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布特哈旗委采取多种措施
按当地少数民族特点发展经济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08月19日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布特哈旗委从当地少数民族特点出发，积极扶持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布特哈旗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共布特哈旗委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考虑到各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不同的民族习惯，坚持从实际出发，重新调整了生产布局。
如蒙古族和达斡尔族居住的公社，草场辽阔，群众有放牧养畜的丰富经验，便将这个公社由原来的以农为主改为以牧为主。
这样安排生产，深受各族人民欢迎，从而调动了各族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生产方针确定后，中共布特哈旗委就从各个少数民族社、队的不同生产条件出发，在物资和资金上分别给予扶持。
如为几个以牧为主的公社拿出近十万元的资金，购进一批种畜和母畜，使这几个公社的牲畜迅速恢复，现已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
又如帮助鄂伦春猎民队办起养鹿场，使这个队近几年来繁殖鹿羔一百二十多只，每年为国家多提供鹿茸六十多斤，社员每年收入稳定在二百五十元左右。
朝鲜族聚居的成吉思汗公社红光大队原来有些稻田，灌水不便，产量不稳。
旗委专派水利技术员帮助这个队测量规划，同时调拨一定物资，为这个队建成能灌能排的高标准稻田两千亩，使水稻产量提高很快。
这个旗的各行业各部门也为发展民族经济出力。
旗外贸部门为靠近林区的少数民族社、队投资十多万元，购买喷灌设备、木耳菌、蚕种等，帮助他们办起了木耳园和蚕房。
布特哈旗委还注意在少数民族社、队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旗里把几个黄牛冷冻精液改良点都设在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公社，使这几个公社的改良畜比例逐年增加。
旗里还把几个少数民族社、队定为机械化试点，使这些社、队近几年新增加拖拉机四十多台。
旗委还组织科技部门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材。
如今，这些少数民族社、队，各项生产的科学试验活动都已开展起来。

云南五十个企业扩大自主权效果好
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而试点企业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八，全省利润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五，试点企业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五
新华社昆明08月18日电云南省今年上半年有五十个企业试行扩大自主权，取得初步成效，下半年试点企业将再增加五十个。
云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是今年03月开始的。
选定的五十个企业都是经过整顿、生产比较正常、领导班子比较健全的，其中省属的三十个，地（州）市属的二十个。
这些企业扩大的自主权主要有：
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上缴利润计划后，有权接受来料加工，用节约下来和串换来的原材料增产自己或市场需要的产品；
有权自销商业、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处理废次品或边角余料；
成批投产的新产品和完成国家计划后增产的那部分产品，第1年的利润留给企业一部分；
实行超计划利润分成；
企业有权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改革奖励办法，随时给贡献突出的职工晋级或处理失职人员，等等。
五十个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据省有关部门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而四十七个试点企业（有三个不便单独计算）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八。
利润，全省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五，四十七个试点企业却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点五。
上半年，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已完成财政部下达的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二，加上税收等其他收入，全省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
五十个试点企业的实践证明，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让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有必要的自主权，对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果，有很好的作用。
昆明红卫造纸厂扩大自主权以后，挖潜、革新、改造的积极性很高。
今年上半年，这个工厂搞了三十多项技术革新。
同时，针对筛选、漂白两个薄弱环节，进行了攻关，使每缸纸浆的漂白时间由原来的六小时缩短到四小时半，白浆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十二吨增加到十七吨。
今年上半年，这个工厂产量增加，成本下降。
过去浪费十分严重的昆明平板玻璃厂，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加强管理，精打细算，把过去当废料回炉的小块玻璃，裁剪、加工成镜框、窗玻璃等，直接出售，深受群众欢迎。
昆明冶炼厂健全了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核算，上半年主要金属产品产量增加，质量稳定在一级品水平，半年完成的利润已达到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在试点中，许多企业运用扩大的权力，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奖励办法，把职工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结合起来，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昆明钢铁公司炼钢厂氧炼钢车间，从1970年投产以来，年年亏损。
今年06月，这个车间试行降低成本奖，一个月就扭亏为盈。
此外，云南重型机器厂、昆明平板玻璃厂、云南印染厂、昆明木材加工厂等企业，也都根据本厂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超额工时奖、车间集体计件奖、月终计分评奖等多种奖励办法，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最近，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会对前一阶段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取得的初步成效，决定这五十个企业下半年仍按原订办法继续试点，新增加的五十个企业则按照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进行。

什邡县两个蜂窝煤厂对比鲜明
集体煤厂赛过独家经营
据新华社成都08月15日电四川省什邡县有两个蜂窝煤厂：
一个是两路口公社的社办蜂窝煤厂，一个是县煤建公司蜂窝煤厂。
两路口公社蜂窝煤厂生产的蜂窝煤，质量好，火苗旺，很少塌，很少烧结成块。
这个煤厂服务态度好，厂址离城十二里还送货上门，给用户搬煤上楼，一块一块地码好。
而且价钱便宜，用户到厂里去拉，用一公斤干煤打的一块大号蜂窝煤，只要三分二厘钱；
送到城里，给用户码好的也只要三分七厘钱一块。
县煤建公司蜂窝煤厂从不送货上门，售价也是三分七厘一块。
这个厂在城里，用户买煤后请人运到家，近的一块一厘脚钱，远的一块要加二到二厘五脚钱；
送上楼每一百块又要加五分钱。
因为这些缘故，现在机关许多干部都用两路口公社的蜂窝煤，连煤建公司蜂窝煤厂的一些职工，也改用两路口公社的蜂窝煤。
现在两路口公社蜂窝煤厂每天送到城里来的蜂窝煤达到一万七千块。
什邡县的蜂窝煤过去一直由县煤建公司蜂窝煤厂独家经营。
这个厂是机械化生产，但是蜂窝煤的质量却很不好。
群众提了很多意见，没有用，长期无改进。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是独家买卖。
所以尽管群众有意见，这个厂每年还盈利不少，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
去年，两路口公社的蜂窝煤进了城，一下子把县煤建公司蜂窝煤厂独家经营时期掩盖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了。
群众不买他们的蜂窝煤了。
到07月上旬，这个厂已经积压了二十多万块蜂窝煤，四台机器每天只能开一台。
今年06月份在蜂窝煤上亏了七百多元，因为干别的挣回三百多元，全厂还净亏四百多元。

全国火电厂千方百计降低能源消耗
据新华社南京电电力工业部最近在苏州市召开全国火电厂省煤节电会议，要求全国火电厂在今后三年内节约煤炭九百万吨，节约电力九亿度。
到会同志通过总结一年来省煤节电的经验，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个任务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
火力发电厂是我国耗用煤炭、石油、电力的最大用户。
煤耗和电厂自用电约占电力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去年以来，全国火电厂广泛开展了省煤节电活动，千方百计降低能源消耗，取得了显著成果。
从1978年01月到今年06月底，共节约原煤五百七十八万吨，节约电力二亿九千二百万度。
火力电厂发电煤耗和厂用电率十多年降不下来的局面，从此得到扭转。
广泛采用新技术，是广大火力发电厂职工省煤节电取得成绩的主要方面。
例如淮阴电厂研制成功的能直接指挥经济运行的厂用电率数字显示装置，邯郸电厂创造的能及时指导司炉工人调整燃烧的锅炉效率表，等等。
这些技术革新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对省煤节电工作发挥了作用。
从反浪费入手，切实加强燃料管理，是各厂搞好省煤节电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四川省电力工业局成立了燃料管理科，各主要电厂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改变了过去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电力工业部门加强电网电厂的经济调度，让消耗少的机组多发电，消耗高的机组少发电，使电网的煤电消耗和运行费用不断降低，也同样收到节约效果。

“后门”不堵农民吃苦
编辑同志：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反映，今年上半年我县社队购买的化肥比以往任何一年同期都多。
这表明化肥生产大幅度增加了。
但是，在所购买的化肥中，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另外的百分之六十，都是从“后门”来的。
有的社队从
“后门”买进的化肥，竟占化肥总购量的百分之七十。
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农民种田，都希望能多打粮食。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由于计划分配的化肥不能满足需要，生产队只有另找门路。
一是找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拉关系，二是以物易物。
名为以物易物，实是敲榨勒索：
买卖双方签订“合同”，生产队去购化肥时，得如数带去木材或木制品、猪肉、食油、花生、黄豆、瓜子之类的农副产品。
其中“关节”甚多，厂长或经理一份，科长一份，经办业务人员也得摊上一份。
如果其中某一“关节”没打通，对不起，“后门”紧闭，拒绝发货，只得空手而回，反赔了差旅费。
有的生产队不生产某些农副产品，就得花高价去购买。
就算是诸事如意吧，生产队还得开销，杀鸡打鱼，高级烟茶，招待销售单位的有关人员和汽车司机。
就是那些靠“情面”打通的“后门”，也得附加若干条件，也少不得“贡品”。
运费还得自付。
至于没有门路的生产队，因为计划分配的少量化肥用完了，长得差的禾苗急等追肥，只有干瞪眼。
我们给一些生产队算帐，凡是从“后门”买的化肥，一般要比计划分配的贵百分之四十以上。
社员们愤怒地说：
“我们种的粮食，按统购计划卖给国家；
他们生产的化肥，却当作向我们索取的资本，卡我们，压我们。
农民这样吃亏，为什么上头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
其实，这种状况何止化肥一项！
农药、农机零配件、机油、柴油等等，相当部分也是要花比计划供应更高的代价，由“后门”购买的。
“后门”，破坏了工农关系、党群关系，使国家失信于民。
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支农？
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干部对这种情况是不满的。
有些干部也想“硬”一下，但考虑到计划分配的农用物资实在太少，怕本单位、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受损失，还是硬不起来。
有时某种物资急需，还得亲自出马去搞。
于是，公社、大队、生产队派人四出采购，
“采购员”满天飞，耗费了不少人力、资财。
心里有气，当面还得陪笑脸，说好话，否则就要刁难你，卡你。
我们县有个公社广播站的同志，曾给省报写了一封信，反映某化肥厂敲榨农民的情况。
信登出来了，却招来了麻烦，那个厂再也不给这个公社化肥了。
“后门”不堵，农民吃苦。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不是只在口头上，而应在实际行动上，切切实实为农业着想，急农业之所急，帮农业之所需。
要堵“后门”，一是必须加强农用物资的统一分配、调拨，少留“机动”。
“机动”多了，漏洞也多。
为什么生产了那么多的农用物资不分配下去，要抠一手呢？
无非是少了“机动”就少了特权，少了向农民要东西的资本。
二是对敲榨勒索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
三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堵“后门”。
否则，“后门”是难以堵住的。
江西省吉水县温阳福

