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　提高党的战斗力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
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
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
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 的权利”的规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公报
（1980年02月29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1980年0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到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
另有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三十七人列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
五中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这部分议程包括：
（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三）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全会认为，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
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广泛地得到落实。
在这个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
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
这是我们党克服了巨大困难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全会指出：
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
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五中全会认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
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增选，中央书记处的建立，是党的重要决策，它表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生机蓬勃，人才辈出。
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将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巩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这个文件，根据全会意见修改以后，即将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
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需要，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个《准则》共有十二条，它的草案在1979年02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03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
全会认为，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会决定在会后公布这个《准则》，并在全党执行。
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凡是违背准则的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
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
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
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
“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
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并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全会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经验证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
“四大”，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好方法。
“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
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因为，1979年11月至12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已经制定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且在今年01月16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以后，李先念同志又在02月10日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
现在全国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很明显，1980年全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
完成这些任务，将对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发挥巨大的作用。
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
（附图片）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在五中全会上。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驻悉尼首任总领事崔更生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外交部获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首任总领事崔更生于02月26日离开北京赴任。

中罗政府今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签字
杜米特列斯库大使为布尔蒂卡副总理访华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8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今天上午在北京签字。
余秋里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同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科尔内尔·布尔蒂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为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科尔内尔·布尔蒂卡访问中国，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外贸部部长李强，冶金部长唐克，一机部长周子健，煤炭部长高扬文，以及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叔亮等，出席了招待会。
布尔蒂卡副总理和余秋里副总理先后在招待会上祝酒，祝愿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亲密关系不断发展。

保护环境建设四化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受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建议，在今年03月开展“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
这是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提高人们保护环境自觉性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对经济工作的有力促进。
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环境保护的中心任务，是促进人类生态系统向更高级、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资源，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处于盲目状态；
后来，有了一些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工业“三废”的治理，没有从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护自然资源这个大的环境概念来考虑问题，开展综合性的保护工作，因此，尽管环保部门和不少单位做了许多工作，我国整个环保工作的水平仍然不高，进展也不快。
例如，上海市1979年通过治理，污染物比1978年减少百分之一，而同时排放的污染物却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五，净增百分之二点五。
辽宁省重点化工企业，近年来治理了两万多吨污染物，同时却增加了四万多吨污染物，净增两万吨。
八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这就要求我们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统一起来，保证在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地改造自然环境，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
但是，我国现在的环境状况很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目前，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污染情况相当严重。
乱垦滥伐和不合理的种植，使我国土地资源在不断丧失，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黄河中游的河床每年增高三寸，长江里泥沙也逐年增多。
土地沙化面积建国以来增加了六万五千平方公里。
草原沙化、碱化、退化占草原可利用面积的五分之一。
森林面积每年平均减少二百五十多万公顷。
某些地区，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环境污染逐渐加重，空气污浊，水质恶化，环境质量下降。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懂得环境科学知识，不知道怎样做才更合理，就是一个原因。
因此，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就更为必要。
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普及，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把生产观点和生态观点统一起来，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自觉地、扎扎实实地抓好环境保护工作。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重生产、轻保护。
这是认识上的片面性。
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直接利益，无疑应当重视。
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态系统，不仅可以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同样应当受到重视。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固然严重，但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更突出，它比环境污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
自然环境破坏以后，恢复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恢复的。
所以，当前我们要特别强调自然环境的保护，大力宣传生态观点，宣传保护自然环境对于发展经济的促进作用。
保护好环境，对于发展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自然资源保护好了，为工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就可以充分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作用；
有了科学的环境规划，并把它纳入经济规划之内，经济规划的实现才有可靠的保证；
加强环境的科学管理，防止跑、冒、滴、漏，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大搞“三废”的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本身就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合理的环境布局，逐步形成生产地域综合体，充分发挥环境因素的有利作用，就可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
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就要学习环境科学知识。
有了知识，我们就可以做到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五一八页）从而比较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加速经济的发展。
环境保护涉及许多部门和行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兴科学。
我国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由于社会制度和具体条件不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的经验。
由于过去宣传不够，仍有不少同志习惯于用旧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环保工作。
这些都给环保工作的开展增加了困难。
各级党组织、政府和群众团体，要支持环保部门的工作；
各级宣传机关和各种宣传工具，要把宣传环境科学知识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人大常委会1979年09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是开展环保工作的法律依据，要贯彻执行。
只要我们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为四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附图片）
图为五中全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发扬蔡元培先生的革命精神，把祖国建设好
首都05日举行纪念蔡元培先生大会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有关举行纪念活动的各项事宜。
会议决定，03月05日在首都举行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
蔡元培先生，浙江绍兴人，1868年01月11日生，1940年03月05日在香港逝世。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的发起者，同盟会上海分会的领导者，曾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1932年，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这个组织的副主席。
在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们指出，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一贯提倡科学与民主，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培养了不少人才，纪念蔡元培先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好。
乌兰夫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只有青山常在　才能绿水长流
彩色科教片《绿化祖国》于植树节上映
本报讯
为迎接八十年代第1个植树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科教片《绿化祖国》将于03月12日同广大观众见面。
这部影片用生动的形象，阐明了在生态平衡规律中森林与人类关系的科学道理。
影片以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由山青水秀变成秃岭荒山、浊水洪流的史实为主线，说明森林是生态平衡的主体。
一个国家森林面积如占国土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分布均匀，就能保障农业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正常；
而乱砍乱伐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出现沙漠化和各种灾害。
影片概括介绍了全国的绿化情况，并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展示出奔腾不羁的黄河和千山万壑的黄土高原，纪录了沙漠掩埋村庄、覆盖长城、包围城市甚至威胁北京的真实景象。
影片还用一定篇幅阐述了林木净化大气、防御公害、减弱噪声、美化环境的重要作用。
影片将激发人们为四化和人民生活抓紧植树造林。

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法　普及环境科学知识
03月份举办“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为了大力宣传贯彻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强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决定，今年03月份举办“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大气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很高，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高达几十吨；
许多大城市的地下水被严重污染；
长江、黄河等二十多条主要河流及湖泊内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与环境有关的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有所增长，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国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很严重。
土地资源在不断丧失，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黄河中游的河床每年增高三寸，长江中的泥沙也在逐年增多。
土地沙化，草原沙化、碱化、退化，森林面积逐年减少，使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许多干部、群众不大懂得环境科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有生产观点，很少有生态观点；
只注意发展生产，不注意保护环境；
只算本单位眼前经济帐，不算社会长远的经济帐，甚至把生产建设与保护环境对立起来。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在“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中，全国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单位，将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环境保护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介绍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的关系，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关系，人口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宣传加强环境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科学知识以及有关的经济政策。
通过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掌握环境科学知识，自觉地遵守环境保护法，齐心协力，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广泛、深入地宣传环境保护法，是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在去年12月份召开的第1次全国环境科学普及工作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的倡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并且要求把这一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恢复党的好传统共同商讨党和国家重大问题
党中央就召开五中全会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华国锋主席就全会各项议程作了说明
与会者完全赞同全会讨论解决的问题，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于02月24日至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近一百人出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席了02月24日上午的座谈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
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
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
华国锋同志在座谈会上指出，在座的许多同志有同党几十年合作的历史，同党一起经历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困难和考验。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之间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了，相信在新的长征中，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他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对五中全会准备解决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
在四个上午的座谈中，大家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荣毅仁、王昆仑、胡子婴、董其武、许德珩、孙起孟、史良、朱学范、严信民、刘仲容、胡厥文、胡子昂、赵宗燠、屈武、甘祠森、孙晓村、王雪莹、罗叔章、阿沛·阿旺晋美、徐萌山、黄鼎臣、朱蕴山等在会上相继发言，叶圣陶、钟惠澜、易礼容、周士观等作了书面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他们说，五中全会考虑解决的问题，都是人们十分关心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是党和国家主要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五中全会解决的问题，大得人心，一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们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的信任，一定要奋发努力，为四化建设，为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座谈会结束时，乌兰夫同志对大家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发表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他说，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很有益处，一定把它反映到五中全会上去。
他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心同德，共同为我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附图片）
中共中央02月24日至27日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举行座谈。
华国锋主席出席了02月24日上午的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摄

恢复党的好传统共同商讨党和国家重大问题
党中央就召开五中全会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华国锋主席就全会各项议程作了说明
与会者完全赞同全会讨论解决的问题，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于02月24日至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近一百人出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席了02月24日上午的座谈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
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
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
华国锋同志在座谈会上指出，在座的许多同志有同党几十年合作的历史，同党一起经历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困难和考验。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之间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了，相信在新的长征中，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他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对五中全会准备解决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
在四个上午的座谈中，大家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荣毅仁、王昆仑、胡子婴、董其武、许德珩、孙起孟、史良、朱学范、严信民、刘仲容、胡厥文、胡子昂、赵宗燠、屈武、甘祠森、孙晓村、王雪莹、罗叔章、阿沛·阿旺晋美、徐萌山、黄鼎臣、朱蕴山等在会上相继发言，叶圣陶、钟惠澜、易礼容、周士观等作了书面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他们说，五中全会考虑解决的问题，都是人们十分关心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是党和国家主要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五中全会解决的问题，大得人心，一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们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的信任，一定要奋发努力，为四化建设，为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座谈会结束时，乌兰夫同志对大家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发表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他说，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很有益处，一定把它反映到五中全会上去。
他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心同德，共同为我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附图片）
中共中央02月24日至27日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举行座谈。
华国锋主席出席了02月24日上午的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摄

李强欢宴毛里求斯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工商部长巴商特·拉伊为团长的毛里求斯政府贸易代表团。
代表团是昨晚抵达北京的。
今天上午，李强部长同拉伊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革命斗争回忆录《决战淮海》出版
本报讯
革命斗争回忆录《决战淮海》最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
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当年淮海战役的亲身参加者。
他们以真实的历史情节、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材料介绍了淮海战役发生、发展和夺取胜利的整个过程，准确地纪录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和我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一些活动。
这本书的出版既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增添了一份好的教材，又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史提供了一些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为该书撰写了文章。
　
（克仁）

什么是补偿贸易？
补偿贸易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贸易方式之一。
贸易双方根据合同或协议，由一方提供资金、设备、技术等，一方不用支付现汇，利用对方提供的条件来开发资源或兴建工厂企业，然后用兴建项目所生产的产品或双方商定的其他商品或劳务等，偿还债款本息。

合理调整职工住房
浙江省金华水泥厂建厂以来，已建成集体和家属宿舍二千五百八十多平方米。
去年又增加六百二十四平方米，基本解决了家属住房问题。
单身职工平均每间房屋（十六平方米）住两人。
为了安排好住房，厂党总支、工会和行政部门负责人组成调整住房领导小组，按车间、科室、工作性质、生产班次合理调整住房。
使一幢宿舍住的人工种相同，一间房间住的人班次相同，不相互干扰，还可互相照顾，为职工创造了学习好、休息好、睡眠好的良好环境。
工人满意地说：
“居住条件改善了，生产劲头更足了。”
匡　鸣

国防工业系统办起五百多个农场
国防工业系统广大职工在戈壁荒滩、深山野岭办起五百多个农场。
去年，这些农场生产了五千万斤粮食、七千万斤蔬菜，既减轻了国家负担，又改善了职工生活，还解决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子女就业和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
（据新华社）

安徽省怀远县化肥厂党委关心工人生活，发动群众盖起简易平房，作为夜班宿舍，受到职工欢迎。
新华社记者徐光春摄

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浙江试制新产品恢复传统产品
新华社杭州电
浙江省手工业系统坚持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社会需要组织日用工业品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个系统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二十六亿多元，超过国家计划两倍多。
今年01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
试制的新产品和新的品种、花色达一万一千多种，许多已经断档多年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也都基本上恢复了生产。
浙江省二轻局的同志认为，取得这些成绩，关键在于自觉地搞好市场调节。
今年他们在这方面作了新的尝试。
他们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前提下，从去年各地试制的新产品和恢复生产的传统产品中，挑选了两千多种产品，在杭州市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展销会。
让广大群众来参观，并且自由选购自己喜爱的产品。
展销会自02月01日开幕以来，每日平均零售额达八万多元。
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的商业部门派人前来洽谈业务，每天签订的订货合同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
这次展销会为全省手工业企业提供了预测市场的好机会。
通过产品展销，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群众的需求。
他们发现，群众对服装、高档皮鞋、皮箱、高档家具等产品，不仅需要量大，而且对质量、式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原来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在国际市场才有销路的一些工艺美术产品，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内群众的光顾。
如温州的十字花台布、肖山花边等都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与此相反，目前有不少厂试产的电冰箱、洗衣机却很少有人问津。
这些情况已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市场预测好被动变主动
北京市棉纺织印染行业产品销路好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李亚非报道：
北京市的棉纺织印染行业各工厂，今年一反去年初部分产品滞销，订货冷落的状况，一批又一批的订货，使这些工厂的生产安排得满满的。
在北京的各大商场里，纺织品的销售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受顾客欢迎的宽幅布增加了；
适宜于做窗帘、沙发套、电视机罩等的室内装饰布花色繁多；
中长纤维衣料的花色增加了三十多种；
印花的确良布的图案也显得更加雅致漂亮。
这些变化，是北京棉纺织印染工业系统注意加强了市场预测工作的结果。
去年初，北京有些纺织工业品销路不好，商业部门拒绝收购，生产十分被动。
棉纺织印染公司和所属各厂纷纷成立了新产品调研试制小组，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
北京印染厂除了派人参加一年两次的全国选花订产会之外，还在一些商店建立了若干展销点，每次新的花布生产出来后，先在这些商店试销，听取消费者意见。
通过市场预测，北京一些纺织工厂了解到今后几年内，国内外市场需要的棉布和化纤织物，一般都要求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使厚织物象呢绒，薄织物象丝绸，而价格则又要求比呢绒、丝绸便宜。
现在，各厂都在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生产准备，并已试制出二十来种产品。

