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训成/孙茂庆/王立生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认真学习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委集体领导，“一班人”心齐风正，团结战斗，一年来各项工作有了明显进步。

航空兵某师过去是个后进单位。
一九七八年连续发生五起严重飞行事故，群众批评党委班子软、散，形不成领导核心。
去年上半年新调整的党委班子认真学习《准则》（草案），联系党委领导存在的问题，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过思想整顿，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党委“约法三章”：一是凡涉及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决议的贯彻，以及重大工作任务的布置，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二是党委集体形成的决议，书记和委员在执行中，不得擅自改变；
三是党委工作言出法随，有决有行，说了算，定了干。
他们抓住典型推动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师是英雄杜凤瑞生前所在的老部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前些年杜凤瑞这面旗帜销声匿迹了。
现在，杜凤瑞大队在新的长征中，继承和发扬了英雄的革命精神，全大队飞行员人人立功受奖，是学习硬六连的先进单位。
重新树立起杜凤瑞大队这个典型，将会有力地推动全师的工作。
党委书记刘锋深入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一份关于杜凤瑞大队的调查报告，在党委会上讨论，统一思想，作出决议，召开动员大会，宣扬杜凤瑞和杜凤瑞大队的英雄事迹，给长期保证飞行安全的四个单位和十二名先进个人记了三等功，戴上光荣花，振奋了全师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增强了部队改变面貌的信心。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各委员的职能和改进党委领导作风，党委书记刘锋和其他几名领导干部深入部队，面对面地解决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去年夏季，他们冒着炎热，跑了二十六个基层单位，开了十五个调查会，收集了一百六十二个问题，很快解决了一百零四个，对不合理的要求和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当面向群众说清楚，把解决实际问题和传帮带结合起来，受到干部战士的赞扬。

在贯彻执行党委决议中，党委成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这个部队没有幼儿园、家属工厂，长期以来小孩不能入托，家属没有工作，群众反应强烈，党委议了多年，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去年党委下决心一百天内盖好幼儿园，六十天内办好家属工厂。
党委“一班人”带头参加搬砖、运土、抬石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执行党委的集体决议。
结果提前建好了幼儿园，家属工厂从筹备、买机器到开工，只用了四十五天。
干部家属眉开眼笑，逢人便说：“领导带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郑训成、孙茂庆、王立生）

作者：何春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月五日下午至三月六日凌晨，南海舰队某部四艘登陆艇冲破迷雾，绕过暗礁，战胜风浪，协助地方营救出触礁遇难的红卫七号客轮。

三月五日，从湛江至海口的红卫七号客轮，因遇恶劣天气，在南海广州湾海面触礁搁浅，船底破损，仓内进水，五百九十五名乘客和船员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有关领导机关发出紧急抢救的通知，湛江港各局派出四艘拖船前往救助，但因出事海区情况复杂，拖船不能靠近。
南海舰队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派四艘登陆艇前往协助营救。

下午五点左右，艇队在海上遇到浓雾，视距只有三、四十米远，指战员们就用肉眼辨认和跟踪近距离目标，摸索前进。
到了遇难海区，夜幕已经降临，六级强风刮个不停，再加上海底礁石盘错，登陆艇要靠上红卫七号轮，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
他们决定先由一艘艇探察险情，打开通道。
前两次由于遇到了大浪和暗礁没有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另选角度，绕道进入，终于靠上了难船的右舷。

在驳运旅客的战斗中，干部战士一个一个地接扶旅客下艇，把几百件行李搬运下来，送到一海里外的驳船上。
湛江军分区某部运输队的两艘登陆艇和地方的红卫十七号客轮也赶来参加抢救。
第二天凌晨，遇难旅客和行李全部被安全送回了海口港，红卫七号客轮也被拖进了安全水域。
（何春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汽车团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的集体领导原则，党委“一班人”行动一致，带领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战备任务。

这个团党委对解决有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能及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充分讨论酝酿。
前不久，部队出外执行战备任务，归建后个别同志居功骄傲，部分连队作风不够紧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正副书记召集“一班人”作了认真研究。
决定用两周时间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和作风纪律整顿，较好地克服了存在的问题。
整顿后的两个月，全团出车七千四百余台次，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这个团党委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同时，强调个人分工负责，做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
党委成员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能积极主动主干。
刚调来不久的党委委员、副团长赵清时分管司令部工作，对部属要求严格，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
有一次，强台风袭来，团长、政委不在位，正值赵副团长主持工作。
他及时召开干部会议，采取有力的防护措施，并冒着大雨到各单位检查落实。
台风过后，他又马上组织恢复工作。
由于工作抓得比较扎实，使全团车辆人员免受损失。

汽车团党委“一班人”能从全局出发，互相支持，做到分工不分家。
党委委员、副政委李向阳带工作组到十连抓教育试点时，发现这个连运输任务完成的不够好，主要原因是组织指挥乱。
尽管这不是李副政委分管的工作，他还是主动去干，连续三次跟着跑长途，帮助连队干部调整车队，控制车速，统一停车点，落实安全行车措施，从而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
（呙飞整理）

版面：头版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
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作者：沈顺根王登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月上旬，海军某导弹艇大队参谋长陈昭明，在基地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狠抓干部现代战争知识学习，探索电子战、导弹战规律，训练中导弹攻击九发九中的体会，受到大家赞扬。

这个大队是由鱼雷艇换装成导弹艇的，不少干部只熟悉“鱼雷火炮”的攻击，不熟悉导弹艇装备和战术，对现代海战的知识了解很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队党委下大力狠抓干部训练。
一是狠抓干部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
每年都要办各种训练班十多次，组织干部学习导弹艇各专业知识，使每个干部都懂得航海、通讯、轮机、导弹基础知识；
二是研究现代海战特点，学习电子战和抗干扰的基本知识，还研究了外军巡洋舰、驱逐舰的装备特点和弱点，研究了世界上导弹海战的经验教训。
象这样的集训班，今年已办了四期。

通过学习，干部的眼界大为开阔，指挥水平显著提高。
三年来，支队、舰队多次理论考核、抽测，这个大队干部的成绩都比较好。
参谋长陈昭明写出了在现有装备条件下抗电子干扰的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许多人的重视。
过去他们在编队攻击中，常常采取鱼雷艇攻击的老战法，通过现代战争知识的学习，研究出了先敌发现、先敌发射的新战术。
过去发射一枚导弹，不管雷达开机时间多长，只要命中就算优秀。
经过抗电子干扰基础知识学习后，干部们懂得我雷达开机时间过长，有可能被敌人抓住而先遭受攻击，看到了这个“优秀”并不适应现代战争要求。
他们抓住缩短雷达开机时间这个关键，探索了一种导弹艇荫蔽快速攻击战术，使雷达发波时间比原来大大缩短。
去年用这种战术实施实弹攻击，直接命中目标。

（本报特约记者 沈顺根 本报通讯员 王登富）

作者：陈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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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三月十二日，在总后开办的全军第一期电训班上，第二炮兵工程设计所技术员郑学清向大家汇报表演了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地下工程设计概算和施工预算的使用方法。
人们热烈赞扬这一技术管理上的重要改革获得成功。

过去，编制一项较复杂的地下国防工程设计方案，往往需用好几个技术人员，摇动手摇计算机逐一计算，用人工一项一项地分析、填写，费时长，工作量大，还容易出差错。
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去年在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总后组织二炮、北京部队、南京部队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国防地下工程设计施工的特点和要求，完整地编制出了一套通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地下工程设计概算和施工预算的使用程序——《JD01》程序，交由二炮工程设计所试用。
在将近一年的试用期间，进一步完善了程序，收到很好的效果。
运用这套程序，既可编制单独洞库，又可编制多洞库的综合设施；
不仅适用于地下工程，也适用于地面建筑。

在讲课和参观中，郑学清向大家介绍了采用这一先进电子计算技术的一些优点：第一，实现了高速、准确。
比如编制某项重要的地下国防工程计划，从单项计算、材料、工时综合分析到最后取得各个数据，一千多个项目，二十分钟就可全部完成，提高工效二十五倍以上，而且数据准确可靠，不用审核误差。
第二，由于各项定额已在程序中固定了下来，对材料、人工及机械台班的消耗及其所需的各项费用，均按统一定额来计算，做到开支合理化，手续简便化，避免了繁琐、混乱和浪费。
第三，使用方便，易于推广，具有一般识图能力和施工经验的人，经短期培训，就能独立掌握使用。

