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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每个人都把个人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都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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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十一月二十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会见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是休戚与共的。
要解决中东问题，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华国锋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崇高目标；
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全面地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
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始终不渝的。
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法胡姆主席转达了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对华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感谢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华国锋主席请法胡姆主席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对阿拉法特等领导人，巴勒斯坦广大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和敬意。

作者：司旭光/赵艮良/赵家启/王灵书/郜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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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北京部队装甲兵政治部转发了所属坦克某师举办师团干部学习班，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的经验。
他们在学习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后三年来，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及其显著成效，更加坚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进一步增强了在党中央领导下，克服困难，实现四化的信心。

学习班的同志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联系自己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摆出了党中央三年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的十三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一、认真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基本上摧毁了这股反革命政治势力，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从四川省入伍的秘书科长胡世明，联系家乡三年来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欣喜地谈到，那种动荡不安、人民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结束了。
现在派性正在逐步消除，人们心情舒畅，干劲很足，都在为实现四化而奋斗。

二、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夙愿，实现了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
师政治部主任马国庆同志说，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我党今后的政治路线，这是最大的成绩。
把九亿人民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国家的富强有指望了。

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实现四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或正在恢复名誉，重大是非已大部澄清。
大家联系平反冤、假、错案的事例谈到，党中央真是“有错必纠”，搬掉了压在千百万人心上的石头，鼓起了他们大干四化的劲头。

五、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干部、知识分子、侨务、统战、民族和宗教等项政策，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有了重要的成就。

六、给错划的右派分子作了改正，给右派分子和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了帽，改变了地富子女的成份。
这对于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发挥其专长，发展安定团结，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师政治部副主任司旭光讲了这样一件事，部队驻地附近的生产队，有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社员马文志，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就是因为地主成份，一直说不上媳妇。
他家成了村上有名的“光棍堂”。
今年春天给他们改为社员成份后，不到一个星期，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上了对象。
国庆节时老四也娶了媳妇。
现在不仅马文忠一家非常感激党中央，干四化的劲头更足了，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十分高兴。

七、颁布实行了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农村形势大改观。
大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给农民带来了睁眼看得见、伸手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
家在河北省高邑县的师副政委薛风昌说，我当兵后多次回家所见，数今年农民高兴。
过去农民想富不敢说，要富不敢干，干部怕钱象怕鬼。
现在，支部书记带头研究集体富裕的生财之道。

八、及时发现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过去我们的摊子大，战线长，好多企业不是有“米”无“炊”，就是有“炊”无“米”，讲的是农轻重，干的是重轻农。
现在实事求是地调整国民经济，我们越干越有劲儿。

九、按经济规律办事，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三年来，干部职工分两次调级，绝大多数人增加了工资。
今年已安排四百万人就业，还计划再安排三百万人。
老百姓的吃穿住，上了中央领导的记事牌，人民生活上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十、制定和颁布了七个法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国家司法机关相继健全。
现在有法可依，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扭转了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师政委姜绍华说，党中央三年来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深得人心的。

十一、恢复和健全了民主集中制。
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在活跃起来。
报纸替人民说话。
选举体现公民意志。
人民代表有权参与国家大事，象个当家作主的样子。

十二、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制定了对越斗争的战略策略，领导我们取得了自卫还击战的伟大胜利，保卫了祖国边疆和四化建设。

十三、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
我国在对外工作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打开了新局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出访，增进了同各国的了解和友谊。
现在，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交往日益增多。

师团干部摆事实，看成就，做分析，越摆心里越亮堂。
他们说，短短三年来，在政治、思想极端混乱，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做了这么多工作，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事实已充分证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
现在，尽管我们面前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发图强，四化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坦克某团副政委戴尊贤说，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显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水平。”
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完全是事实。
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有这样英明正确的党中央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
参加学习的师团干部一致表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带领部队为实现和保卫四化多做贡献。

（司旭光、赵艮良、赵家启、王灵书、郜名芳）

作者：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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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任何事情，都要满怀信心，鼓足干劲，否则将一事无成。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搞四化建设，同样也有一个鼓干劲、树信心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张战斗，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整个国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解决问题之多，工作进展之快，取得成效之大，实在是前所未有，令人鼓舞。
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的雄伟气魄，显示了党中央领导的坚强力量。
有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领导，我们对祖国前途充满希望，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

可是，有的同志由于划不清四个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的界限，搞不清真假高举的问题，习惯于从“左”的角度来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对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缺乏正确的估价。
也有的同志由于弄不清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对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不清。
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我们树立信心，鼓足干劲，齐奔四化。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无论过去推翻三座大山还是今天搞四化建设，离开了这个核心，我们就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当然，党的领导不会是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犯过几次路线错误。
但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了。
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改正了缺点错误，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现在，我们党公开向人民群众讲明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讲了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正是为了依靠广大人民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指出：“事实证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显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水平。”
在这样更加成熟的党的领导下，我们必将取得四个现代化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任何疑虑彷徨都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看问题要全面。
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之久，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党已经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还是乾坤初转，象一个人大病初愈，需要好好将息补养，用药太猛，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
这么多年积压的问题，这么多要改革的东西，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好。
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我们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它，为它的尽快实现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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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十一月二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石元报道，越南武装人员对我边境地区频繁进行武装挑衅，严重威胁我边境居民收割种在中越边境中方一侧的秋庄稼。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命令所属部队组织护秋分队，深入边境村寨，协助群众保卫秋收。

据统计，云南金平、河口、马关、麻栗坡、富宁等县边境人民已收回稻谷、玉米、大豆等各类成熟作物共达一亿四千多万斤。

十月十五日，云南金平县勐拉公社隔界寨的群众正在中越界河我侧收割稻谷，十多名越南武装人员突然冒出工事，用机枪对我群众扫射，我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开路英雄”乔胜清所在连的战士坚决予以还击，打死敌人数名，余敌仓惶逃窜，使这个村寨的五万多斤稻谷全部归仓。
十月下旬，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坝洒农场数十名职工在红河岸边我侧收割包谷，越南武装人员从对岸向我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某部巡逻战士闻讯赶到，立即进行火力还击，保护了秋收群众的生命安全。
十月二十四日，云南富宁县田蓬公社燕家湾生产队社员正在边境我侧收割庄稼，越南武装人员用重机枪向我社员扫射，我边防部队某库指战员奋起还击，打死打伤敌人多名，保卫群众秋收顺利进行。
十一月八日，云南金平县十里村公社新安寨社员在藤条河边收稻谷，越南武装人员立即架起机枪准备向我扫射，我边防部队赶到后，越南武装人员仓惶逃跑。

