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钧柬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军队重新设置检察机构后的第一次全军检察工作会议，于十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各级军事检察院的建设和为明年实施新法律做好准备工作的问题。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养山等接见了到会同志。
黄副主任和陈副检察长在会上讲了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砸烂了公、检、法，军事检察院遭到了彻底破坏。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各大单位于今年上半年重新设置了军事检察院。
参加这次全军检察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公报和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学习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几个法律，以及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的精神。
大家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罪行，进一步认清了在新形势下加强我军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统一了思想，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
到会同志指出，中央军委决定重新设置军事检察院，这是我军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纠正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措施，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会议对解放军检察院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精神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大家还就各级检察院在今冬明春抓紧做好的几项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会议强调指出，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军队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运用法律监督的职能，及时地准确地打击敌人，惩治罪犯，保护军职人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纯洁部队，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服务。
检察机关要根据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它的职能和作用。
检察干部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要热爱本职工作，忠实于国家法律，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
要大公无私，执法不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使自己成为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
当前，各级军事检察院要抓紧落实组织建设，集训检察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定，认真清理积案，解决好申诉、控告和复查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迎接明年的新任务。
（钧柬）

版面：头版

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晚间在伦敦市长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指出：“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就必须遏制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
他说，他完全同意撒切尔夫人在访问中国时提出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定和危险的世界上。”
他说，造成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有人要谋求世界霸权，想把别国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近年来，霸权主义表现了更大的进攻性和冒险性，威胁着各国的独立和安全，威胁着世界和平。”
华总理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西欧国家受到有目共睹的军事压力，在非洲和亚洲，特别是中东和印度支那，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威胁和侵犯。”
回顾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华总理引用了具有远见的已故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在一九三六年为反对侵略战争危险而提出的警告：“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
华总理说：“遗憾的是，他当时的这一忠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姑息政策使世界终于遭受了一场浩劫。
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很值得人们汲取。”
他说：“我们注意到，英国朝野的许多有识之士正视现实，看到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主张采取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有效措施。
我们赞赏贵国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努力促进欧洲联合。
我们坚信，一个联合强大的西欧定将对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华总理接着说，中国人民久经战祸，不希望打仗。
“但是，我们懂得，维护和平不能单凭善良的愿望，而且需要有坚强的实力和不屈的意志。
我们并不反对缓和，但是这必须是确实有助于保障各国独立和安全的真缓和，而不是那种被利用来掩盖扩张侵略的假缓和。
我们赞成裁军，但是这必须是确实有助于减少战争威胁的真裁军，而不是那种被利用来掩盖扩军备战的假裁军。
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尽力延缓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
我们将一如既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维护独立和安全的斗争。
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能共同努力，互相配合，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全球战略部署，那么，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作者：刘兴同/王苏闽
栏目：图片新闻
版面：头版

八三二三五部队舟桥连志愿兵任明法，编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操舟机教材》，荣立三等功。
图为他正在精心保养操舟机。
刘兴同、王苏闽摄（照片）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十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颁发立功奖章和英雄模范奖章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表彰平时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的有功人员，进一步调动全军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经中央军委批准，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颁发立功奖章和英雄模范奖章。

通知指出，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颁发奖章和颁发奖章的有关规定，按总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关于颁发战时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的通知》执行，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实行。
在此以前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再补发奖章。

通知规定，立功奖章和英雄模范奖章均由总政治部统一制作，奖章证书由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根据总政治部规定的式样印制。

通知最后说，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颁发奖章，是一项重要的奖励制度，各级政治机关要严肃认真地抓好这项工作。
要严格掌握奖励标准，向部队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全体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树雄心，立壮志，鼓干劲，争上游，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取立功，争取当英雄模范。

作者：赵险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最近举办部分领导干部和司法、保卫、宣传干部参加的法制学习班，联系过去的经验教训，清除林彪、“四人帮”在法制问题上的极左流毒，进一步加深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的理解。

邢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为自己辩护、要求某些司法人员回避和对判决进行上诉等权利。
有的同志对此不理解，认为这不利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
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
沈阳部队工程兵的同志回顾本部队曾经发生的一件错案：一九七六年春天，这个部队代管的一个单位发生了火灾。
事后，由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专案调查组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把一个战士关押起来。
另一个战士要求为被关押的战士辩护，专案调查组的人不但不听，反而把这个战士看成是“同谋犯”，也关押起来。
审理期间，既不准他们辩护，也不准其他人为他们辩护，结果将两个无辜的战士错误地判刑。
分析这件事，大家看到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辩护等合法权利，是保证司法机关正确审理案件、避免造成冤假错案必不可少的制度。
大家联系事实批驳了林彪、“四人帮”攻击诉讼制度是“维护犯罪分子和阶级敌人利益”的谬论，强调一定要肃清极左流毒，按照法律规定实行诉讼制度，准确地定罪量刑。

过去，一些同志往往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没有阶级观点，把法律的阶级性理解为“看人施法”。
针对这种认识，学习班引导大家从指导思想、任务、定罪原则、量刑标准等方面弄清我国法律的阶级性。
某军保卫处副处长李孝芳说，在我国，无论什么人触犯了刑律，都应该依法制裁，这决不是没有阶级观点，而正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的同志指出，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执法要讲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他们做坏事逃避法律制裁的护身符；
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鼓励一些自认为在法律面前有特权的人，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夺司法大权的目的，大肆攻击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以法抗党”。
这些谬论对司法、保卫干部的影响很深，许多同志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个别领导干部也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同加强党的领导对立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习班学习了彭真同志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和有关讲话，讨论了服从法律同服从党的领导的关系。
同志们具体剖析了前几年那种无论大小案子都要党委批的作法的弊病：一是容易走形式。
由于各级党委的工作很多，审批案子往往是业务部门拿意见，党委盖图章，空走形式浪费时间。
二是容易以党代政，影响法律的统一。
有些党委把党委领导变成党委包办，把司法部门抛在一边。
结果由于党委对司法工作内部的规律性不了解，往往出现定罪量刑不准的情况。
三是容易给不正派的人钻空子，徇私枉法。
大家说，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应当把功夫下在检查、督促司法机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实施法律，为司法部门选派公正无私、刚直不阿的干部和搞好对司法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等方面。
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司法机关的工作积极性，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赵险峰）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版面：头版

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军重新建立各级军事检察院，恢复被林彪、“四人帮”彻底破坏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军事检察制度。
这对军队建设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国人民的检察机关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就设置了检察机关。
一九五四年，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原来的人民检察署改为人民检察院。
我军建立检察制度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
当时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全军建立了各级检察机构，开展检察工作。
在我军设立检察机关期间，各级军事检察院协同有关部门，对打击敌人，惩治罪犯，保护革命军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砸烂公、检、法，把各级检察院从组织上彻底取消了。
检察机关中断工作的十多年，正是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十多年。
据全军今年上半年的初步统计，在已经复查的案件中，有相当多的案件属于冤错案件，需要纠正。
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军队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摧残民主，破坏军队建设所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惨痛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军事检察机关几经反复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客观事实表明：什么时候法制遭到破坏，检察职能被削弱，冤错案件就多，人民民主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什么时候重视法制建设，发挥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作用，冤错案件就少，人民民主权利就能得到保障。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法律，而且还必须有自己的法律监督机关。
军事检察机构必须加强，军队的检察制度必须健全。

