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少先赵明唐永生/杨学泉
栏目：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
版面：头版

没有“本本”自己写

在敌人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师野战阵地防御，是个新课题，基本没有什么本本可依。
刚接受演习任务时，有的同志担心地说：“演习好比演戏，没有‘脚本’能行吗？”
师党委围绕着“没有本本能不能搞好演习”的问题，抓了这样几项工作：第一项是召开政工会，首先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清除两个“凡是”在军事训练领域的影响。
第二项是通过本师编的战报造舆论，宣传解放思想，搞好这次新课题演练的重要意义。
第三项是多数师团领导和绝大多数机关干部深入连队，帮助干部战士结合训练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
还有一项是大力宣扬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义，勇于探讨训练新问题的好人好事，从而使干部战士普遍懂得了“本本”来自实践。
未来战争给当前训练提出的一些新课题，大都没有“本本”，但只要把训练搞好了，没有“本本”也可以用实践写出“本本”。
这样一抓，大胆实践形成了风气。
在敌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怎样构筑防御工事，组织协同动作；
怎样封闭敌原子突破口，抗击敌集群坦克；
怎样坚守要点，制止敌人扩张等问题，是这次演习中的新课目。
副师长吴家民、魏文带头“攻坚”。
为了写出符合实战的想定和预案，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常常顶着大风沙，驱车在方圆数十里的阵地上勘察研究，和干部战士同演练，共商量。
在上级机关帮助下，共同写出了八份预案，为搞好这次演习，提供了较好的“脚本”。

不当“本本”的奴隶

这次演习并非一点“本本”也没有。
有的课目，也有一些过去的参考教材和教程，通过演练又产生了一些“本本”。
那么，他们是怎样对待这些“本本”的呢？
先从高炮营三改火炮掩体说起。
第一次，他们认为，一切按教程办最可靠，就搬出军委炮兵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炮兵军事工程教程》，多深、多宽，什么式样，完全照教程上的图纸，用五天时间构筑了小宫灯式火炮掩体。
上级领导一检查，发现了毛病：掩体是掘开式的，构筑较浅，隐蔽时不能防原子；
射角不适当，战斗时只能打敌飞机，不能打敌坦克。
这使他们认识到，盲目照搬过去的“本本”只能碰壁。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就运用，不符合实际的就否定。
要当“本本”的主人，不当“本本”的奴隶。
此后，他们从原子条件下野战阵地防御的实际出发，广泛发动群众，人人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试验，第二次修改了一个掩体：先是一个半地下的火炮掩蔽部，连接掩蔽部的是一条二十度坡、五米长的引道，引道顶端是一个大宫灯式火炮掩体。
防时把火炮退回掩蔽部，打时把火炮推上掩体。
射角也适当了，既可以打敌飞机，又可以打敌坦克。
改成这样，本来已经大大脱离了教程的规定，但经过实验，又觉得引道坡度大，推炮费劲，完成射击准备慢。
于是，他们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只需要二十五秒钟就可以完成射击准备。
他们还用地道将各火炮掩体连通，形成网状火炮阵地。
就这样，全营干部战士既借鉴教程，又敢于创新，确定了“隐蔽发射连贯式火炮掩体”。
一些曾多次参加过核武器试验的老行家说：这样的掩体，能防，能藏，能打，能生活，符合实战要求。

这样一来，全师训练开了新生面。
“本本”上一些过时的东西被冲掉了，错误的东西被纠正了，不完全的东西被发展了，许多新方案、新办法接连出现。
炮兵对敌坦克实施拦阻射击，教材上规定，在敌坦克到达我防御阵地前沿一千米时，要停止射击。
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这样不大符合实际。
从我方看，步兵现有的反坦克火器或是够不上，或是不能发挥最大威力，容易造成一段火力空白区；
从敌方看，却是最有效地发挥火器威力的时候。
经研究，他们决定在敌坦克到达我防御前沿六百米或四百米前时，实行最后一次拦阻射击。
实践证明，这样改，除有可能命中敌坦克外，还使敌坦克处在一片烟雾之中，很难看见我方，我方却能看见敌坦克，创造了有利的歼敌条件。

这次演习解决了许多新课题，领导干部带头不搞本本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
演习训练开始后，师党委就提出，要部队不搞本本主义，首先领导不搞本本主义。
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触及“本本”上已有的东西，敢于提出“本本”上没有的方案。
例如，多少年来都讲，打仗以步兵为主。
这次训练，他们就改变了这一观念，从领导精力到训练时间，从计划安排到物质保障，都突出了特种兵的训练。
对高炮协同，步炮坦协同，以及防化保障、通信保障、工程保障、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演练，并分别总结出了专题经验。
除此之外，关于什么才是积极防御思想，关于卡口子，关于封闭原子突破口等问题，他们都身先士卒，探讨在前，不拘泥于“本本”，拿出自己的见解和办法，受到了干部战士的赞扬。

本报通讯员 林少先 赵明 唐永生

本报记者 杨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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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十一月三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晚上在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已经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

宴会是在罗马的马达马宫举行的。
华总理在宴会上说，中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都热爱和平，但是“从大西洋、印度洋到太平洋，霸权主义在许许多多地区挑起冲突，制造动乱。
欧洲实际上也并不那么安宁，在严重的军事对峙中，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不利于和平的变化。
西欧南北两翼受到的军事压力和威胁在增加。
在南欧和地中海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意大利，对国际风云的紧急一定会更有切身体会。”
华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赞赏意大利为加强自身防务和推进欧洲联合所作的努力。”
华总理说：“中国和意大利虽然分处在亚欧两洲，但是，在霸权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他希望，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中意两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加强合作和配合。

华总理在讲话开始时指出，正是在中意两国建交九周年的时候，他来到了意大利进行访问。
他对意大利政府不顾外来压力、坚持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表示敬意。

华总理说，积极发展中意关系，是中国的既定政策。
他说：“我这次就是抱着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谊和合作的真诚愿望到贵国来进行访问的。
这是中意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会晤。
我相信，经过双方诚挚、深入的讨论，中意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向前迈进一大步。”
意大利总理科西加在宴会上说：“我们深信，所有国家，尤其是对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负有更大的责任，首先是采取行动，这种行动要能够对付具有威胁性的不稳定的因素和尖锐紧张局势的后果。
至今在很多地区还存在着这种不稳定和尖锐的紧张局势。”
他说：“我们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平应该是全球范围的，意大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国际紧张局势，这种谈判排除使用武力，能够合理解决冲突的问题。”
他说：“我国是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和平、安全与人民的发展方面，我们的义务体现为意大利对欧洲联合，对大西洋联盟以及对我们人民各个领域的合作所作出的建设性贡献。”
科西加总理说，意大利通过参加欧洲均衡裁军谈判，参加世界范围的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普遍和完全的裁军的谈判，为保卫和平而工作。

意大利总理说，今天开始的会谈是“热烈的和成功的”。
他说，会谈“旨在深入地研究中意双边关系和分析当前的国际问题以及中意两国对这些问题的评价。
我们将尽力加强和扩大业已存在的一致性，进一步确定政治和人道方面的共同点，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他深信，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国际社会的生活，必然将加强世界和平和稳定。

他说：“正当亚洲人民重新认识他们的能力这一伟大过程在亚洲发生时，西欧通过建立欧洲共同体在消除自己过去分裂的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已经作出了并且准备继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意大利总理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和文化传统，谈到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中意两国就已经开始的交往。
他祝愿中国取得进步并实现一切宏伟的目标。
他指出，华总理对意大利的访问结束了他这次的西欧之行，因此他的祝愿也是欧洲对“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世界”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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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十一月三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总理府举行小范围的会谈。
随后，双方又举行了扩大的会谈。

