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厂企业领导干部认为生产目的的讨论具有迫切现实意义
脱离社会需要的生产非调整不可
本报讯上海工厂企业的广大干部，重视本报10月20日发表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许多同志说：
读了这篇文章，豁然开朗，启发很大。
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弄清了这个根本问题，其他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经济战线和理论战线讨论这个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几个工厂的领导同志同本报记者的谈话。
他们联系本厂的情况，从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不按社会需要生产必然受到惩罚
张文琴（南市区长征拉练厂厂长）：
企业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当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这个道理，我们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体会很深切。
我们是自负盈亏的，没有“大锅饭”可吃，如果脱离了社会需要，企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非垮台不可。
我厂是为上海拉练厂加工铝制拉练的。
长期以来只管加工，不问销售。
从去年下半年起，上海拉练厂给我们的任务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主要原因是他们要的拉练品种单一，销路不好，积压很多。
生产任务大量压缩，使我厂工人坐冷板凳，收支开红灯，几乎到了考虑散伙关厂的地步。
这是不顾社会需要盲目生产给我们的惩罚。
这逼着我们走出去，了解社会需要，听取用户意见，广开门路找任务。
通过走访上海所有使用拉练的单位，并同外地联系，我们了解到，不是消费者不需要拉练，而是过去生产的品种过于单一。
许多用户正愁订购不到颜色多样、规格复杂的拉练呢！
我们急用户所急，接受了十家羊毛衫厂、近十家针织厂和十多家皮件厂、服装厂、皮革手套厂的拉练配套任务。
同时，吸取过去的教训，尽量做到为用户服务得好。
结果，工厂不仅恢复了生产，而且产量越来越高。
今年一至09月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倍。
通过这一段实践，我们感到，跟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只有不断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生产才能蒸蒸日上。
对我们这样一个街道小厂来说，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都是不能背离这条规律的。

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座谈讨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采取措施整顿大中城市社会秩序
许多委员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北京“西单墙”干扰四化建设，应予以处置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举行分组讨论会和全体座谈会，委员们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
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国治安形势总的说是良好的，农村形势更好，城市情况一般也是好的。
但是，有的大中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以维护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委员们在发言中都赞成通过决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除了同五届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的以外，继续有效，以便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同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斗争。
他们指出，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刑事犯罪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广大群众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和制裁。
委员们认为，要搞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全国人民都应该支持司法机关的工作，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同时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要迅速恢复、健全起来，以发挥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伟大作用。
许多委员在发言中还指出，北京“西单墙”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干扰了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予以处置。
许德珩副委员长说，“西单墙”成了一些人的“自由”论坛，外国人也插手它。
反革命分子魏京生之流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阵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我是个经历几个时代的人，领略过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味道。
现在一些人在“西单墙”上大讲什么“自由”、“民主”，我觉得这种东西“似曾相识”。
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就是保证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有的人却利用这块墙作阵地来干扰这个最大的政治，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张文裕委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那些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同外国人勾结，让外国人给他钱和给他政治材料进行反社会主义制度活动的分子，要严加惩处。
魏京生的案件就有外国人插手。
一个外国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近一年来，外国人广泛地插手了中国的
“民主运动”。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李瑞环委员说，有些人打着民主的幌子，到“西单墙”上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卖情报，还有些人在那里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所不能容许的。
如果允许这几个人的“民主”，就会伤害全国人民的民主；
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
如果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危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来自河南的盛婉委员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对各级领导都可以提意见，对国家事务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提意见的人采取“三不”政策。
有人说什么全北京、全中国都没有民主，只有西单一块墙上有“民主”。
实际上，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西单墙”破坏人民民主。
来自江西的向腊玉委员说，我最近几次来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议，群众都要我代表他们提出取消“西单墙”的建议，因为它被极少数坏人用来兴风作浪，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
她说，现在有些人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上班，搞串联，利用大字报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还想搞乱中夺权那一套，可见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还要大力肃清。
荣毅仁、陈此生、林丽韫、程世才、李延禄、章瑞英、汪月霞、董天祯、张福财委员等在发言中都谈到“西单墙”的问题，并且建议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座谈讨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采取措施整顿大中城市社会秩序
许多委员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北京“西单墙”干扰四化建设，应予以处置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举行分组讨论会和全体座谈会，委员们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
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国治安形势总的说是良好的，农村形势更好，城市情况一般也是好的。
但是，有的大中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以维护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委员们在发言中都赞成通过决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除了同五届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的以外，继续有效，以便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同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斗争。
他们指出，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刑事犯罪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广大群众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和制裁。
委员们认为，要搞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全国人民都应该支持司法机关的工作，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同时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要迅速恢复、健全起来，以发挥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伟大作用。
许多委员在发言中还指出，北京“西单墙”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干扰了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予以处置。
许德珩副委员长说，“西单墙”成了一些人的“自由”论坛，外国人也插手它。
反革命分子魏京生之流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阵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我是个经历几个时代的人，领略过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味道。
现在一些人在“西单墙”上大讲什么“自由”、“民主”，我觉得这种东西“似曾相识”。
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就是保证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有的人却利用这块墙作阵地来干扰这个最大的政治，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张文裕委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那些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同外国人勾结，让外国人给他钱和给他政治材料进行反社会主义制度活动的分子，要严加惩处。
魏京生的案件就有外国人插手。
一个外国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近一年来，外国人广泛地插手了中国的
“民主运动”。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李瑞环委员说，有些人打着民主的幌子，到“西单墙”上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卖情报，还有些人在那里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所不能容许的。
如果允许这几个人的“民主”，就会伤害全国人民的民主；
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
如果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危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来自河南的盛婉委员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对各级领导都可以提意见，对国家事务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提意见的人采取“三不”政策。
有人说什么全北京、全中国都没有民主，只有西单一块墙上有“民主”。
实际上，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西单墙”破坏人民民主。
来自江西的向腊玉委员说，我最近几次来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议，群众都要我代表他们提出取消“西单墙”的建议，因为它被极少数坏人用来兴风作浪，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
她说，现在有些人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上班，搞串联，利用大字报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还想搞乱中夺权那一套，可见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还要大力肃清。
荣毅仁、陈此生、林丽韫、程世才、李延禄、章瑞英、汪月霞、董天祯、张福财委员等在发言中都谈到“西单墙”的问题，并且建议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华国锋总理致电卡翁达总统
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和人民反击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对赞比亚的武装侵略，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斗争。
电报全文如下：
卢萨卡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阁下：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最近派出突击队，武装侵犯赞比亚领土，肆无忌惮地破坏赞比亚的公路、铁路桥梁等经济设施，使赞比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蒙受严重损失。
这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对赞比亚人民犯下的新的严重罪行。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势力的野蛮行径，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罗得西亚当局如此疯狂地武装侵略赞比亚，显然是企图胁迫赞比亚等非洲前线国家放弃对津巴布韦人民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
但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他们的野蛮挑衅只能更加激起赞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更大的义愤和坚决的斗争。
目前，赞比亚政府和人民在阁下领导下，不畏强暴，同仇敌忾，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为反击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的武装侵略，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进行英勇斗争。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
我相信，正义在你们一边，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赞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1979年11月27日于北京

新形势 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终于得到恢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1月26日通过通信表决，批准了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
这一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奥林匹克委员会，允许设在台北的委员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其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使用的旗、歌和会徽应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旗、歌和会徽。
决议体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同时又照顾到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使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可以和祖国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一个好的决议，它已获得我国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界的热烈欢迎。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早在二十年代，我国体育组织即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于1952年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奥委会曾不得不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国际奥委会已就我国奥委会的代表权问题作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决议。
我奥委会已正式宣布接受这一决议，从而在我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上揭开了新的一章。
中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将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中，与各国朋友一起，互相尊重，友好合作，为推进以和平友谊为宗旨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积极的努力。
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为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供了机会。
我们希望台湾的有关当局接受这一决议。
这样，居住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我国运动员将肩并肩地出现在运动场上，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争取中华民族的光荣，共同作出努力，并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作出贡献。
三十年来，我国的体育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亿万人坚持体育锻炼，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运动员，包括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在内，曾经打破了几十项世界纪录，获得了几十次世界冠军。
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在体育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但是，由于我们底子太薄、起点很低，在不少体育项目上，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奥林匹克会徽上写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它激励运动员永不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我国运动员要树立勇攀世界高峰的雄心壮志，不断创造新的成绩。
明年将举行第13届冬季奥运会和第22届奥运会。
我国将派运动员参加。
现在，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经很迫近了。
我国运动员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刻苦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取得较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

清远县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迈出新步
县经委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交企业
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前十个月全县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多
据新华社广州11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戚休报道：
广东省清远县已撤销了县里的各个工业局，把县经济委员会由行政机构改成为联合公司性质的经济机构。
现在的县经委拥有人财物和供产销的自主权，用经济办法统一管理全县的工业交通生产。
改革后的县经委，负责组织全县工交系统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上缴利润任务。
全县各工交企业的经营管理、生产调度、物资分配、干部配备、劳动工资等，统由经委来领导管理。
根据工作需要，县经委下设七个科室，并分别设立了二轻工业公司、陶瓷工业公司、社队企业供销公司以及矿山管理站、农机服务站。
公司和站实行单独经济核算。
县经委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同全县工交系统的盈亏密切相关。
工交系统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县经委工作人员也享受超计划利润提成的利益，拿一定数量的奖金；
如果完不成上交利润计划，按规定扣除经委有关人员的部分工资。
清远县从去年10月开始，在全县十七个国营工厂中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由此入手扩大县属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但在试行过程中碰到很多阻力，暴露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许多矛盾，束缚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
矛盾主要表现在：
工业管理机构重叠，人员过多，互相牵扯，办事效率低，单纯依靠行政办法管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这种状况不改革，经济工作就不能前进。
在广东省委和韶关地委的支持下，清远县委解放思想，从今年04月份开始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县里的各个工业局，设立一些必要的专业公司，把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为联合公司性质的经济机构，扩大经委的经营管理权限。
县委为经委配备了比较精干的领导班子，选拔一些年富力强、有干劲、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经委的领导职务。
几个月的实践表明，这样改革好处很多：
一，简化了机构，精简了人员。
原来局以上的管理机构有九个，有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六人。
撤销各个工业局以后，由经委统一管理工交企业，层次减少，上通下达迅速，办事比过去灵活，工作人员减为八十一人，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五。
精简下来的人员统一分配到基层，年老体弱的离职休养或退休。
二，全县工交企业统归经委主管，避免了多头领导，也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苛捐杂税”。
经委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对企业卡脖子的事少了，替企业解决问题多了，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三，经委有了财权，可以在企业之间调剂流动资金，解决生产的急需，并有能力支持企业搞革新、挖潜、改造。
清远县的这一改革，明显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今年一至10月，这个县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多。

