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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经过八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的任务，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今天的闭幕式由周培源教授主持。
会场上洋溢着一片热烈欢畅的气氛。
参加会议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和来自各条战线的三千多名来宾济济一堂，共庆这次科技界盛会的圆满结束。
下午三时，大会开始以后，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做了重要讲话。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科技战线的成就。
他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扭转了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正在有领导有秩序地、满怀信心地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胡耀邦同志说，随着最迫切问题的逐个解决，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更加突出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面前。
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科学愈来愈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
掌握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向广大干部和人民宣传这些道理。
通过切实的组织工作，使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变为我国亿万人民扎扎实实的自觉行动，变成我国亿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

胡耀邦同志就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提出三项措施：

第一，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第二，大规模地培养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

他指出，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是青年一代。
要弥补他们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损失，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希望科协协同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用心研究这个问题；
希望一切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的同志们，也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在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技术，使他们真正成长为适合四十现代化需要的一代新人。

胡耀邦同志说，现在有两亿一千万青少年在中小学校学习。
他们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备队。
他们今天上课堂，明天就要上战场。
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负责同志，特别是学校的老师们，呕心沥血，把自己的一切默默无闻地献给了庄严的教育事业。
我们应该向这些英雄致敬。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号召各级领导同志、教育家、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应该拿出最大的热情，关怀学生和青年一代，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课本、教科书，以及适合他们阅读的各种读物。
至于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
他说，我们的新社会一定要创造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人都要热爱青年、少年和儿童，人人都要尊敬在各级学校里辛勤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的老师们。

第三，就是我们全党都要充分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大展宏图。

他说，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我们要努力攀登精神文明的三个高峰：一个是思想理论高峰，一个是科学技术高峰，一个是文学艺术高峰。
为了在八十年代取得四个现代化的决定性胜利，有成就的科学家有责任带领大批的科学工作者去努力攀登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峰。

胡耀邦同志说，我们党希望科技界树立和发扬科学的优良作风。
科学所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能破除迷信，勇于探索，它反对因循守旧，敢于打破陈规陋习。
科学家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家，就是因为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求实精神，革新精神，独创精神，反对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抱残守缺。
科学家所以能够不断前进，就是因为他们永不满足，能尊重别人的成果，又能互相探讨，互相学习，还善于从劳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汲取智慧。
我们党希望我国的科学界精心培育和传播这种好作风，使我们的科学园地，百花盛开，永不凋谢。

胡耀邦同志说，科学技术协会，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是同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一样重要的群众团体。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科协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培源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科协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纲领和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我们希望各级党组织都重视这个报告。
我们党希望全国各级科协，奋发图强，为我们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也希望各地党组织给予科协的工作以热情的支持。

他最后满怀信心地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已经深深扎根在九亿人民的心坎中了。
它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当孙中山先生以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他曾经写下了十六个大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激励了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
现在的历史潮流，比孙先生的时候远远地向前推进了。
我们有理由比孙先生看得更远，我们有条件比孙先生时代的人干得更好。
当然，在我们的面前，还会有新的困难、新的障碍。
但是，天下哪里有什么伟大的胜利是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而不需要克服各种严重的困难就能取得的呢！
让我们同心同德地在克服困难中前进吧。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不断被热烈掌声所打断。

方毅、余秋里、万里、王任重、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谭震林、康世恩、薄一波、粟裕、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同志出席了闭幕式。

全体代表以热烈掌声通过了大会决议和关于为四化建设开展建议活动的倡议书。

随后，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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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下午四时五十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掌声中来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见面，并且一起照像留念。
参加今天接见的有华国锋、邓小平、彭真、胡耀邦、韦国清、乌兰夫、方毅、余秋里、张廷发、耿飚、倪志福、赛福鼎、万里、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谭震林、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康世恩、薄一波。
参加接见的还有江华、粟裕、韩先楚、杨勇、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受到接见的专家、学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心情十分激动，表示一定要争取做四化建设的促进派，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者：陈国
栏目：多快好省打基础千方百计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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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炮团指挥分队技术基础训练试行一种新方法——把五十多个侦察、计算、无线、有线班组编成四个“专业连”，开训一个半月以来反映较好。

以前，除了炮手分队由团里统一训练外，侦察、计算、无线、有线等专业兵都是班长领着“各自为战”。
由于班长教学水平有限，结果老兵吃不饱，新兵吃不了，基础年年打，年年打不牢。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团长胡清臣、政委张国太、参谋长高锡祯深入连队，广泛听取干部战士意见，产生了一个改革方案：他们把全团五十多个班，分别编组成四个“专业连”，训练八个月回原建制单位。
连长、排长和教员在全团范围内选拔业务熟练、有一定组织授课能力的干部担任。
同时，还在班长、骨干中选拔培养了十二名专业基础好、技术过得硬的同志当教练员。
在教学中根据战士军龄和技术状况，四个“专业连”又分为十一个教学班。

“专业连”开训不久，已初步显示出它的优点。
一、专业专训，干部熟悉业务，教员水平高，教学质量好；
二、改变了“一刀切”，技术基础好的可以深造，在学好本专业的前提下，学习其他专业，有利于培养更多一专多能人才；
新战士和技术差的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时间，循序渐进，打好基础；
三、专业分队集中训练，干部用的少，能腾出大量指挥干部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学习，有利于提高干部的专业技术水平；
四、便于开展互帮互学评比竞赛，取长补短，掀起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
同志们赞扬这一改革，是炮兵部队专业训练方法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陈国）

作者：蒋谟祥/吴裕达
栏目：多快好省打基础千方百计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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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团针对以往单兵战术训练与营团合练脱节的现象，改革单兵战术训练，取得初步成果。

为什么一些单兵战术训练的动作在合同战术训练中往往用不上？
这个团在专题讨论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敌军的武器已发展到装备了原子弹、导弹、坦克、装甲车，而我们练的却偏重于对付敌人步枪、手榴弹的老动作。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团决定对单兵战术训练进行改革，先在五连试点。
团长刘忠元带领单兵战术改革小组到五连后，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干部战士提出了二十多条好意见。
在此基础上，他们编写出了三份新教案，抽出两个班分别按新老教材进行训练。
实践证明，单兵战术训练内容改革后，不仅所练的动作在合练中管用了，而且在训练时间上也比以前缩短了四分之一。
目前，五连单兵战术训练改革的经验，已经在全团推广。
（蒋谟祥、吴裕达）

作者：赵铁军/王丛春
栏目：多快好省打基础千方百计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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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高炮团六连改革基础训练方法，以十五个半训练日保质保量完成了二十八个半训练日的要求。

六连是团的先训连。
按照团里训练计划，一、二月份他们要进行二十八天半的共同科目训练，连队党支部认真分析了连队的训练基础，决定打破班排界限，按入伍年限、技术水平，临时分成三个组分别进行训练。
老兵组重点训练轻武器对空射击；
中等组侧重进行轻武器带防毒面具第一练习射击训练；
新兵组由一名连队干部专人负责，从基础抓起。
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一锅煮”、“一刀切”的训练方法，全连用了十五个半训练日就完成了共同科目训练。
级考核，取得了优秀成绩。
他们借鉴这个经验，又拿出一个班摸索单炮“一条龙”训练法，准备将炮手和指挥员专业技术、战术、组织指挥、共同科目等大部分年度训练内容融为一体，既练战术，也加大基础技术训练难度。
（赵铁军、王丛春）

