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各项决策实事求是合乎民意
广东省人民医院职工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公报
据新华社广州03月04日电
这几天来，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处处可以看到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认真学习五中全会公报的热烈情景。
大家联系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实际，畅谈五中全会各项决议的意义，兴奋地说，全会的决议和决策实事求是，合乎民意。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不久前，这个医院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精神上了党课，对党员进行了普遍的教育。
他们发动群众，从德、能、勤、绩等方面对科以上的党员干部进行全面的考核，征求群众对医院领导班子的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群众的表扬，一些领导同志的工作缺点和错误，在群众帮助下，及时得到改进。
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了。
五中全会召开后，他们对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表示坚决的拥护。
院党委书记申小丛说，这个准则就是立党的规矩，是治党的良方。
我们要自觉地按照党立下的规矩办事。
许多党员在学习讨论公报时，深切地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光明磊落的。
他们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为党增光。
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新党员说，我们入党时，没有系统地学过党的基本知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这方面的好教材，今后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补上这一课。
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加强党的堡垒和党员模范作用
新疆部分地区评选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新华社乌鲁木齐03月03日电
去冬今春，新疆塔城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乌鲁木齐市等地开展了评选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活动，加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自治区党委要求把这一活动在全疆普遍开展起来。
昌吉回族自治州从1977年以来，每年评选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党的领导一年比一年加强，自治州的农牧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增产。
去年，他们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提出评选先进党支部的条件：
坚决拥护党的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班子团结；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生产任务完成得好，群众生活得到改善；
党的三大作风好；
以及遵纪守法等。
在全州一千五百多个党支部中发动群众认真评比，最后选出了十三个先进党支部和十三名优秀共产党员。
州党委作出决定，表彰这些支部和党员，全州掀起了学先进的热潮。
阜康县委书记颉富平去年被评为全州的优秀共产党员后，其他七个县的县委书记也奋起直追，表示要在改变本县面貌、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作出更大成绩。
评选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活动，有效地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也是教育党员的好形式。
新和县评选期间，县委多次举办党支部成员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有关文件，联系实际，对照检查，使党员在评选中受到一次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
伊犁毛纺织厂党委在开展评选过程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评选出的优秀党员在群众中真正起到先锋表率作用。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近读两篇报道，得益非浅。
一篇是《人民日报》的《一头白发换来满山青葱》，说的是湖南国营张家界林场场长刘开林，坚持改造荒山二十多年，不屈不挠，“绿了荒山白了头”；
一篇是《中国青年报》的《张荣云用汗水给社员换来眼福》，说的是内蒙古敖汉旗长胜公社六合号大队负责放映工作的女青年张荣云，不辞劳苦，不怕非议，在一些没人种的薄地上和坝埂渠边上种植油料作物，两年收入近二千三百元，不仅使社员免费看上了电影，还节余千余元。
读了这两篇报道，真令人肃然起敬，拍手叫好！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看到了实现四化的希望！
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着杜甫的名句：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吟哦着范仲淹的警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是，我最爱读的，却是周恩来同志二十四岁时写的《生别死离》中的一句诗：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有忧国忧民之心，固然不错；
但更要紧的是为国为民的行动。
坐着谈四化，坐着等四化，甚至是坐着忧四化，何如起而行之！
“为了绿化祖国大地，决心头发白在张家界，牙齿掉在张家界，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刘开林的这种誓言和行动，以及张荣云一人辛苦为千人乐的精神，不是很足以使我们仿效吗？
王进

当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喜讯传来时
花明楼公社社员人心振奋
据新华社长沙03月04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四益报道：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顿时热闹起来。
这天正是元宵佳节，农村的习惯要耍龙、唱花鼓，今天又听到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喜讯，社员分外高兴。
早饭过后，一条妖娆多姿的彩龙便在少奇同志旧居前舞起来。
四盏龙灯高挂，鞭炮齐鸣，观者若堵，真比开大会还要热闹。
一位社员说；
“花明楼长久没有这样热闹了”。
花明楼的群众，早就盼着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了。
炭子冲生产队社员肖晓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对打倒刘少奇同志愤愤不平。
1977年秋，肖晓村又找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说：
“华主席当了主席了，邓副主席也出来工作了，该给刘主席讲几句公道话了吧！”
今年02月29日晚上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五中全会公报，他高兴极了，说：
“刘少奇同志平反了，我们的党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有了错误，能改。”
少奇同志的侄儿刘俊斌，侄孙刘正山、刘维良等，听到公报后非常兴奋。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株连。
刘正山说：
“为九叔公平反，是我们做亲属的早已盼望的一件大事。
这是党中央英明。”
他们表示对过去受株连不计较，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贡献力量。
花明楼区、社的许多干部在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后，原来思想上存在的“在花明楼工作矮人一头”的精神枷锁都打碎了。
现在，他们顾虑消除了，决心为“四化”作出贡献。

林业部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中国农民报》记者问
植树造林　谁造谁有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今年植树节前夕，新华社记者和《中国农民报》记者走访了林业部，对当前一些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农村植树造林最关心的几个政策问题，请林业部负责同志作了答复：
问：
社队和社员个人植树造林归谁所有？
答：
国家的造林政策是“谁造谁有”，就是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的树木、竹子、果树等，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
《森林法》规定：
“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对侵犯林权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受到法律惩处。
问：
缺少荒山荒地的社队，能不能到附近荒山荒地多的社队去造林？
答：
现在荒山荒地的所有权，绝大多数地方已经确定。
凡是占有宜林荒山荒地的社队，要按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造林期限完成造林任务。
荒山荒地太多，社队造不了的，当地政府经过协商，可以安排其他单位来造林，收入按比例分成。
缺少荒山荒地的社队也可以直接和宜林荒山荒地多的社队协商，确定造林面积和分成比例，报当地政府备案，国家要负责保障这些造林单位的林木所有权。
问：
社员房前屋后植树范围怎么确定？
答：
社员房前屋后的植树范围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应由人民公社提出原则意见，生产大队、生产队根据当地历史习惯，经群众讨论同意，加以确定。
问：
缺柴地区能不能给社员指定少量荒山荒地造薪炭林？
答：
有些社队群众缺柴烧，又有大片宜林荒山荒地荒滩的，薪炭林由集体造，集体管理，集体分配；
也可以集体造，分户管理使用；
也可以由各省人民政府作出规定，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指定一定数量的荒山、荒地、荒滩，由社员户造、户管、户用。
但这些土地只能造林，不能挪作他用，地权仍属集体，林权“谁造谁有”。
问：
道路、河渠两旁由谁造林？
答：
在国有铁路、公路和大河渠两旁造林，可以由国家主管部门自造自管；
可以国家造，委托社队管理，或主管部门出种苗和适当补助，由社队造林管护，收益按比例分成；
也可以国家主管部门提要求，由社队造林、管理和收益。
但国社合作造林，应当双方协商签订合同，报上级政府备案，至于一般县、社公路、道路和渠道两旁，归谁管理就由谁组织造林，也可以包给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植树和管理，谁造谁有谁收益。

武汉大学经济系七七级二班党支部
联系实际教育党员增强党性
据新华社武汉03月04日电
武汉大学经济系七七级二班党支部采用上党课、专题讨论和作调查等多种形式，在党员、团员中进行增强党性、努力做一名合格党员、团员的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班共有党员十六人，共青团员二十人。
党支部根据多数党员、团员没有受过党的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教育和党、团章程的学习，以及对当前形势、任务也有一些不同看法等情况，有计划地采取对全班党、团员上党课的办法，以端正党团员的思想认识，增长党、团基础知识，倡导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这些党课联系实际，用丰富的调查材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阐明党的领导作用以及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政治上、经济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每次党课后，在党团员中进行座谈讨论，交换意见、体会，大大增强了党团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原先分歧的意见逐步得到统一，片面的看法得到纠正。
党团员们反映，这样的党课有教育、有启发，希望坚持下去。
今年01月，这个班又组织师生深入农村进行经济调查。
农民欢欣鼓舞的新气象，给师生们以深刻的教育、鼓舞。

温州地区各级党组织采用多种形式
提高党员执行路线的自觉性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地区各级党组织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路线教育，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发挥党员在四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地区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着重进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先后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等十七个问题，努力从思想上搞清楚理论是非，并自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在对党员的教育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知识教育与本地、本单位的典型结合起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的放矢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中碰到的难题。
地区各级党组织针对一部分党员因为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的锻炼，缺乏党的基本知识，不懂党规党法等问题，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从思想上解决入党问题。
在党课中，许多党组织运用地委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撰写的《共产党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共产党员要带头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要在四化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党课教材，进行具体、生动的教育。
地、县、区、社四级党委成员带头上党课。
除此以外，还举办短期训练班，办好各级党校，训练党员骨干。

着肩与不着肩
前不久，和一位大队支部书记谈到我们的干部，有的着肩，有的不着肩，忙的忙来闲的闲时，他感慨地说：
“要是大家都肯着肩，该多好啊！”
着肩，就是敢挑重担，肯负责任，积极认真，出力出汗，这是我们应有的工作态度；
相反，不着肩是敷衍了事，马虎塞责，扯皮偷闲，塌着肩膀混日子。
实现四化，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担子千万斤，要靠大家挑。
天下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名干部，怎么能够让肩膀塌着，推卸自己应挑的担子呢？
俗话说：
“要只只斗板都戽水，颗颗钉子都着力。”
我们每个干部，每个公民，都肯着肩，齐心协力，还愁“四化”不能实现吗？
缪润生

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一班人”学习五中全会公报
决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委领导
据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新华社记者蔡善武、吴林报道：
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一班人”，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五中全会公报，越学越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从加强党委班子建设入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师党委的领导，搞好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
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这个师党委已经三次组织党委成员反复学习，一致认为，这次全会强调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关问题，关系到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
师党委成员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这个题目，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师党委副书记杨扶真说，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光喊口号，要靠每个领导成员身体力行，要靠发挥每一个党委成员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实现。
师党委常委王明仁说，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发扬党的传统，健全党的生活，树立良好的党风，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对照《准则》好好检查一下，从中找出差距，再一条一条照着去做。
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这个师的党委成员已就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委工作，订出了三条措施：
一是师党委成员不仅自己要扎扎实实学好五中全会文件，还要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全师共产党员学习好，深刻认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二是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结合学习，认真总结本师在党的建设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导做好加强党的领导的工作；
三是认真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五中全会的文件为教材，抓好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加速四化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附图片）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沈阳纺织厂组织干部、劳动模范、科技人员、工人认真学习，座谈讨论。
大家一致拥护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本报通讯员崔德英摄

罗得西亚大选揭晓穆加贝获胜
本报索尔兹伯里03月04日专电
本报记者李红报道，罗得西亚独立大选的结果，今天上午正式宣布。
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取得了绝对多数的胜利。
据总监票人宣布，有效票总数为二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票，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在八十个黑人议席中取得五十七个席位。
恩科莫领导的爱国阵线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有二十个席位。
穆佐雷瓦主教领导的统一的非洲全国委员会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占有三个席位。
其它党派所得票数都不足以取得一个席位。
按照伦敦会议通过的津巴布韦独立宪法的规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优胜者将组织新政府。
同时津巴布韦将成为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达了津巴布韦人民争取独立、主权的意志和要求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愿望。
选举以后诞生的津巴布韦共和国对津巴布韦人民来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起积极的作用。

要严加追究破坏《森林法》的行为
我们赤水县是贵州省北部毗邻四川的一个县，是林木集中产区之一。
长期以来，我县森林被乱砍滥伐一直很严重。
这方面的表现可以概括为：
一砍、二偷、三抢、四套、五打。
砍，就是乱砍滥伐。
偷，就是盗窃木材。
抢，就是公开抢劫。
套，就是提高价格，套购木材，大搞转手倒卖活动。
有三种情况：
一是外地来的投机倒把犯与我县搞转手倒卖木材的犯罪分子相勾结，暗中设点收购木材。
二是四川合江有的单位在靠近我县的接边地区设立木材收购点，提高价格，使一些人偷盗和乱砍滥伐后，把竹、木、柴出售给他们。
三是我县一些社队和单位同外省外县内外挂钩，开后门、拉关系，搞以木易物，进行转卖。
打，就是一些偷盗抢劫木材的坏人，公然殴打护林人员和按国家政策阻拦木材出境的群众。
如白云公社护林人员郭树州、夏高福、木非运等，就因多次阻拦那些偷砍私运的人而遭到打击报复，郭树州被打伤致残，木非运多次被打伤，甚至连他家中种的粮食、蔬菜也被践踏，被迫迁居它处。
有的人还威胁护林员：
“烧你的房子！”
除了以上几种情况外，有的负责干部带头不遵守《森林法》，造成了很坏的后果。
今年元月09日和10日，我局检查人员在县城通往大同区的公路上检查到外运的木材不少。
我们根据《森林法》（试行）的规定，要他们到县林业部门办理运输出县证明。
但竟有负责人公然出面阻挡，指责我们多管闲事。
我们认为，有些负责人无视国家法律，阻挠《森林法》的贯彻执行，是极其错误的。
公安部门配合林业部门管理制止木材外运的行动是对的，公安局有责任制止乱砍滥伐。
我们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对省与省、县与县等边沿结合部山区的森林如何保护、发展、采伐、收购、管理等要有统一的规定和措施。
我们要求对我县少数干部无视《森林法》的行为进行严肃的处理。
我们要求对偷砍滥伐木材的犯罪分子严加追究，依法严惩那些殴打护林员的坏人，决不能姑息。
贵州省赤
水县几名
公安战士

不要提倡养过大肥猪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刊登的《养猪模范李仁林》通讯中（见去年12月04日二版），介绍李仁林养的猪“大都滚瓜溜圆，肚子拖地，大的有五百多斤，小的有二百来斤”。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刮过一阵专养特大肥猪风，有的地方竟赶着八、九百斤的特大肥猪搞巡回展览。
养过大肥猪究竟要不要提倡？
山东福山　孙茂林
养过大肥猪是不合算的，不应提倡。
各地饲料条件和猪的品种不同，养多大出栏屠宰不能强求一律，但一定要掌握合适的时机——相对增长速度最快、饲料报酬最高的时候。
在猪的正常育肥期，大致用二斤或二斤半粮食可增毛重一斤（配喂一定的青绿饲料）。
猪养到一定程度，就长肉少、长膘多，用三、四斤粮食才能长一斤肥膘。
上述情况说明：
第1，猪养得过大，饲料报酬就降低。
第2，猪养得过大，饲养的时间就长，栏圈和资金的周转就慢，养猪成本随着增高。
农文