目前，总后已确定将这项先进技术向全军有关设计、施工部门推广。

（本报特约记者 陈金松）

作者：卓福田/张明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指挥部重用内行干部，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熟悉技术业务、懂得生产管理的干部，在大队以上领导班子成员中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在大队主官干部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二。

这个部队担负着铀矿地质勘探、采矿和水冶的任务。
近年来，对大队以上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把那些懂技术、会管理，热心于原子能事业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某大队担负着开采和水冶任务，指挥部选拔了精通矿山建设的一名副大队长和两名区队干部，分别担任大队长、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使这个大队的四名主官干部都熟悉矿山、水冶生产。
某支队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原来是学习矿冶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指挥部党委经过研究，把他调到一个四千多人的采矿大队担任政委，使他所学的专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强了矿山生产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指挥部目前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队第一、二把手由懂业务、会管理的干部担任，有二分之一的大队配备了三到四名懂业务会管理的主官干部。

这个指挥部技术人员比较多，为了使他们发挥骨干作用，各级党委按照国家科技干部的条件，经过严格的技术考核，分别给他们恢复了技术职称，同时选拔了大批技术人员担任中队以上各级领导职务。
其中有一百九十八人提升为工程师，三十八人被任命为正、副总工程师和正，副主任工程师，并进入了大队以上的领导班子。

为了使领导班子中有更多的懂业务懂生产的人员，这个指挥部还采用办训练班的办法，轮训大队部门以上的“外行”干部。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办了两期，每期都在三个月以上，使一些干部逐步摆脱“外行”的状况。

随着干部队伍中懂技术会管理的成员增加，各级领导班子取得了领导生产施工的主动权。
去年，这个指挥部地质普查和钻、硐探工作量分别超额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和百分之三点二完成了年度计划，矿山生产和金属生产也超额完成了任务，经济指标取得了多年来少有的好成绩。

（卓福田、张明胜）

作者：魏新森/生广全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月上旬，空军某部所在地区出现了恶劣天气，给飞行带来了很大困难，场站气象台主动协助飞行部队抓住可飞天气，使训练任务圆满完成。

过去，这个气象台在保证飞行训练中，对天阴云低、云高云量相对稳定的训练天气把握不准，常常因怕担负责任，只满足于不发生气象事故，对如何协助完成飞行训练任务考虑得少，把许多飞行良机“卡”掉了。
今年开训后，党支部向全台人员提出了“不放过一个可飞天气保证飞行训练”的要求，同志们积极搞好气象预报，由过去的一味“卡”变为主动地抓可飞天气。
三月三日，机场细雨纷纷，副台长贺锋明和预报员一起分析研究各种气象资料，准确地向飞行部队预报了天气，保证了第二天低气象课目的飞行。
三月七日，他们又向来本场驻训的兄弟部队提供了可飞天气，使这个飞行部队圆满完成了昼间低气象飞行课目，进入了夜间复杂训练。

（魏新森、生广全）

作者：马洲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版面：头版

作者：杨松林/赵军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月十五日上午，北京部队某团练兵场上，四连的打坦克训练改革现场表演刚刚结束，一串银铃般的歌声，便从尚未散尽的硝烟中飞出。
这是师里组织的文娱骨干深入练兵场演出训练改革的文艺节目。

开训之后，这个师的训练改革搞得热火朝天。
为了使文艺起到配合、推动训练改革的作用，文化科科长高炳强带领临时组织的二十二名文娱骨干下到部队，帮助连队举办了歌咏、器乐，表演、美术等训练班，为各连培训出一百零七名骨干。
同时，他们从指战员改革训练中搜集创作素材，加工排练成文艺节目，随时随地为指战员演出。
一次，在某团召开的训练改革现场会上，师文娱骨干赵中英一边看战士们的表演，一边掏出小本本进行创作。
现场会一结束，另一名骨干王庆华就喜气洋洋地打着竹板走上场，为指战员表演了快板书，赞扬训练场上刚发生的新人新事。
这种“即席”表演，每次都博得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这些文娱骨干下连以来，共创作、演出了三十多个文艺节目，及时宣扬了训练改革成绩突出的“猛虎连”、“特功四连”等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使训练改革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在部队广泛传诵，对训练改革起到了积极的鼓动促进作用。

（杨松林、赵军）

作者：曹光雄杨先厚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顾问庄田撰写的《琼岛烽烟》，是一部反映海南人民英勇抗日的革命回忆录，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庄田同志是红军老战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四○年五月，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延安到海南岛担任琼崖抗日总队副总队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中，他以切身的经历和见闻，热情歌颂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海南岛抗日斗争的英明领导，歌颂了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歌颂了海南人民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现在，庄田同志又着手撰写第二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滇桂边党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史实的回忆录。
他说：“把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事迹写出来，作为激励后一代艰苦奋斗干四化的精神食粮，这是我们老战士应尽的义务。”
（本报通讯员 曹光雄 本报记者 杨先厚）

作者：孙清波杨英萍范文明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乌鲁木齐部队军事医学研究所军医许廷贵翻译的约二十万字的《实用免疫学》，经有关部门鉴定批准，将于四月份出版发行。

许廷贵一九五一年入伍，原来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一九六○年开始自修英文。
三十年来，他起早贪黑，刻苦钻研，逐渐掌握了四千多个英文单词，并结合工作翻译了放射病、血液病、染色体方面的许多英文医学资料，先后在《国外医学参考资料》、《军医医学参考资料》等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十二篇译文。

去年二月，许廷贵在资料室看到一本外国新出版的《实用免疫学》，对于免疫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又主动向领导提出翻译这本书。
许廷贵长期从事放射医学研究，缺乏免疫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他就虚心向内行的同志请教，边学边译，仅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湖南医学院副教授易有年看后，认为该书翻译得准确，通俗，质量较好。

（本报通讯员 孙清波 杨英萍 本报特约记者 范文明）

作者：房元欣张妙奇张立新郝志臣

编者按

沈阳部队炮兵某团的实践表明，新老兵训练分了家，不等于训练改革到了家。
要想不断提高训练质量，看来应坚持这么一条：解放思想不停步，改革之后再改革。

一说分“灶”，很可能被认为是讲伙食问题。
不是的。
这里报道的是沈阳部队炮兵某团新老兵分训之后，如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故事。

吃的还是一样“饭”
分训不久，团长王显义和师参谋长徐俭先去各营检查训练情况，看到这样一些事：三营侦察分队新老兵虽然分训了，但训练计划一样，内容都是“器材的架设与撤收”，时间、进度，要求、目的都差不多。
正在进行“电台开设与撤收”训练的二营无线分队，新老兵也无区别。
徐参谋长对王团长说：“新老兵名义上分了灶，实际上吃的还是一样饭，这样训法不行啊！”
“吃的还是一样板”，问题摆到了团党委面前。
政委吴运前想到，解放思想，改革训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新老兵分开训练决不意味着分训的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如果不继续解放思想，不及时解决分训后的新矛盾，训练改革就可能半途而废。
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分析训练形势，研究分训情况，并决定组织五名常委带工作组下连蹲点，扎扎实实解决分训中的问题。

新老都要“吃得好”
参谋长蔡玉章来到炮场，有这样一个镜头映入他的眼帘：一名战士正组织老炮手训练，只见他喊完“立正”、“稍息”之后，接着就下了口令：“课目：今天学习第二章《火炮的检查与处理》，方法自己复习，现在开始！”
炮手们坐下后，有的手捧教程，眼睛却东张西望；
有的拿根树枝，低头在地上划圈圈……

看到这情景，蔡参谋长脑子里打了个问号：为什么新兵训练井然有序、劲头十足，而老兵训练却这样松松垮垮呢？
他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新老兵分训之后，有的领导认为，新兵刚到部队是白纸一张，得管紧点，老兵有底子，自己复习就行了。
于是，对新兵训练研究得多，抓得紧，对老兵训练考虑得少，抓得松；
新兵训练有组织、有领导，课程安排适当、周密，老兵训练则有点放任自流，课程安排不甚适当，一些老战士训练起来没劲头。
这样，新兵“吃不了”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老兵“吃不饱”的问题却依然如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蔡参谋长首先帮助各营解决老兵训练的组织领导问题：每个分队都派一至二名干部负责，把分队再编成若干小组，选派思想好、技术精、责任心强的同志任组长和副组长，负责组织训练。
接着，他又深入训练场，对老兵的技术状况进行了调查摸底。
哪些课目是重点该多训，哪些课目过去漏训了应补训，哪些课目比较熟悉可少训，哪些课目比较生疏要重训，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和机关业务部门一起研究，进一步修订了训练计划，建立了对老兵教练员“以会代训”的制度，提高了老兵教练员的任教能力。
这样一来，老兵变了说法：我们也能“吃得饱”“吃得好”了。

