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平均寿命超七十岁
新华社上海01月09日电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全市人民（包括郊区）的平均寿命比1951年增加二十八岁多。
男性平均寿命已达到七十点八○岁，女性为七十五点四八岁。
1951年上海市人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四十二点七四岁，女性为四十六点七六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疾病开展积极的预防工作，二十多年来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平均寿命是根据世界统一的统计方法，以一定的年龄组死亡率为依据计算得出来的，它是衡量人民健康水平的一个标志。
目前，美国、日本、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分别为六十八点二岁、七十一点一六岁、六十七点八岁；
女性分别为七十五点九岁、七十六点三一岁、七十三点八岁。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工作
成立作家权益保障等七个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01月07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最近举行主席团会议，强调1980年全年要以繁荣文学创作、活跃理论批评为中心，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今年将采取多种形式陆续组织作家到四化建设第1线去，参观访问，深入生活，努力反映四化建设的伟大斗争。
元旦前后，作协已同农垦部共同组织第1批作家赴海南岛、西双版纳等地参观访问。
同时，对有创作计划而又缺少必要的工作条件的作家，将进行妥善安排，预计年内将有一百多名作家应邀分别到黑龙江、吉林、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从事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青年文学工作委员会、民族文学委员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分别由夏衍、丁玲、严文井、刘白羽、铁衣甫江（维族）、陈荒煤、冯至担任主任委员。

华总理会见布朗部长
双方就阿富汗局势进行详尽的讨论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
我国防部发言人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地交换了看法，并就阿富汗局势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会见从下午五时开始，持续二小时。
谈话时在座的中国方面有：
耿飚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等。
美国方面参加谈话的有：
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副国防部长科默，助理国防部长麦吉弗特，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等。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
新华社记者摄

实实在在地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
这个增长速度，值得一谈。
过去，我们曾经一度热衷于高速度，这种愿望自然不错。
但是，经济工作有它的客观规律。
经济增长速度要同社会财富的增长相一致。
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总是要能吃、能穿、能用。
如果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几个不顶一个用，甚至尽是废品；
或者不适应社会需要，只好堆在仓库里，这样的速度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搞法，大量财富在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在流通过程中积压起来，表面上也可能产值不少，速度不低，其实是图虚名，招实祸。
这种事，决不能再干了。
经济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连续过程。
国家实力的增强，需要长期的积累。
忽视这个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大上造成大下，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去年这个“百分之八”，是立足于实际的，是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取得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
路闻

山西制成新蝴蝶杯
新华社太原01月09日电
山西古典蒲剧《蝴蝶杯》中，描写男主角田玉川有传家之宝“蝴蝶杯”非常神奇，只要斟酒入杯，就有五彩缤纷的蝴蝶在杯里翩翩起舞。
杯中酒干，蝴蝶也就隐去。
这种蝴蝶杯最近已由山西省侯马市陶瓷厂试制成功。
第1批近二千只已销售一空。
侯马市陶瓷厂过去主要生产下水管道，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农村工厂，广泛征求群众对陶瓷产品的意见。
城郊上马公社一位七十多岁的社员，拿出他家祖传的一樽蝴蝶杯，供陶瓷厂职工研究。
陶瓷厂和有关光学部门的技术员共同协作，吸收传统工艺，运用现代光学原理，制成了新蝴蝶杯。
杯子象个小巧玲珑的反口金铃，安在细腰底座上。
外壁是二龙戏珠，杯边用金丝镶饰，杯内几朵红蓝色相间的花朵，酒入杯中，就见一只彩蝶在点扑花丛，见者称绝。

布朗部长在告别宴会上表示希望
扩大和加深美中两国全球战略关系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今晚在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表示，希望扩大和加深美中两国的全球战略关系。
布朗部长说：
双方举行的广泛和坦率的讨论，“表明了美中在许多问题上的战略观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战略利益是相吻合的。”
他说，会谈“有助于保证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将会得到相互的加强”。
他说：
“访问这件事的本身是十分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全球战略关系将会扩大和加深。
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第1步总是最重要的一步。”
布朗部长接着说：
“我发现我们对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是相似的。”
“我们双方都意识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整个地区和全世界所构成的危险。
同样，在苏联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违反了公认的国际行动准则，使柬埔寨人民遭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并引起了更大冲突的危险。
在这些方面，如同在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保证我们相同的估计变成有效的反应。”
布朗部长说：
“我们制定了扩大两国防务机构之间的来往计划。”
布朗部长指出：
“我们之间正在发展的友谊使我们两国更加强大，但不会威胁任何人。”

徐副总理在布朗部长的告别宴会上强调
各国联合行动对付苏联侵略扩张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今天晚间在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强调指出：
一切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侵略扩张，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并受到应得的惩罚。
徐向前副总理说：
“布朗部长先生的来访以及两国负责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和建立的联系，在当前形势下，更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
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新发展，而且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将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们之间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
徐向前副总理指出，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已经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
得到安理会压倒多数成员国支持的一项反对武装干涉阿富汗的提案，只是由于苏联行使否决权才被阻止通过。
人们清楚地记得，一年前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同样是苏联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挠了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提案的通过。
苏联的这些行动一再证明，它是恣意践踏别国主权、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者，它的可耻罪行是任何诡辩也推卸不了的。
徐向前副总理说：
“苏联推行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苏联的实际行动中得出相似的结论。
面对苏联霸权主义对世界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一切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协调行动，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苏联的侵略扩张，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并受到应得的惩罚。”

江永县尊重社队种植自主权
去年只下达任务指标，不规定种植面积，因地制宜制订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获得丰收
据新华社长沙01月09日电湖南江永县在订1979年生产计划时，只对各社队下达各种作物产量、产值和收购的任务指标，不规定种植面积，使各生产队能够因地制宜地制订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
这样做，调动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去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
粮食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又增长百分之十二，其它经济作物也都增产，猪、牛、家禽饲养量也比往年多。
1979年初，中共江永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
在讨论中，大家回顾了过去在指挥农业生产上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的害处，例如，在制订生产计划上，对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都规定得很死，生产队没有一点机动余地，这就挫伤了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作法，县委同大家反复协商，决定把粮、油、豆、蔗、猪的计划产量和收购任务、农业产值、社队企业产值、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计划生育等十六项指标，一次下达到公社。
同时，还明确宣布，各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制定增产措施，选择计酬形式，超产可以多留多分多卖。
用这种办法指挥生产，生产队种植上的自主权得到了尊重。
江永县的一些大队地处高山区，过去要求他们种双季稻，结果不是无收就是产量不高，去年生产队可以因地制宜地安排种植计划，能种双季稻的种双季稻，不宜种双季稻的，就种一季杂交稻，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样做有利于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业布局。
过去，这个县单打一抓粮食，把多种经营挤掉了。
现在，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甘蔗、油菜、芝麻、黄豆、花生、果木等经济作物得到较快发展，一些传统产品也得到恢复。

泉州味精厂在原料提价产品降价的情况下攻克难关
节约挖潜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新华社福州01月09日电福建泉州味精厂在原料提价、产品降价的情况下，使味精的成本下降，利润增加。
去年，这个厂不仅不亏损，还向国家上交利润一百零七万五千元，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并提前三十六天超额完成了全年三百吨味精的生产计划，比1978年全年产量还多了近九十吨。
去年初，泉州味精厂的主要原料木薯粉进厂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味精出厂价先后两次降价百分之三十，加上退给商业部门库存味精降价等因素，工厂因此支出多、收入少，给生产带来了不少困难。
工厂党支部为此召开支委扩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他们拿本厂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技术指标与上海、沈阳等地的先进单位进行比较，发现本厂生产的味精原料消耗高、成本高、得率低。
如产酸率，先进企业是百分之五以上，而本厂却长期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四点五之间徘徊。
如把产酸率提高到百分之五以上，一个月就可多产含谷氨酸钠百分之九十九的味精五吨、价值六万五千元。
他们从对比中看到了本厂的生产潜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紧接着全厂职工就献计献策，开展了一场节约挖潜的活动。
厂党委五个正副书记和厂长除留一人抓职工生活外，其余都深入车间、工段和班组，同工人一起攻技术难关。
这个厂过去采用细菌发酵法生产味精，在发酵过程中常因感染细菌造成原料报废。
他们分析了造成细菌感染的原因，摸索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无菌检查、无菌消毒和严格无菌操作的办法，基本上杜绝了因细菌感染报废原料的现象。
他们还加强工艺管理，改进工艺配方，使产酸率平均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一四。
由于各个生产工序层层加强技术管理，在不增加原料的情况下，去年以来多生产了六十多吨味精，价值七、八十万元。
生产每吨味精所消耗的主要原料比计划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这个厂还下大力加强经济核算，处处注意经济效果。
去年以来，味精的可比生产成本比前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七点六，产品质量也达到了部颁标准，基本上改变了过去消耗高、成本高、得率低的落后局面，不仅夺回了因原料提价、产品降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把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贵阳市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
新华社贵阳01月07日电
贵阳市197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千分之五以下。
贵阳市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曾高达千分之三十六。
经过十多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大力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全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弃，晚婚、晚育、少生的新思想新风尚逐步在广大群众中树立起来。
去年初，有二十三对育龄夫妇向全市育龄夫妇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后，得到广泛响应。
全市有独生子女的育龄夫妇中，到年底已有两千多对领取独生子女证。

邓副总理会见秋山长造副议长
两国应进一步合作，对苏联霸权主义侵略政策不能掉以轻心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秋山长造副议长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在谈话中，邓小平副总理指出，八十年代不是更加缓和而是更加动荡不安的年代。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中日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他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对阿富汗的侵略。
他说，我们对苏联霸权主义侵略政策不能掉以轻心。
他相信，世界人民是有力量来迎接八十年代的风波的。
秋山副议长说，我们也认为八十年代是激烈动荡的年代。
日中两国应该进行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邓副总理还回答了代表团团员们提出的当前国际形势方面的问题。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曾涛，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图为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长命百岁”
湖北农村有些农民说：
希望好政策长命百岁。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农民群众对体现在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中的政策十分满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们有一种害怕政策多变的心情。
一年来我国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
这首先是贯彻落实两个农业文件的结果，是好政策带来了好形势。
今年，我们要继续大力宣传两个农业文件，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坚信这两个文件是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两个文件建设社会主义农业。
我们不但要宣传好，尤其要贯彻好，要不折不扣地见诸行动。
“困难来了讲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年头定政策，年尾改政策”，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干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谁要再干这种蠢事，谁就是拿党的生命、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也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鞍钢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担任领导后解决许多难题
沈阳科协颁发优秀论文评定书
据新华社沈阳01月08日电鞍山钢铁公司有六名副经理，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厂长、矿长和设计院、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去年陆续从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上来的。
这些年富力强、又熟悉业务技术的新领导干部上任以后，解决了鞍钢生产中的许多难题。
职工群众纷纷赞扬说专家办厂好处多。
首先一条好处是，领导干部懂得技术，对于生产中的问题看得准，解决问题的决心大，路子对，效果好。
其次，行家当领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才能和脾气都比较了解，能更好地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新华社沈阳01月07日电
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最近向一些科技工作者颁发了优秀论文评定书。
为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加学术研究活动，沈阳市科协于去年10月决定颁发优秀论文评定书。
消息传出后，全市农、工、理、医等二十多个学会在两个月内先后收到各种学术论文二千二百多篇。
沈阳市科协从中评选出五百六十五篇优秀论文。
其中一等优秀论文十三篇，二等二百一十一篇，三等三百四十一篇。
有些论文达到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丁盘华测报无错情
全国“三八”红旗手，甘肃省正宁县气象站观测员丁盘华，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测报优秀水平。
1969年前，曾创过连续五百七十一班无错情的纪录；
1969年12月至去年11月底，又创造了连续八百四十八个班次无错情的全国测报工作最高纪录。

不寻常的变化
——盖县农村纪实
从“七比三”到“三比七”
位于辽东半岛的盖县，是“六山一水三分田”，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一分耕地。
但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南产苹果北粮棉，东出柞蚕西鱼盐”。
在单打一抓粮食那些年头，全县三分之二的劳力用在粮田上。
农忙季节男女老少、干部、师生齐上阵，还往往误了农时，庄稼不能按时收到家，播种拖长时间，产果区苹果摘不完，冻在树上，扔在地里，每年要损失上百万斤。
现在，这里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变化。
他们只用百分之三十的劳力搞粮食生产，百分之七十的从事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农、副、工综合发展，相互促进。
1977年，粮食亩产上升到七百五十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78年，全县农副业总收入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九十四万元，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1979年农副业总收入又比上年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三，人均收入也从1975年的八十三元上升到一百三十五元。
红旗公社共六千名劳力，搞粮食生产的只有一千五百名，果树、棉花专业队一千五百名，另外三千名从事社队工副业生产。
去年全社总收入一千万元，其中粮食二百二十万元，多种经营二百八十万元，社队工业五百万元。
机械化是开路先锋
盖县所以能够把大批劳力从“三分田”上解放出来，向“六山一水”进军，农业机械化是开路先锋。
1954年，这个县就建立起第1个国营农机站，到1975年，大、小拖拉机发展到一千三百多台。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管理不善，不少社队没有充分发挥机械效能，不但没解放出多少劳力，而且形成机械耗油马吃料，“两套锣鼓唱一台戏”的状况，生产成本提高，收入降低，使群众对机械化产生了疑虑。
1975年冬，县委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机械化，并采取了切实有效措施，发扬成绩，纠正缺点。
一方面，强调机械化的经济效益，建立责任制，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加强农机管理，做到转亏为盈。
同时把季节性的剩余机械和人力、车马组织起来跑运输，搞副业，增加收入，变“两套锣鼓唱一台戏”为“唱两台戏”。
另方面，本着自力更生精神，压缩其它开支，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农业机械。
资金来源，一是从地方财政上挤，二是从社队积累中提，三是鼓励社员在自愿的原则下向机械化投资。
近三年来，全县共筹集资金一千八百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由社队积累和社员投资中解决的），先后购买了八百五十六台拖拉机和各种配套农具。
1978年，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六，机械播种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点三，整个农田作业中，除苗间除草、定苗和高秆作物收割外，基本上实现了机械作业。
从1976年开始，他们把解放出来的劳力，按三条渠道重新组合：
一，建立棉、果、蚕、畜牧、积肥和科学实验等专业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二，建立常年的和季节性的农业基本建设专业队，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三，充实社队工业队伍，积极发展社队工副业。
全县大办机械化以来，多种经营有很大发展，到1978年，多种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三，比1975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
社队工业厂、点，由1975年的一百三十个增加到八百零六个，总产值达一亿零一百八十万元。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1978年，全县经常保持专业队两至三万人，另有上千辆大车和一百多台大型拖拉机。
这一年，修建了两座小型水库、十三座塘坝、一万四千亩梯田、九座万株果园，平整土地六万八千亩，造林、育林十万八千亩，改河造田和修条田、台田一万多亩。
怎样看待剩余劳力？
农业机械化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妥善安排“剩余劳力”？
盖县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习惯说法，盖县有八十万人口，九十万亩耕地，人多地少。
可是如果把视野转向那尚未开发的二百六十多万亩荒山荒坡，就不能说人多地少了。
事实上，盖县对“六山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刚刚开始，现在虽然经营了不少项目，但仍然大有潜力可挖。
举例来说，全县五百多万株老苹果树，株产量一般只有七八十斤；
而有的地方加强了经营管理，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株产却达二三百斤。
盖县山区到处可以种条材，编果筐。
有的生产队仅此一项副业，每人一年就收入上百元。
可是商业部门每年却要花费数百万元，到长江以南去购买。
从类似的事例中，盖县的同志思路大开。
他们初步规划，到1985年，光是苹果管理、运输和部分综合加工，少说也需要五万人；
其它如柞蚕、畜产、水产、矿产、条材、山楂、稻草等综合加工，又需要吸收五万人。
这样看来，全县二十万个劳力“八下里在等着”，完全不是剩余的问题，而是劳力不足。
那么，劳力只有这么多，怎么解决？
大家认为还是要从不断发展机械化，不断搞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找出路。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城乡差别也在缩小。
据考察，盖县社员人均收入达到一百六七十元，相当于当地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
去年全县人均收入一百三十五元，部分公社已达到或超过二百元，人均收入二百元至三百元的生产队逐年增多，加上家庭副业，不少农户年收入达数千元。
目前全县每个公社都有电影放映机，富社近半数的生产大队有电视机，不少家庭也要买电视机，要盖宽敞漂亮的房屋。
青年人热心学习科学知识，要买高档日用品。
社员们还要求办为群众生活服务的社队企业。
他们说，把生活搞好点，干“四化”就更有劲。
本报特约记者高尚全本报通讯员倪迪本报记者 吕建中
马丽萍

