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会见法胡姆主席
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会见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
“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是休戚与共的。
要解决中东问题，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华国锋主席重申：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崇高目标；
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全面地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
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始终不渝的。
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法胡姆主席转达了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对华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感谢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华国锋主席请法胡姆主席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对阿拉法特等领导人，巴勒斯坦广大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和敬意。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塔依布·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哈茂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等。

安徽省超额完成年油脂交售任务
去年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夺得油料大丰收的安徽省，今年又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的油脂交售任务。
截至11月12日全省收购的油脂已达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万斤，比国家下达的一亿四千五百万斤的全年交售计划多收了一千二百万斤，创造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与去年同期相比，多入库油脂七千万斤。
今年，安徽各地改变了过去“重粮轻油”的种植习惯，因地制宜，粮油并举，全省油菜、花生、芝麻三种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七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据新华社）

尊重和关怀民办教师
龙江公社党委认真为民办教师解决迫切问题
本报讯据《南方日报》通讯员何锐雄，记者游雁凌、苏若冰报道：
广东省顺德县龙江公社党委尊重、关心民办教师。
这里五百三十名教师中，民办教师占了三百八十六名。
公社党委认识到，民办教师的工作好坏，是直接影响到子孙后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因此一定要从多方面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
近年来，公社党委一班人下基层，都要抽空到学校看看，找教师谈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龙江公社党委对民办教师注意量才使用。
目前，全社有四所小学是由民办教师担任校长的；
公社重点小学龙江镇小学的教导主任和附设初中的数学、理化、英语科组长也是民办教师。
同时，党委还注意从民办教师中发展党员。
公社小教党支部现有党员四十五名，其中民办教师占了二十八名。
有些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老问题，龙江公社党委近年也为民办教师解决了。
一次，党委书记黄汉伟来到边远的新隆大队小学，了解到民办教师没有鱼、肉等副食供应证，在学校饭堂开不了饭，影响工作。
他立即根据教育组的意见，由党委讨论决定，给需在饭堂开饭的民办教师，按非农业人口待遇发给各种供应票证。
这个公社有部分民办教师，不是在本大队而是到外大队任教，曾出现过有的生产队要他们每月交“副业款”，降低了他们的收入。
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发现后，立即对这些队干部做工作，说明当教师是“正业”，而不是“副业”；
不论就工作性质或经济收入来说，拿民办教师跟副业人员比都是不合理的。
现在，全公社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干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现在，我们不少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不做群众工作，或者不善于做群众工作。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为了妥善解决当前存在于群众中的各种问题，为了率领群众搞好四化建设，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来一个大转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做群众工作，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两种做法，两种结果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给我们遗留下了大量的问题、困难和麻烦，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使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
同时，极左思潮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右的思潮也有所表现，这些，都干扰着四化建设。
面对这种情况，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做法很不相同，大体说来是两种。
一种是，领导干部亲自出面或派出得力干部，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根据具体情况，合情合理地解决群众提出的实际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不但解决了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且教育了群众，并使一些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促进了安定团结。
但是，不少地方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
好些同志既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又不对群众讲清道理，而是寄希望于发指示、下通令，或者把群众拒之于门外，或者把矛盾上交。
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引起更大的矛盾。
前一种做法，就是依靠群众工作，后一种做法，是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
两种不同做法，结果很不一样。
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重视做群众工作。
只有接近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加以分析，解决那些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对不适当的或错误的东西，则理直气壮地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建设。
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功
我们提倡各级干部做群众工作，不仅是为了解决好当前的一些具体问题。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重视不重视群众工作，做不做群众工作，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共产党人重视群众工作，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是由我们的世界观决定的。
我们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只能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的结果，而决不能由什么人恩赐或包办。
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的向导的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率领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也可以说，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
自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天天做群众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大批党员和干部学就了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党内涌现出了很多深受群众爱戴的领袖；
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总结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群众路线。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
干部和军队每到一地，就自觉地主动地访贫问苦，扫院打水，宣传鼓动，做群众工作，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打开工作的局面。
正象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所说的那样，“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做群众工作，实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做不做群众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仅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简直是能不能立足、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
做群众工作，成了我们党的干部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削弱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几乎丢光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两条。
一个是官僚主义。
有的人习惯于坐办公室，而且，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这种情况也越来越突出。
他们整天埋在文件堆里，泡在会议中，很少接触群众，也不了解群众，感情上与群众日益疏远。
自己下去少，群众找上门来，又不理不睬，或是派下属干部去对付。
有时虽到下面走走，但又兴师动众，戒备森严，接触的只是几个干部和经过他们挑选的“群众”。
到了下面，也不能迈开自己的双脚，真正深入一下群众，做一点群众工作。
忘掉了群众路线，不做群众工作，靠行政手段办事，这是有些地方工作搞不好、局面打不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极少数人，养尊处优，深居简出，忙的是个人的事情，对群众的疾苦和痛痒，当然也就“无暇”过问了。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群众抓住他们的把柄，他们就无以作答，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这样，讲话也就没有什么权威性了，对群众提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错误的东西，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批评教育。
另一个是极左路线。
林彪、“四人帮”一方面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从根本上否定做群众工作的必要性。
谁要是坚持做群众工作，就被诬蔑为贵族老爷，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执行了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广大群众搞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在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下，强迫命令取代了说服教育，专政办法取代了党的群众路线。
遇到问题，或者是任务来了，不是同群众商量，通过耐心的群众工作，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是搞什么“大批判开路”，抓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大批”来压群众“大干”，动不动就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搞批斗。
我们有一部分干部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环境中提拔起来的。
他们没有经受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也没有做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林彪、“四人帮”对待群众的一套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很深。
这些干部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群众观点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过去用惯了的老办法不能用了，便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工作。
有的人发出这样的怨言：
“过去讲话不离纲，开会不离斗，现在没有纲和线了，工作怎么干？”
对这些同志来说，学会做群众工作，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恢复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学会做群众工作，当然要解决具体方法问题，但根本的还是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
四个现代化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成功。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争取了亿万群众，建立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在新的长征中，这个争取群众的任务丝毫也不比民主革命时期减轻。
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大问题。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
但是，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要真正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成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需要我们各级干部做大量的艰苦的群众工作。
如果考虑到极左路线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当前，我们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1个硬仗。
打好这一仗，归根结蒂，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无论是经济的调整，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还是物价和工资的问题，都会在群众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都不能简单从事，都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
因此，在四化建设过程中，党的群众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当不断加强。
我们的干部还是要象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天天讲群众路线，天天做群众工作。
在历史新时期，做群众工作仍然是我们各级干部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功。
那种认为加强法制与纪律，就可以放松群众工作的想法，是错误的。
解决带群众性的问题，要靠对大多数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即使对于极少数的害群之马，也要着眼于做工作，争取他们改邪归正，而不能单纯采取压的办法。
至于对于犯罪分子，当然要严肃处理、依法制裁，但也要着眼于教育大多数；
大多数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少数害群之马和犯罪分子也就孤立起来了，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容易了。
实践证明，如果不做群众工作，单纯依靠法纪和行政命令，则法纪和各项规章制度还是不能很好贯彻执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还是维持不好的。
强制性的法律、行政措施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也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那种认为运用经济手段，就不必做群众工作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现在，许多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四个现代化，解决经济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在经济工作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做好群众工作。
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做群众工作，单纯地依靠经济手段，不但经济手段很难运用得好，还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弄得人们意见纷纷。
经济手段与群众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的。
群众工作的内容极为广泛。
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
针对群众的思想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遇事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等等，都是我们所说的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群众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方法灵活多样。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又有所发展。
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不但要恢复过去做群众工作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还应当采取更多的形式，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和团体，更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把群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做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可以列举很多条，但最基本的无非是两条，一是走出去，一是请进来。
走出去，就是领导者亲自走到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解决问题；
请进来，就是有目的地邀请一些群众或他们的代表人物，到领导机关开会座谈，甚至到自己家中作客谈心。
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宣传手段对群众讲话，做群众工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这也是一种不可小看的群众工作。
为了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多接触群众，多做群众工作，就要下决心破掉一些东西。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3页）进城以后，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层次越来越重叠，制度越来越烦琐，警卫越来越森严，结果是，我们的领导同群众越来越疏远。
对这种状况，我们的一些人却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现在，人民群众要见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真是难得很！
这种状况，是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要坚决打破那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条条框框，认真革除一系列把领导者与群众隔开的制度和措施，使我们的领导干部从高楼深院中解放出来，从成灾的会议和文件中解放出来，从死板的制度和措施中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甘肃省领导同志就产品积压还在盲目生产提出：
象讨论真理标准那样讨论生产目的
据新华社兰州11月20日电中共甘肃省委和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干部最近向甘肃经济部门的同志提出，要象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那样，广泛深入地开展生产目的性的讨论。
他们说，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调整就不可能搞好。
他们是在研究本省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在分析某些工业产品大量积压的问题时提出上述意见的。
最近一个时期，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宋平和省委、省革委其他一些领导同志连续听取了省工交财贸部门的工作汇报，同大家一起分析全省当前的经济工作和市场形势。
当省商业局负责同志谈到商业部门已积压本省生产的布胶鞋二百多万双，而工厂仍然继续大量生产时，引起了几位领导同志的重视。
他们问：
“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
回答说是因为布胶鞋式样陈旧，没有销路。
“既然产品不受欢迎，为什么还照老样子生产？”
回答说，工厂为了完成计划指标，仍然继续生产。
商业部门虽然把市场情况和顾客喜爱的新式样向工厂作了介绍，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宋平同志听到这里，对在场的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说：
我们有些产品积压，根本问题就在于生产的目的性不明确。
我们有些工厂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如兰州炼油厂、兰州钢厂等，不光注意完成产值、产量计划，而且想方设法调整、增加产品的品种、规格，提高产品质量，满足用户的需要。
还有一些小厂，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打开了产品销路。
但是，就全省大多数企业和各个经济部门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多少年来，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生产不问市场变化，不管消费者的需要，完成指标就是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结果有的产品产销脱节，浪费了人力、物力，最终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宋平同志说：
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违背了这个规律，经济不但活不起来，还会垮下去。
我们讲调整，解决生产的目的性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调整才能搞好。
解决生产的目的性问题，是经济工作中面临的一场改革，而改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所有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做促进派，不要当绊脚石。
省委和省革委的领导同志分析了当前甘肃省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中的问题后说，现在必须在全省经济部门开展一场生产目的性的讨论，把生产的根本目的搞清楚，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经济领域里的继续和深入。
对于这个问题，工业部门要讨论，商业、财政、银行等各个经济部门都要讨论，要联系实际，不能空谈一番了事，要通过讨论，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
——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
新华社评论员本报评论员
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
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
越南是接受中国援助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方面最广的国家。
但是，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支援是相互的。
因而，我们不愿多讲自己的支援。
越南外交部最近发表的所谓《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白皮书，却完全颠倒和篡改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争取统一祖国斗争的历史。
它硬说：
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阻拦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六十年代初期“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在六十年代中期“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开放绿灯”，在七十年代“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
它还说什么中国先同法帝国主义，后又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勾结，企图钳制和削弱越南革命，使越南屈服”。
白皮书据此诽谤中国在抗法和抗美斗争期间曾两次“背叛越南”。
面对河内的毁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越关系的历史，戳穿河内的谎言，以正视听。
是“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还是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三十年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
他们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胡志明主席语）。
当时中国尽管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和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中，还是毅然肩负起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
1950年，中国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方面取得边界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1953年12月到1954年05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又帮助越南军民组织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
这次战役中使用或消耗的全部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粮食、医药等等，都是中国提供的。
由于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党中央的领导、越南军民的努力以及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援，奠边府战役终于以震动世界的伟大胜利结束。
现在，越南当局在白皮书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支援对这次战役所起的作用，不讲这次战役是怎样下的决心，怎样打赢的，正表明他们心虚理亏。
军事上一定的胜利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解决的结果。
奠边府的胜利为通过谈判暂时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条件，导致了越南北方的解放。
1954年05月到07月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相互配合，团结斗争，终于促使与会各方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签订了会议最后宣言和有关印支三国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关于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越南人民有没有可能解放全国的问题，一般常识也可以做出判断。
范文同总理在1965年10月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曾说：
“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
这种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党和领导人曾多次高度评价会议的成果以及越、中两国在这次会议上的密切合作。
胡志明主席在1954年07月发表文告说：
“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
1960年，越南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越南劳动党中央还曾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可是，越南外交部白皮书却说，当时“越南军民有可能解放全国”；
中国领导人“同法帝国主义勾结，并共同就一项有利于中国和法国，不利于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
中国的目的是“限制越南的胜利，分裂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妄图削弱、并吞这三个国家，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跳板”；
“在受到中国强迫的情况下，越南接受了解决方案”。
这些说法粗暴地践踏了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对日内瓦会议的评价，胡乱地篡改了日内瓦会议的历史。
越南当局为了反华的需要，竟然对这段国际共知的历史随心所欲地加以虚构，足见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可悲的地步！
是“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还是大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
1954年越南恢复和平之后，中国不仅为越南北方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且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大力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包括从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开展起来的武装斗争。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承认。
半年后，范文同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且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1962年夏，胡志明主席和阮志清同志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越南南方人民各种枪支九万支。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等。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援助的数量不断增加。
中国对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斗争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无偿的。
在越南南方人民遭到美国海空封锁，粮食供应困难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海员冒着被轰炸的危险把船开到越南南方附近海面，把中国人民用多层塑料袋严密包装的大米，顺潮漂放，支援越南南方人民。
一些中国海员还为此流血牺牲。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白皮书却说中国“施加压力强迫”越南“听任美国—吴庭艳肆意镇压越南南方人民”，“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要越南北方“让南方人民孤立战斗”。
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诽谤吗？
是“为美国侵略越南开放绿灯”，还是应邀派出支援部队援越抗美？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说：
“美帝国主义在1964年08月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之后，就悍然在越南进行了一场军事冒险。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导人感到放心。”
越南当局今年年初发表的《关于越中关系的材料》还说：
“当时中国许多领导人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将不在中国边境之外打仗’。
这些声明实际上起了暗中鼓励美帝国主义继续侵略越南的作用。”
历史的真相岂容歪曲。
1964年08月05日，美国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沿海几个地方。
当天，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就立即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
第2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
“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
美国既然这样作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
这就是说，美国既然轰炸越南北方，中国就取得了支援越南的“行动权利”。
五天之内，中国全国有两千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
1965年02月初美国在向越南南方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又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
在战争升级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总理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
我们还准备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
1965年04月初，黎笋率领越南代表团到北京时向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他说：
“我们想要一些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都在内”。
根据越方上述要求，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
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0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三十二万余人，最高年份达十七万余人。
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
在完成国际主义任务后，中国支援部队已在1970年07月全部撤回中国。
在越南土地上至今还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烈士的遗骨。
1966年04月13日，黎笋当面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赞扬了中国援越部队的功绩。
他说：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接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
“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中国援越抗美的立场，举世皆知。
派支援部队赴越，也并非秘密。
越南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企图篡改历史，只能显示他们低能和愚蠢。
是“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还是全力支持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造谣说，1968年，中国领导人威胁要削减甚至撤销援助并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借此“鼓励美国加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以“削弱越南”。
白皮书还说什么1973年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停止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他们费尽心机地阻挠越南人民为打败美国—阮文绍集团破坏巴黎协定、为完全解放南方并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等等。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就拿越南当局大做文章的1968年来说，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胡志明主席就越南战局交换意见时，建议越南组织大兵团在南方打歼灭战，争取抗美战争的胜利。
胡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并向越南国内转达了这个意见。
中国政府这一年签订并执行了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十个协议。
从1969年至1972年这四年间，中国政府共签订并执行了三十多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
所谓中国“威胁要撤销援助”，1969年和1970年大大“削减了援越金额”，这不是纯属捏造吗？
正是在1967年至1968年，胡志明主席长期在中国治病，中国政府抽调了最好的医生为胡主席进行精心治疗。
也是在这期间，越南当局为了使军事斗争同越美谈判密切配合，经常要把在越南南方指挥作战的负责人迅速召回河内，或从河内派出负责人到南方，共商对策。
应越方要求，中国在一年间多次派出专机往返接送途经中国的越方负责人，其中包括范雄、黎德寿、武志公、阮文灵等。
越南副总理黎清毅1968年来中国商谈援越事宜，也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
这些事实难道说明中国要“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吗？
1973年01月巴黎协定签订以后，越南领导人来华访问或路经中国时，都同我国领导人就巴黎协定签订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即使美军撤出越南南方，阮文绍还有几十万军队，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武装斗争，中国将继续向越南提供援助。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即使在巴黎协定签订以后，战争规模已经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以数十亿元的巨额援助交付越南。
中国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推翻阮文绍政权，实现越南祖国统一的事实，决不是越南当局的谎言所能抹煞得了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流汗流血，不惜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以行动实践了自己援助越南的诺言。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了援越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多年来，越南领导人对中国的援助讲过不知多少次感谢的话。
在越南全国解放的1975年，黎笋说：
“显而易见，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
这是历史的逻辑。”
直到1977年11月22日，黎笋在北京还对华国锋主席说：
“今天，我向华国锋同志保证，我们越南始终把中国看作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始终同你们站在一起，而决不能有其他的做法。
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反对中国，只有我们一家，我们也反对他们那样做。”
言犹在耳，越南领导人今天却翻脸不认帐，把自己过去讲过的话一概推倒，把当年胡志明主席所说“恩深、义重、情长”以及“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不共戴天”的“世世代代的敌人”。
这充分表明，背叛中越友谊、背叛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背叛马列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当局。