广开门路　拾遗补缺
四平集体企业产品对路
本报讯
记者石德连报道：
吉林省四平市集体所有制工厂根据市场需要，广开门路，发展生产。
去年全市二百四十多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去年生产了四百多种产品，工业总产值、利润比1978年分别增长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十六。
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规模小、灵活机动的特点。
他们主动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方向。
缝纫二厂过去生产服装，一度改产帆布制品。
后来，他们发现帆布制品滞销，而加工出口服装的工厂干不过来，便承担了加工出口服装的任务。
去年，这个厂创造利润四十三万多元。
他们还很注意根据市场需要拾遗补缺。
在四平市场上，以前难以见到家用熨斗、电镀车锁、异型鞋等几十种商品，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都生产出来了。
四平市有关部门注意帮助集体所有制工业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现在，全市集体所有制工厂基本做到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生产大幅度增长。

托儿所服务周到
本报讯
记者文英报道：
天津煤建公司五厂关心群众生活，腾出十二间约二百平米的更衣室，粉刷一新，作为托儿所住房，并修建托儿所娱乐场地，取消不收男职工孩子入托的规定。
托儿所实行假日值班制度，根据职工需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均可收托，还收托临时因事外出职工的孩子。
对入托的孩子，作到包看病，包拆洗被服、理发、洗澡。

方便群众的生活服务站
无锡汽车发动机厂从去年以来，改建了食堂，改善了浴室，自制了接送车，扩大了幼儿入托范围，而且还组织了部分工人，为全厂职工开办了
“生活服务站”。
服务站雨天出租雨鞋、雨伞、雨披，为职工修理自行车，深受职工的欢迎。
郝通劳

“湘中牌”铁锅质量名列全国第一
去年底，在山东省潍坊市全国铁锅质量检验评比会上，湖南益阳市生产的“湘中牌”铁锅，名列全国第1。
轻工业部颁发了奖状。
“湘中牌”铁锅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解放后一直保持了轻薄美观、经久耐用、不炸不裂等特点。
丁明　洪进

甩掉落后帽子有“妙药”
淮北市矿山机器厂领导艰苦奋斗抓生产，扎扎实实抓生活
据新华社合肥电
新华社通讯员董善祥、新华社记者刘谓福报道：
曾经以“老落后”闻名安徽的淮北市矿山机器厂，从1973年到去年上半年，领导班子更换了八次，始终变化不大。
去年08月初，姚廷鸿、徐方醒、张学孔三同志来到这个厂分别担任厂党委书记、厂长和副厂长以后，他们和全厂职工一起努力，只用四个多月时间，就补上了前七个月的欠产，提前十二天全面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从此甩掉了“老落后”的帽子，成为全市的先进企业之一。
今年01月份又如数完成了生产计划。
姚廷鸿等三同志有什么“灵丹妙药”呢？
工人们说：
“很简单，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作风和关心群众的革命精神。”
他们来厂干的第1件事，就是到群众中去调查长期落后的原因。
工人们纷纷向他们反映说，某些领导人缺乏革命事业心，没有把精力和心思放在生产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致使不少职工干活情绪不高，许多人要求调离这个工厂。
姚廷鸿等听了以后，深深感到，要使职工一心一意干四化，首先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要关心群众，尽力帮助职工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为此，他们专门召开会议，对职工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解决。
过去这个厂的食堂饭菜质次价高，饭厅被改作仓库，工人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党委书记姚廷鸿带着科室干部到食堂劳动了一个星期，搬走了上百吨机器、设备，腾出了饭厅，又用边角废料做了一批桌、凳，使职工能坐下安心吃饭。
这个厂有一幢两千多平方米的宿舍楼，过去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没有下水道，长期来污水遍地，无人过问。
厂长徐方醒亲自带人去彻底打扫了一番，增接了几个水龙头，又安了下水道。
厂托儿所原来只有一间房子，二、三十个娃娃挤在一起，吵闹哭叫，家长很不放心。
姚廷鸿等主动把他们的三间办公室让给托儿所使用，三个人挤在另一间房子里办公。
他们还派人打扫了常年无人过问的厕所、茶水房等公共场所，并且装上电灯。
他们在几天之内，解决了全厂职工叫了几年没有解决的事情，在职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姚廷鸿等为职工办了这些好事，对自己要求却很严格，没有半点特殊。
他们三人都是单身在厂，同工人一样在大食堂排队买饭菜，同工人一样住普通的宿舍。
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这个厂的其他领导和车间、科室干部，也振作革命精神，深入生产第1线，有不少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几位领导干部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生产指挥，整顿劳动纪律，落实技术人员政策。
有的领导干部分别到任务重、困难大的铆焊、装配两个车间，和工人一起大干，研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全厂很快出现了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新局面。
原来要求调动工作的同志，也愿意留下工作了。
这个厂的职工深有感慨地说：
“不怕事情难办，就怕领导不下决心干。”

电子电气化　小型轻量化　营养疗效化　装饰工艺化
上海轻工生产向新目标前进
本报讯
记者章世鸿报道：
上海市轻工业系统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倾听群众意见，积极试制、生产市场需要的新产品。
上海四百种新产品和名牌产品，曾是去年全国轻工业产品展销会上的畅销货。
但是，上海轻工业系统的同志并不满足，他们把上海产品同外地产品作对比，找差距，并用多种方法进行调查研究。
最近，上海轻工业局在全市开设了钟表、食品、自行车、制笔、日用化学品、玻璃、搪瓷保温瓶七个门市部，试销各种新产品。
新产品在接受群众评定之后，及时投入市场，很受消费者欢迎，门市部被誉为“工业之窗”。
如“幸福可乐”新饮料，他们先在门市部试销，消费者反映，味道挺好，汽有点不足，甜度过高。
工厂立即改进了配方，现已大批量生产，受到消费者的赞赏。
对
“戒烟糖”，商业部门收购时开始信心不足，在门市部试销成为畅销品后，他们就乐于进货了。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海轻工业系统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使轻工产品逐步实现电子电气化、小型轻量化、营养疗效化、装饰工艺化。
上海生产的手表、缝纫机、照相机、打字机正在用电子武装起来，第4代电子手表已在上海大批生产。
电子笔、电动打字机、电子控制的照相机也在研究、试制中。
自行车、复印机、照相机正在向小型轻量化发展，主要是用轻金属、塑料来代替一般钢材。
各种糖果和化妆品增加有营养疗效的成份。
如含维生素的糖果已经上市；
珍珠霜不仅美容，而且能保护皮肤和具有医疗作用。
玻璃器皿和陶瓷产品则力求工艺化，不仅实用，而且要成为装饰品。
此外，他们正在改革商品包装，试制新型包装纸，力争包装现代化。

省市间开展“补偿贸易”好处多
——上海市手工业局同外省、市扩大经济协作关系
编者按：
上海市手工业局参照国际间采用的补偿贸易方式，扩大同外省、市的经济协作关系。
实践证明，它能使沿海和内地之间，条件较好的企业和条件较差的企业之间，原材料供应地区和加工地区之间更好地加强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发展。
去年07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手工业局和杭州新华造纸厂签订地区间‘补偿贸易’协定”的消息后，上海市手工业局不断收到外地企业的来信，要求同他们建立“补偿贸易”关系。
到目前为止，这个局先后同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的六家造纸厂和骨胶厂、木器厂、瓷器厂谈成了八笔“补偿贸易”，其中三笔已经正式签订合同。
在八笔“补偿贸易”中，上海市手工业局将提供对方五百九十八万四千元的设备，设备价款一般在五年内还清。
对方则从1981年起，十年内每年供应上海手工业局各种纸张六千一百多吨、特厚纸版一千吨、骨胶一百吨、木器家具一千套，以及美术瓷器等，基本上弥补了这个局急需的原料纸和骨胶材料的缺口。
今年，这个局还准备和福建、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等省、自治区的企业协商，开展木制半成品、皮革等项目的“补偿贸易”。
从半年的实践来看，采取“补偿贸易”的形式，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它的主要优点是：
一、资金由死变活，发挥作用。
上海市手工业局所属的一批集体所有制企业，每年都积累大量集体资金很少动用。
现在，用来开展这种“补偿贸易”，各企业的钱就变活了。
如这个局提取六百零八万四千元集体资金，为“补偿贸易”的对方提供造纸设备。
预计上海市手工业局和外省的纸厂每年就可增加产值约七千多万元，上缴国家利润和税金一千一百多万元。
二、有助于解决加工地区部分急需的原材料，发展短线产品。
上海市手工业局生产的木器家具、中西乐器、体育器材、木制工艺品和玩具等，需用骨胶作粘合材料，而每年骨胶的计划分配量只占需用量的一半左右。
现在，他们同广西柳州市第一轻化工业局谈妥，由他们向柳州市骨胶厂提供三十万元设备，帮助这个厂扩大生产。
柳州市骨胶厂分四年还清设备价款，并从明年起，十年内每年供应上海市手工业局一百吨骨胶，这样就能使他们大幅度增产市场急需的练习本、帐册，并能扩大高级纸制品出口。
三、有助于改变外省、市一些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状态，并能扶植社队企业逐步发展。
浙江萧山县的社队企业——沙河造纸厂，原来生产黄版纸，由于质量差，产品销不出去，企业濒于停产。
上海市手工业局通过“补偿贸易”，向这个厂提供二十八万四千元设备，并帮助这个厂改造设备，使这个厂改产国内没有的特厚纸版。
沙河造纸厂从明年起将年产一千吨特厚纸版，供给上海手工业局的纸制品厂，加工出口名牌畅销产品“公裕牌”文件夹。
通过“补偿贸易”，浙江、湖南、江西等七个纸厂除能提供上海手工业局的纸张外，还能为本省市多供应纸张约七千三百吨。
四、有助于安排劳动力。
浙江新华造纸厂利用“补偿贸易”，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车间，可吸收待业青年二百八十人。
一些省、区在设备增加后，也可安排一批待业知识青年。
本报记者　李　琳

谁能适应需要　谁就能够前进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机械工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去年有二十六个工厂组成了六十多个市场调查组，还发出一万多封信，广泛调查了市场需要，签订了五千九百多万元的产销合同。
他们从调查中认识到，谁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谁就能在调整中前进。
柳州市第一仪表厂根据调查结果，压缩了滞销积压的开关板的生产，增加了市场急需的电表的生产，使去年的电表产量从二万五千只增加到八万只。
这些工厂根据用户需要，去年共试制成功和投产了四十多种新产品。
　王及扬　钟瑞林

辽宁交流林副产品
春节前夕，辽宁省林业局在绥中县召开了一次林副产品交流会。
参加会的除辽宁省东部十个有林县区的供货单位外，还有沈阳、鞍山、抚顺等市木制品厂和各市、县林业、物资、社队企业、二轻等系统的代表。
交流会上展出了用枝丫、梢头等非规格木材加工成的各种木制品，包括桌、椅、木床、沙发，也有木把、坑木、包装箱板等。
　
（据新华社）

“鲁南明珠”——枣庄坑口电站
放眼枣庄市南郊，一片拔地而起的雄伟建筑群映入人们的眼帘。
那高耸的烟囱直插云天，巍峨的凉水塔汽雾缭绕，庞大的主厂房矗立厂区中央，吊塔游动，机器轰鸣，形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动人画卷。
这就是被人誉为“鲁南明珠”的枣滕煤炭矿区的大型坑口电站——山东十里泉电厂。
枣庄市历年来缺电，1954年前，只有一台五千千瓦发电机，后来陆续兴建了两处发电厂，但发电量仅有三万六千千瓦，满足不了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为了扭转鲁南地区枣庄、临沂等地缺电、限电的局面，更好地开发枣滕煤田，并为山东——华东电网相联准备条件，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下达了建设十里泉电厂的任务，电厂共四个机组，发电量为五十万千瓦。
这个电厂所用燃料是当地矿区的高硫煤，并掺烧百分之二十五的中煤和矸石，比较经济合理。
这里地下水源丰富，且有大山沟豁，是电厂的天然排灰排渣场，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这个发电厂的第1号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已经投入生产，二号机组的建设安装也已全面展开。
十里泉电厂是由山东电力建设第2工程处承建，于1978年06月破土动工，只用了十六个月零十八天建成了第1号机组，创造了国内同类型机组建设安装的新纪录，实现了水压试验、锅炉点火、附机运转、汽机启动、整组并网发电等大工程环节的一次启动成功，夺取了优良的工程质量。
孙广科　曹新泉　侯文歌