不正之风非煞不可
这里刊登的两封来信，反映了有些部门存在着的一种不正之风，看了令人气愤！
我们吃、穿、用都离不开农业，支援农业本是份内的事，怎么能以掌握农用物资等职权为资本，来卡农民、坑农民呢？
不正之风是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内伤之一。
有的人中毒很深，干这种损农利己的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能”；
有的领导人明知不对，也听之任之；
以至这种不正之风继续严重地破坏着工农关系、党群关系。
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
上级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带头纠正这种不良作风。
同时，要对敲诈勒索农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
要采取有效措施，堵住农用物资分配、调拨方面的漏洞，使想搞不正之风的人无空子可钻。

为什么公开要礼品不以为耻？
目前，在社队企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送礼风。
这不是农民愿意送礼，而是不送礼办不了事。
我们公社的大刘庄大队，前几年搞工副业坚持原则，不请客，不送礼，结果一年只订了几百元钱的合同。
1977年，好不容易和某个工厂订了二万元钱的合同，工厂的某负责人却要一百斤香油、一百斤花生。
大队干部怕犯错误，没有送去，结果合同就吹了。
有的工厂干部公开伸手要东西，丝毫不以为耻。
前年，这个大队和吉林省某工厂订了制做价值一万多元的保温瓦的合同，货到工厂后，厂里一位负责人发来电报，说货不够质量标准，让去人解决，并注明直接去某街某号，即此人家中解决。
保温瓦质量不够标准，在家里怎么解决？
为什么不让去工厂？
这个大队的干部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于是派人带上二十斤香油、三十斤花生去了。
当把礼物送上，问到货的质量有什么问题时，那位负责人笑着说：
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我家缺点面和油。
业务员答应回去后就给弄来。
这位负责人高兴地说：
你们真会办事，以后咱们的合同就长期订下去吧。
最近这个大队又和北京、吉林、黑龙江的一些工厂订了五六万元的合同，都是用这种办法解决的。
近两年来，这个大队仅送礼就花了四、五千元。
编辑同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吗？
河北省景县北屯公社　赵长生

“南山孔明”陈恩旺
被群众称作“南山孔明”的广东省普宁县流沙公社气象员陈恩旺，办气象哨二十一年来，坚持观云测天，取得数万个数据。
据此，他编写了《流沙公社农业气候手册》和近十万字的《问天事》等书。

“活规范”洪金苑
湖北省来凤县气象站副站长洪金苑，参加气象工作二十五年来，一直刻苦学习，工作认真负责，质量优秀。
各种电码和十余万字的规范他都能熟记，因此被誉为“活规范”。

“社会财富好比一碗水”
我们最近看到报纸上接二连三地宣传“冒尖”，提倡越富越好。
可社会财富好比一碗水，他喝得多了，别人不就喝得少了吗？
一部分人越富，其他人不就更穷吗？
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不是违背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我们争辩了好久，谁也说不清楚，希望讨论一下。
山东省郓城县双桥公社梁衍灵

程刚攻关不畏难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程刚，不畏劳苦，努力攻关，带领课题小组用五年时间，先后研制成功机载热线含水量仪、机载铂电阻温度仪、集成电路闪电计数器等八种仪器。
这些仪器已在毛主席纪念堂和飞机人工降雨、农业气象等方面使用，性能良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章少卿取得新成果
吉林省气象台工程师章少卿，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攻克科学技术难关，在预报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对提高预报水平，特别是对东北低温冷害的预报起了重要作用。
（本报讯）

让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
余国耀
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已经在农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它鼓舞着千百万农民为发展集体经济和增进自己的物质利益，放开手脚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一贯提倡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呢？
我们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二十多年来，党领导农民摧毁剥削、压迫的旧制度，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的。
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平均富裕，无论是集体之间，或者个人之间，富起来是会有先有后、有多有少的。
事实上，全国几万个农村人民公社、几百万个农村生产队，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同，在生产发展上和收益分配上，就是千差万别的。
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正是承认这种差别，激励进一步发掘增产潜力，增加社会财富，为逐步缩小差别创造条件。
反之，任何用平均主义来抹煞这种差别，否定这种差别的企图，将对现阶段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生产力，带来严重的破坏。
举例说，象松辽平原、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一方面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方面由于建国以来那里的生产条件有较大的改善，比国内其它地方，在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商品率、发展集体多种经营等方面，都会走在全国其它地区的前头。
同时，正是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使它们在投放同等的劳动力和资金时，必然会取得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成果，从而使当地农民的收入大大地高于其他地区。
过去，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穷革命”、“富则修”，大批“资本主义”，大搞平均主义的时候，这些地区虽然具有可以先富起来的优越条件，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被搞得生产天地越来越小，“生财之道”越来越窄，农民的积极性遭受到极大挫伤，始终富不起来。
现在，就要鼓励这一部分地区的农民放开手脚，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发展集体经济，使自己迅速富裕起来。
如果能在开头几年内，先集中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区搞好，那就会有四千多万人先增加收入，这就将大大扩充国内市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大决策，应当坚决实行。
这里需要正确理解的是，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主要是指让条件优越的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并不是泛指同一核算单位内的一部分“冒尖户”。
这是必须区别清楚的。
怎样让条件好的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呢？
一、国家对这些地区必须从资金和技术方面重点地加以支持，使它们在农业现代化方面真正走在前头。
二、要走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
不仅让农民生产农畜产品，还要让农民自行加工农畜产品，自行销售农畜产品及加工品。
三、要坚决执行粮食“一定五年”的征购政策，切实改变过去那种“鞭打快牛”的现象。
四、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合理地解决集体经济内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过去，有些地方片面地强调集体富，重积累、轻消费，在分配上卡社员的收入，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就要把发展集体经济同增加社员的物质利益密切结合起来。
至于对同一集体核算单位内，出现一部分农民先富的情况，应当如何看待呢？
一般地说，同一个集体核算单位内先富起来的“冒尖户”，只要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因而工分多，收入多，那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应该加以鼓励和提倡。
有些善于经营家庭副业和有一技之长的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和不影响集体出勤的情况下，多养了猪、羊、牛、鸡、蜂，或者从事瓦匠、木工、编织等手艺，多增加了收入，甚至超过了集体所得的数额，使自己富裕起来，那也是政策允许的，绝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暴发户”来批。
本文提出：
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主要是指让条件优越的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而不是泛指某一核算单位内的一部分“冒尖户”。
是否如此？
可以讨论。
——编者

这是“互通有无”吗？
近年来，由于化肥供应不能满足需要，有的人便利用自己掌握化肥的权力向农民兑换物资。
有的不生产化肥的单位，也利用自己的产品先换来化肥，然后再用化肥向农民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如猪肉、家禽和木材等。
有的队因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就得花高价去购买化肥。
为了堵住这种歪风，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使化肥能够顺利地到达基层生产单位。
广东省云浮县朝阳公社
成英杰

适时安排农业机械化腾出的劳力
掖县广开工副业生产门路
据新华社济南电山东省掖县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适时地把腾出的劳力安排到工副业生产中去，既避免了因为农业机械化投资和费用的增加而影响农民分配收入，又促进农工副业全面发展。
掖县是山东省农业机械化的试点单位。
1971年以来，这个县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现在，全县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功率为三十六万五千马力，平均每个大队三百六十四马力。
耕地、运输、灌溉、脱粒、粮食加工、饲料粉碎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掖县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曾经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有的单位买了机器，耕作水平提高了，粮食也增产了，但农业成本也提高了，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员劳动强度减轻了，但农村劳力也过剩了。
结果，虽然农业机械化上去了，集体和个人的收入却增长不大，有的反而减少了。
农民说，这样搞农业机械化，花钱买了个“轻闲”，丢了个“富裕”，咱们干不起。
1975年以后，掖县县委注意到发展农业机械化中的这个问题，及时地组织农业机械化发展以后腾出的劳力，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编织、雕刻等地方传统副业；
围绕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农机修配和制造业。
近几年来，全县已办起社队企业五千一百零四个，1978年总产值一亿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元，比1970年增加了五倍，占全县人民公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
1979年一至10月，社队企业总收入一亿二千三百万元，比前年同期又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
工副业发展起来了，为农业机械化积累了更多的资金。
1971年以来，掖县农业机械化共投资一亿元，其中，社队自筹资金九千七百五十万元，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五。
同时，社员分配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去年，随着粮食作物的丰收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加上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全县社员分配收入由1975年的人均一百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五元。

黑龙江省集中投放资金和农机具
先帮助一部分富队实现农业机械化
编者按：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已经提出多年了，工作也做了不少，有些地方的步子却迈得不大。
原因在哪里？
需要我们认真地调查研究，改进工作。
黑龙江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了过去撒胡椒面似地全面铺开的办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片一片地搞，把资金和农机具集中投放，使一部分富队先“化”起来，取得了好的效果。
这个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新华社记者康伟中、张广远报道：
把资金和农机具集中投放，使一部分富队先“化”起来，这是黑龙江省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而采取的一项新措施。
黑龙江省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省，但仍处于“半截子”机械化的状态，机、畜两套并用，同农业发展的需要极不适应。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资金不足，农机具数量少；
另一方面是在资金的使用和农机具的分配上，不区别条件，“撒胡椒面”，不能充分发挥有限的资金和农机具的作用。
去年春天，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先富先“化”，快富快“化”的指导思想，把资金和农机具集中投放，先武装条件比较好的社队，使它们“化”起来；
然后，分期分批地把全省其他社队逐步武装起来，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根据省委和省革委会的这种指导思想，去年全省在老垦区的三十七个生产大队和新垦区的八十六个开荒点进行试验，给它们一次配齐了基本实现机械化所需要的动力机械和配套农机具。
结果，老垦区的试点队粮食平均亩产和总产都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以上；
新垦区的试点单位有半数以上做到当年开荒播种，对国家做出贡献。
有的单位当年偿还了国家贷款。
不久前召开的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试点经验，并计划今年把试点单位扩大到八百个，使县县都有。
（附图片）
黑龙江省克山县黎明大队，艰苦奋斗二十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这是大队用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新华社记者许万育摄

“一定要带好团结同志这个头”
——记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同志的事迹
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同志，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
多年来，他主持第三轧钢厂的工作，成绩显著。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开除了党籍，送进了“牛棚”，到1969年12月底才被解放。
他重新成为厂里的主要负责人后，怎样对待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呢？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回答。
梁苏民重新担任党委书记以后，发现有些同志对他特别客气起来。
尤其在运动中批斗过他的那些同志，神态更是不太自然，有的躲躲闪闪，有的焦虑不安。
梁苏民明白，这些同志可能是怕打击报复。
于是，他在党的会议上，反复讲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家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搞好革命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
他语重心长地对党委“一班人”说：
“党和人民把这个厂子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好。
要搞好厂子的建设，就得把全厂的同志团结起来。
我们一定要带好团结同志这个头，做出好的榜样来。”
厂里过去有个管民兵工作的小伙子，曾经担任过厂里“专政队”的队长，整过梁苏民。
梁苏民复职后，这个一贯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却沉默起来。
一天，梁苏民诚恳地对这个小伙子说：
“过去的事，就别想它了。”
“你年轻，没有经验；
我在你那年岁时，犯的错误更多啊！”
“对你这么一个年轻人，我都谅解不了的话，还要我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
一席话，把那小伙子的心说开了窍。
从此，那个小伙子心情舒畅，大胆工作，做出了成绩。
类似这样的同志，梁苏民先后找谈过十几个。
有一次，厂里调整干部班子，梁苏民主动提议让曾经反对过他的两个同志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
会后，有个同志对他说：
“老梁，这可得慎重啊！
别忘了当年挨整的滋味罗！”
梁苏民当场就给这个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计较个人恩怨，否则，心就不能全部用到革命事业上。
后来，梁苏民又分别向一些同志做工作，反复说明这两个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把大家说服了。
这两个同志任职后，积极工作，很快就把他们领导的两个车间由亏损变成了一年盈利二、三十万元的先进单位。
梁苏民经常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要按党性原则办事，不能昨天你整了我，今天我就得整你一通，这样还有个了结吗？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在梁苏民的带动下，全厂各级领导都开展了谈心活动，一个团结战斗的局面开始在厂里形成。
“友谊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梁苏民常说的一句话。
一个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在过去主持全厂工作期间，曾宣布开除梁苏民的党籍。
梁苏民重新工作后，主动找这个同志谈心，并在工作中多方面给他以协助和支持。
这样做，不仅使这个同志深受感动，许多人也受到了教育。
不徇私情，按原则办事，这是梁苏民能够团结全厂广大职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的曾经支持过梁苏民的干部，犯了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梁苏民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从不考虑这些同志过去支持还是反对过自己。
他总是认真调查研究，按照党的原则，该批评教育的就批评教育，该给处分的就给予必要的处分，事后还找这些同志谈话，使犯错误的同志受到教育。
近几年，全厂选拔了二十多名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在对他们的考查中，老梁从不打听他们过去属于哪一派，而是坚持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办事，受到群众的好评。
本报记者黄智敏

