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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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局，是全国人民包括我军全体同志的强烈愿望。
经过三年多拨乱反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维护它，保障它，巩固它，发展它。

安定团结太重要了。
这是进行四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需要大家同心同德、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搞建设。
要是不团结，这儿动乱，那儿动乱，人们的心就安不下来，精力也集中不起来，力量还会互相抵消，四个现代化建设、军队现代化建设就都实现不了。

安定团结，也是我们有效地巩固国防、反对侵略的重要因素。
国内很安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这本身就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量，敌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心不齐，就会削弱和分散力量，敌人就可能乘虚而入。
最近苏联悍然出兵侵占阿富汗，更加咄咄逼人地推行它的全球霸权主义，国际形势更加动荡，充满危机。
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增强反对侵略的力量，保障四化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国际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吃尽了动乱的苦头，现在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正象辛弃疾的词所说的：“更能消几番风雨”，确实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不要说是大的动乱，就是小的动乱，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动乱，只会扰乱我们的大事业，把国家和人民推向深渊，推向薄冰。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对那些搞动乱的人和事，人们不赞成，很厌恶，正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需要安定团结的客观要求。

我们党我们国家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
每当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因而社会安定的时候，生产就蓬勃发展，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前进；
反之，生产就停滞倒退，我们的事业就遭受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搞了个大动乱，结果是生产大破坏，人民大遭殃。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濒于崩溃边缘的经济，所以能够使党的状况、领导班子、思想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变，胜利前进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般说来社会经济取得大的发展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
被誉为“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的盛世就是这样。
东汉光武帝吸取王莽政权衰败灭亡的教训，采取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了君臣团结，缓和了阶级矛盾，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
唐朝自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出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升平景象，也是同唐太宗实行的种种措施，造成“九州道路无豺虎”，“外户不闭”的安定社会秩序紧密相联的。
当然，这些历史记载中的某些描绘，不无夸张的成分，但当时社会比较安定繁荣，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一句名言：“上下相亲，天下之势乃固”。
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上下团结，全民团结，国家才能巩固。
这确实是很有见解的经验之谈。

不是说乱是好事吗？
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的乱，是什么性质的乱，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乱。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的。
当新的生产力需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当新生力量需要推翻旧的腐朽势力而取得政权的时候，当然要经历一个大的动乱。
但是，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当新兴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就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就不能乱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动乱，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只能停滞倒退不能前进。
现在我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我们这个党、这个政权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唯一能够领导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
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权，只能爱护而不能有丝毫的损害；
对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必须加强而不能有任何的削弱。
当前存在着的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那些派性分子，新生的打砸抢分子、贪污分子、流氓盗窃集团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及魏京生之流的所谓民主派，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等等，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搞得社会不安宁。
这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这个大局，危害四化建设，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有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对我们军队来说，对任何一个具体单位来说都是如此。
大的范围如此，小的范围也如此；
领导机关如此，基层单位也如此。
军队如果没有良好的内外关系，没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不整齐，步调不一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怎么能打仗呢？
一个单位如果派性不除，各行其是，纪律废弛，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安定团结是大局，我们讲大局为重，就要以安定团结为重，实现四化为重。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军人，每一个局部，每一个思想和行动，都要为着这个大局。
我们发扬民主，解放思想，都不能离开这个大局。
现在要继续坚持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有利于安定团结。
但是当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同安定团结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必须服从安定团结这个大局。
安定团结，关键是团结。
团结是安定的基础，安定是团结的必然结果。
团结好了，安定也就有了保证。
全军同志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极力维护和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上下团结，要注意防止和抵制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和国家的利益，和全国人民一道，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这样，我们的四化大业、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就能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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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亮，车站搬运忙。
本报记者 李书良摄

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广大指战员积极参加助民劳动。
袁学军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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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助民劳动的行列中，有鬓发斑白、精神焕发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刚穿上军装不久、朝气蓬勃的新战士。
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各院校和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拥政爱民活动。
他们当中有：李达、张震、何正文、刘华清、迟浩田、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华楠、张元培、饶正锡、贺彪、李元、叶飞、张廷发、高厚良、莫文骅、谭善和、陈再道、旷伏兆、宋时轮、秦基伟、袁升平、潘炎、吴烈、杨俊生，以及各大单位其他一些负责同志。
这些老同志一边带领干部战士参加劳动，一边用亲身经历教育大家自觉做好拥政爱民工作。

今天，北京地区最高气温零下三度，但是在助民劳动的场地上却热气腾腾，广大指战员都干劲十足。
北京部队的领导同志和一千六百多名指战员来到前三门清扫街道，北京市副市长兼秘书长陆禹、副秘书长贾星五、肖英等同志，代表北京市政府特地前来热烈欢迎。
秦基伟同志说：“把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让首都人民过好春节！”
说罢，就挥动铁锹，和地方同志并肩战斗开了。
在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战士干劲倍增。
前三门楼房的地基上残留着碎瓦石块，大家都捡起来，堆放得整整齐齐。
国防科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在后库副食品商店帮助售货，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接待顾客主动热情，在柜台边整整站了一个上午。
总后勤部机关的同志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田村、西山两个大队，和社员们一起积肥备耕。
海军领导机关指战员在海淀区羊坊店、翠微路、公主坟等地打扫卫生，大干三个小时，运走垃圾五十二车。
空军领导机关要求每个干部在春节前后为群众做一件好事，今天广大指战员热情洋溢地参加了一个菜市场的清除垃圾的劳动。
工程兵驻京各单位今天派出医疗、修理等四十多个学雷锋小组，为驻地群众服务，某部还把平时拣的一万三千多斤柴，分送到烈军属和五保户家里。

今天北京市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也和子弟兵一起参加了劳动。
军民在劳动中亲切交谈，畅叙友情。
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盛治华、副政委王宗槐和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察冀边区工作。
今天上午，在第二炮兵帮助人民大学扩建校舍的劳动中，他们又见面了。
当回忆起过去的战斗经历时，他们感慨地说：军民团结一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为了实现四化，我们更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的这项活动，将持续一周时间。