产量收购指标包干到队　安排种植计划因地制宜
乐山地区调整作物布局全面发展农业
编者按：
四川省乐山地区今年下达农业计划“改统为包”，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了社队的自主权。
这样做，一改过去硬性规定各项作物种植面积的做法，有利于避免生产领导中的瞎指挥，社队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
过去，许多地方习惯于自上而下布置生产计划，硬卡种植面积，因为统得太死，社队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既不利于发挥基层干部的主动性，又常常造成生产上的损失。
乐山地委认真总结了罗波公社两年的实践经验，在全区推行了“改统为包”的做法，这种根据党的政策，进一步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的指导思想，值得提倡。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应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当地的做法。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伯村、记者毛朝敬报道：
四川省乐山地区农村普遍实行粮食总产、经济作物总产和农、副产品收购任务指标包干到队，使生产队自主权得到保障，春耕生产计划落实得又快又好，备耕搞得扎扎实实。
乐山地区的青神县罗波公社，连续两年只下达农、副业产量和收购指标，不硬卡种植面积，全社打破农业多年减产的被动局面，连续两年增产，农、副业增产水平大大高于当地同等条件的公社。
乐山地委从罗波公社的增产经验中认识到，推行国家计划的目的，是要收获更多的农、副产品，决不是单纯保证种植面积，统得太死，不利于社队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地安排农业生产；
相反，不卡种植面积，实行产量、收购计划包干，有利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促进农业增产。
为此，乐山地委决定今年对农业计划实行“改统为包”，提出今年不再以摊派种植面积的快慢作为衡量备耕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要求今年各县（市、区）的农业计划普遍实行“三改一包”：
改变过去下达粮食和经济作物（除棉花外，下同）面积计划的做法，只向社队下达包干指标，整个春耕生产计划项目由去年的三十多项减少到三项；
改变过去由上级制定硬行下达计划的做法，让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制定种植计划，不层层追加增产指标；
改变过去由少数干部包办编制生产计划的做法，由生产队通过民主讨论自己制定生产计划；
生产队要包干完成上级下达的农副产品产量指标和收购任务。
实行“改统为包”后，今年各社队都对生产布局，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乐山地区大部分地处丘陵、山区，春天气温回升慢，多低温寒潮，早稻易烂秧，秋天气温下降快，多阴雨，晚稻扬不起花，种植双季稻产量收获不大，中稻则有较明显的增产优势，一般高产稳产。
往年片面强调以面积保总产，从种植计划上强行压缩中稻，盲目扩大双季稻，影响了水稻全面增产。
今年许多生产队从实际出发，压缩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中稻种植面积。
乐山市的六十七个公社，有的沙地多，地下水位高，水利条件好，土质较肥沃，宜种甘蔗而不宜种海椒，而有的地处丘陵、山区，土质板结，肥力差，宜种海椒而不宜种甘蔗。
过去安排甘蔗、海椒种植面积，是按各社队人口和耕地的多少强行摊派，致使甘蔗和海椒产量都不高。
今年，各公社根据土壤、水利等不同条件，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地调整了甘蔗和海椒的生产布局。
在粮食作物上，很多生产队把力量放在提高单产上，全地区共腾出十多万亩耕地发展多种经营，果、茶、菜、糖、药和小杂粮的种植面积都有扩大。
前些年，许多山区社队由于上级下达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过大，不得不毁林开荒种粮，给山地造成了连年干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今年，这些社队把不宜种粮的瘦薄地退耕还林还牧，或者用于发展多种经营。
农业计划“改统为包”，还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从层层摊派春耕种植面积计划的繁琐事务中解放了出来，集中主要精力抓政策、抓管理。
目前，各社队的春耕生产计划大都落实到田块，春耕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种子、塑料薄膜和各种农机具比往年准备得充足，春耕用水比往年蓄得多，春菜、甘蔗、烟叶等春种作物正陆续破土下种，绿色的田野里到处呈现出一派备耕繁忙的景象。

山东省定陶县中沙海大队，加工青猾皮裘衣半成品出口。
图为大队皮厂工人在晾晒青猾皮。
新华社记者　吴增祥摄

增强产品在市场的竞争能力
——江苏省社队工业调整的一点经验
去年上半年，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形势下，江苏省不少地方流行着这样一种悲观的论调：
“调整调整，社队工业挨整”，“社队工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从此要走下坡路了。”
一年来的实践却作出了相反的答案：
江苏省的社队工业不但没有走下坡路，而且继续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据统计，去年全省社队工业总产值达七十三亿五千多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增多，积压减少，利润率也高于往年。
更可喜的是，各地社队工业出现了由分散到联合的趋势，生产水平显著提高。
社队工业发展快的秘诀在哪里？
在于社队工业面广量大、小型分散，具有大工业所没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江苏省各地正是发挥了社队工业这一独特优势，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渠道，求得了生存和发展。
实行市场调节，首先要掌握行情，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从这一点出发，江苏省许多社队工业都把熟悉市场情况作为自己的“基本功”，努力使产品产销对路。
他们与城市大厂挂钩，同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协作，积极翻改老产品，试制新产品，力求在长线中抓短线，对确实没有销路的，则利用现有设备和技术力量，及时转产性质相近、工艺类似、为市场欢迎的产品。
这样，就使社队工业在调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市场调节中要争得主动，关键在于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为此，江苏各地的社队企业都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作为当务之急。
针织尼龙衫是苏州地区社队工业的大宗产品。
前两年由于品种单调、款式陈旧，积压了九十多万件。
去年，他们下决心改进设计，在男衫上织出精巧别致的立体花纹，在女衫上绣上瑰丽多姿的花卉图样，增加了将近四百种新花型，结果滞销变为畅销。
江阴县山观公社红峰软垫厂为了打开沙发的销路，组织专人多方搜集沙发图纸、式样。
一次，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一种美观大方的新型沙发，不厌其烦地看了五遍，模仿这种式样制成新产品。
去年，他们生产的沙发被上海、无锡、常州等城市的宾馆和家具商店抢购一空。
现在，各地已涌现出一大批能与大工业产品媲美甚至超过大工业产品的优质产品。
如无锡县前洲公社的Ｕ型喷染机、沙洲县承航公社的磁性调压控制箱、后塍公社的大型龙门吊，海门县三星公社的能源机械配件，等等。
这些产品许多单位竞相订购，供不应求。
人们誉之为“多凤求凰”。
实行市场调节，还要求冲破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障碍，让国家和人民真正需要的产品长上翅膀，飞出县界、省界，面向全国，直至进入国际市场。
去年，江苏省社队工业系统已有七个地区、六十九个县市建立了供销经理部。
他们打破清规戒律，采取“展销”、“代销”、“走访用户推销”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供销活动。
去年，江阴县参加了武汉市举办的轻工业品展览会，在会上成交的产品达三百万元，占了整个展销会成交总额的四分之一。
常熟县与北京东风市场挂上了钩，去年进入这个商场的产品由四种增加到三十五种。
吴县枫桥公社生产的热水瓶竹壳，目前已占领了北京、天津、太原等城市的大部分市场，年产值达到三百万元。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江苏省的社队工业不仅在调整中站稳了脚跟，而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出现了社社联办、县社联办等新的形式。
有的以一种产品作基础，由一个公社作总装、作基点，生产较大或较精的产品。
有的由几个公社或县社共同投资，采用“股份公司”的办法，举办规模较大、工艺较先进的企业；
还有的在原料产地搞国内“补偿贸易”，即当地同外地合办企业，由外单位出资金、设备，当地搞基建，出劳力，产品在一定界限内分成。
这些形式有利于充分利用本地原料、技术、设备等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进一步增强竞争能力。
原来社队工业基础很差的金湖县，最近两年在大力发展猪、禽、蚕桑的基础上，办起了羽毛工艺、鸭绒加工、猪鬃、蚕蛹加工等工厂，使社队工业自成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　袁养和

抢在春耕大忙之前　落实劳动计酬办法
定远县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
新华社合肥电
抢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到来之前，让所有生产队都建立、健全在当地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安徽省定远县农村各级党组织目前正在抓紧进行的一项工作。
去年初，定远县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由于县委采取“不点头、不摇头”的放任自流态度，使一些社队在考虑究竟采取哪一种生产责任制时犹豫不决。
结果，春耕大忙季节一到就十分被动。
吸取这一教训，去年年终分配之后，县委常委就分头下乡，帮助基层抓紧落实这项工作。
现在，凡是生产责任制早日定下来的社队，备耕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从去年11月就已经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永宁公社，目前所有冬闲田都已全部翻了一遍。
社员们拾粪积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往年生产队买化肥都要等国家贷款拨下来才买。
今年初，供销社积存和新运来的一百八十吨化肥，很快销售一空。
在落实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定远县对凡是能够增产、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为多数群众所欢迎的责任制形式，都注意让它稳定不变，并总结、完善、提高。
七里塘公社百分之八十七的生产队，在1978年秋种前实行了生产队同作业组签定生产合同的“大包干”制，实践证明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去年在多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公社仍然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加近一成。
这个公社党委和干部、群众认真总结了“大包干”形式实行一年的情况，并且讨论制订出了关于继续巩固、完善、提高“大包干”形式的十二条规定。
规定中针对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
如何妥善解决组与组之间的用水矛盾，如何妥善解决五保户、烈军属、困难户生活照顾以及如何进一步防止由“大呼隆”生产变为“小呼隆”生产等，提出了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定远县委努力在春节前完成落实生产责任制，节后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检查验收和补课工作。

棉、菜籽饼粕做饲料怎样脱毒？
编辑同志：
去年12月17日你报二版刊登的《积极利用棉、菜籽饼粕作饲料》一文，介绍了我国每年拥有榨油的副产品棉、菜籽饼粕五、六十亿斤。
并说，这两种饼粕经过脱毒可做优质的蛋白质饲料。
为了很好地用它喂猪，我们希望知道有关脱毒的知识。
解放军某部饲养员　余智
棉籽饼含有棉酚，菜籽饼含有芥子毒素，它们对牲畜都是有毒物质，因此必须经过脱毒才能利用。
目前国内推广运用的棉籽饼粕去毒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用百分之一浓度的硫酸亚铁水溶液浸泡。
浸泡时搅拌几次，经一昼夜即可。
二、把粉碎的棉籽饼粕加适量水煮沸，半小时后，经冷却即可用。
煮时要搅动。
三、把粉碎过的棉籽饼粕晒03日、露二夜，也有去毒效果。
四、为了便利农村直接用棉籽饼粕作饲料，有的油厂在制油工艺中设置两台辅助蒸锅，通过蒸炒可以降低棉酚的含量。
上述几种方法，以第1种效果最好，并且成本低，使用方便。
目前，菜籽饼粕去毒的方法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经加热处理，将菜籽饼粕中的酶“钝化”；
二、利用水洗，把有毒物质从饼粕中分离出去；
三、添加碱或金属盐，使饼粕中有毒物质变性；
四、用酵母菌发酵，通过生化法去毒。
此外，还有采用综合法去毒的，这就是先蒸煮再水洗，或是蒸煮后再用中曲发酵。
此外，据试验，不经脱毒的棉、菜籽饼，限量与其它饲料搭配喂猪也是安全的，但搭配量以不超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宜。
　
牧兴

管农要懂农
瑞安县委副书记陈星和刻苦学习农业科学知识
中共浙江省瑞安县委副书记陈星和，多年来坚持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群众称赞他既是书记，又是农业技术员。
1973年，陈星和从山区调到塘下区任区委书记。
这个区是瑞安县闻名的粮食高产区，1972年，平均亩产已达到一千五百四十斤。
陈星和一心想夺取粮食高产，但是由于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一连犯了几次“瞎指挥”的错误。
就在他到任的这年春天，老陈想，俗话说：
“春争日，夏争时，插秧宜早不宜迟”，他要求社队比往年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插秧。
可是事与愿违，早插的秧苗由于秧龄不足，过于细嫩，栽插后正好遇上寒流，加上草子绿肥刚刚翻耕没烂透，不利秧苗生长，造成了败苗、发僵现象。
社员群众尖锐地批评说：
“你们种稻不知稻，管农不懂农，这样瞎指挥，生产哪能搞得好！”
错误和挫折深深地刺痛了陈星和的心。
他想，不懂科学知识，光凭一股革命热情，怎么能领导好农业生产！
一定要掌握农业科学知识，陈星和暗暗下定了决心。
他每天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都要看农业科技书籍，平时下队蹲点或外出，他的袋子里总是带着一些农技书籍和资料，走到哪里，学到哪里。
白天，他一边工作，一边观察作物生长情况，晚上带着问题在书本上找答案，弄懂原理，解决难题。
为了掌握适时烤田的技术，他研究了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水稻生态方面的问题。
他和技术员一起翻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弄明白了水稻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期间很需要营养，不仅不能断水烤田，还要适当施些速效肥，对水稻增产起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陈星和反复学习了《水稻的一生》、《水稻的生长发育》、《水稻的生理》、《水稻的生态》、《水稻病虫害》、《植保手册》等有关水稻生产的科技书籍。
陈星和常说：
农业科学知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要学好它，必须放下架子，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
他把农业技术员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当作良师益友。
凡是技术员讲课，他都尽量去听，并认真作笔记，他拜老农为师，碰到问题，就虚心向他们求教。
有一次，老陈从农技员那里获知，一亩田水稻增加一万株有效分蘖，就可增产粮食二十五斤。
他就决心探讨增加有效分蘖的技术措施。
为此，他一连好几天，跑了十多个公社的二十多个典型大队，请教了数十个老农和技术员，知道了水稻在营养生长期，主茎所吸收的养分主要供给分蘖苗，而当转向生殖生长期时，则转向供给幼穗。
于是制订了促早发，增加水稻有效分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
陈星和在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时，十分注意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几年来，他通过种试验田，先后作过良种对比、稀播壮秧、烤搁稻田、肥料对比、冷水田高产等多种试验。
塘下区有八千亩冷水田，几年来粮食亩产一直徘徊在一千二百斤左右。
怎样改造冷水田，以争取全区粮食平衡高产？
陈星和到白门公社姜宅大队搞试验。
他在老农帮助下，采取开深沟排冷水，球肥深施，“少吃多餐”等办法，终于在二十亩六分的低产畈上，创造了平均亩产一千九百九十七斤的好收成，为全区冷水田夺高产提供了经验。
又如，杂交晚稻由于生长期长，又要留专用秧田，减少早稻种植面积，影响早稻产量，因此前几年杂交晚稻很难推广。
去年，陈星和采用温室无土育秧新技术，与当地群众的寄秧经验相结合，实行两段育秧，成功地解决了杂交晚稻生长期长和留专用秧田影响早稻产量的矛盾，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晚稻创开了新路。
现在，陈星和已掌握了较多的农业科学知识，他对当地水稻各种品种的特点、生长规律、生态性状，以及培育管理等问题，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为了使广大群众易于掌握农技知识，陈星和还把书本上的农业科学理论和群众的实践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成顺口溜，很受群众欢迎。
新华社记者　刘公武