栏目：多快好省打基础千方百计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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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训练怎样才能做到多快好省？
这几篇报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要认真地研究和试验进行改革。
从训练指导思想，到训练内容、训练编组、训练方法，凡是证明不符合实战要求的，都需要采取积极而稳妥的办法加以改革。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除旧布新，这是客观的需要，但又不是件容易的事。
多少年的轻车熟路走惯了，要踩出个新道道，不仅要作艰辛的探索，而且首先要冲破思想上的束缚。
不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就不会有支持变革的胸怀，不打破本本主义的框子，就很难有带头创新的勇气。
只有真正敞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才会有深入实际，研究新课题的自觉性和扶植新事物的主动性。
基础训练的各种改革之花，才能在众多的辛勤园丁的培育下得以遍地开放。

军事科学总是在改革中发展提高，我们的训练也要在改革中前进。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只要我们认真研究改革，把训练中的各种问题解决好，一个多快好省的训练新局面一定会出现。

作者：郭建设/王文澜
栏目：多快好省打基础千方百计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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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九部队在演习中注重诸兵种的合成训练。
图为炮兵和坦克分队向战区开进。
郭建设、王文澜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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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今天上午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南海的庭园、路旁，挥锹植树，绿化环境。

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今天雪融土湿正好植树。
胡耀邦、王震、万里、王任重、宋任穷、杨得志、康世恩、姬鹏飞等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一齐动手，种植了一批毛白杨、悬铃木和紫薇，还种了一些芍药、牡丹等花卉。

胡耀邦同志在植树间隙对一起劳动的同志说，植树造林要提高质量，保证成活，讲求实效，不要图虚名。
城市绿化，除了种树以外，还要种花、种草，美化环境，防止污染。
他希望全国各地机关、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和其他单位，一齐动员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加速绿化祖国。

作者：张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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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空军党委常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现代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今年头两个月，他们已集中学习了五次共二十个小时，重点研究了战争初期空袭与反空袭作战问题。
二月上旬，空军主要领导同志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学习体会。

根据过去作战训练的体会，特别是通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空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认识到，部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都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具有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和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年多来，他们抓紧时间，阅读了二十多本有关外军著作和资料。
他们除了坚持自学外，还利用中高级指挥员集训、举办现代军事知识讲座等机会，学习现代战争知识；
还建立了军事理论学习日制度，每周集中学习半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作了具体安排。

他们在学习中注意从空军作战训练的实际出发，把战争训练的难点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用学习研究的成果指导部队的战备训练。
他们考察研究了国外空军的训练方法，结合我军技术装备的实际情况，对飞行训练的大纲、教材、内容、组织指挥等提出了改革意见。
现在，新飞行员完成一、二提纲训练的期限，比大纲规定的期限大大缩短，歼击、强击、轰炸部队的甲类团，去年比一九七八年大幅度增长。
他们围绕战争初期反突袭这个重点研究了不少材料，并用学习研究的成果指导部队训练，增强部队机动能力，提高飞行员现代作战技能。

（本报特约记者 张晓林）

作者：董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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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光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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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采取分期分批集训办法，培训在职中高级干部，提高指挥员军事理论水平和现代条件下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第二期集训班于二月九日结束，第三期集训班于三月一日开课。
目前，参加集训的师以上干部已占野战部队师职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去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广州部队以总结作战经验为主要内容，组织了一次高级干部集训。
参加集训的同志结合典型战例，学习理论原则和军兵种知识，研究敌军作战特点，总结作战经验，学得生动活泼，大家反映收获很大，要求继续办下去。
广州部队党委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今年上半年再办四期，每期一个月，将野战部队师以上干部轮训一遍。

集训中，他们把总结和普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经验作为主要内容，选择了八个典型战例，结合沙盘，组织参战部队介绍战例。
为了把作战经验提到理论的高度和现代战争的高度来认识，集训队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有关的军事著作和理论原则，学习军兵种知识和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启发大家研究问题时想深一些，想远一些，不局限在这次作战的水平上，积极探索现代战争对组织指挥提出的新课题，参加集训的指挥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和敌军研究这三个问题上；
各兵种各行业的干部还着重研究了与本职有关的专业性经验。

第二期集训结束时，集训队还出了一些题目，要求参加集训的同志撰写论文。
学员们有的选了“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集中兵力”的问题，有的选了“山岳丛林地作战如何组织步炮协同”的问题，利用工作空隙，整理出自己心得体会，陆续交到集训队。
（本报特约记者郭光豹）

作者：杨国庆伍定颐

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连队政治教育材料《政治常识》，已经陆续发到部队，许多单位开始教育或进行了试点。
为了提高政治教育质量，达到提高革命觉悟、提高战斗力的目的，需要把《政治常识》作为战士在服役期间的必修课之一，坚持下去。

《政治常识》的主要内容是我军每个战士所应当具备的政治理论、党的路线和政策等方面的普通知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上述政治教育课目，统统被诬蔑为“追求知识性”，“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棍子打入冷宫。
致使不少青年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常识不了解，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道得很少。
现在我们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对广大战士进行政治常识教育，组织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革命道理，是我军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要对红军战士进行普通政治常识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合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政治学习的课本。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审阅和修改了边区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战士政治课本。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继承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在全军坚持进行政治常识教育，不断提高了部队的革命觉悟。
如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根据不同对象、贯彻因人施教原则而设置的一年兵、二年兵、三年兵政治课程等，曾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我们应当继续发扬这一传统，把政治常识课恢复起来。

重新恢复政治常识课，也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流毒，在教育训练领域内拨乱反正，提高政治教育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
一个战士从入伍到退役，是履行保卫国防的义务，同时也是受教育长知识的大好时机。
应当教育广大战士懂得：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懂得我们目前的斗争任务是什么，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最终目标是什么；
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懂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懂得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国际反霸斗争的任务等等。
要使战士们不仅了解我们的现在，而且了解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不仅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且知道我们应怎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和繁荣而斗争，一个青年战士只有懂得了这些基本道理，加上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了解我军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民主等优良传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懂得为谁当兵打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地投身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去，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有的同志认为，学习常识性的东西，解决不了连队的实际问题。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战士的思想和行动离不开基本的革命理论的指导。
大道理管小道理。
如果把革命的大道理讲透了，使战士真正弄懂了，思想认识上的某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如给战士讲“伟大的祖国”一课，使战士知道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山河壮丽，资源雄厚，物产丰富的国家，具有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知道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富有反抗外敌侵略压迫、热爱和平和敢于进行革命斗争的传统，从而激发起战士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会有助于战士们认清形势，明确目标，胸襟开阔，头脑丰富，使眼前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因此，不能把学习政治常识和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对立起来。
我们要注意做的，是努力把政治常识教育和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既提高思想觉悟，又促进部队工作的目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清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加强教育的针对性，是把政治常识教育抓好的重要一环。
在教学要求、教员讲课、时间分配、辅助性的教学活动等方面要有一个通盘考虑和安排。
要抓住上政治课这一主要形式，抓好上课、自习、讨论三个环节。
连队干部要先学一步，学好一点，学深一点，吃透课文精神。
讲课一定要有准备，讲求教授法，做到准确简明，通俗明白，好懂好记。
还要充分利用黑板报和挂图、照片、实物等形象化教具，使战士爱学、爱听、爱钻。
要给战士一定的自习时间，使战士有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和准备发言提纲的时间。
讨论要摆事实，讲道理，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
使用教材时，既要考虑到各课之间的连贯性，又要根据实际需要，允许随时变更顺序，抽出某一课、某几课来讲，或者精简、合并一些课。
要努力把教育搞得生动活泼，搞社会调查、请人作报告以及故事会、演讲会、墙报、黑板报、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等各种形式的辅助教育活动都值得提倡。
同时还要抓好测验、考核的工作，使这一教育真正成为战士的必修课，坚持抓下去，抓出成效来。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最近进行了一次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整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深入进行思想教育。
团召开党委会、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连召开支委会、连务会和军人大会，传达上级有关整顿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贯彻意见。
他们还通过幻灯、墙报、黑板报、饭堂广播、讲评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做到人人皆知。
同时，重申了着装规定、电影场和礼堂纪律。

