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锁荣/黄代培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时令已过“秋分”。
北海舰队军需处为海岛、高山部队指战员每人准备的一床棕垫，与今年新翻改的“四皮”，于九月二十日起随冬装陆续下发。
去年秋季，他们第一次发给部队五百件皮大衣，五百双毛皮鞋，五百顶皮帽子，八百副皮手套，满足了海岛部队指战员多年的夙愿。
这些“四皮”，是军需处根据实际需要，利用旧品自己改制翻新的。
海岛战士穿戴上“四皮”以后喜笑颜开：“棉暖不如皮，皮暖不如机关同志的深厚情意！”
上面这条新闻是来自边海防的简要报告。
如果读者还有兴趣想多知道点“内幕”，那就请你再看看下面这篇通讯。

作者：徐锁荣/黄代培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
版面：头版

北海舰队下属的一些观通站和雷达站，常年驻守在黄海、渤海前哨的岛屿及海岸高山上。
按照文件上规定的供给标准，北纬多少度以北，海拔多少米以上的寒区部队，才能发放皮大衣、皮帽子、毛皮鞋及皮手套，而这些驻在海岛高山的部队，不在其列。
这些地方，论纬度，有的与寒区只差一两度；
论高度，有的与寒区只差几十米。
由于身居大海深处，地处风口浪尖，可以说比某些“寒区”还寒。
海岛高山部队的同志，不知叫过多少次苦，有过多少次请求，而机关却有一定之规：文件上有的，我办；
文件上没有的，我不管。

一九七七年十月，舰队军需部门派出第一个军需服务队，上山下岛为战士缝外衣服鞋袜。
一天，服务队的同志来到山东半岛突出部的一个高山雷达站。
他们不摸这儿的气候特点，带的衣服很少，上山后冻得打牙鼓。
战士们把自己的棉大衣给他们穿上，才解决了问题。
战士们告诉服务队的同志：“这里十月水结冰，三月雪皑皑，五月花不开，数九寒天便可想而知了。”
同志们巡回服务一个月，走了十五个岛屿和高山，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对战士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对海岛生活有了切身的体验。

走了这一趟，军需部门的同志感情变了：海岛战士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让他们挨冻受寒，太不应该！

于是，他们下决心解决海岛战士的“四皮”问题。
有人提出疑问：“那么，文件规定还要不要执行？”
军需处党支部的态度很明确：执行上级的文件、规定和指示，任何时候都必须与客观实际挂起钩来，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不面向实际是要碰钉子的。
对上级的指示一概照抄照转，闭眼不看实际，不发挥半点能动作用，还要你这个机关干啥？

有人表示担心：“不合标准就领不来，手里没东西，拿什么去解决矛盾？”
军需部门的同志决心自己动手节约挖潜。
将仓库内舰艇、飞行部队历年上交的旧“四皮”，改旧翻新，既不违反规定，又可为部队解决问题，岂不两全其美！

改衣更比做衣难，总共就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缝纫机），过去谁也没做过皮活，并非十件八件，改起来谈何容易！
军需处领导教育大家，听听来自海防前线的呼声，想想海岛战士的疾苦，困难再大也要办！

干部战士职工说干就干，把几千件旧皮毛制品拆洗干净，挑出较好的皮子，一块块地拼在一起，然后，照着新皮大衣画出各种号码的纸样，进行剪裁和缝制。
人手不够，他们加班加点，苦战一个夏天，改制、翻新了一批“四皮”，连同上千条旧毛毯，随去年冬服一起发放到海岛、高山部队。

“四皮”上岛的前前后后，给了舰队后勤部军需处的同志一个深刻的启示：要搞好军需工作，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从条条杠杠出发，既要抓好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抓好矛盾的特殊性。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今年上半年，军需处组成了四个工作组，分别深入高山岛屿、水面舰艇和潜艇等部队，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工作组的同志来到黄海前哨某观通站。
当时，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山上却寒气逼人，烟雾迷蒙。
低低的浓云，给山顶戴上一顶厚厚的帽子，五米以外就看不见人。
他们摸摸战士的衣服，湿漉漉的；
掀起床上的垫子，潮乎乎的。
有的床上毡垫烂成“毡网”，有的却连“毡网”也没有了。
干部战士告诉他们，这里“冬天是广寒宫，夏天是水晶宫”，山上经常一个来月见不到一次太阳，洗一件衣服十天半月都晾不干。
机关送来“四皮”，“广寒宫”里发出了欢笑，但“水晶宫”里的苦恼还没有解决。
由于潮气严重，上级发的毡垫子用不多久就烂了。

“又是一个‘特殊性’！”
“同样的毡垫，要求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的年限，看来行不通。”
军需处为海岛、高山部队干部战士每人解决一床棕垫的决心就是这样下的。

（本报通讯员 徐锁荣 本报记者 黄代培）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编后
版面：头版

“四皮”上岛，这一事实说明：如果北海舰队军需部门的同志，一直恪守着“文件上有的，我办；
文件上没有的，我不管”的信条，而不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待高山海岛部队反映出来的问题，恐怕指战员们盼望已久的“四皮”，至今仍在遥遥无期之中了。

实践是最权威的。
上级的指示正确与否，文件是否符合实际，规定是否真有道理，离不开实践的检验。
接受实践的检验，听从实践的裁决，按照实践的要求去思想，去工作，我们的事业才能干好。
北海舰队军需部门的同志这样做了，所以就看到了“温区里的寒区”，抓住了共性中的个性，使久拖不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作者：程久全
版面：头版

栏目：评论
版面：头版

一种情况是，少数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想不通，甚至抵触，现在听说不拥护三中全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不能进领导班子，他就不讲话了。
如果说不讲话表示问题已经解决，那也好。
实际是嘴上不说，心里依旧。
我们是让他把话说出来，然后帮助他，说服他，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好呢？
还是维持表面上的毫无异议的一致拥护好呢？
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单位过去是压制过下面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现在自己不说话，还怕别人提出来，一提就批人家，这一来别人就不好讲话了。
这样的事都不让联系一下，那还不是领导人说过的都是真理，还不是过去的一律不能动，还谈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更主要的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林彪对我军建设破坏之大，造成的后果之严重，我们决不可以低估。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把我军历来的传统、思想、作风搞乱了，另一方面，使我军干部战士和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几乎隔绝了。
我们现在很需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过去的工作，大家都来议一议，论一论，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推进今后的建设。
没有这样一步工作，要使我们军队有一个大的进步，恐怕是很难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去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重新提出来了。
但是，一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不是人人都已经十分明确、十分重视的。
有些单位贯彻得好一些，有些单位就贯彻得差一些，甚至很差。
如果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去掉两个“凡是”的影响这方面说，那么，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和需要做的工作之间，距离还相当大。
比如，我们对军事学术的探讨，不能说已经很活跃了。
我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已有的书本上。
是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律都实行诱敌深入？
是不是不分地形条件、作战对象，通通都要集中三倍、四倍甚至多少倍的兵力？
认真思考类似这样问题的同志还很少。
其它如训练、编制、装备等等，根据新的情况都大有研究改进的必要。
政治教育也一样，这在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这些年来却只是一上课二讨论三总结，一味地我讲你听。
总之，我们军队的建设和各项工作，都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都应该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如上所述，我们这次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学习，一定要让大家敞开思想，开动脑筋，接触实际。
可以说，能不能敞开思想，是讨论能不能收到实效的一个关键。
讨论要不要划个界线？
有的单位提出什么什么问题不能讨论，又把只要涉及到过去的问题就一概称做向后看，划这样的线是不适当的。
因为结果是束缚了手脚，接触不了实际存在的问题，不同的意见出不来了，正确的意见也没有了，只能是依旧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
如果要划界线，这样的线倒是应该划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或学习讨论的会议上，应该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实行三不主义，允许批评，允许辩论，但不能给对方戴帽子、打棍子；
内外要区别，内部探讨研究问题可以放开讲，除此之外，在公开的场合就要遵守有关的规定；
意见、建议可以提，涉及到大政方针的，在上级和有关领导机关作出相应的决定之前，在行动上不能行其是。
划这样的线，有利于研究解决新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版面：头版