国营商业不该限制集体商店
杭州市商业部门正在改变做法，贯彻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发展城镇街道集体企事业的规定
新华社杭州08月18日电新华社记者童宝根报道：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杭州市城区的街道居民区先后兴办了一百一十三家百货、烟糖代销店，一百四十六家饮食点心店，十八家共一千四百多床位的旅馆。
这期间，安置了二千多名待业人员，群众拍手叫好。
可是一些国营商业部门自己不干，也不让别人干，在布点、货源上对集体企业加以限制。
前几年，杭州市旅客住宿非常困难，许多旅客不得不露宿街头、车站、码头。
为了解决“住宿难”的问题，一些街道居民区因陋就简办了许多小旅馆、招待所。
但杭州市服务公司的干部却进行阻挠。
最近，勇进街道开设了一家食堂，买了一台制冷机，准备供应冷饮。
但因为附近有一家杭州市第二商业局所属的冷饮店，市第二商业局的干部就坚持不让这家街道食堂经营冷饮。
虽经街道再三恳求，二商局的干部只同意他们出售三分钱一暖壶的冰水。
在杭州市青年路口，有一处菜摊，除了早上卖菜，下午和晚上都空着。
青年路居民区就利用菜摊的棚子，办起了一家馄饨铺，专门供应夜餐。
可是经营了两个月，却受到市有关商业部门的无理阻挠，不让他们设点。
最后，青年路居民区只得忍痛撤点，刚买的碗碟也只好拍卖了。
集体商店的货源一般都是由国营批发部门提供，在分配货源时，国营批发部门经常只给滞销商品，不给或少给畅销商品。
今年杭州杨梅货源充足，但国营果品店一直不分配给代销店。
直到杨梅大量上市，国营果品店实在卖不出去了，才允许代销。
可是有些杨梅因受雨淋，代销店只得削价处理，经济上受到损失。
最近，西瓜上市，国营商店门前排长队，而集体商店多次要货也不给。
据记者了解，国营商业之所以歧视集体商店，主要原因是没有把集体商店看成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部分，按几十年来的老习惯，用过去对待私营商店的条条框框来对待集体商店。
因此，他们不是按照群众的需要和集体商店的经营可能来确定其经营范围，安排货源，而是根据集体商店的人数和最低工资标准，核定“保本营业额”。
由于对集体商店采取了“吃不饱，饿不死”的政策，集体商店的收入较低。
06月份，全市集体商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仅二十六元七角八分。
一些国营商业之所以歧视集体商店，另一个原因是集体商店打击了“官商”作风。
集体办的点心店、饮食店，很注意方便群众，改进服务方法，一般都是早开门，晚关门，供应高峰时，还派人沿街设摊叫卖，生意做得很活，顾客愿意到这些商店去。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国营饮食店开始注意改进服务态度，延长营业时间，增加新的品种，来扭转被动局面。
但是许多国营商店还没有这样做，光是埋怨集体商店抢了他们的生意，采取各种办法，对集体商店进行非难和阻挠。
在浙江省革委会发布了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规定，和省委第1书记铁瑛关于发展城镇街道企事业的谈话发表后，杭州市商业部门正研究采取措施，贯彻执行省委和省革委会的方针、规定，扶持集体所有制商业网点的发展。

图为天津四新纱厂为节约用电自行设计、安装的变电站。
新华社记者杨宝坤摄

简明新闻
化工医药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
新华社旅大08月18日电中国化工、医药出口商品交易会08月01日至15日在大连举行。
交易会邀请了一些省市工业部门的代表，同外贸工作人员一起，跟来自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洽谈贸易。
扩大了商品出口，这次交易会的成交额超过了原订计划百分之七十。
交易会期间，工业部门还听取了客商对产品的意见和要求，初步摸清了国际市场情况。
薄煤层单机单面月产出现新纪录
据新华社济南08月13日电莱芜矿务局南冶煤矿安仙井采煤一区，07月份在一点二五米的薄煤层，采用水沙充填作业方式，创出单机一个工作面月产四万七千四百三十吨原煤的新成绩，又一次刷新了全国同类型工作面的月产最高纪录。
安仙井采煤一区这次创纪录的重要特点是改进设备，加强设备管理，提高了现有机械的工作效率。
日产水平因而由原来的八百多吨提高到了两千多吨。
上海开办旅游业干部高等专科学校
据新华社上海08月18日电我国第1所旅行游览专科学校已在上海成立，将于09月01日开学。
这所培养旅游事业管理干部的高等专科学校，学制为两年，现设客房管理、餐厅管理、财务管理三个专业，以后将陆续设立其他专业。

蚌埠市新光皮件服装厂青年女工朱荣华多劳多得
每月奖金超过本人基本工资
据新华社合肥08月19日电蚌埠市新光皮件服装厂青年女工朱荣华多劳多得，今年四至07月超过生产定额百分之八十，得超产奖金一百四十九元五角五分，平均每月得奖金三十七元三角八分，超过了她本人的基本工资。
蚌埠市新光皮件服装厂是个生产出口裘革制品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从今年04月份起，这个厂实行了超产计件奖。
工厂给每个工人规定了产品数量定额和质量要求，产品定额一般高于以前平均定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保证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工人完成数量定额以外的超产部分按件计奖，多超多奖，不超不奖，欠产倒扣。
朱荣华是1970年进新光皮件服装厂的青年女工，在皮件车间作缝纫工，每月基本工资三十五元。
几年来，她刻苦钻研技术，干活认真，年年都能较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她的具体工作是制作出口皮手套，产品的工艺质量要求较高。
为了把活儿做得又快又好，朱荣华努力钻研生产技术，虚心向技术水平高的老工人学习。
上班时，她精神集中，动作敏捷，一丝不苟，巧妙地处理回针，尽量减少停针次数，缩短停针时间。
做一副手套，别人一般要停针五、六十次，而她只需停针三十多次，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同时，她还坚持提前上班，事先做好生产准备；
推迟下班，每天多干一些活儿。
04月份，即工厂实行超产计件奖的第1个月，她的定额是生产手套一千零四十二副，实际完成一千五百四十副，超产四百九十八副。
按超产一副手套奖励五分钱计算，得奖二十四元九角。
四个多月来，朱荣华月月、天天保持优质、超产，超额完成的产品产值达一万二千元。

各地读者来信来稿对留村毁瓜事件表示愤慨，并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毁瓜事件？
本报讯07月27日本报发表了《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的通讯和《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
》的评论员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工人和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财贸工作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等，纷纷给本报来信来稿。
截至08月15日，已收到二十一个省市这方面的来信来稿二百四十多件。
这些信稿，对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领导人滥用职权强行毁瓜的霸道作风，表示极大的愤慨。
不少来信对毁瓜事件作了分析，认为这个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毁青苗，破坏了党群关系
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是含着眼泪看完这篇报道的。
河北省栾城县郄马公社南郄大队韩祥瑞来信说：
瓜毁在南庄大队的田里，却疼在我们广大社员的心上。
四川省南充市米面加工厂冯德明来信说：
我虽然不是农村干部，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生活的艰难。
留村公社少数干部把农民切身利益置之度外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重庆市委财贸部余朝禄来信说：
我们城里人这些年也吃够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苦头。
我们多么热切地期望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政策能够尽快地落实啊！
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强令毁瓜一事，使我心潮象波浪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陕西省泾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刘育青在信中这样写道：
无论何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随意毁坏庄稼青苗，都不得人心。
即使南庄大队未完成计划，或间种了其他作物，已经快成熟了，上级可帮助查清原因，或批评教育，或采取补救措施，也不应毁掉。
须知，这是群众的血汗啊！
不少读者来信引用古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提出“毁青苗者犯罪，这是社会公理！”
大家认为，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如果容忍这种行为蔓延，我们的干部就将从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对极左路线，要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许多读者来信反映，类似毁瓜事件，他们那里过去发生过，最近也发生过。
大家认为这类事件发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不足为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将近三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已半年多，还发生这样的事件呢？
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许多读者的来信，引用了新《六十条》中关于在接受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以及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瞎指挥的规定条文，认为南庄大队的做法符合新《六十条》规定，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明明是指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不按中央文件办事，却给别人扣上“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的帽子；
明明是他们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却说别人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触犯了党规国法”。
这种任意歪曲党的方针政策、专门用大帽子整人的做法，不是个别的。
河南省峡县一同志来信说：
我们这里一些人至今还认为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修”；
划分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是“倒退”；
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就是为资本主义泛滥大开绿灯。
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所允许的社员“小自由”看不惯，甚至擅自制订许多“土法规”。
他说：
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对其流毒和影响绝不能低估。
很多读者来信列举了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
他们说，极左路线反映在农业上，就是唯恐农民富。
有些人一见农民手里有点钱，市场活跃了，就慌了手脚，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限制。
他们说，多少年来，极左路线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害得我们好苦，教训实在是够深刻的了。
不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要把农业搞上去，要实现四化，就是一句空话。
江西省东乡县国营红星垦殖场柳成阴在信中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条极左路线害党、害国、害民了。
对待它，就要象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是真理，是歪理，到实践中验一验！”
许多读者来信反映了目前农村的大好形势，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全国夏粮丰收，秋粮长势也好；
农村市场繁荣，购销两旺。
农民的喜悦心情是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对发展农业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但时至今日，为什么有些人还摆脱不了极左路线的束缚，对党的政策有怀疑、甚至抵触呢？
是由于他们在那条极左路线上走惯了，思想仍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
河北省成安县东方红公社部分干部讨论了毁瓜事件，认为前几年东方红公社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从种到收各个环节都由公社一道命令往下贯，搞硬性规定，“一刀切”。
由于这些做法违背了因地制宜，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使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造成不少大队抱着“金碗”讨饭吃。
今年以来，公社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夺得了夏粮丰收，单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加。
尽管如此，还有的干部思想不解放，总认为“左”比右好，留恋过去那种“瞎指挥”，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撒手不管。
河北省涿鹿县张家堡公社郝存章来信说：
留村公社毁瓜事件，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权力即真理”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在有些人看来，真理天然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有的干部至今还是以“本本”或者某个领导人的个别意见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作为执行政策的依据。
要分清是非，就必须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
是真金，是锡片，放在炉里炼一炼；
是真理，是歪理，到实践中验一验！
他建议把真理标准的讨论迅速普及到基层去，把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框框下解放出来。
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这些来信中，还提出毁瓜事件虽小，但反映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如干部制度、公社体制、国家计划等。
要杜绝毁瓜事件，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干部制度改革问题。
很多读者来信说，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所以那么无视群众利益，强令把即将成熟的瓜拔掉，就是因为他们是“铁饭碗”，南庄大队的穷和富与他们不相干。
湖北省应山县委一同志来信写道：
如果留村公社的干部是民主选举的，群众把监督权、罢免权拿在手里，他们就不敢这样干，看来干部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还有一些同志对人民公社现在政社合一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办农业的体制，有很大问题，它在某些方面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类似毁瓜事件还会发生。
二是国家计划制订问题。
很多同志提出，对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的违法行为，应该象工厂出了责任事故一样，给予一定的经济制裁。
但也有少数来信对毁瓜事件的责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我们现在农业种植计划下达的办法，也容易促使基层干部犯强迫命令的错误。
陕西汉中一署名庄生的读者来信说：
有的地方计划下达的过细、过死，如生产队种什么，种多少，下多少种子，留多少株苗，都由上边规定好。
这样，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可言？
他提出能不能改革一下，用合同制的办法？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基层干部很难办。
有的同志还认为，留村公社虽然犯有强迫命令的错误，但他们是执行国家计划的。
生产队种瓜挤棉，是不顾国家计划，是不对的。
三是为什么这里不断发生这些事情？
铁道部科学研究所一同志来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去年年底，人民日报登了《县委大还是宪法大？
》一文，批评了河北沧县不准社员种自留地。
事隔半年，又出现了河北正定县留村公社毁瓜事件，难道只怪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
与他们的上级没有关系吗？
首都机场一战士来信问道：
《县委大还是宪法大》和《毁瓜的风波》的发生，难道县委、地委、省委就没有责任吗？

采取甜菜顶粮和合理种植措施
宁城甜菜糖厂如何从“吃不饱”到“吃不了”？
采取甜菜顶粮和合理种植措施
辽宁省宁城县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调整发展甜菜的经济政策，采取甜菜顶粮的办法，甜菜生产迅速增长，使县办的日处理二百吨甜菜的小糖厂，由“吃不饱”很快变成“吃不了”。
这个厂原设计年产三千吨糖的能力，现在，达到年产六千吨以上。
五年积累的资金近九百万元，等于建厂投资的三倍。
五年来，农民收入增加了七百多万元。
这个糖厂是1973年建成的。
开始时，它遇到的问题同许多地方一样，甜菜少、吃不饱。
原因是群众不愿意种甜菜，怕影响口粮；
干部怕影响粮食上不去，挨上级批评。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在解决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有关政策，实行了甜菜顶粮的办法，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快地调动起来了。
开始实行以甜菜顶粮的办法时，有关领导部门不同意这样做。
宁城县坚决按照国务院关于保证经济作物区社队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社队的规定办理。
要使甜菜单产高、总产稳步上升，还要集中种植。
这个县把原来分散在二十六个公社种的甜菜，初步集中到十六个公社，又把甜菜百分之六十的面积，集中到六个公社。
种植集中了，管理加强了，单产也高了。
过去亩产四百公斤，现在提高到一吨多。
总产由年产八千吨稳步增长到六万吨以上。
实践证明，只要政策落实，合理种植甜菜，并不影响粮食产量。
这个县从1965年到1977年的十三年中，前七年没种甜菜，粮食产量在二亿六、七千万斤；
种植甜菜的后六年，虽然甜菜占用了几万亩耕地，粮食产量却提高到三亿三千万斤。
八肯中公社原来是一个“三靠”公社，集中种植甜菜后，甜菜丰产，猪增加，粮食也增长很快，过去吃返销粮二百九十多万斤，现在，每年卖余粮五百多万斤。
林策

