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沙甸反革命事件”得到平反
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
据新华社昆明09月10日电 “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已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平反。
沙甸地区的回族群众对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洗刷掉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沙甸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个回民聚居的村庄。
1968年以来，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并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引起了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
问题发生后，他们又进一步激化矛盾，混淆敌我，终于酿成1975年07月的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一事件的平反，在沙甸等地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了民族关系，发展了生产，促进了安定团结。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工作组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
他们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华总理会见加拿大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参议院议长勒诺·拉普安特女士和众议院议长詹姆斯·杰罗姆率领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
华国锋总理就进一步加强中加合作关系同加拿大贵宾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说：
“中加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关系，一直是稳步向前发展的。
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华国锋总理还向贵宾们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
在谈话过程中，拉普安特女士代表议会代表团把一幅白求恩大夫故居的彩色照片送给了华国锋总理。
华国锋总理对贵宾们的珍贵礼物表示感谢。
他说，今年11月是白求恩大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
中国人民非常尊敬白求恩大夫。
谈话时，参议院政府领袖、司法部长雅克·弗林参议员转达了克拉克总理对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华国锋总理也请加拿大贵宾转达他对克拉克总理的良好祝愿。
参加谈话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团员还有：
众议院反对党领袖阿伦·麦凯琴，参议院反对党领袖雷蒙·佩罗，以及众议员斯坦利·诺尔斯、托马·勒费弗尔、威廉·肯普林、哈维·安德烈、罗伯特·布里斯科等。
谈话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等在座。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也参加了谈话。
谈话前，华国锋总理同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附图片）华国锋总理会见加拿大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拜专家为师
最近，中国农学会受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农业部和中国科协的委托，会同东北三省科协和农学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了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围绕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问题，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学术交流和理论探讨的会议，在我国科学技术界还是第1次，会议开得很有收益。
这次会议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总结了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
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打破传统的农业观念，改变农业的单一经营，逐步调整农业结构，建立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科学地利用、保护和开发农业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有的代表用大量事实说明，那种“粮食不过关，其他顾不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对农业现代化十分有害。
有的代表对多年来未能认真贯彻“农轻重”的方针，“众轻农”、“众啃农”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次会议活跃了学术思想，促进了农业思想的解放，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农学会成功地发动和组织这么多的农业专家和科技工作者为农业现代化献计献策，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的思想深得人心，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各方面的专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我们党的一支信得过的依靠力量，是四化建设的一支尖兵。
在农业人口众多而耕地少、家底薄的我国，如何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我们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都需要重新学习。
一般说来，我们的党政领导同志缺少科学技术知识，因此，更要注意向专家学习，真正把专家当作老师，虚心求教。
多年来，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认为“干别的不在行，搞农业还可以”，以领导农业的内行自居，不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不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以致干了某些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
搞农业，同生物打交道，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搞社会主义大农业，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艰巨的事业，一时一刻离不开科学技术。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高价收买科学技术，能够听取、采纳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的“智囊团”的建议。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科学、运用科学；
大公无私、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更应该相信科学、尊重科学。
可惜，直到现在，我们有不少领导同志还没有这种自觉性。
有些同志总以为农业现代化可以不要高度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农业发展工作可以不要专家们积极参与。
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之下，他们对科学家的大批建议和意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某些同志甚至对科学家送上门来的宝贵建议也不理不问，实在是很不应该的。
有的同志认为：
“专家们不懂实际工作，书生空议论。”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的成果，又一次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次会上，许多专家每发表一种见解，每提一条建议，都有大量的事实材料做根据。
不少意见是他们多年前就提出、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当然，有些专家由于工作环境的局限，对实际工作不那么了解，提的意见不完全切实可行。
这不能怪他们，只能说明有关部门过去没有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好，做研究工作的专家也好，各有短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科学就是实事求是。
从这次会上多数专家的发言来看，他们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冲破了一些阻碍农业发展的思想“禁区”。
同这些专家们的求实态度相比较，某些领导同志倒是显得有些不懂实际，甚至有些思想僵化。
他们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加上不调查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不研究国内外的新鲜事物，讲话老调调，办事老套套。
这些同志难道不应该放下架子，恭恭敬敬地向专家们学习一点东西么？
真正把专家当作老师，就要养成一种习惯：
办一件事，搞一个工程，先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尤其要听听他们的反对意见。
一般说来，专家们是比较谨慎的；
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他们一般是不轻易提出反对意见的。
这就要求领导同志真正实行民主。
听了赞同和支持的意见高兴，听了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发怒，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
讲科学，就要讲民主。
你不民主，怎么能真正向专家求教，怎么能真正按科学态度办事呢？
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学技术工作者都具有高度事业心。
他们中不少人尽管心头仍然留有林彪、“四人帮”加害的伤痕，但还是以中兴祖国为己任。
许多人体谅国家的暂时困难，身居陋室，心怀四化，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领导干部要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朋友，经常找他们谈谈。
要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发挥他们的专长。
我们希望类似的会议，在其他省市和地区也能召开，希望会上的各种正确意见能够得到有关方面和各级领导的重视，更希望他们的正确主张尽快被采纳，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行动。

选举张世功为政协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代会政协会分别召开
选举铁木尔·达瓦买提为人大常委会主任，决定司马义·艾买提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奴
尔尤夫为高级法院院长；
选举张世功为政协主席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9月10日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08月26日至09月05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汪锋代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党和政府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项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充分尊重。
经过充分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和决定的自治区负责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
副主任：
谭友林、王振文、伊尔哈里（哈萨克族）、杨一青、木沙也夫（维吾尔族）、陆学斌、玛依努尔（维吾尔族，女）、张凤岐、赵予征、禹占林（回族）、阿曼吐尔（柯尔克孜族）、吐尔逊·阿塔吾拉（维吾尔族）、买合苏德·铁衣波夫（维吾尔族）、王鹤亭。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王振文（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副主席：
宋致和、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白成铭、贾那布尔（哈萨克族）、张思明、巴岱（蒙古族）、田仲、刘子谟、司马益·牙生诺夫（维吾尔族）、谢高忠、伊敏诺夫·哈米提（维吾尔族）、托乎提·沙比尔（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奴尔尤夫（维吾尔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9月10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4届委员会第2次会议，于08月24日到09月06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会议确定，自治区政协的委员和常务委员都作适当扩大，并增补政协副主席十二名。
经过改选和增补后的自治区政协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名单如下：
主席：
张世功
副主席：
赛甫拉也夫（维吾尔族）、熊晃、牙合甫大毛拉（维吾尔族）、漆承德、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陈实、程浩、林海清、玉素甫汗·昆拜（哈萨克族）、孟树林、黄浴尘、夏尔西别克（柯尔克孜族）、胡赛音·斯牙巴也夫（哈萨克族）、汪师贞（女）、宫明姜巴曲日木（蒙古族）、马平林、康巴尔汗（女、维吾尔族）。
秘书长：
陈锡华

选举张世功为政协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代会政协会分别召开
选举铁木尔·达瓦买提为人大常委会主任，决定司马义·艾买提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奴
尔尤夫为高级法院院长；
选举张世功为政协主席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9月10日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08月26日至09月05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汪锋代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党和政府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项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充分尊重。
经过充分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和决定的自治区负责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
副主任：
谭友林、王振文、伊尔哈里（哈萨克族）、杨一青、木沙也夫（维吾尔族）、陆学斌、玛依努尔（维吾尔族，女）、张凤岐、赵予征、禹占林（回族）、阿曼吐尔（柯尔克孜族）、吐尔逊·阿塔吾拉（维吾尔族）、买合苏德·铁衣波夫（维吾尔族）、王鹤亭。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王振文（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副主席：
宋致和、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白成铭、贾那布尔（哈萨克族）、张思明、巴岱（蒙古族）、田仲、刘子谟、司马益·牙生诺夫（维吾尔族）、谢高忠、伊敏诺夫·哈米提（维吾尔族）、托乎提·沙比尔（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奴尔尤夫（维吾尔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9月10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4届委员会第2次会议，于08月24日到09月06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会议确定，自治区政协的委员和常务委员都作适当扩大，并增补政协副主席十二名。
经过改选和增补后的自治区政协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名单如下：
主席：
张世功
副主席：
赛甫拉也夫（维吾尔族）、熊晃、牙合甫大毛拉（维吾尔族）、漆承德、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陈实、程浩、林海清、玉素甫汗·昆拜（哈萨克族）、孟树林、黄浴尘、夏尔西别克（柯尔克孜族）、胡赛音·斯牙巴也夫（哈萨克族）、汪师贞（女）、宫明姜巴曲日木（蒙古族）、马平林、康巴尔汗（女、维吾尔族）。
秘书长：
陈锡华

许多专家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提出
我国农业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必须尊重自然和经济的规律，转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的轨道上来
新华社哈尔滨09月10日电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08月20日至29日在哈尔滨市举行。
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农学会受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农业部和中国科协的委托，会同东北三省科协和农学会举办的。
出席会议的四百多名代表中，有来自东北三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科学家余友泰、许振英、吴鸿元、马世均、郑林庄、朱道华、刘少伯等。
东北三省省委和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收到学术论文一百八十篇，内容涉及农、林、牧、渔、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化、水利等许多方面。
象这样围绕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在全国是第1次。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东北地区的农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农业基本建设与土地利用、农业机械化与耕作制度、良种、植保与农用化学、社队企业与经营管理、农业科研推广与农业教育，以及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认真探讨。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成功。
代表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的一些重大方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方针，搞单一经营的作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科学家指出，“农轻重”方针是正确的。
可是直到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和工作部门，仍然只是口喊“农轻重”，实际做的是“重轻农”，甚至是“众轻农”、“众啃农”。
畜牧专家们认为“猪为六畜之首”的提法，对全面发展畜牧业不利。
特别是过去一切为猪让路，排斥其他家畜，甚至把对养猪业的态度和革命不革命联系起来，造成了畜牧业搞单一发展的严重后果，正确的做法应是根据饲料情况，适合养什么就养什么。
我国人多地少，粗饲料多，精饲料少，应以多养牛、羊等反刍动物为好。
当然，养猪业也决不能放松。
许多专家提出，我国农业现在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过去，由于单纯强调粮食生产，毁林毁草，盲目开荒，不断向林区、牧区和水域扩大耕地，不仅造成了农业内部比例失调，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体系，其结果，林、牧、副、渔破坏了，粮食也搞不上去，形成恶性循环。
大家说，我们吃够了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的苦头，现在是到坚决纠正的时候了。
农业专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指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调整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坚决把我国农业转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轨道上来。
出席会议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对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来自各地的多学科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同有关方面的党政负责干部一起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相互学习，交换看法，这对各级领导干部尊重科学家的意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很有好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许多专家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提出
我国农业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必须尊重自然和经济的规律，转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的轨道上来
新华社哈尔滨09月10日电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08月20日至29日在哈尔滨市举行。
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农学会受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农业部和中国科协的委托，会同东北三省科协和农学会举办的。
出席会议的四百多名代表中，有来自东北三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科学家余友泰、许振英、吴鸿元、马世均、郑林庄、朱道华、刘少伯等。
东北三省省委和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收到学术论文一百八十篇，内容涉及农、林、牧、渔、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化、水利等许多方面。
象这样围绕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在全国是第1次。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东北地区的农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农业基本建设与土地利用、农业机械化与耕作制度、良种、植保与农用化学、社队企业与经营管理、农业科研推广与农业教育，以及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认真探讨。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成功。
代表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的一些重大方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方针，搞单一经营的作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科学家指出，“农轻重”方针是正确的。
可是直到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和工作部门，仍然只是口喊“农轻重”，实际做的是“重轻农”，甚至是“众轻农”、“众啃农”。
畜牧专家们认为“猪为六畜之首”的提法，对全面发展畜牧业不利。
特别是过去一切为猪让路，排斥其他家畜，甚至把对养猪业的态度和革命不革命联系起来，造成了畜牧业搞单一发展的严重后果，正确的做法应是根据饲料情况，适合养什么就养什么。
我国人多地少，粗饲料多，精饲料少，应以多养牛、羊等反刍动物为好。
当然，养猪业也决不能放松。
许多专家提出，我国农业现在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过去，由于单纯强调粮食生产，毁林毁草，盲目开荒，不断向林区、牧区和水域扩大耕地，不仅造成了农业内部比例失调，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体系，其结果，林、牧、副、渔破坏了，粮食也搞不上去，形成恶性循环。
大家说，我们吃够了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的苦头，现在是到坚决纠正的时候了。
农业专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指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调整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坚决把我国农业转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轨道上来。
出席会议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对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来自各地的多学科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同有关方面的党政负责干部一起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相互学习，交换看法，这对各级领导干部尊重科学家的意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很有好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
坚持真理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认为，为了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必须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实现四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日子——09月09日，首都五十多位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认为，这个题目出得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必须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一年多来，这一讨论对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起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抓住这个题目继续讨论，必将使这一讨论深入到各级领导班子、各工作领域，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于光远主持了座谈会。
他指出：
三年来我国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政策上全面进步。
由于这种进步，在经济和科学、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上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各方面的进步中，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肯定一年多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于光远说，我国现在正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变化的结果将不是简单地恢复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前的情况，而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意义重大的改革。
这种改革在思想上不只是以批判林彪、“四人帮”为基础，而且要以对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结为基础。
而进行这种总结只能以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也就是三中全会所要求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为指导。
他强调说，党的三中全会前，在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斗争中，理论界是有贡献的；
在今后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们理论界要继续作出贡献。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苏绍智、胡福明、邢贲思、胡绩伟、李普、杨西光、柯柏年、王若水、郭罗基、华楠、马沛文、曾彦修、郭力军、李方、洪禹等。
一些同志阐述了只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他们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当前面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他们指出，多年来我们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不能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已经完成。
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要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许多认识是不完全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列宁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如果不发展马列主义，就不能坚持马列主义。
我们今天如果不努力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谈不上坚持毛泽东思想。
重温历史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有的同志谈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唯心主义最嚣张最容易俘虏人的形态就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
它在民主革命时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王明。
本本主义者总是把马恩列斯看成“先哲”加以神化，把马列主义歪曲为宗教教条，把个别词句、个别结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否认马列主义是来自革命实践、又经过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攻击毛泽东同志反对马列主义。
用今天有些人的话来说，就叫做“砍旗”。
然而历史证明，恰恰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实践第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提出了当前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大力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宣传普及工作。
一些同志感慨地指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大大下降了。
因此，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进行现状的、历史的、理论的研究，并且要从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同时，要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再教育。
在座的新闻工作者建议理论家们多到下面去讲学、作报告，解答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帮助基层培养报告员。
有的同志还建议共青团组织担负起向青年们进行理论普及工作的任务；
建议出版部门创办一种帮助干部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
建议理论家们多写一些通俗读物。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范若愚、王惠德、李琦、廖盖隆、黎澍、许立群、李洪林、陈翰伯、王子野、何匡、汪子嵩、冯定、聂菊荪、张腾霄等。