第二炮兵指战员同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们并肩参加劳动。
张巨成摄（照片）

作者：凡子实栗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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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月十七日上午，昆明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刘志坚，把一面缀有“贯彻共同条令先进单位”的锦旗，授予了某高炮团代表。
来自各部队的团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授旗仪式。

这个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分散执行任务。
在点多、面广、流动性大的情况下，他们十分重视部队的作风纪律建设，特别是前几年中央军委重新颁布队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后，全团上下把条令当作治军的法规坚决执行。
领导干部既能严格要求部队，又能严格要求自己。
团长韩富春下连蹲点，同连队干部一起查铺查哨，同战士一样站队出操。
其他团的领导干部，也都能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条令条例，处处做好样子。
他们还注意把搞好思想教育与坚持奖惩制度结合起来，两年来先后对干部集中讲评了十四次，宣扬了各级好干部四十七名。
三连连长常爱平贯彻条令模范作用好，提前晋了级。
战士肖立生严格履行哨兵职责，夜间只身抓罪犯，荣立了三等功。
对不按条令办事，违法乱纪，玩忽职守者，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

由于狠抓了条令的贯彻落实，这个团从连队到机关，自觉遵纪守法形成了风气。
第三批转业的五十五名干部，全部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按时或提前到地方报到。
部队的歪风邪气越来越少，重大政治事故和行政事故近三年没有发生。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全团出车一千六百零八台次，行程二十万公里，尽管山高路滑，坡陡车挤，没有发生大的车祸。

（本报通讯员 凡子实 本报记者 栗瑞华）

作者：邹志坚/林耀明/徐景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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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军政团结一致，军民亲如一家。
这既是今日东山岛军政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驻岛部队和地方搞好关系的一条经验。

东山岛驻军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认识到，要使军民关系亲密无间，首先要军政团结一致。
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部队在执行海防守备、战斗训练和营房修建等任务中，要地方帮助的，地方都尽一切力量给予满足。
部队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地方政府便指定有关学校帮助培训教员，提供教材，登门辅导，还给一些前沿连队安装了电灯，为战士们晚上学习提供了方便条件。
去年，有个连队需要在山坡上修建一个军事训练场地，由于土质坚硬，进度缓慢。
地方政府知道后，就及时给这个连队派来了推土机，帮助连队提前完成了任务。
地方在进行农渔业生产中，部队也大力支援。
东山岛上人多田少，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耕种面积，作出了围海造田三万五千亩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工程开工后，驻岛部队的干部战士与群众一起开山采石，推土筑坝。
当工地上车辆紧张时，部队派出六名驾驶员和四台汽车交给工程指挥部统计安排使用。
在围垦工程进入大坝合龙的时候，部队又组织了一支一百二十人的突击队，参加大坝合龙战斗。

东山岛驻军与地方党政机关，注意在本单位进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教育。
因此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能够维护对方威信，帮助对方搞好工作。
去年十月，部队机关为了加强营区的管理，准备修筑一道围墙，占用群众半亩稻田。
地方领导得知后，就说服社队要让出这块稻田。
部队党委在审定施工方案时，考虑到驻地耕地较少，便修改了原定施工方案，不再占用社队的耕地。
东山岛驻军和地方机关有时也发生一些问题，但都妥善地得到了解决。
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山岛驻军在当地参加“三支两军”，遗留了一些问题，今年元旦期间，部队主要领导干部主动到地方党政机关走访，进行自我批评。
驻地党政机关的同志不算旧账，历史地看待“三支两军”，维护了部队的声誉。

（邹志坚、林耀明、徐景泉）

作者：王青山/刘学标/张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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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空军航空兵某师大胆开展以歼击机代替强击机进行打敌坦克、打敌散兵的训练，为歼击机一机多用摸索了路子。
在新年度训练中，空军准备在完成最高训练提纲的部队推广他们的经验。

这个师的领导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敌人的坦克是进行地面突袭的主要力量，在强击机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开展以歼击机代替强击机打敌坦克和打敌散兵的训练，让飞行员掌握多种本领，遂行多种作战任务，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他们决定先在一个飞行大队试点。
在训练中，他们注意摸索歼击机代替强击机训练的特点。
歼击机悬挂了炸弹，轰炸能力增强了，但是由于设备的原因，造成轰炸不能精确，也增大了驾驶难度。
为了克服这些难点，他们请强击机部队的同志上课，讲解强击机原理和飞行经验，做到飞行前反复演练，飞行中精心操作，飞行后认真总结。
在进行双机编队投弹训练时，开始命中率不高，他们分析了长僚机之间的驾驶特点，研究了相互间的配合动作，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师在组织训练中，坚持科学态度，不盲目蛮干。
飞机加挂炸弹后，增加了操纵的复杂性。
他们首先在地面徒手苦练，熟练掌握驾驶程序和设备使用方法，然后进行单机单武器进攻，依次进行多机多武器训练，保证了飞行安全，完成了试飞训练任务。

（王青山、刘学标、张晓林）

作者：张云卿/段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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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炮团一三○火箭炮连饲养员李凤印，在出色完成养猪本职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训练，在上级组织的“神炮手”考核验收中，达到了规定要求，团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并宣扬了他的事迹。

李凤印是一九七八年入伍的出色的饲养员。
他喂养的三十一头猪，头头肥壮。
去年，连队开展轰轰烈烈的“三手”活动，引起了小李的兴趣。
他想：打起仗来，连队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员，“八大员”也要一兵多能，于是积极投入了火热的训练。
他把时间计划得好好的，喂猪、训练安排得很妥当。
为了增强臂力，他每天早晚做单双杠、俯卧撑、拉臂活动。
他练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认真，有时反复练习上百次。
他还虚心向周围的战友请教，挤时间攻读了《三角函数》、《炮兵理论知识》等四本有关炮兵知识的书籍，整理出一套训练的心得体会。
经过九个多月刻苦训练，他熟练地掌握了炮手、瞄准手、炮长专业技术。
在上级组织的“神炮手”考核验收中，他终于达到了要求。

（张云卿、段美义）

作者：史国瑞/兰书臣/李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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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月上旬，基建工程兵某支队对去年的施工进行决算，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了上级要求，可获利润一百二十万元。