重工业要真正为轻工业服务
倪一平（上海自行车三厂厂长）：
农轻重的问题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轻工业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厂是1958年由二百多个小厂合并成的。
我们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畅销国内外，产量有很大增长。
1958年生产八万辆，1978年生产一百四十八万辆，今年准备生产一百六十万辆。
截至1978年，我们为国家提供的积累达八亿六千万元，今年上缴的利润加税收可达一亿元。
但是，我们的厂房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变化，国家给我们的投资少得可怜，历年加在一起只有二百八十七万元，只占上缴积累的百分之零点三三。
因为没有钱盖厂房，我们几个车间都是临时性的棚房，下雨时，外面下大雨，车间里下小雨，工人们要撑着伞劳动。
夏天车间内温度高达四十度以上。
电镀车间散发有毒气体，无法排除。
我们在1976年就想新盖一个电镀车间，但一直没盖成。
有人说，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对轻工业提供设备、原材料。
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但实际上，我国重工业并没有认真为轻工业服务。
重工业系统给我们自行车厂提供的都是通用设备，没有专用设备。
我厂的全部专用设备都是自己造的。
我们用的钢材是国家调拨的，但有些钢材品种不对路，质量不合格，使用率很低，造成很大的浪费。
我国有那么多钢铁厂，但没有一家工厂生产自行车专用的钢材。
这都妨碍了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自行车，我们理应尽快满足他们的需要。
问题就在于能不能给轻工业提供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合格的原材料。
这就需要首先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真正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来安排生产。

钢铁工业不能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
张正国（上海第2钢铁厂副厂长）：
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组织生产，这是钢铁工业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现在，重轨、中板等分配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而轻纺工业、建筑行业迫切需要的钢材很缺乏，严重妨碍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增长和建造住宅的进度。
为什么这一状况改变不了？
这是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的结果。
只顾抓产量高、利润大的产品，明知产品不对路，已经滞销积压了，还不肯按照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改弦更张。
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一直生产八到九毫米的线材。
今年09月份，轻工业部门需要我们提供六点五毫米线材。
我们算了账：
由于规格改小，在同样生产时间内产量要减少五千吨，产值要下降二百三十五万元，少收利润五十多万元。
开始，我们想不通。
后来，上级做了工作就这样干了。
事后回顾，虽然我们厂做了“减法”，但从全局看却是一个“乘法”。
衡量一个钢铁企业成绩的大小，光看产值和利润是不够的，首先要看它的产品是否按国家的需要生产，对短线产品的增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现在，有些地区实行部分钢铁由企业自产自销，以解决销路问题，这样做是好的；
但要防止一面推销，一面继续大量生产，造成新的积压。

面向用户才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毕家骥（上海第一冷冻机厂厂长）：
现在，我们生产安排上有很大的盲目性。
大家只为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而生产，不是为用户的需要生产，对市场情况也不了解，结果市场上缺少的东西不去生产，市场上不需要的东西却大量生产出来。
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厂生产的冷冻设备，过去任务都由上面下达，产品由上面分配，我们就只按计划成套生产；
分配给各个省、市工业部门的时候，基层单位需要集中由省、市代订。
产需双方从来不见面。
制造厂怕麻烦，追产值，单零设备不承接。
省、市代表不了解基层用户的用途，就把全套设备订下来。
不少基层单位建设的是冷库，对成套设备中的冷水箱并不需要，也得照单收下，买回后丢在一边不用，造成浪费。
而我们也只按订货合同成套交货了事，根本没有考虑用户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不少单位急需冷冻设备，即使我们产品积压着也不能给，非得逐级上报，层层审批，等待统一分配，结果使工程一拖再拖。
从今年08月起，我们在有关部门同意和支持下，对一二五毫米系列冷冻设备实行自产自销。
这样一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如果产品再积压，就要由工厂负责，就会影响职工的收入。
于是，我们组织力量访问用户，征求意见，了解需要，介绍产品，还在报刊、电台登广告，招徕生意。
两个月来，不仅给今年积压的冷冻设备找到了销售对象，而且落实了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在为用户服务方面也有了改进。
除了按计划成套供应冷冻设备外，还实行“点菜供应”，用户既可单独订购主机，也可订购辅机或零件。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弄清生产的目的确实很必要。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
童大林吴明瑜鲍彤
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
我们过去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跌过一些跤。
有些错误，一犯再犯。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做这些工作时，不尊重客观规律，违反了科学，甚至违反了常识。
犯错误，违反客观规律，当然同我们知识不足有关。
但问题不仅在于这里。
问题还在于我们对有知识的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条件，使各方面的专家和内行都得以施展所长，很多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知识是力量，不是罪恶；
“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持疑惧态度，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旧社会中那些遭受压迫但还没有充分觉悟的小生产者的心理。
他们被剥夺了学习知识的条件，本能地把知识看成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异己力量。
他们受狭隘的眼界所束缚，不懂得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对旧世界，他们有反抗的要求，但是不了解：
在破坏旧世界的时候，不应该把人类的知识宝库抛弃掉，在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处处要依靠知识的力量。
小生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事实上，在党的教育下，小生产者出身的不少同志克服了这种错误观点，勤奋好学，孜孜求知。
但是，也确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脱出这种蒙昧状态。
在他们看来，仿佛“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
应该指出，以无知为荣，以外行自诩，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并不是罕见的。
“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队伍中的这些错误思想，把它推向极端，挥舞起那根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棍子，对知识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相当数量是自由职业者，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很少的数量。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
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知识分子的：
“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
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
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
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
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3页）
马克思又说：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
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
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
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
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
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
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32页）
马克思是严格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来使用“生产劳动者”这个概念的。
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者”，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在上一段引文中所说的“生产工人”。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42页）
马克思对教员、演员、作家、歌女所作的这些分析，无疑也适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其他活动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等。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三种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阶级。
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企业老板等等中间的知识分子。
他们属于资本家阶级。
他们之所以属于资本家阶级，丝毫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而因为他们是老板，因为他们占有资本，因为他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
此外，还有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也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被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分子。
他们属于工人阶级。
不管他们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例如工程师），还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例如教员），他们都和受雇于资本家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
一种是自行开业的医生，自行设馆的教师，自行研究的发明家，自由投稿的作家，自行演出的艺术家等等。
他们是自由职业者。
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独立从事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相同，属于小资产阶级。
他们不受雇于人，不为老板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不是工人。
但是他们并不雇佣工人，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
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知识分子中，大量的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自由职业者也有相当数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很少数。
因此，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范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全国解放以前，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社会活动岗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他们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为自己的职业的。
显然，他们早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在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工农分子中，许多同志已经知识化了。
他们拥有丰富的甚至非常渊博的知识，常常使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之心折。
毫无疑问，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我国工人阶级中最早实现知识化的先驱。
三、旧社会中受雇于私人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的知识分子。
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先后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工。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在资本家的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的时候，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
难道在资本家的企业被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之后，他们反倒从生产工人变成“资产阶级”了吗？
应该肯定，他们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不是资本家，而且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
四、旧社会中的自由职业者，解放以后，也陆续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他们中间的上层，生活比较富裕，即使如此，也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他们中间的下层，则同上面说的第3部分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非常接近，甚至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来。
实际情况常常是这样的：
找到职业，就成为受雇于学校老板的工人，一旦解雇，则成为教家馆的私人教员；
有时是受雇于书店老板的编辑，有时（或同时）则又是自由撰稿的作家；
如此等等。
进入新社会后，在二三十年的长过程中，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执行着国家所分配的任务，过着工资劳动者的生活。
今天，他们都是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五、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数量很少的一部分，按照他们当时的经济地位，确实是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他们是以占有剩余价值为生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们接受了党和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的阶级地位起了变化。
他们有继续改造世界观的任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他的工人高，但是，这些并不是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他们同其他的工人一样，为社会主义企业劳动，并向社会主义企业领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
过去，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是资本家，这是事实。
今天，他们已经开始站到工人的行列中来了，是在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了，这也是事实。
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这种根本的变化，帮助他们认识到由于这个变化而肩负的责任。
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党曾经肯定了地主分子在土地改革后改变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此规定了相应的政策。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才认真加以实施。
人的阶级成分，同其他的事物一样，都是可以变化的。
对于原来属于资本家成分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承认变化、承认发展的观点，正确地对待他们。
老是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
六、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我们党的教育下，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
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这一部分人数最多，而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他们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大。
能够把这些同志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吗？
如果允许那样做，简直是对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教育工作、社会教育工作以至全盘革命工作的嘲弄。
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外）消灭了剥削阶级。
难道我们党在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下，在自己建立的教育体系中，反倒培养出了成千成万的资产阶级！
诚然，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
但是，即使是他们的家庭，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至于这些同志本人，那么，从他们踏入社会的第1天起，就成了工人阶级的新成员。
只要丢掉反动的血统论和封建的世袭观念，这个问题是不难分辨清楚的。
还需要指出，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子弟。
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骨肉。
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依附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问题。
他们的任务，是继承和实现自己父兄未竟的事业。
党号召大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们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
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员相比，唯一的特点只是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硬把掌握了知识的工人说成不是工人，硬拿资产阶级的帽子往他们头上扣，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主要由以上六部分人组成。
其中，只有人数极少的第5部分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中间不少人早已参加了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
从他们的现实经济地位来说，也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劳动者了，而不再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了。
除此之外，其他五个部分人，都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他们中间，有的是为在中国消灭剥削制度而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战士，有的是在旧社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饱受资本家剥削痛苦的老工人，有的是在旧社会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终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脑力劳动者，有的是新社会自己培养出来并且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新的一代。
由此可见，只要严格地遵循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就应该如实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确实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应该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能不能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呢？
马克思说得好：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同样，不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创造了各个不同阶级，而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不应当用世界观的状况来解释阶级的状况，而应当用阶级状况来解释世界观的状况。
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叫做本末倒置，是违反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
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能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
这是唯一合乎科学的依据。
搞过土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就是这样做的，谁是地主、富农，谁是富裕中农、中农，谁是贫农、雇农，都是根据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剥削状况决定的。
党中央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不仅有质的规定，而且有量的规定。
土改工作队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如果在土地改革中拿谁是什么世界观去决定谁是哪个阶级，岂不天下大乱！
如果在土地革命时期那样做，我们的红色根据地就根本建立不起来。
如果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大片解放区都得丢光，哪里还谈得上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也许，脑力劳动者的情况有点特殊，不能用经济地位而必须用世界观去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脑力劳动者，对他们无法进行阶级分析。
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透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除了前面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对教员、作家等脑力劳动者所作的分析以外，让我们再引一段马克思专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论述。
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
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
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丝毫不妨碍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下的阶级关系作出分析。
一个人，只要在对资本的关系这个特定意义上，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那么，不管他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
只要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应当承认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应当承认对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应当并且可以进行这种分析的。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会反映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
它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者身上，也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者身上，还会反映到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根绝这种现象。
对于这种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毫无疑问，应当向他们提出批评，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工人阶级成分。
如果用世界观作为划阶级的依据，工人阶级中有的人就会被划到小资产阶级那里去，有的人就会被划到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那里去，岂不把一个阶级划得四分五裂。
如果那样去做，阶级都不成其为阶级了，还算什么阶级分析？
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写《道德经》的老子到底是什么世界观，众说纷纭，两千年定不下案来。
按世界观划阶级，根本是行不通的。
其实，所谓按世界观划阶级，只是不顾经济地位的事实，乱扣资产阶级的帽子。
林彪、“四人帮”十年反革命大破坏中，不仅对知识分子以世界观划阶级，而且以世界观定罪，教训太深刻了，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定罪必须依法，这是一条。
定阶级必须看经济地位，这也是一条。
否定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世界观问题的重要性。
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丝毫不意味着从此就不必改造了。
我们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包括其中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大家都要改造，这种改造，同对异己阶级的改造是性质根本不同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应当在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同心同德，使我们办的事情更符合客观规律一些，把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一些。
是勉勉强强凑到工人阶级里来的一部分吗？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论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赞同。
能不能说，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恐怕现在还不能作这样的估计。
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
一说依靠工人群众，为工人服务，向工人学习，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天经地义；
但是，一接触具体问题，往往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
比如，办研究所要依靠科学家，办大学要依靠教授，外行应当尊重内行，内行应当有职有权有责，决策应当由有关专家参加研究制订，后勤工作也要全心全意为知识分子服务，文艺也应当努力表现我们的知识分子，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
有些同志就不以为然，至少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这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处在一种矛盾状态：
一方面，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又不愿或不敢据以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按照这些同志的观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似乎并不是合格的一部分，似乎是勉勉强强凑进来的一部分，似乎这一部分，既不处在头部，也不处在躯干上，只是一条可有可无的尾巴。
所以出现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长期流传着一种错觉，似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
后来，
“四人帮”把新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弄到这个范畴里去了，变成凡知皆资，影响很深。
有些同志虽然接受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状况所作的正确估计，但仅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刚刚改造过来”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即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老早就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了。
为了澄清这种糊涂观念，需要提倡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另一个原因：
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缺乏认识。
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分；
他们的科学家、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同他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走在前面的先进分子。
列宁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
（《列宁全集》第4卷第246页）。
什么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呢？
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吗？
列宁又说：
“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
（《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页）。
在这里，列宁使用了非常肯定的语气，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先进分子和领袖，总是同远见卓识联系在一起的；
而远见卓识，总是和最有知识分不开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最有知识的人，无一例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举世公认，固不待言。
就是象狄慈根、倍倍尔，虽然自幼失学，年青时就当了工人，但是，学识的广博，思虑的精密，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所称道的。
毫无问题，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是无产阶级队伍的精华。
那么，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发明家的作用又应该怎么估计呢？
大家都知道，按照唯物史观，工人阶级之所以是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所以能够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在于它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而从当代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来看，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主要来源，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按照国外的统计资料，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由于采用新技术，有的生产部门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革命，就根本不会出现现代化大生产。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最活跃的因素。
而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技术员等科学技术人员，正是同新生产力中的这个最活跃部分直接联系着的。
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不仅代表着现有的先进生产力，而且创造着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最活跃的部分。
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知识比较丰富，由于对生产的全局和各工序的联系比较了解，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在维护生产系统的权威方面，在遵守工艺规程和操作守则方面，往往自觉性更高，要求更严。
在考察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上，人们常常比较侧重地注意到阶级斗争的革命作用。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一方面，那是很不够的。
马克思本人就经常把生产关系的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结合起来考察。
他说过：
“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111页）在论述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时，他还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起了比当时法国革命领导人更为重大的作用。
的确，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作用，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同样，对工人阶级中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作用，也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还包括其他各行各业的专门家。
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专长和重要作用，这里不一一赘述。
总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工人阶级中的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非常宝贵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发明家、企业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如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我们工人阶级里面的先进分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走在前面的人，起带头作用的人。

