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县采取措施执行政策取信于民
保证夏收作物责任制奖赔兑现
全县已有十个公社召开奖赔兑现大会，发了奖金
新华社成都08月08日电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纠正农村中少数核算单位不履行夏收作物生产奖赔合同的偏向，保证合同兑现，使党的政策得到群众的信任。
今年，什邡县有一千多个核算单位、二千八百多个作业组实行了“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欠产赔”的责任制，由核算单位同作业组签订了合同。
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夺得了今年夏收作物丰收。
丰收后，绝大部分作业组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三定”任务，核算单位决定按合同办事，予以适当奖励。
但也有少数核算单位对于超产过多或达不到产量要求的作业组犹疑不决，甚至打算把合同“一风吹”，群众意见很大。
什邡县委调查了这些准备毁掉合同的生产队和作业组，发现这些队、组，有的是干部或干部亲属所在的队、组，搞得不好减了产；
有的是干部担心奖金发多了以后不好办；
还有的是指标订得过高而没有达到，执行合同遇到了困难，等等。
县委经过讨论，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是今年夏季夺得农业丰收的重要原因，必须说话算数，奖赔兑现，才能取信于民，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为此，县委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奖赔兑现的重要性，对于执行合同出现的问题，县委派干部到基层调查，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各公社党委召开执行合同碰到困难的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长、作业组长会，讲明实行生产责任制对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的意义，帮助干部认识履行合同的严肃性。
然后由公社干部同大队干部一起，深入到队、组，听取意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合同兑现。
这些措施是：
一，凡因干部所在组减了产、不能兑现合同的，要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促使干部带头执行政策，保证奖赔兑现。
二，对于担心奖的钱多了的干部，主要向他们讲清这是多劳多得的体现，奖的金额只是超过定产部分中的少部分，集体得的还是多数，解除干部顾虑，落实奖赔合同。
三，对于合同指标确实过高的，则经过核算单位社员大会讨论，或按前三年平均产量为基数，或以各作业组平均产量为基数，适当调整指标，使奖赔也能兑现。
经过上述工作，原打算把合同“吹”了的生产队、作业组都坚决按合同办事。
目前已有十个公社召开了夏收作物生产责任制奖赔兑现大会，发奖金十二万多元。

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群众监督
大庆党委发扬好传统组织基层检查团全面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坚发报道：
最近，大庆党委组织基层检查团对大庆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检查，真正发扬民主，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和监督。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会战工委经常组织基层检查团检查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出现了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领导机关坚持面向基层，干部与工人不分职位高低，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动人景象。
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一好传统，对促进工作重点转移很有好处。
基层检查团由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老工人、模范标兵及家属的代表组成。
他们分作十一个小组按部门进行对口检查。
受到检查的各部门领导干部主动向代表们汇报本部门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接受代表们的查询。
代表们是代表广大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实行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的，因此，在检查中边听、边看、边问，十分严肃认真。
在检查中，大庆党委全体领导干部面对面地听取了基层代表的批评和建议。
主要内容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情况，政治工作、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岗位责任制、机关作风、关心群众生活等等。
例如，基层代表在检查大庆文教办公室的工作后提出，大庆现有的文教管理体制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不然很难提高教育质量。
现在是担负工业生产任务的各指挥部兼管中学，大队兼管小学，有的单位由于对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或者由于缺乏一定的条件和手段，教师不足，校舍拥挤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有的甚至经常让学生停课劳动，这都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而大庆主管文教的部门却既不管人事，又不管财务，对中、小学的困难和问题也就无力帮助解决。
基层代表们建议，大庆党委应尽快采取措施，对大庆教育战线实行人事和财经的统一管理，以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
检查结束后，大庆机关各部门连日来纷纷根据基层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了研究讨论。
大庆政治部的干部对于基层代表向他们提出的五个方面共八十一条意见都一一作了认真讨论，制订了改进措施。
他们还提出，基层代表由于时间短和其它原因，有些意见可能没全部讲出来，应该借这股东风，发动广大机关干部经常主动诚恳地征求基层的意见，努力把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大庆生产办公室的干部把基层检查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凡属可以立即解决的，都落实到处、室，落实到人头，限期整改；
暂时不能解决的，切实做好安排，列入工作计划或规划，逐步加以解决；
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提请大庆党委共同研究解决。
目前，机关其它各部门正在进一步落实和改进基层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怎样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上海郊区二十个生产大队的调查对比
内容提要：
上海市农业办公室会同郊区十个县，选择十个收入高和十个收入低的大队作了对比调查。
这些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粮棉种植比例也大致相仿。
但是有三个“差得多”：
社员分配水平差得多，集体家底差得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差得多。
为什么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而社员分配、集体积累等却很悬殊？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距：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工副业发展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
要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十个收入高的队的实践经验是：
一、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集中精力打好农业翻身仗。
突出抓两条：
一条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变生产条件，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
一条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二、积极搞好工副业生产。
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广开门路，积极发展畜禽饲养业、水产养殖业、种植业、手工编织等副业生产，办好社队工业。
三、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收入高的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领导班子稳定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平高。
上海郊区十个县，共有二百零四个公社，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二万五千多个生产队。
1978年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配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元，有三百一十二个生产队超过三百元。
但发展不平衡，有一千四百八十五个生产队平均每人分配不到一百二十元。
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市农业办公室在每个县选择两个以种植粮棉为主、收入差别较大的生产大队，会同县委一起作了调查对比。
这二十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平均每个劳动力都占地两亩左右；
粮棉种植比例大致相仿。
但各队的经济状况有三个差得多：
一是社员分配。
高的队每人平均达三百二十五元，低的队仅一百九十元。
二是集体家底。
高的队每个劳动力拥有固定资产五百六十一元，低的队仅二百九十三元。
三是对国家的贡献。
每个劳动力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高的队从1966年的五百五十六斤增加到九百八十斤，低的队反由五百八十斤下降为四百七十二斤；
提供的棉花、油料、生猪也相差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大队的基本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收入、家底、贡献差得多？
主要是他们之间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不一样，工副业发展快慢不一样，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不一样。
先决条件在于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这二十个大队中，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的十个队，去年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三千一百六十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
棉花一百五十四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六；
油菜籽一百四十三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二十三。
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只有集中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加，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这十个生产水平高的队，坚持因地制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农业翻身仗，主要抓了两条：
一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变生产条件，把农田建成能排能灌、有机肥足、熟土层深的丰产田，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
二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他们去年平均每亩土地产值二百六十三元，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
每个劳动力创造农业产值七百五十九元，创造纯收入五百四十一元，比低的队分别高百分之五十四和六十八，即多收入二百二十元，扣除公共积累后，平均每人可多分八十元。
这就是说，去年他们比低的队社员多收入的一百三十五元中，有八十元（占百分之六十八）是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宝山县海星大队和羌家大队的调查对比，更具体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农民能不能尽快富裕起来的前提条件。
这两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粮棉种植比例都基本相同。
海星大队一千五百一十二亩耕地，百分之六十九是潮沙地，土壤板结，熟土层浅，通风透气性差。
他们抓住改良土壤这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增积有机肥料，每亩施上猪羊粪和草塘泥一百二十担。
去年亩产粮食二千六百三十七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油菜籽四百二十六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五十九元，由农业提供的分配金额，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为二百四十元。
而羌家大队，原来的土质条件比海星大队好，由于农业没有抓好，肥料积得少，每亩只施有机肥二十担，产量上得很慢。
去年亩产粮食一千六百零二斤，皮棉一百三十斤，油菜籽二百六十八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三百七十六元，从农业收入中提取的分配，平均每人只有一百四十元。
重要的问题是积极搞好工副业生产
在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及时地把多余劳力用于发展工副业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是社队增加收入的重要方面。
去年收入高的大队，投放于工副业的劳力占百分之三十，工副业纯收入占农工副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而收入低的队，投放于工副业的劳力占百分之二十二，工副业纯收入占农工副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
这说明，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工副业生产，收入就增加，社员分配水平和公共积累也就提高得快。
川沙县珊黄大队和邓一大队的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1966年，这两个大队畜牧业、副业的纯收入都是二万元，1978年珊黄大队猛增到二十二万三千元，增长十倍，而邓一大队仅增长一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原因就在珊黄大队对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得好。
他们安排六十二名社员专门饲养生猪、出口鸡和蛋鸭，组织一百五十四名妇女搞“三绣”（刺绣、机绣、网绣），并利用海塘草多的条件，抽出三十多个劳动力每年刈青草五、六个月，饲养奶牛一百一十六头，年产牛奶三十八万斤。
而邓一大队，不仅没有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生产，反而把原有的一些副业生产放掉了。
如为外单位洗尼龙布，认为油水不大，放给了生产队，收入从前几年的五万多元减到二万多元。
畜牧业只养了少量猪、禽，又因管理不善，连年亏本。
队办工业也没有珊黄大队搞得好。
因此，两个大队的分配水平悬殊很大。
去年珊黄大队平均每人分配三百三十六元，邓一大队只有一百七十三元。
又如南汇县周南大队和红光大队，农业生产水平差不多，都是粮翻双纲，棉超双百，油菜籽过三百，但周南大队的工副业生产搞得好，社员的分配每人就比红光大队多九十五元。
事实证明，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再插上工业和副业两只翅膀，集体经济就能腾飞起来，农民生活就能日益富裕起来。
关键的一着要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二十个大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工副业发展的快慢之所以如此悬殊，关键在于领导班子。
收入高的队，班子稳定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平高。
收入低的队，领导班子中有的闹派性，不团结；
有的变动多，不稳定；
有的青年多，没经验。
管理水平不同，经济效果就大不一样。
青浦县林家草大队去年亩产粮食超三纲，皮棉过双百，每个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九十六元，社员分配平均每人三百二十三元。
而芦花大队就低得多，亩产粮食一千四百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每个劳力创造纯收入仅三百七十九元，社员分配一百五十元，不到林家草大队一半。
原因就在林家草大队的领导班子，在指挥农业生产上，趋利避害，会动脑筋，肯下功夫。
他们把全大队五十四块高低不平的圩田，改造成南北一个向、大小一个样的六块大圩田，块块建成四沟配套的吨粮田。
搞副业生产也很精明，根据本队的条件，先从投资少、收效快的项目开始，抓了杞柳的种植、编织，逐步把机耕路、圩堤、沟渠、河坡、宅前宅后等十边地都种上杞柳和竹木。
五十多亩水面全部养鱼，种上水生作物。
还根据社员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因人制宜地建立了长年固定和临时性的各种专业队。
如把老年辅助劳力组成一个绿化队，负责管理十多万棵树，每株一年增收一元，平均每个社员一年就可得益一百多元。
每年修下的树枝用于烧窑制砖，一年又可收益七千多元。
社员高兴地说，队里的树是“摇钱树”，是“土地银行”。
而芦花大队，十边地荒芜，水面没有很好利用，猪、禽的饲养管理也很差，连年赔钱。
从1970年到1978年，仅养猪一项平均每年就亏六千一百多元。
上海县新龙大队和跃农大队也是一个生动的对比。
1966年至1978年，两个大队新增劳力同是二百七十多个。
新龙大队把增加的劳力投放到队办工业和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种蘑菇、种杞柳上，还根据靠近集镇的特点，在农闲时间组织社员搞短途运输等劳务，去年收入六万七千元，仅这一项平均每人可增加收入七十九元。
跃农大队则相反，担心搞多种经营亏本，坐等上级安排工业生产项目，结果大批劳力没有出路，“一千多人都是围着农业这只锅子吃饭”，社员平均每人收入比新龙大队低百分之七十五。
这次调查，引起了郊区农村干部社员的很大兴趣和反响。
宝山县海星大队的群众说：
“我们与县里城镇工人比，收入差不多，算是比较富裕了，就是农忙辛苦一点；
与市区工人比，还是短裤穿袜子——脱一节。”
对富裕的标准，议论也较多。
他们认为，达到县里城镇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1步；
接近市区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2步。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十个收入高的队每个劳力年收入五百一十三元，和郊区城镇工人平均月工资四十五元左右基本相平。
工人有奖金和福利，农民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的收入，而且农村开支小，生活已不低于城镇工人了。
在这些收入高的队里，“集体经济有靠头，社会主义有奔头”，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比较坚定，不安心农业的现象已很少见了。
从二十个大队的调查来看，上海郊区虽有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但也有城市支援力量大和自然条件好等有利条件，发展社队工业、畜牧水产、外贸出口、食用菌、林木花草和手工编织等的潜力是很大的。
这就是说，只要全党重视，政策对头，措施得当，领导有力，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工副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市革委会农业办公室调查组

