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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内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起作用的因素当然是很多的，但是精神状态怎么样，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进行四化建设，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伟大的任务面前，我们必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碰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要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使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遇到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碰到的困难就不能战胜，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军队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主义重视物质的作用，也重视精神的反作用。
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精神的作用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井冈山上，长征路上，抗日战争烽火里，解放战争征途中，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多么凶恶，遇对的困难是多么巨大，但是都过来了，胜利了。
我们靠的什么？
还不是靠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靠的这种精神同当时的微薄的物质条件相结合。
这次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我们的干部战士打得这样英勇，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也是因为他们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结合熟练的技术和优良的武器，所以才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
可见，精神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当然，我们讲精神的作用，同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精神万能、精神可以决定一切的唯意志论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历来认为，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来讲精神的作用。
但是，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结果很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精神状态很好的人，他的干劲就更大，钻研业务、技术的劲头就更足，工作就更自觉更积极，战斗就更勇敢更顽强，因而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就更大。
正因为这样，我们总是把人的因素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强调精神因素同物质因素相结合。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军队的同志，总的来说精神状态是好的。
广大指战员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地全身心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去，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搞四化，搞军队现代化，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个人。
但也要看到，还有精神状态不适应四化建设的地方。
比如，有的同志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心存余悸，顾虑多端，这也不敢干，那也办不到；
有的闹派性，垒山头，视派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性原则抛诸脑后；
有的干工作无精打采，谋私利积极钻营；
有的贪图安逸，追求特权，养尊处优，官气十足；
有的胸无大志，无所作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等。
这些都说明，我们一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它严重地妨碍着把思想和精力真正集中到四化上来，妨碍着同心同德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求精神状态也必须来一个转变。
我们一定要大大地振奋起革命精神。

当前，振奋革命精神，对我们军队同志来说，要着重哪些方面呢？

要敢想、敢干。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深刻革命，它不仅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将引起巨大的变革。
就军队现代化来说，就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而且在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教育训练、管理指挥以至政治工作等等方面，都将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这场革命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干过或者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伟大事业。
如同我们过去干革命一样，需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要有立志开创局面的雄心壮志，敢于去研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前怕狼，后怕虎，书本上没有的不敢想，过去没有做过的不敢干，啥事都要有个现成的样子，自己没有一点闯劲，不敢于探索，不敢于创新，不要说四化，什么事情也是办不成的。
那种一片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什么事情都不敢负责，什么事情都不敢拍板，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搞四化呢？
当然，做工作，特别是干四化这样的崭新事业，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错，这不要紧，错了改过来就行了。
只要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去敢想敢干，即使出了一点差错，人民也是会谅解的。
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一定要去掉怕字，换上敢字，勇于负责，多谋善断，敢于打破常规，冲破禁区，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生气勃勃地创造性地去开展工作。

要想党的利益，想人民的利益。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各民族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国的大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最大的政治。”
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要想四化，想军队现代化。
考虑任何问题，干什么事情，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
是一心一意搞四化，还是三心二意搞四化，或者半心半意搞四化，这是衡量精神状态好不好的一个根本标志。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跳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要从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中解放出来。
要是我们“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干点啥”，那还能有几分心思用在四化上？
一个劲地闹派性，互相扯皮，各搞一套，各行其是，也不可能同心同德、集中精力搞四化。
至于为了满足一群一己的私欲，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挥霍浪费国家的财产，贪污吮吸人民的血汗，那更是挖四个现代化的墙脚了。
因此，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决不可埋头去搞家庭的现代化；
要讲党性，不要搞派性。
本来已经有了比较舒适的居住条件，就不要再去耗费巨资盖更加华丽的住宅。
本来孩子已经安排了工作，就不要再去奔波经营把他们一个个弄到大城市，弄到自己身边。
本来党和国家已经给了自己多方面的照顾，就不要再超过规定去搞特殊化。
我们的党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结合而战斗的，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再有什么帮派的利益，那种认为不搞一帮子人就不能工作，拚命拉帮结伙的做法，是同党性原则根本不相容的。
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到领导的岗位上，是要我们尽心尽力为人民造福，决不是要我们利用职权去谋私利。
我们一定要为四化、为军队观代化建设倾注全部精力，贡献一切力量。

要艰苦奋斗，深入实际。
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过去我们依靠艰苦奋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依靠艰苦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今天我们要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建成四个现代化，也仍然离不开艰苦奋斗。
贪图安逸，怕苦怕累；
干工作越少越好，图享受越多越好；
办事情对对付付，得过且过；
懒得学习，懒得想问题，懒得下部队，如此等等现象，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几乎丢光了，同我们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相称！
还应该指出，有的领导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们或者是只上班，不办事，只画圈，不拍板；
或者是脑袋瓜一转，就发指示，下命令，正如群众所说，“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把国家利益、四化利益当成儿戏。”
振奋革命精神，也包括要把这种官僚主义领导作风改一改。
要知道，正确的领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是来自实践，来自群众。
我们不能只是靠发文件发指示，靠电话来指挥，而是要离开电话机，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到实践中，到四化斗争的第一线，去听，去看，去问，这样的工作作风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做好工作。

要有钻现代化的精神。
好的精神状态，不只是表现在大干四化上，还要表现在深钻现代化上。
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不仅要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刻苦钻经济，钻科学，钻管理，掌握新的本领，变外行为内行，成为本行业的专家。
对我们军队的同志来讲，主要的就是要钻国防现代化，钻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努力用现代科学文化和军事学术把自己武装起来，成为军事专家。
我们的领导同志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狭隘的经验；
不能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
更不能以大老粗为荣，长期甘当外行。
要努力接受新事物，总结新经验；
要钻得深一点，懂得多一些。
现代化专业技术不懂的，从现在起要赶快学：懂得一点的，要继续努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部队装备将不断更新，训练、管理、指挥等方面将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现代军事知识懂得不多，平时就不能带好兵，战时也就不能组织指挥部队打胜仗。

精神状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思想解放问题，是个世界观问题。
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除了要克服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当前，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上来。
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思想不通，精神状态就不会好；
思想通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深刻的理解，就会自觉地积极地去贯彻执行，去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为什么有的人不听号令，老顶着牛，你说你的，我行我素？
为什么有的人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生怕这也偏了，那也右了？
为什么有的人犹犹豫豫，左顾右盼，凡事都要等一等，看一看？
为什么有的人不管情况怎样发展变化，一味地主张“过去的不准动，今后的都照搬”，谁要是从实陈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说他是“砍旗”，被视为大逆不道？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头脑还受着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的束缚，对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不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要他们跟党同心同德，不惜一切努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诸实施，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用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武装起来，统一起来。
这样，就一定会在全军上下造成一个诚心为四化服务、一心奔四化的浓厚空气，我们的四化事业，军队现代化事业就一定能够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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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八月二十八日讯 华国锋总理今天愉快地接受了访问美国的邀请。

这个邀请是卡特总统给华国锋总理的信中提出的。

今天下午，华总理会见蒙代尔副总统时，蒙代尔副总统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信。

华总理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
华总理也邀请卡特总统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天的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

据有关人士透露，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位领导人表示，双方将为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合作。

谈话前，华总理同蒙代尔副总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作者：高瑞明/刘明成/辛其荣/孙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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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组织了一次连续三十昼夜、远航一万一千多海里的训练，使干部战士受到了一次近似实战的严格锻炼。

在这次远航训练中，支队领导十分重视把舰艇放在比较生疏的海区，进行复杂条件下的航行训练。
在暗夜中，他们专门练编队航行；
在浓雾中，他们专门练进出港；
在公海上，他们冒着浓雾急雨、大风大浪游弋，锻炼海上的适应能力。
在编队共航行的一万一千多海里中，复杂情况下的航行占百分之五十二，保证了安全无事故。
为了增加舰艇续航力，他们进行了各种海上补给训练，特别是操练了多年没有操练过的海上航行加油，训练了舰艇操纵和协同动作。
他们还从实战出发，加强了抗沉性训练，反复进行抗沉计算，认真操练损管、海上拖带、并靠等课目，积累了航行动力保障的经验。