健全检察制度，最根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检察机关的性质以及它的职能和任务。
新的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据此，各级军事检察院是国家设在军队中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对于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地实施，打击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保卫四化建设，都是必不可少的。
检察机关的这种性质、职能是区别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主要特点。
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任务，不但各级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应该明确，全军所有同志也都应该了解。

第一，检察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一部分，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为了适应保障民主，加强法制的需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刑事诉讼制度。
这个制度充分体现了公（军队是保卫部门）、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它既利于打击敌人，又能够保护人民；
既利于追究犯罪，又能使当事人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诉讼，保护自己的权利。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应当发挥三个作用：一是把好批捕关；
二是把好起诉关；
三是把好监督关。
这就是说，没有检察机关的批准和人民法院的决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抓人；
没有检察机关的起诉，法院不能审理公诉案件；
检察机关必须对侦查、审判活动和监所劳改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否则，某些可能发生的违法现象就不能及时纠正，被告人的申诉和军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同样，军事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应受到保卫部、军事法院的制约，有了错误，应及时予以纠正。
通过整个诉讼活动，以确保办案质量，达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的目的。
保、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好比一个工厂的三个车间，三道工序。
三个机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又都是执行的同一个法律，完成的同一个产品，一分为三，三合为一。
经验证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完善。

第二、检察制度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没有对公民进行逮捕、关押的权力。
非专政机关不得对人民群众进行搜查、审讯，不能随便侵害公民住宅及没收个人的财产。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擅自捕人押人、抄家搜查、私拆个人信件的现象，以及滥用办学习班和行政“临时看管”的名义，变相捕人，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甚至在国家逮捕拘留条例公布后，在一些部队中还时有发生。
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严格执行逮捕拘留条例，认真纠正乱捕乱押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就必须通知有关方面迅速纠正，确保军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如果发现违法者已经构成犯罪，则应追究法律责任。
在军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遭到侵犯时，有了检察机关，就能保障军人的申诉权利，使他们有冤能伸，有理能辩。

第三、检察制度是维护法制，反对个人特权的有力武器。
社会主义法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高度的民主的产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而不允许任何机关和个人加以破坏。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过去我们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执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因而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
有些人把法律和行政领导的关系给搞颠倒了，口头上承认法大，但在实际行动上，以某一位首长、某一个党委的意志代替国家法律，把领导人说的话叫“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了，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
还有些人自恃手上有权，或凭借帮派势力的支持，目无法纪，置身于法度之外。
不克服这些个人特权，民主和法制不能加强，四个现代化很难实现。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因此，检察机关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就必须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切实加强法纪检察工作。
检察干部要出以公心，具有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革命精神，不怕权势，不徇私情，执法不阿，不管违法者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坚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四、检察制度是组织群众同犯罪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纽带。
检察机关不仅要检察违法乱纪行为，追究犯罪，而且要通过检察活动，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地同一切犯罪和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争。
检察工作要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支持好人好事，惩治坏人坏事，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揭发检举犯罪的重要途径。
检察工作还要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没有党法党规，国法就很难生效。
违反国法和违反党纪，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健全检察制度，对于严肃党纪国法，伸张正气，打击邪气，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检察机关还要通过总结办案经验，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犯罪和违法乱纪的动向，发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应当及时报告党委和政治机关，然后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所有这些，对于加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预防政治事故，增强战斗力，搞好部队现代化建设都有积极的作用。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个重要法律，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新篇章，开始了法制建设的新阶段。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确定的“党委领导，依靠群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民主，加强专政，实现大治，促进四化”的方针，积极地自觉地维护检察制度，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做守法、执法和护法的模范。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切实加强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确保法律在军队的正确实施。

作者：刘瑞瑜赖亦海吴世斌
栏目：怎样当好指导员

广州部队某部十五连驻守在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市。
去年以来，从市到一些公社、大队，先后与港商签订了一批合同，有引进先进设备的，有来料加工的，也有与资本家合办工厂的……

面对这些新的情况，战士们在想什么？
代指导员杜剑峰到班排了解，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
多数同志认识清楚，也有些同志想不通。
如有的说：“这里的工厂是姓‘资’的，用的设备是姓‘洋’的，搞的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也有的说：“让资本家到我们国土上开设工厂，这与解放前有什么区别？”
还有的说：“三十年前，共产党就把工人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中解放出来了，为什么今天又叫工人为资本家干活？”
战士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引起杜剑峰的深思：引进先进设备，与外资合营搞一些对双方有利的企业，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新的重要政策，作为一个政治干部，有责任引导对这项政策认识不清的同志解开疑团。
工作该从哪里入手呢？
他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个月来，驻地附近与外资合办的企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为何不利用这个成果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支部委员们作了汇报，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于是，杜剑峰便和副连长高永新分别带领骨干走访驻地的毛纺厂、面纸厂、表链厂、手套厂等单位，请这些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详细介绍办厂情况。
然后，他把大家调查的情况作了归纳整理，给全连讲了一课。

合资经营企业与解放前外国资本家开的工厂有什么区别？
杜剑峰向大家介绍了深圳皮具厂的情况。
他说，这个厂的原料是资本家运来的，我们用他们的设备和原料为他们加工产品，而得到的是为国家积累外汇和群众生活的提高。
这个厂从去年七月起与港商达成加工装配A·B·S塑料箱的协议。
装配每个衣箱加工费为七元港币，在原料充足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每天最多可装配八个，加工费五十六元港币。
按百分之四十三归工人，每个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七十多元人民币，最高达到一百五十元。
预计今年内每个工人可为国家创外汇四千五百四十五元港币。

“跟资本家合办工厂，领导权究竟在谁的手里？”
对战士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杜剑峰作了重点调查。
他介绍说：这些工厂从厂长、车间主任到技术员，都由我们任命，工人由我们自己安排招收，厂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由我们自己制订，不受资本家束缚干涉，完全是自主的。
同时，我们跟资本家合办的工厂，都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有了问题就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
比如玩具厂，资方要我们每个工人每天做玩具一百件，但我们了解到香港做同类玩具的人一天最多只做七十件，我们就向他提出改变定额，直到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为止。
此外，凡是合资开办的工厂，外商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规定，如有违法行为，就要受到法律法令的制裁。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战士们说：这样联系实际学政策，据事论理，不讲空话，道理好懂，思想易通。

教育进行中，杜剑峰同百分之七十的同志谈了心。
他在三排开座谈会时，八班长史学忠问：“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我们和他们合办工厂，不是一些工人又受资本家剥削吗？”
杜剑峰感到很有必要进一步帮助战士们认清这个问题。
但他没有讲更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列举了一串具体数字，让战士自己找答案：深圳皮具厂原是一个只有十八个职工的木器厂，由于原料不足，经常处于半停产状态，办厂两年亏本两万多元。
与港商达成来料加工协议十一个月来，二十一名职工挣的加工费，除工资及各种费用外，还为国家创造利润一万一千六百多元人民币。
服装厂的情况是：资本家投资六十万元港币，按合同规定三年内还清设备费后，全部设备归我们所有，但他们只用九个月时间就偿还了三十八万元，预计明年初即可全部还清。
到一九八一年，这个厂将扩大一倍，外币收入每年可达二百五十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八十三万元）。
整个深圳市今年以来与香港一百家港商签订了各种合同，先后引进了两千五百多台先进设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到七月份止，为国家挣回四百零四万元港币，同时由于大办工厂，还安排了一千五百多名城镇待业人员就业。
工人生活水平普遍有提高，农民也得益不小。
连队驻地的向东大队，由于同香港商人签订来料加工合同，办起了面纸厂，收入也明显增加，大队购置了大小汽车六辆，推土机一辆，每个劳动日由过去的一元五角增加到三元多。
如今全大队一百八十多户，家家有了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