一九七九年，这个部队全面推行预算包干，即按施工图预算包工、包料、包费用定额，盈亏由部队负责。
这一变革，使施工管理走上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
有一个大队，前年施工没有搞核算，施工用料等浪费严重，去年开展了经济核算，结果扭亏为盈，一跃成了全支队的先进单位。

（史国瑞、兰书臣、李训舟）

只要你留心，团结，确实每时每刻都在显示着力量。
打夯，讲协调一致；
拔河，讲齐心协力；
赛球，讲配合默契；
讲的都是团结的威力。
打仗，如果没有全军将士的戮力同心，步调一致，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吗？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年轻战士邹剑国和梅仁根，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爬行五天回到祖国，靠什么？
靠四个大字：团结友爱；
某部九连在战斗中八战八捷，战绩卓著，靠什么？
靠八个大字：团结一心，生死与共。
这一切都说明，对军队说来，团结，就出战斗力；
团结，就是战斗力。
革命前辈推倒三座大山靠团结，我们实现四化也要靠团结，一切任务的完成，一切胜利的取得，都要靠团结。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让我们把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牢记心间，落实行动。
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珍惜革命团结。
——编者

不搞“哥们”义气 要讲阶级友爱

我入伍前是个下乡知识青年。
那时我认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和几个一块下乡的知识青年抱成一团，称兄道弟，有时做了错事就互相袒护。
来到部队后，虽然环境变了，但我的这种习气还不时地流露出来，觉得有些农村入伍的战士处事不讲义气，不好交往，平时就不愿意和他们多接触，心贴不到一起，工作也干不到一块。
每到节假日休息时，我就去找几个城镇入伍的同志闲聊。
这样，和大多数同志的关系疏远了，影响了集体的团结，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正当我为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战备训练开始了。
一次，上级命令我们全副武装徒步行军到前沿阵地。
从营房到阵地要爬一座大山，走三十多里路。
这天天气很冷，白毛风呼呼地刮个不停。
我刚走到一半路程，两条腿就象灌了铅似的，脚也打起了泡，背上的背包和步枪也显得越来越重。
就在快要掉队的时候，班里有个农村入伍的战士，二话没说就替我扛起了背包和步枪。
看着他那布满汗珠、同样也是疲惫不堪的面孔，再看看他身上背着的两个人的背包和枪，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不忍心让他负担这么大的重量。
而他却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我的劲儿比你大。
战友有了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战友！
这话说得多好哇。
可我过去却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心里有的是“哥们”义气，老乡观念，把阶级友爱抛到了一边。

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懂得了，“哥们”义气是旧习惯、旧习气的残余，有它在脑子里作怪，会影响革命战友之间的团结。
从此以后，我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坚持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也学着老同志的样子，爱护、体贴每一个同志，一人有缺点，大家指出来；
一人有困难，大家帮助解决。
在这充满友谊的集体生活中，我不再感到孤独了，并不断成长进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两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

战士 高强

克服“优越感”拧成一股绳

我入伍前生长在繁华的城市，父亲又是一位军队干部，由此便产生一种优越感。
平时大大咧咧，就是吃饭，也不愿意和同志们一块吃，还不想吃粗粮，经常写信向家里要吃的东西，美其名曰“开开胃口”。
我嫌部队发的衬衣、袜子土气，就买的确良衬衣、尼龙袜子穿。
这些行动，使班里同志产生了看法，并常常对我提出批评，我也对他们有意见，渐渐形成了隔阂。
一次，班里一个农村入伍的战士找我谈心，劝我要在生活作风上注意俭朴，我当时就把他顶了回去。
心想：你这个人，平日连一块糖都舍不得买，“小气”得要命，现在反倒来教训起我来了，我才不象你那样“老抠”哩。

说来也巧，有一段时间，我由于对气候不适应，病倒了。
班里几个农村战友主动往返二十多里路，到卫生队看我，那个被我认为很“抠”的战士，一直守候在我床前，为我端水送饭，当他看到我不想吃饭时，就用自己的钱给我买来了鸡蛋、罐头、水果，使我很受感动。

同志们的热情照料，不仅使我病情很快好转，而且转变了对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
于是，我暗暗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盲目优越感，处处注意向农村入伍的战友学习，工作上主动抢脏活累活干；
在生活上也严格要求自己，我把家里邮来的手表、毛衣、毛裤等不需要的生活用品邮了回去，再也不要家里给我邮吃的、穿的东西了。
同志们见我改正了缺点，都替我高兴，我也感到和大伙儿有了共同的语言，心贴到一起，劲拧到一块了。
几年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有了一些进步，入了党，提了干，为部队建设作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排长 李国伟

新兵日记选登：在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什么谓之“家庭温暖”，我着实还没有过多的感受，因为父母早已离世，我便成了失去家庭温暖的孤儿……。
今天，战友们听说我病倒了，都争相前来问候，并且端来了热腾腾可口的病号饭。
我们的班长呢，忙着领我到卫生队治疗，又为我往返取药，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照料我，比亲兄弟还要亲。
这深厚的阶级情意，不就是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么！

——芦村怀

十二月×日

今天我可领会了“看不起别人的人，别人也看不起他”的含义了。
以前，我嫌农村入伍的同志土气，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因而不愿与他们交朋友。
前天，从农村入伍的李文成同志出列走正步时，别人都认真看，自己却因他某些动作难看而笑起来。
今天早晨可好，他走得不错，而我的样子却引起全班哄笑，我的脸皮都快烧糊了。
为什么他进步得那样快呢？
原来，每天早晨他都不顾严寒刻苦地练，平时的工作也干得很积极。
这不正是自己所欠缺的吗？
今后我一定要去掉优越感，注意和农村入伍青年交朋友，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赵勇军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

“妈妈！
您……”我从睡梦中醒来，朦胧中抓住了替我掖盖被子的手，定神一看，呵，是班长！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更不知道其他战友是否知道：班长为了我们得到温暖，牺牲了自己多少睡眠啊！
他图的什么？
又为的什么？
战友呵！
假若我们也当上了班长时，又该怎样做呢？

——胡可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午，因食堂做的饭不够，我没有尽肚量吃饱，炊事班长得知后，又不嫌麻烦地为我一个人做了饭。
这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夜晚，我躺在铺上久久不能入睡，午饭的事，一直牵动着我的思绪：炊事班长那种关心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正是自己今后需要学习的吗？