支队领导着眼未来海战特点，把舰队诸兵力合同攻击课目作为训练的重点，设置了空中有飞机，水下有潜艇，水面有各种舰艇的突击，使各舰得到了近似实战的锻炼。
在配合潜艇演练时，他们针对潜艇的战术特点，增设目力观察部位，科学运用观察器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某舰在通过一个潜艇阵地时，声纳手细心捕捉目标，在较远距离上抓住了潜艇，并跟踪了十多分钟，为舰艇的机动提供了依据。
在配合舰队诸兵力合同突击演练时，重点演练对多方向、多层次、多批次兵力的观察和防御的组织指挥。
在观察上，他们采取目力观察同技术观察相结合，远程雷达和近程雷达相结合，对空观察和对海观察相结合，对各种攻击目标都做到了及时发现。
在组织指挥上，他们重点演练测、标、算，明确了指挥分工，确定了开火和转移火力的权限，使各级指挥员得到较大的锻炼。
某舰在一次防御诸兵力合同攻击中，面对航空兵和水面舰艇的轮番袭击，开始由于缺乏经验，指挥有些紊乱。
他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演练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支队领导还十分重视利用这次远航训练的机会，提高干部战士的技术水平。
机电部门注意结合操作学航行管理，结合实物学机器构造，提高了操作管理水平。
枪炮部门注意进行单技和协同训练。
观通部门针对海上持续工作时间长，通信网路和联络对象多变，通信时限要求高，通报量大的特点，利用值勤进行通报训练，培养了一批独立值更的报务兵和信号兵，保证了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高瑞明、刘明成、辛其荣、孙凤鸣）

作者：兰书臣/李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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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来，基建工程兵的领导干部，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同志踏草原，穿戈壁，迎风沙，冒酷暑，深入部队，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当中多数深入基层两个月左右。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基建工程兵部队原定的施工任务有所削减，一些同志产生了松劲情绪。
根据这种情况，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和副主任张孔修，亲自下到分布在四个省、市担负煤炭、电力、石油、城建、地质矿山和冶金等建设项目的八个支队，动员部队发挥主观能动性，广开门路，“找米下锅”。
各个支队采取下了长线上短线，没有工业项目干市政、民用项目，打破行业界限，很快变“吃不饱”为“吃不了”，承担的施工任务比去年还大为增多。
今年截至七月份，已完成的建设安装工作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七，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基建工程兵领导干部还深入到承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部队进行具体指导，象指挥打仗一样组织施工。
霍林河煤田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中八大煤炭基地之一，也是目前我国计划兴建的一座最大的露天煤矿。
某部初次担负这样规模的建设任务，施工管理一时还不适应。
黎原副主任便带领工作组来到这个部队帮助整顿，前后四十多天建立和健全了财务、计划和设备管理等二十多种制度，提高了施工管理水平。
整顿后的七月份，完成的建设安装工作量等于六月份的三倍，相当于上半年所完成的工作量的总和。
当前，开发和建设煤田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露天矿首采区的剥离工程即将开始。
南京烷基苯厂是一项要在今年建成的重点工程。
今年六月，王森副主任来到建设工地，了解到在这项工程的安装施工中电器设备供应不上，便亲自到省计委、市建委联系解决，由于物资设备的供应得到了解决，工程进度大为加快，现已进入冷试、收尾阶段。

基建工程兵领导干部还通过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和听取干部战士、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制订出三年调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树雄心，立壮志，为把基建工程兵部队建设成第一流的基本建设队伍而奋斗的战斗口号。

（兰书臣、李训舟）

作者：范钦尧
栏目：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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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金恳/郑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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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战争的不断发展，后勤训练的许多教材已经不适用。
为了加强后勤训练，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保障能力，这个军后勤部党委不等不靠，决定自己动手编写训练教材，并成立了后勤训练教材编写小组。
为了编写合成军海岸防御中后方推演教材，编写小组多次参加了加强步兵团、营海岸防御合成军实兵演习，组织制订后勤合练规划，摸索和掌握战斗中各个时节的演练课目。
某师后勤部在合成军实兵演习中，提出了后勤参谋、助理员训练的三百二十多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编写小组的同志，深入部队和干部战士一起参加演练，在实兵演练中解答问题。
他们在编写教材中，还翻阅了几十种历史参考资料和上百种外军资料，使训练教材更适合于现代战争的特点。

今年上半年，这个军根据这些教材和上级的训练纲目，举办了各类后勤人员集训班，受训人员达两千八百多名。
这些后勤人员集训结束后，对部队开展后勤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金恳、郑茂生）

作者：石晋民杨思伟/阮生江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幅图画：一位支前民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在危急时刻，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弹片穿透身体的巨大疼痛，如同钢筋铁柱，在激流中双手牢牢把住担架，保护子弟兵伤员。

这就是随军出征，奋勇支前，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被云南边防部队授予“支前民兵英雄”称号的壮族民兵沈玉龙。

我们访问了沈玉龙生前所在的河口瑶族自治县民兵担架营四连。
战友们对沈玉龙满怀深情的回忆，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新一代民兵英雄的宽阔胸怀和战斗英姿。

边防线上察风云

沈玉龙出生在紧靠国境线的麻底寨一个贫苦壮族的家庭。
当地群众世世代代与越南人民友好往来，同饮一江水，同烧一山柴。
自从越南当局爬上苏联霸权主义的战车之后，向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不断对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袭击我村寨，杀害我边民。
沈玉龙望着战云密布的南溪河对岸，胸中烧起了仇恨的怒火。
一天，他亲眼看到，十分场副场长盘付湘和七队卫生员陆正军到三号界碑我方一侧寻找失散的牛马，突然从越方一侧闯进来六、七个武装暴徒，强行将老盘和小陆绑架走了。
沈玉龙胸中怒火万丈，快速跑到农场场部向领导要求派民兵营救。
后经我方一再交涉，越方才放回了人，但已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沈玉龙抚摸着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一拳头砸在桌子上，气愤地说：“非得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为了加强边疆民兵，年初，上级给十分场武装民兵连发了枪。
沈玉龙领到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喜欢得几天睡不好觉。
他对爱人说：“豺狼来了有猎枪，狼嘴敢伸进来，就打掉它的毒牙！”
河口地区天气炎热，空气湿度大，为了把枪保护好，沈玉龙精心制作了一个木匣子，执勤一回到家就把枪放在木匣子里，使它随时保持良好状态。
他抽空余时间苦练射击本领，有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饭前饭后也要练上几枪，很快就练出了一手好枪法。
战前先后四次实弹射击，他全部是优秀。
一次，群众在闾长沟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饭盒，怀疑有越南特务潜入。
民兵营组织了巡逻队，沈玉龙和民兵们每天晚上都在三公里长的一段地带巡逻。
这一带的路，全是山林小道，很难走。
一到巡逻的时候，沈玉龙总是走在前边带路。

随着越南当局的战争挑衅步步升级，我国边境加强了防御力量。
去年十二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电闪雷鸣，大雨瓢泼，狂风呼啸，成千上万的边防部队指战员投入紧张的战备训练。
他们连续几天几夜急行军，艰难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到老范寨这一段，全是高山陡坡，原始密林，部队的几匹大骡子滚下了山涧。
民兵营派沈玉龙上坡去给部队挖阶梯。
在暴风骤雨里，他挥舞锄头，一蹬一蹬，从山顶到山脚，一直挖了八百米的阶梯，晚上两点多才把部队带下来。
稍微休息了一阵子，部队又要往前开进。
他听说部队找向导，又自告奋勇要去。
往前走，要翻八个梁子，过七道沟，全是原始老林，还要经过一片蚂蟥区。
场里领导考虑他身体弱，又累了半夜，叫他休息。
他说：“我从小生长在这里，这一带我熟悉，我带路最合适。”
说完，就和民兵李有昌走在前面，顶风冒雨登上了泥泞的山路，给部队带路，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才到达目的地。

支前参战勇当先

一天，河口农场接受了组建一个担架营支前参战的任务。
动员会上，十分场六队党支部书记熊恩光的动员讲话才开头，就听到洪亮的一声：“我去！”
沈玉龙蓦地站起来。
他隆着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语气显得十分坚决。

“老支书，放心吧，我这肩膀头压不塌！”
沈玉龙求战心切，拳头捏成铁疙瘩。

领导上批准了他参战支前的要求，他一进家门，就高兴地对爱人说：“我去支前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
爱人罗良仙思想很进步，对他说：“你去支前我高兴，不要牵挂家里，我一定照顾好母亲和两个孩子。”
六十四岁的壮家老阿妈听说儿子要去支前，嘱咐他说：“我们壮家旧社会一直受苦，你上前线要好好杀敌立功，为壮家争气”。
临走的头天晚上，沈玉龙对老支书说：“请领导放心，我决不给祖国丢丑。
我要求在这次战斗中加入党的组织，请党考验我吧。”
担架营在县里集中时，沈玉龙听到有人叫他哥，感到奇怪，扭头一看，原来是三弟沈玉发。
老三说他是从马格水电站报名来的，在担架营营部当通信员。
这壮家两兄弟互相勉励了一番，斗志昂扬地上了前线。

