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开始对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
华国锋总理离京前往乌鲁木齐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前往机场送行余秋里等陪同出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即将开始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华总理出访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章文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甘子玉，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同机离开北京。
华总理行将进行的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中国政府首脑对西欧国家进行的第1次国事访问。
这对于促进中国人民同西欧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扩大彼此间的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将大有裨益。
前往机场送行的中国领导人有：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张廷发、陈锡联、聂荣臻、胡耀邦、耿飚、彭真、陈慕华、谷牧、姚依林、姬鹏飞，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四国的驻华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华国锋总理一行将在乌鲁木齐作短期停留。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10月12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即将开始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国务院公告
华总理出访西欧期间由邓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将于10月15日起，访问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出访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
国务院10月12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安徽整顿领导机关思想作风适应工作重点转移
把真理标准讨论作为轮训党员一门课程
新华社合肥10月12日电新华社通讯员韩旭初、记者周郁夫报道：
中共安徽省长丰县委在讨论真理标准时一致认为，农村生产关系是否先进，应该着重地看它是否适应当前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还认为，所谓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硬捆在一起是捆不出社会主义来的；
应该允许辛勤劳动、技术先进的社员依靠自己的劳动先富裕起来，带动别的社员赶上去。
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大胆放手地让农村基层生产单位发展并完善同产量密切相关的责任制度，进一步改进劳动定额管理，鼓励一些社队和社员多劳多得。
长丰县委的这场讨论和工作实践，是安徽省委决定对全省党员普遍实行轮训并已取得若干成果后进行的。
这项工作是从淮北市委带头做起的。
淮北市过去常常闹派性斗争，闹得党内党外很不安宁。
去冬今春，少数被清查的对象通过派性制造混乱，市级机关少数党员也跟着起哄，一度搞乱了全市的工作和生产秩序。
市委便集中两个月的时间，分三批轮训了市级机关和矿务局机关的两千多名党员，使大家认识到派性对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严重危害，对于派性，必须从政治上批臭它，在行动上抵制它，在组织上卡住它。
有过派性活动的党员承认了错误，表示痛改前非；
一些机关长期对立的两派，消除了隔阂，团结搞四化。
从而全市出现了十多年来没有过的团结安定、生产快上的新局面。
今年夏天，安徽省委第1书记万里去淮北市帮助工作，看到那里对党员的轮训，收到如此显著的效果，认为这是整顿领导机关思想作风使其适应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好方法。
安徽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及时推广了淮北市委的经验，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当这样办。
目前，安徽省已有八个地市、十七个县和省级机关的许多单位相继轮训了党员。
这些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大都参加了轮训，和大家一起研究和解决本部门或本地区存在的派性、特殊化、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等带关键性的问题。
方法以正面教育为主，严格实行“三不主义”，着眼点在于对党员搞好重新教育。
为了切实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各地党员轮训班都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首先学好的一门课程，敢于冲破“禁区”，拨乱反正。
开始时，不少同志有“五怕”思想，即怕被说成是“砍旗”，怕丢纲离线，怕被说成是“复辟”，怕搞乱形势，怕挨整。
经过学习讨论，他们都认识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毛主席倡导的思想路线，也正是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而他们自觉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
淮南市委举办的两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轮训班，比较好地检查了某些同志的特殊化错误，划清了职权与特权的界限，他们决心做社会的公仆，而不做社会的主人。
不少负责同志对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自己利用职权安排子女、扩大住房、争要小汽车等不良作风，作了自我批评，并欢迎群众批评，做到主观努力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坚决扫除各种不正之风。
有位市委副书记，已经六十八岁，参加轮训后，他对自己要求更严，到省里开会，来回都坐普通客车，外出治病，也坐公共汽车，不再轻易坐小汽车。
省级机关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过轮训，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深入下层，不再用“遥控”法指导工作了。

把有限的建设资金集中用于急需的基建项目
急待制止和避免重复建设
各地各单位安排新建项目应贯彻生产专业化和生活社会化原则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新华社记者鲍光前报道：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建设资金集中使用在当前急需的基建项目上，这是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重要内容。
但是，据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反映，目前仍然有不少单位搞重复建设，浪费国家建设资金。
例如，上海市已有六十个单位生产钢窗，目前生产能力过剩三分之一，可是今年这里却又有十一个单位筹建钢窗加工车间。
兰州地区到去年底有电子计算机二十三台，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今年这里有六个单位又在建设电子计算机工程，另有三个单位提出了建设电子计算机工程的申请。
成都市有十五个汽车修理厂，年修理能力五千多辆，去年修了三千四百多辆，今年只有三千一百多辆的修理任务，过剩的修理能力将近百分之四十，现在已有三个大修理厂转产；
可是邮电部却在成都新建汽车修理厂，计划投资三百六十万元，目前已花掉六十多万元。
最近商业部安排在合肥市建设一座可存放九千吨商品的冷库，外贸部又要在这里另外建一座三千吨的冷库。
合肥市建设银行提出，如果这两个库合建，可以节省投资二百万元，节约用地八十亩，减少管理人员一百到一百五十人。
尽管各方面都认为有道理，但是多次协商，还是要各建各的。
据有关单位反映，交通部在湛江市有五个单位，共有一百二十艘船舶，每个单位都在建设属于自己的航修站，需要投资二千六百多万元。
据调查，实际上只要建两个航修站，就能完成全部船舶的修理任务。
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情况表明，有些单位在生活设施的建设方面仍然各搞一套，自成一家，总想万事不求人。
北京有四个机械工业部，都有医务室，又有合同医院，但他们为了本部门的职工治病、住院更方便，都计划分别建设医院。
据计算，这样做，要花投资九百四十五万元。
据记者了解，上述单位已开始着手解决搞重复建设的问题，有些单位已经采取了停建措施。
但是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如何避免重复建设，仍然是一个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他们建议，在安排新的基本建设项目时，一定要贯彻生产专业化和生活社会化的原则，多搞一些地区性、协作性和服务性的建设项目，不要各自为政，各搞一套，等待以后再作调整。
各地可以建立基本建设的协调机构，首先把新建的项目管起来，搞好按系统、按部门的综合平衡和地区的综合平衡。
此外，要充分发挥建设银行的监督作用，必要时可以采取经济手段来制止搞重复建设。

济南市加强专业协作努力缩短长线
停建缓建一批在建项目
本报讯从今年05月开始，山东省委和济南市组成调查组，对济南市的基本建设项目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调查，弄清战线过长的情况。
全市今年共有八百五十六个项目，投资额为四亿五千多万元，建筑总面积为三百多万平方米。
但是，根据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一年只能干一百万平方米左右。
因力量分散，重点建设项目受到影响。
例如，由于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近年来城市供水很困难。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济南市安排兴建峨嵋山水源厂，列为今年投产项目，但因资金、材料都有缺口，面临不能按计划竣工投产的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济南市决定在今年的在建项目中，停缓一百零六个项目和单项工程，对部分继续建的项目的投资额予以调减，全市集中力量重点保五十八个项目。
把那些建成后原料不落实的，或是产品销路有问题的，或是技术尚未过关的，都停建或缓建。
在清理在建项目过程中，济南市注意结合工业的调整工作，加强专业协作，努力缩短长线。
例如全市停建一批铸造车间，有的是棉纺厂的，有的是机械厂的，这些厂子所需铸件，将由铸造中心统一生产解决。

黎湛铁路和柳黎铁路段正在进行技术改造
完工后柳州铁路局管辖的铁路线路综合运输能力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新华社南宁10月12日电柳州铁路局正在对黎（塘）湛（江）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柳（州）黎（塘）段进行技术改造。
这两项工程完工后，将使这个铁路局管辖的铁路线路综合运输能力比原来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项改造工程是去年08月开始施工的。
到今年09月下旬，已开工的十九处工程中，八处已经竣工，交付使用；
四处接近完工，七处尚须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工。
黎湛线长三百一十五公里，湘桂线的柳黎段长一百三十五公里。
这两段铁路是沟通西南内地和南方港口的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两段铁路的货运量迅速增加，线路通过能力已经达到饱和状态。
为了挖掘现有铁路的运输潜力，柳州铁路局决定采取延长和增加车站股道、降低线路坡度、在个别区间修建复线和适当增设车站等措施，改造这两段线路，以提高通过能力。
柳州铁路局在施工中，除了改造铁路线以外，同时注意搞好车站货场和客货运设备等配套工程，以解决原来存在的货场容量太小，以致被迫停装、限装的现象。

黑龙江省天津市实行物价检查
严肃处理违反物价政策的事件
及时纠正了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乱收费用等问题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12日电新华社记者吴建民报道：
黑龙江省从05月份开始的物价检查工作，已经收到显著效果。
仅据绥化、合江、嫩江、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等六个地区和齐齐哈尔、大庆、鹤岗、双鸭山等四个市到09月初的统计，共检查了一万一千七百多个企业、事业单位里的一百八十万零四千多种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项目，发现其中一万七千多种商品价格和收费项目违反物价政策，存在着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乱收费用等问题；
在这些违反物价政策的商品价格和收费项目中，已有百分之九十一得到纠正。
各地在物价检查工作中，都组织了由各地、市、县领导干部参加的物价检查领导小组，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
这就有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保障消费者的正当利益。
黑河电业所今年一至07月对城镇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生产、生活用电多收电费十万零九千四百多元，这个电业所在检查中承认了错误，当即纠正，把多收的电费全部退给用户。
在检查中对严重擅自提价、短斤少两的单位和有关人员，除令其检查认错外，还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措施。
鸡西市鸡冠区合作一商店两名卖肉营业员，今年08月有一天擅自将二等猪肉提为一等出售，非法多收群众三十六元六角，在检查中态度不好，有关部门决定对这两名营业员罚款，并将多收部分收缴地方财政部门。
通过物价大检查，全省绝大部分市、县都恢复了物价机构，充实和加强了物价人员。
一些地区还制定了基层商店的物价管理试行办法，许多商店已做到有货有牌，明码实价，以便群众检查监督。
据新华社天津10月12日电新华社记者孟子君报道：
天津市正在开展的物价检查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
已经检查出来的自行调高的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现都已退回到原价。
对一些定价不合理的商品已经或者正在重新定价。
对于严重存在的降低质量、短斤少两、变相涨价的现象也正大力着手纠正。
有关部门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商店进行了教育。
这些商店负责人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并立即校正了衡器，有的商店还设立了公平秤，做到秤平、提满、包包分量足。
天津市在物价检查中，还注意把批评教育、必要的经济、纪律处分和表扬、鼓励结合起来。
对于严重违反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的单位，有关部门也正在调查处理。