创造名牌　获金牌奖
常州灯芯绒畅销全世界
常州生产的灯芯绒，绒毛丰满柔润，花色新颖别致，条纹清晰，质地坚牢，多年来誉满全国，著称世界。
荷花灯舞牌灯芯绒荣获国家颁发的金牌奖。
创名牌的秘密在哪里？
靠改革工艺来提高质量。
为了使灯芯绒的光泽、手感、绒毛、染色等方面达到优秀标准，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对割绒、烧毛、煮炼、刷毛等一系列工艺进行了改革。
开始以为同普通棉布一样，只要进行丝光处理，布面就会有光感，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后来发现光泽是靠烧毛烧出来的，而且用铜板烧毛，效果最好。
割绒后的刷毛这道工序也很重要，它象梳理头发一样，可以使绒毛松软。
靠研制新产品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
他们千方百计研究设计新的花色品种。
有些同志风趣地说：
“我们搞科研，设计新产品，就象小孩吃糖那样，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还盯着一个。”
这就是说，一批产品投产，同时就试制另一批新产品，还要研究设计第3批新产品。
现在常州灯芯绒的品种已增加到二百多种，花色多达一千多种，除了各种粗粗细细的绒条之外，有绒编灯芯绒，远看象是绒线编织成的；
还有印花灯芯绒，大提花、小提花、双面双色灯芯绒等等，真是五彩缤纷，万紫千红。
现在灯芯绒已不限于纯棉的，还可以生产化纤的、混纺的。
由于重视了科技工作，只有九百多人的常州灯芯绒印染厂，去年给国家上缴利润一千五百万元，赚得一批外汇。
（附图片）
常州灯芯绒印染厂生产的荷花灯舞牌灯芯绒，绒面光泽柔和，花色新颖别致，外销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国家金牌奖。
新华社记者方爱玲摄

北京工人体育场试行经济管理
既开展了文体活动，又减少了国家补助
本报讯
记者鲁南报道：
北京工人体育场去年以来试行经济管理，积极开展增收节支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由于大力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丰富了文化生活，广大群众也很欢迎。
1980年，他们准备进一步改进管理，开展业务，力争做到设备添置，馆、场修缮不要国家补助，日常费用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
北京工人体育场包括一个体育场、一个体育馆，设备比较完善。
过去，由于体育场属事业单位，一切经费差额都由国家负担，设备和场地利用率不高，长期入不敷出，在开支方面也不注意节约。
二十年来，国家平均每年补助六十五万元。
北京工人体育场经上级批准，从去年开始试行国家定额补助，增收节约留用的经济管理办法。
场领导对下边提出增收和节约指标，超额完成指标给予物质奖励。
职工们打破过去那种坐等任务的状况，走出门去主动组织文体活动，开展场外流动售票业务。
去年，全场共组织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一千二百多场次，接待观众三百三十万人次。
他们还在游泳场冬闲期间，利用空闲更衣室开设了有一百多个床位的小旅店。
这些做法既方便群众，又增加了收入。
去年各种收入达一百一十二万元。
他们还通过加强水、电管理，自己从事中小型维修和承担场内活动的服务工作，共节约开支三万多元。
去年全年国家给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经费补助，已降到三十九万五千元。
在新的一年里，北京工人体育场职工决心向自给有余的目标前进。

同心同德为四化艰苦奋斗育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来成绩显著
本报讯
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停办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经过一年半的恢复整顿，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一些系被合并到其它大学，教师干部队伍被分散，学校的各种设备、图书资料损失极大。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批准恢复人民大学，分散在全国二百多个单位的原人大近百分之八十的教职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回归校园，积极投入复校的各项工作。
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边复校，边教学，在缺少校舍、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的困难条件下，招收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两千零六十九名，同时承担了两个分校二十六个班、一千八百五十六名学生的绝大部分教学任务。
1979年07月，计划进修班和统计进修班已有九十二名学生胜利结业。
为了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四化培养更多的政治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师资，人民大学党委大力加强对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领导，安排业务水平较高、教学效果较好的中老年教师，包括一些教授、副教授，担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中，教师们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力求讲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并把理论教学同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解决学生中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结合起来。
中共党史课就党的创建、安源罢工、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澄清史实，拨乱反正，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澄清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党史教学中制造的思想混乱，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
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结合学生提出的“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问题，讲授帝国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原理，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地分析认识、研究探讨我国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树立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哲学课的教学，结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就真理标准问题，阐明实践标准，批判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对学生进行端正思想路线的教育。
这样，就提高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提高了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思想觉悟，提高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与此同时，人民大学还努力提高外语课教学质量，收到了良好效果。
去年12月中旬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举行了公共英语的竞赛，人大的学生总分获得第1名。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还积极组织师生广泛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研究和教材建设。
一年多来，学校召开大、中、小型科学讨论会一百多次。
去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和建国三十周年召开科学讨论会，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经济改革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仅1979年就写出科学论文七百四十六篇、教科书和讲义一百七十四部、专著六十一部、工具书七部、编出资料书十余部，译出外文著作十余部。
其中，《简明清史》是我国第1部记述清代历史的专著，填补了我国清史研究当中的空白。
《中国宪法史略》是我国解放后第1部宪法史方面的专著。
《中国革命史讲义》、《经济学说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工业会计学》等书，已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等学校的通用教材。
培养在职干部是人民大学办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点。
为了适应祖国四化建设中加强经济管理和法制建设的需要，人民大学在校舍紧张的情况下，选派大批骨干教师走出校门，举办短训班和进行专题讲学，培训在职干部。
去年下半年，人民大学财经、法律、文史和政治理论等十五个系，先后派出一百五十多位教师为中央二十七个部委，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所属的二百多个单位的在职干部和教师上课，听众达二十六万多人次，受到各地区、各部门的欢迎和好评。

武汉工业控制机外部设备研究所三十六岁的青年主任工程师陆际光，刻苦钻研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先后研制成功彩色影片加色法光号穿孔机，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彩色图符显示器和针型控制台打印机。
其中有两项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去年10月，国务院命名他为全国劳动模范。
最近，他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为陆际光正在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彩色图符显示器的模拟试验。
刘晓林摄影

损耗小　寿命长
新型绝缘材料节电显神通
常州绝缘材料厂试制成功并投产的一种新型绝缘材料——聚丙烯薄膜，用在电力容器上可以提高电容器的容量，从而起到节约电能的作用。
发电过程中，由于电感性负载的存在，发电设备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以致浪费大量电能。
要减少电能的浪费，就须增加使用电力电容器。
但是，我国现有的电容器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怎么办呢？
一是投资建新的工厂，但短期内不可能提供产品；
另一种办法是提高电容器的单台容量，这等于在不增加设备的条件下增加电容器的产量。
常州生产的聚丙烯薄膜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这种新的绝缘材料经西安、上海、桂林、无锡等地的电容器厂使用，性能良好，用它生产的电容器，比相同体积的全纸电容器的容量提高一倍以上。
这等于使电容器的产量翻一番。
1979年常州绝缘材料厂共生产了四十吨聚丙烯薄膜，用来生产电容器，节约的电能就相当于增加一个十五万千瓦的发电站。
另外，使用这种薄膜的电容器具有体积小、损耗少、寿命长的特点，可以节省大量原材料。
本报通讯员　吴佩华
本报记者　张敏求

提倡急在一起想在一起
科、教、卫单位第1线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由于所处的地位、工作性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常常发生矛盾，因此也常常影响到双方的工作积极性和同志关系。
其实，前线和后勤，只有分工不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只要双方都从大局出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急在一起，想在一起，矛盾是不难解决的。
我们的大局是什么？
就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共同的目标，就是争取在二○○〇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后勤人员和科、教、卫等各条战线上的专业人员，完全应当做到思想相通、甘苦与共。
后勤人员要积极主动地为前线服务，为战斗在第1线的专业人员服务；
专业人员要尊重后勤人员的劳动，体谅后勤人员工作中的困难，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合乎实际。
这样，双方互相尊重，密切配合，矛盾就会解决。

播种知识的“工程师”
——记全国劳动模范、小学常识教师石钩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石钩老师，从事自然常识教学已有二十六年了。
他经常对人说：
达尔文童年时代非常喜欢捉虫子，捉得多了，两手拿不下，扔掉又舍不得，就用嘴叼着回家了……，后来成为著名的生物学家。
可见一个人幼年时的爱好，往往会对他的一生起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常识教师，就要想方设法把孩子们的兴趣引向科学的大门。
二十多年来石钩老师就是这样去做的。
上课铃响了，石老师从容地走上讲台，讲生理知识：
人是怎样呼吸的？
他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
学生们仔细听着，眼睛一眨一眨的，看样子还没大听懂。
石老师早料到了，他将一个玻璃罩搬上讲台，那里面有两个代表肺叶的气球，顶上是一个铁丝做的人头剖面图。
教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
石老师一面讲解，一面将代表胸膈的塑料布向下拉，两个气球便鼓了起来；
再一松，气球瘪了，从鼻孔里喷出一股气。
学生们笑起来，石老师趁势提问：
“为什么我一拉气球就鼓了呢？”
笑声停了，学生们动开脑筋，有人举起了手……。
石老师为了把常识课讲活，备课时总是先琢磨教材，琢磨学生，然后再琢磨教具。
有这样一件事：
四季形成是一种宇宙现象，牵涉到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地轴倾角等知识，学生们见不到，摸不着，教师要讲清楚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地理课中的一个难点。
过去讲到这里，都用挂图来表现，学生没兴趣，因为还是难懂。
石老师决心做一台仪器来演示四季形成的原因。
怎么做？
他昼思夜想，设计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遇到了许多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例如设计自转装置时，发动机无处安装，百思不得其解。
他一有空就画图，画呀、画呀，猛然发现地球仪里面是空的，发动机不是可以装在里面吗？
于是，一套美观、简便的自转装置的设计诞生了。
他在制作时巧用心思，克服了材料缺乏的困难。
他拿篮球做胎，用纸糊了个地球仪，用乳胶把白线粘起来代替皮带，用木板削成减速轮，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台仪器造出来。
当仪器出现在课堂上时，学生们都被吸引住了。
那小巧玲珑的地球仪，一面自转，一面围着“太阳”公转；
“阳光”直射点在赤道两旁上下移动，四季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一位从事地理教学多年的老教授，见到这台仪器，欣喜地称赞石钩老师解决了我国地理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一位西德朋友参观后也说：
“这个教具也解决了我们教学中的这个难点。”
二十多年来，石老师仿制和创制的教具有七百多件。
这里边凝结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别人是无法估量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人们只看见他早来晚走，星期天、节假日照常到校……。
就这样，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知识的种子播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孩子们爱上了常识课。
有时石老师外出开会，孩子们天天去办公室打听：
“石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给不给我们补课？”
当石老师回到课堂时，同学们竟乐得鼓起掌来。
石老师很少给学生留笔答作业，他常出一些思考题，或让大家制作标本、模型，学生们都愿意做。
他们从石老师身上学到了爱思索的习惯和不怕困难的精神。
有的同学为了做模型，见到拖拉机就追着跑，直到看清楚为止。
有的为了探明钟表的秘密，天天惦着他家里的那块闹表……。
如果说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那么一位法国朋友的赞语说得很对：
石钩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
　本报通讯员　王咏赋

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单位
研制成功强效降压新药
本报讯
记者屠正峰报道：
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心血管病研究所研制出一种目前国内最强的降压新药——八厘麻毒素。
这种药降压生效持续时间较长，药质稳定，使用方便。
药效可与国外的速效、强效降压药硝普钠媲美。
八厘麻，过去是我国民间常用的跌打损伤的外用中草药。
1971年，这个医院开始将八厘麻制成水煎剂进行动物实验和初步临床应用，发现它对降低血压和减慢心率都有明显疗效，特别对随时可能出现脑溢血、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的重症高血压患者疗效更好。
这个医院对六十八例重症高血压患者使用八厘麻，降压显效达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这种新药，为杜鹃花科，又名羊踯躅、元轴子，也叫闹羊花。
药源丰富，制造工艺也很简单。
最近，卫生部委托湖北省科委、省教育局、省卫生局鉴定，建议推广使用。

要有这样的领导作风
据《健康报》报道，最近国家医药总局为了摸索制药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经验，以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走出机关，到该局所属的东北制药总厂开了一次会。
他们就地调查研究，就地总结经验，就地解决问题，受到基层企业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他们自己也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医药系统如何进行调整心里比较踏实了，说起话来也变得“内行”了。
在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去研究解决。
如果老是浮在上面，靠听汇报、画圈圈来领导，很可能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甚至瞎指挥，造成新的损失。
因此，很有必要提倡国家医药总局这样的领导作风，即面向基层，深入实际，迈开双腿，到生产第1线去作切实的调查研究。
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

