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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九月十一日讯 “体育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也关系到国家的精神面貌。”
这是华国锋同志在听取国家体委和第四届全运会组委会汇报工作时谈到的一番话。

华国锋同志说，过去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非常贫困，对广大人民来说，根本谈不上体育。
解放后起了很大变化，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了。
体育能使广大人民身体健康，这是一件大事。
国民经济上去了，人民的身体就会好些；
身体好了，也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了，加上体育运动的开展，身体健康了，计划生育再搞得好些，我们整个民族就会繁荣昌盛起来。
一个民族没有体育，精神面貌不好，健康水平很差，那是不行的。

华国锋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还指出，体育工作的普及和提高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
普及了能出人材，群众里有的是人材。
还要培养尖子，提高了又能推动普及。
这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的运动队伍一定要提高，老不提高，群众会有意见。
对那些创造优异成绩的人要给以鼓励，促进大家争取上进。
不准冒尖，大家都一样，这是“四人帮”那一套。
他还说：要在全运会上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好，开得精彩。

华国锋同志特别强调要重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要重点抓好青少年的体育。
他说，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体育不仅是身体好的问题，对德育、智育的发展也有好处。
搞好体育，发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可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东西；
身体好了，学习才有精力，将来为人民服务贡献就能更大。
身体不好，智力发挥就要差一些，学习也坚持不下来。

华国锋同志还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国家体委系统进行了揭批查斗争和整顿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我们有很多体育项目的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
他指出，体育还能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他勉励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在国际比赛中力争胜利。
他说，取得了胜利，人民都高兴。

华国锋同志还请报纸、电视、广播等要加强体育宣传。
城市建设规划也要考虑到体育场地的设置。

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再次体现了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国家体委已及时向全国体育界作了传达，要求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个重要讲话所体现的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努力把体育工作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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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九月十一日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始举行。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听取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超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的说明。

李超伯同志说，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制定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条例，保证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根据上述精神，国务院指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
这个草案，曾广泛征求了各地区、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的意见，并已经过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作过多次修改。
现在，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李超伯同志在说明中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伴随着现代工农业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对环境保护作过一系列指示，多次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工业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作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国务院在一九七三年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原则和办法，一九七四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同时也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仍然走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弯路，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比例严重失调，我国许多地方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和改善，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环境问题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李超伯说，环境保护法的任务，是把国家保护环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人民造成一个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环境立法是控制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上许多国家把环境法律作为控制和改善环境的主要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我国，环境立法还是一项新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会议通过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这些条例性的文件，对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提出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是在总结上述条例贯彻执行的基础上，吸收国外保护环境的经验教训制定的。
环境保护法是一个基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体的规定，将在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中去解决。
第二，我国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主要是工业企业排放污染物和城市公用设施不足，特别是以直接燃媒的燃料结构造成的。
在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中，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区别情况作了规定。
第三，我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情况很严重，它的影响和危害比环境污染问题更加深远。
自然生态的恢复和改善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些已是不可能恢复的。
这个问题长期不受重视，亟需大声疾呼，采取切实措施来解决。
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中在第二章强调保护自然环境是十分必须的。
草案规定了自然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将依此制定具体的法规，使自然环境保护逐步地加强和完善起来。
第四，为了保证环境保护法的贯彻执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明赏罚。
草案规定了奖励和惩罚的条款。

李超伯说，制定环境保护法是人心所盼，势在必行。
它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
建立环境保护法一定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乌兰夫副委员长主持了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
聂荣臻、谭震林、邓颖超、赛福鼎、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副委员长出席了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列席了会议。

会议将继续进行。

作者：刘文忠/李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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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些单位组织陆军诸兵种合成训练，解决地面“车马炮”不见面的问题。
这次向大家介绍乌鲁木齐部队把空军和陆军搞到一块，开始改变陆空不见面的状况，这就把合成训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训练最终要经受实战的检验。
与其将来在战场上用流血的方式来检验自己，不如现在以不流血的方式自己先检验；
与其将来打起仗来把“马脚”露给敌人，不如现在把“马脚”露给自己。
而陆空合练，就是“天上”、“地下”互相检验的好机会。
平时演练把问题发现了，解决了，一旦战争打来就可以少吃亏。

陆空合练牵扯的面广，涉及的部门多，组织工作也比较复杂。
陆空要见一次面的确不大容易。
搞好合练，关键在于“管天”、“管地”的指挥机关、领导干部要有热心，有长远考虑。
这样，才能经常找到合练的机会，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编者

本报讯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乌鲁木齐西郊某训练场上，一场陆空对抗演练正在进行。
先是四架歼击机呼啸而至，对地面目标轮番轰炸扫射；
地面部队利用起伏的山峦和既设的工事，迅速疏散隐蔽；
接着，两架运输机撒下六百个伞靶，地面各种火器猛烈开火；
随后，六架直升飞机在演习场降落，几百名穿戴白色衣帽的假设敌跑出机舱，抢占附近高地，反空降快速支队兵分六路，迅速形成合围……。
这是乌鲁木齐部队正在进行陆空对抗示范表演。

半年来，乌鲁木齐部队按计划已进行了两次这样的陆空合练。
空军先后出动数百架飞机，投伞靶二千四百多个（次）。
数万名陆军指战员和民兵、部队家属参加了防空袭、打飞机、打空降和围歼机降之敌的演练。
几十名团以上陆、空军指挥员先后参加了对抗演练的组织指挥。

陆空合练大开了指战员们的眼界。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这样捏在一块搞训练，看得见，摸得着，学现代作战本领，是个好法子。
通过训练，他们总结了四条好处。

嗅到了现代战争的味道，增强了打现代战争的信心。

促进了对诸军兵种知识的学习，提高了干部对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互相发现训练中的薄弱环节，共同提高战术技术水平。

节约了训练经费。

最近，乌鲁木齐部队就如何搞好陆空协同训练问题，组织参加演练的同志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
他们感到，陆空协同训练要搞好，关键是领导决心要大，要亲自抓。
野战军、师没有飞机，空军没有步兵，下面想搞，而上面不热心，是搞不起来的。
另外，还要搞组织工作。
乌鲁木齐部队成立了陆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演练指挥组，共同研究协同方案，明确演练任务；
深入现场，组织实施，及时发现问题；
组织陆空互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要合理安排演练内容，一次合练主要解决一、两个问题，逐渐加大训练难度。
他们体会到，要处理好陆空合练和平时训练的关系，不能只依赖合练，而放松了平时的打航模、打气球和打地靶的训练，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报通讯员 刘文忠 本报记者 李慎明）

作者：林剑范廷宇毛文戎
栏目：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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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必须成为“不流血的战斗”，战斗必须成为“流血的操练”。
公元一世纪，约瑟夫斯在论述罗马训练法时说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地点破了训练与作战的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们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又一次证明了练与战互为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道理。