编者按：
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农业形势逐步好转。
但有的同志至今对执行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他们口头上也讲要执行政策，可是一到落实的时候，就左顾右盼，怕这怕那，动动摇摇，不那么坚决了，甚至找出一些借口，变着法子干违反政策的事。
政策是党的生命。
好形势来之不易。
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我们绝不能“饿了肚子定政策，饱了肚子改政策”，再干失信于民的事。
各级领导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帮助基层解决执行政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不要挫伤农民的积极性编辑同志：
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农副产品提价的政策，大大调动了社员群众养猪的积极性。
我们公社社员今年养猪头数就达到了一万一千多头，比上一年增加了三成多。
有的一户喂三头。
现在社员养的猪大多数已够肥，大家都希望把肥猪及早交给国家，支援“四化”建设。
但是目前在生猪的交售上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限量收购。
有的食品部门规定一次收几头，多了不收。
这样一来，早去的就卖了，晚去的就得再拉回去。
有的来回拉几次也卖不了，耽误了农活，白受了累。
有的嫌麻烦，干脆杀了到市场卖高价。
二是设立收购卡片。
有的食品部门带着收购卡片到大队发。
拿着卡片的，可以到食品收购站交猪；
没有拿到卡片的，猪肥了也交不上。
有的为了弄张卖猪卡片，只好送好烟，说好话，拉关系，走后门。
三是压低等级。
有的单位评级不严格，甚至为了盈利，有意压低收购等级。
生猪虽然提了价，社员却得不到应得的好处。
据调查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而猪肉销售的价格没变，食品部门收多了赔钱，因而就采取各种方法限制社员卖猪；
二是有些食品部门按劳取酬的政策落实得不好，多劳不多得，少营业不少得，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建议有关部门赶快采取措施，打开社员交售生猪的通道，把三中全会决定的富民政策尽快落实，让农民得到实惠，让国家得到收益，说到做到，取信于民，决不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山东省成武县田集公社
赵宗广

农民吃了“定心丸”
河北省康保县二号卜公社预计今年粮食总产可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丰收在望，社员们屈指盘算，按原定的粮食奖惩制度，增产幅度较大的作业组可得超产奖百元左右。
一些干部和社员担心原定的制度不能兑现。
这种思想引起了公社党委的重视。
为了取信于民，公社党委召集大队干部讨论后决定，按照估产的增产幅度，预发一部分超产奖。
这样，全社共发出二万多元，最多的得奖十九元，最少的得五、六元左右，受奖人数占总劳力数的百分之四十。
奖金预发以后，社员们吃了“定心丸”。
现在，参加秋收的劳力更多了，干部责任心更强了。
秋收做到了熟一片，割一片，不熟的作物，那怕是锅台大一片，也要留着。
每个作业组收割后，还要拣一遍。
秋收秩序也好于以往任何一年。
如果有人违犯护秋公约，社员们人人敢管。
康树集杨珍杜一

合理使用救济款物促进生产不断发展
高甸子公社扶助穷队穷户工作做得好
本报讯辽宁省绥中县高甸子公社，认真抓好扶助穷队穷户的工作，合理使用救济款物，收到了显著效果。
现在，群众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高甸子公社是个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穷社。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发放救济存在着分散主义、平均主义和“救富多于贫，救‘官’多于民”的现象。
从1969年到去年，国家给高甸子公社救济款十三万多元，返销粮一千七百万斤，由于分配不合理，又缺乏相应的措施，一直没有摆脱贫困面貌。
全公社九十八个生产队，有四十多个队人均收入还在五十元以下。
今春，公社党委在上级党委和民政部门帮助下，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把扶助穷队穷户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抽调公社机关干部和供销、信用、粮食、教育、卫生等单位五十多人，深入群众，搞好调查，摸清底数，按轻重缓急做出规划，分期分批解决。
这样，重点突出，解决问题，收效显著。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改变过去那种对困难单位和贫困户只给钱、给物，单纯救济的办法，在发放救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困难队、贫困户克服悲观情绪和依赖思想，鼓起勇气同困难做斗争。
例如高甸子大队第1生产队是一个严重困难队，过去，由于只管救济不做思想工作，穷困面貌一直没有改变。
今年，通过宣传教育工作，队干部和群众消除了依赖思想，开展生产自救，决心改变落后面貌，国家又及时给以扶持，买了四头牲畜，解决了畜力不足的困难。
群众干劲很大，生产形势很好。
这个队有一个社员，患有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多年不参加劳动，靠救济生活。
这次，公社、大队干部多次找他谈，从多方面鼓励他，并提出希望和要求，使他很受教育，主动承担集体的农活，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抽时间拾了七千多斤粪肥。
二、抓好救济的同时，合理安排好困难户的各种劳动力，使他们能常年挣工分，增加收入。
在全公社四十六户严重困难户中，有整半劳力三十一名，分别安排护林、管理果树、拣粪、打石头等。
预计这些户可做八万多个工分，比没有安排以前多挣二万个工分，平均增加收入百分之二十五。
陈印大队李德林夫妻俩都患有瘫痪病，三个孩子又小，生产队安排他们在家里扒麻，一年可挣二千个工分。
同时，帮助他们发展养鸡养兔、编织果筐、草帘等家庭副业。
还安排每个困难户至少养一头猪，由信用社贷款买仔猪，粮食部门拨给一部分饲料。
预计今年困难户的总收入可达一万七千多元，其中生产自救占百分之五十八。
三、加强对困难队的扶持。
生产队集体穷是造成社员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把集体生产搞好了，社员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因此，公社党委狠抓了困难队的工作，帮助整顿班子、安排生产、安排投资，添置牲畜、农具。
公社还帮助一些队发展多种经营，抓现金收入。
四、组织各个部门紧密配合，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信用社帮助解决了副业和生活贷款一万二千多元；
财政部门帮助解决了一万三千多元无偿投资，并减免了困难队的农业税；
粮食部门解决粮食一万五千多斤，饲料糠一万多斤；
供销部门帮助解决编筐、打草等副业项目中的困难；
教育、卫生部门在儿童入学、疾病医疗等方面给以扶助。
各部门都把扶助穷队穷户工作当作关心群众疾苦的一件大事来抓。
今年以来，这个公社共救济了一百多户，平均每户七十多元；
救济棉被四十五床，棉衣三十四件，单衣一百多件。
给四户修了房，给一户建了新房。
对缺粮户做了逐月安排，对一部分欠粮户进行了减免，使真正困难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群众深深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高甸子公社党委抓扶助穷队穷户工作刚刚半年时间，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广大干部和群众过去一直感到自己穷，靠救济，思想上有压力，现在，精神愉快。
他们看到上级领导机关在真心实意帮助他们改变贫困面貌，感到有了奔头，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很高涨。

尊重生产队的分配自主权
湖南省靖县藕团公社藕团大队第13生产队今年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三十万斤增加到三十六万二千斤，人均生产粮食一千八百七十斤。
社员讨论决定，除了完成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以外，卖给国家的余粮由去年的二万五千斤增加到五万五千斤，集体储备粮由去年的二千斤增加到一万五千斤，社员每人平均口粮由去年的九百斤增加到一千斤。
但上级有些人不同意这样分，认为人的肚子有限，九百斤已经够吃；
分多了，会助长铺张浪费和投机倒把。
多数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多产、多卖、多储、多分，藏粮于民，合情合理，对国家、对集体、对调动社员的积极性都有好处，主张在进行丰收不忘国家的教育的同时，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尊重生产队的分配自主权，由生产队自行决定。
后一种主张获胜。
社员激动地说：
党的政策好得很！
我们决心高产再高产，多为“四化”作贡献，今后决不用隐瞒产量的办法对付上级了。
丁祖芬

打开四川渔业生产的大门
在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中，许多干部、群众大声呼吁：
四川淡水养鱼大有可为，迅速把渔业生产搞上去，对解决四川“吃鱼难”，搞好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许多地方塘库水田星罗棋布，江河渠堰密如蛛网，具有发展渔业的优越条件和巨大潜力。
但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只抓了粮食，摧残了渔业。
去年渔业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一，大部分地方养鱼还处于自流状态。
要把四川的渔业抓上去，必须解决对渔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问题。
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四川发展渔业潜力很大、好处很多：
一、四川可以用作专养或兼养的水面有一千五百万亩左右，若能全部利用起来，每年有希望搞到六亿至十亿斤鱼产，这就可以大大改变目前单一的食物构成，扭转四川“吃鱼难”局面。
二、以渔促农、以渔养农。
养鱼不仅有肥田、灭虫的作用，养鱼收入还可以为农业提供生产资金。
富顺县有二十多个社队有渔场，养鱼水面还不到全县水库水面的三分之一，可是，1977年以来，每年为社队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就达十多万元。
三、养鱼生产成本低、收益高。
渔业的纯利润一般都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特别是稻田养鱼，每亩投资一元左右，放养几个月鱼，可产鱼少者二、三十斤，高的二百多斤。
四、发展了渔业生产，全省至少可安排三、四十万劳力，年创造五、六亿元的产值。
五、美化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解决了认识问题，还必须解决发展渔业的方针政策问题，才能打开渔业生产的大门，让鱼儿在四川盆地欢跳！
为此，有关部门的干部、群众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要从“以粮为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凡属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充分利用水面养鱼。
二、认真研究和调整好渔业政策。
要明确和采取有关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例如，划定水面和土地，帮助沿江连家船渔民建立生产、生活基地，逐步实现陆上定居；
坚持水面“谁所有，谁经营，谁投资，谁受益”的养殖原则；
国家收购渔产品应实行优质优价、活鱼活价政策和适当奖售的政策，保证产鱼单位有适当的自留鱼，自留部分可以进入集市自由出售；
认真建立健全各种渔业生产责任制，把农民、渔民的养鱼积极性调动起来，等等。
三、重视渔业基本建设。
国家和集体要有计划地改造、新建一批高产稳产鱼塘和鱼种场、站。
四、坚持“以社队养鱼为主，积极发展国营养鱼”的方针，充分挖掘养鱼潜力。
五、建立健全渔业专业机构和科研机构，加强对渔业的技术指导。
新华社记者毛朝敬

