，他的简朴作风在我们心中更加熠熠闪光。
这是“一种毫不需要的改良”
列宁的办公室是非常简朴的，这是一间只有两个窗户的不大的房间。
房间里，除了工作必需的一些物品和设备以外，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
办公桌上照例堆放着一些文件和书籍，摆着一盏光线暗淡的台灯，还有几架连接着四面八方的电话机。
桌子后面是一把靠背转椅，桌子底下没有地毯，铺着一块普通的毛毡，靠墙排列着许多书架。
办公桌前面摆着一张会议桌。
这就是列宁日理万机、思考和工作的地方。
列宁办公室的特点是简单和适用，这也反映了列宁作风的特点。
列宁非常喜欢这个办公室。
他大约有五年时间在这里办公，室内的陈设，从最初到最后，除了增添过一些必需品外，几乎完全保持原样。
列宁的秘书福齐也娃曾在一篇回忆录中谈到，“每次想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弄得舒适一点的打算都被他严厉地拒绝了；
我们多次向他提出要换大厦另一端的一个又大又好的房间，但他总是坚决地拒绝。
他也同样坚决地拒绝把那张不大的写字台换一张又大又好的写字台。”
1918年冬天，气候十分寒冷，列宁的双腿常常冻僵。
有人弄来了一张白熊皮，就把写字桌下的那块毛毡换了。
哪知列宁看到后很生气，并说：
在这样贫穷破落的国家里，这未免太奢侈了。
这是“一种毫不需要的改良”。
列宁对工作要求不断革新。
但是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近乎奢侈的改善，则认为是“一种毫不需要的改良”。
不把自己当作“例外者”
列宁在劳动人民中受到衷心爱戴，但他始终同群众共呼吸，从不把自己当作“例外者”。
德国著名的革命家蔡特金，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年代里，多次到过列宁的家。
蔡特金在一篇回忆中谈到列宁一家的生活时说：
“他私人的住处是极端简单朴素的。
我到过许多工人的家庭，它们比这‘莫斯科的全能的独裁者’的家，在陈设上还要富丽得多。
我碰见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正在吃晚饭，她们就立刻热诚地邀我坐下同吃了。
那是一顿简单的饭，正如艰苦的时代所要求的……。
后来他的妹妹想要找一点‘甜’食来款待‘贵宾’，结果找到了一小瓶蜜饯。
大家知道，农民们把白面粉、咸肉、鸡蛋、水果之类的礼物送给‘他们的伊里奇’；
但大家也知道，列宁的家里是什么也没有留下的。
一切东西都到了医院和保育院。
列宁的家庭严格遵守不比别人，即不比工人群众过得更舒服的原则。”
那时候，各地群众的确常常给列宁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列宁总是转送给医院、疗养院、儿童院。
列宁很不赞成给他送礼品的做法，特别是机关和负责同志送礼品。
1919年08月22日，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给列宁送来农场出产的一些水果样品。
第2天，列宁就给粮食局写去这样一封信：
“我请你们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给我送水果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了，你们只要告诉我，苏维埃农场的水果和其他产品一般是如何分配的。
送给医院、疗养院和儿童吗？
究竟送到什么地方？
送多少？……”
从列宁的提问中，我们看到，列宁是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例外者”的。
“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
列宁经常在办公室接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工人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以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他看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意见同中央委员、人民委员的意见一样重要。
列宁把当时出版的《贫农报》叫作“农民的气压表”，每次见到主编卡尔宾斯基时总要问：
“我们的‘农民气压表’显示了什么？”
列宁认为，农民的来信是很重要的文件，是在任何一个报告中听不到的、最普遍、最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难得的材料。
美国革命作家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在《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的特写里，生动地描绘了会见列宁时的一次遭遇。
他于约定时间来到列宁的接待室，但在那里等了很久，不见列宁出来。
列宁一向是很遵守时间的，这次为什么迟迟不接见一位外国客人呢？
威廉斯猜想列宁是在会见一个十分重要的大人物。
时间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
最后，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来的却不是一位“大人物”，而是一个身披羊皮袄、脚穿树皮鞋的大胡子农民。
当威廉斯走进列宁的办公室时，列宁表示歉意说：
“请原谅，刚才来的是唐波夫地区的一个农民，我想知道他对电气化、合作制和经济政策怎样想法。
他谈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听得完全忘记了时间。”
威廉斯是理解列宁的心情的，并在特写中深有感触地说：
“象所有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列宁知道，即使是向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他就是这样从不同的地方和各色人物那里获得种种消息。”
倾听〔麻胶版〕伍必端