我国又一座大型化肥厂基本建成
洞庭氮肥厂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据新华社长沙08月08日电我国从国外引进设备的又一座大型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基本建成，最近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试生产阶段。
目前，一包包优质尿素正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支援农业生产。
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认真吸取国内已建成投产的同类工厂的建设经验，克服许多困难，加快了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质量。
与此同时，工厂狠抓了生产准备工作，做到了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从投油到出尿素只用了十四天半，在我国已投入生产的同类大型化肥装置中时间是最短的。
经过考核，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洞庭氮肥厂的合成氨装置和尿素装置是从美国和荷兰引进的；
配套设施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

李副总理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
根据社会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商业服务业
这些单位的职工政治上应当和国营职工一视同仁；
基本工资应相当于国营职工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
应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管理下走街串巷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新近在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
它作为国营商业服务业的有力助手，在活跃城乡市场，供应人民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经营灵活、起早贪晚、方便群众等特点。
李先念同志说，这种商业形式，不仅在目前是需要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不可缺少的。
各地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当地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并把它办好。
要在城市和农村，开办若干合作商店、合作饭店、合作旅社、合作运输以及各种修理服务合作社和合作小组。
这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服务人民生活，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先念同志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职工，是社会主义商业职工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对他们应当和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一视同仁。
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应当相当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
经营好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
他们的福利待遇，也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
当然，经营得差一些的，也可以低一些。
李先念同志说，合作商业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要有一定的公积金，用于营业设施的维修、改造、添置和扩建。
要有一定的公益金，用于职工福利、劳保、救济和退职、退休的需要。
这些资金要按规定留足，决不允许随意抽调，不许以任何借口，挪作它用，以保证合作商店、合作修理服务单位业务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开支。
前些年，这方面问题不少，今后不能再这样干了。
关于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货源，李先念同志说，主要由国营商业供应。
同时，应当允许他们同工厂直接挂钩，或者同工厂建立固定的经销、代销关系。
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在经营方式、企业管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要同国营商业服务业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李先念同志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上，在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情况下，不但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商业服务业，而且应当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的管理下，走街串巷，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劳务活动，这对补充商业网点的不足，安排城市就业，方便群众生活，是有益处的。

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
黄文欢同志最近到达北京
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已于最近到达北京。
黄文欢同志离开越南辗转来到北京后，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
由于年老体弱，他来到北京后一直在进行疗养。
七十四岁的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
他于194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
1945年越南08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0年12月至1957年04月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
1956年08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976年12月在越共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黎笋集团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在越南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黄文欢同志在胡志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他继承胡主席的遗志，竭力维护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越南的真正的独立自主，维护越中友谊，因此遭到了黎笋集团的打击和迫害。
（附图片）这是黄文欢同志在北京的近照。
新华社记者摄

川沙县社员范才根家庭副业年收入近六千元
干部、社员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一不剥削，二不偷抢，三不影响集体生产，符合党的政策，无可非议；
有人认为这是走个人发家道路；
也有人觉得这是过去批判过的，是非难辨
本报讯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陈胡大队三队社员范才根一家，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利用当地资源大搞家庭副业，去年仅这一项收入，净挣五千九百元，今年预计比去年只增不减。
当地群众称他家是爿“小银行”。
干部、群众对这户社员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样做符合政策，无可非议；
也有的说这是走个人发家道路，方向不对头；
也有的觉得难辨是非。
现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都不敢表态。
范才根家住海边，东面是大海，西面是河道，中间是一条绿色的海堤，村户稀疏，发展副业生产有良好的自然条件。
范才根发展了这样几项家庭副业：
一是捕鱼。
范才根有丰富的捕鱼经验，全年收入三千六百余元；
二是饲养蛋鸭。
他家饲养五十只蛋鸭，由于每天在河道中觅鲜食，产蛋率较高，全年收入为一千四百七十二元；
三是养羊。
他家饲养十只母羊，一年生产羔羊三十只，肉羊六只，这两项收入为四百三十二元；
四是养猪。
范才根养猪也很有经验，每头饲养六个月，头重能达到一百六七十斤。
去年出售八头肉猪，共重一千三百二十斤，扣除饲料成本，盈余二百四十元。
交给集体肥料三百二十担，收入一百六十元。
范才根一家发展家庭副业，主要靠辛勤劳动和善于安排，没有影响集体生产。
全家九口人，五个全劳力，一个辅助劳力，还有三个子女分别在小学和中学读书。
范才根和他的儿子范金龙、大女儿范锦芳去年全都满勤。
妻子王秀英、二女儿范金兰投工数与同等劳力相仿。
三女儿范玉兰今年十八岁，主要在家料理家务，每天帮助家里喂猪、放牧、捞鱼，清晨上集市出售副产品，空闲时参加集体劳动。
去年她给队里投工五百分。
据统计，去年范才根一家从队里分得一千八百七十二元。
范才根夫妇俩起早摸黑，利用早中晚搞副业，每天劳动都在十五六个小时。
范才根家发展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是正道还是邪道？
众说纷纭，意见不一。
有的认为，范才根家发展家庭副业，一不靠偷，二不靠盗，三不剥削别人，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他应该支持和表扬。
有的则认为，范才根搞家庭副业虽然没有影响集体生产，但毕竟走的是个人发家道路，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出现穷富悬殊，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涣散人心。
另一种意见认为，范才根搞家庭副业按新六十条规定是允许的，是正当的家庭副业，从实际看确实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可是他家所做的正是过去所批判过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难分难辨，吃不准。
因此，他们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持这种态度的是多数，尤其是基层干部。
（金志香吴志钧）

我国工艺美术生产大幅度增长
去年全国工艺美术品出口换汇额占轻工业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十轻工业部决定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我国工艺美术生产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喜人局面。
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工艺美术生产的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六。
今年上半年，工艺美术总产值达到十三亿四千多万元，出口额达到九亿六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三。
工艺美术产品的出口情况也越来越好。
1978年，全国工艺美术品出口换汇额，已占轻工业出口换汇总值的百分之三十。
为了使工艺美术产品更加适销对路，近几年来，我国工艺美术部门先后在九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一百四十多次工艺美术展览。
有的工艺美术部门和企业，还不断派遣专业人员出国考察，征求国外用户的意见，并且从工艺、材料、造型、图案设计、价格等各方面加以改进，尽可能适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需要。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进一步落实党对艺人、创作设计人员的政策，把全国工艺美术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轻工业部决定在08月08日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