亚热带山岳丛林的枪炮声，激起了全军的反响。
透过“流电的操练”，广大指战员都在思考着“不流血的战斗”。
怎么样把鲜血换来的作战经验真正变成指导训练的财富？
沿袭多年的训练内容和方法，需要不需要来一番大的变革？
战备训练多快好省的路子究竟在哪里，我们的训练是因循守旧，慢慢吞吞，还是大破大立，沿着现代化的轨道迅跑？

我军训练怎样变革？
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进军事领域（不是讲“补课”么？
这是联系实际的好题目），从实战看训练，下面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应该把“武装保卫四化”作为训练的立足点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破那种“备战备战备而不战”的论调，使我们加深了“武装保卫四化”的观念。
我国搞四化，霸权主义者是决不甘心的，它一定会寻找机会来破坏，最大的破坏是挑起战争。
很难设想，我们搞四化会在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平平安安地进行。
打了这一仗，这种看法得到了证实。
严酷的现实，只能引伸出一个结论：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四化。

我们把武装保卫四化作为训练的立足点，是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化，是新时期总任务对军队训练提出的要求。
我们的训练把武装保卫四化作为立足点，就会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就能保持正确的方向，更大地发动练兵积极性。
“临战训练一个月，胜过平时练一年”，为什么？
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把这次临战训练比作“小临战”，那么，距离下次战争爆发之前，不管是长是短，这段时间不妨把它看作是“大临战”。
把“小临战”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实干劲头投入“大临战”当中，我们训练的面貌必将日新月异，大为改观。
那种“天天都到练兵场，没有准备上战场”的和平练兵思想，那种光打雷不下雨、把战略口号当战术口号喊的作风，那种练为比、争名次的锦标主义倾向，那种光画圈不拍板、长期停留在“研究”上的官僚习气，十有八九是在训练的立足点上出了毛病。

要以教育训练为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适应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军队的工作应该以教育训练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那么，训练的战略位置，只能沦为空谈。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那种只搞文不搞武，武装集团出现了“武盲”，全训部队不全训，军政一把手退居第二线，抓训练的多是“二排议员”的局面，就很难彻底扭转。

按照三中全会公报和华国锋同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我军的现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军现代化的程度还很低，同现代战争的要求还很不适应，改变一切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规章制度、编制体制、领导作风，工作方法、习惯势力，把战术技术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是我军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全军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
解决这个矛盾，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主要靠教育训练。
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又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了。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军委召开了三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这三个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整军备战。
整军备战中，大量的经常的工作是教育训练。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事实证明：训练与不训练大不一样，训练得好与训练得差大不一样，干部经过院校培养和没有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
这样，把军队工作重点转到以教育训练为中心加强现代化建设，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了。

衡量是否真正以教育训练为中心，可以研究出一些条条来，比如是不是做到了多数部队搞全训，全训部队真全训；
全训部队的军政一把手是不是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到抓训练上了；
训练的人员、时间、内容和质量是不是落实了；
干部训练说起来是重点，抓起来是难点，检查起来是弱点的状况是不是改变了；
司政后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是不是齐心协力抓中心，千方百计为搞好训练创造条件。
最后这一条很关键，更要解决好。

防止和克服训练指导上的“一刀切”
我军驻守在祖国的辽阔土地上。
各个防区地形不同，冷热悬殊，敌情各异，任务有别。
这样，在训练指导上就要防止和克服简单化、一刀切。
例如要求：南方北方一个样，内地边防一个样，一线部队战略预备队一个样，野战军地方军一个样，老兵新兵一个样。
连队训练的具体科目和时间分配，统得过死，是很不利于调动干部战士积极性的。
海岛通信有电缆，还要求电话兵竖起竿子练爬竿。
挖反坦克网，要求山区和平原一样干，只好铲平山头再挖沟。
广大指战员概括这些现象说，这就叫做训练指导上的“一刀切”。

“一刀切”这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产物，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它用一般代替个别，用共性抹杀个性，“切”掉了训练的针对性，“切”掉了指战员的主动性，使训练与实战严重脱节。
打仗需要的不练，用不上的猛干。
驻在山岳丛林的部队不练识图用图，演习中有的不会按方位角运动，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原地，结果证明了“地球是个圆的”。
你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改变这种一刀切的状况吗，那就违背了训练大纲；
你要照着大纲去套吧，那就脱离了实际。
因为大纲是上级颁发的，结果只得削足适履，让实际服从大纲，让客观服从主观。

自卫还击这一仗，血的经验教训使人们痛切地感到，“一刀切”害死人，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许多参战的部队建议：训练大纲应该做较大的修订，或者不要。
这个大纲是在年度训练时间（九十至一百二十天）不变的基础上制定的，结果矛盾很多。
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大纲，每年度由总部发一个有方针、原则、内容、要求的训练指示，作为全军教育训练的依据。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单位结合作战任务，针对各自作战对象和地形、气候特点，拟定训练计划，报呈总部。

这样，我们的训练指导，既统一又不统死，既集中又不过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发挥的不是一个积极性而是许多个积极性，训练这盘棋就活了。

单一兵种思想危害很大

有这样一个战例：某部一连攻打某高地。
连长把配属的火器丢在一边，让步兵连续进攻十一次，打了九小时四十四分钟没有奏效。
后来连长想起配属的重机枪、喷火器、工兵班、无后座力炮都还没有用。
临时组织协同，仅用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这个战例说明，还是象过去那样，连长把驳壳枪一举：“冲啊！”
确实不够了；
平时单一兵种搞惯了，打仗有炮他也不用炮，脑子里就装着个炸药包：“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靠步兵”的口号过时了，应当改为“大炮也能上刺刀，解决战斗靠协同”。

这类战例暴露出的问题，在各级指挥员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把配属的特种兵当“包袱”，摆弄不开不想要，组织战斗丢三落四，顾此失彼；
无条件地让坦克冲锋，却不去开辟通路；
要喷火兵喷火，又不组织火力掩护；
懂特种兵的没有合成军指挥权，有指挥权的又不懂特种兵；
对技术兵种搞超性能反科学的瞎指挥，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单一兵种思想已经严重地危及作战，障碍训练，损害着我军的战斗力。

单一兵种思想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形成有多种原因：历史的现实的，思想的组织的，理论的实践的，根深蒂固，改起来颇难。
二十年代老红军打背包三横两竖，甩的是木把手榴弹；
七十年代小青年打背包还是两竖三横，没甩掉手榴弹的木把。
几十年“小米加步枪”的战斗生涯，使单一兵种在我们许多同志思想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解决战斗靠步兵”的口号成了不可更改的理论。
平时合练搞得很少，有的特种兵成了生产兵、公差兵，不少领导干部往往只抓步兵。
我军已经由单一兵种变为合成军队了，特种兵连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步兵连队，还总以为抓了步兵就是抓了“大头”。
现行的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还残留着单一兵种的不少弊病，不利于搞合成。
外军资料提供得很少，不组织参观部队的先进武器装备，不合理的清规戒律、保密规定，把人们搞得头脑闭塞，孤陋募闻。
陈旧的落后的单一兵种思想，远远地背离了军队现代化的潮流。
克服它，淘汰它，用合成训练和协同作战思想取代它，成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军训练面貌的当务之急。