首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
坚持真理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认为，为了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必须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实现四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日子——09月09日，首都五十多位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认为，这个题目出得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必须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一年多来，这一讨论对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起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抓住这个题目继续讨论，必将使这一讨论深入到各级领导班子、各工作领域，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于光远主持了座谈会。
他指出：
三年来我国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政策上全面进步。
由于这种进步，在经济和科学、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上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各方面的进步中，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肯定一年多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于光远说，我国现在正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变化的结果将不是简单地恢复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前的情况，而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意义重大的改革。
这种改革在思想上不只是以批判林彪、“四人帮”为基础，而且要以对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结为基础。
而进行这种总结只能以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也就是三中全会所要求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为指导。
他强调说，党的三中全会前，在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斗争中，理论界是有贡献的；
在今后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们理论界要继续作出贡献。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苏绍智、胡福明、邢贲思、胡绩伟、李普、杨西光、柯柏年、王若水、郭罗基、华楠、马沛文、曾彦修、郭力军、李方、洪禹等。
一些同志阐述了只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他们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当前面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他们指出，多年来我们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不能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已经完成。
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要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许多认识是不完全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列宁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如果不发展马列主义，就不能坚持马列主义。
我们今天如果不努力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谈不上坚持毛泽东思想。
重温历史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有的同志谈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唯心主义最嚣张最容易俘虏人的形态就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
它在民主革命时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王明。
本本主义者总是把马恩列斯看成“先哲”加以神化，把马列主义歪曲为宗教教条，把个别词句、个别结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否认马列主义是来自革命实践、又经过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攻击毛泽东同志反对马列主义。
用今天有些人的话来说，就叫做“砍旗”。
然而历史证明，恰恰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实践第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提出了当前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大力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宣传普及工作。
一些同志感慨地指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大大下降了。
因此，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进行现状的、历史的、理论的研究，并且要从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同时，要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再教育。
在座的新闻工作者建议理论家们多到下面去讲学、作报告，解答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帮助基层培养报告员。
有的同志还建议共青团组织担负起向青年们进行理论普及工作的任务；
建议出版部门创办一种帮助干部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
建议理论家们多写一些通俗读物。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范若愚、王惠德、李琦、廖盖隆、黎澍、许立群、李洪林、陈翰伯、王子野、何匡、汪子嵩、冯定、聂菊荪、张腾霄等。

一定要保护好水源林
天然杂木林（阔叶林）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形成多层覆盖。
雨水降落时，经过多层枝叶和地面的枯枝落叶，才能逐渐渗透到表土，所以，降小雨时，水不下山，降大雨时，较少发生迳流。
又由于有多层枝叶阻挡，阳光不能直射林地，表土蒸发量少，因而使涓涓清流常年不断。
现在，有些部门为了得到一些木材，或开荒种粮食作物，把一片片、一山山的天然林砍光，使山沟溪涧的水断流了。
下游农田灌溉因而受到严重影响，有的保水田变为望天田。
广西桂林漓江主要源头是越城岭和海洋山两个大山区。
在三十年代，这两个大山区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沿漓江两岸的土山和石山也是森林密布。
那时候，桂林市解放桥一带的河水很深，岸边排着不少能载三万斤的大木船，根本没有现在的沙石滩，真是青山绿水。
抗战期间，这两个大山区的树林遭到严重破坏，漓江的水就越来越少了。
到七十年代，特别是自1978年秋初雨季过后，桂林开往阳朔的旅游船已无法航行。
现在，有些单位还在或正准备砍伐猫儿心和龙胜花坪一带幸存的天然水源林，如果不制止，不久的将来，桂林市附近的漓江很有可能形成季节性的干河。
从当前和长远设想，建议中央有关领导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对越城岭山脉（包括兴安、资源、龙胜、灵川、临桂等县）的现存天然林（实际即水源林）全部封禁，停止砍伐。
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发动群众把整个越城岭和海洋山迅速绿化，恢复漓江、柳江、湘江的源头水源林，使漓江两岸山青水秀风景宜人，为旅游业做出贡献。
解放以来全国各地修筑了不少大、中、小型水库，但忽视了对天然水源林的保护。
水库是人为的蓄水工程，而水源林是天然的绿色水库。
如果只有人为的水库，而没有天然水源林涵蓄的水源不断补充水量，保持水土，这些人造的水库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此，切实保护水库上游的现有水源林，是当前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
广西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钟济新

一条合理化建议可省五百万元
本报讯三三零工程局砂石分局担负着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水闸上、下导流明渠和三江下航道的水下开挖任务。
原设计方案是用挖泥船将水下的淤泥和砂石料挖出装入砂驳，然后用拖轮拖走，倒入大江。
砂石分局调度室副主任范维润提出一个建议：
把水下开挖出来的二十厘米以上的大石进行隔筛处理，把中、小石隔筛后直接输送到毛料堆场，变为大坝浇筑的重要骨料。
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可为国家节省资金五百万元。

从大自然的惩罚中清醒过来
——访贵州毕节灾区
记者最近到贵州省旱灾最严重的毕节地区访问。
经过一场自然灾害的检验，灾区群众和干部，特别是指挥农业生产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地处黔西北高寒山区的毕节地区，曾经以改土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闻名全省。
中共毕节地委1970年曾向全地区人民提出过一个口号：
“坚决把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灾害频繁、产量低的毕节山区，建设成为梯田层层、高产稳产、果树满园的社会主义乐园。”
以后，每个冬春都实行领导、劳力、物力三集中，劈山造田，改土治水。
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年的长期干旱对人们尤其富有教育意义。
毕节地区绝大部分地区从去年11月至今年06月上旬，没有下过一次透雨。
这在“天无03日晴”的贵州省是罕见的。
这次干旱，全地区一千五百八十七座水库，有二百一十五座干涸；
三千九百七十二条河溪，有二千六百四十四条断流。
二万四千九百五十八个生产队，百分之八十七受到旱灾威胁。
旱灾严重的社、队，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由于缺水播种和气候干旱，禾苗干死的很多，全地区夏粮大幅度减产。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被命名为“学大寨先进县”的赫章、毕节两县，抗旱能力很低，灾情最重，减产幅度最大。
在访问中，我们听到不少干部苦笑着说：
我们违反了自然规律，得了“报应”，受到了“老天爷”的惩罚。
在访问期间，我们正好遇上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生产自救等问题。
地委第1书记禄文斌说：
“从今年这场大灾看出，尽管过去广大干部、社员作了很大努力，但是，我区的生产条件改变不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农田基本建设中，我们对毕节山区的特点认识不足，没有把治山造林、封山育林、保持水土放在重要位置，致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到很大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旱涝风雹灾害频繁。”
他把过去的教训，总结为这么几句话：
“治山是治水之本，山青才能水秀，山穷必然水尽。
治山才能治土，毁山必然毁土。”
根据科学工作者提供的材料和干部、社员的反映，毕节地区在以下几个方面违反了自然规律。
首先，怎样正确认识当地实际？
毕节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山，耕地面积只占百分之十六。
既然身居山区，就应该在“山”字上大作文章，在治山方面狠下功夫。
但是，多少年来，却忽视了这个问题。
实践证明，不从根本上治山，要改土和治水，土和水都是没有保障的。
第2，毕节地区山多草长，具备着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抓粮食，畜牧业被挤掉了。
大量开垦荒山草地，使大片草场变成了广种薄收的耕地，这样，草场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重，耕地越来越瘦，成了恶性循环。
群众不满地说，靠山破坏山，缺水少肥怎增产！
第3，后果最严重的是对森林的破坏。
这个地区的森林覆盖率1957年为百分之十五以上，现在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七。
森林减少之后，土层里的含水量少了，空气中的水分和湿度也少了。
因而，人们说，贵州原来是“天无03日晴”，现在却变成“三年两旱”了。
当然，发生这种变化，大气候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与当地自然条件的改变也有密切关系。
为了搞好治山造林，毕节地区一些社队正在把一些陡坡开荒地退耕还林，退耕还牧。
赫章县四方公社原有宜牧草坡五百多亩，前些年开垦作为耕地后，造成了农业减产减收，牲畜下降等严重后果。
现在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正充分利用荒山多、草场宽的有利条件，从提高畜牧业经济比重着手，有计划地合理地调整生产布局。
人们从大自然的惩罚下清醒过来，变得聪明了！
新华社记者 郭丕霄
（本报有删节）

克服靠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和增拨投资的依赖思想
资溪县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林业
据新华社南昌电 山区占总面积百分之八十的江西省资溪县坚决克服靠国家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和要求国家增拨林业投资的依赖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尽快建成“林业县”。
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资溪县的干部群众在必须“以林为主”的问题上认识一致了。
但是，怎样实现“以林为主”？
开始时意见并不一致。
有的干部提出：
要以林为主，国家就应该减免征购粮任务，增拨林业建设资金。
县委指出，在国家目前粮食不多的情况下，建设林业县主要靠自力更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拿钱拿粮。
还有一些干部主张全县马上改“以粮为主”为“以林为主”。
县委提出，如果不顾条件，全县马上实行“以林为主”，势必出现两种严重情况，一是靠国家拿粮拿钱过日子，二是减少社员的口粮和收益。
因此，县委认为，改“以粮为主”为“以林为主”，只能创造条件，逐步过渡，不能操之过急。
资溪县委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制订了一个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林业县”的初步规划，提出了“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方案。
县委领导把主要力量放到山区林业上。

党委重视 落实政策 建立营林队伍
建阳地区人工造林成绩显著
本报讯 记者林俊卿报道：
福建北部林区的建阳地区人工造林成绩显著，保存面积达六百八十多万亩，占全部山林面积百分之三十左右，采伐迹地绝大部分更新了，荒山从原来的八百多万亩减少到四百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初的百分之三十一，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六十一，几乎增加了一倍。
闽北林区人工造林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有一支营林队伍。
据统计，全区社队营林专业人数占全区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四。
几年来，他们共造林二百三十三万亩，占全区造林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多。
闽北林区人工造林的主要经验就是党委重视发展林业生产，政策落实，护林制度健全。

“平奖”林平

广州供水公司重视采纳合理化建议
据新华社广州电广州供水公司的工人梁明、干部邓朝德等研究了全市最老最大的西村水厂的用电运行方式，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公司领导审查并采纳了这项建议，预计每年可节约电费四十五万元。
这个公司车陂水厂的沉淀池出水口，原来用的是固定式垃圾筛，耗电量大，还要经常派人清理堵塞在筛内的垃圾。
后来，根据工人王绍汉的建议改成自动卧式垃圾筛，不仅节省了清理垃圾的人力，而且每年可以节约电力四万三千度。
芳村是广州市居民用水比较紧张的地区之一。
芳村水厂厂长何一同几位老工人研究，把其中一个老式的水平沉淀池改为新式的斜板沉淀池，每小时处理水的能力由二百吨增加到八百吨，水厂每小时供水由二千五百吨增加到三千一百吨。

林业部召开的华北中原地区平原绿化会议提出
要抓好植树造林这项最根本的农田基本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最近林业部召开的华北中原地区平原绿化会议提出，植树造林是一项最根本的农田基本建设，必须抓紧抓好。
应当把它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措施，同改土、治水结合起来进行。
这次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华北中原地区平原绿化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据去冬今春的不完全统计，华北中原地区新植树约十亿株，营造农田林网的耕地扩大三千多万亩，新增加农桐间作面积四百多万亩。
河南省的鄢陵、尉氏、扶沟县，山西省的夏县，山东省的兖州县，这些平原绿化的老典型又迈出了新步伐：
森林覆盖率都增长到百分之十以上，已经在改善气候、保持水土、增加农作物产量、提供木材和林副产品方面，收到了显著效益。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县委负责人在谈到工作中的教训时指出，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粮食就象一张“网”，把林牧副渔各业几乎“一网打尽”。
粉碎“四人帮”以后，极左的流毒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
有的地方把植树造林和改土、治水割裂开，你造你的林，我挖我的渠，没有统一规划，结果是“今年挖渠明年填，今年栽树明年砍”；
有的地方把植树造林和改土、治水对立起来，林业生产长期挂不上号。
有的地方甚至干出一面修渠打井改善生产条件，一面又毁林开荒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生产条件的蠢事。
大家说，这种“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的怪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造林和改土治水看得同等重要，“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旱、涝、沙、碱、坡”综合治理，为全面发展农业创造条件。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平原绿化的规划进行了调整：
要求华北中原地区各省、市、自治区1982年基本完成“四旁”绿化，到1985年基本实现平原绿化。
会议要求华北中原地区各平原县林业部门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同农业、农机、交通、水利等部门，做出综合治理的规划。