抓机关带部队。
他们把机关作为军容风纪、作风纪律整顿的重点，制定了机关日常生活秩序的有关规定，利用早操组织机关人员进行队列训练，并对机关营区环境进行了整理。

抓试点摸经验。
在整顿中，郑团长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四连搞试点，帮助他们结合实际制定一日生活条令化的措施，尔后在四连召开现场会介绍经验，推动了全团的整顿。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团在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整顿中，突出重点，边整边改，收到较好的效果。

团党委分析了全团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现状，决定集中时间进行一次整顿。
团、营主要领导干部都深入连队抓落实。
在整顿中，他们注意重点抓好问题较多的连队和个人。
政委和一名副团长、一名副政委分别到连队具体帮助，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他们坚持边整边改，对全团连以上干部和机关宿舍进行检查评比，并在一连召开现场会，统一了内务秩序；
把机关干部编成班排，严格进行队列训练；
在营区设立纠察，纠正违反军容风纪的现象。
为了加强哨兵勤务，团首长还带领业务部门的同志查铺查哨，发现问题逐一纠正。

栏目：短评

最近一个时期，全军许多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和总参、总政的指示精神，检查、整顿部队的军容风纪、作风纪律，已经初步见到了成效。
但也应该看到，有的单位、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抓得不够自觉、不够得力。
他们总觉得抓衣着穿戴、言谈举止意思不大，弄不好会搞成形式主义。

我们说，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不应该搞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一切形式都可以不要了。
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没有实际意义、不顾客观效果的形式，对于反映人民军队本质、有利于部队建设的形式，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大力提倡。

衣着穿戴、言谈举止，看起来似乎是些小事，但它却反映了我们军队是否有文明的道德风尚，是否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否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否有很强的战斗力，它是我们建设现代化革命部队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
军队就要象个军队的样子，军人就要象个军人的样子，这与形式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一定要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从一点一滴抓起，切实把部队的军容风纪、作风纪律整顿好，不仅当前要抓，今后还要经常抓。

作者：李俊民
栏目：园丁颂

沈阳部队步兵学校第二战术教研室教员张传顺，为了解决学校教学器材不足的困难，自己动手，先后试制和革新了十余种教学器材，被人们称为“教学器材革新迷”，去年底受到校党委的通令嘉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下午，张传顺在学员九队进行班防御战术教学时，第一次使用他精心制作的操纵音响起倒靶。
当讲到“敌坦克一辆，引导步兵三名，正在通过通路”时，只听“哒哒”两声枪响，随即在我方阵地前沿一百多米处，出现了一个胸环靶，为学员们下一步准确处置情况，作了明显标示，当场受到上级的赞扬。

去年战术教学刚开始，由于器材和教学人员缺乏，情况显示和假设敌只能派学员去充当，一度影响了教学。
张传顺想，如果能有一种直接由教员操纵的器材作显示，就不会耽误学员听课了。
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制作。
他领来原料，借来工具，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作。
有些技术活自己干不了，就请修理所工人师傅帮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摸索试验，他终于制成一种用冲锋枪打空炮弹的操纵音响起倒靶，及时用到教学上。

“不到黄河心不死”
张传顺搞革新，精益求精，不达到完善的程度不撒手。
三改单兵火箭模拟弹的事，就是一个例证。

以前，教研室在组织连以下战术演练时，为了节约费用，总是拿信号枪代替单兵火箭打坦克。
在领导的支持下，张传顺决定试制一种单兵火箭模拟弹，用以解决战术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他利用编写教材的间隙，按照八二无后座力炮发火原理，结合单兵火箭特点，制成一种木质弹头的模拟弹。
射击时完全按照单兵火箭的动作要领进行，比用信号枪更接近实战。
可是，显示战术情况却不明显，射程还达不到要求。
后来，他又从四○火箭弹的增程发动机受到启发。
在工兵教员帮助下，摸索着制成了二级火箭。
还在弹头顶端安上一个空炮弹起爆装置。
一试验，果然距离增加到一百八十米，一旦打中目标，便发出音响，弹道也能显示出来。

对此，领导和同志们都比较满意。
可是张传顺又给自己提出了新问题。
他感到这种模拟弹效果虽好，但制作复杂，不便于在营以下分队教学中推广。
于是，他又进行第三次改革。
他查资料，拜老师，还到地方工厂登门求教，终于制成了单兵火箭内膛筒信号弹。
使用时一扣发火装置，信号弹就会脱筒而出，既符合战术要求，又能充分体现换弹、装弹、瞄准射击等单兵火箭打坦克的动作要领。

敢冒风险入虎穴

搞教学器材革新要和雷管炸药打交道，是担风险的差事。
但张传顺从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今年元旦假日里，他从一种资料上看到美军用火箭弹改制的侧击地雷图案时，发生了兴趣。
这种地雷对于在山隘、交通要道设伏打坦克作用很大，而且携带方便，可以提高火箭弹的利用率。
可是，具体怎么制作和使用，资料上都只字未提。
他决心自己动手试制。

他先在家里作原理试验。
爱人早就对他整天价和雷管炸药打交道放心不下，如今又见他鼓捣这玩艺儿，不高兴地说：“咱家快成了兵工厂啦，万一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张传顺扑嗤一笑：“怕啥哩，我这不是挺好吗！”
原理试验有了把握后，张传顺便去找教研室领导要求作实弹试验。
领导上担心他出危险，犹豫不决。
张传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点风险，摸透它的脾气，怎么能去教学员呢？
只要按科学办事，大胆细心，是不会出问题的。”
领导上见他说得有理，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天下午五点，张传顺忙完一天的工作，一手拿一枚单兵火箭弹，只身来到学校靶场。
他仔细检查了周围安全情况，便在一个专供效应试验的坦克一侧六十米处，布下了第一颗“侧击地雷”。
认真瞄准后，一拉压发线，轰地一声巨响，坦克炮塔与车体结合部被打穿个大窟窿，试验结束后，他的耳朵虽然被震得嗡嗡直响，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

李俊民

作者：聂勋材/朱争平

本报讯 三月上旬，在南京部队新兵教育经验交流会上，某部二连党支部介绍了他们热情关怀社员家庭出身战士的经验，受到到会同志的好评。

二连今年入伍的新战士中，有六人是在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摘掉地富帽子以后应征入伍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他们思想上留下创伤，六个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卑感。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同志们除了在政治上尊重他们外，还热情地启发他们丢掉自卑包袱，树立主人翁思想。
一到部队，他们就受到了与其他新战士一样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黄金弟队列训练差，心里着急，但又怕别人看不起他，不好意思请人帮助，躲在背静的地方悄悄地练。
同志们就主动帮助他，鼓励他振作精神。
二连党支部对这六个新战士和对待其他同志做到了五个一样：有优点、成绩一样表扬；
有缺点，不乱上纲，一样实事求是地热情帮助；
派公差勤务一样对待；
在政治上一样信任，并特别注意尊重和肯定他们的进步；
在生活上一样体贴。
春节前，连队给这六个同志家里都发了慰问信。
新战士熊贤标的叔父来队，干部同接待其他战士的亲属一样热情，陪着吃饭，定时派人送到车站。
干部战士说：党中央的政策，正确地反映了我国阶级状况的变化，这六个同志是在党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是我们的战友。
其他新战士看到连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都高兴地说，我们在地方看到了大好形势，到连队也看到了落实政策的大好形势。