全国农机工作会议提出十项措施
调整农机工业适应四化需要
要使农机产品做到品种多，质量好，成本低，寿命长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为了变农机工业“大而全”、“小而全”为专业化协作，变小生产为大生产，使农机产品做到品种多，质量好，成本低，寿命长，农业机械部最近召开全国农机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农机工业进行调整。
会议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农机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
农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按1978年统计，包括县农机修造厂在内，全国已有四千三百多个企业，一百五十多万职工。
农机工业已经有了一个不小的基础。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加上农机部门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也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是：
农机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牧业、林业、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缺门短线多；
重动力机械，轻作业机械；
种植、收获、烘干、运输等机械十分薄弱。
企业点多，基础弱，骨干少，生产技术水平低，工艺不完整；
重复布点，重复生产，批量小，生产能力长短不齐，专业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供产销严重脱节。
出席会议的代表指出，这种散、乱、差、费的现象，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
会议认为，农机工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但鉴于目前农机企业的状况，农机部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择优发展、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适当照顾薄弱地区和远近结合的原则，要把调整作为中心，同时搞好农机企业的整顿、改革、提高工作，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使之形成全国一盘棋，而每个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又各具特点，互相协调的比较完整的农业机械工业。
调整的具体部署是：
一、调整企业的产品方向，增加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
畜牧机械，准备由现有十二个厂增加到二十七个厂；
收获机械，准备由现有十五个厂，增加到十七个厂。
同时把生产重复、质量不好的企业调下来。
二、按照专业化协作生产的原则，改组农机工业，把分散的企业集中起来，择优录取，组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性的专业生产公司或总厂，实行产品专业化，零部件专业化，工艺和辅助生产专业化。
三、整顿、改进老产品，发展新产品，提高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和配套水平。
四、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为中心，进行企业整顿。
五、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挖潜、革新、改造。
目前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五十多个，小型项目五百来个，计划调整为大、中型项目十九个，小型项目一百六十多个。
六、组织企业性生产公司，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
七、初步改革农机管理体制，实行对农机产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
即为全国服务的，适于组织大批量生产和在全国作配套的产品，以部为主管理。
主要为本省服务的产品，由地方管理。
八、切实解决维修配件和配套农具问题。
九、加强科研、教育工作，为逐步实现农机工业的现代化打好基础。
十、积极扩大产品出口，有计划地搞好技术引进。
会议要求，通过调整，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降低消耗，降低成本；
切实解决维修配件的生产、供应问题，切实解决作业机械配套问题；
增加牧业机械的比重，增加收获机械的生产能力。

千年银杏树果实累累
山东省莒县浮来山一株生长了三千多年的银杏树，现在依然枝叶茂盛，果实累累。
这株珍贵的古树，树干最大周粗为十五点七米，八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
高二十五点四米，树荫盖地面积达一亩多。
据树下的古碑碑文记载，这株古银杏树，为商代所植。
银杏树是一种落叶乔木。
木质坚实、细密、富有弹性，可用来制作家具和工艺品，果仁可入药。
因为这种树寿命极长，生长缓慢，俗名又称“公孙树”。
意思是说，公公种下树苗，到了孙子才能吃到果子。
“

压服行不通 说服受欢迎
山东省胶南县周明光
不久前，在胶南县宝山公社的一个会场里，摆了足有三十米长的两趟地瓜、花生标本。
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围着这些标本，一起评论它们的优劣，商量明年选用哪几个品种和采取哪样种法。
大伙那股高兴劲儿，就象为准备出嫁的姑娘选嫁妆。
推广地瓜、花生的优良品种，改革栽培技术，在这里早就抓了，可是阻力还不小。
今年，宝山公社党委认识到优良品种推不开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与行使指挥权的关系，不是拿出样子说服群众，而是单靠行政命令压服群众。
于是秋收之后，他们和农技站的同志、生产队的干部一起下地，采集有代表性的作物标本，开了这样一个生产经验交流会。
看到一些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增产优势确实很大，原来不肯接受的干部也点头称好。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指导社队科学种田，“必须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采用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典型示范的方法，防止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这是维护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政策问题。
可是，为什么有些同志不愿意把自主权交给生产队呢？
主要是他们不相信群众，怕科学种田没法搞，先进经验、先进技术、优良品种难推广。
不可否认，由于千百年来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文化科学水平的限制，农村中有些人的因循守旧思想还较浓厚，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种田的实行，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怎样消除这种阻力？
是不是非靠行政命令不行呢？
宝山公社的经验教训表明：
打消守旧思想最好的办法是让事实说话，用典型示范。
强迫命令是不能奏效的。
让事实说话，就是把作物品种的优劣、栽培方法的好坏、增产与减产的效果，统统摆在群众面前，由他们比较、鉴别、选择。
这样，只要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先进经验，真正有利于当地生产的发展，群众就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和实行。
为群众而又要群众自己去做的事，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是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宁夏贺兰山农牧场修造厂设计制造出少耕开沟联合播种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禹摄

大兴安岭发现木灵芝
过去，有人认为大兴安岭太冷，不会生长灵芝一类植物。
可是，黑龙江省呼中林业局职工医院中药调剂员刘超，几年来在大兴安岭森林里偶然采到许多木灵芝。
经中国科学院检验鉴定，已肯定了这一贵重的新药材。
木灵芝具有补心、肾，调节血压，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大脑神经功能，抗疲劳和抗癌作用。
（据新华社）

广东省广丰糖厂开展综合利用
满足市场需要增加企业利润
据新华社广州11月26日电广东省国营广丰糖厂广开生产门路，在抓好制糖生产的同时，大搞综合利用，既适应了市场需要，又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收入。
今年一至10月份，单是利用废渣、废蜜、废液生产的产品，价值就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多元，获利一百二十多万元，占全厂总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广丰糖厂是一个日榨甘蔗一千吨的糖厂，原来每年榨糖季节过后，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养、维修机器，除此再没有多少活可干了，人力、物力浪费很大。
近两年来，这个厂根据市场需要，因厂制宜，利用榨糖后的废渣、废蜜、废液积极生产书写纸、酒精、白酒、纤维板和腐植酸铵等适销对路产品，使全厂生产出现了新局面。
今年前十个月，他们已经利用甘蔗渣造纸一千七百三十五吨，用蔗渣糠、滤泥、煤灰和废蜜、废液制成腐植酸类肥料二万二千多吨，还生产了酒精四百多吨，白酒七百多吨，纤维板十九万块，煤渣砖一百六十多万块，白地霉（猪饲料）一百五十吨。
综合利用后，还有利于消除污染。

是不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吗？
我们大队每人平均有四五亩耕地，每个劳力要种十三、四亩庄稼，肥料又缺，生产一直搞不上去。
就说1978年吧，小麦亩产只有一百三十二斤。
离村远的地块，每亩只打几十斤，除去种籽，所收无几。
过去，我们曾想压缩粮田，发展林牧业，但上级强调粮食生产，我们只得年年搞广种薄收。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琢磨种一部分苜蓿养牛养羊。
一亩苜宿地一年可产鲜草五万斤左右，外加上一部分麦草或其它杂草、秸秆，可养一头牛或三只羊。
一头牛的粪可施三亩田，三只羊的粪可施一亩多田。
施足粪肥，水地亩产五、六百斤小麦是有把握的，旱地在正常年景下亩产三百多斤也不成问题。
这样，全大队粮食总产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
三四年以后，苜蓿地倒茬种庄稼，不上粪也可连续有三、四年的好收成。
我们的打算，公社领导赞成，社员群众拥护，可也有人说这说那，说是不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
这话对吗？
山西省稷山县清河公社荆庄大队
党支书崔震声
大队长崔立民