溆浦县低庄装卸公司
群策群力提高装卸质量
本报讯 为了巧装满载提高装卸质量，湖南省溆浦县低庄装卸公司根据货主和车站货房的意见，不断改进装卸方法。
装轻浮货物枳木条，原来五十吨的车皮只能装二十七吨，比先进单位少装五、六吨。
装卸五班的职工建议将手工打捆改为绞棍打捆，每捆重量由六十斤提高到八十斤。
内插支柱改为外插支柱，平顶装改为圆顶装，矮装改为高装，从而使五十吨的车皮能装三十三吨。
公司推广这个办法后，去年05月至12月就节约五十吨的车皮二十六个，节约运费四万八千多元。
今年上半年，五班的职工又建议采取紧装加固包边材、实行专人堆码的办法，净载重又大大提高，五十吨的车皮能装枳木条三十九吨，为国家节约五十吨的车皮二十四个，节约运费一万八千多元。

要善于集思广益
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依靠群众办好企业的重要措施。
凡是这样做了的单位，工作就搞得好、面貌变化快。
群众直接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了解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锦囊妙计”。
问题在于领导同志是否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集思广益。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仍然不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不同群众商量。
有的自己不学无术，又耻于下问，很不重视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当群众的建议摆到他的面前时，也视而不见。
有的甚至向热心的群众大泼冷水。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对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大干四化极为有害，奉劝沾染者及早彻底克服。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整基本建设计划等工作
各地建设银行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各地建设银行按照基本建设调整有上有下，有进有退，边调整边前进的精神，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整建设计划，清理在建项目，严格付款审查，加强拨款监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四川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建设银行统计，上半年协助建设单位，通过调剂平衡投资，弥补了投资缺口三亿多元，保证了重点工程和投产项目的用款。
如北京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今年基建计划调整后，资金比较紧张，当地建设银行建议公司领导大力开展清仓挖潜，同时派出专人协助开展物资大清查，积极利用和处理积压物资，到今年06月底止，已经用到工程上和调剂处理的就有九百五十万元，同时还清理收回了各种被占用的资金一千多万元，缓和了资金紧张的局面。
建设银行武汉市分行发现，今年计划安排的两个建筑材料厂的混凝土大板车间，都要求投产，但是安排的投资又都有缺口，如果齐头并进，谁也投不了产。
经过深入施工现场调查了解，建材局新型建筑材料厂的工程已基本完工，只要抓紧设备安装和土建收尾，年内就可以形成年产混凝土大板五万立方米的生产能力；
建工局的预制厂，主厂房还没有动工，还有四百多台设备没有订到货，今年不具备投产条件。
建设银行武汉市分行建议推迟省建工局预制厂的建设进度，腾出投资，确保建材局所属的新型建筑材料厂在今年形成一条生产线，湖北省计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对两个项目的计划作了调整。
对于那些生产不急需，条件不具备，经济不合理的建设项目，建设银行主动建议有关部门停建或缓建。
据河北、山西、四川、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兰州、合肥等十个分支行的不完全统计，建设银行建议停缓建的工程，已被有关部门采纳的共有四百八十三项，压缩投资四亿四千多万元。
各地建设银行在拨款工作中，一般做到了按照国家计划、国家预算、基本建设程序和实际完成的工程进度一笔一笔地审查付款，制止了不合理的开支，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建设银行通过拨款审查拒付的各种不合理开支共有二万六千多笔，计四亿七千多万元。
各地建设银行在拨款工作中，还加强了对工程预算的审查。
今年上半年，建设银行共审查了一万二千五百多份工程预算，价值三十亿零五千九百多万元。
通过审查，剔除了高估错算的预算造价一亿二千七百多万元；
对漏项少算的预算造价一千七百多万元，也实事求是地给予增加。
增减相抵，净核减了一亿一千多万元，占原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五。
目前，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一批大中型建设项目仍在继续施工，并没有停缓下来进行清理，这对调整国民经济是不利的。
各地建设银行正在根据国家的要求，从09月01日起，对这些项目除了必要的工资和工程维护费用以外，其他用款，一律停止拨付。

青岛木器一厂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
积极提合理化建议为四化献策献计
本报讯 据《大众日报》报道：
青岛木器一厂开展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动，使企业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这个厂原材料不足。
按照有关部门平衡的计划，今年的生产任务要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七点七。
厂党委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
这个厂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由生产少量产品的生产小组，发展到现在能生产一百多个品种、年产几万件家具的企业，一条根本经验，就是眼里有群众，依靠群众搞好生产。
如今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更需要调动千军万马的力量。
于是，他们决定把现实情况告诉职工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活动。
到07月底，全厂职工已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一百六十一项，其中有六十六项已被采纳。
仅据可以计算出经济效果的部分建议计算，即已增产节约十万八千元。
四车间工人围绕解决木材不足的问题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在锯子缝里作文章。
他们根据桐木木质软的特点，把圆锯片的厚度由一点二毫米，减到零点八毫米。
这样，一道锯路就节约了零点四毫米，一天要拉几千道锯路。
这样做的第1个月，就节省了二十多立方优质出口桐木板。
随着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深入开展，工人们又发觉在企业管理上的许多浪费漏洞。
过去，这里的木材货场管理混乱，一般只是根据供方的码单记帐收货，往往是数量短缺等级混杂。
今年根据职工们的建议，加强了木材货场的管理，实行了经济核算，把住了进、管、用三道关口，坚持逐件验尺，记等验收，发现问题及时与供方查对。
一至05月份就找回不足数的木材二百五十八立方，价值六万多元。
过去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着大手大脚的现象，用什么领什么，用过后随手一扔。
职工们提出了许多节约开支、降低费用的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现在班组领颗螺丝钉也得掂量掂量。
今年上半年，全厂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九点四，非生产费用的开支却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二十。
更可喜的是那些难以用数字计算的成果。
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工人们主人翁的精神发扬了。

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
陈传才 周舟
一批发表于1957年前后、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王蒙）、《改选》（李国文）、《西苑草》（刘绍棠）、《在悬崖上》（邓友梅）等，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以《重放的鲜花》为书名，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些以“干预生活”为鲜明特色的作品，当时一发表，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和赞扬，同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探讨。
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
然而，在稍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这些引起热烈讨论的作品，一下子就被指责为“锋芒针对社会主义制度”、“揭露阴暗面”的作品，遭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作品更被林彪、“四人帮”视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结的“毒瓜”，属于斩尽杀绝之列，横遭挞伐与禁锢。
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了极左思潮，特别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解放了思想，今天重读这些作品，不仅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真实亲切，在强烈地感受到作品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更觉得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综观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在当时的出现，确实是别开生面，切中时弊，具有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
五十年代中期，是不平常的年代，是充满各种复杂矛盾和斗争的年代。
面对当时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正视还是回避？
对生活中的消极面和落后事物，是暴露还是粉饰？
对不断涌现的、具有崭新“社会主义个性”的新人，是赞颂还是挑剔？
这正是时代生活给作家提出的尖锐课题。
《重放的鲜花》所选的大部分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但敏锐地观察到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斗争，而且勇敢地把笔触深入到人民内部各种尖锐冲突的底蕴，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真实的反映，使作品在党内和人民生活中间，发挥了振聋发聩、引人奋发向上的社会作用。
在这本集子里，比较集中反映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对我们一些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及其危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例如《在桥梁工地上》，通过对某桥梁工地的罗队长在短短几年中，由于职位的升迁，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越来越浓、越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描绘，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
为着改变我们建设事业的落后状况，必须克服某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顽症。
因为从罗队长身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干部只要沾染了官僚主义，必然严重脱离群众，“只承认上边的指示和决定，不问群众的意见”；
思想方法则形而上学严重，谁要是说了与上边领导的指示不同的意见，就被视为“有反党情绪”和无纪律行为；
一切只能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要向上级请示过了，不论出了天大的问题，责任都没有了，也就不会犯错误了。
结果，唯唯诺诺的周维本成了罗队长最信任的人，而为社会主义忘我劳动的实干家曾刚，却被看成“有反党情绪”的“冒险主义”者，受到排挤和打击。
这就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官僚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莠草”，而且是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腐蚀剂，不能不引起警惕和注意。
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它们并不只是暴露和批判了一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顽症，而且还通过精心塑造的正面形象，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深刻见解，给人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例如在《本报内部消息》里，作品对黄佳英典型性格的描绘，就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
这个热情能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斗争的青年记者，早就厌恶报社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的办报方法，于是她积极地进行论争，大胆地提出了革新报纸工作的尖锐意见：
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凡事要等中央做了决议才能上报？”
为什么不能迅速“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
正是在黄佳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总编室主任马文元终于逐渐从官僚主义的禁锢下醒悟过来，并痛心地感到，如果不改变这种僵化、消极的精神状态，就难免有一天要从时代的列车上摔下来。
当然，要从根本上医治官僚主义、形而上学、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等顽症，还必须切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是通过林震对区委领导不适应新时期党的工作情况的批评，而把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问题，严肃地提了出来。
这对那些思想僵化者说来，确实是一剂发人深省的良药。
与此同时，有的作品还把健全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抵制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
在《改选》中，作品着力描写了一个热心为集体办事、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工人老郝，竟为工会的改选问题而忧郁致死的悲剧情节，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
在我们的社会里，让工人群众行使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权利，是何等重要而迫切啊！
这些作品所以能别开生面，归根到底就因为它们不是粉饰生活，而是勇敢地干预生活。
这些作品的探索和尝试证明：
文学应当干预生活！
象《重放的鲜花》所选作品那样的干预生活，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和丑化”，而且恰恰是正确地反映和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
不仅不是“反党”、“反对党的领导”，相反，恰恰是反对危害党的官僚主义。
对于“左”倾思潮强加给这些作品的不实之辞，要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各个方面给予澄清，还其本来面目。
“干预生活”的提法，不仅符合文艺必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而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这种矛盾除了表现为敌我之间的斗争外，主要的、大量的是各式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
而且这些矛盾所反映的社会本质，所触及的旧社会的瘢痕，又常常不易为人们所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不应是生活的旁观者，而应是积极投入现实生活和斗争的革命战士，并借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反映和歌颂人民内部的真善美同假恶丑的矛盾冲突，批判落后、腐朽的事物，歌颂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激励人们为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而斗争。
“干预生活”，包含着歌颂和暴露两个方面。
但两者的关系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
决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待文学中的歌颂和暴露的关系，更不能认为只有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及其新人的作品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而那些勇于揭露生活矛盾的作品就是“暴露文学”，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离。
对一个革命作家来说，对生活中的消极面和落后事物的揭露，只要是站在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目的是为了铲除旧的，发展新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光明面，那么，这样的作品同样能使群众惊醒和感奋，去改造那些消极和落后的东西。
尤其在我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新的形势和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作家必须拿出“干预生活”的勇气来。
因为在当前，不仅象《重放的鲜花》里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仍在继续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且由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毒菌，如封建的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还严重地干扰着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着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所以更需要我们的作家积极投入战斗，发扬那种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写出更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深刻反映我们时代生活的作品来。
但愿有更多的黄佳英、曾刚、林震式的新人登上新时期文艺的舞台，为人民呐喊，为四化擂鼓，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