机电产品为什么严重积压
多年来，许多部门和企业的机电产品严重积压。
1978年底，全国机电产品库存总值五百四十八亿六千万元，今年06月底，上升到五百六十三亿元，比去年底增加十四亿四千万元。
超储积压的数量按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三十计算，达一百六十八亿九千万元。
这是一笔多么惊人的数字！
机电产品的积压为什么如此严重？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国家物资总局和有关部门，并沿着京广线，到广东、湖南、湖北等省进行了调查。
计划多变
各地物资部门和工交企业普遍反映，多年来，由于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衔接不够紧，年度计划又存在着指标高、定得晚、变化多、缺口大的现象，因此，许多企业只得在国家计划下达之前先行订货，造成机电产品积压越来越多。
湖北省机电公司仓库的管理人员说，去年底，省里根据各地、县的需要，计划上一批水电站和水利工程，物资部门根据计划购进了一百零二台硅整流器，价值二十七万多元。
后来因为基本建设的投资减少，压了一些项目，这些机电设备就积压在这里。
广东省广州市新中国造船厂向我们反映，去年底，上级给他们下达了制造十三艘船的任务。
这个厂据此向物资部门订货，把配套所需的设备运进厂里。
今年06月份，上级进行调整，将造船计划由十三艘减为六艘，七艘船配套所需要的机电设备，全部积压了下来。
近几年，由于计划不周，有不少基建项目不按程序办事，有的连场地还没有落实，就购进设备。
因为条件不具备，有的被迫下马，有的工期推迟，造成机电产品积压。
这方面的事例也不少。
盲目生产
在广东省机电公司的肖岗仓库里，存放着大量的机电设备，大件的有汽车、拖拉机、发电机、机床，小件的有轴承、阀门以及各种零配件等等。
这个公司的同志告诉我们，全省目前机电设备库存达十二亿七千万元，相当于十四个月的消费量。
超储积压的数量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积压的数量这样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追求产值、产量，盲目生产。
在二号仓库，堆满了数千台各种型号的电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属于超储积压，价值三十五万元。
因为这种电机的质量不好，有的已存放在库里六、七年销不出去。
虽然仓库通知工厂不要再生产这种电机了，可是，目前仍在生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因为电机厂生产优质电机所需的材料不能满足供应，为了完成产值，明知质量低劣，也只好继续生产这种电机。
同时，由于企业基本上没有销售权，产品由各级主管部门负责调拨，一些部门不管产品质量如何，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助长了工厂盲目生产。
据广东省物资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由于盲目生产造成的积压达七千多万元。
质次价高
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在积压的机电产品中，有不少属于没有定型就成批生产的质次价高、销路困难的产品。
这类产品在湖北省农机局的丹水池仓库就积压了价值二千二百二十八万元。
如机动插秧机，因规格不对路，质量不过关，常常用不了多久就“趴窝”，加上价钱太高，社队都不愿买。
原来二千元一台，没人要，以后价格一降再降，现在降到五百元一台仍无人要。
农民反映说：
“我们花一、二万斤稻谷买一堆废铁，有啥用？”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花了大量外汇进口的机电设备也在积压。
1969年，国家分配给湖北省一批从波兰进口的空气压缩机，每套价值十六万元。
有关部门在进口时没有认真检查产品的质量，也没有及时加以调拨利用。
直到1976年，宜昌三峡制药厂提走五台，才发觉质量有缺陷，一台也不能使用。
把五台的机件拆下来，拼装成一台，仍不能使用。
现在，这些设备就象一堆废铁，堆放在仓库里。
在湖北丹水池仓库，我们还看到了五百多台从捷克进口的拖拉机，因为外贸部门要价太高，卖不出去。
管理混乱
不少地区和部门对积压产品的管理很混乱，致使许多设备锈蚀损坏严重。
在武汉丹水池仓库，随处可以看到堆放在露天场地上的柴油机、钢材和其它各种农机具。
许多农机具及配件堆放在屋檐下，墙角边，大树旁，有的已被杂草遮盖，在草丛中“长睡”。
不少设备因长期日晒雨淋，包装损坏，机械锈蚀极为严重。
据仓库负责同志介绍，由于这种原因，需要淘汰报废的设备至少有二十七万多元。
在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一些仓库和企业，也有类似现象。
共同心愿
机电产品严重积压，不仅浪费国家大量的资财，而且影响资金的周转。
从我们所到的部门和企业看，他们对物资积压的危害已初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减少积压，加快流通，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大部分企业经过清仓查库，核定了库存周转定额，划出了超储积压物资。
广东、湖南、湖北三省，都分别采取了召开物资交流会或展销会、物资部门收购、企业留用或自销等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处理积压产品，使许多积压了很久的产品找到了新出路。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各工矿企业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
许多企业的同志认为，现在采取的处理积压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
现行的企业管理、物资管理和计划管理体制有许多弊病，这是产生积压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治本”，必须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改革现行的有关经济管理体制，以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
新华社记者丁根喜
本报记者谢荣镇

陕西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
强调根据不同情况发展多种经济
据新华社西安10月11日电中共陕西省委不久前召开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研究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强调要加强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和社队企业等薄弱环节，促使农业全面地高速度发展。
省委第1书记马文瑞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农村形势喜人，今年夏粮总产比去年增长三成，林、牧、副各业蓬勃发展，集市贸易活跃。
但是，回顾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一个主要倾向是，忽视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忽视发展林牧副渔各业。
全省宜林、宜牧面积和可养鱼水面共有一亿多亩，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近两倍。
可是，林、牧、副、渔的产值去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只抓农业，只抓粮食的单一经营的做法，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结果多种经济上不去，粮食也上不去。
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会议讨论了省委提出的《关于落实三年农业调整任务夺取1980年农业全面丰收的意见》、《关于加强山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积极地大踏步地发展社队企业的指示》，确定在今后五年内林、牧、副、渔业的产值，由去年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社队企业收入由去年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多增长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省内各地发展多种经营的主攻方向。
陕西南部的秦岭、大巴山山区，气候温湿，各种山林土特产资源丰富，其中驰名中外的就有六七十种，确定在这里建设茶叶、蚕茧、生漆、桐油等方面经济林土特产和肉牛基地。
在水土流失严重、丘陵起伏、沟壑纵横的陕北山区，确定建设林牧业生产基地，并且要积极发展林木、土特产和畜产品的加工工业，尽快摆脱过去山区只生产原料，不搞产品加工的落后状态。
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是全省的粮、棉、油基地，但发展林、牧、副、渔和社队企业的潜力也很大，要大搞平原绿化，积极发展奶山羊和秦川牛等牧业生产，充分利用水库、池塘养鱼。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林、牧、副、渔的各项政策，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和规定。
为了保证多种经营产区社员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水平，对发展林、牧业和土特产品生产为主的地区，公购粮稳定在现有的水平上，不再增加。
对一些已形成生产能力，能够提供相当数量林特产品的老产区，实行用林特产品换购粮食的办法，适当提高换购粮的标准，以弥补社员口粮的不足。
今后凡宜于社队企业加工的林、牧、副、土特产品，一般由社队企业加工，使之逐步形成农工商综合体，国家已办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保留省、地办的重点企业，其余应有计划地下放给公社或县社联办或几社合办，对长期处于低产贫困的少数山区发展多种经营，要从投资和贷款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还要从资金等各方面积极扶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鼓励社员养牛养羊。
另外，决定加强农业科研机构，在林特产品、经济作物、畜牧业等集中产区，建立专业研究所或试验站。
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尚未修通公路的一百四十多个公社都能通汽车。
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各地纠正单一抓粮，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山区贫困面貌迅速发生显著变化的典型经验。

与读者打成一片
——由邹韬奋办《读者信箱》谈起
近读《韬奋文集》，颇有所思。
他曾说：
“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答复读者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和商讨种种问题。
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由韬奋同志热心办《读者信箱》，使人联想到报纸如何办好《读者来信》。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报纸，都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工作，并在报纸上发表读者来信，加强了党报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和战斗性。
大量的来信，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批判了妨碍实现四化的错误倾向，表扬了新人新事；
对改进各方面工作提出了可贵建议。
《读者来信》逐渐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充分发挥着党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改进工作，使之更好地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为此，结合最近在同一些新闻单位的同志座谈讨论中讲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其一，要有“与读者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思想感情。
对读者的来信必须认真处理。
只要是对四化有利，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决不可“踢皮球”，一推了之。
许多来信者就是各条战线上最熟悉情况、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的同志。
其二，对正确的批评要敢于坚持原则，保护作者。
有的单位和个人对报纸的正确批评不能正确对待，甚至追查作者，进行威胁。
某市报辟一专栏，发了一篇批评一个卖肉的售货员走后门的来信，财贸部门的一个干部就多次打电话追问作者是谁。
同一市报发了几封批评长途客运站服务质量不好的读者来信，结果连记者采访买票也不照顾了。
更有甚者，某省报就一起民事纠纷久拖不决的问题，和某市报共同派人调查，被调查者竟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采访的记者。
后来几经调查，才真相大白。
其三，要注意分析提炼读者来信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表扬要防止浮夸虚假，批评要注意分寸。
让我们发扬邹韬奋同志那种“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精神，努力办好《读者来信》！
辽宁读者田缨

买书难
？
在报上常看到很多新书出版消息，真是高兴极了。
可是我们什么书也买不到。
我们是教书的，象《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工具书都没有。
去年09月，我们向省报写了一封信：
“希望把新华书店办到我们山区来”，一直无人理睬。
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上海一家邮购书店的地址。
怀着满腔热情写封信去，结果还是大失所望。
因为他们店里的书少得可怜。
看来，我们是不敢奢望把书店办到山区来了。
只希望邮购书店的书丰富一些。
贵州沿河县思渠中学文世敏武秀清
？
现在出版社不办理邮购业务，邮购部门又常常无书供应。
我们希望国家出版发行部门在各出版社发行科设置邮购点，并在出版每种新书时，抓一下预订工作。
湖北潜江县浩口公社樊场大队李祥荣

从熊一福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拿群众申诉当事办
近来，抚顺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织陆续收到人民来信，热情称赞该院信访科科长、共产党员苏兴奎同志，真心实意解决群众疾苦的事迹。
今年年初，沈阳部队后勤部李凤仁给抚顺市检察院写信，说他的同学王凤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抚顺石油炼建公司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把他折磨成严重精神分裂症后遣送黑龙江省木兰县农村。
现在王凤生已失去申诉能力。
李凤仁申请人民检察机关秉公执法，复查此案。
苏兴奎同志看过信后，立即去查询王所在单位，但该单位早已撤销。
按照办案常规，将此申诉反转至上级石油部门处理就算完结。
老苏并没有这样做。
她紧急向木兰县公安局发函借调王凤生的卷宗。
木兰县公安局很负责地将卷宗发来。
老苏仔细查阅了卷宗，从材料上看，明显是一起冤案。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凤生对社会上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恶风不满，与同志们议论过。
有人借王出身富农家庭，便无限上纲，说他是出于阶级仇恨，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他实行了“群众专政”，抄了他的家。
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一封他哥哥的来信。
信是王凤生为了填写干部履历表，让他哥哥介绍一下他家土改前经济情况的。
就凭这么一封信，王凤生被诬为手存变天账，一心幻想变天复辟，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遣送原籍。
老苏为尽早平反这起冤案，向石油部写信询问王原在单位的去向，并建议该单位派人来共同办案。
原来该单位已并入河北任丘石油建筑公司。
该公司党委接到抚顺市检察院信后，立即派人到抚顺检察院。
经调查，确实是一起冤案。
今年04月，正式给王凤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为王凤生治疗，使他早日恢复健康。
这起冤案被害人并没有提出申诉，为什么能够迅速解决呢？
这与木兰县公安局、石油工业部和任丘石油建筑公司的党组织和有关同志，特别是复查此案的承办人苏兴奎同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苏兴奎是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
她抓信访工作再三强调：
对群众的合理申诉，不管怎么难办也要花气力抓紧解决。
她身体力行，让科里身体弱的同志在机关搞接待，她带头深入到厂矿、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去调查。
我们两次去机关采访，她都到矿区调查去了，后来不得不改在下班后到她家去看她。
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天空依稀闪烁星光，老苏刚由矿区调查回来。
她在外东奔西走了一天，虽然很疲劳，但仍谈笑风生。
当我们说明来意，请她谈谈体会时，她带有几分负疚的语气，很严肃地介绍了科里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她再三说：
“对群众的疾苦，我们还远远没有象对待自己和亲友的事那样，有一种紧迫感。
群众来信表扬我们，是对我们政法干部的期望。”
新近，她被评为市信访工作先进工作者，更加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了。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邱连云
笔者附言：
此稿反映的事例，与《熊一福的死说明了什么》一文，适成鲜明的对照。
我希望能够发表这个好事例。
《熊》文见报后，我们单位职工反响强烈，都为舆论界仗义执言为民申冤叫好。
大家说，这反映我们的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敢于揭露阴暗面，说明我们正在设法排除它，走向光明。
邱连云