武钢的废煤气通过管道送往湖北省青山热电厂，供电厂发电。
新华社记者花皑摄

常州综合利用热能发电成效大
本报讯常州市组织全市一百多个单位协作，自制小型发电设备，综合利用热能发电，收到了显著效果。
常州市东风印染厂综合利用热能发电较早。
过去，这个厂锅炉发出的蒸汽，一半以上的热能都浪费了。
后来，厂里安装了两台七百五十千瓦的发电机组，先用锅炉蒸汽发电，用后的蒸汽仍可以满足车间生产，一年节约的电费，可收回装置发电设备的全部投资。
现在，这个厂又安装了两台发电机组，加上原有的两台，装机容量达三千千瓦，如果满发运行用电，可自足有余。
常州市推广了东风印染厂的经验，先后在纺织、机械、化工、建材等行业安装了十三台套余热发电机组。
几年来，累计发电九千七百七十万度，为常州市创造工业产值五亿余元、财政积累一亿余元，节约电费支出三百余万元，基本上回收了国家的全部投资。
目前，常州市还正在安装六台发电机组计八千千瓦。

抓好节约用电
冬季用电高峰已经到来，一些地区已经或正在出现电力供需之间不平衡的问题。
电力负荷急剧上涨，尤其是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的工厂企业，年末生产任务较重，电力负荷大翘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电力部门能不能多发一点电呢？
根据目前电力的生产情况，显然不可能有很大增加，唯一的出路是节约用电。
“节电有没有潜力？”
据有关部门对几个行业用电的分析：
上半年原煤每吨综合单耗用电，比去年同期增加二点三八度；
原油每吨综合单耗用电增加八点八度；
钢产量与去年基本相同，但却多用电十五亿六千多万度。
东北地区对二百四十六项主要产品进行考核，有一百三十一项用电单耗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这说明节电的潜力很大。
当然，单耗的增加，有一部分是因为调整行业间的比例、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等原因造成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对节电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抓得不紧造成的。
“完成生产任务要紧，抓节约用电顾不上。”
这种认识在许多同志中比较普遍。
他们只顾生产，不考虑节电，电少了就喊，限了电就告。
这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节约用电与促进生产的辩证关系。
如果不注意节电，不仅浪费了国家有限的电力，而且生产任务也难以很好完成。
我们必须坚持生产与节约并重，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节约，做到高产、优质、低消耗。
有一些大用户，存在着“重点必保”的思想，不注意抓节约用电。
“重点必保”，是必要的，但不能保这些企业的浪费电力。
大用户用电量大，是节电工作的重点。
抓好了大户，就可以使一些中小企业免受拉闸限电之苦。
还有些中小用户，自认为“用电少，浪费点没啥”，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
中小用户，千家万户，积少成多，作用不可低估。
节电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
工厂企业都要在节电方面下功夫，使自己用电有计划，消耗有定额，考核有指标，管理有制度，节约有措施，千方百计把用电消耗降下来。
今年只剩下最后一个多月了，为了使有限的电力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电力部门要积极当好用电参谋，及时掌握供用电情况，定期进行用电分析。
要坚持做到“确保重点，择优供电”，正确处理好供与需，重点与一般，工业与农业，轻纺工业与重工业，以及生产用电与生活用电的关系。
当保的要保，当舍的下狠心舍。
当前应该优先保证农业和轻纺工业的用电。
电力部门对行之有效的“谁超限谁，超用扣回”的做法，要坚持下去，并且尽快改革生活用电方面的包费包灯制度。
总之我们要实行一些有奖有罚、讲求实效、杜绝浪费的办法，促进节电工作的深入开展。