不能“吃偏食”
“吃得饱”不容易，“吃得好”确实难。
团里进行了一次考核，题目比较简单，老兵的成绩却不够理想。
仅以二营炮手分队为例，参加考核的十六名老炮手，只有二人优秀、四人良好，还有四人不及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副团长赵锡林在调查中发现，原来是分“灶”之后老兵吃了“偏食”。
分训是让老兵能跑则跑，能飞则飞。
有的同志对抓住重点练理解片面，把功夫都下在训练重点课目上，忽视了按训练大纲全面训练和提高。
这次成绩不好，主要是许多属于基础知识的课目打了“鸭蛋”，拉了分。
赵副团长感到，对老兵来说，基础课目虽然过去都学过，但并不是都很过硬，如果只突出重点课目，忽视基础课程，掌握的技术就不会全面扎实，提高训练质量就成了一句空话，也就没有达到分训的目的。
这情况引起他一段回忆：去年他带领三营参加上级组织的炮兵专业竞赛前夕，由于把炮手专业课目分成若干思考题，采取过关升级的办法搞训练，使全营炮手的军事技术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提高，竞赛中取得第二名。
他决定把这种办法运用到老兵训练中去。

他来到三营，按照训练大纲、条令、教材，把炮手专业课目由浅入深地编为十六项内容，每项为一关。
老兵按项训练，凡考核成绩良好以上都可过一关。
连、营都建立“过关升级登记表”，过了关的可学新课目或搞多能训练，没过关的继续练。
这样，容易的课目就少练，难的课目就多练，逐项过关，小步快跑，使老兵感到有练头、有奔头，又防止了漏训和低标准，保证了训练质量。
目前，这一经验已在全团炮手分队普及，并逐步引伸到其它专业分队，吃“偏食”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解决好“炊具”
过去新老兵在一起训练，常常是新兵练，老兵看。
现在新老兵分训，并且分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指标，教具和训练器材不足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

杨副团长了解了各分队教具和训练器材的缺额情况，召集各营营长、修理所长、指挥连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同志开会，让大家出谋划策，想出了三个办法：清仓查库，修旧利废；
购置一部分器材；
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制做。
会后，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目前，全团共自制坦克靶、沙盘、教练炮弹、口令板、炸点显示器等图表，教具和代训器材四百余件。
除此之外，他们还调整训练计划，使新老兵训练的同一课目错开时间，避免了撞车现象。

应当吃点“团圆饭”
六连炮手分队新老兵分开学完“炮闩的分解与结合”这节课后，还搞了半天的合练，效果很好。
原来有些新战士感到操作时间由五分钟到一分半钟，就以为功夫到家了。
一合练，看到老战士动作敏捷利落，时间只有四十三秒，感到差距很大，还要努力。
老战士看到在短时间里，新战士有这样大的进步，增强了提高专业技术的迫切感，练兵劲头更足了。
二营无线分队在学习“炮兵口令传诵”这节课时，理论课新老兵分训，到上机操作时新老兵合练。
合练中，以老带新，互帮互学，不仅使新兵技术有较快提高，而且促进了新老兵相互了解，为今后密切配合执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新老兵吃“团圆饭”的事，使王团长受到很大启发：分训不是为分而分，不是只准分不准合，而是为了让新老兵的单兵技术都尽快提高；
如果在分训中搞点合练有利于新老兵互相促进、互相熟悉、共同提高，那就应该合一合，吃点“团圆饭”，这对今后的合成训练也大有好处。

王团长的想法，得到了团党委的赞同。
他和团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深入训练场，帮助吃了“团圆饭”的单位总结经验。
然后，他又召集各营、连主管训练的同志，研究哪些课目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合练计划。
例如，新老兵学习相同内容的课目，理论课分训，实际操作时适当地合；
每个课目新老兵都搞完之后，搞一次合练；
炮手分队每天收用炮时新老兵合练一次；
在单兵技术训练阶段，连、营、团每季度分别搞一次合练。
凡是吃上了“团圆饭”的单位，都说这个办法好。

房元欣 张妙奇 张立新 郝志臣

作者：林岩
栏目：军事纵横谈

读国际新闻发现，在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国家里却出现了一些“返祖”现象：

——以生产小型电子计算机誉满全球的日本，从一九七四年起算盘的销售量开始回升，每年约增长百分之十五左右，去年竟达二百二十万个。

——近年来，伦敦街头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在川流不息的汽车队伍中，人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

为什么古老的算盘在日本又开始走运了呢？
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答案：“算盘是一种功能极好的教育工具，一些生产计算器较多的国家，由于过早的叫孩子使用计算器，使儿童的思维能力普遍下降，脑子里只有数的代号，没有数的形象……”
为什么有的英国人不坐汽车而骑自行车呢？
据报道，这同世界性的能源紧张和油价上涨有关。
也有人分析，自行车比小汽车灵活方便，又有助于人们的身体锻练。

这两件有趣的“返祖”现象，使我联想起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事情：前不久，听一位同志讲，不少人焦急地盼望彻底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
要说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都有。
谁不希望多装备点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呢？
谁不希望我们的步兵也能乘坐上步兵战斗车去冲锋呢？
谁不希望装备一些战术核武器呢？
但是，这里不仅有一个希望和现实、需要和可能的差距问题，也有一个正确认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长处与弱点的问题。

从总体上讲，电子计算机和小汽车要比算盘和自行车先进得多，不然，我们搞现代化干什么。
可是，从国外现代化中的“返祖”现象来看，任何先进的东西本身都存有弱点。
反坦克导弹确实好，但倘若遇到敌方的电子干扰，那它就不如火箭筒了；
有了步兵战斗车固然可以更好地协同坦克作战，但一旦中断油料供应和缺少技术保障，或者在特殊的地形上，它就不如人的两条腿。
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而是从另一方面想想问题很有必要。
古语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我们的现有装备比较落后，但仍有许多潜力可挖，即使到将来也不能全盘抛弃。
我们要逐步改善装备，但是，在现代战争中，不能企图靠发明出一两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代替一切。
最先进的武器往往也离不开一般的、甚至是非常土的办法，去弥补由于它的弱点在战场上所造成的空白。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用水龙头冲开巴列夫防线的大沙堤，用地对空导弹和普通的高射火炮组成的防空火力网大建其功，就是明证。

目前，一些外国军队在发展武器装备上有一种动向：从单一转向全面。
看看苏联军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他们主张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
六十年代以后，他们又主张在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同时，发展战术核武器；
七十年代以来，他们又同时在发展常规武器上下本钱。
今后，我们既要准备打核战争，也要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要以打常规战争为主。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必须全面一些，不可偏废。
我们对自己手中的武器，不要小看它，而要切实掌握它，使它在反侵略战争中充分发挥威力。

作者：张鸣

本报讯 最近，海军政治部信访部门发出通报，表彰海军某基地不推、不拖，认真做好信访工作。
这个基地去年共受理来信来访五百九十九人次，除一例外，其它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这个基地的党委把做好信访工作，当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事来抓，分工一名党委兼管这项工作。
他们认真研究解决来访人员提出的问题，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使问题在本单位得到妥善处理。
有位一九六八年入伍的战士，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去年基地党委给他平反后，他要求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虽经有关部门多次劝导，他仍然固执己见。
当时，社会上有一股进京上访风，这个战士也想把事情闹到北京去解决。
基地政治部主任宋洪文亲自找他谈话，反复说明上级的有关规定和政策，使他愉快地回到了原籍。
基地党委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对送上门来的问题坚持就地解决，对个别到北京上访的同志也热情动员他们回原单位解决问题。
去年年底，一位复员干部到北京上访。
他们得知情况后，便主动派人到北京把这个干部领回来。
经过与有关部门联系，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使他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为了进一步减少上访人员，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去年，他们派出一百三十六人次，前往十九个省市处理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
威海市崮山公社社员张万福，原来是基地某建筑处的职工。
一九五九年冬在某码头施工时，为抢救国家财产，他不顾个人安危，跳进大海固定缆绳，不慎被挖泥船碰伤。
伤愈出院后，他失去了劳动能力，一九七○年作退职处理。
他多次来信，要求改办退休手续，问题拖了九年得不到解决。
去年，他们在调查中，亲眼看到了张万福同志的困难，深受震动，很快按照有关政策，为他补办了退休手续。
张万福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说：“人家说俺的问题要带着孙子到北京上访才能解决得了。
现在，部队首长把党的政策送到俺的家门口，俺代表全家感谢同志们。”
（本报特约记者 张鸣）