欲罢不能
王朝闻
一位福建同志对我说，福州有一个名胜——鼓山，半山腰有一块石碑，碑上有四个字：
“欲罢不能”。
就一般情况来说，这四个字不会使人感到新奇。
但它这样出现在名胜的半山腰的用法，却很有创造性。
我游过一些名山，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石碑。
为什么说这四个字很有趣？
因为它概括了怕困难而又不甘心止步的游人的心情，因为它可能对游人产生继续前进的鼓动作用。
在实际生活里，这种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无所不在。
旧社会里的赌棍、烟哥、酒鬼、惯窃与政客且不说了；
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也往往会有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
诗歌《关雎》所反映的恋情，戏曲《乌龙院》的宋江杀人，小说《西游记》那位孙大圣与二郎神的斗法，人物行为本身是欲罢不能的。
作品对于读者或观众所制造的心理矛盾，也是欲罢不能。
前些时来自景德镇的雕塑家周国桢，送我一件他的作品陶塑《猫头鹰》。
这作品对我也产生了看了还要看的吸引力。
我不明白，它睁着一双大眼，究竟是对周围世界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发呆，还是正在冷静地观察什么……我也说不清它那种不管人们是否憎恶它的神气，给我一种似乎并不愿盲从什么的联想、想象和幻想，所以我乐于看了又看。
但是，并不是任何小型雕塑都具备这种耐看的力量，我对据说销路很广的《猫壶》，就引不起多大兴趣。
一看它那矫揉造作的设计，就不想和它接近，更不想用它来沏茶。
当然，它的实用价值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让茶水从猫的一只翘起来的脚爪中倾注出来，在感觉上实在有点令人不快。
过分装腔作势的造型，当然是经过一番构思的努力的。
但要是把它和古代民间陶瓷的造型相比较，它远远不及后者那种自然的、质朴的、很巧妙的设计有意思。
看来它的设计思想，已经脱离了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我不能因为它的销路很广而投赞成票。
如今，似乎还存在着一种解释，以为凡是变形和虚构，都是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作品。
倘若不顾人们对生活的感受的逻辑，倘若不顾观者对造型将会引起什么反应，作者和支持者的异想天开，结果可能不过是一种硬滑稽，死噱头。
这是费力而不讨好的作风，何苦来呢？
我不喜欢对自然现象的机械模仿，我赞成艺术创作的名副其实的独创性。
但是，富于独创性而且百看不厌的作品，都只能产生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追求形式的怪诞，挖空心思的捏造。
倘若作者对生活拥有与众不同却是基于生活的独特感受，那么作者并不一心要感动观众，观众也可能深受作品的感动。
相反，作者自以为拥有独创性的构思与造型，结果往往不免成为一种与独创性相对立的，近似电影《满意不满意》里的那位服务员硬挤出来的笑容那样，其实不过是一种旧套陈腔。
凡是别出心裁，富于创造性因而很能动人的作品，就它为什么能够感动人的主观条件来说，只能是作者在实际生活中深有所感，创作动机是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勉强服从谁的指示，硬着头皮干挤出来的。
在不久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美展座谈会上，一位美术家谈到一点非常动人的见闻：
烈士遗体运回祖国，祖国边疆的群众洗擦烈士遗体，一位老大娘阻止大家使用凉水，她说：
“凉水是要引起感冒的呀！”
烈士的遗体不同于有待抢救的伤员的身体，这是常识。
老大娘却把烈士当做有待抢救的伤员，这是违反常识的。
但是，正因为她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对象之前，说出这种强调自己的经验，结果反而违反常识的话，使我觉得这才是非常优美的语言。
把牺牲者当做伤员，这虽是老大娘的一时的错觉，但她的这种错觉本身，却是真正的属于美的文艺创造的核心，真是崇高的子弟兵的母亲的心声，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自然而然的流露。
这么动人的语言，当然不是造型艺术所能直接模仿的。
但它对于包括雕塑在内的创作，却是一种堪称楷模的楷模。
作诗作画作雕塑，要是缺乏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那么，不论作者艺术技巧多么高明，也很难产生使观众感到欲罢不能的作品。
只有当艺术家自己首先受了感动，从而把这种感动用比较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的作品才是真能感动人的东西。
不论是小型雕塑还是纪念碑雕塑，作品是否具备百看不厌的魅力，首先要看作者对素材是不是发掘得深，是不是了解得透。
就拿给张志新烈士纪念碑雕塑的制作来说吧，只有深入研究了这位烈士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所形成的精神面貌的特殊点，把她和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烈士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区别开来，也就是和教条主义创作方法相脱离，譬如说排除抽象地理解崇高和伟大的旧习惯，旧作风，旧方法，才能把张志新这一个伟大的形象塑造得可信、可爱、可亲、可敬。
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有人在说“由衷地感动”的话吗？
问题就在于说话者是否真的由衷，它的表现是否由衷。
这也就是说，艺术创作不容有半点虚假和取巧，只有当作者排除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种无可奈何、勉强应付的态度，而是感从心发，欲罢不能的创作时，作品对艺术欣赏者来说，才有可能成为欲罢不能的审美对象。

看戏随感
黄裳
一
最近有一些优秀的京剧传统剧目又恢复上演了。
这使我联想起《法门寺》这出戏。
《法门寺》塑造了一个明朝的大太监——“九千岁”刘瑾。
此人在戏里有许多生动、深刻、性格鲜明的语言和行动。
例如，他在佛殿上听到有民女喊冤，就立即吩咐“杀了！”
不料偏偏被太后听见，提出异议。
刘瑾这时回过头来，将眼一弹，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这距离他下达“杀人”指示，前后还不到一分钟。
刘瑾永远是正确的，也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他有什么秘诀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有一张比城墙还厚的脸皮和凶蛮霸道而已。
《法门寺》这出戏，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味道的。
有些评论家刚刚大声疾呼：
“民主战士已经不再是什么光荣，而是可耻的称号了”；
一转眼就又更为慷慨激昂地主张起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其间相距不过两三个月，当然比舞台上的一分钟是长得多了。
但其“善忘”却殊不下于刘瑾，也是明明白白的。
当然，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用新的较为正确的见解取代过去的谬误也是值得欢迎的，但象刘瑾那样“顿悟”式的转变和对错误采取不承认主义却不好，也学不得，因为天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会眼睛一弹，提出完全不同的见解来，使人们提心吊胆，连睡也睡不安稳。
二
在讨论《恶虎村》的时候，曾提出这一类戏所宣扬的“江湖义气”问题。
“义气”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旧时代流氓无产阶级崇奉的一种思想意识，有很大的危害性。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讲“义气”，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可是到了南京就被关起来了。
可能就是受了《连环套》中窦尔敦“随你到官认罪”的影响。
这种无原则地讲“义气”的后果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我想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思索。
“江湖义气”的“江湖”，正是“庙堂”的对立物。
古话说“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就说得清楚。
庄子的“不若相忘于江湖”也提供了极好的解说。
那就是旧时代被剥削、压迫、欺凌的人们的世界。
试想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先进的阶级，自然也没有先进的思想，奴隶们只能用朴素的感情和行动自己拥抱在一起。
这样的感情是可贵的，虽然也必不可免要带有很大的缺陷。
它是不可全盘否定的。
全盘否定了它，岂不就是承认了黄天霸的所作所为是“大义灭亲”的“正义行动”了么？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一切卖身投靠、用革命者的鲜血把自己漂到“上头”去的东西们，岂不也成了“时代的英雄”了么？
三
也是在讨论《恶虎村》的时候，听到过这样一种意见：
象这样的戏，演演自然也无妨，但我们不靠它吃饭，少了这几出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云云。
这意见显示了一种颇为“豪迈”的气派，令我佩服。
我的见闻很少，欣赏水平也不高，在我看来，象《恶虎村》这样的戏，在京剧中，在古典戏曲中，是不多见的，也是珍贵的，并非可有可无，象“鸡肋”那样的事物。
我们的祖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做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自豪的，也应该有一些气派、风度，但这与破落大家的末代少爷的思想可不是一回事。
时代已经过去了二千多年，秦砖汉瓦在我国也还不算稀罕，拆了长城造房子的事就使人难忘。
花了大量宝贵外汇进口的设备，在风雨里一睡就是几年，也使人愤慨。
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这个国家不只是“河水涣涣，莲荷盈盈”，而且是地大物博、家底极厚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不稀奇！
这样的“气派”，即使是非凡“豪迈”的，看来也还是检点一下为宜。
否则那可怎么得了！

鬼魂戏都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吗？
曲六乙
王春元同志的《从〈李慧娘〉的重演谈到鬼魂戏》一文（见0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的议论。
有的同志说，《李慧娘》这类戏，宣扬的是封建迷信，上演和肯定这类戏，就是宣扬封建迷信。
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李慧娘》通过李慧娘死后复仇的故事，歌颂了封建社会里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精神。
戏中出现的鬼魂，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并不是作品所宣扬的主题。
在封建社会重重压迫下，人民难以实现他们反抗的愿望，于是就把这种愿望寄托于所谓“阴间”或者“天上”，希望在死后得以实现。
《李慧娘》正是这样的作品。
认真研究一下整个作品的倾向，可以感到作者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的遭遇，是充满了同情的；
对于她的反抗是热情支持的；
对于压迫者贾似道的罪恶行径，是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的。
因此，《李慧娘》这出戏，就其主要倾向来讲，是反封建的，说它宣扬封建迷信，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有的同志说，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和孩子，本来不相信或根本不知道有鬼，看了一些鬼魂戏以后，反而相信“真正有鬼”了。
这是把少数观众的迷信的根源归咎于文艺了。
是的，少数有迷信思想的观众，可能会从鬼魂戏里得到鬼魂存在的假证；
不懂事的儿童一时也可能误信有鬼，但这不能成为否定鬼魂戏的理由。
解放以来，我们的无神论的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大多数人已从封建迷信中摆脱出来。
少数人的封建迷信，并不是由于看了鬼魂戏才有的。
文化大革命中什么鬼魂戏都没有演，有的人仍然搞封建迷信活动。
事实上，广大群众是不会简单地看了一出鬼魂戏就相信有鬼的。
正象人们看了《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不会相信真的有玉皇大帝、猴子精和白骨精；
看了童话剧《马兰花》，不会相信小鸟真的会死而复活。
至于青少年可能会受到某些消极影响，那需要我们加强教育，加强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取缔象《李慧娘》这类的剧目。
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那个“理论权威”，用“宣扬封建主义”、“影射现实”一类棍子，把《李慧娘》打成反党毒草。
今天，我们为《李慧娘》平反，肯定《李慧娘》等具有积极的反封建意义的鬼魂戏，是恢复这些戏的本来面貌。
这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是贯彻“双百”方针，落实党的文艺政策的表现。
我们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评价鬼魂戏，要给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笼统否定，一概排斥，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当然，在鬼魂戏中并不都是好戏。
鬼魂戏大致有两类：
一类如《李慧娘》、《焚香记》、《司马茅告状》等，它们主要是描写古代被侮辱、被损害、被毁灭的弱者特别是妇女，在封建统治者、负心汉的迫害、欺凌下的悲惨遭遇。
作者在处理这类悲剧时，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和理想的解决办法，便采取虚幻的手段，让主人公变成鬼魂去复仇、告状，以便满足观众严惩凶手的心愿。
尽管这类戏不是改编于原始神话传说，但它们运用了类似神话的虚幻手法，赋予主人公以超现实的威力，赞美他们同邪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和意志。
因之，它们应属于神话剧或拟神话剧的范畴。
另一类鬼魂戏，如《目莲救母》、《活捉三郎》、《黄氏女游阴》、《游地府》、《普天乐》等，则纯属宗教迷信剧的范畴。
它们不仅渲染迷信，宣扬鬼神阴间体系的存在，散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宿命论，甚至用展览地狱的恶劣手段来愚弄、欺骗、恫吓人民群众，使之慑服于幽冥世界的威力，听从命运的安排。
这类鬼魂戏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烟，是毒害人民的，是应该坚决取缔的。
一般说来，传统剧目比之反映当代生活的剧目，它的思想教育作用是间接性的。
但它能帮助观众认识历史，认识古代的社会面貌，了解古代人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和斗争经验，从而丰富观众的历史知识，生活阅历，并且给观众以丰富多采的艺术享受。
当然，剧团在演出这类戏时宜谨慎从事，努力消除丑陋形象，清除恐怖气氛，尽力避免某些消极因素，再辅以正确的宣传工作。
这样，人们也就见多不怪了。