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
我认为，熊一福案件的一个教训是：
必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长年辛勤工作，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把基层干部说得一无是处，采用惩罚主义，打击一大片，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对基层干部有个正确的估计，坚持教育为主的方针，这是不能动摇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基层干部中问题也不少，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绝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如果因为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打击广大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就只讲保护基层干部这一面，而不重视他们中存在的问题，不严肃处理他们中违法乱纪的事，同样是错误的，也不是对干部负责的态度。
有少数基层干部，长期以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压制群众，甚至为非作歹，被群众称为“东霸天”、“西霸天”、“土皇帝”、“地头蛇”，可见他们积怨太深，不得人心。
当他们的错误被揭露，在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在上级派工作组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气焰要稍稍收敛一些。
但时过境迁，有的人便又故态复萌。
有些受处分、被撤职的人，或者因为有后台，或者因为善于逢迎拍马，又会东山再起，一朝权在手，就要来整人了。
而群众处于无权地位，受到委屈甚至迫害，只有寄希望于上级，希望上级不致“官官相护”。
对于以上这种复杂的情况，不能性急，急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对待，关键是要加强教育。
对屡教不改、错误严重者，则要在弄清事实以后，给以恰如其分的处理，直至绳之以法纪，绝不能手软，不能姑息。
江苏知青办公室宣传处马国征

向杨玉玺同志致歉
07月27日你报在《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一文中说：
“鲁庄大队副支书在社员的大门前盖房挡路十四年，逼得社员在墙下挖洞，每天钻洞出入。
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这个积案，亲自给大队支书写信研究这个问题。”
以上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这个责任不在报社而在我。
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今年03月中旬，地委领导同志和我一起去巩县解决积案。
县委分管信访工作的同志讲，鲁庄社员杨进有和副支书杨玉玺闹宅基纠纷，因盖房挡了杨进有家的出路，十多年解决不了。
杨进有告状一百多次。
听后，我们去看了现场和地形，但对事情的具体情节没有调查，更没有询问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
事后，向公社管信访的同志提出，要解决杨进有家的出入过道问题，并请县信访科催促公社妥善处理。
（今年麦收前解决了。）
05月初，人民日报记者来我区了解信访工作，我们向他们介绍情况时，提到了这个案例。
《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见报后，杨玉玺同志来地委，说报上登的情况不实，心里老觉冤枉，请地委向人民日报反映，给予纠正。
据杨玉玺同志讲：
不是他在社员门前盖房，而是另外两家社员盖房挡了出路（留路过窄）。
杨玉玺根本就不住在杨进有门前，而是在他家的东边。
杨进有家门被挡后，从寨墙洞里出来就是穿杨玉玺家的院子过的。
杨玉玺的过错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鲁庄的报道情况不实，是我工作不深入、不细致造成的，应由我检讨。
因为当时去鲁庄大队的是我。
特此更正，给杨玉玺同志恢复名誉。
中共开封地委李振江（副秘书长）
《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一文中提到“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这个积案，亲自给大队支书写信研究这个问题”一句，是马任平同志指示地委信访处给另一公社的一个大队支书写信之误。
经过是这样的：
当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此事之后，认为地委书记如此具体地抓信访工作，值得提倡，于是在鲁庄大队案例的后边写了“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积案曾亲自给某大队支书写信研究问题”一句。
编辑为了把事情说得确切，在“积案”前面和“研究”后面加了两个“这个”，将两个大队、两个支书的事混为一谈了。
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说明记者不亲自下去核实稿中事例是不对的。
编辑仅从文字上考虑，没有仔细斟酌事实，这种作风也不好。
特向杨玉玺同志致歉。
本报群众工作部

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在我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处处遇到的都是领导亲自过问，而且都能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帮我解决问题。
我想借此机会向党报反映，也好让那些象《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中指出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借鉴。
我原在安徽巢湖气象站工作。
1960年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了公职，1963年遣返原籍——江苏镇江。
以前，我多次申诉上访，都没有结果。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和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
我为了请求组织复查，在今年初先后向现单位（镇江大东造纸厂）和原单位提出申诉。
不久，现单位党委即多次派人去安徽外调。
由于档案找不到，复查困难，我又携妻带女，几次去安徽上访。
然而，原处理单位
（合肥市巢湖区）早在1962年底就撤销了。
原工作单位建制改变，人员大有变动，我的历史档案确实不知去向。
可是安徽省巢湖地区气象局的领导并没有一推了之，而是由几位局长亲自接待。
他们和有关人员研究后，派人四处外调，到合肥、巢县、白湖等地寻找档案。
一次，办案人员从巢县某单位找到了我的全部历史档案，他们真象从海中捞到了绣花针一样，高兴得四处相告。
找到档案后，再经调查研究，按照政策，很快地为我复查出了结果，决定全部改正。
经巢湖地委批复后，地委统战部派了一位科长，偕同地区气象局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亲自从安徽到镇江来通知我，并到镇江市有关单位去给我安置工作。
镇江市有关单位接到通知后，很快地从政治上、工作上、经济上给我落实了政策。
我的问题可算复杂，时隔太久，单位撤销，人员变动，档案不知下落。
但我有幸遇见了“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
反之，如果我也遇到一些官僚主义者，那就不知哪天才能改正错案，落实政策。
可能我也会象文章中说的那些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蒙冤群众一样，要频频上访。
如果各级领导都象巢湖地区气象局和镇江大东造纸厂的领导那样，设身处地对待上访人员，按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对待他们的疾苦，那么上访问题就一定能较好地解决了。
江苏镇江许以林

来自电视屏前的呼声
编者按：
半年来，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希望电视台多播映一些新电影、新戏。
上海《文汇报》发表《电视屏前的感想》一文后，来信更多了。
不到一个月，已收到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的一百多封信。
下面选登的是其中的几封。
失望
最近几个月，电视台很少播放新电影和新戏。
不少家庭长时间省吃俭用添置了电视机。
老年人年迈体弱，不能去影剧院排队买票；
上班的同志无时间去排队；
青少年在粉碎“四人帮”后功课已走上正轨，不能叫他们在买票上花时间。
本来买电视机的目的是为了不出门也能活跃文化生活，还能节省日常开支。
现在这些目的都不能达到。
目前各影剧院在放映新节目时，售票处人山人海，甚至妨碍交通。
如果电视同时播放，岂不是两全齐美吗？
演电影演戏既然是为了教育群众，为什么不同时在电视上也演一演呢？
北京铁路局工程处勾庆涛
我们这里地处高原，交通闭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新影片最快也要三四个月以后才能看到，而且有的电影在这里从来没上映过。
最近我们这里有了电视机，大家都希望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新电影、新戏。
可是有关部门想的多是大城市影剧院的票房利润，很少为战斗在边疆、农村、高原、山区的同志着想。
我们只好看着报纸上的影剧预告，“望名兴叹”了。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粮食局部分同志
“国外也是这样”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
电影要向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知识和丰富文化生活。
钱嘛，当然也是需要的，要讲经济核算。
可是，到底是把钱放在第1位，还是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1位，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
国外的电影公司可以那么干，我们的电影部门就不应当那样做。
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应该学习，但是，资本主义损民利己的手段我们决不能照搬。
群众本来是想买电视机以后可以省一点买电影票的钱，可是到头来还是要花，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么！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经济收入并不丰裕，国家各部门应该努力做到事事为老百姓着想，样样让老百姓省钱。
这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电视和电影本是同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行是冤家；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行是一家。
电影和电视，应该携起手来，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努力。
我们等待着一拿到电视节目预告单，就能眉开眼笑的那一天！

广东人民出版社张文
谈谈“上座率”
据说，有关文化部门有个通知，凡是新影片，半年以后才让电视台放映，以免影响影院的上座率。
我们认为这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不符合人民利益。
因为电视机在我国按比例说，还是少得可怜，放映新影片，并没有多少观众能从电视上看到。
新影片都是在大城市先放，广大农村及小城市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看到。
如果说放新影片影响上座率，那么我们小城市就谈不到，广大农村更无“座”可言。
为了能看到新片，我们不靠电视靠什么呢？
如果群众认为影片好，质量高，又何必怕影响上座率呢？
看过电视，过几个月甚至一年后，电影片来后，群众还是会去再看的。
有些片子，不要说看过电视，就是电影还要再看二三遍呢？
故事片质量不高，跟不上人民的需要，却用在电视台不放映新片子的办法迫使人们去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太高明。
江苏镇江市人民法院景新民等
先拿到电视上放一放有好处
应该把好的影片多向电视上放一些；
一些好戏也应搬到电视台上演播。
有的影片和话剧，剧评、影评早在报刊上发表了，人们只能围绕文章进行议论和欣赏，其实还是由一人说了算（这话有些绝对了，因为作者的评论首先是根据群众反映描述的）。
如果在电视上让群众都能看到它，让更多群众来评议，对文艺的繁荣会有更大好处。
河北怀安县驻军赵俊萍陈嘉良

翻案都是错误的吗？
当李文茂屈打成招之后，供出无辜的张白玉，紧接着他到县里为张白玉申辩，却被诬为“翻案”，遭毒打。
定案后三天，同案人纷纷喊冤，多次向有关单位申诉，也被说成是
“翻案活动”，扬言要“罪加一等”。
难道翻案都是错误的吗？
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其中以定翻案罪最为时髦，什么“翻历史旧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右倾翻案”等等，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含冤受屈的人头上，致使人们一谈起“翻案”，马上色变。
因此，即使是屈重如山、冤深似海，也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仍用这顶帽子来威胁、恫吓，打击群众。
翻案未必都错，申诉应受保护。
关键在于是否从实际出发。
一个案子、一项决定，要经得起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如果确实错了，就应毫无保留地推翻旧案。
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策，也是我们得到群众拥护的重要原因。
河北滦县驻军战士鲁教福

上海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依法制裁打砸抢现行犯罪分子
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新华社记者郭礼华报道：
上海市司法机关最近对一些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依法进行制裁，受到全市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09月13日晚，上海淮海中路一带发生一起流氓分子持械斗殴，聚众打砸抢，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件。
流氓犯罪分子冯伟、陈钦、石振荣等人事先经过策划，纠集同伙流氓四十余人，无视社会主义法制，分别携带凶器，企图与另一批流氓斗殴。
因为没有找到对手，这伙流氓竟对沿路群众乱打乱砸，抢劫财物，并叫嚣要“冲派出所，打民警”，气焰十分嚣张。
一时被殴打的群众达二十余名，其中四人被打伤；
群众被抢劫的财物有手表、拎包、皮夹、衬衫、眼镜等。
公安机关闻讯后，立即派出公安干警赶往肇事地点，在群众热情协助下，当场捕获罪犯董迪骏等五人，及时制止了犯罪活动。
广大群众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极为义愤，要求专政机关给予严厉制裁。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和卢湾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先后逮捕了参与这一犯罪活动的流氓分子。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上海卢湾区人民检察院对这些流氓犯罪分子提出了公诉。
卢湾区人民法院根据罪犯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于09月26日召开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依法开庭宣判带头闹事的流氓犯罪分子冯伟、陈钦有期徒刑八年；
石振荣有期徒刑五年；
张宝龙有期徒刑四年；
俞鹏震、董迪骏有期徒刑三年。
参加宣判大会的群众一致支持法院的严正判决，表示要积极行动起来，齐心协力，紧密配合公安机关，切实整顿好社会治安秩序，坚决把扰乱社会治安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这个案件的其他案犯正在审理中。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版单行本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从10月11日起在北京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1979年0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重要文件，还将由民族出版社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