官僚主义作风挫伤了农民卖余粮的积极性
——蒙城县李西生产队向国家卖余粮被粮站无理刁难的经过
安徽省蒙城县吴圩公社钱庙大队李西生产队的社员，最近向记者诉说了他们向国家卖余粮受到粮站无理刁难的经过，要求迅速彻底地改变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
李西生产队今年小麦获得丰收。
社员们在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为支援四化建设，决定再多卖一万多斤小麦。
07月20日，天刚蒙蒙亮，十来个青壮年脸没顾上洗，饭没顾上吃，就兴冲冲地把粮食装上了拖拉机，想早去早卖，好早点回来下田干活。
没有想到，拖拉机开到小涧粮站，粮站里的营业员说：
“俺们仓库装满了，不收购了。
你们送县城粮站吧，那里仓大。”
按照营业员的指点，他们把粮食送到三十里外的县城粮站。
谁知县城粮站又以“你们那里不属于俺们收”为借口，让他们把粮送到区粮站去。
区粮站又是同样的态度。
站长推辞说：
“我们仓库也装不下了。
你们到田桥粮站看看，那里如不收，可到涡阳县西阳粮站去卖。”
他们赶到了田桥粮站。
粮站铁锁把门。
于是，又派人到涡阳县西阳粮站。
西阳粮站的办事人员说：
“你们应在本县卖，我们这里也不收购。”
就这样，象踢“皮球”一样，一连踢了五个粮站，辗转一百余里，从天刚亮踢到天快黑，一万多斤小麦还是没有能够卖出去。
经再三央求，总算好，田桥粮站同意借个地方寄存一下。
第4天中午，队干部听说区委书记来田桥粮站吃饭，便急忙找区委书记给说说情。
在区委书记面前，站长和营业员答应把这批麦子收购下来。
可是，当区委书记一走，站长因事上县城去了，营业员有的回家，有的下河游泳去了。
第5天，县委书记来了，队干部又请县委书记帮忙。
田桥粮站里的营业员仍然强调仓库装不下。
县委书记让打开仓库门看看。
一看，仓库里少说还能装二、三十万斤粮食，这下粮站才不得不把这一万多斤小麦收购下来。
经过五天五夜的折腾，送粮的社员拖着疲乏的身子、带着满腔的气愤往回走。
大家算了一笔帐：
卖这一万多斤小麦，运费、招待费、补助费，开支一百多元；
耽误劳动日五、六十个。
粮站这样刁难农民，挫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多么不相称啊，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吗？
当然，蒙城县今年小麦丰收，农民卖余粮的积极性高，粮站仓库比较紧张，这是事实。
但是，是不是蒙城县许多粮站的仓库都装满了呢？
不是。
这个县拥有一亿八千万斤仓容，县粮食局认为只能实装一亿二千万斤粮食。
全县原有的储备粮、商品粮、待调运的甘薯干和今年新购进的粮食约占一亿斤，还剩二千万斤仓容。
县粮食部门的领导只要认真抓一下平衡摆布，全县所有粮站就可以不停止收购。
如果再进一步想方设法去扩大仓库，这个困难就更好解决了。
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
甚至李西生产队所在的吴圩公社，多次要求粮食部门在这里设点收购，主动提出把二十四间空着的水泥地面青砖瓦房给粮食部门作仓库用，却被他们拒绝了。
国家需要粮食，农民又要求多卖粮，而粮食部门的一些同志为什么不积极收购？
据了解，这些同志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国家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继续收购就是“份外”工作了。
他们图自己省事省力，至于怎样为四化多作贡献就想得很少。
看来，要避免李西生产队卖粮受刁难的事重演，解决仓库紧张问题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有关人员的思想问题，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王礼贶

把解决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和建设四化大目标连结起来
群众盛赞佳木斯市委办了八件好事
本报讯据《黑龙江日报》报道：
最近，佳木斯市市场繁荣活跃，群众欢欣鼓舞，盛赞市委为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上的问题办了八件好事。
这八件事是：
（一）扩大粮店经营范围。
全市四十二所粮店，有三十八所附设熟食加工点，既卖生，又卖熟。
熟食有煎饼、豆包等六种，日加工量达一万三千多斤，比去年翻一番。
（二）抓好副食供应。
今春气温低，旱情重，但“五一”节，当地产韭菜、芹菜、黄瓜都已上市。
肉蛋供应达历史最高水平。
（三）增设服务网点一百三十五处，代营店二十四处。
卖菜网点也有显著增加，冷饮网点由六处增到十四处。
新建流动和固定商亭十处，增加流动服务车二百台，街头巷尾可以买到馒头、烧饼、麻花等主食品。
（四）调整了服务项目和营业时间。
全市三十八家饭店中有三十五家供应早点，大部出售群众喜爱的大果子。
04月初以来，全市所有饭店、商店延长对外营业时间一至五小时。
还开设早晚服务部二十处。
06月下旬又开辟三处周末夜市。
（五）调整了部分单位上下班时间，增加直达客车和班车车次，初步缓和了职工上下班乘车拥挤的现象。
（六）开放企业浴池，解决群众洗澡的问题。
过去，全市只有两个公共浴池。
今年，全市二十四家工厂企业的浴池一律对外开放。
每天可接待八千八百人。
（七）兴办生活服务网。
各区自力更生地办起了“三代店”、理发、服装、医疗站、托儿所等生活服务点一百五十一处。
（八）扩大文化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六个企业的俱乐部对外开放，使观众由每月十三万七千人次，增加到二十一万八千人次。
这八件事给群众的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方便。
佳木斯市能在时间较短、困难较多的情况下抓好这八件事，主要是市委领导把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连结在一起，放在心上，当作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在具体工作中，书记到工厂、商店、街道、市场去搞调查研究，亲自动手解决问题。
对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市委抓住不放，千方百计地抓出成效。
对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对群众说清楚，并积极创造条件促其实现。
这样，各部门同心协力，团结互助，使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
刘志民郑长青

抓好建筑材料生产发挥专业队伍作用
烟台市加快住宅建设
本报讯
记者欧庆林报道：
只有二十一万人口的海滨城市烟台，近几年来，一幢幢设计美观、经济实用的住宅楼相继竣工，有八千八百多户居民搬进新居，居住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群众高兴地说：
“喜看广厦千万间，住上新房笑开颜。
社会主义就是好，党的关怀暖心田。”
中共烟台市委一直把加快住宅建设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来抓，每年都要用一定投资进行住宅建设。
为了保证住宅建设顺利进行，烟台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力发展建筑材料工业。
他们先建立了年产一千八百万块的砖瓦厂，使砖瓦自给有余。
以后，他们在砖瓦厂里，建起了钢窗车间，每年生产钢窗一万三千多平方米。
接着，他们又建起了混凝土预制构件厂，成功地试制了大板新型墙体材料。
去年利用预制混凝土大板建房一千五百平方米，今年可达到五千平方米。
目前，烟台市正组织专门力量，积极筹建水泥厂，力争在二、三年内使水泥的生产满足住宅建设的需要。
烟台市房管局从1964年就成立了住宅建筑公司，组织了住宅建设的专业队伍。
十四年来，这支队伍共建住宅四十八万平方米。
粉碎“四人帮”后，这支队伍平均每人每年竣工面积六十三平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五千元。

调整经济政策发展甜菜糖生产
我国甜菜糖发展缓慢，近十几年来，基本上在三十万吨左右徘徊，现在绝大多数甜菜糖厂“吃不饱”。
1978年甜菜糖产量低于1967年。
是我国不具备发展甜菜生产的自然条件吗？
不是。
我国北方，特别是黑龙江等省，地多人少，气候适宜，甜菜单位面积产量也不低，发展潜力很大。
是农民不愿意种甜菜吗？
也不是。
种甜菜不但有较多的经济收入，而且能提供大量的牲畜饲料。
究竟问题在那里？
主要是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一是种甜菜不仅不减粮食征购任务，而且不断加码；
二是社员口粮问题，多产粮可多吃，多产甜菜不能多吃粮；
三是粮食贡献大有奖励，多种甜菜，贡献再大也没有奖励。
群众要保口粮，干部要保荣誉，种甜菜的任务，只得层层用行政的办法分散到社队，当然谈不上集中种植，造成了甜菜面积受挤、产量下降的局面。
甜菜种植不能集中，远离糖厂，造成的浪费十分严重。
因为分散种植，产一吨甜菜糖平均要用十几亩耕地，比集中种植要多用地一倍。
从工业方面看，浪费更大。
黑龙江省六大糖厂，甜菜分散在全省三十八个县市，几万个生产队，要设置数以百计的常年甜菜收购站。
加上运输费和损耗，一个厂每年为此要浪费百万元之多。
要把甜菜生产搞上去，并不难，关键在于按照经济政策办事。
辽宁省宁城县采取七斤甜菜顶一斤粮。
这种做法，把农民的口粮、国家的征购粮、工厂的糖料，用经济的办法联系起来，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比单纯减征购粮任务效果好。
一是省耕地。
辽宁省宁城县实行集中种植，平均亩产甜菜达到一点二吨，比分散种植的黑龙江省高一倍，可以节省一半耕地。
二是省投资。
甜菜上得快、上得多，不但能发挥现有糖厂的生产能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
三是节省甜菜的运输费用和损耗。
如果黑龙江省的糖厂真正做到就厂集中种植，直接运输到厂，仅这一项每年至少可节省千万元以上。
四是有利于向以制糖为主的农工联合企业过渡。
有人说甜菜顶粮，斤糖斤粮的做法好是好，就是粮食问题难办。
其实算总账是不影响粮食生产的，从长远看还有促进作用。
宁城县的实践证明，不但不影响粮食，而且促进了粮食、畜牧业的发展。
只要有关部门下决心按经济规律来调整政策，甜菜糖生产的徘徊现状是能够迅速得到改变的。
赵华龄张万福佟基厚

各地相继出版大型文学刊物
本报讯近年来，各地陆续复刊和创刊了一批大型文学刊物，其中有上海的《收获》，北京的《10月》、《当代》，广东的《花城》，福建的《榕树》，安徽的《清明》，江苏的《钟山》，吉林的《新苑》，河北的《长城》，新疆的《边塞》等。
这些大型文学刊物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题材、体裁、风格方面力求做到多样化。
就题材来说，有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有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反映人民群众同这伙阴谋家、野心家英勇搏斗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文学剧本《血染的画》，也有描绘我国人民在建设四化中战斗风貌的话剧《未来在召唤》、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短篇小说《等待决定》，等等。
《当代》、《花城》等刊物还对台湾和香港文学作了介绍。
台湾省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香港作家阮朗的《爱的俯冲》、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能使读者对台湾和香港文学有一定的了解。
《10月》、《花城》、《当代》、《钟山》、《新苑》等刊物，还用一定的篇幅选载现代和古典的中外名著。