现在，防止和克服单一兵种思想，已经初步找到了一些措施：

一、高等军事院校开办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学习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性能和作用，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
一般干部都要轮流进院校深造。
部队要办好干部轮训队。

二、调配步兵和特种兵干部，建立“合成”班子，改变领导班子成员清一色的状况。

三、每个军组建一个有步炮坦等兵种的合成团（营），先种“试验田”，摸索经验，逐步推广。

四、多搞有诸军兵种参加的实兵战术合练。

五、有计划地派人出国考察，借鉴外军合成训练和协同作战的经验。

破除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

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据何在呢？
请看事实：

写条令编教材，有的没有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搞简单的语录堆砌。
基础理论研究不思进取，战略战术思想因循旧章，活生生的军事原则变成了僵死的条文。

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同实际结合不够。
打歼灭战的原则——集中兵力是条件，穿插迂回是手段，四面包围是部署——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而运用起来还是一线平推。

把原则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总结训练和作战经验，不要调查研究，不要具体分析，就简单地得出是什么什么伟大胜利的结论。

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不管情况怎么变，结论一概不准变。
一九四五年底毛主席说过，“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中，提高战术程度为辅”，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把这话作为拚命抓刺杀、投弹的依据。
毛主席说他的十大军事原则要发展，有的要修改，个别的已不适用。
有的同志还在坚持：十大军事原则完全适用，过去现在将来都适用。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只能讲运用，不敢讲发展。
关于现代战争的许多问题（诸如集中兵力、近战夜战、打集群坦克等），因为毛主席没有讲过，就不敢亮出自己的见解。
如果硬要讲点什么，那他就搬用现成的原则、公式来代替对军事学术问题的严肃探讨。

上述事实使我们看到，军事思想领域里既有“顶峰论”的阴影，又有两个“凡是”的痕迹。
总之，都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神秘化、公式化了。
如果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那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能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实事求是地去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我军训练和作战的指针。

训练，需要先进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进行正确的指导。
着眼特点，着眼发展，注重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应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和解决训练、作战的问题，这才是对待军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可以预言，彻底破除教条主义态度之后，我军的教育训练一定会迅速地走上轨道，经得起严酷的战争考验。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
真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我们在本文阐述的各点，是否真有道理，有待实践的检验，愿意和大家共同研究。

作者：孙焱锐
版面：头版

作者：张振新刘云龙房列新
栏目：读者来信

最近，我们在武汉部队某部采访，了解到关于技术革新成果遭遇的几件事：

某团军械股长卢跃则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战，革新了一种能推、能挑、能背的三用炊事车，深受炊事员们的欢迎。
去年十月，实物拿到武汉部队科学大会展览时，首长高度赞扬三用炊事车很适应战备要求。
今年二月，《解放军报》报道这项成果以后，青海、新疆、江西、甘肃、河南等地纷纷来信索取图纸。
但是，画图纸需要一人干二十多天，而军械股只有两个人，卢跃则既要全面负责，又要抓具体工作，没有时间制图。
同时，晒十几套图纸要花几百元钱，无处开支。
因此，他们无法满足外单位的需要。
目前三用炊事车只在发明单位有十几辆在应用着。

某部无线电连革新小组试制成功一种栅型天线，具有发射面大、通信距离远、无静区、无方向性、便于调谐、收发合用、不受车辆震动影响、构造简单和造价经济等优点，解决了运动中无线电通信的难题。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装有栅型天线的二号台在车子急速前进中把指挥所一份特急电报迅速发到前卫部队，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
可是，当连队准备把其它几个电台车也装上栅型天线，向上级业务部门要材料时，业务部门回答说：“装不装由你们自己定，材料你们自己想办法。”
由于连队力量有限，栅型天线便一直是个“独生子”。

近年来，全军技术革新成果层出不穷。
这些成果，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在我军现有装备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十分珍惜它，不能望“洋”兴叹，不能坐等现代化。
各级领导应该做到一手抓革新，一手抓推广，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每当一项技术革新成果问世时，只要确有实用价值和推广条件的话，一定要及时推广，充分发挥其作用。
如果只重视搞革新，而忽视革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就成了大拖拉机带小犁——出力甚多，收效甚少，也就失去了搞革新的作用和意义。

张振新 刘云龙 房列新

作者：杜宗臣

本报讯 济南部队炮兵某师党委为加速部队现代化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推广革新成果，促进了部队战备训练，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他们的做法是：

凡是部队战备训练急需的，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革新项目，优先制作推广。
过去，这个师火炮、观察器材的照明用具，比较笨重，容易暴露灯光，不符合实战要求。
同志们革新成功铜管导光照明器材后，不但解决了照明问题，而且不易暴露灯光，便于隐蔽，使用方便。
他们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专门组织了制作小组。
经过半年时间，共制作火炮、观察器材导光照明具二百多套、四百多件，对全师每门火炮、每个观察器材全部配了套。
以往，这个师的电话员训练高架线路时，要拿根竹竿，携带不便，晚上得用手电筒，容易暴露目标。
针对这个问题，同志们革新了一种结合式悬线杆，不但携带方便，而且解决了夜间照明问题。
他们就抓紧组织制作，发到全师每个电话班。

坚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在试用改进中逐步扩大推广范围。
有的革新成果，推广没有把握，就先少量制作，发给少数单位试用。
然后根据他们的使用情况，提出改进计划，确定推广范围。
他们把同志们革新的火炮单独修正量计算尺先发给了一个营试用，扇形射击指挥器发给三个营试用，精度射击检查靶发给九个连试用。
有关部门的同志时常听取这些试用单位的意见，现正根据干部战士的建议，进行改进。
目标捕捉器在不同火炮的两个连队试用后，证明捕捉目标较快，精度较高，使用方便，易于掌握，但还有进而改进的潜力可挖。
他们就先在每个团推广了一个营，将继续研究改进，逐步推广。
（杜宗臣）

作者：史琳

两年多来，部队的科研革新同地方各条战线的科研革新一样，成绩很大。
但是，从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些革新成果在推广和应用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一革新、二展览，三入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科学实验还停留在实验室的时候，科研革新成果还没有普遍推广应用的时候，它还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战斗力。
要使这种潜在的生产力、战斗力变成现实，就必须把科研革新成果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上去。
我们搞四化建设，也就是要紧紧依靠技术上的进步在生产上、军事上的应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搞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推广和应用科研革新成果的过程。
科研革新的成果多一些，推广应用得好一些，现代化的步伐就迈得快一些。
相反，不去推广应用，就等于把黄金埋在沙土里，要加速现代化建设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有的革新成果没有及时推广，除了对推广应用革新成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外，值得重视的一点，就是只想到眼前利益，缺乏长远打算。
他们经常考虑的是：上边催的时候，没有实际步骤不行；
领导检查的时候，没有革新成果不行；
汇报的时候，坐冷板凳不行。
因此，“革新成功，大功告成”，不是把革新成果放到展览室，就是锁在库房里。
这样做，岂不把革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搞错了？