——胡可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即日，是我到新兵连的第七天，班长领着我从卫生队换药回来时，我这个从不爱轻易流露出感情的人，不由眼角有些潮湿了。
回想起几天来的所见所闻，我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呢？
连首长每晚查铺掖被，问寒问暖；
老战士们自己争着用凉水，却把热水倒给了新同志；
看电影，值班员总是把我们安排在前面，优待照顾。
更使我感动的是，昨天我不小心将手碰破了，班长几次送我到卫生队包扎、换药，就连他的那双绒手套，现在仍戴在我的手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温暖着我们新战士的心啊！

——袁良

取长补短 并肩前进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后入伍的。
由于自己文化基础较好，入伍不久便被连里指定当了文化教员。
然而，开始我并没能把工作做好，为什么呢？

那时，连里农村入伍的战士很多，他们当中有不少同志文化水平较低，学习中常常遇到困难，有时一个问题，你讲了好几遍，他还是弄不懂，这使我很恼火，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看不起的思想。
我们班的战士刘善循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半箩筐。
有时他向我请教个问题，我也不愿意答理他。

没过多久，连队转入施工，任务是开挖反坦克壕，并落实到人头上。
由于我个头小，体质差，在家又很少参加劳动，别的同志干了不多一会儿脚下便挖出了一个大坑，我吭吭哧哧半天，也出不了多少活。
我心想：平时别人向自己请教，我不答理人家，这下，大伙可看我的笑话了。
没想到，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时，膀宽体阔的刘善德主动来帮助我，他一边跟我一起干，一边给我讲怎样用锨省劲儿等劳动知识，一点也没有计较学文化时我对他表现冷淡的样子。
然而，他越是不计较，我心里越是不安。
我想：农村入伍的战士忠诚老实，吃苦精神强，在劳动中积极肯干，乐于帮助别人。
可自己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呢？
不认识这些，又怎么能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呢？
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是自己有盲目自满情绪。
后来，便主动找小刘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和他结成了帮学对子。
学习科学文化时，我就热心辅导他，过了一段时间，小刘摘掉了文盲帽子，能看书看报，也能写家信了。

几年来，在与农村入伍战士的接触中，使我体会到：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长处，而他们这些长处又常常是我们城市入伍青年身上的短处，我们只有以他们为师，并相互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进步。

老战士 秦德才

谚语一束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力量大，

泰山也搬家。

纱线也能捆住雄狮，

只要能拧成一股绳。

合群的喜鹊能擒鹿，

齐心的蚂蚁能吃虎。

篝火能把寒冷驱散，

团结会把敌人赶跑。

孤树结成林不怕风吹，

滴水积成海不怕日晒。

不怕巨浪再高，

只怕划桨不齐。

狼是喜欢逮离群绵羊。

一块砖砌不成墙。

一根甘蔗榨不成糖。

一匹马扬不起灰尘。

一根柴烧不起烈火。

力量从团结来，

智慧从劳动来。

行动从思想来，

荣誉从集体来。

“模范饲养员”叶洪海同志和今年从城镇入伍新战士亲切交谈，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他们正确对待革命分工，在平凡的岗位上为部队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田齐鸣摄（照片）

本报讯 最近，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现将通知有关规定的问题整理如下。

问：补助对象包括哪些？

答：

（一）孤老烈士家属和孤老病故军人、失踪军人家属；

（二）没有亲属抚养或虽有亲属而无力抚养的烈士、病故、失踪军人的未成年子女；

（三）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又无力供养的烈士、病故军人、失踪军人的父母和配偶；

（四）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复员、退伍军人；

（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复员军人。

问：补助标准有什么规定？

答：

问：对定期定量补助的审批和领取制度有何要求？

答：

调整定期定量补助标准，从一九七九年十月起执行。

问：现行的优待劳动日制度是否继续有效？

答：

退伍红军老战士的生活困难补助，按总政治部、民政部、财政部、商业部、卫生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联合通知办理，不适用本规定。

作者：公茂寅
栏目：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

茫茫沙海，无边无垠。
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上，乌鲁木齐部队步校地形学教学组孙国效、孙运义等五位教员，身背行装，手拿器材，迎着阵阵风沙，艰难地进行实地考察。

怎么做教员的又当起考察队员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凡在沙漠上作过远行的人都有体会，沙漠地物稀少，如果没有指北针，正确判定方位就是个“老大难”。
地形学教学组在前几期教学中，学员从未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求多讲些在沙漠地区如何判定方位的知识。
可是现有的地形学教材上，只写着十二个字：“根据风向和沙垅走向来确定。”
他们多次向兄弟院校和上级有关部门询问，答复仍然是教材上那十二个字，学员听了讲课很不满意。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象一把金钥匙，一下打开了地形学教学组教员们的心锁。
在学习讨论会上，他们联系这个“老大难”问题热烈发言：

“路是人走出来的。”
“实践出真知。”
“只要勇于探索实践，不仅可以修改补充现有教材，而且可以编写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各种新教材。”
他们立刻写报告，要求去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报告批准后，组长孙国效带领四名教员整装起程，来到了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九月的新疆沙漠地区，气候异常。
早晨冻得人直打颤，中午又热得使人透不过气。
稍有风来，便尘沙飞扬，遮天蔽日。
在近二十天的考察中，教员们把苦干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一步步探索沙漠的奥秘。
每当看到一种地物的特殊现象，他们便停下认真研究一番，将资料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继续向前观察验证。
刚进入沙漠时，他们看到酥油草由于常年受西北风的影响都向东南倾斜，联想到其他植物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就又考察了几个地区的红柳、索索柴、骆驼刺等植物，发现也向东南倾斜，便摸到了如何利用沙漠地区的植物判定方位的规律。
同时，他们还深入沙漠地区的蒙古包，请当地牧民介绍识别方向的经验。

有了实践才有发言权。
他们考察完毕返校之后，认真研究考察成果，总结出不使用指北针，在沙漠地区正确判定方位的新经验：（一）利用沙漠地区的小土坎、小土包判定方位。
（二）利用沙漠地区的植物判定方位。
这样就极大地充实了原来教材上仅有的十二个字，丰富了教学内容。
当地形学教学组把这些新经验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以后，学员非常爱听。
这正是：踏遍沙海寻真知，难题解开众人喜。