从这些具体材料里，战士们清楚地看到：和资本家合办企业，对实现四化带来了许多好处：一是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为我们加速四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为国家挣得了外汇，为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积累；
三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材；
四是解决了部分群众就业问题，调动了大家搞四化的积极性；
五是发展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在用事实进行政策教育的同时，杜剑峰还认真组织大家学习了三中全会公报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帮助大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认识。
他还如实地指出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执行对外经济政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干部战士反映：这样进行政策教育，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好方法。

刘瑞瑜 赖亦海 吴世斌

作者：史文亭
栏目：群言堂

宋人洪迈作的短文《汉唐置邮》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汉朝大将赵充国，在金城（兰州）驻防时，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
从金城到长安，来往行程近三千里。
转呈中间，还要经过公卿、议臣等好多道手。
但他从发出奏本至接到批复，总共只用了七天时间！
当年既没有汽车、火车、飞机，也没有电话、电报，办事何以如此神速？
那是因为，从送奏本的人到中途各个关口的官吏、转呈奏章的官员以至皇帝都懂得，国事重，边事紧。
因而都费尽了心机，争分夺秒来办这件事的缘故。

借古想今。
我们今天的交通工具也好，通讯工具也好，比之汉朝，已有天壤之别，不知要高级、方便多少倍。
但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的办事速度，和赵充国呈奏章的事相较，却未必有那么个快当劲。
话剧《未来在召唤》里有这样一件事：一份请示关于允许总工程师陈学海进入总体安装车间的报告，上上下下盖了十七个章子，不知“暂缓”了多少时日；
当按分厂党委书记于冠群的意见“再请示一下”、要盖“第十八个章子”的时候，还是总厂党委书记当机立断，敢于负责，签字批准了。
这艺术夸张，典型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有的人说“研究一下”，一月、一季、一年过去了，还在“研究”；
说“由他办”，也不知画多少个圈，转了多少个弯，经历多少条条块块扯皮，才能开办。
如此等等。
现实生活中少数同志那种办事慢慢腾腾的马拉松劲儿，实在叫人急得慌。

为什么办事情有快有慢，效率有高有低？
原因自然有种种，不尽相同，但有一条根本原因，那就是革命的责任心强还是不强。
赵充国的奏章所以批复那么快，还不是由于参与转呈这个奏章的大小官员，心里想着国家的兴亡，有认真办事的责任心？
今天，我们有些办事不讲效率的同志，主要也是没有把国家的强弱，军队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快慢放在心上所致。
所以，结论是很清楚的：强烈的革命责任心，是办事出速度、出效率之本。
有了责任心，就会变拖为赶，变推为揽，变等为干，变慢为快，最大限度地振奋革命精神，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读了赵充国上奏章的故事，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这样问问自己：在责任心的问题上，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军队的工作人员，难道还不如封建社会的官吏吗？
我们肯定能够超过前人，也一定要超过前人！

栏目：编后

有些战士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模糊认识，杜剑峰同志便用有关这方面的实践结果对他们进行教育，收到了好的效果。
应该说，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好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要教育干部战士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也不能只是空泛地讲道理，应该多让他们了解“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通过分析大量具体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会更雄辩，印象更深刻。
我们有些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存在模糊认识，往往不是不懂道理，而是由于没有具体、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没有直接听到广大群众的呼声所致。
这就更需要多让他们看看实践的成果。

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近一年了，各条战线形势发展很快、很好。
用实践的结果对干部战士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教育具备很好的客观条件。
杜代指导员帮助战士提高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政策的认识的方法，搞其它方面的教育也可以采用。

作者：程应田/邱松生/陈宝安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骨干集训队试行外军“分阶段训练法”取得成效，十月三日给全师骨干集训队的教员作了训练表演，准备明年在整个部队推广。

今年八月初，这个团筹办骨干集训队时，师长王锡坤向他们推荐了《外国军事学术》杂志上介绍的外军试验推广的一种新的训练方法——“分阶段训练法”，并要求集训队借鉴这种训练方法，摸索出经验。

所谓“分阶段训练法”就是：教员根据训练内容，用通俗、精练的文字及箭头编出详细和简化两套指导提纲，学员在第一阶段根据详细的指导提纲用较慢的速度进行操作，第二阶段根据简化的指导提纲进行操作，第三阶段完全丢开指导提纲用规定的速度进行操作。
实行这种训练方法，可以改变过去那种每进行一个新课目训练都要先学理论，背熟条文，然后再进行实际操作的训练方法。
开始，有的同志对借鉴这种训练法有种种顾虑。
骨干集训队的领导组织大家围绕“传统的练兵方法要不要改革，外军先进的训练方法该不该学”的问题展开讨论，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有选择地借鉴一些外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改革我们的训练，这是不断发展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一条有效途径。
他们破除了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之后，对“分阶段训练法”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
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摸索，他们把“分阶段训练法”同我军传统训练法结合起来，编写出了六份详细和简化训练指导提纲。

实行“分阶段训练法”后，训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解决了教员不足的矛盾。
往年办一次全团性的骨干集训队，需要担任各种训练课目的教员十几名，今年只用了三名教员编写指导提纲，就保证了各个训练课目的正常进行。
这种训练法，还缩短了训练时间。
比如，班用机枪第一次射击训练，往年都要训练四十五小时以上，今年全队普及班用机枪射击训练，在人多、武器少、人员新的情况下，只训练了三十五个小时，完成练习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优秀率达百分之七十点四，创造了建团以来班用机枪射击的最好成绩。

（程应田、邱松生、陈宝安）

作者：白天氛/陈锡祥

这个师注意从大处着眼，科学安排施工计划。
察尔汗盐湖南岸属于震动液化不良地质地段，在这里修筑路基，机械车辆容易下陷，施工难度大，不能就地取土。
当初，施工设计确定投入六个连，用人工做路基底层土方十万立方米，上部土方用汽车和土方机械远运。
方案制定后，师领导带领机关、施工连队、机械分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先后十多次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机械勘察，发现当时盐湖两岸的地下水位低于往年的新情况，便大胆修订方案，减少了投入的劳动力和汽车运土，节省了投资，提前五个月筑成这段路基。

这个师的各级领导比较重视从经济效果出发，改进施工管理。
铺轨基地和铺架队刚刚组建时，在使用劳力、机械和车辆上，有点大手大脚，宁多勿少。
师团专门组织了经济核算工作组，住在铺轨基地，深入铺架现场，对组建后头两个月的生产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调查研究，从实际铺轨能力出发，压缩了二百四十三名施工人员，减少了十辆汽车和十三台机械。
这样，不仅进度、质量没有受到影响，而且从卸装轨料、生产轨排到铺架，实现了机械化流水作业，从去年四月以来，为国家节省投资二百八十余万元。

这个师的各级领导还注意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教育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改革施工方案和工程设计，努力做到少花钱，多修路，修好路。
三年多来，广大工程技术干部认真踏勘每一段线路，反复推敲每一个方案，先后会同设计部门改善了桥涵、线路、车站等工程设计一百四十多项，为国家节约投资二百六十多万元。