当然，有的单位科研革新成果得不到推广，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比如缺乏资金，缺少材料等。
但我们不可把困难看得太重了，只要想办法，还是有“门”可找，有“路”可走的。
有些单位资金和材料问题解决得好，其经验是发动各业务部门挤出一点，清仓挖潜找出一点，从其它剩余物资中抽出一点，在生产收益中拿出一点。
推广革新成果，就是需要这种通盘安排，不等不靠，创造条件，艰苦奋斗的精神。

栏目：做个合格的指挥员

一说“炮政委”，有的同志八成以为这位政委脾气暴，爱放炮。
不，这是八一六○三部队干部战士对姚顶新政委爱炮、学炮、懂炮的赞扬。

姚政委出身是个“老机关”，当了炮兵部队的政委以后，正赶上连年抓施工，业务上一直是个门外汉。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他对自己的现状开始感到不安起来：炮兵部队的政委不懂炮，平时怎么能组织部队搞训练？
战时怎么能指挥部队打胜仗？
于是，他下决心从钻研炮兵业务开始，努力变外行为内行。

谁都知道，一把手的工作忙，事情多，可姚政委并没有因此放松学习。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炮兵射击教程》、《射表》两本书。
一有空儿，他就捧起书来读一段，还常常拿起指挥尺，在图上描描画画。
外出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忘带上几本炮兵业务书。
机关组织政治干部上军事课，他从不漏一课。
在学习上，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
他到一连蹲点，一面帮助连队工作，一面坚持自学，听到哪里讲课，就尽可能挤时间去听听。
部队举办阵地指挥干部集训前，他听说教员试讲，马上赶到指挥连听了两个小时课，抄了几道习题回来作。
解答运算中，一道题把他给难住了。
事不凑巧，连里的侦察兵都到轮训队集训去了，可他还是要找人弄个明白。
本来这天参加了一天训练，又帮连队搞了教育，够辛苦的了。
有的同志便劝他等侦察兵们回来再说，姚政委听后摇了摇头，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步行一里多路到了轮训队，找到侦察股长请教，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

姚政委拜师求教、不耻下问的事，何止这一件。
半年多来，他先后拜了八、九个人为师。
今年春节，在宣化炮兵学院学习的崔副参谋长回家休假。
姚政委感到机会难得，便请崔副参谋长给他“上课”。
年三十晚上，他登门看望崔副参谋长。
两个人没唠上几句，姚政委就把话题转到他要学的炮兵指挥的“简易法”上了。
大年初一，他请崔副参谋长到家里作客，一杯茶没喝完，又问起了“精密法”。
就这样，春节几天假日，姚政委请崔副参谋长给他办了个“短训班”。

姚政委发扬这种攻关精神，自学了很多科目，现已掌握了“简易法”、“精密法”、“成果法”准备射击诸元，小间隔“夹叉法”、“偏差法”试射及炮兵的大部分业务。
他的作战指挥和作业时间都达到了良好标准。
在六月份军区炮兵指挥干部第二习题考核中，姚政委达到了考核标准，受到监考人员及干部战士的赞扬。
在成绩面前，姚政委并没有满足，他说得好：“炮兵知识的学习是无止境的，要真正掌握它，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前进报》供稿

题头照片钱小铭摄（照片）

二炮连培养战士处置复杂情况的能力

本报讯 三二三四三部队二炮连从实战需要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抓好炮兵的战术训练，提高了协同作战的本领。

过去，这个连对炮兵的战术训练不够重视。
他们认真学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经验，深深感到：炮兵不但要有精通的专业技术，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战术动作，在战场上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因此，他们抓紧了战术训练，着重解决各炮手带炮卧倒、起立、敌火力下运动等单兵战术动作要领。
在训练中，他们还注意设置空袭、敌炮火阻击、原子化学武器袭击等各种敌情，培养炮手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处置能力。
抓好各班、排的协同战术训练，为连协同训练打好基础。
并且利用步炮协同演练，抓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着重提高他们协同作战的指挥水平。
由于措施得当，干部战士的战术水平提高很快。
在一次配属步兵连山地攻坚战实弹演习中，二炮连战术动作勇猛灵活，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邓金南、缪华）

航空兵某团战术训练迈出新步伐

本报讯 沈阳部队空军航空兵某团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战术训练迈出了新步伐。

这个团是去年完成最高训练提纲的。
为了搞好战术训练，他们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把原来的单一练习训练改为综合练习训练。
歼击机训练大纲上一共有三百多个练习，按要求，飞完大纲的飞行员需要经常复习巩固的练习就有三十五个，这些练习中，有些内容重复，浪费时间。
他们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研究，提取三十五个练习中的主要动作，综合成四个练习，既能保持基础技术，又能节省出时间用于战术训练和现代战术理论的研究。
二是打破高度、气象条件等界限，把相关的内容合理地串在一起训练。
经过改进后的特技课目，一次飞行既有中空特技，又有高空特技，既有简单特技，又有复杂特技，返回时还可结合打地靶。
这样就提高了可飞天气的利用率，并从实战出发锻炼了飞行员的战术技术。
三是适当增加训练难度，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
在对轰炸机实施攻击训练中，他们针对敌主要轰炸机种速度大、再生能力强等特点，加强了大角度进入，大速度差攻击的训练。

（伍保祥、任水章、柳学顺）

某坦克团举办新干部战术培训班

本报讯 最近，北京部队某坦克团针对全团的连排干部大都是由车长、炮长、驾驶员新提拔上来的，虽然专业技术较好，但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差的问题，开办了有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的训练班，重点学习单坦克进攻和防御，坦克连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和连防御。
还抽一定的时间学习军事地形学、有关的参谋业务、坦克通信和射击知识等。
大家高兴地说：“过去训练有劲不知往哪儿使，这次团给咱办起了训练班，学到了办法，劲有地方使了！”
（王贵显、鲍自弟、张占兵）

作者：范光武/邓高如

本报讯 某团领导干部近几年来，坚持同基层干部谈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圆满地完成了训练、施工等任务。

这个团的领导干部从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做思想政治工作，光靠上大课、开大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而林彪、“四人帮”扣帽子、打棍子，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只能把事情弄糟。
行之有效的一条好办法，是领导干部平心静气、和风细雨地同基层干部谈心。
这样做好处很多。

便于统一思想，明确任务。
今年年初，部队战备训练任务重，大块教育时间少了，怎样做政治工作，大家感到心里没数。
团的八名领导干部就分头深入连队，一一找大家谈心摸底，发现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政治工作的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思想。
在谈心的过程中，对那些认为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的同志，团的领导同志就通过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帮助他们认清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对那些在新形势下做政治工作感到为难的同志，团的领导同志热情地鼓励他们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尽快变外行为内行，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这样，广大基层干部很快统一了思想，都积极地做好教育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战备训练的顺利进行。