说“变”　
何迅
目前，在一部分农民中还有“怕变”的思想。
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
农民并不是怕任何一种“变”。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
如一些地方由瞎指挥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由单一经营变为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由“干活大呼隆”变为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由平均主义的“大概工”变为按劳分配，由“割资本主义尾巴”变为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开放集市贸易。
对于这种种变化，农民不仅不怕，而且是非常欢迎的。
那么，农民怕什么样的“变”呢？
从许多地方农民的反映看，他们是怕有的领导不坚持按党的三中全会规定的正确政策办事，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改变符合政策有利群众的做法。
有些农民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农业合作化以来，党的有些正确的政策，往往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就又改变了，前些年甚至被当作错误和资本主义去批判。
例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三十年不变，但是没有几年就变了，有的地方大搞“穷过渡”，结果是越“过渡”越“穷”，使农民深受其害。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下达后，还有少数干部对其中一些重要精神不理解，贯彻落实不力。
有的地方对“代耕”的自留地至今不还给农民，有的地方对农民建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强令解散，等等。
农民根据历史的经验产生“怕变”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要消除有些农民“怕变”的顾虑，最重要的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正确政策。
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是在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集中了广大农民的要求而制定出来的，这是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政策，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
文件里说得很清楚：
“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切不可轻易改变，以至失信于民，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同时，对那些不利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错误政策，必须坚决加以修改和纠正。”
只要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真心实意地按照党中央所说的去做，就一定可以逐步消除农民“怕变”的顾虑，实现农民所希望的那种“变”，使我们的农村一天天由穷变富。

黄河下游安全度过凌汛期
新华社郑州电
到02月26日，黄河下游封冻河段已全部解冻，安全度过了凌汛期。
今年01月下旬至02月上旬，黄河下游连续受两次强冷空气的袭击，从河南台前县到山东入海口，黄河先后封冰河段累计长达三百多公里，在流凌封河过程中，有些河段水位比封河前壅高二米以上，有些滩地串沟进水。
沿河各级领导对防凌工作很重视。
山东省军区和济南、德州、惠民等地、市以及山东省河务局的领导，先后赶赴黄河堤线察看凌情，部署防守，加强戒备。
河南有关部门也采取有效措施和凌汛作斗争。
凌汛是黄河特有的水文现象。
黄河基本上属于封冻河流，上游河道坡陡流急，只流冰不封冻，但地处河南、山东平原的下游河道，坡度缓，流速小，严冬季节就要封冻。
立春前后，封冻渐融化，冰凌顺水流到还没有开冻的下游河段，往往出现卡冰限水，形成冰坝，严重时就会冲决大堤，泛滥成灾。
历史上黄河凌汛造成的灾害很严重。
解放后，沿河军民在和凌汛的斗争中，曾采取了人工爆破、破冰船压碎等方法，收到一定效果。
近几年来在凌汛期间，利用三门峡水库工程对流量进行控制，丰富了防凌工作的经验，取得了主动权。
今年凌汛期中，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三门峡水库根据下游防凌安全的需要，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把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二百立方米左右，保证了河水没有漫滩淹没耕地，为安全度过凌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南京大学党委学习五中全会公报谈体会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治国的根本
本报讯
最近，南京大学校党委召开学习会，座谈学习五中全会公报的体会。
党委第2书记章德说：
“五中全会的中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这抓到了治国的根本。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党的领导，或者有党的领导而不坚强，四化怎么能搞上去？
我们学好公报就要抓住这个根本，切切实实改善党的领导。”
党委宣传部长陆锡书等说，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看到政治动乱，就想到我们的党。
心里想：
什么时候能把党的生活搞得正常？
现在，五中全会采取果断措施：
把党性强的同志选拔上去，成立了书记处；
犯严重错误的人下去了；
通过了党内生活若干准则。
这样，党中央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的政治生活会逐步走上轨道，我们党的战斗力还会越来越强，四化更有了可靠的保障。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
八大的路线，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在三大改造以后，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十分英明，为全党所一致通过。
如果照此办理，中国的局面将远远不是目前这个样子。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理论和实践违背了八大路线，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灾难。
文化大革命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判断为基础，又经林彪、“四人帮”利用和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五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开承认党所犯的错误，纠正历史上的大冤案。
这是我们党坚强和成熟的表现，也是党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体现，因此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中国引上了实现四化的伟大航程。
我们要总结和汲取历史上的沉痛教训，保证党的路线自始至终、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实现和贯彻始终，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南京大学许多领导干部还就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员修养发表了不少意见。
大家认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正视目前党内存在的问题。
一个党，不能文过饰非，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党员不能无组织、无纪律闹派性。
如果党不象党的样子，怎么领导人民搞四化？
怎么有战斗力？
有了党内生活准则十二条，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恢复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使党和人民的关系象战争年代一样成为鱼水关系。
只要这样，四化的实现就有保障，党就有希望。
大家希望学校党的组织，抓紧对五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订出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认真踏实地把党风搞好，把党的队伍建设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四化建设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吕士才同志的日记、书信摘抄
学习英雄模范人物
我认为品德是人的精华，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就等于是个废物，整天趴在个人主义泥坑里，自己还闻不到臭味，这样的人决不能做。
党给我们的榜样是焦裕禄、雷锋、王杰，他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就是崇高的榜样，伟大的灵魂。
“为人民服务”，我想象雷锋、焦裕禄等等，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可就没有自己，的确他们这样干，就是最大的人生幸福。
难道还有比为人民服务更幸福的事吗？
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这就是最大的荣誉。
我只要党的选择、人民的需要，我愿一辈子当个名付（副）其实的螺丝钉。
转得勤，转得快。
螺丝钉也不容易当好，刘胡兰这个小螺丝钉，在革命的大集体里，她转得勤，转得快，比起刘胡兰来，差的很远很远哩！
今天是党的生日，我一口气看完了《欧阳海之歌》。
欧阳海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英雄模范，如董存瑞、黄继光、江姐等等，都是他学习的对象，而且更主要的是他学了用，在一个关键时刻里，他就再次翻阅背诵那些英雄的话，因此英雄形象在他的脑海树得非常深刻，非常明显。
而这些英雄模范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心里装的是世界人民的命运和呼吸，心底里有一个无坚不摧的革命信心与决心，因此象江姐说的：
“革命需要的话，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祖国的尊严不能受到侵犯。
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把一切侵略我们的敌人赶出了中国，缔造了新中国。
今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要珍惜这份成果。
我们的前线战士，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尊严，付出了血与汗。
我们今后也是一样，祖国的尊严决不让受到大霸、小霸的丝毫污损。
我们还要紧握手中枪，严阵以待，等待着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从反击战一开始到最后，我们都紧紧地跟随着我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一起前进，过着共同的战斗生活。
前线的每一个胜利，子弟兵英勇无畏的事迹，都在鼓舞着我们。
我们能用党培养出来的技术，为最可爱的人的健康而工作，能用外科的一把刀，救活我们的战士，这就是对越南侵略者的一把利剑。
祖国的强盛是一切事业的保障。
我们旧社会的历史，历受外国的侵略与侮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扬眉吐气，这是成千成万的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
世界上的大霸、小霸，又要我们去依它的指挥棒转，又想骑在我们的头上教训我们，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旧中国，怎能再让它们为所欲为呢？
因此，这次狠狠地给那个大霸、小霸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我们在前线的每个战士，与前线瞬息变化的战局紧紧地连在一起。
人生谁不死，但要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只要祖国需要，我可挺身而出。
个人的一切算得了什么，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重于一切，为祖国和人民我愿意贡献一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个人一切。
我热爱党，只要党需要，我可不顾一切，我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真正成为人民的好儿子
应该在党组织面前表明我的态度与决心，我决心在今后的实际中踏实地锻炼自己，到群众中去发现自己的缺点，好好进步。……因此我表示，今后不仅要加紧政治学习，并且一定要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好儿子。
这几年，我还是在走着我应该走的路，这倒使我高兴，而不是可惜，因为这是“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大问题。
从外伤医院搞家庭病床过来以后，整理一万八千份病历，大搞技术革新，以及“骨胶”等等，我回顾过去，只做到了一点，是作了党的头（使）用工具，是作了人民的驯服工具。
我想能够这样做，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倒是十二万分的幸福了。
俭朴对我来说亦有新的认识，过去我对自己在这方面认为问题不大，没有奢侈的装着，没有太大的浪费，并且对某些排场等等亦看不惯。
可是到了农村，我觉得自己的要求与他们俭朴的生活相差太远了。
他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劳动的珍惜。
象他们这种俭朴的美，应该在自己思想中生根。
有了成绩要看一看缺点、不够的一面，更重要的在这个时候，要记起群众，记起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没有党，你还在当学徒，没有群众，一人是寸步难行。
要把功劳归于党，归于大家。
人活着是干活的，如果不能干活，让我养尊处优那是办不到的。
王铁人为了拿下大油田，甘愿少活二十年，我比王进喜还多活几年呢！
在生命史中，抓紧增添一些有意义的篇章，当回顾一生的时候，可以说，我曾经为党的事业奋斗过。
人生的过程，无非是生老病死。
但生要生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价值。
为党、为国、为人民，我可以不惜一切，直至生命，因为我是共产党人。

学习吕士才同志的崇高品德
本报评论员
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军医吕士才同志生前说过：
“品德是人的精华，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就等于是个废物，整天趴在个人主义泥坑里，自己还闻不到臭味，这样的人决不能做。”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吕士才同志埋头苦干，朴实无华，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隐瞒和忍受着癌症带来的巨大痛苦，毅然奔赴硝烟弥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把一腔热血献给了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的壮丽事业。
吕士才同志的实践，表明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优秀共产党员。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一种美德。
它是建立在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基础上。
对于这种道德的最高表现，刘少奇同志在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
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吕士才同志的品德就是这种“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表现。
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强的“党性”，固然要从多方面来看，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他是否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特殊的话，特殊之点，就是具有自觉的革命献身精神。
不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日子里，都有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的、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英勇牺牲。
正是因为我们党有着千千万万这样勇于献身的党员，率领人民群众奋勇前进，我们终于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并战胜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四化建设的春天。
四化建设是更加宏伟壮丽的事业，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需要我们艰苦创业，作更大的努力。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指出：
“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
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每个党员，都应该象吕士才同志那样，十分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有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吕士才同志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向吕士才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为四化艰苦奋斗，勇于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高尚品德；
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
学习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踏实肯干，锲而不舍的工作作风。
吕士才同志的高尚品德和模范事迹，是一面镜子。
我们应该经常用这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认真地思考一番：
究竟自己为四化做出了哪些贡献，是不是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是不是正确地处理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在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是不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
是不是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带头实干、苦干，做四化建设的促进派？
吕士才同志的崇高道德品质，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培养和锻炼起来的。
每个共产党员，包括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都要象吕士才同志那样，在四化建设中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端正作风，纯洁党性，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作到又红又专。
只要每个党员具有这样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党性，就一定能够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某部装甲步兵连开展党员思想修养教育
本报讯
周恩来同志关于“我的修养要则”一文的发表，在解放军某部装甲步兵连的党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连队党支部立即在全连展开了党员思想修养的教育。
首先党支部以“什么是党员思想修养？
它包含哪些内容？”
为题，采用办修养知识讲座、出黑板报等形式，使大家认识到，党员思想修养，就是在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锻炼党性。
具体地说，它包括世界观、革命理想、道德品质、思想意识、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内容。
他们还组织力量，收集、整理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英雄们进行思想修养的要则、方法和事迹，刻印成册，发到每一个党员手中，供大家学习。
其次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党员思想修养的污蔑、诽谤。
林彪、“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使党的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
现在要为“修养”正名，大讲共产党员在实现四化中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使广大党员在四化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赵军　王贵显

要把党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编辑同志：
目前，一些党委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建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以较好地发挥出来。
但是，也有一些党委不重视党的建设，不关心党的建设。
在他们看来，党的建设似乎与四化建设关系不大，因而在布置工作时，往往对党的工作轻描淡写，有时甚至只字不提。
我们到过的地方，碰到各种各样的会议，偏偏是党的工作一推再推，摆不上议事日程。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也很突出，党委领导包办一切，一些单位总是开会“一揽子”，研究工作“一锅煮”，干部会代替党委会，领导同志忙于事务，丢了党务。
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有的党组织长期不管党员教育，致使一些新党员连党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党员中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对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的单位党委很不重视，没有计划，没有培养对象，一些够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和在生产中起骨干作用的同志，长期不能入党，而有的不符合条件的人却入了党。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党组织对党的建设工作放任自流。
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必将削弱党的战斗力，降低党的威信。
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极大。
为了保证四化建设的胜利进行，为了保证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需要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的精神，切实改变不重视党的建设的现象，把党的建设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福建省建阳
地委组织部
肖成栋　林荣顺