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为四化积极献计献策
中国科协所属各学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本报讯
中国科协所属八十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协）会，在1979年认真贯彻
“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年来，各学会共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五百多次，参加的科技工作者达五万多人次，发表论文三万多篇，为四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去年的学术活动，不仅数量比前年增加两倍多，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发挥学会跨学科、跨系统、跨部门的特点，围绕着四化建设中的某些重点项目，献计献策。
去年09月，中国农学会与东北三省科协，联合召开的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集中了三十多个学会、约四百名科技工作者，对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标准、措施、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为科协如何组织多学科协作，开展谘询活动提供了经验。
会上提出的某些重大建议，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许多地方学会还针对本地区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难题，组织专家协作攻关，解决了许多科研生产中的问题。
吉林省在城市建设施工中，对单桩承载力的设计，过去一直按四十吨计算。
吉林省建工学会在一次学术讨论中，综合分析多年来的试验报告和现场实验数据，认为单桩承载力可达六十吨（持力层为圆砾、卵石），即提高百分之五十。
按此标准取值，如果吉林市每年按二万立米用桩计算，即可节约三千立米预制桩，价值四十余万元，并可加快施工进度，节省大量水泥和钢材。
这项意见已被吉林省建委采纳，定为省设计标准。
在重庆市长江大桥施工过程中，有一桥墩出现裂缝。
有人提议炸掉重修，这需要三个月时间和三十万元投资。
重庆市科协组织硅酸盐学会，请有关专家“会诊”，提出了用环氧树脂粘补裂缝的建议，仅用七天时间，花了三万元就将桥墩修好，并保证了质量。
各学会在学术活动中，注意通过学术论文发现人才。
在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青年科研人员郭其悌，宣读了题为《N＋4相多体系的拓扑结构》的论文，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
他们认为多体系相平衡的图示，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基础理论问题。
过去，国内外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许多科学家，虽然发表过一些论文，但仍悬而未决。
郭其悌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是一项突破性的成果，对于矿物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可是，这篇论文，在郭其悌所在的单位除个别专家外，并没有引起重视。
学会为了进一步弄清这项成果的真正学术价值，提请吉林大学数学系进行推导和评价。
吉林大学认为论文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现在这篇论文已在《中国科学》杂志发表。
去年，各学会除派出几十个代表团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进行考察外，还邀请了一批国外学者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
这样，不仅交流了学术，还可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了解国际学术动向。
中华医学会召开的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邀请了一百多名国外专家。
原先，国内外不少人认为，我国在针灸针麻的临床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础理论方面差一些。
通过这次会议，国外一些学者反映，“想不到中国针灸针麻研究进展得如此迅速，如此深入”，“中国的研究工作的学术实力雄厚，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外国朋友对我国医学的重视和兴趣，大大激发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他们决心继续努力，把针灸针麻研究推向新水平。
　
　周凯歌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吴泰昌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想起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的问题。
我感兴趣并想探讨的是，为何象这两位在当时进步而又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没有参加左联？
如果我们分析了最初参加左联的名单，发现并非都是党员，而且也并非都是知名者，那这个疑团就更使人不解了。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没有对这个现象加以说明，郑、叶两位也似乎没有作过解释。
“释疑”则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
那几年由于一再批判三十年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对左翼文艺的干扰，有人就指出：
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是“左联”关门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这种情势下，有的当事人也只好顺此口径一再检讨，但有的当事人却不同意这种解释，但也想不起当时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左联”的具体原因。
前些年有同志认为“左联”的关门主义也表现在排斥茅盾参加“左联”的问题上。
后来茅盾和筹备“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冯乃超公开出来说明情况。
实际是：
“左联”成立时茅盾在日本，回国不久，“左联”就派冯乃超去商谈请他参加“左联”。
茅盾的说明给了我以启发。
我想起不妨去询问尚健在的叶圣陶。
去年11月24日下午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笑了笑，他说：
“我是没有参加‘左联’，为什么没有参加？
外面有些说法，但从来没有人来直接问过我。
当时冯雪峰曾找我，对我说：
‘你、陈望道、傅东华，还是保持表面中立态度好，便于联系一些人，就不参加‘左联’了。
’”叶老强调说：
冯雪峰不是随便个人说的，他记得清楚，他说是他们考虑研究过的。
他进而谈到他与冯雪峰当时的关系。
他说：
他同冯雪峰很早就有联系：
“1921年左右，我当时在苏州乡下教小学，发表点文章，冯写信给我，后来我到杭州第1师范教书，我们才见面，冯在这个学校读书，但我不教他，彼此也算是师生关系。
1928年前后，我在上海编《小说月报》，冯常投稿，找我，当时我们住在景云里，他同茅盾住一个楼，他住三层一个小房间，一、二层是沈雁冰的，沈在日本，家里留有沈老太太和二个孩子，可能还有夫人，家里事委托我照管，我同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老朋友，又住在隔壁。
这样与冯雪峰常有来往。”
我通过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请他便中代询郑夫人高君箴，郑振铎生前是否谈起过为什么没有参加“左联”的事。
不几天我收到郑尔康的复信，信中说：
“所问之事，据家母回忆，确曾听先父谈起过。
当时的‘左联’，无论名称，还是其成员，都是赤红色的，为了团结更多处于中间或偏右的作家，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需要一些象先父那样进步的有一定影响的但表面看来颜色又不是十分红的作家，不以‘左联’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样更便于把绝大多数作家团结到革命阵营周围来。”
“是大局的需要，是党的一种策略。
至于当时谁同先父谈的，以及谈的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
去年12月13日下午我问起叶圣陶这事，并告他郑夫人信中所谈，他又说：
他不参加“左联”，是冯雪峰同他谈的，要他保持中立。
至于谁同振铎说的，他不知道。
叶老和郑夫人所谈，精神大体是一致的，它有助于说明：
郑、叶之所以没有参加“左联”，是党当时的一种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左联”组织战线上的一种关门主义表现。
我以为叶圣陶同志和郑振铎夫人的这种说明是合理的。
从郑、叶当时与党的关系看，确实找不出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参加“左联”。
他们两位当年的政治表现和在文艺界的影响是无须介绍的。
不妨举两个例子。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马路上公开枪杀工人，当时商务、开明书店同仁曾发宣言抗议国民党这种暴行，有十几人签名，郑振铎是其中一个。
1928年秋天，在革命文学论争高潮平息后，党为了团结文艺界，曾派冯乃超、钱杏邨等人与郑振铎联系，并通过郑团结了一大批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为争求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开展斗争。
叶圣陶1928年所写的长篇《倪焕之》其进步倾向及影响更是公认的。
在他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在经济上不断给拮据之中的一些党内作家以照顾。
当时《小说月报》规定，文章登出之后再付稿费，而钱杏邨、冯雪峰、夏衍他们都是交了稿就领稿费，而有些稿子稿费已领，后来并不见得利用。
当年这些党内作家生活无固定收入，叶圣陶的这种关照很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实际困难，常常听起钱杏邨、夏衍感激地谈起这些往事。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写这则短文的初衷，并不是说，“左联”无论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没有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干扰，没有沉痛的教训可吸取，只是想说明，文艺运动的情况是复杂的，政治路线对文艺路线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大小和直接曲折又是不等的，不能简单地推断，只能从实际出发，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先弄清一些事实。
趁一些有关当事人还幸在，应尽快抓紧这项工作。

前驱者的血
丁景唐
在八十年代的第一春里，时代的列车在新的长征道路上奔驰向前，社会主义文艺的花朵开得更加鲜艳。
缅怀五十年前——1930年03月02日，在上海，成立了党所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心潮澎湃。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
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艺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一条革命文艺战线，在敌人的心脏地区，用文艺作为武器，英勇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写下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新的光辉的一页。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的。
“左联”成立的第2年，1931年02月07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左联”的几位年轻的文艺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英名是：
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
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是中国革命作家的优秀代表，他们牺牲时，还都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成长道路，而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党员。
他们中有的是长期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而在紧张战斗的间隙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
有的以主要精力，长期从事文艺活动。
他们用笔作武器，面对强大的敌人，勇敢地冲锋陷阵，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李伟森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文；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02月》；
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以及诗和散文；
殷夫的抒情诗和红色鼓动诗；
冯铿的《贩卖婴儿的妇人》等，都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左联”杰出诗人殷夫，在《梦中的龙华》这首诗的末尾，对光明的未来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希望。
他盼望庄严伟丽的龙华古塔会合上时代的脚步，他期望龙华桃花开放出更加妖娆的花朵。
我们要珍惜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用我们的笔为四化服务，加速烈士遗愿的早日实现。
如鲁迅所说：
我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1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烈士们用鲜血浇灌的鲜花，在春风中开遍了祖国大地。
向四化进军的时代列车正在奔驰前进！
社会主义文艺的花朵也将开得更加鲜艳！
　写于八十年代第一春的上海

左联杂忆〔文艺回忆录〕
夏衍
一个月前，当《文学评论》要我写点文章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意外，真想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竟这样匆匆地过去了。
“左翼十年”是谈论三十年代文艺时一般惯用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以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十年的历史。
其实这个所谓十年，指的是1927年太阳社、创造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到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为止的十年，而左联实际上只有六年的历史。
谈起左联，很自然地会想起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先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前后的一段历史。
照一般的讲法，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合作是自1929年10月开始筹备的。
而其实据郭沫若同志1937年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当时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前夕）对我说，早在1926年，他在广州已经向鲁迅先生提出过中国革命作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杂志的建议，鲁迅先生欣然表示同意。
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建议没有能够实现。
到1927年冬鲁迅先生回到上海以后，据我所知，最早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共产党员是李求实同志（即李伟森）。
李求实同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李人一同志的表弟，他当时同我住在一个地方，因此他曾跟我谈过跟鲁迅先生来往的经过。
他并说他也曾经建议过左翼文艺工作者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意思。
此外也还有冯雪峰同志、殷夫同志、柔石同志等和他联系。
我当时在做工会工作，同时也在匡互生先生主持的立达学院教书，当时我经常翻译一些外国的文艺作品，常到内山书店，因此也跟鲁迅先生有了来往。
由于有过这样一些联系，因此1929年冬党中央提出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鲁迅先生很快地就同意了这一主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于1929年10月，成立于1930年03月02日。
这一段时期正是所谓立三左倾路线时期，因此有些文艺评论家把左翼作家联盟认为是直接由李立三同志领导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团体。
这一点，我们这些参加过当时实际工作的人应该说明：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李立三同志的确是领导人，但是同时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王稼祥同志、李维汉同志等人。
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和执行李立三的路线，因此不能把立三路线时期的所有的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在这个路线下面工作的人一律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因为很明白，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而当时中央提出左翼作家跟鲁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行动。
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中，由于一九二七、二八年的文艺论争，许多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有了很大的隔阂，因此要说服党的和非党的作家全体一致同意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之间，冯雪峰、柔石、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洪灵菲等同志都做了不少工作。
是不是左联成立之后左翼作家，或者说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之间就完全没有隔阂了呢？
那也不是。
因为当时除了鲁迅、郑伯奇年事较高之外，都是二十岁出头、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和了解，也不懂得文化斗争的策略。
对鲁迅的伟大，他的思想深度和对社会的了解，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认识。
因此即使在左联成立之后，我们中间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那些鲁莽、冒险，所谓“赤膊上阵”的作风，依然还是存在的。
但是鲁迅在成立左联以后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他不再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办法，而是采取正面的帮助、批评、说服或者谈心、谈笑的方式影响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教益，这是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从鲁迅的书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同左翼作家的关系。
林彪、“四人帮”之类极力把我们这些人，包括所有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说成是反对和围攻鲁迅，那是完全不确切的。
因为尽管还有一些隔阂，但对于大目的、大方向以及“左联”成立以后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上海各种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我们都是一致的，例如反对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艺这类问题，我们都是事先和鲁迅商量之后，采取一致的行动。
至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件上，我们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情况，这是事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左联成立以后的十个月，就是1931年01月，王明利用他在第三国际的权势，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执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
左联成员李求实、殷夫、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和其他十七位共产党员，为了反对这个王明路线，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被英帝国主义的工部局逮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02月07日在龙华慷慨就义。
到明年02月，就是他们殉难的五十周年了。
当时，鲁迅曾经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一文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表达他对左联烈士们沉痛真挚的悼念之情。
文中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1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今天重读鲁迅这篇满腔悲愤的文章，缅怀去世近五十年的战友，禁不住怆然泪下。
讲到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当时在上海的几位国际朋友。
他们是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同志。
左联成立后，他们三位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借地方给我们开会，帮我们印刷一些传单。
特别是在五烈士牺牲之后左联向国际进步作家提出的呼吁和对国民党的抗议书等等，都是经过他们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国散发出去的。
今年05月，是史沫特莱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而尾崎秀实则在回日本以后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到太平洋战争后，就由于所谓“佐尔基事件”的牵连，于1943年11月07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以叛国罪处死。
山上正义曾目击1927年的广州暴动和1930年的红军进占长沙，拍了不少国民党屠杀人民的照片，并写了许多报道发回日本。
此外，他还用林守仁的笔名翻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和左联五烈士的作品。
他在尾崎离开上海以后继续帮助左联进行工作，并领导当时在上海的进步日本人、朝鲜人的工作。
在我们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悼念。
左联的筹备和成立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进行的。
但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有人壮烈牺牲，有人被捕坐牢，坚贞不屈。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如杨邨人、姚蓬子之类的叛徒、特务。
据我回忆，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被摧残最严重的时期是1929年到1932年初那一段时期，因为这一段时期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左翼文化组织的成员经常不断地进行了一些所谓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之类的鲁莽行动，因此每一次游行示威就会有一些人被捕。
是不是1932年以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比从前减轻了呢？
完全不是。
从三一年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国民党的特务可以在租界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那末为什么我们在1932年以后组织被破坏的比较少，而工作还有了发展呢？
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提一下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一——一九三三）。
他和鲁迅、茅盾经常来往，讨论上海文艺工作的情况，商量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的方案，然后向我们进行批评和教育。
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他本人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因此他对我们的指示和教导，就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
就我个人来说，秋白同志那些亲切教诲和细致帮助，我是至今不忘的。
事实很清楚，从1932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踏实了。
在这里，我想举两件事，来说明我们的工作作风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改变。
其一是我们打进了一直不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注意的电影事业。
在瞿秋白同志指示下，郑伯奇、钱杏邨和我，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以及许多党的文艺干部参加了电影工作，加上田汉、阳翰笙。
这件事是我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
时间虽则不多，从1932年到1937年这几年时间之内，我们实质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后来还办了“电通”公司）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在上海销路最大的报纸象《申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等开辟了电影批评的阵地，甚至连国民党办的《晨报》上“每日电影”副刊也是实际上由我们党员主编的。
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第2件事，就是田汉同志（当时他除了左联、剧联之外，还带便领导着音乐小组的工作）要我向秋白同志请示，是否可以争取法国商人办的百代歌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任光，以便把我们在电影中的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
这件事秋白同志是非常感到高兴的，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救亡、抗日、反蒋的歌曲宣传到全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去的一个机会。
当时通过象《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制成唱片，广泛发行，就很快地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形成了一个救亡歌咏运动。
这个运动已经超出了知识青年、学生的范围，而是在工人、店员、职员以至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起了广泛的影响。
我记得，到了1935年、三六年，只要我们一号召，就可以有上万人的歌咏大会来唱救亡歌曲。
这件事虽则不属于左联工作范围之内，但是这些救亡歌曲大部分是左联作家创作的。
这里也出现了象聂耳、冼星海这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党的临时中央和瞿秋白同志在1933年相继离开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后，上海的文化工作改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
1935年初，江苏省委被破坏，当时领导左联、剧联、社联以及其他文艺工作的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许涤新等同时被捕。
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中央暂时中断了联系。
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开始了长征。
而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华北事件和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得到中央的指示。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能够知道的一点情况，就是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和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从这些报刊上我们知道了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特别是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论述之后，我们就考虑应该把左翼作家联盟和其他左翼组织扩大成为一个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统一战线的文化组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同志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经过史沫特莱转给鲁迅，鲁迅先生看后转给当时负责左联党团工作的周扬同志。
这封信显然是代表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意见的。
这封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的一些成绩，同时也批评了我们的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要求我们改变左联的形式，吸收凡是愿意抗战的文化界人士参加。
这之后我们开始考虑解散左联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并且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说我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那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辞。
因为萧三的来信是鲁迅首先看过，知道它的内容就是要解散左联重新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现存的只有鲁迅先生看后由许广平同志抄录的副本）。
我们在决定解散左联以前，也是经过再三考虑，征得了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郑振铎、叶圣陶等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再由茅盾同志代表左联向鲁迅征求意见而得到鲁迅同意的。
鲁迅先生当时的确讲过，为着扩大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是可以的，但由于左联成立时候提出的目标没有达到，因此在解散时也应该发表一篇宣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由于急于成立文艺家协会，因此没有发表这个宣言，这是一个错误。
至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那是根据巴黎《救国时报》上面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到过的国防政府、国防会议等口号而提出的，也是经过左联大部分成员同意而提出的。
关于这些问题，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精辟的文章，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叙说了。
有人问，左联存在的六年间，一共有多少成员？
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回答。
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不可能有完整的成员名单，而且左联成立以后就有许多成员调离上海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冯乃超、洪灵菲、童长荣等同志），也还有一些左联成员没有留下文艺作品或者以后改换了工作，所以现在要拟出一个完全的左联成员名单很困难。
例如解放后当了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同志是太阳社创立时的成员，谷牧同志也曾经是左联北平分盟的负责人之一等等，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感慨很深。
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六年时间，正是经济危机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因此左联存在着一种过左思潮，把文艺单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认为，这在当时也很自然。
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一个政党或一个文艺团体，总有一个出生、成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从1929年筹备开始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这一段时间，是左翼文艺学步的时间，开始走路的时间，因此犯错误、摔跤、受损失，这都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左联的功过，作出适当的评价。
去年，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要趁参加过左联的同志还存在的时候作一次对左联的功过和事实的仔细讨论，并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我想这是十分需要而且非常迫切的。
因为参加左联成立的人现在最年轻的也已经在六十岁以上了，我希望趁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尽快进行这一项重要的工作。