作者：韦友广张兆贵徐兆俭

福州部队某团卫生队——

深入连队开展防病工作

本报讯 二月下旬以来，福州部队某团卫生队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连队，认真做好春季卫生防病工作。

卫生队留下两名同志坚持值班，其他医务人员分别到各个连队。
他们发现有的连队粪便管理不善，食堂卫生制度不健全，有些战士喜欢喝生水，就帮助连队搞好饮食卫生，对粪便进行无害处理，对炊事人员进行体格检查。
三营七连驻在一个村庄里，当地卫生条件较差。
卫生队长许明腾和医助赖洪荣发现饮用水浑浊，经过了解，原来是村里水井旁边有一条水沟，一下雨脏水从石缝里流入井里，造成水井“翻底”。
许队长和干部战士一起，用抽水机抽干井水，挖出井底里的污泥，用石灰水清洗消毒，并用水泥抹了井台和水沟，使七连和村里群众吃上了干净的井水。
（徐兰坤）

南京部队某部一营卫生所——

认真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部一营卫生所积极采取措施，做好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卫生所的同志针对春季易发生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的特点，举办短期卫生员学习班，编写了卫生宣传资料，利用黑板报、幻灯、图片展览等形式，宣传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知识。
他们向干部战士提出了具体措施：经常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勤洗勤晒衣被床单，多吃大蒜，不准随地吐痰、不共用碗筷和茶杯。
在预防流行性感冒时，他们采用服中草药、喝姜汤、室内熏醋、喷烟喉等方法，并指定专人检查落实。
一机连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卫生所的同志立即赶去，给病人服用中草药，控制了流感的蔓延。
（徐兆俭）

三三六三六部队卫生队——

给干部战士普查肠道寄生虫

本报讯 三三六三六部队卫生队，积极做好春季卫生防病工作，二月中旬以来，给干部战士普查肠道寄生虫，使患者及时得到治疗。

这个卫生队防病治病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部队传染病的发病率连续三年控制在千分之十左右，多次受到上级卫生部门的表扬和奖励。
今年开春后，他们针对今年新战士大部分来自南方水乡和部分连队饮用水源不良的特点，给干部战士进行了大便化验，普查肠道寄生虫。
一机连有个炊事员大便中有钩虫卵，卫生队就与连队干部商量给他调换了工作。
目前，卫生队对查出有肠道寄生虫卵的人员，正在抓紧进行治疗。
（韦友广、张兆贵）

八八七四○部队十三连——

加强饮食管理 防止病从口入

本报讯 八八七四○部队十三连认真加强春季饮食管理，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

入春以来，十三连对炊事班加强了管理，严格把关，搞好饮食卫生。
副连长翁培付和炊事班的周志一起修钉纱窗纱罩，对油盐酱酸分缸加盖，盆勺刀铲隔开上架。
要求炊事班经常对碗筷、炊具消毒，并做到木具不变色，铁器无锈斑，生熟菜分刀分案。
伙房值班员坚持每天登记人数，计口下粮，不吃腐烂、变质食物，不吃冷饭冷菜。
对蔬菜、肉类、鸡蛋等食物妥善保管，做到无霉烂和变质等现象。
连里还要求大家搞好个人卫生，自觉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不乱吃乱抓，有效地把住了病从口入这一关。
（邓绍国）

空军某部卫生队为了满足部队治疗需要，自制药品二十余种。
这是药房主任张海燕在检验制作药品。
王占江 王军摄（照片）

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

作者：谭昭华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部二月份向国家提交了一份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其中记载了有关研究高氟水成因和防治氟中毒病的具体措施，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

高氟水是指每公升水中含氟量超过一点五毫克的水。
它在我国北方十六个省程度不同地分布。
人畜饮用了这种水，引起氟中毒，轻者氟斑牙、腰腿疼，重者骨头受侵蚀呈蜂窝状、牙齿脱落、自动骨折、驼背、瘫痪、不生育等。
因此，高氟水区也称为氟病区。
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某部指战员到我国西北、华北、东北氟病区，目睹高氟水对人民的危害，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来减轻病区人民的痛苦。
工程技术人员把高氟水的成因和防治氟中毒作为一项科研课题，先后对辽宁省西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拉善盟等地高氟水的形成条件，富集规律、分布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为氟病区人民在高氟水区寻找地下淡水、改水防氟提供了科学资料。
工程技术人员还对如何防治氟中毒病开展了研究工作，总结氟病区人民防治氟中毒的经验，提出了打防氟井取用深层低氟水、进行药物防治和排积水、治盐碱、改造自然环境等三项具体措施。
（谭昭华）

作者：连俊义/邱吉灵

本报讯 三月六日，武汉部队某部药物快速育猪培训班开学前一天，各连队饲养员参观了药物快速育猪场。
兽医医助蔡进春指着一头膘肥体壮的猪，告诉大家：去年八月收养的这头“老头猪”，社员养了十四个月，进栏不到二十斤重，经过药物催肥，现在重达一百八十多斤，平均每天增重一斤一两。

蔡进春入伍以来，以雷锋同志为榜样，积极学习业务知识。
他刻苦阅读《猪病防治手册》、《养猪技术问答》、《国外养猪新技术》、《科学养猪基础》等书籍，作了大量的笔记。
他根据猪的生理特性和生长过程需要的多种营养，研究出加喂四种药物（硫酸铜、碳酸氢钠、尿素、硫磺）快速育猪法。
从去年六月开始，他对五头大小不等的猪进行试验，每头猪每天增重快的二斤二两，一般的一斤八两。
猪宰杀后，经过有关技术部门鉴定，肉质正常。

（连俊义、邱吉灵）

作者：张秀山

今年四月一日，是刘志丹同志英勇牺牲的四十四周年。
志丹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西北红军和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
他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对此，党和人民一直给予崇高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同志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
志丹同志与西北人民血肉相联，多少年来，称颂他革命活动的许许多多的歌谣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一直活在西北人民的心中。
但是，志丹同志也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他曾几次坐过监狱，既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也坐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的监狱。
就是在他壮烈牺牲之后，他的英灵也久久不得安宁。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边区时，他被掘墓扬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大搞“文字狱”，对刘志丹横加贬斥和诬蔑中伤。
但是，历史不容歪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抹煞不了的。
如今，“四人帮”垮台了，志丹同志曾经蒙受的不白之冤业已得到澄清。
为志丹同志昭雪，西北人民高兴，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我与志丹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
当时，他刚刚出狱来到甘肃的平凉，我也从定西到了那里。
他因搞兵运工作被军阀苏雨生缴械拘捕，后经陕西省知名爱国人士、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志丹同志在榆林中学时的老师杜斌丞先生营救出狱。
在这之前，我同他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却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
他是西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九二四年入团，第二年春入党，住过黄埔军校，在广州受到过我党当时著名的活动家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教育。
他参加过北伐。
“八七”会议后，他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与部署陕西各路的起义计划，亲身领导一九二八年著名的“渭华起义”。
党的“六大”后，他任陕北军委书记，后并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直接领导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
他的这些经历，使我和与我一起来的同志对他十分敬佩。
当时，我们都住在刘宝堂的团部。
刘系旧军人，与志丹同志是老乡，很讲义气，在交往中他与志丹同志结成了朋友。
刘是军阀陈珪璋部特务二团团长，陈很信任他。
志丹同志告诉我：根据省委指示，他正准备通过刘的关系到陈部新编十三师搞兵运工作。
我听了很高兴，同去的同志也都愿意在志丹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
我们都希望在陈部建立一支由党直接掌握的队伍。
当时，陈有一定的实力。
后来，陈珪璋同其他军阀之间存在着争地盘的尖锐矛盾，腹背受敌，急于求助，便委任志丹同志为十一旅旅长。
以后，由于形势逆转，难以立足，志丹便离开了陈部。
行前，他要我们先去刘宝堂部继续做兵运工作，等待他的消息。