不计个人恩怨
1977年10月，胡当福同志重新担任了河北省临漳县胡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挨整受压十多年，重新工作以后，却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顾全大局，主动团结过去反对过自己的同志。
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
一天夜里，老胡家挤了一屋子人，不少是过去和老胡一起受批、挨整的同志，粗脖子红脸地跟他嚷起来：
“他们没有折腾死你，你还要给他们讲团结呢？！
”
“反正我这口气得出，你不叫出，就跟你干！”
老胡不慌不忙地问大家：
“你们说，过去整得咱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真是朝死里整！”
“你们服气了没有？”
“服气？
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干到底！”
“是啊，要是咱也抱着个整人思想，狠狠地整他们一通，他们会服气吗？
咱们的气倒出了，你叫他们的气往哪儿出呢？
憋着气，又怎么能团结起来呢？”
许多人的火气，顿时叫老胡说得云消雾散。
大家说：
“还是照你的办吧。”
可是，过去一些整过人的同志，不相信老胡真能宽恕自己。
二队有个叫李崔氏的老人，七十多岁了。
当年在批斗老胡的万人大会上，她们老两口同时登台，揭发批判过老胡。
现在，李崔氏的老伴已去世，只剩下她和一个仅有的小儿子。
自从老胡重新当支书后，李崔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她想，过去咱亏着心眼说人家，人家能忘了？
俺老俩口可给儿子闯下了祸呀！
一天，老胡突然走进她家，大娘心里一愣，差点惊叫出声。
老胡忙说：
“老人家，我是来传达大队意见的，想叫你儿子到大队当会计，你看怎样？”
大娘的儿子二十一岁，是刚毕业不久的高中生。
他忠诚老实，思想进步，是老胡和大家早就看准了的好苗子。
李崔氏可没有想这些，她想：
这是不是圈套呀？
如果孩子有个差错，叫人家抓住了……。
于是，她打定主意：
不叫儿子干这个差事。
李大娘不叫儿子当会计的事传出去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争着跑来劝说她：
“你想想，人家老胡办哪件事不是朝大处想，往远处看，多时计较过个人恩怨呀！”
听着大家所说的一个个感人的事，李崔氏热泪滚滚，没再多说，拉上儿子就去找老胡了。
一见面，她就说：
“就叫荣子当会计吧，把孩子交给你，我死了也放心。”
马永和卢庆昌裴志新

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
今天介绍的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等三个共产党员，都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受过迫害的。
他们重新工作后，不计较个人恩怨，不纠缠历史旧账，处处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为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
这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度量，很值得学习和提倡。
毛泽东同志说过：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要做到这一点，鼠目寸光，心胸狭小是不行的。
我们共产党人以革命为己任，不但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因此，共产党人有着宏伟博大的胸怀和度量，能够团结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为了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我们不仅不能嫌弃那些犯过错误或者反对过自己的人，在许多时候，甚至还要把曾经同自己誓不两立的人也争取过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甚至同和我们党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国民党也建立了统一战线，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重温党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为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呢？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而没有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从而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取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斗争异常复杂，许多老同志挨整，一些新同志也受了毒害和委屈，同志之间产生了一些误解，结下了一些疙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确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对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
而要尽快消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个恶果，最重要的就是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以四化的大局为重，而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如果说要出气，只能出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身上；
要算账，也只能算大是大非的账。
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离开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简单地去追究个人责任，而应严肃、热诚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分析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错误的途径。
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给予宽恕和谅解，团结他们一道工作，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嫌弃他们，歧视他们，甚至揪住一些枝节问题不放，都是不正确的。
至于解决相互之间的疙瘩和隔阂，更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样，才有利于团结同志，又有利于促使他人改正错误。
当前，我们党正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历史使命。
要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所在，是最大的政治。
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顾全这个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

利用职权破坏党的房屋政策受制裁
张荣喜被撤职、开除党籍
本报讯
记者马杰报道：
天津市直属房产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张荣喜，利用职权，阻挠落实党的房屋政策，情节恶劣，受到党纪制裁。
张荣喜的住房，原是天津著名京剧演员杨荣环的住房。
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荣环被抄家赶出，房子被抢占。
1976年04月，张荣喜通过换房的形式，搬进了杨荣环原来住的两间住房，后又利用职权，用两间一个单元的二十五平方米的住房，将二楼半一间七平方米的住房换为己有。
这样，张荣喜达到了住一层楼五十四平方米的住房的欲望。
为了给杨荣环同志落实房屋政策，房管局领导同志多次找张荣喜谈话，让他搬出。
张荣喜却公开说：
“这房是公产，杨荣环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
后来，他又无理纠缠，说要搬得搬到合适的地方去。
房管局在附近给他找了三间一个单元的住房。
领导多次催他搬家，他一直拖了一年时间，于去年11月28日才搬出。
搬家时，他不顾领导关于“不要动用房屋设备”的意见，竟将平台上的窗户、隔断墙、门把、楼梯门等设备拆走。
事情发生后，群众非常气愤，领导对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可是，张荣喜对自己的错误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
中共天津市房管局党委根据张荣喜的严重错误，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于去年12月12日作出决定：
撤销张荣喜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有盐同咸”
1928年冬天，湘鄂西红军处于初创时期。
贺龙同志带着部队，出没于湘鄂边的崇山峻岭中。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喝不上一口粥，吃不上一粒盐。
有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头大小的一点盐巴，给贺龙同志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
贺龙同志尝了一口，发现菜中有盐，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中，让大家一块吃。
炊事员上前劝阻，贺龙同志笑着说：
“红军嘛，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
——王明友团结同志的二三事
1974年11月，王明友同志被重新调回中国地质图制印厂主持党委工作。
回厂不久，王明友听到了一些议论。
不少人说，厂党委副书记董贵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老王整得够呛，这次老王一定要收拾他。
原来和董贵全同志一派的群众，也担心会挨整。
王明友想：
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团结，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得多么严重啊！
要搞好这个厂，首先就要把党委“一班人”团结起来，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
他决心主动来做团结的工作。
一天夜里，王明友主动找老董谈心。
那些天，老董心里也不平静，一见老王找他谈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老王深情地对他说：
“老董啊，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厂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一年不完成任务。
但现在，我们连工资都发不了，只好把国家用来印地图的纸卖了过日子，真叫人心疼啊！
我们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了，纵然有千条意见分歧，可也不能不把生产搞好呀！”
听了王明友这番发自肺腑的知心话，老董十分感动。
尽管当时他们对厂里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在搞好生产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当晚，他们谈了很久，并一起研究了搞好生产的措施。
一次，党委会讨论配备科室领导。
劳资科原来只有一个副科长。
他作风正派，又和老王一起工作过二十几年，大家都以为这次会提他当劳资科科长。
但是，老王却提名原组织科副科长担任劳资科科长，提名那位原劳资科副科长到技术科担任副科长。
这个组织科副科长原来和老董是一派，曾起劲地反对过王明友，怎么会提他去掌管工厂相当重要的劳资大权呢？
不少人不理解。
王明友胸怀坦荡地说：
“我们用干部，要量才使用，不能以个人的好恶看待同志。”
他接着谈了自己的理由：
原来的劳资科副科长，是七级老工人，让他担任技术科副科长，正好发挥他的长处；
原来的组织科副科长，对劳资工作比较熟悉，怎么能因为反对过自己，就不用他呢？
实践证明，党委在选择安排干部时这样做，换来的正是全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76年，“四害”横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又一股狂风恶浪。
当时，有人鼓动董贵全拉起队伍，再干一场。
王明友发现了这种苗头，就和党委其他成员一起，多次严肃地向董贵全提出忠告。
董贵全思想上虽然有过波动，但在关键时刻，他听了党委的话，没有参与帮派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查运动中，干部和群众给董贵全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的还要求对他撤职查办。
但是，王明友和厂党委其他同志经过查证核实，证明群众提出的有关他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派性干扰方面的，他的确没有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因此，他们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派性和帮派体系的界限，帮助董贵全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没有轻率地采取组织措施。
最近，经过复查，证明他们在清查运动中采取的方法和所做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从而更加促进了全厂党内外的安定团结。
甄天仁陆嘉生

老李的“计时表”
生活中少不了的钟表，它使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按时上下班。
然而对于和钟表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共产党员李双喜同志，钟表的这种功能却似乎失去了作用。
老李是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钟表组的售货员。
百货大楼早班的上班时间是上午八时半，可老李总是不到八点就来到柜台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
遇到人手缺或是营业紧张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就更没个准了。
去年国庆节前，店里要展销一种式样新颖的“上海牌”女表，由于是新产品，老李对质量如何心里没数。
他想：
“几千只表如果有三五只有毛病，到了顾客手里，可就是大问题。
人们买只手表不容易啊。”
于是，他下班后吃了饭，又返回店里，打开箱子一只一只地把表取出来上好弦校对，从下午六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一点半。
这天晚上，他检查校对了八百多只表，算算足够第2天销售了，才放心回家。
两年多来，老李在工余时间校对的手表近六万只，顾客退换的情况很少。
为了使顾客少跑些腿，少花冤枉时间，老李不仅在柜台上对顾客主动当“参谋”，还主动送货上门。
去年初，有一对盲人夫妇来买一种可改装成盲人表的“钻石牌”手表，可是这种表已经卖完，只好留下地址失望地走了。
老李知道后，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他打听到仓库里还有一块这样的表时，便连忙取来作了仔细的校对。
下班后，他约了同组的售货员小高一起给这位盲人送去。
这时正是隆冬腊月，他和小高顶着寒风骑车来到广渠门附近，摸着黑打听了好几座楼，才找到那位盲人的家。
当顾客拿到他们送来的表时，感动得连声道谢。
老李常说：
“我是共产党员，为了让顾客多节省些时间用到四化建设上，我多花些时间是应该的。”
两年多来，据店里统计，他仅早来晚走，就多做了八百多个小时的工作，而且他的一百多个公休日，也从来没有休息过。
叶小宇

“西湖会议”
1922年06月，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1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
同年07月召开初创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1922年08月，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又称“西湖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等。
“西湖会议”根据“二大”精神，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应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形式，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前往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随后，在我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采取一些措施，对国民党进行了初步改组。
1923年06月，我党的“三大”批准了西湖会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方式，正式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通过1924年0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方针胜利实现了。
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陈志清

“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
我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后不久，各类生活物资大批运到了前线。
这当中，有一些包裹、箱子，写明直接寄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
里面大都装着烟、酒、糖、茶和罐头等食品，还夹着一些信，向他表示慰问，要求他一定领受祖国人民的心意。
军邮知道彭总的脾气，不敢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他那里去，总是朝我住的地点搬，一下子把屋里屋外都塞满了。
彭总看到了，对我说：
“你就负责把这些东西管起来，分下去。”
还告诉我，要分得公平合理，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有一点。
第1次分不够下次再补。
还说，分到东西的单位，要写一封给祖国人民的感谢信。
一天，我正忙着分发慰问品，办公室有个干部派了通讯员来，留这个、要那个，打算当场拿去一些东西。
我不让他拿，我说：
“司令员有指示，这个事我管。”
一会，那个干部亲自来了，说：
“你是不想干了吧？
不想干了就到三八线上去！”
我说：
“三八线就三八线，你这是什么作风？”
我们吵起来了，叮呀当的，不可开交。
彭总走出来，问了问情况，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
彭总对我说：
“我支持你，就按你的主张办，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
晚上散步的时候，彭总还对我说：
“你今天作得对！
管‘公’的人就要这样：
第1，自己不贪；
第2，别人不送；
第3，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
有这三条才保得住一个‘公’！”
此后的十七年中，我在他的行动上看到，他就是这样管“公”的。
他管的是很大很大的“公”，掌的是很大很大的权，却从没有说过他自己需要什么，更没有叫我到哪里去要过什么。
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嗜好，总是给他什么穿就穿什么，给他什么吃就吃什么。
他除了领取自己的一份薪金，从来没有占用过非份的东西。
（摘自《在彭总身边》一书）