赤脚书记——记黎族干部杨文贵
在海南岛，传颂着一个“县委书记抬棺材”的故事：
保亭县有个苗族社员，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因公牺牲。
县委书记杨文贵闻讯赶到苗村，按照苗族的风俗习惯，亲自主持追悼会，为死者挖墓穴、抬棺材。
这使当地苗胞感动得热泪盈眶。
杨文贵是海南岛土生土长的黎族干部，长期在黎族、苗族聚居地区工作。
他常说：
在保亭的苗胞只有五千多人，是全县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生活最困难。
我们应当时刻关心他们。
为此，杨文贵经常头戴草帽，腰系竹篓、钩刀，把裤筒卷得高高的，在苗家山寨走村串户，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在保亭的黎村苗寨，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是“赤脚书记”。
“桃树开花，苗族搬家”，这是苗族的旧习惯。
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在人民政府帮助下，开始过定居生活；
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民族工作没人管，有的人又跑回深山老林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保亭县委下决心帮助苗胞再次安定下来。
杨文贵亲自下去调查研究，一连走了十多个苗族生产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苗胞的呼声。
他发现，有些苗胞所以要回到山林中去，除了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困难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少数汉族和黎族干部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于是，他反复向干部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对黎族干部、群众说：
在保亭，黎族占人口大多数，应该更好地尊重和照顾苗胞的风俗习惯；
要从苗胞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民族习惯出发，让他们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
为了大力扶持苗胞发展生产，协助基层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杨文贵还经常带领一些干部到苗族社队，帮助他们发展多种经营，并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四个优先”的方针：
即支农资金优先扶持，收入多的生产项目优先安排，技术优先指导，农用物资优先供应。
根据这一方针，近两年来，全县共投放扶持苗族发展生产的资金三万多元；
县农业局专门为苗族培训了一批农业技术员，向生产队传授科学种田的技术。
现在全县三十四个苗族生产队的生产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发展以橡胶为主的多种经营，是保亭的富裕之路。
前些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种橡胶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保亭县委提出要恢复发展以橡胶为主的多种经营时，有些基层干部还心有余悸，怕种橡胶再犯“右”的错误。
杨文贵便下去和干部社员一起开会，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向基层干部宣传党的政策。
还到一些多种经营比较好的黎族、苗族生产队去开现场会，到处宣传种橡胶的好处，动员大家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三年来，由于保亭县委认真地抓了这项工作，全县共种橡胶二十二万株，连同原有的三十四万株，平均每个社员有十六株。
“要调动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必须把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杨文贵在粉碎“四人帮”后常宣传的一个道理。
原来，保亭县每年都要抽调一些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少数民族人民盖瓦房，改善居住条件。
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这项工作中断了，部分群众还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杨文贵等同志的倡议下，县委又把帮助少数民族建造房屋的工作提了出来，并决定恢复社队原有的“五匠”和基建队伍。
杨文贵下乡时，经常同干部群众一起制订规划，组织劳力，妥善安排生产，做到生产和盖房两不误。
有时，他还在建房工地上和社员们一起打石头，扛木头，搬砖瓦，运石灰。
“赤脚书记”一动手，群众的劲头就更大了。
一次，他来到苗族聚居的什赤生产队，只见山上山下的橡胶树、胡椒树、椰子树、槟榔树等长得郁郁葱葱，椰林深处出现了一幢幢新盖的瓦房。
他即在那里蹲下来调查了解。
原来这个队通过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积累了盖房的资金，组织社员利用工余时间采集石头和木料，又学会烧砖瓦，做木匠活，国家只提供少量补助，他们便自力更生地盖了房子，使全队社员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
杨文贵同志热情地肯定并在全县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三年来，保亭县已有一千二百八十五户少数民族社员搬进了新居。
杨文贵一心关怀群众，他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他每次下乡从不先打电话告诉下面，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群众说他是“睡百家床，吃千家饭”。
他下去蹲点，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
他身体有病，坚持带病工作，住院时还常常背着医生溜到农村去。
有人给他送鸡、送肉、送菜，他都婉言谢绝。
他说，人家有了东西为什么不送给别人，送给我？
因为我是书记。
如果当领导的随便接受人家礼物，那就说明自己有特权思想。
他当县委书记后，一些亲戚朋友要求他，为他们的子女安排工作。
他总是说，这是个原则问题，绝不能徇私情，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本报通讯员　林永青
本报记者　唐何
杨文贵同志热心关怀群众，千方百计为苗族社员服务的事迹，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赞扬。
民族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
同汉族作比，其他兄弟民族人口较少或很少，所以统称少数民族。
但是，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仍然有人口多少之分。
在某些具体环境中，有时，从大范围说人口多的民族也会处于少数的地位。
人数较多的民族，有责任照顾和帮助人数较少的民族。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这方面，杨文贵同志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各地领导干部学习。
只要大家都能这样做，党就能充分发挥对各族人民的核心领导作用，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编者

上海创办《工人创作》
据新华社上海03月03日电
上海工人创办的第1个综合性文艺月刊《工人创作》创刊号已在新近出版发行。
这个刊物是供工人作者发表文学艺术作品的园地。

中日柔道选手在北京比赛
据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日本成蹊大学柔道队03月02日和04日晚在北京分别同北京体育学院柔道队和中国青年柔道队进行友谊比赛。
结果，北京体院队是八胜五负；
中国青年队是六胜二平三负。
柔道是日本在我国擒拿等武术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后来发展到许多国家。
从1964年开始柔道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日”活动
首都三万中小学生上街搞卫生
过路群众称赞说：
雷锋精神又回到了青少年中间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今天下午，北京一队队中小学生打着队旗，拿着扫帚、抹布，来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火车站等繁华地区，清扫街道，擦洗公物，扶老携幼，宣传交通规则。
这是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的开展“学雷锋活动日”的活动。
今天走上街头参加活动的，有三万名中小学生。
在北京火车站，一群“红领巾”，争先恐后地搀扶老人，打扫候车室。
北京实验二小的少先队员把宣传卫生知识小黑板抬到西单街头，向行人宣传爱卫生、讲礼貌。
学雷锋活动搞得十分活跃的东城区王府井小学，最近连续收到十一封表扬孩子们在社会上做好事的感谢信。
今天，他们全校同学来到热闹的王府井大街，有的擦路牌和橱窗，有的扫马路。
过路的群众看见这些学生高兴地称赞说：
雷锋精神又回到青少年中间。

响应党的召唤　参加四化建设
云南民族学院一批毕业生到边疆
新华社昆明03月02日电
云南民族学院八十二名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召唤，最近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四化建设。
这些毕业生是民族语文系七六级学生，来自汉、傣、基诺、白、景颇、傈僳六个民族，分别学习景颇族语、傈僳族语、西双版纳傣语和德宏傣语。
这些学生在1977年初刚入学时，有的汉语程度比较低，有的民族语文程度很差。
在校期间，他们团结互助，刻苦学习，进步很快，有的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有关章节的翻译、审定工作，编写了《民汉对照成语词典》，翻译了几万字的文件资料。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重新开馆
新华社沈阳03月04日电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03月05日重新开馆。
展出的内容经过修改，清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歪曲，恢复了雷锋事迹的本来面目。
抚顺市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重新开馆的雷锋纪念馆共分“苦难的童年”、“党的阳光育英雄”、“为革命学好本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五个部分。
展品除保持文化大革命前的而外，增添了雷锋生前的珍贵照片近六十幅，各种实物近六十件；
还有新绘制的雷锋生前活动的绘画一百零七幅，新创作的《盼解放》、《螺丝钉》、《精益求精》、《爱人民》、《方向盘》、《送亲人》、《奋不顾身》雕塑七座。

新长征需要千千万万新雷锋
《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号召各级团组织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中国青年报》今天发表题为《新长征需要千千万万新雷锋》的社论，号召各级团组织把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社论说，伟大的新长征要依靠忠诚社会主义事业、有真才实学的人去完成，新长征战士更需要有雷锋那样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需要有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
雷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典范。
雷锋同志也是今后广大青少年的学习榜样。
社论说，学雷锋，我们要为实现四化而英勇奋斗。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雷锋那种自觉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思想；
需要雷锋那种立足本职工作，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艰苦奋斗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我们一定不要说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山望着那山高；
更不能浑浑噩噩过日子，浪费大好青春。
我们一定要象雷锋那样，在四化建设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立足本职工作，聚精会神为四化英勇奋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来。
社论说，学雷锋，我们要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
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学雷锋，我们要自觉地做一个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维护社会治安的促进派。
要象雷锋那样，憎爱分明，“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
要象雷锋那样顾大局，识大体，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
学雷锋，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做一个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带头人，要以雷锋为榜样，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诚实谦虚，文明礼貌，遵纪守法，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当前，要特别强调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沈阳部队涌现两万多名学雷锋积极分子
新华社沈阳03月04日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的一年中，涌现出二万七千多名学雷锋积极分子和大批学雷锋的先进集体。
去年，沈阳部队各级党委都把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培养干部战士做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他们组织大家反复批判林彪、“四人帮”歪曲雷锋光辉形象的罪行，克服“工作重点转移了，学雷锋的作用不大了”等错误思想，使大家进一步提高学雷锋的自觉性。
许多部队党、团组织还引导干部战士结合教育训练和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并且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交流经验，使这一学习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而又扎扎实实。
沈阳部队涌现出两万多名学雷锋积极分子和大批学雷锋的先进单位，对于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促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改变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某部机枪连二十五岁的指导员陈宝俊刻苦学习，拚命工作，关心战士，热爱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多次立功受奖，被誉为“雷锋式的干部”。
当他为革命献出生命以后，指战员们立即掀起学习雷锋、学习陈宝俊的高潮。
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的某部“神枪手四连”，在雷锋精神鼓舞下，人人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个个苦练杀敌本领，很快涌现出百名神枪手。
在此基础上，全连指战员进一步学习雷锋为革命刻苦钻研的精神，继续改革军政训练，又摸索出步兵分队“多能手”训练的经验，有效地提高了连队战斗力。
某部八连原来是比较后进的连队，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指战员们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助人为乐、艰苦奋斗在全连蔚成风气，去年，全连共有三十九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受奖，八人被评为优秀团员。
这个连一跃成为沈阳部队学习雷锋的先进单位。

王震会见挪威船模试验水池考察团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王震副总理今天晚上会见了挪威特隆汉姆工业大学副校长达格·卡夫里率领的挪威船模试验水池考察团。
我国六机部副部长张有萱，挪威驻华大使易卜生参加会见。
挪威客人是应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和技术交流，于03月02日抵达北京的。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周培源
蔡元培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
蔡元培先生早年是清朝翰林院编修，后来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投身于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
在留学德国期间，潜心研究资产阶级哲学、伦理学、美学，接受了进化论观点。
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1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推动北京大学走上改革的道路，在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北京大学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前的北京大学承袭了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封建学府。
1916年12月26日，北洋军阀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蔡先生自述：
“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
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
（《自写年谱》手稿）孙中山先生竭力主张去就职，认为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
蔡先生自己也认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故决定北上。
1917年01月04日，蔡元培先生抱着整顿腐败的北京大学的决心，到校视事。
蔡元培先生整顿北大，首先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
整顿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
他聘请了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新青年》而颇有名声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先后来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
理科方面由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任学长，其他学有专长的教授有李仲揆（即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
蔡元培先生赴欧美考察期间，在法国，曾邀请居里夫人来北大讲学。
居里夫人回答，不能立即成行，拟在将来的某一暑假前往。
在德国，由夏元瑮陪同访问了爱因斯坦，并请他来北大讲学。
爱因斯坦曾表示愿意在赴日本之后到中国讲学两周。
蔡元培先生为表示隆重欢迎，函请全国重要学术机关联名发信，结果辗转费时，致使爱因斯坦收到邀请信时已错过行期。
未能到北大讲学，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的科学家感到“莫大的痛苦”。
在广为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
当然阻力很大，有人要控告他，居然还有外国公使找他谈判，扬言：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先生一笑置之。
经过一番整顿，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
据1918年统计，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
全校二百多名教员中，多数人的思想倾向于革新。
北京大学有了朝气。
蔡元培先生还进行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
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所发布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但后来并未实行。
他到北大后身体力行，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当然议长。
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每五名教授选评议员一人。
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
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
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马寅初、顾孟余、胡适都曾被推选为教务长。
蔡元培先生还对北大的学科和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改革。
加强文、理两科。
学生实行“选科制”。
本科学生学满八十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即可毕业，其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
1920年02月破例准许女生九人在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收女生。
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影响所及，各地纷纷仿效，开男女同校、教育平等之新风。
蔡元培先生所进行的整顿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大学实现从封建学府到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提倡思想自由，鼓吹科学文明，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他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是对抗文化专制主义的，兼容并包是鼓励新派人物在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
实行这个方针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由于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与推动，北大的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
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
各种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
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
蔡元培先生自任新闻研究会会长。
当时的北大分新、旧两派。
这些活动和社团中，贯穿着新派和旧派的斗争。
新派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主。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来北京。
北大的新派与《新青年》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壮大了声势。
他们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战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和猛烈的攻击。
陈独秀在回击社会上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时，表示了拥护“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的坚决态度，说：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与上述革新营垒相对立，以梁漱溟、刘师培、辜鸿铭（拖着长辫子的皇权主义者）等人为主要代表组成了北大的旧派，孔子研究会、国故月刊社是他们的阵地。
旧派竭力反对科学和民主，为封建礼教的崩溃哀鸣不已。
1919年03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带头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扑。
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
他还指使落后学生散播陈独秀、钱玄同等被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
在此同时，北洋军阀政府又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所谓弹劾教育部（实即弹劾蔡元培）的议案，为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镇压北京大学作舆论上的准备，一时间，全国掀起一阵波澜，北大校内人心浮动，新文化运动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04月01日，蔡元培先生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驳斥林纾，并进一步申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李大钊也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
在蔡元培、李大钊的推动下，全国新派奋起指斥旧派，声援北大。
当时成都《川报》的一读者写道：
“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在全国的声援下，蔡元培先生采取断然措施：
先是在报上发表声明，为驱逐陈独秀、钱玄同事辟谣；
后来又出一布告，对于那个投靠林纾、制造谣言又不知悔改的学生，令其退学。
在这次新旧思潮的激战中，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鼓舞了士气。
俄国10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也是有利的。
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北大最早（也是全国第1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
1918年冬，李大钊组织了“马客士（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努力学习、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其中就有毛泽东同志。
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道：
“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斯诺：
《西行漫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迅猛发展。
1920年12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郭锡良、邬祥禔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在此同时，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雄、范鸿劼等十九人发起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到1921年11月也完全公开了。
这两个研究会成立时，都经过蔡元培先生同意在《北大日刊》上登了《通告》、《启示》。
蔡先生还同意“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并应邀参加，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研究会成立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
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
第1次公开演讲是李大钊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研究会还举行不定期的辩论会。
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
》参加辩论会的除北大师生外，还有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代表。
经过几天辩论，最后请李大钊同志作总结。
这次辩论和总结引起许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此后，“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增加到六十多人。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讲座。
这是在我国大学里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最早记录。
由于客观形势的推动，由于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的努力，“五四”运动前后，在北大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分散的、秘密的行动了。
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激流。
在北大的讲坛上、刊物中、社团里，都能闻到它的气息，感到它的存在。
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是与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分不开的。
他说过，如北大“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也不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允许“过激之论”存在，这就是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都不是偶然的。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
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的蔡元培先生，对“五四”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是很自然的。
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的斗争，才能拯救祖国的危亡。
1919年05月01日当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时，中国人民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北大一部分爱国师生在西斋举行会议，决定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05月03日蔡元培先生获悉北洋军阀政府已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蔡先生当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此消息。
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全校学生大会，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工业专门、法政专门等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
会上，慷慨激昂，气氛悲壮，议决：
定于次日即05月0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05月04日下午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后来又向曹汝霖住宅进发，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了镇压，抓走三十二人，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
05月06日，蔡元培先生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
07日，获释。
由于这一正义行动，蔡元培先生愈益为北大师生所敬重。
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是在1923年初。
1922年11月军阀政府任命“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
在北大学生会的倡议下，北京学联发表宣言，拒绝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开展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彭斗争。
蔡元培先生先是发表《不合作宣言》，1923年01月17日决定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他在辞呈中说：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
先生去后，北大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驱彭挽蔡运动。
由于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他终于没有返回北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以至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改革的先驱，起了进步的作用。
今天，时代不同了。
我们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合格的人才。
蔡元培先生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他所提供的经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特别是他所坚持的思想自由的原则，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的。
从打破封建文化的顽固堡垒到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又前进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
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总是有利于革新战胜守旧，真理战胜谬误，民主战胜专制，科学战胜迷信。
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总结了一切历史经验，指导教育和科学顺利发展的方针。
用行政手段压制教育和科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会堵塞前进道路。
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党的“双百”方针，为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而努力奋斗。