几天之后，担架营开进了一片密林，民兵们用竹子和芭蕉叶搭起了临时棚子。
沈玉龙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对同志关怀备至，等大家铺好了床，他才把铺盖铺在一处棚顶有漏洞的地方。
恰好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雨水不停地漏下来，他披上雨衣坐着，直到天亮。
一天，沈玉龙胃病发作，班长安排他看家。
他躺不住，就把民兵们的床铺一个一个收整好，把地扫干净，又烧了开水，把全班的水壶都灌满。
他看到炊事班缺柴烧，又上山去砍了一捆扛回来。

紧张的战地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沈玉龙的胃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一天天明显消瘦。
自卫还击的战斗打响后，我军迅速推进，前方急需弹药。
十八日深夜，民兵四连要抢运十二卡车弹药。
连长柴家福知道沈玉龙的病情，留他看家。
沈玉龙坚决要求去，他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节骨眼上我咋个躺得住？”
暗夜里，紧张的抢运开始了。
山上山下，只听见急促的脚步声、粗粗的喘气声。
抢运中，沈玉龙的胃痛得实在支不住，就在路边蹲一下，揩揩头上的汗珠，又一声不吭地加入了奔走的人流。
就这样，全连仅用十五分钟就装好了十二卡车的弹药，连夜开向前方。

二月二十二日，捷报传来，我军缴获了敌人三个弹药仓库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
民兵四连接到命令到作战区去搬运。
部队先后派来了五十六台卡车。
装好第一批后，由一、二排负责押运，三排留下继续搬运。
连长老柴考虑到三排人手少，任务重，就命令一排再留下五个人。
留在作战地区是比较危险的。
沈玉龙听到要多留几个人，就第一个主动跳下车子。
这一天，留下搬运的民兵没吃一点东西，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
这对于身患胃病的沈玉龙，是难熬的一天。
但是他却轻松地说：“不吃东西，反倒觉得胃不痛了。”
二月二十三日，全连进行了一次战评，沈玉龙受到了连队的表扬。

黄连山上鏖战急

经过几天的战斗，敌三四五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
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九点，细雨绵绵，河口瑶族自治县民兵担架营四连经过八天八夜的紧张战斗，刚从前沿回来，还没有顺得上吃顿饭，就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十点钟轻装出发，配合边防部队某部打穿插，飞奔黄连山，狙击越军三一六A师。
沈玉龙听到这个消息，情绪高昂，扛起一箱八二无后坐力炮弹，就和全连一起出发了。

他们翻山越岭，涉水过沟，在深山密林中，在战区腹地奔驰。
沈玉龙身上的汗水渗透了衣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了一道道汗渍。
他象一个铁打的汉子，不顾脊背上汗渍和脚上打了血泡，紧紧跟上队伍前进。

经过两昼夜一百八十多里的急行军，二十七日傍晚，他们来到了黄连山下。
黄连山海拔三千一百多米，重峦叠嶂，林海苍茫，地势极为险要，是越南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
敌人就在这里凭险顽抗。
眼前耸立着一道七、八十度的悬崖陡壁，无路可上。
沈玉龙一声不吭，用山草搓成绳子，用刀砍来藤条，把弹药箱牢牢拴在背上。
为了减少响动，隐蔽接敌，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电筒和饭盒都甩掉，双手拉住边防部队侦察兵从山顶垂挂下来的尼龙绳，紧贴岩缝，艰难地向悬崖绝壁上攀登。

这时，我边防部队某部二营正在与敌人激战，阵地上弹药眼看快打完了。
指战员们垒起石块，上了刺刀，准备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通往四连阵地的路上，敌人的机枪严密封锁，打得碎石飞溅，火星直冒。
沈玉龙想到，作为支前民兵，眼下的最大责任，就是不怕流血牺牲，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
于是他猛然跃起身来，带头扛起一箱子弹，快步走上山坡。
来到开阔地边沿，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巧妙地紧挨着山崖走，避开敌人的火力，顺利地闯过了封锁线。
民兵们拉开距离，紧跟着沈玉龙，一个个通过了封锁线，把弹药、水和干粮送上了阵地。
指战员们高兴得喊了起来：“谢谢你们，民兵战友，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沈玉龙刚放下弹药箱，便提起枪准备参加战斗。
部队同志一把将他拉住说：“你们走了两天两夜，够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沈玉龙硬是一分钟都闲不住，在战壕里捅开弹药箱，把子弹一一送到战士身边；
把手榴弹盖拧开，一堆一堆地摆在阵地前沿。
然后又伏在一位机枪射手旁边，大声说道：“你们狠狠地打！
狠狠地打！”
当他看到边防战士用他们运来的子弹打得敌人一排排地倒下去时，高兴地喊道：“对！
就这样使劲打，再打！”
经过几天的行军和作战，民兵们所带的干粮已经剩下不多了。
沈玉龙的胃病本来很厉害，一饿，胃疼得更加难忍。
但是，他每次只吃一小点，把干粮省下来，留给伤员和战士吃。
打退敌人的反扑后，班里把一个头部负伤的同志交给沈玉龙护理，他象爱护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把伤员安放在一棵倒下的空心大树洞里，把自己的雨衣撑在洞口，用手拉着，给伤员遮风挡雨。
他还把自己的一床毯子割成三块，分别盖在三个伤员身上，千方百计减少伤员的痛苦。

英雄血染外珊河

三月二日，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民兵四连的一、二排抬着伤员离开了黄连山，三排还留在山上执行任务。
上山难行，下山更是艰险。
阵地背后的山崖又高又陡，沈玉龙挺身而出挑重担，下山的路上，他抢在前边抬，两手抓着石缝草根，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坡陡无路，有时他就一步一步往下滑，裤子被划破成一条一条的布筋，皮肉被划出一道道伤痕。
加上脚上的血泡，抬着担架，每走一步，都需要很大的毅力。
他咬紧牙关，顽强战斗，一直坚持抬下陡坡。
这时，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堵五米多高的断岩，挡住了去路。
沈玉龙和民兵们用绳索拴住担架的四只角，一副担架一副担架地从山岩上往下吊，减少了伤员的痛苦，保障了伤员的安全。

中午，一、二排的民兵抬着担架来到外珊河边。
雨后的外珊河，洪水汹涌，水流湍急。
他们选择了一处宽二十米、深一米多，流速稍缓的地方，抬着担架涉水过河。
当时和沈玉龙抬一副担架的，一共五个人：前左是祝顺香，前右是班长沈文山，后左是陆顺平，后右就是沈玉龙，还有一个王国生在中间的右边扶持。
一、二班已到对岸，沈玉龙所在的三班抬着伤员快到河中间时，敌人打来的炮弹落在对岸河滩上、山坡上，浓烟滚滚，沙石纷飞。
沈玉龙鼓励着战友，抬着伤员继续前进。
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他左后五、六米处的河中爆炸，顿时升起了一个巨大的水柱，河水和气浪猛扑过来。
一块弹片打进沈玉龙的左后腰，从左前腹穿过，殷红的血直往外涌，他身子一歪，担架一晃，但马上又恢复了平衡。
剧烈的疼痛折磨着沈玉龙，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一步、两步、三步。
这三步啊，每一步都包含着他对子弟兵的赤热心肠，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在他左前面扶着担架的王国生转身一看，发现沈玉龙面色苍白，急忙移过去抓住担架。
在这大约七、八秒钟，沈玉龙忍受着巨大的伤痛，用尽生命的最后气力，顶住激流的冲击，双手牢牢支撑着担架，象钢梁铁柱，保持着担架的平稳。
王国生刚接过担架，正要用手扶他时，只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道：“不…要…管…我…，保…护…伤…员…”当战友们把他救上岸时，他好象有很多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来了。
只见他抬起颤抖的双手，一手放在自己的胸前，一手指着身旁的伤员，好象在说：“一定要把伤员抬回祖国”。
四周的民兵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沈玉龙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为了表彰沈玉龙的英勇事迹，中共河口农场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云南边防部队给他追记了一等功。

本报通讯员 石晋民 杨思伟

本报记者 阮生江

栏目：短评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荣立战功的英雄行列里，支前参战的边防民兵同边防部队的英雄之花交相辉映。
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支前民兵英雄”沈玉龙，就是广大支前参战民兵的突出代表。

支前参战是我国民兵的光荣传统。
从配合革命军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到抗日战争威震敌胆的地雷战、地道战，到解放战争的浩浩荡荡的支前洪流，每一页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闪耀着民兵斗争的夺目光辉。
为了保卫祖国的四化建设，夺取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广大民兵一声令下，招之即来。
他们奋勇支前当先锋，不怕山高路险，登绝壁、跨深涧，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饥饿疲劳、病残伤痛，出没于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穿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舍生忘死运送弹药，奋不顾身抢救伤员。
他们和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并肩战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颂的英雄业绩，值得全军同志学习。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二页）这个在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自卫还击作战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这样一种说法，现代战争主要是打机械、打技术，民兵、民工支前的作用不大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战虽然是特殊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规模有限，时间较短，但却表现了现代战争的某些特点。
作战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人民战争思想没有过时。
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打现代的人民战争，才能夺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们边防部队指战员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发扬自卫还击作战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搞好军民联防，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孟凡玉/吕承义/何文亭/裴飙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一连，今年在大跨度坑道掘进被复中，学习科学技术，改革原有设备，使各道工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到七月中旬，已完成全年施工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五。