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杜雨
建国以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象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短篇小说一样，受到这样广泛、热烈的欢迎，同时又受到这样经常、严重的非议。
最近，我们听到这样一种很严厉的说法：
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歌德”，谁要是不这样做，就有“缺德”的嫌疑，就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就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社会主义，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这类题材的作品何罪之有？
是不是近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好的倾向？
它们的前途可能如何？
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
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两年多来我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好作品。
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它们反转过来又影响、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广大群众对这些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
揭露和批判林彪、
“四人帮”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多来又有了新的发展。
它们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不断前进。
这半年时间并不长，但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刻上，还是题材选取的丰富多样上，或者是在风格技巧的探索上，都有所突破。
这些新的优秀作品，很可能标志着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
如果说这个概括虽不很准确，但还多少有点道理，那么，这个称号对近来出现的一些短篇佳作，如《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锁》、《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就完全不合适。
因为这些作品已经不把描写、揭示“伤痕”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它们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那就是：
让人通过作品去探索、思考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及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且从中寻找对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刘真同志的《黑旗》和茹志鹃同志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这方面作了较深的探索。
尽管《剪辑错了的故事》并没有直接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而只是在结尾处有不足百余字的暗示，但是，这个短篇使读者激动的东西，和《黑旗》是十分接近的。
这两篇作品都以它们所创造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我们带回到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
但是，它们都着重表现了与大跃进同时产生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当我们看到小说中那些对人再老实不过，对党再忠诚不过的老贫农、老党员、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和这股极左的歪风作斗争而受尽冤屈和打击，被撤销职务、下放劳动，被扣上“典型的、自己跳出来的右倾分子”的帽子，甚至被逼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因此而激动，因此而深思。
《黑旗》中一位主人公丁善忠说：
“我从十岁认识共产党那一天起，二十年来没有对党说过一句谎话，现在不行了。
那时候，对党说假话，欺骗，就要受批评，现在，说了瞎话升大官，受奖，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沉痛的疑问，绝不是丁善忠一个人有，而是我们许多干部在同极左的思潮作斗争时所共有的困惑和思索。
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极左的歪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必然遭到破坏，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打击，甚至出现“好人也会杀好人”的悲剧。
《黑旗》这篇小说把这一惨痛教训用艺术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
《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甘书江的形象，也是发人深省的。
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分吃最后一口粮食的老干部，在大跃进年代里对人民群众会那样心狠？
为什么他为了“欺弄人”的“三天三夜改变面貌”，竟不惜把农民们赖以糊口的梨园砍掉？
为什么他打击党内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那样残酷无情？
茹志鹃同志没有具体地描写甘书江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象，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所认识，也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什么斗争的。
他多半会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直到自己也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才可能有所觉悟。
张弦同志的《记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接触了《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中所努力探索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个最大罪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加以极端的歪曲，然后打着这个旗号以空前的规模和残暴去整人。
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需要一定历史条件的。
《记忆》中的主人公秦慕平，在“四清”中为了表明自己没有右倾情绪而毫不负责地整了人，到头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最后他喊道：
“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
一定要有！”
这种沉痛的觉悟，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得来的觉悟，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刘心武同志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一篇读的时候可能略觉平淡，但读后使你久久不能平静的好作品。
这篇小说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人的个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承认人的个性存在？
乍一看来，似乎这个问题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祸害无关，但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却令人信服地表明，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是多么严重。
魏锦星象狮子般地扑向大字报时发出的那撕裂人心的惨叫，以及他在评选优秀教师的会上胆怯地要求“给性格，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的嗫嚅，都久久地在我们耳边回绕。
这些凄惨声音的背后，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共产主义事业最根本的目标，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幸福，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并不一般地与人的个性发展相对立。
因此，我们不能在人民内部把人的个性当做坏东西加以限制，甚至予以斗争。
林彪、“四人帮”的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妄图把几亿中国人民都变成毫无个性的盲从工具。
近半年来出现的好作品绝不只是上述的几篇，而是一大批，并且各具特色。
例如《内奸》大胆突破禁区，以一个商人做正面人物，并以这人的性格发展为线索，歌颂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对“阴阳脸”式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林彪、“四人帮”重要的社会基础）田玉堂作了辛辣的鞭挞；
《锁》以一个构思很独特的故事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对文明和科学的践踏；
《爱的权利》表面上是写爱情，但实际是一曲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颂歌；
《在小河那边》提醒我们，林彪、“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如果要真正落实党的政策，还得作一番斗争，等等。
这些作品在立意构思上，在风格语言上，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都有独到之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我认为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比之前一段确实跨进了一大步。
既然如此，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
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
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
这使我想起生活里群众非常讨厌的一类干部，他在会上会下经常讲：
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嘛，洗洗脸、照照镜子有什么坏处？
可是群众心里很清楚，这个意见是不能随便提的。
要提，你就得先讲一大堆优点、成绩，然后提一点不关紧要的小毛病。
如果你不知好歹，傻里傻气地不讲成绩，光讲错误，而且净
“揭短儿”，那这个干部马上就会变脸色。
有些总是看不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作品的同志，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
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报刊上报道和揭露了多少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问题、毛病，天也没有塌下来，相反，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信心，更加信赖党。
为什么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每有一点探索和尝试，就总有人不高兴，甚至暴跳起来？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作家要面对现实，文艺要对生活起积极的作用。
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
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
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最后想说明一点，如果对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作品有非议的同志，仅仅是对这类作品创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缺点有所非议，那我们之间的分歧也许不会太大。
因为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还是带有倾向性的。
比如，在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毛病，即以为谁的短篇小说“胆儿大”，敢淋漓尽致地暴露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黑暗和暴行，谁的作品就“深刻”，就“突破了禁区”。
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强调刺激性，专门写残暴、写丑恶，甚至走向离奇和怪诞的作品（其中有许多都没有发表），这就有些成问题，需要讨论。
当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写残暴、写丑恶，甚至离奇和怪诞。
因为写这些东西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比如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说。
问题在于我们有些作品的立意平庸，没有思想的闪光。
托尔斯泰曾经说，一个作家总要回答人家这一类的问题：
“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
你现在是从哪一方面向我阐明生活的呢？”
我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我们写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为了从这一悲剧式的巨大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党和民族避免重演这个悲剧。
因此，我们写这类作品的时候，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样的人呀？
关于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
如果我们的作品讲不出“新鲜东西”，而只是用刺激性的情节去糊弄读者，那读者迟早会鄙夷地转过身去。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还有一些作品艺术上不够讲究，没有特色。
不少作品其实还是图解概念——而且往往还是一些见解平凡、没有“新鲜东西”的概念，因此作品缺乏新鲜感和艺术感染力。
其实，最近发表的许多好的短篇，艺术上都是相当考究的。
象《剪辑错了的故事》那种突破时间顺序和故事发展的逻辑，把过去和现在、现实和回忆交错起来的大开大阖的结构；
象《内奸》在叙述故事、刻划人物、语言特色等方面，努力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创造一种新风格的成功的探索；
象《锁》的不同凡响的构思——它把奇特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行动逻辑结合得非常紧密，等等。
特别是这些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一系列性格鲜明、动人心魄的人物形象，足可以开一个长长的、有着十分重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人物画廊。
如果我们对这么丰富的创作实践能认真地、及时地加以总结，一定会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在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如雨后春笋，数量如此之多，对千千万万读者产生的思想影响如此之大，都是十分罕见的文学现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文学运动。
目前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作品，只不过是这场文学运动的最初果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若干年后，未来的文学史家们会给这一文学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或许会把它们和“四五运动”中光辉的天安门革命诗歌相提并论。
我们也有理由希望，在这个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中会产生一批不朽的文学巨人，产生我们自己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产生现代的曹雪芹。
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作家要充分享有艺术民主，而不要一边拿笔写东西，一边总觉得头顶上有什么危险——好象那里悬有希腊神话中描写的那把用一根马鬃系住、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利剑。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
郑汶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切切实实地做到在人民内部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文艺界的棍子和帽子由来已久。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五子登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了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努力发扬艺术民主，文艺园地开始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景象。
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克服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不正之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求进一步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
人们都可以看到，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它对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科学化、革命化，是很大的促进。
但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消极的支流。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那股从“左”的方面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责难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的出现，文艺界的棍子和帽子也有所抬头。
有些同志曲解四项基本原则，随意给一些艺术或学术问题扣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甚至把一些反映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成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来反对。
我认为，这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也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
所谓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我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确实有，但只是极少数。
我们决不能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民主、革新创造叫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把一般的学术上的错误和艺术创作上的缺点轻率地称作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无限上纲，无限升级，混淆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借此大打棍子，大扣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这方面的苦头，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吗？
两年多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方面作了拨乱反正。
如果重新把艺术、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那么两年多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在理论问题上，一定要切实保障百家争鸣。
几十年来，我国的文艺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当前，文艺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理论战线作出新的回答。
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根据文学艺术的客观实际，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新的探索。
要探索，就要保障民主的空气，自由讨论的空气，如果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这只能堵塞言路，取消探索。
人们在理论探索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探索，不提出新问题，不解决新问题，靠引经据典过日子，停留在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错误吗？
对于错误的东西，当然可以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
现在，理论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百家争鸣的粗暴简单的东西呢？
不但有，而且已经对一些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压力。
比如说，对于研究艺术规律、批评“长官意志”，有的同志就给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
对于宣传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有的同志就给扣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有的同志甚至说：
“现在有个说法，强调写作家熟悉的。
其实质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是也会被否定了吗？”
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作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这是个常识问题。
强调这一点，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怎么扯得上是反对工农兵方向，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呢？
当然，作家应当不断深入群众，熟悉群众，但是提倡写熟悉的，决不意味着不要深入群众，熟悉群众。
让作家写熟悉的，就包括了写工农兵。
况且工农兵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只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写了工农兵以外的人物，也是符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
象这样扣大帽子，显然不利于争鸣。
在创作问题上，一定要切实保障百花齐放。
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这也不许写，那也不让演。
现在，禁区的闸门被冲破了，作家们努力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
这是一件大好事。
人们在创造、革新的过程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但是不创造、不革新、墨守陈规、八股翻新，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错误吗？
对于创作中的缺点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
作品有局部的缺陷，不等于整部作品都错了。
艺术方法有问题，不等于思想感情有问题；
就是思想感情有问题，也不等于政治倾向有问题。
要保护作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作家的创造精神，不要泼冷水，打闷棍，挫伤作家的积极性，压制作家的创造精神。
现在，创作方面是不是出现了某些不利于百花齐放的粗暴简单的东西呢？
不但出现了，而且已经对创作起了某种抑制和挫伤作用。
最突出的就是对一批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的指责。
一些同志给这一类的许多作品扣上“暴露文学”等帽子，耸人听闻地说它们有“四反问题”。
甚至前不久得奖的二十五篇优秀短篇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也被指责为有“四反问题”。
有的地方还出现这样的情况：
用行政命令来压制这一类的某些创作。
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有的作者刚刚构思就撂下去另觅题材。
这种指责不但影响了写揭露林彪、“四人帮”题材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文艺创作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
这种指责在有些文章、言论中已经发展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比如一篇题为《“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就提出了很令人注目的观点。
作者说什么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
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
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
象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
不能不说，这种风气是很不好的。
我们的文艺事业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
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文艺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东西，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但这一切要靠马克思主义的说理，决不能靠棍子和帽子。
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凡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棍子和帽子本身就是封建野蛮的东西，它怎么能用来维护革命的原则呢？
毛泽东同志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
（附图片）

绍剧《于谦》在京演出
十八年前曾经以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闻名一时的浙江绍剧团，最近又为首都观众送来了大型历史剧《于谦》。
《于谦》一剧创作于1962年。
剧本写的是明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秋，兵部左侍郎于谦率军保卫北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击败入侵的瓦刺的故事。
浙江绍剧团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于谦这一英雄人物，博得观众的赞赏。
（据新华社）

全国世界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
新华社兰州08月19日电第1次全国世界现代史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兰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一百三十多名教授、专家和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
这次学术讨论会共交流学术论文八十二篇。
到会代表广泛讨论了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和分期等问题，活跃了学术思想，开阔了眼界。
在这次会上宣布成立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并且通过了《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章程》。

《公社财务》出版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为不断改善人民公社财务管理，交流社队财务会计工作经验，供农村经营管理干部和财会人员阅读的业务性刊物《公社财务》已经出版，由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这个刊物除运用文章、通讯、新闻等介绍先进社队的财务会计工作经验外，还开辟了“问题讨论”专栏，探讨农业财会工作的有关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

孙蔚如先生追悼会在西安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徐向前、刘澜涛等送了花圈
新华社西安08月17日电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孙蔚如，因病医治无效，于1979年07月27日在西安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孙蔚如先生的追悼会于08月09日在西安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徐向前、刘澜涛等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以及孙蔚如先生的生前友好。
马文瑞、于明涛、陈元方、吕剑人、胡炳云、常黎夫、李瘦枝、马青年、孙作宾、谈维煦等陕西省和西安市的负责人，以及孙蔚如先生生前友好和群众六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常黎夫致悼词。
悼词说，孙蔚如先生是陕西省西安市人。
解放后，孙蔚如先生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陕西省第1、二、三届人民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第1、四届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临时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
悼词说，孙蔚如先生早年拥护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以后追随杨虎城将军参加了靖国军。
西安事变期间，孙蔚如先生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作出了贡献。
悼词说，解放以来，孙蔚如先生在工作岗位上和政治运动中，一贯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联系各方爱国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粉碎“四人帮”，使国家和民族转危为安，孙蔚如先生表示由衷的高兴。
他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拥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及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的各项决议。
悼词说，孙蔚如先生一贯关心台湾归回祖国的神圣大业。
多年来，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成绩。