民主选举车间干部带来新气象
——云南摩托车厂改革干部制度迈出可喜的一步
云南省摩托车厂在民主选举车间领导干部时，号召敢于为四化挑重担的同志毛遂自荐，参加民主选举，使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工人走上了领导岗位，群众满意，领导高兴。
这个厂的民主选举工作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
工人董志新第1个自荐为工模车间主任的候选人。
在选举中，工人们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根据董志新的工作能力和干四化的抱负，选举他为车间主任。
这一新事，轰动了全厂，使人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推动了车间干部的民主选举工作。
在董志新之后，铸工、板金工等车间又有孙燕等七个同志自荐为车间主任的候选人。
民主选举结果，三个车间、一个车队由自荐的同志当选，三个车间由原来的干部当选连任。
自荐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后，立志改革，大胆实践，和群众一起不断探索加强企业管理和发展生产的新途径，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过去铸工车间管理混乱，铸件合格率低，浪费很大。
自荐的孙燕同志当选车间主任后，在组织好正常生产的同时，抓紧时间学习《铝合金金属型的铸造》等技术书籍，并和技术员、工人一起，改进小件模具，改革涂料、烘烤工艺，推广先进经验，提高铸造质量。
如摩托车副桥壳的合格率从百分之六十八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点四。
他还针对不少工序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良现象，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以身作则，奖罚严明。
今年07月的一天，熔化合金的油炉突然爆裂，影响了生产。
孙燕经过调查，确认是两名操作工擅离职守，炉内气压超过负荷造成的责任事故。
他对这两个工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还坚持按奖惩制度处理，扣发了当月的奖金。
他认为自己作为车间主任也有责任，主动要求厂里扣发了自己的岗位津贴。
董志新担任车间主任一年来，不仅注意接受工人监督，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管理工作，还带头挑重担，干累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保持了工人的本色。
到今年10月底，这个车间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七，质量提高。
工作较好的干部继续当选后，听取工人意见，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以崭新的姿态带领群众前进。
热工车间主任李昌，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但他感到车间领导工作辛苦，曾打算撂挑子让别人干。
为四化毛遂自荐的精神，使他受到鼓舞，打消了撂挑子的念头，当选主任后，工作更加兢兢业业，带头大干。
他单身住在厂里，发现工人上班后，先要把热处理炉预热两个多小时才能投料，影响生产效率。
于是，天不亮他就进车间开炉，工人一上班就可以生产了，使产量提高了三分之一。
李昌的行动，深深感动了青年工人李云。
他担心自己的主任长期下去身体吃不消，与他争当“开炉工”。
在民主选举中，群众七嘴八舌，对金工车间原主任叶刚进行评议，既肯定了他过去工作的成绩，又尖锐地指出了缺点，使他受到深刻教育。
正式选举时，叶刚投了自己一票。
他说：
“这一票，我不是为了保‘官’，而是要把工作搞得更好的保证。”
以前他是上级任命的车间主任，心目中是“一切对上级负责”，当领导意图和群众的意见有矛盾时，对下往往采取“一批、二压、三调动”的不恰当作法，挫伤了一些工人同志的积极性。
现在他重新当选为车间主任，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心里有了群众，遇事和工人们商量，努力把领导的意图和群众的意愿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指挥生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有的工人高兴地说：
“主任还是他，如今变了样。”
落选的干部，一般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新干部做好工作。
板金工车间落选的三个领导干部，主动要求到班组当工人，自觉服从自荐当选的领导，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
他们说，过去我们要求工人好好生产；
现在自己当了工人，就应该处处带头，做出表率。
也有少数落选干部感到“丢脸”，认为“否定了”自己多年的工作，一时想不通，闹情绪。
厂党总支及时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鼓励他们想四化，顾大局，找差距，向前看。
这些同志很快克服了消极情绪，积极工作。
这个厂现在出现了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干四化的新气象。
今年一至10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摩托车产量提高百分之六十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升百分之二十四。
本报记者石德连张炳森

油茶王”产茶油三十三斤半
浙江省常山县溪口公社桥亭大队，有一株种于清朝末年的油茶树，人们叫它“油茶王”。
它高达五点五米，占地六十四平方米，最高年产茶籽蒲五百多斤，产油三十三斤半，相当于四点一亩一般油茶园的产油量。

究竟什么是“懦夫懒汉世界观”？
湖北省钟祥县丰乐公社山河大队位于汉江河畔，有耕地二千七百亩，其中沙田一千亩。
前几年，上级要求这个大队在公路两旁一律种棉花，不准插花种植其他作物，说是要造成一片“棉海”。
当时，群众不同意，说：
“公路两旁是沙窝，种棉花不得活。”
可是，上面反而批评说：
“山河重安排，不敢在沙田种棉花，这是懦夫懒汉世界观。”
这样，公路两旁种芝麻的一百亩沙田，被迫改种了棉花，其他作物种植布局也被打乱了，该种粮食的种了芝麻，该种棉花的种了粮食。
后果是公路两旁的棉花年年被红蜘蛛危害，每亩只收三、四十斤，不够农药、化肥、投工等开支；
粮油产量也年年下降。
真是费了力，花了工，投了资，减了产，大队干部还写了多次检查。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大队总结了经验教训，坚持行使自主权，因地制宜地搞种植。
他们将公路两旁的一百亩棉田搬回了靠山边的泥土田里，滩外的芝麻挪回到了公路两边，山边的红薯和杂粮调到了滩外。
这样做了之后，各种作物长势好，投工、开支少，产量、收入增多了。
今年棉花单产可达一百三十斤，比在公路边沙田里增产九十斤；
红薯每亩已收二千五百斤，比在山边泥田里增产一千斤；
芝麻每亩已收一百四十斤，比在滩外田里增产五十斤。
这里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懦夫懒汉世界观”？
是按因地制宜原则种田，还是按最省气力的主观唯心主义搞“棉海”呢？
湖北省钟祥县 林传太

面积和产量不会绝对成正比例
中共广东省揭阳县委书记邢建坤
看了《尊重社队的种植自主权》和《要亩数还是要产量》的文章后，感受颇深，想就此谈点意见。
我县是潮汕平原主要产粮县之一。
这里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不到五分水田。
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为产量是由面积决定的，只有全力抓住粮食种植面积，卡住其他作物的面积，才能多出粮食。
因此，从县到社都把力量集中用在扩大粮田面积上。
一方面靠山的开山，靠海的围海，没山没海的填溪堵港造田；
一方面拚命挤其他作物，提出“二黄”（黄麻、黄豆）不准主种，花生面积严格控制。
沿河靠海的地都、炮台、渔湖等公社，还把近千亩席用水草地围垦为稻田了。
这样做能达到大量增产粮食的目的吗？
答案是不行的。
由于盲目开荒造地，不但地不能尽其利，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影响了现有耕地的投工投本，同时不尊重生产队的种植自主权，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所以，面积扩大了一点，总产增加却不多，近几年反而减少了。
1975年全县粮食面积比1974年增加五万亩，总产减少四万多担；
1976年又减产十三万多担。
当然，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极左路线的干扰，有自然灾害的侵袭；
但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个关键。
我们从渔湖公社的调查中，可以看清这个问题。
这个公社过去拚命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把花生、黄麻、大豆等经济作物以及传统的荸荠、生柑、香蕉等作物，都压缩到最小限度。
最高年份的水稻种植面积占九成以上，传统的织席业大多数被迫停产，每年仅此一项就减少收入三十万元，堵塞了发展生产的财源。
在粮食生产中又偏重水稻，压缩番薯，使畜牧业（主要是养猪）缺少饲料，1976年生猪饲养量比1966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堵塞了发展生产的肥源。
加之用地不养地，地力逐渐减弱，产量无法提高。
结果，粮食产量下降，社员收入减少，集体负债增加。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批极左，肃流毒，拨乱反正，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种植布局：
减少水稻面积，增加花生、大豆、黄麻等经济作物面积，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从原来的百分之八十六比十四调整为百分之八十一比十九。
这样，群众乐意了，积极性起来了，更加注意科学种田了，水稻单产上升，总产增长，番薯和其他经济作物都得到发展。
1978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二万一千亩，总产却增加六十一万五千多担。
今年早造水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同期减少一万二千八百多亩，总产增加四十二万四千多担，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八。
事实说明，面积和产量不是绝对成正比例的，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就会成反比例。
我们揭阳五十万亩水田，一造单产在八百斤以下的还占多数，有些田片还在四、五百斤左右。
如果这部分田的产量都赶上来，增产的幅度就相当可观。
所以，努力提高单产是一条出路。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生产布局，切实尊重生产队的种植自主权，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今年，我们部署国家计划时，着重下达产量指标，不限种植亩数；
对于作物品种，既积极推广优良品种，又不强求一律，用示范的方法，让群众去鉴别、去选择，把指挥权和自主权统一起来。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写信给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
期待中华体育健儿并肩出现在奥运会上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今天写信给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期待大陆和台北早日实现体育交往，共同搞好奥运会前的训练，期待中华体育健儿携手并肩出现在奥运会的运动场上。
信中说，顷悉国际奥委会总部宣布，执委会名古屋会议决议已获批准。
“根据这一决议，我国居住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均将有机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信中说，中国奥委会已经正式通知国际奥委会，我们接受这一决议。
现在我们正期待着你们同样作出积极的响应，以便居住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华体育健儿能够携起手来，肩并肩地出现在奥运会的运动场上。
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会为这一激动人心的体坛盛事感到欢欣鼓舞。
“全体中国人民一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三十年来，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被隔绝在海峡的两边，互不往来，造成各种不便。
这种局面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我们特别热烈地期望着在明年奥运会之前，双方能够早日实现体育交往，以便相互观摩，共同提高。
我们希望互派教练，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奥运会前的训练。
为此，我们建议，双方尽快派出代表进行会晤，交换意见，商定计划。
我们欢迎你会派代表到北京来，我们也愿派代表到你们那里去。
对于来自台湾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我们一定热诚接待，并保证来去自由。
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能为双方的体育来往提供方便。”
钟师统最后在信中呼吁全体中华体育健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我将派代表团参加明年奥运会比赛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将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明年02月在美国普莱希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冬季两项等比赛，并参加明年07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田径、游泳、体操等十五个项目的比赛和预选赛。
这项决定是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由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的。
钟师统在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际奥委会26日在洛桑宣布，经全体委员通信表决，批准了执委会名古屋会议的决议，即：
承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
同时，承认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使用“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它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应“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并须经执委会批准。”
这就是说，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
中国奥委会已经决定接受这个决议。
这就结束了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之间长期以来没有正式关系的不正常局面，中国从此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这不仅对中国体育界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体育运动也将产生十分良好的影响。
他说，不少朋友都知道，中国奥委会早在二十年代就被国际奥委会所承认。
新中国诞生后，我会曾派体育队参加了1952年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被迫中断了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多年来，国际体育界越来越多的人士为了使中国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权获得合理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今天，这种努力终于在国际奥委会中开花结果。
我愿乘此机会，向国际体育界主持正义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指出，“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和大陆人民是骨肉同胞。
遗憾的是，三十年来，两地之间体育交往被人为地隔绝。
但是，祖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不论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多少曲折，统一祖国的大业一定会实现。
全国体育界应该为此而齐心协力。
我们希望台湾的体育组织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使台湾地区的运动员能与祖国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互不往来的局面，共同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
他说，“我今天已写信给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建议双方早日实现体育交往，并互派教练，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奥运会前的训练。
我愿在这里郑重表示，为了使我国台湾地区所有项目的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我们赞成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仿效国际奥委会上述决议，解决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运动比赛的问题。”
他最后表示，希望在台湾的体育界朋友们，尽快实现双方的体育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使中华健儿迅速赶上国际体育水平，为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就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建议
把科技工作摆在实现四化的关键位置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科学院院务扩大会议上，来自全国各研究所的科学家，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发展经济和发展科学的关系、研究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制定经济政策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科学家的意见，以及发挥专家的专长、重视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和进一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于发展经济和发展科学的关系问题，许多科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底子薄，发展经济有许多困难，更应该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切实实地把科技工作摆在实现四化的关键位置上，从人力、物力上给科技工作以有力的支持。
引进新技术和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应当并行不悖。
组织力量研究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
科学家要求：
国家应组织力量加强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的研究。
计算中心负责人冯康认为，国家应该尽快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尽快地制定有关发展计算机科学的政策。
他希望在强调单项指标（即计算机的速度）的同时，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有关计算机外部设备和软件的研究，以提高计算机的工作范围和算题能力。
他说，计算机是一个体系，外部设备如果不配套，软件配不上，整机造出来就难以发挥作用。
土壤学家熊毅等人提出，应组织人力加强科学政策的研究。
他们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雄厚的科学工作力量的储备，没有较高的基础理论水平，就不会有高度发展的技术，技术落后容易被发现，而科学落后却往往不易被觉察，因此也应该强调研究。
制定经济政策要尊重科学规律
他们认为，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违背科学规律。
植物学家侯学煜用自己的见闻阐述了这方面的道理。
他说，在地形平坦、土质较好、水源充足容易发生过度放牧的地方，把草场用石头围起来，有计划地管理、轮牧，建立“草库伦”，本是件好事。
但据我不久前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查得知，有些部门不问具体情况，竟给这个盟的西部干旱地区拨款，要求他们也建设“草库伦”。
结果，建在无草无水的石山附近和荒漠化的草原上的“草库伦”既不能放牧，也不能割草。
建立“草库伦”这样一项具体措施，被当成了草原建设的方向，干部群众反映，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要重视跨部门跨地区专家的意见。
科学家们反映，现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科学规律，不重视专家意见的事仍屡见不鲜。
为了切实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国家不受或者少受损失，科学家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十分重视跨部门、跨地区专家的意见。
有的认为，应当有个立法，规定超过某种限额的工程设计方案，必须经过专家们讨论通过后才能实施。
培养高水平的管理人才
会上，科学家们还提出，希望特别注意发挥国内专家的作用。
他们说，外国好的经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外国专家的意见也应好好听取。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发挥国内专家的作用，因为中国专家最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
科学家们认为，搞四化光靠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大批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没有好的管理人才，各项工作之间就不会协调，效率就低，甚至会出现混乱。
大家建议，有关部门对科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应该提出规划，对他们的职称要有明确的规定；
还可以从现有科技人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中选拔一些条件合适的人去加以培养，高等院校也应该增设科学管理专业，并招收新生。
要防止专家变为“通家”。
科学家进领导班子后，如何保证他们不致把科研工作扔掉？
科学家们说，目前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
现在的情况是，进了领导班子就陷到事务堆里拔不出来，无法坚持科研工作，有的只好星期天或晚上搞点科研。
大家希望，尽量减少专家的事务性工作，配一些能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干部、实干家当所长；
有的提出，希望给专家配备助手。
总之，大家认为，今后随着四化的进展，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研究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不至于完全丢掉科研业务，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要重视发展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
来自边远地区的一些科学家在会上提出，希望制定政策措施时，要考虑到有利于办好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
他们列举事实说明，由于边远地区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与内地，特别是大城市有差别，科技人员往内地较多，长此下去不利于边远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
因此建议国家调整有关政策，采取措施，在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千方百计地鼓励科技人员到边疆去。