拜专家为师按规律办事把农业搞好
广东省委邀请部分农业专家、教授座谈，充分发扬科学民主，商讨如何加快本省农业发展和全面建设问题
据新华社广州11月18日电中共广东省委最近邀请一部分农业专家、教授座谈，商讨如何加快广东省农业发展和全面建设的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有三十多名著名的专家和教授。
省委第1书记习仲勋、第2书记杨尚昆和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会议充分发扬了科学民主，到会的专家、教授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广东省农业生产和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许多专家、教授指出，广东省很多地方过去在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上有片面性，只强调粮食生产，忽视林、牧、渔业的发展。
有的专家指出，过去在发展养猪业中，一些地方不考虑饲料短缺等实际情况，盲目追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高指标，结果，大量的生猪吃不饱，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生长很慢，出肉率低，甚至饿病致死。
有些地区由于不重视林业和水果的生产，使大片的山林和果树遭受破坏，影响了生态平衡，也造成了严重恶果。
大家认为，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不能忽视和损害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有些专家建议，今后要重视发展畜牧业生产。
除继续发展养猪业外，还要大力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牲畜。
同时要加速人工造林，多种果树和其他经济作物，积极发展淡水养殖和海洋捕捞业，逐步改变广东省的农业结构和食物结构。
在谈到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改变农业结构的问题时，专家、教授们一致认为，首先要摸清广东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然后按照各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做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
许多专家都要求省委把农业自然资源（包括土壤）的调查和农业区域规划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在座谈中，一些专家、教授还就如何培养农业人材，建立合理的农业科研体制等问题，提出意见。
他们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头，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
现在许多科研单位都感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因此建议广东省有关的农业院校，要创造条件，加速培养人材。
并继续做好培训县一级农业领导干部的工作，以提高他们管理现代化农业的能力。
有些专家认为，目前广东省的农业科研体制是“一散二乱”，科研项目重复多，人、财、物力浪费大，要求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合理布局，学科配套，分工协作的农业科研体制。
省委第1书记习仲勋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他说，历史经验证明，农业的发展是和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息息相关的，什么时候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受到重视，按照科学规律指导生产，农业生产就发展；
什么时候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被破坏，离开科学规律去瞎指挥，农业生产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因此，我们必须全党重视抓农业科研工作，把它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习仲勋同志还说，当前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猛攻畜牧业、养殖业等薄弱环节，逐步改变农业结构，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习仲勋同志还谈到，要认真抓好农业教育的工作。
在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使这些老专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习仲勋同志还特别谈到要加强党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虚心向专家学习，拜专家为师，学会按农业客观规律领导农业生产的本领。

新疆松塔克公社无花果丰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16日电帕米尔高原脚下的无花果之乡新疆阿图什县松塔克公社，今年无花果喜获丰收。
无花果是我国的珍贵水果之一，色泽鲜艳，味美质优。
无花果种植时不用籽种，而是枝植，任意折一小枝，插入土中即可成活。
结果时不开花，每年结果三茬。
据南疆产地一些维吾尔族民间医生介绍，无花果是一种滋补品，能起祛风湿、健脾胃、助消化的良好作用。

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答本报记者问
谈旅游收费与价格问题
11月0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对市场物价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检查。
本报记者就我国当前对外国旅游者收费与价格问题，访问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
下面是谈话的摘要：
问：
制定合理的旅游收费标准和价格政策，与发展旅游事业有些什么关系？
答：
涉外价格定得是否适当，对发展旅游事业关系极大。
我国开展这一新兴事业，是为了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同时在经济上也要有收益，以便为实现“四化”做出贡献。
旅游价格如果偏低，企业就会亏损，不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旅游业必将停滞；
旅游价格如果偏高，外国旅游者就会裹足不前，对发展旅游事业极为不利。
问：
我国当前旅游收费和价格的情况怎样？
答：
我国旅游事业真正发展起来还是近两年的事情。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各方的支持，1978年共接待了自费外国旅行者十二万多人，相当于过去二十四年的总和。
由于我们没有经验，过去有些旅游收费和价格偏低，所以今年做了必要的改变和调整。
但有的调整的幅度大了些，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价格不统一、乱收费的现象。
如同一商品在同一地区有多种价格；
有的地方收费名目繁多；
有的出售商品擅自提价，甚至讨价还价，而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并未能相应改善和提高，等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这些现象应引起我们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注意纠正。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曾就这些问题进行过研究，提出了改进措施，今后要认真付诸实行。
问：
什么是合理的旅游价格政策呢？
答：
合理的价格，应当反映商品的价值，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合乎价值规律。
不管旅游业出售的商品也好，还是饮食、住宿、交通、导游等服务项目也好，同样都应该按质论价。
旅游业是风景出口，收费价格不仅要依据于国内市场，而且要受到国际市场的检验。
当前，我们必须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和价格。
我国旅游事业还处在初兴之际，服务条件与国际水平相比，尚有不小差距，需要努力改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要把价格定得合情合理，注意“薄利多销”，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游览观光。
问：
在当前物价大检查中，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答：
对旅游收费和涉外商品价格的检查，是这次全国物价大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国际旅行社各地分社、支社，应该积极参加这次物价大检查，认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
对今年已调整的旅游收费和价格，应做具体的分析，凡是调价合理，并经物价部门核准的，应该保持不变；
价格确实偏高的，要适当降低；
对擅自提价、变相涨价的，应当立即恢复原价格，并认真做出处理。
通过这次物价检查，希望各级旅游部门认真总结经验，对广大职工加强涉外价格政策的教育，并在人民群众中做好宣传工作，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和监督，保证价格政策的执行，促进旅游事业的更大发展。

更 正
本报11月16日二版发表《人民群众对物价动向十分关切》一文，因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对有的事实没有向有关单位核对，以致发生差错。
文中提到“最近北京市物价局检查了在地安门商场展销的北京跃进棉织厂生产的三种色织的确良布，这三种新产品与原来市场流通的同类产品差别不大，但价格相差很大。……”据后来了解，地安门商场展销的色织的确良布，不是北京跃进棉织厂生产的；
文中提到“海淀公社食品厂生产的七种面包，其中奶油、黄油、蛋奶三种用奶、蛋做原料的面包，每个上调一至二分钱，这是合情合理的；
而小营养、桔子、小蜜蜂、大果子等四种面包，既不用奶，又不用动物油，与这次调价无关，每个也分别上调了一分钱。
这显然是在调价中混水摸鱼。”
后来了解，该厂生产的小营养等四种面包的配料中，分别有蛋或奶，因此在这次调价中，适当提高价格是合理的。
而且这些产品的调价经过了有关方面的批准。
批评该厂在调价中“混水摸鱼”，显然是错了。
仅在此向有关部门表示歉意，今后我们一定记取教训，端正工作作风，尽量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

武汉国棉一厂节电多
本报讯武汉第1棉纺织厂今年一至09月，棉纱用电单耗每件比去年同期减少十四点八度，棉布每百米单耗减少一点一七度，全厂共节约用电一百一十四万度。
这个厂在节电工作中讲究实效，有具体措施。
他们调整部分机台马达，每台一小时节约用电零点五千瓦。
同时调整马达转速，仅这一项，九个月就节电二十万度。
他们在改革工艺设计中，十分注意考虑节电因素。
今年以来，他们对梳棉、并条、粗纱机的车速适当降低，对细纱机的锭速也进行了调整，节约用电七万度。
他们还抓点滴节约。
今年，工厂全面改进了车间的照明开关线路，合理控制和使用照明用电。
通风管理组坚持吃饭时停空调设备，节电五百二十度。

热情帮助青年工人健康成长
——云南铝厂电解车间党支部做青年思想工作的经验
云南铝厂电解车间党支部努力做好青年工人的思想工作，两年多时间就把一个散乱落后的车间改造成为云南冶金系统的先进单位。
去年，他们的代表出席了冶金部群英会。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因电解车间在生产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全国中小铝厂优胜红旗获得者。
电解车间党支部热情帮助青年工人健康成长，他们做青年工人思想工作的经验是：
一、正人先正己。
这个车间党支部对每个党员和骨干要求都很严，每月给他们规定奋斗目标，月初给他们出题目，月末检查执行情况，完成得好，表扬奖励，完不成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两年来，支部坚持每月这样办，推动他们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培养大公无私的品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大批先进生产者和模范工作者。
由于他们自身做得正，做青年工人的思想工作就比较容易收到效果。
二、既抓青工带普遍性的思想，又抓个别青工的特殊思想。
电解车间党支部发现，当社会上有错误思潮泛滥的时候，青工很容易迷糊，这时他们的思想问题也最多，这就要及时加以引导，否则他们就可能走到歧路上去。
今年早一些时候社会上出现一股反对三中全会精神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党支部就根据青年工人中普遍存在的糊涂认识，请老师给他们讲了七堂政治课。
这七堂政治课上完后，青工精神大振，有些青工一度迷糊了的眼睛又明亮起来。
比如，有一段时间，部分青工一谈到劳动，就要问给他们多少钱，上政治课后这种情况没有了，大家都积极地参加义务劳动。
原来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好的那些青工，也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剥削和压迫，生产力发展将会很快，改变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看法。
有一个青工，生产上出过事故，打群架受过处分，缺勤多，不守纪律。
通过家庭访问，知道他的这些表现是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他有悲观情绪。
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前途，干得再好也没人相信，因而破罐子破摔。
党支部掌握这个情况后，找他谈心几十次，解开他的思想疙瘩，并表扬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
这样，他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进步，还能帮助别人，后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在电解车间，通过家庭访问，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现在转变过来的工人（绝大多数是青工）已有四十九人，其中七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三、紧密结合生产做思想工作。
党支部认为，党的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车间的思想工作，也应该转到以生产为中心，为生产服务这个轨道上来，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当中去，解决从生产当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
两年来，他们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不断过问生产上和技术上的问题，认真解决生产中和技术工作中出现的思想障碍，使车间的面貌大变。
1978年厂党委提出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创四个水平”的号召，四个水平是：
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质量、上缴利润和直流电耗创历史最好水平。
这个号召提出后，部分青工认为指标高，有畏难情绪。
党支部了解到这种思想，就钻到生产当中去，具体研究创四个水平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过去电解槽经常出毛病，有近四分之一的电解槽不能正常生产，而现在病槽已经基本消灭，生产比较正常，产量可能迅速上升。
他们将调查研究的结果告诉青工，提高了他们创四个水平的信心，没有几个月，就突破了厂党委规定的各项指标。
青工们的很多思想问题也跟着消失了。
（据新华社）