不同意这样评价《挂红灯》
徐光耀
读了《人民日报》01月30日第5版阎纲同志的文章《努力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觉得总的倾向还是好的，但有一点使我很不理解。
中篇小说《挂红灯》这部小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应挨他这样的批评。
其一：
文章说什么《挂红灯》里的“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干好事，没有左思右想，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忧虑或忌惮”，因此是“简单化”、“概念化”的。
且不说这样的提法是否科学，首先这是不合《挂红灯》的实际的。
稍微想一下书中孙惠来的形象，就他干事时的“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忧虑或忌惮”来说，就会绰有余力地把这些不实事求是的话否个干干净净。
其次，说《挂红灯》很少对“人物进行性格化的描写……较多是事态的偶然出现和过程性的机械发展”。
真是悲哀！
怎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难道孙惠来、张老硬、张天凤、大腥油、见喜、张万通、老同爷、武世昌……等等，以及其他一大批人，不都是性格化的人物吗？
阎纲同志怎么能轻轻一笔就把这些生动的形象抹掉呢？
至于说到“事态的偶然出现和过程性的机械发展”，不但词义含糊，也距作品实际相差很远。
其实，阎纲同志在前面有一句“这里有一幅决非瞎编的素描长卷”，尽管语意有保留，却大半驳倒了他自己的话。
一个人读作品，可以喜欢或不喜欢。
但写评论，做宣传，说话应该合乎作品实际，不能大离大差。
否则，是不能服人，也不能起到好的社会效果的。
一篇文章，要谈十来部中篇创作，不容易；
尽求准确，也是不合理的。
但阎纲同志对《挂红灯》实在过于武断了，这种作法不利于百花的繁荣。
出于对党报的爱护，特写这篇短文，目的在引起注意。
不要因一时的疏忽，误伤了作者和作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阳翰笙
“左联”成立前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党组织情况是怎样的，组织系统是怎样的？
过去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我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一下。
大约在1927年10月末，南昌起义失败后，我们的队伍从潮汕撤退到海陆丰，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段斗争。
这时我患了很重的病（恶性疟疾），不能工作。
当时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就让我和另外一些生病的同志乘木船到了香港。
后来又从香港把我送到了上海。
这时大概是11月左右。
比我稍后几天，郭沫若同志也到了上海，第2年02月下旬，他又离开上海去日本了。
这时创造社的老一代成员中，只有郭沫若同志是党员（他是在南昌起义后入党的），成仿吾同志当时还没有入党。
应成仿吾之邀回到国内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个成员——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铁声以及王学文、沈起予、傅克兴、许幸之等同志，都还不是党员。
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只有潘汉年是党员。
这个人以后的情况如何，暂且不论，在这段时间和“左联”时期，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贡献的，他当时是个活动分子。
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武汉，曾在郭老领导的总政治部中工作过，与郭老是熟悉的。
他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比我们先到了上海，在创造社的《洪水》编辑部里工作。
他虽然是党员，但只有一个人，也领导不了后期创造社那些人，那些人当时都是留日的学者。
创造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很少，郭老又要离去，党的力量显得薄弱。
在“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同志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指示郭老，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一直是在北伐军和南昌起义军中工作的，到上海后也一直想再回到工农红军中去。
这时郭老就一再要求我，让我到创造社去。
我和创造社有过一点关系，我曾以欧阳继修的名字在《洪水》上写过文章。
不过，郭老这次让我到创造社，主要还是为了发展党的组织。
同时，他要求李一氓同志也留下，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这工作。
于是我答应了郭老的要求，和李一氓同志一起参加了创造社。
我们到创造社后就办了个刊物《流沙》。
这个刊名是郭老取的，刊头也是他题的字。
后来又办了个《日出旬刊》。
这两个刊物是偏重社会科学和介绍马列主义的。
加上原来的《创造月刊》和新生的《文化批判》，创造社这时就有好几个刊物了。
这样，力量就很大了，影响也很大了。
在创造社里，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党小组。
与太阳社相比，他们的党员很多，可能有二十多人，他们大概有两个党小组。
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戴平万、洪灵菲、孟超、杨邨人、楼建南（适夷）、森堡（任钧）、刘一梦、冯宪章、殷夫、祝秀侠等，都是党员。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3街道支部。
因为这两个社及出版部（书店）都在北四川路一带，很多文化人也都住在这一带，所以属于一个支部。
鲁迅、郭老当时也住在这一带。
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日本租界，郭老有时穿和服出来，又能说日本话，人们不大分得出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第3街道支部，最先担任书记的是潘汉年，我也是支部成员。
第3街道支部，原是由区委领导。
有人说陈云同志做过闸北区委书记，曾领导过第3街道支部，这是很可能的，不过，我记不准确了。
第3街道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是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
因为区委觉得他们领导文化工作有困难，就交省委直接领导了。
当时省委宣传部长是李富春同志，文化支部就由他领导。
担任文化支部书记的，最初是潘汉年，后来我也做过。
这时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同志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也都入党了。
还有杜国庠（林伯修）、柯柏年、许涤新等同志也到了上海。
他们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杜国庠同志也喜欢搞搞文艺理论。
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社。
左翼文化队伍更加强大了。
就是在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一场论争。
这是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
最初是由创造社开始的，后来太阳社也加入了。
创造社批评鲁迅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上；
《流沙》、《日出旬刊》虽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但以三言两语批评鲁迅也是有的。
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进行批评，鲁迅当然要进行反批评，这样，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29年秋天，党来过问这件事。
1929年秋天，大概是09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
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
李富春同志先问我：
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
我说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
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象去年那么激烈了；
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
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
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
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
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
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
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
这是第1点。
第2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
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
第3点，请你们想一想，象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我当时就表示完全接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接受党的批评。
李富春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
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当时决定找的人是：
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邨、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潘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
开会的地点是在公啡咖啡馆。
会议是由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名字）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
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
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
（可能是钱杏邨同志，记不太准确了。）
很多同志认识到对鲁迅的估计不正确，自己作法不对头。
敌人正在很残酷、很厉害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论争。
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
实际上心中不以为然，但话讲得比较委婉，因为有李富春同志明确的指示。
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
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鲁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
当时还不便于直接说出是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去的三个人是：
冯雪峰、夏衍、冯乃超。
冯乃超本来写过文章批评鲁迅，但他们私人关系不坏，这次算是代表创造社去见鲁迅的。
鲁迅见到了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笑容满面的。
鲁迅对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1976年的时候，曾有几位同志来问我：
这次论争为什么会突然停止了，是什么道理？
道理就是因为有了党的指示。
另外还有的同志问：
是否李立三作过指示？
不是的，不是李立三，李立三当时是在中央宣传部，不是省委宣传部，作指示的是省委宣传部的李富春同志。
还有的同志问：
是不是和周恩来同志有关？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我还没有具体事实来说明。
周恩来同志是一直关心文化界的，对文化界的人也熟悉，很多人在大革命时期与他有过接触。
周恩来同志对鲁迅也是一直尊重的，有可能和李富春同志讲过停止论争的事。
不过，我没有问过李富春同志，后来也没有问过周恩来同志。
在1929年秋天这次会议以后，文化支部的同志都有一种要求，就是大家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
不仅创造社、太阳社，鲁迅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还有搞美术的、戏剧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意见。
文化支部就领导了这个工作，先在党内讨论，开过好几次会，进行了很长久的酝酿，决定成立“左联”。
先后在一起开会的有：
潘汉年、钱杏邨、夏衍、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柔石、孟超、彭康、李一氓、李初梨等同志。
最后就有了十二个人的筹备委员会。
这十二个人，据我的记忆是：
鲁迅、潘汉年、钱杏邨、夏衍、冯乃超、冯雪峰、柔石、洪灵菲、李初梨、蒋光慈、郑伯奇、阳翰笙。
会上推冯乃超同志起草“左联”的“纲领”。
还决定“左联”的机构，设常务委员会，还有几个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另外我还记得有一个专门管大学学生文艺活动的组织，可能叫学生文艺活动委员会（或文艺研究指导委员会），钱杏邨曾负责过这个工作。
除了四个研究会和委员会，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
又确定了在成立会上先由郑伯奇、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在会上讲话的则有：
鲁迅、彭康（代表社会科学方面），田汉（代表戏剧方面），阳翰笙（代表党组织）。
“左联”一成立，就成立了党团。
担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顺序，我记得是这样的：
潘汉年（1930年03月开始。
后来他可
能调到中宣部去工作）
冯乃超（为时较短，后来可能调到武汉作
别的工作）
阳翰笙（1930年下半年——一九三二
年下半年。
后调至中央文委和“文总”）
钱杏邨（时间也较短）
冯雪峰
叶林（又名椰林，后来去苏区，在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
化时牺牲）
周扬（1933年下半年开始）
参加“左联”党团的成员，先后还有：
夏衍、钱杏邨、洪灵菲、冯雪峰、柔石、田汉、胡也频。
“左联”是群众团体，上面的领导机关是“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群众团体，“文总”也设有党团。
“文委”则是属于党中央宣传部的机构（不归省委领导）。
“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招牌。
担任“文委”书记（同时也是“文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是这样的：
潘汉年
朱镜我
冯雪峰（为时较短）
阳翰笙（1932年下半年到1935年年初）
周扬（1935年初至结束）
参加“文委”的成员，先后有：
杜国庠、彭康、冯雪峰、王学文、夏衍、田汉、钱杏邨、钱亦石。
以上就是从“左联”成立以前到“左联”时期党的组织系统的情况。
现在再接着讲“左联”成立会的情况。
成立会开会的地点是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
中华艺大，原来创造社的一些人在那里教书，常借用他们的学校。
开会的时间是03月02日上午还是下午，记不清楚了。
出席的人数有四、五十人。
讲话的有鲁迅、彭康、田汉和我。
鲁迅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
一是他讲要扩大我们的队伍；
再一点是强调对旧势力的斗争。
他说要注意研究敌人，要深刻了解它；
不了解敌人，就不能打倒它。
这后一点给我的启发特别大。
我们许多人光知道仇恨敌人，要打倒敌人，却没有想到要多方面地去研究它、了解它。
至于鲁迅讲话中的其他内容，就记不准确了，而且当时的讲话是不是象后来发表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那么多，或是后来又经过了补充，这一点也记不太清楚了。
至于我的讲话，原来是有个提纲的，但没保存下来，现在也回忆不清楚了，可能是讲这三个问题：
一、关于形势，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当时还不是用“围剿”这样的词），镇压革命力量；
二、因此，要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团结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关于大众化的问题。
这里讲的大众化，主要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
这也是当时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希望“左联”的文艺工作者能到工人区中去，例如沪西区、杨树浦区、闸北区，帮助党在那里做宣传工作。
当然，文艺工作者下去不仅是做宣传，也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
我的讲话，大概就是这几点意思。
1980年01月11日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戏曲界讨论“推陈出新”问题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文艺研究》编辑部最近连续召开戏曲“推陈出新”问题座谈会。
戏曲界的知名人士、著名演员和戏曲工作者共计数百人出席了这个会议。
有的同志提出戏曲应该恢复好的传统手法，推陈出新，首先要注意继承传统。
另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戏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新不够。
对戏曲传统艺术，要进行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戏曲要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要，就必须不断革新。
对于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有的同志认为不同剧种应有所分工。
有的同志则认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有利于戏曲艺术的繁荣，不要搞片面性。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岳中）

《文艺研究》今年第1期对几个文艺问题展开争鸣
1980年02月25日出版的《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对当前几个重大的文艺问题展开争鸣。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三篇文章，敏泽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从中外古今的文艺史实，论证“强调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阶级社会中文学发展的客观的基本事实”，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出现的错误，根源不在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在于实践中被歪曲；
王若望的《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认为文艺当然也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但不只是政治的反映，文艺与政治是“兄弟关系”，文章也不赞成“政治标准第1，艺术标准第2”的提法，认为二者在一个文艺作品里本来是不能分开的；
万里云的《艺术不只是政治的反映》，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全过程看来，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平行的，平等的，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或单方面谁领导谁的问题，认为艺术有服务于政治的一面，也有非阶级非政治的一面，反对二者关系上“左”或右的倾向。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继去年发表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之后，又发表了黄药眠的《关于文学中的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认为无论从文艺作品所应描写的内容还是从文学艺术的特点来说，那种抽象的“人性论”都是说不通的。
文章还论述了文艺作品中阶级性和社会共同性的关系。
这期还发表了将近三万字的黄钢同志的《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严守真实的党性原则》，认为报告文学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形式，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严格忠于事实。
不同意报告文学可以掺假和虚构，不赞成徐迟同志“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实的虚构”的主张，认为有进行公开讨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些争鸣文章，涉及到文学艺术几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必将引起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重视。
（田申）