这六个同志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都有明显的进步，有的还成了班排的新骨干。
二连党支部在介绍经验时还说：今后，在他们入团、入党、调学、使用等问题上，也一定按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

（聂勋材、朱争平）

作者：陈松林

本报讯 乌鲁木齐部队某部电话站女话务员李伟，业务熟，技术精，态度好，至今年二月底，连续四百二十五天接转长途电话近十万个无差错。

李伟一心热爱话务工作。
她抓紧话务工作的脑、耳、口、手四项基本功训练。
她用一块一块小纸片把工作需用的所有电话号码都抄下来装在衣兜里，看电影、开会、学习前和其它点滴业余时间，一个一个掏出来背记，并根据自己晚上学习记忆牢固的特点，每天睡觉前坚持默背一遍。
经过努力，李伟对工作范围内的电话号码、部队番号、军分区及其所属市、县名称和地址，编制序列做到了“一口清”。
她还刻苦进行听音知声、听辨方言、插塞和话务用语训练。
现在她能够准确地辨别许多方言，对机关的常用电话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插塞迅速准确，用语清楚易懂。
李伟专心致志，一丝不苟，被立为技术标兵，参加上级通信部门和本部队组织的十六次技术表演，次次成绩优秀。
（陈松林）

作者：段刚丁元东

某部长白山女电话班，是个多次立功受奖的先进集体。
全班同志以雷锋为榜样，苦练专业技术。
图为她们在雪地里开设野外电话站。
段刚 丁元东摄（照片）

作者：杨松林/赵军

本报讯 二月二十六日，北京部队某团干部股长卢渊会向上级政治机关报告：两年半来，全团一百多名青年干部中，没有出现一个因嫌农村未婚妻“土气”，而闹着要“吹灯”的。

这个团为何能够取得这样明显的成果？
卢渊会同志介绍说：主要是团里下力量抓了这方面的教育。
一是在青年干部中广泛开展了恋爱、婚姻问题上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根据每个干部遇到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具体指导，当好他们的“顾问’。
二是在关键时刻敲警钟。
在提拔干部、选送入校、职务晋升这些关键的时候，反复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树立新的道德风尚。
卫生队有个同志提干后，感到农村未婚妻不如自己条件优越，这时恰好女方父母又提出要彩礼，他对这门亲事开始犹豫起来。
政治处和卫生队党支部便及时对他进行思想教育。
随后，团里又写信劝说女方父母放弃讨彩礼的要求，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不久前，这个干部高高兴兴地和未婚妻结了婚。
三是树立正面典型，形成正派风气，使不良风气没有市场。
（杨松林、赵军）

作者：杨奇松/李红继

本报讯 某部六连新战士龚勤，入伍两个月就被连队评为“学雷锋先进战士”。

龚勤今年初从集宁市入伍后，决心做雷锋那样的战士。
在新兵连，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战友洗衣服、床单，到伙房帮厨。
他被分配到六连当步兵后，刻苦学政治，钻技术，刚一个月就获得政治、射击考核双优秀，受到连队奖励。
他看到战友们搞训练要磨破了鞋袜，就写信向家里要皮子等，又自己上街买来补鞋工具，当起了“义务补鞋工”，先后为战友补鞋七十多双，补袜二十多双。
二月十九日下午，龚勤在车站值勤，发现一位老大爷从千里之外来驻地附近农场看望儿子，途中生了病。
他热情地送老人上县医院治疗，使这位老人深受感动。

龚勤学雷锋、树新风的模范事迹，全连干部战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致赞扬他是全连学习的榜样。

（杨奇松、李红继）

作者：曹伟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高级军械学校开办的第二十八期军械业务技术干部短训班，于三月一日开学，各省军区军械处（科）长、军代表、修理所所长和反坦克导弹等四个班一百七十名学员正在紧张地学习。
这个学校受总后军械部委托，挖掘教学潜力，从一九七六年以来，为部队轮训了一千五百多名军械技术干部。

短训班的教学立足于部队现有装备，紧密结合部队需要。
如三七和五七高炮瞄准具，构造比较复杂，由于缺乏技术训练，部队有些故障不敢排除和修理。
去年十月，高级军械学校为此举办了一期短训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使用和维修人员。
（曹伟）

作者：余光烈
栏目：院校巡礼

作者：朱泽春
栏目：院校巡礼

作者：王祥富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空军某航校领航教研室主任许浩、教员孙本纲、王纪昌编写的《空中领航》，已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影片。

这部科教片介绍了空中领航的意义，风对飞行航速的影响，以及辨认地标、领航实施等方面的知识。
教学时，可以连续放映，使学员了解领航全过程，又能按不同的教学内容分专题放映。
影片生动活泼，加强了形象教学，受到大家的称赞。
（王祥富）

作者：李治
栏目：思想战线

我们党和军队过去是很重视人生观的教育的。
我们从来都把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作为革命同志的思想改造和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要求的。
在刘少奇同志论述党员修养的许多著作中，例如在最近重新发表的《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中，就突出地讲了这个问题。
但是，随着林彪、“四人帮”的猖狂肆虐，十多年来，人生观和“修养”一样，成了“修正主义”的恶说，被打入了“冷宫”。
现在，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的必读书，重新回到人们手中，成了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
我们应当把人生观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把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作为广大党员和革命人民思想修养的最基本的内容。

人生观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
人和动物不同，人是有理想、有追求的。
每个人生到世界上来，都有个为什么活着，以什么为人生的最高目的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剥削阶级的“人生如朝露，行乐须及时”是一种人生观。
“四人帮”认为，人生在世，“有权就有一切”，是一种人生观。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也是一种人生观。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我们每个党员、团员、干部，不是为捞个人的好处，不是为当官、争权而来参加革命的，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社会主义而来参加革命的。
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能只为个人而活着，不能把个人的享受看成人生的最高的目的；
而应当是为集体而活着，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看成人生的最高目的。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解决人生观问题，十分重要。
因为人生观支配着人们生活中的各种观点和行动。
人生的目的不同，那么，他对荣和辱，苦和乐，美和丑，以至对利害、道德的认识和态度，就都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有的同志竟认为为党为人民牺牲不值得呢？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深刻：“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不同的非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而来的。
他们具有旧社会的甚至剥削者的享乐的人生观（如所谓‘人生行乐耳’，‘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等），认为他们没有享到快乐的生活就牺牲，是不值得的。”
而有了这种旧社会剥削者的享乐的人生观，“他们就想了要去贪污、腐化、动摇以至堕落而脱离党与革命”（《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所以，一个人从年青的时候起，就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走在正路，才能在各方面有正确的观点和态度。
例如，我们的干部战士，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那么，什么入伍动机，服役态度，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以至婚姻、家庭等等问题，都是处理不好的。