“电老虎”抚顺铝厂电耗下降
据新华社沈阳电在全国正在开展的“节能月”里，传来了好消息：
素有“电老虎”之称的抚顺铝厂，今年以来每炼一吨铝的耗电量，平均比国家计划少用电三百一十七度，接近世界上同类型工厂耗电的先进水平。
一至10月份，全厂累计节电四千一百多万度，用这些电可以织布二亿七千四百多万米。
抚顺铝厂这只“电老虎”是怎样被制服的呢？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实行了节电单项奖。
规定凡是把每吨铝的用电量降到本厂历史最低水平以下的大组，都可以得到奖励。
奖金分五等，多节电多得奖，少节电少得奖，不节电不得奖。
这样就大大调动了职工节电增产的积极性。
这个厂从投产以来一直沿用“高电压、慢速启动”的操作法，尽管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法耗电多、产量低，可是因为它省事，谁也不愿改。
今年，职工们千方百计推广了耗电少、产量高的“低电压、快速启动”操作法，仅这一项，就节电一千二百多万度，还增产了大量的铝。
加宽加厚电解槽的导电母线，是行之有效的节电措施。
今年以来，全厂把八十二台电解槽的导电母线全部加厚加宽，降低了电耗。

黑龙江调整超购队的余粮购留政策
把余粮“留四”部分交给生产队安排
新华社哈尔滨11月18日电黑龙江省坚持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允许完成粮食征超购任务的生产队，自行处理剩下的粮食。
过去，黑龙江省虽然规定了生产队在留足种子、口粮和饲料粮并完成一定五年征购任务之后的余粮，国家实行“购六留四”的政策（即国家收购百分之六十，生产队留百分之四十），但是，省委、省革委会却限制生产队对留四部分的自行处理权，在农业建设用粮、饲料用粮和社员口粮等标准上加以限制。
结果，生产队留四的部分只有全部卖给国家，群众很不满意。
最近，省委、省革委会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在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前提下，改变了过去的一些限制性规定，把余粮留四部分的自主权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从实际出发安排使用，真正体现了超产分成的政策，深受群众的欢迎。

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派
赵守一
历史进行到转折关头，总是提出对革命者坚定性的考验。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号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历史再一次考验着人们：
究竟是和人民同心同德，全心全意搞四化，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派呢？
还是和人民离心离德，反对搞四化，做一个反对派？
或者是口头上赞成搞四化，实际上三心二意，消极动摇，做一个半真半假的革命派？
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每个同志都要作出郑重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思想政治动向
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中，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
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逐步完善和确立的。
它是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情况，吸取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党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党确立的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一致并自觉地坚决地去执行它呢？
并不是。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热烈拥护这条路线，愿意用不懈的努力推动形势向前发展，促进党的路线的实现。
但也有一些人，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看待党的路线，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动摇，甚至反对的态度。
当然，对这些人要作具体分析。
其中大多数是我们的同志，他们在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疑虑重重。
他们怀疑：
党的政治路线是不是右了，国家前途如何，“四人帮”会不会借尸还魂？
等等。
疑虑导致动摇，动摇影响坚定，以致一些同志产生悲观情绪，对工作消极应付，得过且过，同党和人民保持距离。
极少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和顽固的资产阶级派性分子，他们在这场历史转变中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既得利益，对党的路线、政策极为不满。
他们要坚持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但又不敢公开亮出来，只好打着高举的旗号，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矛头指向党中央，目的是企图推翻党的政治路线。
他们造谣诬陷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同志，挑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阻挠党的政策落实，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对极少数顽固坚持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因思想跟不上形势，从而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不正确理解的同志，应作耐心的思想工作，进行教育。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政治形势
撇开敌意的攻击和一些糊涂认识，应该说我们有些同志的忧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林彪、“四人帮”作恶十年，流毒既深且广；
现在政治局面安定团结，是因为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在，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年事已高，他们不在世的时候也许会出问题。
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事实，但这不是全部的事实。
对形势的分析，既要看到因为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还存在，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及其影响还存在，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存在，社会上还有动乱因素，党内也会出现斗争，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事业符合时代发展进程，它植根于亿万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之中，具有抑制动乱、克服动乱以至消除动乱因素的社会条件，具有难以动摇的社会基础。
首先，我们已经消除了造成长期动乱的罪恶之首。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被拉下了权位，他们赖以作恶的帮派体系已被粉碎，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正在逐步肃清，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大大的有利于人民。
第2，我们有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团结一致的领导，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
这条政治路线要求我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条路线是不是右了呢？
如果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作尺度来衡量，确实是右了，确实是后退了，但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衡量，则会发现它正好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回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轨道上。
第3，我们恢复和落实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歪曲了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赢得了人心。
如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按劳分配政策、民族政策、工商业政策、摘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帽子的政策等，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深受人民的欢迎。
尽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左”右思潮的干扰，在中央领导下，各级党的领导还是坚定地执行了这些政策。
第4，复查、平反和改正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基本上分清了历史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大是大非。
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不仅调动了受害者、株连者的积极性，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推动着形势向前发展。
第5，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转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
历史告诉我们，政权的得失存亡，决定的因素不是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人心党心，是政治路线。
只要我们的党和人民，坚定地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工作上不犯大错误，随着革命的深入，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终究要除净，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终究要肃清，动乱的因素终究要消灭，革命的形势终究不可逆转。
不认识到这一点，会犯极大的错误。
正确地进行工作和斗争
党的路线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靠斗争得来的。
因而，党的路线还要到斗争中去贯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得靠斗争去巩固和发展。
在这场深入进行的斗争中，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需要的是坚定，是和党一条心，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进一步克服任何时候出现的任何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为此，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艰巨的工作。
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党要率领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让人民充分看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能只满足表现在理论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高速度上。
国民经济搞上去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了，人民就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自愿地跟党前进。
相反，如果国民经济搞不上去，人民起码的生活条件不能得到保障，迟早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从今年起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建设。
从现实中看，工作重点转移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相当一部分党委，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或其它原因，还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经济上来，这是需要抓紧解决的问题。
应当迅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城市乡村，都聚精会神搞四化，同心同德搞四化，全心全意搞四化，以壮大我们的经济基础。
要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民主与法制，是维持社会安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近十多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深受无严格的党规国法之苦。
吸取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党已开始立规，国家也开始立法。
这是人民用巨大代价换来的，要坚决地把这个已经开始了的过程继续下去，使党规国法不断完善，使民主有法律的保障，给国家以生机，给社会以安定。
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
党内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只要社会矛盾存在，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党内斗争要正确地进行。
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必须深刻认识到，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党内斗争应该是思想斗争，应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
党内斗争的目的，是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为了打倒谁，搞臭谁。
党内斗争还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遵照党规党法进行，决不允许个别人徇私报复，防止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切实保护党员的正当权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要教育干部和群众，不断提高精神境界，积极医治党内、人民内部的伤痕。
林彪、“四人帮”在党和人民中间造成的巨大伤痛，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
我们要面对这一现实，做艰巨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伤痛可能会缠绕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医治伤痛，愈合伤痕，重要的在于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和追随林彪、“四人帮”犯过错误的同志。
应以大局为重，对不同观点的同志，通过谈心教育，解开疙瘩，取得一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多施雨露，少下风霜，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我们还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以党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靠不住的。
不解决思想路线，一些是非难以分清，就不能解放思想，就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要继续搞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讨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朝气蓬勃地干工作。
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是组织路线。
政治路线要通过具体的人去执行，是由赞成的人来执行，还是不赞成的人来执行，或者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会大不一样。
所以，必须以党性为标准，以对待党的路线的态度为标准，培养干部，选拔接班人。
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长远大计。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伟大时代，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工作。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是国家的大局，是最大的政治。
对待四个现代化的态度，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假革命，还是半真半假革命的标志。
应该说，什么人跟人民一道全心全意搞四化，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四化，他就是反革命派。
什么人只是口头上赞成搞四化，而行动上同党和人民保持距离，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和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他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
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首先用这条标准衡量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在实现四化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是同党一条心，是不是坚定不移。
至今神思恍惚、犹豫动摇的同志应该明白，短暂的犹豫是许可的，长期的动摇是有害的，终究会被历史遗弃的。
列宁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变关头都在犹豫动摇，“在这种社会基础上面，任何社会主义都是建不成的。
只有毫不动摇地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过渡时期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
我们不需要疯狂的热潮。
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步伐。”
（原载安徽《江淮论坛》，本报有删节）