扬州与鉴真
罗宗真
“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这是唐代诗人李绅对当时扬州繁华景象的描绘。
在唐代，扬州是我国东南重镇，经济繁荣，水上交通发达，也是当时对外交往和进行贸易的港口。
扬州又是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故乡。
一千二百多年前，鉴真率弟子和工匠东渡日本，就是从这里启程的。
扬州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占重要地位。
当年日本派来我国的遣唐使船，前六批走的是北路，即由日本沿朝鲜半岛西岸来我国，在山东登州、莱州上岸转往长安；
后来的十几批走的是南路，直接到长江口登岸，其中许多是经扬州转赴长安的。
著名的日本留学僧园仁和尚乘遣唐船来华时，就是走南路先到扬州。
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对扬州水运繁忙的景象作了这样的记述：
“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数。”
这位学问僧对天宝年间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十分景仰，他在鉴真的故乡住了半年，并在开元寺和龙兴寺礼佛求法，对当时的耳闻目睹也都作了记述。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风物的变迁，如今扬州已面貌一新。
但唐代诗人描绘它的壮丽诗句或古籍文献对它所作的记载，现在却能在一些考古挖掘中找到印证。
两年前，在扬州市内交通要道发现了两条唐代古河道和一座桥梁的桥桩，从古河道中还出土两条唐代木船。
人们推想，园仁所写的“江中充满舫船”，可能就是指贯城而过的运河两岸的繁忙景象。
最近，在扬州还发现了一处古寺庙遗址。
在那里，各种建筑遗物中有陶制鸱尾、板瓦、瓦当、方砖，以及残缺的佛像、石经幢等。
据初步考证，这里很可能就是鉴真和尚当年常住的龙兴寺。
前来邀请鉴真大师东渡传法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也经常出入这里。
这座寺庙和日本学问僧园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叙的情况以及宋代扬州太守王安石所撰“扬州龙兴讲院记”的内容，也有相似的地方。
古庙遗址的发现，使人对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更感亲切。

生活在巴西南方的寿星
在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南部，年逾百岁的老人并非凤毛麟角。
巴西《标题》杂志的记者不久前在那里接触到的两个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二百七十岁。
这个州的佩诺塔斯地方，生活着巴西年龄最大的寿星曼努埃尔·马尔西亚尔·德莫拉，1980年他已超过一百六十一岁。
德莫拉虽然生活贫困，以打短工糊口，且几丧配偶，但乐观豁达，从来不知什么是忧愁。
他听力甚佳，每当劳动之余，喜欢听收音机，欣赏音乐。
经医生检查，德莫拉老人的心脏功能一如年青人，血压也正常。
现在，老德莫拉每天早上九时起床，喝完咖啡和一杯加糖的酒之后，就拿着铁锹去菜园锄草，或牵马扶犁去耕耘。
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他穿针引线时灵巧敏捷，使来访者惊讶不已。
这个州的科希利亚多斯皮埃加斯地方还住着另一位寿星萨洛梅，他虽年逾一百零九岁，依然身板硬朗，步履矫健，能驯烈马，能驾驭干活，毫无龙钟老态。
人们问他长寿秘诀时，他认为血统虽有影响，晚婚也是一个因素。
他本人到六十岁才结婚。
他认为人之所以早死，原因之一是性急。
据考察，两位长寿老人生活上有个共同点：
长期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
老年病医学家若奥·加尔旺指出，当城市的人呼吸污浊、稀薄的氧气时，生活在乡野农村的人却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呼吸着清新、充足的空气；
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相对安逸。
除此之外，寒冷的气候也有利于人体小细胞的保存，因而能使人延年益寿。
·段居华·