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栏目：把真理标准讨论引进训练领域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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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军的军事训练，毛泽东同志有过不少论述，中央军委和三总部也有不少指示，各军（兵）种还都有训练大纲和各种成套教材。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本本”。
这些“本本”，是我军训练实践的结晶和经验总结。
作为我军训练基本依据的各种“本本”，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搞好训练不能没有“本本”，过去是这样，今后亦然如此。

但是，“本本”既然是训练实践的产物，它的生命力就必然与实践紧紧相联。
随着现代科学在军事上的不断运用，军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以及战略战术的不断变化，军事训练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
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有关训练的“本本”，也要理所当然地进行改动。
当发现“本本”上过了时的、不完全的或者是错误的内容时，就要改正、放弃、修正和增补，以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对训练的指导作用。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机关也这样做了。
实践证明，哪个单位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本本”，军事训练就生气勃勃，不断搞出新名堂。
相反，哪个单位把“本本”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训练就死气沉沉，老是没有多大出息。
沈阳部队某师的演习，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有的同志担心“不照‘本本’来，容易乱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本本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
它在军事训练领域并没有销声匿迹。
要使我军训练更加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勇于探讨新问题，大胆摸索新路子，时刻警惕和防止本本主义出来束缚我们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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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二四○医院党委和政治处在进行调整物价教育中，组织全院同志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算好三笔账，使大家正确看待提高主要副食品的销价，坚决维护和执行党和政府的这一决定。

首先，他们把调整物价前和调整物价后的账结合在一起来算，认清调整物价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许多同志仔细一算后说：国家早就替人民想好啦，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销价不动，都保持稳定。
八种副食品提高销价，国家给每个职工补贴，加上职工升级增发工资，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是不会下降的，有的还会有所提高。
有些供养人口多的同志，家庭生活可能会受些影响。
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它会随着国民经济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改变的。
我们应该顾全大局，正确对待。

其次，他们把眼前的和长远的账结合在一起来算，认清只有扩大和发展了生产，物资才能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理疗科的同志们在讨论中谈到，社会主义生产，一是用来改善人民生活，二是用来扩大和发展生产，二者是互相联系的。
只有改善人民生活，才能调动劳动者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也只有不断扩大和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不能指望国家一下子把钱都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
我们既要看眼前，更要顾长远，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

另外，他们把自己的家庭账和集体、国家的账结合在一起来算，认清在想到自己生活改善的同时，更要想到集体生产的增加和国家建设的发展。
护训队的同志经过讨论认识到：个人家庭生活的改善是同集体生产的增加、国家建设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基础。
光把眼睛盯在个人家庭生活的改善上，必然是垮了国家，也穷了个人。
护士贾丕忠说：目前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财力有限，我们应当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把主要精力放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

全院干部战士通过算好这三笔账，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这次提高主要副食品销价的积极意义，模范地执行党和政府的决定，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薛君、徐国防）

二连干部战士写家信宣传调价意义

本报讯 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调整物价和工资的通知传到三二七一七部队二连后，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和领会文件精神，并就这次调整物价和工资有何重大意义、我们应该怎样做等问题进行座谈讨论。
干部战士认清了意义，明白了道理，纷纷给家里和亲友写信，宣传党和政府的这一决定，帮助他们认清调整物价和工资的意义，自觉体谅国家困难，顾全大局，艰苦奋斗，为四化多做贡献。

（习军业、李益民）

作者：颂歌/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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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国防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国防工业工作会议，联系军工战线的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国防工业生产搞活。

会上，大家学习了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党的四中全会公报，统一对军工战线如何贯彻好调整方针的看法。
同志们认为，要把国防工业这盘棋走活，打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仗，当前必须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把广大军工战士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和叶副主席讲话的精神上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许多同志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国防工业三十年来，建成的一批军工企业、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较好的物质基础。
立足于这个基础，是能够有所作为并把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建设搞上去的。
同志们认为，搞国防工业现代化建设，要有必需的资金，在可能的条件下，多争取引进些新技术设备，弥补我们的短缺和不足，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一提现代化，就什么都想要新的、洋的，把着眼点放在依靠国家给大量的投资和外汇上，是不切实际的。
这种思想，只能束缚群众的手脚。
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克服“等、靠、要”的思想，鼓足实劲，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扎扎实实抓好现有基础的调整，下大力抓好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到会同志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军不少武器装备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努力克服那些满足于现状和单纯追求数量、产值的思想，切实加强科研工作和新产品的研制。
当前，就是要从我军现有武器装备的实际出发，实行全面的质量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
加强零备件的生产，提高军工产品质量，适应我军加强军事训练的需要。
在这个基础上，要加强现有武器装备的改进，不断使现有武器装备的性能接近现代化的水平。
要动员所有的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工厂的科研技术人员，加速研制新产品，做到抓一项就落实一项，成功一项就生产一项。

大家认为，国防工业生产要活起来，军民结合的路子非走不可。
必须使广大军工战士明确为消费而生产的目的，充分认识平时不打仗，生产任务“吃不饱”是个规律，彻底破除军工是“铁饭碗”的思想，改变坐在家里等上级派任务的局面，在确保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广开门路，充分发挥军工企业技术、设备的优势，多生产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争创名牌，争取更多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为发展国民经济多作贡献。

到会同志一致感到，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流毒很深，现在加强党性，彻底根除派性，解决好组织路线，搞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国防工业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把解决好组织路线问题，作为重大任务来抓紧抓好。
在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中，首先要按照叶副主席讲话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拔、调整好领导班子。
要注意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和技术干部到领导班子中来，逐步增加懂技术、懂业务干部的比重。
对现有的干部，要采取办训练班、进修等各种形式，组织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和业务管理知识。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后方建设和现行管理体制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耿飚和张爱萍副总长到会并讲了话。

（本报通讯员 颂歌 本报记者 新宇）

作者：杜殿文
版面：头版

作者：张文官
单位：温州军分区政治部
栏目：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

但是，当说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也在于“运动”时，人们的认识就不大一致了。
一种观点肯定地认为，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充满青春的活力，那就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它的运动。
这就是要不断增加新观点、新结论，纠正或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运动不得的，只有坚持两个“凡是”，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如果你讲话办事不按本本上讲的，或对某些过时的结论进行修正，你就是“砍旗”。

这两种观点究竟是哪一种对？
当然是前一种。
这答案理应是很明确的。
毛泽东同志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是离不开运动的。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
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七页）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是不是同样适用于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呢？
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人们是不敢触及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去年五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帮助人们冲破这个禁区。
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对这个关系到毛泽东思想生命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归结。
《讲话》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并且指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这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它的生命就会窒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那还谈得上什么高举呢！”
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同样在于运动，显然也是无庸置疑的。

“运动”之所以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亡攸关，道理是极为明白的。
第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当客观实践发展变化时，当然需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第二，理论的作用就在于指导实践。
如果理论老是停止在一个地方，与发展着的实践相脱离，那么，它就不能指导实践，就要被实践所抛弃。
事实上，革命导师不仅从来不把前人的理论看成千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也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宣布为终极真理。
他们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从而使之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奉为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绝不是什么“高度评价”，而是对它的生命的扼杀。
当年，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到他那里就到顶了，把他的思想体系封闭起来，结果便把自己的辩证法学说给“闷死”了。
林彪、“四人帮”鼓吹“顶峰论”、“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蓄意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要人们“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其目的也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封闭起来，使毛泽东思想丧失它的生命，堵塞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
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对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迟迟不理解，甚至把改变过去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观点、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误认为是“砍旗”呢？
根本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极左流毒未肃清，不明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
有些同志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发展，但认为只有导师、领袖才有资格去发展它。
这也是不对的。
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讲到了毛泽东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人民既能参与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为什么不能参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呢？
须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广大革做人民群众则是实践的主体和直接参加者。
即使是普通群众，只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总结，发现真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他也是完全能够在某一点上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在于运动，这决不是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过时论”。
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决没有过时，我们一定要坚持它、捍卫它。
但是，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四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发展。
只有在这个“结合”即“发展”的运动中，才能达到“坚持”、“捍卫”的目的。