便于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同志之间一道工作，有时难免产生一些思想隔阂。
一旦出现这类问题，这个团的领导干部总要及时与干部谈心，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消除思想隔阂。
一次部队搞射击表演，由于交代任务不够明确，有三个连队迟到了十分钟，团长当场对三个连长进行了严厉批评。
这三位同志觉得责任不全在自己，窝了一肚子火。
事后，团长发现自己批评得不够准确，就亲自找到他们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这三位连长为团长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气消了，还主动检查了自己接受任务时考虑不周到的缺点。

便于弄清情况，妥善处理。
二机连工作一度上不去，团、营领导在大会小会上批评他们，起色仍然不大。
原因究竟在哪里？
团长和政委深入到这个连，逐个找干部了解情况，发现连队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主管干部考虑去留问题多，模范作用差，影响了连队建设。
团长、政委就分别和连长、指导员谈心好几个小时，要他们胸怀全局安心工作，为搞好连队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随后，又让政治处派出工作组，帮助这个连党支部进行了整顿。
连长、指导员提高了认识，焕发了革命精神，积极带领大家搞好各项工作。

（范光武、邓高如）

作者：燕钧/孟甫
栏目：真理标准问题辅导材料

“这是砍旗！”
——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定了这么一条罪状，有不少同志曾信以为真。
所以，在真理标准教育中，必须讲一讲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应该怎样破除林彪、“四人帮”的现代迷信，科学地看待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的问题。

（一）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科学地看待革命领袖。

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旗号，神化革命领袖，鼓吹领袖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是“洞察一切”，说话“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
这些怪论，貌似对领袖“无限崇敬”，其实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严重诬蔑和歪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革命领袖是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杰出人物。
任何杰出的领袖，都是人，而不是神。
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不可能生而知之，总离不开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总是要从实践中来、又接受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完成。
他们的认识过程，和一切人一样，都是通过实践，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认识不完全到比较完全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如果以为，一个人只要成为革命领袖，他对世间一切事物，对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从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不必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不必接受实践的检验，就天然正确，完美无缺。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生动地叙述了我们党以及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
他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因此，他指出，“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诚然，无产阶级领袖，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具有远见卓识和丰富智慧的人物，是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对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通常要比一般人高明得多、深刻得多。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所以具有这种远见、智题和才干，恰恰在于他们能够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而决不是由于象林彪说的“爹妈给的”“脑瓜子特别灵”。
既然领袖的认识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它就同样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公开承认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失误的，勇于让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认识，随时以实践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恩格斯在谈到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史观时，曾经这样说过：“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
……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二页）“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二五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也谈到过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并要求把这些情况传达到各省市地方去。
后来当他得知许多地方没有传达时，曾经严肃地指出：“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
同志们，不能隐瞒。”
这些，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领袖，实事求是地对待领袖的某些失误，不都是很有教益吗？

有的同志听到说无产阶级领袖认识问题也有局限性和某些失误，并非句句是真理，就觉得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这会损害领袖的威信，甚至怀疑别人在“丢刀子”、“砍旗子”。
这是一种模糊认识。
这常常是由于对革命领袖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上，缺少科学的态度，因而不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影响。

应该弄清楚：什么是“丢刀子”、“砍旗子”？
“丢刀子”、“砍旗子”，指的是全盘否定伟大的革命领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
而我们党充分肯定斯大林同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指出他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这就不是什么“丢刀子”、“砍旗子”，而是正确地评价斯大林，总结历史经验，维护革命的旗帜。

今天，我们破除林彪、“四人帮”搞的蒙昧主义，提倡科学地认识革命领袖，充分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丰功伟绩，同时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无论对于我们维护革命领袖，对于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和完全必要的。
我们对待领袖的感情，应该是热爱而不是迷信，是尊敬而不是盲从。
根据实践的标准，充分肯定革命领袖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纠正革命领袖自己没有来得及纠正的失误的部分，这正是对领袖的热爱，完全符合于革命领袖自己的意愿。
相反，象林彪、“四人帮”那样，搞什么“天才论”、“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才真是损害伟大领袖的形象和威信，他们是一伙从“左”面“砍旗子”的凶手。

（二）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换句话说，也就是适合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发展并经过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只有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创立起来的，是被人民群众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但是，能否说，创造了这个科学体系的革命领袖，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属于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呢？
当然不能。
不但革命领袖日常的一言一语并非都是科学理论，即使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作出的许多设想、预见、指示，提出的每一种措施、方案，也不可能都是科学真理。
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性的部分，才是真理，才属于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
常有这样的情况，革命领袖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提出了某种设想、意见，经过实践证明行不通，或不完全行得通，因此，就予以修正，甚至全然改变。
譬如：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设想采用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
然而实践证明，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就及时纠正了它，提出进行经济建设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要“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五七二页）。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是经常纠正自己的一些设想、指示的。
有些同志，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喧嚣的“句句是真理”的谬论的影响，看到党中央目前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与过去领袖的某些说法、做法不一样，就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只要我们树立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完整、正确的认识，就不难看出，我们以实践为标准，提出一些符合客观实际的新东西，改变了某些不符合当前实际的东西，恰恰是维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真理性，这不是十分清楚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针对某一具体情况、具体问题而作出的个别结论。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六页）。
因此，我们只有把这些基本原理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它来深入分析、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发展规律，才能得出解决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具体方针措施和办法。
而对于那些个别结论，由于它们本身是受一定的时间、条件的制约的，更需要注意是否适合我们当时、当地的条件，不可盲目搬用。
这样做，才能在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有效地发挥指导作用。
林彪、“四人帮”搞“语录对照”法，鼓吹“照着办就行了”，完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肆意糟蹋。
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
这种流毒一定要肃清。

列宁曾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三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象其他科学真理一样，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
它一方面确实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的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绝对真理。
但是，革命理论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程度的限制，它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相对真理。
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提出新的结论来代替那些过了时的，旧的结论。
这样，它才能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保持蓬勃的活力。
林彪、“四人帮”鼓吹“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静止不变的“终极真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扼杀和破坏。
我们有些同志离开实践标准，认为凡是领袖说过的，不管今天的实际情况如何，一律不准改变；
而领袖生前没有讲过的、指示过的，一律不能说，不能做。
这是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的一种表现。

（三）坚持实践标准，我们就有了区分真假“高举”的试金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历来存在着真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斗争。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革命学说，考茨基曾经装出一副“捍卫者”的架势，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公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以列宁为首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原理，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大量事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著名原理。
列宁的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灵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给了考茨基主义以毁灭性打击，极大地推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以后，在捍卫列宁主义旗帜的问题上，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也展开过一场尖锐的斗争。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借口维护列宁的旗帜，伪善地称颂列宁是“天才领袖”、人类精神力量的“最高峰”，宣称不管实践条件如何变化发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都不许有任何改变和补充，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斯大林揭露了托季联盟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指出，他们歌颂列宁是天才，是“战略上的诡计”，是“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二页）。
斯大林还指出，“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都是修正主义。”
而这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八六——八七页）。
究竟谁是真高举，谁是假高举呢？
实践充分证明，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列宁、斯大林；
而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考茨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