用笑来赞颂新生活的美
——评影片《小字辈》和《瞧这一家子》
黄式宪
长影的《小字辈》和北影的《瞧这一家子》，是散发着新生活芬芳的两朵喜剧新花。
它们直接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生活中撷取素材，着力挖掘具有时代特色和喜剧情趣的社会矛盾，揭示了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让人们在笑声中既得到思想的启示，又受到艺术美的陶冶。
这两部新片，在开拓电影喜剧样式、风格和表现手段的多样性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小字辈》用清淡、抒情的笔法，通过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种种喜剧性巧合和纠葛，真实地描绘了几个年轻人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为四化显身手的独特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爱情。
而《瞧这一家子》则以夸张的喜剧色彩，比较生动地描绘了以郁林、嘉英为代表的青年工人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动人事迹，表现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老、少两代人在新长征道路上所发生的喜剧性变化。
《小字辈》和《瞧这一家子》所反映的，都是人民内部带有不同程度喜剧因素的矛盾，其中引人发笑的东西，既不是作者的主观臆造，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内涵于人物形象真实的血肉之中的。
《瞧这一家子》中的父与子，就是既具有比较扎实的生活基础、又富于喜剧光彩的形象。
作为父辈，老胡是个具有苦干、实干精神的车间主任，而思想却偏于保守，对年轻人用电子技术改造织机的闯劲，起初很不理解，这就使自己每每陷于尴尬的喜剧情境。
带头搞革新的，偏偏是他的徒弟（未来的女婿）郁林和自己的女儿嘉英，这样，矛盾就从工厂带到家里，又从家里带回工厂，出现了层层迭迭的喜剧纠葛和波澜。
随着情节的发展，老胡的思想、言行都发生了可喜的转变。
你看，他深夜进厂、主动帮助郁林检修织机的戏，他不耻下问、向徒弟郁林请教电子技术的戏，这些都顺乎情理，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这个老工人用实际行动支持革新、大干四化的新风貌。
作为后辈，嘉奇的形象则别具情趣。
他是文工团的演员，文化甚低（床头还离不开“小人书”！），
却夸夸其谈，不务实际。
一次，老胡考问儿子英语“JAPAN”一词，他居然脱口而出，把“J”念作“钩儿”，把“A”读作“尖儿”（出自玩扑克牌的俗语），既惹人发笑，也启人深思。
十年动乱的劫难，在这一代青年人身上留下的“内伤”，就这样以喜剧的形式，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嘉奇应邀到新华书店去辅导排练舞蹈节目时，一段开场白，别字连篇；
示范动作，洋相百出。
这可笑吗？
后来成为他女朋友的小红深有感慨地说：
“我笑不出来，只觉得可悲。
如果我们的父辈看到他们的儿女那样胡蹦乱跳、愚昧无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诚挚而深情的话语，激发了嘉奇心灵的颤响。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混下去么？
不！
“我要把过去耽误的一切都找补回来！”
这是嘉奇在现实生活的推动下，发自内心的呼喊。
影片通过他同小红之间爱情关系的发展，诸如小红退信（改正了信上的错别字）、赠送字典等一些细节描写，令人欣喜地展示出这个青年如何治愈“内伤”、向着明天发起“冲刺”的足印，由此而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这类青年给予热情的关注。
这岂不正是喜剧艺术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独特功能么？！
《小字辈》的主人公，大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
所谓“小”，一是年轻而富于朝气；
二是工作普通、平凡，不惹人注目，其中有公共汽车上的女司机、售票员，有幼儿园的保育员，有开红绿灯的交通警，还有饮食店烤烧饼的小师傅，当然，也还包括那个好虚荣的女职员、那个油头粉面的小扒手。
影片在描绘这一组小字辈人物的“素描”时，既写了他们的共性，又勾勒了他们个性的差异，揭示了他们在思想、情操、抱负和志趣上存在的差别。
喜剧性，正是从这些性格的相互差异和对比中产生的。
在这组群像中，最能惹人发笑的人物是售票员小黄，影片的喜剧情节，往往是以他为中心而得到展开的。
他起初相当自卑，叹息说：
“谁叫我文化差，只好当人民的受气员。”
由于抱着这种消极的态度和情绪，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为方便乘客着想，关车门时，轧痛乘客的脚，他还说俏皮话：
“为四个现代化抢时间嘛！”
正话歪用，活脱脱地刻画出他无理也要争三分的喜剧性格。
这里，喜剧嘲讽的对象、目标是准确的——小黄身上残存的轻视服务工作的旧意识、生活视野的狭隘以及缺乏文化素养等；
嘲讽的分寸是恰到好处的，是充满善意和幽默的。
更其重要的是，影片还通过生活的前进运动，生动地描绘了他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急起直追、奋发上进的新的精神面貌。
你看，在洗车场，当女售票员小青与女司机小洪的两根“水龙”先后向他浇来时，他真挚、坦率地表白说：
“给我浇点凉水也好，清醒清醒。
人家都在向科学文化进军，我呢？
在混，差距多大！”
敢于自我否定、敢于正视刚刚过去的那场十年“浩劫”留在自己身上的伤痕，这是小黄新生活的起步。
有趣的是，就在他否定旧我时，仍然不改他诙谐逗哏的本性（绝不是一本正经的“检讨”，那样就兴味索然）。
这场戏，既扣准了小黄思想的“飞跃”，同时，还饶有喜剧性地揭示了这三个小青年在“为四化”这个共同目标鼓舞下结成一个战斗集体所带来的融洽和欢悦，动人地再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美。
这两部影片在如何刻画好喜剧中正面人物的喜剧性格上，都作了一些探索。
作者敢于摒弃一般习用的对喜剧中正面人物予以“拔高”、“正剧化”、“理想化”的框框，创作思想比较解放，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突破。
《小字辈》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喜剧法则，不是“叙好人完全是好”，写正面人物就处处“正面”，而是善于通过生活矛盾的喜剧形式，不加讳饰地袒露出正面人物的个性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某些不协调、不和谐（包括不损害人物正面品格的某些弱点、短处和局限性）。
你看，小葛对学习的专注、入迷，同他对生活的疏淡、迂阔，形成了喜剧性的不和谐；
他助人为乐，不惜精力的热心肠又同他个性的腼腆、内向、不善辞令形成了喜剧性的不相称；
他对小青的爱恋之情却又同怯于表露感情的笨嘴拙舌形成了喜剧性的不协调。
这样，小葛的性格给人的印象，就不是“正襟危坐”，事事“正确”，而显得平易近人，情趣率真。
《瞧这一家子》中的郁林，由于对电子入了“迷”，生活中往往陷于某种可笑的情境，但同时展示了这个年轻闯将心灵的美。
美中不足的是，小葛的喜剧动作性还不突出，导、表演处理上也略嫌拘谨。
郁林的喜剧动作也欠丰富，缺乏更多的喜剧性。
在发挥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来渲染喜剧性上，《小字辈》似较《瞧这一家子》略为逊色，过于老实（喜剧需要夸张而忌讳老实），这或许同它所追求的清淡、抒情的风格紧密相关，未必一定就是它的短处。
在《瞧这一家子》里，嘉奇辅导排舞，老两口请客，恰当地运用落格、延时的摄影技巧，形成超越标准频率的快速动作，夸张地渲染了嘉奇等盲目的热情，渲染了老两口和儿子准备迎接客人到来的欢快心情，较好地处理了喜剧夸张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这是应予肯定的。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为了追求笑料而不够真实的镜头，如嘉奇与大阮落到不及腰深的水里去救孩子这一场面与影片主题关系不大，而且显得有些俗气。
这两部新片中，有的形象显得比较概念，缺少血肉，喜剧性也不充分；
在开掘生活的深度上，还欠些火候。
但就这两部新作在运用喜剧样式来揭示我们时代生活的丰富性上所显示的主要特色来看，却是值得欢迎和称道的。
（附图片）
右：
《小字辈》中，小葛在汽车上调查售票员报站说话的情况，引起小黄的误会。
左：
《瞧这一家子》中，老胡的儿子嘉奇把“J”读成“钩儿”。

为称霸世界创造有利条件
——三评苏联的“缓和”攻势
本报评论员
苏联最近发动“缓和”攻势，搞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
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煞有介事地宣称：
“在现今八十年代也象以前的七十年代一样，我们主张加强缓和，而不是破坏缓和”，说得好不娓娓动听。
那么苏联在七十年代究竟是怎么“加强缓和”的呢？
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人们知道，在七十年代，苏联凭借军事实力的膨胀，走上了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
它看到美国有人幻想通过“缓和”同苏联保持“均势”、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西欧也存在着害怕战争、希望苟安的心理，就竭力标榜“奉行缓和政策”，抛出一个又一个“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倡议，并且表示愿意改善苏美关系。
1975年开成了“欧安会”首脑会议，西方所得到的是一纸空文，而苏联却实现了固定欧洲边界现状、长期分裂德国、助长西欧绥靖思潮等所谓“政治缓和”的既定目标。
从那以后，苏联更是加紧在“缓和”烟幕的掩盖下进行全面扩军和全球扩张。
在七十年代的十年间，它把自己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扩充到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并且大大加强了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不仅部署了针对西欧的SS—20中程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还不断增强在中欧的军事力量，步步加紧对西欧的武力威胁。
也是在这十年间，它放手在第3世界进行扩张，在非洲大陆、中东、海湾地区、西南亚、印度支那以及加勒比地区，到处攫取战略要地、战略通道和战略资源。
由于苏联采取“进攻性的战略”争夺霸权，闹得世界很不安宁，七十年代是在紧张和动乱中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的所谓“加强缓和”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事情很明白，苏联的所谓“缓和”，不过是它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种手段。
莫斯科的宣传机器有时候也并不讳言，“缓和”是苏联的“战略方针”，是苏联“世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勃列日涅夫甚至公开宣称：
“缓和”是为苏联“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途径”。
对于苏联霸权主义来说，它所鼓吹的那种“缓和”对它确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第1、苏联可以利用“缓和”迷惑西方，夺取军事优势。
它提出“缓和物质化”的“头等任务”是“裁军”，指责西方在“缓和”的情况下增加军事预算“毫无道理”，力图破坏西方增强防御力量的努力，瓦解西方的军事集团。
谁主张加强防务，它就攻击谁“违背缓和的利益”。
它大搞各种裁军骗局，以限制对手，加强自己。
苏联同美国从1969年开始进行所谓战略核武器谈判，不到十年时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就翻了一番，改变了落后于美国的状况，在数量上取得了优势，在质量上也赶了上来。
1973年开始的中欧裁军谈判，也成了掩护苏联不断加强在欧洲军事实力部署的屏风。
在谈判期间，苏联在中欧增加十三万的军队，而且大大更新了装备。
第2、苏联可以利用“缓和”掩盖扩张活动，一方面束缚西方的手脚，一方面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
它把“欧安会”确认“战后形成的边界不可更改的原则”说成是“缓和”的极大成就，实际上就是要别人承认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不可侵犯”；
而同时它又竭力叫嚷“缓和”并非“冻结社会现状”，不能妨碍苏联“对其他国家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支持”。
这就是说，苏联可以在世界各地伸手。
第3、苏联可以利用“缓和”分化西方，助长绥靖思潮，培植姑息势力。
它竭力宣扬要同西方建立“稳定的关系”，鼓吹所谓“全欧合作”，以图拆散西欧共同体，搞垮西欧联合抗苏的局面。
苏联还通过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科技合作”，以此来套住西方，造成某些西欧国家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而它自己则从中捞取实惠。
近十多年，苏联已从西方套取了二百多亿美元的贷款，一亿多吨的粮食和大批先进的技术设备，既和缓了它的经济困难，也弥补了它的战略弱点。
第4、苏联可以利用“缓和”麻痹世界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大战。
它大肆宣传“缓和已成为主要倾向”，“苏联不需要战争”，竭力掩盖战争的危险，掩盖它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企图使各国人民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不去认真对待苏联的威胁，在苏联发动战争时处于措手不及的境地。
苏联最近发动的“缓和”攻势，也无非是继续七十年代的老把戏，抱着这些同样的目的。
固然，它是想要借此摆脱由于入侵阿富汗而造成的孤立处境，应付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为下一步的扩张行动打掩护，然而更重要的是企图利用西方国家在如何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步调不尽一致和西方的某些绥靖思潮，软化西欧国家，特别是离间西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一方面指责美国“破坏缓和”，另一方面威吓西欧国家说，如果它们追随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就将“使欧洲的缓和处于威胁之下”；
并且竭力宣传“缓和与合作对西欧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美国要西欧缩减对苏贸易是为了削弱西欧竞争者，西欧不要上当。
在西欧各国之间，它也是极尽拉拢分化之能事，攻击这个国家充当“白宫制订的反缓和政策的鼓吹者”，称赞那个国家“采取克制态度和清醒立场”。
显然，在克里姆林宫决策者看来，如果能够利用“缓和”实现挑拨离间的图谋，就能够打破联合抗苏的格局，而这对苏联推行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是，那必须是有助于减少战争威胁，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真缓和，而不是被苏联利用来掩盖全面扩军和全球扩张的那种假缓和。
两者必须严格区分。
特别是在苏联发动“缓和”攻势的今天，人们更需要认清这点。
如果真假不分，按照莫斯科所摆布那样去搞所谓“缓和”，则决不可能真正实现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只能是为苏联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伦敦街头出现自行车热
近年来，繁忙的伦敦街头出现一种新的景象：
在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中，人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
尤其到了交通拥挤的上下班时刻，这种轻便自如的交通工具，就更显出它的优越性，常使汽车驾驶者感到羡慕。
据官方统计，英国自行车十年来增加了两倍。
1979年，自行车的销售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达到一百四十万辆。
这些年来骑自行车的人的急剧增多，同世界性的能源紧张和油价上涨有关。
不少人也把骑自行车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的方式。
·新·

八岁女童获珠算十段称号
日本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女学生清水优美，在日本珠算联盟于02月11日举行的定段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十段”称号。
“十段”是日本珠算联盟规定的珠算最高位。
日本珠算联盟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定段考试。
考试共有三个项目，包括六位数乘法、除法题各六十道，在六分钟内用心算算出等。
·华·