南斯拉夫文化艺术展览在京开幕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文化艺术展览”10月10日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展出的二百多件展品中，有反映南斯拉夫人民的历史、革命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摄影艺术作品，还有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的绘画、雕塑、挂毯、书籍和其它出版物。
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新闻部长伊斯迈里·巴伊拉在讲话中，表示希望这个展览将促进南中两国的文化、新闻合作。
这次展览在北京展出两周后，将移往太原和西安展出。
（据新华社）

坚持真理坚持原则
——怀念侯维煜同志
刘澜涛安子文王从吾杨献珍聂真
每当一位老同志逝世，我们在深切悲痛的同时，总觉得应当把这位同志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记下来，传下去。
因为这些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形成的，是我们党的财富，也是这位同志留给党和后人的遗产。
侯维煜同志忠于党的事业，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特别是在他的后半生，同党内那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野心家、阴谋家斗争了将近二十年，屡遭诬陷与迫害，不屈不挠。
回顾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战斗历程，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
侯维煜同志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31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
1934年入党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和其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做了出色的工作。
1940年，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和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领中央党校土改工作团，在陕北葭县和山西崞县、代县进行土地改革，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
建国以后，1953年，侯维煜同志任马克思列宁学院（后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副院长。
在党校工作中，他和党委其他同志一起，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党校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同社会主义时期理论教育的特点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
实践证明，这个教学方针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这一时期，党校的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却受到那个“理论权威”的阻挠和破坏。
长期以来，围绕坚持还是反对这个教学方针，在高级党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侯维煜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地反对那个“理论权威”强加于高级党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和主张。
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侯维煜同志在党校工作中始终贯彻了这一精神。
为了使理论学习密切联系实际，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他在教学上和组织上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是，他不赞成那种牵强附会、简单生硬地摘引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来说明某一具体事例的错误作法，认为这会妨碍我们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他的这个正确观点，曾被那个“理论权威”指责为“反对联系实际”。
侯维煜同志本着党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理论教学队伍的建设。
他到马列学院不久，就协助杨献珍同志建立起七个教研室。
“八大”以后，为了使教学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他曾经规划扩大原有的教研室，并增设中国经济教研室，下设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地理三个教研组，准备以后逐步把这些教研组扩大为教研室。
对于这个规划，那个“理论权威”横加指责。
他不仅反对增设教研室，而且要把已有的七个教研室撤销，合并成一个不分专业的所谓“教研室”。
侯维煜同志拒绝了这种荒唐的瞎指挥，但是，扩大教学队伍的规划，终于因那个“理论权威”的阻挠而未能实现，使后来党校教学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侯维煜同志认为，党校学员一定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刻苦钻研革命导师的原著，既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要读马列的著作，把两者对立起来，排斥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但是，那个“理论权威”却在1957年提出：
高级党校停止学习马列著作，只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侯维煜同志觉察到，在这个主张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
他拒绝了这个别有用心的荒谬主张，坚持在教学中把学习马列著作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结合起来。
那个“理论权威”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曾几次攻击侯维煜同志说：
“我1957年就知道侯维煜是个坏人！”
从那时起，他就蓄意要整侯维煜同志了。
1959年下半年开始，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发展成为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
它以林彪的“走捷径”谬论为代表，排斥马列著作，制造现代迷信。
那个“理论权威”同林彪互相呼应，竞作“高举”姿态，哗众取宠。
他在1958年以前，在表面上曾多次赞扬高级党校的教学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真正贯彻了整风方法，贯彻了毛主席的思想”。
可是在这时候，他却出尔反尔，攻击这个教学方针是“没有阶级性”，“反对整风经验”。
他蛮横地指责说：
“学习什么理论？
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
联系什么实际？
是联系革命的实际，还是反革命的实际？
提高什么认识？
是提高革命的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
增强什么党性？
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国民党的党性？”
他把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这个教学方针，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方针”，攻击坚持贯彻这一方针的杨献珍、侯维煜等同志犯了所谓“方向性错误”，发动人们开展了几个月的批判。
他鼓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后标准”，“学习马列主义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
这些奇谈怪论，曾同林彪的“走捷径”一起，在高级党校鼓噪一时，流毒全国。
他还指责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中的参考书目按照“马恩列斯毛”的历史顺序排列是“贬低毛主席”，迫使一些教研室的领导同志检查“错误”。
1962年初，为了澄清那个“理论权威”所造成的混乱，高级党校党委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对高级党校几年来的工作，特别是教学工作，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全面总结。
在当时的高级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的主持下，侯维煜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并同三十多位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交换意见。
在这基础上，他组织了七个专题小组，吸收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分别修订或草拟了一些条例、总结，肯定了党校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维护了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教学方针，检查了1959年以来教学工作和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否定了“最高峰”、“最高最后”、“为纲”、“走捷径”一类形而上学的、蛊惑人心的错误口号，拟订了改进今后各项工作的措施。
那个“理论权威”顽固地拒绝党校广大党员的正确批评，伺机进行反扑。
1962年下半年，他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污蔑高级党校“思想混乱”，“有一股右倾翻案的歪风”，“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高级党校的反映”。
在他的压力下，侯维煜同志等被迫放下已接近完成的总结工作，这些集中体现了党校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的条例、总结，就这样被一手扼杀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那个“理论权威”对侯维煜同志恨之入骨。
还在1961年，党中央任命侯维煜同志兼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第1书记时，那个“理论权威”即问安子文同志：
这项任命是谁提名的？
谁批准的？
并诋毁侯维煜同志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当时被安子文同志顶了回去。
此后，那个“理论权威”心怀鬼胎，担心侯维煜同志会发现他历史上的问题。
他把侯维煜同志视为眼中钉，必欲除掉而后安。
文化大革命初，他多次在大会上无中生有地说：
“那个时候侯维煜还要开除我的党籍！”
这充分表露了这个做贼心虚的野心家、阴谋家对侯维煜同志又恨又怕的阴暗心理。
1964年，那个“理论权威”利用“合二而一”这个学术问题，组织对杨献珍同志的批判和围攻，同时也对侯维煜同志无理地进行批判，给他扣上了“反党宗派阴谋活动”的罪名。
从马列学院到高级党校的十六年成绩被否定了，大批在党校工作的同志被诬陷为“坏人”，被列入“反党宗派集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那个“理论权威”的策划下，这些同志遭到进一步的迫害。
侯维煜同志被隔离批斗，关押入狱，流放管制，受到长达十年半的残酷折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侯维煜同志无愧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愧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绝不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妥协。
他明知这样会触犯那个身居高位的“理论权威”，也明知此人阴险狡诈，心毒手狠，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一而再、再而三地同那个“理论权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侯维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应用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色榜样，他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和学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侯维煜同志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团结各方面的同志，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
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虽然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经常带病坚持工作。
他很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项任务从开始到结束，都能作到心中有数，有条不紊。
在情况没有充分掌握以前，他从不草率地提出计划或作出决定；
一旦确定方案，便组织力量，坚决贯彻。
因此，他的工作既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稳健踏实。
侯维煜同志严守组织纪律，党性很强。
凡是他职责权限以内的事，他全力承担，从不上推下卸。
对于党的指示，他总是排除万难，坚决执行。
他能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独立思考，在形势紧迫的特殊条件下，果敢地作出决定，扭转局势，出色完成任务。
进城以后，侯维煜同志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事事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严格遵守国家制度，拒绝制度以外的任何特殊照顾。
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关心。
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他主张“要多看他的优点”。
“废铜烂铁还能回炉，何况党的干部！”
即使是对多次反对过他而且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他也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主张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
侯维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将激励我们发愤图强，团结奋斗，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这就是对侯维煜同志的最好的悼念。

外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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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席第3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10月11日晚上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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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副部长何英10月11日晚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柯塔发维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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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10月10日上午会见了孟加拉国东方通讯社社长古拉姆·拉苏尔·马立克，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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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部副部长、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贺炳章10月10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朝鲜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委员长、朝中科技合作委员会朝鲜组主席金应浩为团长的朝鲜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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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台湾著名画家郭雪湖先生10月10日离京返回日本。
郭雪湖先生是07月12日来华举办个人绘画展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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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和夫人10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告别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廖承志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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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部长钱信忠10月12日晚上在北京举行宴会，欢迎苏里南卫生部常务秘书沈秋荣先生一行。
（据新华社）

姬鹏飞会见南新闻部长巴伊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新闻部部长巴伊拉·伊斯梅尔。
会见时，姬副总理就我国当前的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文化、新闻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同巴伊拉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巴伊拉部长是为主持“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文化艺术展览”开幕式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今天晚上，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里西奇为展览会开幕举行了招待会。

宋庆龄会见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今晚会见并宴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康克清同志率党的友好访问团离京赴朝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应朝鲜劳动党中央的邀请，以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友好访问团一行十一人，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进行访问。

新华社更正本社09月21日播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和“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名单中，“营口县沟沿公社立志大队‘三八’排灌站”应为“营口县沟沿‘三八’排灌站”。
（见09月22日本报第4版）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博士及其一行。
托尔巴博士曾在北京、成都参观访问，了解了我国有关推广沼气以及水利建设、人口控制等方面的情况，并同我有关方面就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合作事项举行了会谈。
托尔巴博士还在清华大学作了关于环境和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会见他的时候，赞扬他们为世界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
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主任李超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表夏龙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博士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会见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理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在这里会见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理事。
他们是前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会议的。
参加会见的有：
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主席格雷，理事会副主席、菲律宾农业部长坦柯，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布雷迪等来自世界十个国家的理事，以及随同坦柯部长来访的菲律宾朋友。
为欢迎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以及欢迎随同坦柯部长来访的菲律宾朋友，霍士廉部长于昨天晚上举行了宴会。

福州部队领导同志撰写革命历史回忆录
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电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领导干部正在开展写革命历史回忆录的活动。
在到目前为止的近两年内，他们所写的回忆录已发表了三十多篇，一百一十多万字。
福州部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分别写的反映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实的《汀江红旗》、《奇兵制胜》等回忆录，已在最近发表。
副政委王直为了写好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程，夜以继日地翻阅从1959年以来整理积累的几十本资料，走访了许多老战友，他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十万多字的回忆录，定名为《艰难的历程》，已经出版发行。
副司令员龙飞虎写的长篇回忆录《西北高原帅旗飘》，以自己所见所闻和感受，热情歌颂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副主席之间的战斗友谊。
前不久，这篇回忆录已被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作品向全国发行。

《自然资源》杂志创刊
介绍土地、水、生物和气候资源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自然资源》，已创刊。
《自然资源》创刊号上刊载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阳含熙教授关于植物群落信息分析和副研究员孙鸿烈关于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研究的文章，同时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写的关于我国专属经济海区水产生产农牧化问题的文章，还刊登了有关南水北调工程的讨论文章。
《自然资源》杂志目前为季刊，今年12月还要出一期。
明年起将改为二、五、八、11月出刊。
《自然资源》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据新华社）

陈慕华会见将离任的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

中苏谈判预备会议结束正式谈判下周举行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2日电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最后一次预备会议今天在莫斯科举行。
双方代表团团长和团员出席了会议。
这是第5次预备会议。
双方对正式谈判议程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同意结束预备会议，于下周开始举行正式谈判。
在开始谈判前双方交换文件的过程中，每一方提出的问题都可以在谈判中提出来进行讨论。