（本报记者 白天氛、陈锡祥）

作者：卫旭定/高艾苏

本报讯 九月下旬，北京部队炮兵一百五十多名团以上干部观看了某团的战术演习，对这个团的司令部大胆采用外军先进指挥手段，提高工作效能，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个团司令部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思想得到了解放，今年在司令部训练中积极学习和吸取外军的先进技术，以提高司令部的指挥效能。
他们搜集了二百多份外军资料，专门开设了一个外军资料研究室，对外军的指挥手段进行广泛研究，发现对提高司令部工作效能有价值的东西，就学习、采用，使司令部的组织指挥方法有了较大的改进。
过去，司令部的各种命令、指示、计划都是文字叙述式的，内容复杂，冗长。
今年七月，他们从外军使用表格式战斗文书受到启发。
副团长于承海和司令部的同志，参照兄弟部队的经验，进一步做了精简革新，砍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归口合并了一些同类项目，用军队标号代替了繁琐的语句，边试用，边改进，使之逐步趋于规范化、制式化。
这种表格式文书，文字少，重点突出，省时间，好看好记，又避免了漏项，可以使参谋人员腾出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战术技术问题。
副团长徐志忠阅读了大量资料，系统地钻研了外军《用网络法指挥军队》的材料，编写出一份简明通俗的统筹法教材，并给机关和部队讲解。
现在，他们组织计划全团年度工作、各专业训练和炮兵群战斗演练，都采用统筹法，提高了指挥效能。

他们还十分注意从可能的条件出发，应用外军和本国的科研成果，使司令部的组织指挥向自动化发展。
比如，过去受领任务全靠笔记，十分费时，还有遗漏，现在采用小型磁带录音机录音，既方便又准确无误；
过去用人工计算一个测地诸元，起码得两分钟，现在改用袖珍电子计算机，几秒钟就解决了问题；
过去，观察指挥所的一个射击口令，要经过五个人复诵、转换才能传达到各炮位，现在吸取外军经验，采用无线话筒和本团革新的对讲指挥机，可以直接把口令下达给炮手，又快又准。

（卫旭定、高艾苏）

作者：皇甫天真/李续

济南部队某团司令部通信股长毛怀卿，刻苦钻研本职业务，获得济南部队炮兵通信专业考核第一名。
这是他在辅导参谋人员进行专业训练。
皇甫天真、李续摄（照片）

作者：张久

栏目：边防短讯

珍宝岛边防某团向国家交售蜂蜜万余斤

本报讯 国庆节前，驻守在珍宝岛地区某边防团指战员，拉着驰名中外的完达山椴花蜜高高兴兴地来到驻地附近的外贸公司交售蜂蜜。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向国家交售一万三千五百多斤。

这个团的驻地是东北有名的养蜂基地之一。
为了改善部队生活，支援国家建设，团里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养蜂，由当时只有一个单位四箱蜂发展到现在十个单位二百一十箱蜂。

（张宝印、何玉江、易桐华）

成都部队某部一连苹果获得丰收

本报讯 驻守在川西南海拔两千八百多米高原上的成都部队某部一连，在苹果“小年”夺得丰收，年产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一斤，比产量最高的一九七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

国庆节前后，他们向西藏、青海、成都等地出售了六万多斤苹果，为繁荣节日市场贡献了力量。

（李之瑶、黄旺喜、刘盛福）

乌兰哈达边防八连蔬菜自给有余

本报讯 驻守在边防前哨乌兰哈达的某部守备八连，战胜高寒，使种植的十七亩蔬菜，创造了所在地区种菜史的最高产量。
到十月六日为止，共收蔬菜十五万多斤，除全连吃菜自给外，还支援牧区八万斤。

今年一入春，八连干部战士解放思想，探索草原种菜的规律。
他们换回耐寒的菜种，走访有种菜经验的牧民，改进播种方法，加强田间管理，又为菜苗盖上了温暖的“被”，缩短了蔬菜生长期。
目前，全连种植的白菜、土豆、萝卜全部收完，平均每亩产菜约八千斤。

（张宝贵、李忠信、龚兴盛）

随军家属陈爱碧搞“小秋收”增加收入

本报讯 十月五日，从边防某团传来一条消息：一连副连长胡永富的爱人陈爱碧上山搞“小秋收”，采松籽近七百斤、木耳近十斤，交售给国家，收入近二百元。

一连长年守卫在边境线上的一座高山上，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
干部家属随军后，工作无法安置，生活有些困难。
八月中旬，陈爱碧看地方群众都来山上采山货，自己住在山上，条件很方便，也就走出家门搞“小秋收”，既支援了国家建设，又改善了家庭生活。

（荆玉华、吕永岩）

作者：王福成王模高绪平
单位：济南部队某部
栏目：思想战线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严肃指出：“沉醉于政治空谈，决不能治国，而只能误国。”
当前，扫除存在于某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的政治空谈，应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治空谈，特征是“空”。
其表现如：

讲话、作报告言之无物。
满嘴的大话、空话、老话，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都是“广播里听过的，报纸上见过的，文件里写过的”，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得不出一个实质性问题，乍一听头头是道，细琢磨没有味道。

贯彻上级指示空喊敷衍。
满足于开大会，喊口号，表决心。
只讲如何如何重要，一定怎样怎样，“光打雷，不下雨”，用大量精力做表面文章，使上级指示停留在嘴上。

对下面的请示报告久议不决。
本来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拿到会上，今天讨论，明天研究，议而不决。
有的问题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也不做明确答复，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模棱两可，哼哈应付。
结果是机关干部跑来跑去，文件夹子传来传去，请示的事情推来推去。

蹲机关高谈阔论。
不下基层，不接触群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研究问题，说南道北，不着边际；
学习讨论，海阔天空，离题万里，把宝贵时间消磨在毫无意义的清谈之中。

政治空谈，是资产阶级“清谈馆”的不良习气，是封建衙门的官老爷作风。
它会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空中楼阁”，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它严重削弱领导机关的威信，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它会造成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使人们陷入主观臆断、无知妄说的泥坑中去；
它会使人沾染上不动脑筋、不用气力的恶习；
它使机关工作流于形式，没有一点效率。
总之，它已经和正在给革命事业带来祸害。
我们一定要把政治空谈当成误国、害民、干扰破坏四化建设的大敌来对待，使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不然，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就会在这种可憎的、无休止的政治空谈中化为泡影。

产生政治空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败坏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在有的同志看来，领导干部、领导机关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开会、作报告、发指示、整材料，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事了。
当然，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总不免要开会、作报告、发指示、整材料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部队建设。
如果把开会、作报告、发指示、整材料本身当成了目的，表面文章做过了就万事大吉，不给部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那么，这种领导机关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有的同志会说：“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很辛苦呀！”
这要看你忙的什么。
如果只是忙在表面文章上，而不是忙于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这最多只能叫做“辛辛苦苦的空谈主义者”，不但忙而无功，而且越忙对部队越有害。

治好政治空谈这一顽症，最好的药方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有的同志既不作调查，又要发议论，这就必然要陷入政治空谈之中。
如果我们经常深入实际，接触广大群众，干部战士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部队建设中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群众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好主意，我们都心中有数，那么，我们就能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使部队的各种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因此，我们领导机关的每个同志，都要把“深入实际，不尚空谈”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应当说，有的同志，特别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不是一点不清楚，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点不知道。
可是，又为何那样热衷于政治空谈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做大了，腿变短了，身子骨懒了，革命事业心差了。
他们对本职工作很少有兴趣，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穿，搞小家庭建设却精神十足，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分析和及时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呢？
据说，某个基层单位缺少一件十分需要而仓库又有存货的训练器材，因为领导机关互相扯皮，你推给我处理，我转给他解决，结果，这个问题在机关互相“踢”了十三年。
如果领导机关把“为基层服务”的口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象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吗？
有的同志讲得好，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搞政治空谈，就如同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战士不放哨一样，是对革命的失职，是对党和人民的怠工。
因此，我们每个在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都要有焦裕禄同志那种不改变兰考面貌死不瞑目的革命事业心，以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宁愿自己多流些汗，少睡点觉，也要把革命工作做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谁要是有了那种部队问题不解决就坐卧不安的精神状态，谁就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搞政治空谈了。