扩大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出口
华艺
工艺美术是轻工业中出口比重较大，换汇率较高的一个行业。
它投资少，见效快，用料省，发展潜力大。
在大力加快轻工业发展步伐，切实解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过程中，积极扩大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出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工艺美术品百分之七十以上出口，其出口值要占到轻工业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三十。
由于工艺美术品是以精湛的手工技艺制作的艺术品，经济价值比较高，其出口换汇率不仅高于其他工矿产品，也高于一般轻纺工业品。
例如，出口一件大路货的岫岩玉仕女，相当于出口一吨石油。
出口一幅双面绣《小猫》，相当于出口十吨大豆。
一公斤羊毛制成美术地毯出口，要比同等数量羊毛制成的毛毯出口换汇高出四倍半。
可见积极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对支援国家“四化”建设更为有利。
我国工艺美术品有广阔的国际销售市场。
据对香港、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五个销售工艺美术品较多的市场统计，1978年我向其出口的工艺品仅占其进口工艺品总额的百分之三左右。
我国工艺美术品很多都是世界的名牌产品，对国际市场有相当的吸引力，许多外国朋友往往以能在家庭内陈设几件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引为自豪。
不少的中国工艺品如手工地毯、手绣、手编结抽纱制品、景泰蓝、雕漆、金漆镶嵌屏风和家具等，出口均供不应求。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对工艺美术品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
国外来华的游客一般都要买些工艺品作为纪念，这就需要我们生产更多的造型新颖，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包装装潢精致，便于携带的工艺品，以满足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发展工艺美术品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
我国现有二千一百多个工艺美术企业和三十二万五千多名专业职工，这些企业生产潜力一般都很大，以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为主，适当发展新产区、新企业，就可以把生产大大提高一步。
天津市是我国手工地毯的传统产区，这几年生产发展很快，从1972年到1978年平均以百分之八的速度递增。
最近他们设想了一个从企业内部挖潜，使生产高速度发展的规划，主要是紧缩厂内的织毯工序，大力发展织毯外加工，腾出一部分厂房扩大片、剪、洗、投等后道工序的生产能力，同时适当增加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高档地毯的生产比重，只要国家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给予少量扶持，仍可保持较高的速度递增。
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有效途径。
工艺美术企业一般是规模小，手工操作比重大，不需要兴建多少大厂房，增加多少大设备，加上工艺美术行业百分之九十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上级批准还可以动用一部分集体资金搞基本建设，只需要国家给以扶持，就可以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据统计，从1973年到1978年，国家给予工艺美术行业的基建技术设施投资为六千二百万元，仅相当于本行业为国家积累资金的百分之二点三，而六年间新增的生产能力达到二十六亿元。
工艺美术品生产一般是用料少，做工精，原材料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大，许多产品利用国家的一、二类物资和短线材料数量不多，煤、电、油耗用量也很少，甚至一块石头、一撮羽毛、一把麦草都能制成精美的工艺品出口换汇，基本上不与大工业争煤、电，争原料。
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有利条件虽然很多，但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在调整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要狠抓品种、质量，做到产品适销对路。
工艺美术品要质量好，品种对路，才能受到国际市场欢迎，不是名牌可以创出名牌；
反之，市场就不欢迎，甚至砸了牌子，丧失了市场。
因此，在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品种、质量问题放在第1位。
要发动群众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层层把好质量关，坚决做到质量不好的产品不出厂，不计算产量。
要加强创作设计工作，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增加花色品种。
二、要搞好工贸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工业和外贸部门必须拧成一股绳，才能把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出口工作搞好。
各级工艺美术主管部门和企业，应该认真组织好出口工艺品的生产，按质、按量、按期完成任务。
外贸部门应该主动关心生产，支持生产，有事多同工业部门商量，与工业部门共同衔接计划，安排生产。
要互通情报，使工业部门和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外的市场情况，客户要求，价格变动，规格变化，便于在生产上打主动仗。
天津市绢花行业的产销结合就比较好，他们采取工厂直接参与对外谈判的办法，工厂根据客户要求很快设计出新样品。
这样，外贸、工厂、客户都很满意。
三、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充分发挥老艺人和设计人员的作用。
老艺人是我国几千年来祖辈相传的工艺美术事业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在长期的创作和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人员有的本来就是老艺人、老技工，有的从学校出来，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已成为本行业的内行。
近两年来，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各地先后抓了落实政策的工作。
对一些受到打击陷害的艺人和设计人员，要逐一平反，恢复名誉。
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要予以改善。
现在，有的老艺人成天忙于完成生产定额，不能专心从事创作；
不少年老体衰的老艺人没有带徒弟，有后继无人的危险；
有的甚至已人亡艺绝。
这些问题都必须迅速加以解决。
对待老艺人和设计人员必须首先使他们的地位和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根据艺人和设计人员的具体条件，授予一定的职称，使他们有职有权。
要保证他们从事艺术创作和业务进修的时间，凡是创作优秀作品或外贸部门选中样品的，均应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要鼓励师傅带徒弟，允许老艺人带子女学艺，或在本单位选择称心的徒弟。
提倡名师带高徒，以便尽快把老艺人的绝技留传下来。
要扩大工艺美术的生产和出口，还要国家在资金、材料、设备方面予以适当扶持。
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需要国家的投资不多，但由于产品绝大部分是出口或由全国调拨，地产地销比重很少，地方安排有困难，这就需要由国家统一安排。
在工贸体制和物资供应体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在各有关方面酝酿协商的基础上加以妥善解决，以促进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的高速度发展。

无可非议的六千元收入
朱祁
上海市川沙县一位社员家庭副业一年收入近六千元，在当地被称作“小银行”，确实是很富了。
而争论就争在这个“富”字上。
因为在有些同志看来，富，无疑就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当然“方向不对头”。
就拿川沙县这户社员来说，他家所以致富，一不靠剥削，二不靠偷抢，三没有影响集体生产，而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进行艰苦的劳动。
他们一家九口，安排得很好，老夫妇俩起早摸黑，利用早中晚搞副业，每天劳动都达十五六个小时，可见得这家“小银行”不是剥削或违法的产物，而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这样的富有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资本主义，并不在于是不是富，而在于怎样致富。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劳动致富，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把社会主义和穷联系在一起，那是“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不需要这种东西。
但是，有些干部对此却不敢表态，据说理由是如果同意这样的户“冒尖”，就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在现实生活中，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
有些地区各方面条件好一些，生产发展就快一些，人民的生活就富一些；
相反，有些地区相对地说，就要差一些。
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由于条件不同，他们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更是千差万别。
不顾客观条件，硬要一拉平，这叫绝对平均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决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川沙县这个尖子之所以会冒出来，有他的具体条件：
第1，他家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第2，有丰富的农副业生产经验。
第3，有充裕的劳动力。
一句话，这户社员具备了先富裕起来的条件。
既然他有先富裕起来的条件，那么，让他先走一步，又有什么不好呢？
（原载08月06日《文汇报》，本报有删节）

福州市农业部门干部认为南庄毁瓜事件表明：
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必须上下齐动手
据新华社福州08月07日电福州市农业部门干部对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领导人强迫毁瓜的事件，引起强烈反响。
正在参加市委举办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的农林水办公室的干部认为，南庄毁瓜事件表明，极左路线的流毒仍然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
要肃清这种流毒，必须上下一齐动手。
福州市农办主任丁岐秀、副主任林勤、黄万乐说：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极左路线的流毒不能低估，党的政策的真正落实并不那么容易。
类似南庄那样的毁瓜事件在我们这里也发生过。
去年，鼓山公社供销社在柯溪大队种了几十亩剑麻，这个公社的负责人硬逼他们拔掉，改种果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生产队的自主权得不到尊重，某些基层干部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不端正，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也有许多是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搞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的。
市农业局长叶文贵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郊区闽侯县荆溪公社推广水稻直播法（把稻种直接撒播，不经过育秧工序）有一、二十年的历史，可是去年新来的县委负责人却不让他们继续搞，硬说这是落后的生产方法。
后来公社干部把这件事情反映到市里，坚持用直播法种了一千多亩早稻，结果增产一成多。
但是这种活生生的事实还没有使那个领导人改变认识。
围绕着直播稻的风波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市、县的干部干过，就是省里的领导人又何尝没有干过。
有一件事，省的领导和我们想不到一块，实际上是和群众想不到一块。
福州市闽江两岸有八千多亩沙质地，原先都是种柑桔，有“闽江桔子红”之称。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砍掉了柑桔，种了水稻。
由于这些沙质田漏水严重，不宜种水稻，我们根据群众的意见，要求将这些沙质田部分改种柑桔。
省领导不但不同意，反而批评说：
“反对你们占粮田的作法。”
参加座谈的同志还联系到一些地方在劳动管理上搞“一刀切”的做法。
他们认为，在福建省，极左路线还远远没有批透，极左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批极左，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还需要上下一起特别是上级领导机关花大力气去做。