通知送到团，团的领导立即对这些转业干部进行早离队早报到早作贡献的教育，并针对部分同志因为业务不对口、工作单位条件差、夫妻分居两地、职务稍低等问题存在的顾虑，分头下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同时，通过会议、幻灯等各种形式，宣扬了服从组织安排，奔赴农村干革命的指导员周从玉；
接到通知三天，全家离队报到的军需助理员吴德美；
不争待遇，不提困难的三营管理员廖忠荣等先进典型。
对转业干部在包装、托运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各级领导尽力帮助解决，保证他们走得迅速，走得愉快。
（工作组）

作者：政治学院武涛张云勋谌荣舜张良骏
版面：头版

“四个第一”是林彪借以发迹起家的一张王牌，曾经欺骗了不少人。
林彪垮台之后，“四个第一”这个概念不用了，但“四人帮”还是继承和发展了林彪的一套反动观点，流毒全军全国，给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
虽然“四个第一”的反动思想体系已被实践的洪流冲得粉碎，但这一谬论尚未从理论上得到深刻的剖析。
今天，我们把“四个第一”等谬论和林彪的整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和林彪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这对于解放思想，推进四化建设，还是十分必要的。

一、“四个第一”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论

“四个第一”是林彪费尽心机，精心炮制出来的。
在一九六○年九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出：“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要坚持“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同年十月，他直接把“四个第一”和哲学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大肆歪曲篡改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思想“代替物质”，“超过物质”的谬论。
批判“四个第一”，必须对它的主观唯心论的理论基础进行剖析。

林彪是打着反对机械唯物论、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幌子来宣扬主观唯心论的。
他首先采用偷换论题的诡辩手法，制造了一个谁是“第一等重要”的命题，用重要性的概念来偷换第一性的概念，借批判所谓“物质第一等重要”的“误解”，来攻击物质第一性的原理。
他说：“认为第一件的就是第一等重要，第二性的就是第二等重要，这是大错特错。
第一性的东西，不一定总是第一等重要，有时是第二等、第三等重要。
第二性的东西，有时是第一等重要。”
林彪所说的谁是“第一等重要”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他自己接着做了解释。
他说：“起主要作用的东西，有时是物质的，有时是精神的。”
“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
思想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由此可见，他讲的思想“第一等重要”，就是思想起第一等的“主要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说精神决定物质。
他玩弄了个障眼法，绕了一个大圈，结果讲的实际上还是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
他所说的思想的“第一等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讲的精神第一性。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机械唯物论承认物质第一性，但否认精神的能动作用；
唯心论则夸大精神的作用，否认物质第一性。
只有辩证唯物论才能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正确估计精神的反作用。
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
林彪先是把物质和精神并列起来，鼓吹两者都起主要作用，接着又讲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超过物质的力量。
可见他讲物质起主要作用是假，讲精神起主要作用是真。
林彪宣称“四个第一”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然而，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林彪的谬论是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根本对立的。

首先，精神的反作用，是以承认物质在总的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去讲精神的决定作用就是唯心论。
物质的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本源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精神的反作用则是第二性的。
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
我们决不能把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列起来，等同看待。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辩证唯物论的“一元论”。
林彪则完全离开物质的决定作用去讲精神的主要作用，鼓吹什么精神的头等重要性。
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其次，精神的反作用在历史过程的某个阶段、某个转折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巨大反作用的产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物质在一般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则是贯彻始终的。
当客观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不破除旧的意识，不树立新的思想，客观事物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精神的巨大反作用，通过人们的实践，使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但是精神并不能决定客观可能性的产生，不能对物质起最终的决定作用。
林彪则实际上把精神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
他把思想、理论说成是“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样一来，一定条件被取消了，精神、思想的反作用就变成了无条件的始终的决定作用，物质也就这样被精神“代替”和“超过”了。

第三，精神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虽然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突出，但它归根结底，是物质的决定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一定条件的形成，是由物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一定条件产生以后，精神的反作用不管多么巨大，仍然不能脱离物质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它只有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必然失败。
因此，即使在一定条件下，物质仍然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说过：“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六页）林彪则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把精神的反作用变成万能的东西。

马克思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这就是说，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通过物质力量来实现。
精神向物质转化，必须通过群众的实践。
因此，从根本上说，任何精神力量都是不能代替和超过物质力量的。
林彪则倒过来，鼓吹“精神的力量还得精神去打倒”，宣扬什么精神“代替物质”，“超过物质”，从而取消了精神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把精神的作用放在物质的作用之上。
这完全是和辩证唯物论关于物质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根本对立的。
由此可见，林彪所批判的根本不是机械唯物论，而恰恰是辩证唯物论；
他所宣扬的根本不是辩证唯物论，而恰恰是主观唯心论。
“四个第一”正是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基础上的。

二、篡改人和武器关系的原理，鼓吹主观精神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人的因素第一”，在林彪的“四个第一”中是前提和基础。
批判林彪的“人的因素第一”，对于坚持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观点，揭露“四个第一”的哲学基础，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作过许多精辟论述。
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在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七页）毛泽东同志对于人和武器关系的全面概括，既批驳了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也批驳了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
而林彪的“人的因素第一”，是在人和武器关系上蓄意制造混乱。

首先，林彪把人和武器对立起来，片面地孤立地强调人的决定作用而否定武器的重要作用。
他说：“对我们军队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而是“人”，要“依靠人的因素打胜仗”，因此，“我们要靠这个精神原子弹”。
在林彪看来，我军不必在装备、技术、训练等方面，依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加强建设和发展，单靠人这种“精神原子弹”，就能打败装备优势的敌人。
“人的因素第一”，就是分割了人和武器的关系而抽象出来的，它否定武器的重要作用，孤立地空谈依靠人的因素打胜仗，这正是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

人作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无条件的。
人不能赤手空拳去作战，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必须通过武器，借助于武器才能表现出来。
离开了武器，人是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
正确的作战方法，只能是人和武器的巧妙的结合。
我们要坚持人和武器辩证统一的观点，在作好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准备的同时，加强和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
列宁深刻指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九页）林彪不是一般的愚蠢，而是蓄意破坏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罪人。

其次，林彪把人的因素和主观、精神的东西等同起来，把人的因素仅仅归结为纯粹主观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进行战争的最重要的物质力量。
恩格斯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一○页）这里明确、肯定地指出了人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种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林彪却把人的因素说成是纯粹主观的、精神的条件。
他说：战争胜负，“靠人的勇敢，靠人的觉悟和牺牲精神”，并且说：这种“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
这样一来，林彪的“人的因素第一”变成了“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一句话，“精神第一”了。

当然，人有思想，具有能动性。
这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说过，力量的对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从中可以看出，人的因素，包括了“人力和人心”两个方面。
人作为一种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物质力量，是由“人力和人心”构成的。
这里所讲的人不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指人民群众，指阶级、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人力和人心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的，对于战斗员来说，只有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具备技术熟练和体魄强健的条件，并和武器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战斗力，取得战争的胜利。
不承认“人心”，否定人的能动性，把人看作是纯生物学上的人，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但是，林彪借人有思想，把人的因素归之于“人心”，即主观、精神的东西，就陷入了唯心论。

第三，林彪把主观精神的作用仅仅归之于勇敢、不怕死，贬低科学认识的意义。
我们反对林彪离开战争的物质基础，片面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主观唯心论观点，但是，我们并不否定人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
……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五——四四六页）。
我们应当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
认识、理论、方针、政策、办法、勇敢、意志、干劲等等，都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主观条件。
而林彪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仅仅归之于勇敢、意志，鼓吹“真正过硬，还是那个几十米。
看谁能够过得了这个硬，谁在这个时候还硬得住、硬得起，谁就赢了。
否则，谁就输了。”
诚然，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但是，如果革命精神离开了科学认识的指导，必然导致盲目蛮干、硬拚，也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
重视科学的认识，高度而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指挥员尤为重要。
毛泽东同志总是提倡指挥员要成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若照林彪鼓吹的主观唯心论的这一套东西去做，就只能使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三、歪曲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鼓吹空头政治