改变领导机关政治空谈的不良作风，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诸如调查研究制度、蹲点制度、考核制度、赏罚制度等等。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规章制度大都废弛，一些领导机关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政治空谈之风也乘机滋长起来。
我们要在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坚决把他们破坏的制度恢复健全起来。
当前，特别要强调深入群众，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在实干中促进部队建设；
要赏罚严明，好的奖励，差的批评，凡属给部队建设造成巨大损失的失职行为，要追究行政责任。

现在，人人想四化，人人干四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政治空谈是与这种形势格格不入的。
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对政治空谈来一个认真的“围剿”，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各项工作，朝着四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冯成明
栏目：思想战线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说套话是时髦的，吃香的。
有的同志染上了爱说套话的习惯，这就当时而言，倒也有情可原。
可是打倒林彪、“四人帮”这么些年了，爱说套话的却还大有人在。
虽然所说的内容不同了，但说套话的作风则一。

有的人，开会发言、报告、动员、总结、汇报，开口闭口“重点转移”，什么转移的重要性、必要性呀，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呀，长篇大论，头头是道。
话是很对。
但尽是中央文件上写的，上级领导讲的，报上登的。
至于本单位怎么个转移法，采取什么措施，要办几件什么具体事，则无下文。
不能否认，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要讲，要宣传。
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拿出本单位实现转移的具体办法来。
如果嘴里“转移”叫得震天响，本单位的工作还是老样子，那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空谈吗！

说套话的人，大抵有两种：一是官僚主义，对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能靠说漂亮话过日子，空谈“四化”、“转移”。
至于具体办法，费心费力，他才不去吃那个苦呢。
二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触，说套话是为了应付公事。
实际呢？
你有千条计，他有老主意。
说归说，宣传归宣传，干嘛，还是老办法。

说套话之风所以能存在，除了林彪、“四人帮”流毒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作风浮夸，爱吃这一套。
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喜欢听顺茬话，对说套话的人非但不厌，反而给以表扬，加以重用。
领导买账，投机者何乐不为？
所以，要煞住说套话的歪风，首先要领导不喜听套话，不信套话。
没有了市场，套话自然就存在不下去。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的不是套话，而是实干，不是“客厅里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千百万个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革命实干家。
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需要一件一件地抓落实。
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单位都应拿出自己的办法和行动来，拿出成果来。
任何夸夸其谈的套话，不管叫得多响，多么动听，都不能为四化增添一砖一瓦，而只能贻误党的事业。

作者：裴少军
栏目：思想战线

有的同志曾经认为，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过去的事情，最好一概不提。
他们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总结历史经验，都看作是向后看，担心会干扰前进的方向。
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既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也不利于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
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学习这个讲话，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总结历史经验与向前看的关系，很有教益。

首先是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要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
我们讲的实事求是，不仅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也包括着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
假如对这些问题不认真对待，路线是非不分清，思想认识不统一，如何能够达到团结一致？
强调向前看，是要求我们在处理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要为四化着想，不要计较个人恩怨，不要受派性纠缠，绝不是说对于过去的一切统统不提，路线是非也不要分清。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温故才能知新。
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真正了解现在，更不能预见未来。
只有正视和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在新的征途中少走或不走弯路。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八五页）建国三十年来，我们有伟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挫折，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沉痛的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来的。
如果不认真加以总结，那就不仅白花了巨额学费而毫无所得，而且难免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犯类似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为什么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水平？
关键的一点，是党中央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请想想，要是不认真吸取多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我们对建立安定团结局面、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能有今天如此深切的体会吗？
要是不对过去搞“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的错误进行总结，我们能真正认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吗？
要是不切实吸取过去民主和法制不完备，被林彪、“四人帮”钻了空子，得以阴谋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教训，我们现在能如此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吗？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分清是非，辨明真伪，向前看才能看得清。
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总结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要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也必须对三十年的基本经验有一个正确的统一的认识。
如果对三十年的基本经验看法不一致，对今天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就不会统一，在贯彻执行中也就很难步调一致。
所以总结历史经验是不能回避的，它不仅不会影响向前看，而且正是向前看的需要。

有的同志担心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把过去的错误和挫折抖出来，会使人灰心丧气，影响向前看，影响搞四化的信心。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总结历史经验，当然要正视过去的错误和挫折，但是也要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
若说我们的工作一无是处，那不合事实；
但若不正视、不否定过去的错误，正确的东西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信心”，而是建立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才是科学的、坚定的。
敢于正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挫折，正是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我们的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
实践不是已经这样证明了吗？
我们应该为了向前看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加信心百倍地向前看，向前进。

作者：孟宪仁靳柴
栏目：思想战线

在一些单位，当某个干部提升、调动或转业时，临行之前，原单位的领导总要派人采购鱼肉，置办酒席，张罗陪客，为离别的同志盛宴饯行。
这些年来，这股“送君送到酒席旁”的风气盛行，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
若有谁对此事表示异议，他还蛮有理由地说：“送别总是要热情一点嘛！”
在这些同志看来，似乎酒越高级，菜越丰盛，场面越大，送别才越热情；
如不这样，就觉得寒酸、冷淡、“过意不去”。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送别的“冷”与“热”呢？

诚然，一个同志在某个单位工作多年，和大家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临行之际，适当改善一下伙食，表示送别之意，这也并非不可。
但是，如果把吃喝场面的大小，当作衡量送别冷热的标准，这就不对了。
在革命者看来，对同志是不是热情，主要看有没有一颗真诚赤热的心。
如果同志之间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即使相互勉励几句，握手而别，心里也是热呼呼的。
陕西省军区某团欢送老团长欢迎新团长，不买烟酒糖果，只用白开水，这在物质上可以说是很“寒酸”的，但不是同样可以开成一次热情洋溢的欢送欢迎会吗？
相反，如果平时彼此心里疙疙瘩瘩，貌合神离，甚至貌也不合，而送别时却酒菜满桌摆，憋出笑脸来，面对这种菜热心冷的场面，难道被送的人会感到有什么真正的热情吗？
恐怕倒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其实，送别时搞大吃大喝的人，并不都是出于热情。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这样一些情形吗？
有的人对调到领导机关的同志，敬献佳肴，是为了多找一条“门路”；
对转业到地方的同志，盛宴送行，是为了以后图个方便；
对有思想隔阂的同志，想用酒肉堵住人家嘴巴，以便敷衍出门。
谁能认为这种慷慨大方地花国家钱财、打个人主意的送别是对同志的热情呢？
还有的人与离别的同志既不熟悉，又没有什么关系，也要陪宴表示“热情”，这种人与其说是不陪宴对调离的同志“过意不去”，不如说是看到不花钱可以大吃一顿的时机错过了，对自己的嘴巴“过意不去”。