林彪、“四人帮”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准讲修养，不准讲人生观问题，把一切高尚的情操加上修正主义的罪名加以抛弃，致使过去十年间道德沉沦，作风败坏，有不少人名为党员、团员、干部，却念念不忘于个人的物欲私念，他们官要当，地位要高，权力要大，搞起不正之风来比谁都凶。
唯有一条，就是不愿为党分忧，为集体、为人民的利益而操心。
这样的人过去我们革命队伍里也有，但是极少数，而且受到卑视、批评，是吃不开的。
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种人在党内却颇为吃香；
而那些公字当头、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人，却被他们视为傻瓜、蠢人，被他们瞧不起。
在少数单位，这样的情况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改变。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
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
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我们应当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重视人生观问题。
我们的同志应该常常反躬自问一下，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
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人生观在支配自己的行动？

我们提倡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提倡人要为集体而活着，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并不是要抹煞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消灭每个人的个性。
而是说个人的利益要服从集体的革命的利益，个性要服从于党性。
我们不能离开革命的利益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也不能够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去争取什么个人的独立发展。
更不允许以个人的利益去损害集体的利益，把个人的享受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
这是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分水岭。
林彪、“四人帮”不让讲人生观，实际是不让讲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任凭他们肆意贩卖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有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在“四人帮”猖獗之日，曾公开宣称，他将来“不是住洋房，就是坐牢房，不是坐轿车，就是坐囚车”，纵然夺权不成，也要孤注一掷。
这种不打自招的供认，充分证明了他们那种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腐朽性和反动性。

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党造成了“外伤”和“内伤”，最大的“内伤”就是人们的心灵被腐蚀，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被破坏，使得不少人头脑里滋长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因而是非颠倒，荣辱不分。
加上现在由于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外国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不可避免地会侵入我国。
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少数青年）道德败坏，灵魂肮脏，精神空虚，消极堕落，违法乱纪，就是因为人生观发生了问题。
因此，今天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同时要进行心灵的复苏工作。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教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真学习刘少奇同志论述共产党员修养的著作，把树立和巩固革命人生观的问题喊得响响的，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锻炼，造成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待人处事光荣，按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待人处事耻辱的社会风气，把党风搞好，把民风搞好，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将无往而不胜。

作者：廖榆林
栏目：思想战线

闲时和几位战友谈心，都感叹自己知识浅薄，工作起来力不从心。
进而究其原因，又归罪于未能入正规院校深造。

近来从报刊上看到一些科学家自学的资料，颇受启发，感到院校固然是深造的课堂，除此以外，也并非别无蹊径。
坚持业余自学是求知的坦途。

科学家法拉第十二岁当报童，十三岁当徒工，他一生没有上什么学，但他发现了磁可以转化为电，创造了历史上第一台感应发电机，使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

发明家爱迪生十几岁就当学徒，一生只在学校里读过几个月的书，可他三十岁发明了留声机，三十二岁发明了电灯，一生搞了约两千种发明创造。
他在地球上生活了八十五年，平均十五天就有一种新的发现。

化学家诺贝尔一生只在学校里读过一学期，十六岁在工厂当学徒，但他的发明创造仅在英国获得的专利权就有一百多种。
他发明的炸药，对近代工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航空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幼时家境贫寒，未进过学校，但他却成了俄国航空科学的奠基人。

……

这些有名的专家巨匠，没有进过什么学府，没有受过什么专门训练，却攀登上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秘诀”何在？
其“秘诀”都与“自学”二字分不开。
法拉第当订书工时见缝插针地读他装订的书，他当了八年装订工，等于上了八年学。
诺贝尔不仅大量阅读科技方面的书籍，而且对哲学、文学也颇有研究，他除了精通瑞典文字外，还掌握了法文、俄文、德文、英文。
爱迪生十一岁时就读完了《百科全书》。
这些“自学成家”的事例说明：自学，是一所无形的学校，它没有既定的专业，但包含着所有的专业；
它没有规定的学时，却可以包含所有的业余时间，它不专门招生，却不限年龄、不论老幼，招收一切愿意自学的门生。
自学之门，向一切好学的人敞开；
自学之路，是求知的蹊径。
它既可以使“大老粗”启蒙，也可以使知识分子向“专”、“深”发展。
我军的在职干部和广大战士，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客观的条件也比当年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拉第、爱迪生、诺贝尔要好多了。
只要有刻苦、勤奋、坚毅的自学精神，选准一项专业，奋发钻研，持之以恒，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
事实上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某部二十三岁的工程师雷志军，入伍前只念到初中一年级，入伍后到技工集训队学习六个月。
几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结合本职业务自学了高中的有关课程和一些大学课程，勇于革新，试制成功了机线全自动测试器，为实现通信设备自动化创造了条件，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展出并受到奖励。
数学家华罗庚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不少革命的老前辈，原来是不识几个大字的“老粗”，后来成了治党、治军、治国的“专家”，大都也是靠自学而成的。

四化需要科学，四化需要人材。
为了加快国防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普遍提高我军的科学文化水平。
有可能上院校固然好，但目前只能是一部分人，就多数同志来说，经常大量的还是靠在职学习。
即使上了院校，毕业后在工作中也还有一个继续巩固知识、扩大知识面的问题。
因此，在不能离职学习的条件下，我们应当自觉地走自学之路。
无论在连队，在机关，在哨卡，在工地……到处都可以摆开自学的课堂；
学军事，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向一切科学领域进军，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勇攀高峰。

作者：张聿温
栏目：思想战线读史随笔

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大都比较重视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而他们之所以有作为，也无不与善于用人有关。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古代传流的许多重才、用人的故事，至今还给我们不少启示。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以后，曾问他的“列侯诸将”：“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有人回答是他能“与天下同利”，而项羽“不与人利”，所以一得一失。
刘邦说，这是“知其一，未知其二”。
他在列举了自己手下的名臣良将张良、萧何、韩信的才能之后说：“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番话是颇有见地的。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以弱胜强，原因固然很多，但善于用人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唐太宗能有“贞观之治”，也是与他大力求贤分不开的。
有个叫马周的人，曾客游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
那时朝廷下诏要群臣献策。
马周替常何写了奏折，上书二十条建议。
唐太宗看后，认为很好，但又怀疑常何怎能写出这么好的奏折。
一问，才知是马周所写。
于是立即召见马周。
在马周未到以前，还先后四次派人催促。
见到以后，与他谈得很投机，不久即委以重任。
后来唐太宗还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
可见其思贤之切。

唐太宗不仅自己注意发现人才，而且要求下面荐才。
有一次，他让右仆射封德彝推荐人才。
可是封德彝认为无人可荐。
唐太宗就问封德彝：“我让你举贤，怎么没听到你推荐的人才？”
封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见不到贤才呀！”
唐太宗说：“用人只能取其所长。
古代贤明的君主使用人才，都是从当代提拔，难道有从另一朝代借用人才的吗？
哪个朝代没有人才呀，只怕你发现不了！”
既然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才，为什么有些人面对人才又发现不了？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囿于常规，有的是追求出身门第，有的是苛求小节，也有的是嫉贤妒能，这样的例子不少。
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就不赞成，说是“吕端为人糊涂”。
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决意用他，结果很称职。
春秋时期，晋国胥臣向晋文公推荐郤缺。
晋文公开始有顾虑，说：“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
胥臣说：“贤不肖之间，父子不相及也。
君奈何因已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
就是说儿子德才相称，不能因为父亲有罪过而弃之不用。
晋文公听他言之有理，便用郤缺为元帅助理，后来也干得不错。