政治工作第一在林彪的“四个第一”中占有重要地位，“四个第一”的中心就是“突出政治”。
林彪在宣扬政治工作第一时制造了许多谬论，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割裂政治和军事，政治思想工作和其它工作的关系，把政治歪曲成无所不能、冲击一切的东西。
要认清政治工作第一的实质，就要剖析这些谬论。

第一是所谓的“一通百通”论。
林彪鼓吹政治工作第一的主要理由是：“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
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
“四人帮”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
做好了政治工作，就能“一通百通”，自然而然地搞好生产、搞好军事工作吗？
不。
政治和军事、革命和生产是对立统一的，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互不相同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
政治工作搞好了，可以促使人们认真负责地去搞军事、业务、技术工作，因而促进这些工作的发展。
一通有促进百通的作用，却不能等于百通。
不认真学习掌握技术，飞机上不了天，军舰出不了海；
不切实搞生产，就不会出产品，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所谓“只要思想红，用头也能把鱼雷顶出去”，“红脑袋可以撞碎铁坦克”等等，纯粹是无稽之谈。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观点历来是鲜明的，科学的。
政治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它对经济有巨大的作用，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总是坚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断提高人的思想觉悟，造成革命队伍所特有的政治质量上的优势，从而能在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出色完成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物质利益，离开三大革命实践，空谈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七页），积极性和思想、作风、习惯、心理等一样，是由一定的物质条件造成、决定的。
解放前的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虽然大搞“训政”，士兵也只能靠抓壮丁补充，没有任何积极性。
相反，我军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得到人民拥护，工人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文前，具有高度的积极性。
林彪不仅完全抽去了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还认为政治工作做好了，各种工作就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好，“一通”就能“百通”，认为政治工作、主观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

第二是“冲击一切”论。
林彪鼓吹为了突出政治，别的工作统统要让路。
他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
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
这样，谁一抓军事就被诬蔑成“单纯军事观点”，谁一提改善武器装备，钻研业务、技术就被扣上“唯武器论”、“业务挂帅”的政治帽子，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只能抓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抓其它工作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政治和经济、军事的关系果真是冲击和让位的关系吗？
不是。
政治工作要结合各项任务一道去做，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没有政治的统帅作用，各项工作就没有灵魂，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
同时，政治如果离开了各项具体工作，就会成为“光杆司令”，统帅作用也就是空的。
林彪把政治吹得玄而又玄，把统帅搞得空而又空，把政治同经济、军事割裂开，鼓吹要用政治冲击其它。
这样的政治当然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它对各项具体工作，不但毫无裨益，反而起干扰和破坏的作用。
针对林彪的谬论，周恩来同志曾尖锐地指出，那种空洞、极端、形式主义地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第三是永远突出论。
林彪把政治和经济、军事分割开来，鼓吹突出政治，甚至要永远突出政治。
他认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是“四个第一”落实与否的标志之一。
如果不突出政治，把其它工作放在首位，就是“迷了路”，“转了向”。
他把政治是统帅和工作重点等同起来，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
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一页）我们认为这是从政治的地位、作用来讲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比没有经过集中的分散的局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更高，无产阶级必须首先从政治上正确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永远突出政治，始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
至于把什么作为工作重点，要看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在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必须把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作为工作重点。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点。
我国当前就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
革命领袖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工作重点，如一九一八年夏天，苏联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遍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列宁立即把军事斗争作为重点，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
而在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后，列宁就指出：“国内和平经济建设的工作”，“已经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五八页）。
可见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千变万化，有的发生了，有的解决了，有的激化了，有的缓和了。
我们要从不断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每个时期的特点，来确定工作重点，而绝对不能形而上学地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工作重点。

四、破坏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大搞实用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

林彪从政治工作中抽出了思想工作第一，最后又从思想工作中抽出了活的思想第一。
经过这样层层分割，在“四个第一”的公式里，就只剩下了完全丧失物质基础的思想了。
林彪把“抓活思想”当作进行政治工作的“突破口”，落实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加以宣扬。
在这个问题上，林彪的主观唯心论表现得尤为明显。

“活的思想第一”的要害是破坏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林彪鼓吹的在所谓“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中活的思想第一，表面看来似乎是反对本本主义，重视实际思想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它同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所说的实际，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人们的思想实际是由客观存在的社会实际产生的。
理论和现实思想都属于精神的领域。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第一、第二的关系问题。
当然，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现实思想，加强学习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
但是，在林彪的“活的思想第一”中，根本看不到实际的踪影，他既不讲要完整、准确地掌握理论，更不讲理论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
这样离开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来谈什么现实思想和书本思想的关系，甚至以之代替、偷换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十分荒谬的。
林彪对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原则的破坏，从他讲的抓活思想要“活学活用”、“句句照办”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

“活的思想第一”反对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大搞实用主义。
他别有用心地攻击过去的思想工作，“就是没有注意抓活的思想，抓了非思想的工作，或者抓思想抓了那个死的，抓那个什么‘系统’、完整的学习书本思想”，提出应该“活学活用”、“用啥学啥”、“书应为我服务”，要带着问题“学语录”、“学老三篇”等。
在这些谬论的指导下，他们就大搞实用主义，任意摘取片言只语，进行歪曲篡改，把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让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货色，披着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大肆泛滥。
借口“抓活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经常性的基本思想建设工作和优良传统教育排斥在外。
这样来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其结果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越抓思想问题越多。
毫无疑问，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对于部队的思想动态和问题是要切实掌握，实事求是地及时解决，但这已经包含在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中，绝不是与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对立的。
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历来都注意结合部队实际，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革命自觉性。
只要从根本上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抵御错误思想的能力，有了大道理管小道理，一些具体思想问题也就易于解决。
林彪用抓活思想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我军的基本思想建设工作，把政治思想工作引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应付的境地，这正是实用主义“应付环境”的原则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表现。

“活的思想第一”宣扬宗教蒙昧主义。
林彪所谓“抓活思想”并不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并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使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而是把经过他们篡改歪曲的片言只语，当作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用来束缚、控制人们的思想。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什么句句是真理，要学不上书的思想，不理解也要执行，字字句句照办等货色相继出笼，成了他们名曰抓活思想、实则大搞宗教蒙昧主义的恶劣手段。
我们认为，对待革命理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其科学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理论要为实践服务，又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能搞什么字字句句照办、搞两个“凡是”。
毛泽东同志过去就曾严厉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宗教化的错误倾向，他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
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
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七八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今天用来批判林彪搞的宗教蒙昧主义也是切中要害的，所不同的是林彪不是一般地搞教条主义，更不是什么幼稚者的蒙昧，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自觉地进行反革命破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五、“四个第一”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建军理论

“四个第一”，说来说去离不开“主观第一”、“精神第一”。
它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主观唯心论的黑线。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林彪采取抽出一点、层层拔高的手法，精心构造了一套形而上学的不变模式，使精神似“天马行空”，完全脱离物质基础。
这一谬论是林彪的唯心论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突出表现，因而在他的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主观唯心主义的“四个第一”论，是林彪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建军问题上的反映。
它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建军理论。
这一谬论打着高举的旗号，以极左面目出现，把政治夸大到荒谬绝伦、神乎其神的程度，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开始人们还误以为他真是在加强军队的革命化。
以后，林彪又在“四个第一”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和发挥，相继提出了“突出政治”、“活学活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谬论。
并在实践中给部队建设带来极大危害。
随着林彪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和充分暴露，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四个第一”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危害。
针对林彪对部队建设的破坏，一九七一年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指出：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四个第一”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的建军理论出笼后，歪风所至，流毒所及，给部队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正是在“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的旗号下，抓军事训练、改善武器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军队的根本任务被取消，军事训练受到冲击，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更加严重，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正是在“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的旗号下，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却把无产阶级政治工作摔到地下。
我军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生动活泼的局面全被抛弃。
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则大肆泛滥，说大话、空话、假话、绝话之风，更流行一时，从而败坏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降低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威信。
“四个第一”推广到各个领域，以后又通过“四人帮”的变相继承和恶性发展，更造成了思想理论的大混乱，导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四个第一”的哈哈镜里，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经济和政治，关系统统变了，甚至颠倒了。
由此可见，林彪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建军路线，其目的是妄图首先从政治思想上把我军搞乱，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篡改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方向。