今年，上级给一连拨了一套施工机械设备。
装渣机是三十年代的产品，老掉了牙；
八辆矿斗车就有两种型号；
其他器械也都是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旧货。
开工后，全连忙了一个月，才完成当月任务的一半，在全团倒数第一。
面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分析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设备陈旧，而是技术不熟。
于是，他们先后两次请地方技术人员来连队讲课、作技术指导；
多次到兄弟部队和附近工厂企业参观学习；
还经常组织技术骨干座谈交流使用机械的体会，掀起了一个学科学、钻技术的热潮。
很快，在家的六名干部达到了对所有机械会讲解，会操作，会排除故障，会维修保养。
全连由只有五个懂点机械的“半瓶子醋”发展到了四十七名各类技术骨干，保证了按时完成施工任务。

为使旧设备进一步发挥新功效，夺取施工高速度，他们解放思想，积极改革，使现有设备满足施工需要。
党支部在广泛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的基础上，组成了由五名干部战士参加的技术革新小组。
他们对所有机械中影响发挥效能的部位，一一具体分析，制订革新任务和方案，逐一攻克。
矿斗车型号不一，不便联结装渣机，他们就设法改革为同一型号，把只能一边倒渣改为两边倒渣；
装渣机起重臂短，装渣时既砸矿车，又不安全，他们就找来钢板焊上，给它把“胳膊”接长。
就这样，他们先后给二十部机械修配了零件，对十六部机械进行了十四项革新，使掘进日进度比过去提高了三倍。

一连党支部认为，挖潜力，搞革新，夺取机械化施工的高速度，不能只满足于修修补补，要大胆创新，提高现有机械的性能和作用。
按照机械设计，运输道岔是焊死的，轻重车避不开，矿斗车常常供不应求，造成窝工。
革新小组的同志多次向铁路局老工人请教，利用火车扳道的原理，把死道岔改为活动道岔，提高了矿斗车的利用率。
后来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又把单行轨改为双道轨，把过去的单机单轨来回倒，变成了双机双轨来回跑，使工效提高了一倍。

（孟凡玉、吕承义、何文亭、裴飙）
===== 反映广大指战员向国防现代化进军中所关心的问题-话剧《向前！
向前！
》配合现实斗争获得好评-大家说：部队文艺创作要干预生活，支持生活中的先进力量，才能保证出战斗力

作者：麦辛

本报讯 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在创作和排演《向前！
向前！
》的过程中，广泛听取群众和领导意见，较好地反映了广大指战员在向国防现代化进军中最关心的问题，获得了好评。

《向前！
向前！
》是冠潮同志编剧、张哲同志导演的八场话剧。
这个戏提出了我军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出发，以在明天的战争中打胜仗为目标，组织、实施当前部队的训练。
这个话剧，生活气息浓厚，情节曲折动人，人物语言生动，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较好地阐明了革命化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突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最初，有的同志曾经对这个戏表示过异议，编导演的同志也不无顾虑。
为了求得正确的认识，南京部队文化部和前线话剧团除了要求本部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外，还多次向司政机关、学校的干部和驻南京某部指战员征求意见，并将意见报告部队党委和政治部负责同志，请他们观看排演，发表看法。
大家看了演出之后，反映强烈，一致认为，《向前！
向前！
》是个好戏，在政治上、艺术上都能站得住，看了很受教育。
许多文艺工作者和机关干部认为，它的可贵之处是反映了我军建设的现实，揭示了我军在前进中的困难、矛盾和斗争，提出了我军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搞好两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富有现实意义，对促进国防现代化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来自基层的同志感到，这个戏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反映了部队指战员迫切想把我军建设搞上去的强烈愿望。
大家赞扬了编导演同志表现现实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为部队文艺如何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做了可贵的探索。
戏反映的情况很真实，人物就是我们周围的人物，矛盾正是生活中突出存在的矛盾。
戏中人物很有代表性，有老、有中、有青，无论是周团长、向排长，甚至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关师长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师长的形象很典型，虽然思想保守，但本质还是好的，经过加强学习、解放思想，是能够跟上新长征的前进步伐的，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
贺家烈这个人物，生活中常见，围着领导拍马屁，专给下面穿小鞋，写得好，希望作者不要改掉。
这个戏虽然表现了师团领导干部的思想冲突，触及了师长思想作风上的问题，甚至还写了一个品质不良的副团长，但是又通过周团长、向排长正面形象的塑造，典型环境的准确表现，和关师长的思想转变过程，使人感到我军在斗争中自强不息的巨大力量，对于我军如何从思想作风上、军事训练上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有推动作用。
大家说，部队文艺创作要干预生活，影响生活，提出部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支持生活中的先进力量，才能保证出战斗力；
搞戏也不能“写远不写近、写物不写情、写外不写内、抓痒不抓痛”，回避部队的现实斗争，还是要通过揭露矛盾推动部队建设。
这个戏对部队的问题抓得较准，配合了现实斗争，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活中的障碍、矛盾都有教育意义，很值得提倡。
同时，大家对这个戏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建议尽快在部队演出。

南京部队党委和政治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先后看了演出，并指出：京艺创作要上去，就要解放思想，敢于接触矛盾，认真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目前，这个戏经过初步加工、整理，正在首都参加国务院文化部主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
然后，还准备到部队演出，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请广大指战员鉴定。

（本报记者 麦辛）

关师长对周团长说：我也要学习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和你们一起向前奔！
周仓志 范爱全摄（照片）

作者：彭庆凯
栏目：学军事

为什么要办《对未来战争初期的探讨》这个专栏？
主要是为了活跃军事学术思想，研究现代战争规律，指导部队教育训练，提高干部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

有的同志对未来战争抱着“不可知论”的态度，认为探讨这类问题是“纸上谈兵”：有的同志认为，这类问题与战役战术指挥员关系不大，不大愿意开动脑筋。
这些看法都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轻视军事科学理论的指导诈用，不善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战争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仅影响指导部队当前的教育训练，而且在未来的战争中可能受到惩罚。

这个专栏探讨的范围是很广阔的。
从未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特点，到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等等，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妨多想出几种可能性，多提出一些怎么办？

既然是学术探讨，就要贯彻双百方针。
本专栏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什么定论。

五月十五日本报发表粟裕同志《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文章，应该看作是第一篇有指导意义的专文。
希望在深入探讨中，进一步活跃学术研究空气，不断取得研究成果。
——编者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议论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的国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可能爆发大战。
为了加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现在进行一次对未来战争初期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其十分重要意义的。
可是，有的同志却认为：“研究战争初期，是脱离实践的空谈。”
对于这种看法，有澄清和商榷的必要。

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主张等到敌人已经进犯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研究。
其主观愿望可能是反对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既要反对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又要反对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如果等到敌人打来再去研究，虽说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但那将会给我们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战争不是神物，未来战争是同以往战争相关联的，并且是在现在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只要我们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辩证地研究敌我双方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总结和吸取过去战争的那些有益的经验，着眼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就能作出科学的预见。

我们强调要研究战争初期，是有前车之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采取“闪击战”战术，不到一个月攻陷了波兰，不到两个月击溃挪威军队，不到半个月迫使荷兰、比利时军队投降，四十天打败法国。
这些国家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战争初期问题的研究和处理不当。
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法西斯德国的后尘，效法希特勒的“闪击战”，极力鼓吹速胜论和战争初期决胜论，并把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突袭日本关东军的经验，视为“一次真正的闪击战”，“具有现实意义”。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不能不逼着我们加速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而加强战争初期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探讨，正是进行这一准备的重要方面。
因为，只有把过去的战争实践上升为理性认识，才有利于应付未来的反侵略战争。