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种真假“高举”、真假“捍卫”的斗争的继续。

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从而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呢？
还是守在两个“凡是”的禁锢圈内，无所作为呢？
这两种态度，哪一种才是高举旗帜呢？
显然，回答只能是前一种。
实践证明，我们党中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按照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我们高举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了榜样。

（燕钧、孟甫）

作者：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已经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领会，把它贯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

今天，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的和中心任务，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权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不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凭借它的强制性力量保护某种经济基础，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
任何政权都要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都是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手段。
同样，无产阶级专政也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通过剥夺剥夺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镇压那些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阴谋复辟的剥削阶级，以利于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尽快发展。
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巩固，剥削阶级的反抗力量逐步低弱的时候，这种服务又主要表现为组织和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规模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早已铲除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虽然还存在着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还有各种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
我国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把我国很低的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以适应广大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组织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有的同志所以对这一转变不很理解，是由于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地理解为只是暴力工具，而没有看到它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杠杆。
列宁说得非常明确：“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九页）。

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担负发展和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还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发展壮大，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才能巩固。
历史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经历过多次封建地主阶级复辟和资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而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建立以后，封建制度的复辟才成为不可能。
同样，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彻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个政权使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能给人民带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停滞甚至下降，那么，就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政权也就不能巩固。
解放以来，我国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生活水平较之解放前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鼓吹什么“革命搞好了，八亿人民生活再苦也没关系”，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生活。
但是，要使情况很本改变，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社会上有极少数人，看到我国目前的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就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
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好，使国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九六——一九七页）这个道理既很浅显，又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主要的还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阶级的最后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领导好、组织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方面的任务，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占重要地位。
列宁讲得好：“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六八页）。

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充任社会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的。
资本主义国家曾企图通过计划调节的方式避免经济危机，也局部地暂时地起过作用，但从根本上讲是不能奏效的。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
这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解决，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提供了客观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充任社会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还在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由于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有时也会违背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但经过实践，终究可以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自觉地、有效地按客观规律组织好社会生产。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领导和组织好经济建设，必须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客观的分析，不失时机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还必须真正掌握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搞瞎指挥。
我国的经济建设较之旧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是缓慢的。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破坏，由于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和估计国内阶级状况，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因而过于频繁地搞政治运动，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未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生产方面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另一条教训，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例如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规律了解不足，致使农、轻、重之间、工业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等等长期处于比例失调状态，影响了生产发展速度。
但应该看到，上述原因都是属于我们主观指导方面的偏差或工作中的缺点，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完全可以克服这种主观指导上的偏差的。

当前，党中央对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分析了我国各方面的情况，正确地指出了我国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适时地实现了战略转移。
同时，党中央还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经济规律，努力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和其它各项经济规律，发展生产。
这是针对过去的历史教训，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采取的正确方针。
可以相信，按这个方针去办，就一定能够避免我们过去在主观指导上和工作上出现过的那些缺点错误，使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一个崭新的跃进局面。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必将充分发挥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并在这个斗争中使自身更加强大和巩固。

栏目：祖国四方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企业有了较大发展。
据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今年上半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二百零二亿三千三百四十多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宁夏、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社队企业总产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三。
其中四川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七四，宁夏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北京市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云南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今年以来，各地党委把发展社队企业当作一项加速农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普遍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
不少地方对那些生产无计划、原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或原料靠后门、技术靠请人、供销靠熟人的“三无、三靠”企业，下决心进行了调整。
今年上半年以来，各地种养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地方建材和建筑、搬运、旅社、饭店、照像、理发等行业，象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各地商业、供销部门，也采取措施，了解市场动态，运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指导社队企业的发展，帮助社队企业开展供销业务，有力地促进社队企业的发展。

栏目：祖国四方

四川成都无线电一厂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挖掘潜力，革新技术，到目前为止，已超额一千五百多台，完成了今年国家下达的一万台电视机的生产计划，比去年增加一倍多，质量也进一步提高。

为了进一步增加电视机的生产，目前，这个厂正在组建一条年产六万台电视机的流水线，待部份配件运到，即可投产。

栏目：祖国四方

徐州电厂一台装机容量为十二万五千千瓦的新机组，最近已顺利投产，并网发电。
这是一九七七年以来徐州电厂连续建成的第三台大型发电机组。

这台机组发出的电力，通过在六月份建成的淮阴至泰州长达一百七十五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送往淮阴、盐城、扬州地区，对改变这三个地区用电紧张的状况，减轻苏南电网的压力，将起重要作用。

作者：吴森辉
栏目：祖国四方

栏目：祖国四方

我国第一台一次成象示波器专用相机，是杭州照相机厂在科研单位的配合、支持下研制出来的。
经过一年多的试用改进，性能日趋稳定。
不久前，有关部门对这项重要成果进行了鉴定，认为已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决定投入批量生产。

目前，在工业、农业、国防、科研、医疗卫生等方面，许多常用的精密仪器都装有形态各式各样、可以显示各种图象或波型信号的荧光屏。
穿逐于长空云海间的飞机，潜航于海底深处的潜艇，骤然停搏的心脏，复苏的生命，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以及许多大自然的奥秘，尽管用肉眼无法看到，却能通过各种仪器上的荧光屏捕捉到它们的踪迹。
但是，由于荧光屏图象变化无常，极不稳定，有时稍纵即逝，这就给科学研究和一些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
过去，记录那些具有研究和保留价值的波型及图象资料，一直依赖肉眼观察和现场记录，常常不能准确地反映波型变化的全貌。
有了一次成象示波器专用相机，便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一次成象示波器专用相机可以与雷达、声纳、超声心脏扫描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仪器、遥控设备、射流压力测试仪等不同仪器相连，拍摄各种波型和图象，因而具有较广泛的使用价值。
用这种相机拍摄的相片直接从机体中取出，一分钟左右便显示出拍摄的图象，工作人员可以立即用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作者：徐义根
栏目：祖国四方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为了加紧推行全球侵略扩张攻势

苏联大力扩充空军实力

苏联大力扩充空军，加强其空中进攻力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注视。

据报道，目前苏联每年生产飞机一千一百架，军用飞机产量已居世界首位。
自七十年代苏联空军实行现代化更新以来，便不断研制供八十年代使用的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
据最近在伦敦出版的《情报文摘》杂志说，苏联正在研制的新型军用飞机有五种，其中两种是战斗机，一种对地攻击机和两种轰炸机，另有经过改进增加了飞行距离的图一逆火式轰炸机。

苏联研制的两种新型战斗机之一是仿米格—25型的RAT—K。
它是一种带有雷达导向武器系统进行远程攻击的高空战斗机，机翼长十二点五米，机身长二十米，重约三十吨。
另一种是RAT—L。
它的全部装备约十二点五吨，机翼长十点五米，机身长十五点五米。
这两种战斗机装备了苏联新式雷达导向的AA—X—9导弹系统，射程为四十英里，可同时追踪四个目标，具有反巡航导弹的能力。
苏联正在研制的新型对地攻击机RAT—J，净重十吨，全部装备重约十三吨，装备具有穿甲能力的机枪一挺，可携带十吨炸弹和空对地导弹，续航距离力一千二百多公里，最高时速为零点九马赫。
这种飞机已正式投产，预计将在今年九月开始装备部队，第一批飞机将装备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十六前线航空部队。