法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11月27日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了国书。
新华社记者摄

法国新任驻华大使克洛德·沙耶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法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递交了国书。
克洛德·沙耶大使是11月21日到京的。

王震会见美国造船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美国会议服务局副总经理罗伯特·阿德勒为团长的美国造船业代表团。
阿德勒团长在会见时表示愿为发展中国的造船工业作出贡献。

瑞士伯尔尼弦乐四重奏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瑞士伯尔尼弦乐四重奏团结束了对我国为期两周的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畜牧为主 势在必行
广西防城港务局张强
读过刘振邦同志的文章，又读了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文章，我认为刘振邦同志的主张是对的，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看法是错的。
我想先摆一摆广西玉林县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里，全县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当时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
畜牧饲养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猪肉，国家牌价和集市价格没有多少差别，有时集市的猪肉卖到发臭也卖不完；
鸡、鸭、鹅等家禽更是多得不得了。
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时间里，全县粮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
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由过去的六百三十多斤降为五百八十斤。
畜禽生产也是上升的，上升多少呢？
很难说得清。
反正是猪肉的集市价格比国家牌价将近贵一倍，逢年过节食品公司卖给职工每户一只鸡都困难。
问广大农民和职工，是1977年生活好还是1957年生活好，回答是“高佬跌交，杈（差）得远”。
二十年来农业为什么上不去？
照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看法，不是方针上的问题，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是的，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确实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但是，我们相信丁声俊、吴中流同志也清楚，在林彪还没有上台，“四人帮”还没有形成以前，从1957年以后搞农业生产就感到非常吃力。
你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吗，轻则说你右倾，重则划你为右派。
1957年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到1962年又说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这么一个政治气候下，“抓了钱、离了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的棍子满天飞。
搞农业生产的，谁敢不抓粮食这个纲？
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已形成了“抓粮食保险，抓全面发展危险”的看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句话，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以粮为纲才是真的，而全面发展则是喊喊而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也摆些事实：
前两年，广西有个所谓一年办成的大寨县，自报粮食大丰收。
它是怎样办成大寨县的呢？
第1、抓改土，建设大寨田。
改土的肥泥哪里来？
有的社队没肥泥可挖，便挖社员的菜园地，甚至连土带菜一起送到田里去改土。
第2、反对商品生产，不许抓钱。
集体种了一些经济作物，被指责为“以钱为纲”，“搞资本主义生产”；
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了一些黄麻、果蔗，说是自留地商品化。
所有这些所谓违反以粮为纲的经济作物，一律限期毁掉。
第3、畜禽可以不养，粮食一定要多交。
1977年晚稻明明减了产，但要争大寨县这个面子，谎报粮食大丰收。
结果，很多生产队饲料粮一斤不留，还要降低社员口粮去多卖双超粮。
没有饲料粮当然不能养家畜家禽了。
这样片面地以粮为纲建成的大寨县，是以牺牲全面发展和降低群众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单抓粮食，造成多大危害，由此可想而知。
在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文章里，通篇贯串着这样一个论点：
没有充裕的粮食就不能发展牧业生产；
要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就得大量进口饲料。
因此，他们说刘振邦同志“忽视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置于互相对立的地位。”
究竟是谁忽视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互相对立起来了呢？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第1、什么是畜牧业。
丁声俊、吴中流同志没有弄懂什么是畜牧业，不知道畜牧业除了包括吃粮食的养猪业、养禽业之外，还包括专门或者主要是吃草的养牛业、养羊业等。
我国除了有十五亿亩耕地以外，还有四十多亿亩草原和数不清的荒山，如果说耕地少、粮食不多，不能发展养猪业、养禽业，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大量的草原、荒山发展养牛业、养羊业呢？
第2、如何看待群众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
丁、吴两位同志只看到粮食不充裕，发展畜禽业有困难，没看到群众为发展畜牧业而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前几年我在广西平南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马练公社有一个一百来人的生产队，因地处山区，稻田不多，增产的一点粮食又被动员卖双超粮去了，队里集体养的二、三十头猪难以维持，他们准备把猪处理掉。
正在这时，有个青年自告奋勇，要求当饲养员，把猪养下去。
他当上饲养员后，一面收集秕谷打糠做饲料，一面到山上幼林地带间种红薯、木薯，几个月就解决了饲料问题，二、三十头猪不但养了下来，而且头头膘肥体壮。
这件事说明，只要生产队增产的粮食不被全部交售，允许集体养猪场因地制宜地生产些粮食饲料，是可以逐步发展养猪业的；
并不象丁声俊、吴中流同志所说的那样，非大量进口粮食不可。
第3、怎样理解逐步走畜牧业为主的道路。
丁、吴两位同志对刘振邦同志“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的主张，还没有弄清楚。
所谓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前提在于走，这就是说要去工作，创造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做到以畜牧业为主，并不是一声令下，在一个早上统统丢掉粮食生产去养猪养牛。
可是，丁、吴两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问题。
他们把逐步实现以畜牧业为主，理解为不顾时间、地点，不顾物质条件，现在就要立即做到畜牧业为主。
这样理解问题有什么好处呢？
这不是有意无意地给人们制造一种不必要的混乱吗？
以上种种事例说明，忽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置于对立地位的，并不是刘振邦同志，而是丁声俊、吴中流同志自己。
说到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特别不能忽视两点：
一、耕地少，劳力多；
二、单靠发展粮食生产，再也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为说明这些问题，还是讲广西玉林县的情况。
这个县二十年前的耕地是七十多万亩，现在仍然是七十多万亩。
二十年前劳动力是二十多万个，现在却增至四十多万个了。
二十年前每个劳动力种田三亩左右，并不见得劳动十分紧张，现在每个劳动力只耕田一亩多，又增加了大批农业机械，农业劳动力就更显富余了。
现在为什么有些生产队要轮流出工，为什么学生课余假日不能参加些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
原因就是活路不够安排。
农业生产局限于粮食生产，究竟浪费了多少人力？
只抓“以粮为纲”，是使人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还是过得越来越差，群众心里明白。
今后如果还是集中精力抓粮食，粮食可能还会有些增长，但是能否赶上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不叫人担心。
因为耕地就只有那么多，即使提高单产还有潜力可挖，但是人口还会增加，粮食总产再增加一些，也不能使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提高多少。
出路何在？
这就得靠鱼肉蛋，靠牛奶、水果、蔬菜。
这样一来，今后农业走什么道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走片面的“以粮为纲”的道路吗？
事实证明已走不通。
出路只有以牧为主，牧粮林并举，因地制宜，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要把农村多余的劳动力组织和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养牛业、养羊业、养猪业、养禽业，同时抓好粮食生产和其它种植业。
我相信只要有信心和决心，一抓到底，一定可以抓出成效来。
这样不仅可以为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使之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还可以逐步改变人们的食物构成，使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总之，农业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是形势发展提出来的，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
以牧为主，势在必行，任何神仙和皇帝也阻挡不了。

简讯
？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牛荫冠11月26日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执委扬·斯梅德斯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友好代表团。
（据新华社）

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入侵我领土制造流血事件
向我云南、广西边境开枪开炮，打死我边民四人，打伤多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越南武装人员11月中旬，频繁向我云南、广西边境开枪开炮，多次武装入侵我领土，打死我边民四人，打伤多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1月11日至20日，越南武装人员对我云南、广西边境武装挑衅事件达七十六起，其中云南地区五十四起，广西地区二十二起，共发射各种炮弹一百五十多发，枪弹一千多发。
在这一旬之内所发生的较严重的事件有：
11日下午，云南麻栗坡县社员王庭明在打猎时被越军埋设在我境内的地雷炸死。
12日清晨，一小股越南特工人员武装袭扰我云南金平县十里村公社一带，打死我边民两人，打伤三人；
我边防部队闻讯后立即进行围剿，击毙敌人三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12日中午，越军炮袭我云南马关县金厂公社上三家寨，炸毁我民房多间。
14日下午，一股越军两次窜入我云南麻栗坡县船头以东的新寨袭扰，被迫住进山洞的新寨居民至今不能回村。
17日下午，越军三十多人偷袭我麻栗坡县麻栗坡公社小平寨，疯狂向我群众开枪扫射，打死我社员一人，打伤多人，毁坏我房屋多处，抢劫大批财物；
我民兵被迫还击，敌人狼狈逃窜。