那么，研究战争初期，重点应该研究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处于防御地位的军队要打破强大的进攻军队，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
第一个战斗的胜败将对全局有极大的影响，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根据毛泽东同志揭示的这一军事原理，分析战争初期的特点，正确回答战争初期的问题，在战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打好反攻的第一个战斗，是有很多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但首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战略问题。
因为战略问题关系战争成败的全局，如果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不好或有了重大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打不好的，甚至会失败。
关于这一点，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个例证。
从苏德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起，苏联就开始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在总结的过程中，军事学术领域曾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从战争一开始就对进攻之敌实施深远的毁灭性打击；
另一种则反对战争初期实施深远突击，而主张采取短距离的突击方式。
争论的结果，前者占了上风。
后来，战争初期实施深远突击的理论更进一步发展为：战争一开始就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夺取战略的主动权，广泛运用航空兵和坦克对敌人实施强大的回击，将战争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
战争实践证明，战前确定的所谓“进攻性回击”这一战略方针，只注意了强大回击，忽视了战略防御，是错误的。
由于忽视了战略防御，战争的第一天，就让德军轻易地突破了苏联的国境防御线，迅速向纵深推进。
这时的苏军不但反突击没有奏效，并使自己遭到很大损失。
苏军统帅部不得不从血的教训中，将“进攻性回击”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积极防御作战，逐步消耗敌人，制止了敌人的长驱直入，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就不难看出研究战略问题对于战争的重大意义。

要研究战略问题，则必须对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作一基本估计，未来的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从常规战争开始，还是要打核战争？
敌人的突袭是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还是先空中突袭或空中、地面同时进行？
只有对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才能制定出有利于我的战略和战役计划。

除了要研究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外，还应侧重研究战役战术和指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指导思想是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实事求是地制定与应用战略战术原则，敢于创新，不拘一格。
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与过去历次战争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合成战术、合成指挥方面，将有很多问题急待我们去研究解决。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去研究未来战争的战役战术和指挥问题，一方面又要防止照搬照套我军过去的作战经验，更不能照搬过去打步兵的经验去打敌人的坦克、飞机和军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军领导人无视大量使用坦克和飞机给战争带来的新特点，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阵地战取胜的经验，在几百公里的边境地带构筑了有永备工事的“马奇诺防线”，认为这样就能顶住德军的进攻，消耗其军事和经济潜力，最后战而胜之。
结果，当德军迂回“马奇诺防线”实行闪击战时，法军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全国很快就被德军占领了。
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作者：陈忠龙
栏目：学军事对未来战争初期的探讨

现在有一种说法：战争初期问题是战略问题，是统帅部的事，与战役战术指挥员关系不大。
我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说法，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
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九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由于我军指战员和根据地干部群众理解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在战役和战术上自觉地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而赢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指战员理解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觉地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山地游击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巧妙的打法，并在有利时机进行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全军指战员理解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思想，不论是担任内线作战还是担任外线出击任务的部队，都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争初期，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更有认真刻苦地去研究、探讨和掌握它的必要。
通过研究探讨，一方面可以加深战役战术指挥员对战争初期的我方战略意图和作战原则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可以解放思想，活跃军事学术研究空气，群策群力地将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和意见提供统帅部和领导机关参考。
这样做，既能提高自己的军事思想水平，也能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使全军受益。

其实，战争初期要研究的，并不只是战略问题，它与战役战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未来战争初期是使用核武器还是使用常规兵器，是有一个空袭阶段还是没有？
这对战役战术原则的影响极大。
合成军队指挥员怎样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样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与指挥，而不使各部队、各兵种失控？
合成军指挥员在战争初期怎样指挥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做到打一仗进一步等等问题，都不属于战略学研究的范畴，而是属于战役战术指挥员刻不容缓的学习和研究的任务。

有的同志认为，研究战役战术不需要强调战争初期，因为它在战争中期管用，在战争后期也同样管用。
这种看法不尽全面。
我们说，任何战术都有它的共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某些战术原则和打法在战争初期管用，在中期后期也是管用的。
但是，研究战争，研究战法，决不能满足对一般规律、原则的了解，因为任何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都将随着时间、地域和条件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
如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每战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具体运用时，由于时间、地域和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军是以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歼敌；
到了中期，只是以两倍、三倍顶多四倍于敌的兵力就可以歼敌制胜。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曾经以一个师打敌一个营才达成歼灭战；
而在战争中期以后，集中三倍或四倍的兵力就能达成歼灭战。
在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时，我集中兵力的倍数也很大，后期就小些，甚至以相对的优势就可以歼敌制胜。
在今后的反侵略战争初期，敌之军事力量将仍然处于明显的优势，还是敌强我弱。
加上敌人迷信突然而强大的首次突袭的决定性作用，鼓吹在战争初期就使用新式武器，广泛集中地使用航空兵和集群坦克速战速决，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初期怎样集中兵力，集中兵力的倍数要多大，它与战争中、后期有那些不同，作出科学的回答。
而回答这些问题，乃是一个战役战术指挥员责无旁贷的义务。
如果硬要把战争中、后期的集中兵力与初期等同起来，我们起码可以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肯动脑筋想一想，或是对我军在战争初期的胜败问题漠不关心。

另外，战争初期对合成军队指挥员的指挥要求与中、后期也大不一样。
战争初期，我军在战略上还处于被动地位，它要求战役战术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局的被动中争取局部的主动，积小胜为大胜，尽快地化全局的被动为全局的主动。
实现这个要求，比起战争中、后期的指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因为敌人在战争初期锐气正盛，作战指挥和部署也较周密，弱点和错误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为了使我军从被动中转为主动，合成军队指挥员必须特别慎重，既要善于创造和捕捉战机，又要善于诱导或耐心等待敌人犯错误；
既要善于从全局出发周密地组织协同战斗，又要充分发挥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特点，迅速、果断、主动地去打击敌人。
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我军已经有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的时候，战役战术指挥员就能够比较从容地组织和指挥战斗，有更多的战机可供利用，因而也就能有较大的把握歼灭敌人。
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加强对战争初期的研究。
在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步没走好，势必会使我军陷入不利的处境。
如果这第一步走得好，在初期作战中粉碎了敌人的战略企图，那么，就为第二步、第三步赢得了时间，争到了主动。
因此，战役战术指挥员必须重视未来战争的初期问题，切实把它作为训练和研究的重点。

作者：学军
栏目：学军事

军事科学，过去也有人叫兵学。
而“兵”字在古代，就有专作兵器的解释，“兵者，凶器也”，“兵，谓干戚也”。
象史书中常常提到的“不以兵车”，“弃甲曳兵”，“王兴甲兵”，“兵甲非不坚利”，以及“不以兵革之利”等等，都是指的武器。
又道是，兵法乃用兵之法，这不仅包含着用人，也包含着用器。

古人以兵言器，又以器讲战，还可以从说文解字证明。
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它有时能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一些现象，“战”字以“戈”为偏旁，戈为武器的代称，可见没有武器就无法从事战争。
而战争的每一步发展，既要以新武器的运用为前提，又为武器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新要求。
当然，古人造字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些现象，还不能从根本上弄清武器与进行战争指导的关系。
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不仅明确指出了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军事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揭示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作战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
我们研究武器发展的历史过程，目的也就在于按照军事唯物论的本来面目，坚持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框框，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指导规律。

若说研究武器的发展，过去人们习惯于从石兵开始，提出最早的兵器是原始社会中的石刀石斧，故统称之为石兵。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战争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而用于战争的武器似乎是出现于战争之前。
我认为，虽然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刀石斧，但这些东西在那时，还不过是一种劳动工具。
主要的基本的是用于猎获生活必需品，防御其它兽类的侵袭；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有了和生产相脱离的常备军。
这时，武器也就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被“专职专用”，并按照战争的需要向前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器和军队、战争是同时代的产物。

如同《天方夜谭》中跳出魔瓶的妖魔一样，武器一旦从劳动工具中分离出来，它就和人结合起来，神话般地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纵观人类战争史就可以看到，有不少新的武器装备一出现，很快就促使在战争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角色（新的军种兵种）或新的剧目（战争样式）。
例如，历史上曾风云一时的车战、骑战或舟战、坦克战等，都是以部队武器装备的改变为前提的。
火炮的出现，产生了炮兵；
飞机用于军事，诞生了空军和空战。

武器装备的发展尽管日新月异，就其历史阶段来说，它经过了冷兵器、热兵器和今天人们已经看到的热核兵器时代。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军队的作战方式和方法都有了根本不同的转变。
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采用密集的方队进行白刃格斗。
随着火枪、火炮的出现与发展，密集的方队逐渐由散兵群所代替。
重机枪的发明及其在战斗中的大量使用，曾引起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的新变化。
这些变化表现在防御中，减少了第一梯队的生动力量，而前沿仍能保持比过去还要高的火力密度，指挥员把第一梯队减少下来的兵力，用于建立预备队和第二梯队，使防御增加了韧性和弹性；
表现在进攻时，为了避免遭受敌方机枪火力的重大杀伤，不得不放弃原来那种绵密的线式队形，并在新的战斗队形中配备随伴火炮，以压制敌人的机枪。
有个外军材料这样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许多人认为，一挺机枪可以代替三十名步兵。
所以能允许部队裁减。
但那次大战的经验却又证明，机枪的运用恰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火力的增大，产生了疏散的战斗队形，使传统的战场延长到几百里，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人力。
结果机枪的数量愈增多，战局就愈僵持。
直到坦克与飞机的密切配合在一九三九年获得成功以后，才打破了在第一次大战中所冻结的战线。
可见，作战方式总是要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地改变战变革；
研究战争指导规律，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灵魂。