据西方报刊透露，苏联及其控制的华沙条约组织部署在欧洲的作战飞机已达一万一千架。
其中，仅在中欧前沿地区就部署了两千架战斗机和一千架战斗轰炸机，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比，在数量上占优势。
此外，在亚洲，苏联部署了数千架作战飞机，“逆火式”轰炸机也已配置在远东地区。
西方人士认为，苏联陆续用新型军用飞机装备部队，这不仅对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形成巨大威胁，而且将对八十年代初的国际力量均势产生重大影响。

编后 密切注视苏联加强空军进攻力量

苏联空军由防御向进攻性转变，这是一个日益引起世界注视的动向。

十多年来，苏联在大力发展核武器，把海军由近海防御发展成为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同时，对争夺空中优势也下了很大本钱。
苏联扩充空军，除追求飞机数量优势外，特点是：加强空军对地面的攻击力量，增强远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续航能力，扩大活动范围，完善指挥系统，谋求和建立国外机场。
这清楚地说明，苏联正在努力加强空中进攻力量，把空军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

实际上，早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攻击时就投入了空军。
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和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军事冲突时，又两次使用空军，进行大规模空运。
这几次侵略扩张行动，实际上也是几次战略演练，不仅空运了大批作战物资和武装人员，而且显示了苏联远程作战的能力，因此，引起了西方的严重关注。

尤其使西方军界人士不安的是，苏联扩充空军进攻实力的势头，至今“丝毫没有放松”。
前不久苏联国防部长就曾叫嚷，苏联空军要与“其他军种在统一的战斗行列里，完善战斗技巧，掌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提高战斗准备”。
这种富有威胁性的语言，不正好说明苏联要在它的全球霸业中进一步发挥空军进击的作用吗？
对此，一切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不能不提高警惕。

美军进行确保石油运输航道的演习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驻冲绳美军八月底在面对冲绳中部金武湾的地峡，进行了一次以夺回被敌人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为假想的演习。
设想的敌情是，位于这个三、四公里宽的地峡南北的两个小岛已被敌人“占领”。
为了夺回制海权，美军进行强行登陆。

《产经新闻》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大贺良平在会见记者时暗示，这个地峡可以看作是马六甲海峡或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石油远输航道。

一批美国军事装备运到泰国

据《曼谷世界报》报道，十八辆美制装甲运兵车八月二十二日运到泰国，这是美国为加强泰国武装力量而实行的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泰国陆军一位发言人说，数百辆四吨和二点五吨卡车随后运到，另外还有M—四十八型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于九月运到泰国。

据报道，七月份从美国运到泰国的十二辆同样类型的装甲车，有一些已开到同柬埔寨接壤的东部边境，以加强防御。

芬兰举行海防联合军事演习

芬兰海军、空军和海岸炮兵部队，八月下旬在首都赫尔辛基的南部海域举行了海防联合军事演习。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海、陆、空三军的三千余名官兵以及各种舰只和部分战斗机。
这是近十年来在芬兰南部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各军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提高确保芬兰领土不可侵犯的防御能力。

另外。
芬兰空军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在北部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

新华社平壤九月十一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九月十一日下午会见了前去拜会的以肖华为团长、向守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中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普中将、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尹致镐中将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大使馆武官于克忠也在座。
九月十日晚，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举行宴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白鹤林、赵明善、尹致镐、金龙渊中将等出席宴会。
尹致镐中将和肖华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尹致镐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朝鲜，将对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肖华团长强调说，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九月十一日讯 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罗马尼亚军官休假组。
休假组由五位少将和五位上校以及他们的夫人组成。
为首的是亚历山德鲁·波贝斯库少将。
他们作为国防部的客人于昨天抵达北京，将在我国休假三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主持今晚的宴会。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夫人，大使馆武官杜贝什迪安努上校和夫人也应邀出席宴会。

新华社九月十日讯 今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岳平撰写的《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文中说：“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等，应该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它们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它们恢复名誉。”

作者：彭迪

苏联代理人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会场内外，挑起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给会议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但经过多数成员国的斗争抵制，他们的企图未能都如愿以偿。
会议已经宣布闭幕，但是这场关系到不结盟运动存亡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会议东道主卡斯特罗是这场斗争的挑动者。
他的会议开幕词就是对不结盟运动的挑战书。
南斯拉夫《政治报》说，他的这篇讲话充满了刺耳之声。
他只字不提运动的独立和非集团性，反而大讲要同苏联亲善，他放下霸权主义不反，而是大反那些不同意苏联立场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对中国，造谣诬蔑，恶语连篇。
听其言，观其行，原来此人完全为苏联霸权和集团效劳，哪有半点不结盟的味道。

另一个同苏联结盟，同样派出大军侵占别国领土的越南，也一跃成为不结盟会议的骨干。
这个全世界闻名的武装侵略者和难民出口国的总理范文同在会场内外，招摇撞骗，造谣撒谎，硬说侵略柬埔寨是越南的合法权利，残害和出口难民也成了别人的罪过，真亏他说得出口。
东西古巴，结成死党，一唱一和，在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上，宣布不结盟原则已经过时，大奏结盟之歌。
对这种维护霸权利益，篡改不结盟运动方向的企图，许多国家事前已料到一些，本来就不放心。
果然不出所料，一朝权在手，卡斯特罗就面孔一拉声色俱厉，指手划脚，连训带骂，把一大片国家斥之为机会主义，真是咄咄逼人。

会议头两天，许多代表采取观望态度，在发言里表示希望求同存异，谋求团结。
但是两三天讨去了，情况看来并不那么顺利，在会议厅休息室里，大家围绕不结盟运动往何处去这个关键问题议论纷纷。
维护还是阉割不结盟运动原则的斗争从而全面展开。

这一斗争首先是在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爆发的。
古巴起草的宣言草案充斥着结盟的隐语和对越南侵略者的吹捧，遭到了广泛的抨击和断然的反对。
古巴修改的第二个草案依然保留了不少它一直贩卖的货色。
南斯拉夫、印度、埃及等许多国家提出了大量的修正意见和建议。
在政治和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无数次会议上，逐条逐段地研究和修改了古巴的草案。
古巴不得不作某些让步，以避免孤立和赤裸裸地暴露它作为苏联军事集团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的面目。
因此，在会议九月九日透露的最后宣言的摘要里大部分古巴炮制的货色已被打掉，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重新得到肯定。

围绕柬埔寨代表权问题的斗争甚至更为激烈。
这是一场支持还是反对侵略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是一个首要的原则问题。
它集中暴露了越南和古巴这一对苏联代理人是如何拚命互相勾结，为金边傀儡在不结盟运动中占据席位，为苏联以及它们自己的霸权利益效劳的。
由于许多坚定地站在反侵略一边的国家的坚决反对，古巴和越南的图谋一再碰壁。
直至六月举行的科伦坡会议上，民主柬埔寨仍然保持着它的合法席位。
但是，当会议移到哈瓦那召开时，情况就立即发生了变化。