公茂寅

作者：王国军
栏目：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

栏目：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

经过实地考察攻克了沙漠中判定方位的难题，充实了教材。
这虽然说不上是伟大的发现，但是这种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创新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等等，都是指导人们重视实践的。
离开实践第一的观点，什么问题也不容易说清楚。
这对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都有积极意义。

作者：忆龙

作者：贾秀国

叶剑英同志在去年国庆讲话中指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政治上的特征之一，就是“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
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被搅乱了。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加以澄清。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实行压迫、对人民实行民主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中，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自己的名称，是在马克思的名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包含着广泛的深刻的革命内容的科学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概念的第一个涵义，就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争得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来说，它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即实行压迫。
这里，民主和专政是紧密联系的和不可分割的。
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同一个国家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调整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有效地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
而专政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用来压迫敌人，保障人民自由的一种手段。
民主和专政，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统治权，都是维护人民利益的。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社会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逐步扩大民主的范围，最终达到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七九——四八○页）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所包含的对敌人镇压和对人民民主两方面的职能，其发展的趋势是，民主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而在国内镇压的范围则不断缩小，直到民主扩大到包括社会上全体成员在内，这时，国家用于镇压的职能也就完全消失了，同样，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也就消失了。

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涵义，我们就可以懂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原理的歪曲和篡改。
林彪、“四人帮”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成“全面专政”或曰“全面镇压”，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民主这个主要的方面抛到一边，而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一味地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以至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人民，这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多数人的统治。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中，民主只能供少数剥削者享用，广大劳动人民却毫无民主权利。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自不待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在表面上许诺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但一切“自由”都只能在资产阶级利益许多的范围之内，在最根本的问题即管理国家的问题上，则不给人民以任何权利，办法就是利用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剥夺劳动人民参加选举的权利，把劳动人民排斥在国家管理权之外。
例如美国六十年代以前，各州法律对选民的限制不下五十多种，有十三个州规定赤贫和领救济金的人没有投票权。
有些州还规定，选民必须有四十英亩土地和相当数量的财产，要通晓英语，能正确解释宪法，在一个州内居住一年或两年等等。
由于种种限制，使得许多劳动人民无法参加选举。
即使有少数劳动人民的代表被选进议会，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其一，资产阶级的议会，不过是专门用来愚弄老百姓的“清谈馆”，国家工作职能都是由资产阶级“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一○页）。
其二，资产阶级的议会通常都是“两院制”，而议会中的上议院，一般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最反动、最保守的部分组成的，其成员有的是国王、总督任命，有的是世袭贵族，它有很大权力，可以随时否决下议院的决议。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民主”下，资产阶级一旦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四○页）。
所以，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三○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打破了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民主的狭隘界限，第一次把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变成了供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享有一般的民主权利，而且享有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
这是阶级社会以来最广泛的民主。
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民主百万倍”。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人民管理国家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尽管会因各国的特点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它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是为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服务的。
就拿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来说，虽然目前还不够完备，但与任何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相比，无疑是具有最大的广泛性。
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选民资格的种种限制，选民登记率是很低的。
例如：法国一九七三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登记的选民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
而根据我国一九五三年选举法的规定，在当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占年满十八岁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现在随着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更加扩大，享受这种民主权利的社会成员也就更加广泛。

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

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需要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离开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去讲民主，就一定走到资产阶级民主或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去，严重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林彪、“四人帮”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破坏，就是从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开始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极力混淆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他们利用群众对党内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的不满情绪，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我们党、政府、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当成“继续革命”的对象，把各级党委当成“彻底砸烂”的对象，致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上自中央政治局，下至基层党支部，都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林彪、“四人帮”鼓吹的这种离开党的领导的所谓“大民主”，曾搞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广大人民群众吃够了苦头。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下，至今有的人仍然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误以为搞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才算“民主”。
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曲解。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广大人民共同享受的民主，它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一切脱离党的领导，违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破坏安定团结，妨害四化建设的无政府主义，都是广大人民所不能容许的。

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用所谓“群众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结果，是林彪、“四人帮”和社会上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一起，对群众实行专政。
他们随便抓人、抄家，大量地非法关押、逮捕无辜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对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了全面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毫无保障。
这些惨痛教训告诉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对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敌对分子，坚决镇压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
这不但不是对民主的限制，而恰恰是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可靠的后盾。

作者：徐学成
栏目：学习札记

毛泽东同志《两个农村调查的前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典范。

《前言》告诉我们：“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我们工作中许多错误的产生，认识的根源，就在于离开了实际的调查，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搞主观主义。
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是制订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

要获得社会的实在知识，必须虚心拜群众为师。
“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领，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
科学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
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正确结论的源泉。
如果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那就必然作出唯心的工作估量。

调查愈深入细致，愈能详尽地了解事物的各个侧面，愈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认识事物的本质。
从《前言》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那时的调查研究是很深入很细致的。
调查的时间、地点、人物、问题和方法等，都一一在意留心，具体情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调查所得来的实际知识，视为珍宝。
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对于自己的调查，坚持了两点论。
他说寻邬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兴国调查也有本来是要调查的而因环境变化未能调查清楚。
这里是非观点十分分明，没有什么满足现状的地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基础。
过去，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就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
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同样必须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进行农村调查的精神，大力调查四化建设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是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提，也是建设好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前提。