为真理而斗争的女战士董秀芝
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以后，不少同志和朋友向我们询问：
“你们去年采访的女技术员董秀芝，是一个仍然活着的强者，她出狱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了？”
董秀芝曾拟判死刑、立即执行；
以后正式判处无期徒刑，坐牢八年。
放出来已经半年多了，她是不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今年08月12日，我们带着许多同志对董秀芝的问候，前往承德。
在路上，我们回忆了她同林彪、江青作斗争的英勇事迹，又在承德见到了她，了解到她出狱后的不幸遭遇。
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
董秀芝是河北省围场县人，出身于富农家庭，从少年时代就感受到党的温暖。
党的地下工作者曾多次在她家住过。
她的一个亲戚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曾跟随这个亲戚在外地生活过几年。
这使她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
上小学五年级时，她加入了团组织，担任了围场县城子小学的学生会主席。
中学时期，当过团支部宣传委员。
她求知欲望强烈，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学习笔记。
在她的日记中记录着赵一曼、江姐、向秀丽、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事迹，还有赞美这些英雄人物的诗句。
她写道：
这些英雄“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我要多做，一旦需要付出生命时，我要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1963年10月，她从唐山矿冶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承德矿山机械厂当技术员。
她很快就和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经常请年长的师傅给介绍操作车床的经验，请党员同志在政治上帮助自己进步。
她把各种不同型号的机床特点、有关数据以及关键部件的图形记在日记本上，力图很快熟悉各种机床的性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到生产中去。
还没等她全面了解机床性能，有人就借口“知识分子要改造”，把她调出了技术科，让她整天去干笨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天调到这个车间，明天又调到那个车间，简直成了一个机动劳力。
为此，董秀芝找到厂领导提意见：
为什么大学毕业不能做技术工作？
难道只有推铁末、刷油漆才是与工农相结合？
为了寻求所遇到的问题的答案，她常常伏案苦读，边读边写。
十几本字迹工整的笔记和日记，是她刻苦学习的记录。
在动乱中识辨大是大非
文化大革命开始，狂风暴雨袭来了。
董秀芝也被卷入湍急的漩涡。
她面对当时的动乱情况，对一些问题，反复思索起来：
一个人的大脑瘫痪了，就会失去指挥四肢的能力，国家各级领导怎能都被“夺权”？
为什么有人打起反动血统论这面旗，唆使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实行专政？……
她用实践这把尺子，度量着发生的许多事情，思索着究竟哪条路线给人民带来灾难？
哪条路线给人民带来幸福？
这时，承德和各地一样，许多老干部被诬蔑为“走资派”，反复受到批斗。
承德在批判地、市的负责人，而且株连一大批人。
董秀芝对这种怪现象，怎么也理解不了。
有一次，她去参加批判承德市委一个负责人的大会，听到一些人强加给这个负责同志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她说：
“说人家是‘走资派’，是谁给定的？
我没看见他签字，我有怀疑”，“他做了哪些事，应该一件一件具体分析，分清是非。……”事后，她给市大批判组写了一封长信，无情地揭露了林彪、江青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反革命伎俩，指责他们“以专政为名，封革命者之口”。
过了几天，她又以真名实姓，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时承德批判的“小片开荒、毛驴下放”，“对战胜三年困难、解决人民吃饭问题都起过作用。
如果反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除非是赫鲁晓夫之流的人，别人是不会的。”
她哪里会想到，这两封信竟使她成为“现行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70年07月23日深夜，她正在熟睡，四、五个人突然闯进她的宿舍说：
“经市里批准，对你进行清查！”
说着，就去搜查她的日记本和信件，又去拿那些散落在桌上的文章手稿。
这时，她十分镇定地说：
“你们不用拿那些底稿，这儿有抄好的。”
董秀芝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严格地考虑了自己的一系列言行，觉得自己没有错。
她联系那几年的实践，写出了一篇声讨林彪、江青一伙的战斗檄文，批判他们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愤怒地抨击了他们随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
这些文章和信件，象锋利的匕首，直戳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
1970年08月12日的早晨，董秀芝走到金工车间清队办公室，交了一封信。
她说：
“请你们把我这封信，寄到中央文革去。”
办事员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我认为，林彪、江青是反革命分子，中国不能让他们俩做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主角。
“以上意见，我是为了保护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是根据毛主席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的教导提出的。
反了个林副统帅和江青怎么不害怕？
虽然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条，也害怕碰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总之，我提意见，目的明确，什么都不怕了。
我认为这样提意见，是无产阶级专政所允许的。
“让我们都来‘关心国家大事’，这些话在我心里起作用，而如果用任何一种方式封闭提意见人的嘴，那就不只是怕批评，而是赫鲁晓夫式的人搞了背离社会主义的鬼。
“我不管林彪、江青怕与不怕，我写了材料揭发了。……”
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使她的问题升了级。
她虽经受多次批斗，仍坚定地声称：
林彪、江青是反革命分子。
后来，她又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长达二万多字的建议书。
开头写道：
“首先表表我的态度。
这份材料是我真实思想的暴露，我应该、必须、而且确实这样做了，我准备接受一切惩罚。
该杀就杀吧，对我抱着回头是岸而进行挽救的人，在我这样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的身上，肯定是会失望的。
诚然，我决不会为着实现任何个人的想法而去兴师动众。
我也没有什么私人目的。
象演戏一样根据气候而写检查，我是写不出来的。
我的想法改变不了啦。”
她还一针见血地写道：
“这个时候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家倒了不少，而林彪、江青是占了中枢位置的主要活动家，那么这时的特殊戏剧不是他们搞的，是谁搞的呢？”
她因此建议党中央审查林彪、江青等人的历史，纯洁无产阶级司令部。
“因为我反对林彪、江青”
在那说真话受刑、说假话高升的年月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越搞越激烈，董秀芝的言行自然更被视为大逆不道。
她被拘留了。
在拘留所里，她为了捍卫真理，坚持进行斗争。
一天，一个看守对她说：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认准了这条道？
赶快低头认罪吧！”
她严肃地回答道：
“我没有罪！”
“照林彪他们这样搞下去，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一次预审开始了：
“董秀芝，你为什么被拘留？”
“因为我反对林彪、江青。”
“林彪、江青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为什么对他们那样深恶痛绝？”
“……我认为林彪、江青代表资产阶级。
林彪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高举他自己，……。”
“住口！……”
“看一个人得看他的行动，从林彪的实际行动看，他是在耍阴谋。
至于林彪和江青有没有联系，我以前不知道。
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都是在搞资产阶级专政。”
“你反对林彪就是反革命。”
“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林彪怕批评就不是共产党人。”
“你还有什么毒要放吗？”
“我要认为是毒就不放了。
林彪、江青事先抢占文化战线，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阴谋活动做准备，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们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行一种艺术形式，大砍其他小说、戏剧，如《红日》、《红旗谱》等。
这样有损于艺术的发展。”
“你是打着维护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放毒的。
你反对林彪、江青，也不是你的真实思想，实际上你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隐瞒了你的真正反革命观点。”
“不。
别人对我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所想所为。
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林彪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你是反动透顶的！
你这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会自取灭亡！
你的这些认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考虑得比较多。”
“你的认识受什么影响？”
“认识由实践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我有了这些认识。”
以上答问是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承德地、市人民法院有关董秀芝的档案资料中查到的。
是非曲直，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董秀芝敢于公开坚持这样的政治观点，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可是，承德市当时负责此事的机关向上级呈报的处理意见竟是：
判董秀芝死刑，立即执行。
“什么认罪守法？
我没有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承德市公法军管会的一些干部，曾提出过复查董秀芝案子的建议。
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却说：
“林彪是完了，可董秀芝还反江青呢。”
因此，仍要判董秀芝死刑，立即执行。
后来，经河北省革委会批复，董秀芝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年10月24日上午，从承德市公法军管会，开出一列以警报车开路的全副武装警备车。
在头一辆车上，押着穿一身青衣服的董秀芝，她的嘴已被粗绳子紧紧勒住，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
“现行反革命犯董秀芝”。
这列警备车押着她游街示众后，进行了公开宣判。
董秀芝被解往石家庄。
她临行前，把母亲为她缝制的厚棉褥包裹起来，默默地向亲人告别：
妈妈，我相信真理必胜，吃人的魔鬼终将被人民的革命烈火焚成灰烬。
只是，女儿再也不能对妈妈尽心了。
董秀芝想到这里，将自己的手表和一个存款折托人带给妈妈，表一表即将入狱的女儿的心意。
从此，她被关到河北省第二监狱，受尽折磨。
她的嘴整天紧闭着。
一次，同号一个犯人值星员用教训的口吻对她说：
“对于你，主要是认罪守法。”
她听到这句话，张开了紧闭的嘴，义正辞严地说：
“什么认罪守法？
我没有罪，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林彪、江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他们才有罪。
我相信，我的问题将来总会清楚的。”
她不认罪、不循监规，其结果是受到更多的批斗、呵斥、谩骂，有时被关“小号”。
她成了监狱里一般犯人之下的犯人。
她在狱中，经受着一切折磨和迫害，都能够承受，只是那一个个疑团，使她怎么也想不通。
她无法解除胸中的愤恨，有时大声呼喊，甚至经常在睡梦中高喊起来。
她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患了抑郁型精神病。
对人民有益的人，人民是不会遗忘的。
群众日日盼，月月盼，盼望着董秀芝这一大冤案能够早日得到平反。
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大得民心。
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1978年11月07日，董秀芝终于被释放，承德市在矿山机械厂为她召开了平反会。
发 人 深 思……
可是，承德给她平反时，还给她留有“有错误观点”的尾巴，开完平反会后就让她回围场县老家。
此后的六个多月，有关单位几乎没有过问过她的问题。
她在狱中患的病，没有得到治疗，日趋严重，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亲戚几次写信给矿山机械厂负责人，要求把她接出来治病；
厂的一些干部也几次建议领导上派人去围场看望她。
以后又经承德地区妇联的几次交涉，才把她接回矿山机械厂。
但是，医护问题没有妥善安排，致使她两次从临时住的二楼窗口跳出，造成严重的腰椎骨折、脊髓休克，险些死亡或终生截瘫。
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活动十分困难，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董秀芝出狱后，理应给她彻底平反，关心她的健康，号召人们向她学习，可是，有的负责人却说：
“现在看来，她反林彪、江青是反对了，可她还有错误观点呀。”
“应该怎样对待她，上级还没布置，上级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办。”
甚至有人还坚持认为过去批斗董秀芝是对的，等等。
直到最近，《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的记者先后向地委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后，才引起重视。
董秀芝出狱后的遭遇，发人深思。
打倒“四人帮”近三年了，仍然有种种无形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一些人，特别是某些负责人。
他们一事当前，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总是想方设法“留尾巴”，以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或能拖就拖，总想不了了之，以致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损害着人民的利益。
这些同志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学一学张志新等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从中受到一些教育吗？！
鲁士济张梦亭王宜亮赵忠根

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团长举行告别宴会
拉普安特议长和乌兰夫副委员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团长、参议院议长勒诺·拉普安特女士和众议院议长詹姆斯·杰罗姆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姬鹏飞，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全体团员、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出席宴会作陪。
拉普安特议长和乌兰夫副委员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加合作和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加拿大议会代表团今天同我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外贸部长李强分别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两天来，加拿大贵宾还在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

勇于坚持真理
董秀芝同志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坚持斗争的事迹，扣人心弦，体现了我国人民不畏强暴，勇于为真理献身的优秀品德。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一再提出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昭雪冤、假、错案。
大多数地区用很大的精力进行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董秀芝的冤案竟拖了两年之久，才从牢狱里释放出来，但仍然留了“尾巴”，没有彻底平反；
董秀芝因长期受迫害，患了精神抑郁症，人们是知道的，但没有给予应有的治疗，致使这位英勇战士的身心健康再次受到很大损害。
读者看了会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仍然没有肃清的某些地区和部门，那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干部政策，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还有不少的阻力，有的甚至继续捂盖子，压群众，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群众的眼睛，首先看着这些地区、部门的领导，说，在革命之位，就要谋革命之政，不能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这话说得对。
我们许多同志，过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过贡献；
有的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
现在人民群众信任他们，殷切期待他们继续为人民办好事，抓紧做好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团结起来一心奔四化，形势大好。
我们庆幸董秀芝同志幸免于死，八年沉冤今日大白。
我们盼望着董秀芝同志所在地区的党委，排除落实政策的阻力，使那些还没有彻底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能够早日解决，并表扬和学习董秀芝这样的榜样，激励人们勇于坚持真理，为维护和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夺取光明灿烂的未来，勇往直前，奋斗不懈。

邓颖超同志亲切会见台湾省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今天上午洋溢着热烈气氛和同胞情谊。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这里会见了参加第4届全运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十时许，邓颖超同志来了。
她亲切地招呼台湾同胞坐下，笑着说：
“今天能够跟大家见面，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是骨肉同胞。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预祝你们在这届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大家都亲切地问候邓颖超同志，称她“邓大姐”。
邓颖超同志询问了大家训练和生活的情况。
代表团的摩托车运动员莫克在训练中负伤，还住在医院里。
邓颖超同志要代表团的同志替她向莫克表示慰问。
邓颖超同志向大家介绍说：
“这个厅叫台湾厅。
你们来到这里，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代表团团长陈木森说：
“今天我们能够同邓大姐交谈，太高兴了。
看到您身体很好，大家都希望您有一天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呢。”
人们欢快地笑起来。
代表团顾问、原台湾省体协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林朝权激动地对邓大姐说：
“我今年七十四岁了。
在今天这样的时刻，我特别想念在台湾的亲人和体育界的老同事、老朋友，我日夜都在想着和他们团聚。
我和教练员、运动员们都有一个心思，要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多出力。”
曾参加过第3届全运会的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棒球运动员廖文男也说：
“我同样十分想念在台湾的同胞手足。
我们应该加紧统一祖国的步伐啊！”
邓颖超同志说：
“对，加紧步伐，我跟你们在一块，跟你们在一块！”
台湾厅的会见，使人们回忆起周恩来同志。
人们谈到周恩来同志病重时也还在为台湾归回祖国操心；
谈到周恩来同志对台湾人民的挂念……。
陪同邓颖超同志会见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说：
“周总理亲自参加布置台湾厅，多次组织台湾同胞来参观，征求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的骨灰在撒向祖国的土地和江河之前，曾经安放在台湾厅里。”
邓颖超同志接着说：
“周恩来同志生前没有见到台湾归回祖国，所以在他去世后，为了表示不忘记台湾人民，我们把他的骨灰放在台湾厅。
是我亲自捧着他的骨灰盒，把它放在这里的。”
这时，台湾厅里宁静下来，教练员、运动员们默默无语，陷入沉思中。
一位运动员激动地说：
“敬爱的周总理虽然没有看到祖国统一，他的骨灰虽然没有能撒在台湾省的土地上和江河里，但是周总理的容颜和精神已经深深印入台湾人民的心中。
我们一定加倍努力，为实现他的遗愿而奋斗！”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参加第4届全运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世界宗教和平大会第3届会议闭幕
通过宣言反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
新华社纽约09月08日电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世界宗教和平大会第3届会议07日下午闭幕。
会议通过的《普林斯顿宣言》呼吁要为加强和平和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宣言说：
“虽然有了第1阶段和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是核武库仍在继续扩大，这就令人迫切地感到需要进行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来消除战争和一切大规模破坏性武器”。
宣言指出，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是宗教组织的义务。
决不允许核大国以使用核武器对非核国家进行威胁。
宣言说，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有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为了消除贫困、满足人类一切基本需要而分配世界经济利益的政治愿望和社会愿望，并且建立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的贸易关系”。
以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世界宗教大会领导人和许多友好国家代表的欢迎。