罗汉岭沉思
严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
一我从你出发的地方出发，折一枝八桂堂的金桂，①花朵凝结着乡亲们的相思，凝结着亿万颗心底发烫的爱。
来到你最后停步的所在，罗汉岭前但见黄土蒿莱，②汀江在脚下日夜呜咽，流不尽愤怒，流不尽悲哀。
二谁说你只是一介书生，你曾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象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照亮奴隶们通向自由的大道。
到处是鹰犬们窥视的眼睛，哪一夜你不警惕地熬尽残宵，白色恐怖的浓雾密布，你从容地行进，高歌《赤潮》。
三大夜弥天，一灯如豆，两个身影亲密地并立窗前。
每一个字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每一篇文章是刺向敌人的利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最深的感情最高的颂赞，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③英勇的旗手英勇的誓言。
四遥望西天的白云，向往战友们艰苦的长征，在敌人的禁囚中，你守着机密，守着坚贞。
罪恶的子弹呼啸，倒下了年青的天才的生命，高昂的口号使屠夫发抖，悲壮的国际歌声山鸣谷应。
五三十年后，恶毒的手，向你倾泼污蔑的脏水，历史是公正的照妖镜，最终显出原形的恰恰是那伙丑类。
罗汉岭前的纪念碑推倒了，推不倒人民心头的丰碑，“诸夏怀霜”呵，雨过天青，禁不住滴下欣慰的热泪。
六悲壮的国际歌声，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回荡，锋利多采的战斗篇章，依旧是我们光辉的榜样。
流不尽的汀江水，流不尽的风范，流不尽的芬芳，献上一束金桂花，献上我们发烫的爱，发烫的景仰！
①八桂堂在江苏常州，瞿秋白同志故家。
②罗汉岭在福建长汀，瞿秋白同志就义处。
③鲁迅先生赠瞿秋白同志语。
1976年09月长汀初稿1980年02月北京修改

走出温室的玫瑰〔麻胶版〕黄新波

久野忠治要求政府对朝鲜友好
据新华社东京02月28日电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促进日朝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久野忠治27日会见内阁官房长官伊东正义，要求日本政府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政策。
久野向伊东提交的致大平首相的要求书说：
“值此南北朝鲜为举行首脑会谈而开始进行预备会议之际，我国应当重新考虑对北朝鲜的政策，推进友好政策”。

勃列日涅夫对美国进行“和平攻势”
对美国企业家说要寻求彼此能接受的办法
据新华社莫斯科02月28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勃列日涅夫27日在莫斯科接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时，避口不谈苏军入侵阿富汗而引起的紧张局势，却要求美国同苏联“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所产生问题的办法”。
此间人士认为，苏联领导人接见哈默，是对美国的“和平攻势”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说，苏美关系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是美国当前推行的“损害苏联安全利益的方针的直接结果”。
他说，美国最近对苏联所采取的收缩经济、贸易措施“肯定会使美国实业界失去有利的合同”。
另据美联社报道，勃列日涅夫在谈话中还“期望卡特作出的保证包括确保向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运去的武器只用于防御”，以及“使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他所期望的保证，以换取苏联撤军”。
哈默在谈话中建议美苏就解决目前的危机问题立即举行外长级会谈。
勃列日涅夫表示，“这项建议也许是一个好主意”。

巴拿马航空公司职工罢工
巴拿马航空公司职工02月27日宣布举行不定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抗议把这家公司出售给私人。
巴拿马航空公司是政府和私人合资经营的企业。
据报道，这家公司最近已被全部出售给一家私人财团。

我赠送伊朗的救灾物资运抵伊朗
据新华社德黑兰02月29日电
一架运载中国救灾物资的飞机今天抵达伊朗南部的胡齐斯坦省。
这批救济物资是中国红十字会赠给伊朗政府的，其中包括两千条毯子和两百个帐篷。
02月中旬，胡齐斯坦省连降暴雨，全省五条河流决口，几十个城镇和几百个村庄遭到水灾。
据官方公布，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和二十万头耕畜死亡。
据报道，这是伊朗在本世纪内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水灾。

既无可依靠的政府又　无可依赖的军队
苏联侵略者在阿富汗陷入困境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报道，喀布尔人民举行反抗苏军入侵的大示威表明，苏联侵略者在阿富汗已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既没有可依靠的阿富汗政府，也没有一支可信赖的阿富汗军队。
美国《洛杉矶时报》25日的文章指出，最近几天喀布尔人民大规模的反抗苏联入侵的斗争意义重大。
文章说：
“成千上万人走上喀布尔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表明阿富汗人民反苏情绪比过去所认为的要高得多。”
“喀布尔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总罢市、示威游行，并在市内一些地点分发武器，表明喀布尔反苏分子的组织程度比以前人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
文章说：
“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当局既无力阻止总罢市，也无力阻止街头的暴力，表明他们和压倒多数的喀布尔人民离得有多远呀！”
文章说：
“据来自喀布尔的消息，苏军驾驶着阿富汗军队的坦克在城里对付最近发生的动乱。
这种情况被认为是苏联军事领导人已认定他们在紧急时刻已不能依靠关键的阿富汗装甲部队了。”
据说有些阿富汗军队由于被怀疑“不忠”而被苏军解散。
但“俄国人也许会发觉他们自己在作战中比过去期望的陷得更深了。”
文章说，喀布尔的动乱还表明，卡尔迈勒政权在随着苏联入侵而上台以来并没有取得阿富汗人民的多少支持，而苏联要取代卡尔迈勒的任何行动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
文章说：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人物”。
据法新社26日报道说，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在苏军开进阿富汗两个月之后，莫斯科今天已陷入日益加深的困境。
报道说，卡尔迈勒政权并没得到广泛的支持，阿富汗的正规军已经瓦解。
游击队利用严冬的气候不断骚扰被大雪围困的苏联军队，但使苏军更为担心的是目前阿富汗人普遍的敌对气氛。
从喀布尔传来的消息表明，苏联高级指挥部已暂时把重建阿富汗军队一事搁下来，现在这支军队显然准备倒向游击队一边。
由于发生了空前的开小差浪潮，这支军队的兵力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且现有的四万军队只有一半可参加军事行动。
报道说，最近，由于一支阿富汗军队拒不执行苏联的命令，苏军就派飞机轰炸了他们的军营。
因为阿富汗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再存在，苏联军队现在不得不担负维持城市秩序，和在山区扫荡游击队的任务。
英国《卫报》27日的文章说，美国人士认为，喀布尔的卡尔迈勒政权已接近垮台，很快将不得不由俄国人的直接统治取而代之。
（附图片）
苏联侵略军的暴行，激起阿富汗人民极大愤怒，这是活跃在赫拉特附近的阿富汗游击队。
中立者是一名起义的政府军上尉。
他现在是一个游击队领导人。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
谴责南朝鲜当局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平壤02月29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2月29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求南朝鲜当局停止军事演习活动，端正对南北对话的态度。
文章说，南朝鲜当局02月27日白天和28日黎明，在汉城地区举行了名叫“盾牌八零”的军事演习。
南朝鲜伪军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以及许多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大炮被投入了训练，并进行了实弹射击。
文章说：
“南朝鲜举行的这次军事训练是对我们的露骨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事业的严重威胁。”
文章着重指出，这次军事演习是在为北方和南方的总理接触作准备的工作级接触正在进行的时候举行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文章说：
“要进行对话，就应当首先为此而创造良好的气氛。”
“对话是为了和平统一被分裂的祖国，要是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骚动，煽动南北对峙，那么对话就没有意义了。”
文章指出，南朝鲜当权者“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北方渗透’的谎言，以阻止我们的祖国统一方案给南朝鲜人民带来的影响。
同时，他们企图用刺刀威胁人民，禁止人民进行爱国活动；
并企图用刺刀挽救危机，平息内部混乱。”
文章说：
“南朝鲜当权者必须停止用炸弹和大炮维持分裂体制、加强反共对峙的愚蠢活动；
必须端正对统一对话的态度，给双方的接触创造良好的气氛。”

美国又进行地下核试验
据美国能源部宣布，美国02月28日在内华达试验场又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这次试验的核装置的爆炸力相当于两万吨梯恩梯炸药。
这是美国在1980年进行的第1次与核武器有关的地下核试验，也是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三百三十五次地下核试验。

美国强调苏撤军是保证阿富汗中立前提
伊斯兰会议组织支持阿富汗中立化的建议
新华社华盛顿02月28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今天说，阿富汗中立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
霍丁·卡特向记者们表明，美国“想要作为一个政策问题重申，前提条件必须是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
他表示，他的意思不是指大部分或一些苏联军队，而是所有苏联军队都必须从阿富汗撤出。
他说，真正中立的定义必须是阿富汗人民所能接受的，而不能是“外部势力强加给（阿富汗人民的）一些既成事实”。
他说，在阿富汗中立化问题上美国不打算带头。
美国“对别人提出的建议是感兴趣的”。
但是，他指出，美国对于用某些建议来掩盖并不撤军反而巩固或增加军队的事实真相的那种宣传运动不感兴趣。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吉达消息：
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比卜·查蒂28日宣布，这个组织支持欧洲共同体关于阿富汗中立化的建议。
查蒂说，这个建议“是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有效办法”。