拿破仑有句名言：“替才能开路”。
他认为，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
因此，他用人重实际才干而不拘于出身、资历。
他的赫赫有名的元帅勒费弗尔原来就是个军营的小杂工。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感叹说：“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役。”
我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
在建设四化的实践中，各行各业也一定会涌现出大量人才。
让我们都来做“替才能开路”的工作，正确地识别人才，热情地培养人才，放手地使用人才，使千千万万有用之才，都能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作者：余勋国
栏目：思想战线工作方法杂谈

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机关干部到连队不要当客人，要当主人”。
有的还把它作为检验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和思想革命化的标志。
这种说法对吗？
我看值得研究。

机关干部受领导机关的委托到连队去调查研究，检查和帮助工作，不能有作客思想，也不能当钦差大臣，自居于连队之上，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指示这个，指示那个。
要自居于连队之中，既向连队的干部、战士学习，又帮助和指导连队的工作，但这不等于机关干部就是连队的主人。
政治工作条例中规定，连队党支部“是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连队的一切重要问题，都必须经过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由连队首长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要搞好连队的工作，必须从加强党支部的领导着手，不能由机关干部去代替连队工作。
连队的主人，只能是连队的干部、战士。
机关干部到连队当主人，这是一种反客为主的做法，结果会把真正的“主人”降到“客人”的位置上去，对工作是不利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机关干部下连“当主人”，效果也不好，它容易使一些机关同志到连队后，把连队干部甩到一边，在工作中大包大揽，使连队干部无所措手足，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就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连队工作本来是比较好的，但由于各种“试点”不断，工作组下连频繁，一切工作都由工作组越俎代庖，使连队干部得不到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连队的基础反而削弱了。
有的在强大的工作组的帮助下，某项工作一时上去了，因为没有把连队内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工作组一走，工作就又掉了下来。

毛泽东同志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一个连队的进步，归根到底是要靠连队干部、战士自身的努力，机关干部下连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要发现连队的矛盾和问题，把连队内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依靠连队自身的力量，不断促进连队进步。
而把连队干部、战士放在一边，由机关干部下连去“当主人”，是不可能把连队工作真正做好的。

作者：何凯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辽阳市木材公司的工人把朽桦木浸上石蜡，使被腐烂而疏松的木质重新变硬，再用这种处理过的“朽木”制成各式各样精致、美观的家具。
群众高兴地说：“真是‘朽木’不可雕呀！”
有句古语，叫“朽木不可雕”。
意思是说一些毛病太多、不肯学好的人是无法教育，成不了才器的。
其实，这样的比方是不恰当的。
朽桦木浸上石蜡可以做出精美的家具这一事实启示我们，即使是毛病较多的同志，只要我们耐心说服，循循善诱，工作做到家了，同样也是可以转变，可以变成很好、很有作为的人的。

四化大业需要大批的人才，我们不但应当选拔先进，而且应当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去帮助、教育后进的同志，使他们也成为有用之才。

作者：湘陵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一张没有污点的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然而，在有了污点的白纸上，只要善于用墨、着色，照样能绘出新美的图画。

人的一生难免犯错误，一个革命者犯了一点错误，就象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污点。
如果让这种“污点”蔓延开来，那就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声誉，妨碍自己为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但只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洗刷污点，错误就会为人遗忘，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正如在有污点的白纸上可以画出新美的图画一样。

雷锋同志说过，自己的历史要靠自己来写。
犯错误的同志，改正了错误，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栏目：理论之窗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
生产力究竟包括哪些要素，长期以来，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有些同志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现将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简要介绍如下：

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人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构成的。

理由是：

（一）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二页）这里所说的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也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
他们认为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构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要有生产工具，而且要有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对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劳动对象的不同情况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
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能源、材料等劳动对象方面引起了重大的革命，给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表明，劳动对象不仅是生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力的因素，它们同生产工具、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
持“三要素说”的同志还认为，我国有个原材料不过关、不被重视的问题，这与在理论上不承认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不能说没有关系。
因此，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该大力宣传“三要素说”。

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两种要素构成的，劳动对象不应包含在内。

这是因为：

（一）马克思提出的定义，讲的是劳动过程的要素，劳动过程的要素是生产的要素，而不是生产力的要素。
生产力是由人和生产工具两个要素构成的，它不包括劳动对象在内。
正如构成战斗力的要素与构成战斗的要素不同，战斗力是由人和武器两个要素组成的，不包括战斗对象即不包括敌人本身在内。
说生产力包括劳动对象在内，同说战斗力也包括敌人在内是同样说不通的。

（二）在许多生产活动中，劳动对象本身就是人的劳动的产品。
有些劳动对象的使用本身，当然意味着生产的进步，但我们仍旧不能据此把劳动对象与生产者、生产工具并列，都看成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
因为一种新的劳动对象的使用，如某种新的能源、材料的被生产出来和普遍应用，某个丰富的矿藏的被开发等等，都是由于生产者科学知识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的结果。
换句话说，劳动对象的进步，已经包括在构成生产力的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这两个要素的提高和进步当中了。
因此，劳动对象的进步不是一个独立起作用的要素。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都是有理论根据的，革命导师都曾讲过，问题在于是讲什么问题时使用生产力这个概念。

他们指出，革命导师在用生产力这个概念时，有时是指它的量，有时是指它的质。
在论述生产或劳动生产率这类问题时，一般是指生产力的量，即生产能力的高低或大小；
在论述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时，则是指它的质，即生产力的性质或状况。
论述生产力的大小、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对象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就是讲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指的是生产力的高低，所以提出了三个要素。
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生产力包括两个要素——人和生产工具。
这都是在讲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的性质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时说的。
所谓生产力的性质，是指在社会生产中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是指生产工具的变化，而不是指劳动对象的变化。
因为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是经常不变，或者是很少变化的。
因此，当说到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时，那只是指劳动者和生产工具。
（据《新华月报》文摘版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作者：协振
栏目：理论之窗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
过去，有人把左联当作直接由李立三同志领导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团体。
林彪、“四人帮”更是诬陷左联的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都是反对和围攻鲁迅的，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此“罪名”打倒、批判了一大批老干部、老文艺工作者。
《人民日报》三月一日发表了当年左联成员之一的夏衍同志，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写的文章，澄清了若干问题。

夏衍同志的文章指出，左联筹备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成立于一九三○年三月二日。
这段时期正是立三“左”倾路线时期。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李立三同志的确是领导人，但是同时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同志等人。
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和执行李立三的路线，因此不能把立三路线时期的所有的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在这个路线下面工作的人，一律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因为所谓“左”倾路线，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当时中央提出左翼作家跟鲁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行动。

作者还指出，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中，由于一九二七、二八年的文艺论争，许多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有了很大的隔阂。
是不是左联成立之后，左翼作家或者说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之间，就完全没有隔阂了呢？
那也不是。
因为当时除了鲁迅、郑伯奇年事较高之外，都是二十岁出头、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和了解，也不懂得文化斗争的策略。
夏衍同志说，对鲁迅的伟大，他的思想深度和对社会的了解，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认识。
因此，即使在左联成立之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那些鲁莽、冒险，所谓“赤膊上阵”的作风，依然还是存在的。
但是鲁迅在成立左联以后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他不再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办法，而是采取正面的帮助、批评、说服或者谈心、谈笑的方式影响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教益。
尽管还有一些隔阂，但对于大目的、大方向以及左联成立后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上海各种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我们都是事先和鲁迅商量之后，采取一致的行动。
至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件上，我们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情况，这是事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夏衍同志说，左联存在的六年时间，正是经济危机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也是抗日战争前夕。
因此左联存在着一种过左思潮，把文艺单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认为，这在当时也很自然。
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一个政党或一个文艺团体，总有一个出生、成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左翼文艺开始走路时犯错误、摔跤、受损失，这都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左联的功过，作出适当的评价。
（协振）