丹麦散记
中国新闻代表团
08月30日下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接见了在丹麦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
这是女王在即将到中国访问前同我们进行的一次不拘形式的谈话。
接见在哥本哈根市以北四十多公里的和平宫举行。
这里林木茂盛，湖泊清幽，是十六世纪以来丹麦王室夏季狩猎游憩的地方。
后来，丹麦国王菲德烈四世为纪念1920年结束与瑞典的长期战争，在古鹿苑中建造和平宫，几经扩建，成了历代王室的夏宫。
在接见大厅里，女王和亨里克亲王以及两位年幼的王子向我们表示欢迎。
女王亲切地告诉我们，她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期待着到中国去访问。
她说，这对她和亲王来说是今年的一件大事。
会见时话题广泛，气氛轻快。
女王爱好考古，也擅长绘画，曾在意大利、苏丹等国亲自参加过考古发掘工作。
她谈到近几年来中国在考古上的新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谈到东西方文化传统和风格的差异。
这时亨里克亲王用中文说了“我会讲几句北京话”，接着说，中国西安地区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已有好多陶俑出土，真是了不起。
这次亲切的会见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应丹麦外交部邀请前往丹麦访问的，近几年来，中丹新闻界之间进行过多次互访的活动。
丹麦外交大臣海宁·克里斯托弗森在同我们会见时谈到，他将陪同女王访华，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丹中双方的友好关系需要通过最高级接触的形式来加以体现，这对于扩大两国合作以至扩大欧洲与中国的合作都是极为重要的。
丹麦是北欧国家中唯一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国家，外交大臣在接见我们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这方面的欣欣向荣的图景。
在参加共同市场的近几年里，丹麦农畜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仅食品一项的出口就增加了数十亿克朗的收入。
丹麦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四根支柱”是：
同北欧国家合作，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共同市场以及通过联合国发挥作用。
虽然在丹麦国内，对于参加共同市场仍有分歧，但是外交大臣认为，更重要的是，丹麦参加共同市场有助于促进和增加西欧在政治上的合作。
他说，“欧洲只有合作，才能取得发展。”
丹麦是个农业高产的国家。
代表团到达丹麦后，农业大臣柯富特盛情约请我们去他的家乡波恩荷尔姆岛作客。
他请我们品尝具有岛上风味的青鱼，又向我们介绍丹麦农业的情况，直到深夜。
临别时，他还建议我们去参观一个中等农家，更具体地了解情况。
我们参观的这户农家的主人安高·汉森，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农民，在九年制学校毕业后，帮助父亲干过四年农活，随后又在另一个农场实习，养了一年猪。
这样他才被认为是个合格的农民，能向政府取得优惠信贷。
他现在经营的农场就是从他父亲手中买得的，拥有四十二公顷土地，除了住房、草坪、花园、菜地、猪舍以及森林占地外，实有耕地面积三十六公顷，有三台拖拉机以及配套的机械化养猪设备。
汉森本人从事养猪的主要劳动。
另有两个劳力，一个是他父亲，负责耕种，另一个是九年制学校毕业后来农场实习的青年。
这样三个劳力耕种三十六公顷土地，饲养五百多头猪。
一头重八、九十公斤的肉猪六个月即可出栏，每年可出售六百多头肉猪和二、三百头长到六周的幼猪。
汉森的农场有一定的代表性。
丹麦全国有十二万七千户农场，占有一百公顷以上土地的仅有两千户，多数为十几公顷或三、四十公顷的中小农场。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粮食倾销给丹麦的谷物生产带来很大的冲击，丹麦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以谷物生产为主到农牧结合以畜牧业为主的转变，从主要出口谷物改为主要出口畜产品。
从五十年代起，丹麦农业又逐步实现了全面机械化，生产效率有了新的提高。
据统计，1977年丹麦全国生产粮食七百二十多万吨，牛奶五百一十多万吨，猪、牛、禽肉一百一十多万吨。
丹麦的猪肉出口量占世界的第1位，奶酪名列第3，奶油为第4位。
丹麦的工业也有自己的特色。
丹麦国家小，缺乏能源与原料，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充分发挥高度专业化的优点。
丹麦工业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
1956年以后的十几年中，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工业产品出口量在十四年中增加了近五倍，在出口总量中工业占的份额由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增加到六十四点六，超过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企业界的人士告诉我们，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丹麦不搞大路货，而是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搞一些高档的、尖端的、冷门的、有竞争力的工业。
丹麦制造的电子计算机体积小、容量大、多功能、速度高，电子元件和各种仪器、仪表远销世界各国。
丹麦生产的助听器体积小、质量高，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三十。
冶金工业的自动铸模机，造船工业节油高效的柴油主机，也都占据了国际市场的相当部分。
日本的彩色电视机打入了许多国家的市场，但丹麦的一种高级彩色电视机，由于造型美观，既是电视，又是高级陈设品，也销到日本。
意大利的制鞋工业发达，丹麦却特制一种航海用的运动鞋专销意大利，很受欢迎。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和听到的丹麦企业大部分都是几十个职工到五百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
有材料说，丹麦全国共有六千三百八十多家制造公司，一百人以下的公司就有五千六百多家，约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三。
企业小，经营灵活，便于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
凡是来到丹麦的人，都想去看一下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
在一八○五年安徒生诞生时，欧登塞只是一座约五千人的小城镇，现在，它已发展成有十七万人口的丹麦第3大城市了。
但是在安徒生诞生和度过童年的住所和老城区，依然保持当年的式样。
一座红瓦尖顶、白色粉墙的平房，屋前那条鹅卵石铺砌的狭窄的街道，临街的饭店酒肆，一幢幢古老式样的建筑物，使人感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丹麦城镇的气息，回到安徒生生活的年代。
我们到达这里参观的时候，安徒生博物馆馆长奥克森瓦兹先生正忙于丹麦女王访华期间在北京、上海、郑州、重庆等地举办安徒生展览的筹备工作。
听到中国朋友来了，他高兴地亲自带领我们参观。
博物馆通过展出的各种实物、信件、安徒生作品的手稿、画稿以及丹麦一些名画家创作的有关安徒生生活的油画，介绍了安徒生曲折而光辉的一生。
博物馆收集展出了六十八个国家出版的九十六种文字的安徒生著作的各种版本，收藏的中国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及著作，就有二十七种，其中最早的是1926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
我们这次专门为博物馆带来了一本有着安徒生作品中文译者叶君健同志亲笔签名的最新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还有中国儿童剧院上演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雪女王》的一些剧照。
馆长为博物馆又增加了新的收藏品而连声道谢，并愉快地告诉我们说：
这次在中国举办的安徒生展览，将是丹麦在国外举办过的同类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还要把安徒生生前旅行时使用过的实物带到中国展出，作为丹中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象征。
（附图片）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塑像。
新华社记者 黄思贤摄

大塚有章逝世
新华社东京09月09日电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名誉院长大塚有章因患肺癌于08日晚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大塚有章先生生前曾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大阪府本部理事长、会长和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顾问，并于1967年在大阪创办毛泽东思想学院，亲自担任院长和名誉院长。
大塚有章先生长期从事日中友好运动，为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做出了贡献。

康世恩会见墨西哥总统私人顾问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上午会见了墨西哥总统私人顾问拉斐尔·伊斯基耶多一行，双方就当前国际能源问题和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石油部副部长秦文彩，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埃尼亚斯等参加了会见。
伊斯基耶多一行是在09月06日抵达北京的。
秦文彩副部长同伊斯基耶多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墨西哥客人。

徐向前欢宴喀麦隆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喀麦隆武装部队部国务部长萨杜·达乌杜率领的喀麦隆军事代表团。
宴会前，徐向前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徐向前副总理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这次国务部长先生率代表团来访，是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深厚友谊进一步发展的生动体现。
徐向前副总理说，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建设自己的国家。
但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断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达乌杜部长在致答词时说，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款待生动地体现了由相似的经历和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说，喀麦隆和中国同属于第3世界，都奉行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政策。
为此，他们都致力于寻求和维护各自国内的和平以及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他指出，没有这一和平，就不可能有任何经济或社会的发展。
达乌杜部长说，我们对喀中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里的双边合作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经过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能得到坚决维护，以利于我们两国人民最高利益。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基索布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北京部队的负责人。

方毅会见美国朋友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以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副会长巴巴拉·卡利顿女士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作家访华代表团。
代表团由美国主要报纸、杂志的著名科学记者和编辑所组成。
该团的来访是中国与美国科促会开展科普交流的第1项活动。
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顺桐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是09月06日抵达北京的。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代表团。
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这次来访的代表团由明尼苏达大学董事会主席莫温德女士率领。
代表团成员包括这所大学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和研究生院的院长和教授。
他们的来访，有助于促进中美两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农机部副部长刘昂，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吴存亚教授等，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应吉林工业大学邀请前来我国访问，并同吉林工业大学商谈签订了校际联系协议，于09月03日到达我国的。

王尚荣访问卢森堡
据新华社卢森堡09月10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结束了对卢森堡的四天友好访问后今天离开这里前往荷兰访问。
卢森堡军队司令贝茨和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前往机场送行。
王尚荣副总参谋长是应克里埃普大臣的邀请于09月06日到达卢森堡访问的。

第6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坚持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思想
多数国家坚持斗争打掉古巴塞进的大部分结盟私货
新华社哈瓦那09月09日电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今天上午在这里的会议宫宣布闭幕。
在闭幕会议前，不结盟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举行了持续十五个小时的通宵达旦的秘密全体会议。
这次首脑会议原订于09月03日至07日举行，但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见尖锐对立，闭幕会议两度延期。
一般性辩论直至昨天上午才告结束。
这次首脑会议自始至终在三个问题上充满尖锐复杂的斗争：
一、不结盟运动应该坚持还是背离其基本概念和原则？
二、不结盟国家应该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的团结合作还是制造分裂和冲突？
三、不结盟运动应该坚持民主协商的精神还是采取少数国家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多数国家的专横作法？
这些斗争不仅表现在最后宣言的起草和诞生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代表们的发言和对新闻界的声明中。
代表们在柬埔寨代表权、中东问题、有关首脑会议的程序和其它组织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这些斗争。
据宣布，会议通过了最后宣言。
宣言分为政治和经济两部分。
据透露，在首脑会议过程中，许多代表逐条讨论了东道国古巴起草的宣言草案，提出了他们的修改意见。
古巴把它的许多结盟的思想塞进了它起草的第1个和第2个草案里，但是大多数成员国马上看穿了表达这些思想的微妙说法，他们通过坚持斗争，打掉了古巴塞进的大部分私货。
因而，目前的最后宣言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思想：
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控制、干涉和霸权，以及大国集团政策。
但正如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闭幕会上指出的：
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作出多少决议和这些决议是怎么阐述的。
今天凌晨，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还在举行的时候，会议发言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次首脑会议决定“强烈谴责”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
据悉，在过去几天举行的外长会议和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埃及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反对任何指责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的提议。
南通社在评论时说：
“虽然对埃及政府的谴责确实是极其严厉的，但是这项决定仍然是一种妥协。
因为埃及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资格并没有被停止，尽管阿拉伯国家提出了要求。”
古巴与越南互相勾结，并利用它作为本次首脑会议主席的地位竭力使民主柬埔寨代表不能出席会议。
东道国古巴的这种卑鄙阴谋在整个首脑会议期间一直是会议大厅内外议论的一个严重问题，引起许多尖锐的评论，无疑在会议以后人们还会继续进行评论。
由于许多国家主持正义、坚决斗争，古巴企图把河内扶持的金边政权拉进不结盟运动，从而为越南侵略柬埔寨披上合法外衣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金边伪政权的代表未能与会。
据宣布，关于上述争论激烈的暂时停止埃及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问题和柬埔寨席位问题，会议决定分别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研究，向1981年将在新德里召开的外长会议提出报告。
古巴和越南为了使不结盟运动背离它正确的总方针，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此间观察家指出，这是本次首脑会议一个明显的特点。
然而，他们说，古巴和越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在会上没有得到什么支持。
而这一对孪生兄弟竭力为之洗刷的那个霸权主义大国倒实际上成了会上的众矢之的。
首脑会议一致决定扩大协调局（不结盟运动为了在首脑会议闭幕期间协调不结盟国家的活动而成立的机构）。
把协调局成员国从二十五个增加到三十六个的决定是不结盟国家关系中加强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接近协调局成员国人士透露，这也是长期协商和斗争的结果。
但是东道国古巴在哈瓦那不结盟首脑会议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使人们对今后三年中这个新的协调局是否能起适当作用和行使权力表示担心。
闭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赞扬铁托总统的专门决议。
铁托总统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以他们所代表的地区的名义发了言。
卡斯特罗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致闭幕词。