作者：于清河

五四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也曾在中国喧嚣一时，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曾跟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一次激烈的大论战，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销声匿迹。
回顾一下这段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肃清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毒，是有意义的。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初活动，是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开始的。
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
与此同时，张继在日本组织了讨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创办了《天义报》，次年又发行了《衡报》。
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一九一二年五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刘师复在广州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社”。
次年八月二十八日“晦鸣学社”的机关报《晦鸣录》创刊（后改名《民声》），同时又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中国各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组织。
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北京大学学生朱谦之等人组织了“奋斗”社，出版了《奋斗》杂志，天津有“真社”，出版了《新生命》杂志，成都有《均社》，出版了《半月刊》。
据有人统计，五四时期出版的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七十种之多：此外，在当时其它报刊上也发表过不少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其宣传之广泛程度，由此可见。
当时从外国介绍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有蒲鲁东的“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及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思想，它的世界观是极端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
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
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互相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因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前曾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冲击封建思想和军阀政治的积极作用，但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就日益暴露其反动面目，成为一块横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道路上的绊脚石。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起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力图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宣传阵地，他们串联策划，开大会，发宣言，写文章，办刊物，扩大影响，争取群众。
他们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
而一些流氓政客，诸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之流则也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打着无政府主义的破旗，伪装“革命”，欺骗群众。
无政府主义者的诱惑性宣传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使一些渴望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无法辨其真伪，从而被他们的一些美妙的词句和动听的口号所迷惑。
既然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就必须进行彻底批判，加以清除。
当时，蔡和森、李达、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刘师复、黄凌霜、吴稚晖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完成了这一使命。

这场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反对强权”问题。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叫做“反对强权”。
我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的发起人刘师复说：“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除之。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他们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因为“多数人行使的权威和少数人行使的权威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国家政权。
他们毫无分析地断定：既然“国家是强权的总汇”，那么一切国家都是坏的，都必须反对。
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剥削压迫、不平等、战争等罪恶的根源。
在宣布国家的这种种“罪恶”的时候，他们集中地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攻击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然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就要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制”得还要厉害。
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工农武装，就是“压制个人自由的表征”。
在这种国家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
他们诬蔑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裁专制”。
他们诬蔑列宁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大皇帝”与“专制魔王”。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反对之”。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实行所谓“普遍的民主主义”。

在论战中，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谬论，指出：不能把“强权”与“罪恶”划等号，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强权。
“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假如反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当资产阶级利用“强权”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强权”当然是坏的，应该反对；
反之，当无产阶级用“强权”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强权”就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最欢迎、最需要的东西了。
共产主义者还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出：“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
因此，国家是执行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以及一切罪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绝不能认为是由抽象的“国家形式”所造成的。
要消灭这种种罪恶，打破这种种不合理的状况，“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若是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而且，在利用革命的强力打倒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之后，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指被打倒的剥削者）的阴谋活动；
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
他们公开宣称：“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在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之后，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普遍的民主主义”的主张，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问题，指出：根据列宁的教导，一切民主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
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民主，无政府主义者所幻想的“普遍的民主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谟克拉西”（民主），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专政），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是讲民主的，而无产阶级只讲专制。
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少数人说的，而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则是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资产阶级少数人而说的，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却是讲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比资产阶级的民主高出千万倍。
共产主义者严厉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当时俄国共产党和伟大列宁的诬蔑，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剥削无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导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制，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二是关于“绝对自由”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是“绝对自由”。
他们所要求的“绝对自由”，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的。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毫不隐讳地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任何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都是外来的强加于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东西，因而是不应该存在的。
他们说：“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不必说……他人定下要我实行的，是没有自由，就是我自己定下自己实行的，有时也觉得束缚不堪”。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为办一件事情，只有人人同意，个个赞成，才算真正的“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说：“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
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绝对自由”的谬论，共产主义者给予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只有离开社会，去过孤独的生活。
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而且连他自己也将无法生活下去。
因此，只有社会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离开社会自由的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只有剥削者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
因此，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
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也还要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的领导。
如果象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
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
“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得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它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
至于说到整个社会，所谓“人人同意”则更行不通。
“我们的社会乃是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
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立场来看待自由问题的荒谬性。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为了进行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加强人民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集中领导，这也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
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必须限制那些少数为了个人利益而破坏集体利益的人的自由。
他们质问无政府主义者说：“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干涉呢？
假如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当作原则，那些杀人放火的人也不要受制裁了。
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绝对自由”，是妨碍大多数人自由的“自由”，必须加以取缔。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从一九二○年开始，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一斗争的胜利，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清了革命的道路，把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思想理论上更加坚强，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

历史是一面镜子。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还能蒙蔽一些群众，造成一点“声势”，但最后也终于被马克思主义所战败，不得不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的话，那么，在今天，在全国人民刚刚从林彪、“四人帮”时期无政府主义泛滥所造成的长期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人都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还要去搞无政府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那就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作者：姜可运

新华社沈阳一月二十八日电 本社记者顾铁风、通讯员周仲杰报道：在我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省，新建成一个大型油气田——辽河油田。
这个油田目前年产原油的能力已达五百万吨，天然气十七亿立方米，成为全国主要油田之一。

辽河油田位于辽宁省沈阳、营口、锦州之间，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目前这里已经打井一千八百多口，建成了一百六十多个油气计量站和油气集输联合站，形成了八个配套完善的采油区。

辽河油田的建成投产，使辽宁省的钢铁、炼油、化肥工业就近得到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对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发挥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河油田的油、气储量非常丰富，油层厚，油气藏类型多。
有些油井的油层厚度达一百多米，日产原油高达几百吨。
原油的质量也比较好，含硫低，轻质油成份多。

辽河油田是从一九七○年起开发建设的。
这里地处辽河中下游，绝大部分是沼泽水网地带。
建设者们学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同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
没有道路，就动手修路；
运输车辆不足，就人拉肩扛；
没有房子住，自己动手搭帐篷，坚持在困难条件下施工。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严重影响了油田的开发建设速度。
粉碎“四人帮”以后，油田职工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坚持学大庆，奋发大干，使生产建设进度大大加快，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七年增产原油一百零一万吨。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进度更快，一九七九年新建油区的原油生产能力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原油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一九七九年新建的欢喜岭采油区，做到了正规开发，采油、采气、注水、供电、公路以及污水处理等工程项目配套完成，当年便生产原油一百三十九万吨。
在油田建设过程中，油田领导还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组织广大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
各油区的职工住宅、医院、学校、商店、托儿所等生活设施正在陆续建设。

辽河油田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石油部不断从大庆、胜利、华北，江汉、玉门、新疆等油田抽调队伍和设备前来支援。
辽宁省先后组织十多万民工帮助油田修建公路和钻井井场，保证了油田建设顺利进行。

辽河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这个油田的职工们信心百倍，正在继续勘探，努力寻找更多的油气资源，加快油田现代化建设，争取在八十年代作出更多的贡献。