“中国人喜欢瓦尔特，而我喜欢中国”
新华社记者杨成明
在南斯拉夫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主人公的演员韦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11月25日率领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南斯拉夫电影周活动。
日沃伊诺维奇塑造的人民英雄瓦尔特的高大形象，给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日沃伊诺维奇访问中国前夕，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近来日沃伊诺维奇特别忙。
他说，为了挤出时间到中国访问，必须加班工作。
日沃伊诺维奇生于1933年，小学毕业后当过油漆工和木匠。
由于对戏剧的强烈爱好，他考入了国立戏剧学校，后来又到戏剧学院深造。
他能歌善舞，擅长骑马，还会驾驶汽车、火车、坦克和飞机。
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日沃伊诺维奇已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表演艺术家。
在二十三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先后拍摄了一百一十部电影。
在国内外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他曾多次获奖。
日沃伊诺维奇在银幕上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但塑造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最多。
由于日沃伊诺维奇经常扮演游击队员，在南斯拉夫观众中广为流传着他向铁托元帅“要军衔”的故事。
当记者要他证实这一传闻时，他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铁托同志非常平易近人，我们在他面前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我同他开了个玩笑。
我说：
‘铁托元帅，许多人只经过四年反法西斯战争都有了军衔，但我同敌人打了二十多年仗，牺牲了五十多次，我打死的敌人数都数不清，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获得军衔。
’铁托笑着说：
‘如果你在战争中是个机枪手，说不定早就当上将军了，可是演电影是永远当不上将军的，我也没办法啊！
’”
话题转到了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日沃伊诺维奇显得格外高兴地说：
“我很早就向往到这个遥远而伟大、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访问。
现在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最大兴趣和愿望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同中国的观众和电影工作者接触和会见，同他们进行诚恳而又坦率的谈话，互相交流思想和经验。
中国人喜欢瓦尔特，而我喜欢中国。”
（本报有删节）

丰富多采的奥运会竞赛项目
古代奥运会的竞赛项目有赛跑（长跑和短跑），跳跃（跳远和跳高）、掷标枪、掷铁饼、举重、角力、格斗以及文艺方面的比赛等。
第1届现代奥运会的项目主要是田径赛，其它有游泳、举重等，共八个大项、四十三个单项。
此后，每届几乎都有新的项目增加。
到1976年蒙特利尔比赛时，已发展为二十一个大项，包括一百九十八个单项。
它们是田径、游泳（包括跳水和水球）、举重、篮球、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现代五项（田径、游泳、射击、击剑和马术）、体操、自行车、赛艇、皮艇和划艇、帆船、马术、摔跤（自由式和古典式）、拳击、击剑、射击、柔道、射箭等项目。
据报道，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将举行上述所有项目的比赛。
冬季奥运会现在为九项：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山地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雪橇、雪车和现代冬季两项（滑雪和射击）。

从古希腊奥运会到现代奥运会
奥林匹克运动是由古希腊的一个地名——奥林匹亚而得名的。
两千多年前，体育运动是古希腊人生活、风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希腊的许多地方，如奥林匹亚、特尔斐、哥林斯地峡等地，经常举行规模盛大的体育竞技大会。
其中尤以奥林匹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和最负盛名。
有史料记载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届举行于公元前七七六年，每隔四年举行一次，一共举行了二百九十三次。
奥运会一直持续到公元三九四年为侵入希腊的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下令禁止，直到1896年才又恢复，并成立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同年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现代奥运会（夏季）沿用古习，每隔四年举行一次。
如因故不能举行，次数还是照算。
到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止，共举办了二十一届。
因两次世界大战，在1916年、1940年、1944年共中断了三次（第6、十二、十四届），实际上只举行了十八次。
第22届奥运会将由苏联承办。
日期是1980年07月19日至08月03日，主要地点在莫斯科。
192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单独举行冬季项目竞赛。
第1届冬季奥运会于1924年在法国的夏蒙尼举行。
冬季奥运会也是四年举办一届，要求与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一般是安排在年初。
冬季奥运会的届数按实际举行了的次数计算，这点不同于夏季奥运会。
第13届冬季奥运会1980年02月12日至24日即将在美国纽约州的普莱西德湖（静湖）举行。

会徽·会旗·会歌
国际奥林匹克的会徽是五个环圈连结在一起。
这五个环圈各有一种颜色：
天蓝、黑、红、黄、草绿。
会徽上写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
国际奥林匹克的会旗是白底无边的五环旗。
1914年07月在巴黎庆祝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的大会上，这一旗帜第1次出现。
五种颜色最初的含意是它能代表当时参加国际奥委会所有国家国旗的颜色。
自1920年第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环圈的五种不同颜色被解释为象征五大洲：
欧洲（天蓝）、非洲（黑）、美洲
（红）、亚洲（黄）、澳洲（草绿）。
在奥运会比赛中，前三名名单宣布后，都要升奥运会会旗和优胜者所在国的国旗。
各会员国都设计有本国奥委会的会徽。
但所有这些会徽，无一例外都带有五环的标志，然后再配上其它图案。
奥林匹克还有它的会歌。
（本栏由国家体委宣传处供稿）（附图片）
国际奥林匹克会旗。

前线国家首脑会议讨论罗得西亚停火问题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重申要修改英国停火方案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1月24日电应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要求，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首脑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国家宫举行会议，讨论对在伦敦举行的罗得西亚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停火方案应采取的立场。
前线国家主席、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主持了会议。
恩科莫和穆加贝在会上向前线国家报告了伦敦会议关于停火问题的讨论情况，解释了他们拒绝英国提出的停火方案的原因并要求前线国家给予支持。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1月25日电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恩科莫和穆加贝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英国建议的停火方案必须修改，以便给穆佐雷瓦—史密斯政权和爱国阵线双方的军队以同等的地位。
他们说，建议中的对过渡期间越过津巴布韦边界的行动的控制，应当同等地适用于南非和前线国家。
他们指出，如果英国的方案导致武装力量的不平衡，就会使叛逆军队（指罗得西亚当局的军队）能够影响选举。
他们拒绝方案中关于叛逆军队保持其现有基地而爱国阵线军队则要到指定地点集中的规定。

和谈之外的枪炮声
在伦敦举行的罗得西亚制宪会议最近刚刚有了新的进展，就英国提出的宪法草案和独立前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了协议，目前正就停火的具体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非洲和世界舆论期待着会议能就罗得西亚的问题达成有利于津巴布韦真正独立的协议。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罗得西亚却传来了阵阵枪炮声。
作为谈判一方的索尔兹伯里当局连续出动军队，疯狂袭击了津巴布韦游击队在邻国的难民营以及前线国家。
10月11日至13日，罗得西亚的飞机轰炸了莫桑比克太特省，切断了莫瓦蒂泽县的铁路以及连接太特省和希莫约的公路；
11月02日，罗得西亚军队袭击了赞比亚南方省的卡洛莫县，打死打伤津巴布韦难民和赞比亚平民数十人；
11月19日再次入侵赞比亚，炸毁了姆库希通向坦桑尼亚公路上的桥梁以及北方省公路桥梁。
尽管索尔兹伯里当局妄图抵赖，声称这些事件无法证实，可是驻卢萨卡的外国记者们最近到现场亲眼看到了被炸毁的卡利亚桥。
记者们还听取了受害村民对罗得西亚军队野蛮入侵罪行的控诉。
弹痕累累，血迹斑斑，怎能抵赖得了！
？
在伦敦举行会议以谋求实现黑人多数统治下的津巴布韦独立，双方都应作出真诚的努力。
现在，索尔兹伯里当局一手谈和，一手却又在和谈之外制造流血事件，不能不使人对索尔兹伯里当局的和谈的诚意表示怀疑。
索尔兹伯里当局这种蛮横行径，无非是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支持它的前线国家施加压力，以便在和谈中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利益。
正如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所说：
这是罗得西亚当局新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企图强迫赞比亚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游击队施加压力，以迫使爱国阵线方面在伦敦会议上作出更多的让步。
索尔兹伯里当局在谈判桌上高喊：
“希望很快停火”，“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第1”等等，在谈判会外却以武力相威胁，言行如此不一，何能取信于人！
来自索尔兹伯里的枪炮声，提高了前线国家和坚持斗争的津巴布韦人民的警惕。
爱国阵线领导人之一穆加贝强调说：
“我们主张和平，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投降的条款。”
赞比亚已于20日宣布“全国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对赞比亚遭受的损失表示同情，并表示支持赞比亚反击入侵者的战斗。
莫桑比克《新闻报》发表社论指出：
“在津巴布韦争取独立的道路上，下一阶段肯定是一个更加困难、更加充满了危险的时期”。
人们在期望伦敦和谈会议取得新进展的同时，正在更加密切地注视着会场内外的斗争，特别是索尔兹伯里当局今后实际的表现。
（新华社）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姆扎里发表谈话
十亿人的中国回到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精神将重新普及全世界
新华社洛桑11月26日电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通信表决方式最后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的决议之后，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今天下午在洛桑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对于国际体育界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体育运动将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这项决议的通过，很显然是体育界的一个胜利。
他说：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高兴，因为这项决定使得中国重新回到奥林匹克运动。
这样，十亿中国人将有代表参加奥运会。
奥林匹克精神重新普及全世界。”
他祝愿中国队在莫斯科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他指出：
“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同中国运动员的接触，将使得大家都能得到提高。
这将是加强友谊和加强人类的和平的一个因素。”
（附图片）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中）宣布，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信表决，批准了执委会关于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国际奥委会机构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规模最大的世界性组织之一，是决定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奥运会所有问题的最高权力机关。
委员会的委员以个人身份入选，而不代表国家。
除一些大国和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可拥有两名委员外，一国只能有一名委员。
委员会现有委员八十九名，分属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是九人组成的执委会。
执委会设主席一人（任期八年），副主席三人
（任期四年）。
委员会下设财务、编审规则、接纳新会员、文化新闻、行政管理、奖品、医务、学院等十三个附属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举办奥运会年份召开两次。
目前，国际奥委会已接纳了将近一百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瑞士洛桑。
机关刊物为季刊，名称《国际奥林匹克公报》。
奥委会执委会现任主席是爱尔兰的基拉宁勋爵。

奥林匹克精神
古代奥运会有着一个传统精神，人们称之为奥林匹克精神，它象征着和平与友谊。
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古希腊经常举行祭神仪式，其中最隆重的一种叫“奥林匹亚德”。
大祭之时，常伴有多种体育运动竞赛和文艺竞技，以供神欣赏。
这一仪式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事。
为保障这一盛会顺利进行，古希腊人共同订立了一项规则：
在大会期间，任何战事必须停止。
这就形成了全希腊的“神圣休战”。
最初休战的有效期为一个月，后来延长到三个月。
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准动用武器，不准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圣地，不准屠杀、抢劫，以及偷盗、卖淫等不道德的行为。
凡是破坏这些定例的人或城镇，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和所有城邦的联合制裁。
这一规则对维护、促进民族间的团结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从而保障和推动了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建设和发展。
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基于奥林匹克精神而得到倡导的。
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世界亿万人民，日益成为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纽带。

安理会一致同意讨论伊美关系问题
意大利、几内亚和乌干达总统呼吁伊朗释放人质
本报讯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11月26日一致同意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建议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和伊朗关系中的危机问题。
关于开会的时间，伊朗驻联合国特使桑贾比要求把会议推迟到下周举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麦克亨利则希望不久能举行会议。
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表示，安理会应该调查“美国所造成的威胁”，讨论局势的起因。
美国则认为安理会应该讨论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质问题。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安理会已决定在26日下午或27日上午举行紧急会议。
新华社罗马11月26日电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24日打电报给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呼吁他为被扣留的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的美国人质的利益进行干预。
意大利总统府发言人今天公布了这一电报。
本报讯几内亚和乌干达两国领导人26日分别发表声明，要求伊朗释放人质。
杜尔总统前往刚果途经科托努时说，他支持伊朗革命，但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做法。
比奈萨总统说，扣押外交官的做法“破坏了那些被扣押的人所享有的人权以及文明行为的一切信条。”