作者：战士武益
单位：八四八六六部队
栏目：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

过去，提起文化大革命，自己从来不敢往不好的方面想，即使看出有些地方明明不好，也要言不由衷地说出一个“好”字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宣扬的东西不提了，一些被禁止的东西又恢复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许多案子都是冤、假、错案，平反了。
看到这些，我不由暗自思忖：这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究竟该怎么评价呢？
说好吧，实际情况是那样；
说不好吧，又觉得话难出口，生怕说错了不得了。
虽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这闷在心中的疑团却越来越大，仍然是解不开。

这回学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可把这个疑团解开了。
我愈学愈感到，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但后果如何呢？
并不好。
不好的原因在哪儿？
这里有我们党在形势分析、斗争对象以及斗争的方针方法等方面所犯的错误，而林彪、“四人帮”则利用了这个错误，见风转舵，变换航向，搞反革命夺权阴谋，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组织上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指导错误，特别是他们的反革命大破坏，十年文化大革命就“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从整个国家来说是这样，联系自己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刚上小学三年级。
这以后，哪里还象是上学呢！
从成天背“语录”、搞所谓对“走资派”批斗“运动”，到批孔批宋江，直至打、砸、抢、抓、抄，学的、看的、搞的，有几样是正当的事情和我们学生份内的事？
寒窗十年，混了八载，学习成绩一年不如一年。
高中毕业后，连量地算亩都不会，一些老贫农气愤地说：“现在一些高中生，连过去的小学生还不如。”
这不是从一个侧面深刻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带来的是什么吗！

学习叶副主席的国庆讲话使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心怀疑团，口不敢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突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也没有能把党在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区分开来。
现在，党中央把这些问题挑明了，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初步的估价，又明确指出，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更好地总结党在这段时期内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促使人们在各条战线大胆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同心同德，大干四化，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

栏目：名词解释

经济结构

现在我们说的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结构。
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各经济领域、各部门、各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
具体包括：产业结构（包括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两大部类关系，农、轻、重关系，各部门内部关系等）、技术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价格结构、积累与消费结构等。
经济结构合理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可以更好地发展。

管理体制

管理国民经济的制度和方法。
主要规定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的相互关系及中央、地方和企业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权益。
管理体制又分为计划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物价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
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过多采用行政管理的方法，在不少方面程度不同地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没有很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
（北京部队后勤部宣传科供稿）

军需科长下连指导冬菜贮存

本报讯 十月二十日以来，南京部队某部后勤部军需科科长孙体达、副科长郑启福下连队帮助搞好冬季蔬菜贮存。

有十多年后勤工作经验的孙体达和郑启福，考虑到往年有的连队在冬季蔬菜贮存中，由于技术不过关，造成蔬菜旺季吃不完、淡季缺菜吃的现象，就把自己长期来搞蔬菜贮存的经验，编成小册子，印发给各个连队。
他们还到了三分之二的连队，向炊事班传授贮存蔬菜的技术。
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到二十五日止，这个部队已腌制各种咸菜五万八千多斤，窖藏萝卜四万八千多斤，存大白菜八万一千多斤，保证了干部战士的冬季吃菜。
（刘国荣）

某团举办“咸菜展览会”交流经验

本报讯 十月十二日下午，沈阳部队某团组织所属连队举办咸菜展览会，师团领导参加品尝。

俱乐部礼堂里，各连司务长、炊事班长把咸菜一样样地摆在桌子上，共三十九种，样样颜色鲜嫩，清香四溢。
其中有东北战士喜欢的酸菜、大葱和蒜茄子；
有南方战士爱吃的辣椒、黄瓜和胡萝卜；
还有香菜、芹菜、韭菜，豆角……。
师长严贵良、团长葛振峰、团政委王景成参加了展览会，他们一样样地品尝咸菜，连声说“好吃”。
展览会上，七个连队受到了奖励。

为了改变连队往年“冬季老三样”（土豆、白菜、萝卜）的状况，今年入秋以来，团领导和后勤机关发给连队盖菜窖的木料和腌咸菜的缸，要求每连贮菜五万斤、腌咸菜十五种以上，保证战士冬、春两季都有足够的青菜和咸菜吃。
这次咸菜展览会就是为了检查和督促落实的情况。
（甘永平、李井发）

某团后勤处集训菜窖保管员

本报讯 十月二十日，某团后勤处给全团所有菜窖保管员办了一天集训班，各伙食单位的司务长也都参加。

集训班针对大部分菜窖保管员对管理冬菜缺乏经验的情况，由军需股长杨洪斌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大家详细讲解了贮菜的基本操作和管理方法。
保管员们也都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曾荣立三等功的汽车连保管员袁明生说：“工作千难万难，只要有一心干好它的责任心就不难；
这次又学会了不少知识，我一定把菜保管得让全连满意。”
保管员们通过集训都基本上掌握了冬季保管蔬菜的本领。
（于德学、于险峰）

三连干部带头做好冬菜贮存工作

本报讯 在青海高原寒区担负执勤任务的某部三连，根据驻地严冬季节长的特点，抓紧冬菜的收获和贮存，确保越冬蔬菜自给。

冬季来临之前，这个连队的干部吸取去年由于冬菜贮存不及时，保管不良，影响了战士生活的教训，发动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拣砖，因陋就简地修了一个新菜窖。
连队具体制定了科学管理冬菜的方法，并选了一名懂蔬菜管理技术的同志担任保管员。

目前，这个连队已贮存各种冬菜两万五千多斤，腌制咸菜三千多斤。
战士们高兴地说：干部这样关心我们的生活，连队建设不愁搞不好。
（王安民）

高机连土法加工干菜

本报讯 三四一四一部队高机连，采用切片晒干、煮熟晒和腌泡等加工方法，大量贮存冬季蔬菜。

他们的做法是：把不能久放的南瓜等瓜类切成片晒干存放；
把一部分水气较多的小白菜、萝卜缨等叶类蔬菜煮熟晒干贮存；
把青辣椒和一部分萝卜进行腌泡，做成咸菜。
他们还因地制宜，建起了一个通风透光、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的菜房，能够容纳蔬菜一万三千多斤。
这个连现已加工干菜七千四百多斤。
（李登远、张国栋）

某导弹技术连结合专业学文化

本报讯 三七六○一部队导弹技术连在学习科学文化中，既照顾到文化知识的普及，又根据专业理论学习的需要有所侧重，取得较好成绩。

这个连掌管的装备，技术性较强。
党支部从去年四月份起，根据连里的专业特点，先后开设了数学、物理两门课，结合专业训练学习文化知识。
以前驾驶仪专业在测报导弹飞行舵舵面移动度数时，有的战士文化水平低，对正、负极的运算搞不清楚，造成了工作上的差错。
他们就学习有理数，把求绝对值的原理运用于测报舵面移动度数，使计算正确无误，提高了工作效率。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促进了训练改革。
弹体专业在测量校正弹体的水平时，以往要测量第一水平测量点的左右两点和第二水平测量点的左右两点，共有四个点。
通过学习平面几何，他们根据三个点能构成一个平面的原理，将过去测量四个点改为测量三个点，节省了时间。
（任建军、李汉忠、崔建军）

加修连学文化搞革新促施工

本报讯 工程兵某团加修连从实际出发，组织干部战士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机械操作、维修保养和其他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技术革新活动的开展和国防施工任务的完成。