云南边防部队在保卫边境居民秋收的同时，还派出大批指战员帮助当地群众秋收秋种。
连日来，我边防部队为边境居民收割庄稼近万亩，种小麦、油菜七千多亩，运送粮食一万三千多吨。

在云南边防部队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广大边境居民正在积极播种冬季作物，田野上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劳动景象。
云南军民共同表示，严守边界，保卫祖国，多打粮食，支援四化建设。

栏目：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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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促进训练改革

编辑同志：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今年以来，部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训练，涌现出不少新东西。

年终训练考核开始了，希望各级领导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任何一项训练改革，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往往要花费许多时间、人力和物力，这样，其它训练课目就不可避免地要受一些影响。
我们希望考核时，要采取一些对训练改革有促进作用的措施，不能只看既定考核项目如何，不管训练改革怎样。
考核与训练改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进一步推动训练改革，弄不好就容易挫伤积极性。
是否可以考虑训练改革成绩突出的，其它训练课目差一点，也应当给予鼓励表扬。

八一二一五部队 富有

创造近似实战的考核条件

编辑同志：

训练考核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停留在课堂、操场上；
一种是尽量创造近似实战的考核条件。
我们很赞成后一种考法。

今年考核开始后，上级考核团的首长，临时选择了生疏场地，出情况、设敌情都和战场差不多。
尽管暴露了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但我们觉得收获挺大，不但考出了真水平，也为今后训练明确了努力方向。

八三一二八部队六十一分队部分战士

重点课目要重点考核

我们发现，有的单位在年终考核时，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课目没有重点考核。

诚然，考核应该是对全年训练成果的一次全面检查，但是决不能因为强调全面而忽视了重点。
今年以来，根据未来作战的要求，根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部队重点抓了干部训练，突出了协同训练和三打三防训练，考核应当着重考这些课目。
如果考核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不区别具体情况，不仅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更重要的是达不到通过考核有效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五一○五八部队 吕承义 冯朗峰 方桂元

严肃对待弄虚作假的不良倾向

编辑同志：

在最近的军事训练考核中，我们部队有的在投弹时，让投得远的顶替投得近的，有的擅自决定找人顶替连值日，并调回在外工作的两名同志顶替考核人员。
领导机关发现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立即调查核实，对有上述现象的三个连队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
我们认为这样做很好。
如果不及时杜绝弄虚作假的现象，就会使锦标主义抬头。

三二三六六部队 金银平

作者：郭爱东
版面：头版

作者：曾昭森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财务股贯彻国务院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认真把好关，防止不必要的开支，努力为国家节省经费。

这个团财务股坚持财经制度，凡是有单位要支钱买东西，他们一是问清干什么用，对可买可不买的物品不让买；
二是要经过上级批准，不搞“灵活”报销。
这个团招待所是重建的，有的领导见机动费还有较多剩余，提出从中拨一笔钱为招待所添置一些电冰箱、电风扇之类的东西。
他们明知道这类开支报上去不能批，就想让财务股“灵活”报销。
但是，财务股的同志坚持原则，硬是没有同意开支这笔钱。
机要股本来不需要时钟，却准备用多余的钱买一个带时钟的收音机，让财务股按钟表报销，财务股长胡英生耐心讲清不能报销的道理，指出不必买的不要买，应该多为国家节省一点，终于说服机要股收回了买收音机的打算。

对于购买必需的物资，财务股也努力从节省出发，能少花钱的就不让多花。
通信股电台室需要买两台台扇，本来他们认为通信维修费还节余四百多元，准备买高级些的，财务股的同志就劝说他们买经济实用一点的，不要为讲究好看而多花钱。
通过做工作，通信股的同志愉快接受了这个意见，买了市场上同类型中最便宜的，节省了开支。

财务股在自己把好关的同时，还利用用钱单位来财务股办事或到各单位结账、查账的机会，积极向连队和机关各部门宣传国务院的通知精神。
现在，大部分单位自觉做到了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应该花的钱尽量少花，各项公用开支明显减少。
（曾昭森）

作者：聂念新

本报讯 十一月三日下午，成都部队某部向派往辽宁某市购买奖品的人员发去电报：“货不买了，速归。”
这个部队今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比较好，为了鼓励先进报道员，他们于十月底派人去辽宁购买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作为奖品。
国务院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奖金的通知在报上发表后，这个部队的有关部门认识到原来的做法不符合国务院通知精神，于是立即向派出人员发去了退货的加急电报。
发给业余报道员的奖品，将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另行考虑解决。

（本报特约通讯员 聂念新）

作者：政宣

作者：祝卿生
栏目：群言堂

著名相声老演员侯宝林准备退出舞台，同观众告别，专心致志写作相声史，以度晚年。
这是报上有则消息讲到的。
由此就想到我们报上有一类宣传是很不全面的。
我们不大去讲人到老年怎么做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更不去讲可以也应该好好休息，欢度晚年。
我们总是喜欢宣传够了退休、离休条件的，怎样仍然奋战在生产战线、领导岗位上，似乎这样才叫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老当益壮”要不要提倡？
老当益壮这一类形容，是描写人的精神状态。
如果从身体条件、做事的精力上说，六、七十岁的人怎么可能比过年富力强的人呢！
老了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著书、写回忆录就是其中之一，这对后代的教育，对传统的继承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比之原工作岗位可能更大。
这也是一种“老当益壮”。
实际上，除了少数行业如著作家而外，绝大多数行业不能不受一定年龄的限制；
除了少数如革命家、科学家而外，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也不需要老死在原来的岗位上。
这是自然法则，不存在光荣或不光荣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应该想通。
因此，报上也要宣传侯宝林这样的例子。

作者：郭向星
栏目：群言堂

《史记·商君列传》载：一次赵良进谏商鞅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诺诺，众所周知，是指唯唯诺诺，无原则的恭维顺从。
谔谔，则是指直言争辩。
只知道是、是、是，即使有一千人之多，也顶不上有一个敢讲真情实话的人，这个道理古代有见识的人都是懂得的。

作为下级或群众，做到“谔谔”很不容易，要有点胆识。
因此，领导、上级珍惜“谔谔”之言，显得更加可贵。

下级或群众为什么会有“谔谔”之言呢？
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领导有官僚主义，民主作风差，听不得意见，群众或下级不平，有话在肚里要讲出来，有时就出现“谔谔”之言。
这种“谔谔”之言，很可能是“刺耳”之言，但又很可能是有益之言。

我们各级领导同志，应该多一点民主作风，珍惜那些“谔谔”之言。

编辑同志：

今年九月下旬，我校一名学生在实习中被汽油烧伤，情况十分严重。
当时曾送往两家地方医院，最后送到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医院领导立即组织了一个抢救小组。
抢救小组的同志们发扬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闯过一道道难关，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使这位烧伤同学的伤势显著好转，到现在已近痊愈。