法律顾问
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自08月创刊以来，已出到第4期。
它办得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
特别是《法律顾问》专栏，答复群众来信，读者十分爱看，我们这里选登几组。
——编者
被判有期徒刑缓刑的人表现较好可免刑吗？
来信编辑同志：
我厂医务室有一个医生，过去因为医疗事故而被判处过徒刑缓刑。
现在她工作表现很好，不仅在厂里为职工治病认真负责，下班后，还常去一些行动不便的职工家里送诊上门，并且不计报酬，不收礼物。
我们厂的工人都很感动，不少人想联名写信，要求法院免去她的缓刑处罚。
因为我们不懂法律，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
龚复康等十一人
复信龚复康等同志：
根据来信反映的情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联名写信向法院提出免去缓刑处罚的要求。
因为缓刑本身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对被判刑的人的一种考验期限。
你们厂的这位医生，既然在缓刑期间未再犯罪，那么缓刑期满，原判的徒刑也就不再执行。
这里不发生减刑或免刑的问题。
另一方面，你们如能在厂里宣传一下，对被宣布过有期徒刑缓刑的同志不要予以歧视，倒是有必要的。
而那位医生如果还怀有惴惴不安的心理的话，则应对她做好思想工作，让她扔掉思想包袱，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共产党员给作为被告的姐姐辩护是否包庇罪犯？
来信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共产党员。
我姐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因为家庭养鸡生蛋属于谁的问题，和婆婆发生争吵。
婆婆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了。
为此，我姐姐被公安局逮捕，检察院起诉到法院。
我们乡下请不到律师，姐姐委托我为她辩护。
但是，我的女朋友（是我同一学校的教师）和她的父亲（公社干部）都坚决反对我给姐姐当辩护人。
他们认为，如果我为姐姐辩护，就是包庇罪犯、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
我怕犯错误，连累女朋友的前途，思想上很苦闷。
请问：
共产党员给作为被告的亲人辩护，是否包庇罪犯？
我可以为姐姐辩护吗？
孙宝华
复信孙宝华同志：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和第58条规定的精神，你姐姐委托你替她辩护，你作为近亲属，是完全可以的。
你的女友及其父亲担心你犯错误而坚决反对你充当辩护人，恐怕主要是对我国法律规定的辩护制度还不够了解之故。
你可以向他们说明，被告并不等于罪犯。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这是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的。
辩护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认为“被告”等于“罪犯”，“辩护”等于“包庇罪犯”的看法是错误的。
当然，作为辩护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要捏造事实、歪曲法律来为被告人开脱罪责。
只要这样，你不但不应当害怕辩护，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为你的姐姐出庭辩护。
儿子有无代偿父亲生前所欠债务的义务？
来信编辑同志：
张××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
前不久，他到我家来，声称我父亲生前向他借过三百多元钱未偿还，要我代父亲清偿这笔借款。
可是，我父亲已去世一年多了，他临去世时也未提到过此事；
而张××又拿不出充分的凭证来说明我父亲确实欠过他的钱。
我感到十分为难。
请问：
我是否有义务偿还这笔钱？
金小筠
复信金小筠同志：
按照常理，父亲生前所借的债款，如父亲死后的遗产已由儿子所继承，则儿子有代偿父亲生前所欠债款的义务。
不过，象你所说的情况，父亲临去世时未交代有这笔债务，而债权人又无人证物证来证明这种债务关系，如果事实确是如此，你可以拒绝偿还这笔款项。
判处徒刑缓刑的人工资可否照发？
来信编辑同志：
我车间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有好几个人受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很大。
为此，我们车间的主任被判处了有期徒刑缓刑。
现在他仍然是我们车间的主任，工作也很努力，我们车间每个月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最近在学习新法律时，工人们对他的工资待遇问题发生了争论。
有的说，因为他的职务没变，工作也努力，工资应该照发。
有人却说，他既然被判处了徒刑缓刑，那就应该相应减少工资，如果工资依旧照发，是违法的。
这两种说法那一种对呢？
巩永华
复信巩永华同志：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被判徒刑缓刑的人，如果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是可以仍在原工作单位担任原来职务的。
组织上不再给予降薪处分，不能认为是违法行为。
你们的车间主任既然还是留任原来的职务，还能够胜任工作，那么发给他原工资也是应该的。
当然，如果受处分的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能担负原来职务的，则应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按照职务，发给相应的工资。
“教育释放”算不算刑事处分？
来信编辑同志：
我们厂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因为一个保密产品发生事故，有好几个工人有牵连，曾被公检法军管组抓起来，后来被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予以教育释放，以观后效”。
据我所知，在其他厂中也有类似处理的人。
请问，象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算不算受过刑事处分？

鲍南放
复信鲍南放同志：
我国刑法上没有这种刑罚。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被宣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教育释放”的人，不是个别的。
我们认为，如果法院审理查明确实没有犯罪行为，无论被告人有什么缺点、错误，都应明确宣判无罪。
今后不应当再用什么“教育释放”一类的判决。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可否和其他社员一样领工分？
来信编辑同志：
我们生产队的丁虎是一个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他和其他社员一样劳动，甚至有时比其他社员还劳动得多一点。
请问：
象丁虎这样的人，可否和其他社员一样领取工分？
在法律上有无明文规定？
请解答。
王根福
复信王根福同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条“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的规定，你队丁虎是应当和其他社员一样领取工分的。
判处徒刑缓刑期间的职工可否计算工龄？
来信编辑同志：
我厂有一个工人老师傅，为人老老实实，工作勤勤恳恳，生产劳动很好，但是有一次主要是由于他的过失而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造成了数人残废的后果，为此，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处分。
在缓刑期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还经常在下班后去照料残废的同志。
群众对他的反映也很好。
请问：
这个老工人在缓刑期间的工龄是否还可计算？
钱英人
复信钱英人同志：
根据我国有关政策法令的规定，有期徒刑缓刑只适用于人民群众中犯普通刑事罪、情节不太严重、宣告缓刑后放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危险、群众又没意见的被告人。
根据来信中所讲的情况，被宣告缓刑的这个工人老师傅，属人民群众中犯普通刑事罪，被判有期徒刑、没被剥夺政治权利、仍在原工作单位工作，因而他在缓刑期间，是可以计算工龄的。
（选自《民主与法制》第3期）

克拉斯副首相到京 谷牧副总理设宴欢迎
谷牧同克拉斯副首相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应谷牧副总理的邀请，比利时王国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维利·克拉斯和夫人一行，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谷牧副总理和夫人牟锋，外贸部部长李强等，前往机场迎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谷牧副总理今晚在欢迎比利时副首相维利·克拉斯和夫人一行的宴会上说：
双方即将签订的一个协定和两个议定书，即发展中国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的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以及经济、工业、技术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两个议定书，将为我们同比、卢经济联盟开展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谷牧副总理指出，中比两国虽然相距遥远，社会制度也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特别赞赏比利时政府在推动共同体建设方面，在促进中国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克拉斯副首相说：
比利时愿意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供微薄的，但是有效的帮助。
陪同我的专家们掌握着许多部门科技方面的成果，他们愿意让中国同行享受这些成果。
克拉斯副首相说，欧洲建设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之一。
联合的道路必将使共同体各成员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肩负起它们的责任。
因此，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共同体与中国之间建立了关系，我们觉得这种关系需要逐步发展，从而有利于双方。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比利时王国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维利·克拉斯，就加强中比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了会谈。
会谈之前，谷牧副总理在会见克拉斯副首相一行时说，我们双方都有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你们的这次访问必将使我们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获得更大的发展。
他预祝克拉斯副首相访问成功。
克拉斯副首相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深我们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说，比中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必将得到加强。
今天下午，外贸部长李强、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分别同克拉斯副首相举行了会谈。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1月20日会见由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使馆
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中国外交部11月20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就越南当局最近在中越边境地区一再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的罪恶行径，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说：
“1979年11月04日清晨，越南军队用大炮和机枪向中国云南省马关县金厂公社进行猛烈射击，毁坏房屋多处，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多人。
接着，越南武装人员成百人侵入中国境内纵深处，肆意杀害中国边民，袭击中国边防哨所，劫走了许多财物。
越南军队的侵略行径给该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照会指出：
“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最近，越南当局在不断向中越边境地区增调大量军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加紧反华战争部署的同时，蓄意制造武装挑衅事件越来越多，更加剧了两国边界紧张局势。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08月至10月，越南武装人员向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多达三百七十余起，打死打伤中方三十余人。”
照会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一再侵犯中国领土，打死打伤中国人员，不断制造边境流血事件的罪恶行径，并严正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和挑衅行动。
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文化部、对外友协为伊文思八十一寿辰举行招待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出席招待会并表示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国际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今天在北京愉快地渡过了八十一寿辰。
邓颖超副委员长出席了今晚文化部和对外友协为庆祝伊文思寿辰举行的招待会，并向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表示衷心的祝贺。
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代表正在国外访问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向伊文思赠送了花篮。
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代表文化部、对外友协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祝辞。
他详述了伊文思自1938年以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并表示感谢。
伊文思在招待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我说，中国是我的第2个故乡，因为中国在我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我曾经历了中国人民非常艰苦的岁月，也经历了较好的年代。
在这些不同的时代中，我和在座的许多朋友结下了伟大、不可摧毁的友谊。
出席今晚招待会的还有夏衍、姚仲明等。
正在中国帮助工作和访问的伊文思的老朋友也参加了招待会。

越南武装人员对我边境地区频繁进行武装挑衅
云南边防部队奋勇保卫边境居民秋收
新华社昆明11月20日电新华社记者李石元报道：
越南武装人员对我边境地区频繁进行武装挑衅，严重威胁我边境居民收割种在中越边境中方一侧的秋庄稼。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命令所属部队组织护秋分队，深入边境村寨，协助群众保卫秋收。
据统计，云南金平、河口、马关、麻栗坡、富宁等县边境人民已收回稻谷、玉米、大豆等各类成熟作物共达一亿四千多万斤。
10月15日，云南金平县勐拉公社隔界寨的群众正在中越界河我侧收割稻谷，十多名越南武装人员突然冒出工事，用机枪对我群众扫射，我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开路英雄”乔胜清所在连的战士坚决予以还击，打死敌人数名，余敌仓惶逃窜，使这个村寨的五万多斤稻谷全部归仓。
10月下旬，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坝洒农场数十名职工在红河岸边我侧收割包谷，越南武装人员从对岸向我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某部巡逻战士闻讯赶到，立即进行火力还击，保护了秋收群众的生命安全。
10月24日，云南富宁县田蓬公社燕家湾生产队社员正在边境我侧收割庄稼，越南武装人员用重机枪向我社员扫射，我边防部队某部指战员奋起还击，打死打伤敌人多名，保卫群众秋收顺利进行。
11月08日，云南金平县十里村公社新安寨社员在藤条河边收稻谷，越南武装人员立即架起机枪准备向我扫射，我边防部队赶到后，越南武装人员仓惶逃跑。
云南边防部队在保卫边境居民秋收的同时，还派出大批指战员帮助当地群众秋收秋种。
连日来，我边防部队为边境居民收割庄稼近万亩，种小麦、油菜七千多亩，运送粮食一万三千多吨。
在云南边防部队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广大边境居民正在积极播种冬季作物，田野上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劳动景象。
云南军民共同表示，严守边界，保卫祖国，多打粮食，支援四化建设。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豪夫部长
方毅和豪夫部长签署会谈纪要及两项议定书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和技术部长福尔克尔·豪夫和夫人一行。
邓小平副总理在谈话中对中国和西德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他说双方合作的领域是很宽广的，并希望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加强。
豪夫部长说，近来两国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华国锋总理对西德的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发展的高潮。
他指出，西德和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是很好的。
他强调说，我们的合作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也决不允许第三国来指挥我们。
宾主还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友好的商谈。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等会见时在座。
西德驻中国大使魏克德也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和技术部长会谈纪要、关于原料和材料研究合作议定书、关于联合进行能源调研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西德研究和技术部长福尔克尔·豪夫分别在以上三个文件上签字。
与此同时，豪夫部长还同我国冶金部部长唐克、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分别签署了关于采矿、选矿、冶炼项目共同研究的议定书，关于在中国东海西部利用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合作寻找碳氢化合物的议定书，关于共同研究中国临邑盆地以确定其含油（气）潜力的议定书。
（附图片）
邓副总理同西德研究和技术部长福尔克尔·豪夫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一千多年前的书
美国一调研所在秘鲁阿雷基帕市修道院藏书室发现了一些一千五百年以前出版的珍贵古书。
据专家说，有的书是世界上罕见的。
此外，还找到两本一四九二年和一四九六年出版的古书和发现一本用卡斯蒂亚语写的语法书。
专家估计，这本语法书至少价值二千五百美元。
发现的另一本书是一五八五年出版的精装《基督教理论》。
这在南美洲是唯一的一本。