胡绩伟宴请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第1副总编辑郑河千为团长的《劳动新闻》代表团。
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和夫人等应邀出席宴会。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胡绩伟总编辑和郑河千团长先后祝酒。
代表团是应《人民日报》邀请，于昨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苏联代理人在不结盟首脑会议上的拙劣表演
新华社记者彭迪
苏联代理人在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会场内外，挑起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给会议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但经过多数成员国的斗争抵制，他们的企图未能都如愿以偿。
会议已经宣布闭幕。
但是这场关系到不结盟运动存亡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会议东道主卡斯特罗是这场斗争的挑动者。
他的会议开幕词就是对不结盟运动的挑战书。
南斯拉夫《政治报》说，他的这篇讲话充满了刺耳之声。
他只字不提运动的独立和非集团性，反而大讲要同苏联亲善；
他放下霸权主义不反，而是大反那些不同意苏联立场的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对中国，造谣诬蔑，恶语连篇。
听其言，观其行，原来此人完全为苏联霸权和集团效劳，哪有半点不结盟的味道。
另一个同苏联结盟，同样派出大军侵占别国领土的越南，也一跃成为不结盟会议的骨干。
这个全世界闻名的武装侵略者和难民出口国的总理范文同在会场内外，招摇撞骗，造谣撒谎，硬说侵略柬埔寨是越南的合法权利，残害和出口难民也成了别人的罪过，真亏他说得出口。
东西古巴，结成死党，一唱一和，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宣布不结盟原则已经过时，大奏结盟之歌。
对这种维护霸权利益，篡改不结盟运动方向的企图，许多国家事前已料到一些，本来就不放心。
果然不出所料，一朝权在手，卡斯特罗就面孔一拉声色俱厉，指手划脚，连训带骂，把一大片国家斥之为机会主义，真是咄咄逼人。
会议头两天，许多代表采取观望态度，在发言里表示希望求同存异，谋求团结。
但是两三天过去了，情况看来并不那么顺利，在会议厅休息室里，大家围绕不结盟运动往何处去这个关键问题议论纷纷。
维护还是阉割不结盟运动原则的斗争从而全面展开。
这一斗争首先是在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爆发的。
古巴起草的宣言草案充斥着结盟的隐语和对越南侵略者的吹捧，遭到了广泛的抨击和断然的反对。
古巴修改的第2个草案依然保留了不少它一直贩卖的货色。
南斯拉夫、印度、埃及等许多国家提出了大量的修正意见和建议。
在政治和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无数次会议上，逐条逐段地研究和修改了古巴的草案。
古巴不得不作某些让步，以避免孤立和赤裸裸地暴露它作为苏联军事集团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的面目。
因此，在会议今天透露的最后宣言的摘要里大部分古巴炮制的货色已被打掉，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重新得到肯定。
围绕柬埔寨代表权问题的斗争甚至更为激烈。
这是一场支持还是反对侵略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是一个首要的原则问题。
它集中暴露了越南和古巴这一对苏联代理人是如何拚命互相勾结，为金边傀儡在不结盟运动中占据席位，为苏联以及它们自己的霸权利益效劳的。
古巴利用东道国的地位，违反科伦坡协议，禁止民主柬埔寨代表参加会议。
相反，他们却邀请金边傀儡前往哈瓦那，并以贵宾相待，为他们举办记者招待会，以便为他们挤进会议作舆论准备。
由于许多国家的坚决抵制，柬伪政权也进不了会场。
古巴又耍花招，提出了一个让席位空缺的方案。
许多国家不同意，古巴就蛮横霸道，强加于人，把这个方案硬说成是外长会议的一致意见。
这就引起了二、三十个外长联名签字的抗议。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古巴硬把这个方案提到主席团去审议，七搞八搞，又搞出来一个让席位暂时空缺，留待下一次外长会议解决的方案，而且又说是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究竟有多少国家被征求了意见，真是天晓得。
记者接触的不少代表说，“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不同意”。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古巴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光彩的做法，引起许多代表的强烈不满。
安排会议发言，谁先谁后，谁早谁晚，国际会议本有惯例可循，一般事前都有大体安排，每天都要提前公布，至少要通知发言的代表本人。
唯独这次会议，连这也成为绝密事项，以便古巴操纵。
记者问了许多代表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在哪天哪时发言。
他们为此感到恼火，有的只好随时待命，从上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晚上还没轮到，那就明天再等，有的代表交出自己的讲稿，干脆不讲了。
这似乎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大有文章。
事后证明，排在前面的发言，大都是古巴所欣赏的，排在后面的、半夜的、凌晨的发言，大多是古巴所讨厌的。
深更半夜，听会的人寥寥无几，可以限制这些发言的影响。
当然也有例外，要看古巴、越南的需要。
09月05日的大会发言开到凌晨四点，忽然范文同第2次上台讲话，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大骂了一通。
主席接着宣布散会。
第2天会议就要闭幕，马来西亚、新加坡想发言答辩，已经不可能了。
会议期间古巴当局安排许多代表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这是古巴在会议以外开辟的另一个战场。
有的代表是古巴所挑选安排的，借以宣传苏联、古巴和越南的立场，其中为越南代表就举行了三次之多，每次都是血口喷人，大骂中国一通，古巴为他们布置了提问的、捧场的、喝彩的，以诽谤别人取乐。
也有少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代表是古巴所不喜欢的，例如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
那么，古巴就组织一批记者围攻、刁难，真是欺人太甚。
这种种做法，古巴当局自以为得计，实际上效果相反。
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在他的发言中特别称赞了中国，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缅甸代表毅然决然宣布要同结盟政策划清界线，更不是偶然。
古巴、越南这一对苏联的战争代理人，在非洲、亚洲已经搞得臭名昭著，现在他们作为苏联的政治代理人在不结盟运动中捣乱，同样搞得不得人心。
这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尽管在古巴这个特殊恶劣条件的限制下，经过南斯拉夫和其他许多代表们的斗争和工作，基本上维护了不结盟、非集团、独立的原则，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立场。
会议也挫败了越南侵略者制造的傀儡取得柬埔寨席位的企图，从而捍卫了反侵略、反干涉的原则。
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也许是苏联代理人自己扒下了不结盟的假面具，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更能清楚地得出自己的结论，究竟谁是不结盟运动的朋友，谁是不结盟运动的内奸。
这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结盟运动的今后发展，大有好处。
（新华社哈瓦那09月09日电）

铁托总统强调保持不结盟运动固有原则
新华社哈瓦那09月09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09日在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说，必须把本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付诸于行动。
铁托总统是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宣读本次会议向他致敬的决议后致答谢词时讲这番话的。
他说：
“我认为，本次首脑会议通过的所有决议都必须得到贯彻，言词必须变成行动。
光是在口头上通过决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些决议付诸实现”。
他指出，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进一步发展不结盟运动和加强不结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说：
“全世界的眼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注视着这次首脑会议，并希望我们保持团结和不结盟运动的固有原则”。
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推测，说什么不结盟运动处于解体的边缘，并将发生分裂。
他说，他认为“这种事件不会发生，也不应该发生。
我们必须为此目的而努力”。
他对本次首脑会议成功地保持团结表示高兴。
铁托总统已于今天离开哈瓦那回国。
他在离开古巴时给卡斯特罗的电报中说，现在必须以民主精神始终不渝地贯彻不结盟运动的固有原则和不结盟政策的目标。

两艘苏联间谍船在美国近海活动
新华社北京09月09日电圣迭戈消息：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言人07日说，两艘苏联间谍船最近一直在距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海岸三十五英里的海域活动。
此处距美国巡航导弹的试验场所圣克利门蒂岛只有几英里。
发言人说，其中一艘间谍船从上个月开始就在这一带海域游弋，另一艘是上周加入的。
美国海军对间谍船进行了跟踪、监视。
发言人指出，在最近的记录中，这是苏联间谍船距美国西海岸最近的一次。

从苏联人挨冻谈起
黄钧
提起去冬的严寒，苏联人至今还有点谈虎色变，报刊要大家别忘记“相当可悲而令人难忘的去冬的教训”。
据说那是近二十年未有的奇寒。
偏偏在这时，一些城市的燃料又没能及时运到，因此供暖中断，另一些地方虽然维持供暖，但不那么充足，使老百姓挨了冻。
今年刚刚进入盛夏，莫斯科的气温在摄氏三十度以上，人们还穿着单衣在街上行走，而老百姓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担心今冬再是奇寒的话，是否还要挨冻。
其实，去冬严寒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老百姓挨冻，苏联的经济也受到了打击。
今年01月24日，莫斯科电台广播：
全国四分之三的火车车厢都装满货物，为风雪所阻，停在铁路线上，成为“带轮子的仓库”。
这就使不少企业原料、燃料储备不足，成为导致今年苏联工业第1季度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第1季度工业产值同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百分之三，与今年计划指标百分之五点七相差甚远。
工业产值增长率下降幅度之大，是近十五年来所未有的。
这不能不影响到全年计划以至整个“十五”计划的完成。
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去年生产石油五亿七千二百万吨。
煤产量为七亿二千四百万吨，也是世界第1。
天然气产量少些，也达三千七百二十亿立方米。
苏联的货运在世界上同样名列前茅，每年的货物周转量好几万亿吨公里，其中铁路运输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三。
论条件不能说不好，可是怎么会产生去冬今春这种困难局面的呢？
按苏联报刊的解释是：
因为没能经受住严寒的“考验”。
此说也有点道理，但这也暴露了苏联经济，特别是能源工业的问题。
关于苏联的能源问题，国际上谈得较多的是它原有油田的逐渐枯竭，开采重点已逐步移到苏联的东部和北部地区。
苏联燃料动力资源的蕴藏量有百分之九十在东部。
预计到1980年，东部地区生产的石油将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天然气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煤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
而那里的气候、地理、运输、劳力等条件都相当差，开采费用比通常高两倍。
而能源资源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八却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乌拉尔地区。
各种燃料在长距离的运输过程中必然要受到气候、交通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苏联几种主要能源的绝对产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不能不看到它们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降。
一九六六至1970年的第8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八，而第9个五年计划期间已降至六点九，1976年是五点九，1977年是五，去年只有四点八。
煤产量增长速度的情况大致类同，去年只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三。
苏联的能源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十多年前，苏联煤的产量占能源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多，石油占百分之三十多，今天这个比例关系差不多颠倒了过来。
这说明石油的作用越加重要。
而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已开始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
以1977年为例，石油产量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五，而消费量增长了五点七。
这种趋势显然是值得重视的。
目前在苏联，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里也可以感觉到能源短缺的阴影。
为此，苏联报刊也不断要求人们节约能源。
事实上，在苏联，能源的浪费也是相当严重的，几乎涉及到从开采、加工、运输，直到消费各个环节。
苏联《计划经济》杂志承认，1976年仅在热能、电能、焦炭生产和石油加工中，即损失四亿吨标准燃料，也就是占全国燃料消费量的百分之三十。
据透露，最近苏联当局抽查了三十七个黑色冶金企业和三十六个有色冶金企业，发现有十七个企业“根本没有最起码的节约燃料动力资源的措施”。
由于家用电器的增多，生活用电的消耗迅速增加，浪费似乎也更加严重了。
苏联中央电视台提到住宅里是“灯火长明”，公共车辆内有时在大热天开放暖气，更有人在冬天用电热暖房种花，牟取高利。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是苏联换回硬通货的重要产品，在燃料、电力产量中有百分之三十多供出口，赚取的外汇占其全部硬通货的一半，这是苏联赖以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粮食和饲料所必不可少的。
苏联出口石油，也是它维系经互会国家，防止它们发生离心倾向的重要手段。
仅去年苏联就要向经互会其它成员国提供八千多万吨石油，并允诺在下个五年计划期间再增加供应燃料动力百分之二十。
苏联所以如此“大方”，是因为它意识到，不这样就难以继续进行控制。
一方面国内能源消费量增加，一方面又要保证出口，苏联越来越感到能源的紧张，这是必然的。
因此，莫斯科正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出路之一是发展核能。
前不久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会议上，就谈了这个问题，人们指出，这反映目前世界性能源短缺已影响经互会各国，使它们也不得不未雨绸缪。
出路之二是向中近东阿拉伯产油国家加紧扩张渗透，这样不仅能解决苏联今后的能源问题，而且从战略上也可以掐住西方的脖子。
但看来它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
伊朗动乱期间停止向苏联供应天然气，使它中亚三个共和国的居民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今天，伊朗虽然恢复向苏联供气，但拒绝继续修建第2条输气管道。
关于苏联究竟会不会出现能源危机的问题，世界上议论很多，看法不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即使在能源生产相当可观的今天，由于计划不周、指挥失灵，如再碰上意外的气候，也会出现危机的现象，闹得人心惶惶。
苏联供委副主席伊凡诺夫斯基最近惊呼：
“燃料供求平衡是相当紧张的，要是夏天不采取措施节约和储备，冬天就晚了。”
看来，苏联老百姓今冬会不会再次挨冻，就看老天爷肯不肯发善心了。

伊朗副总理揭露超级大国企图颠覆伊政府
内政部长警告库尔德族人别跟同外国结盟的人走
综合新华社消息最近以来，伊朗库尔德人地区继续动乱。
据09月04日的德黑兰报纸报道，伊朗副总理兼政府发言人萨迪克·塔巴塔巴伊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有真凭实据证明，超级大国插手了伊朗库尔德斯坦和其他地区的动乱。
他说，通过保加利亚偷运到伊朗的数千支苏制步枪就是外来介入的证据。
他指出，超级大国企图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以便颠覆中央政府。
因为他们在伊朗的全部利益都被伊朗革命铲除了。
早些时候，伊朗电台广播了伊朗内政部长哈希姆·萨巴吉安的讲话，他说：
“我们最后一次警告库尔德族人，他们不应该被同外国结盟的、非法的库尔德民主党的一小撮人引上歧途。”
萨巴吉安说，伊朗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认库尔德民主党，因为他们是叛徒。
09月03日，伊朗军队开进了库尔德族人聚居的马哈巴德市。
据报道，政府军的进攻是在03日早晨开始的。
空军的飞机和武装直升飞机也参加了行动。
马哈巴德的代理市长贾瓦德·法兹利对《德黑兰时报》记者说，到下午二时，政府军以十二辆坦克打头阵对马哈巴德市发动了钳形攻势。
军队和革命卫队还开进了伊朗边境上的市镇巴奈。
据报道，库尔德民主党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加塞姆卢和当地宗教领袖埃泽丁·霍塞尼等都逃离了巴奈。
在此以前，革命卫队在政府军队的配合下，已控制了库尔德族地区的帕韦赫、萨南达杰、马里万、巴奈等十二个城市。
革命卫队作战司令的一名助手说，在一些地区收缴民间武器的工作也取得了成功。
报道援引驻克尔曼沙阿革命卫队公布的消息说，仅在卡米亚兰一个区就收缴了各种武器三千多件和大量弹药。

伊朗宗教领袖塔莱加尼逝世
新华社德黑兰09月10日电伊朗官方的波斯通讯社今天上午发表紧急公报说：
“十分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塔莱加尼今天凌晨逝世。”
公报说：
“六十八岁的塔莱加尼，是一位主要的宗教领袖。
他曾发动反对被废黜的伊朗国王的政权的运动。
他几次被拘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监狱里呆了十年。”
伊朗电台广播说，塔莱加尼今天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因心脏病去世。
巴扎尔甘总理今天上午发表公告，代表政府就塔莱加尼的逝世向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和公众表示慰问。
他还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哥斯达黎加拒绝苏联补充使馆人员
据新华社圣约瑟09月08日电 哥斯达黎加政府决定拒绝苏联关于补充驻当地使馆外交人员的要求。
这项决定是由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拉斐尔·卡尔德隆最近宣布的。
08月19日，哥斯达黎加政府曾将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和二等秘书驱逐出境。
据当局宣布，因为他们煽动利蒙港的一些人闹事，造成数十人受伤，从而“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事后，苏联使馆向驻在国提出要求补充两个外交官的名额，被哥斯达黎加政府拒绝。