志丹到了陕甘边的南梁，因为他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在山里搞了一支农民武装。
他去后，马上整顿扩大为一支有三百多人的队伍。
一九三一年秋，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一起来到南梁，与志丹同志的队伍会合，谢子长同志也由陕西省委派到了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二月，组成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子长、志丹同志先后任总指挥。
游击队成立后，转战陕甘广大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为西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二年冬，根据中央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但就在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以中央代表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了红军。
他一来，便对刘、谢横加指责，把他们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等等，并撤销了刘、谢的领导职务，把子长同志送到上海“受训”，只是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再三请求，志丹同志才被留了下来。
但不给分配重要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照金根据地，南征渭华，到敌人重兵设防的西安附近作战。
志丹再三提出反对意见，杜衡拒不接受。
结果，红军刚刚开到秦岭山区，便被敌人重兵包围，苦战月余，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
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突出重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才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而“左”得要命的杜衡，却临阵脱逃，最后当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十六军南征时，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仍在坚持和发展。
一九三二年春，三原武字区已创建了西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这个根据地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渭北游击队，此时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它和由王泰吉同志起义军组成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及耀县起义的游击队，先后来到了照金根据地。
为统一领导，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指挥部，由王泰吉同志任总指挥。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游击队连续出击获胜，并打下了旬邑县城张洪镇，使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志丹同志回来后，大家既关心他的身体，也关心他的工作，谈到工作时，他说：“你们原来怎么做的，还照样做，以泰吉同志为主，我可以协助他工作。”
这样，他就担任了总部参谋长。
这时，志丹同志提出了进军南梁，在陕甘边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同年十一月，总部党委决定把总指挥部改为四十二师师部，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并把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编为红三团。
这样，红二十六军就有两个团了。
在王、刘指挥下，红军在关中、陇中和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攻势，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主力红军，建立了地方游击队，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泰吉同志要求出去搞兵运工作后，志丹任师长，又打了许多胜仗，在几个县建立了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六月，志丹同志回后方任军委主席，全面负责陕甘边区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作战指挥。
入冬，陕甘地区已经有了十几个县的根据地。
十一月，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由习仲勋同志任主席。
这时，陕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发展。
一九三二年，陕北便开始进行游击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以马明方同志为首的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划分四个游击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各县游击队顿趋活跃，延川、安定、清涧、神府游击队连打胜仗，初步建立了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
一九三四年春，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统一了各县游击队，组成了陕北游击队指挥部。
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展开。
同年八月，子长同志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
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有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推子长同志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
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由子长同志率领到达陕北，同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连打胜仗，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不幸的是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负伤，不久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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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苏区和临近各根据地的瓦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北上。
在这前后，王明路线也进一步波及陕北。
一九三四年一月，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从平津来到陕北。
他无端指责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马明方、马文瑞同志，大反所谓“富农路线”，推行王明路线的土改政策和过“左”的肃反政策。
在军事上，他鼓吹“全面出击”，打“阵地战”、“攻坚战”，在所谓“肃清苏区内的白点”的漂亮口号下，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
他蛮横霸道，动辄给人扣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志丹同志是个重视实践、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和处理问题的人。
他有坚强的党性，不同意这个人推行的那一套，并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志丹同志尖锐指出：他所推行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已为革命所证明只有其害而无其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货色，是“立三路线的复活”（那时还没有听到王明路线这个名称）。
志丹同志还针对他那种“钦差大臣”的作风，严厉地批评他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瞎指挥。
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对志丹等同志怀恨在心，诬蔑志丹同志是“右派”。
他们经过策划，在所谓“肃反”中，对志丹同志等进行政治迫害。
一九三五年，劳山战斗刚一结束，志丹同志就被逮捕。
这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吴旗镇。
当地驻军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甘、陕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被捕。
毛泽东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派王首道等同志前往瓦窑堡帮助解决问题。
不久，被捕同志便被释放。
当我们走出监狱后，首道同志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同志，中央宣布你们无罪。”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拯救了我们，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我们怎能不被深深地感动呢！
之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还亲自接见了志丹同志。
志丹见到恩来同志时，很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
恩来同志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
接着，恩来同志便领志丹去见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志丹同志，并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和鼓励。
之后，志丹同志被任命为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六年春，志丹同志率部在神府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恢复和扩大了神府苏区。
随后东征，不幸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

志丹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四年了，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仍然深刻地留在我们心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志丹同志在创建陕甘、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觉得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得较好。
他重视理论，也善于学习，而且学习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
他善于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西北革命的具体实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志丹同志联系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中央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
他在军阀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时，几次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当时对旧军队中文职人员的称呼），讲了他在大革命时的沉痛教训。
他说：那时，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让他在马鸿奎的部队中当了个政治处长。
结果，“武汉政变”一发生，他便被从军队中赶了出来。
他说：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
志丹同志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并没有忘记农民，他曾多次派人去陕北南梁一带组织党员，联系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队伍。
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重要力量。
他向往井冈山的道路，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朱德同志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
他说了，也做了；
陕甘、陕北根据地就是学习井冈山的榜样建立起来的。

志丹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
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一九三三年冬，他根据西北形势的特点，起草了陕甘边关于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
这个决议提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三个革命根据地，以利我军取得较大的回旋余地，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
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军已派强世清、魏武、杨仲远、白雪山、王兆相等同志去安定、缓德、清涧、神府一带，在地方党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
同时，志丹同志在关中、陇东地区展开攻势，建立了合水、保安、庆阳游击队，派杨琪同志任二路总指挥。
在关中，红二十六军派出张仲良、王安民等同志组成三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反复的斗争，上述设想终于实现，为粉碎敌人“围剿”，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志丹同志有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能及时抓住有利战机，积极、主动、灵活、果断地消灭敌人。
一九三四年二月，志丹同志指挥红军由照金北上，沿途歼灭了姚曲、小石板、五雷镇等地的民团，经张村驿、直罗镇、黑水寺直到东华池。
在从东华池出发时，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部队要向安塞、安定进军，但部队进至保安县刘家砭时，突然掉头西去，经三道川，奔袭蔺家砭，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骑兵连。
接着，封锁消息，断绝了西去的交通。
第二天，迅速出击，消灭了元城子、李家梁两地的民团。
之后，又挥师南下，经合水抵达西华池。
这时，敌人随后追来，红军乘敌尚未展开之际，立即发起攻击，红三团正面出击，骑兵团侧翼迂回，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举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红军取胜后，回到南梁，稍加休整，又南下消灭了槐树庄之敌。
就这样，红军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连续作战，打了九个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我军则越战越强。
志丹同志指挥作战之所以常常取得胜利，还由于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在长期战斗中，他争取一些地方势力，哪怕是不稳固的同盟者，如争取了建庄、小石崖等民团暂时保持中立，从而使我得以集中力量，打击了主要敌人。

志丹同志党性强，守纪律，有全局观点。
他虽远处西北一隅，但心怀全局，一直向往着全党，向往着中央，关切着其他苏区的斗争形势。
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陕北时，他十分高兴，大力动员群众热情接待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他还一再号召大家向红二十五军学习。
当他得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时，他立即建议红十五军团去接应中央红军。
志丹同志曾多次遭受错误路线和宗派活动在“整军”、“反右”、“肃反”等名目下进行的打击，但他一直能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从不计较私人恩怨和个人的得失。
他胸怀坦荡，作风正派，联系群众，深受西北军民的爱戴，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志丹同志牺牲的时候，年纪很轻。
他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他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的党历经千难万险，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该是多么高兴啊！

作者：石国瑞李树芳李连成许永福马传忠

我们是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少奇同志身边的警卫员，少奇同志的为人，我们是熟悉的。
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时时处处按照党章办事的普通共产党员。
长期的接触中，少奇同志的思想作风和高贵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印象不但没有因为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而被冲刷掉，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顽强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少奇同志工作十分繁忙。
看文件，开会，找干部谈话，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工作起来，经常是废寝忘食。
饭，往往是给他打到办公室，因为顾不上吃，冷了又热，热了又冷。
写累了，就躺一会儿，即使这么一会儿时间，他还要光美同志给他读文件。
有一次，少奇同志准备到一个会上去作报告，为了修改报告的稿子，他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直到离开会只有几个小时了，他才睡到床上。
可是刚躺下，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要和少奇、总理一起研究报告稿子。
这样的事是常有的，往往是少奇同志吃过安眠药睡了，突然有个什么急事，我们只好又去把他叫醒。
有时，看着他睡过去了，可手里还拿着挺厚的一迭文件。
时间久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把吃过安眠药之后的那么一点时间也用在工作上了。