武器装备的发展尽管越来越复杂，但它始终是围绕着战争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进行的。
大家知道，武器本身有三个基本要素——打击力、防护力和机动力。
武器的每一步发展，实际上都是对这三个要素分别的或综合的提高和加强，使其不断地更有利于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武器的性能，是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具体化，它决定着使用方法，而敌对双方的武器及其运用方法，又决定着具体的作战方式。
例如在火器时代，防御者基本的作战方式是依托掩体进行射击，运用火力杀伤敌人；
进攻的一方为不被防御者的火力杀伤，并力图突破防御，就必须先进行火力准备，在火力支援下（压制防御者的火力）进行冲击。
根据支援火力和冲击部（分）队所参加的军（兵）种情况，又常常表现出步炮、步坦、步炮坦或陆空协同作战的方式了。
又如我们常说的“闪击战”，其物质基础只能是武器装备的机动力的空前提高和突袭火力的加强，不然的话，也是闪不成、击不痛的。

尽管现代化武器威力空前，现代化战争有许多新特点，但都是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
简要地研究一下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使我们更自觉地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指导规律，就是介绍武器发展史话的目的。

作者：孙利辉杨士华
栏目：学军事

瑞典《国际防务评论》杂志一九七八年九月号刊登了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苏联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C·N·唐纳利的署名文章，题目是《苏联陆军面临的战术问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近几年来苏陆军在战术思想方面展开的四场讨论，现简要介绍如下。

作者指出，近年来苏军报刊所开展的四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诸军（兵）种合成战斗分队、后勤分队如何实际运用战术和保持生存力的问题；
（二）军官本身应具备的能力，尤其是正确处理战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解决这些战术问题时发挥主动性的程度。
接着，作者具体地介绍了每个讨论问题的重点，并就每个问题讨论的最终结果及其对苏陆军分队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

关于步兵战斗车战术运用的讨论

БMⅡ步兵战斗车的性能很适合于核战争，但不大适合于常规战争。
在常规战场上，它比较适用于某些阶段，不大适用于其他阶段。
苏军认为，为了在不大适合于步兵战斗车作战的阶段使用步兵战斗车，必须采用能将其遭受损失的危险减到最低程度的战术，或者以常规武器在局部战场造成近似于实施大规模杀伤破坏的作战环境。
苏军正是以此为前提展开了一场讨论。

（一）步兵战斗车在进攻战斗中的使用。
讨论中一致认为，步兵战斗车最好用以扩大战果。
在核条件下，步兵战斗车分队一般乘车实施各种进攻行动。
在常规条件下，对北约的既设防御阵地实施进攻时，由于北约军队反坦克武器密度很大，并拥有强大的防御配系，故通常要求分队下车徒步冲击，与随伴装甲车辆密切协同，在炮兵的掩护下行动。
正是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引起了最为热烈的讨论，讨论的具体战术问题是：①分队应在距敌多远时由行军队形或临战队形展开成冲击的战斗队形？
②摩托化步兵应在距敌多远时下车？
③下车时距坦克多远，是否可在坦克前方下车？
④对敌第一线阵地发起冲击时，步兵与坦克应靠近到什么程度？
⑤步兵战斗车应同下车冲击的步兵保持多大距离？
⑥步兵战斗车怎样才能更好地以导弹，火炮和机枪支援冲击？
⑦步兵战斗车应实施超越射击，还是通过实施冲击的各班之间的五十米间隙来射击？
⑧加强有一个坦克连的步兵战斗车营成两个梯队进攻时，应将全部坦克放在第一梯队，还是给第二梯队也配一些坦克？
⑨步兵下车之前，在炮兵火力突击的掩护下，坦克与步兵战斗车应保持多大的距离？
⑩如何对付防御阵地前的混合地雷场？

（二）步兵战斗车的奔袭战术。
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一致认为，步兵战斗车分队适于采用奔袭战术。
所谓奔袭战术，就是派一个加强营甚至一个团不定期地在敌后遂行侦察与破坏任务。
苏军认为，采用这种战术对敌组织和士气的影响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它适于在战争初期和追击阶段采用，特别适于在进攻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采用。

关于牵引火炮生存力的讨论

苏联《军事通报》杂志一九七五年十月号发表了一炮兵上校的文章，开始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文章根据苏军炮兵存在缺乏装甲防护、工程防护和士兵的训练水平低等缺点，以及北约军队侦察能力和反炮兵能力强的特点，建议一个炮兵连的六门炮应疏开配置在600×300米的发射阵地上。
同时还提出一些其它相应措施。
后来的许多讨论文章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陆军军训部长兼火箭兵与炮兵副司令阿纳什金中将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
他强调了炮兵的重要性。
认为，通过加强炮兵的反炮兵能力，尤其是对付北约自行火炮的能力，来确保己方炮兵的生存力，是苏军炮兵的首要任务。
他还强调，需要有效地实施欺骗、伪装、工程准备和“打了就跑”的战术。
同时必须提高开火速度和命中精度。

关于军队指挥问题的讨论

苏联《军事通报》自一九七六年四月起，连续登载了一系列讨论军队指挥问题的文章。

苏军驻德集群参谋长格林克维奇上将的文章认为，由于苏军目前存在人员的专业和参谋业务水平低、指挥笨拙、统一的战术训练差、指挥与通信器材质量低劣等弱点，导致整个指挥过程过于迟缓，定下决心的时间及拟制和下达命令的时间过长。
他提出以下改进措施：（1）采用两级或两级以上的多级指挥机关同时平行工作的方法来取代以往的逐级计划战斗的程序。
（2）参谋人员应接受单项专业训练和全面训练。
（3）更多地采用自动化指挥系统。
后来发表的讨论文章还要求改进下达任务的程序，采用统一表格式文书，加强抗干扰训练，并讨论了如何保证指挥机构的生存力和迅速恢复遭敌破坏的指挥等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陆军第一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雅库申上将发表了一篇文章，结束了这场讨论。
他说，军队的指挥过于不灵，过于迟缓。
他要求加快任务下达的过程，统一文书格式，采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自动化器材，以及加强参谋的单项课目训练和全面提高军官的素养。

关于高速进攻的讨论

这是迄今参加人数最多、内容最广泛的一次讨论。
讨论的目的，首先在于使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深刻体会到，高速进攻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为了探索改进战术运用的方法。
有的文章认为，进攻速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提高进攻速度是当前指挥员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现代军队适于实施高速进攻，但若指挥效能不高，最大的优势也会丧失。
不少参加讨论的人指出，若要使进攻获得成功，必须提高对敌防御武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的压制程度。
单凭炮兵是无法完成压制任务的，但应迅速利用炮兵射击的效果。
许多人还谈到利用核突击效果的问题。
有些人提出，必须实施机动，以迂回敌支撑点并进攻敌之翼侧和后方。
欺骗和突然性是较受欢迎的保障高速进攻的办法。
施放烟幕也是一种很好的战术。
最后，主管训练的陆军副总司令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

孙利辉 杨士华

作者：承德
栏目：学军事瞭望台

这项多用途武器系统的研制，始于一九六六年。
它的前身是美制F一104型星式战斗机的一种武器容器，这种容器使用大量小型成型弹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革，发展成为MW—1多用途武器系统，成为西德“旋风”式多用途战斗机的主要武器装备。

这种武器系统是一个安置在机身下部两根支撑导轨之间的一个武器吊舱，这个吊舱分了成彼此分离的四段，共有一百一十二个反坦克地雷发射管，可装二百二十四枚主动的或被动的反坦克地雷，专炸坦克的履带和底部。
整个布雷的高度、速度以及布雷密度和面积大小均由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
单机布雷的最大面积是500×2500平方米，如果多架并行布雷，将形成很大的地雷禁区，能够有效地阻滞敌人坦克的进攻，从而赢得更高的战争准备时间。
布雷结束后，这个吊舱还可以象副油箱一样扔掉。

这种武器吊舱除了装反坦克地雷外，还可以抛射其它用途的地雷和炸弹，如对付非装甲目标的杀伤地雷，破坏柔软目标的饵雷，专攻掩蔽部、碉堡的炸弹，摧毁机场水泥跑道的侵彻炸弹，以及攻击地面停放的飞机的多用途爆炸地雷等。

总之，这样的武器系统将要改变用导弹逐个对付坦克的局面，从而以庞大的火力，取得大面积摧毁坦克的效果，这就是这种空中新式反坦克武器的设计思想。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今天下午在这里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中美两国政府水力发电与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