林彪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是怀着极其险恶的用心的。
他搞极左不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是利用“左”倾路线作掩护，为其反党反革命野心服务。
“四个第一”成了他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了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一块牌子和一根棍子。
一方面，他用这块装璜门面的金字招牌，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建军方针原则的“缔造者”，借以欺骗人们，为自己登上接班人宝座作舆论准备。
另一方面，用它作打人大棒，排斥、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扫除他篡党夺权的障碍。
谁要反对和抵制“四个第一”，就被诬蔑为反对无产阶级建军方向的“头号大坏”，就要被“罢官”，甚至受到残酷迫害。
当然，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他终于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批判“四个第一”，决不是要否定或削弱政治工作，而是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林彪对政治工作的破坏，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以为批判了林彪对政治工作的破坏，或者以为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工作就不重要了，那是极端错误的。
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治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但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而且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此，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不同的反映。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有充分说服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好在新长征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在当前特别是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把干部群众的认识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上来，同心同德搞四化。
我们必师继续批判和克服林彪、“四人帮”对政治工作的破坏，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实现四化这个中心，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革命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而贡献力量。

作者：占先志甫钱岐/王文杰

共青团中央命名沈阳部队“神枪手四连”团支部为“新长征突击队标兵”。
青年战士们很想知道四连团支部的先进事迹吧。
这里先报告几个数字：今年以来，四连的团员青年中，涌现出了一百零一名神枪手，九十四名打坦克能手，有九十六名青年达到一兵多能。

这些数字说明：四连团支部不愧为英勇的突击队标兵。
他们团结带领全连团员青年，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进在新长征的大道上。

在教育训练中发挥突击队作用

一九六四年，四连创出了百名神枪手，被国防部命名为“神枪手四连”。
那年秋季，四连的同志们来到北京，为中央军委首长进行射击表演。
表演结束后，叶副主席走上前来和大家握手。
这荣誉一直鼓舞着四连的干部战士。
四连团支部更是珍惜这一荣誉。
原来，一九六二年，团支部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在连队最先发起开展“人人争当‘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活动。
当年取得显著成效，全连培养出一百名神枪手。
四连团支部的代表光荣出席了沈阳部队第二次共青团代表大会。
副书记苑俊清还在会上介绍了团支部引导团员、青年争创“三手”的经验。
以后连队连续三年保持了百名神枪手。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神枪手四连”这个多年默默无闻的“尖子”连队，重振威风，再创百名神枪手。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四连团支部考虑到，团组织是党的助手，部队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团的工作也应紧紧跟上，团员青年要在教育训练中发挥突击队的作用。
为了全面提高连队战斗力，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新水平，团支部在党支部具体指导下，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开展争创神枪手、打坦克能手和一兵多能活动。
他们说，神枪手在新的条件下，应该主要神在打坦克上，神在一兵多能上。
不久，共青团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通知，四连团支部立即响应号召，结合连队建设实际，因势利导，把争创神枪手、打坦克能手和一兵多能活动作为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具体内容。
他们还注意联系实际，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等方面的流毒，深入细致地做好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把团员青年们的兴趣和聪明才智，引导到苦练军事技术、开展“三手”活动上来。

要有一股子革命的突击精神

四连的团员青年们，不仅有一个争创“三手”的强烈愿望，而且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愿望。
不少人深有体会地说，争得“三手”不是象吃“馅饼”那样容易的，一定要知难而进，有那么一股子革命的突击精神。

青年战士邢万瑞，入伍前在农村只念了三年小学，基础比较差。
到连队后，连背“九九”口诀都感到困难。
不少同志为他担心。
可小邢却信心十足，有股倔强劲：基础差，就要下笨功夫，多流汗水！
打坦克修风、测距、计算是个难题。
班长反复给他讲了几遍，他还是听不明白。
但他不气馁，硬是挤时间，起早贪晚学文化，一有空就找教员补课。
短短几个月，就初步掌握了数理化的一些基本知识。
训练中，别人练一遍，他要练上三、四遍。
功夫不负苦心人。
经过艰苦努力，小邢不但攻克了火箭筒射击训练难点，取得了优秀成绩，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的射击考核也夺得了优秀成绩，成了神枪手、打坦克能手，达到了一兵多能的要求。

优秀团员、机枪手曾庆福是个学雷锋典型，也是个技术尖子，他到连队后，每次实弹射击都是优秀，被誉为“老优秀”。
他有什么窍门吗？
没有！
根本办法还是靠勤奋学习，苦练巧练，还是靠那股子突击精神。
步枪二练习射击的难点是举枪。
为了增强臂力，他每天睡觉前坚持一百个“俯卧撑”，八斤重的灰砖，一托就是二十多分钟，汗珠“嗒嗒”掉，还不放下。
结果，军事技术更上一层楼，他获得全军射击竞赛的第一名。
一次迎着七级大风，打二百米射孔靶和三百米机枪靶都获得了优秀成绩，是个硬棒棒的“三手”典型。

决不让一个战士掉队

为了使全连团员青年都能成为神枪手、打坦克能手，达到一兵多能的要求，四连团支部把大家结成三十二个对子，开展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包教保学，互帮互学活动，决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四班火箭筒手、今年入伍的蒙族新战士嘎日代，不识汉字，不懂汉话，一次训练，排长要他去取火箭筒，他却把步枪拿来了。
训练了五个月，连火箭筒射击基本知识还不摸门。
嘎日代要掉队了，全连青年都伸出热情的手。
有的教他学汉话，有的帮他学文化，学射击原理，有的帮他克服训练难点。
在他争当打坦克能手中，就有七、八个青年主动帮助他。
团员张维义主动和嘎日代结成帮学对子。
为了帮助嘎日代，他跟嘎日代学蒙语。
从“叭啦一地”（蒙语：吃饭）、“温特耐”（睡觉）学起。
用蒙汉两种语言来教嘎日代学射击要领。
嘎日代不会修定分划和计算提前量，张维义帮他学数学，反复讲述掌握提前量的道理，小张还在操场上迎着风，亲自给他做示范。
在小张的辛勤帮助下，嘎日代终于掌握了射击要领，取得了四○火箭筒第一、二练习实弹射击考核的优秀成绩，成了打坦克能手。
在嘎日代争当神枪手过程中，又遇到困难。
步枪第三练习的夜间预习射击，嘎日代五发子弹只中一发。
团支委们及时找他谈心，鼓励他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团小组长王小华还带着嘎日代，每天从拂晓瞄到日出，又从夕阳西沉瞄到夜幕降临，刻苦练习瞄准各种灯光。
经过大家帮助，在不久前的夜间实弹射击考核中，嘎日代取得了发发命中的优异成绩，争得了神枪手的称号。

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在全国人民以优异成绩迎接国庆三十周年的日子里，“神枪手四连”军事训练又传捷报：轻武器射击三个练习和全能射手射击完成率均为百分之百；
四○火箭筒和各种爆破器材打坦克优秀率均为百分之九十二，单兵到班的战术训练总评成绩优秀。
然而，四连团支部没有捧着丰硕的果实而陶醉，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未来，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
团支部有针对性地帮助青年们解决了三个思想障碍：一是破除“技术到顶”的思想，再挖技术潜力，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现在他们完成了步兵五个练习的实弹射击，正开始向应用射击前进。
二是不满足平时争第一，立足战时过得硬。
他们在射击中，找些风雨天，从难从严要求，一次他们冒着大雨进行二练习射击，大家淋得浑身湿透，照样打出好成绩。
三是改变那种“重技术，轻战术”的状况，使战术训练有新的突破，最近，在战术考核中，他们获得单兵战术优秀率百分之八十五，班战术考核优秀率百分之六十七。