园田表示要作出新努力收复北方领土
总理府和北海道联合主办要求归还北方领土集会
新华社东京09月09日电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外相园田直今天乘海上保安厅巡逻艇瞭望了北方四岛后对记者说，他将做出新的努力，争取收复在苏联占领下的日本北方领土。
园田是08日乘飞机抵达根室市，对北方领土进行观察。
在他会见当地渔民和原住北方四岛的居民时，他们要求赔偿他们由于失掉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方水域捕鱼权而造成的损失，并且要求日本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当地渔民不被苏联任意逮捕。
园田今天对记者说，外务省将在北海道首府札幌设立机构，便于外务省官员同苏联领事馆官员交涉，处理苏联扣押日本渔船和逮捕渔民事件。
他还说，他将努力使莫斯科了解每个日本人都要求收复北方四岛的强烈愿望。
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总理府和北海道厅联合主办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集会”09月03日下午在冈山市举行。
千岛、齿舞群岛居住者冈山县遗族联盟、青年和妇女团体以及各界代表约两千人参加了集会。
总理府副总务长官秋富公正、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以及群众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从08月29日开始到各地宣传收复北方领土的北海道宣传队也参加了集会，受到了热烈欢迎。

来自日本十一个都道府县的代表，不久前在北海道根室市纳沙布岬举行集会，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要求归还日本北方四岛。
新华社稿

对苏联挑战的回答
本报记者王飞
美国总统卡特09月07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就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古巴出现苏联一个旅的作战部队的问题，宣读一项简短声明，历时仅四分钟。
卡特在声明中重复了万斯国务卿09月05日声明中的大部分内容。
声明的主调是，美国将既坚定而又镇静、恰如其分地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
他在声明中重申，美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现状是不能接受的”，强调美国有权要求苏联“尊重我们的利益和我们关心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要求人们不要“惊慌失措和夸大其词”，避而不提一些参议员关于苏联部队必须撤出古巴的要求。
同一天上午，卡特总统和他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分别会见报界，就MX导弹的试制、部署问题以及古巴问题，各自发表了声明和谈话。
白宫在同一天举行三次记者招待会，其内容都是美国对苏联挑战的回答，这种巧合或许有点象征意义吧。
对于卡特总统就苏联在古巴驻军发表的声明，这里报界的反应不一，有的认为声明强调的是“坚定”的一面，有的认为声明强调的是“镇静”的一面。
但是，如果把美国政府的四次声明比较一下，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力图不把事情闹大，不愿造成出现“危机”的印象，不愿因此影响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个基本态度是前后一贯的。
另一方面，在美国如何郑重看待苏联作战部队问题上，后两次声明的调子有些变化，有所提高，这也是事实。
最明显的例子，如《华盛顿邮报》最近在社论中指出的，“不构成对美国威胁”的话不提了，转而强调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究其原因，不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很多美国报纸指出，苏联在古巴驻有作战部队一事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出乎人们的预料。
中国有句古话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次闯进美国大门口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北极熊呢？
美国公众强烈的不安情绪，不能不在那些希望在未来大选中蝉联公职的人们中，得到某种反映。
这些天来，许多有影响的参议员纷纷发表谈话，出来亮相。
一些原来反对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参议员更加振振有词，一些原来赞成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参议员改变了腔调。
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现任参院外委会主席的丘奇。
他访问过古巴，同卡斯特罗有过来往，积极支持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但是，这次正是他首先公布苏联在古巴驻有作战部队的消息，最近还多次讲话，认为只要苏军仍然留驻在古巴，参院就不可能批准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报纸指出，丘奇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鉴于爱达荷州“保守势力”强大，如不改变他在选民中的形象，可能在下次改选中落选。
丘奇态度的变化，加上其他一些参议员的强烈反应，使得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辩论和批准，有被搁置和否决的危险。
一些参议员还指出，苏联作战部队在古巴的存在及其迟迟未被发现证明：
一是苏联根本不可信任，二是美国核查能力并不可靠，三是即使将来查明苏联违约，美国届时是否敢于及时作出反应，也是个问号，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答，批准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又有什么作用呢？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连续发表声明，在某些方面提高了针对苏联的调门，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夸大它的意义，也未必符合实际。
卡特总统在声明中要求全国支持他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苏联作战部队在古巴出现的问题，但是官方对美国今后可能采取的措施，一直守口如瓶，拒绝任何透露。
据透露，有的政府官员暗示苏联如解散其战斗部队建制，或者保证他们不会用于执行古巴境外的任务，美国就可以接受。
这些只是一种猜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时间不久将会证明，美苏之间将会达成什么样的妥协解决方案，以及这种方案对卡特政府究竟是不是一笔资产。

美总统特使抵开罗进行外交穿梭活动
新华社开罗09月09日电 美国总统卡特的特使斯特劳斯今天抵达开罗，开始另一轮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穿梭活动，试图弥合埃、以在巴勒斯坦自治谈判问题上的分歧。
斯特劳斯到达开罗之后不久就同萨达特总统举行了会谈。
会谈后，萨达特说，他向斯特劳斯详细介绍了他最近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海法会谈的情况。
斯特劳斯说，在解决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道路将是曲折漫长的。
据悉，斯特劳斯除了同萨达特总统和哈利勒总理举行会谈之外，还将会晤美国驻约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大使，以便全面了解中东的形势。

萨达特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
赞成美国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
据新华社开罗09月05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在以色列海法结束了同以色列总统纳冯和总理贝京的会谈。
据开罗电视台的实况广播，萨达特和贝京今天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萨达特对记者们说：
“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在另一些问题上意见有分歧。”
他说：
“巴勒斯坦事业是问题的核心。”
他认为“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非常坚实的基石”。
他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他同贝京有分歧。
贝京宣布，在联合国驻西奈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上，他同萨达特作出了临时安排，在埃及向以色列供应西奈油田的石油和在09月19日以前将西奈南部的圣凯撒琳修道院移交给埃及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原则协议。
贝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诽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顽固地坚持“巴勒斯坦组织不能成为和平谈判的一方”。
他还声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新华社北京09月10日电据西方通讯社自华盛顿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09月09日在答记者问时，要求美国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会谈。
他说，要想使中东和平取得进展，这样的对话是很必要的。
在记者问萨达特总统是否同意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关于美国应该有自由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讨论中东问题的观点时，萨达特总统回答说：
“我认为，这是十分有益的。
美国这样做是对的。
的确，为了和平的利益，美国应该同巴勒斯坦人开始对话。
理由十分简单，没有美国，就不会有全面的解决。”
萨达特总统还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寻求同美国开始对话。”

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一次新尝试
新华社综述
经过08月上旬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同意、由英国建议召开的关于解决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问题的各方制宪会议，预定于09月10日在伦敦开始举行，会议的目的是，根据英联邦首脑会议发表的九点声明，讨论通过一部津巴布韦的民主宪法，其中包括适当保护白人少数的条款，然后通过举行有一定监督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以便实现以黑人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津巴布韦独立。
现在，有关各方都已作出响应。
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今年04月通过伪议会选举产生的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当局，已经表示接受英国政府的邀请，将分别派出以恩科莫、穆加贝为首的代表团和以穆佐雷瓦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非洲前线国家将派代表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的举行是有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一次新尝试。
若干年来，为和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而作的各种努力，主要由于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坚持顽固立场，迄未取得进展。
面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坚持斗争，史密斯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逐步向黑人多数统治过渡，但却坚持推行他的排除爱国阵线的“内部解决”方案。
今年04月，史密斯当局根据它炮制的宪法，举行伪议会选举，接着成立了由穆佐雷瓦任总理的黑人占有多数职位的政府，但是军事、司法等大权仍由白人把持，史密斯在内阁中还担任不管部长，而且白人在议会中拥有否决权。
对此，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非洲统一组织要求“所有成员国不要以任何形式承认（津巴布韦）非法政权”。
另一方面，在超级大国加紧争夺、特别是苏联亟谋向南部非洲渗透的背景下，英国和美国，特别是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急切希望打开罗得西亚问题的僵局。
英国曾表示打算要取消对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甚至要承认穆佐雷瓦政府。
这种态度引起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批评。
撒切尔夫人经过同一些非洲国家首脑磋商，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
罗得西亚的宪法“在一些重要方面是有缺陷的”，英国愿意谋求一项“英联邦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能够接受、并为罗得西亚及其邻国人民提供和平前景”的解决办法。
她在会上提出了召开各方制宪会议等具体建议，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九点声明。
许多非洲国家对英国政府为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表示支持英国关于召开各方制宪会议的建议，并敦促爱国阵线接受这一建议。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要求全世界给英国首相一个解决罗得西亚独立争端的机会。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对将为津巴布韦起草一部新宪法和实行有监督的选举表示欢迎，并表示希望穆佐雷瓦—史密斯当局把举行各方制宪会议当作在津巴布韦实现和平的一个机会。
伦敦会议前景如何，是当前非洲国家和西方舆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这次会议有可能打破僵局，为谈判解决津巴布韦独立问题取得一个新的开端，但是问题的最后解决还要经历曲折复杂的过程。
从目前情况看，白人种族主义者不会轻易放弃对罗得西亚的统治。
穆佐雷瓦当局在宣布接受英国邀请的同时，强调他的政府是通过“百分之六十四的选民投了票”的选举而掌权的，并且把前总理史密斯包括在它的代表团成员中。
最近，罗得西亚当局还一再出动飞机袭击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境内的津巴布韦游击队营地。
另一方面，爱国阵线发表声明指出，它接受英国的邀请只是表明它“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它拒绝“以非法的内部解决宪法为基础”草拟新宪法，并且拒绝在伦敦会议前停止战斗。
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之一穆加贝不久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罗得西亚“现存的压迫政权必须取消，作为它的控制和镇压机器的武装部队也必须取消”。
他对即将举行的伦敦会议能否成功表示怀疑。
看来，伦敦会议将是一次虽然给人们带来一些希望但却充满斗争的谈判会议。

运进武器军人 扩建军事设施 培植海外雇佣军
苏联加速把古巴变成向西半球扩张的前哨阵地
新华社北京09月08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一个时期以来，苏联以咄咄逼人的势头加紧武装古巴，运送大批武器、军事人员，扩建军事设施，把古巴变成它在西半球进行扩张的强大的前哨阵地。
这几天传出的苏联的一支配备有坦克和火炮的两三千人的正规作战部队进驻古巴的消息引起了世界公众的注目。
人们注意到苏联在古巴的经营已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被美国舆论称之为苏联在美国大门口的“新挑战”的这一事件，同苏联最近时期的所谓“加勒比行动升级”是分不开的。
今年08月中旬，苏联海军当局指令一支特混舰队穿过莫纳海峡进入加勒比海，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以南的海域游弋，炫耀武力达一周之久。
它的行踪受到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密切监视。
在这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苏联正在迅速提高古巴海军军力。
从去年以来，苏联已向古巴提供了常规潜艇、巡逻艇和装有舰对舰导弹的快艇等装备。
不仅如此，一项帮助古巴军队现代化的全面计划正在加速执行中。
据各方面透露，近年来苏联一直在对古巴军队进行装备更新和扩大，把古军原有装备运往非洲战场，而运来大批新武器作为替换。
苏联已向古巴提供了米格—23战斗轰炸机、T—62型坦克、新的防空导弹、米—8型直升飞机、远程火炮、新型苏式迫击炮和榴弹炮、防空武器（包括最新式的地对空导弹）以及其他新式武器。
仅仅是去年一年的统计，就表明了古巴军事装备不同寻常的增长。
其海军舰艇已经从1977年的九十七艘增加到1978年的一百一十九艘。
坦克由八百辆增加到一千辆左右；
各种军用飞机也从三百七十九架增加到五百五十多架。
到去年为止单是供应苏联武器装备的“军援”款项已超过三十亿美元。
美国报界指出，苏联一直在向古巴运送大量的大大超过其正当防务所需要的武器。
苏联正在这个岛国精心培植一支海外雇佣军，以便为它策划的新的军事冒险准备打手。
它派出了两万多名军事顾问和专家参予加强古巴军事力量的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
兴建大批军事工程设施，强化各种军事性质的组织机构，增设军事院校，对大批古巴后备役、民兵和青年学生进行广泛的军训。
苏联派出的军事科技人员曾经对古巴的地质、地形和海洋情况进行了普遍而深入的考察。
在此基础上，苏联先后在古巴各地修建了包括空军、弹药、核潜艇和武器修配等现代化的军事基地，此外还设立了卫星通讯站、长波电台和无线电侦察站等军事指挥通讯中心。
苏联空军人员可以随意使用古巴现有的三个空军基地，它的远程战略高空侦察机曾多次在这些基地起降，到加勒比地区上空作侦察和收集情报的飞行。
苏联飞行员还代替调往非洲的古巴飞行员执行古巴的空防任务。
古巴的海港全部向苏联舰艇开放。
哈瓦那、圣地亚哥、马里亚诺和西恩富戈斯等几大港口和海湾有的已经，有的正在疏浚或扩建。
一经完工，苏联舰艇便可长驱直入。
此外，苏联目前还在“帮助”古巴建造横贯全岛的战略性中央公路和穿越十个省的中央铁路，以便一方面加强对内地各省的控制，使古巴成为向拉美地区扩张渗透的巩固的桥头堡，另方面便利军事人员、武器和物资的调运，为苏联的军事扩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