巴列维将离开美国
本报讯近日来，美国广播公司接连报道说，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在美国纽约一家医院完成了淋巴结癌治疗，在短期内取出胆结石后，便可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
巴列维及其亲属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发表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参议员施韦克和其他方面人士认为，巴列维离开美国，将会有助于解决美国人质问题。
但伊朗代理外长巴尼萨德尔24日对记者说，前国王去另一国家如墨西哥，不能使情况发生改变。

斥黎某反华
黄文欢
得意忘形气焰高，
反华语恶口滔滔。
引狼入室前功废，
以友为仇后果糟。
蚂蚁夸槐空自大，
蚍蜉撼树只徒劳。
无情历史将宣判，
祸国殃民罪不饶。
1979年11月23日
（这是黄文欢同志在北京用中文写的诗。）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泰官方揭露苏越勾结侵柬并不断进攻泰国
泰海军司令说泰军在保卫边境中士气很高
据新华社曼谷11月27日电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情报处主任颂·卡达潘中将说，越南军队正在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在今年内消灭波尔布特的军队，迫使全世界承认越南的仆从韩桑林政权。
他说，在幕后支持越南的俄国，也希望越南达到这一目的。
俄国每天要在越南身上花五千万铢（约合二百五十万美元），再拖下去它会吃不消的。
颂·卡达潘驳斥了越南副总理武元甲和副外长潘贤不久前对泰国的诬蔑。
他说，越南声称它不攻击泰国，并在这一问题上与泰国达成了协议。
可是在此以后韩桑林政权却一直攻击泰国。
他说，事实上，越南一直在给韩桑林政权出主意，不然韩桑林又能干些什么呢！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26日电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差·坤纳甲森今天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一封信中指出，“泰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屡遭侵犯”。
这封信是作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今天在这里散发的。
泰国代表在信中列举了泰国和柬埔寨边界最近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
11月12日，数百名外国军队侵入泰国领土五百到一千米，其中一些人直到11月17日还留在那里。
11月14日十二时三十五分，有六发炮弹从柬埔寨打到泰国巴真府一个边境地区，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把五卡车大米运到那里分发给柬埔寨难民，结果有三十六名难民被炮弹击伤。
11月18日十一时三十分，一支泰国巡逻队遭到柬埔寨境内外国军队的炮火袭击。
泰国代表在信中说：
“这类事件显然越来越频繁地不断发生，它构成对泰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造成生命的无谓损失，加剧了泰柬边境的紧张局势。”
泰国代表在信中强调说：
“泰国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行径，并愿重申泰国无意卷入柬埔寨的武装冲突，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合法措施，以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曼谷11月26日电据泰国报纸今天报道，泰国海军司令甲威·辛哈海军上将说，在保卫泰柬边境的行动中，泰军士气“很高”。
他是在25日视察占他武里府和达叻府的泰柬边境后对记者们这样说的。
甲威说，他还到达叻府外泰国领海内的骨岛视察了11月22日泰国海军同越南炮艇短暂交火的地区。
在这次交火中，泰国海军军官有一人被打死，两人受伤。

英国外相主张北约战区核力量现代化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6日电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今天在这里说，如果12月间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部长理事会不能就战区核力量现代化问题作出决定，“那将是非常灾难性的”。
卡林顿勋爵今天从伦敦到达布鲁塞尔访问，在“亨利—保罗·斯巴克基金”的会议上就欧洲的前景问题发表了演说。
他说，“你只要注意一下形势，比较一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的必要性。
他还指出，最近，苏联发展了例如ＳＳ—20新式导弹等武器，面对这种挑战，“欧洲却什么事也没有做”。
他说，勃列日涅夫在东德的演说的目的是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象过去在中子弹事件中表现的那样，不作出在战区核力量方面同苏联竞争的决定。
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将在战区核力量现代化问题上作出的决定，将是“最重要的决定”，否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将很快地变成不能依赖的了”。

葛罗米柯在波恩“差一点跳了起来”
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
他的波恩之行遭到碰壁
本报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后访问了西班牙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11月24日在波恩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他此行没有取得结果。
葛罗米柯着重谈了他就北约准备在西欧部署新式中程导弹的计划问题同西德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情况。
他说，这个问题“真可以说是一个最尖锐、最微妙的问题”，但双方的会谈“没有找到共同的语言”，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这个计划是肯定的”。
他说，他对这一点感到“遗憾”。
正如西方舆论所指出的，葛罗米柯此行的目的，是兜售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在东柏林提出的“滑头的花招”，企图以苏联从东德撤出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来打掉西欧部署新的中程导弹的计划。
葛罗米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波恩重申了苏联要求就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
他接着说，“有人在答复我们的时候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赞成谈判。
我和跟我一起参加会谈的我的同志们在听到这一点后，满意得如常言所说差一点跳了起来……但是，幸好我们没有跳了起来，因为后来进行的解释表明，我们所建议的谈判和人们对我们表示愿意进行的谈判，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谈判。
我们建议立即开始谈判，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通过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核武器的任何决定，也就是说，不能使生产和部署这种武器的整个机器开动起来。
而他们对我们说：
不行，我们将先通过生产和部署这种武器的决定，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同你们开始谈判。”
葛罗米柯如此坦率而又生动地承认他的波恩之行遭到碰壁，真可说是难得的。
但他仍然企图替苏联对谈判的观念作辩解，硬说只有西欧不通过生产和部署新导弹的任何决定，也就是让苏联在西欧继续取得核优势，这样来举行谈判，才是苏联所能接受的。
他居然问道：
苏联建议的这种谈判“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呢？”
不仅如此，他还露骨地对西德和西方国家大肆进行威胁。
他说，“我们（苏联）关于开始谈判的建议将被拒绝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的立场就将破坏进行谈判的基础。
这种基础就将不存在。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那就将意味着，某些国家决定，如果可以这样表示的话，在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寻求幸福。”
葛罗米柯重复这种咄咄逼人的威胁言论，无非是企图进一步迫使西欧屈服于苏联的核优势之下。
他不惜颠倒众所周知的事实，硬说苏联在欧洲部署其射程能打到整个西欧的ＳＳ—20新导弹，不应成为西欧部署其射程也能打到苏联的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根据。
因为，照他说来，似乎苏联这样做还是落到西方的后面，而苏联是“应当早就这样做”的。
但是，最近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发表的公报强调，各国代表一致认为，苏联近年来瞄准西欧而部署的新中程导弹，使核差距逐步扩大，因而西方迫切需要实现北约战区核武器的现代化，并将在今年12月10日举行北约组织理事会对此作出决定。
西德总理施密特最近也表示支持在欧洲部署新一代的美国核武器，并强调说，尽管苏联威胁要采取反措施，北约国家也不要因此被吓住。
因此，葛罗米柯波恩之行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威胁性言论，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相反地，它只能激起西德政府和舆论界的强烈不满和抨击。
根舍外长说，“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波恩会接受莫斯科的立场”。
《波恩评论报》24日以《葛罗米柯的最后通牒》为题发表评论说，“现在对西方来说重要的是要表现强硬。
如果北约让步，苏联对西欧人进行讹诈的可能性就会迫近。
它就会取得谁都想象不到的强有力的地位”。

同志，何久自苦？
李昂
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里，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
过者告曰：
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
盲子不信，握楯长号。
久之，手惫，失手坠地。
乃自哂曰：
嘻，早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
边看边想，觉得现实生活中仍有这种
“盲子”的身影晃动。
《应谐录》里的盲子，自己把自己吓成那个样子，又“自苦”了那样久，看来很可笑，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脑子里有了一套一般的概念：
桥下是溪，溪中有水，水可淹死人，即所谓“自分失手必坠深渊”。
至于桥并不高，溪里并没有水，一放手脚下就是实地等等这些具体情况，他是看不见的。
虽然有人把情况告诉了他，但由于他并没有亲眼去看，说的又同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一套不合，一时也就很难完全相信。
所以，只有等他失手落地以后，他才放了心，连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使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僵化是同他的“盲”和“脚不着地”有很大关系的。
在我们队伍里，目前不是也还有这么一种盲人吗？
他们闭着眼睛在“左”的路上走惯了，脑子里也有了一套固定的概念，认为只有这条路才是可行的，不走这样的路就是“右”，而“右”是万丈深渊、“死”路一条。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纠正
“左”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便觉得脚下一闪，好象在桥上“失坠”一般，产生了“自分失手必坠深渊”的恐怖，也就“握楯长号”起来。
他们握的所谓“楯”，只不过是原来那一套
“左”的老框框，或一些脱离了实际的“本本”、“条条”。
他“号”的无非是什么“偏了”、“右了”、“快淹死了”等等。
有人告诉他，党的方针的贯彻，使人们解放了思想，纠正了错误，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空前地调动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终于能使我们脚踏实地的朝前迈进了。
他却闭眼不看，也仍然不信，还以为这是他的“坚定性”：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
他要等着自己的脚落到地上时才放心。
这一切不是同桥上的那位盲子很相似吗？
我们的盲子吃亏就吃在身子吊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沾地。
正如群众讽刺的：
“这号人离实地三尺，咱和他不贴心！”
所谓“离实地”，既是指他们脱离了群众的实践活动，也是指他们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离开了这个“实地”，也就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人民。
奉劝这样的同志快些到人民群众中去，补补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放心落下地来。
否则，一个劲地吊在半空里“长号”，只能越吊越心虚，越号越不敢沾地。
再“号”下去，小心连自己的党性和对事业的信心、责任感，都“号”光了。
同志，又何久自苦呢？

中日友好 〔剪纸〕滕凤谦

延边的早晨
万忆萱
揭开淡红色的晨曦，
抖落乳白色的雾气，
摆脱金黄色的梦境，
舒臂作着温馨的呼吸。
一缕晨光，一阵晓风，
引来了一群朝鲜族少女，
踏着细碎的步子，
摆着轻盈的裙裾。
裙裾拂落草叶的露珠，
衣袖掸掉枝丫的雨滴，
灵巧的手象是采蜜的蜂儿，
把颗颗果实摘进筐里。
把色彩装进筐里，
把光泽装进筐里，
秋天的颜色，秋天的气息，
在喧闹着汇聚，流溢……
裙裾飘飘，脚步沙沙，
少女们留下一串欢乐的歌曲：
美丽的果园，富饶的果园，
淌的是金呵，流的是蜜……