发人深思的教训
——一个科研人员二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
编者按：
这份材料很值得科研单位和科技干部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读。
它告诉我们，中国的人才是不少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培养和使用。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林彪、“四人帮”摧残人才自不待说，仅从我们自己的工作来看，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加以改进。
那种用领导运动、指挥生产的办法来管理科研的外行方法，那种动辄以“政治任务”为名，随意干涉和改变科研课题的轻率做法，那种随便扣“脱离实际”、“名利思想”帽子的极左倾向，都应当杜绝。
而要这样做，首先得对过去的教训真有切肤之痛，下决心学会按科学研究的规律领导科研。
1977年，西德药理学家赫茨来我国讲学，介绍国际上神经多肽和吗啡受体的研究情况及他本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成就。
他在讲课时放的第1张幻灯片，竟是我国的神经药理工作者邹冈十五年前关于吗啡作用机理的研究。
1961年，上海药物所研究生邹冈在他的论文《脑室内或脑组织内微量注射吗啡的镇痛效应》中，提出了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和大脑导水管是吗啡发挥作用的部位的新观点。
吗啡有镇痛作用，早在几百年前就为人们所了解，但其作用原理一直不清楚，国际上都在探索这个“谜”。
邹冈发现了脑室周围灰质对麻醉镇痛剂有特殊的接受部位，他所设计的实验方法，适用于其他药物对中枢神经作用部位的研究，也是个创造。
因而，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誉为是对麻醉镇痛剂机理研究的突破，德国赫茨以及美国等一些科学家称之为吗啡作用机理研究的里程碑。
这就是把它列为第1张幻灯片的原委。
邹冈对吗啡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有所突破之后，发现在这个领域里有许多有意义的科学问题，便全力以赴地去探索。
他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1963年他发表了“脑组织内微量注射丙烯吗啡对抗吗啡镇痛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他所提的吗啡镇痛作用主要部位的假说。
1964年，他又发现了脊髓背角浅层有一些神经原对吗啡敏感。
他夜以继日地向这一领域的世界高峰一步一步地攀登。
可是，1964年，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却要邹冈改行，从事避孕药的研究。
邹冈诚恳地要求继续他的探索，没有得到同意。
他不得不改行去搞他从未接触过的新工作。
吗啡镇痛机理的研究，我们停顿了；
然而这十来年，国际上却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七十年代初，西德、英、美一些神经药理专家先后重复证实了邹冈的工作，随后，邹冈原来正在进行着的工作，以及尚未来得及进行的一些科学设想，也陆续为国外学者所完成。
1975年，国外学者发现脑内存在内源性吗啡样肽，首次发现人体脑内自身存在着镇痛的物质，这一发现，使这个领域成为神经生物学中最活跃的一个方面。
由此，镇痛机理的研究，已不仅是指导着药物的应用，而且反映了神经生物运动的基本规律，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神经药理的范畴，药理学研究已反映着深刻的生物学意义。
邹冈同志自1964年被迫搁下这项研究，一搁就是八年。
在这八年间，他仍热爱着这个领域，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看书，注视并掌握着国际上神经药理的资料文献和动向，保持着对这一领域的“基本功”。
1972年，针刺镇痛机理研究的工作得到了重视，邹冈被调回参加针刺镇痛的研究。
针刺镇痛机理和吗啡镇痛机理有一定的联系，由于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较坚实，在针刺镇痛的研究工作中很快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提出5—羟色胺在针刺镇痛中的重要作用的新设想，并建立了不少先进的实验方法，证实这一设想，1975年首先在国内开展脑啡肽与针刺镇痛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新进展。
这项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邹冈才完全回到了神经药理的领域。
不久前，他提出了研究脑内活性多肽的设想和规划，他决心夺回失去的时间，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邹冈同志二十年的曲折道路告诉我们，在吗啡作用机理研究的一些领域里，本来我国是领先的，而且完全有基础、有可能形成我国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特色，甚至有可能成为国际的一个研究中心。
可是我们挫伤了人才，失去了成果，丧失了时间，落在国际水平的后面。
从邹冈同志本人来说，三十岁时在世界领先，四十七岁了，反而回过头来追赶，这里有许多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
第1、科研机关的领导要努力提高识才、识“货”的水平。
识才是指对科研人员才华的认识，识“货”是指对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或取得的成果的意义、价值的认识。
识才、识“货”是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前提和基础，两个方面都要有科学的认识，才能有效地培养、使用科技干部，才能较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科技干部政策。
邹冈那篇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是在研究生答辩会上报告的，当时，邹冈的导师张昌绍教授和生理学老前辈张香桐教授对这个报告给予了赞赏和推荐。
那时也引起了该所党政领导一定的重视，了解到邹冈有研究的才干，但对他的研究工作的意义、价值却认识不足，因而导致以后停顿了这项研究工作。
第2、一个科研人员的专业特长，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专业的形成，是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实践钻研的结果。
他们的专业特长，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充分爱惜，让他们人尽其才，才能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
邹冈同志原来对神经药理已有深厚的基础，一些领导同志对这点认识不足，把改行看得太轻易、太简单，随意调动人员，没有很好结合专业的发展来安排新任务。
有的同志还把科研人员的专业特长只看作是“个人”的，因此，当邹冈要求继续自己的专业时，就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而进行批判。
第3、要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敢于把有才华的年青人放在应有的岗位上。
邹冈同志完成突破性的工作时年仅二十九岁，正是科学创造力旺盛的时期。
当时一些同志看到他有才干，研究生毕业后定级提高一级，但总认为他还“年轻”，是“小”字辈，没有把他破格地放到应有的岗位上，由他负责领导这个领域的工作，也没有组织力量支持他实现这些设想，致使他在科学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魏瑚　吴英熙

受师生欢迎的“后勤部长”
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康杰，转业到县第1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才一年的时间，就被师生们亲热地称为好
“后勤部长”了。
康杰到一中的第1天，看过教师的宿舍之后，便指着学校分配给他的一套宿舍说：
“老师们过得这么艰苦，我怎么能住这样的房子？”
他把这套新房子让给学校的老教师，自己住在一间小房间里。
辰溪一中有一排教师宿舍，是木板房，比较破旧。
要建新宿舍，一时财力上还达不到。
康杰在征得上级部门同意后，决定先对这排老房子进行翻修。
他又把自己住的那间小房间让出来，供翻修户暂住，自己则住在办公室。
现在，木板房改成了砖瓦房，还增加了厨房，教师的住房有了明显改善。
康杰了解到学校的托幼班长期办不起来，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同时房子也紧，没有地方办。
他就和其他同志商量，暂时先把党支部办公室腾出来，办起托儿所，解除了教师们的后顾之忧。
最使人感动的是教师家里有了事，康杰和学校领导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放在心上，帮助解决。
一位教师住院开刀，康杰在手术过程中始终守候在医院里。
领导关心，教师心情舒畅，干劲日增，教学工作不断改进。
新华社记者

国际军体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粟裕在开幕式上致词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开幕式首先奏起了国际军体理事会会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女战士向出席会议的理事会领导人献了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在开幕式上致词，代表我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国际军体理事会从1948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军事体育组织。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在执委会的领导下，通过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发展各成员国军队的体育运动，为增进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国际军体理事会主席马萨里尼海军少将（意大利）在开幕式上说，第34届大会将作为国际军体理事会的一个里程碑载入史册。
这不仅因为它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心脏北京召开的，而且也因为它的召开是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即各国间进行体育交往和友好这个理想看来受到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影响而处在危险之中。
他指出，要想确保我们这个组织的安定和今后能继续发展，我们就应该加强团结。
马萨里尼主席说，国际军体理事会现拥有七十八个会员国，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理事会的迅速发展。
我们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和取得成就，完全是由于我们主张各国间友好、平等、反对政治的和种族的歧视，主张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中国参加国际军体理事会将有助于其他亚洲国家加入到这一组织中来。
国际军体理事会常任秘书长莫莱先生（比利时），在开幕式上介绍了军体理事会的概况。
国际军体理事会副主席迪克森上校（巴西）、沙克巴佐夫准将（叙利亚）、摩克里·姆巴波少校（喀麦隆）和执行委员会成员出席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阿尔及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根廷、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喀麦隆、智利、中国、丹麦、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班牙、美国、芬兰、法国、加蓬、加纳、希腊、上沃尔特、伊拉克、伊朗、爱尔兰、意大利、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里、墨西哥、挪威、阿曼、乌干达、巴基斯坦、荷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塞拉利昂、新加坡、苏丹、瑞典、瑞士、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突尼斯、土耳其、赞比亚、加拿大、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北京市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达、朱云谦、李元、王猛、钟师统、白介夫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举行以前，全体与会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今天晚上，我国防部举行歌舞晚会，欢迎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

学校领导要抓好后勤
记者在一些大专院校采访时，常看到学生集体宿舍的走廊上堆积着垃圾杂物，盥洗室“水漫金山”，食堂里长蛇阵式的队伍，饭菜也不够卫生……。
这些影响学生学习和健康的现象，似乎已不为人所瞩目。
有的领导每论及此，都皱着眉说：
“难呀，不好解决！”
在成都农业机械学院，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所学校，虽然正在大兴土木，校园不免有些杂乱，但学生食堂、宿舍、开水房、澡堂、厕所、走道等处，却都很清洁。
学生对后勤工作表示满意，后勤人员也都干劲十足。
这与两年前记者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迥然两样。
他们是怎样搞好后勤工作的呢？
农机学院党委在将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时，决定抓住两个关键。
一是落实政策，二是后勤工作。
他们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对后勤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加强后勤工作领导，由两位副院长分工管后勤（包括基建），并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后勤科室的领导班子。
班子搭好后，对必须解决的后勤问题，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
例如，食堂人手少，学校就拨款买了机械化炊事用具，使炊事员腾出手来粗菜细作，增加饭菜的花色品种。
环境卫生派有专人负责。
为了使患病学生能服用中药，还安排人力专管熬药。
对后勤部门的职工，坚持政治思想工作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还有一点值得提倡的是，这个学校的领导依靠群众，群众也及时将存在的问题反映给领导，同心协力加以解决。
去年10月间，校学生会曾将学生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八个问题向领导作了反映。
院党委立即召开有后勤人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一进行研究，限定日期解决。
三十几天之后，八个问题就解决了七个半。
剩下的半个问题，因限于客观条件，一时不好处理，也向学生一一作了解释。
学生满意地说：
我们的院党委是信得过的，学生会是贴心的。
成都农机学院抓后勤工作的经验发人深思。
诚然，解决后勤问题，往往涉及到钱和人力，有些事确实单靠学校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但只要象成都农业机械学院那样，领导重视，依靠群众，同心协力，经过一番努力，许多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新华社记者林平兰

布朗部长和夫人举行告别宴会
徐向前、耿飚等应邀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夫人今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布朗部长和徐向前副总理在祝酒时，都满意地回顾了几天来双方进行的广泛而富有成果的会谈。
宴会进行中，宾主不断举杯，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祝愿两国军队关系不断发展。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伍修权，总后勤部长张震，军事学院院长肖克，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以及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
美国驻中国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以及随同布朗部长来访的美国贵宾，出席了宴会。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8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今天晚上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今天下午，布朗部长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受到肖克院长和师生们的友好接待。

布朗部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中双方会谈坦率和富有成果两国共同战略目标领域越来越多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今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的和富有成果的。
美中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
他说，他将向卡特总统报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表明，双方在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观点。
布朗说，会谈增进了双方对南亚地区形势看法的相互了解，并为今后的合作找到了道路。
布朗部长说，美中两国在这方面有平行的观点。
我们双方都关注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大量杀伤平民的野蛮行径。
美国已敦促一些国家对越南实行经济制裁。
美国正在通过提供援助和出售军火加强泰国政府，并已向泰国转让一千万美元的军火，以帮助泰国免受越南侵略。
美国还将支援东盟各国。
本报01月09日讯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今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苏联派兵侵略阿富汗是为了把阿富汗变成一个由苏军占领的傀儡国家，取得进入阿拉伯海的通道，威胁通往日本和欧洲的石油供应线。
布朗在谈到本报记者关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略意图的问题时说，有些因素是很清楚的。
亲苏的阿明政府在镇压穆斯林叛乱中成效很小，苏联甚为担忧。
他们看到阿明既无能又不够驯服，于是得出结论，要派兵侵入阿富汗，处死并取代阿明。
这是苏联人的动机之一。
除此之外，苏联人还有别的动机，即要“把一个亲苏的、但多少还有点独立性的缓冲国，变为一个由苏联军队占领的傀儡国家，并为此进行了冒险，这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是潜在的危险。”
布朗接着指出，“阿富汗的被占领和苏联化，对巴基斯坦和伊朗构成了很大的潜在威胁。”
苏联可能利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地区的动乱，谋取它梦寐以求的通往阿拉伯海的出口，“人们都知道，这就会威胁到从中东到日本和欧洲的石油供应线”。
美国国防部长还说，阿富汗的苏联化对伊朗的独立和伊斯兰民族主义是个很大的威胁，“人们希望伊朗当局能够认识到这点”。
布朗认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出现的机会，对苏联人有很大的诱惑力。
这对他们入侵阿富汗也是起作用的”。

我国血防科研人员作出新贡献
防治血吸虫病有了新药
据新华社上海01月09日电
我国血防科研工作者合成了一种治疗血吸虫病的新药。
用这种叫吡喹酮的新药治疗了血吸虫病患者一千二百多例，服药两天后，成人的疗效达百分之九十八，儿童的疗效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对急性血吸虫病、晚期血吸虫病和有夹杂症的患者的疗效都比较显著。
这种高效、低毒的新药是参照国外资料合成的。
不久前做了药理和临床方面的鉴定，认为是一种治疗血吸虫病的比较理想的药物。
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四川等地的有关单位在吡喹酮的生产工艺、药理、临床等一系列研究中密切合作，加快了新药研究工作的进度。
近年来，血防科研工作者为预防和治疗血吸虫病做了大量工作。
另一种治疗新药硝硫氰胺，是由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科研人员协作试制的。
已证明疗效高，使用方便，目前正为降低这一药物的毒性作进一步的研究。
上海第1医学院研究成功了用塑料薄膜覆盖有螺地面的日光灭螺法，并用尿素按一定比例溶于水内喷洒在鱼塘岸边，两天后钉螺死亡百分之九十左右，而且对鱼类无伤害。
国外有一种用酶标记免疫吸附试验诊断血吸虫病的方法，经现场使用，证明效果良好。
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对此法作了改进，缩短了操作时间，敏感性也比国外方法提高二至四倍。
近两年来，上海、江苏、湖北等地的科研、生产单位，还分别研制了多种类型的查螺机，工效比人工查螺提高了好几倍。
此外，血防科研工作者对晚期血吸虫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新成绩。

方毅会见王正鼎博士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鼎博士和夫人李淑克。
王正鼎博士是一位激光光谱专家。
这次他来中国，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单位讲学和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等参加了会见。

秋山副议长在答谢宴会上讲话
苏联应立即停止对阿富汗军事介入
邓颖超、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团长、副议长秋山长造今晚在这里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讲话，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极大遗憾，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
秋山副议长说：
“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明显地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不干涉内政、尊重民族自决权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准则。
我们认为，对任何问题都不应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他说，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有效地并切实地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我们也全力协助解决这一问题。
秋山副议长在谈到这次访华成果时说，日中两国正在和平友好地进行着广泛的交流，重视并加强这一友好关系。
我们将珍视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竭尽全力。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祝酒时指出，代表团这次访华是富有意义的，它将为八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全体团员，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将于明天离京前往西安、南京、杭州、上海参观访问。

穆巴拉克副总统离京抵沈阳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夫人一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去沈阳参观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乌兰夫副委员长，以及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在飘扬着中国和埃及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
军乐团奏埃中两国国歌以后，穆巴拉克副总统由邓小平副总理和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副外长何英和夫人，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陪同穆巴拉克副总统去沈阳。
埃及驻中国大使阿明·易卜拉欣也同机前往。
前往机场送行的，还有埃及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和其他一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
穆巴拉克副总统和夫人一行到达沈阳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任仲夷等到机场迎接。
今天晚上，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穆巴拉克副总统和夫人一行。
任仲夷主任和穆巴拉克副总统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共祝中埃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必须执行
阴家宝
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唯一机关。
它的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之后，就具有法律强制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加以更改，有关个人或单位都必须坚决执行。
但是，近十几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是否管用，是否必须坚决执行，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以至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的行为屡有发生。
有的当事人把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财产、赔偿等民事的判决和裁定，当作耳旁风，根本不予理会，认为“反正不是犯罪，不执行你也没法治我”；
有的生产大队、公社等基层组织，竟当众撕毁人民法院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法律文书，指责人民法院是“右倾翻案”、“立场有问题”，拒绝给被告落实政策；
有的单位公开袒护当事人，竟以组织名义把人民法院给当事人的判决文书退给法院，并指责法院说：
“你们的终审判决，难道就正确了？
我们就是不执行”；
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还发生以所谓“判决不公”为由，谩骂、殴打审判人员。
对以上这些公然蔑视法律权威，妨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行为，如果不依法惩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就无从谈起，国家和人民利益也就无法保护。
因此，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这条规定，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罪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1，拒不执行的必须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
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是指已过法定期限，当事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的判决或裁定；
终审判决和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还不能付诸执行，当然不存在拒不执行的问题。
第2，只有明知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而故意拒不执行的。
只有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才构成犯罪。
那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有意见，提出申诉，算不算拒不执行构成犯罪呢？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提出申诉，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是犯罪；
但是，在申诉期间，当事人必须继续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直到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新的决定为止。
如果是判决和裁定已经执行完毕才提出申诉的，当然就不存在继续执行的问题。