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历来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与我们无产阶级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革命本色是水火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出于其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关系。
如果我们的同志也把吃喝得越厉害看成是越热情，把同志之间的情谊建立在酒席之上，这不也同样把革命队伍里战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酒肉关系吗？
这样的送别不但把崇高的同志关系庸俗化了，而且还败坏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滋长了不正之风，浪费了国家财产，侵占了群众利益，于党无益，于民无益，于人于己都无益。
不是吗？
有的同志开始就是从参加这些一个接一个的送别宴会，慢慢滋长了大吃大喝的不良习气，在热热闹闹的碰杯声中，冷却了自己的革命斗志，丧失了革命原则，脱离了广大群众。
所以，从各方面考虑，都需要坚决刹住送别时的吃喝风。

我们一方面要反对送别时搞大吃大喝等不正之风，同时，对调离的同志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关怀备至，安排周到，为其今后的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调离的同志对送别也应正确对待，尽量减少人家的麻烦，更不要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要给老单位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意见，留下好的思想、好的作风。
这样的送别，在大干四化的今天是特别需要提倡的。

栏目：理论动态

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于光远同志《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论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问题的初步看法。

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认为，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

这里说的最终产品，第一包括个人消费品，是最终产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包括发展社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保健等事业所需要的物品；
第三包括进行社会管理和阶级斗争所需要的物品（主要是用来加强国防的物品）；
第四包括出口用的产品。
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理论依据的，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的最终产品的含义不一样。
除了对一国的社会生产来说，用来出口的产品不论是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都应该承认是最终产品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准备进入各种消费领域的产品才是最终产品。

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把增产最终产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最后目标。
这样，可以提高每个生产部门、经济部门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按照这个理解，必然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之一，就是在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时候，应该从增产最终产品出发。
要用从最终产品出发的“一元论”，来代替我们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实行的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的“多元论”，代替很长时期内我们事实上实行的从重工业出发、从“钢”出发的“一元论”。

文章说，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思想，以前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
在有些国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方法曾经有过三种主张的争论：一是资源法，即主张从本国资源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
二是部门法，即主张从各部门产品的增产目标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
三是最终产品法。
争论的内容是何者更为优越。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都还没有实行资源法和最终产品法，一般通行的还是部门法，或者在部门法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补。
部门法是最容易做到的，并且是既成事实，但是缺点确实很多。
资源是必须考虑的条件，但是生产的目的不能是发挥资源的作用，资源法是不应采取的。
最终产品法的缺点是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如果决定实行，一定也会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实行中也一定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应该认真考虑研究。

文章接着论述了以增产最终产品为目标来计划和安排生产同我国以农轻重为序计划和安排生产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如果采用最终产品法必须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以及我国以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做出发点计划和安排生产在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和实践中对经济事业的某些不利影响（主要是可能使大量的中间产品未能及时变成最终产品）。
文章认为，如果要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表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话，最终产品的增产是最合适的。

文章最后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问题。
首先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行事，是否有利于在我国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
至于如何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来制定计划，安排生产，如何进行统计以及如何对现行的各种制度和方法进行改革，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要慎重处理。

栏目：理论动态

人权问题，是现代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国内，一个时期以来，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人们也在议论它。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权问题呢？
《光明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略谈人权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论述。

文章在论证人权是历史的产物的时候指出，在历史上，人权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天赋人权论”。
这种理论认为，凡人都天生享有生存、自由、平等、财产等项权利，“主权在民”，根本否定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根本否定主张一切都为了神，人应当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的宗教神学。
在当时，这是具有革命性的理论。
但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虽然在形式上是普遍的，包括了一切人，实质上，决不可能包括一切人，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资产阶级不过是用金钱的特权取代了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世袭特权而已。
资产阶级宣布的人权对封建特权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但是，这种人权是狭隘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带有很大的虚伪性。

接着，文章指出，人权是现代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一方面，二、三百年来，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口号在资本主义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口号逐步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一条国际法的准则；
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人权问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强调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保障各个民族和人民的集体权利，把维护人权的斗争同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国际剥削，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联系起来。
除了上面两种情况以外，“人权”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口号。
他们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的眼光，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权；
恶毒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如镇压反革命）是侵犯人权。
对这种诬蔑和攻击，我们当然必须坚决地予以驳斥。
但是，应当指出，由于人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的、不明确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内容。
同时，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具体情况不同，对于公民权利的法律规定也有所不同，这是属于各国的内政问题。
因此，我们对人权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采取适当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不能简单的对待。

无产阶级的基本口号是消灭阶级，这是文章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
文章说，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底至一八四四年一月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曾经提出，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但这篇文章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
显然，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讲的人权，就是指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表示了对“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马克思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是不主张用人权这个口号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并驳斥了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个性、独立性和自由的谰言，揭露了个性、自由等等的阶级实质。

那末，无产阶级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提人权这个口号呢？
文章回答说，那也不是。
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原则（如自由、平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本质上是伪善的，但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资产阶级的话柄，要求资产阶级兑现。
这样，无产阶级就可以把这个口号作为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
不过，必须明确，自由、平等之类的权利，毕竟是“纯民主主义的要求”（恩格斯语），无产阶级不能局限于这样的口号和要求，而要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即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诚然，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用过人权这个口号。
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人权也不是我们党的主要口号。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就很少再用人权这个口号。
因为我们的革命已经进入了直接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而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的纲领、口号，我们的思想理论宣传，就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确的提法，而不必再强调人权之类的口号了。

文章论证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
我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权利。
我们宪法规定的这些公民权利，在特定的含义上也就是“人权”。
但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社会主义的公民权至少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规定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而我们的宪法则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
另一个是：我们的公民权对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来说，是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虚伪的。

文章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依法实际地享受自己的各项权利。
但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毫无阻碍地充分享受各项公民权利。
由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官僚主义的存在，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法制的不完备，就使人民的民主权利、人身自由、合法的经济权益，有时还得不到可靠的保障。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如林彪、“四人帮”一类在一个时期内或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会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
相反，这恰恰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歪曲、破坏的结果。
因此，要避免类似情况的重演，决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而是要恢复、坚持并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巩固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对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关于“人权”问题的议论，文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文章指出，极个别的人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实际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帝国主义，借“人权”问题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对于这种人，必须坚决揭露批判。
另有一些人是鉴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法制被践踏，公民权利被严重侵犯的惨痛教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地方还存在压制民主，违背法制，侵犯公民权的情况，因此，迫切地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尽管有些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的用语或表达方式不尽恰当，但这些实际要求本身许多是合理的、正当的。
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加以引导，消除他们的某些糊涂认识，帮助他们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文章最后强调说，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认真解决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切实把社会主义的民主搞好，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任何权利都要受一定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制约。
没有比较发达的经济，就难以使每一个公民都充分享受劳动权、休息权和其他经济权益；
一个公民没有必要的文化水平，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各项文化权利。
因此，为了保障公民充分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最主要的是要集中全力，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把我国目前还很落后的生产力尽快提高到现代化水平，同时，大大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首都经济学家举行座谈，建议对这一问题深入展开讨论

据新华社十一月二日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应该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社会生产？
首都一些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认为，真正从理论上、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彻底肃清“左”倾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对于搞好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建议在经济学界和报刊上就这一问题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于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问题座谈会。
二十多位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参加了讨论。
座谈会由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礽主持。