我们认为，空军总医院和抢救小组同志们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应该宣传。
我们把他们的事迹推荐给你们，并诚恳地请求报社派记者去该院详细了解情况，予以报道。

此致

敬礼

北京市公路管理处技工学校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

本报讯 十一月七日，北京市公路管理处技工学校党支部书记张华斌带领学校一名医生，前来本报编辑部，反映空军总医院全力抢救该校严重烧伤学生的事迹，请求本报派记者予以报道。
本报记者梅定璋经过调查后报道如下：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半，空军总医院获悉北京市公路管理处技工学校有个学生在实习中被汽油严重烧伤，急需抢救。
当时，医院外科腾不出单间病房，手术室也因修理暖气设备暂停使用。
医院党委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经过紧急协商，当即决定：腾出门诊手术室作临时病房；
抽五名医生、七名护士组成烧伤抢救小组，由门诊部刘华钦副主任任组长。
五时十分，遍体烧伤的病人一到，抢救组就展开了紧张的抢救。

被烧伤的学生今年十七岁，名叫叶宗银，全身烧伤面积百分之六十四，其中三度伤占百分之四十二。
空军总医院收治烧伤面这样大的病例还是第一次。
抢救组的同志迎难而上。
他们以白求恩为榜样，精心治疗，精心护理，使病人连闯抗休克关、抗感染关和切痂植皮关。
过了四十五天，全部创面治愈，四肢功能完好无损，可以下床活动，而且没有留下大的疤痕。

在这四十多个日夜里，抢救组处处表现了子弟兵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
在最初抗休克的日子里，外科主治医生和宪正中断休假参加抢救，护士李颖和米军群几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十月上旬，气温下降。
为了防止病人着凉，护士们自行设计制作一种床上护架，周围裹以棉被，上面安上灯泡，保证了适合病人需要的温度，不仅预防了并发症，而且促进了疗效。
为了预防褥疮，护士们把四小时帮助病人翻一次身改为两小时一次。
尽管她们有时一个个累得臂酸腰痛，但一看到病人的创面长出一片片红润平滑的嫩皮，脸上就露出宽慰的笑容。

病人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真没有想到我的伤会治得这么好，好得这么快！
多亏了亲人解放军。
我一定用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

作者：丁一何辉儒李志勤/冀景华阮生江

在西南边陲云雾缭绕的老君山下，奔腾咆哮的南温河畔，战斗着一位“老边防”。
他是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人武部部长，名叫宋占训。

老宋今年五十岁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带领兄弟民族编织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为建设和保卫边疆战斗了大半辈子。

怀揣一团革命火

一九五二年冬，宋占训来到层峦迭嶂、地处边远的滇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兵工作。
这里杂居着苗、壮、瑶、拉祜等兄弟民族，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欺骗压榨，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隔阂很深。
宋占训带领工作队一进村寨，老乡赶紧关上房门，偶尔迎面碰上也是远远躲开。
宋占训决心用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在大雨瓢泼的夜里，他率领工作队露宿在群众家门口，坚持不进民房惊扰群众。
山寨里群众缺水，他不怕山高路远，砍来龙竹做槽，扛来树木做架，引来山泉；
看到群众缺盐巴，他买来后挨家逐户送上门去；
看到娃娃啃野菜粑粑，他就把上级分给自己的大米分给他们……。
他心里时刻有群众，群众心里逐渐有了他。
为了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他学起苗族语言。
一位大妈高兴地对他说：“大军，侬道道（好得很）啊！
过去谁看得起我们‘野苗子’，你却跟我们学苗语，真是我们的好‘咪多’！
（苗语：儿子）”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他成了“苗家通”，还学会了壮、傣、瑶等五种兄弟民族语言。

在铳文，宋占训在苗族俞大妈家又矮又脏的小茅屋里住了两年零八个月。
俞大妈是个孤独的老大妈，两个儿子被土匪逼得躲进深山。
宋占训每天工作和劳动回来，总要给俞大妈挑柴、背水。
一天，宋占训背水回来，发现俞大妈被土匪打伤。
听着大妈痛苦的呻吟，看着被土匪抢劫一空的破茅屋，他更深切地感到了边防战士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俞大妈的小黑屋里，白天为俞大妈熬药烧汤，端水端饭，晚上睡在门前地上，保护俞大妈的安全。
俞大妈的伤一天天好了。
她上山把躲在外面的两个儿子找回来，热泪满眶地说：“宋‘咪多’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你们要跟着宋‘咪多’把边疆保卫好！”
就这样，俞大妈的两个儿子成了苗寨最早的积极分子。
不少群众主动向宋占训反映了土匪活动的踪迹。
他发动群众，组成联防队，发展民兵武装。
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一遭到打击，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千百年来从未断过匪患的普弄山区，土匪绝灭了，深山苗岭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兄弟民族开始了安宁美好的新生活。

这一年，昆明部队领导机关授予宋占训率领的民族工作队“保卫边疆、巩固国防”锦旗一面。

开创民族幸福泉

民族村寨，地处高寒山区。
为了改变这里延续了千百年的刀耕火种生产习惯，宋占训满腔热情到处奔走，推广内地先进的耕作方法。

苗家过去没有种植两季的习惯，秋天收了苞谷，春天常闹春荒。
宋占训对照南北方的气候，给兄弟民族讲：“北方许多地区比苗岭还冷，还有霜雪，照样种出小麦，这里比北方还暖和，完全可以种上小麦。”
他翻山越岭跑到区良种站，要来二十斤麦种，和社员一道在中坪生产队试种。
麦收时，亩产三百多斤，这在当地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兄弟民族不懂小麦如何吃法，开始用顶罐煮麦粒饭，嚼不烂。
宋占训便给他们买来箩筛，教他们磨面、筛面、蒸馒头、包饺子。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边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现在一进入普弄山区，人们就可以见到两个高大的烟囱，那是普弄公社的纸厂和碗厂。
这两个厂每年净收入万余元，群众说这是宋占训帮他们建起的“聚宝盆”。
原来，宋占训看到这个公社的生产虽然有发展，但是经济还比较困难。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发现普弄寨头的泥巴又粘又润，又见到山上丰富的造纸原料当柴禾白白烧掉，就找社队干部研究是否可以办一个碗厂和纸厂？
大家一听感到很好，说：“好是好，不知能行不？”
“有困难可以克服！”
宋占训一面带领大家建厂，一边派青年民兵到内地学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两个厂都办成功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大搞“划线站队”，宋占训成了“在边疆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被关进一间阴冷潮湿的小屋，停职反省。
他主持的水利工程被迫停下了，种的试验田也荒芜了，甚至还株连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接着，宋占训被免去职务，回到家里。
妻子在一旁抹着眼泪：“孩子他爹，‘叶落归根’，这里实在耽不下去了，咱们回山东老家去吧。”
宋占训坦然一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在家只住了三天，又到边寨群众中去了。