中尼两国政府签订边界联检议定书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11月20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今天在这里签订了中尼边界联合检查议定书。
在尼泊尔外交部举行的签字仪式上，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尼泊尔外交大臣沙希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中国方面首席代表曹胜功和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何理良；
尼泊尔方面有：
外交秘书贾克迪什·沙姆谢尔·拉纳、外交部特别秘书兼尼中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方面首席代表比什瓦·普拉丹。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和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议定书签字后，尼泊尔外交部发表新闻公报说，尼中两国政府经过协商，在1977年05月成立了一个联合检查委员会，共同检查尼中边界上界桩的情况，并修复和重新树起损坏了的界桩。
委员会的另一个任务是筹备绘制尼中两国准确的边界图。
新闻公报说：
“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联合检查委员会工作的成果感到满意。
他们再次重申，他们确信，尼中边界是两个邻国之间的友谊和和平共处的良好榜样。”

中尼边境地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郝章仁
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检查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不久前顺利地完成了对两国边界的第1次联合检查工作。
最近，记者前往中尼边界地区进行采访，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关心和友好合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联检结友情
1961年，中尼两国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并在长达一千一百多公里的边界上完成了树立界桩的工作。
最近一年多来，中尼两国边界联合检查人员不辞辛苦，互相关怀，战胜了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完成了两国边界的首次检查工作。
至今，许多动人的友谊故事，还在两国边民中流传。
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尼边界联检第2小组的工作人员完成工作任务后，沿桑勤河走回驻地。
由于下雪、路窄、道滑，尼方官员帕拉·潘迪不慎失足，从几十米高的岸上滑下去。
就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中国工作人员王言年及民兵连长普布顿珠，冒着生命危险，机智、迅速地跳到陡岸中间的一棵树杈上，用他们的身体，挡住了潘迪，然后一个推，一个拉，把潘迪救上了岸。
上岸后，潘迪感动得落下眼泪。
他用尼泊尔的传统礼节，拉着两人的手，按他们的额头，表示敬意和祝愿。
他说：
“感谢你们救了我的生命。”
尼泊尔工作人员和边民对中国方面工作人员也十分爱护和关心。
心坎上的彩虹
最近，在中尼边界河东林藏布江上，兴建了第2条联结中尼两国的桥梁。
这座桥座落在群山急流之间，造型优美，气势雄伟，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彩带飘在山间。
它的建成为两国边民增进贸易和两国人民扩大友好往来，创造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边民热情地称它为“架在边民心坎上的彩虹”。
大桥于今年06月初在群山峻岭的偏僻山区开工。
中尼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早日把大桥建成，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
为了把长三米半、重六十公斤的大梁和重二百公斤的钢索背到工地，中尼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侧着身子在崎岖险恶的山路上行走，终于及时把建桥的物资运到工地。
建桥过程中，他们还克服了缺少施工机械设备等困难，提前一个月把大桥建成了。
大桥交付使用后，桥两头中尼两国国旗迎风招展。
每天清晨，前往中国探亲或经商的尼泊尔边民和商人，三五成群，用牲口驮着粮食、皮张、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笑逐颜开，从桥上走过。
他们常常用手摸摸桥栏，再按一下自己的额头，表示对建桥者的敬意。
“喜马拉雅天接地，友情飞越高难计。”
这是陈毅副总理1965年04月陪同周总理访问尼泊尔时写下的著名诗句。
如今，这两句诗已成为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相互合作的睦邻关系的生动真实写照。
樟木口岸的“活菩萨”
樟木口岸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接壤的绿树葱茏的山坡上。
它北通拉萨，向南穿过中尼边界友谊桥，可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这个地方是中尼两国边民重要的传统贸易点。
1972年，中国在樟木地区建了一所医院，经常给尼泊尔边民看病，受到尼泊尔边民的普遍称赞，他们亲切地称呼中国医生是好“门巴”，“樟木口岸的活菩萨”。
在依山建筑的拥有二层楼房的樟木医院治疗室内，记者采访了在这里工作了八年的罗启学医生。
他翻着病人的花名册对记者说：
“你瞧，1972年时，来这里看病的尼泊尔边民只有四百来人。
而今年07月到09月间，就有两千一百多人来就医，每年来看病的人达五千多。”
1977年09月的一个深夜，三个尼泊尔边民从友谊桥那边背来一个十七岁的青年。
这个青年名叫卡利。
经检查，他患的是肠梗阻，下腹内已化脓，生命危在旦夕。
樟木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立刻进行了会诊，决定连夜抢救。
当时正赶上停电，他们就用手电照明，为病人动了三个多小时的手术，终于从死亡线上把病人救了过来。
小卡利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完全恢复健康后，才回家。
过了几天，小卡利背着一筐香蕉，提着一袋花生，和他妈妈一起来看望医生。
卡利的妈妈噙着眼泪对中国医生说：
“是你们救了我孩子的性命。
你们就是樟木口岸的活菩萨啊！”
（本报有删节）

中日在东京第1个合办企业筹备就绪
新华社东京11月20日电由中日双方在东京合办的第1个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基本筹备就绪。
今天双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会议，决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及它在日本经营的第1个北京风味餐馆“全聚德烤鸭店”于明年01月开始营业。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京和公司的事业计划和由中日双方各四人构成的董事会人选。
决定由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长今里广记任董事会会长、东京丸一商事公司总经理谷宏泰任总经理。
日方顾问有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永野重雄、藤山爱一郎。
今里广记和中方代表、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肖涤生在会上讲话，一致表示希望以京和公司为起点，迅速发展包括合办企业在内的中日两国经济合作事业。

伊朗又释放十名美国人质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0日电据波斯通讯社报道，又有十名美国妇女和黑人人质19日从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释放，并于当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德黑兰。
这批被释放的人质包括六名黑人和四名妇女。
据报道，在此之前被释放的三名人质昨天已经抵达西德的法兰克福。

原始人的祭祀石
在墨西哥城正中心的一个“大庙”的遗址，发现了墨西哥原始居民阿斯德加人的一块祭祀石。
这块祭祀石未加装饰，也没有刻着祭衣；
它高五十厘米，宽三十厘米；
被安放在维茨洛波什特里庙（阿斯德加人最大的神庙）的尖顶上。
据考古专家们说，阿斯德加人把祭祀石用作宗教仪式上牺牲者尸体的“容器”。
仪式结束时，委托一位祭司用仪式上的短剑杀牲祭祀。
在这座大庙里已发现了三千多件文物，其中有古时候的装饰品、珠宝、金银首饰。

苏联学者看法不同
古代地球有无天外来客？
苏联学者看法不同
苏联古比雪夫的地质—矿物学副博士弗拉基米尔·阿文斯基在一次报告中认为，在苏联本土于各个时间内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在古代其他星球文明的代表曾经到过地球。
他说，这些发现同地球其他地区的古代遗存丝毫不差。
他肯定地说，从假设的古接触观点出发，乌拉尔的一系列新石器时期的岩石也有意义。
但是，列宁格勒的物理学家马尔克·伊凡涅茨基说，现在科学家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其他世界的代表访问过地球。
地外文明的存在本身仅仅是个假设。
他强调指出，至于说到所谓古接触，那么我觉得有些研究家对古代遗存的解释过于专断。

古罗马的沉船
一支水下考古小分队，在西班牙的马略尔卡海湾兰特约尔迪港海底发现了一只古罗马的船，经初步考证，它是塞西利奥·梅特洛五世在公元前一二三年征服马略尔卡时用过的船。
挖掘出来的各种陶器表明，这只古罗马的船至少是公元前一○〇年制造的。
经过大量的潜水挖掘工作，发现了许多古希腊的酒罐，都是完整无缺；
还有一些鸵鸟蛋的壳、木制品遗骸、大量埃布苏人，即现在伊比萨人使用的各种陶器。
这对了解巴利阿利人史前的生活、伊比萨人在古时候的斗争和古罗马征服这个群岛的历史，有重大贡献。

左图为最近在瑞士巴塞尔市以十三万五千瑞士法郎拍卖的三枚1841年的英国邮票。

大平首相对我代表团谈他访华使命
要为发展八十年代日中关系开辟坚实的道路
新华社东京11月20日电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今天下午在首相官邸接见中国访日新闻代表团和中国电视摄制组时，谈到他将于12月05日起访问中国的使命。
他说：
“这次我的使命是在走向八十年代的日中关系上开辟坚实不可动摇的道路。”
他说：
“虽然这一使命同前两次访华一样是重大的，但心情轻松愉快。”
大平说：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着非常好的主动性，外交和内政都在跃进。
日本不象中国那样地大物博，但日本的智慧、劳动力、精神力、经营管理等财富，使它能够维持荣誉的生存。”
“日中两国要加强理解和信赖，发展友好睦邻关系，携起手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是两国的共同使命。”
大平说：
“两国要在和平之中共同生存共同繁荣，和平的日中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础，我们应该为加强这一基础而努力。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学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这种交流将是无限的和会得到迅速发展的。”
他说，两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互求完善，并象体育比赛那样在竞赛中共存和提高。
大平还回顾了他前两次访华以来，特别是去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日中关系令人注目的发展。
他说，这使他“强烈地感到日中两国关系的亲近”。
接见时，外务省情报文化局长天羽民雄在座。
中国驻日大使符浩也在座。
以《人民日报》第1副总编辑秦川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于11月14日到达东京的。

更正 新华社17日播发《叙利亚总统主持中国援建的体育馆竣工仪式》稿（见本报18日第4版），第2段中“副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哈拉”应为“副总书记巴吉布吉和政府总理哈拉比”。

沙漠村庄遗迹
智利在伊诺斯皮托沙漠发现了一座古老的村庄，被认为是属于南美洲土著民族最发达的蒂亚瓦纳科文化的遗迹。
据悉，这是在智利发现的殖民者入侵前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它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农业村庄，座落在沙漠地区。
发现者把这个村庄叫作“蒂亚瓦纳科村”。
蒂亚瓦纳科文化比南美著名的印加文化还早，它发源于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的南面，靠近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地区。