经济学家王惠德在座谈会上阐述了我国经济工作的性质、任务，以及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等问题。
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党是为全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唯一宗旨。
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要充分地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而且要保证他们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论述过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的经济工作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不把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失职。
在谈到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时，王惠德说，过去许多年中，我们主观蛮干的事不少，没有很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以致造成比例失调，国民经济畸形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以钢为中心、为钢服务的经济结构，重工业自我服务的部分占很大比例，而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不能迅速增长。
按客观规律办事，首先是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
所以，要尽可能地从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社会生产。

经济学家苏绍智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就是为了“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就要被指为“修正主义”、“福利主义”。
在生产目的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左”倾思潮，至今没有肃清。
一些同志只追求产值，不考虑生产目的，认为大项目越多越好，生产指标越高越好。
有的地方基本建设战线仍在不断加长，不肯缩短。
大量国民财富用在许多长期不产生经济效果的项目上面，这是妨碍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结果生产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来发展生产。

经济工作者庄静、徐芦、许刚等在发言中指出，不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调整工作是难以做好的。
当前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
这次调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按客观经济规律来搞建设的问题。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或“社会主义经济目标”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必将有助于大家提高对调整工作的认识，解决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搞调整的问题。

经济学家于光远最后发言说，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要做的事很多，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明确为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生产的指导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我们的经济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经济学也是人民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党性在今天中国首先就表现在：它为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提供科学的论证，对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提供科学的依据。
对各部门、各地区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置于首位。
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象解放初期那样，包括有改善人民生活的部分，并且在计划中提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但是计划中就有一个部分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规定了若干具体指标。
在李富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今后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把这一部分提高到首位，从这一点出发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
很可能一下子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作为指导思想需要尽早明确。
目前在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上，看来认识不完全一致。
对于过去许多年发展起来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人认为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这里有没有“左”倾思想的影响，值得研究。
不过实践已经表明，由于不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已经受到了不小的惩罚，而且还继续在受惩罚。
于光远建议经济学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到会同志都赞成这个建议，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教育和文化合作协定及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今天下午在伦敦签字。
这两项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新的成就。

签字仪式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举行。
华国锋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黄华外长和卡林顿外交大臣首先代表两国政府在教育和文化合作协定上签字。
然后，余秋里副总理和诺特贸易大臣代表两国政府在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上签字。
签字仪式后，双方举杯共祝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中英两国近几年来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有了良好发展。
这次签订的为期五年的合作协定强调缔约双方应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在教育、文化、艺术、出版、卫生、新闻、青年、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其中包括促进和支持两国的大学及其他高等院校之间的直接合作、接触和交流；
促进和支持大学教授、讲师、专家和教师为了交流学术思想和经验以及讲学和教学而进行访问和交流，并为留学生、研究生和学者提供奖学金；
鼓励和促进自费留学生、研究生和学者为了学习和研究而进行访问；
鼓励和支持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电影制片者以及其他从事创作和表演艺术的个人和团体的相互访问；
对两国的新闻、广播和电视机构间的合作以及双方新闻工作者和记者的访问提供方便。

在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双方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并规定双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对方代表机构的建立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

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今天下午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继续会谈。
会谈是诚挚友好、深入和富有成果的。

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对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
多年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双方认为，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扩大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双方政府将积极予以推进。

华总理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是在十月二十九日举行的。
在那次会谈中，双方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包括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其前景的估计，对维护世界和平有关的全局形势及某些地区形势等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并认为一个团结强大的西欧和繁荣富强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的主要助手，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谈。

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华国锋总理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据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伦敦市今晚在为华国锋总理举行宴会前，安排了古老而庄严的欢迎仪式，对中国贵宾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伦敦城自治体同业公会会员穿着中世纪的色彩鲜艳的制服，手里拿着长矛，列队欢迎华总理。

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伦敦市长肯尼思·科克爵士在市政厅主要的入口处迎候华总理。

宴会开始前，由接待委员会的典礼官、接待委员会成员和主席以及市政府秘书引领，市长和市长夫人分别手执剑和权杖簇拥着华总理围绕宴会桌缓步向前。
全体来宾起立鼓掌。

伦敦市长在宴会上致欢迎词。

华国锋总理接着讲了话。
随后，华总理向伦敦城自治体同业公会赠送了景德镇特制的两个花瓶。
伦敦市长向华总理回赠了一块刻有伦敦城自治体同业公会的十二个成员的纹章的金属牌。

据新华社伦敦十一月一日电 英国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今天下午在这里为华国锋总理举行招待会。

中英签订教育和文化合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字仪式后双方举杯互相祝贺。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作者：郭济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南朝鲜反动头子朴正熙被枪杀一事，是在什么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它说明了什么？
请《时事信箱》帮助解答。

装甲兵技术学院二队学员 夏兆平

夏兆平同志：

最近，统治南朝鲜十八年之久的伪总统朴正熙在内讧中被打死，成为国际上震动不小的新闻。
这一事件反映了南朝鲜政治危机急剧加深，局势进一步动荡。

据报道，自命为“维新领袖”的朴正熙，十月二十六日晚兴冲冲到南朝鲜中央情报部食堂，参加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为他举行的宴会，却中了预先设置的伏击圈。
金向朴连打数枪，朴饮弹毙命。
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朴的侍卫长和几名警卫人员。

朴正熙突然中弹丧命，引起汉城一片惊慌。
南朝鲜当局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任命总理崔圭夏为代总统，并任命陆军参谋长郑升和为军事管制司令官，成立了由军政头目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行使权力。
随后，颁布了戒严令，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关闭全部高等院校，实行新闻检查，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游行。
据报道，在汉城，“气氛紧张”，伪总统府由坦克和士兵加岗守卫，各重要机关和公用事业部门派驻了军队。
驻南朝鲜的美军也奉命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给惊慌中的伪政权定心壮胆。

对朴正熙之死的真相及背景，南朝鲜当局至今遮遮盖盖，没有讲明。
最初，他们把朴正熙之死说成是“意外事件”，声称是金载圭与朴的侍卫长发生枪战被“流弹击中”的。
事后三天，当局发言人改变了这种无法使人“信服”的说法，承认是金经过周密谋划所进行的“暗杀”。
但又没有公布金策划的过程和内容，并且仍然把这说成纯属金个人的举动，是同南朝鲜事态发展以及其他方面无关的“突发事件”。

然而，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一些国家报刊发表评论指出，刺杀朴正熙的根本原因，只能从南朝鲜政治危机加深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方面去寻找。

大家知道，朴正熙是一九六一年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爬上南朝鲜伪总统宝座的。
他上台后打着“维新”的招牌，不断强化军事法西斯统治，竭力阻挠南北统一，犯下了累累罪行。
他先后炮制了五千多项法西斯法令，组织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对各阶层人民肆意进行逮捕、监禁和杀害，排斥异己，打击民主势力。
新民党原领导人金大中、前总统尹谱善、宗教界人士咸锡宪等人均被判刑入狱。
上月，朴正熙一伙又授意伪国会，强行通过所谓“惩戒案”，无理剥夺了新民党总裁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资格，还派出警察袭击了新民党总部，抓走了金泳三和新民党所属国会议员十多人。
朴正熙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激起了南朝鲜人民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要求“朴正熙下台”的呼声此起彼伏。
今年十月中旬以来，釜山、马山、大邱、汉城等地青年学生和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连续发生暴动，猛烈冲击着朴正熙反动统治。