美国高空侦察机侵入朝鲜领空
新华社平壤02月28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美国“SR—71”高速高空侦察机一架，02月27日侵入朝鲜北方高城以东等地领海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自01月11日以来，美国派侦察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次数累计已达二十三次。
报道指出：
“这是蓄意在我国制造紧张局势、企图给北方和南方的对话造成人为的困难、妨碍对话的进展、阻挠统一问题和平解决的有计划活动。”
报道指出，美国“必须立即停止给朝鲜的和平统一制造人为困难的一切挑衅活动”。

自讨没趣
何立
围绕着阿富汗事件，苏美双方近来进行了别开生面的书信往来。
02月06日，苏联《文学报》发表了该刊主编恰科夫斯基致卡特总统的公开信，指责美国“歪曲了苏联在阿富汗的作用”。
美国许多报刊登载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随后，美国驻苏联大使沃森复给恰科夫斯基一封信，要求在《文学报》上发表。
02月22日，苏联方面通知美国驻苏大使馆：
沃森的信不予发表。
美国大使遂将该信公开。
苏联为什么不敢公开发表沃森的信？
沃森在他的信中，谈到了苏联人民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例如，今年01月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以一百零四票对十八票的压倒多数，通过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决议。
对于这件说明苏联在世界上极端孤立的事情，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压根儿未加报道。
《文学报》如果发表了，莫斯科编造的所谓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合法行动”，“得道多助”的神话还有谁相信呢？
沃森的信，还说到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人数已达九万多人，这也很使《文学报》害怕。
因为从侵略阿富汗以来，莫斯科一直对入侵的苏军人数讳莫如深，只是支支吾吾地说派出了
“人数有限”的部队。
如果将沃森的信公开，莫斯科如何向苏联人民交代呢？
沃森还在信中驳斥了苏联的所谓“应邀出兵”论。
他指出：
莫斯科曾说是应阿明“邀请”进入阿富汗的，又说阿明是“美国特务”；
美国特务怎么会“邀请苏联军队来赶他下台呢”？
莫斯科又曾说是受到卡尔迈勒的“邀请”，但卡尔迈勒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几天以后才公开露面”，他上台后的首次公告是通过“设在苏联的电台发布的”。
沃森这些话触到了苏联的痛处。
对于这个苏联从上到下都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文学报》哪里敢让苏联人民知道？
莫斯科当局尽管嘴里把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说成是“正义事业”，但心里却很明白，这种在国际上打家劫舍的勾当，苏联人民决不会答应。
所以两个多月来，苏联一直对国内采取封锁消息、歪曲事实、蒙骗人民的手法，不让苏联公众了解阿富汗事件的真相。
而沃森却在信中列举大量的事实，讲明了阿富汗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就是《文学报》宁肯被人们耻笑而不敢刊登沃森公开信的原因。
《文学报》本来想通过刊登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的办法，向国内人民显示一下苏联侵略阿富汗是何等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从而增加一些欺骗效果，不料却引来了一封它不敢公开的美国大使的公开信。
这真叫弄巧成拙，自讨没趣。

苏一公民因上书反对侵阿被捕入獄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最近报道，苏联四十一岁的知识分子维克托·索基尔科01月10日上书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求苏联侵略军“全部立即撤出阿富汗”。
十三天后，这位苏联公民被捕入狱。
这家报纸还公布了索基尔科请愿书的摘要。
请愿书说，“为了履行我对我的国家和我国儿童的前途所负的责任，为了履行我作为公民的责任，我要求苏联军队全部立即撤出阿富汗。”
“如果我们继续直接参加这场内战，我们的家庭和国家将遭到巨大不幸。”
请愿书指出，苏联出兵阿富汗“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1979年年底作出的（入侵阿富汗）决定已陷入深渊”；
它使苏联“处于同整个穆斯林世界对立的地位”。
请愿书还对苏联出兵阿富汗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要求勃列日涅夫“完全恢复一项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政策。

苏军在喀布尔机场部署导弹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据路透社02月28日报道，苏联在喀布尔机场部署了地对空导弹。
报道说，在苏联镇压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民的抗苏斗争后，人们28日第1次看到苏联在喀布尔机场部署了地对空导弹。
报道说，五个导弹群是沿着机场跑道排列的，每个导弹群有四枚导弹。
跑道的尽头是一个重要的苏军兵营。
人们还不清楚苏军部署这些导弹的目的。

苏联人口二亿六千多万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人口最近十年增长了二千二百八十万人，现在共计有二亿六千四百五十万人。
城市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村人口在继续减少。
现在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农村居民占百分之三十八。
（据新华社）

苏联又抓走日本渔船
新华社东京02月29日电
位于北海道小樽的第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28日下午公布，日本渔船第十八海良号26日在择捉岛附近海面捕鱼时，被苏联的警备舰抓走。
这艘九吨的小渔船，由船长近野初男等九人驾驶。
他们在26日上午受到了苏联警备舰的检查，并在当天被苏方抓走。
今年以来，被苏联抓走日本渔船，这已经是第2次。

苏联的穆斯林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派往阿富汗的军队中有许多中亚细亚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
由于这些穆斯林部队同阿富汗人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不少人对阿富汗人民表示同情，苏联当局最近已将一部分由苏联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调出阿富汗，而代之以苏联欧洲地区的军队。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苏联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属穆斯林，其中人数较多的有：
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阿塞拜疆，以及车臣、印古什、维吾尔、东干、鞑靼、巴什基尔等民族。
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中亚、高加索和乌拉尔等地区。
就历史和文化来说，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六个共和国的居民主要是穆斯林。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现在的苏联中亚地区。
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伊斯兰教的中心。
目前，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市是苏联伊斯兰教的中心，这里有一所培养阿訇的经学院。
1958年，在塔什干又增设了一所经学院。
教务组织还派留学生赴国外伊斯兰教学院学习。
苏联当局每年允许二十至二十五名穆斯林去麦加朝圣。
苏联国内的伊斯兰教情况六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它有广泛的民族和家族传统的基础，在穆斯林聚居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仍有很大影响。
据苏联学者调查，在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成年人过伊斯兰教的宗教节日，一半以上的青年男女到清真寺举行结婚仪式。
在塔什干，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多数都信教。
而中亚的知识分子，即使不参加宗教活动，相信无神论，也仍然认为自己是穆斯林。
·卢存淑·

英保守党政府赢得信任票
英国保守党政府02月28日在下院辩论政府的经济和工业政策时，以五十九票的多数挫败了反对党工党提出的不信任案。
表决是在六小时激烈的辩论之后举行的。
结果是二百六十八票赞成，三百二十七票反对。
这是这一届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英国下院第1次就一项不信任案进行表决。

英·甘地谈印度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斯坦时报》今天报道，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02月28日说，印度希望看到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但是要由阿富汗人民来决定他们要有什么形式的政府。
在谈到印度和阿富汗关系时，英·甘地说，长期来印度一直同阿富汗保持着良好关系。
她说：
“我们不仅同阿富汗政府而且和阿富汗人民有着良好关系。”
她表示担心印度周围发生的战斗将会破坏印度的发展计划。
她还说，印度不喜欢战争，“但是，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象过去那样给予恰当的反击。”
另据报道，《印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不赞成阿富汗中立》的报道说，从技术方面来讲，印度不赞成阿富汗中立。

英西德法等国领导人强调
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
据新华社伦敦02月28日电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今天在下院讲话时，要求苏联用从阿富汗撤军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它愿意维护阿富汗的中立。
她说：
“如果苏俄正在考虑使阿富汗成为一个中立国家，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
但是，要证明这种良好的意图，单是说说是不够的，我们要求从阿富汗撤军。”
据新华社波恩02月28日电
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天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指出，苏联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是问题的核心。
他说：
“问题在于苏联撤出它在阿富汗的干涉军，在于恢复被破坏了的均势。”
西德总理是在02月28日波恩联邦议院对外政策辩论开始时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谈到这一点的。
在谈及“西方一致行动”问题时，施密特强调说，“联邦政府一直认为，并且今后也将认为，我们只有在一个西方的全面方案的范围之内，才能成功地找到对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的恰当的回答。”
他表示，在德黑兰人质问题以及在阿富汗问题上，西德将同美国站在一起。
施密特在谈到莫斯科奥运会时说，“联邦政府今天仍然认为，给各国运动员创造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先决条件的责任是在苏联方面，而这种条件目前还不具备。”
他说，欧洲和美国对奥运会的态度“最迟至05月底将取得一致”。
据新华社巴黎02月28日电
法国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28日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强调说，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
他说，法国“曾多次公开声明，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不论从国际关系准则，还是从这些军队的出现所造成的危险升级及其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带来的威胁来看，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都是必需的”。
据新华社达卡02月28日电
孟加拉国总理沙阿齐兹·拉赫曼今天说，孟加拉国要求外国军队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
他说，孟加拉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对阿富汗局势的发展表示严重的忧虑。

西德给土耳其贷款
土耳其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02月28日在波恩签订一项协定，规定西德向土耳其提供一亿马克的商品援助贷款。
此外，土耳其在今年内还将从西德获得双边工程项目援助方面的一亿三千万马克贷款。

阿富汗不断侵犯巴基斯坦领空
新华社伊斯兰堡02月26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阿富汗军用飞机从去年12月08日以来侵犯巴基斯坦领空超过三十二次，其中今年发生的有二十七次。
有些侵犯领空的事件性质严重，如阿富汗军用飞机曾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十英里以上。

阿富汗的灾难
三、阿明之死
达鲁拉曼宫是查希尔王朝时代的王宫。
这座黄色的宫殿座落在喀布尔市郊，距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仅一英里之遥。
1973年07月17日，苏联支持达乌德推翻了当时在欧洲度假的查希尔国王。
从此，这座古老而幽静的王宫便成了国宾下榻和供人瞻仰的场所。
阿明的前任达乌德和塔拉基，官邸都在市中心的主席府——人民宫。
阿明在1979年09月火并掉塔拉基后，也一直住在人民宫。
可是，12月19日，阿明在人民宫遭到了神秘刺客的袭击，办公室的窗户被击碎。
与此同时，他的侄子、秘密警察头子阿萨杜拉·阿明也遇刺受伤，后来在苏联塔什干“治疗”时一命呜呼。
在这种情况下，阿明听取苏联顾问的“友好劝告”，带着卫队和眷属搬进了达鲁拉曼宫。
12月26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前一天，阿明在达鲁拉曼宫接见苏联驻喀布尔大使塔别耶夫，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
塔别耶夫还就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向阿明表示“祝贺”。
阿明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朋友”第2天就要结果他的性命。
27日夜，达鲁拉曼宫被苏军包围得水泄不通，苏军的十几辆坦克和各种火器向宫内倾泻弹雨。
王宫的屋顶被轰塌，门窗起火燃烧。
阿明指挥他的卫队激烈抵抗。
有人还看见阿富汗一支装甲部队赶到那里援救阿明。
但是，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激战，苏军冲进宫中，用冲锋枪和机枪对宫院进行了血腥的洗劫。
年刚半百的阿明和他的内阁副总理瓦科、贸易部长戈尔班迪以及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被打死。
一些目击者说，在达鲁拉曼宫的战斗中，至少有三千名阿富汗士兵阵亡，事后有六十辆满载尸体的卡车从宫中开走”。
阿明曾长期追随苏联，苏联也早在阿明当选为查希尔王朝时代的议员时就看中了他。
1965年，阿明参加了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创建工作。
达乌德上台后，阿明任人民民主党军事要员，一直抓军队工作。
1979年04月，塔拉基通过政变上台后，阿明一直是他的左右手，进一步得到了苏联的赏识。
但是阿明出任塔拉基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后，加紧扩充自己的势力，然而镇压反政府的穆斯林武装却未能奏效。
去年09月10日，苏联同在莫斯科访问的塔拉基密商除掉阿明。
但风声漏了出来，阿明这个“精明能干”，冷酷无情的铁腕人物就抢先下手。
09月14日，塔拉基从苏联一回到喀布尔，就被阿明干掉了。
阿明上台后，硬是逼着苏联撤换了共谋搞掉他的苏联大使。
苏联几次要他去莫斯科晤谈。
可是阿明心怀疑惧，拒绝去莫斯科。
苏联深感阿明难以驾驭，唯恐失掉阿富汗这个战略要地，因此决心尽早动手，强行换马，稳住阵脚。
伍甫（附图片）
苏联侵略军的坦克横行在喀布尔街头。

阿示威者毙伤苏军几百人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据法新社02月28日报道，反对苏联侵略的阿富汗示威者02月22日在喀布尔老城区炸毁了几辆苏军装甲运兵车和一辆坦克。
苏联士兵当场至少死一百人，伤二百多人。
报道说，苏联军队是在本月22日喀布尔人民反苏示威的高潮中，在喀布尔的贾代迈万德和夏尔瑙帕克地区遭到袭击的。
报道说，估计有五百名喀布尔居民惨遭苏军杀害，受伤者达一千人。