勒杜列斯库接见我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0月11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勒杜列斯库10月11日接见了正在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的以文化部长黄镇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
勒杜列斯库同志向中国客人介绍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特别是文化教育活动在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方面的作用。
黄镇部长赞扬了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热火朝天的劳动，以卓越的建设成就迎接罗共十二大的召开。

友好往来
△参加国际壳体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的中国代表团10月09日离开马德里回国。
国际壳体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是09月24日至2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来自三十六国的二百五十多名建筑学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广乾和中国华南工学院教授蔡益铣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报告。
△中国京剧院三团09日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首场演出，传统剧目《大闹天宫》受到了三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多伦多市长休厄尔和市议会为演员们举行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

国际简讯
卡宾达的游击队打死古巴和东德军人
被包领土卡宾达解放阵线不久前在一项公报中说，这个组织的游击队在08月20日的一次伏击中打死了三名古巴军人和两名东德军人。
这五名军人是“导弹发射架和重型武器的技术员”，是在从伊纽卡城到布科佐的公路上被打死的。
卡宾达是安哥拉的一个省。
美英两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金
卡罗林斯卡研究所诺贝尔奖金委员会11日决定将1979年生理学、医学诺贝尔奖金授予美国塔弗茨大学生物系的阿伦·科马克和英国中央实验研究所的戈弗雷·纽博尔德·豪斯菲尔德。
他们为发展电子计算机协助下的层面X光摄影技术作出了成绩。
诺贝尔奖金颁发仪式将于今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赤几最高军委会授予奥比昂国家元首职务
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10日举行隆重仪式，正式授予奥比昂中校以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
墨西哥和西班牙签署一项合作协定
墨西哥和西班牙10月10日在墨西哥城签署了一项在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将建立一个两国农牧业事务小组委员会，负责研究两国都要优先发展的农牧业项目。
协定规定，双方将交流经验和交换专业技术人员。
双方还决定在发展乳制品工业、人工授精、森林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
（据新华社）

尼古列斯库接见我党的工作者代表团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0月11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政府副总理保·尼古列斯库10月11日会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任仲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
尼古列斯库同志向中国客人介绍了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采取的富有成效的重大措施，在国际上反对强权政治等一系列政策立场，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卓越成就。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说愿同任何国家对话
新华社科威特10月11日电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报》今天报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哈立德·法胡姆对该报发表谈话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对话，“使世界舆论明白巴勒斯坦斗争的合法性，明白巴勒斯坦事业的正义性”。
他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就此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对话。
他指出：
“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表明了它企图吞并巴勒斯坦土地（包括耶路撒冷）的侵略性。”
他表示拒绝同美国政府进行有条件的对话。
他说：
“美国的条件是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先承认以色列，接受‘二四二号’决议，而这个决议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固有的民族权利。”

我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到达平壤
新华社平壤10月12日电以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平壤，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议长团议长杨亨燮，党中央委员、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书记局局长许贞淑，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玄峻极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朝鲜少年儿童向友好访问团一行献了鲜花。

放眼到世界上来
——读周恩来同志旅欧期间言论有感
黄钢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翰，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这是周恩来同志1920年初在天津抒写过的遥远航程；
而现在，从北京起飞，只需要十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世界名城巴黎了。
恩来同志是1920年11月动身赴法国的。
1921年是他思想上发生飞跃发展的一年。
恩来同志旅欧期间的革命经历说明：
首先须有思想上的飞跃，才能促进“中华之崛起”。
“经济革命”“崛起”和开发实业振兴艺术的新时期到来了！
正是在恩来同志本身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定妥了我的目标”：
确立了誓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恩来同志多次奔走于巴黎——柏林之间，筹建我国旅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统一组织；
1922年06月，他从柏林赶来巴黎西郊、参加了在布伦森林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并向大会报告了他亲自起草的组织章程。
后不久，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根据国内团中央指示，正式订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同年08月，经党中央决定，在巴黎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延年同志都担任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总支部就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这一家穷学生居住的小旅馆之内。
以“中华之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同志，1922年08月在旅欧总支部出版的《少年》报刊上写道：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
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这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是“从经济状况上立论”开始的；
它针对一度在我国某些人士中流行的国家主义派等各种反动社会思潮，尖锐地责问“他们后边所能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
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什么？
所开发的实业究竟为了何人？”
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表达了中国革命志士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透彻了解。
恩来同志在此文中预言说：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
他着重强调，到那时“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
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
革命成功后，生产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平均配合。”
现在，周恩来同志五十多年前所刻苦探索和庄严预告的我们祖国的“崛起”和“经济革命”、开发实业、振兴艺术的新时期，终于到来了。
人们再次为他那放眼于全世界的高瞻远瞩的革命胆略和科学预言所感召。
面临“新潮湍急”的世界全局——去“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吧！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为：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只有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上，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
他早在1919年10月07日，通过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刊载的启事提出主张：
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集中世界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在求解放之中国。”
周恩来同志本人，就是实践这一正确的探索方法的先进的典范。
从十九岁起就东渡日本，二十二岁就西航法国、到达了欧洲的恩来同志，不仅在现场调查中写作了大量的伦敦、巴黎和西欧通讯，此外，还在华盛顿会议进行期间，自己在巴黎动手翻译了英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威尔斯采访华府会议现场时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中国的长篇报道。
他把威尔斯的专稿，转发到天津《益世报》去发表，还在这专稿前后冠以自己的述评。
威尔斯这篇专稿中说：
中国在最低限度上是一个拥有两三倍于美、英、法人口总和的国家，无论是她的悠久传统，无论她底“实质上的文明”，这些“足以保持其人民”的统一。
威尔斯论到中国在最近一世纪中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实处于政治柔弱情状之中”，假使中国自己实行“改造”，“则彼等（指当时各国列强）之罗网均须拆去”；
于是威尔斯好心地设想：
这一“解放与重生之中国，所显明的去取，当于列强之侵略中”突破出来。
恩来同志在巴黎通讯中评述说：
威尔斯文章这些“引人注意、动人听闻处，非英人普通见解均如是也。”
这里，他首先就区别了反映了人民意见的个别学者的见识与具有侵略性实质的殖民主义路线和观点的不同。
其次，周恩来同志指出：
威尔斯氏“虽为历史家、文学家，然其对于东方事务仍未能洞悉一切，而中国事尤非久居中国者不能得其真象，故所引论，未能认为尽当”。
这里，恩来同志也提供了一个对于来自国外朋友友善的意见也加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范例。
这篇刊载于1922年01月08日《益世报》周恩来同志撰写的分析文章在结尾时强调：
威尔斯说我国因有悠久的共同的文学与上古之传说、甚至其学识与礼节，“尤足以保持人民合而为一”，“其实此繁重的文学与陈腐之传说，以及虚伪之礼节，偏窄之学识，于昔日闭关自治时代，尚可以欺诱愚民、范围人心，若今日新潮湍急、旧者已失其凭依，设仍恃之以粉饰统一，则列强之侵略虽去，吾亦难逃于自亡，天演淘汰，此义至明，吾人固不能因英国学者之一言，而便以吾人旧有之学识、礼节、文学、传说为满足而自豪也。”
我们的读者，在今天也都可以看见，当年还不到二十四岁的周恩来同志，即使是在朋友的赞扬面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仍保持了冷静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对于面临“新潮湍急”之中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即使是在“列强之侵略虽去”的前景到来时），一方面，是力主“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反对盲目的自满自足；
另一面是“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没有耕耘，哪来收获”，下决心“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这便是周恩来同志早年在旅欧期间所教给我们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从事革命活动住过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江萨总理说泰国允许柬埔寨难民避难
英萨利谴责越南孟外长要求从柬撤走外国军队
新华社曼谷10月12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10月11日对记者说，泰国将允许因为越南军队发动进攻而在过去几天中越过边界的柬埔寨居民在泰国避难。
他重申泰国军队要作好准备，以对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10月11日透露，在过去的两天中已有一万多柬埔寨难民涌进泰国境内。
最近柬埔寨难民涌进泰国，是由于越南军队在柬埔寨西部集结并加紧对柬埔寨游击队和居民发动进攻。
据泰国报纸今天报道，泰国政府已经表示，即使是成千上万的难民进入泰国，泰国也将允许他们暂时避难。
泰国红十字会和军队的医生正在为难民营的病人提供医疗，泰国军队的卡车向难民运送了由国际粮食机构捐赠的大米。
同时，十五辆装着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向难民捐赠的救济物资的卡车也在11日到达泰国的边境城镇亚兰。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1日电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团长英萨利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只有把越南侵略军赶出柬埔寨，柬埔寨人民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英萨利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目前我们正在为柬埔寨人民的生存而战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他指出，越南吞并柬埔寨的野心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那时越南当局企图阻止柬埔寨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他接着说，1975年革命胜利后，苏联不但不支持柬埔寨保持民族独立，反而企图使柬埔寨成为越南的殖民地。
他呼吁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民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的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1日电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沙姆斯·哈克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他的国家“希望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以创造终止当地冲突的条件，并使（柬埔寨）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或军队驻扎的情况下自由选择一个政府”。
他说，孟加拉国“建国以来一贯执行一项基于下列原则基础上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和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一切争端。”
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还主张在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地中海等地区建立和平区。

法国总统府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华总理访法具有异常重要意义
新华社巴黎10月11日电法国总统府发言人皮埃尔·亨特今天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华国锋总理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事件”。
他强调，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负责人第1次访问西方，这次访问表明了现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意愿，表明了它的重新进入世界和它在世界事务中处于前列的地位”。
他说，这是一次“关系到未来的重要访问，共和国总统在欢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继承人的时候，将能够同一个有十亿人民、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长的国家的首要领导人建立个人接触”。
他说，“这也是一次友谊的访问”，“华国锋先生到法国访问，将扩大两国的对话，加强它们的关系，特别是在贸易来往和技术合作方面。”
亨特向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约五十名法国和外国记者提供了华国锋总理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程。