宋占训看到秋收秋种没人抓，耕牛受冻没人管，就挨社挨队做工作。
一天，他步行七十里，来到统文生产队，坐在火塘边，做生产队长俞正坤的工作：“秋天的牛不能饿肚子，社员群众不能喝西北风。
正坤呀，不抓生产可不行呀！”
心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通，俞正坤跟宋占训一起研究了下步生产计划，决心带领各族社员把边疆的生产搞上去。
宋占训从三秋走到春耕，从春耕又走到夏收，他踏遍了五个区十三个大队。
沿途，他同专职人武干部和民兵骨干一起，组织广大民兵在生产中发挥突击队作用。
都龙公社民兵营副教导员温寿才，知道宋占训头上还带着一顶顶黑帽子，便问道：“老宋，难道你没有想法？”
宋占训坚定地说：“他们能批我斗我，但夺不了我一颗扎根边疆的心，我要在这里战斗一辈子！”
千里边防千里营

在长期的边防斗争中，宋占训培养和发展了一支由各族民兵为骨干的人民武装，在几百里长的边境线上织下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
去年十二月，越南当局派遣特务窜入我境内，民兵即分三路卡住要口，将敌特捉住。
群众自豪地说：“敌人若走边寨过，好似苍蝇碰上蜘蛛网。”
凡到过这里的人常用“千里边防千里营”来形容这一带的战备工作。
在这段漫长的边境线上，哪一个村寨没有留下宋占训风尘仆仆的身影，哪一段小道没有留下他艰辛的足迹。
他刚到边境做人民武装工作时，就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桥头出发，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沿着一块一块界碑，用绳索一里一里测量边境线的长度。
他整整走了二十二天，走完了十九块界碑，测量出这段与越南接壤的边境线的全长。
从此，镌刻着“中国”字样的十九块界碑便屹立在他心中。
去年下半年，他爱人有急事回山东老家，丢下三个孩子，宋占训让稍大一点的孩子照管两个小的，自己在边境公社蹲点，长达五、六个月，一直没有回家。
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部长，你的家在边防，自己的家却成了开会落脚的招待所了。”
宋占训听了，嘿嘿一笑：“不守好边疆这个大家门，那有个人的小家。”
今年三月十日，为了巩固从越军手中夺回的高地，宋占训带领民兵边排雷边架设通信线路。
突然，民兵副班长王永成踩响一颗埋在水草丛旁的地雷，被掀下路坎。
宋占训急忙跳下沟将他扶起，撕开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包扎好。
这时，宋占训感到右腿麻木，沉重得象灌了铅，再也迈不开步了。
低头一看，右裤腿全部被鲜血染红，血顺着大腿直往下流。
政委唐成铭赶到，看到他伤势这样重，还在坚持战斗，感动地说：“老宋，你真是个‘铁人’呀！”
在这次战斗中，宋占训先后十二次深入雷区排雷，为人民出生入死。
民兵们含着热泪把他送进了医院。
可他伤口还未完全愈合，弹片还未取出，就一瘸一拐地跑出医院，来到前沿阵地，带领各族民兵，警惕地加强守卫。

二十多年来，宋占训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事迹在边寨各族人民中被广泛传颂。
每逢过年，苗族群众杀猪过团圆节，一定要宋占训去。
去年冬天，八十六岁的苗族俞大妈托县里的同志给宋占训带去一包熊胆，让他“为苗家养好身子”。
宋占训离开一个寨子时，一位苗族妇女陶春银，把结婚时的银戒指摘下戴在他的手指上。
按照苗族的风俗习惯，这象征着幸福。

这一切是边疆人民对宋占训最高的奖赏。
各级领导机关多次给他记功嘉奖，但他并不因此有丝毫的骄傲。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为边疆人民做的事太少了。
他决心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为把西南边陲建设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作出更大努力。

本报通讯员 丁一 何辉儒 李志勤

本报记者 冀景华 阮生江

仓小宝插图（图片）

作者：汪登岭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部领导干部深入连队抓冬季卫生防病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个部队很分散，住房条件简陋。
政委袁超、副部队长王志成深入连队，逐个查看住房窗户、取暖火炉等，发现问题及时督促解决。
在连队蹲点的三个机关工作组，帮助基层制订了冬季卫生防病措施，组织人员砌火炉、劈柴禾、打煤球、建岗楼、修饭堂，防止受凉冻伤，引起冬季流行病发生。
他们还对菜窖、粮库进行检查，给没有排气孔的窖洞开设了“天窗”，对腐烂变质的食物作了处理。
（汪登岭）

作者：于烈东

作者：郑福利张兆贵张志勇

本报讯 三三六三六部队卫生队，派出医务人员下连上卫生课，广泛宣传冬季卫生防病知识和预防措施。
他们定期给干部战士喷喉，服预防药，晚上战士就寝后到各宿舍熏醋，督促战士每星期晒一次被褥。
对探亲归队和其他外来人员严格检查，及时送预防药上门，并组织医务人员到各连巡回检查，发现传染病苗头及时隔离治疗。

（郑福利 张兆贵 张志勇）

作者：赵振华

作者：宋永佳/冯宝秋/张瑞清
栏目：党团生活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比以前突出了，因为某些生结实际困难和福利方面的要求一时没能得到解决，也带来种种的思想问题。
各级党组织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应当紧紧抓住思想教有这个中心环节，特别是要搞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引导党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乐于为国家分担困难，勇于挑重担，真正起模范带头作用。

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个人生活上的暂时困难？
北京部队某炮团党委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他们利用上党课、讲评、谈心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形式，教育党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建设四化多作贡献。
他们的做法主要是：

一、教育党员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二、教育党员要为党和国家分忧。

三、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这个团党委“一班人”懂得，党委成员的模范作用是对干部党员的最好教育，因此都自觉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党委内部经常进行小整风，并发动全团党员和群众进行监督，使党委“一班人”都积极做服从党的利益的模范。
（宋永佳、冯宝秋、张瑞清）