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埃以互换大使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8日电
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和以色列互换大使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表示反对，有的还举行了抗议集会。
叙利亚政府宣布埃以互换大使的日子——02月26日为“全国义愤日”。
这一天，大马士革举行了群众集会。
黎巴嫩总理萨利姆·胡斯26日发表声明说，由于埃以互换大使，今天（02月26日）是“阿拉伯人悲哀日”。
苏丹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说，苏丹非常悲痛地看到，在以色列仍然占领着亲爱的阿拉伯领土和神圣的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仍然被剥夺的时候，埃及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且同以色列互换了大使。
声明说，苏丹重申它决心继续同阿拉伯兄弟一起斗争。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7日就埃以互换大使给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打电报，要求举行阿拉伯首脑会议。

作为释放被扣十四名大使等人质的条件
哥伦比亚占领多使馆游击队提出五项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波哥大消息：
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哥伦比亚“四·一九运动”游击队员28日提出五项要求，作为释放被扣留的十四名大使和其他人质的条件。
据哥伦比亚官方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些游击队员的要求是：
从多米尼加使馆附近撤走保安部队，释放政治犯，在那些大使被扣的国家的主要报纸上刊登游击队的一项声明，支付五千万美元作为释放人质的赎金以及同哥伦比亚政府举行谈判。
哥伦比亚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已表示，政府将研究这些要求。
据报道，占领大使馆的游击队员28日释放了十名妇女和一名儿童，以此换取获得食品和其他供应。

国际航联批准我运动员创造的三项世界新纪录
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国际航空联合会最近批准了我国运动员创造的三项航空模型世界新纪录。
这三项世界新纪录是：
洪伟、董志斌以九小时五十八分四十二秒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理查德·韦伯于1977年09月02日创造的活塞式发动机无线电遥控水上模型飞机留空时间九小时零七分三十七秒的世界纪录；
陈志健以四千四百米的成绩打破我国运动员朱耀周于去年08月06日创造的发动机水上模型飞机飞行高度两千七百四十米的世界纪录；
叶家锭以三千二百八十四点零二米的成绩打破我国运动员敖维训、崔仁智于去年08月01日创造的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飞机直线距离二千八百五十四点七七米的世界纪录。
这三项世界新纪录是第4届全运会以后在上海、陕西、广东等省、市举行的航空模型比赛和纪录飞行测验中创造的。

埃以美三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8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三方02月27日和28日在海牙举行了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又一轮会谈。
这次会谈就建立两个高级委员会处理经济问题和有关建立一个自治权力机构的法律问题达成了协议。
埃及总理哈利勒、以色列内政部长伯格和美国总统卡特的特使利诺维茨参加了这次会谈。
这次会谈还就03月份的工作程序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下次全体会议于03月底在埃及召开。
会谈后，埃、以、美三方领导人拒绝说明目前需要认真处理的困难问题。
美国特使利诺维茨只是对记者说：
“我们现在正卷入我们一贯认为不得不处理的最困难、最基本的问题。”
据报道，三方代表已经讨论了美国提出的一个新的六点妥协方案。

巴拿马学生一度占领萨尔瓦多使馆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9日电
巴拿马城消息：
巴拿马一批学生昨天占领萨尔瓦多驻巴拿马大使馆两小时，并带走了六名人质。
占领者属于巴拿马的“11月29日革命学生阵线”。
这个组织在一项公报中说，他们占领萨尔瓦多使馆是为了声援萨尔瓦多的反政府组织，抗议萨尔瓦多政府镇压反对派，要求释放这个国家的政治犯。
据报道，占领者已经把六名人质带到巴拿马大学。

我民乐小组在东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东京02月26日电
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民乐小组26日晚上在东京举行最后一场访日演出，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个民乐小组演奏了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江南丝竹乐《中花六板》、笛子曲《鸟语花香》以及合奏乐曲《春江花月夜》等节目，还演奏了日本民谣《樱花》和《相马玉兰小调》等乐曲。
在演奏会上，这个小组的艺术家同日本广播协会东京广播合唱团的歌唱家联合演出了中国已故著名作曲家郑律成作的《沁园春·雪》、《星星歌》和《伐木歌》，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焕之担任指挥。

最近发生军事政变的苏里南
02月25日凌晨，苏里南发生军事政变。
在这个不大受人注意的小国里突然响起的枪声，使国际舆论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苏里南位于加勒比地区的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那里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
在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将近四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先后从非洲、亚洲运来了大批奴隶和苦力。
所以这个国家四十多万人口中，克里奥尔人（黑人与其他种族的混血种）占百分之三十；
丛林黑人（殖民统治时期逃入内地丛林地区的奴隶后裔）占百分之十；
印度人占百分之三十七；
印尼爪哇族人占百分之十五；
其余为印第安人、欧洲人和华侨。
每一个种族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长期以来，不同肤色的各民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劳动和斗争，基本上能和睦相处。
但是，由于有各种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各族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例如，1975年围绕独立的问题，两个最大的民族克里奥尔人和印度人，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苏里南原称荷属圭亚那，1948年改为现称，1954年开始实行“内部自治”，但外交和国防仍由荷兰掌握。
1973年底的大选中，由四个政党联合组成的民族党联盟获胜，成立了以民族党主席亨克·阿龙为首的新政府。
1975年11月25日，苏里南宣布独立，成立苏里南共和国。
独立后，阿龙政府主张在“维护传统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并采取了一些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
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这个新独立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仍然操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加上独立前后国内的大批工商业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去荷兰，阿龙政府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虽取得一些成就，但也遇到不少困难。
目前，这个国家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八十的采矿业和炼铝业，为美、荷垄断资本所控制。
这种状况，也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多民族的苏里南由于政见分歧，政党林立，不少政党内部为了一席官职的得失，矛盾很多。
这在1977年大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参加上届政府执政的民族党联盟，是由总理阿龙为首的民族党、经济部长布鲁马为首的民族共和党、议长温杜恩为首的天主教人党和农业部长苏米塔为首的印尼人党四个政党组成。
这次大选前，四党联合政府发生严重分裂，民族共和党退出了民族党联盟。
经过激烈的竞选活动，民族党联盟虽然重新当选，再度组阁，但它所面临的反对派的势力比过去强大得多。
这次军事政变的导火线虽然是军队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引起的，但也反映了苏里南国内种种固有的矛盾。
·春涛·

泰国总理江萨宣布辞职
侵柬越军再次入侵泰国边境
据新华社曼谷02月29日电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今天上午在泰国国会特别会议上宣布辞职。
江萨总理宣布辞职后，主持会议的国会议长哈林·宏沙军宣布，03月03日将举行国会秘密会议，提出下届总理人选。
会议一开始，江萨总理发表了长达二十多分钟的讲话。
他说，02月11日的泰国内阁改组，使得政府和国会内部发生了矛盾并且趋向激化，以致政府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执政。
为了维护议会民主制度，他决定宣布辞职。
江萨总理还回顾了他的政府执政以来在内政、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说，为了维护泰国的安全，防止外来侵略，泰国政府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面对东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印度支那发生的冲突，泰国政府奉行真正中立的政策，以便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这一政策已赢得各国的信任和支持。
他说：
“我决不允许国内发生骚乱事件，将用生命来捍卫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
他还就泰国面临的经济困难作了说明。
他指出：
当前，泰国出现的经济困难，特别是提高燃油、电费价格，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影响的结果。
根据泰国现宪法规定，在下一届政府成立以前，原江萨政府成为看守内阁，负责处理内政外交事务。
新华社曼谷电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副主任宝汶·巴达纳塔布德02月25日说，大约四百名越南和韩桑林政权的军队24日侵入泰国占他武里府磅南隆县。
这是最近十天内越军第2次侵入泰国领土。
据报道，02月14日，越南和韩桑林政权军队约二千人曾越过边界进入泰国磅南隆县一千米。
最近，泰国驻联合国大使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从去年12月22日到今年02月14日，在泰国边境共发生入侵事件十八起。

美国总统预选见闻
新华社记者　于恩光　本报记者　王　飞
每隔四年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照例会成为美国政治注意的中心。
在这里，每逢大选年，在02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二的那一天，举行全美国第1次总统选举的预选。
今年02月21日到25日，我们应这里外国记者中心的约请，第1次以中国记者的身份，观察了这个州富于色彩的戏剧性的预选活动。
新罕布什尔州是一个只有九十多万人的小州，就人口而言，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名列第41。
但是，由于它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第1个举行预选，历史较久，因此，这个州预选的结果，往往对以后的竞选形势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成为美国选民在随后投票的榜样。
州政府的发言人对我们说：
从1951年以来，凡是当选的总统，没有一个不是这个州预选中的获胜者。
也正因为此，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便成为总统竞选人活动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地方，也是美国电视、广播、报刊报道量最大的地方，从而吸引着全美国人民的关切，乃至全世界的注意。
现在，02月26日举行的预选的最后结果，已经揭晓。
在民主党方面，卡特以获得百分之四十九的选票，第3次击败了只获百分之三十八选票的肯尼迪。
在共和党方面，里根以获得百分之五十选票的优势，挫败了在衣阿华州崭露头角的布什，后者只获得百分之二十三的选票。
新罕布什尔州的这次预选，与往年不同。
它是在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举行的。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着西亚、海湾和南亚各国的安全，威胁着美国的切身利益和世界的和平，由于伊朗危机和人质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如何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全球挑战，如何重新估价“缓和”政策与核条约，如何妥善解决伊朗危机等对外政策问题，便成为竞选辩论中的突出问题。
在国内方面，如何解决高达百分之十八的通货膨胀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以及是否应当实行汽油的管制与配给、冻结物价与工资、恢复兵役登记、健康保险、管制私人枪支、堕胎、反对核电站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激烈辩论的题目。
在新罕布什尔州投票前夕，我们遍访了两党大部分竞选人设在州首府康科德的竞选总部，听取了他们在大小选民集会上的演讲，并同地方政府官员和选民进行广泛的交谈。
我们的一个深刻印象是：
两党竞选人为争夺选票，不惜工本，斗争十分激烈。
同行的西欧记者们都说，美国的竞选活动在世界堪称“独一无二”，它是如此地耗费人们的时间、精力和钱财，不能不使人为之咋舌。
竞选人和他们的竞选班子在这个州的费用（包括宣传、电话、交通以及食宿在内），总计约为六百万美元，此外州政府还要为预选花费七、八万美元。
卡特总统的竞选总部设在市内一幢办公楼里。
发言人介绍说，他们同选民进行联系的电话机已经使用过八万次，卡特总统还亲自从华盛顿同选民通电话。
这个办公室通过打电话和登门访问已经同十四万选民进行了联系，其中一半左右是已经登记的民主党支持者，一半左右是无党派的“独立”选民。
竞选人直接同选民见面交谈、访问家庭、同选民握手等，是争取选票的主要手段。
他们使用现代的交通工具——飞机、汽车，跑遍了几乎每一个村镇，直至在加拿大边境上的八十个人居住的小村子，有的人一天跑十几个地方，真是力竭声嘶，疲于奔命。
我们看到的竞选人几乎都是眼睛发红，喉咙嘶哑。
共和党里根和布什23日晚上举行“一对一”辩论时的戏剧性场面，充分反映了竞争的激烈。
本来共和党候选人几天前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次全国电视广播辩论。
但里根为了同声望急剧上升的对手布什较量，要求同他进行一次面对面辩论。
布什以为自己满有把握，便“勇敢应战”。
消息传出后，共和党的其他四名竞选人大发脾气，指责里根、布什二人自封为“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当辩论开始时，这几个人事先经过里根的同意，也登上了讲台，要求参加辩论。
但布什表示反对，并指责里根违背协议，玩弄花招。
顿时间会场一片混乱，二千多名听众发出各种各样的嘘声、尖叫声。
最后里根同在台上的其他竞选人咬了咬耳朵，使他们退下讲台，回过头来同布什辩论。
他乘机抓共和党团结的旗帜，说共和党内“出现了新的团结”，意思是说布什不顾大局，分裂了共和党。
一些听众会后纷纷议论，认为布什是这次辩论中的“大输家”。
布什在预选结果公布后，垂头丧气地承认，这次辩论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民主党的两个主要对手——卡特总统和肯尼迪虽然没有举行面对面的辩论，但是他们都有压倒对方的战略。
卡特总统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坐镇白宫，处理“国际危机”，特派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罗莎琳为他竞选，大讲卡特在处理伊朗人质问题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所表现的“稳重而坚定”的领导能力以及几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工作。
肯尼迪则重点攻击卡特政府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领导不力”和遭到“失败”，指名道姓，不断加码，并一再向卡特挑战，要他从白宫“玫瑰园”里出来同他辩论。
根据现场的观察，肯尼迪在他的家族发祥地——新英格兰诸州确实拥有不小的影响，卡特能够最后在这里战胜他，确实是经过激烈的争斗。
新罕布什尔州这次预选的结果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尽管作为现任总统的卡特受到党内强劲对手肯尼迪不平凡的挑战，但是，卡特的内外政策，一般说来，还是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他连选连任的机会是大为增加了。
肯尼迪在预选结果揭晓后表示，他要同卡特周旋到底。
不过，随着预选地区逐步向西、向南移动，远离他的基地，形势对他毕竟是越来越不利了。
当然整个竞选过程是风云变幻的。