面对这种困境，伪政权“权力中枢发生了混乱”，当权者之间“在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正如国际舆论所说的，南朝鲜首脑集团中争权夺利，是发生枪杀朴正熙的真正“背景”，人民的不满肯定是发生“这个事件的关键”。
有的外国报刊指出，这一枪杀事件还包藏着“更大的阴谋”。
日本共同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朴正熙毙命“背后有陆军的影子”，得到陆军高级军官的支持。
有的报刊还认为，这实际是有国际背景的一次“宫廷政变”，表明臭名昭著的朴正熙已是一条无用的走狗，谋杀事件背后是有深远意图的。

朴正熙之死引起了南朝鲜政局更加动荡不稳。
一场争夺伪总统宝座的争斗已在统治集团中展开。
美国《纽约时报》透露，军方正积极插手，试图继续“延长军人统治”。
但是，朴正熙之死已经证明，任何违背全体朝鲜人民的意志，坚持走卖国、民族分裂和镇压人民的道路的独裁者，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郭济

栏目：简明新闻

中苏谈判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月二日在莫斯科举行。

双方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全体团员出席了会议。

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代表团团长王幼平在会上发言，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方面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解决中苏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越军开往老挝接近中国边界的丰沙里省

据泰国报纸《曼谷世界》十一月二日报道，流入泰国北部廊开府的一些老挝难民告诉泰国当局，在老挝的大批越南军队已经开往老挝北部接近中国边界的丰沙里省。

老挝难民揭露说，越军正沿着十三号公路从越南开向老挝的琅勃拉邦。
越南军队装备了坦克和榴弹炮。
老挝北部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

欧洲经济共同体增加对柬援助

十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外长理事会，决定从十一月开始的六个月内向柬埔寨人民提供约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补充援助。

十月初，欧洲经济共同体已向柬埔寨人民提供七百万美元的援助。
加上上述补充援助；
欧洲共同体对柬埔寨的援助共达四千二百万美元。

苏在阿富汗——伊朗边境修建军事基地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十月三十一日报道，苏联正在阿富汗靠近伊朗边境的法拉修建一个空军和陆军基地。
建造这个基地的长期目标是“利用阿富汗作为在这一地区渗透的前进基地”。
这家报纸说，伦敦观察家把这个基地的地理位置同“伊朗的持续的不稳定局势”联系起来。

联合国卫生组织庆祝世界消灭天花病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十月二十六日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并且为此举行了庆祝仪式。

天花病是世界上严重危害人们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几千年来，使千百万人死亡或毁容。
（均据新华社）

调整物价会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
这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已经宣布：“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食油在城镇的销售价格不动，有些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要作适当调整，政府将采取相应的增加职工收入的必要措施，除了供养人口较多的极少数职工的家庭生活暂时难免稍受影响以外，保证绝大多数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尽力稳定人民生活

为了保证绝大多数职工和城镇居民（包括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党和政府采取了哪些必要措施呢？

第一、保持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销价不动。

第二、发给副食品价格补贴。

在提高八种主要副食品销价的同时，国家也对我军每个干部、职工、工改兵工资制战士、志愿兵和领取牺牲、病故干部遗属生活补助费的人员分别给予补贴。
党和国家考虑到我军战士基本津贴费多年来没有增加，再就是八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调整后战士的开支将有所增加，因此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已批准了总政、总后的请示，决定战士基本津贴费相应增加。
与此同时，战士伙食费标准也相应提高，以保证伙食标准不致因主要副食品调价而下降。
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军的关怀。

每月补贴五元的标准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主要根据三个“平均水平”。
一是八种主要副食品以及和这八种副食品直接关联的消费品提价的平均幅度；
二是职工消费这些商品的定量供应部分的平均数；
三是职工赡养人口的平均数。
实际补贴的五元钱，是按照略高于这三个平均数的水平确定的。
正因为如此，国家从提高八种副食品销售价格中一年可收回五十来亿元，而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一年要支出六十多亿元。
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职工都能用补贴的钱抵补因主要副食品提价而增加的开支，一些赡养人口少的职工还可能有余。
当然，也有一些赡养人口多的职工可能不够抵补。

有的同志问，为什么不按职工实际赡养人口多少发放补贴呢？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每个职工实际赡养的人口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没有孩子，明天有了孩子；
今天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孩子，明天参加了工作；
今天被赡养的老人明天不在了，等等。
如果我们以实际赡养人口的多少为依据，那就要在全国经常不停地调查登记，不仅工作量大，实际也很难办到。
按人口补贴还有其他弊病，第一是不利于实行计划生育，不符合人口增长率要逐渐下降的政策，按人口补贴等于鼓励多生子女；
其次会使同一级工人的货币收入各不相同，这就给今后的工资改革造成了困难。
对于赡养人口多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和城镇居民，国家将通过困难补助和社会救济给予帮助。

第三，扩大职工的升级面。

另外，中央还决定提高一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
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先将国家机关、文教、科研、卫生、体育、财贸等部门实行的三、四类工资区各提高一类，即三类提到四类，四类提到五类。
这虽然是为了改变现行工资区类别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而采取的措施，但事实上也使这些地区的一部分职工增加了工资收入。

国家通过采取这几项措施，大体上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不因为八种主要副食品提价而降低生活水平。
供养人口较多而又没有升级的少数职工的家庭生活，会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基本生活必需品不提高销价。
八种主要副食品提价以后几年不再提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暂时的困难也将会逐步解决。

瞻前顾后着眼长远 根本改善全靠四化

也许有的同志会提出，副食品价格补贴的标准能不能再提高一点？
职工的升级面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这就既要考虑改善职工生活的需要，又要考虑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
我们现在的生产水平还很低，国家还很穷。
特别是经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经过三年来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力、物力等方面仍然相当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以上几项重大措施，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保持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销价不动，约需八十多亿元；
提高八种主要副食品销价给职工以价格补贴，并给百分之四十的职工升级，又要支出二十多亿元。
此外，今年计划内还有三十亿元来增建职工住宅。
全民所有制的单位还要增加职工三百五十万人，预计要增加工资十五亿元。
仅以上几项，就需支出一百四十多亿元。
而按照年初的财政预算，今年比去年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总共不到一百七十亿元，可见大部分已经用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留作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很有限。
如果再要国家提高补贴标准，扩大升级面，那就只好把已经很有限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全部都加进来用于改善生活。
这样做，今年也许可以改善得多一点，但是今后继续改善就困难了。
如果超越财政收入的可能来增加工资，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名义工资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导致生产的破坏。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办法。

生产决定消费，这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
我们党历来提倡，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即便在六十年代初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我们仍然平均每年拿出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的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生产性积累仍然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这使我们赢得了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百分之十五点七的速度逐年增长，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
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保证了人民生活扎扎实实地稳步提高。
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由一九六二年的五百九十二元上升到一九六四年的六百六十一元，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四点八，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指数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八。
和六十年代初期相比，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当然要好得多，人民的生活也好过得多。
特别是我们已经开始了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这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伟大事业。
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聚精会神想四化，全力以赴干四化，在考虑自己生活改善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怎样有利于四化建设，怎样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累资金。
这就是大局，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也只有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里进行的。
我们在考虑改善生活的时候，还要想到如何在加强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力量，有效地保卫我们的四化建设。

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坚决支持调整物价政策

提高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给职工补贴，同时适当调整工资，涉及国家、集体、个人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到安定团结的大局，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军的一件大事。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该认真把这项工作抓好，使广大干部战士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调整物价政策。

第一，深入进行思想教育。

第二，切实关怀群众生活。

第三，努力做好管理工作。

这次调整物价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一定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持党和国家搞好物价调整工作，为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加快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