作者：知风
栏目：党团生活青年思想漫谈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之间，也讲什么“友情为重”。
然而，他们的那种“友谊”，是以金钱为核心的。
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倾轧，台上握手，台下使绊子，明里吐蜜语，暗里下毒手。
与这种所谓的“友谊”相反，在劳动人民中间另有一种友谊，那就是利益一致，彼此知心，感情相通。
他们“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种友谊，虽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也足以说明，只有志同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友谊。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
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事业，为无产阶级的友谊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互相谅解。
这种真诚的友谊，是过去任何阶级所不可比拟的。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长征途中“四老”互相帮助的佳话。
过草地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位老人编在一个连队，董老任党支部书记。
有一次，谢老患了疟疾，脚也打了泡，其他三位老人都细心照顾他。
到了宿营地，林老就给谢老端来了洗脚水。
谢老的粮食吃完了，徐老把自己仅有的二、三斤可吃的东西全部送给了谢老。
后来，当谢老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同志之间越加团结，朋友之间越能深交，我们的队伍就会兴旺。”
这种同志间的革命友谊，真是“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在今天的青年当中，不讲革命友谊和分不清真假友谊的同志还不少。
有的同志仍然受着派性的绊羁，不顾党的原则，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是观点相同，就觉得格外亲密，互相利用，互相包庇，颇有点帮派风气；
有的同志喜欢找老乡，拉圈子，“有话不对组织讲，无话不对老乡言”，老乡关系重于一切，颇有点“哥们义气”；
也有的是嗜性相投，搞到一起，吃喝玩乐，趣味低级，甚至寻机闹事。
人们称他们是“酒肉朋友”。
而这些同志则把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往往看作是友谊。
党的话，群众的话，他们听不进，“兄弟哥们”的话则句句入耳；
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可以不顾，小圈圈的利益则“高于一切”。
很显然，这种所谓的友谊，对革命、对别人、对自己有害无益，与光荣传统格格不入，也有碍于社会公德。

那么，在我们青年同志之间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友谊呢？
革命友谊，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基础之上。
在今天，我们青年人共同的理想，就是让自己的青春在实现四化中放出耀眼的光彩。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同心同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激励，互相指点，就是今天讲友谊的重要内容。
这种友谊，能使我们振奋精神，充满信心，在新长征的进军中贡献聪明才智，能使我们在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中健康成长，共同前进。

我们既不反对为了共同理想，共同目标，比较熟悉的同志之间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我们又提倡，要广泛联系群众，把革命队伍看成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关心周围的每一个同志，搞好同志之间的团结。
对于不明白什么是真正友谊的同志，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这样一句谚语：“无产阶级的友谊能把人炼成钢，资产阶级的友谊能把人化成泥。”

作者：郑祖
栏目：党团生活

空降兵某团三连党支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自觉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
连队逐步造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政治局面。

行使民主权利不能从个人主义出发

粉碎“四人帮”后，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得到了恢复。
但是，有些党员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对行使民主权利还有顾虑，怕打击报复。
发扬民主的时候，有的党员不敢给支部领导提意见。
党支部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从党员个人来说，私心杂念作怪是个重要原因。
连队党支部一面教育大家克服个人主义，勇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一面向大家反复强调，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这样，使党员怀着搞好连队建设的强烈责任感，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党内的民主生活很快活跃了起来。
去年以来，党支部搞了四次整顿，每次发扬民主时，大家对支部领导有意见，都是指名道姓地提出，气氛十分活跃。

党内民主生活活跃起来之后，党支部又发现，有个别的党员对支部领导有意见，借发扬民主的时机泄私愤，搞报复，甚至搞个人攻击。
党支部及时教育大家，懂得开展批评要出以公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是用来攻击别人的工具。
利用批评机会，泄私愤，搞报复，攻击别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现。
从此，大家不论对谁有意见，批评谁，都做到既不讲情面，又与人为善。
支部副书记、连长王振海，春节回家探亲，部队紧急战备，发电报让他迅速赶回来。
由于交通不便，他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返回。
在支部大会上，党员们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使王振海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行使民主权利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有段时间，连队为了抢时间完成训练任务，占用了一些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
支部大会发扬民主的时候，不少同志提了这条意见。
当时支部领导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没有及时采纳，给大家把情况说明了一下。
事后，大部分同志没意见了，而少数同志却说，支部领导听不进群众的意见，不尊重同志们的民主权利。
另一次，学习时间，一班有个同志不参加班里学习，在听收音机。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陈统恩发现后，就制止了他。
事后，党支部专门研究了管理和使用收音机的具体办法。
那个同志很不高兴，说支部领导不让战士学文化，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并就此向上级写了信。
这两件事引起了支部领导的重视。
大家认为：支部领导对于党员提出的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就应及时采纳。
但是，每个提意见的同志，也应该认识到，支部领导要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所提意见。
如果不加分析地事事都按群众意见办，那怎么能实行集中领导呢？
如果每个同志都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吗？
强调实行民主，不能放松批评和纠正错误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误的东西，正是保护了大家正常的民主权利。

大家还进一步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有的同志对什么是党内民主与极端民主化的界限分不清，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
于是党支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学习党内民主生活的知识，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使大家认识到：民主与集中，自由和纪律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集中就没有民主，没有纪律就没有自由。
如果我们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那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格格不入的，是党内民主生活不能允许的。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就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认识提高后，大家自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使党内民主生活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行使民主权利不能犯自由主义

三连党支部深深感到，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党员要正确实行民主权利，还必须反对自由主义。

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全连同志敢想，敢说，敢议论，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思想很活跃。
但是，有的党员犯自由主义，说话不分场合，背后议论领导；
有些不该说的，也随便乱说。
支部领导感到，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影响部队的安定团结。
党支部及时教育大家，发扬民主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不能犯自由主义；
发表议论要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使大家认识到，解放思想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解放思想，敢于说话，但不能瞎说乱说；
畅所欲言，但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说八道。
大家明白了这些道理，说话就比较注意“四个坚持”了，自觉做到：有利团结的话就说，不利团结的话就不说；
有利四化建设的话就说，不利四化建设的话就不说，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了。
如前一段时间连里有的同志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够理解，大家在学习讨论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加深理解，一时弄不清的问题决不胡说乱讲，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郑祖）

作者：周永章/金锋/蔡荣华
栏目：党团生活

过去，这个连队有些团员认为，共青团员这个称号放在心里没位置，掂在手上没份量。
因而有些战士只把入团当作入党的“阶梯”，入团以后，对团的组织生活不感兴趣，有的不参加团日活动，有的甚至不执行团的决议。
团支部通过分析，发现原因之一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共青团被搞得一无纲，二无章，三无团中央，在青年中失去威望。
团十大以后，虽然团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还存在。
以致有的单位不注意发挥团组织的作用，由党组织包揽一切；
有的单位发展团员不求质量，影响了团组织的声誉。
另一个原因是团组织对团员教育不够，少数团员不懂得团的性质和任务。