调整采掘比例关系保证煤炭持续高产
煤炭部生产司司长牛一萍
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煤炭工业要努力改变部分矿井采掘接替紧张甚至采掘失调的状况”。
调整采掘比例关系，是煤炭工业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重要任务，是保证煤炭持续稳产高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煤矿生产不仅是地下作业，而且工作场所不断移动，必须边采煤边准备。
采完一个工作面，需要有一个新的工作面来接替；
采完一个生产水平，需要及早开拓出下一个生产水平来接替。
工作面接替、水平接替都是由开拓掘进准备出来的，只有经常搞好采煤与掘进之间比例关系的平衡，使开拓掘进走在采煤的前面，提供充足的可采煤量，才能保证矿井生产的正常接替，实现持续的增产。
“采掘并举，掘进先行。”
这是长期以来组织煤炭生产的宝贵经验，是保证煤矿正常生产的重要方针，它反映了煤矿生产的特点和客观规律。
按照这一规律办事，工作就主动。
近几年来，全国统配煤矿大打开拓掘进之仗，为煤炭大幅度增长开辟了战场。
1978年与1971年比，原煤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而开拓进尺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保证了煤炭产量的增长，补还了过去的一部分欠帐，所以大部分矿井采掘比例关系形势总的是好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一段时间煤矿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搞乱了，有的单位不是“采掘并举，掘进先行”，而是“重采轻掘，放松掘进”，特别是在产量任务紧张的时候，甚至发生“掘进先停”的现象，有的单位领导人缺乏长远观点，只顾一时出煤，造成开拓进尺欠帐。
有的老矿井为了适应国家对煤炭的需要，努力多增产，开采强度加大，开拓掘进没有相应跟上来。
还有一些矿井没有严格执行开采技术政策，吃肥丢瘦，回采率低，加重了开拓掘进的任务。
目前，全国统配煤矿有四分之一的矿井和露天矿采掘（剥）比例关系紧张和失调。
如果不及时把这些矿井采掘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不仅影响当前生产，而且将影响今后煤炭产量的增长。
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打好开拓掘进之仗，尽快把采掘接替紧张和失调的矿井调整好，使煤炭生产有充足的战场，才能保证当前和今后煤炭产量的持续增长。
调整采掘比例关系，必须坚持一边前进、一边调整，突出前进的精神，反对那种认为讲调整就要减任务的想法。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工业的生产状况，对国家的生产建设规模和速度影响很大。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从总的方面来说，要求煤炭工业不是退，而是进；
不是下，而是上。
从煤矿本身来说，也具备了上的条件。
目前煤炭工业大多数矿井的采掘比例关系是基本正常的，战场是有的，特别是经过前几年的老矿挖潜、革新、改造，扩大了综合生产能力。
部分矿井采掘比例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是前进中的问题，仍然是局部问题，克服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潜力是有的。
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积极支持煤矿调整采掘关系，煤矿本身也有潜力可挖。
这些情况说明，在前进中调整煤炭工业的采掘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大有希望的。
要反对畏难情绪，也要反对麻痹大意。
搞好采掘关系既是煤矿生产中战略性的任务，又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采掘关系紧张和失调的矿井要下力量抓好，采掘关系基本正常的矿井也要下功夫抓好。
如果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就会丧失时间，也会发生接替问题。
因此，都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根据本局矿的具体情况，明确搞好采掘平衡的标准和目标，合理确定采掘工作面比例，采掘进度比例，采掘工人比例，开拓率、掘进率等，经常做好平衡工作。
如果不作统筹安排，只顾当前，不顾长远，采掘接替就会发生问题，甚至造成生产中断。
但是，如果过早地把采区和工作面准备出来而不及时回采，便增加巷道维修量，造成浪费。
开拓掘进的安排必须适当。
当然，这些比例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地质情况，生产条件、技术装备以及产量任务等的变化，应不断进行调整，使之符合客观实际，以利于搞好采掘的正常接替。
调整采掘比例关系，要狠抓提高单进这个主攻方向。
目前开拓掘进单进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采煤单进增长速度。
要发动群众，开展竞赛，努力使开拓掘进单进有个较大的提高。
大力发展掘进机械化和推广先进技术是提高掘进速度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全国煤矿掘进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对现有掘进设备，要坚持修好、管好、用好，充分发挥其效能；
同时，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大打掘进机械化之仗，通过三年调整，基本上把岩巷、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装备起来，并使煤巷装载机械化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井巷掘进快速施工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要大力推广，特别要抓好光爆锚喷的推广和提高开拓掘进的工程质量，使加快掘进速度建立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达到优质快速的要求。
调整采掘比例关系，要十分注意节约巷道。
改革开拓部署和巷道布置，合理集中生产，是以比较少的开拓掘进量获得更多的煤量，从而降低掘进率的一项有效措施。
近年来，全国统配煤矿由于改革开拓部署，合理集中生产，每米开拓巷道获得煤量比1971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开拓延深工程上每年节省三万多米巷道和二千多台主要设备。
因此，开拓部署和巷道布置不合理而又有条件改进的，尽可能地节省开拓掘进工程量，从布局上为调整采掘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资源回收率对节省开拓掘进工程量关系很大。
有的矿务局算了一笔帐：
如果采区回收率提高百分之十，每年就可以节省开拓巷道百分之十五。
必须严格储量管理，遵守开采程序，改革采煤方法，加强现场管理，提高资源回收率，以节省开拓掘进工程量。
搞好调整采掘比例关系，关键在领导。
煤矿各级领导要亲自抓。
从开拓掘进方案的制订，到年、季、月工程进度的检查和开拓掘进所需人、财、物的落实，都需要煤矿企业领导亲自抓好，及时地进行平衡，组织协作，为开拓掘进创造条件。
煤矿总工程师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勇于负责，加强技术管理，合理部署，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使开拓掘进工作顺利进行，加快采掘关系的调整速度，确保煤炭生产的持续增长。

一棵幼苗的成长
——全国中学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高为奇成长侧记
天津市宁波道中学的物理教师李熙峰，是一位数学爱好者。
每当他在办公室演算数学题时，常常有一个恬静的男孩子站在他的身旁观看。
一次，李熙峰瞥见这个男孩拿着一本用古汉语撰写的厚厚的《范氏大代数》，很是吃惊，问道：
“你是哪年级的学生？
叫什么名字？”
“我是初三（6）班的，叫高为奇。”
“你能看懂这本书吗？”
“开始很吃力，慢慢地就不费劲了。”
高为奇腼腆地笑着说。
李熙峰望着眼前这个初三的学生，为了探求知识，竟然有这样的韧劲，他再也坐不住了，找到初三（6）班的班主任宋万钧，表示愿意在培养高为奇的工作中贡献力量。
宋万钧向他介绍了高为奇的学习情况。
那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学校的教学秩序尚未恢复，尤其是被“四人帮”砍得支离破碎的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需要。
于是，宋万钧将班上十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组织起来，鼓励他们自学，并指导他们制定自学计划，检查自学效果，高为奇就是其中的一个。
后来，宋万钧发现这些学生虽然学习积极性较高，但却比较注重考试成绩，缺乏理想和抱负。
宋万钧便经常教育他们把当前的学习与实现四化联系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准备着攀登科学的高峰。
高为奇在宋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在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已经自学了高一的数学和物理。
李熙峰听了宋万钧的介绍后，两人一致认为，象高为奇这样的学生，正处在成长时期，需要继续加强教育，使他们少走弯路。
他俩逐渐发现高为奇的各门功课虽然都很好，但是酷爱代数，相对地对平面几何的学习有些放松。
有一天，高为奇向李熙峰老师请教一道柯西不等式的证明题，李熙峰告诉他关于这个公式的证明有很多种，而我国数学家闵祠鹤教授的证明方法很简练，这是在基础知识雄厚的前提下取得的。
接着，李熙峰告诉高为奇，中学是打基础最宝贵的时期，对各门功课都应学好，不能有所偏爱。
李熙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有关平面几何等数学资料送给高为奇，让他补上这一课。
为了使学生们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班主任宋万钧对学生们讲数学中“方”可以转化为“圆”，“梯形”可以转化为“矩形”的道理，说明事物都是互有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断转化的；
又讲到数、理、化是科学，不是静止不变的，要不断地发展，也都离不开矛盾转化。
因此，要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重视学好政治课。
宋老师还对爱好数理化的同学讲学好语文课、不断提高文字水平的重要性，说明语文是一门工具课，同其他学科都有一定联系。
在老师们的教导下，高为奇进一步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
他喜爱数学，但不偏废其他课程；
而且运用数学知识，促进自己学好物理、化学课。
去年夏季，高为奇初中毕业时，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并且自学完了高中数学。
去年高为奇考入全国重点中学——天津南开中学的高中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对这棵幼苗还是那样爱护。
经学校考试，批准高为奇免修数学课，并指定林立茂和刘兵两位数学教师对他进行个别辅导。
这两位教师在继续帮助高为奇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着力训练他的逻辑推理能力，要求一题多解，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努力使他思路开阔，方法灵活。
班主任和体育教师也注意教育高为奇锻炼身体。
本学期末，高为奇不仅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秀成绩，而且通过了体育锻炼标准，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好”学生，并在今年全国中学数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高为奇的事迹说明，一棵幼苗的成长，除了本身努力之外，同时也是许多园丁悉心培育、辛勤劳作的结果。
新华社记者虞锡珪
（本报有删节）