加修连是一个多工种的技术分队，常年担负着木材加工、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以及某些机具的革新仿制等施工保障任务。
为了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们办起文化夜校，开设了小学、初中、高中班和语文、数学、物理等课程。
学习中，他们既注意扎扎实实打基础，又注意紧密联系实际，把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用于本职工作。
技师曲鹏和班长宋永海，学了杠杆原理，试制成功了汽车轮箍拆装器，使原来拆装几十公斤轮箍的笨重体力劳动，变成一只手即可完成的工作。
木工李云友学习物理学中热的知识后，用加快带锯移动速度的办法，缩短砂轮磨锯齿的时间，不仅解决了磨锯时由于温度过高而影响带锯使用寿命的问题，还使磨锯机的速度从每分钟磨三十个齿提高到六十个齿，提高工效一倍。
现在，全连绝大多数同志都学会了应用计算公式进行机械加工，提高了加工部件的合格率，自从一九七八年初办文化夜校到今年八月，他们先后革新仿制成功了震动筛、电接锯条机、可控硅快速充电机等二十一项二十四台件机械机具，为国家节约资金两万四千多元。
（宣传科）

兰州部队空军某部战士程义和、易强华，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刻苦钻研本职业务。
这是他们在苦练操作技术。
吴自宽摄（照片）

栏目：国防科研园地

某研究所六室主任、工程师张涵信，去年荣获国防科委授予“先进科技标兵”称号以后，再接再厉，勇于攻关，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又完成了《弹头最佳外形选择》课题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新成果。
他在谈体会时说：党的培养、党的领导、党的政策，是取得科研成果的根本原因；
自己的勤奋与苦战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张涵信的勤奋苦战精神，确实是突出的。
他凭着为了发展我国气动事业，就是少活十年，也心甘情愿的这股劲，发表过《近代高速空气动力学现状》等论文。
近几年来，他率领联合课题组的同志承担关于某气动理论问题的研究。
经过苦心钻研和探索，提出了偶合计算方法，综合考虑了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影响，估算出了飞行器在再入过程中各种外形及其气动特性。
这项科研成果受到了型号单位的重视。
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张涵信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为了争取时间，无论是炎热伏天，还是数九寒冬，他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
从招待所到机房要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他每次都是抓住乘公共汽车的时间打个盹就算睡过觉了。
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问题没有解决，我睡不着觉。”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偶合计算方法的研究，为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

去年，张涵信被提升为研究室主任。
担子重了，地位高了，自己的科研时间也少了。
但他每晚总要挤出四个钟头，星期天全部用上，基本上不看电影和电视，将全部精力都放到了科研工作上。

作者：张春明
栏目：国防科研园地

今年五月，某研究所进行技术职称评定。
五○四室女共产党员、工程组副组长陈智佳，在工程师考核专题报告之后，全室同志一致同意授予她工程师职称。

科研人员中，有些同志往往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
陈智佳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能为祖国四个现代化铺路架桥作人梯，就是毕生荣幸了。
因此，她乐于把自己的精力用在为人不显眼、不愿干、然而又是科研试验不可缺少的工作上。
去年春天，陈智佳探亲回部队，室里自行设计的自动送进装置总体设计已经完成，正赶紧绘图送厂加工，她便主动要求承担细致而琐碎的拆零件和描图任务，整整用了半个月，加班加点，日夜赶制，完成了别人来不及干的平凡小事。

科研试验需要什么，陈智佳就干什么。
她是一九六三年由中国科技大学热物理专业毕业的。
到部队后，分配她搞光学测温工作。
这项工作与她所学的专业距离较远，而且技术上难度又大，但她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从头学起，刻苦钻研，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统统用在学习与研究上，很快就胜任了新的专业，做出了成绩。
一九七七年底，型号试验需要光电比色高温计，她就同课题组的同志一起日夜奋战搞起一台。
当把这台仪器应用于型号试验时，测量标定一次一个样，实验数据误差达百分之二十。
到底毛病出在哪个地方？
组里的同志都很头痛。
陈智佳认为，尽管这台光电比色高温计的负责人是课题组长，自己只是起配合的作用，但型号试验需要这种仪器，自己有责任把它完善和调试出来。
她结合业务，学习了《应用光学》和《电子线路抗干扰》，边学边分析各种情况，终于找出了光谱仪不准直的问题。

张春明

编者按 今天，本报再次刊登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文章，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他们这条路线横行十年之久，流毒全党全国，而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间还很短，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它认识不清楚，因此需要把这一批判深入地坚持下去。”
对待《纪要》，也应该这样做。
这个《纪要》是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的纲领，集极左文艺路线之大成，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把文艺园地摧残得百花凋零，对文艺工作者残酷迫害，流毒既深且广，至今仍然贻害于文艺工作者，贻害于广大群众。
尽管我们对它进行过多次批判，现在看来，结合当前实际，继续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肃清其流毒影响，对于克服思想僵化，贯彻“双百”方针，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部队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狠批《纪要》，打碎这个精神枷锁，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作出贡献。

模棱“两可”
其实，本文的标题应是：《四楞子木头硬往圆眼儿里塞》，太长。
《方枘圆凿》，太雅。
《模棱“两可”》，两可加以引号，意思是：模棱不能两可。

文艺界的是是非非，谈起令人皱眉：复杂！
但是，任何事物，任何历史，倘能少讲点忌讳，多讲点唯物论，笨人也能看出点头绪来。

历史是这样无情。
一篇所谓林彪委托江青座谈部队文艺工作的《纪要》，乱了文艺界！
乱了中华！
十年之久！
而且后患无穷！

可能这话又碰上了忌讳。
说实话，我也不愿写下这血淋淋的语言，因为我也算是个“老”共产党。
每念至此，我就会想起果戈里在《钦差大臣》中的一句台词：“你们在笑自己！”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段历史并不长。
如《纪要》中所写：“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因为这三个“很”，所以，在一九五九年年底，我第二次被打倒（第一次被打倒从略）。

我做了不利于人民的事了吗？
没有。
个人行为不端吗？
也没有。
相反，一九五九年夏我刚刚发表了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且，七年之后，即一九六六年四、五月份，在北京参加全军创作会议期间，《纪要》出笼，在一九五九年诬指我的“罪”又翻出来，加料、加番，从此我第三次被打倒。

对这些“打倒”怎么看？
坦白地说，叹口气，拉倒。
慢说我，晚生后辈，将帅们如何？
千秋功过，自有人去评说。
但是，作为党培养的一名作家，我没有权利与义务为人民多写点东西吗？
可以对比一下：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到“四人帮”垮台，十七年间，我只从我的长篇小说改编了一部电影。
而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到今天，三年不满，粗粗计算一下，我的劳动量等于前十七年的五倍。
所以不忌讳自吹，实因此乃一把辛酸泪！
十七年与三年之比，悲夫！

打倒“四人帮”后，虽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我觉得自己刚刚进入创作的青春年华。

那么，以前的十七年怎么过的呢？

这就是“四楞子木头硬往圆眼儿里塞”。

因为《纪要》里明白写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以前，我总以为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发展了诡辩学，其实何止十年，早已有之。
不幸，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竟有人把辩证法变成（或辩成）变戏法。

我在旧社会没饭吃的年月，曾给变戏法的江湖艺人帮过忙。
那“工作”……不说也罢。
反正我深知“大卸八块”之类的玩艺儿，都有一块遮眼布。
《纪要》里的这一段，初看模棱两可、实际绝无两可的话：“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之流的遮眼布。

怎么讲？

因为林彪与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地兴封建主义、奴隶主义、法西斯主义；
严重地破坏了我军的战斗力。
这当然是在我们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眼泪才看清的。
从而也就揭破了党内极左与两个“凡是”的卑鄙、两面手段的可怕。

此处的两面手段，即强加给部队与全国文艺界的是：“必须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
翻译过来就是：部队现在、今天干什么，作家就必须“密切结合”写什么。
“和思想情况”，就是文学艺术“必须”成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传声筒。