看到的和想到的
陈兆华
我的老师朱光潜，是国内屈指可数国际上也颇负盛名的美学家。
不久以前，他约我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的演出。
他在开文代会，住东城某招待所中。
我如约按时前往，他却开会未返。
房门虚掩着，我就推门进屋等候。
这是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四角都摆着一张木床，早已填满了房间的一大半。
两床之间有一张简陋的书桌，书桌前一把木椅子。
从门上写着的名字，我知道这里住着季羡林、王瑶、闻家驷和朱老，我不禁吃了一惊，这些国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原来却四个人挤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开着长达几个星期的会议。
六时半过后他们才回到招待所。
会议比原定时间长了一个小时。
到朱老气喘喘地跑上楼来招呼我到楼外的餐厅用晚饭时，饭菜都早已凉了。
我们匆忙吃过一点饭，距开演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剧场离招待所约半里路，但要一个年逾八旬，开了一天会的老人走起来还是够呛的。
公共汽车虽只有一站路，而车站离招待所和剧场都不近。
我因此问服务员可否叫一辆出租汽车，回答是：
剧场很近，为什么用车，虽经我再三说明朱先生的年龄和体力，她始终无动于衷。
没有法子，我只好搀着朱先生慢慢地走到公共汽车站。
据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级别都相当于部长级，却何以连一点应有的特殊照顾都没有？
随手拈来今天的报纸，就有文章说一个冒牌的省委书记的儿子乘火车，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向他大献殷勤，服务唯恐不周。
为什么招待所的服务员，却对这些知识分子如此冷若冰霜？
我绝无意提倡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大搞特权，不过是说，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一些应有的特殊照顾，似乎并不是什么特权。
这两个月来我也经常进出于外国专家云集的招待所。
在这些招待所里，沙发、地毯、软床，召之即来的出租汽车……应有尽有。
当然，这些都是大部分外国专家在国外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为中国的四化作出贡献，自然应该以礼相待，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嘛。
但也许因为我已经受了夷狄的蛮化，渐渐丧失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我总有点愤愤不平。
不是说这是个按劳分配的社会吗？
恕我直言，在我认识的芸芸外国专家中，对美学研究造诣之深，著述之多，超过朱先生的似乎还没有一个。
外国专家的贡献，未必一定比中国专家为大，正如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月亮圆一样。
而且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到底是中国的工农大众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外国人，他们是国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特别是对真正学有专长的老年专家，难道不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在他们有限的余生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专长来为四化服务吗？
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人是讲礼貌的，当然其中也有例外。
那天同朱先生看戏出来，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我不忍让他步行回去，就到剧场对面的出租汽车站要一辆汽车送他回去。
调度员叫我们稍候。
不一会，四个学生模样的外国青年进来，也要一部车回语言学院去。
不到五分钟，第1部汽车来了，我以为理所当然是我们的，正要出门上车，却被调度员叫住，说车是给那四位“外宾”的。
我抗议说：
第1，我是先来的。
其次，我也是“外宾”。
那四位外国青年也异口同声地支持我。
这一下可把调度员弄得狼狈不堪，她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浑身上下中国人打扮的，黄皮肤的人居然也是“外宾”，但她仍坚持要让那四个人先走，而他们却硬不肯上车。
双方正相持不下时，从车上跳下来一位怒气冲天的司机同志，指着我们大骂：
“我就是开到语言学院去，别的地方不去，你们不上车拉倒。”
四个外国青年连声向我们道歉，无可奈何地上了车。
真是多活一天就多增长一些见闻。
我一向以为“先来先得”（firstcome first serve）是服务行业的世界性通例，现在才知道在中国首都的一个汽车出租站有它独特的规例，那就是非中国血统的外宾第1，中国血统的外宾第2，不必问，中国人当然就更在其次了。
为什么呢？
据说是对外宾的礼貌。
但此亦一外宾，彼亦一外宾，何以厚此而薄彼呢？
何以当外宾对此稍有异议时，就可以连起码的礼貌也不讲而破口大骂呢？
在我定居的国家，任何人如果因为肤色而受到歧视是可以提出法律诉讼的，不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法律？
如果有，那个调度员和汽车司机都是应该吃官司的。
朱老盛意请我看戏，却不料惹得我一腹牢骚。
朱老知道了，要怪我小题大做。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彼此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但他对目前开会的生活条件，却一个字的怨言也没有。
后来在出租汽车站上，也是我一个人在大动肝火，他仍兴高采烈地和我谈文代会以及其它事情。
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今年才修订重版的《西方美学史》。
翻开“序论”，赫然有这样的话：
“……誓趁八十开外的余年，努力在自己毕生从事的美学领域里多出点添砖加瓦的微薄力量，来报答毛主席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殷切关怀和谆谆教导，和响应党中央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号召。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我明白了，八十二岁的老人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实践他的誓言上，什么衣食住行的条件，他早已置之度外了。
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啊。
我为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庆幸。
如果中国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如我的老师朱光潜那样，不计较个人待遇，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作者陈兆华女士是澳籍华人学者，现任澳大利亚阿特里大学高级讲师，阿特里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之一。
目前她利用假期在北京师范学院讲学。

美议员谴责苏联对伊朗局势煽风点火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9日电伊朗打算审讯美国人质一事在这里引起了强烈反响。
卡特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的这一步骤，“将进一步明目张胆地违犯基本人权、宗教原则和国际法及国际惯例”。
卡特总统在声明中说：
“任何想要审讯这些外交人员的企图，都会大大加剧全世界对扣留人质的行动的愤慨。”
卡特昨天曾发表声明，对伊朗宣布释放被扣人员中的妇女和黑人表示欢迎，并要求伊朗当局“现在就采取行动使所有仍然被扣的人员安全获释”。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昨天说，伊朗审讯美国人质的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他表示，他将支持卡特总统为使人质获释而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
他还谴责苏联对伊朗的局势煽风点火。
他说，苏联对伊朗的广播“干扰了我们设法使这些美国人摆脱一种非法的环境的意图”。
他要求苏联“立即停止”这样做。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对伊朗打算审讯美国人质的消息表示“震惊”。
他说：
“我支持在这个时候采取坚定的外交行动。”

越南武装人员入侵我边境制造严重流血事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11月上旬，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对我云南、广西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入侵我领土，打死打伤我边民，抢劫我财物。
据有关部门统计，11月01日至10日，越南武装人员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挑衅事件达六十八起，其中云南地区四十八起，广西地区二十起。
这些武装挑衅事件中较严重的几起是：
11月04日六时三十分，越南军队用枪炮疯狂袭击我云南省马关县金厂公社，毁坏我居民房屋多处，打死打伤我社员多人。
接着，越南武装人员成百人侵入我境内纵深地区，残杀我社员群众，袭击我边防哨所，劫走了许多财物。
11月07日，越军又用炮火对我马关县金厂公社小寨生产队进行轰击，炸毁我民房多间。
11月08日十八时二十分，越军向我马关县金厂公社水头地区发射八二迫击炮弹二十发，炸伤我社员一人。
同日二十一时，又向我上述地区发射八二迫击炮弹十八发，打枪八百余发。
11月01日和10日，越南武装人员还两次窜入我广西防城县境内，疯狂向我正在劳动的社员开枪射击，打死我社员一人，劫持我边民一人。

青铜时代的住宅
塞浦路斯的考古部门发掘了青铜时代末期一个小镇的一座庭院，它属于公元前十二世纪早期建筑。
同时挖掘出来的还有一些花瓶和罐子，以及一个赤陶灯具、一块古埃及人作为护身符的宝石和四颗供弹弓用的铅弹丸。

黄华外长结束访缅抵尼泊尔访问
吴敏貌外长欢宴黄华外长宾主强调中缅传统友谊
新华社仰光11月20日电在缅甸外交部长吴敏貌11月19日晚上为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举行的宴会上，两国外长强调，把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吴敏貌外长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在两国领导人的培育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始终保持着胞波般的友谊。
我们应当经常地发展和巩固这种宝贵的、正确的和友好的联系。
他说，我们认为你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
黄华外长在讲话中说，我们特别珍视中缅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悠久的传统友谊。
由已故的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吴奈温总统培育起来的中缅友好关系，是符合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巩固和发展这种友好关系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友好下去。
他说，在国际事务中，缅甸政府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持友好协商解决同邻国的争端，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赏。
19日下午，两国外长举行了会谈。
黄华外长首先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吴奈温总统、吴山友秘书和吴貌貌卡总理的最良好的祝愿。
接着，他受华国锋总理的委托，向缅甸方面通报了华总理最近对西欧四国的访问情况。
吴敏貌外长祝贺访问获得成功，并感谢黄华外长的通报。
新华社加德满都11月20日电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应尼泊尔外交大臣沙希的邀请，今天上午到达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
他在机场上受到了沙希外长等官员的欢迎。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也到机场迎接。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罗共十二大宣布
罗马尼亚在黑海找到了石油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19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19日上午在罗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第1次正式宣布，罗马尼亚第1座海上平台已经在黑海找到了石油。
他希望，这个油矿的储量将足以值得进行工业开采，从而有助于确保国家的能源独立。
当他宣布这一消息时，全场情绪振奋，欢声雷动。
罗马尼亚于1976年在黑海打了第一口钻探井，深五千米，并找到了天然气。
罗马尼亚使用的海上平台由本国生产，主要部件是进口的。
到目前为止，罗马尼亚已打了三口井，是第1个在黑海找到石油的国家。

再谈日记何罪
乐秀良
08月04日战地副刊发表《日记何罪》以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
来信除对文章内容表示同感以外，还倾诉了由于记日记给自己带来的灾难。
他们希望“日记无罪”，但心存疑虑。
从来信看，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两段时间。
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批评，对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做法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全体人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问题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
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何况，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
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
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
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卑鄙野心，任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诬陷好人，罗织冤狱，株连无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那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必须看到，日记内容偏激、错误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日记都记录了主人前进的脚步。
日记的爱好者大多是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青年人，不少人是听了老师的话，怀着将来当文学家、科学家的美好愿望记日记的。
也有的是机关干部，把“不是为了流传百载，而是为了改造终身”，作为座右铭，写在日记的第1页，还有的是“想到年老退休时加以整理，作为留给后代的遗物”。
动机各有不同，做法都堪提倡。
他们勤勤恳恳，记了十几年日记，写了几十万字，千言万语写下了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这是日记的主流。
对某些日记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应进行具体分析，帮助改正，决不能斩头去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似水流年，岁月无情，当年犯错误，受处理的“初生之犊”，今日也都已过了“不惑”之年。
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不要在七十年代后期，还抓住人家五十年代的错误不放，不给平反改正。
要讲辩证法，不能形而上学，不能以势压人。
否则何以服人？
日记、笔记，是从不同侧面，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
我们所以能保留下来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古人的日记、笔记是有一份功劳的。