荧光屏的角逐
电视广播已经成为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各方竞相争取的一个宣传去处。
同上次美国总统竞选相比，这次竞选人对电视荧光屏的角逐，是愈加激烈了。
自从今年年初开始预选以来，卡特总统不断在举行预选的一些州的电视中露面；
爱德华·肯尼迪的竞选班子也千方百计把经费移作电视费用。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也是这样，布什的竞选班子负责人贝克说，他们节约一切开支，以“争取电视时间”。
1976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竞选人都是在大选投票前半年才开始购买半小时的全国电视广播时间，利用电视进行竞选。
而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几个主要竞选人都提前一年就向广播公司请求购买半小时的电视广播时间。
他们的代表早在去年09月中旬就开始为购买电视广播时间而奔波。
可是广播公司因怕全国各地电视喜剧迷们不高兴而拒绝这一请求，理由是：
现在就进行电视竞选为时过早。
为此，卡特的竞选委员会曾向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广播公司提出控告说，广播公司的说法是荒唐的，他们不愿出售电视广播时间是怕赚不到钱。
因为在美国，竞选演说收费标准低于广告费标准。
今年，电视费用惊人上涨，现在电视广告广播时间每分钟收费十万美元，电视竞选收费也随之上涨。
但是，为了夺取胜利，两党竞选活动的经办人在抱怨竞选费用高涨的同时，仍然不得不煞费苦心，为早日获得更多的电视广播时间而争逐。
·孙卫国·

中条山风
解放军某部战士赵志刚
家住南方沿海的战友，经常对我讲起台风的猛烈可怕。
我不曾身临其境，没有什么感受。
然而，中条山山风的厉害，却是我入伍后就尝到了的。
我们班就驻在中条山脚下。
刚到这儿一看，呵，真美呀！
一排青砖瓦房，几行大叶白杨，背靠巍峨的高山，面临白茫茫的大盐湖，简直象在画图中一样。
可是，到了傍晚，从中条山后刮过来一股山风——开始只飘撒着小尘沙，眨眼间，大叶杨被刮得东倒西歪，地上的干草落叶被刮得蹿上跳下，大粒的沙石生气似的敲打着窗玻璃，真有点天昏地暗的架势！
我放在室外的脸盆，被风卷到山坡下。
等我追回来，早已成了个凸头凹脑的“怪物”！
我揉着被风吹得发疼的眼睛，不禁悻悻地说：
“这个鬼地方！”
这时我又听说了流传在中条山区的一首民谣：
“条山一场风，年头到年终；
一天进嘴四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
这歌儿唱的真是实情。
我的被子一夜工夫便成了“土盖面”。
早晨起床，满嘴沙子叫人觉得牙碜。
为这，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班长看出了我的情绪，他找我谈心来了。
班长没有责怪我，只是细声慢语地讲起了他刚到这里时的情景……
那时候，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帐篷就是大伙儿的宿舍。
夏天，里面热得象蒸笼，大草蚊隔着两层衣服还能叮人。
冬天，全班挤在一起睡还冻得发抖。
但大家却挺乐观，开玩笑说这是“自动冷热间”。
到中条山的五老峰上采石头盖房子，带去的馒头冻成了硬疙瘩。
大家边啃边说：
“这是鼓劲增气丸，越吃越能干。”
中条山风吹得战士们脸和手都裂开了血口，大家边抡锤边笑道：
“看看是你风刀子硬，还是咱们的骨头硬！”
我接过话茬说：
“这真是以苦为乐呀！”
“是呵！
一开春，房子盖好了。
大伙高兴极了，便忙着在房子四周种树。
可好，四五桶水浇一个树坑，一眨眼工夫全渗光了。
下午种的树，一夜工夫让山风拔了个净光。
当时我心里也骂过老天爷，骂过这中条山风；
但一想，我们是革命战士，不能向老天爷低头，不能让山风吹趴下！
大家从石缝里抠土垫树坑，又打桩立了防风篱笆。
你看看，现在这树都快成材了。”
听了这些，我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
该我上哨了，我接过班长的枪，挺起胸膛大步向前走去。
中条山又萧萧起风了！
中条山风，猛烈地吹吧，你绝挡不住革命战士前进的脚步！
〔作者附信〕：
把《中条山风》寄到报社，我象完成了一件重要任务似的，松了口气。
我们一个班常年驻守在中条山下。
这里，白天风沙弥漫，夜晚野兽嚎叫；
夏天蚊虫成群，冬天朔风刺骨！
条件是艰苦的，但是战士们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战斗在这里，生活在这里。
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同志们半开玩笑但又很认真地说：
“你写写吧，写写咱这儿的中条山，写写我们的生活吧。”
于是，我写成了这篇短文，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往外寄。
八十年代的第1个春天来了，中条山的风季又到了。
同志们又鼓励我：
“寄吧，寄给咱们党报。”
大伙还情绪高昂地说：
“来，我们一块改一改。”
我把稿子摊开了，大家用冻红的手给我指点着，修改着……
这纸片虽小，但它装着中条山，装着大盐湖，装着我们战士以苦为乐的豪情，装着我们战士炽热的心——这就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战士们给您的礼物！