这就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广泛应用。

那年月，所谓文艺，只不过是政客手中随机应变的工具而已。

皆因如此，我从一九五九年冬起，在政治上是“党内监视”使用，工作上则必须由上级限主题（写什么内容）、限体裁（写话剧）、为“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而写。

政治，是很多了，作品可就没有了。
我写不出来。

因为：一、我的政治，没有“左”派同志那么强。
“左”派都是站在云眼儿里：站得高，看得远；
我的脚却踏在中国的土地上。
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那眼光可有天壤之别！

二、作家的头脑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工厂；
一旦我的肉体随着我的工作也变成工具之后，这工厂的总开关可就操在别人的手里了，因为脑袋确实是肉体的一部分。

“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笔杆”，这叫外三结合。
“老、中、青作者集体创作”，这叫内三结合。
“领导最懂文艺，群众最懂文艺”，只有搞了几十年文艺工作的人最不懂文艺。
这是理论根据。

这样，领导不仅仅“出题目”，而且还要“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主题、内容、情节、细节都有了。
作者干啥呢？
记录。

美其名曰，这是“党对文艺的领导”。
你有疑议，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那年头，虽然我已入党多年，但是有人感觉似乎仍是异类。
人家拿出工农兵的牌子一亮，我就变成劣等民族。
我的身上，象罗霄一样有一件无形的奴隶枷锁：文化人。

如果只是我一人的命运如此，叹口气：拉倒。
问题是全军如此，全国如此，只有极少数“左”派例外。

多少年来，文化人，作家，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似乎是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帮闲，公民资格只配入另册，党员也白搭。
封建社会把人分类为：“……七娼、八戏、九儒”；
用“四人帮”的话说是“臭老九”。
殊途同归第九位，千古佳话。
时至今日，即一九七九年，仍然有人牢牢咬住这两点：

一、文艺界的人是异类；

二、只能写当前的生活，否则，“就会受到九亿人民的谴责或审判的”。

今年春夏之交，文艺工作者头上忽然听到一片斥责之声！
先有《“歌德”与“缺德”》，后有《你们在干什么？？
？

》两篇奇文的发表，当中还有所谓《向前看啊！
文艺》。
从河北，而广东，而新疆，大兴问罪之师！

讨伐的檄文不止三家，不能一一例举。
但从这三家可以看出共同点：

一、只有他们最忠于毛主席；

二、他们全权代表工农兵，自我感觉是优秀公民；

三、对文艺界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请看：前两家，一在河北，一在新疆，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几乎都是一样的。
最结实的立论就是文艺工作者，“吃农民粮（或粮、油），穿工人衣（或织的布）……道德哪里去了？”
或者大骂：“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
以上的立论并非新发明。
早在一九六四年，江青在所谓“京剧革命”的演说里就讲过：你们穿着工人织的布，吃着农民种的粮……不写工农兵，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也是一种殊途同归。
这观点的基调是：文艺工作者是工农兵的寄生虫。

“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这是《纪要》中的又一句名言。
“新纪元”“开创”了没有？
“新文艺”在哪儿？
有哇，八个样板戏呀！
可惜都是抢别人的，我本人就是被抢的原著者之一。

《纪要》以朕即党、我乃绝对正确路线自居，以工农兵为招牌，文艺，成了野心家的政治赌注。
应当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以任何形式翻版。

党必须领导文艺；
党必须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

文艺必须服从政治；
文艺必须服从党的战略部署、服从人民的长远利益，不仅仅是配合当前任务、解释具体政策。

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作家必须通古今、览中外、析反正，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愚意认为：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英雄豪杰，不论是谁，今天的市场已不大了。
现在的忧患，是文艺理论上的二元论。
固然，违反辩证法是要受惩罚的，但是我们付出的血与泪已经太多了呵，不要再自我惩罚了。

梁信

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与歌颂暴露

林彪、“四人帮”在他们炮制的《纪要》里冠冕堂皇地说：“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
……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他们把所谓的“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当成防护自身、为非作歹的盾牌和任意摧残、砍杀别人的刀斧。

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必须坚持。
但是，党性原则是什么呢？
怎样体现党性原则呢？
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在不同的读者眼里，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既可以说它是打击歪风邪气的香花，也可以说它是污蔑社会主义、丑化党的毒草。
可见，口号是一回事，如何解释又是一回事。
什么是衡量香花、毒草和党性强弱的客观标准呢？

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是时代的镜子，它既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又指出前进的方向。
就象一个高明的医生，能够准确地观察出社会的真实的健康状况，查出病症，找出病因，指出恢复健康的方法。
那种不顾身体真实情况，一味高喊“你的身体无比健康”的医生，不管他真正的用心是什么，那种欺瞒的办法，只能造成自我麻痹和虚假的满足，而不能促成真正的健康。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劈开沉沉黑暗的闪电；
是震耳发聩的惊雷；
是战斗的号角，鼓舞人们奋勇向前；
它用真理的火焰燃烧起人们战斗的热情；
赞美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新人物，反映人民的愿望，抒发人民的心声；
歌颂人民之所爱，暴露人民之所憎。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就是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三反”运动之前，我是一个小医院的党委书记。
我们医院刚刚清算了账目，并没有贪污现象。
运动一开始，就要报“大老虎”的数字，而且指标越高越好，当我申述了清算账目的经过，表示很难打出“大老虎”的时候，便当即被宣布为右倾情绪，党性不强，是运动的障碍，要当作“石头”搬掉。
当时虽有一种委屈和激愤之情，但也感到迷惑和茫然，总认为党性就是“照办”，党性就是“服从”，党性就是“组织观念”，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右倾”。
为了强化自己的“党性”，为了克服自己的“右倾”，为了经受住运动的考验，全院虽然只有三个管经济的人，也不能不重新表态，要打出三只“大老虎”来。
“大老虎”终于打出来了，完成了指标，但那都是“纸老虎”，假的。
“三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成绩，是不可否认的。
有的单位的确也打出了“真老虎”。
可是，在我们那个局部，不看实际情况，层层加码，却伤害了好同志。

痛定思痛，我不能不深深思索，党性原则是什么呢？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如果组织服从和客观真理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是盲目服从呢，还是坚持真理呢？

我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是在《纪要》的重压下从石夹缝里钻出来的。
《纪要》是把写不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当作党性原则提出来的。
英雄人物能不能有缺点呢？
能不能写出他的成长过程呢？
在现实生活中，小说的主人翁郝大成，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人物，他走过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
在革命的征途上，他犯错误，他走弯路，他迷茫，他苦恼，他沮丧，他寻觅，他探索，他学习，不断地克服弱点，不断地前进，在党的培养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成长为一个军政兼优、文武齐备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然而，《纪要》的党性原则却是反对写“真实”的。
我只好采取“自欺欺人”的办法，把郝大成的全部成长过程，压缩到“题记”中去。
准备在“四人帮”兴师问罪的时候，好辩解说：“题记不是正章，从正章开始，郝大成不就成熟了吗？”
这既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也给作品的艺术性带来严重的损害！
毛主席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无产阶级从来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来改造世界。
换句话说，就是要实事求是，这就是科学的态度，这就是党性。
所以我们党向来提倡实事求是，向来也不讳疾忌医！
向来都主张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特征。
难道进行自我批评就是否定自己吗？
闻过则喜，永不满足已有的成就，永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永不自我陶醉、文过饰非；
永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正是我们党的伟大所在，正是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反对封建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唯我独尊和一言堂；
反对命令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一切歪风邪气，反对一切阻碍实现“四化”的错误行为，正是我们全党的任务。
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用文艺这个锐利的武器，帮助党和人民，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障碍吗？