一种奇特的治病方法——磁穴疗法
利用磁性材料产生的磁场作用于人体一定的穴位，便可以起到止痛、止泻、镇静等作用，治疗一些疾病，这种奇特的磁穴疗法正在湖南省许多医院被推广使用。
磁穴疗法简称磁疗。
它同我国传统的针灸疗法一样，也是根据不同的疾病，选取人体不同的穴位进行治疗。
据一些医院临床实践证明，这种疗法对急性扭挫伤、耳廓浆液性软骨膜炎、各种浅表性疼痛、慢性腹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皮肤溃疡等病都有疗效。
这种疗法为什么能治病？
医务工作者经过初步探讨认为，磁性材料产生的磁场作用于人体一定的穴位，便会诱导人体产生某些有利于改善机能的磁效应，从而使这些机能恢复正常。
据一些医院的临床实践来看，磁疗对极少数病人还有轻微的副作用，如头昏、恶心、乏力，以及局部皮肤过敏等。
为减轻这些副作用，并进一步提高疗效，医务工作者目前正在深入研究中。
医院临床运用表明，磁穴疗法安全方便，费用低，无痛苦，副作用小，所以很受病人欢迎。
（据新华社）

从推广科技成果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涛祝善训
我国科技战线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涌现出上万项科技新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千多项。
在这一大批科研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应用研究成果，如果推广开来，就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科研成果得不到应用和推广，长期被束之高阁。
其中有些成果已经达到或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但有关单位没有给予重视，仍然依靠进口。
有些科技人员为推广科研成果，不得不四处奔走，自寻门路。
就是找到了门路，把成果变成产品的周期也拖得很长。
这种状况，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科技成果为什么不能很快地应用到生产中去呢？
怎样才能使科研成果迅速推广？
怎样才能缩短从科研到生产应用的周期？
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既有科研体制本身的问题，又有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缺陷所造成的。
这种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与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相矛盾。
它不是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地应用科技新成果，相反是保护落后，鼓励企业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使企业缺乏改革技术、发展新产品的经济动力。
因此，要解决科技成果的迅速推广问题，必须从根本上逐步改革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五十年代初从苏联学来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由上级行政管理机关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
企业所需要的主要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计划配给；
生产的产品，由物资、商业部门统购包销。
企业的收入，除留少量的企业基金和折旧基金外，全部上缴国家，生产建设需用资金，另向国家申请拨给。
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使社会经济生活僵化，使生产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受到很大的限制。
主要表现是：
一、国家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企业缺乏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首先，企业没有计划权和产品销售权，容易造成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脱节，更不利于产品的更新换代。
以机械产品为例。
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销售市场，近十多年来，多数产品已经换了二、三代，而我们的许多产品却是二十多年如01日，改进很少。
我国目前批量生产的十几种型号的拖拉机，都是国外四十、五十年代的产品，结构落后，效率低，至今没有改换新型。
冷冻机厂生产的活塞式冷冻机，相当国外四十年代的产品。
厂里的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离心式冷冻机，已经出了图纸，据计算效率可提高百分之十。
但是，厂里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生产老产品质量过关，工艺成熟，年年完成国家计划，何必搞新产品，自找麻烦呢！
同时，这种新产品也没有列入部的新产品试制计划，资金、材料和配套用的电机等没有供应渠道，因此，只好不了了之。
目前，新产品发展慢，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企业无权根据市场需要和产品销售情况，灵活制订或修订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更新的自主权，造成技术发展停滞。
我国现行固定资产折旧率低，而且要上缴百分之五十，由国家统一支配。
企业只有大修理的权限，更新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要列入基本建设计划，报请上级批准。
这样，就把企业采用新技术成果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大大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更新周期，把折旧年限规定为五至十年。
而我国一般是二十五年，有的产业部门甚至要三十四年才能完成一个更新期。
因为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需要上缴国家百分之五十，所以，实际的更新期要长达五十年甚至六十八年。
我国有许多在五、六十年代所建的工厂，当时技术也很先进，但由于折旧率规定得过低、折旧基金控制过严，一、二十年面貌不变，现在同国外同类型的工厂比较，已经大大落后了。
这样的管理体制，企业难以革新技术，无法鼓励企业关心科技成果的推广。
再次，企业财权过小，缺少发展的经济动力。
现在企业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企业利润几乎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和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效果不挂钩。
这样，就把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割裂开了。
列宁曾经指出：
“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
共同讨论，专人负责。
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事实就是这样，在我国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对于企业和职工来说，既不因技术革新搞得好，科学技术潜力发挥得充分，企业发展得快而增加收入，也不因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企业停滞不前而减少收入。
它必然出现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不合理现象。
另外，企业自行支配的财力过小，也限制了企业采用新技术、发展新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企业都是自负盈亏，每一个企业都有完全的经营管理权。
为了争夺市场和攫取超额利润，各企业竞相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管理方法。
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把投资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百分之四十用于新建企业。
我国与此相反，用于新建企业的投资比例大大高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
这两种不同的比例，经济效果大不相同。
我国现有企业的设备大多数已经陈旧，技术改革的潜力是很大的。
无论是在革新设备和工具、改革工艺、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方面，或者节约原材料、降低能量消耗、消除环境污染方面，我国的科技系统、各产业部门和各高等院校都有一批科研成果，如果认真地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来，是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效果的。
目前的状况是，即使企业有这种良好的愿望，由于需要的资金不能解决，也实现不了。
这样一种财务制度，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企业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的权利。
二、按条条、块块管理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性相矛盾。
我国现行的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是按行政层次、用行政办法管理，它同现代化的经济活动、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是不相适应的。
这种体制很容易造成各部门、各地区自成体系，互不往来，划地为牢，互相封锁，人为地割断了各行业、各地区经济活动的内在的合理联系。
这种状况，同样也妨碍了新技术、新工艺的试验和推广。
例如，炼钢工业中的连铸连轧技术，我国与日本同时开始研究，但由于我国机械工业部门和冶金工业部门谁都不愿意用我这个部的投资干你那个部的事，都不愿意承担研究试制费用，结果拖延下来，搞不成。
日本却早已试制成功，并且普遍推广，而我国只好进口日本的成套设备。
不但中央各部门之间往往互不联系，有分工而无协作，许多地区由机械工业部门建立的设备完善的机械制造厂，也只承担上级所规定的生产任务，而不承担同一地区其它工厂的机械修配任务，对于承担社会上科研成果的应用和各种新技术的推广，那就更谈不上了。
又如，江苏省机械工业比较发达，产品质量比较好，有许多产品稍加投资就可以供应外省需要。
但江苏省以块块为主管理，不愿意为满足外省的需要而增加投资；
上级给了投资，又无法解决供应外省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
因此，地区之间的协作就中断了，造成先进地区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而落后地区又大量兴建技术落后的企业的现象。
由此可见，各部门、各地区所以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不愿组织专业化协作，不愿意承担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和推广，同这种按条条、块块的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也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部门和地区垄断的桎梏，提供了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广泛开展协作的可能性，为什么反而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显然，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而是我们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所造成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这就是说，要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改变过去那种计划上大包大揽、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的管理体制，给企业以更大的经营管理权，真正赋予企业以商品生产者应有的大小不等的各种经济权力，把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完全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
企业权限扩大了，把企业对国家的经济责任同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力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动力，推动企业努力发展生产，在产品、设备、工艺、管理等方面积极吸收和推广最新的科技成果。
具体地说：
（1）把计划大包大揽，改为国家只对重点建设项目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下达指令性指标。
其余的建设项目和产品，则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市场需要、本身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由企业自行制定计划，生产的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
即使由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企业在完成生产计划、供销合同的前提下，燃料、原材料、动力有节余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这些产品，企业也可以通过市场自行销售。
这就是说，要允许有一部分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产品实行有控制的市场调节，以补充国家直接计划之不足。
这样做，可以较好地解决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
（2）把财政统收统支，改为企业收支挂钩。
企业利润，不再全部上缴，而以税收形式上缴一部分
（或实行利润全额分成），其余留企业自行支配。
作为第1步，可以先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然后逐步过渡。
留归企业支配的利润，可以用于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也可以用于发展新产品，还可以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和奖金。
而且，要逐步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并把折旧基金基本上留给企业使用。
企业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有偿转让或出租，其收入用于设备更新或技术改造。
这样，国家统一掌握的资金虽然少了，但企业需要的资金一般均由企业自行解决，国家的支出也少了。
这不仅可以使国家掌握的资金集中用于重点项目，改变几十万个企业伸手向国家要钱的局面，还可以把这笔钱用在老企业身上，加速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3）物资管理体制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资金要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必须有物资作保证。
财政上收支挂钩，物资管理也要改变目前这种统购包销的体制。
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和计划产品所需要的物资，仍由国家直接安排生产计划，继续实行统购包销；
企业自行安排的建设项目和产品所需要的物资，包括生产资料，通过市场购买。
除扩大企业权限外，还要逐步创造条件，把中央和地方政权直接管理经济的体制，改为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在企业之上广泛建立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等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机关的管理。
专业公司特别是联合公司可以跨行业、跨地区，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按经济联系的客观要求来管理经济，不受行政的条条和块块的限制。
由于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是一种扩大了规模的经济组织，它有权在全公司范围内，对计划、生产、基建、科研、供销、劳动、财务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和统一核算，这就为组织从科研到生产的“一条龙”创造了方便条件。
因此，它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到生产中去。
当然，经济管理体制要进行这样大的改革，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加之我们二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于行政的管理办法。
因此，改革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步子要稳。
必须从我们的现状出发，实事求是，稳步前进。
党中央决定，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我们要集中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继续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同时着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创造条件。