书的命运
——识小录黄裳
书的命运，应该、但实际掌握在谁人的手里？
这是最近经常听到人们议论的一个问题。
书，由作者写出，在读者手里流通。
这中间，编辑、校对、出版、发行……要经过许多的劳动。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辛勤、创造性的劳动。
谁都不应该忽视、也抹杀不了的。
但归根结底，起主要作用的应该还是前后两头。
读者热烈希望作者写出、并能买到、读到好作品，这是概括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据说我们目前出版发行的办法大抵先由出版社将新书的名目和内容简介交给新华书店，后者根据经验判断，决定定货的数量，生产出来以后负责行销。
出什么书，印行多少，决定权全掌握在中间环节手里。
作者和读者很少有发言权。
这办法看来不能说完美无缺，至少也不免有些古怪。
读者对出版工作的优缺点是有明确的反应的，他们不只在口头同时也用行动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书店门口排长队、书籍自由市场的出现，新华书店摆出了滞销书特价专柜，……就都是的。
也可以说这是群众对我们的出版工作的监督。
但作者这一头，却少有那样表示意见的好机会。
新涌现的作者不必说了，就是老作家好象也并不例外。
既然是老作家，总都有些旧作，是否重印，何时重印，作家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一本书一经出版，好象就已在卖身契上画了十字，与爸妈无涉了。
有时忽被再版，也只是在送来几本样书时才知道那“喜讯”，这样的情形我总觉得有些古怪。
有些老作家的作品被选进课本或什么文选里了，这自然不是坏事，但有时又发现，原文给改得不认识了，署名却还是自己。
我就听见过一位老作家诉苦，“既然非痛改不可，可见文字是不通或至少不行的。
那么又何必选呢？”
同一种名著的不同译本，在许多国家是会有许多种的，这并不一定是一种浪费。
但在我们这里，却要由什么人选定一种标准的出版。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
听说有一本名著，出版者认为原有的译本水平不高，决定毁版组织重译，这应该说也是认真的。
但后来出版社要修房子了，房修工人提出要读这书，结果是飞快地再版了一次。
这种“印书学”也许是一种例外，没有什么典型意义，但说明书的命运到底还多少掌握在“读者”手里，无论如何也还是值得高兴的。

姚溱同志哀词
——调寄《临江仙》
赵朴初
永忆当年秦上校①，
雄文力抵千军。
风行雷动万人心。
纵横群虎穴，
慷慨茂才身②。
轻易万言夸倚马，
呕心倍见精诚。
岂知鬼蜮瞰高明③！
新程思旧辙，
应不负忠魂。
1980年02月
①1947年，君以“秦上校”
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连续发表《半周军事述评》，以犀利笔锋，巧妙策略，揭露国民党之欺骗宣传，传播人民解放军之胜利战绩，鼓舞广大读者。
“秦上校”遂成为名重一时的军事评论家。
②1948年，君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在审讯中，乘敌不备，踊身跳楼，志在舍身向党报警，负重伤未死。
赖以传出消息，使党组织安全转移。
③《易经》：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短句纪念大词人
臧克家
“济南名士多。”
辛稼轩、李清照，这两位宋代大词人，给史叶增光，为泉城生色。
拜读佳作，敬仰其为人，惆怅乎心中，不同一于时代。
济南有金线泉，流水曲折如丁字。
泉畔有古楼一座，传为易安居士之梳妆楼。
中学时代，偕喜爱诗词学友，寻往事，吊遗踪，徘徊不能去。
赵侯德甫，山东诸城人，为吾同乡先辈。
每读《金石录后序》，未尝不掩卷欷歔，惜伉俪才华，乐其始而悲其终也！
山东将于济南建立辛稼轩纪念馆和李清照纪念堂，嘱题句留念。
忆往事，能不有动于中乎？
爰草两联以抒怀。
《题辛稼轩纪念馆》：
湖山钟秀，英杰出。
仗剑入敌垒，气吞胡虏。
怒发冲冠，肝胆吐。
词风开豪放，雄视千古。
《为李清照纪念堂题句》：
历下旧游地，金线泉边丁字水，梳妆楼畔宠柳丝，徘徊无限意。
赵侯吾同邑，金石录后悲怀序，漱玉词采女班头，挹芬动诗思。
1980年03月09日北京