文艺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并不是以“歌颂”还是“暴露”来衡量的。
绝不能再象《纪要》标榜的那样，粉饰现实、伪造生活，用封建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去欺骗、愚弄、麻痹、腐蚀人民。
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就离开了党性，解除文艺工作者的武装，就会在粉饰生活的轻歌曼舞中，使人民处在麻痹状态，让那些阻碍我们革命事业的丑恶事物继续泛滥！

无产阶级文艺，要实事求是，就应该勇敢地正视现实，坚持真理。
好则歌颂，坏则暴露。
只有实事求是之心，绝无哗众取宠之意，只要是非分明，不虑个人利害得失，象张志新烈士那样，用生命喊出真理的声音，这才是文艺工作者的党性。

让我们永远记取血的教训吧！
让我们永远记住入党时唱的《国际歌》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就在这里！

黎汝清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我们这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不仅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各个时期白区地下斗争的长期锻炼，也顶住了林彪、“四人帮”十年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残酷迫害。
这是一支可爱的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摧不垮、打不烂，靠得住、信得过的队伍。
做为这支队伍的一员，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的几句歌词，自豪地想象着我们这支队伍的形象：“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春全军创作会议上，听到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纪要》，把我们这支队伍，诬蔑为“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培养的文艺战士，“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叫嚣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打心眼里接受不了，产生抵触，按捺不住地在会上提出了质疑。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认为：对我们这支队伍（包括三十年代和解放区及建国后参加的成员）的估计，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没料到，这几句老实话触怒了林彪一伙，他们当即嗥叫要“反击”。
由此，一场大祸临头，给扣上了“反《纪要》、反林彪的现行反革命”帽子，被批斗、审查，关押了六年多。
六年中，我尽管遭受了种种屈辱和折磨，但是并没有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更没有对我们这支队伍可爱的信念产生丝毫动摇。
令人痛心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后，有时还可听到《纪要》中“重建队伍”论的老调重弹，轻易地讲别人受过什么文学的影响，轻易地讲别人是要搞自由化，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就归罪于文艺，甚至错误地估计文艺战线上的形势，把大好风光看成满目阴霾。
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不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炮制的《纪要》中“重建队伍”论的流毒影响又是什么？
这种影响团结的言论，怎么能不叫人寒心！
《纪要》的“重建队伍”论给党的文艺队伍造成的灾难，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仅就部队的文艺队伍而言，几乎全军所有的文艺领导和艺术骨干无一幸免，差不多都被打成“走资派”、“黑线人物”、“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三名三高”，被关押、批斗。
在全军创作会议上，大会批了六人，小会批了四十人。
会后还要各大军区和军兵种仿照这种办法对各单位的文艺领导及艺术骨干继续进行迫害。
结果，济南部队文化部的部长李淦同志，广州部队文化部的副部长周洁夫同志，总政军乐团的团长王建中同志，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冰同志和编剧郑洪同志，都相继被迫害致死。
还有些同志被打成终身残废，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全军唯一的一所艺术院校——解放军艺术学院被取消了。
很多单位的创作组被解散了。
一大批在艺术创作上有成就，对党的文艺事业有贡献，在群众中享有声望的作家、艺术家被无辜地处理离开了部队，有的单位还宣布，到了地方上也不准这些同志再从事文艺工作。
总政三个文艺单位，曾经一次就处理走了七百多人。
某部队话剧团一下子就处理掉了全团成员的四分之三。
就这样，林彪、“四人帮”把我们部队多年培养的这支好端端的文艺队伍打得七零八散。
面对着这种局面，正直的人们，没有私心、不带偏见的同志，谁能不痛心疾首！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
我们文艺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正在陆续得到平反昭雪，许多文艺领导和文艺骨干也重新回到各自的岗位，被林彪、“四人帮”打散的文艺队伍又重新集结起来了。
他们没有灰心丧气，他们以出色的创作、演出表明自己的战斗力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以部队戏剧为例，既出现了歌颂老一代的《陈毅出山》等，也产生了揭批“四人帮”的《神州风雷》等，还有反映新长征的《向前！
向前》等许多好作品，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普遍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啊！
经历过共同的战斗历程，承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文艺界战友们，怎么能不倍加热爱我们这支队伍，格外珍惜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啊！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们这些十年浩劫的幸存者，要警惕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建队伍”论的流毒，扰乱我们的队伍。
任何人企图再把我们拉回到“四人帮”施行过的中世纪野蛮统治下，遭受“全面专政”的痛苦，我们决不答应！
我们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紧紧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积极响应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的伟大号召，继续深入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在新长征路上引吭高歌：“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所云平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在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纪要》第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话：江青“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就是那个被“荣幸”接见三次的导演。
真是天晓得，江青给我们的“教育和鼓舞”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呀？
她要我们不写人物的成长过程，不写人物的心理状态，不去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而是拔高到一出娘肚就是天生的英雄人物（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这个新名词）。
她要我们违背客观的真实，去捏造虚假的生活。
这个文坛恶霸，还经常拿出权威专家的架势，凭着主观想象、个人好恶、唯心主义，根本不作调查研究，不听群众意见，横蛮武断地乱下结论。
我导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剧中女主角银环，由于缺乏地下斗争经验，因而犯过错误。
江青硬说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
我导演的《海鹰》，剧中快艇中队长张敏和他的爱人民兵队长玉芬有一段坐在车子里谈话的镜头，江青就说这是“吉普女郎”。
我导演的《英雄虎胆》，剧中侦察科长曾泰，打入匪巢，做了一些掩盖自己身份的戏，江青就说“共产党员比土匪还土匪”。
我导演的《五更寒》，剧中描写了游击队的艰苦斗争生活，江青就说这是“描写战争苦难”；
剧中写了县委组织部长莫文阶经受不住严酷的考验，叛变投敌，江青就说这是“宣扬叛徒哲学”。
我导演的《赤峰号》中，写了一个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江青就说这是“描写战争残酷的反战和平主义片子”。
我导演的《带兵的人》，戏中有勤学苦练军事技术的场面，江青就说“这是单纯技术观点，是大比武的阴魂不散”。
我导演的《哥俩好》，由于影片是喜剧样式，江青就说“这是五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之，就凭她的一句话，就可以扼杀一部影片。
江青贯穿在《纪要》中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极左条文，实在是害人不浅。
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可以随意把艺术问题上纲到政治问题，而且越上越高，直至敌我矛盾。
于是我就成了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吹鼓手和黑干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
稍有申辩，便是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投入私设的监狱，施以花样翻新的酷刑，给予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繁重艰险的劳改。
《纪要》的严重后果，使我几乎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真是杀气腾腾，阴风惨惨，一片白色恐怖。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三年来，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也有了鼓舞人心的发展。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文艺战线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和重重创作禁区，作家艺术家们面对现实，为人民呐喊，献出了不少较好的文艺作品。
可怕的是，那已被中央明令撤销的《纪要》，有时候似乎是阴魂不散，象幽灵一样，经常晃晃悠悠冒出来。
那些似曾相识的观点、语言、口气，使人想起那个记忆犹新的血雨腥风的日子。
你要求艺术民主吗？
有人就担心会不会夺权。
你要是说写作家熟悉的生活吗？
有人就担心可不要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你要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吗？
有人就担心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会被否定。
你要是写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的题材吗？
有人说，你“缺德”、“向后看”，搞“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
去年以来，我国文艺界和各种报刊，曾经展开了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法当然不大好再拿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改了口说，“专政”可以推倒，但是“黑线”还是有的吧？
后来“黑线”的提法也有些站不住脚了，又改口说，“黑线”没有了，但是“黑人”还是有的吧？
有人一写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也有人产生了顾虑，工农兵谁来写？
如果把知识分子排斥在人民的行列之外，还不是说这支队伍是“臭老九”吗？