南京部队卫生部采取积极措施
提高在职军医业务水平
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后勤部卫生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在职军医的业务训练，使基础知识比较缺乏的军医迅速提高业务水平。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对1971年至1975年毕业来部队工作的军医进行复训。
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通过考核，把那些不够格的军医分批派到军医学校进行集训；
二是组织全部队有经验的科主任和专科医生，根据实践经验，编写复习大纲，由医院各科组织在职医生学习。
按复习大纲，要求二至三年复习完毕，逐段考核，三年之后进行总考，考上的发同等学历的毕业证书。
二、办在职医生提高班。
从去年06月开始，他们先后在总医院和上海警备区各办了一个在职军医提高班。
学员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吸收的。
第1年学基础文化（即数、理、化和外语），第2年学基础医学，然后再跟有经验的医生临床实践三年。
三、择优专科培养。
四、部队医院恢复二十四小时住院军医责任制，在工作岗位上严格锻炼医生，提高他们的临床经验。
住院医生每年进行一次专业技术、政治思想综合考核，成绩优异者给予适当奖励，并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在总医院或者其他单位担任主治医生；
不及格者延期半年补考；
如再不及格，就另行分配工作。
（新华社）

洛阳地区正骨医院
整理和提高“平乐郭氏正骨”医术
河南省洛阳地区正骨医院整理和提高“平乐郭氏正骨”医术取得成效，使我国这一传统的医术大放光彩。
洛阳东郊有个平乐村，二百余年来，村里的郭氏家族在治疗骨伤方面摸索出一套独到的医疗技术。
这套医疗技术后来被人称为“平乐郭氏正骨”。
为了继承我国医学的这一宝贵遗产，1956年，国家在平乐附近的白马寺成立了洛阳地区正骨医院。
“平乐郭氏正骨”技术原来只有一套实践经验，没有成文的理论。
洛阳地区正骨医院成立后，马上发动医务人员向平乐正骨的老医师请教，然后把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加以系统整理和提高，并且写出《郭氏正骨》一书。
不仅如此，医院还派人到上海、辽宁、广西等地学习和收集其他名家治疗骨伤的经验，在这基础上，又写成了近四十万字的《正骨学讲义》。
传统的中医正骨，由于在治疗手法、医疗器械和药物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因而多数只能治疗一般性的关节脱位和骨折。
一些疑难病，就不易用传统的手法复位，不少需要开刀治疗。
怎么突破这一难关？
洛阳地区正骨医院的医务人员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学习西医的解剖学和骨科医疗技术，研究中国古代和外地一些名家治疗骨伤的经验，对平乐正骨技术加以提高，总结出一套“闭合复位手法”。
用这种手法治疗骨伤，可以缩短疗程，还可以提高疗效。
一些长达三、四个月的陈旧性肩、胯、肘骨关节脱位，现在也能手法整复，不必再开刀治疗了。
洛阳地区正骨医院还对有关的医疗器械和药物进行了改进。
他们研制的板式牵引架，对治疗下肢骨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们配制的内服的养血止痛丸、接骨丸和外用的活血止痛膏药等药物，不仅保留了平乐正骨传统药物的优点，还进一步提高了疗效。
（据新华社）

老中医赵心波抱病著书立说
本报讯全国有名的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赵心波，身患癌症，抱病著书立说，指导徒弟完成了三篇中医著作，共约二十万字，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77年春节，赵老因严重的血尿和肺部感染卧床不起，住院治疗。
治疗期间，他在病床上，一面向徒弟传授经验，一面修改《赵心波医案》，并动手写作《儿科常见病证治疗》。
经师徒共同努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本包括“医案”、“病证治疗”的《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初稿。
赵老的病后来确诊为膀胱癌，作了肿瘤切除术。
他说：
“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没有党的关怀，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要珍惜这有限的生命，为党多做工作。”
出院不到一周，他还站不稳，坐不住，就躺在病床上着手修改《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并指导徒弟增写了小儿肺炎、病毒性心肌炎、水痘等常见疾病治疗经验，丰富了选编的内容。
赵老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有丰富的经验，治愈了不少疑难重症。
他从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中，积累了不少有效病案。
徒弟们在赵老指导下，从十多万份病历中，搜集到二百二十五份资料记载较完整、有观察结果的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历，其中包括癫痫、乙型脑炎等病例。
他们对这些病例逐个进行分析，又完成了《中医中药治疗四十例癫痫分析》、《常见神经系统疾病验案选》两篇著作，初步摸索到中医对癫痫的辨证分型和处方用药规律。

为适应科技事业发展需要和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
中国科学院决定增加补充学部委员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中国科学院决定增加和补充学部委员，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中国科学院学部自1955年成立以来，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参加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部被迫停止工作，学部委员大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一些人甚至遭到残酷迫害。
不久前召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技术科学部等四个学部的常委联席会，就增补学部委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各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权威学术机构，为适应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增加和补充一批优秀科学家参加学部的工作，充实和健全学部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科学院原有学部委员一百九十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已经去世。
现有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达七十三岁。
经增补后学部委员的总人数拟定在三百人左右。
候选人的产生，采取由学部委员推荐和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业学会推荐的办法，最后召开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投票选举，由科学院报国务院批准。
这次增补，将保留一部分名额给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科学家。
今后，还将聘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地位的、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外国（包括华裔）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国外学部委员。

切实做好婴幼儿保健教育工作
方毅同志在托幼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重视托幼工作，提高保教工作者社会地位，培养又红又专保教队伍，发展托幼事业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08月07日上午就当前做好婴幼儿保健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的托幼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婴幼儿的教育又是教育工作的基础。
托幼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应该给予这项事业以足够的重视。
方毅同志在谈到托幼工作的重要意义时还说，托幼工作是一门科学。
国内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儿童保健专家认为，婴幼儿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有些学者还认为，从出生到七周岁，是婴幼儿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如果从小就对婴幼儿进行合乎科学规律的保育和教育，婴幼儿将会发育得更健康、更聪明，学的知识也更多。
方毅同志指出，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重视托幼工作，把它看做是“婆婆妈妈”的一件小事，有的甚至把抓托幼工作和抓生产对立起来。
这都是错误的。
方毅同志强调说，儿童一代是否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品德和发达的智力，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前途。
在孩子身上舍得花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绝不只是消费，而是一项建设事业，是为未来投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做好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工作，不仅是百年树人的大事，而且对解决当前不少职工和科技人员要求入托孩子，以集中精力从事四化的愿望，也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在谈到应该尊重保教人员时，方毅同志说，解放以来，我们已涌现出不少全心全意为托幼事业贡献终身的保教工作者。
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他们的劳动是辛勤的，应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逐步解决他们的经济待遇问题。
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应当大力表扬。
要重视评选先进的保教工作者。
对工作特别出色的教养员、保育员，应给予特级教师、特级保育员的光荣称号。
他说，旧社会人们看不起教育小孩的，说什么“家有三斗糠，不作猴儿王”。
我们要改变这种旧观念。
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
对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迫害至今尚未平反的保教工作者，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方毅同志还说，托幼工作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关于经费问题，要照顾现实，积极争取，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
被其他单位占用了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房屋，要商量退出来。
要注意逐步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工作队伍，使我们的托幼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快乐的暑假
西子湖畔杭州市儿童公园的游泳池，是孩子们消夏的好场所。
新华社记者吴元柳摄安徽省嘉山县图书馆及时举办假期阅览室，供中小学生在暑假期间阅读。
荫曾摄（新华社稿）
上海市中学生生物夏令营的同学在天目山捕捉昆虫，培养对生物科学的兴趣。
新华社记者
张刘仁摄
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总工会在暑假期间，组织部分中小学教师和校外辅导员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作短期休养。
新华社记者喻惠如摄