古巴利用东道国的地位，违反科伦坡协议，禁止民主柬埔寨代表参加会议。
相反，他们却邀请金边傀儡前往哈瓦那，并以贵宾相待，为他们举办记者招待会，以便为他们挤进会议作舆论准备。

由于许多国家的坚决抵制，柬伪政权也进不了会场。
古巴又耍花招，提出了一个让席位空缺的方案，为取代科伦坡的协议制造依据。
许多国家不同意，古巴就蛮横霸道，强加于人，把这个方案硬说成是外长会议的一致意见。
这就引起了二、三十个外长联名签字的抗议。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古巴硬把这个方案提到主席团去审议，七搞八搞，又搞出来一个让席位暂时空缺，留待下一次外长会议解决的方案，而且又说是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究竟有多少国家被征求了意见，真是天晓得。
记者接触的不少代表说，“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不同意”。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古巴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光彩的做法，引起许多代表的强烈不满。

安排会议发言，谁先谁后，谁早谁晚，国际会议本有惯例可循，一般事前都有大体安排，每天都要提前公布，至少要通知发言的代表本人。
唯独这次会议，连这也成为绝密事项，以便古巴操纵。
记者问了许多代表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在那天那时发言。
他们为此感到恼火，有的只好随时待命，从上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晚上还没轮到，那就明天再等，有的代表交出自己的讲稿；
干脆不讲了。
这似乎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大有文章。
事后证明，排在前面的发言，大都是古巴所欣赏的，排在后面的、半夜的、凌晨的发言，大多是古巴所讨厌的。
深更半夜，听会的人寥寥无几，可以限制这些发言的影响。
当然也有例外，要看古巴、越南的需要。
九月五日的大会发言开到凌晨四点，忽然范文同第二次上台讲话，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大骂了一通。
主席接着宣布散会，第二天会议就要闭幕，马来西亚、新加坡想发言答辩，已经不可能了。

会议期间古巴当局安排许多代表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这是古巴在会议以外开辟的另一个战场。
有的代表是古巴所挑选安排的，借以宣传苏联、古巴和越南的立场，其中为越南代表就举行了三次之多，每次都是血口喷人，大骂中国一通，古巴为他们布置了提问的、捧场的、喝彩的，以诽谤别人取乐。
也有少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代表是古巴所不喜欢的，例如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
那么，古巴就组织一批记者围攻、刁难，真是欺人太甚。
这种种做法，古巴当局自以为得计，实际上效果相反。
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在他的发言中特别称赞了中国，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缅甸代表毅然决然宣布要同结盟政策划清界线，更不是偶然。
古巴和越南这一对苏联的战争代理人，在非洲、亚洲已经搞得臭名昭著，现在他们作为苏联的政治代理人在不结盟运动中捣乱，同样搞得不得人心。
这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尽管在古巴这个特殊恶劣条件的限制下，经过南斯拉夫和其他许多代表们的斗争和工作，基本上维护了不结盟、非集团、独立的原则，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立场。
会议也挫败了越南侵略者制造的傀儡取得柬埔寨席位的企图，从而捍卫了反侵略、反干涉的原则。

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也许是苏联代理人自己扒下了不结盟的假面具，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更能清楚地得出自己的结论，究竟谁是不结盟运动的朋友，谁是不结盟运动的内奸。
这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结盟运动的今后发展，大有好处。

新华社九月十一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游击队在马德望地区与当地人民一起打击越南侵略军。

八月初，越南侵略军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在十辆坦克的配合下向马德望省拜林县发动扫荡，拜林地区的游击队和当地人民一起不断袭击敌军，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打死敌军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迫使敌军逃回拜林镇。

八月二十四日，驻扎在马德望省诗梳风的越南侵略军向诗梳风县城周围发动扫荡，当地游击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利用挖陷阱、埋地雷等办法，不断袭扰敌军，到八月三十一日，游击队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歼敌一百多人。

九月一日，马德望地区的游击队在十号公路南面袭击敌军，打死打伤五十多人，缴获各种武器三十多件，子弹数千发，解放了两个村庄。

新华社曼谷九月十一日电 据泰国报纸今天报道，泰国副总理、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九月十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泰国三军武装部队已作好充分准备，随时抗击任何入侵行动。

他说，人们担心在即将到来的旱季柬埔寨境内可能发生的战争升级，会影响到泰国。
泰国军队已作好了准备，以对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形势，有足够的力量抗御一切入侵者。

他说，尽管泰柬边界线很长，也要尽最大努力搞好防务，不能大意。

他还说，泰国购买的武器已陆续运抵泰国，将迅速分发给各作战单位。
除加强正规军的战备外，后备役军人也将分批训练，作到随时应召入伍。

新华社九月十一日讯 由喀麦隆武装部队部国务部长萨杜·达乌杜率领的喀麦隆军事代表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陪同下，今天上午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装甲兵某师。

代表团到达某师驻地时，受到了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康林和该师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该师某连的指战员为喀麦隆贵宾表演了坦克实弹射击和坦克高速行驶等项目。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基索布今天也前往部队参观。

喀麦隆朋友今天还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并献了花圈。
他们还游览了长城和定陵。

据新华社九月八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民主柬埔寨新闻宣传部九月七日发表新闻公报，谴责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使用毒气，杀害柬埔寨人。

公报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一架越南飞机在磅士卑省基里隆北部的列东山区施放毒气，使三名老年妇女和五名儿童死亡，使一批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孕妇和儿童中毒。”
公报词：“这种毒气使人皮肤发炎、呕吐、发烧、神经错乱，如不及时抢救，就会导致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九月十一日电 由于苏联社会犯罪现象严重，苏共中央九月十日作出了“关于改进治安工作和加强同违法行为斗争”的决议。

决议要求检察机关、内务部和司法部门改进工作，“同违法行为进行不妥协和坚决的斗争”，要求“改进维护城市和其它居民区社会秩序的工作”，“在学校和居民区完善对未成年者进行预防违法活动的教育工作”，“加强同侵犯社会主义财富行为”，“不劳而食行为和投机活动的斗争。”
一个时期以来，苏联报刊不断透露，在苏联各地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
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一位代表今年三月给《消息报》的一封信中说，由于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在该市的“一些区里，如果晚上到街上去是有危险的。”
克里沃伊罗格市的一个居民给《真理报》写信抱怨说，该市“出现不少流氓。
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受到流氓的污辱和殴打，而犯罪分子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于是他们变得更加嚣张。”
莫斯科州茹可夫斯基区第一书记在一篇有关治安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还存在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犯罪活动的总数下降缓慢。”

本报讯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军区顾问刘奎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在合肥逝世。
终年六十九岁。

刘奎同志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七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副排长、副连长、副营长、皖南沿江纵队队长、苏浙皖赣边区副司令员、皖南军区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后勤部皖南基地主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