作者：赵光贤
栏目：理论之窗

区别儒家法家的正确标准是什么？
本来儒家法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在阶级立场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统治人民的政策上有分歧，因而形成两派。
因此我们在区别儒家法家时，必须从他们的政治道德上着眼。
儒家以仁为目标，以礼乐为手段，着眼在于教化，引导人为善，从而达于治。
实际上是麻痹人民，教他们忍受压迫剥削，老老实实地做顺民。
法家则主张偿罚必信，重点在使用严刑峻法威胁人民，使他们不敢反抗。
儒家也用法，法家也讲道德，二者殊途同归，分歧只在于一个强调教化，一个强调刑罚。
前者是德治，或叫礼治，后者是法治。
这是两家主要的分歧点。
只有抓住这点，才能真正区分什么是儒家，什么是法家，才不会受“四人帮”邪说的欺骗。

列宁说过，一般统治者都有两手：一个是使用一些人扮演牧师的角色，另一个是使用一些人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二者缺一不可。
在中国，扮演牧师的就是儒家，扮演刽子手的就是法家。
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儒家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法家只有在很短时期或部分地区取得统治地位。
在平时，儒生一般是占上风的。
只有在混乱时期，统治者不能不大刀阔斧地对待他所认为的乱民，这样法家就有用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儒法合流”，而不是“儒法斗争”。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秦以后的思想家可以说没有一个法家，即令有法家思想，也超不出先秦法家的范围。
“四人帮”拚命叫嚷“儒法斗争”，实际他们所说的“法家”，很多是乱加帽子，所说的“斗争”，绝大部分是捏造的谎言。

（摘编自《历史教学》一九八○年第一期赵光贤的文章）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从中央起，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
这是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

列宁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集体领导是由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是由我们党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
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
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
因此，在党委领导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擅自决定。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集体领导制度。
继三中全会以后，五中全会又一次强调集体领导的问题。
最近公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二条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我们一定要在全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使党的生活更加健全，党的领导水平更加提高。

集体领导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级领导机构中的应用。
实行集体领导，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但要进行正确的集中，必须在党委内部充分发扬民主。
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一般都是由各个方面比较优秀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他们不但对自己分管的工作比较熟悉，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集中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讨论问题时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论，有各种主张和方案的比较，才能集思广益，作出比较正确、比较周到的决定。
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坚持集体领导，必须反对夸大个人作用。
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
列宁说得好：“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对意识到的东西对，我们才能管理。”
夸大个人的作用，就会看不到或者看轻群众和集体的作用，势必背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经验都说明，任何领导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认真执行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在实行集体领导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是，那种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爱好“一言堂”的现象还是不少的。
有的党委内部没有充足的民主空气，重大问题不经集体讨论，或者虽有讨论的形式，但人们不能敞开思想，充分表达意见，不能提出异议，实质上是书记个人说了算。
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成了上下级的关系。
这是很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同时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党委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都只有一票。
当然，有些担任第一把手的同志，确实水平比较高，提出的见解和主张往往比别人高明，使人们很自然地信服。
即使这样，搞“一言堂”也是很危险的。
一个人不论怎样有经验有能力，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智慧如果不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难免要作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决定。

在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允许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
历史经验证明，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有不同意见的辩论，并不是坏事。
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入更细致地分析和研究问题，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这样，大家就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周到一些，就可以少犯错误。
过去我们不少党委会往往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甚至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随便扣帽子，结果就形成了在任何问题上都是“一边倒”的现象。
我们不反对经过充分讨论而达到的真正的意见一致，但一切问题都“一边倒”，没有充分的讨论，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就和“一言堂”一样，都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搞“一言堂”，本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那些在原则问题上唯唯诺诺，任何时候都赞成第一把手的意见的人，也不能辞其咎。
很明显，如果大家不搞“一边倒”，“一言堂”就会受到抵制，就不容易行得通。
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提倡实事求是，坚持原则。
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曲意逢迎，投其所好，是剥削阶级的庸俗作风，决不允许带到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来腐蚀无产阶级的战斗指挥部。

加强集体领导，决不是否定或者减轻个人的责任。
党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了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目前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效率不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效率不高，同缺乏明确的、严格的个人负责制有很大关系。
如果把集体领导看成事无巨细统统都要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解决，我们就会淹没在会议之中，而做不成任何事情。
如果认为集体领导就是集体负责，个人没有什么责任，结果就会造成无人负责。
真正搞好集体领导，党委每个成员都要按照分工，独立负责地、切切实实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
不要光说现成话，只知照搬上面的东西。
不要遇事都要求书记点头或摇头。
要敢于负责，敢于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党委的决议，结合本地区或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大胆地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凡是自己应该解决和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要往上推，也不要拖到以后让党委去讨论。
推和拖是要误事的，也不能增长才干。
在集体领导下，每个成员都能独立负责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个党委才会是充满活力的、富有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基本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我们党的生活就比较健全，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就高，党的领导就比较正确。
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我们党就要遇到挫折。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严重破坏，我们党就遭到空前的灾难。
历史的经验从正面和反面教育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党，提高党的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非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不可。
党中央在这方面已经带了个好头。
各级党委都要按照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准则》，把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进一步健全起来，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原载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作者：俞位海顾迈南周长年

编者按：

“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这是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工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
这句普通的话语，充满了中华民族子孙的自豪感，饱含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为了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他们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踏上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
由于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利益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没有犹豫、停步，而是勇往直前，知难而上。
让我们和他们一道，满怀爱国热忱，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积极投入到保卫和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去。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一天，一艘从日本开来的轮船在我国天津港靠岸以后，从船上走下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
上了岸，汹涌大海已在身后，他却更加心潮澎湃：“总算到家了！”
就在不久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和其他的中国留学生经常凑到一起，商量着怎样才能尽快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外国同学们观看了他们演出的话剧《我们要回家！
》，对于他们这些长期在海外漂泊的异乡青年流露的怀乡情思，都深表同情。

他，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刘源张。
当年，他到达天津不久，便兴冲冲地填写了工作志愿书。
在国外，他从报纸上得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他感到正和自己学习的专业对口，于是决定到这个厂去。
正在这时，钱学森教授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他接受了邀请，从此踏上了建设祖国的征途。

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刘源张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八年。
出狱后，刘源张对祖国的满腔热忱一如既往。
一九七九年他重访日本时，几位日本同学早已听说了他回国后的遭遇，再三劝他留在国外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忙。

“不，我是个中国人！”
他摇摇头，坚决地说：“当初我回去，是因为我的祖国解放了，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
现在，我的祖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在国内我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如果现在留在海外，那我又何必当初呢？”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见到了刘源张。
这位饱经沧桑的科学家，如今已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是四机部和北京几个有名工厂的技术顾问，还是东风电视机厂的名誉厂长，受到人们应有的尊敬。
他现在忙得很，正为提高我国工业产品的质量，为建设现代化企业而尽心尽力。
他向我们谈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自己的不幸遭遇时说：“历史不会重演。
我们应该向前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遇到许多五十年代以来归国的科学家。