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为数很少的干部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这些干部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总起来说是个什么情况呢？
可以这样说：
大都说清了问题，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不少同志解脱之后，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补旧过，重新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
但是，确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态度不好，不是努力改正错误，而是相反，一有机会就不认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安定团结地发展四化建设，有的人就以为有机可乘，把自己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而受必要的审查，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他们或者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新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受害者；
或者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而他们所要的“实事求是”，就是对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推则推，拒不认错；
有的甚至打击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积极分子，扬言“现在不是我给你们说清楚的时候了，是要你们给我说清楚”，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揭批查运动。
处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同处理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问题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针也不同。
前者是把它纠正过来，后者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和挽救，作出正确结论和恰当处理。
“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
难道“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倒行逆施不应该揭批，不应该查清吗？
整个揭批查运动，党的方针政策是既坚定又慎重的。
我们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我们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
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在骨干分子当中，又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我们对于那些究竟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时还划不清楚的，总是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作组织处理时，凡是可轻可重的，宁可从轻。
人们看得很清楚，现在的这些做法，完全恢复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代所确立的方针、政策和好的传统，坚决摒弃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栽赃诬陷、刑讯逼供、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的法西斯手段。
揭批查运动对于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有的人把党和群众帮助自己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看作是“打击”，是毫无道理的；
对揭发批评了自己错误的同志记仇，寻机进行报复，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有的人说，对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
这话当然是对的。
实事求是首先是实事，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既不能把三分说成七分，也不能把七分说成三分。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分明有错误却不正视错误，想方设法回避、掩盖错误，原来存在并承认了的错误又要推翻，原属恰当并同意了的审查结论又要修改，实际上他要人家对他“实事求是”，就是要人家帮他抹煞事实。
这怎么行呢！
我们党历来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同样适用。
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从犯错误干部本身来说，就要承认自己有病，连病都不承认有，或者把大病说成小病，讳疾忌医，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一段历史，不是普普通通的历史，在这场严重斗争中犯了错误，那是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够抹煞的。
如果一个人真的珍惜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今后还决心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那就应当真正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视自己的问题，深刻吸取教训。
有的人在得到组织上的从宽处理以后，竟然责问过去为什么要批判他，应当给他说清楚。
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这叫做：
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是一个完整的政策。
所谓从严，是要从原则的高度对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
从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人猛省，接受教训，痛改前非。
使犯错误的人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团结这些同志一起工作就有共同的巩固的思想基础，也就为处理从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以为批判从严就不能从宽处理，或者用处理从宽来否定批判从严，都是不对的。
清查中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检查交代清楚了，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得到群众的谅解，组织上按照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或免于处分，这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信任，怎么可以因为没有给你处分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要否定以前应该受到的批判和教育呢！
当前少数犯错误干部想推倒错误、不认账的情况并不一样。
极个别的人，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立场，对党组织和群众的教育挽救、对揭批查始终抱着抵触情绪。
除此而外，应该说主要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有的是对揭批林彪、“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
有的是没有接受教训，旧病复发：
过去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当了震派，现在又无理取闹，以为闹可以解决问题；
过去以风为准，看风使舵，成了风派，现在又闻风而动，借落实政策推翻自己的错误。
还有的是私心杂念太重，对于自己的错误，或者说说可以，写成文字就不干；
或者怕承认错误以后，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
不管哪种情况，犯了错误，总是以认错改错为好。
如前所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
我们由衷地希望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真正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教育，改正错误。
不要讳疾忌医，采取不承认主义。
一个人从犯了错误到认识错误以至改正错误，要有个过程，认识上有一些反复往往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党常说要一看二帮，要耐心等待犯错误的干部觉悟。
但这决不是说，对待错误问题可以采取不严肃的、不负责的态度。
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那股风刮来了就认账，另一股风刮来了就推掉，这样的反反复复，对革命事业和对犯错误干部本人都没有好处。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合理的就采纳，不合理的要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
各单位在抓紧对犯错误干部的结论定案工作的时候，更要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把工作做深、做细。
同时，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
比如，不能一说组织处理从宽，就连犯错误干部应该作结论的都不作了。
个别单位如果确有结论偏严、处理偏重的问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积极纠正。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犯错误干部通过组织提出申诉是可以的，不能说是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抓住组织上工作中的一点问题，要借机把自己确实存在的错误全部推掉，甚至把错误的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和全军的同志，都在一心奔四化。
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应该和大家采取同一个步调。
其中多数已经这样做了。
少数人不仅自己在错误中纠缠，而且纠缠党组织和别人，这是很错误的，应该及早改变过来。
端正态度，振作精神，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将功补过，同全国人民和全党、全军同志采取同一个步调，这才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原载08月05日《解放军报》）

社会科学院十九个研究所相继成立学术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九个研究所最近相继成立了学术委员会。
新成立的这些学术委员会是各研究所在学术方面的权威组织。
它们的任务是：
主持所内重大学术活动，审议研究所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计划；
评定重要的科研成果，审议科学奖励的项目和名单；
审议所内科研人员的学术职称。
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由专家和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工作者组成。
委员的人选照顾到学科的代表性和不同观点的学派，也注意选拔学术上有突出成绩的中年和青年研究工作者。
各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些院外的我国著名学者、专家。
各个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一般在十五到二十人左右。
委员人选经所内研究人员充分酝酿和反复协商，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

他们为什么来到加拿大？
新华社记者张治平
08月06日清晨，一架加拿大空军波音七○七飞机降落在渥太华军用机场，运来了二百○二名越南难民。
他们受到渥太华市长马里恩·迪尤尔和市民的热情接待。
他们从香港飞到这里只要二十个小时，但是逃离那个“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故乡却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苦难和险阻。
难民中有男女老幼，拖儿带女，个个显得精疲力尽的样子。
当他们回忆起前不久那一段梦魇般的经历时，往往痛哭不止。
他们比起那些在茫茫大海上淹死或饿死的同胞们，可说是幸运多了。
他们能够在惊涛骇浪、海盗、越南巡逻艇、饥饿和疾病的轮番袭击下幸存下来，简直是奇迹。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惜放弃一切所有，甘冒生命危险，逃离他们世世代代定居的故土？
下面是李球的口述。
他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暂时住在渥太华市中心一家旅馆里。
1975年前，李球是西贡海关的一名职员。
战争结束后，他靠经营一家小印刷所勉强糊口。
他家祖先几代都是越南公民。
就他记忆所及，当地的多数民族越南人和居于少数的中国血统的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许多中国人参加了越南革命，或以不同方式支持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斗争。
但是，解放后不久，越南政府就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排华运动。
他们耍尽卑鄙、残暴的手段把中国血统的人驱赶出境。
这是越南政府一个经过长期策划的恶毒阴谋。
李球愤愤地指出：
“他们恬不知耻地公开向被驱赶出境的本国公民敲诈、勒索，而希特勒还只敢偷偷摸摸地干。”
李球追述说，解放后，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经济审查、商业审查、行政审查和文化审查。
有一次一名越南官员向他叫嚷：
“我们要用显微镜把每一个中国人从头到脚检查过。”
越南政府就是这样把他的财物搜刮一光。
一天，地方当局通知李球，要把他全家送到新经济区，还要他们自带粮食。
他说：
“那个官员告诉我，如果我不能去，我必须给他钱。
于是，我只好出钱。
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官员又来向我要钱，为了留在家乡，我付出一千多越元（新币）。
去年，我的钱都用光了，再也拿不出。
于是，他们完全停止了我家的粮食配给。
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出逃。”
李球说，“大多数官员是从北方去的，其中有些人贪污、抢劫，比阮文绍政府还要坏上十倍。
我们宁可把所有家产都赔上也要逃走。
所谓的非法离境，实际上是政府官员背后操纵的。
为取得一张出境许可，每个成年人要缴纳八两黄金，儿童减半。
我们知道有被淹死的危险，所以我们全家分成两批：
我父母和一个兄弟走南路去马来西亚，我们夫妇和四个孩子走北路奔香港。
这样，如果在海上遇难，可以多一个机会避免共归于尽。
去年12月25日，我们在海防搭上一条九米长的木船，在海上漂流了几个星期。
我们船上有四十六人，其中十九个是孩子。
我们的粮食、饮水都很少，那些日子真可怕，有时狂风恶浪把孩子吓得哭叫不停，老人呕吐不止；
有时一点风也没有，船动不得。
人们疾病丛生、饥渴交加，直到02月22日，一阵顺风才把我们吹到香港。”
郑方坚又是一番经历。
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两岁的儿子从泰国的一个难民营来到蒙特利尔。
他说：
“我离开越南不是为了想吃一点面包黄油，主要是因为在越南没有希望。”
郑方坚生在西贡市区，他同妻子、独生子、父母和几个堂兄弟共住在一间木屋里。
多年来，他靠在街头摆摊卖米饭过活。
一天半夜两点钟，警察来到他家硬说他倒卖黄金，给他带上手铐就带走。
他在监狱被关押了二十四天，直到他的妻子设法拿出一千七百五十元才获释。
警察也承认没有查出他倒卖黄金的证据，但又说他当商贩就是非法的，还要逼他到新经济区去。
他知道到那里去是没有活路的，所以决定出逃。
他说：
“那是他们逼迫你作出选择的一种手法，你要么就花钱出国，要么就到新经济区去。”
当时他的钱只够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出国。
所以他必须把妻子、父母留在越南。
他们这一批共三百四十八人坐在一条破烂不堪的木船上渡过了通往泰国的海峡。
他上船时，警察又一次搜查他的行李，把稍值点钱的东西都搜走了。
他乘的船一天夜里遇到暴风雨即将沉没时，其中许多人被一艘泰国渔船救起，但已有一百多人被淹死。
这是去年冬天的事。
最近来到加拿大的越南难民逐渐增加，这一类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了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根源所在。
越南政府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暴行，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友好往来
△08日晚上，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会见并宴请由丹中友协副主席凯尔·拉森率领的丹麦友好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丹麦友好人士代表团是应对外友协邀请于08月07日抵京的。
他们将在访问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洛阳后回国。
△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一行一百二十人应邀前来我国访问演出，08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乐团将在北京、广州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前夕，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将同中央广播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乐。
晚上，日本音乐家应邀出席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国演出公司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招待会。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以及首都音乐家，同日本朋友欢聚一堂。
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和夫人，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08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蒙古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1979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
△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纺织工业总局就萨那纺织厂的改造方案达成协议。
双方于08月07日在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规定，该厂的改造由中国方面提供技术改造方案，全部设计、设备材料和生产所需一切费用由也门方面承担。
△第15届“黑海杯”女子篮球邀请赛08月05日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市结束。
罗马尼亚队以四胜一负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队也是四胜一负，获亚军。
中国选手宋晓波在比赛中共得一百二十九分，被评为本届最佳运动员。
（据新华社）

朴正熙集团加紧镇压在野党和民主人士
新华社平壤08月08日电最近以来，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加紧镇压在野党和各界民主人士。
今年05月，南朝鲜知名人士金泳三重新当选为在野党新民党总裁以后，提出了在南朝鲜“恢复民主”，撤销“紧急措施”，“释放政治犯”和由南朝鲜居民直接选举“总统”等促进南朝鲜社会民主化的主张。
此外，金泳三还提出他本人愿同金日成主席会晤，商谈南北统一问题。
这一系列主张既符合南朝鲜人民的要求，也有利于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在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当局于06月11日、07月05日和30日，三次出动警察袭击新民党党部，没收了新民党的机关报，并且散发金泳三是“容共分子”的传单。
特别是07月30日这一次，南朝鲜当局以新民党机关报刊登了金泳三在国会的讲话“违反第9号紧急措施”为由，逮捕了该报主要负责人和两名新民党人士。
与此同时，南朝鲜当局还加紧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
由于民主人士金大中发表了批评当局侵犯人权的言论，今年06月11日又一次受到汉城地方检察厅的审问。
前“总统”尹谱善和宗教界人士咸锡宪从今年06月初以来一直处于被软禁之中。
07月04日，有九名南朝鲜人士因要求释放诗人金芝河等“政治犯”而被拘留。
朴正熙集团的反动镇压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南朝鲜各界人士的斗争。
新民党多次发表声明抗议当局的暴行。
金泳三也表示，当局“可能加强压力和迫害，但我不怕被投入监狱，
（我们）将战斗到底”。