违背事实的言论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最近在一次集会上正经八百地说，中国“占领了”印度、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的大片地区，给印度的边界“构成了一种危险”。
甘地夫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竟然不顾起码的事实，发表这种诽谤中国的言论，这实在使人感到吃惊和遗憾。
说中国侵占了印度的领土是毫无根据的。
人们知道，中印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
中国从未侵占印度一寸土地，而是印度在五十年代越过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占了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还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
我国始终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为此作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印度总理重弹诬蔑中国侵占印度领土的老调，只能被看作是阻挠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和中印关系的改善。
至于所谓中国侵占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的领土，那更是无中生有。
举世皆知，中国同尼泊尔和缅甸已于六十年代初期先后通过友好谈判满意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缔结了边界条约，正式标定了边界线；
去年，中尼双方还对边界进行联合检查，签订了新的议定书。
中国同不丹之间的边界虽然尚未划定，但是，两国边境人民一直友好相处，边境地区一直是安宁的。
中国同缅甸、尼泊尔和不丹之间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和处理，充分表明我国在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中的真诚愿望和合情合理态度。
任何人想从中挑拨都是徒劳的。
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印度政府今年初成立之后，曾经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印度总统代表新政府在议会正式宣布，印度希望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邻国改善关系，
“愿意同中国讨论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欢迎印度政府的这种表示。
改善中印关系，需要双方共同进行努力。
一切有损两国关系的不友好言行，都是违背中印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非加太地区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表示
希望罗得西亚独立大选能公正举行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02月28日电
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咨询议会联合委员会会议，今天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希望罗得西亚独立大选能够自由和公正地举行，从而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奠定基础。
声明要求南非从津巴布韦撤出其驻军，停止对选举的进程施加影响，并且不对大选的结果实行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干预。
声明还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加坚定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已在28日闭幕。
会议主要审议了非、加、太地区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并就第1个洛美协定交换了意见。
会上，联合委员会的主席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尽快批准第2个洛美协定。
（附图片）
02月27日，罗得西亚开始进行大选。
这是在莫桑比克边界附近一投票站前排队等待投票的群众。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对秧歌剧的怀念
新凤霞
1949年春天，我在北京天桥万盛轩小戏园子演出。
那时天桥没有大剧场，都是小戏园子，没有楼，只能坐三四百人，也没有椅子，都是长板凳。
早九点开戏，晚九点散戏，几个剧目来回倒着演，不卖票，观众进去给一毛钱，可以看一天；
但是出去再进来还得给一毛钱。
记得当时北京市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张梦庚同志介绍从解放区来的“新秧歌剧团”的演员同我们联合演出。
早晨七、八点钟，一群唱新歌剧的演员带着服装、道具来了。
男男女女，都穿着灰色的解放服，布底鞋，很朴素，对我们非常友好热情。
记得当时来的演员，有王昆、张玮、贺键、钱明、牧虹、郭兰英、华群、肖甲等同志。
他们演的几出小剧是：
《王大娘赶集》中，华群演王大娘，郭兰英演女儿玉池；
《好军属》中，张玮演媳妇，贺键演婆婆；
《全家光荣》中，王昆演旦角，牧虹演老头；
《刘二起家》中，肖甲演刘二。
这几个小秧歌剧在前面先演，最后我们演评剧传统剧目《李三娘打水》。
演秧歌剧的同志们，一见面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
我问王昆为什么跟我们演出？
她说：
“你们天桥的小戏园子，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我们来是为了深入生活，接近劳动人民。”
我们一起化装，一起吃饭。
这么个小后台，哪有地方啊！
有的坐在小凳上，有的铺个麻袋坐在地上。
大家就这么挤在一起，又亲热，又高兴，说说笑笑的可热闹啦。
那时候北京刚刚解放，我们还是私营班社，生活很困难。
演员们各自带点吃的，边唱戏，抽空吃两口。
他们来演出，是帮助我们，不要酬劳。
他们自己带饭来，带的是高粱米饭，酱菜条，大桶白开水。
至今我还记得清楚：
王昆、张玮同志为我盛来一碗她们的高粱米饭，用开水一冲，就着酱菜条让我吃。
我们在一起吃着，又说又笑。
演出以后，大家坐在台上开会提意见，一开就开到晚上十一、二点。
我们都住在剧场附近，路不远。
他们离得远，坐大汽车回去。
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从此成了朋友。
这些同志后来常来看我的戏。
我排了《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祥林嫂》，请他们来看，提意见，他们给我讲解放区妇女的情况。
我喜欢他们演出的劳动人民形象，这对我后来演农民角色很有帮助。
后来，我常去看他们，他们也来天桥找我。
我们见了面，都是谈业务，谈演唱，都是真诚无私的帮助。
我们常请他们讲新歌剧的唱法，讲他们深入解放区演出的小故事，我也常给他们讲怎样唱评剧。
记得肖甲同志的嗓子非常好，我劝他改行唱评剧，他说：
“我唱评剧唱什么？”
他们剧团的老演员杨星星认真地说：
“当然唱小生罗！
又年青，又漂亮，唱小生吧！”
于是肖甲同志学了一出《王定保借当》。
那时我们都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在一起就研究业务。
当时的秧歌剧人人爱看。
他们还给我们排了《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刘二起家》、《赶猪》；
特别是《兄妹开荒》这出戏，1948年天津一解放，很多评剧团就演唱了《兄妹开荒》，立即普及了。
以后，我们还排了《白毛女》、《血泪仇》等。
秧歌剧对我们影响很大，新鲜，活泼，观众爱看，演员们也喜欢演，形式简便，反映现实快，生活气息浓，容易普及。
不知为什么，后来这种人民喜爱的小型秧歌剧慢慢地消失了，舞台上也看不见象解放初期那种联合演出了。
那时，新歌剧演员学习民间地方戏的唱腔和程式传统，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新的唱法和表演，这种艺术上的交流，多么好哇！
比如，解放区来的老歌唱家李波大姐，我没有跟她同台演过戏，可她看了我的戏，就到后台来看我，给我提意见，教我在唱法上应注意如何处理，如何改进，使我受益不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帮助。
后来，政治运动逐渐多了，人们的交往变得谨慎小心，弄得不好，还会闯祸受罪。
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那十年，文艺界的同志简直都不能说话了。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演秧歌剧的和我们合作过的这一堂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回想我们二十来岁生龙活虎一般的时代，一道演出，一起研究学习，青春还是没有虚度，多么值得留恋啊！

春讯〔套色木刻〕胡抗

老舍的童年
舒乙整理
顶小顶小的胡同
在北京的西城，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胡同，叫“小相家胡同”，以前叫“小羊圈”，它在护国寺后面，由平安里往北走，过了护国寺大街，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把这个“小羊圈”给忽略过去。
“小羊圈”的最大特点就是小，非常狭，最宽的地方不过一米半，而且曲折，老舍就生在这个胡同里，他在“小羊圈”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在胡同的中段有一块豁然开朗的场地，老舍把它叫做胡同的“肚”。
肚的东侧有两个门，靠南的一个，现在的门牌是八号，里面是个细而长的小院，有三间北房，两间耳房，两间东房，这就是老舍的家。
爸爸去世之后，小院里只住着母亲、三姐、哥哥、一个守寡的姑姑和年幼的老舍，没有街坊。
如果说，城外姥姥家那些老舍的同辈兄弟们多半是耍手艺的，当木匠，当泥水匠，当油漆匠，那么城里这个小胡同的居民则三教九流都有。
他们当中有糊棚的，有当兵的，有卖艺的，有做小买卖的，有当伙计的，有卖苦力的，有当仆人的……这是一个贫苦人和下等人聚居的地方。
论住的条件，这里的房有稍微整齐一点的，而多数则是每逢刮风下雨就叫人提心吊胆的那种，漏雨是经常的，就是可怕的塌墙倒壁也并不罕见。
每到伏天下暴雨时，全家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棚突然塌下来同归于尽。
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
论吃的，这个胡同的居民多数是一天只吃两顿饭。
“每餐只有一个菜——冬天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戏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更贫苦的人家”，老舍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到：
“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
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
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
论环境，胡同窄得连一辆轿车都进不来，扫街从来不为这样小胡同服务，所以它老是那么又脏又破。
胡同“肚”是孩子们唯一能跑跑蹦蹦的地方，那里栽着两棵槐树，夏天常有“吊死鬼”槐虫吐丝垂下，它们成了孩子们的玩艺——活的、不要钱的、取之不尽的玩艺。
老舍住的小院后面，有一个大坑，那是倒垃圾和脏水的地方。
无论冬夏，小院里总是臭气哄哄，那个大坑还承收死猫腐鼠，同时又是蚊蝇的大本营。
⑨

过柔则靡
——歌唱风格杂谈
李　凌
音乐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从风格来说，有刚柔之分。
刚，是指那些比较雄伟、豪放、率直、爽朗的艺术风格；
柔，则是指那些比较蕴藉、纤细、柔美的艺术风格。
我们需要刚健、豪放的音乐，也需要抒情、优美的乐曲，这是音乐艺术的一个整体。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当其要求解放时，大声怒吼、呐喊。
因此，自“五四”以后，我们的歌曲，在风格上要求以雄壮、尖锐、泼辣的战斗风格来反映人民的意志，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但在这同时，我们也创作了不少如《渔光曲》、《日落西山》、《夜半歌声》、《教我如何不想他》之类比较含蓄、优美的东西。
解放后，象《洪湖赤卫队》、《红珊瑚》、《红霞》中的有些选曲，也是抒情性较强的作品。
这说明群众不仅需要刚健的作品，也十分喜爱柔美的歌曲。
打倒“四人帮”后，各种风格的歌曲争相涌现，歌坛更是呈现一片新的气象。
但是，目前在歌唱风格上，也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从模仿“流行歌曲”的唱法开始，过分地追求柔弱、轻佻的演唱风格。
所谓“流行歌曲”或“时代歌曲”，最早出现在欧美及日本的舞厅，大约在三十年代初期传入中国。
歌曲内容多是抒发享乐、腐化的思想情绪，曲调虽采取一些民间音调的特点，但加以歪曲，唱得颓废、消沉，有些唱得油腔滑调。
对于这种歌曲和唱法，在当时，许多严肃的艺术家就是抵制的。
但是，由于这十多年来，人们只能听到一种“高、硬、亮”的歌声，加上缺乏鉴别力，突然听到这类歌曲和歌声，就容易感到新奇，一时流传开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我们有些歌唱家，看到有一部分群众的一时兴趣，对这类歌风比较迷恋，就去模仿那些“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和风格，这就值得警惕了。
艺术上有这样的话：
“过刚则直，过柔则靡”。
我们需要含蓄、委婉、清新、柔美的东西，但要有个限度。
清丽，要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不能一味贪求柔弱，过分妍冶，因此放弃自己原来的歌唱风格。

速记应推广发展
黎宏基
速记是用一种有规律的线条符号迅速详尽地记录人类语言、文字的快速书写工具。
它的用处很广，能运用于人们的工作、学习、生产、科研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开会、听报告、听讲、备课、抄写资料、起草文稿、文艺创作、调查访问、审问口供、记录上级口授意见和电话内容、抄收电台重要新闻等等。
速记在欧美各国早已流行，在我国尚不被人重视，在记录语言、文字方面，大都用的是方块汉字，而汉字笔画繁多，欲求记录详尽不漏，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文字书写与语言发音速度不相适应的矛盾，必须使用速记。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生前对速记十分关心并重视速记人员的培养。
周总理曾多次指示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陈毅副总理倡议成立了北京速记学校、出版了速记书刊，培养了一批速记工作者。
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速记学校被撤销，速记书刊被烧毁，教学人员被拆散，速记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想学速记的青年求助无门。
这种现象，与今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很不相称的。
欧美各国的文字，用的是拼音文字，书写流利，他们尚且重视速记，使用速记，我国的文字，用的是方块汉字，书写缓慢，照道理说，我们更应重视速记，使用速记。
当前我们正在向四化进军，全国亿万人民，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书写劳动。
如果我们的速记能推广发展，就可节约书写时间，提高工作、学习效率，为四化多作贡献。

配角，要“配”得上
晓洲
彩色故事片《婚礼》中，有两个配角引起了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注意。
一个是老知识分子罗总工程师，是由老演员项堃扮演的，他的镜头极少，没有一句台词；
另一个是老工人盛永昌的三女儿盛男，是由青年演员张玉玉扮演的，她的戏也并不多。
但是，这一老一小两个配角，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编导者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做为“突出主角的陪衬”，或是可有可无的一般“龙套”，而是赋予他们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内心动作，让他们有“戏”；
而这两位演员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导演的艺术构思，通过细腻丰富的脸部表情和动作，把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
项堃演得扎实、深刻、有力。
张玉玉演得真挚、生动、自然。
这两个配角的表演，生活气息都很浓，塑造得比较成功。
然而，有一些故事片对配角的塑造和刻画却缺乏认真、艰苦的琢磨。
表情、动作和语言，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缺乏鲜明的个性；
有的实际上充当活道具，根本没戏，纵然“堆”上一些比较著名的老演员或名演员，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在观众中引起一些反响的，不是“这一个”角色，而是某某演员。
有时，一部影片中，角色很多，竟然分不出主角、配角，或是配角很多，以至喧宾夺主，似乎这样才可避免“三突出”，等等。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艺术质量和思想深度。
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曾经说过：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角色都没有主次之别，而是要求艺术家们在刻画任何一个角色时，都要严肃认真，不可因是“配”角或“小”角色，就等闲视之。
配角演不好，主角的戏演得再好，在艺术上也不和谐、统一，因而也会影响主角的艺术光泽。
配角，一定要“配”得上，否则，它就“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