二连团支部为了教育团员珍惜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组织团员重新学习团的章程，使每个团员明确团的纲领、性质和任务，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得力助手，明确共青团是实现四化的一支英勇突击队。
二是组织团员学习共青团的光荣历史，使每个团员都了解，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为创建共青团而艰苦努力，共青团是培育革命者的摇篮。
三是开展学典型、赶标兵活动，一方面组织学习报纸上刊登的新长征突击手的事迹，另一方面及时宣扬本支部的优秀团员。

经过教育，团员们决心珍惜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加强组织观念，积极履行团员的义务，为四化多作贡献。
团员、副班长龚成宝，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在完成各项任务中积极发挥先锋突击作用，受到大家的好评。
今年，二连的团员们你追我赶，为连队提前七十天完成年度施工任务作出了贡献，百分之七十的团员受到营、连嘉奖。

（周永章、金锋、蔡荣华）

栏目：党团生活党史资料介绍

我们许多党员、团员，对党的历史了解很少。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自的，肆意歪曲、篡改、伪造党的历史，造成了许多混乱。
为了拨乱反正，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本刊从这期起开辟《党史资料介绍》专栏，供大家学习参考。
——编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同志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六月三日起，上海各行业工人为声援学生举行罢工斗争。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使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
五四运动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包括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宣传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团和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
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郭隆贞等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
一九一九年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组织了“互助社”；
一九二○年三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这一时期各地出版的进步刊物有：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一九一八年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七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及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同时，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也大量翻译出版。
一九二○年四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随后，出版了《国家与革命》的部分译文。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一九二○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并与各地取得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同年十一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有关第三国际和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创建情况。
接着，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出现。
湖北成立于一九二○年夏秋之间，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
北京成立于一九二○年秋，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
广东成立于一九二○年底，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
山东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
一九二○年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从事建党活动。
此外，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中有周佛海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等也开展了建立党组织的活动。

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为建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并与国内不断取得联系。
一九二○年七月，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城召开会议，就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展开了讨论。
蔡和森同志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会后，八月十三日和九月十六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同志，介绍欧洲一些国家的建党情况和自己的建党主张，明确提出“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先组织它，“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还写给陈独秀一信，声明“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同志的两封复信中，对他的主张表示完全赞同：“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并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毛泽东同志转告蔡和森等同志，关于建立党的问题，国内陈独秀等正在积极筹备。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出版了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
如上海的《劳动界》；
北京的《工人周刊》、《劳动音》；
广州的《劳动者》等。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还深入工厂，开办工人夜校。
上海成立了机器工会；
北京长辛店成立了工会、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三人。
全国有共产党员五十七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由于他是党的创建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被选举为党的中央局书记。
他在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

参加大会的陈公博、周佛海，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先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
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
刘仁静后成为托派；
包惠僧后脱党；
李汉俊脱党后，一九二七年被军阀杀害。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供稿）

图为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
（这是俄文译本。
俄文本来自共产国际保存的历史档案。）（图片）

作者：王大训
栏目：党团生活工作研究

下部队帮助工作，发现不少连队工作中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
主要表现是：一、以行政领导身份在党内出现。
有的连长、指导员参加党的生活和会议，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党员或委员，而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发号施令，决定问题。
二、分不清行政干部会和支委扩大会的界限，往往以支委扩大会代替行政干部会，有时以行政干部会议决支委会要讨论的事情。
三、事无巨细，支部包办。
许多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可以处理的日常行政事务，如清扫卫生、检查内务、战士探亲等，也提交党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四、用政治教育代替党课教育。
上党课，不是针对广大党员的思想实际来讲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而是把部队一般政治教育的内容搬到党课里讲，没有党课教育的特点。
五、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不分。
有的连队不经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以行政首长的职权宣布给党员党纪处分。

连队里党政不分是很有害的。
它削弱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组织观念，压抑党内民主空气，容易滋长家长作风，不利于领导干部行使职权，干扰分工负责制的贯彻落实，影响干部和党员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连队干部对党的知识和支部工作条例懂得较少，不明白哪是党内的事情，哪是行政的事情。
二是怕负责任。
少数领导怕把事情办错了负责任，遇到问题往上交。
表面看是大家点头大家负责，实际上是责任不明，无人负责。
三是领导机关各部门各自强调自己分管的工作重要，布置工作不考虑连队实际情况，动辄要求连队党支部当作大事，列入议事日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连队党支部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个人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要积极、大胆、主动地去做，凡行政职权内应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提交支委会讨论。
同时，连队领导尤其是党支部正副书记，应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抓好党支部建设的工作能力。

王大训

新华社十一月二十日讯 中国外交部十一月二十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就越南当局最近在中越边境地区一再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的罪恶行径，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清晨，越南军队用大炮和机枪向中国云南省马关县金厂公社进行猛烈射击，毁坏房屋多处，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多人。
接着，越南武装人员成百人侵入中国境内纵深处，肆意杀害中国边民，袭击中国边防哨所，劫走了许多财物。
越南军队的侵略行径给该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照会指出：“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最近，越南当局在不断向中越边境地区增调大量军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加紧反华战争部署的同时，蓄意制造武装挑衅事件越来越多，更加剧了两国边界紧张局势。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九年八月至十月，越南武装人员向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多达三百七十余起，打死打伤中方三十余人。”
照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一再侵犯中国领土，打死打伤中国人员，不断制造边境流血事件的罪恶行径，并严正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和挑衅行动。
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十一月二十日讯 十一月上旬，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对我云南、广西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入侵我领土，打死打伤我边民，抢劫我财物。
据有关部门统计，十一月一日至十日，越南武装人员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挑衅事件达六十八起，其中云南地区四十八起，广西地区二十起。

这些武装挑衅事件中较严重的几起是：十一月四日六时三十分，越南军队用枪炮疯狂袭击我云南省马关县金厂公社，毁坏我居民房屋多处，打死打伤我社员多人。
接着，越南武装人员成百人侵入我境内纵深地区，残杀我社员群众，袭击我边防哨所，劫走了许多财物。
十一月七日，越军又用炮火对我马关县金厂公社小寨生产队进行轰击，炸毁我民房多间。
十一月八日十八时二十分，越军向我马关县金厂公社水头地区发射八二迫击炮弹二十发，炸伤我社员一人。
同日二十一时，又向我上述地区发射八二迫击炮弹十八发，打枪八百余发。

十一月一日和十日，越南武装人员还两次窜入我广西防城县境内，疯狂向我正在劳动的社员开枪射击，打死我社员一人，劫持我边民一人。

栏目：祖国四方

重庆市今年开工建造的一百万平方米住宅，到十月底，已建成三十万零五千多平方米；
预计到年底前后，还将有二十万平方米住宅竣工，可使一万多户职工和居民搬入新居。
目前全市已竣工的住宅中，有二十万平方米是各厂矿企业和基层单位自筹资金建造的。