四连的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攀登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
被师领导机关树为“百发百中的射击标兵”的王阳，举枪可以打下飞鸟，但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新要求，力争把弹着点的散布更加缩小，使技术精益求精，他还基本学会了团属五种重火器的操作使用。
火箭筒手冉荣国，过去在步兵班连续两年是神枪手，调到火箭筒班后，在第一练习实弹射击时，炮弹打在目标的一角，按规定打上就算优秀，但是，他想到打起仗来，如果击不中要害部位，就打不掉敌坦克，不能“沾边赖”。
他认真查找原因，纠正了击发过早的痼癖动作，第二练习实弹射击，正好打中目标中央。

现在，“神枪手四连”团支部的同志，更勤奋学习，刻苦练兵，人人都在争取做出优异成绩，为描绘祖国四化的宏图增辉添彩。

本报通讯员 占先 志甫 钱岐 本报记者 王文杰

作者：晓铁

走进南京部队八一医院妇产科婴儿室，给人的感觉是整洁，安静，敞亮。
紧挨着的十几张小床上，躺着一个个红扑扑胖乎乎的新生婴儿。
虽说气温还很高，可是婴儿的皮肤光洁滑润，衣服、尿布干燥柔软，每双不断搓动的小胖脚上，都穿着一种有跟没尖的白布袜子。
婴儿在隔着绿纱布吹来的电风扇的阵阵凉风里，吮动着小嘴甜蜜安逸地酣睡着。
屋里，只有穿梭般忙碌在婴儿身边的医护人员，脸上挂满汗珠，洁白的工作服湿透半截。

婴儿室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
一九六八年，由于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干扰破坏，医院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毁于一旦。
有的医院婴儿室取消了，采取“孩子哭，抱给娘”的办法，把新生婴儿全部交给母亲带。
结果是：婴儿啼哭不止，妈妈疲惫不堪。
这个医院妇产科的同志，为了使产妇产后休一息好，把婴儿哺养和护理好，不管外界压力多大，婴儿室的工作始终坚持着，一天也没停过。

妇产科的同志看到，抱进婴儿室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第一、二胎，许多女同志响应晚婚号召，将近三十岁才生第一个孩子。
办好婴儿室，做好新生儿的护理，力争做到生一个活一个，养一个壮一个，这既对年轻的母亲们的身体健康有利，又能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愉快地做到一辈子只生一个孩子，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她们自觉坚持婴儿室的各项制度，努力做好工作：医生每天查产妇前，首先细致地检查婴儿情况；
婴儿用的奶瓶、奶头等用品，坚持煮沸消毒；
按婴儿的日龄掌握喂奶的奶量、次数和浓淡，对早产儿，护士们常常用滴管一滴一滴地喂；
夏天，婴儿每天洗两三次澡，就是在冬天也坚持每天洗澡。

今年上半年，病区接生过五个早产儿，最小的一个只有一千多克。
孩子父亲一看，难过地摇摇头说：“这孩子比小猫还小，肯定养不活了。”
医务人员却想方设法抢救。
孩子发生窒息，年近六十的周溶主任立即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把孩子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
老护士曾宪霞接连两整夜没合眼，精心守护在婴儿床前，细致观察着婴儿的呼吸深浅和心跳次数。
同志们还不厌其烦地用滴管给婴儿喂水喂奶。
孩子在婴儿室住了三十天，体重增加到近两千克，婴儿的父母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抱回家了。

本来，新生婴儿发生红臀是很难免的。
今年二月份以来，她们做到婴儿每次大小便后，都要清洗臀部，擦药膏，经过细致护理，上半年收容了二百三十六个婴儿，基本上无红臀。
高温季节来到时，医护人员每天给婴儿洗澡擦粉，保证婴儿不生痱子和疖子。
小摇床上铺上席子后，护士长周宜音怕婴儿小腿乱蹬，会把脚后跟的皮肤擦破，就特地给每个婴儿用柔软的旧布缝制成一双双只包脚跟的白布袜子。
……

婴儿不懂冷暖，母亲却知医护人员的深情。
婴儿不论生在酷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而在婴儿室里度过的日子却都是温暖的春天！
晓铁

作者：孟宪书/汤保卫

“神枪手四连”团员标兵王永新，最近在四○火箭筒实弹射击中，获得三发三中的好成绩。
这是他在进行射击训练。
孟宪书、汤保卫摄（照片）

作者：冯玉光

本报讯 不久前，成都市举办了国防工业民用产品展览会，共展出产品一百九十九项，数千个品种。
一件件结构独特、式样新颖、工艺精美的产品，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全国各地的许多单位都纷纷赶来订货。

这次展览会展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在今年党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之后，由各军工企业在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同时，研制、生产出来的。
在展览会上展出的变色眼镜引人注目，它在室内是无色透明，而到阳光下就能自动变成黑色来保护眼睛，这个产品是由三四八厂新近研制出来的。
这个工厂自一九七五年初开始试制生产三十五毫米放映机、珠江牌照相机、数控电弧定碳定硫仪、电动照相排字机等民用产品，使得工厂产值逐年增长。
今年他们进一步挖掘潜力，增加了民用产品的品种，到八月底为止，就向国家上交利润七十多万元。
七一九厂利用边角余料和多余物资，生产了家用衣柜、写字台、录音机、洗衣机等多种产品，仅民用生产就能向国家上交利润四十万元。
今年成都市的军工企业除全面完成军品生产任务之外，在发展民品生产方面就可为国家创造产值三千多万元。

展览会上展出的产品还体现了各军工厂十分注意不与地方工业，特别是二轻系统和集体手工业单位争市场。
他们充分利用军工企业在技术、设备上的优势，主要生产质量和工艺水平都较高、市场缺乏、能填补国内省内空白，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的产品。
其中象各式精密的医疗器械，工艺较先进的支农产品，都是国内市场缺乏，生产科研和卫生战线急需的产品；
专治妇科病功率高、疗效好、治疗时无痛苦的二氧化碳激光医疗机等七、八个项目，可以和国外最新产品相比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本报特约记者 冯玉光）

本报讯 二三二厂在组织民用产品生产中，注意发挥自己工艺技术特长，积极研制和生产精度要求高、技术难度大的民用产品，取得了显著成效。

动平衡机是一种检查各种旋转体的动平衡的精密仪器。
过去一直由国外进口，年年涨价，目前已涨到十多万元一台。
为了节约国家的外汇开支，二三二厂职工经过两年的奋战，就把动平衡机试制成功并投入小批生产。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他们生产的动平衡机，主要指标达到了七十年代同类产品的世界水平，使用于鉴定各种进口高速转子产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再如医疗用牙钻，过去一直依赖进口，工厂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制成功了每分钟四十五万转的高速牙钻磨头，既节省了大量外汇，又提高了医疗效果，为我国医疗器械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
在近几年中，这个工厂先后研制成了输液蠕动泵、自动洗表机、手表时钟校准仪等六种高精度设备。
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促进了军品生产的不断发展。

本报讯 五一一厂认真贯彻在确保军品任务的前提下，发动群众大搞民品生产，使工厂产值大幅度上升。
到目前为止，他们完成的总产值已达国家下达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十九，商品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七，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个工厂是技术条件比较好的一类企业。
今年在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党委领导带头批判了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思想，认识到军工企业要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多作贡献，就必须走军民结合的道路。
他们专门成立了民品生产领导小组，派出调查组走访了许多单位，同二百六十个单位订了生产合同。
这样就使得工厂的民用产品的品种由原来三种迅速增加到了三十多种，产值由原来的三百多万元上升到一千五百万元，超过了国家下达军品年产值的一倍多。