惊险故事片《保密局的枪声》将在全国陆续上映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先期在北京上映的惊险故事片《保密局的枪声》，将从08月20日起在全国分批陆续上映。
根据吕铮的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编摄制的故事片《保密局的枪声》，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业绩。
这部影片06月中旬在北京市首映以后，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
全市三十家影院集中上映，场场客满。
映出头二周，放映二千六百多场，观众达二百三十一万人次。
这是十几年来少见的。
北京市的观众反映，《保密局的枪声》摆脱了“四人帮”的桎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它突破了脸谱化、雷同化和某些反特影片的框框，具有情节曲折、感情真实等特点。
影片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好影片。
为使全国各地群众早日看到《保密局的枪声》，摄制这部影片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目前正在加紧洗印拷贝，陆续发往各地。

“新长征路上的好后勤”
北京复康中药店坚持为职工取方送药
提高了服务质量，改善了经营管理，为各单位节省大批劳力
新华社北京电新华社记者陈宪鑫报道：
北京南郊八十个工厂、机关的十多万职工和家属，不再为排队抓中药而苦恼了。
负责这些单位中药供应的北京复康中药店，每天从这些单位取走药方，然后将药包好或煎好后送到工厂，抓药的人不出厂就可以拿到药。
今年上半年，这个药店为职工取方一万三千多张，送药五万三千多付，为有关单位节省了六千五百多个工作日。
复康中药店这样取方送药已经坚持实行五年多，被群众誉为“新长征路上的好后勤”，被评为全国和北京市财贸战线的先进单位。
复康中药店开设在北京前门外，担负着附近和北京南郊工厂、机关、学校、居民的中药供应。
过去，他们坐店等客，顾客多，排队时间长，群众意见大。
为了解决排队问题，这个药店从1972年开始，陆续与各单位签订了送方取药的合同，每个单位每天派一个人来送本单位群众的药方，取走抓好的药。
这样，虽然大大减少了因买药而请假来店的人数，但人力的浪费仍然很大。
于是，他们从1974年夏天开始把工厂送方取药改为由药店到工厂取方送药，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改善了经营管理。
这样，药店仅用一个人和一辆三轮摩托车，就代替了八十个人的工作，又为各单位节省了一大批劳动力。
去年，这个药店共取方二万八千多个，为各单位节约了十一万多个工时。
北京复康中药店处处为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工厂生产着想，工作越做越细。
有的工厂是二十四小时生产，工人三班倒，他们就按班次把药送到工厂，保证工人按时服药。
有的职工为家属买药而苦恼，他们就为职工家属取方送药。
他们还对附近四十三个居民委员会范围内的烈军属、五保户、盲残病人送药上门。
复康中药店实行取方送药后，大大缓和了门市工作的紧张状况。
同时，扩大了销路，增加了销售额，药店由亏损企业成为盈利企业，上缴利润逐步增加，企业经营效果越来越好。
1978年与坐店等客的1971年比较，销售额增加两倍，全员劳动效率提高一倍多，流动资金周转由八十四天缩短到五十七天。
1971年企业亏损一万多元，1978年盈利六万多元，为四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由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助理总书记埃·塔·卡马拉率领的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代表团。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李先念副主席向塞拉利昂朋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几十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卡马拉助理总书记说，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一心一意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很重要的。
李先念副主席同卡马拉助理总书记还就当前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田平参加了会见。
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约翰逊和夫人也参加了会见。
塞拉利昂朋友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由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助理总书记埃·塔·卡马拉率领的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邓拓遗著出版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邓拓的遗著，已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陆续出版。
已经发行的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1至第4册，其中第1册是初版新书；
吴晗的《朱元璋传》、《灯下集》。
正在排印的有吴晗的《读史札记》、邓拓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和《翦伯赞史论集》，预计在今年内出版。

著名国画家傅抱石遗作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电著名国画家傅抱石遗作展览15日在首都中国美术馆开幕。
傅抱石先生曾经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等职，1965年逝世。
他同著名国画家关山月合作创作的陈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驰名中外。
这次展出的有一百九十九幅遗作。

《邓拓诗选》序
聂荣臻
邓拓同志饮恨离开人间，已经十三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的脑际萦回。
每当我想起这位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一种悲愤之情便不可遏抑。
今日沉冤已雪，欣慰之余，仍不免心有余痛。
我和邓拓同志早在1937年秋冬，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之初就相识了。
那时，他同十几位知识青年跋山涉水，远道从太原赶来五台。
一见面就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
他是一位朝气蓬勃、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
一经交谈，甚是投机，我很喜欢他那种爽朗的性格。
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很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此充饥。
可见他已经作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他的革命决心是多么坚强，革命的乐观精神又是多么充沛！
邓拓同志对待工作和学习，非常严肃认真，且毅力很强。
那时敌寇“扫荡”频繁，无所谓前方后方，大家都在戎马生活之中。
他带领报社，越风雪山林，渡深谷寒水，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报。
他经常骑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布置侦察警戒，然后动手编写文章。
尽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在整个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这和他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而且他很注意新闻宣传的时效。
重要的社论起草后，那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
他还有一套传递日报的组织和办法，保证日报及时传到群众手中。
我记得他有一首《勖报社诸同志》的诗：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于此，也可看到他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战斗豪情。
邓拓同志长时期住在阜平城南庄附近的马兰村，这是报社的据点。
他在那里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群众很喜欢他，待他亲如家人。
他后来取“马南邨”的笔名，也是对老根据地群众的怀念。
一个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有这样血肉般的联系，是很可贵的。
邓拓同志为人，一向谦虚诚恳。
他知识丰富，对历史典故知道得很多。
同志们都喜欢和他接近，愿意和他畅谈。
我和他的工作关系、个人关系都很好。
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有空时，我们在一起畅叙心怀，谈古论今，也是一大乐事。
他很喜欢作诗填词，在艰苦的战争年月，他的雅兴还不小，居然组织起“燕赵诗社”，团结了不少朋友，并把我也拉进这文雅的组织里来了。
邓拓同志从1937年到晋察冀边区，一直到1949年进城后，他都是搞报纸，搞宣传。
他毕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
1944年05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1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
他为这部选集写了《编者的话》，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
多年来，邓拓同志还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宣传干部，也是他的一大贡献。
他还积极参加领导了华北革命战争史的编写工作。
他是有名的报人、历史学家和诗人。
他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耿直不阿，正大光明，坚持真理，嫉恶如仇。
可惜这样一位好同志，年仅五十四岁，正是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党作出更大贡献的壮年时期，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奸人迫害致死。
每当忆起邓拓同志，总令人惋惜和难过。
现在继《燕山夜话》重版，又将他的诗集问世，这对热爱他的读者和同志们，该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吧！
写上这些话，也表示我对邓拓同志的怀念。
1979年05月30日

邓颖超同志看望黄文欢同志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前往看望黄文欢同志。
黄文欢同志在自己的住地亲切接待了邓颖超同志，并在谈话中表达了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心情。
邓颖超同志对黄文欢同志来到中国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愿黄文欢同志早日恢复健康。
（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前往看望黄文欢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揭开序幕
许多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和非集团原则，同古巴提出的会议宣言草案存在严重分歧，指责越古同苏结盟进行武装干涉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从09月03日起在哈瓦那举行。
但是，这次会议的序幕却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揭开，展现了会议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以及运动面临的困难和希望。
一个多月来，会议的东道国古巴派出多起由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分头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三十多个国家活动，就它为会议起草的主要文件——会议宣言草案同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并进行摸底。
与此同时，许多不结盟国家通过领导人的互访，也频繁磋商，并用各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对运动、对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
这种繁忙景象在不结盟运动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注意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古巴反复宣扬苏联是不结盟运动的“天然盟友”，强调不结盟国家的“主要任务”只是反帝、反殖，说什么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这些论调在不结盟运动中并没有市场。
多数不结盟国家都坚持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外来统治的大方向，强调维护运动的非集团性质和团结是当务之急。
来自各国的消息表明，许多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在诸如坚持运动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运动的团结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与草案的起草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据这些国家的观察家们指出，草案虽然也有反霸字眼，但实际上处处把矛头只针对西方大国；
尽管不提“天然盟友”，却改头换面地强调不结盟国家要同“进步国家和力量”联系在一起。
在不结盟的含意问题上，草案把不结盟政策具体地限于不参加“大国对抗所导致的军事联盟”以及“与这些对抗相联系的地区性军事安排或联盟”。
这是为古巴、越南同苏联实际上的军事结盟打掩护。
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为不结盟运动准备的宣言草案是“有偏见的宣言”，实质上是一个“结盟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继今年06月在科伦坡举行的协调局外长会议之后，又一场规模更大的维护运动的独立、自主和非集团性质的斗争正在运动内部展开。
据南斯拉夫《战斗报》说，有人继续坚持一种“旨在限制和缩小不结盟活动范围、实际上想把它同某些集团目的和政策联系起来的立场”。
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南斯拉夫总统铁托08月15日在同这家报纸社长和主编的谈话中强调说，不结盟运动“不能成为任何集团的传声筒和后备军”，第6次首脑会议“应进一步确立不结盟政策的根本原则，加强不结盟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独立的和非集团的作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不久前在金日成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指出：
“捍卫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坚持自主、加强不结盟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这是当前这一运动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不结盟运动绝不能够成为为某一个集团服务的运动”。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利克指出，那种认为不结盟运动应当向世界上被称为“天然盟友”的某个大国靠拢的观点“有非常危险的含意”。
最近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16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重申每个成员国“有尊重不结盟运动的目标和原则的义务”。
一些不结盟国家在维护不结盟运动的非集团原则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指责了越南和古巴在同苏联结盟之后对其他不结盟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径。
据报道，东盟国家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正在积极争取把东南亚形势问题，其中包括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要求，列入哈瓦那会议的议程。
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08月16日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呼吁从柬埔寨撤出所有外国军队。
在联合国，许多不结盟国家抨击古巴作为东道国违反了多数国家的意愿、企图剥夺民主柬埔寨政府与会的正当权利，把请柬送给越南扶植的金边傀儡政权，而使越南的侵柬合法化。
自从去年07月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外长会议以来，进一步实现运动内部关系民主化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问题，已被提上运动的议事日程，为此还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迄今在这方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包括：
协调局应当根据地区平衡、具有连续性和实行轮换的原则组成；
增设三名副主席，并把协调局的成员名额从现在的二十五名增加到三十五名，即占成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重要的政策声明需一致通过等。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宣传机器急不可耐地就这次哈瓦那首脑会议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评论。
它们的论调概括说来，无非是谴责西方大国对不结盟国家的危害，并竭力鼓吹苏联是“不结盟国家的可靠和无私的朋友”，说什么不结盟运动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才能存在，“只要年轻的国家的主权或领土完整一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大家庭总是坚定不移地去帮助他们”等等。
此外，它们还蓄意歪曲中国尊重和支持不结盟运动的立场，无中生有地诬蔑中国“干涉”这个运动的“内部事务”，并对中国揭露苏修及其追随者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大发雷霆。
克里姆林宫的这些论调和攻击，实际上是为他们妄图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方向，把运动纳入自己霸权主义轨道打掩护。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指出，苏联挥舞磨得很锋利的武器，是为了“唆使古巴努力使第3世界的不结盟国家转向苏联一边”。
南斯拉夫《信使报》08月10日发表文章说：
苏联“可能是想使哈瓦那会议按照他们的观点举行和结束，并把这次会议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文章说：
“不结盟国家将抵抗压力，抵抗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希望合作，希望同所有人合作。”
早些时候，有不少不结盟国家鉴于古巴的追随苏联，一度主张抵制这次首脑会议或把会议改在其他国家举行。
但是，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宗旨和团结的愿望和责任感使他们决定参加会议并把会议开好。
目前，许多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正迎着新的困难前往哈瓦那。
人们可以期待，不结盟运动将通过斗争来排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干扰和破坏，而进一步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罗公社同罗马尼亚同志共庆罗国庆
据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在罗马尼亚解放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北京中罗人民友好公社的社员们今天上午同罗马尼亚同志一起，共同庆祝了这一光辉节日。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夫人等罗马尼亚同志在公社里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主人用自己生产的苹果、葡萄和其他食品亲切招待罗马尼亚同志。
罗马尼亚同志在公社里参观了菜地、果园和养鸭场，访问了社员家庭，同社员亲切交谈。