作者：施长江
栏目：祖国四方

栏目：祖国四方

激光光导纤维通信 北京市电信网中新增设的一条三点二公里长的激光光导纤维通信试验线，已在最近开始通话。
电话话音清晰，效果良好。

激光光导纤维通信比当前常用的电缆、微波、载波通信容量大得多。
现在常用的电缆电话，一对铜线只能通一路电话，光导纤维通信线路，可以在一对光导纤维中同时通一百二十路电话，而且抗干扰能力强，便于保密，所需原材料很少。

我国第一台精密分光测色仪器 天津市纺织工业研究所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精密分光测色仪器。
这台JFY—103型光谱测色计，测光精度等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国外同类仪器的水平。

这种仪器主要用于测试各种纺织工业产品的色度是否均匀。
同时也可以用于测定染料、油漆、油墨、陶瓷、水泥、玻璃、塑料、纸张、胶片和部分食品等工业产品的色度。

集成化黑白电视机全套电路 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集成化黑白电视机全套电路，已经在甘肃国营永红器材厂试制成功。
用这套电路组装的黑白电视机，具有性能稳定，结构简单，组装、维修方便和质量可靠、省电等特点。
接收电视节目，图象清晰，画面稳定，声音洪亮。

微型电子计算机 上海市新近研制成功了一种微型电子计算机，并开始小批量生产。
上海生产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具有体积小、使用范围广和造价低的特点，它的体积长、宽均为四十厘米、高二十厘米，相当于普通收音机的一半大小，造价只有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十分之一。
除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外，还可在通讯、医疗、供电网络和仓库管理等方面使用。

栏目：祖国四方

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草原上，我国第一座太阳能电围栏建成并使用，围建草库伦面积达六千三百亩。

太阳能电围栏，是用水泥桩和铁丝围建起来的。
它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再经变压变成高压电，输送到电围栏上，防止牲畜接触，保护基本草牧场的新型围栏方法。
正镶白旗的这座太阳能电围栏，是锡林郭勒风能利用研究所和内蒙古电子研究所在四机部六所、上海新华灯具厂等单位协助下，于今年夏季研制建成的。
近半年的使用证明，这种电围栏方法围建草牧场具有成本低，寿命长，节省电能，控制距离长，人畜安全，使用保养简便等优点。

栏目：祖国四方

中共青海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尊重生产队在安排作物种植上的自主权。
今年全省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由去年的九十一万亩扩大到一百多万亩，油料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千万斤以上，仅这一项可使油料产区的社员增加四百多万元的收入。
（本栏均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中共安徽省委从人民生活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生活服务行业，同时也有力地加快了全省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
到十月初，全省已安置待业青年十七万五千人。

栏目：祖国四方

山东招远县小李家大队农科队今年在一亩一分四厘花生实验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四十六斤的高产纪录。
最近有关部门进行了验收，认为这是目前全国的高产纪录。

作者：樊如钧
栏目：祖国四方

新华社十一月二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和技术部长福尔克尔·豪夫和夫人一行。

邓小平副总理在谈话中对中国和西德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他说双方合作的领域是很宽广的，并希望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加强。

豪夫部长说，近来两国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华国锋总理对西德的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发展的高潮。
他指出，西德和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是很好的。
他强调说，我们的合作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也决不允许第三国来指挥我们。

宾主还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友好的商谈。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等会见时在座。

西德驻中国大使魏克德也参加了会见。

据新华社十一月二十日讯 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战士协会代表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军人协会副会长孙毅，以及北京部队、国防部外事局等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宴会，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等欢聚一堂，畅叙中、南两党、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深厚友谊。
朱云谦副主任和图尔奈尔团长在祝酒时，祝愿中、南两国军队，特别是老战士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断加强。

据新华社蒙特利尔十一月十八日电 为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四十周年，一个名为“白求恩：他的时代和他的遗产”的讨论会十六日到十八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基尔大学举行。

这个讨论会是由设在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基金会发起的。
在出席讨论会的三百人中有许多人是白求恩大夫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同事、朋友和同时代的人，其中有医药卫生工作者、艺术家、诗人、电影制作者、历史学家、政府代表、新闻记者等各方面人士以及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的成员。

马海德医生和他的夫人苏菲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吕宛茹应白求恩基金会的邀请专程来加拿大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马海德医生在十七日下午的讨论会上谈到了他同白求恩大夫一起在延安时期的情景和白求恩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以及中国人民对白求恩大夫的敬仰与深情。

栏目：简明新闻

大马士革盛会庆祝体育和艺术宫落成开幕

大马士革消息：大马士革体育和艺术宫十一月十八日晚举行了七千人的盛大集会，庆祝这座综合性体育馆的落成开幕。

哈拉比总理接见了因参加建设这座建筑物而受勋的八个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银行曼彻斯特支行开幕

伦敦消息：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曼彻斯特论坛大厦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国银行曼彻斯特支行开幕。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王伟才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曼彻斯特支行是在中英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成立的，它将为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往来作出贡献。

黎巴嫩南部地区局势又趋紧张

贝鲁特消息：据此间报纸报道，黎巴嫩南部在过去几周相对平静之后，最近发生炮击，局势又趋紧张。
报道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由原黎巴嫩军队少校萨阿德·哈达德指挥的基督教民兵炮击南部边境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庄，造成重大损失。

赞比亚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卢萨卡消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十一月二十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赞比亚动员后备部队和取消现役军人休假，以应付全面战争状态。

罗得西亚军队两天来入侵赞比亚，连续炸毁一些桥梁，杀害了赞比亚军警。
赞比亚军队对罗得西亚军队的袭击进行了还击，打死敌人二十一人。

伊朗又释放十名美国人质

据波斯通讯社报道，又有十名美国妇女和黑人人质十九日从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释放，并于当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德黑兰。
这批被释放的人质包括六名黑人和四名妇女。

希腊制造的第一艘导弹快艇下水

据雅典的消息报道，希腊制造的第一艘导弹快艇最近在斯卡拉芒加斯造船厂下水。
这是正在希腊制造的六艘现代化的导弹快艇中的第一艘。
在下水典礼上，国防部长阿维罗夫—托西扎说，希腊造船厂制造出导弹快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这有助于加强国防，使军队有能力对付任何外来侵略。
（均据新华社）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

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
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
越南是接受中国援助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方面最广的国家。
但是，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支援是相互的。
因而，我们不愿多讲自己的支援。