听到这些议论，我常常想：若干年来，为什么搞极左总是理直气壮，并且显得似乎非常“革命”？
而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按照双百方针埋头工作的人，总是横遭非难，总是在历次运动中担任“运动员”的角色？
现在，正当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解除余悸和预悸的时候，为什么产生这些议论，说出这样吓人的话来呢！
答案只有一个：“左”比右好，集极左大成的《纪要》，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起着作用。

春天里的一阵冷风，吹不败文艺园地的百花，反而会使它们增强抗寒的能力。
现在的一些议论，也会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
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继续肃清那个集极左文艺思想大成的《纪要》的流毒、想要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是不可能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一定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一定要彻底批判《纪要》，肃清它的流毒影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使文艺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严寄洲

据新华社成都十一月四日电 “只有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坚决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确保各级党委真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
这是四川省部分县委书记最近在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座谈会上发表的共同意见。
他们认为，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在当前，各级党委必须真正把主要精力用于生产建设，做好经济工作，逐步实现四化，这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最大的政治。

参加学习座谈的县委书记在回顾各地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基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迈开了第一步，在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工作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但是，各地在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很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阻力不少，节外生枝的事情不断发生，安定团结的局面经常受到干扰，在个别地方，正常的工作秩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秩序甚至交通秩序有时都难以保证。
这一切使各地党委的思想和精力还不能完全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使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严重影响。
对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以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在座谈会上，大家联系各地存在的问题，对如何进一步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以确保各级党委把全部力量投入四化建设，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他们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各级党委都必须狠抓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继续学习和掌握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彻底肃清这条路线在自己头脑里的余毒，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人为的禁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应当解决又能够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
他们说，从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人的政策上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但是，也确有少数领导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贯彻不力，特别是对自己在极左路线下处理错了的问题，硬是拖着不解决，或不彻底解决，这说明我们自己的思想路线还没有端正。
他们说：明明搞错了为什么不给人家平反呢？
这难道不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想在继续作怪吗？
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三番五次来找你解决，这不能说是人家干扰我们，而是我们输了理。
他们还认为，对人民群众生活福利上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应当立足于当地可能的条件，满腔热情地加以解决，决不允许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对于一些要求虽然合理、但在经济上暂时无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耐心地向群众讲清楚，让他们认识到当前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在经济上的困难，都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的结果，让大家认识到只有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地把四化搞上去，这些困难才能克服，四化是我国人民唯一的出路。

第二，各级党委必须对林彪、“四人帮”长期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流毒和危害有足够的估计。
特别是应当看到，“四人帮”帮派势力的残余分子、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正在利用多年积压下来的社会问题，利用一些人的某些不满，乘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
对此，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决不可丧失警惕。
他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前在个别地方带头闹事的人当中，有的过去就是紧跟“四人帮”，打着反“走资派”旗号的闹派人物，现在摇身一变，又打着“反官僚”、“争民主”的旗号来制造混乱。
“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他们的目的没有变，还是要反对各级党委；
他们的手法也没有变，还是搞“四人帮”那一套，拉山头、搞串连、围攻、游行、煽风点火，制造舆论，搞大民主；
他们过去是“造反”的“英雄”，今天还是“造反”的“好汉”。
对这些破坏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害群之马，我们决不能姑息。
一定要向人民群众揭穿他们的丑恶面目，把他们孤立起来。
同时给他们指明方向，告诫他们继续搞这一套是没有出路的。
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作恶以至触犯刑律，就必须按照法律制裁他们。

第三，各级党委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引导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之间的关系，以及局部与全局，个人与国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县委书记们在座谈中指出，从各地当前的情况来看，既有民主和自由不够的一面，也有集中和纪律不够的一面；
既有个人心情舒畅搞得不好的一面，又有统一意志做得不好的一面。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必须同时加强这两个方面，不能单单强调一个方面，而放松另一个方面。
他们说，民主是要发扬的，但同时要讲集中；
自由是要保障的，但同时要守纪律；
个人的心情是要舒畅的，但同时要有统一意志。
如果只是片面地绝对地要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而不要集中、纪律、统一意志，那我们的人民不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吗？
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不就要涣散甚至垮台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
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还有什么个人的民主、自由和心情舒畅可言？
他们一致提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是有利于四化建设还是不利于四化建设，应当成为我们衡量一切是非的最根本的标准。
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克服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统一认识，统一步伐，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分秒必争地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个人与国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时，县委书记们认为，这也是当前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他们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群众中积压了十多年甚至二三十年的问题，如就业、工资、福利、住房、上学以及其他生活问题，一下提到党委和政府面前要求立即解决。
从局部看，从个人看，从眼前利益看，这中间许多问题都应当解决。
但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国家来看，从人民的长远利益来看，有些是应当立刻解决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应当解决，但现在条件不具备，还不能解决的。
用一句古话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就从各地纠正冤、假、错案来说，要求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是完全应当的，至于经济的补偿和退赔则政府现在基本上无法办到。
在有的地方，历次运动中拆掉的房屋，没收的财产、扣发的工资等，如果要一一清理和退赔，即使把当地国家金库全部掏光也难以全部兑现。
对这一点，各级党委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引导人们积极参加经济建设，迅速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从而使个人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在座谈会上，县委书记们还谈到如何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
他们一致认为，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就是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而且克服官僚主义还需要人民的监督。
他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永远做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
但是，当前党内也确实存在极少数大搞特权、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非常严重的人，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行为非常厌恶和愤懑。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门以至整个党委都应当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加强对这些人的批评和监督，对情节恶劣又坚持不改的，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并以此来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
但是，我们也要教育群众注意，官僚主义是必须克服的，特权行为也是必须反对的，问题在于，应当把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的问题摆到什么位置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对此，我们应当引导群众求得一个正确认识。
决不能象个别别有用心的人那样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冲击我们集中精力搞四化；
决不能象个别别有用心的人那样用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去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总之，参加座谈会的县委书记们一致认为，为了确保各级党委能真正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工作上来，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四化建设，当前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首要问题，还是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但同时也必须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以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作者：杨翊

华国锋总理在访问英国的一周中，多次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称颂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他谈到八十多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幸而得到英国朋友的营救才重获自由。
他还谈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伦敦了解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英国人民的友好接待。

十月三十一日，华总理在驰名世界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晚宴上，引用“他乡遇故知”这句中国古语，形象地说明中国客人的愉快心情。
无论是作为故人、知己，还是一见如故的新朋友，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情，都倍感亲切，分外高兴。

华总理是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伦敦时间四点半抵达伦敦的。
当他到达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馆时，已是暮色苍茫，但仍有三千多名英国朋友和华侨伫候在旅馆门前，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
其中有许多人来自五、六百公里外的苏格兰地区，他们从夜间三点钟就驱车出发；
还有台湾同胞和特地从香港赶来的同胞。
他们载歌载舞，热情欢迎祖国亲人。
在以后的几天中，华总理一行到处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
在参观九百年前的古伦敦塔时，正在那里游览的英国游客和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主动向来自中国的贵宾致意。
八十五岁高龄的牛津大学校长、前首相麦克米伦在访问中国之后，也临时取消了预定对另一国家的访问，风尘仆仆地赶回牛津大学，以便接待华总理。

来英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是不少的，但此间的公众舆论一般很少反映。
但在华总理来访期间，这里的电视台和电台每天都播送许多有关华总理出访活动的新闻。
一些报刊也以较大篇幅刊登有关的照片和报道。
这些都表明英国舆论界对华总理访问的重视。