辽河油田开采的天然气，经过压气站净化处理，输送到鞍山钢铁公司、锦州炼油厂等工业部门，正为四化建设做贡献。
这是压气站一角。
新华社记者 姜可运摄

辽河油田上即将投入生产的一对油井。
万玉广摄（新华社稿）（照片）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一月二十七日电 阿富汗的六个穆斯林组织今天组成了“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
参加联盟的组织包括：伊斯兰革命运动、伊斯兰党的两个派别、民族解放阵线、伊斯兰组织等。

他们说，联盟的首要任务是把苏联侵略者从阿富汗赶出去并建立一个伊斯兰主权国家。
他们将同阿富汗的所有组织和集团进行合作以组成一个暂时领导这一斗争的最高委员会。

联盟已写信给伊斯兰国家外长特别会议要求承认，并要求作为观察员参加这一会议。
他们还呼吁全世界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支援。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八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富汗人民对苏联侵略者的不满和憎恨情绪日益增长。
在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等地，人们以不断狙击侵略军和举行罢市等各种行动来进行反抗。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二十八日报道，二十五日，苏军一支运送大炮的车队在喀布尔遭到阿富汗人的狙击，领队的一辆吉普车里的两名苏联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受伤。
二十四日晚，在喀布尔大学附近的地方也发生了枪击事件。

据曾在阿富汗周游近两周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乔纳森·奎特尼的一篇文章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阿富汗西部大城市赫拉特和南部大城市坎大哈，除食品商店外，其他所有商店都关闭了一周或更长的时间，以表示对苏联侵略者的抗议。
文章说，在坎大哈，政府派兵到商店老板家中，命令他们开门营业，并威胁如果不开门营业，就要受到司法部门的惩罚。
在赫拉特，商店老板们得到游击队的允许才继续开门营业。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七日讯 在苏联重兵占领下的喀布尔，阿富汗人民不断袭击侵略者，使他们不得安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月二十五日中午，一群苏联军人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到喀布尔市区，当他们下车逛商店时，遭到了枪击，当场被打死一人。
苏军立即用机抢和自动步枪开火，并调来坦克和装甲车包围了附近的阿富汗人居住的地区，逐屋进行搜查。
西方人士说，在光天化日之下，苏军遭到袭击，这种事件在喀布尔还是第一次。
另有消息说，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机场，最近也发生了阿富汗士兵向苏联侵略军开火的事件。
据合众国际社一月二十六日报道，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军占领喀布尔以来，至少有三十名苏联军政人员被当地人用石块、刀子和枪打死。

据估计，苏军在喀布尔地区驻有一万八千人，主要部署在喀布尔周围的要地。
阿富汗政权所在地“人民宫”和全城的重要军事据点仍由苏军警卫。

喀布尔人民对苏联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愤恨和不满。
英国《泰晤士报》二十六日报道说，除了现任的政府官员之外，难以找到一个不说俄国人一句坏话的人。
连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拒绝在苏联使馆外停车。

路难行 朱根华作（图片）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八日讯 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进一步办好各级党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各种业务知识重新武装干部，保证全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统一。
这是最近举行的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

座谈会在分析当前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时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混淆了理论是非界限，搞乱了干部队伍的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严重斗争，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已经确立，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已发生根本转变，这是应该首先肯定的。
但是应该看到，有的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没有完全从极“左”的思想枷锁中解脱出来；
有的同志理论水平不高，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解决四化中遇到的新问题；
有的同志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学不学理论关系不大。
鉴于这些思想状况，会议认为，办好各级党校，重新武装党员干部，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肯定了过去各级党校取得的成绩，一致认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各级党校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以来，许多党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轮训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座谈会认为，为了适应四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办好党校，在组织上、物质上给予必要的保证，切实解决当前党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党校是在党委领导下培训党的干部的学校，是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校的领导，把党校工作摆在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切实把党校的工作抓起来。
教学内容要按照四化的任务和当前的形势来确定。
目前要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重点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习党的重要文件。

参加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的同志表示，在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满怀信心、兢兢业业地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作者：郭瑞
栏目：新长征论坛

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说：我国去年头十一个月收购鲜蛋突破十六亿斤，超过原定收购计划百分之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每年收购鲜蛋的数量，一直没有突破过十亿斤。
在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时期，鸡蛋的年收购量，最低只有七亿六千万斤。
全国著名的“三鸟之乡”（广东省），竟然没有蛋吃。
当时，人民怨声载道。
但林彪、“四人帮”一伙却蛮横地指责群众说：“现在有些人是从鸡蛋看形势，从市场看形势，说什么买不到鸡蛋，市场紧张，这是攻击大好形势。”
但是，事实是过硬的。
不管林彪、“四人帮”怎样声嘶力竭地反对从鸡蛋看形势，形势的好坏总是和鸡蛋的多少联系在一起。
鸡蛋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年，全国鲜蛋收购量上升到九亿三千二百万斤；
第二年，又上升到十一亿一千四百万斤；
去年，仅仅十一个月的统计，就达到了十六亿三千四百一十七万斤。
在这里，鸡蛋的生产和收购的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大好形势，证明了我们党的路线、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性。

形势和信心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位普通的社员说得好：“照这样干下去，要不了几年，我们中国就会大变样！”
这位社员正是从农村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更加坚定了奔四化的信心。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同志，由于不能全面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形势，往往被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看不清国内形势的本质和主流。
因而，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信心不足。
要增强信心，必须从端正对形势的认识入手。

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攀登这个高峰，需要一定时间。
虽然，暂时我们还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峰，但是，只要我们满怀信心，勇往直前地去攀登，目标就会越来越接近。

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十六亿斤鲜蛋是亿万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增产出来的，四化大业也是要靠九亿人民齐心合力来建设。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缺乏信心，那他怎么还可能有所作为呢？

在大好形势鼓舞下，我国军民满怀信心地跨进八十年代。
让我们从鸡蛋大幅度增长的消息中得到一点启发，把悲观的论点、停止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等等，统统扫除干净，阔步进行新长征，争做四化促进派！

栏目：简明新闻

我科教片《草蛉》在国际赛中获奖

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科教影片《草蛉》，在一月二十六日获得一九八○年西柏林第十一届国际农业电影比赛银质奖。
草蛉是某些害虫的天敌，对生物防治和维持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