在空洞的保证背后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在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会议上，曾保证在“适当的一段时间内”尽力制止“非法离境”，最近，又进一步说要“永远”停止难民从海上外流（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对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谈话）。
这种保证究竟有几分诚意？
我们不妨看一看越南当局在作出保证的同时就难民问题所发表的几种主要论调，看他们承担了制造和输出难民的责任没有，看他们下决心消除造成难民外流的根本原因没有。
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一曰“无法控制论”。
越南当局一面作出停止难民外流的保证，一面又说：
“越南缺乏必要的手段来制止所有企图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外逃”（越南副外长黄碧山对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谈话）。
难民大量外流，果真是越南当局无法控制的吗？
不是的！
各国报刊和流落到国外的越南难民揭露：
越南当局设有中央一级的专门机构负责输出难民，下设地方机构；
由越南海军派出炮艇把载运难民的船只拖到公海上等等。
这明明证实难民外流是越南当局有领导、有计划地制造的。
在日内瓦印支难民问题会议举行前后，据有关国家和地区反应，从越南外流的难民人数有所减少。
这显然是因为越南当局为了躲避国际舆论的谴责而暂时放慢了输出难民的速度。
正象香港总督麦理浩所说的：
“这表明越南能够控制难民涌出。
他们必定是在大约两三周以前关掉了水龙头。
恰巧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时候采取的这种行动，这不可能是巧合。”
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曾经明确地指出，难民人数的减少只能说明河内所谓的它无法控制人员外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他说：
“如果他们能有几天制止人员外逃，他们也就能永远制止人员外逃。”
二曰“收钱与驱赶矛盾论”。
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说：
“有人说我们向难民收钱，可是同时又说难民是被迫离开的。
那么这就矛盾了。……如果他们必须付了钱才能走，那么他们就不是被迫离开的。”
然而，实际上这两者果真是矛盾的吗？
许多难民揭露，越南官员用种种形式折磨他们，派公安人员威胁他们，使他们无法在越南生存下去，同时又向他们收敛钱财，驱赶出国。
驱赶和勒索双管齐下，目的都是迫使他们离开越南。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今年03月间，越南公安人员经常在深夜到西贡市的堤岸区，借口围捕“中共间谍”，挨户向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华裔越南公民进行勒索。
谁缴纳了足够的黄金，就可以领到一张“清白证明书”。
有的人在九天内被捕三次，三次付出黄金换取三次“清白”。
付不出黄金的人被抓走后下落不明。
03月27日晚上，堤岸发生多处离奇失火，大批越南军警一面“救火”，一面迫使所有居民到西贡港口集中。
在那里，越南军警要这些人缴纳黄金，乘上木船，由海军炮舰把木船拖到公海上，并用话筒宣布：
“你们不再是越南公民！”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社论说：
“当成万名在不同的时间、从越南不同的地点出逃并到达相距数百海里的目的地的难民，对迫使他们出逃的原因所作的叙述都类似，那么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便是：
他们的说法所以一致，原因是他们讲的是事实，他们讲的遭遇，不是越南政策上的一种偏差，而是越南蓄意推行其政策的结果。”
三曰“三个战争论”。
越南当局07月间在日内瓦关于印支难民问题的会议上散发的小册子《离开的人》中说，在越南的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外流”，每次都同战争有关。
头两次先后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侵越战争结束以后。
但是据小册子说，1954年发生的第1次“大规模人口外流”，大约八十万的人从北方涌向南方，而不是流向国外。
在1975年出现的第2次“大规模人口外流”，外流人数大约有十五万人。
这只有最近出现的外流难民数字的十分之一。
小册子还承认，从1975年到1978年，外流的“规模是有限的”。
越南官方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正好说明了越南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人口外流，是在战争早已结束、在越南全国统一以及越南当局统治了几年以后才发生的。
美国侵越战争，确实曾给越南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但是，许多在战时坚持留在越南的人，是在停战多年之后被越南当局硬逼着背井离乡的。
比利时《晚报》援引一名难民的谈话很说明问题：
“当鬼怪式飞机轰炸我们时，没有任何人想离开越南，而今天，我们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越南当局想把一九七八——1979年的“大规模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推到中国被迫进行的自卫还击战斗上面。
这是欺骗不了人的。
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的二十五万难民和难侨中，有二十万人是在今年02月中国自卫还击以前被赶到中国的。
当时还有大量的人被越南当局从海上驱赶出去。
这难道是越南当局所谓的“第3次战争”的“直接后果”？
如果一定要说是“战争后果”，那倒是越南在1977年和七八年底两次侵略柬埔寨战争的后果。
正是在越南当局执行穷兵黩武政策，发动这两次战争后，从1978年到1979年出现了上百万人外流的人间惨剧。
四曰“取消经援论”。
越南当局还宣传产生大批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的国家“利用外逃的人的问题停止他们出于
‘人道’给我们的很少的援助”。
到底是越南输出难民导致外国停止援助，还是外国停止援助导致越南输出难民？
大家都看到，越南当局把一百多万难民赶出国土，成为一种国际灾难之后，有些国家才不得不停止向越南提供援助，有的国家把已同意提供的援助用于救济印支难民，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越南当局现在却把他们驱赶难民的责任推到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的身上。
这是典型的倒打一耙的做法。
由一些国家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能不能解决难民问题呢？
不能。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得好，你给他们（越南当局）更多的钱，他们就会搞到更多的大炮。
确实，在越南当局继续依靠苏联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残害人民的情况下，给他们经济援助只能鼓励他们在这条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越南当局的这四种论调，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把造成难民问题的责任推给受害的难民，推给外国，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毫无责任。
然而，世界舆论早就明确指出，越南当局必须承担难民外流的责任，必须消除难民外流的根源，也就是改变越南当局的种族灭绝和区域霸权主义政策，否则，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越南当局不是已在扬言越南还有大约三百万“潜在的难民”吗！

广东省革委会设宴欢迎斯里兰卡贵宾
新华社广州08月19日电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一行在钱正英部长陪同下，今天下午由上海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副主任刘田夫，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梁湘等，到机场热烈欢迎斯里兰卡贵宾。
晚上，广东省革委会举行欢迎宴会。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宴会上把两枚在斯里兰卡发现的中国古铜钱和一封他的感谢信交给钱正英部长，请她转交华国锋总理。
普雷马达萨总理说，我们这次在中国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友好接待，我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
他祝中国繁荣昌盛。
习仲勋主任在宴会上祝酒时说，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这次访问我国，在中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中作出了贡献。
他表示相信，中斯友谊将不断发展。
宴会后，贵宾们应邀观看了广州市青少年演出的杂技节目。
今天下午，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彭冲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我新任驻古巴大使王占元递交国书
新华社哈瓦那08月1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王占元08月17日向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布拉斯·罗加递交国书。
布拉斯·罗加在接受国书以后同王占元大使进行了谈话，在座的有古巴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

甲斐静马指出彻底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
迫使黎笋集团放弃印支联邦计划和霸权主义
新华社东京08月18日电日本记者同盟议长甲斐静马08月17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越南难民问题就要越南当局放弃霸权主义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日内瓦举行的印支难民会议没有彻底解决越南难民问题。
甲斐说：
“越南产生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黎笋集团推行错误的内外政策。”
他说：
“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后，越南当局本应动员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是，越南当局自恃掌握着美国丢下的大量武器弹药，便头脑发昏，开始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它首先把老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随后对柬埔寨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且对中国不断进行武装挑衅。
由于越南当局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对内必然采取掠夺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的经济不但得不到恢复，而且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工农业生产大为下降，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
这是产生大批难民的根源。”
甲斐指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越南当局不得不暂时压缩一下难民出口。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彻底解决越南难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迫使黎笋集团放弃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和霸权主义，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全部越南军队。
在国内，改变迫害异己和广大人民的政策，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美国会代表团长赞扬东盟要求越军撤出柬埔寨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新加坡消息，美国国会代表团团长查尔斯·威尔逊18日说，东盟提出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的要求是“有胆量的”。
威尔逊是在美国国会代表团对新加坡的四天访问结束前向记者说这番话的。
他说，东盟的这个要求显示了东盟的“力量和团结”，这对这个区域是有益的。
有记者问到美国同越南的关系问题，威尔逊说：
“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才会同河内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谈到美国在亚洲未来的作用时，威尔逊强调，美国的未来是同亚洲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彼此都互相需要对方，以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稳定”。
美国国会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同新加坡国防部长侯永昌、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举行了会谈。
从08月04日起，这个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南朝鲜、香港和泰国等。
新加坡是他们访问的最后一站。

耿飚会见马耳他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19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晚上会见了马耳他议会议长卡尔西东·阿吉乌斯和由他率领的马耳他议会代表团。
耿飚副总理去年访问马耳他时曾拜会过阿吉乌斯议长。
今天会见时，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许多不结盟国家代表表示
支持民主柬埔寨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08月18日电据悉，在不结盟国家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表示支持民主柬埔寨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会议开始时，马来西亚代表首先质问古巴为什么以新闻公报的形式散发其代表试图阻挠民主柬埔寨参加哈瓦那会议的一项声明。
他指出，古巴无权决定一个成员国的代表资格。
马来西亚代表的意见得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阿曼的代表的支持。
这时，印度代表建议停止讨论这一问题。
他说，柬埔寨代表权问题应当作为“重要问题”处理。
会议主席决定休会十分钟进行磋商。
经过磋商，更多国家包括孟加拉国、马里和索马里等国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支持民主柬埔寨出席首脑会议。
他们强调指出，古巴必须把民主柬埔寨作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国来给予平等对待。
在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强烈反对和会议主席的要求下，古巴代表被迫发表一项新的声明说：
“第1，关于在不结盟运动中柬埔寨国家的代表权问题，古巴将不自行作出任何决定。
第2，这一决定只能由部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作出。
古巴将不干予首脑会议或部长会议决定由谁代表柬埔寨参加第6次首脑会议的权利。”
古巴代表还“请求把这一声明作为古巴政府的正式立场列入会议记录”。
在古巴代表发表上述声明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索马里、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代表都再次发言。
马来西亚代表说，古巴必须公正地履行东道国的权利，古巴必须承认部长会议和首脑会议决定成员国出席会议的权利，所有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包括民主柬埔寨都有参加会议的充分权利。