华国锋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他对这两个文件的签订表示热烈祝贺。

签字完毕，出席仪式的中美双方人士热烈鼓掌。

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明后年中美之间在文化艺术、教育、广播、图书资料、园林和建筑、文化考察、体育、社会科学、翻译出版等方面的交流项目，以及财务规定。

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规定：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促进和建立双方在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领域内的合作活动，并对具体合作活动作出适当安排，予以鼓励和提供方便。
根据议定书，合作活动包括双方交换和提供情报，共同从事试验和研究，互派专家和培训技术人员，以及提供规划、工程设计、技术问题的咨询和施工管理等。

邓小平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致词说，这两个协议的签订，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又一新成果。
这两个协议必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两国之间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他指出，蒙代尔副总统这次来访，又使中美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此，中美两国人民肯定是会感到高兴的。

蒙代尔副总统说，今天下午签订的这两个协议将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新的推动力。
他说，这两个协议将加强美中之间的纽带并有助于使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蒙代尔副总统说：“对我们两国来说，一个更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德祥
栏目：时事讲话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
这一新的规定，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
这是我国选举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是在新形势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新的《选举法》规定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就是这一政治原则的实际体现，是我国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吸引全体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为此创造各种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安定团结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国家的主人。
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行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列宁所说：“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条件。
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能保证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一八九页）这种实际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具备。

大家知道，关于民主选举的口号和某些一般原则，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就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提出来了。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实行民主选举的原则。
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后，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选举”，日益成为他们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百万富翁和普遍工人之间是不存在平等的选举权利的，“自由选举”其实并不自由，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纵横捭合、勾心斗角的闹剧，几年一度的大选只不过是堡断资本集团确定由谁来代表他们统治国家而已。
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虚伪性的一面，同时吸收了它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某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九一九年，列宁在论及苏维埃俄国的选举制度时曾经指出：“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看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负责人员的选举。
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四页）列宁主张，国家权力机关应当“由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民族，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投票选出”（《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页）。
我国新的《选举法》关于扩大直接选举范围的规定，正是为了逐步实现列宁提出的上述原则，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选举制度的民主性。

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措施

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措施，必将对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首先将使广大选民能够更好地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
人民群众实行这种权利，主要就是通过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真正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去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凡属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任何代表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必须如实地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见。
实践证明，这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好形式。
新的《选举法》规定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进一步密切了选民和代表的关系，有力地保障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进一步从选举制度上保证了代表直接对选民负责。
在我国，人民代表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社会公仆。
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参加全国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活动，并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的。
所谓“代表人民”，就是要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要求、呼声和利益。
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就会使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来自选民的，因此，他们的活动也必须对选民负责。
直接选举的制度从代表产生的方式上，要求每一个代表的活动不能只凭自己的愿望或任何上级个人的意见，而必须依照大多数选民的意志办事，这对于防止和改变那种“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的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还更有利于实行选民对代表的监督。
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也由选民直接进行监督。
这种监督，一方面要求代表必须及时征求和如实反映选民的意见，及时向选民汇报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则肯定了选民对不称职的代表有提出罢免和撤换的权利。
新的《选举法》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任何公民或者单位对违法乱纪或者严重失职的代表，都可以提出罢免的要求。”
如果大多数选民认为某一代表已不适合担任他们的代表，可以随时撤换。
采取这样的措施，有助于各级人民代表以至各级政府的负责干部真正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任务只是把人民授予自己的权力努力运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新的《选举法》关于扩大直接选举范围的规定，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四个现代化是亿万群众的伟大事业，它不仅代表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才能胜利实现。
我们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奋斗来实现现代化。
为了充分发挥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正是这样一项扩大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措施，它对于保证四个现代化的胜利实现，确实具有很大的意义。

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发展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重要步骤

我国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实行了民主选举，并制定和颁布了不少重要的选举法律和条例，如：《苏维埃暂行选举法》、《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等。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选举法，这部选举法根据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条件，采取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规定乡、镇、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等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实行间接选举制，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这样的选举办法严格说来当然是不够完善的，但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不妨碍我们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向更大范围的直接选举过渡。
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
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
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

从那时起，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扩大直接选举范围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特别是由于近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疯狂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政治制度上堵塞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可以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漏洞，因此，改革我国的选举制度就尤其显得重要。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造成的恶果极其严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而且社会主义民主及其选举制度必须伴随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水平和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而逐步发展，以臻于完善，所以目前还不能在全国各级都实行直接选举。
新的《选举法》规定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是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
彭真同志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群众对于本县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实行直接选举不仅可以比较容易地保证民主选举，而且便于人民群众对县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
这正是我们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的根据。

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重要步骤。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最彻底最民主的选举有四个原则，即普选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
这些原则概括了社会主义民主选举的基本要求，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指明了方向。
和这些要求相对照，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仍然是不够完善的，还需要逐步加以改革，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发展。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愈发展，实现现代化就愈顺利，而现代化事业愈前进，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和人民政治觉悟水平愈提高，社会主义民主也愈健全。”
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为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进一步促进政治民主化，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据新华社八月二十八日讯 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余秋里，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水利部长钱正英，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蒙代尔副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八月二十八日讯 以今日台湾和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生活情景等为内容的《啊，台湾》、《阿敏的故土》、《骨肉亲》、《爱国一家》等四部彩色纪录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八月二十八日起在北京市上映。

影片《啊，台湾》在优美动听的歌声中开始，画面上首先出现了台湾的海边景色、森林、农田、渔港、阿里山云海、日月潭风光等地理风貌；
接着，台湾的香蕉、稻米，世代开发宝岛的汉族、高山族同胞也摄入了镜头；
影片还拍下了造船厂、炼油厂厂房、加工出口区制作车间、渔民捕鱼作业、城市建筑群和街道之夜等景象。
同时，影片还以丰富的史料说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影片《阿敏的故土》，介绍电力工程师蔡文庆、甘蔗专家钟维望、年轻的科学家吴国祯等三位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幸福的生活，及他们对台湾亲人的怀念。
这部影片还纪录了一九七七年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和旅美、旅加拿大台湾同胞篮球队回国省亲的情景。
《骨肉亲》纪录了大陆渔民热情接待、帮助台湾遇险渔民的动人场面。
《爱国一家》反映了爱国人士董其武、程思远、黄维、杜聿明等工作、生活近况。

新华社杭州八月二十八日电 浙江省普陀县沈家门渔港最近设立的台湾渔民接待站已开始接待台湾渔民。

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是我国著名渔港之一。
每年渔汛季节，都有大批台湾渔民前来舟山渔场作业。
在这期间，台湾渔民经常因渔船发生机器故障或因海难事故，到沈家门渔港要求帮助。
台湾渔民还经常进港避风，或因急病前来求治。
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热情接待了这些台湾同胞，妥善地帮助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

台湾渔民接待站是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做好接待工作而拨款兴建的。
这是一幢二千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坐落在沈家门渔港北岸中心地段，濒临港边，交通方便。
楼房式样美观大方，内有套间、浴室、会客室、电影放映厅等。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七日电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在前往哈瓦那出席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途中，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了短暂的逗留和访问。

乔森潘主席和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同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委员武科·德拉加舍维奇进行了会谈。

新华社八月二十八日讯 人民大会堂从七月十五日起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对外开放，供人民群众参观。
到目前为止，已接待观众二十一万人，其中外宾、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有四千六百多人。

参观过的外国朋友说，人民大会堂确实是一座非凡的大厦，我要告诉我熟识的人，到中国一定不要忘记参观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是首都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它的设计，突出了人民性，庄严雄伟，适宜群众集会活动。
大会堂里采用无梁柱结构的万人大礼堂，气魄宏大。
宽敞的宴会厅，可举办五千个坐席的盛大宴会。
三十个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的名称命名的休息厅，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或独特的民族风格。
目前，大会堂的主要部分，包括九个厅、室，都向参观者开放。
参观时，有专人导游、讲解。

据新华社八月二十八日讯 铁道部和铁道部政治部在七月三十一日向全国铁路系统各单位发布一项通知，严禁铁路系统的所有干部在旅客列车上搞特殊化。

通知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作风的精神，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践踏破坏了的好传统、好风尚，团结起来搞“四化”，严禁铁路系统各级干部在旅客列车上搞特殊化。

通知要求各单位对一贯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化的好同志，要表扬鼓励；
对本通知下达后继续搞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要进行严肃处理，直至给予必要的纪律制裁。