吐鲁番即景〔新疆速写组画〕
葡萄过冬
心花
喜事

寓教于乐
——评喜剧影片《她俩和他俩》
郦苏元
喜剧影片《她俩和他俩》，以清新明快、抒情幽默的笔调，侧面反映了我国人民实现四化的生活图景。
引人发笑，是喜剧艺术的基本特征。
然而，这种喜剧效果不是靠几个小噱头所能奏效的，而是产生于独特的喜剧情境。
影片《她俩和他俩》，在构成这种不寻常的情境时，大胆借助了误会法。
一对孪生姐妹和一对孪生兄弟，工作、生活和爱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由于容貌相似，不仅别人常常分辨不清，就连他们自己有时也难免阴差阳错，于是出现了搞错对象、训错女婿、认错媳妇、夸错病友……一个接一个的误会，把人们一步步带进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之中，引起一阵阵笑声。
正是这些误会，不断推动喜剧情节的发展，逐步揭示人物性格。
人物的偶然际遇往往是误会发生的机缘，而误会又正是这种际遇意想不到的发展。
公园相亲这场戏中，大林正好在小林去买汽水时来找圆圆，手里又恰巧拿着两瓶汽水，圆圆自然会把他当成小林。
更巧的是，大林一开口，说的话竟和小林刚背过的台词一模一样！
大林越显得真心诚意，圆圆就越是以为小林在演戏，错上加错，巧中见巧。
必须指出，误会、巧合是偶然性的东西。
只有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矛盾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揭示出这种偶然性中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才是有意义的。
影片《她俩和他俩》，通过两对双胞胎之间的误会、巧合，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新长征途中先进和后进思想的矛盾和冲突，用笑的形式，向青年人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工作、生活和爱情，使人们在笑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
这样的误会、巧合，正是喜剧艺术所必不可少的。
强烈的喜剧效果，当然还应当主要在于喜剧人物的性格显露。
以夸张的手法，突出和强调人物性格上的失重和人物与环境间的失调，是展示喜剧性格的重要方法。
小林和圆圆是转变中的人物，缺乏生活理想，随大流，混日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对一些青年人的毒害。
但是，他们是生活在今天亿万人民为实现四化而进行新长征的时代。
这种时代精神，在大林、方方等正面人物身上得到了形象体现。
影片还大量采用实景和外景拍摄，着意渲染了一种春光正好、奋然向上的革命激情。
小林和圆圆的思想面貌与这个环境是不相适应的。
影片正是让他们在这种不协调之中不断自我暴露，用笑来对他们身上的弱点进行善意的嘲笑和批评。
他们的喜剧性格，是通过初次见面、公园相亲、买布、失约等一系列情节，得到逐步展现的。
这一系列行动，是符合人物性格和当时心理状态的。
喜剧电影应当是喜剧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完美结合，既要发挥喜剧的特点，又要充分运用电影的表现手段，渲染喜剧气氛。
在这方面，《她俩和他俩》作了一些努力。
在舞台上，要同时出现一人饰演两个角色，是不可思议的，而这部影片运用特技，把这样富有喜剧色彩的画面呈现于银幕上，效果还是不错的。
小林和母亲买布，挑过来选过去，老拿不定主意，影片通过停机再拍的技巧，表现布匹一一从架子上不翼而飞，用一种既尖锐又诙谐的笔调，批评了他们的落后意识。
这些特技的运用，对刻划喜剧性格，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她俩和他俩》是一部不错的喜剧影片，但同时也使人感到喜剧味道还不够浓。
特别是影片后半部，一再重复使用类似的误会法，没有挖掘出更多的喜剧因素，加之说教成分过多，大大削弱了艺术感染力。
大林和方方这两个形象，有些刻板，表演也略显拘谨，他们一出场便有些冲淡喜剧气氛。
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喜剧正面人物如何喜剧化的问题，还有待今后努力探讨，不断实践。

毕生扎根人民中
——怀念周立波同志
王首道
周立波同志去世了。
我国文学战线失去了一位老战士，我失掉了一位好战友。
这些天来，他那朴实的姿容，谦和的微笑，勾起了我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周立波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文学家，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他入党以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文化工作。
1928年他从家乡湖南益阳到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
后经人介绍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
由于参加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曾用戴着镣铐的双手抵抗过巡捕房外国包探的铁棍殴打，以昂扬的斗志，组织和鼓舞同难者与敌人进行斗争。
在法庭上，他面对敌人的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正气凛然，表现了一个爱国革命志士的崇高革命气节。
出狱后，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年被吸收入党，后来成为左联的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编辑《每周文学》，积极推动革命文学运动。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散文、文艺论文，还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文学名著。
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在这些文学作品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立波等同志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中途他决定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
作为战地记者，他在战火纷飞中，走遍华北前线，写出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特写散文。
在这些文章中，立波同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凶残本质，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宣传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
1939年12月，立波同志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他学识渊博，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发表的讲话后，努力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创作实践。
1944年11月，他积极要求参加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随军南征，深入华南敌后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王震同志和我热情地欢迎他，请他在司令部里担任秘书。
部队南征北战，行程两万里，这个文弱的书生，紧跟着队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严峻考验。
在鄂南樊湖，我们派他办报纸，他自己写稿，编辑，刻写蜡版，印刷，辛勤地日夜工作，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油印的《解放》小报。
我仍然记得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守着电台，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记录电文的身影。
这份在江南敌后传播延安声音，宣传我党我军方针政策的人民报纸，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湘南的行军途中，部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宿营，天下着倾盆大雨，所有能避雨的地方，大门口、屋檐下，牛棚里……都挤满了战士，立波同志就在老乡门口的鸡窝边蹲了一夜。
一次夜行军中，他跟着机要参谋肖林达同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走着走着，肖林达同志听不到后面他的脚步声，急忙回去找。
找了一会，没有看见他，只听见稻田里沙沙作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丢失了眼镜，正在稻田里东摸西摸地找。
肖林达同志忙下田去帮他找到眼镜，扶着他走上田埂。
八面山突围的那一天，山高路险，风雨交加，战士们饥饿疲惫得实在连空手走路都走不动了，王震同志下令轻装突围，立波同志把一切都轻装了，唯独舍不得把日记丢掉。
这些日记是他沿途蹲在墙根下，靠在石头上，用纤细的字写成的，忠实地记录了南下北返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情景，成为这次英勇战斗历程的珍贵历史纪实。
后来，他整理了《南下记》、《万里征尘》等文艺作品，形象而真实地描述了这段雄壮动人的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立波同志去东北参加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参加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等各项工作。
他在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领导农民斗倒了恶霸地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
人民群众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迫切需要有个地方进行整理。
那时候，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在哈尔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有一间屋子，供我工作用，环境很幽静，我就把那间屋子借给他。
立波同志日夜辛勤地工作，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
立波同志深入生活，使他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更扩大了，人物形象更多样了。
他运用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的思想，在概括农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比以前的一些作品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此荣获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立波同志为了反映这个伟大历史转变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去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
这部小说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的伟大斗争。
立波同志还参加了中苏合拍的彩色影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摄制工作，再次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1955年，立波同志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期间，响应作协关于作家深入生活到基层去的号召，第1个报名，把全家搬到故乡益阳乡下落户，亲身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
他洋溢着喜悦的激情，创作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描绘和塑造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共产党员、农民和新人的形象。
《山乡巨变》和他的一些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重视。
立波同志1965年除夕写了一篇歌颂毛主席的优秀散文《韶山的节日》，记叙毛主席1959年06月回韶山的动人情景。
只因为文中写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同志和当年陪同毛主席回韶山的罗瑞卿同志，这就触犯了林彪、江青、张春桥的大忌。
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目的，阴谋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张春桥亲自出马，把立波同志这篇颂扬毛主席的文章，污蔑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期间，江青又和那个“顾问”，用种种借口，先后六次点名，对立波同志肆意进行诬陷。
他的作品都被诬为“写中间人物”、“毒草作品”，横遭禁锢。
他本人则受到无端的斥责、贬谪，还被加上种种罪名，长期失去了自由。
但是，立波同志没有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真理，对这一伙丑类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1975年，在党中央和华国锋同志亲自过问下，立波同志才获得解放。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立波同志壮志未销，开始着手酝酿了很久的关于三五九旅南征北返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写出了第1篇《湘江一夜》。
他满怀崇敬和挚爱，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艺术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这一段人民战争的英雄事迹，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当我最初读到这篇小说时，感到由衷的喜悦，作为三五九旅的一名老兵，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谢，祝贺他在创作上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在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我曾说我要给这篇小说投一票。
十分令人痛心悲伤的是，当人们热切期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时，当他正奋力写作第2篇《风雪汾水》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对他的长期残酷迫害和打击，使他的身心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和摧残，这样一位好同志，却不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和我们永别了。
立波同志为人敦厚，待人诚恳，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
他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对生活没有任何个人奢求。
他两次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和稿费收入，都全部捐助给部队、作协、农村公社、幼儿园等单位，自己甘愿和人民群众一起过艰苦的生活。
他病重入院以前，住在一栋没有卫生设备的简易楼房的一间小屋里，每天一早起床忙于生炉子，接着投入紧张工作，不是埋头读书就是伏案创作，《湘江一夜》这篇名作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写出来的。
他在患病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连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为之感动。
在生命的垂危时刻，他仍然关心第4次文代会的召开，关心我国文艺事业的蓬勃繁荣。
立波同志毕生扎根在人民群众中。
在他一生的革命战斗历程中，他总是把自己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
立波同志和我谈他生前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斗争。
立波同志深切地懂得：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给他创作的生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他唯一的创作源泉。
因此，他一直自觉地珍视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在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的老作家中是很难能可贵的。
立波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
立波同志坚持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作品是我国人民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的名字将载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史册。
立波同志和我们永别了，遗憾的是他未能等到第4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就溘然长逝。
他的未竟事业，将由我们后死者来完成。
我想，立波同志的战友们，和崇敬立波同志的青年作者们，一定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实现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4次文代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提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战斗号召而努力，用出色的成就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望，来纪念我们亲爱的立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