我国的剥削阶级是什么时候消灭的
陈中立
怎样算是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及我国的剥削阶级是在什么时候消灭的？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划分阶级的标准？
消灭阶级的标准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否应该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回答是明确的。
阶级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范畴。
就是说，阶级的存在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的。
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
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从经济范畴来划分，就是以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标准。
诚然，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以后，也会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得到反映。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阶级的划分除了经济标准以外，还有政治的和思想的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是一定经济地位的派生物，而不是相反。
既然如此，那末，怎么能把这种派生物，第2位的东西，又当作划分阶级的客观的物质的标准呢？
那不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存在吗？
那末，消灭阶级的标准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否应该一致呢？
我认为，应该一致。
因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标志；
如果这种物质基础和标志被消灭了，这个阶级作为阶级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客观事实。
划分阶级只有一个经济的标准，消灭阶级也只能有一个经济的标准。
所以，如何看待我国（除台湾外，下同）的剥削阶级有没有消灭，是什么时候消灭的，又是怎样消灭的，也就应该从经济关系方面去看，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方面去看。
消灭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制，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途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于我国不同的剥削阶级，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做法。
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我们采取了没收的办法，没收官僚资本。
这个任务，在全国解放后，很快就完成了。
这个阶级也早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我们是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收他们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分给广大农民的办法来解决的。
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是在1952年底胜利完成的。
在那时，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也就消灭了。
对于富农阶级，我们是分两步走的。
第1步，是在土改运动中，征收富农阶级多余的生产资料，这就大大削弱了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
从那时起，富农阶级已开始处于消灭的过程中。
第2步，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彻底改变了富农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所以，在1956年，经过农业合作化以后，作为阶级的富农阶级也就被消灭了。
资本家阶级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特殊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既有剥削无产阶级的一面，又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
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一方面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拥护宪法，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我们是采取了赎买的政策解决的。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到这时候，我国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也就不再存在了。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的消灭，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这个过程是从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开始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剥削阶级在中国的政治统治。
尔后又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斗争，到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完成，最终消灭了剥削制度，才将各个剥削阶级逐个加以消灭了。
正是根据这些客观事实，1956年09月，在我们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及时地正确地指出：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遗憾的是，“八大”的这些正确论断，后来没有能够坚持。
所以，今天我们弄清楚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到底是什么时候消灭的，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搞“四化”建设，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些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譬如，有的同志认为，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只是消灭了它们作为阶级的经济基础，还不是消灭了这些剥削阶级。
只有再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教育，使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后，才能说是消灭了这些剥削阶级。
就我国情况说，在他们看来，只有到今天，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才不再存在了。
他们认为，消灭剥削阶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变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二是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社会力量，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改造。
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能同意的。
首先，它把阶级消灭的标准和阶级划分的标准割裂开来了。
阶级划分只有一个经济标准，到目前为止，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对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是否仍然应该坚持一个经济标准呢？
如前所讲，我认为，仍然应该坚持只有一个经济的标准。
一个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被消灭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了。
这种剥削的经济关系是什么时候消灭的，那末，赖以存在的这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也就是什么时候消灭的。
可是，持上面那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消灭了剥削的生产关系，只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
消灭剥削阶级，还要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社会力量。
这就是说，除了经济标准以外，还有一个消灭“社会力量”的标准。
所谓“社会力量”，除了经济的“力量”外，不言而喻，还有政治、思想的力量。
而镇压“反抗”和“改造”，其主要内容也应该是指政治、思想方面的。
这样说来，“社会力量”的标准，实际就是政治、思想的标准了。
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明明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还不承认它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还要加上一个消灭它的“社会力量”，这不就清清楚楚地否定了阶级消灭的经济标准吗？
把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改造看成是消灭剥削阶级过程的一个方面，实际是把消灭剥削阶级和改造剥削阶级分子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
尽管消灭剥削阶级和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党历来采取了消灭剥削阶级和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相结合的方针；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一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要消灭地主和资本家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资本家个人。
就是说，剥削阶级要消灭，而对剥削阶级分子则是改造的问题，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从来没有把剥削阶级分子改造的情况，看作是这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有没有被消灭的依据或标志。
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
同时，又指出：
“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这里非但没有把多少地主已经改造成为新人作为地主阶级消灭的前提或标志，而且是说，阶级
“已经消灭了”，分子“正在被改造”成为新人。
如果把人的改造也作为剥削阶级有没有消灭的标准，这里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
到底改造好了的分子要占多大比例，才算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
这就会把阶级消灭的标准导致到主观随意性方面去。
第3，把“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作为消灭阶级的一个方面或标志，也是不科学的。
而且势必会把剥削阶级的消灭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
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是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对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必须作具体分析。
拿我国的地主阶级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也用它整个的阶级力量进行了反抗。
那时的斗争是非常尖锐激烈的。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我们摧毁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和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在土改时，地主阶级虽然还存在，但它的力量已大大地削弱了；
至于土改以后，除局部地区外，只有部分的地主分子还有各种形式的、参差不齐的反抗。
这说明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后，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了。
土改以后，虽然还有各种形式的地主分子的反抗，但这只是地主阶级残余分子的反抗。
对于这些残余分子的反抗，当然还要镇压，但决不能因此说地主阶级还没有消灭，还在那里作为阶级进行反抗。
至于我国的资产阶级，由于我们对它采取了正确的赎买政策，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反抗，但是我们必须恰如其分地估计这种反抗。
尤其在1956年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以后，这种反抗更只是在某些残余分子中发生着。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它的某些残余分子还有反抗，就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还存在，还在反抗。
到这里，有的同志也许会说，既然我国的剥削阶级早在1956年就消灭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宣布呢？
我们说，什么时候宣布的，并不能说明就是什么时候消灭的。
而且，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党的“八大”上已经明确宣布：
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
由于当时三大改造刚刚完成，所以没有明确宣布富农和资本家作为阶级也已经消灭，只是提到它们的成员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后来也还没有宣布这些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再加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把一个本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并且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
其结果一方面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这正是我们要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所以，在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已取得全国范围的基本胜利后，党中央正式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
阶级斗争还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是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
——孙冶方为平心《论生产力》文集写的序言
平心同志（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1959年到1960年间，针对当时的极左思潮，写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研究生产力理论的文章，受到一场围攻。
现在平心同志的《论生产力》的文集出版了，孙冶方同志为它写了题为《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的序，对它作了高度评价。
序言指出，平心同志的主要观点概括来说就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生产力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只有在适合生产力自己的运动规律时才起推动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是必须一方面联系着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就应该放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以内。
平心同志认为，在生产力增长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必须反对把生产力看作离开生产关系孤立增长的力量，反对忽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推动和限制作用的荒谬观点；
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把生产力看作完全依赖于生产关系而没有自己相对独立性的力量，反对生产关系绝对地决定生产力的错误观点。”
平心同志还明确指出，当时的主要倾向是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认为生产力始终要依赖生产关系才能增长，生产力不能有任何相对独立的运动。”
平心同志在论生产力的文章中所持的主要观点，就是反对当时那股“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的思潮的。
他尖锐指出：
如果生产力的“每一次增长都需要生产关系来推动，每一次变化都需要受生产关系控制，非但生产关系要疲于奔命，而且生产力也会完全变成为受生产关系支配的被动东西，那么，在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就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很难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定律必须修改成为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的定律了。”
历史事实说明，那股思潮确实想“修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定律，但这种“修改”不过是唯意志论而已，最终还是失败了。
平心同志指出，“生产力发展是服从它自己运动规律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它同这种规律相适合而不是相抵触的时候，才能够对生产力起较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生产关系不能超越过这种规律的活动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
序言认为，平心同志在生产力理论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是经受住了二十年实践的检验的。
当然在他的文章中也有表述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从总的来说，真理还是在平心同志一边。
序言指出，平心同志论述生产力内部矛盾问题时，提出过一些很有益的正确观点，但由于后来他用比较多的精力来回答、解释批判者提出的问题，因而那些有益的观点没有加以充分论证、说明。
于是孙冶方同志又在序言中进一步讲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生产力三因素的问题。
孙冶方同志对平心同志坚持三因素论、强调新的重要的原材料的发现、创造和应用对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的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并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实际问题，甚至还是一个有关人类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及物的因素问题。
孙冶方同志说，关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提法正是马克思本人的提法，马克思还认为，正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和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自觉地不断改进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结合方式和方法，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学界要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孙冶方同志在序言最后说他很钦佩平心同志为人民的利益而独立思考、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指出平心同志是死在封建的、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之下的。
今天，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反对理论工作中的风派习气。
（摘编自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法学研究》第5期介绍
今年01月01日，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
为了促进对这两个法的学习和研究，《法学研究》第5期登载了陶希晋同志《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论述了刑法的打击锋芒、犯罪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问题。
孙亚明同志在《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法学研究的新课题》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随着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法制的作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文章还就专制主义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专制主义是封建统治的产物，它的特征，一是个人独断专行；
二是蔑视法制。
而无政府主义则否定党和国家的领导，否定表现为国家法令政策的人民意志，否定必要的秩序，否定领导者、管理者的权威。
我们要研究从制度上防止人们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幌子下搞专制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口号下搞无政府主义。
饶鑫贤同志的《“贞观之治”和当时的社会安定政策》一文，论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法律思想和贞观年间“安人宁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法律制度。
谷春德、张晋藩等同志关于法治和人治的讨论文章，对于推动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是有意义的。
（罗耀培）

贵州举行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最近在贵阳举行了一次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省（自治区），以及贵州省有关单位的民族史学专家、民族工作者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我国著名的民族史学专家王静如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民族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
贵州是我国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主要聚居的地区，仅这五个民族的人口就将近五百万。
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苗族简史》、《布依族简史》、《侗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的修改工作。
这五部民族简史，是在对解放前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普查，搜集整理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大多数作者是本民族出身又从事民族史研究二十来年的专门学者。
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人员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学术民主空气浓厚，对苗族等五部民族简史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据新华社）

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
周惠博
鉴定结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六种证据之一，是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和定罪判刑的重要依据。
犯罪分子在作案以后，为了逃避侦查和审判，往往采取销赃灭迹、制造假象的狡猾伎俩，从而给查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带来困难。
特别是那些细微的犯罪痕迹，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科学技术方法，就很难发现和鉴别。
例如，被害人尸体内取出一颗弹头，随后又从某犯罪嫌疑人住所发现了枪枝，为了确定尸体中的子弹是否由这支枪所发射，必须经过司法弹道学的鉴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为了确定犯罪文书上的字迹是否为某嫌疑人所书写，需要进行书法鉴定。
在伪造文书证件的案件中，还需要进行纸张、墨水及其他书写材料的鉴定。
至于众所周知的指纹鉴定，更不待言。
对于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象对待其他证据一样，认真地进行分析评判，只有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定结论是否可靠，除了同鉴定人技术水平的高低、鉴定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以及检验设备的有无等有密切联系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向鉴定人提供的材料是否充分。
为了保证鉴定人能够作出可靠的、有充分根据的鉴定结论，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指定鉴定时，应当向鉴定人提供鉴定所需要的足够材料，并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案件情况。
鉴定人接受鉴定任务后，应当利用科学的检验方法和有关设备，对送检材料，进行全面细致的比较鉴别。
当作出具体的肯定结论时，如证明留在被撬保险柜手柄上的汗迹指纹是某犯罪嫌疑人的右手食指指纹，这种鉴定结论将起到直接证据的作用。
如果鉴定结论所确定的是送检物体和痕迹所属的种类，如经过化验证明从被告人衣服上发现的小块血迹与受害人的血型细分类相同
（与被告人本人血型不同），就只是认定了事物的种类属性相同，只能起到间接证据的作用。
只有同案件中其他证据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够作出被告人是否是杀人犯的肯定或否定结论。
在评断鉴定结论的证据意义时，还可以把鉴定结论同案件中其他证据进行对照比较，如发现有不可解释的矛盾，或者基于诉讼当事人
（包括被告人）的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从“远交近攻”到“各个击破”
新华社记者谢文清
为了执行联大关于从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东南亚国家联盟去年12月中旬在吉隆坡外长会议上，决定派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代表东盟去河内同越南当局谈判，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但是，越南当局生怕别人碰撤军这个疮疤，不允许里陶丁作为东盟代表访问河内，而只允许他以马来西亚外长的身分前往。
理由据说是，越南未曾承认过东盟，也没有同东盟发生过关系。
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去年06月下旬，越南总理范文同还通过印度前外交国务秘书考尔，在新加坡放出试探性气球，说是越南政府愿意同东盟或东盟各成员国订立多边或双边的互不侵犯条约，如果越南“不承认”东盟，它又如何去同东盟签订条约呢？
到如今，却连东盟代表都不肯会见了。
至于越南“没有同东盟发生过关系”的说法，更是经不起考核。
越南总理和外长1978年秋季遍访东盟各国时，曾对东盟发表过的称颂东盟的言论，就是对这种说法最有力的批驳。
这些都是一年多或半年多之前越南政府和外交大员们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为什么今天都一概“不承认”了呢？
是贵人多忘，抑是有意装痴作傻？
此间人士认为，越南今番只愿接待东盟单个国家代表而不肯接待东盟组织的代表，乃是另有居心的。
那就是越南当局要对东盟施行“各个击破”战术。
越南对东盟的态度，是经历过一个从咒骂到微笑，再由微笑到咒骂的“三部曲”的。
打从1967年东盟成立之日起，越南就一直骂它是“军事侵略集团”和“帝国主义工具”。
1978年九、10月间，当范文同出访东南亚各国时，越南对东盟的腔调骤然大变，忽儿亲昵了起来。
然而，去年01月初，当东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后，越南就对东盟怒目而视了。
待到去年11月中旬联合国大会通过东盟等三十个国家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联合提案后的第2天，越南外交部在声明中就破口大骂“东盟国家的反动派”了。
从这一段短短的回顾中可以看到，河内对东盟的策略是：
有骂有笑，视需要而变化。
1978年秋，范文同在东南亚访问时对东盟露出笑脸，原来是“远交近攻”策略的运用，因为在向近邻柬埔寨开刀之前，需要先同东南亚其它较远的国家建立点“交情”，施放一阵烟雾。
但是当越南把大军推进到柬泰边境，泰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都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压力时，河内的咒骂和微笑都已失灵，东盟各国加强了团结，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威胁。
正是在这种团结的力量面前，越南当局使出了“单个会谈”这种“各个击破”的战术。
这便是越南只接待作为马来西亚外长的里陶丁而不肯接待作为东盟代表的里陶丁的用心所在。