玻利维亚发生军事叛乱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拉巴斯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驻扎在拉巴斯东北三百多英里的特立尼达市的玻利维亚陆军第6师11日发动叛乱，要求解散议会，并由军人取代文职总统格瓦拉。
陆军第6师已占领贝尼省首府特立尼达的主要建筑物和电台，并把当地文职官员软禁起来。
第6师师长萨纳布里亚在电台发表讲话，提出了上述要求，并且指责玻利维亚十五年来第1次进行的民主尝试“只是被利用来污辱武装部队和引起混乱”。
据接近叛军的人士说，贝尼省的其他部队已同意第6师的要求，并拿起了武器。
格瓦拉总统在得悉叛乱消息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
他还同包括前总统、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帕迪利亚等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会晤。
不久以后官方发表一项公报说，已经敦促叛乱者放弃他们的主张，要求他们尊重宪法政府。
事件发生后，玻利维亚总工会号召它的下属工会处于戒备状态，并下令在12日举行总罢工，以制止“右派的政变计划”和捍卫民主。
这次叛乱事件是在这个国家的军队交出政权两个月以后发生的。
09月初，由于议会讨论对前总统、前武装部队总司令乌戈·班塞尔的指控，引起武装部队的强烈反应，当时就曾经出现政变的传说，此后，国内一直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罗得西亚制宪会议陷入僵局
与会三方存在实质分歧，史密斯顽固维护少数白人特权
新华社伦敦10月11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伦敦举行的罗得西亚制宪会议已经陷入僵局。
自09月10日开始举行会议以来，英国政府在09月12日和10月13日两次提出关于罗得西亚宪法的建议。
与会三方——英国、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罗得西亚当局——就英国的建议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在有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款上存在实质性的分歧，未能达成协议。
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今天在会上说，他别无选择，只有宣布休会。
他没有说明何时复会。
在几星期谈判中，与会各方对英国的建议已同意的有以下几点：
在津巴布韦组成一个有一百个议席的议会，其中八十名议员由普选产生，二十名在白人选民中选出；
白人在议会中不拥有否决权；
国家实行立宪总统和执行总理内阁制。
在未来的津巴布韦的公民权和土地所有权以及任命高级官员、法官和军队指挥官等问题上，爱国阵线代表团和英国政府之间有严重分歧。
爱国阵线明确反对让1965年史密斯非法宣布“独立”以后移居罗得西亚的白人享有公民权，反对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独立后十年内继续拥有大部分可耕地。
爱国阵线提出的宪法建议主张公平地重新分配现在由白人掌握的土地，白人无权占有按照殖民地法律取得的土地。
爱国阵线还就过渡时期军队组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详细建议。
这里一些观察家认为，爱国阵线代表团在会上表现出了“建设性的”态度，并且在有些方面，例如在议会席位和总统是否拥有实权的问题上，作了“重大的让步”。
穆佐雷瓦率领的罗得西亚当局代表团表示同意英国的宪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佐雷瓦宣布接受英国建议后，他的代表团成员、罗得西亚政权的前总理、现不管部长史密斯却站出来公开反对英国建议的宪法草案，并且已经离开会议返回索尔兹伯里。
这个白人种族主义者顽固地坚持要维护少数白人的特权。
在10月09日的会议上，卡林顿要求爱国阵线在两天内对英国的宪法建议作出接受或反对的明确答复。
这里一些报纸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后通牒”。
爱国阵线领导人恩科莫和穆加贝对此作出了坚定的回答。
他们坚持对英国建议中一些条款的保留态度，同时表示，爱国阵线不想使会议破裂，但是如果谈判垮台，“我们可以用枪杆子来实现和平”。
“没有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地点），我们也能取胜”。
现在，会议虽然陷入僵局，爱国阵线和罗得西亚政权方面的发言人都说，他们的代表团将留在伦敦。
据悉，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将继续作出努力以使谈判进行下去。
卡林顿说，他希望这次会议避免1976年失败了的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命运。

苏联积极配合越南发动侵柬旱季攻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新华社记者综述：
目前，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的一场新的旱季攻势实际上已经开始。
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表明，越南侵略者在准备和进行这次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一直得到苏联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
据报道，为了加强对越南和柬埔寨伪政权的军事援助，准备对民主柬埔寨的新军事围剿，今年06月以来，苏联飞机显著增加了通过泰国领空的非例行飞行，仅09月份一个月就达四十七次。
泰国报纸指出，苏联经过泰国飞往河内并续航金边的民航飞机和运输机载有军事物资。
此外，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08月下旬和10月05日，苏联还分别把两艘鱼雷艇和两艘奥萨Ⅰ型导弹巡逻艇提供给越南，以加强越南的海军。
在替越南运送侵柬军队和军用物资方面，苏联这两个月也日夜兼程，紧张得很。
据泰国可靠人士说，“苏联有两架运输机每天从越南飞往金边一次，把弹药运送给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
从09月初起，苏联每天还出动飞机多架，加紧向柬埔寨的马德望省运输越南军队和军用物资。
08月底，几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到达柬埔寨西北部的暹粒机场，在那里兴建弹药库。
民主柬埔寨电台说：
“这些弹药库将为（越南）在旱季攻势中使用的米格战斗机提供弹药。”
几个月来，苏联还不断向越南和柬伪政权运送粮食、药品帮助河内进行旱季攻势的后勤准备。
还有个动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就是：
在09月份一个月内，柬埔寨伪政权头目韩桑林、越南总理范文同、老挝总理凯山接踵访问了苏联，同苏联领导人会谈。
在河内向民主柬埔寨发起又一轮军事攻势的前夕，这样紧锣密鼓，进行幕后密谈，显然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的巧合。
从以上事实中，人们不难看出，在越南对柬埔寨这次军事行动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
然而，就是这个苏联，这些天来，却同越南彼此唱合，几乎天天都在宣传中国对越南进行“侵犯”，“中国军事参谋部正在制定对越南”“进行武装挑衅的计划”，等等。
越南出人、出炮灰，苏联出钱、出军火，企图“围剿”民主柬埔寨。
正在这时，它们大造上述反华谣言，其目的为的是分散全世界对柬埔寨战场的注意力，掩盖越南新的侵略罪行，这是昭然若揭的。

越南继续阻挠国际上向柬饥民提供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9日电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向柬埔寨饥民提供紧急援助的行动，受到了越南当局的阻挠。
柬埔寨的饥荒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
报道说，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开始向柬埔寨人民提供援助。
澳大利亚向柬埔寨提供了三千五百吨大米。
泰国总理江萨已表示，泰国准备为柬埔寨难民提供临时的人道主义援助。
世界粮食理事会呼吁组织一支联合国“供粮部队”到柬埔寨去穿越火线发放救济品。
世界粮食理事会主席、菲律宾农业部长阿图罗·坦科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以利用四十七万吨应急大米和小麦贮备来援助柬埔寨。
英国10月06日宣布，将给柬埔寨价值八百万美元的紧急饥荒救济援助。
欧洲共同体将向柬埔寨提供价值七百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法国决定对柬埔寨提供一万吨粮食的援助，还有私人援助的一千五百吨食品。
日本决定提供九亿日元的援助资金。
国际红十字会和儿童基金会的报告说，联合国救济工作中将用四百万美元购买渔网和农具，帮助柬埔寨人战胜饥荒。
这种人道主义的行动却遭到越南当局的蛮横指责和阻挠。
越南副外长潘贤在本届联大会议上说：
“柬埔寨不存在普遍饥荒。”
越南《人民报》攻击有关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给越南及其金边傀儡“抹黑”，是把救济作为“干涉柬埔寨的手段”。

天下真小！
董鼎山
中国有句古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美国人谈到共同的友人时，也常常会说一句：
“天下真小！”
这话看来没有诗意，但它所表达的惊喜兴奋之情，却不是这四个字所能言传的。
我昨天晚上在一个美国友人家参加家庭小宴会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佐证。
我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海外游子竟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在历史上、地理上联系的一个小小环节，把四十年代与七十年代；
延安、上海、北京与纽约；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这些领导人与斯诺、斯诺夫人及其他美国友人都联在一起。
同时，与初次相会的陌生人谈话，发现有远在万里外三十余年未见的文化界共同朋友，这种惊喜兴奋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只能惊叹一句：
天下真小！
美国出版界友人弗兰克·泰勒昨晚在家中设宴，主宾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
对斯诺夫人，用不着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
泰勒也是中国的老朋友。
他去年刚刚回中国访问，受到他的老友宋庆龄的接待。
在四十年代，泰勒也到过延安，见到过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
他在出版界工作，长期以来致力于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远在四十年代，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第1个英译本，就是他出版的。
斯诺夫人现在以瑞士为家，她在纽约逗留，是因要与一家出版公司商谈一本有关斯诺的书的出版事宜。
泰勒与斯诺是老友，故此次斯诺夫人来纽约，他在家中设便宴招待，请我当陪客。
当我高兴地接受他的邀请，并且告诉他我的弟弟就是斯诺夫人的《我热爱中国》的译者时，他在电话里惊异地说：
“天下真小！”
我知道斯诺夫人今年四、05月间在北京时曾很想与她的书的译者见面，后因故未果。
因此我在赴宴时高高兴兴地带了一本《我热爱中国》，一进门就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这本书中译者的哥哥，请她在书上签名留念。
从此我们就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她对她的已故丈夫很怀念，因此很爱听我所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对延安的向往，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伟大人物的敬仰，对革命前途的憧憬。
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浙东一个沿海城市上中学，由于书局不能公开出售《西行漫记》，我们是通过里面的熟人偷偷购买的，得了如获至宝，爱不释卷，有多少夜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畅谈不倦啊！
斯诺夫人还谈到了黄镇的《长征画集》（我不知中文书名是不是这样），谈到了《西行漫记》不能公开采用原来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
话又回到了《我热爱中国》，我说我将此书读了两遍，一遍是原本，一遍是译本。
每次读了都很感动。
斯诺夫人感谢中国派遣医护队，到瑞士照看斯诺。
泰勒这时插话说，其实八路军在战地的伤兵，也多亏斯诺所募集捐送的医药品。
中国人对斯诺病后的照顾，真是报恩。
而报恩乃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
这时门铃响了，又来了一对客人。
男的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瓦尔特·沙利文，女的是他的夫人玛丽·贝瑞特，四十年代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
沙利文夫妇定09月初随一个美国科学作家团体访问中国。
他们问到我去年秋天回国的情况。
他们说要想在北京会一会他们过去的老友。
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有困难。
因为我自己去年在北京的旅馆中曾招待过几个老朋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教授。
他们可以通过接待单位或旅行社找人。
他们说，困难的是，当时他们认识的朋友，对外都用英文名字，不知找起来容易不容易。
我说我也有个英文名字，是在教会学校里取的。
沙利文夫人就说，“我也用了个中文名字，叫贝玛丽。”
贝玛丽于1946年、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
“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
“我们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
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
“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
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叫喊，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
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纽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
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些美国老友对中国的深情，并不曾因历史上时势暂时的逆转而有所减褪。
犹如沙利文和贝玛丽说的，他们热切盼望等待09月访华的心情同我去秋“游子重归”的心情没有两样。
他们也有一种好象“回家”的感觉。
贝玛丽兴奋得当场在膝盖上写了一个简短的书简，叫我速寄她的老友。
斯诺夫人也再三叮嘱，叫我向我弟弟问好，希望以后有机会与他相会。
她对我弟弟为她译书表示感谢。
我说我们要感谢的应该是斯诺，因为他身为外国人，却为中国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我们要让中国读者了解斯诺的伟大友情和贡献，我弟弟之能译她的书，实在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他应该做的，也是泰勒说的报恩吧。
斯诺夫人听罢，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双眼湿润，说不出话来。
这时泰勒取出一本画册，叫我解释书上中文题签的意思。
这是一本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图片集，北京摄影家吴鹏所编，赠给斯诺夫人的，中文题签是：
“致最受尊敬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及孩子们，特此表示我对斯诺先生的尊敬和怀念。
斯诺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
摄影者与编辑者吴鹏敬赠。
1979年03月。”
我把它译成英文，写在纸上，夹在书中，交还给斯诺夫人。
我们吃了饭后，又继续畅谈。
沙利文问我上海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上海的一些有名的地方，比如过去的跑马厅已改成了人民公园。
我们去秋在国际饭店下榻，每日清晨从窗口望下去，可以见到男女老幼都在公园做体操，打太极拳。
沙利文说，他原来在上海时与其他外国记者住百老汇大厦
（今日之上海大厦），也可看到有人在外滩公园打太极拳。
我说现在是更加流行了。
他们夫妇在上海住过虹口和前法租界，当然很想回去看看。
沙利文又谈到他曾到西北兰州采访新闻，曾与当时的回族人士相会，他们送他两块毛毯作为礼物。
说到这里，正在大家出神地听他怀旧的时候，泰勒突然起身，到卧室中取了一块棕黄色的毛毯出来，递给斯诺夫人。
“这是毛泽东送给我的。”
泰勒说。
大家惊异得说不出话来。
他又说，朱德也送给他一块，多年来已找不着了。
但他仍保存毛泽东的这件礼物。
虽然夏季炎热，斯诺夫人这时把这块毛毯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放。
我坐在一旁，伸手抚摸那块延安时代毛主席亲手送给美国友人的毛毯，心中起了不少感慨。
想不到现在远在重洋之外，竟能亲手接触四十年前所崇敬的人的遗物，四十年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仿佛双足分跨在中美两国的土地上，一手牵着中国过去的历史，一手携着美国当代的朋友，把各方的心意联在一起。
天下真小！