迅速发展的新加坡旅游业
韩力
初到新加坡的人，都喜欢看看安德逊桥畔的狮头鱼身像。
这个巨大而奇特的塑像，背靠陆地，面向大海，口里喷出一条银柱似的清泉，两眼闪烁着强光，十分雄伟壮观。
它就是1972年作为新加坡旅游的标志而落成的。
它象征着新加坡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新加坡的旅游业，是从1964年开始发展的。
当时因缺乏足够的设施，服务性行业条件也差，使旅客的人数受到限制，之后随着旅馆的不断建设和服务性行业的改进，旅游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1964年的旅游人数不超过十万人，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只有七千多万新元（一元新币折合人民币七角二分，以下均为新币）。
到1973年，旅客人数就突破了一百万大关，旅游业的外汇收入达五亿七千三百万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六。
1978年，旅客人数突破了二百万大关，这在新加坡的旅游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旅游业的外汇收入达到十一亿九千万元。
旅游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他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准备争取到1983年初使旅客人数达到三百万。
新加坡面积只有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万，这样一个小国，又缺乏名胜古迹和自然资源，旅游事业为什么能够发展这样快？
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委员会主席陈似桐回答记者说，主要原因有二条，一是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
二是社会秩序安定，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旅客满意。
为了实现突破三百万旅客的目标，目前，新加坡正在大兴土木：
开展城市重建运动，美化和绿化城市，兴建和扩建旅馆和游乐场所，进一步改进交通设施等。
旅游胜地之一圣淘沙是新加坡南面的一个离岛，面积二百九十亩，岛上有高尔夫球场、儿童游艺场、小食部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在新加坡入侵和投降的一些文物。
目前岛上正在兴建酒店、别墅和其它一些设施。
细雨中，我们从花葩山乘坐高空电缆车来到这里，观看了岛上美丽的景色。
一位朋友介绍说，目前新加坡象这样的旅游区还有好几个，都在扩建之中。
目前，新加坡向政府注册的旅馆有六、七十家，客房总数一万一千五百多间。
这些旅馆分上、中、下三等，旅客们根据支付能力，自由选择住处。
记者参观了目前在新加坡算是最好的一家大酒店——文华酒店，高四十层，有七百个客房。
酒店最顶端设有“楼顶旋转餐厅”，坐在厅内不仅可以观赏新加坡全景，而且还可以瞭望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岛屿。
酒店的最低层，是一个七百四十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布置的富丽堂皇，四周墙壁镶有意大利大理石和以中国古代故事为题材的巨幅壁画，旅客们都喜欢在这里休息。
酒店的“服务台”也设在这里，旅客们不出大厅，就可以办理各种有关旅游的手续，在这里也可以发电报、寄包裹、兑换外币等，这里的服务人员一般都会讲两种以上外语，给旅客提供了很多方便。
客房的价格按面积大小、舒适程度、服务项目，分作八类不同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单人客房，一天一百零五元；
最高的是“总统套房”（也叫“超级豪华套房”），一天九百元。
“总统套房”又分作日本式、中国式、波斯式和现代式四种，前三种从色调到装饰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味，现代式则综合了东西方的一些特点。
负责公共关系的一位小姐介绍说，“这种‘总统套房’虽然价格较高，但入住率却不低，它并不限于总统一级的官员住，部长、议员、老板们都可以住。
总之，谁肯付钱，谁就可以住。”
记者采访了这家酒店的总经理连中华先生，他的年纪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轻有为，是一个经营酒店的专家。
在谈到经营酒店的经验时，他说，“搞好一家酒店，设备固然很重要，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是不行的，但是，科学地经营管理更重要。”
的确，这家酒店不论是内部的管理或外部的联系都搞的很好。
它们同世界各大城市一百多个大酒店、旅馆都签有合同，相互介绍旅客、互通旅游情报，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酒店网。
内部实行科学管理。
记者参观了客房总调度室，室内墙壁上有一个大的长方形的显示盘，盘上布满了一排排红色、黄色和绿色小灯泡，调度人员通过灯泡的颜色变化，就可以掌握全酒店七百个客房的使用情况。
如哪些房间仍住着客人，哪些房间已被客人退掉，并已清洁完毕，可以马上安排新的客人进住，哪些房间虽已退掉，但正在清洁，暂时尚不能进住客人。
调度人员对整个房间情况了如指掌，来了客人立刻就可以安排房间。
这种管理办法既节省了旅客的时间，又提高了客房的入住率。
近几年来，这家酒店客房的总入住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到九十四。
新加坡旅游业的体制简化、精干、有力。
旅游促进局是全国旅游业唯一的最高领导机构。
它的任务是负责全面规划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在国内，它同私人组织的旅行社、酒店、旅馆以及交通、商业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业务指导，便于全面地配合协作。
在国外，从1963年开始，先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悉尼、东京等大城市建立了海外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招揽生意，即通过当地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影等宣传新加坡的旅游业。
此外，旅游促进局也很重视调研工作，它们对旅客在新加坡的旅行活动，包括居留时间、购买物品、生活爱好以及旅客的经济开销等情况都做详尽地调查，对世界旅游业发达的国家的有关情况也作重点考察，使开展旅游业以及各项服务性工作具有针对性。
新加坡的旅游业之所以办得这样出色，除了它具有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之外，旅游部门工作认真、细致以及有关方面的协调合作，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附图片）
新加坡公共住宅区的楼前建起花园和儿童游乐场。
黄斌元摄（新华社稿）

以色列的不治之症
08月13日，以色列数十万人在工会领导下举行了抗议物价上涨的两小时罢工。
以色列工会联合会宣布，由它号召的这次罢工，百分之九十的以色列工人都参加了抗议行动。
工会领导人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改变经济政策，还将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民意测验，表明以色列今天真是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
以色列的经济困难是同它的侵略扩张共生的多年老病。
长期以来，以色列当局由于实行侵略政策，军费剧增，入不敷出，以致经济严重恶化。
货币贬值之频繁，税收之繁重，按人口平均的外债额和外贸赤字额之高，居世界之冠。
以色列的青年一代，从出生起就得学会在当局穷兵黩武政策的重压下挣扎生活。
每个以色列人平均要负担三千多美元外债，缴纳占个人收入百分之四十六的所得税。
依靠武装部队的占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上台的贝京政府，也曾许诺过要改善经济。
但它两年来继续扩军备战的结果，以色列的病情每况愈下。
1977年以色列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1978年增达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1978年财政赤字达三十四亿美元。
今年外债超过了一百二十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十五亿美元。
今年通货膨胀率按非官方统计是百分之一百一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贝京上台以来以色列镑已贬值百分之六十，仅在今年就贬值百分之二十五。
以色列的经济困难已经成为不治之症，美国的大量援助也无济于事。
以色列人民除了把裤带勒得更紧，继续遭受物价飞涨、商品短缺、住房紧张等等折磨外，很难再从贝京政府期望得到些什么。
一些以色列人天真地期望过和平的生活。
今年春天签订埃以和约时，他们曾在特拉维夫的街头抛洒鲜花、雀跃歌舞过。
他们以为当局这些好战的兀鹰真会踡缩它们的利爪，退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也允许以色列的人民休养生息。
但是靠侵略战争起家，以扩张为国策的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这些人象是一群瘾君子，多年来深染扩军备战、抢掠霸占的毒癖，明知因此深陷在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里也无法自拔。
对这些惯于伸手吃侵略饭的“好汉”来说，撤出他们霸占的戈兰高地、西岸地区，真不如出动飞机坦克向左邻右舍扩张更为省事了当。
无怪乎在经济临近崩溃、财政部长被迫下台声中，最近以色列当局又出动飞机用前所未有的规模轰炸黎巴嫩南部的和平居民，又在内阁中重申拒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顽固立场。
用进一步侵略扩张来解决侵略扩张造成的经济恶果，这就是贝京政府为以色列的不治之症开的偏方。
然而以色列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数十万人的罢工已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力量。

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通过布加勒斯特宣言
决心紧密合作利用科技为自己发展服务
齐奥塞斯库总统接见七十七国集团会议代表团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8月17日电据罗通社报道，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部长级会议08月16日和1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会议通过关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布加勒斯特宣言。
宣言指出，即将于08月20日至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应当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目标服务。
宣言说，科技应当成为提高生产、合理和有效使用原料和能源、保护和改善周围环境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宣言说，“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它们自己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决心为此加强努力。
同时，国际合作能够并应当在这一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为此，必须彻底和根本改变目前世界上科技能力分配的结构，以便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获得新的科技知识并运用和推广这些新知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种变化应当特别包括取缔国际技术交流中的垄断条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和愿望调整当前有关转让技术的国际法律范畴，允许发展中国家参加为发展科技而建立的财政机构。”
宣言说，“这次部长级会议完全赞同七十七国集团向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会议提出的行动纲领。
实现这一纲领应当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科技力量，有助于公平合理的国际科技合作，有助于充分获得科技知识，有助于在不是建立于剥削基础上的条件下不受限制地转让技术。”
布加勒斯特宣言强调指出，“应当采取实际措施来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解放被外国占领、控制、统治的领土和争取铲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事业，并使他们能够利用科技来为自己的发展服务。”
宣言最后指出，七十七国集团决心紧密合作，争取联合国代表会议取得成功。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8月18日电据罗马尼亚报纸报道，罗马尼亚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强调指出：
“为了使科学技术为发展服务，应当制止不平等和任何形式的压迫政策，应当确保各国人民的独立。”
他是在08月17日接见参加七十七国集团布加勒斯特部长级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讲这番话的。
他说，联合国维也纳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一方面，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人民要求制止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政策，要求主宰自己国家财富和命运，为独立发展而努力的决心表现日益强烈。
同时，在国际生活中有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各种表现，这一切威胁到各国人民的独立、国际缓和与和平。
另一方面，在我们时代，科技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部发展和普遍进步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他指出，在马尼拉会议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极为迫切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重视。
他说，我们希望在维也纳将表现出有更好的谅解。
齐奥塞斯库说：
“科学和技术不能只是某一集团国家的，科技成就和成果不应加深不平等和不发达状态。
相反，科技成果应当有助于更迅速地消除不发达状态，有助于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
我们应当使科学造福于人类。”
他说：
“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为了使国际经济稳定，为了使科学技术为发展服务，应当制止不平等和任何形式的压迫政策，应当确保各国人民的独立。”
他希望“发展中国家更加一致，更加团结，以便能够在维也纳会议上和明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取得更好的结果，以便能够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简讯
巴拿马总统重申对运河区的主权
巴拿马总统阿里斯蒂德斯·罗约08月17日说：
“我们不允许原来的运河区又变成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区’”，“我们认为这块土地完全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罗约总统是在向全国民众代表大会提交关于运河区新的行政区划的法律草案时说这番话的。
罗约指出，巴拿马政府和人民今年10月01日将进驻这块领地，巴拿马人民是满怀信心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
尼加拉瓜成立国际基金会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08月16日成立一个重建尼加拉瓜国际基金会。
据宣布，尼加拉瓜政府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在于筹集相当于二十五亿美元的财政合作援助。
这种合作可以是双边的、小地区的、地区的或多边的，其形式可以是物资、生产资料和劳务。
由基金会负责落实这些援助。
泰美签订援助协定
泰国和美国08月16日在曼谷签订了一项协定，由美国提供五千万铢援助，帮助泰国发展替换能源。
这项协定的签订是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在去年05月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泰时同他举行会谈以后决定的。
那次访问结束时美国保证向泰国传递工艺和技术知识。
替换能源计划的目的在于促进泰国各机构进行关于利用太阳、风和水的能源的研究，以便用这些能源代替石油。
（据新华社）