地下水威胁古城巴比伦
据报道，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所在地巴比伦古城，由于地下水流的冲击，有被毁灭的危险。
有关方面经过研究，曾计划把流过该区的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希拉河水引开。
但专家们担心，这样做只能使地下水位下降四米五，达不到所需要的二十米的深度，因而挡不住渗进城内的水。
有关方面还打算采取的其它办法有：
打井储水，在该城与河流之间修筑隔墙。
目前正在酝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商讨引流排水的各种方案。
关于空中花园的位置目前也有争论。
有的专家认为，空中花园的位置不在目前公认的地点。
另一位专家说，这些地方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六百年用来储存麦子和酒的地方。
·元·

尼日利亚禁映五类电影
尼日利亚内政部最近宣布，将永远禁止五类电影在国内公开放映。
这五类电影包括：
危害国家安全；
导致或促使个人或社会道德败坏；
鼓励非法或犯罪行为；
表现非洲人受到奚落和蔑视以及鼓励种
族、宗教或部族歧视和冲突等内容的影片。
·社·

我新任驻印大使向雷迪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申健今天上午向印度总统雷迪递交了国书。
雷迪总统在同申健大使进行的友好谈话中表示了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递交国书时在座的有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沙梯和礼宾司司长安萨里。

教员上课了　游允常

最“年轻”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可能要数巴西。
一亿一千六百万巴西人中，一半以上年龄在二十岁以下。

朝鲜北方和南方代表第3次接触
新华社板门店03月04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为朝鲜南北方总理会晤进行准备工作的工作代表第3次接触今天在板门店共同警卫区南方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
三个多小时的秘密接触结束后，北方首席代表玄峻极在板门店北方一侧的“板门阁”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接触的情况。
他说，这次接触主要讨论了双方总理会晤的场所和议程问题。
南方代表在发言中继续坚持总理会晤要在第三国举行和在会晤之前首先决定议程的立场。
对此，北方代表提出了两项新的建议：
一、双方总理会晤首先在板门店的“板门阁”和“自由之家”轮流举行，待第1阶段会晤结束后再通过双方协商在平壤和汉城举行。
二、北方表示可以考虑南方代表坚持的在会晤前首先决定议程这一意见，请南方代表提出一个方案。
南方代表对这两项建议未能提出什么方案，表示下一次接触时再提出。
北方代表对南方代表的这种拖延态度表示了遗憾。
在这次接触中双方未能达成什么协议。
最后，双方商定下一次接触03月18日上午十时在板门店北方一侧的“板门阁”举行。

板门店
板门店位于开城东八公里处。
过去，这里只有几栋小草房，是一个小小的居民点，在开城通往汉城的公路旁，并不显眼。
但是，自从1951年10月25日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后，这里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地方。
板门店属非军事区。
它以沙川河为界，河西为老会场区，即原来举行朝鲜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07月27日上午十时签订停战协定的地方。
那里，现在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签字大厅。
河东为新会场区，即停战以后设的共同警卫区。
现在新闻里所说的板门店，指的就是新会场区。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总部都设在这里。
现在的板门店颇有点小城镇的样子，除了早期在军事分界线上建筑的双方共用的会议室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会议室等几栋平房外，又陆续盖起了不少建筑物。
北面小坡上有一座壮观的“板门阁”。
附近有办公楼、休息室和各种岗楼，还有直升飞机停机坪。
有时，各种汽车络绎不绝，各国游客成群结队来这里参观访问。
最近，朝鲜北方和南方为双方总理会晤进行准备的工作级代表在板门店进行接触，板门店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千麟基·

法国的高速列车
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威胁中，欧洲各国的铁路运输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倾向，特别是注意发展“最清洁、最节约能源、噪音最小的”高速列车。
法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尤为显著。
目前，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正在修建法国最繁忙的“未来列车”干线，即从巴黎到里昂时速为二百六十公里的高速铁道。
现在每天铺设轨道九百米，估计费用为十七亿美元。
这条高速铁路将于1981年10月01日通车。
通车后，运行时间将从三小时零四十五分钟缩减到两小时左右。
·林晖·（附图片）
图为法国高速列车

科威特人和水
科威特每年的降雨量还不到七英寸，因此要从阿拉伯湾吸出海水加以净化，来提供居民的几百万加仑饮用水。
但是，由于净化的水什么味也没有，又不得不加点含盐的水来调味。

简明新闻
伊拉克总统特使访问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后派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和另外三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兼部长前往十一个阿拉伯国家递交了侯赛因的信件，最近已先后回到巴格达。
据报道，他们同上述国家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支持侯赛因总统02月08日宣布的八点民族宪章。
这个宪章要求拒绝任何外国军队和外国基地在阿拉伯地区的存在，反对任何一个外国侵犯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主张阿拉伯国家坚持中立和不结盟，团结一致，和平解决阿拉伯国家间可能发生的争端。
秘一古城成为世界印第安人首都
南美洲印第安人运动最近举行第1次代表大会，宣布秘鲁库斯科市附近的印加古城奥利安泰坦沃为“世界印第安人的首都”。
大会通过了“奥利安泰坦沃声明”，决定在这里建立一所“世界印第安大学”。
“奥利安泰坦沃声明”还对西方文明提出了批评，认为西方文明破坏了自然法则和人类生存的环境。
参加大会的有美洲和欧洲十六个国家的大约五百名代表，他们代表了大约二千九百万印第安人。
苏里南当局宣布推迟大选
苏里南全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03日宣布，无限期推迟原定今年03月份举行的大选，同时还宣布将修改宪法和缩短宵禁时间。
据报道，军事委员会明确表示，军队和警察将被置于这个委员会的绝对领导之下，行政事务则交由文人委员会处理。
多哥政府改组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03日改组了政府。
由埃亚德马总统兼任国防部长的新政府有十七名部长、一名负责和议会联系的共和国总统府国务秘书和一名旅游高级专员。
新加坡武装部队举行军事演习
新加坡武装部队从03月03日起到09日在马西岭、德光岛等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这是新加坡武装部队今年来举行的第3次军事演习。
（据新华社）

糖果广告和牙刷
荷兰有一条规定，如果电视台放映糖果广告节目，那么在屏幕上也必须出现一把牙刷，以示吃糖果时应注意保护牙齿。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凶恶面目继续暴露
悍然对阿富汗东部广大城乡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据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据英国《观察家报》记者巴蒂亚03月02日从阿富汗的加兹尼报道，苏联正在阿富汗进行一场野蛮的战争，对和平村庄进行狂轰滥炸，杀害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巴蒂亚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经过曲折的行程，亲眼看到苏联暴行。
他在报道中说：
“我看到苏联直升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加兹尼省的村庄。
直升飞机在02月24日对加兹尼以南的巴克希尔轰炸了三个小时，在那里我和其他老百姓暂时隐蔽起来。
轰炸结束时，在这个拥有五十户人家的村庄里，有三十人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另有八人受伤。
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被一枚火箭削去了半边脸，她的父亲被炸断了两条腿以后死去。
“由于苏联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攻击，在加兹尼和坎大哈之间的公路沿线的五分之四的村庄遭到破坏或不能居住。
“在穆克尔以北的阿扎克尔的小村庄里，由苏联人指挥的阿富汗军队第1营使用口径为一二五毫米的大炮向邻近地区猛烈轰击了二十多天。”
报道说，对游击队的猛烈攻击，是“因为游击队控制了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公路，直接威胁着驻扎在沿伊朗边境、赫拉特附近和临近巴基斯坦的东南部的苏联师的地面供应线。”
报道说，这条公路是全国的生命线，它供应着来自欧洲和中东的食品和其他消费品。
报道在描述巴蒂亚会见一位阿富汗游击队指挥员的情景时写道，那位指挥员给巴蒂亚一张纸，纸上印着：
“我们的鲜血不会停止流淌，直到最后一个俄国人被赶出去。
我们，阿富汗伊斯兰人民，将战斗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据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侵略军的飞机昨天连续第3天在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的城乡地区狂轰滥炸，炸死了一些阿富汗游击队战士和无辜群众。
美联社03月03日援引阿富汗穆斯林武装组织的一项声明说，苏联飞机轰炸了阿斯马尔、巴吉、切纳尔等地区的十多个城镇和农村地区。
美联社的另一则消息说，苏联米格飞机和武装直升飞机还轰炸和扫射了喀布尔东部科特镇附近的一个村庄，杀害了五十名穆斯林游击队员。
从上月底以来，苏联侵略军出动近二百辆坦克、三十多架武装直升飞机和大批米格二十一和米格二十三战斗机，对阿富汗东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妄图扑灭阿富汗东部地区人民反对苏联侵略的武装斗争。

阿富汗游击队顽强抵抗苏军春季攻势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侵略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连日在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等省向游击队营地发动进攻，遭到游击队的强烈抵抗，损失严重。
合众国际社在报道这场02月底至今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最严重的战斗情况时说，这可能就是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对游击队发动春季攻势的开始。
阿富汗游击队03月04日发表的一项文告说，游击队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各地坚决抵抗了侵略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支持下的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并在库纳尔省的瓦坦普尔、阿什马尔和谢加勒地区包围了大批阿富汗政府军，03月03日战斗还在继续。
据报道，游击队解放了楠格哈尔省的苏尔赫鲁德地区，苏军被迫撤退，有三十名政府军向游击队投诚。
在楠格哈尔南部的罗达特地区，游击队与苏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阿富汗的灾难
六、南下的迷梦
正当苏军在喀布尔等地耀武扬威、杀人放火的时候，苏联领导集团却向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
在苏军入侵喀布尔的当天晚上，苏联外交部急电苏联驻一些国家的大使，要他们向驻在国当局“通报情况”，说什么“苏联派小批部队进入阿富汗，是应阿富汗政府邀请去对付来自第三国的威胁”。
几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又亲自出马，重复了这些骗人的滥调。
可是，当某个国家的官员，问“通报情况”的苏联大使，究竟是哪个第三国在威胁阿富汗时，苏联大使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翻开俄国史和世界史，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这次入侵阿富汗，是为了实现新老沙皇策划已久的南下印度洋的梦想。
从十七世纪开始，沙俄就妄图南下印度洋，夺取暖水港，控制海上通道，实现霸权主义的迷梦。
彼得大帝曾狂妄地扬言，“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他设想，俄国南下有三条路线：
一是从黑海经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地中海；
二是从南高加索经伊朗到波斯湾；
三是从中亚经阿富汗到阿拉伯海。
这三条路线中，以经阿富汗这条通道为最近。
在整个十九世纪，沙俄同英国在阿富汗进行了殊死的争夺。
一八三九年，沙俄曾派出一支由三千名步兵、二千名哥萨克和强大的炮兵组成的远征军，向中亚和阿富汗挺进。
它的庞大的骆驼纵队在进军过程中由于缺乏饲料，在天寒地冻的气候下骆驼成百匹地死去，远征军才不得不中途逃回。
然而，历代沙皇想攫取阿富汗的野心却从未放弃过。
使老沙皇们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的是，苏联新沙皇一直在按照他们的遗愿行事。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就从各方面向阿富汗进行渗透。
自1955年到1977年，苏联向阿富汗提供了十八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为阿富汗“培养”了七、八万军、政、技术人员。
塔拉基上台后，苏联就开始了对阿富汗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先后派遣六千多名军政顾问和专家，全面控制了阿富汗军队和党、政机关。
同时，苏联还以“援助”为名，在阿富汗扩建军用机场，修筑战略公路，储备军火，勘察地形，为进兵阿富汗作准备。
近年来苏联在阿富汗修筑的公路，路面下都铺有五十厘米厚的混凝土，比民用公路厚三倍，适于重型坦克和装甲车通行，有些路段还可用作飞机跑道。
阿明上台后，苏联对他很不放心，派遣了以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伊凡·帕夫洛夫斯基大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和一个“克格勃”秘密小组，去喀布尔进行“监督和考察”。
这些人在阿富汗活动了两个多月后才于去年10月底返回莫斯科作紧急汇报，力主立即出兵阿富汗，苏共政治局为此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出兵的利弊得失。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阿明十分不可靠，阿富汗国内的反政府武装又方兴未艾，而且势必影响苏联国内的五千多万穆斯林。
更为重要的是，阿富汗在苏联称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进占阿富汗，可以东压巴基斯坦，西取伊朗，南下印度洋，攫取波斯湾石油产地，切断西方的石油通道，达到其削弱美国、威胁日本、迂回包抄欧洲和进取南亚、东南亚的战略目的。
再说，伊朗扣留了美国人质，美伊关系紧张，真是天赐良机。
于是，克里姆林宫决定，“对阿富汗的干预符合苏联民族利益”，苏联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的准备和部署就在紧锣密鼓声中开始了。
伍甫

乔舒阿·恩科莫
乔舒阿·恩科莫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
恩科莫191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早年在罗得西亚和南非受过中、小学教育，毕业于南非大学社会学系，在铁路系统当过职员。
恩科莫于1947年回国后，开始从事民族主义活动。
1957年他创建了津巴布韦第1个民族主义政党——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又创建了民族民主党。
这两个党先后被罗得西亚当局宣布为非法。
1961年，他又创建了津巴布韦人民联盟（简称“人盟”），担任主席。
一年后该组织在国内也被取缔。
后来人盟开展武装斗争，总部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1964年04月，恩科莫被逮捕，直到1974年才获释。
1976年10月，以恩科莫为首的人盟和以穆加贝为首的民盟组成“爱国阵线”。
1980年01月13日，恩科莫回到罗得西亚。
他领导的“人盟”以“爱国阵线”名义参加独立大选。
（附图片）

伊朗同意前国王罪行调委会成员探望人质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委员会03日已经同意被黜国王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去探望美国人质。
报道说，被黜国王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03日在会见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之后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位部长通知调查委员会说，革命委员会一致作出决定，允许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去看望全部美国大使馆人质。
又有消息说，在美国大使馆看管人质的激进的穆斯林学生说，在是否允许调查委员会成员探望美国人质问题上，他们还在等待着霍梅尼的决定。

伊朗外长拒绝把美国外交官交给法庭审讯
据新华社德黑兰03月04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戈特布扎德拒绝革命检察长阿里·库杜西关于把一名美国外交官直接交给革命法庭审讯的要求。
这个外交官叫维克托·托姆塞斯。
他是去年11月04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伊朗学生占领后到伊朗外交部避难的三名美国外交官之一。