绿叶
朱相如如果你不理解春天的繁荣，又怎样领会绿叶的可爱！
一旦把生命溶进了春光，心，和绿叶再也不能分开！
一张小小叶片，承托着绿色世界；
亿万张碧翠的绿叶哟，叠印着春天的千姿百态！
绒毛覆盖的碧油油的嫩叶，岂只点染了春的气息与色彩？
叶片分明是春天的缩影，春潮正奔涌在河网似的叶脉……

蜜蜂小集
〔散文诗〕
上海公交公司八车队季振华
风说：
草地上的花是它吹开的。
于是它不停地使劲地吹，然而花都凋零了。
夏天妒忌春天美，独占着那么多花，秋天却用饱满的籽实，珍藏着对春天的爱恋。
躲在地洞子里的老鼠想：
真难为那些人们，偏爱在白天生活，也不怕阳光刺眼。
苍蝇以自己的善于钻营，耻笑蜜蜂只懂得采蜜。
为窃食苦于冒险的耗子，不理解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食品。
青蛙以为，夜这样深这样静，正是为了容纳它的聒噪。
飞蛾咒骂白天的太阳，到了夜里，却拥抱着灯光说，自己是热爱光明的勇士。
玫瑰站在花盆里，为大田里的庄稼默默无声叹息：
你们这些不幸的芸芸众生呀！
海水动荡不息，激怒了鱼，退潮的时候，它留在沙滩上。
呵，它不知道，死才是宁静的呢！
我认得大海了，他原是大地上的涓涓细流；
我听懂涛声了，他在歌唱大地上的出生地。
谎言如不炫耀它华丽的外衣，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只有二十岁，却对着活了无数岁的世界叫道：
我看透你了！
搏击风吧，不要嫁给风，飞翔与飘浮毕竟两样。
昙花不愿以它的绮丽傲视群芳，因此瞬间凋落了。
没有高耸的乔木，就一定没有藤蔓植物。
竹笋、芦锥，及一切新生的嫩芽哟，为什么都一律带着尖锐的模样？
莫非你们都知道怎么去迎接解放？
捡着地上的落英，我看见了枝头上许多小小的青果，春天呵，我是在收着你的希望呢……

革命的“军令状”
李昂
类似去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李良美同志“立军令状”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多起来，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军令状”这个名字是借用来的，我们从“古”书、“古”戏中常常见到。
它强调的是“军中无戏言”，凡是请求的任务要求保证作到，并且立下一个“军令状”来作为文字凭据，兑现不了，就依状实行责罚。
其可取之处，在于它那种办事认真，责任分明，勇于负责，说话算数的精神。
自觉地要求执行艰巨任务，千方百计地，有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去完成任务，这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
对此我们有个熟知的名字叫“自告奋勇”，其文字的表现形式是“请战书”、“决心书”之类，其实际的表现则是无数先烈、英雄、模范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这种精神，战争年代自不必说，在和平建设中也是继承和发扬了的。
不过，那时不曾有过“军令状”，也不需要立“军令状”。
这革命的军令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出现的。
革命的“军令状”，是应拨乱反正的需要，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产生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我们革命队伍里原有的那种优良传统被破坏了。
林彪、“四人帮”的乱棒，打得我们一些同志无所适从，怯于负责。
他们制造的无政府主义，使得组织涣散，纪律松懈，使一些同志至今还没从空谈习气中解脱出来。
办事情，不是拿出勇往直前的劲头去闯去干，而是先从四面八方留下退路，准备败阵，溜走。
年年订计划，年年不兑现，年复一年，面貌依旧。
不管你三令五申，他照样满足于那种“权力不小责任轻，待遇不低少费心”的职务，仿佛其它什么令、什么状，都成了“戏言”，对他失去了效力。
有的同志主动立下军令状，对上面这些同志是一种鞭策。
从这个意义上讲，立军令状的做法，既是保证恢复和发扬我们革命队伍那种优良传统的好形式，又是医治“空谈症”的良方，是进行整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每个同志都去立军令状，而是提倡它所体现的说“算数”话、办“算数”事的精神，提倡勇于负责、办事认真的精神。
至于军令状这种形式，是会随着革命精神的增强，革命传统的恢复和发扬，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或者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