中美海上杂货运输定期航线通航

第一条中美海上杂货运输定期航线二十八日首次通航。
这天，满载一万八千吨货物的“荣城”号货轮从上海港启航，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波特兰港。

北京烤鸭店在东京开张

在日本首都开设的第一家北京烤鸭店，二十二日在东京留园饭店内正式开始营业。
这家烤鸭店是中日合办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
烤鸭店的十名厨师是从北京特聘来的。
它使用的北京鸭和主要作料都从北京直接进口。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一月二十八日讯 黄文欢同志结束了对我国南方的访问后，今天中午回到北京。

黄文欢同志曾访问了昆明市、南宁市和广东省。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文欢同志开始对广东省进行访问。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曾设宴欢迎黄文欢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和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往宾馆和黄文欢同志一起欢度除夕，迎接一九八○年的到来。
在广东访问期间，黄文欢同志会见了一些老朋友。
他访问了海南岛，游览了从化温泉和广州市容，受到当地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的盛情款待。

黄文欢同志在参观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向中国同志谈及了他当年参加胡志明主席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同中国同志建立的深厚战斗友谊，以及这个训练班为越南党培养了不少干部的往事。

黄文欢同志最近在访问广东省期间，应邀挥毫，写了一首诗赠给《南方日报》。
全文如下：

南方日报同志指正：

顺路南行访五羊

情弥亲密义弥彰

原来同志加兄弟

越秀山高珠水长

黄文欢

一九八○年元月十八日 （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从清津到茂山的铁路一侧，有一条内径为二百七十五毫米的焊缝钢管，象条长龙，间或钻入地下，间或露出地面，跨越河流，爬过高山，蜿蜒九十八公里。
这就是朝鲜著名的茂山—清津精铁矿水力输送管道，是朝鲜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于一九七五年建成投产的。
采用管道运输有三大好处：第一，基建投资少。
同建设一条铁路相比，建设这条管道可减少投资百分之六十；
第二，运费低。
管道运输同铁路运输相比，可减少运费百分之五十九；
第三，损耗小。
通过管道运输，减少了矿粉装卸和中途的损耗。
这条管道一九七八年运输磁铁粉八十万吨，去年的运输量又增加近一倍。

管道运输的工艺流程是：在茂山有个前处理场，把开采出的铁矿石磨碎并去掉废石，使精矿含铁量达到百分之六十五或百分之五十七。
然后加上百分之五十的水，经过两次搅拌成为矿浆注入管道进行运输。
管道全程共有三个水泵站。
这些大型水泵可以加到一百个气压，使矿浆在管道中能够越过海拔八百八十米的金牌岭，直到清津处理场，喷入沉淀池。
矿粉在沉淀池沉淀后，通过传送带进入干燥炉烘干，直接供金策钢铁厂冶炼。
（据新华社）

作者：石辑
栏目：世界各地

马拉莱是阿富汗第二次抗英战争梅旺德战役中涌现出来的女英雄。

梅旺德战役发生于一八八○年，到现在一百年了。
当时战斗十分激烈，在那紧急关头，马拉莱挺身而出，脱下了面罩，把它制成旗子在空中挥舞，高呼着激动人心的口号，鼓舞了阿富汗军队。
战士们不畏酷暑，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英勇顽强，艰苦奋战，终于把英国侵略者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歼灭英军一个旅。
阿富汗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荣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为了纪念这位民族女英雄，喀布尔有一所女子中学以她的名字命名。
许多阿富汗妇女也取名马拉莱，以此为荣。

一百年过去了。
现在，苏联公然武装侵略阿富汗，并且用刺刀在喀布尔支撑着一个新政权。
但是，马拉莱的光辉旗帜始终鼓舞和激励着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他们一定会斗争到底，创造出比当年梅旺德战役更加辉煌的战果，把苏联侵略者赶出去。
（石辑）

栏目：世界各地你知道吗？

根据一九七七年世界人口统计资料，全世界总人口数为四十亿八千三百万人，比一九七六年约增加七千三百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
按一百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有七个，即：中国、印度、苏联、美国、印尼、日本、巴西，这七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一九七七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的国家有三十个，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
其中利比亚、科威特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为千分之三十九。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十以下的国家有三十二个，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
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国家有三个，即：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即人口减少）的国家也有三个，即：西德为负千分之三，东德为负千分之二，卢森堡为负千分之一。

栏目：世界各地

塔斯社报道：苏联中央统计局宣布，截至一九八○年一月一日为止，苏联人口为二亿六千四百五十万。
截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为止的人口数字是二亿六千二百四十三万。

栏目：世界各地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清津造船厂建造的一万四千吨货轮“官帽峰”号已于一月二十七日下水。

这艘货轮具有自动装卸货物的设备，是朝鲜用自己的技术和材料建造的。

栏目：世界各地

世界上十名优秀的气球飞行者，参加了在奥地利一个小山村菲尔茨莫斯举行的一九八○年气球飞行锦标赛。
飞行距离最长者为优胜。
这是起飞前的情况。
前景最大的气球是英国戴维上校驾驶的，可载乘三十人。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照片）

栏目：世界各地

据圣地亚哥报纸报道，日本游泳爱好者中岛正一一月三日采用潜泳方式成功地横渡了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

目前，智利正值盛夏季节。
三日，中岛正一从火地岛的阿苏尔湾下水，在水深五米处向对岸潜游。
当时的水温为摄氏五至六度，水流湍急，中岛正一在智利海军潜水作业船的保护下，经过两小时十分钟的搏斗，胜利抵达离智利南部城市阿雷纳斯角北面一百八十公里的德尔加达角。
他横渡的距离为二点五海里。

麦哲伦海峡的风力经常是每秒二、三十米，潮水流速快时可达每小时十五公里，水温也很低，即使在夏季也只有摄氏五至十度。
据认为，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游泳是极其困难的。

据报道，中岛正一今年三十三岁，是日本东京一家游泳俱乐部的主持人。
一九六七年以来，他曾先后成功地横渡了日本的津轻海峡、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印度南部的保克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意大利的墨西拿海峡等。
（据新华社）

作者：晨光
栏目：世界各地

栏目：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