作者：波涌
栏目：国际札记

这篇奇文一开头便提出了“谁给谈判制造障碍”这个问题。
当然，它是拿不出任何中国“制造障碍”的真凭实据来的。
然而流氓毕竟是流氓，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国际舆论，说什么“世界广泛舆论”“指名道姓揭露了北京”。
又是“世界”，又是“广泛”，好象煞有介事。
可是细细一查，所谓“广泛舆论”也者，原来不过是“北极熊”和“熊”窝里的几条应声虫而已。

这些暂且勿说。
越南报纸气势汹汹地指责中国“阻碍”谈判的主要“论据”，据说是中国“拒绝了越南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什么“建议”呢？
这就是越南方面提出的所谓“反对霸权主义的五点内容”。
一个疯狂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小霸，居然也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建议，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它是不是要改恶从善呢？
果真如此，那首先就应把派驻国外的侵略军撤回来，把侵占别国的土地还给人家，停止反华和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侵略、颠覆和威胁。
可是，所有这些，越南方面不仅讳莫如深，相反，它把这些确确实实是“世界广泛舆论”的要求，统统斥之为“破坏印支三国人民的团结，分裂越南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这就不打自招地戳穿了它所谓的“反对霸权主义”只不过是用以欺世盗名的一种手法罢了。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文章竟然说什么如果不是中国在越南“西南边界和北部边界发动两场侵略战争”的话，越南人民早就可以在“和平环境”中过着“安定的生活”，“避免目前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了。
对于越南当局恶人告状的表演，世人已领教过不止一次了，这一回当然也不会博得人们的同情。
正是越南军队的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使得柬埔寨民族遭受空前的浩劫；
正是越南军队的挑衅和蚕食，使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人民过不成“安定的生活”；
也正是越南当局的反动政策，使得它自己的人民不得安宁，成百万地逃往国外沦为难民。
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管它怎样嫁锅于人，都是改变不了这些事实的。
不过，越南军报的这篇评论倒还有那么一点“坦率”，就是承认越南目前的处境很不妙。
但是，越南面临的“无数困难”并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
如果越南当局真的关心本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中安定地生活”，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那也简单：放弃霸权主义的野心和穷兵黩武政策。
只此一策，别无他路！

以造谣为能事的越南当局，妄想借造谣嫁祸于中国，这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列宁早已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据新华社香港八月二十七日电 香港《文汇报》八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撰写的一篇专访文章，揭露越南当局派遣特务出国从事间谍活动。

文章说：“据最近自胡志明市逃抵香港的一名前越南情报机构官员透露，越南特务机构已加紧派遣特务来香港从事间谍活动，派遣方式主要有两个，通过行驶于越南港口与香港之间的货船把特务偷运来香港，或将特务扮成难民混入越南难民当中乘难民船来香港。

“他说，据他了解，以前曾与他在公安局工作的同事，在今年初至少有一名已通过航行香港与越南港口之间的货轮偷渡来港，另外有三名则奉派混入难民当中，分乘帆船及接载输出难民的货轮来港。
此外，还有一些则奉派混入难民当中，前往东南亚国家。

“他揭露，派遣特务来港及往外国的工作，由越南公安部属下的派遣局负责。
越南公安部属下的情报机构有派遣局及政治保卫局。
派遣局专门负责对外的情报及间谍工作，政治保卫局则负责内部的反间谍工作。
派遣局派出国的特务，大多数从越南各省、市的地方公安局搞情报工作的干部中物色‘精干’分子，上调派遣局接受特殊的间谍训练，然后才派出国。

“他指出，越南情报机构近年来与苏联的间谍组织联系越来越密切，曾派不少高级情报人员往苏联及东德接受训练，越南情报机构所使用的先进间谍设备，也是由苏联及东德间谍组织供应的。
他又揭露，由越南派遣局派来香港的特务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高级特务，其工作是潜伏下来，发展间谍组织成负责较重要的情报工作，他们是通过偷渡方式入境，然后设法在港作长期居留；
另一种是本身希望离开越南的政府官员或军官，越南当局以准许其出国作交换条件，要他们出国后，替越南从事情报工作，并留下他们的父母或部分亲属在越南作人质。”

本报讯 山西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山西省军区原管理处收发苏萍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太原市逝世。
苏萍同志一九三三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岁。

栏目：新闻综述

自一九七五年老挝解放以来，老挝逃到国外的难民已达二十多万，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首都万象，难民每天以七、八十人的速度外逃。
在下寮地区，每天渡湄公河外逃的约三百人。
在古都琅勃拉邦，有的老挝人居住区出现了十室九空的凄凉景象。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老挝外逃的难民中，包括现政府干部、职工、军人、技术人员、商人、青年、学生、农民以及旧政府官员。
这不仅加深了老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且给邻国泰国造成了沉重负担。

为什么在过去、特别是在艰苦的抗美战争年代，老挝人民都没有大量外逃，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却发生数十万人外逃的现象呢？
这只要看看老挝近几年发生的变化，就不难找出答案。

老挝全国解放后，越南当局派出的四、五万军队对老挝实行军事占领，侵占老挝大片领土，控制了老挝军事要地和交通线以及自然资源。
同时，越南还派出大批“顾问”和“专家”，严密地控制了老挝党政军各部门，推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大肆对老挝进行殖民主义掠夺。
越南这种太上皇的行径，遭到老挝广大干部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大批干部和群众因此遭到迫害和残酷镇压。
为加强对老挝的控制，越南“顾问”和“专家”大搞“顺越者昌、逆越者亡”，在老挝干部群众中层层举办“老越特殊关系学习班”，妄图迫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接受这种统治。
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谁要敢说几句对越南不满的话，谁就会被迫参加“学习班”，高级干部则被送到河内去“洗脑”，“情节严重”的就被抓进监狱或送往劳改营，在短短时间内，这样的政治犯挤满了老挝所有监狱和劳改营。
据一名逃到国外的老挝负责干部揭露，近几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有两千五百名党员因被认为“反越”而遭清洗，数百人被投入监狱，有成百人被杀害。
为了镇压老挝人民的反抗，越南当局还大肆扩充老挝军队，把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人拉去当兵。
此外，越南当局还在老挝实行越南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弄得许多城市居民生活无着，人心惶惶。
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和其他居民不堪忍受这种法西斯殖民主义统治，许多军人不愿被驱使去镇压骨肉同胞，许多青年不愿为河内充当炮灰，不得不纷纷外逃。
老挝一位外逃者说：“因为越南军队太多了，人们无能为力。
如果你敢讲话，你就会被捕。”
为什么大批农民也背井离乡逃往异国呢？
老挝是一个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在越南的军事占领和殖民主义掠夺下，广大农民食不果腹。
在老挝的越南驻军不仅就地向老挝农民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而且还把搜刮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回越南，以弥补其国内的不足或供出口，换取外汇。
越南军队还把老越边境地区的许多老挝农民赶出家园，强占老挝的大片良田，把越南人移居老挝。
据西方报刊报道，目前移居到波罗芬高原和老挝其他边境省份的越南人已达十万人。
越南当局的这种殖民主义行径，使老挝农民遭受到深重灾难，激起农民强烈不满和反抗，造成大量农民外逃。
在万象地区，一些农民宁肯把稻谷拿去喂猪，也不愿上交。
有的则把稻谷烧掉，然后全家渡河外逃。
去年九月份的一个夜晚，万象附近农村就有近百户农民集体外逃。

在越南控制下的老挝，少数民族人民的遭遇尤为悲惨。
几年来，越南和老挝当局接连出动军队，野蛮镇压老挝山区的苗族人。
他们用炮轰、飞机炸，甚至使用化学毒剂，把苗族人成村成村地杀死。
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为逃避这种屠杀，不得不拖儿带女、跋山涉水外逃。
他们在外逃途中，又常常遭到越老军队的袭击。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不久以前，“老挝山区的一批苗族人共一百八十九名试图逃越湄公河进入泰国，巴特寮军队用机枪和枪榴弹发射筒射击他们。
至少有四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首都万象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像在越南一样，有一些由当局主办或支持的难民输送集团。
如果难民能交出几百美元，就可以被安全送过湄公河。
如果能交出几千美元，就可得到护照和去国外的签证，并有人负责送上国际班机。
如果没有美钞或黄金，难民就只有空身泅渡湄公河。
这些泅渡者经常会遭到在河边巡逻的老越军警的惨杀。
在万象市，人们经常听到军警向难民射击的枪声。
一位西方的外交官说：“在这个城市里，居然可以看到军人拿人做活靶子来练习，他们有时候举着枪不打，一直到难民快游到彼岸时才开枪。”
大量的事实表明，制造老挝难民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自称与老挝有着“特殊关系”的越南当局。
越南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掠夺，迫使老挝的干部和群众苦不堪言，不得不逃往国外，谋求生存。
如果越南当局不停止对老挝的控制和掠夺，老挝的难民外流就仍会继续下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