清水安三会见记
日本纪行
唐弢
到东京后的第3天是星期日，代表团日程表上没有活动。
感谢日本朋友们的好意，特地为我安排了一项个人节目：
和樱美林大学校长清水安三先生会见。
去日本之前，我就记着周总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客随主便。
意思是尽量听从主人的安排，少提额外要求，免得使主人感到为难。
所以，作为学术交流代表团的成员，虽然我有许多事情需要了解，有许多问题希望向日本同行请教，只要看上去不大方便，总是竭力克制，除了增加访问仙台这一项外，我没有提出另外的要求。
安排这次会见确实是友谊的体现。
那还是踏上日本国土的第2天，在京都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和我同席的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
最年轻的是鲁迅研究者片山行智先生，据主人介绍，他是增田涉的学生。
提起增田先生，我不禁憾慨于鲁迅在日本的朋友，这几年也一个个先后凋谢，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于是谈到鲁迅其他几位日本朋友。
我说几年之前，读过一篇清水安三回忆鲁迅的文章，原来他还是鲁迅在北京时候的朋友，虽然以前在日记里见过这名字，我们对他却知道的很少。
坐在我右边的平冈武夫教授问：
“先生愿意和他见见吗？”
“想必清水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了。
如果他的健康许可的话，我是很愿意去拜访的。”
平冈教授是老一辈的学者，白居易研究专家，著有《白氏文集校定》，在学术界熟人很多。
他离座到别的桌子转了一下，又回来坐下说：
“清水安三近九十岁了，身体很健康，住在东京。
他是樱美林大学的创办人，现在仍然担任着校长。”
同席的接待委员会委员、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从身边摸出小本，将这件事记下来，告诉我回到家里，他将直接向东京接待委员会挂电话。
事情就这样从京都转到东京。
我这里必须掉转笔头，对包括清水安三父子在内的东京朋友们表示感谢。
东京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
我到达后就被告知：
清水安三先生非常高兴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因为樱美林大学离我下榻的旅馆太远，他的腿又不便，决定在日曜日十二时，借座距离双方差不多里程的八芳园，设宴招待我，顺便谈谈他在北京和鲁迅往来的经过。
06月17日早晨十时，松井教授亲自驾车，和尾上教授一起来到旅馆。
我匆匆收拾一下，带了点小礼物，随着出发。
路过神保町，那一带全是书铺，车内可以望见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岩波书店的招牌。
因为是星期日，书店没有开门，时间又过于迫促，来不及下车一游，便直奔目的地了。
原来八芳园是个很大的花园，极象阔人或者将军的府第。
进门一片宽广的草坪，远处林木成荫，杜鹃盛开，有岩冈、有曲径，亭台楼阁，布置幽雅而格局宏伟。
八芳园的房屋分成三个独立的组合：
日本料理部、支那料理部、西餐部。
松井教授把车一直开到日本料理部的楼前。
清水安三的儿子小清水先生和几个熟识的朋友，将我引入大门，脱去皮鞋，走过曲折的廊道，进入一个大约有二十几席宽的屋子，中间用矮几连成长桌，人们隔桌相对，席地而坐。
我被带到一边的中间，对面是位穿西服的长者，我想，这大概是主人清水安三了吧。
他右手按住席子，正想站起来，我连忙阻止。
坐在他身旁的小野忍先生和我握手，劝我坐下。
小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写有《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翻译过古典小说《金瓶梅》和《西游记》，我们在东京大学一起座谈过。
这时我才注意：
今天出席而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见过面的，还有伊藤虎丸、丸山升、尾上兼英、松井博光、德永淳子……等各位，此外则是石川忠久、南云智、新村彻、小清水……等在樱美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专家。
清水安三先生虽然八十九岁①了，看去却不过七十岁左右。
肤色健康，肌肉结实，脸上略有几点老年斑，颔下留着灰白的长髯。
下颏微微抖动，开始准备说话。
小清水先生在一旁照料他：
“您先吃吧，吃完了慢慢讲。”
清水老人一面招呼客人，一面撕开纸袋里的竹筷，挟起一块剌身②，细细地咀嚼着。
他喝了几口青酒，仿佛记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用筷子搅着酱汤，情不自禁地又讲了起来：
“我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③的，1924年前往美国。
住了三年。
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
不过，我们的主要交往在北京。
我办崇贞学园④，参加《北京周报》，都在北京。
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现在老了，还时常做梦，梦见北京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清水先生坠入回忆里。
他说得很安详，很平静，一点不动感情。
但是，这些平淡的语言又似乎牵系着更为深远的思念。
《北京周报》是一份用日文刊行的报纸，创刊于1922年01月，时当五四运动之后，周报译载了文学研究会冰心、叶绍钧、庐隐、周作人等的作品；
也译登过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的论文。
在“支那和支那关系人物介绍”一栏里，笔名昏迷生的丸山幸一郎发表了《李大钊氏》、《周树人氏》，清水也写过《陈独秀论》。
此外还有胡适、钱玄同以至辜鸿铭的文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部分，小说《孔乙己》、《兔和猫》，都译载在上面。
当清水准备接着开口的时候，我觑空抢先问：
“您最初去见鲁迅先生，就是为了替《北京周报》组稿吗？”
“我去组稿，但不是专为《北京周报》。”
清水先生回答，“那时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
国内的报刊要我向爱罗先珂约稿，他刚被日本政府驱逐，但在日本还是很有名。
我也向周氏兄弟组稿。”
老人喝了口酱汤，停下来想了想，继续说下去：
“我第1次找的周作人，他是爱罗先珂的翻译。
作人有点贵族味道，摆架子，故意装作不在家。
鲁迅先生从左厢房出来开门，邀我进去坐，这样便认识了。
鲁迅的日语讲得和爱罗先珂一样好。
周作人虽然娶了日本人做妻子，日语却讲得不好，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腔调。……”
我不提什么问题，让老人自由自在地讲下去。
“我常去看爱罗先珂。
一向觉得周家是和睦的，兄弟怡怡，作人没有在我面前讲过鲁迅的坏话。
直到后来，我从文章里才读到。
信子人也不坏，气量狭小，有点唠叨，鲁迅《鸭的喜剧》发表后，我开玩笑叫她‘鸭子’，她不以为忤。……1923年08月01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
我认识一个叫福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他有汽车。
第2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
“您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吗？”
有人问。
当清水安三试图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小清水先生对父亲说了很长一段话，我没有注意说什么。
后来，清水老人解释说，据他的猜想，这件事和山本医院有牵连。
鲁迅和山本贤孝关系很好，还常常提起山本夫人田鹤子。
每次上医院看病，为老太太取药，都要带点糖果什么给山本的孩子。
周作人的女儿若子死在山本医院。
夫妻俩认为是医疗事故，周作人曾在《顺天时报》登过启事，攻击山本医院。
鲁迅没有理会这些，他照旧上山本医院看病，给老太太取药，买糖果给山本的孩子吃。
羽太信子大为不满。
清水老人为了证实这两件事有关系，他象背书一样背出了1924年06月11日鲁迅的日记。
那一天，鲁迅上午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到八道湾搬书，事情发生在同一天，清水很有把握地说：
“结果是：
打架了。”
他又进一步说，
“鲁迅信任山本贤孝，从医道上信任他，也从政治上信任他。
山本掩护过进步文化人。”
“文献上指这是张作霖时代的事情：
进步文化人到山本医院避过难。”
小野先生插了一句。
“山本也和李大钊熟识。”
清水老人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故事里，他说，“当佐野学在国内住不下去的时，到中国找李大钊。
我使他们两个见了面。
经过李大钊的帮助，他才从天津搭乘美国商团的船去了俄国。”
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绘声绘色地追述了自己去车站为佐野送行的情形。
他说这种事情周作人是不会理解的。
他还清楚地记得：
庐山会议以后，大约是1938年下半年吧，胡适从伦敦寄了一首诗⑤给周作人，敦促他离北京南下；
清水也乘间劝告：
日本是要失败的，希望周作人慎重考虑。
周作人不听，结果当了汉奸。
太平洋战争爆发，据清水说曾在一次会上见到周作人。
他穿着缎子袍褂，象过节日似的，神采奕奕，坐在前排。
清水老人一面追述，一面叹息说：
“真是当了官，增了光了。”
小清水先生多次劝他父亲歇一歇，慢慢讲，看来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自己也无法控制了。
清水安三继续告诉我：
他有时仍往八道湾。
武者小路实笃到中国，就由他陪着去见周作人。
清水还说，围绕着八道湾正房的变迁，可以看出周作人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
第1阶段，老太太住在中院正屋，前院西厢住鲁迅，东厢住周建人；
后院一排九间，爱罗先珂借住东首三间，西首是周作人一家。
那时全家上下很和睦。
第2阶段，老太太随着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占了中院，正屋变成书房，搭起木架，摆满书籍，他就在里面抄古书，写小品文，与现实隔绝了。
第3阶段，书籍搬到东西厢，正屋放上沙发案几，成为豪华的客厅，专门接待贵宾，主人当上汉奸，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清水安三说时不免有唏嘘惋惜之意。
我决定把话题引回到鲁迅这边来。
我问：
“您知道爱罗先珂对周氏兄弟的看法吗？”
“在北京大学一部分人的眼里，起先，周作人似乎更为重要些：
他是教授，而鲁迅不过是讲师。
爱罗先珂也是讲师。
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这位盲诗人是敏感的。
他对我说，‘日本还没有一个象鲁迅这样的作家！
’他从心底里赞扬鲁迅，佩服鲁迅。”
“您在《周三人》里介绍鲁迅和他的小说。
听说当初还译过《孔乙己》，将译稿寄给鲁迅，请他修正，结果改为鲁迅口译，由您笔录。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后来发表的《孔乙己》，又写着‘仲密译’呢？”
“我不记得有将译稿送请鲁迅修改的事。
但的确有这么一回，我将诗稿送请鲁迅指正。
他看了说：
“不要做诗了，你不能做诗。
’……”
一听这话，在座的人全都哄笑起来。
清水安三没有笑，他继续说下去：
“许多人说《藤野先生》是一首诗，这是不错的。
但藤野先生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觉得，鲁迅自己就是藤野先生。
讲到《孔乙己》的翻译，可能和《兔和猫》一样，也由鲁迅本人译出，发表时一个用‘鲁迅作，同人译’，一个用‘鲁迅作，仲密译’，多一点变化。
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想。
因为我还记得：
《鸭的喜剧》是先用日文写成的，然后再译成中文，那是怀念爱罗先珂的，也表达了鲁迅自己孩子似的纯洁的心地。
他生成一种不肯迁就的性格，对别人却非常和善，照顾得很好。”
清水安三先生似乎又坠入沉思了。
我怕老人过于疲劳，便从布包里取出带来的一张织锦画幅，说明为了感谢清水先生盛情的款待，为了纪念能在日本见到鲁迅先生一位早年的朋友，借这小小礼物，表示自己对长者的一点敬意。
我立起身，清水先生也以迅速的动作从席上站起，双手接过画幅，一面看，一面连连称赞：
“真美！
真美！”
他大概又将做关于中国的梦了。
在门外照了几张相，我们便在草坪上散步。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花园。
我们沿着小径向林木深处走去，一丛丛盛开的杜鹃含笑相迎。
前面是架小桥，桥对面土阜上立着一个中国式的亭子，溪水流入池塘。
几只白鹅，三对鸳鸯，恬静地、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
林间荡漾着仿佛是笙箫的悠徐的声音。
一起散步的日本朋友告诉我：
今天是日曜日，日本的家庭喜欢挑选这一天，挑选在中国料理部举办喜事，这大概是从那里传来的音乐。
真的，这音乐听起来十分熟悉，便是入耳后那种悠远、舒徐、安闲的情趣和声调，也是我凝神遐想时常有的感觉。
我抬起头望天，故乡一样熟悉的景色呵：
天空碧澄澄地，象一个蓝色的海洋，上面飘着几朵棉絮似的柔软的白云。
1979年08月15日 写毕于庐山疗养院二分院
①我回国后，查日本出版的有关资料，记清水安三于1891年生于日本滋贺县，那么应是八十八岁，可能介绍时按中国习惯计算。
②剌身，读如萨西米，即生鱼肉。
③据日本出版的有关材料，记清水安三于1913年03月来到北京。
④崇贞学园，一说即现在的朝阳中学。
⑤胡适这首白话诗写于1938年08月04日，共八句。
第1句为“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末二句是“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劝周作人南行。
因为那时胡适已去华盛顿，周作人于09月21日写了一首答诗寄至美国，诗里表示自己有“老小”，不能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