英国政府和王室十分重视中国政府领导人对英国的首次正式访问，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华总理，三次主持或出席宴会和招待会。
这在英国是不寻常的事情。
女王夫妇在白金汉宫正式宴请并陪同参观王宫和检阅仪仗队。
伦敦市长肯尼思·科克爵士还举行了通常只为国家元首安排的有七百人参加，完全按中世纪传统礼仪进行的盛大宴会。
出席宴会的英国人穿着大礼服，佩戴勋章、绶带，色彩缤纷，琳琅满目。
甚至连一些“老伦敦”也认为这是多年不遇的。

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人民怀有这种深情厚谊决非偶然。
正如华总理在伦敦市长的宴会上所指出的：中、英两国“彼此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着不少共同的利益”。
什么是这些“共同的利益”呢？

首先，中、英两国“都珍惜自己的独立和安全”，“都要求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战争的苦难。
英国年龄较大的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当时的伦敦市遭到疯狂轰炸，人们被迫过着“血、泪、汗”的日子。
英格兰中部的工业城市考文垂几乎被夷为平地，现在的城区全部是战后重建的。
四十年间，从已故首相邱吉尔到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并要求采取有效的对策，包括揭露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计划和增强自身的国防力量。
撒切尔夫人十月三十一日在波恩说过：“威慑和缓和是同一政策的两个方面。
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必须保持每一级的威慑力量——既有常规威慑力量，也有核威慑力量。”
英国政府这一政策同中国对外政策中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中、英两国“都希望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较早，经济上一直互通有无。
特别是一九七二年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以来，双方的轻济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扩大。
两国贸易总额，一九七五年为一亿四千万英镑，一九七七年增加到一亿六千七百万英镑，而今年的头九个月已上升到二亿七千一百万英镑。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加速进行，我国对英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也将随之逐步增加，同时对英国的出口能力也会日益提高。
正象华总理所指出的：中国和英国的友好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英国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英两国加强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
华总理的访问证实了这一点。
当华总理十一月一日晚上在伦敦市长宴会上讲到“我们并不反对缓和，但是这必须是确实有助于保障各国独立和安全的真缓和，而不是那种被利用来掩盖扩张侵略的假缓和”时，整个宴会大厅里响起了异常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记者 杨翊（本报有删节）

据新华社罗马十一月三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向位于威尼斯广场上的无名英雄墓献了花圈。
这是华总理在罗马将要进行的一系列访问活动中的第一个活动。

下午四时十五分，华总理乘车来到广场，在意大利国防部长阿蒂利奥·鲁菲尼陪同下检阅了站列在“祖国祭坛”前的仪仗队。
接着，华总理登上了祭坛的最高台。
这时，仪仗队和守卫在无名英雄墓前的士兵持枪致敬。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华总理将花圈放在墓前。

华国锋总理同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十一月三日下午在罗马的总理府举行小范围的会议。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据新华社曼谷十一月一日电 我“八一”队和泰国码头队一日晚在曼谷国家体育场进行的泰国第九届王后杯足球赛决赛中，以○比○踢成平局，并列本届冠军。

在这场比赛中，两国选手踢得灵活，配合默契，上半时双方都很谨慎，防守严密，未能破门。
易地再战后，“八一”队多次通过中路攻到对方门下，但在对方严密防守下，也无建树。
在延长三十分钟的比赛中，双方攻势减弱，最后以○比○握手言和。

获得这次比赛第三名和第四名的是南朝鲜队和泰国王家空军队。

比赛结束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泰国朱拉蓬公主向两个冠军队发了奖。

栏目：简明新闻

中国体育服务公司在北京成立

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最近在北京成立，并已逐步开展业务。

中国体育服务公司负责承办与外国商业公司及其代理机构签订体育商业合同与议定书等商业活动；
承办外国来华拍摄我体育活动和国际、国内体育比赛的电影和电视等事宜；
管理、承办国内体育场馆经营国内外商业广告，以及组织我国部分体育队出访和部分外国体育队来华表演等事项。

大型玉雕《万水千山》在上海展出

一件新制作的大型玉雕作品《万水千山》在上海玉石雕刻厂完成，并于十一月初在上海市工艺美术品展销会上展出。

玉雕《万水千山》是在一块重达七点三吨的蟹青色玉石上雕刻而成。
整个作品高二点六米，宽一点三米，体积比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玉雕《大禹治水》还大三分之一。

《各国手册丛书》第一辑《日本》出版

反映世界各国概况的工具书《各国手册丛书》，正由上海、北京等地有关研究单位编写，丛书的第一辑《日本》共十八万字，已经出版。

这套丛书按国别或地区分册编辑，内容有综述、简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对外关系、重要人物介绍等。

美国“柏伽索斯——二号”卫星在大西洋坠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宣布，美国的“柏伽索斯——二号”卫星，已在十一月三日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一点二十分在大西洋坠毁。

这个重将近十一吨的卫星在重返大气层时烧毁，约有一吨重的碎片散落在大西洋赤道以南、阿森松岛西北某处洋面上。
远离大陆，没有造成损失。

越南在柬埔寨施放化学毒药

越南十月二十六日再次出动飞机，在柬埔寨的班罗林至拜林的十号公路区域施放化学毒药，致使两名儿童死亡，十三人中毒，大量农作物枯萎。
（均据新华社）

圆柱广场中央的大圆柱。
旧罗马就是以这里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
它建于公元一七六年至一九三年，柱高约四十二米，柱上雕刻着阿乌莱里奥皇帝与敌交战的情景。
一五八九年又在柱顶增添了一座圣·保罗的青铜像。
这个广场是意大利众议院和总理府的所在地。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建于一一七四年的意大利比萨斜塔，是举世闻名的奇景之一。
塔高五十四点五米，重一万四千吨。
塔建成后不久便开始倾斜，至今已偏离中心四点四米。
一五九○年，著名的物理学家伽俐略曾在比萨斜塔做了闻名的自由落体实验。
新华社发

古罗马遗迹。
它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比较全面显示古罗马文明的一个古迹。
这里曾经是古罗马宗教、政治、法律和商业的中心。
张炜敏摄（新华社稿）（照片）

栏目：国际资料

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部的威尼斯，是世界著名的水城。
中国古代诗人描写姑苏水乡的诗说：“君到姑苏去，人家尽枕河”。
这两句诗如果移用于威尼斯，也十分贴切。

在威尼斯，纵横交错的一百五十多条河道，把全市分割成一百二十来个“岛屿”。
岛与岛之间，有略似我国江南水乡的四百余座拱桥相连。
城市的心脏地区有一条主运河通过，上面架有一座一五九二年建成的大理石独孔拱桥——里阿托大桥。
在每个小岛上，间有曲折狭窄的街道，有的街道只有一两米宽，对门邻居站在各自凉台上，可以握手言欢，别具风味。

在威尼斯，既没有汽车，也很难行驶自行车。
主要交通工具是一种黑色平底、首尾尖翘的单桨狭长木船，名为“贡多拉”，此外还有摩托艇。
沿主运河两岸，有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用大理石或石头建筑的宫殿。
位于里阿托岛上的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活动中心，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世界最美的教堂”的圣马可大教堂以及拿破仑宫、艺术和兵器展览馆、坎帕尼莱钟楼等建筑物。

这座三十六万余人居住的城市，虽然每天从世界各地来的游人如潮，却并不显得车水马龙，噪音喧嚣。
人踪到处，波光粼粼，此情此景，可以用两句诗来描绘：“水市初繁窥影乱，重楼深处有舟行”。

威尼斯是意大利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威尼托大区的首府。
它的旅游业十分发达，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达三百多万。
威尼斯的工业主要有冶金、造船、石油化工、纺织等。
这里生产的珠宝玉石工艺品、花边、刺绣等也颇富盛名。

威尼斯是中意人民的友好使者、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乡。
他的故居就在威尼斯商业中心里阿托大桥附近。
这是一座三层楼房，至今还保存完好。
威尼斯大学在七十年代初开设了中文系，加强了中意两国文化的交流。
（据新华社）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新华社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