六十年代初，我国的经济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时期。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尽快使人民渡过难关，少奇同志亲自到全国各地去作调查研究。
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休息得更少。
有一次，我们随少奇同志在海南岛搞调查研究，一连坐了七天汽车。
坐长途汽车是很辛苦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累得不行，经常不知不觉地打个盹。
可少奇同志每到一地就找人谈话，经常谈到夜里一、两点钟。
有的时候遇到路不好，或者根本没有路了，他就徒步，有时还要爬山。
而当时，他早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少奇同志为党和国家这样操劳，可生活上却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
他都是夜间工作，起床时往往已过正午。
早饭通常是稀饭、咸菜，偶尔有一个鸡蛋。
午饭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和家里人一起吃。
夜里一点钟吃晚饭，那时炊事员已经休息了，就由光美同志或值班的警卫员把上一餐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烩着吃。
如果没有剩饭，就用菜汤煮一点面条，不再另做饭。
每当外出视察，少奇同志总是要求自己尽量和人民群众过一样的生活。
有一次，他到湖南的一个大队里住了二十多天，白天搞调查，晚上写东西，住在一家很潮的农家房子里，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每顿饭就是一小碟青菜，一碗米饭。
当地老乡吃的是塘水，我们怕少奇同志吃这种水生病，就想从别的地方搞点水。
他知道后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同志真是怪，那么多人都吃这个水，为什么我就不能吃？”
我们只好把塘水澄清，把煮开的时间拉长一点，尽量保证少奇同志的健康。
由于他清茶淡饭，与普通农民无异，那个大队谁也没发现他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少奇同志的穿着，我们是数得过来的。
夏天穿布衣，冬天是一件褪了色的棉袄，除了会见外宾，他常穿的只有两套衣服：一套蓝咔叽布的，一套灰斜纹布的。
平时穿布鞋；
外交或其它重要场合穿的只有一双黑皮鞋和一双棕色的皮凉鞋，回到家就脱下来，仍然换上布鞋。
旧布鞋磨偏了帮，开了线，就补一补继续穿。
少奇同志戴的是一块“上海”表。
一次他坐火车去上海，休息时把表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车厢一摇晃，正巧把表掉在痰盂里。
这本来是块旧表，我们觉得早该换了，就趁机建议买块新的，他却说：“到上海，修修洗洗正方便。”
少奇同志也抽烟，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总是抽“大前门”，从来没有买过高级烟。
他的手帕也就是那么几条，旧得破了洞也不扔，洗洗换换勉强够用。

一九六○年，少奇同志去苏联出席国际会议。
我们提出给少奇同志添置一些必要的衣物，正好组织上也按照规定发下来一笔置装费。
我们想，莫斯科天气冷得很，大衣总是需要的吧。
几次请光美同志去说，可少奇同志就是不同意。
最后我们只好从一件旧的布面大衣上拆下一条皮领子，换在另一件厚些的旧大衣上。
他很满意，后来一直穿着这件大衣。
那次出国所需的内衣，也都是少奇同志自己出钱买的。
在莫斯科时，代表团的成员都有一些零用钱，随行的警卫员和少奇同志商量，是不是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他不同意，让警卫员把他的钱全部交给了大使馆。

建国初期，少奇同志在中南海住着一幢老房子，时有老鼠。
有一次老鼠爬上了床，少奇同志还没睡着，悄悄地一把抓住，攥得老鼠吱吱地叫。
正巧值班的警卫员路过门口，听见了响动，走进去一看，吓了一跳，赶紧说：“快放了吧，别咬了手。”
少奇同志乐呵呵地笑着说：“我使劲抓住，它就得张开嘴，咬不到我。”
房子这样旧，可少奇同志毫不介意。

少奇同志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己从不提出什么生活上的要求，吃饭，穿衣，休息，娱乐，都一直保持着这种简朴的方式。
谁如果想不经允许加以改变，就会受到他的批评。
少奇同志家人口多，全靠他和光美同志的工资负担，生活不宽裕。
我们担心少奇同志的身体，就悄悄地和领导商量，给他搞了一点夜餐补助，大约每个月二十元钱的样子。
这事被少奇同志发现了，就追问起来，我们只好说了实话。
他对我们说：“现在全国人民都还很困难，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
他不仅批评了我们，并要光美同志从他的工资中分期扣还。
后来，这笔钱果然一个不少地退给了公家。

一九五九年冬天，少奇同志的关节炎犯了，胳膊痛得抬不起来，党中央要他到广东去休息。
在广东，恰逢少奇同志的生日。
我们想，他现在养病，生日应当过得愉快一些，就设法给少奇同志做了一个蛋糕，上面还弄了一个“寿”字。
这事事先没跟少奇同志商量，光美同志也不知道。
吃饭时，少奇同志半晌没吭气，我们觉出又做了错事。
果然少奇同志语气沉重而恳切地说了：“中央早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作寿，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我们搞这个……”少奇同志说不下去了，结果是不仅蛋糕没有吃，连饭也没吃好。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办这样的蠢事了。

我们都是些普通的警卫战士，深知少奇同志生前是一个朴素严谨的人，我们不愿意用太多的赞美使他在长眠中不安。
但是我们相信，他那伟大质朴的人格将会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陈名树

来吧，让我们咀嚼这先苦后甜的牛甘果，

是的，我们是在咀嚼两个时代的生活。

果中的苦水，催落了瑶族阿公的眼泪，

果中的甜汁，润亮了壮家姑娘的山歌。

泪和歌为啥在同一植物内蕴藏？

苦和甜为啥在同一果实中聚合？

今天，我登上桂西最高的山峰，

历史的云烟从眼前翻腾而过……

啊，风沙要打死你——这儿无你不少，有你不多！

啊，霜雪要压死你——骂你既不伟岸，又不婆娑！

但是，冷雨苦水养活了桂西坚强的生命，

不屈的枝干，取暖于地下的岩浆、烈火！

牛甘果经历了千百年缺士少肥的痛苦，

牛甘果经受了亿万次风沙霜雪的折磨！

是为了投身桂西那必然发生的革命吗？

你如此顽强地生长在贫瘠的山坡！

如今，你繁茂的枝叶装扮着雄伟的山峦，

似当年，巧妙地掩藏赤卫队员的刀戈。

遥想不屈的父辈曾在这崇山峻岭中挺进，

我犹见，你捧出了满枝满杈的鲜果！

我赞美澄澈的山溪流过你的身旁，

我赞美父辈的血汗注入你扎根的沙窝。

你一定永志不忘：清风楼吹来的阵阵清风，

多么深情地把你残伤的枝叶轻轻抚摸！

于是，你获得了新的养分、新的生命，

解放的枪声振奋了你生活的脉搏。

两个世界都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苦涩和甘甜便同在你身上聚合。

今天，我挑选心头美好的歌儿唱给你，

满腔激情啊，也是歌唱我们大伙——

翻身的牛马，有一胆苦水，也有一腔蜜汁，

站起的奴隶，有几处伤疤，也有两颗酒窝！

来吧，让我们收获这满山遍野的革命果，

是的，我们是在汇集一部富于哲理的诗歌。

吟一句：苦！
——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再吟一句：甜！
——谁不珍惜甜就不会有更甜的生活！

作者：石玉山

“不愧跻于高级将领之列，且足为高级幕僚争光。”
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四二年对左权同志的评价。

左权同志是我军早期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在太行山辽县（今左权县）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他虽然离开我们将近四十年了，但他那种在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率军坚持敌后作战，视死如归，艰苦奋斗的英雄模范事迹，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左权同志个子不高，方脸盘，常常穿着一套褪了颜色的灰军装，一双粗布鞋。
生活十分俭朴。
每到一地，他的室内除了一床薄薄的被子、褥子和一个枕头，就是一张地图和一张破旧的桌子。
一次，勤务员把他用了四五年的棉褥子拆洗了一下，拿起来一看，破的象张鱼网，拿到左权面前说：“参谋长，你看，破得不行了，要供给处给换一床新的吧！”
左权只顾办公，头也不抬，说：“不用换，用针缝起来还可以铺。”
勤务员说：“真不行了呀！”
左权说：“哪有缝不起来的布，缝一缝，好同志。”
勤务员只好低着头去缝，然而被子确实烂得不行了，通信员越缝越气，嘟嘟囔囔地说：“糟成这样子，叫人家怎么补……”这些话让左权听到了，左权走来对他笑着说：“别发急，我这还有条旧被单，用它换一下里子就行了。”
左权同志脚上的袜子，后跟上补了三四层，再也不好补了，别人建议他买两双新的，他不肯，总是说：“补一补，对付到下月再说吧。”
日寇大扫荡以后，加上灾荒，部队和老百姓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
左权同志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开荒种地，自力更生。
亲自带领司务长、炊事员和医务人员上山去采集野果、野菜。
他和同志们一样，从自己身上取下小碗，说：“喏，给我也来一碗！”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常常工作到深夜。
由于日以继夜地工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下来。
同志们要为他增加点营养，也被他拒绝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左权同志的精神却非常旺盛。
为了克服困难，他亲自为大家作关于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报告。
他要求同志们从一件衣服到一张纸，都要注意节约，号召把破旧的衣服补好，将新衣服剩下来还给公家，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
他还要求同志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要节约，就是战时也要节约，“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左权同志身居高位，没有半文积蓄。
正象朱总司令说的那样：他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
他同士兵一样吃穿，到三十四岁才结婚……，但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于工作，则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和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他从不推辞，从不畏缩。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西藏是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社会。
三十年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以追神州、跨世纪的惊人速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各条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民族经济蓬勃发展