五一一厂民品生产上得快，还在于他们十分注意扩大军品使用范围和生产同军品工艺相近的产品，从而能够做到生产准备工作量小，周期短，上马快，收益大。
今年他们生产的军用产品中，已有十个产品为民用户所选用，订立了产销合同。
石油部等单位从国外进口的一种自卸卡车，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一批举升泵等零配件。
今年初，他们了解到这种泵的结构、性能同他们厂生产的一种齿轮泵基本相似。
他们未增加一人、一台车床，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改装了三台，提交用户试验，使用证明，不仅质量完全合格，有的性能还优于国外产品，促使有关部门不再向国外订货，全部改由他们生产供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这个军工厂在民品生产中还注意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名牌产品，积极研究新品。
他们对每个民品的生产都严格把住生产、试验和检验关，坚持做到没有用户试用结论不投入成批生产，不合格产品坚决不出厂，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服务制度。
他们生产的高压油泵、液化气烘具、喷油嘴等产品，被用户誉为“信得过”的产品；
生产的“三叉戟”飞机起动机比从国外进口的耗油量还要低，他们自己研制飞机农药喷雾器已进入国际市场。

作者：蔡贯刚
栏目：军工战线

自从党中央提出军工生产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方针后，许多军工企业在确保军品生产任务的同时，努力发展民品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实践已经证明，实行军民结合，是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非走不可的道路。

国防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
要使国防工业能得到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在充分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指出军工企业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本事。
在我国国防工业初建的过程中，军工企业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手抓军品，一手抓民品，生产了许多冶金、机电、运输和电子仪表等设备，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建设。
国防工业部门也从中获得了发展军品生产的资金和原料。
今天，国防工业建设已初具规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单一强调发展军品生产，而不注意发展民品生产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坐等民用企业创造价值来填补军工发展的需要，就会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国防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生产和消费总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
平时部队不打仗，军品的消耗总是有限，不可能有那么多生产和试制任务来满足生产能力的要求。
军工企业只有学会军民两套生产本领，才能充分发挥技术、设备的潜力，使广大职工和干部、技术人员得到锻炼，老工艺、老设备得到改造，一旦战争爆发，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上都能适应战时生产的需要。
所以，学会军民两套本事，不仅不会影响战备，恰恰是保证战备工作落实的有效措施。

当然，要求军工企业发展民品生产，决不是要把国防工业部门变成第二民用工业部。
而是要在确保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发挥军工企业在技术、设备上的优势，去研究、生产那些与军品相近的、国家缺门短线的民用品，耐用的消费品和可供外销的商品。
那种认为军工企业生产民品是“不务正业”、“额外负担”的看法是错误的；
那种打乱合理的体制和程序，单一地去生产民品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破坏国防工业建设，闹得军工企业体制混乱，设备损坏，许多人长期坐吃社会主义，工人、技术人员水平下降的沉痛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一定要真正学会两套生产本事，为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贵福/李伟

作者：鲍国跃王春生加龙

迅速学会快速计算法

本报讯 九月十七日，南京部队某部四连进行加、减、乘、除快速计算法考试，全连取得了平均九十五分的好成绩。

史丰收创造的快速计算法口诀和简单计算方法在报纸上发表后，四连干部战士争相传阅。
连队干部认为，让大家掌握快速计算法，对今后学习科学文化有很大帮助，立即买来《快速计算法》一书，把连队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先学一步。
然后，组织全连干部战士收看电视台播放的快速计算法讲座。
在不长的时间内，全连人人学会了加减乘除快速计算法。
（鲍国跃、王春生）

军政一把手都得一百分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团团长冯恒发、政委陈英琳，积极参加初中班的文化学习。
九月十三日，在上级组织的一次数学考试中，两人的答卷上都打了一百分。
成绩公布后，干部战士说：团长、政委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加龙、俊杰、志勇）

试制成功八五炮快速保养工具

本报讯 八三三六九部队军械修理所技师孙国政，刻苦学习科学文化，钻研几何、制图、计算知识，在九月初试制成功了八五炮快速保养工具。
这套由十五个部件组成的工具，操作简便、省力、安全、工效高。
原来八、九个人保养一门火炮需要三天还感到吃力，现在四个人只要半天时间就行了。
（谭建国）

某团八十七名战士摘掉文盲帽子

本报讯 东海前哨某团各单位截至九月上旬，对文盲班进行了一次文化考核，全团八十七名文盲战士已达到初小文化程度，其中三十二名同志相当于高小文化水平。
目前各单位正根据他们的文化程度重新编班，开始讲授新的课程。
（阎覃）

栏目：祖国四方

我国机械工业已经建立起一个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部门，在武装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全国只有少数陈旧落后的加工设备，集中在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只能修配和生产一些小电机、小水泵、皮带车床等简单的产品。
现在，我国机器设备制造能力已大大提高。
仅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就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机械制造行业，产品品种包括汽车、矿山采掘机械、冶金设备、发电机组、石油机械、化工设备、通用机械、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产品共二万多种，一九七八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十九倍。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已经为全国三千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提供了成套设备。
马鞍山车轮轮箍厂，攀枝花钢铁公司，西南铝加工厂，刘家峡、新安江水电站，大庆、胜利、北京东方红炼油厂，衢州、石家庄、广州化肥厂等重点企业的成套设备，都是由我国机械工业自己提供的。

机械工业不仅能提供成套设备，而且向高精尖发展，开始生产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各种先进设备。
随着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机械产品已远销一百一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深受进口国和地区的欢迎。
机械工业还对外援助建设了重型机器厂、铸锻件中心厂、滚珠轴承厂、宝石轴承厂、电线厂、标准件厂等五十多个成套项目。

栏目：祖国四方

我国有五十八个万吨级以上的码头泊位正在加紧建设。
这些码头泊位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后，加上对原有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我国港口的吞吐能力将比现在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秦皇岛、宁波等港正在兴建分别有一万吨、五万吨和十万吨级泊位的通用和专业码头，以煤炭、石油、矿石、集装箱等专用码头为建设重点。

根据周总理生前关于改善港口面貌的意见，我国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在沿海港口共建成了四十二个万吨级码头泊位，并对原有码头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使港口吞吐能力增长了一倍。
但同一时期我国外贸事业发展迅速，海运量增长了一倍多。
交通部门除增建码头泊位之外，正对原有码头进行技术改造，以尽快提高港口吞吐能力，适应外贸事业发展的需要。

作者：李介范
栏目：祖国四方

栏目：祖国四方

现在，飞往上海的各国际航班的大型飞机，若遇到天气不好、上海机场不宜降落的情况，可以不必着急。
因为骆岗机场已为他们作好了一切降落准备，他们将会安全地在这个机场着陆。
骆岗机场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建成的。

这座机场，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郊的骆岗，是一座设施比较先进的大型机场。
它的着陆跑道全长三千米，宽五十米；
跑道两端的滑行道共长三千米，宽十八米；
它的宽阔的停机坪上，可以同时停三架波音飞机。
机场的飞行指挥系统，全部采用了先进技术，建有用于盲降、夜航、供油的各种先进设施，可保证我国目前确有的各种大型机种，包括波音飞机，在恶劣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都能安全准确地起降。

骆岗机场还建有比较先进的客运设施。
坐落在停机坪北面的候机大楼，建筑面积达五千平方米。
高大、宽敞、明亮的候机大厅，装有空气调节装置，可同时容纳二百多位旅客休息候机。
候机大楼内，还设有四个餐厅，可同时为一百多位旅客供应中、西餐和回民饭菜。
另外，机场内还设有旅馆、商店、电话间等一系列服务设施。

栏目：祖国四方

我国自制的第一批应用激光技术观测大坝变形的装置，已经在刘家峡水电站安装完毕。
使用的情况表明，这些装置观测的参数准确，工作效率高，能节省不少人力和时间。

大坝变形观测，对于监视水库大坝的安全、验证坝体设计的准确性，有着重要作用。
过去，监测人员对大坝水平位移的观测，一般都采用经纬仪进行目测的办法。
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盛夏洪峰期间，他们都得往返奔波，露天作业，观测精度和效率还不够理想。