土驻美大使说土耳其受到新威胁
据新华社华盛顿01月08日电
土耳其驻美国大使许克吕·埃莱克达今天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早餐会上说，苏联对阿富汗的赤裸裸的侵略和干涉打乱了西亚和近东的力量对比，使土耳其受到了新的威胁。
他说，现在那里整个地区都很容易受到冒险主义和颠覆活动的危害。
埃莱克达大使强调了土耳其对这一地区和整个欧洲的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
他说，土耳其是通往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
一个强大的、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拥有充分防务和经济力量的土耳其，将是“任何冒险主义力量的一个障碍”。
这位大使警告说，任何人要侵犯这个地区都必须考虑到有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土耳其存在，它的作用是制止而不是挑起侵略。
他说，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任何对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威胁都会使土耳其感到极大的不安。
他说，土耳其对保持一个独立的伊朗和一个安全的巴基斯坦十分关心。
这位大使还说，土耳其出于缓和的利益，曾设法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现在发生了赤裸裸地入侵和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的巨大变化。
这必须加以纠正。”

巴基斯坦加紧准备对付苏联威胁
本报伊斯兰堡01月09日专电
据01月08日从阿富汗来到奎塔的外国人士透露，聚集在阿富汗坎大哈的苏联军队比其它地方多。
他们路过坎大哈机场时，就看到有二十架苏联运输机在那里降落。
苏联军队已经到了伊朗边境，而在巴基斯坦方向则到了俾路支省的边境城镇塔盖附近。
苏联军队在这些地区占领了原阿富汗部队的军事据点。
由于苏联占领军遭到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抵抗，莫斯科正在继续大规模地增兵，很快就将达十万人，并且要长期赖在那里不走。
苏联侵占阿富汗对南亚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而巴基斯坦首当其冲。
尽管苏联目前在阿富汗立足未稳，但其继续南下扩张的野心却已经锋芒毕露。
《真理报》和塔斯社最近叫嚣说：
“帝国主义者囤积武器和雇佣军反对阿富汗的地方就在巴基斯坦领土上”。
“这里是反阿富汗颠覆活动的大本营”。
此间观察家指出，这意味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不久就会成为危机的中心。
阿富汗只是苏联南下扩张的跳板。
“我们怎么办？”
这是几天来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思考和谈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记者接触到的一些巴基斯坦人士认为：
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无法讲道理的，向它提出抗议或警告也无济于事，对它妥协退让只会助长它的气焰，根本的办法就是采取切实行动。
01月05日到07日，齐亚·哈克总统主持了由陆海空三军将领、内阁成员、各省省长和应召回国的驻苏联、阿富汗大使等参加的最高级会议，深入研究了阿富汗局势及其后果，并且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哈克总统表示要把这些决定告诉人民，使人民树立信心。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正在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正如专栏作家索勒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
“危险是一种清醒剂。
它使你的感觉更加敏锐，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关生存的根本问题上来。
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并非不熟悉，也不是没有对付过”。
一位来自卡拉奇的人士说：
“我们巴基斯坦人民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加强我们的民族团结。
政府和人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而努力。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东西。
即便是一个超级大国也罢。”
本报记者李云飞

当脸一巴掌
何立
十多天来，莫斯科的日子很不好过。
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径，谴责者纷纷，捧场者寥寥。
莫斯科是多么渴望寻求一些外界支持，以冲淡一下目前它处于极端孤立的气氛。
塔斯社发挥了自己的本事。
它于01月04日从加德满都发出一条消息，说尼泊尔外交大臣沙希宣称：
“不能把苏联军事人员进入阿富汗看作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还说这位大臣认为，谁要是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报复行动，就要“大大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如此铿锵的语言，这般明确的态度，对莫斯科来说，真无异是雪里送炭。
然而，西洋景很快就被拆穿。
原来上面那番话不是出自尼泊尔外交大臣之口，而是出自塔斯社记者之笔。
01月06日，尼泊尔外交部发表辟谣声明指出，与塔斯社的说法“恰恰相反，沙希说，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构成了对阿富汗内政的武装干涉。”
声明还毫不含糊地声称，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明显的威胁”。
这当脸一巴掌，使莫斯科大出其丑。
不过那位造谣的塔斯社记者可能并不以为耻，因为既然克里姆林宫的大人们可以无中生有地编造一套“应邀出兵”的鬼话，他为什么不能凭空捏造几句“得道多助”的谎言呢？

挪威迫于苏侵阿形势加强军事警戒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防务司令部昨天宣布，由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挪威加强了它的军事警戒。
防务司令部的声明说，“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挪威防务司令部迫于形势已经采取了某些警戒措施。
如果形势有新的发展，还将采取进一步的警戒措施。”
挪威国防大臣托瓦尔·斯托尔滕贝格前天晚上在奥斯陆军事协会发表讲话说，“苏联现在站在错误的一边。”
他要求人们把“滥用武力”看作是最不得人心的事。
他还说，苏联必须估计到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挪威的最北端与苏联有着一百九十六公里的共同边界线。

法国不向苏联提供粮食丹麦冻结对阿富汗贷款
新华社巴黎01月09日电据法新社自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卡特昨晚宣布，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向他保证，法国在美国实行禁运后将不向苏联提供粮食。
卡特总统是在昨天与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通电话后作上述宣布的。
两国总统在电话会谈中主要讨论了伊朗和阿富汗的局势。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哥本哈根消息：
鉴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丹麦政府昨天决定冻结对阿富汗的五千万克朗（合九百七十万美元）的贷款。
冻结贷款的决定是首相安克尔·耶恩森在议会宣布的。
这笔贷款是1978年丹麦同意给阿富汗的，主要用来帮助这个国家发展电力工业。
耶恩森首相还说，丹麦政府目前还没有对苏联进行任何制裁的计划。

滚滚而来韦启美

澳大利亚对苏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
据新华社堪培拉01月09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今天晚上在堪培拉宣布，澳大利亚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决定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
今天澳大利亚内阁经过数小时的特别会议批准了下列制裁苏联的措施和其他措施：
建议美国让澳大利亚更多地参加印度洋的巡逻和侦察活动；
无限期地中止同苏联的有关渔业的一切协议和谈判；
支持美国对苏联禁运谷物的决定，拒绝帮助苏联解决由于美国禁运所引起的谷物短缺，但澳大利亚同苏联正在进行的正常谷物贸易不受影响；
拒绝苏联关于开辟苏—澳直通飞机航线的要求；
禁止苏联科研船只使用澳大利亚港口；
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科技合作、官方谈判和访问。
弗雷泽总理说，这一切不仅是为了要俄国人离开阿富汗，而且是为了使这类事情在将来不再重演。

瓦尔德海姆报告伊朗之行
据新华社联合国01月07日电
据今天在这里散发的联合国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说，瓦尔德海姆认为他的伊朗之行是有益的，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存危机的许多事实。
瓦尔德海姆说，目前“伊朗领导人还不准备响应国际社会关于立即释放人质的要求，他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同引渡前国王和收回据称被他非法取走的财产联系起来。”
他说，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支持建立一个对前政权粗暴践踏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另据联合国发言人今天宣布，瓦尔德海姆06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卡特会谈了两小时。
在会谈中，卡特对瓦尔德海姆说，美国也同意建立调查伊朗前政权罪行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但要在美国人质被释放以后。

简明新闻
撤离东德的苏军到捷克斯洛伐克
西柏林《柏林晨邮报》01月06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去年12月05日在大肆宣传下撤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军队“显然没有被送回苏联，而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扎下了新营地”。
这些新营地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只有约二十公里远。
英国与罗得西亚之间航线恢复
英国航空公司08日宣布，英国和罗得西亚之间中断了十四年的客运空中航线将于09日恢复。
英国与罗得西亚之间的定期航班是1966年01月26日在以史密斯为首的全白人政权单方面宣布罗得西亚独立后中断的。
美国炼油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
美国六万名炼油工人08日举行了最近十一年来第1次全国性大罢工。
目前，美国石油、化学和原子能工人国际工会的四百一十一个分会都已投入这次罢工。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开地区代表会
为期半月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第7次地区代表大会06日在大马士革闭幕。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代表大会讨论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组织问题，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选出由二十一人组成的领导机构。
（据新华社）

美国又采取一些行动对付苏联侵阿
卡特指出苏侵阿是二次大战以来对和平最大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08日又采取了一些经济和外交行动，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局势。
商务部长菲利普·克鲁茨尼克宣布，从1980年01月07日起，美国向苏联出口农产品，或者其他国家把美国农产品转口给苏联，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出口许可。
他还说，美国将继续通过外交活动要求别的国家不要增加对苏联的出口。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同日宣布，美国已下令十七名在纽约的苏联外交人员离开美国，同时召回七名在基辅的美国外交人员。
他说，已经通知苏联大使馆，这些外交人员必须“迅速”离开纽约。
同时，美国运输部长尼尔·戈德施密特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贯彻卡特总统关于限制苏联在美国水域捕鱼的命令。
估计目前有十四艘苏联拖网渔船在美国的领海白令海上捕鱼。
美国已经通过国务院的渠道通知这些船只立即离开。
美国政府已经从西海岸派出两艘巡逻艇前往白令海以观察苏联船只是否执行美国政府的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民用航空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削减了苏联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班次。
据报道，这将会影响苏联航空公司今年夏天载运美国人去莫斯科参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业务。
另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一个技术专家小组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前往阿曼、索马里和肯尼亚，具体研究美国使用这些国家的海、空军基地的问题。
美国铝业公司01月08日宣布，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该公司已决定不再参与计划在苏联西伯利亚萨彦斯克地区兴建炼铝厂的工程项目。
这项工程是从1975年开始谈判的。
根据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美国铝业公司将向苏联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非常尖端”的技术和设备。
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1月08日晚在向一百名国会议员汇报阿富汗和伊朗形势时说：
“苏联入侵阿富汗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的威胁。”
卡特总统说，苏联的行动是“苏联侵略历史的急剧升级”。
因为阿富汗是“一个主权国家、不结盟国家、笃信宗教的国家”。
他表示美国本来就不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干预来制止苏联的干涉，现在也不期望美国采取的报复措施会迫使苏联把它的军队撤离阿富汗。
但是他说，苏联“必须懂得”，它不能采取这种行动而“不受处罚。”
他说，“无疑，苏联进入阿富汗的行动如果得逞而吃不到苦头，就会造成情不自禁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行动”，直到苏联到达暖洋港口或取得控制西方的石油供应为止。
卡特总统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他保证美国将在阿拉伯海地区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以监视苏联从阿富汗向西南亚任何其他地方的行动。

苏军在阿富汗进行大屠杀
侵阿苏军继续增加已达八万五千人
据新华社堪培拉01月08日电
据《澳大利亚人报》记者苏珊娜·格林07日从新德里报道，从阿富汗逃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难民揭露苏联军队在阿富汗进行大规模屠杀。
到达新德里的一些阿富汗穆斯林领导人说，苏联军队对反抗者的家属和坚决抵抗苏联军队入侵的阿富汗部队进行了血腥镇压。
他们说，有一次，起义战士在喀布尔北面四十公里的一条苏联供应线上打伏击，消灭了十五个俄国兵。
俄国人为了报复，袭击了起义战士们居住的村庄，杀害了数百名无辜的村民。
难民们讲述了阿富汗人和俄国人斗争的事例。
有一天，六个俄国兵进入一家私人住宅，要茶要饭。
居民们给了他们茶和糕点，然后用铲子和刀子把他们砍死了。
还有一次，两名阿富汗士兵被迫领着苏联军队巡逻，他们设法割断了四个俄国兵的喉咙。
在喀布尔，一群阿富汗人夺了一辆俄国汽车，开到一辆俄国坦克面前，然后上去揭开坦克的盖子，丢进手榴弹，炸死了两名俄国军官。
报道还引述流亡的阿富汗领导人的话说，在阿富汗的俄国军队为了不让记者们看到苏军集结的情况，已把主要集结区转移到远离喀布尔机场的地方。
据新华社华盛顿01月07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今天说，又有二万五千名苏联军队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从而使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数目增加到八万五千人左右。
他说，现在驻扎在阿富汗的兵力至少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空降师，两个中队以上的作战飞机，其中包括一些最先进的米格—23战斗机，以及一些数目不详的地面部队和空降部队。
这位发言人说，苏联军队仍然守卫着一些主要的建筑物和交通要道，“看来他们正在巩固对主要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的控制”。
他还说，目前已经驻扎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很可能是苏联“今后打算在阿富汗长期部署的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的核心”。
（附图片）
阿富汗游击队在西部山区奋起抗击苏联侵略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苏联侵略军的装甲运兵车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公路上。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英迪拉·甘地谈阿富汗局势
反对苏联干涉阿富汗同时指责美国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9日电巴黎消息：
英迪拉·甘地01月08日表示，印度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但是她批评美国过去在这个地区执行的政策。
最近在大选中获胜即将出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在电话中对法国电台的欧洲一台记者说，苏联的行动“是对我们的危险，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干涉”。
记者问到她是否反对苏联干涉，她说：
“是的，我们反对。”
但是她又说，美国在过去曾以类似的方式采取行动。
她强调，是美国首先在这个地区制造不稳定状态。
她说，尽管印度同苏联订有友好条约，印度是从不希望过分依靠苏联的。

面对苏联侵阿造成的形势
埃美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据新华社开罗01月08日电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部长阿里今天在阿斯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在过去几周，我国的空军和美国的空军进行了几天某种训练。”
阿里说，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为了保卫中东的安全，埃及政府做出了允许向美国提供军事设施的决定。
这次联合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试验这些设施。
阿里说，埃及向美国提供的军事设施包括给美国飞机在埃及加油的权利，飞越埃及领空和转运部队。
阿里说，昨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在阿斯旺会见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并向他转交了美国总统卡特的一封信。
阿里还说，埃及已经修建了一些营房，准备接受决心参加解放他们自己国土的阿富汗志愿者。
埃及欢迎这样的阿富汗青年前来接受军事训练。