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生产力十分落后，农牧业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和“原始放牧”的状况。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党领导各族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七五年，整个西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完成了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大力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实行科学种田，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使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七八年粮食总产量为十亿五千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一点六九倍，每人平均口粮超千斤的已有十一个县。
截至一九七九年止，全区有十九个县上《纲要》，有四个县过“黄河”。

西藏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
为了适应牧业的不断发展，改变自然放牧的落后条件，逐步进行了草场改良和科学养畜，调整畜群结构，推广良种，促进了牧业的发展。
一九七八年牲畜发展到二千三百零八万九千头（只），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一点二二倍。

旧西藏的工业生产是一张白纸，连一颗螺丝钉、一根火柴都不能生产，小手工业也十分落后。
民主改革后，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五八年全区只有工矿企业二十三个，一九七八年就发展到二百六十个，主要工业产品可达八十多种。
发电、皮革、毛纺、建筑、机械加工等工业蓬勃兴起，富有民族特色的卡垫、地毯、金银器皿及皮毛制品畅销国内外。

交通运输也是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
“艰险羊肠道，溜索独木桥”，是对旧西藏交通极其闭塞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年，进藏人民解放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修通了从四川雅安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和青海西宁到拉萨的青藏公路，打通了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联系。
随后，驻藏部队又同交通战线职工和全区人民团结一致修建了横贯“世界屋脊”的新藏和滇藏两条干线，并修通了西藏到尼泊尔的国际公路。
现在西藏的交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五○年的公路通车里程为零公里，一九七八年为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公里。
西藏全境除个别县外都通了汽车。
同时，开辟了成都——拉萨和兰州——拉萨的航线。
连接拉萨到内地的铁路也正在建设中。

民族文化日益繁荣

解放前的西藏，农奴主阶级垄断着文化，人民只能接受封建宗教和反动的奴化教育，根本没有学文化知识的权利。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普及中小学教育，使全区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
现在全区有小学六千二百一十二所，中学五十二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二十三所，大学四所，为建设西藏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材。
新闻、印刷、出版、广播等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电视教育也正在普及提高。

各级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当作大事来抓。
在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同时，重视藏医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医疗队伍。
目前，全区实现了县有医院，区有卫生所，公社有卫生室，生产队有卫生员，初步形成了适应农牧区情况的医疗网点。
驻守在西藏各地的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积极帮助驻地医疗单位培训卫生人员，发展医疗事业，坚持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为促进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民族干部茁壮成长

从我军奉命进军西藏以来，一贯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一大批翻身农奴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更加注意让少数民族干部担负主要领导工作。

西藏自治区最近有六个试点县，进行了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工作，民主选举和决定了县级领导班子。
这六个县的领导班子，都把少数民族干部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六十名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政府负责干部中，有三十七名是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七。
六个县的人大主任和县长，全部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
妇女干部的比例也占百分之十一点六，七名少数民族妇女干部中有一名女主任，二名女县长。
（西藏军区和成都部队宣传部门供稿）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积极培训藏族青年农机手。
这些青年都是农牧民，学习刻苦，在老师指导下，短时间内就初步掌握了农牧业机械的使用和维修技术。
这是老师在细心地给青年们讲解剪毛机的构造和原理。
新华社记者 才龙摄（照片）

栏目：要闻简报

为庆祝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最近题了词，宋庆龄副委员长也给孩子们写了贺信。

叶剑英委员长的题词是：“祖国未来 世界希望”。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贺信中对孩子们说：“在祖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新长征的时期，我希望你们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四化’发奋学习。”
“希望你们象雷锋叔叔那样，快快健康成长，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栏目：要闻简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在第八届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会议选出了国务委员会领导成员。
根据宪法规定，会议选出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会议还选举伊·维尔德茨任罗马尼亚政府总理。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格·奥普雷亚和扬·丁卡被选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康·奥尔泰亚努为国防部长，斯·安德烈连任外交部长。

栏目：要闻简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会见了日本生产性本部副会长、日产汽车公司会长川又克二先生率领的日本生产性本部高级经营者访华团。
访华团一行二十八人，主要是日本大企业家。
他们是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

在同日本朋友交谈中，邓小平副总理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
他说，我们在企业管理方面还缺乏经验。
我希望我们双方加强友好交流活动。
川又克二先生说，他们在北京同中国企业管理人士之间进行的交流经验活动，使双方都增加了知识。

栏目：要闻简报

三月三十日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之一蔡和森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中共湖南省双峰县委举办的蔡和森同志纪念展览，于三月二十九日在双峰县城展出。

蔡和森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双峰县度过的。
这个展览除着重反映他青少年时期勤奋学习、追求真理的优秀品质外，还简要地介绍了他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功绩。

这个纪念展览还展出了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同志为纪念蔡和森诞辰八十五周年的题词。
邓小平的题词是：“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陈云的题词是：“向为革命而牺牲的蔡和森同志致敬！”
聂荣臻的题词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栏目：要闻简报

“热爱孩子赛妈妈！”
这是三十一日北京市一千多名保教工作者代表集会提出的口号。
全市托儿所、幼儿园将从现在起开展这项竞赛活动。

北京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春平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托幼工作者要为四化培养人才多做贡献，培育好孩子，就要象妈妈那样真挚地、无微不至地热爱、关心、照料、教育好孩子，而且还要赛过妈妈。
我们保教人员应该是懂得儿童心理、生理卫生、保健营养知识和教育规律的专门人才，比妈妈更懂得科学地培育儿童、更有计划有目的地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儿童心理、生理特点培育孩子。

会上宣读了开展竞赛活动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比条件。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哈尔滨三月三十一日电 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和哈尔滨市广大干部、群众，热情慰问和关怀在公共汽车上与歹徒搏斗而光荣负伤的公安民警侯培生。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敏生，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王钊，黑龙江省副省长卫之民等在侯培生负伤的第二天，就前往侯培生的家里对他表示亲切慰问。
他们表扬了侯培生的英勇行为，嘱咐他好好养伤。

连日来，哈尔滨市许多和侯培生素不相识的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少先队员也纷纷登门看望他。
侯培生先后收到了两千多封来自哈尔滨市各条战线的慰问信。
还有好几百人给市公安局和有关单位写信或打电话询问侯培生的伤情，表示对他的敬佩和慰问。
他们说：侯培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负伤的。
我们尊敬他，也从他的行动中吸取了激励自己的力量。

现在，侯培生的伤势已日见好转。
他对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热情慰问和关怀十分感动，在三月二十四日市公安局团委召开的“向侯培生同志学习”的大会上，侯培生表示：今后，要继续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整顿好城市治安再立新功。

作者：周确

最近两个多月来，东欧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一个接一个地到奥斯科进行了“访问”。
苏联宣传机构为此连续发表访问预告、宴会讲话、会谈公报和一系列有关消息，大肆宣扬。
这是为什么？

苏联政治外交周刊《新时代》最新一期的编辑部文章透露，这些外长被召到莫斯科是为了“对对表”。
文章说：“最近几周，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对了对表’，再次证明各兄弟国家在所有主要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
人们还记得，“对对表”是当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内外交困时所讲的“名言”。
它的意思是要一些国家和政党跟着苏联这个“老子国家”和“老子党”的指挥棒转，对外政策要同莫斯科“完全一致”。