刘家峡水电站使用的这三套激光观测装置，是这个水电站同武汉测绘学院科技人员协作研制成功的，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研制了波带板激光准直观测仪器和全套装置，一九七八年二月和今年六月，先后在刘家峡大坝廊道内和坝顶正式安置使用，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栏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九月二十三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由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王幼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就两国关系有关问题进行谈判。

即将举行的谈判是中国方面倡议的。
四月三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通知苏方：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期满后不延长。
中国方面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此后，中苏双方经过几次交换照会和备忘录，对谈判的宗旨、内容和任务阐述了各自的意见。

中国方面明确指出，在这次谈判中，双方应就解决中苏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进行范围广泛的谈判，除中苏边界谈判应该继续进行并早日取得结果外，还应包括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各项问题，根据谈判的结果双方签订相应文件。
中国方面还认为，在交换文件的过程中每一方已经提出的问题，都应列入谈判议程，由双方进行平等的讨论。

苏联方面致中国方面的备忘录中除重申苏联几年以前的立场外，还提到把反对谋求特权或霸权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

中国方面表示：“中国政府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是举世皆知的。
中国方面认为，在国际事务中，衡量一个国家是推行还是反对霸权主义，主要地不是根据它的言词，而是实际行动。
这一影响到两国关系的问题自然应该列入中苏谈判的议题之中。”
在交换文件的过程中，双方还就谈判的级别、时间、地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中苏双方举行副外长级的政府特派代表的谈判。
中国政府委派外交府副部长王幼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派代表、代表团团长。
苏联政府任命副外长列·费·伊利切夫为苏联政府特派代表、代表团团长。
中苏双方同意第一次谈判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下旬开始举行。
中国方面并建议谈判将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

新华社九月二十三日讯 由外交部副部长、政府特派代表王幼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就两国关系有关问题进行谈判。

同机前往的有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代表邵天任。
代表马叙生已在莫斯科。

前往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张海峰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吉列叶夫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莫斯科九月二十三日电 参加中苏谈判的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今天在抵达莫斯科机场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怀着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到莫斯科，以便同苏联方面就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由王幼平团长和副特派代表、副团长、外交部长特别助理李汇川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将同苏联方面举行副外长级的政府特派代表的谈判。
王幼平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王幼平在书面讲话中说：“大家知道，这项谈判的建议，是中国政府今年四月向苏联政府提出的。
我们历来主张，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该妨碍双方在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即将开始的谈判，能够使两国关系切实得到改善。
中国代表团将为此而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
这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我相信，这也是苏联人民的愿望。”
王幼平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惜这一友谊。”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最后在书面讲话中，向伟大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热烈问候。

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政府特派代表、代表团团长列·费·伊利切夫、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人到机场迎接。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田曾佩、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驻苏联使馆参赞马叙生等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国际舆论所关注的中苏谈判，即将在莫斯科开始举行。
众所周知，这个谈判的建议是中国方面于今年四月三日提出的。
苏联一方面接受了中方建议，另一方面又在谈判开始之前发表了许多并非有助于谈判的议论。

这些议论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

首先，竭力散布对中国谈判动机的怀疑。
勃列日涅夫六月一日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
他在攻击中国“成了战争危险的严重策源地”之后说，中国“既放弃条约，又说愿意改善关系，这不太一致吧”。
六月十二日，他又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说，“当然，废除中苏友好条约不能不加重对北京目的的怀疑”。
几天之内，苏联其他领导人又把勃列日涅夫的调子重复了一遍。
《真理报》、《消息报》、塔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进一步加以发挥，说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是促使中国提出谈判建议的动机”，“北京领导人施超策略手腕，他们并没有真诚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圈套”，“得出的印象是，北京首领企图以此来掩盖其军事准备”，“谈判成功与否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意图是否真诚，是否准备不透过毛主义眼镜来看待苏联和整个世界”。

其次，重申苏联多年来举行的反华政策不变。
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八月十五日在伏龙芝市发表讲话时说，“正如苏共二十五大指出的”，“对中国领导加剧紧张局势的政策要予以回击”，他宣称，苏联“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毛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坚决反对者”。
苏联领导人苏斯洛夫九月十八日在勃良斯克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攻击中国，说：“我们坚决谴责刻骨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利益、和平和各国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
武装侵略社会主义越南、威胁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和顽固地企图破坏缓和——所有这些北京的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政策的危险表现，过去和现在都遭到我方应有的反击。”
他还强调说，“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中国方面，取决于它是否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表现出明智的和建设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的文章中竟然要求中国“同毛主义决裂”，扬言要“促进”中国内部的“转变”。

第三，单方面为谈判定框框，规定什么可以谈，什么不能谈。
苏联领导人说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这里自然是指苏联利用第三国威胁中国的问题），苏联的报刊和它的盟国报刊则说，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从俄语辞典中挑选最尖刻、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大概是要加浓一下气氛，苏联中央电视台九月四日还播映了他们精心编制的反华电视片《来自天朝的挑唆者》。
为了诬蔑中国、歪曲中国形象、在苏联人民中制造和煽动仇华情绪，影片作者完全抛掉了他们经常标榜的起码的“艺术良心”和“政治道德”。
例如，在表现中国幼儿园的孩子拿着坦克、冲锋枪之类的玩具时，就说，“儿童们是喜欢玩‘战争’游戏的，但在中国，儿童只会玩‘战争’游戏。”
影片作者利用只有他们自己才干得出来的蒙太奇手法，把中国士兵练习打靶的场面同抱着婴儿的苏联妇女的画面组接在一起。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出，苏联领导的这些作法是要追求什么目的。
难怪意大利安莎社八月十一日在评论苏联的反华宣传时说，“苏联反华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观察家们预料，即使下月在莫斯科开始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这场运动也不会暂停”。
意大利《晚邮报》记者九月九日从莫斯科报道说，“几天以来，苏联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刻薄地攻击中国和中国人，象‘连珠炮’似的，这是为这样的事作准备：这里的许多外交人士预料，这种谈判（按：指中苏谈判）将会失败，失败的全部责任自然将归罪于中国人。”
美联社九月十八日在评论苏斯洛夫的讲话时也说，“他猛烈攻击中国的政策。
一些西方观察家原来曾预料，在这次预定本月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开始举行的谈判前夕，苏联会减少这种公开攻击。
但是，苏联新闻宣传机构和政府官员总是在不断地攻击中国。”
人们不禁要问：苏联方面在谈判前夕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促进谈判，还是给谈判设置障碍呢？

新华社九月二十二日讯 九月中旬，越南武装人员继续对我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

在云南方向，九月十五日二时，越南武装人员向我马关县金厂公社菁家地区开枪射击，发射子弹四十多发。
同一天十七时，越南武装人员又向我麻栗坡县茨竹坝大队猴子菁生产队开枪射击，我社员张金方中弹两发死亡。
十六日八时至十九时，越南武装人员多次向我马关县金厂公社水头寨开枪开炮，发射子弹三百八十多发，炮弹三发。
十七日十三时，越南武装人员又向我水头寨发射枪弹、炮弹三十多发。

在广西方向，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越南武装人员二十多人侵入我境，向宁明县桐棉公社下板邦生产队正在放牛的社员开枪射击，十七日下午四时四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多人向我防城县峒中公社峒中大队正在田间劳动的三十多名社员开枪射击，发射子弹三十多发。

栏目：简明新闻

韩念龙副外长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出席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二十二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副外长何英。

同机赴纽约的还有代表团代表龚普生及其他部分成员。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陈楚，特别顾问郑为之，代表赖亚力、安致远以及副代表周南、田进、吴震、卜昭敏、王连生等人已在纽约。

联大以压倒多数决定维护民主柬埔寨合法席位

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二十一日经过激烈辩论，在大多数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努力下，挫败了苏联、越南的阻挠，以七十一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三十四票弃权，通过了大会证书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接受民主柬埔寨代表的全权证书。
苏联、越南在本届联大为剥夺民主柬埔寨的合法代表权而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再次遭到可耻的失败。