驳主权条件论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莫斯科开动宣传机器为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种种辩护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又亲自创造了一种怪论。
他在去年12月28日给阿富汗新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的“贺电”中说：
“我相信，在目前条件下，阿富汗人民能够捍卫04月革命的成果，新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阿富汗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前提，那就是，只有“在目前条件下”，阿富汗人民才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这就是说，离开了这个“目前条件”是不可能“捍卫”的。
换句话说，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的绝对原则是不存在的。
这岂不是在“有限主权论”之外，又创造了一个“主权条件论”吗？
那么，勃列日涅夫所说的“目前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举世周知，阿富汗从获得独立以来，
“目前”的确是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条件下”，这就是苏联对阿富汗实行全面的军事占领和接管。
无疑，勃列日涅夫所说的阿富汗人民就是靠苏联所提供的这个“条件”才能够捍卫已经不存在的主权的“主权”，已经不存在的独立的“独立”。
象阿富汗这样的小国，在苏联军事占领的“条件”下，只能是国家主权和独立被剥夺，民族尊严被践踏，还谈得上什么“捍卫”。
确实，目前阿富汗人民正在奋起反对苏联军事占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但是却遭到了苏联军队的残酷镇压，无数的阿富汗人民死在苏联的飞机、大炮、坦克的屠杀之下。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苏联的军事占领为阿富汗人民提供能够“捍卫”“主权和独立”的“条件”，是多么荒谬。
阿富汗人民的斗争是占领与被占领者的斗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所创造的这个“主权条件论”，无非是给它进行侵略扩张寻找借口，是霸权主义者“侵略有理”的诡辩。
按照这种怪论，你要捍卫国家主权吗？
就得让我驻军；
你要捍卫国家独立吗？
就得接受我的军事占领；
你要捍卫民族尊严吗？
就得听我的指挥。
过去，苏联按照诸如此类的强盗逻辑，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
今天，苏联又按照这种逻辑，把数万大军开进了阿富汗。
明天呢？
苏联又会创造出什么怪论，把军队开到哪一个国家去？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吗？

扶桑人民情谊深
陈弘
钏路丹顶鹤
到达东京的第3天，我们有机会访问了日本北方城市钏路。
它位于北海道东南部。
市北郊阿寒山麓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上面栖息着世界珍禽丹顶鹤。
自从1924年在钏路草原再次发现十几只丹顶鹤以后，当地人民热心加以保护，1957年官民合作修建丹顶鹤自然公园，至今已繁殖到二十三只。
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据钏路支厅经济部长内海先生说，这二十三只丹顶鹤中，有郭沫若先生送给日本的丹顶鹤蛋孵化出来的鹤。
郭老1955年访问日本时，重游青年时代留学的故地冈山，赠送过两只丹顶鹤。
钏路过去很少有中国朋友去访问，但中国丹顶鹤的第2代却已在那里落户。
钏路市人民非常珍重象征中日友谊的丹顶鹤。
我们乘车穿过绿色草原时，沿途几次看见三五成群的丹顶鹤自由地走动，犹如进入仙境。
陪同的日本朋友说，丹顶鹤是吉祥的动物，只有幸运的人在草原驱车才看得见它。
是的，我们为增进友谊而来，能幸运地看到中日友谊的象征——吉祥的丹顶鹤，真是不虚此行啊！
京都岚山
在京都岚山瞻仰敬爱的周总理诗碑前，我们访问了筹建诗碑委员会委员长吉村孙三郎先生。
这位年逾九十五岁的老人耳戴助听器，但精神抖擞。
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筹建诗碑的经过情形。
吉村老人从1954年起就从事日中经济贸易和友好活动，作出重要贡献。
他曾多次见到周总理，非常钦佩周总理的高尚品德并怀有深厚的感情。
吉村老人说，周总理六十年前曾在京都学习过，读过河上肇先生的书，研究过苏联的情况，在黑夜里看到明灯。
周总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的诗借描写岚山的姣妍景色，抒发看到光明的喜悦。
日本人民热爱和敬仰周总理，在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悲痛日子里，许多人倡议在岚山建立周总理的诗碑，以此缅怀周总理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并象征日中人民的永恒友谊。
去年01月，吉村老人不辞辛苦，为选择碑址，在儿子陪同下，几次到岚山察看地形，并为建碑募捐等事到处奔走操劳。
岚山山麓龟山公园是国立公园，土地属于国有，在那里占地建碑需经日本文部省、京都府、市的批准。
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得到了特别照顾，未批准前就动工兴建了。
纪念碑的建立倾注了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也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永远纪念周总理，吉村老人为他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自豪。
我们离开吉村老人时，怀着崇敬和感谢的心情，题了“岚山丰碑千秋在，中日友谊万古存”的字留念。
随后，我们就沿着大堰川，在蒙蒙细雨中游览了红叶如丹，风景如画的岚山。
在岚亭后山坡上的纪念诗碑前瞻仰周总理的石刻诗篇，站在周总理生前亲自浇灌、如今已开花结果的中日友谊树前，不禁使人百感交集，久久未能离去。
广岛缩景园
广岛有一个名为缩景园的公园，是广岛城主浅野模仿我国西湖于一六二〇年建造的庭园。
据说缩景园是指缩小西湖的风景而言。
1945年08月06日，它曾遭原子弹轰炸而毁坏。
战后，随着广岛市的复兴，逐渐修复原状。
公园湖中架有“断桥”，我们漫步在山间的林荫小道上，欣赏着湖中的明媚景色，仿佛回到了杭州，感到自古以来两国关系的密切。
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一位经营小印刷厂的六十九岁老人岛田清次郎先生。
他听说中国新闻代表团到广岛访问，主动前来陪同我们游览。
岛田先生曾在中国居住多年，为了不忘讲中国话，每年坚持用三个月时间到东京学习中文。
他告诉我们，战后广岛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很困难，吃白薯充饥，但是幸存的广岛人民依靠自己重建家园，使新的广岛比从前更美丽。
目前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条件比战后的日本好，应该有信心。
他说，深受战争灾难的广岛市民热爱和平，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新中国。
岛田老人的话，语重心长，长时间在我耳中回响。
（附图片）
象征和平吉祥的日本丹顶鹤

柬伪统治区“掘尸”成风
越南侵略者使老百
姓没法活下去，他们只
好从死尸身上挖出金牙
金首饰来换饭吃
据外国记者报道，最近几个月来在柬埔寨伪政权统治区，展开了一个“挖坟掘尸”运动。
每天都有很多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幼扛着铁锹，到地里去
“挖坟掘尸”。
他们是要找寻一年来被打死、饿死的亲人吗？
不是，他们是从死尸身上找寻金牙和金戒指，找到了这些东西，立刻拿到黑市上换几斤粮食，吃顿饱饭。
今年01月07日是越南侵占金边一周年，一年来越南统治集团把柬埔寨弄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现在韩桑林政权每月只发给老百姓一公斤大米。
饥民们吃不饱，只得去找寻野菜充饥，吃完了野菜又从死人身上打主意。
据柬埔寨傀儡政权的一个调查材料透露：
在柬伪统治区，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患有贫血、浮肿、营养不良、痴呆、肝炎、疟疾等各种病症，妇女中得病的人还多于这个比例。
在柬伪统治区，许多孩子由于营养不良，停止了发育。
三、四岁的孩子还不会走路，十一、二岁的孩子看上去象六、七岁。
在金边市内，很多饥饿的孩子拖着瘦弱的躯体整天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寻找破烂去换吃的。
有些孩子贫病交加，死在大街上。
如今的金边市，没有工厂，没有商店，没有饭铺，然而黑市生意却很活跃。
在黑市上最贵的东西是粮食。
一身布衣换二公斤大米。
伪政权的官员们也经常到黑市上去换粮食，因为他们每月的粮食供应量只有十公斤，他们的家属每月也只能得到一公斤大米，这一点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
河内现在整天在吹嘘什么对柬埔寨的“友谊”，可是柬埔寨老百姓得到了这种“友谊”，却送掉了自己的命。
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土地上霸占得越久，柬埔寨人民就越没法活下去。
耀武文江帆画

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前景暗淡
史琯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元旦钟声宣告了七十年代的结束和八十年代的开始。
但是，苏联老百姓在辞旧迎新的时候，心情并不欢快。
他们不仅因为从外国广播得悉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感到惶惑，而且深为国内经济情况恶化和前景暗淡忧虑不安。
1979年苏联经济情况之不妙是异乎寻常的。
勃列日涅夫也承认：
1979年是第10个五年计划以来“最复杂的一年”。
西方的经济学家则明白指出：
苏联经济“1979年的情况是几十年来最糟的一年”。
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1979年苏联经济发展的下降幅度很大。
去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只及前年一半
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只及上一年的一半。
1978年增长百分之四，1979年计划增长百分之四点三，实际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九。
工业增长率只能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二。
原订计划规定增长百分之五点七，实际上只能达到百分之三点六。
据1979年头三个季度的统计，二十九个工业部中增长率低于上一年度同期的有二十三个之多，占了百分之八十。
这种情况也是从未有过的。
许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不仅没有增长，甚至比前一年还有所减少。
在去年头三个季度里，六十五种工业品有三分之一的产量低于上一年，其中包括钢、钢材、化肥、化纤、塑料、汽车、水泥等。
象这样大量重要工业品减产的情况，实属罕见。
粮食大幅度减产情况更糟。
据官方公布，总产量为一亿七千九百万吨，比上一年减产近六千万吨，即减少约四分之一，比计划少五分之一。
这是苏联当局最头痛的问题。
主要畜产品也没有因为前一年粮食丰收而有所增长。
据头三个季度的统计，主要畜产品除蛋以外，肉奶产量都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
苏联原有的一些经济难题，1979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
例如生产效率进一步下降，基建情况更加恶化，未完工程量增加，投资效率越来越低；
燃料动力和金属生产越来越满足不了需要，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
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情况之恶劣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
计划和管理体制弊病很多
1979年苏联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提高效率和质量的方针几年来基本停留在口头上。
苏共二十五大提出“十五”计划是“效率和质量的五年计划”。
而迄今实行的一套计划和管理体制弊病很多，实际是和“提高效率和质量背道而驰的。”
勃列日涅夫在去年11月全会上也承认，效率和质量的方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是去年经济情况不好的主要原因。
其次，计划失算，存在严重缺口。
“十五”计划前三年执行效果不好，欠帐不少，为了缩短头三年同“十五”指标拉开的距离，苏联当局在制订七九年计划时提高了指标，但物资和技术供应又不能充分保证，造成了生产计划、基建计划与物资技术资源和劳力资源之间的严重脱节。
第3，依靠粗放因素发展经济的潜力日益枯竭。
适龄劳动者增长数在1979年减少了五分之一，到1980年将减少一半。
“十五”计划的基建投资总额不仅增长率，而且绝对增长额都已低于“九五”计划的水平。
资源开采的条件越来越困难。
第4，特别恶劣的气候条件，对今年的经济也有较大的影响。
百年未遇的严寒和194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干旱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工业也造成很大损失。
经营管理不善、干部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劳动群众缺乏积极性和沉重的军费负担等根本性问题，也在继续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苏联经济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将是低速度的。
去年11月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的1980年计划受今年经济形势的牵制很大，规定的发展速度不高，与1978年相类似，属于指标最低的年份。
尽管如此，苏联官方承认要完成1980年计划还是紧张吃力的。
八十年代经济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只要计算一下，便可看出，即使今年计划能全部实现，“十五”计划也只能是五年完成四年的任务。
以主要指标为例，今年国民收入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也即相当于“十五”计划为1977年规定的累进指标。
这样，“十五”计划的经济增长率比“八五”和“九五”计划是显著下降了。
“八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超过百分之七，“七五”期间为百分之五，“十五”期间预计将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三点八。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由于劳力、资金、资源开采等条件将进一步恶化；
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预定从“十一五”计划开始实行的全面经济改革也不一定能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等等，看来苏联经济要实现集约化的转折还会是困难重重。
因此，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可能还会下降，并将经历一个低速发展的阶段。

英·甘地为什么能东山再起？
国大党（英迪拉派）已在印度第7届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1977年下台的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将受权组织新政府。
印度政局的这一变化，并非偶然。
1977年英·甘地政府倒台后，人民党执政。
但人民党内部纷争不已，领导软弱无力，竞选时许下的诺言未能兑现。
去年七、08月间德赛和查兰·辛格两届政府相继辞职，印度政局更加动荡；
社会动乱不安，连警察也因生活所迫而闹事，造成军队镇压警察事件；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更加困难。
群众对现状深感不满。
国大党
（英迪拉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建立“稳定政府”、“恢复法治”的主张，宣布该党如果当选，首要的任务将是实现秩序和安定，并许诺要制止物价上涨，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正在低落下去的生产水平并解决失业问题。
最近以巴胡古纳为首的民主国大党一派人加入了国大党
（英迪拉派），壮大了该党声势。
在巴胡古纳的帮助下，德里最大的清真寺的阿訇宣布支持英·甘地，改善了英·甘地在穆斯林中的地位。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党派的人倒戈加入国大党（英迪拉派）。
在民众党领导人、看守政府总理查兰·辛格的选区巴格帕特（在北方邦），人民党候选人就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国大党
（英迪拉派）的候选人。
在竞选中，英·甘地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颇为注意。
她四出访问，和农民讨论有关稳定局势、解决干旱、物价上涨、抽水机燃料不足等问题，争取农民的支持。
为了争取支持，在竞选中获胜，据报道，英·甘地在短短的四个月期间，旅行了“三万英里，平均每天二百五十英里，每天平均有二十小时在奔波，每周平均见到一百万人”。
这一番辛勤的奔波显然不是徒劳的。
另一方面，国大党（英迪拉派）的主要对手人民党、民众党和国大党（乌尔斯派）在这次大选中形成多角竞争，力量分散，没有能联合起来，以致获得议席不多。
现在，英·甘地又将出任印度总理。
印度政局能否稳定下来，要看她领导的党在竞选中对选民作出的诺言能不能兑现了。
·修庆·

阿富汗的战略地位
阿富汗位于中亚细亚南部，地处伊朗高原，是一个内陆国家。
它东接巴基斯坦，西邻伊朗，北部和苏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东部与我国也有九十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阿富汗处在连接中东和亚洲东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内陆通道上，素有“中东的桥梁”之称，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阿富汗南部边境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大约八百公里，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一百九十公里的直线距离，离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海峡五百多公里。
阿富汗南部边境经巴基斯坦到印度洋的直线距离也只有四百多公里。
苏联觊觎阿富汗由来已久，历代沙皇梦寐以求地要建立一条经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的陆上通道，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取得不冻的港口。
彼得大帝就曾狂妄地扬言：
“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莫斯科为了实现老沙皇所未能实现的这一迷梦，一向把阿富汗视为南下战略的必由之地。
他们以为，只要控制了阿富汗，则西可以伺机进窥伊朗，东可以长驱而入南亚，南可以打开进入印度洋暖流水域的通道。
因此，长期以来，苏联不惜一切卑鄙手段，力图把阿富汗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以此为立足点，向西南亚扩张，从而威胁波斯湾产油国，控制对西方和日本来说生死攸关的石油运输线，从侧翼包抄西欧，谋求世界霸权。
苏联在阿富汗这一手也是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间插入一个楔子，给它们带来严重威胁。
·柯伟·