苏联领导集团今天再次要东欧国家同它“对对表”，这说明它感到一些“大家庭”成员国的表同克里姆林宫的表走得并不一致，也说明它又要挥舞指挥棒了。

苏联领导集团最近进行的这一轮紧张的“对表”活动，是在哪些“主要的国际问题”上要东欧一些国家同莫斯科的观点“一致”呢？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到莫斯科的东欧国家的外长主要是谈了“中近东、南亚、东南亚以及远东的局势”等问题。
葛罗米柯在为这些来访者举行的每次宴会上，都要为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行径辩解。
他还攻击世界上广泛国家对苏军公然占领阿富汗的谴责“是围绕着阿富汗事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散布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骗人说法”。

这期间，苏联报刊一再发表文章，对那些在阿富汗问题上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兄弟党”和“大家庭”成员国横加指责。
《新时代》周刊攻击这些党是“采取两面派的立场”，否认苏联对阿富汗“援助的权利”。
这家刊物并威胁说，谁要是不跟着苏联去“援助”阿富汗，谁就是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

显而易见，莫斯科雕前所以如此迫切地需要东欧国家与它“协调一致”，是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有关。
葛罗米柯在招待保加利亚外长的宴会上讲话时明显地吐露了这种焦急的心情。
他说：“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针，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莫斯科在接待东欧来访者期间，还反复强调要“加强华沙条约组织”，并派苏联元帅、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库利科夫到东欧一些国家活动。
看来，苏联领导集团把这个军事集团当成“紧箍咒”来念叨，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用以压制东欧敢于提出异议者；
另一方面是对西欧国家进行军事威胁。

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在世界上到处扩张，这是人们都清楚看到的事实。
东欧国家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也是深有体会的。
苏联领导集团迫使东欧一些国家同它“对表”和“协调一致”，这只能表明它的虚弱，而并不能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三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二十四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华总理在欢迎宴会上讲话，强调加强团结挫败苏联霸权主义战略部署。

陈慕华副总理一行十五日离京前往北非和西非六国访问。

黄华外长十九日圆满结束对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访问，强调侵略者必须从柬埔寨和阿富汗撤走。

朝鲜南北方代表十八日就两总理会晤地点问题达成了协议。

美、英、澳等十二个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十八日结束，决定继续筹组世界性体育节，将于今年八月晚些时候在世界几个地方举行，使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的运动员有机会参加高水平的比赛。
目前已有约五十个国家宣布准备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二十五日广播，柬埔寨中部大区军民最近举行集会，庆祝旱季头五个月取得的胜利，表示要克服困难，坚持团结抗越。
其它大区的军民也分别举行了群众集会。

自从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二十四日被身份不明的人暗杀以来，国内局势十分紧张。
三十日，数万人在首都为罗梅罗举行葬礼时，又发生暴力事件。
反政府的武装组织宣布自己处于战时状态，直到推翻执政委员会为止。

支持乍得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主席古库尼的武装部队和支持国防国务部长哈布雷的武装部队，在乍得首都经过几天的武装冲突后，二十五日下午达成了新的停火协议，但是二十六日又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三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最近，美国军政要员一再重申，要全力加强军事实力，以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

苏联攻占阿富汗，严重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也直接威胁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利益。
鉴于这一严峻局面，美国不得不调整对苏的军事政策，准备采取措施增强其军事实力地位。
卡特总统最近再次强调：“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使得每一个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强大的防务能力的重要性……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以应付变化着的情况”。
为此，卡特已要求美国国会在一九八一财政年度把国防开支增加到一千五百八十多亿美元，比一九八○年度实增百分之五以上。
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今后五年的国防计划，要求每年军事拨款平均增加百分之四点八五。
按照这个计划，到一九八三年度，国防预算将突破两千亿美元大关。
这同卡特政府过去主张每年削减军费五十到七十亿美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美国对核战略也进行了重新审查，决定采取一种名为“抵销”的核战略。
根据这种战略，美国将注意改进和增强战略核部队，大力发展MX机动洲际导弹和巡航导弹，使之能有效打击苏联的军事、工业目标和城市。

美国在调整对付苏联的军事政策中，还特别强调要用军事力量来保卫中东——波斯湾。
美国助理国务卿桑德斯三月二十四日指出，面对苏联向波斯湾步步进逼，美国必须“在用军事力量保护（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和承担主要责任”。
国防部长布朗也明确宣布，美国今年军事重点是“改进把人员和物资运往可能的出事地点（例如中东、波斯湾、阿拉伯海地区）的能力”。
为此，美国政府已下令设计和采购一批大型货船，发展和创造一批具有洲际航程、可以运载陆军重装备的CX大型运输机。
美国还加紧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并增强它在印度洋的海军舰队，以便在中东、波斯湾发生紧急情况时作出反应。

当然，美国由于目前国内经济情况不佳，加上又是总统选举年，卡特政府要按照计划加强军事实力，也并非没有困难。
但是，为苏联攻势所迫，美国今后必然要增强抗衡力量。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三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三月十三日，苏联把阿富汗政权的外长多斯特召到莫斯科，双方经过会谈，并以协议的形式表明：苏联既拒绝从阿富汗撤军，也实际上拒绝了“保证阿富汗中立化”的建议。

二月十九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曾通过了英国提出的在国际保证阿富汗中立的条件下苏从阿撤军的建议。
二月二十八日，英国正式向苏联提出保证阿富汗中立化的建议。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别有用心地表示，“只要完全停止反对阿政府和人民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苏愿“着手准备撤军”。
葛罗米柯在欢迎多斯特的宴会上更是假惺惺地说：“有人开始议论必须寻找解决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途径，……这只能受到欢迎。”
然而，苏联在这些表面文章的背后，究竟抱什么样的态度呢？

据塔斯社报道，这次苏阿双方达成了苏联军队“暂时留驻”阿富汗的协议。
所谓“暂时留驻”，实际上是长期占领的代名词而已。
十二年前，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签订过一个“暂时留驻”的协议。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赖着不走。
去年，越南占领了柬埔寨以后，也曾同金边傀儡政权签订了“暂时留驻”越南军队的协定。
一年多过去了，越南军队至今仍然在柬埔寨国土上屠杀人民。
因此，苏联所谓“暂时留驻”阿富汗，就是拒绝世界上要苏联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

那末，苏联是不是真的欢迎某些国家所提出的阿富汗中立化计划呢？
也不是。
葛罗米柯就明明白白地说：任何政治解决都“不得涉及阿富汗国家主权或忽视阿富汗的合法政府”，都要“保障阿富汗内政不受外来干涉”。
其实质就是要外国保证阿富汗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多斯特更露骨地说：阿富汗中立化的计划是“帝国主义”策划的，要“对这种外来的干涉给予坚决的回击”。
所有这些表明了苏联的本意：任何政治解决都必须承认苏联干涉和军事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要承认卡尔迈勒傀儡政权的“合法”地位。

苏联的花招是骗不了人的。
解决阿富汗问题首先必须苏联无条件地全部从阿富汗撤军，让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各国和各国人民有义务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侵略的正义斗争。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三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三月十八日，为朝鲜南北方总理会晤做准备的工作级代表举行第四次接触，就双方总理会晤地点问题达成了协议。
这是北南对话重新打开后的一项重大突破。

朝鲜南北双方总理直接会晤，是李钟玉总理一月十一日向南朝鲜国务总理申铉碻提出的。
申铉碻一月二十四日给李钟玉复信表示同意。
于是北南工作级代表在二月六日开始接触。
但在前三次的接触中，关于总理会晤地点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使对话面临停滞不前的危险。
为了打开僵局，北方代表首先提出总理会晤可在板门店举行的新方案。
在第四次接触时终于顺利达成协议，扫除了双方会谈进程中的一大障碍，使对话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长期以来，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为祖国的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贯倡导南北接触和对话，并提出了著名的祖国统一的三项原则（即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和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五点方针等，为和平统一祖国铺平道路。
但是，朴正熙集团只是把南北对话作为它摆脱困境和应付人民压力的一种手段，对解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缺乏诚意，致使双方虽经几次接触，都遭到中断。
朴正熙在去年十月毙命后，南朝鲜人民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要求南朝鲜当局早日恢复民主自由，取消“维新体制”，为争取祖国统一作出新的努力。
朝鲜北方主动提出“以合作、团结、统一来打开民族的出路”，双方总理举行会晤的主张，得到了南朝鲜各阶层的广泛赞同。

在第四次接触中，双方在总理会晤的议程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要待下次接触时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