越南外交部最近发表的所谓《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白皮书，却完全颠倒和篡改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争取统一祖国斗争的历史。
它硬说：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阻拦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六十年代初期“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在六十年代中期“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开放绿灯”，在七十年代“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
它还说什么中国先同法帝国主义，后又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勾结，企图钳制和削弱越南革命，使越南屈服”。
白皮书据此诽谤中国在抗法和抗美斗争期间曾两次“背叛越南”。

面对河内的毁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越关系的历史，戳穿河内的谎言，以正视听。

是“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还是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三十年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
他们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胡志明主席语）。
当时中国尽管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和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中，还是毅然肩负起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

一九五○年，中国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方面取得边界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又帮助越南军民组织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
这次战役中使用或消耗的全部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粮食、医药等等，都是中国提供的。
由于以胡忠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党中央的领导、越南军民的努力以及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援，奠边府战役终于以震动世界的伟大胜利结束。
现在，越南当局在白皮书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支援对这次战役所起的作用，不讲这次战役是怎样下的决心，怎样打赢的，正表明他们心虚理亏。

军事上一定的胜利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解决的结果。
奠边府的胜利为通过谈判暂时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条件，导致了越南北方的解放。
一九五四年五月到七月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相互配合，团结斗争，终于促使与会各方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签订了会议最后宣言和有关印支三国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关于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越南人民有没有可能解放全国的问题，一般常识也可以做出判断。
范文同总理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曾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
这种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党和领导人曾多次高度评价会议的成果以及越、中两国在这次会议上的密切合作。
胡志明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
一九六○年，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越南劳动党中央还曾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可是，越南外交部白皮书却说，当时“越南军民有可能解放全国”；
中国领导人“同法帝国主义勾结，并共同就一项有利于中国和法国，不利于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
中国的目的是“限制越南的胜利，分裂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妄图削弱、并吞这三个国家，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跳板”；
“在受到中国强迫的情况了，越南接受了解决方案”。
这些说法粗暴地践踏了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对日内瓦会议的评价，胡乱地篡改了日内瓦会议的历史。
越南当局为了反华的需要，竟然对这段国际共知的历史随心所欲地加以虚构，足见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可悲的地步！

是“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还是大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

一九五四年越南恢复和平之后，中国不仅为越南北方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且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大力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包括从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开展起来的武装斗争。
一九六○年十二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承认。
半年后，范文同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且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二年夏，胡志明主席和阮志清同志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越南南方人民各种枪支九万支。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等。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援助的数量不断增加。
中国对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斗争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无偿的。
在越南南方人民遭到美国海空封锁，粮食供应困难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海员冒着被轰炸的危险把船开到越南南方附近海面，把中国人民用多层塑料袋严密包装的大米，顺潮漂放，支援越南南方人民。
一些中国海员还为此流血牺牲。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白皮书却说中国“施加压力强迫”越南“听任美国—吴庭艳肆意镇压越南南方人民”，“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要越南北方“让南方人民孤立战斗”。
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诽谤吗？

是“为美国侵略越南开放绿灯”，还是应邀派出支援部队援越抗美？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说：“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之后，就悍然在越南进行了一场军事冒险。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导人感到放心。”
越南当局今年年初发表的《关于越中关系的材料》还说：“当时中国许多领导人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将不在中国边境之外打仗’。
这些声明实际上起了暗中鼓励美帝国主义继续侵略越南的作用。”
历史的真相岂容歪曲。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美国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沿海几个地方。
当天，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就立即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
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
美国既然这样作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
这就是说，美国既然轰炸越南北方，中国就取得了支援越南的“行动权利”。
五天之内，中国全国有两千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

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美国在向越南南方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又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
在战争升级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总理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
我们还准备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黎笋率领越南代表团到北京时向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他说：“我们想要一些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都在内”。
根据越方上述要求，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三十二万余人，最高年份达十七万余人。
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
在完成国际主义任务后，中国支援部队已在一九七○年七月全部撤回中国。
在越南土地上至今还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烈士的遗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黎笋当面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赞扬了中国援越部队的功绩。
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接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
“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中国援越抗美的立场，举世皆知。
派支援部队赴越，也并非秘密。
越南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企图篡改历史，只能显示他们低能和愚蠢。

是“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还是全力支持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越南外交部的白发书造谣说，一九六八年，中国领导人威胁要削减甚至撤销援助并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借此“鼓励美国加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以“削弱越南”。
白皮书还说什么一九七三年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停止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他们费尽心机地阻挠越南人民为打败美国—阮文绍集团破坏巴黎协定、为完全解放南方并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等等。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就拿越南当局大做文章的一九六八年来说，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胡志明主席就越南战局交换意见时，建议越南组织大兵团在南方打歼灭战，争取抗美战争的胜利。
胡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并向越南国内转达了这个意见。
中国政府这一年签订并执行了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十个协议。
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这四年间，中国政府共签订并执行了三十多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
所谓中国“威胁要撤销援助”，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大大“削减了援越金额”，这不是纯属捏造吗？

正是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胡志明主席长期在中国治病，中国政府抽调了最好的医生为胡主席进行精心治疗。
也是在这期间，越南当局为了使军事斗争同越美谈判密切配合，经常要把在越南南方指挥作战的负责人迅速召回河内，或从河内派出负责人到南方，共商对策。
应越方要求，中国在一年间多次派出专机往返接送途经中国的越方负责人，其中包括范雄、黎德寿、武志公、阮文灵等。
越南副总理黎清毅一九六八年来中国商谈援越事宜，也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
这些事实难道说明中国要“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吗？

一九七三年一月巴黎协定签订以后，越南领导人来华访问或路经中国时，都同我国领导人就巴黎协定签订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即使美军撤出越南南方，阮文绍还有几十万军队，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武装斗争，中国将继续向越南提供援助。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即使在巴黎协定签订以后，战争规模已经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以数十亿元的巨额援助交付越南。
中国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推翻阮文绍政权，实现越南祖国统一的事实，决不是越南当局的谎言所能抹煞得了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流汗流血，不惜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以行动实践了自己援助越南的诺言。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了援越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多年来，越南领导人对中国的援助讲过不知多少次感谢的话。
在越南全国解放的一九七五年，黎笋说：“显而易见，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
这是历史的逻辑。”
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黎笋在北京还对华国锋主席说：“今天，我向华国锋同志保证，我们越南始终把中国看作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始终同你们站在一起，而决不能有其他的做法。
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反对中国，只有我们一家，我们也反对他们那样做。”
言犹在耳，越南领导人今天却翻脸不认帐，把自己过去讲过的话一概推倒，把当年胡志明主席所说“恩深、义重、情长”以及“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不共戴天”的“世世代代的敌人”。
这充分表明，背叛中越友谊、背叛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背叛马列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