麦加枪声
元潞
（七）若隐若现的黑手
无论如何，麦加事件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沙特阿拉伯政府有着严密的保安制度的情况下，一个叛乱组织能够纠集这样众多的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获得这样大量的各式武器弹药，并且经过十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对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袭击，这件事实本身就是极不寻常的。
更重要的是：
那些武装人员是在什么国家接受训练的？
武器弹药是从什么国家获得的？
而大量外国人员参加这次行动又意味着什么？
事件刚发生时出现的美国同大清真寺被占领有关的说法，在一些国家引起不小的震动以后，很快烟消云散了。
随后，国际舆论把视线转向另一个大国。
不少报道指出，这批武装人员是在同这个大国有密切关系的某几个阿拉伯国家接受训练的，大量武装也是从这些国家通过走私运进沙特阿拉伯的。
有的报道透露，占领大清真寺的武装集团“同波斯湾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类似的组织有联系”，“在一些海湾国家中得到供应并设有基地”。
有的报道认为，克格勃事先知道这次行动。
有的报道还说，当麦加事件之际，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邻国，苏联军事顾问曾布置了一些军事行动来进行配合。……
不久以后突尼斯发生的事件，为麦加事件具有国际背景的看法提供了证明。
12月20日，突尼斯政府宣布，一个由宗教唤礼人组成的组织最近在突尼斯制造了骚乱。
调查结果证实，这个组织和占领麦加大清真寺的一伙人有联系。
在麦加事件背后有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这并不令人奇怪。
沙特阿拉伯，不论就石油生产还是就政治影响说，在海湾地区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
伊朗政局变化以后，沙特阿拉伯更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在其中东政策中，就把沙特阿拉伯视作支柱。
由于伊朗减少了石油产量，沙特阿拉伯今年以来大大增加了石油生产，对弥补国际市场的石油供应差额起了不小的作用。
就在大清真寺被占领的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威廉·米勒在中东之行中，11月22日首先访问利雅得，要求沙特阿拉伯保证把石油产量维持在目前水平。
英国《泰晤士报》11月27日刊登了能源问题记者的一篇题为《沙特阿拉伯：
西方的恶梦》的文章，其中写道：
“上周在麦加大清真寺发生的叛乱应当使整个石油消费世界感到震动。”
这些情况表明，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动向，不仅与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稳定和安定有密切关系，而且对世界能源供应和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大影响。
目前，在中东和海湾地区，日趋激烈的大国争夺同历来已久的教派分歧正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观察家认为，麦加事件可能是一个对这个地区一直虎视眈眈的大国利用宗教矛盾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动，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值得人民注视。
（续完）（附图片）
石油是沙特阿拉伯的主要资源。
这个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的局势是否稳定，对世界能源供应也有重大影响。

伍豪之剑
峻骧
七、意外来客
当时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
他原是纱厂工人，1927年01月入党，“六大”之后，大胆提拔工人干部，因此入党不久，他就被选为市委委员，在罗玉堂调省后，他又接任了青岛市委书记。
为了掩护，他开了个木炭铺。
他见张英、王昭功来到，非常高兴。
不过他对貌不出众的张英有些担心，怕没多大本事，完成不了中央军委交下的任务。
王景瑞悄悄问昭功：
“他行吗？”
王昭功伸着大拇指说：
“你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张英同志武艺超伦，比我胜过十倍。
当年军委计划劫囚车抢救彭湃、杨殷同志时，他就是攻击的主力，只是由于错过时机，未能如愿。
但是在彭杨追悼会时，同敌特巷战，他双手打枪，英雄极啦。
听说当年他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军官，入党后一直担任中央机关保卫，这是军委书记亲自派来为我省锄奸的，你可要好好配合啊！”
景瑞听了，满心欢喜。
当晚他们就找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仔细研究行动步骤，决定王昭功先去济南，同侦察敌情的王永庆同志联系。
找好掩护对象后，再让张英到济南去。
由于当时济南盘查甚严，规定单身人不能赁房宿店。
王景瑞、徐子兴和王昭功商量，要想方设法找一位聪明坚定的女同志扮作张英的眷属作掩护。
但是，急切之间，到哪里去找适当人选呢？
王景瑞就去找傅书堂的爱人李淑秀商量。
李淑秀虽不是党员，但长期跟丈夫在省委机关做掩护工作，对叛徒非常痛恨，省委机关破坏，书堂奉命去苏联，她只好来青岛，住在小姑傅玉贞家。
这傅二姑娘当时刚结婚，家住云南路汇兴西里，这是所二层楼的铁路宿舍，一门二户，傅玉贞的丈夫丁维尊在铁路印刷厂工作，另一户也是铁路工人。
景瑞对李淑秀、傅玉贞说明情况，她们也很为难，十九岁的玉贞自幼跟哥哥干革命，最近又秘密入党，她意志坚定，聪明美丽。
可是一来她新婚，丈夫丁维尊虽是党员，却已意志消沉，决不会同意她去；
二来叛徒王复元也认识她。
他们三人正在踌躇为难，忽听得一阵扣门声，玉贞开门一看，外边站着一个体态娉婷、眉清目秀的姑娘，手提红布包袱，扎着油亮的大辫子。
傅大嫂一见大喜，把手一拍：
这可是意外来客，最恰当的人选来了！

布衣
吴伯箫
李斯说：
“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
诸葛亮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李斯的话是在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
“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可谓富贵极矣。”
诸葛亮的话则表露了谦逊感激的心情：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李白也自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接着陈述了自己不平凡的经历，说明平日所学和交游之广，转而自诩：
“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三位古人所处的时代相去近千年，论业绩造诣都极不同，把他们硬拉在一起，主要是欣赏他们共同的出身是布衣。
布衣，顾名思义该是说穿麻布衣服的人吧，是平民。
古时候称庶民、黔首。
现在读历史，布衣给人的印象是淳朴、敦厚、耿介而有操守，比锦衣要光彩得多。
苏秦佩六国相印，位高金多，车骑辎重过洛阳，衣锦还乡，妻嫂不敢仰视，在当时仿佛是荣耀炫赫的，但在后世的读者看来，殊不过尔尔，并不值得羡慕。
到明朝禁卫军称“锦衣卫”，那就一想到它的附势专横，就令人深恶痛绝了。
而“锦衣”也就成了叫人厌弃的字样。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枲也是麻）而已”。
绫罗丝绸原是老人服用的，后来却变成了富人阔人的专用品。
以致旧社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被称为“纨袴”。
布衣，锦衣，不是单讲服饰的事。
伴之以行的还有吃饭、住房子、走路代步的问题。
穿锦绣的往往食必珍馐，居必华屋，行则驷马高车；
穿麻葛的只能吃粗粮，住茅屋，走路“安步以当车”。
这些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素养和品德。
如今社会制度跟从前不同了。
人人讲平等；
但旧的心理、好尚、习惯势力，却根深蒂固。
“人是衣裳马是鞍”成为谚语。
我们革命队伍很长一个时期穿草鞋，戴斗笠成为特征；
解放后因袭下来干部的服装多半是灰布或蓝布做的，男女衣裳也差别不大。
国际友人乍看说单调，清一色；
相处久了又学我们。
作为风气，这应当就是当代的“布衣”吧。
我们不反对衣冠楚楚、服饰整洁，随着性别、年龄和季节的不同也可以穿红着绿，打扮得象花枝。
但布衣总比较地随意些，普通些。
现在还没有人主张生活“现代化”。
肥裤腿，瘦裤腿，喇叭裤，时间或长或短，在部分人中时兴过一阵，不都是象季候风一样刮过了么？
老实人还是穿布衣长远。
有的同志从作地方“官”进了京，自嘲说：
“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
自然是流露了不太满足的意思。
从不要求特殊一点讲，这未始不是好事。
好就好在越来越接近群众，越向布衣群靠拢。
有的人住房子太多，有的又住房太少，以至“三代同堂”。
这种情况实在不好。
至于坐车，最不好是把车辆变成摆阔的工具。
孔丘就说过：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就是说跟着大夫一道走，非坐车不可。
“这是我的车。”
“你的车呢？”
把公物变成了私产。
甚至组织上通知一个病号参加会议，事先告诉有车接送，到时候却有人借口“不合坐小汽车的规定”，使那同志错过了粉碎“四人帮”后第1次出席会议的机会。
——谁的规定？
“坐小汽车，够级别么？”
小姑娘学着这样问。
又是谁教的呢？
工人级别凭技术，部队级别凭战功，科学家凭创造发明。
同志，咱们的级别该凭什么？
大家参加考核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当然不是恢复科举制度，一定要求人“皓首穷经”，但择优录取、择优录用总是好的。
再就是发扬民主，选贤与能。
经理、车间主任，有的商店、工厂已经在试选了。
众人是圣人，效果就是好。
反正“白卷”是臭了，靠特权自封或“双突”都靠不住。
你的金饭碗就能永远保证总浮在浪尖上？
封建社会的锦衣、玉衣，黄袍、红袍，还是送进博物馆或留作京剧服装吧，免得七品县令篡穿蟒袍玉带作威作福，米大的权用作万钧。
人民的国家，权属人民。
地位再高，权力再大，依法超不出人民应有的一份。
作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布衣的本色。
人民不需要也不欢迎官老爷。

《新起点》赞
荣高棠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新起点》，使人们重新回到那洋溢着新长征的时代精神、紧张而又炽热的四届全运会的日子。
影片用《新起点》作为片名，含义很深，它客观地、准确地反映了体育战线当前的形势和体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倡导和关怀下，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体育战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今天，体育战线的同志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埋头苦干，正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起跑线上。
尤其最近国际奥委会承认了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权利，我国运动员全面进入世界体坛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在最近的这些日子里，我国运动员已经参加了奥运会的前哨战，他们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第2届亚洲男、女排球锦标赛和第10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中，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资格，作为走向世界，攀登体育运动高峰的新起点。
所以说，《新起点》表达了继往开来的思想。
它既检阅了我国体育运动三十年的发展，同时又展现了我国体育未来的美好前景。
体育战线的广大职工、教练员、运动员，正象影片开始出现的那些镜头一样，做好冲刺的准备，待机而发。
未来将是生气勃勃，龙腾虎跃的战斗历程。
《新起点》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新的尝试。
虽然它是四届全运会的纪录片，但是突破了过去一般运动会纪录片的老套子，从影片的主题思想出发，丝丝入扣，而不是平淡地描绘运动会的过程，因而影片较集中、紧凑。
这样处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生动活泼，有起有伏，有张有弛。
影片的编导根据主题的需要，介绍了我国一批优秀运动队和运动员生龙活虎地训练和比赛的感人镜头，配以鲜明简洁的说明，拨动人们的心弦，很有感染力。
《新起点》是当前文艺园地里的一枝新花。
愿它也作为体育电影的一个新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以体育为题材的电影，将开放得更多姿，更鲜艳。

榜样〔木刻〕张桂林

盆景艺术
李景生
不久前，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园林绿化局，在首都北海公园举办了全国盆景艺术展览。
收集了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广西、福建、北京、天津、辽宁、山东等地盆景作品共一千多件，使首都的观众有机会欣赏盆景艺术的成就，得到一次美的艺术享受。
我国盆景艺术历史悠久。
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甬道壁上就绘有侍女手托盆景的壁画。
这说明在唐初甚至更早，在民间或宫廷就有了盆景。
唐代韩愈曾有“老翁真个是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寸钓鱼时”的盆景诗句。
宋代苏轼、陆游的诗和其他著作中，也有山水盆景的记录。
到明清两代，关于盆景的记载就更多了。
盆景是我国传统的园林艺术之一。
它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神态古雅的树桩盆景，简称桩景。
树桩盆景千姿百态，有的巍然挺立，有的悬崖倒挂，有的苍劲古朴。
各地采用的树种和传统手法不同，其造型特点和风格也各异。
另一类是山水盆景。
将山石通过锯截、雕凿等技术处理，精心布置在贮水的浅盆中，上缀以草木苔藓等细小植物，构成自然山水景观。
其类型有孤峰式、重叠式等。
由于各地山石质文形色不同，表现的主题和风格亦各异。
如四川的山水盆景再现了蜀中山川的雄奇，广西的钟乳石盆景塑造桂林山水的优美等等。
在这次展览中，有的盆景已达几百年的历史。
如广东的九里香、福建的榔榆、以及江苏的雀舌松等。
也有速成盆景，南京盆景有的一年即成。
许多盆景技艺精湛，姿态生动，作者们选用“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艺术手法，给人以“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艺术感染。

西沙的晨曦，亮了
刘阳河西沙，早到的晨曦，亮了……西天，迟归的白月，降了……树木摇摇，从绿色的梦中初醒，鲣鸟嘎嘎，抖动云白的羽毛。
飞鱼跃跃，迎着晨光掠波展翅，雄鸡喔喔，跳下树枝联歌报晓。
清水泉井，吐出欢快的气泡，菜园瓜地，钻出惊喜的嫩苗。
探空气球，向碧透的天宇飞去，渔船炊烟，在蓝色的海上飘飘。
又一个宁静的夜晚过去，祖国的西沙，你睡得多么好！
战士含笑走下哨塔，轻轻卸下枪尖的刺刀；
披肩上跃出一轮红日，呵，心头的海，在涨潮……

邀请战
奋戈
国际体育运动盛行邀请赛。
一个国家作东道主，就某项体育运动邀请一国或若干国家来进行比赛。
顾名思义，它具有互相观摩，同行联谊的友好性质。
这两年，国际上又开始盛行一种“邀请战”。
越南军队侵占柬埔寨，世界舆论谴责越南侵略，但是它说，是韩桑林“邀请”它去的。
前几天，苏联派遣几万军队到阿富汗大打出手，但是它也说，是应邀去的。
既然这些武装入侵都不愿被称为侵略，无以名之，那只好叫它“邀请战”了。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帝国主义时代的侵略史里，是不乏先例的。
远的不说，1968年苏军侵捷，就是证明。
“邀请战”自然和“邀请赛”不同。
它是真刀真枪地杀人，是血淋淋的，既不好玩，又不好听。
另外，“邀请赛”的被邀者到东道国，只当客人，从来不当主人；
而“邀请战”的被邀者，到了东道国就反客为主，俨然以“太上皇”自居。
这也是
“邀请战”同“邀请赛”的最大不同处。
还有“邀请战”的“邀请者”，大都先是“被邀请者”豢养的篱下客，自然有回报盛恩恭请大军入境的义务；
而且这邀请也就在被邀者家里奉旨当面发出，省了来往函电的麻烦。
这也是同“邀请赛”大不相同的。
我国古时有“开门揖盗”的故事，说的是有人拱手请强盗到自己家里抢劫。
于是后来人就用“开门揖盗”来抨击卖国贼之类的家伙。
其实，“揖盗者”固然该受谴责，但更该受谴责的应当是强盗。
强盗，不就是“邀请战”中的“被邀者”吗？
可是必须警惕，现在兴起的这种“邀请战”可能是苏联霸权主义者发动新战争的试步。
苏联大军背上插着不少五色缤纷的旗号，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啊，什么“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啊，用革命新装，掩盖起沙皇的臭皮囊，也许还能骗点人吧。
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邀请战”多了，原形总难免要毕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