“学费”与浪费
石工
在经济建设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了损失，有一种说法，叫做“交学费”。
有的工作我们没有做过，缺乏经验，有时难免出错，是得交点“学费”。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是不是一定都得付出“学费”呢？
有些事情前人已经交过“学费”，殷鉴不远，我们难道非得重蹈覆辙，再交“学费”吗？
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不管地质情况如何，盲目开矿，因而吃了不少苦头的问题。
早在一九○三年鲁迅先生就告诫我们：
“不知地质，无以知矿产。”
1923年美国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也写下了他们的教训：
“美国常有贸然劝人开采石油之投机家，彼初无何种可恃之根据，而特以人为牺牲耳”。
进行建设，需要注意地质条件，我国明代吕坤曾在《实政录》中记述：
“仓屋地基须掘地实筑有石者”；
清人魏源总结筑城经验：
要挖到基岩硬土才能承重，“浮泥松沙，必垦令尽”。
明朝嘉靖年间，浙东兴修水坝，主持其事的地方官汤绍恩还知道募善水者潜泳调查，找到那种两山夹峙并有“石脉横亘两山间”的地方来筑坝。
显然，我们有些同志对前人用血汗换来的宝贵经验，或者不甚了了，或者熟视无睹。
因此，才会干出那种所谓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甚至不勘探就施工的蠢事！
这些人视地质勘探工作为可有可无，不顾地质条件如何，单凭主观意志蛮干，其结果只能是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譬如矿山工程在开工后才发现矿量不足，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停建；
大坝在部分建成后，因基础不稳固，不得不毁掉另觅坝址；
厂房在兴修后因地基下沉、滑动，不得不耗费大量物资人力去补救；
凡此种种，造成的损失巨大，仅用“交学费”来解释，难道就可以交代得过去么？
有了自己的直接经验，似乎可以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一点了吧？
可惜也不是都作到了。
请看1958年04月18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
新疆一些地区，由于过量灌溉，提高了地下水位，造成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
这本是人类过去多次遇到的问题，现在又有了实际的教训，学费可说交足了吧？
然而，事隔二十年，1978年10月10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又因为灌溉过量，加上在原来起排水作用的河道上筑坝淤田，堵死了水的出路，地下水位升高，致使土地盐碱化逐年加重，患了难治的“水鼓症”。
当然，在报道的时候，问题正在解决。
但是为什么新疆有过的教训内蒙古还要重犯呢？
在我们和自然的斗争中，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败了仍不去吸取教训，这就不是什么“交学费”，而是不能容忍的浪费了！

官僚主义与浪费
于继增
报载，某局为布置植树造林，刚发文件通知不久，又向全省一百八十多个单位拍了一份八百多字的电报。
理由是“不发电报他们不重视”。
于是，在嘀嘀嗒嗒的伴奏声中，六千四百多元的电报费花掉了！
我不明白，这位签发电报的“长官”，难道真的不知道电报每个字要花三分半钱么？
假若用他个人的工资发这么长的电报，他必定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要掂量掂量这三分半一个字的得失吧？
何以轮到花国家钱的时候就变得如此慷慨大方起来了呢？
当然有他的想法。
国家这么大，有的是钱，花吧，反正也花不着我的一个子儿。
他会以为权可生钱，似乎那经费不再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挣出来，而是他那只“权”字牌的笔“批”出来的。
不管几千，几万，一“批”就来，一“报”就“销”，并不费什么劲。
他又会想，我也是为了“工作”，把国家的钱用在国家身上，又不塞个人的腰包，开销大点工作起来就方便点，也就做得好点嘛，这有什么关系？
于是，在这种种心理的支配下，胆子越来越大，脑子越动越少。
这就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很少调查研究和听取群众意见，更不用说听取群众的批评。
有的脑子一热，轻率批准某个工厂、某项工程或别的什么仓促上马，但半路发现不行又下马。
成套的设备糟踏了，巨额的资金消耗了。
谁负责任？
也许谁也不负。
到时他会说：
我又不是为自己；
或是手一摊：
我犯了官僚主义。
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表现在这里。
正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作”，又不“贪污”，才使得浪费变得大胆，变得“有理”，变得“经得起检查”。
而这种方式的浪费才是目前最大的浪费！
所以反浪费确实要首先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反起。
官僚主义是浪费的温床，不拆掉它，官僚主义者就会在上面昏睡不醒，劳动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就要受到打击。

岳飞和岳云
洪度
《宋史·岳飞传》附有岳云的小传，着重写的却是岳飞对岳云功绩的态度。
虽然只有二百多字，读来对人却很有启发。
岳云是岳飞的养子，十二岁就随张宪作战，张宪很得他的助力。
岳飞每次征伐，岳云无役不从，多次立下奇功，岳飞都隐瞒了。
后来，掌考功的官员知道了，提出意见，岳云才被升为武翼郎。
张浚知道了岳云立功的实况后说：
“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
上奏朝廷请给岳云以最优的奖赏，岳飞又力辞不受。
皇帝以特旨升岳云三级，岳飞又多次上表推辞说：
士卒冒矢石立奇功，才能升一级，我的儿子岳云遽然越等提升这样高，何以服众？
岳飞对儿子的功劳，一再推让，而对非亲非故的士卒却十分爱惜。
士兵有疾病，他亲自为他们调药；
诸将远戍，他派自己的妻子去问劳他们的家属。
“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这种关心士卒，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精神，令人实为感佩。
这也是岳家军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一个重要原因。
罚有罪，赏有功，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那么，岳飞为什么又要如此过严地对待岳云呢？
这同岳飞的素志和处境有关。
岳飞虽然是个封建时代的人物，但他要在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危亡局面下，立志排除朝内主和派的阻挠，训练一支精良的军队以恢复山河，匡扶危亡。
他如此爱惜士卒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亲属，正是出于他精忠报国、恢复山河的一片赤心。
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正在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所热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子女，不是很值得想一想的吗？

待渡〔油画〕 徐纯中范中鸣

“抢救”漫谈
家钦
《百科知识》第3期刊出顾颉刚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试写条目《尚书》。
刊物在介绍作者时，特别标明了“现年八十七岁”。
这几个字看似平常，出版界同行读了都有百感交集的滋味。
介绍文章作者要特别标明年纪，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编者用意在于提醒大家，我们文化战线上“抢救”老专家、作家的工作，的确是刻不容缓了。
十多年来，我国文化知识界经历了一段秋风萧瑟的不平凡时期。
不少学者、专家、作家被赶进牛棚、干校去消磨苦难岁月，甚至含恨九泉；
侥幸留在岗位上的人，也很难继续从事研究、创作。
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界万马齐喑的局面。
然而，尽管大地春回，繁花似锦，老一代学者、专家毕竟都已上年纪了。
你看：
《百科知识》还没有排完戴文赛的文稿，这位天文学元老已离开了人间；
编辑部请童第周教授写稿的信还未寄出，电讯里已传来童老逝世的噩耗。
好容易请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写了一篇建党史料，文章刚印出来，就接到讣告，要去向作者遗体告别了。
去访宋云彬先生，刚到他家便听说宋老头一天已在医院病逝。
要把他们毕生钻研的学问整理出来，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就面临着一项抢救的任务：
趁老学者、专家还健在，赶快让他们多留下一些宏文巨著。
不要等到人琴俱杳，才来叹息“广陵散”成为绝响！

耕海牧鱼
佘大奴
人们常说“耕田”、“牧畜”，而对
“耕海”、“牧鱼”这种说法，却颇感新鲜。
其实，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象利用农田和草原一样利用海洋，“耕海牧鱼”，已经不是科学幻想了。
根据科学上的统计，辽阔的海洋，覆盖着地球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
而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的食物，只有百分之一来自海洋。
究其原因，就是人们从海洋中获取的动植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野生的。
我们知道，处于自然状态的海洋，其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海洋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尽管许多鱼虾的繁殖力很强，怀卵量数以万计，但幼小的卵子发育长大，要经受恶劣环境的冲击，各种敌害生物的袭击，到了可供人们食用的成体，已所剩无几。
随着人类对海产品需要量的不断增长和采捕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海洋中自然生长的动植物，总是不能满足人们采捕的需要。
现在，有许多重要的渔业资源，已被破坏殆尽，有的濒于灭绝，鲱、鳕、鲈、鲽等许多重要经济鱼的资源，已显著减少。
1969年至今的十年，全世界渔船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渔具渔法有了很大改善，鱼的增产却不到百分之十。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提出建立“海洋农场”、“海洋牧场”、发展“栽培渔业”和“海洋渔业农牧化”等新的想法。
现在，人们已经采用的“耕海牧鱼”的方法很多，例如，利用海滩养殖贝类，利用浅海养殖藻类，拦截海湾饲养鱼虾，或选择某些洄游规律比较稳定的鱼、虾，用人工孵化的办法，孵出幼体，培育到一定大小之后，再投放到大海中。
这种做法，可以给鱼虾从卵子孵化到幼体成长这个过程，创造良好的条件；
放进大海之后，又可以摄取天然饵料，比完全由人工饲养较为节约。
日本在濑户内海建立了“栽培渔业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使这个海区水产品年产量从二十多万吨增长到四十多万吨。
其中对虾产量1970年还不到五百吨，1976年已接近三千吨。
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目前，国外海洋科学工作者正在进行一系列新的“牧鱼”试验：
有的将鱼驯养于网箱中，在投饵时播送某种音乐，建立起条件反射之后，把这些鱼放入海中，等到它们长大以后，再播送原来的音乐，这些鱼就回到原来的网箱中。
有的在驯化海豚，让它们成为“牧犬”，在海洋中“牧鱼”。
有的设想利用一般船舶或潜艇，发出电波，形成一堵无形的“墙”，一根无形的“鞭”，把“放牧”的鱼赶到饵料最丰富的海域索饵觅食，按一定的路线行动……。
将辽阔的海洋，变成巨大的牧场，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肉食，为期不会太远了。

船儿山
牛雅杰
走进船儿山，
真如上了船，
风吹药苗如波涛，
白牡丹花似浪溅。
相传神仙运药去，
船到这儿搁了浅。
从此船儿化为山，
留下千年草药园。
如今社员进山来，
药园百鸟舞蹁跹……
党的政策是东风呵，
鼓满帆篷催动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