在此以前，九月十九日，联大全权证书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分别通过建议大会接受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全权证书和把“柬埔寨局势”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联合国大会在民主柬埔寨席位问题上的决定，是柬埔寨人民和主持正义反对侵略的国家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柬游击队又炸死六名苏联顾问打死三名越军官

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九月三日，三十名苏联顾问在一个连的越南军队保护下，前往吴哥寺观看九月二日挨炸的现场。
当他们进入现场观看时，柬埔寨游击队员又向他们扔了两枚手雷，当场炸死六名苏联顾问和三个越南士兵。
还炸伤一批侵略者。

九月十三日，柬埔寨革命军在磅湛省斯栋德朗公路沿线打击越南侵略军时，打死一名师指挥官和一名营指挥官。
九月三日，革命军在桔井省桔井县袭击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大批敌人，其中有一名连指挥官。

尼泊尔国王指责苏联支持反尼政府的活动

据印度《政治家报》九月二十二日报道，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新德里同印度领导人举行会谈时说，俄国人正在鼓动对尼泊尔政府的不满。
在会谈中，比兰德拉国王谈到苏联在一些亚洲国家，其中包括阿富汗、越南和柬埔寨的大肆干涉时说，尼泊尔不希望在俄国人鼓动的骚乱中成为一个同样的受害者。

达科总统就苏联向中非运送武器提出警告

中非共和国总统戴维·达科九月二十二日在班吉电台发表一项声明，警告苏联必须停止继续向中非运送武器和弹药。
达科总统也呼吁利比亚不要干涉别国内政。

达科总统同一天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是同法国和有些非洲友好国家一道制定出他的夺权计划的。

达科总统是在九月二十日晚推翻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以后上台的。
他上台后宣布把中非帝国改为共和国。
据报道，他已任命前首相亨利·迈杜担任共和国的副总统兼总理。
达科总统在二十一日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谴责博卡萨的腐败和残暴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政变发生时，博卡萨正在的黎波里同利比亚当局商谈贷款问题。
政变成功后他即飞往法国。
（均据新华社）

栏目：第四届全运会

男女跳板跳水决赛结束

第四届全运会在海军游泳馆举行了男、女跳板跳水决赛，广东选手吴国村、上海选手史美琴分别获得男、女跳板跳水冠军。
决赛的成绩是：

广东选手吴国村九○○·○八分。

上海选手史美琴七二一·八六分。

女排决赛第一阶段结束

第四届全运会女子排球决赛第一阶段比赛结束。
四川队和上海队分别获得甲、乙组的第一名，江苏队和浙江队分别获得甲、乙组第二名。
这四个队将在二十五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交战，争夺冠军，决定前四名的名次。

其他各队获得小组第三名以后的名次如下：甲组——福建队、辽宁队、山西队、广西队；
乙组——解放军队、北京队、陕西队、云南队、黑龙江队。

篮球决赛第一阶段结束

男、女篮球决赛第一阶段比赛结束。
广东男队和解放军男队获得两个小组的第一名，成绩分别是五战五胜和六战六胜。
北京女队和解放军女队都是六战五胜一负的战绩，由于北京队在同解放军队比赛中获胜，所以名列甲组第一。
在女子乙组中，实力雄厚的辽宁队以快速的进攻和准确的投篮，五战五胜，获得第一名。

羽毛球团体决赛结束

在二十三日晚结束的第四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福建男队和上海女队分别获得冠军，广东男队和辽宁女队分别获得第二名。
（均据新华社）

机动灵活 他变我变

解放军女篮碰上了强劲的对手——黑龙江女篮。

黑龙江女篮有两米○四的高大中锋王玉华。
她在内线活动，对人威胁颇大。
上半场比赛一开始，解放军队也让一米九九的高大中锋陈月芳上阵，把对方看得牢牢的，使对方高空优势不能发挥。
开局六分钟，我军女篮就以十六比十领先。
于是黑龙江队被迫换将。
不一会儿，就把比分扳成了二十平，接着又以二十六比二十二领先。
这其间，可以看出我队快攻不如对方，进攻时失误较多。
后来吸取教训，用唐艺替下陈月芳，以快制快，到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扳成以三十六比三十二，领先四分。

下半场，我队采用了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上场，仍是以快制快，用优势压倒对方。
对方又准备用高大中锋时，我队的陈月芳当即也坐到换人的位置上。
观众看出其中奥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只打了两分钟，对方只好又将高大中锋替下。
他变我变，李树莹也立即替下了陈月芳，使对方的快攻又被压住。
打到十七分钟时，我队已领先十一分了。
最后三分钟，黑龙江队改用全场紧逼，但因犯规已达十次，队员的防守受到了影响，虽经苦战，终于败北。
我队以六十九比五十八取胜。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里，既有对我方队员英勇奋战的褒奖，也有对教练指挥灵活的赞扬。
经此一战，我女队已进入小组前两名，取得决赛权。

李胜

“这娃娃真行！”
“砰！”
随着裁判员的枪响，参加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预赛的选手们，闪电般地跃入游泳池。
三号泳道上一个个子最小的选手，由于延误起跳，一直落在后面。
这时，喇叭里传出广播员亲切的声音：

“同志们，三号泳道上是解放军队的选手，名叫沈威，今年刚刚十一岁，是这次游泳比赛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这是个六八年才出生的娃娃啊！”
观众们发出一阵啧啧声。
热心的观众不由得为小沈呼喊：“加油！
加油！”
四百米混合泳，是分别用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姿势组成，要在五十米长的泳道上往返四个来回。
这娃娃的体力吃得消吗？
观众们真有些担心。
这时，只见小沈尾追不放，渐渐超过了游在她前面的二号、五号、六号泳道的大姐姐。
场上的观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热烈鼓掌为她助威。
当最后接近终点时，小沈竟然象一艘开足马力的小快艇，在泳道上犁开一簇簇白色的浪花，一跃而超过一直领先的4号，第一个到达终点。
观众们不由得高喊：“这娃娃真行！”
李成

各代表团获奖情况（九月二十三日统计）

单 位 金牌 银牌 铜牌

北 京 30 28 36

上 海 24 19 21

天 津 3 6 6

河 北 10 10 10

山 西 15 15 15

内蒙古 14 11 11

辽 宁 26 25 13

吉 林 30 19 31

黑龙江 35 48 32

陕 西 8 7 7

甘 肃 2 5 4

宁 夏 0 3 0

青 海 0 4 5

新 疆 15 9 3

山 东 14 8 12

江 苏 14 16 25

浙 江 9 14 11

安 徽 1 2 5

江 西 3 4 3

福 建 4 4 5

河 南 4 4 3

湖 北 16 13 13

湖 南 5 6 8

广 东 33 33 26

广 西 11 9 9

四 川 2 6 5

贵 州 0 1 2

云 南 8 6 8

西 藏 0 1 0

解放军 34 36 40

（据新华社）

我军游泳健儿首战告捷

有一个队、四人八次打破四项全国纪录

本报讯 全运会游泳比赛战幕刚一拉开，我军游泳健儿首战告捷。
在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的比赛中，我军有一个队、四人八次打破了四项全国纪录。
张志欣、梁虹还刷新了今年来女子二百米仰泳和百米蝶泳的全国纪录。

二十二日晚上，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中，由严冬、李莎、楼英华、柳雅芳组成的我军接力队，以四分十秒五七的成绩，打破了由国家优秀运动员组成的接力队创造的四分十二秒四三的全国纪录。

在二十三日的比赛中，被人誉为水上“小蛟龙”的张志欣，在女子二百米仰泳的预决赛中，分别以二分二十七秒一七、二分二十六秒四三的成绩，打破了二分三十秒三五的全国纪录。
潘莉华也以二分三十秒零五的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
在女子百米蝶泳的预决赛中，梁虹以一分六秒五三和一分六秒五四的成绩，两次打破一分七秒三的全国纪录。
同时，林凡也以一分六秒六三的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
（黄延）

图为梁虹在一百米蝶泳比赛中。
本报通讯员 王叙照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