伊美在人质问题上的危机趋向松动
新华社记者综述
曾经为举世瞩目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员被扣押的事件，已经整整四个月了。
目前围绕着美国人质问题的伊美关系危机象是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
但是总的说来，僵持局面正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虽然外交人员被扣是使美国全国上下非常激愤的事件，但是，入侵阿富汗的苏联扩张主义向海湾石油产区进逼的态势，使当局重新考虑了全球战略的轻重缓急，认为应当强调两国利害相同的方面。
最近，美国先后表示同意解除冻结伊朗在美银行资产的命令，不反对伊朗要求收回前伊朗国王的资产，官方还宣布暂不实行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表示希望“同伊朗发展一种新的互惠的关系”。
去年02月以来一直处在动荡中的伊朗，在美国人质事件触发的反美情绪中举行了制宪公民投票，选出了共和国首任总统，现在正在准备举行议会选举。
同时，不少伊朗人士看到，扣留美国外交人员的做法使伊朗在国内外面临着一个被动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一直主张适当解决这个问题。
苏军陈兵伊朗边境和伊朗宪法的逐步实施使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
最近，伊朗当局已经不提引渡前伊朗国王是释放美国人质的前提，并且提出了释放人质的三个条件，即：
美国对它过去对伊朗的政策进行自我批评，承认伊朗有权争取引渡前伊朗国王并追回他的财产，答应今后不再干涉伊朗内政。
这是伊朗在人质问题上的立场的一大松动。
美国总统卡特在02月15日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
他希望看到一个在伊朗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领导下的“团结一致的伊朗”，“安全的伊朗，和平的伊朗”，并且期望“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关系”。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则认为，只要伊朗人民可以确信，伊美两国不会恢复过去那种关系，两国就有可能建立新的关系。
伊朗方面最近还决定，同意被赶走的美国记者重新回到伊朗，进行新闻报道工作。
很明显，两国关系中的冰块正在逐渐消融。
在伊美双方的同意下，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出面组织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正在德黑兰工作。
委员会已经得到伊朗当局的同意，与被扣押的美国人质会面。
这将是四个月来第1次美国人质与正式的国际团体会见。
伊朗领袖霍梅尼在国际委员会02月23日到达德黑兰的当天说，美国人质的命运将由可望于04月初建立的伊朗议会来决定。
但是，目前伊朗议会选举尚未举行，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上任还不久，伊朗的动荡局势还有待稳定，新总统办事还有不少的阻力，加以苏联在伊美关系上一直不停地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因此在解决美国人质的问题上出现曲折是并不奇怪的。
人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伊朗当局最近所说的美国人质短期内不会获释的话。
国际舆论普遍期望，为了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人质问题能及早得到适当的解决。
这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伊朗自己切身的利益。

伊苏将举行天然气价格谈判
苏联如不同意提价　伊朗将停供天然气
据新华社德黑兰03月03日电
据伊朗《证券交易所报》今天报道，如果伊朗和苏联不能就伊朗提出的新的天然气价格达成协议，伊朗将停止通过干线向苏联供应天然气。
伊朗要求把出售给苏联的天然气的价格从目前每一千立方英尺六十七美分提高到三点六四美元。
报道说，伊朗要求的价格是要使之与国际价格相一致。
该报说，苏联代表团将于03月20日来伊朗最后确定天然气的价格方案。
伊朗同苏代表团将要讨论的另一点是天然气价格应与原油价格挂钩，以使天然气价格自动地随着原油价格浮动而升降。

圈套破案
钱行
最近华盛顿传出的一桩官商结合行贿受贿的连环案，引起了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这桩案子的作案人既有立法机关的参众两院议员，又有行政机关的州、市政府官员。
而司法机关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则扮演行贿罪犯于前，捉拿受贿罪犯于后，以假诱真，弄假成真。
各项贿款加在一起，据报已超过百万美元，构成水门事件以来最大一次政治丑闻。
事情起源于另一桩罪案。
十三年前有两幅名画在纽约被盗，多年未曾查获。
两年前，一名诈骗犯为争取宽大处理，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线索。
于是联邦调查局密探化装为一名阿拉伯酋长，愿出巨资从盗画人手中购买这两幅名画，从而使盗犯上钩落网。
这位协助破案有功的诈骗犯继续提供其他不法行为的线索，密告某些官员有受贿嫌疑和贪污事迹，于是一场秘密调查行动从此开始。
密探伪装成阿拉伯酋长、富商，并成立了“阿卜杜企业公司”作为活动中心，经中间人拉线，与新泽西州坎登市市长相识，从此便出入新州地方官员之府，周旋于国会议员之间。
“阿拉伯大亨们”以在新州买土地、在大西洋城开赌场、与政府签订军事合同投资采矿、取得在美永久居留权等等为由，对权势人物行贿，以便取得这些特权与方便。
有关议员、官员与中间人纷纷上钩受贿。
联邦调查局在会见密谈的场所都装了最新录音、录像设备，历次行贿受贿的实况一一记录在案。
涉及的主要人员有一名参议员、七名众议员和十多名地方政府官员。
据悉案件正在继续调查中，联邦大陪审团将就这一案件进行听审。
正当人们纷纷议论这一案件时，另一桩类似的案件又被揭开了。
这次的情况是，联邦调查局于一年多以前在洛杉矶开设了一家假保险公司，秘密调查南方四州（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与阿肯色）工会中有关卫生与福利保险中的贪污事件。
工会上层人物为了转移目标，将乔装保险公司职员的密探引向某些有不法嫌疑的政府官员和知名的犯法人物。
于是密探便设下圈套，以拉保险生意为名，向官员行贿，涉嫌受贿的人当中有路易斯安那州的正副州长、过去的州长候选人、得克萨斯州议会议长等。
调查对象中还有一名犯罪集团的显要人物名叫卡洛斯·马赛罗。
他住在新奥尔良市郊，过去曾因抢劫被判刑监禁五年多。
由于本领高超，他又以合法非法手段相结合，用经营房地产、保险业、银行业、旅馆业、聚赌场等办法建起了一个称雄南部几州的金融王国，与南方政界、财界要员来往，三十年来联邦政府欲将此人驱逐出境而不能。
经过这次调查，据说这几个人的案情与证据不久将上交有关州一级的大陪审团。
这些案件首先由《纽约时报》揭发，其他报纸和电视台连忙跟上去大量报道。
案件揭发后，各方反应强烈。
有人欢呼，过去只抓下面小的，这次抓了上面大的，令人鼓舞。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议员利文斯顿说，这等于是对整个国会的控告。
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议员罗伊斯已任议员二十五年，不胜感慨地说，国会确实是个病态的机关。
有人认为，司法部门设下圈套诱人上钩，自己首先犯罪，执法犯法，实在令人不安。
据政府官员透露，类似的设置骗局引人落网的秘密调查，现在有一百多起正在进行，被调查的官员有一千多名。
但各级政府官员与大小犯罪集团之间的暧昧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甚至使司法部门某些人员也感到吃惊。
有人认为，这次案件未全部定案就提前透露，是为了及时发出警告，赶快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加尴尬的丑闻被揭发，造成更大的被动。
还有人认为，最近这些丑闻的揭发，反映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间固有的矛盾加剧。
多年来由于国会揭发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许多事实，使联邦调查局在公众心目中形象不佳，威信扫地。
现在联邦调查局揭发国会议员滥用职权，这是对国会的报复。
最近揭出与丑闻有牵连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这发生在总统选举年之中，看来也并非偶然。
记者同许多美国人交谈时，大家对这类腐朽现象，非常痛恨，但他们感到无能为力。
见得多了，往往由愤世嫉俗转为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两句后也就不了了之。
（附图片）
这是放在华盛顿乔治城区一栋房子地下室的电视摄像机和录像磁带，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用它记录了政府官员受贿的情况。
传真照片（美联社）

在罗马尼亚国际赛中
我乒乓球选手获七项冠军四项亚军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3月03日电
中国选手在03月02日结束的罗马尼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中，赢得了全部七项冠军，并取得四项亚军。
由王建强和陈新华组成的中国男子二队取得男子团体冠军，南斯拉夫二队获得亚军，罗马尼亚一队和南斯拉夫一队并列第3名。
在女子团体赛中，由阎桂丽和黄俊群组成的中国一队获得冠军，由杨莹和张建茹组成的中国二队获得亚军，罗马尼亚一队和保加利亚队并列第3名。
在五个单项的比赛中，王建强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女子单打，杨莹获得冠军，黄俊群获亚军。
男子双打，王建强和陈新华、周平和杨玉华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
阎桂丽和黄俊群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混合双打的冠军和亚军分别由中国的周平和阎桂丽以及杨玉华和黄俊群所获得。

新加坡足球队三比一胜朝鲜队
据新华社香港03月04日电
新加坡消息：
今晚在新加坡进行的奥运会足球赛亚澳区预选赛第3组的比赛中，东道国新加坡队以三比一战胜第8届亚运会并列冠军之一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
比赛开始后不到三十分钟，新加坡队的林陈文攻进一球，首开纪录。
朝鲜队积极组织反攻，但上半场始终未能破门。
下半场开赛后不久，新加坡队利用罚任意球机会，由黄国才将球顶入网内，以二比○领先。
后来朝鲜队攻球命中，追回一分。
比赛结束前五分钟，新加坡队再次得手，最后以三比一结束比赛。
新加坡足球队是近年来进步较快的一支队伍。
队员技术较全面，脚法细腻，跑动快，进攻意识强，讲究集体配合。
去年年底在泰国举行的泰王杯足球赛中曾以四比一战胜过中国第4届全运会冠军山东队。
在这次预选赛中，目前新加坡队已取得三胜一负的战绩。
新加坡队还剩下最后一场比赛，03月08日晚将同中国队交锋。

津巴布韦人民的重大胜利
新华社记者述评
罗得西亚独立选举的最后结果03月04日揭晓，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中八十个黑人议席的绝对多数（五十七席）。
按照伦敦协定规定，民族联盟将组织津巴布韦的第1届黑人多数政府。
这标志着长期殖民统治和少数白人统治的结束，黑人多数统治的愿望即将实现。
首都索尔兹伯里市民和全国各地居民正在欢庆津巴布韦人民这一重大胜利。
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七百万津巴布韦人民的共同意愿，也表明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势头不可阻挡。
这一重大胜利，是津巴布韦人民长期坚持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特别是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
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统治，津巴布韦人民进行了十多年的民族解放斗争。
从1966年04月起，经过长期的斗争，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不断从东北部、东部、西北部各个地区加紧向种族主义当局发动进攻，动摇了它的统治。
否则，就不可能有津巴布韦非洲人的选举权利，也就得不到今天选举的胜利。
津巴布韦人民的重大胜利，也是同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援，特别是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非洲统一组织从成立以来，历年都要开会讨论南部非洲未独立地区解放的问题，作出支援这些地区人民斗争的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具体地组织和支援了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
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为此承担了光荣的国际义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国际上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以及联合国组织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按照去年08月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决定，英国主持召开了罗得西亚制宪会议，随后主持了伦敦和平协定的执行。
尽管出现过某些不愉快的事件，协议基本上得到实现，独立前大选得以顺利进行。
在欢呼津巴布韦人民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人们都希望他们能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强团结，继续前进，克服各种可能出现的挫折和困难，使新生的独立国家走上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道路。
（附图片）
朱育莲　绘

穆佐雷瓦
穆佐雷瓦是“统一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他1925年出生于富裕的农民家庭。
全家都是基督教徒。
他曾由教会资助在美学习宗教、哲学和青少年心理学，回国后从事宗教活动，1968年被任命为基督教罗得西亚卫理公会首任黑人主教；
1972年又被选为全非基督教会主席。
1971年，穆佐雷瓦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他主张用“非暴力手段”来“改变白人压迫黑人的现实”。
1975年09月“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分裂，穆佐雷瓦以“统一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继续进行活动。
1977年，白人当局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武装斗争，抛出了“内部解决”方案。
1979年04月罗得西亚反动当局根据“内部解决”协议举行“大选”，穆佐雷瓦出任“总理”。
·施静舫·（附图片）

罗伯特·穆加贝
罗伯特·穆加贝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领导人。
穆加贝1925年出生在马肖纳兰的库塔玛的一个木匠家庭，曾在南非、莱索托和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分别获得文学和教育学学士等学位。
1955年至1960年先后在赞比亚和加纳任教。
1960年穆加贝回到罗得西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并担任津巴布韦民族民主党宣传书记。
第2年，该党被殖民当局取缔后，成立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穆加贝担任人盟的宣传书记。
1963年，人盟内部分裂，穆加贝脱离人盟，同西索尔等人创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他担任总书记。
1964年民盟被罗得西亚反动当局宣布为非法。
穆加贝因发表抨击罗得西亚反动当局的演说，在1964年被捕，至1974年12月才获释。
1966年民盟开展武装斗争。
1975年04月，穆加贝到莫桑比克民盟营地参加了武装斗争。
津巴布韦人民军成立时，他成为该军的领导人。
1976年10月，穆加贝代表民盟与恩科莫领导的人盟组成“爱国阵线”，成为该阵线联合领导人之一。
1977年08月，他正式担任“民盟”主席。
1980年01月29日，穆加贝回到罗得西亚，受到二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他领导的“民盟”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名义参加独立大选。
（附图片）

英总督要求穆加贝组织新政府
新华社北京03月04日电 索尔兹伯里消息：
英国驻罗得西亚总督索姆斯勋爵今天要求在大选中获胜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穆加贝组织津巴布韦新政府。
索姆斯勋爵今天上午在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大厦同穆加贝举行了会谈。
索姆斯说，英国准备尽一切力量使权力移交比较顺利地进行。
他还说，英国希望“同独立的津巴布韦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
在会谈中，双方表示同意津巴布韦需要稳定、和解与和平。

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今年03月05日，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一九○二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
一九○四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
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反对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曾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
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不遗余力，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40年03月05日，病逝于香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发去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附图片）
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先生
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蔡元培先生。
1917年05月23日，蔡元培先生应邀赴天津演讲，周恩来同志笔录了蔡先生论德智体三育的演讲词，并写了按语，发表在南开中学的《校风》第67期上。
1921年09月，蔡元培先生（中坐者）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时，与代表团成员合影。
蔡元培先生手迹。
1933年01月，蔡元培先生书录旧作奉赠鲁迅先生。
1933年02月17日，蔡元培先生（右二）与宋庆龄、鲁迅、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左二）时合影。
　本组照片均为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