安德鲁·扬辞职的风波
方敏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由于“未经授权”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会晤，遭到美国国务院的指责。
08月15日，安德鲁·扬到华盛顿会见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卡特。
在同卡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晤后，安德鲁·扬宣布提出辞职。
美国总统卡特“深表遗憾地”接受了这一辞职，但对扬的行动“没有丝毫谴责的意思”，并且表扬安德鲁·扬“在最困难的岗位上工作卓越，赢得了所有美国人的感激。”
几分钟后，“感情激动的”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会见记者，宣读卡特亲笔写的接受辞职的信。
据外电报道，鲍威尔宣读信件时“两眼含泪，声音哽咽，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使自己恢复平静”。
而读完信后，鲍威尔“冲出了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房间，当时他的眼睛满是泪水”。
美国报刊透露的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使人感到有点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味道。
安德鲁·扬的辞职的确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之处。
安德鲁·扬在07月26日在科威特驻联合国代表的住所，“未经授权”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进行半个小时的会谈，讨论了“推迟安理会预定07月31日就科威特（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提案进行表决的问题”。
这一次会谈，虽“未经授权”，却是美国近来试图松动它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推动中东和谈的一系列试探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些阿拉伯国家准备通过联合国促进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让巴勒斯坦人享有合法权利，以至自决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而美国表示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享有合法权利”的提法，但不同意提自决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家。
由于这一分歧未能解决，有可能在安理会讨论科威特提案时引起美国同阿拉伯国家摊牌。
所以，安德鲁·扬便到科威特代表的住处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举行会晤，试图避免这一结果。
不料，08月14日，以色列外交部长通过以色列驻美使馆向美国提出了抗议。
以色列副总理亚丁还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这可能会造成以色列退出和谈”。
亚丁正准备去美国访问，并将主要同美国有势力的“犹太社团领导人”会晤，“解释以色列的立场”。
在以色列抗议之后，美国国内立即出现了一场风波，使安德鲁·扬“处在外交风暴的中心”。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伯德以及共和党议员多尔、乔治·布什和共和党主席克罗克都就此事先后发表讲话，有的说扬背离了美国的政策，“是不能原谅的”；
有的说，“扬大使这次采取的行动……可能破坏我们（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要他“靠边站”。
风波掀起后，美国国务院急忙出面解释。
原先，在08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安德鲁·扬同特尔齐会见事曾经发表过一次声明，说这次会见是“偶然的，没有谈论实质问题”。
然而，以色列抓住了这件事不放，对美国的“偶然相遇”的解释表示异议。
于是，由万斯出面，同安德鲁·扬谈了话，“对这次事件和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表示不悦”。
国务院发言人赖斯顿在新闻发布会上甚至声称，安德鲁·扬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交往“未经授权”，“决不代表美国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有任何改变”。
事情的真相，当然不是偶然的失误。
要说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未经授权的接触，也决非安德鲁·扬开的先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赖斯顿08月15日承认，美国驻奥地利大使米尔顿·沃尔夫在上个月就曾在维也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负责人有过三次“直接会晤”。
据说，这几次会晤“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飞往维也纳，以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和前西德总理勃兰特举行会谈以前不久举行的”。
为什么美国驻奥地利大使做了，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不行呢？
因此，尽管这场风波来得不小，美国这位驻联合国的黑人大使却也不买账。
事情爆发的那天，安德鲁·扬对记者公开说：
“我做了我认为最符合我的国家的利益的事情”，“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受到谴责。
我是作为一名对付一种困难局势的聪明的大使行事的”。
在辞职之后，这位大使再次“拒绝为他的行动道歉”，并表示他对他做的事“一点不觉得懊悔”。
不过，他道出了一点内情：
“我发现自己夹在两个集团之间”，感到“极其难以忍耐”。
安德鲁·扬的话，说得够坦率的了。
美国报刊也纷纷指出，“扬的行动基本上是符合美国政策的”，但顶不住以色列和美国国内犹太集团及其支持势力的巨大压力。
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扬是一项阻止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实现中东和平的努力中取得进展的政策的替罪羊”，看来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在这场风波中，白宫的非同寻常的态度也是引人注目的。
从这些蛛丝马迹中也许能悟到其中的奥秘。

巴基斯坦就阿富汗侵犯巴领空提出抗议
新华社伊斯兰堡08月19日电据巴基斯坦《穆斯林日报》今天报道，巴基斯坦政府就阿富汗军用飞机侵犯巴基斯坦领空向阿富汗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8日在这里说，阿富汗空军的飞机两次轰炸了巴阿边界附近的巴方部族地区。
发言人还说，最近以来，阿富汗还曾侵犯巴基斯坦领土达八十九次。
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还证实了一名阿富汗外交官逃到巴基斯坦的消息。
他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在积极考虑阿富汗驻新德里武官萨瓦尔上校提出的在巴基斯坦政治避难的要求。
萨瓦尔上校和他的一家是几天前来到巴基斯坦的。

摩外交大臣访问毛里塔尼亚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08月17日电摩洛哥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布塞塔结束了对毛里塔尼亚的短暂访问后，今天离开努瓦克肖特回国。
访问期间，他受到了毛里塔尼亚国家元首卢利和总理海德拉的接见，并向他们递交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一封信。
布塞塔在离开努瓦克肖特回国前向报界发表谈话说，由于本地区最近局势的变化，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国之间的磋商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必要，我的这次访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国际讨论会闭幕
新华社维也纳08月17日电科学技术和社会国际讨论会08月13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
来自约一百个国家的三百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联合国机构和一些国际科技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代表。
这次讨论会是定于08月20日在这里开始举行的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会议的一系列准备会议之一。
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讨论了《营养和农业》、《健康》、《工业化》、《居民点和环境》等题目，并将把讨论结果写成报告提交给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会议。

第5次泛非青年会议在刚果闭幕
会议完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08月15日电历时六天的第5次泛非青年会议，08月14日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闭幕。
刚果政府总理路易—西尔万·戈马代表刚果总统萨苏—恩格索主持了闭幕式，并宣读了一项最后公报。
公报说，会议完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
要求非洲和世界上的青年人都动员起来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大会认为，要解决中东问题，必须首先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把犹太复国主义的军队全部撤走并给巴勒斯坦人民以合法权利；
支持黎巴嫩人民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欢呼英雄的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索摩查法西斯统治所取得的胜利；
支持朝鲜人民和平自主统一祖国的斗争。
会上，苏联、古巴控制的拉美学生组织代表利用向大会致贺词的机会悍然攻击中国，诬蔑中国侵略了越南。
中国代表在一项声明中严正指出，对中国进行攻击，诬蔑中国是“侵略者”，这是颠倒是非，是别有用心。
我们对此表示愤慨并断然拒绝这一攻击。
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得到了罗马尼亚、埃及、索马里、刚果等许多国家青年组织代表团的支持。

美国总统特使分别同埃以领导人会谈
期望缓和美以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华社开罗08月18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晚在伊斯梅利亚同美国总统卡特的中东特使罗伯特·斯特劳斯举行会谈。
斯特劳斯是在访问耶路撒冷一天之后到达埃及的。
他在那里同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了引起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
萨达特和斯特劳斯在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
萨达特说：
“我们同斯特劳斯讨论了我打算交给卡特总统的信件。
我们还回顾了自从今年07月我们上一次在亚历山大会晤以来的事态发展。”
他说：
“大多数观点差不多都是一致的。”
斯特劳斯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他说，双方的会谈“最有建设性，并且是有益的”。
据报道，斯特劳斯昨天访问以色列，以便缓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提出了美国的新建议，即美国可能在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决议案。
他说，但是，“关于谋求获得（以色列）支持方面，我得到了消极的结果”。
斯特劳斯昨晚抵达开罗不久，就同美国驻埃及大使以及刚到开罗的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大使举行了会议。
斯特劳斯听取了他们关于他们驻在国对中东和平谈判问题的态度的汇报。
斯特劳斯向他们通报了美国关于中东存在的问题的想法。
今天早些时候，斯特劳斯还同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和总理哈利勒分别举行了会谈。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斯特劳斯同穆巴拉克讨论了巴勒斯坦人自治和即将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安理会会议等问题。
他还同哈利勒总理回顾了过去几轮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会谈所取得的进展及其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08月17日电耶路撒冷消息：
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今天抵达以色列进行访问。
斯特劳斯是美国方面负责参加埃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谈判的代表。
他到达耶路撒冷不久，就同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在去以色列以前，斯特劳斯08月1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美国律师协会发表讲话，强调他决心使巴勒斯坦人参加埃以谈判。
据美联社报道，他说：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参与对他们的未来所作的决定。
但是，斯特劳斯又说，在这方面，“认为美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保证的想法是错误的”。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结束今年的会议
新华社日内瓦08月15日电联合国裁军委员会08月14日晚结束了在这里举行的第2轮会议。
从而结束了它今年的工作。
第2轮会议是从今年06月14日开始举行的。
在这轮会议期间，讨论了禁止核试验、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化学武器以及对非核国家的安全保证等问题。
委员会在给联合国大会的一份报告中说，迫切需要有一项公约以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
由裁军委员会成员国中二十一个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组成的集团，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对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意，它们抱怨说，虽然美、苏、英三国声称有关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三边谈判有所进展，但它们进一步推迟了开始具体谈判这项条约的时间。
声明说：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义务向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针对两个超级大国同时还在日内瓦就裁军问题进行双边会谈，并且企图把结果强加给裁军委员会，二十一国声明指出：
“任何在委员会之外举行的谈判，决不应该阻碍委员会范围内的多边谈判。
而且，裁军委员会应该直接参与日程上规定的议题的各个谈判阶段。”
参加这个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有三十九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但没有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只是派了观察员参加。

阿富汗的动荡是苏联干涉造成的
最近，阿富汗政局进一步动荡。
反对现政府的穆斯林武装反抗已在全国各地区展开。
08月05日，甚至在首都喀布尔一度发生了政府军哗变和激烈战斗。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阿富汗政府两次改组。
国际舆论指出，这种动乱局面的根源是苏联一年多来对阿富汗内政的粗暴干涉。
但是，莫斯科却总是企图掩盖事情真相，不断反诬阿富汗的邻国和其他国家。
苏联《真理报》08月10日在一篇文章中说：
“反革命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试图不择手段地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推翻革命政权。”
08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康·契尔年科甚至也跳出来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不能不指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们邻国——民主阿富汗的内部事务的行径。”
究竟是谁在干涉阿富汗的内政？
其实，苏联自己的行动提供了清楚的答案。
苏联为了把阿富汗变成它南下印度洋和向邻近地区扩张的桥头堡，千方百计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加紧对阿富汗的全面控制。
自从去年04月阿富汗政局发生变动以来，苏联把大约五千名“专家”和“顾问”派到了阿富汗（其中大批是军事人员），以掌握这个国家的党政军大权，并且和阿富汗签订了四十多项条约和协定，把阿富汗紧紧地与苏联的全球扩张战略联在一起。
正是苏联的这种粗暴干涉激起了阿富汗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因此，进行武装反抗的穆斯林武装一开始就提出“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的口号。
几个月来，苏联向阿富汗派出许多军事人员，运去许多装备，竭力进行镇压。
但是，压迫越甚，反抗越烈。
武装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连一些政府军也加入了武装反抗的行列。
据报道，每周都有不少军人开小差，一些部队单位倒戈，一些苏联顾问被打死、打伤。
莫斯科现在气急败坏，已经更露骨地进行干涉。
西方通讯社引证目击08月05日喀布尔军队哗变事件的人的话说，苏联人员驾驶的坦克和直升飞机直接参加镇压，把数百名哗变士兵和穆斯林打死在大街上。
《印度斯坦时报》08月08日在题为《塔拉基的困境》的社论中说，“在塔拉基总统和他的苏联盟友看来，这些人（阿富汗穆斯林武装）是得到帝国主义豢养、训练和装备的反革命分子”。
文章接着说，“但是，阿富汗境内战斗的规模，已经再也不能说成是国外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教唆者搞的了。”
英国《圆桌》季刊07月号发表的一篇评论在谈到苏联指责别国干涉阿富汗一事时指出，“至今没有人能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今年03月赫拉特的暴动或是阿富汗各省的叛乱同哪一个外国有直接联系。”
有消息说，在喀布尔的外交官证实，阿富汗的高级官员在私下交谈中也甚至把外国插手论撇在一边，而是从人们普遍不满的角度来谈论叛乱活动的。
阿富汗动乱的根源和真相是如此清楚，这是莫斯科无论如何也抵赖不掉和掩盖不了的。
现在，苏联在阿富汗正面临进退维谷的困难处境。
一些西方报刊认为，莫斯科在阿富汗可能有两种选择：
一是制造借口直接出兵干预；
一是中途换马。
近几天，莫斯科叫喊“外国干涉”的嗓门越来越大了，这是否是为自己更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制造舆论呢？
这是各国公众都正在注目观察的。
（新华社）

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团证实中非帝国屠杀儿童
据新华社达喀尔08月17日电由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卢旺达、多哥和利比里亚五国的法官组成的调查团在中非帝国首都班吉进行了十天调查后，08月16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调查团认为，1979年01月，班吉骚乱遭到了治安部队的残酷镇压”，并于1979年04月“屠杀了约一百名儿童”。
调查团公布的报告说，01月，中非帝国学生因接到必须穿制服的通知而上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并要求发给助学金。
数月没有拿到工资的家长们表示支持学生。
由于治安部队进行粗暴干涉，和平示威游行变成了一场骚乱。

非统组织主席呼吁和平解决西撒问题
新华社蒙罗维亚08月18日电据利比里亚广播公司今晚报道，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最近要求有关方面在执行第1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决定时，进行和解、协商和谈判。
他是在分别发给非统组织关于西撒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坦桑尼亚、几内亚、苏丹和马里的国家元首的电报中作出这一呼吁的。
他表示，在得到摩洛哥占领了已被放弃的西撒哈拉领土的消息后，他对这一地区的新的局势发展深感关切。
他说，他已经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敦促他们“实行克制，采取温和行动，并用一切努力来减少这一地区的紧张状态”，以便创造和平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