当年在国外，他们之中有的人年纪很轻就取得了显赫的学术成就，有的回国之前已是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纷纷扔下了汽车和洋房，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从四海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当人们问他们当初为什么毅然归来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他们热爱祖国，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出生在印尼苏加巫眉的陈宗基，是本家七代华侨。
一九五四年获得荷兰科学技术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同妻子陈文妹和不满两个月的女儿小晴从海外归来。
当时，许多朋友和老师劝他到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国家工作，他都谢绝了。
他说：“我是个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
她现在很穷，她再穷也是我的母亲。
我有义务回去把祖国建设好！”
回国之初讲话都要靠人翻译的陈宗基，二十多年来在岩土力学、流变力学、地球动力学、以及力学的其他领域，作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受到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重视和赞誉。
在这同时，他还参加了我国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全国许多地区都有他的足迹。
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
三年困难时期，他回印尼探亲，在一次招待会上，有的外国记者问他：“苏联专家撤走后，给中国建设带来很大困难，怎么办？”
他当即回答说：“困难是有的。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是靠他们，而是靠自力更生。
苏联专家走了，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也受到了残酷迫害，工作受到干扰。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立即投入了工作。
这次也来参加了科协代表大会。
谈到今后的打算，陈宗基雄心勃勃。
唐山地震给人民造成的损失，使他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
他目前正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地震发生的规律，并准备建立一门新学科——地球构造动力学。
他坚定地表示：“一个人民的科学家，应该为人民造福，非搞出来不可！”
象刘源张、陈宗基这样的科学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有人在。
回国时只有二十八岁的生物学家邹承鲁，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发表了七篇论文，后于一九五一年回国。
当初，他为什么不继续留在国外深造，而要积极争取回国来参加建设呢？

“中国人嘛，我们的国家科学落后，教科书上讲的发明创造都是外国人的。
从明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贡献很小。
在旧中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科学家无用武之地，只好到海外去。
人民解放了，国家要建设，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家。”
在这次大会期间，邹承鲁教授这样对我们说。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邹承鲁做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工作。
他为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立下了卓越功勋。
谈起今后的打算时，他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分子生物学这门科学在我国奠定基础，为我国的医学和农业现代化作出一分贡献。

建国初期回国的青年科学家为祖国服务的热情，不减当年。
老科学家们又怎么样呢？
去年冬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应邀访问西欧四国。
在英国，有一次欢送伯明翰大学的一位系主任到美国安家落户当教授。
在欢送宴会上，一位外国朋友悄悄地问华罗庚：“你从美国回到中国，是不是后悔啊？”
因为如果论生活上的差距，中美比英美更大，这位外国朋友不能理解五十年代初期，华罗庚毅然从美国回归祖国的行动。

“我是个中国人，又是穷苦人出身。
现在我的祖国解放了，我应当回去为她服务。”
华罗庚平静地回答说。

“伟大！”
那位外国朋友不禁夸奖他说。

华罗庚从国外访问归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激动地对人说，现在，我可以公开地答复更多关心我和不理解我的人：“回国后数十年来，历经曲折，华罗庚不但坚定了爱国立场，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我要在我的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新华社记者 俞位海 顾迈南 周长年

三月十八日，质量管理专家刘源张（前左）收孙长鸣（前右）为徒弟。
他俩共同表示，要把质量管理的科学知识广泛用于生产实践，为加速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照片）

新华社三月二十日讯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将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提高城乡个人储蓄存款和华侨人民币存款利率。
这是继去年四月一日提高利率后，又一次调整储蓄存款利率。

这次调整的利率，体现了存期越长利率越高的原则。
各种存款利率具体调整情况是：一年期的零存整取和半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三厘提高到三厘六；
一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三厘三提高到四厘五；
三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三厘七五提高到五厘一；
五年定期存款的月息，由四厘二提高到五厘七。

华侨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月息，一年的由三厘九提高到四厘八，三年的由四厘二提高到五厘四，五年的由四厘五提高到六厘。

活期储蓄存款月息，将从七月一日起由一厘八提高到二厘四。

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和台湾、香港报纸报道，台湾当局于三月十八日开始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非国民党人士黄信介等进行军法审判。
到二十一日为止，已经审讯了五人。

在审讯过程中，黄信介、吕秀莲、林弘宣、施明德、姚嘉文都否认台湾当局横加的罪名。

黄信介等在法庭上指控台湾当局对他们进行威逼、恐吓、折磨、污辱，逼取口供。
黄信介在法庭上说，在侦讯和调查期间，台湾当局对他“一问就是数十小时，人根本无法忍耐”；
“被告从上午被问到晚上，再从晚上问到天亮”。
他说，“我写了供认的字句，但是供认书是调查局人员给我写成的”。

另一个“被告”吕秀莲，在法庭上哭诉台湾当局在调查时污辱她。
他们还要她念殡仪馆通知家属领尸的通知书，并声言要拘捕她的家属。
她说，我受的对待，较身受酷刑还要痛苦，“自白书”事实上是“他白书”。

黄信介等在审讯过程中对台湾当局的揭露，使军事法庭主审人员十分狼狈。
据宣布，高雄事件中被捕的另外三名非国民党人士，将于三月二十四日起继续受审。

栏目：外国漫画选登

驯服不了

注：骆驼腿上的字是“阿富汗”

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法新社三月二十二日自伊斯兰堡报道：巴基斯坦消息灵通人士说，一万名苏联增援部队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已从陆路进入阿富汗。

消息说，这支苏联增援部队是越过苏阿边境城市希尔汉进入阿富汗的。
其中，大部分苏联士兵暂时驻扎在喀布尔以北五十公里的帕尔旺省境内的苏联军营里，其余的正在向西移动，以占领迈马纳和赫拉特附近至今一直是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控制的地区。
消息援引观察家的话说，最近苏军的调动看来是一场包抄阿富汗两条从南到北的主要公路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消息说，几天来的迹象表明，苏联驻扎在喀布尔和巴基斯坦边境之间的部队已开始向各个方向集结。

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英国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及其随行人员今天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

皮姆大臣一行是应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开幕式的。

在皮姆大臣访华期间，中英两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发展中英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刘华清，海军副司令员梅嘉生，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等，到机场欢迎皮姆大臣一行。

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英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皮姆大臣由王震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仪仗队。
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大使馆武官吉尔海德上校也到机场迎接。

皮姆大臣一行中有工业部常务次官彼得·凯利爵士、国防副次官安德逊先生、助理国防参谋长吉尔伯特空军少将等。

栏目：简明新闻

纪念左翼文化运动演唱会在京举行

纪念左翼文化运动五十周年朗诵演唱会二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
首都一万多名群众观看了演出。
朗诵演唱会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开始。
接着，朗诵演唱了左翼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优秀诗歌、散文和歌曲。

泰国总理表示能击退任何外来进攻

据泰国报纸报道，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二十二日说，他确信泰国的军事力量能击退对泰国边境的任何进攻。
二十二日上午，炳·廷素拉暖总理曾到泰国东部边境地区视察。
他对记者说，越南人支持的军队正在进行某些调动，这可能要出点什么事。
他说：“我们正注视着他们。”
二十六名越南军人向柬埔寨游击队投诚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三月十日至十六日，越南二十六名军人在马德望省特莫博县向柬埔寨游击队投诚，他们受到民主柬埔寨政府有关方面的热情欢迎。

美国向土耳其提供潜艇等舰只

土耳其三月二十一日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格尔居克海军基地举行特别仪式，由美国提供的一艘潜水艇和一艘公海援救船以及四艘土耳其建造的登陆艇编入土耳其海军服役，以加强土耳其的海防。

摩洛哥和西撒人阵又发生较大战斗

据阿尔及尔和拉巴特消息，波利萨里奥阵线（西撒人阵）游击队同摩洛哥王家武装部队在三月上旬又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斗，造成相当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
（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