柬电台谴责国际扩张主义破坏不结盟运动
据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一篇评论，谴责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破坏不结盟运动。
评论说：
“自从不结盟运动诞生以来，大国一直企图把它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但是，不结盟运动大家庭成员国坚决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不结盟运动的愿望和基本原则。”
评论说，自从1976年科伦坡不结盟首脑会议以来，“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越南和古巴不断地进行分裂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阴谋活动，它们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分成进步国家和反动国家，妄图把不结盟运动引导到为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效劳的路上去。
但是，它们的罪恶阴谋遭到不结盟国家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评论指出：
“现在，越南地区扩张主义、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正在利用将在其同伙国家召开的哈瓦那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进行频繁的阴谋活动，妄图把民主柬埔寨排除在不结盟运动大家庭之外。
这是国际扩张主义及其同伙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重要步骤。”
评论指出，如果它们今天把民主柬埔寨排除在不结盟运动之外，今后就可能把其他敢于坚持不结盟运动立场和原则的小国也排除在不结盟运动之外，以便达到它们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目的。”

泰国军队加强戒备
新华社曼谷08月06日电据泰国《星暹日报》今天报道，泰国国防部长炳·廷素拉暖上将08月05日强调指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泰国军队的神圣职责。
炳上将是就越南军队集结泰柬边境危及泰国安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讲这番话的。
炳上将说，在印支局势动乱的情况下，泰国军队已高度警惕，以便做到有备无患。
他说，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军队需要人民的支援。
在当前全国团结一致是很重要的。
另据这家报纸08月06日援引泰国军方人士的话说，河内之所以对美国第7舰队营救漂流在大海上的越南难民发出猛烈抨击，是因为害怕美国获得有关柬埔寨磅逊港的情报。
越南为向苏联提供海军基地，正在修建磅逊港。
这位军方人士指出，磅逊港供苏联海军使用后，苏联可以在南太平洋威胁西方国家的海上石油供应线。

耿飚会见挪威广播电视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由挪威广播公司总经理托洛尔夫·埃尔斯特为团长的挪威广播电视代表团。
耿飚副总理向挪威新闻界朋友介绍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情况。
他说，朋友们这次来访进一步增进了中挪两国人民和广播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埃尔斯特总经理说，了解别国情况是彼此友好相处的基础。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挪威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谢贝格参加了会见。
挪威朋友是08月05日抵达北京的。
张香山局长为朋友举行了欢迎宴会。

苏联迅速批准十六名南朝鲜人入境
新华社东京08月08日电苏联政府08月06日向南朝鲜政治学会会长朴东绪等十六人发放入境签证，以便让他们出席12日到18日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世界政治学会。
据日本《读卖新闻》08日报道，朴东绪等04日向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办理申请入境手续。
苏联政府仅隔两天就批准他们入境。
报道说，南朝鲜学者参加在苏联召开的学术会议，并非第1次。

英联邦首脑会议通过一项最后公报
指责越南驱赶难民威胁东南亚安全
新华社卢萨卡08月08日电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08月07日通过的一项最后公报中指出，越南驱赶难民问题“给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
公报说，如果越南难民外流不加制止的话，“将给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影响”。
公报希望越南“采取积极态度，参与寻求解决这个难民问题的有效的和永久的解决办法”。
在谈到东南亚局势时，公报“谴责在东南亚地区的一切武装干涉行径。
这种行径侵犯了普遍接受的尊重一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原则”。
公报指出，“这一地区的人民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颠覆或高压下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公报要求“所有外国军事力量迅速撤出冲突地区”。
它还警告说，东南亚的冲突可能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
路透社在评论公报的这一段内容时，认为这是“间接地批评了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要求河内撤军”。

蓬勃发展的南斯拉夫电视事业
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
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应南斯拉夫广播电视组织的邀请，不久前到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蓬勃发展的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事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七座中心电视台，了解了南斯拉夫电视事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规划。
南斯拉夫的第1座电视台，是1956年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建立的。
现在，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首府以及科佩尔地区，分别建立了中心电视台，组成了全国电视网，播送黑白和彩色两套节目，每日平均播十五小时左右。
通过五百多个转播站，全国各地都能收看电视节目。
居民拥有的电视机数量也不断提高。
1961年全国只有六万二千架，平均每八十四个家庭有一架；
近年来已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架，平均每一点七个家庭就有一架。
南斯拉夫不设全国性的中央电视台。
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组织是一个联合机构，负责协调节目制作、交换，并同各国电视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各电视中心都十分注意使用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来播送节目。
象诺维萨德、斯科普里等电视中心，日常都使用五种语言播送节目。
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都是一个自治体系，按新闻、音乐、编播、技术、录制、行政管理等分别组成共同体。
各共同体派代表组成全台的工人委员会，决定机构、人事、基本建设和工资分配等重大问题，实施最高的自治权。
各电视中心还成立议会和节目、技术、法律委员会。
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工人委员会是它的执行机构。
议会成员，一半由各共同体派出代表，一半来自社会，以保证电视工作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节目委员会分级成立，各级节目委员会的成员三分之二是来自社会各界。
他们充分反映各界的意见和要求，参预电视节目方针的制定。
南斯拉夫同行说：
“我们办电视是不依靠国家投资的，是靠收看费、节目制作和广告收入。
观众离开我们，电视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
为了保证电视节目的社会化，各电视中心成立研究机构，定期列出题目，广泛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的需求。
南斯拉夫电视工作者告诉我们：
“南斯拉夫的新闻原则是为人民服务。
报道最现实的人民生活，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电视对共盟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是南斯拉夫电视工作的出发点。
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力求使电视屏幕成为劳动人民的“喉舌”和“讲坛”。
诺维萨德电视中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新闻节目主编米洛拉德·斯捷万切夫同志对我们说，不久前，诺维萨德电视中心举办了一个节目——《多兰茨同志答公民问》，这个节目长达一个半小时，观众当时向多兰茨同志提出一百五十个问题。
观众随时打电话提问，电视屏幕随时映出提问人打电话的镜头，多兰茨同志随时回答。
这使观众成为电视节目的直接参加者，生动地体现了南斯拉夫联邦宪法中关于公民有新闻报道权的规定。
主编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群众最好最大的一种集合形式。”
电视要体现共盟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同时又必须坚持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做群众的“益友”、“顾问”和“知心”。
记者要选择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为群众最关心的事实，通过视觉形象去艺术地加以表现。
斯科普里广播电视台总台长助理卓兰·文格洛夫同志介绍说：
联邦议会号召居民在旱季节约用电。
电视台不是抽象地在屏幕上照念文件，而采用了形象化的宣传形式：
在屏幕上和观众一起把可以不用的电灯关闭，十五分钟以后，由技术人员通过电子计算机把节电的数字公布到荧光屏上，和观众一起计算出这十五分钟内所节约的电，可以供两个工厂生产若干时间；
如不节电，我们的工厂就要停产，大家的生活也要受到影响。
这使观众感到亲切，收效很好。
还有一次，在共和国议会上，一个小城市的代表反映群众对当地公路修筑不善有意见。
记者迅即到当地拍下公路修筑不善的具体场景和当地居民谈话的实况，在电视屏幕上播放。
南斯拉夫观众最感兴趣的是国内国际新闻。
观众越是感兴趣的节目，电视台总是越要花力量去把它办好。
1977年，铁托总统访华是当时南斯拉夫人民最关心的大事。
随访的电视摄制组通过卫星地面接收站，每天向祖国发回一小时至八十分钟的访华节目。
南斯拉夫全国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地观看了自己的领袖在中国受到隆重欢迎的情景。
这些报道最后编成的纪录片，在一年一度的玫瑰港电视节上荣获一等奖，并发行到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使电视更好为劳动人民服务，各电视中心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
以斯科普里电视中心为例，它每年09月把下一个年度的节目计划公诸报端，根据群众的意见反复修改后，才正式订出一年的固定节目单。
电视台各类节目的负责人要定期到各地区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
电视台每年还向观众家里发出专函征集意见。
南斯拉夫的同行说：
“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是‘服务于主人’的关系，要服务得好，就要想方设法请‘主人’提要求、出主意。
‘我办你看’的冷漠态度，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
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办节目都讲究时效，当天的事当天报，下午的事晚上报。
他们说，一件事到了第2天就不成其为新闻了。
贝尔格莱德电视中心每天播六次新闻，新闻部一天要制作两个半小时的节目。
各电视中心每次播出的十五分钟或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多变，简练明快。
新闻评论往往穿插其间，或单独构成专题。
除了专职评论员外，各行各业的专家也经常出入电视中心，成为电视屏幕上的主角。
根据南共联盟关于“要开展具体的批评”的意见，各电视中心在评论节目中都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南斯拉夫朋友告诉我们，在诺维萨德，有一个共盟盟员因为批评了领导人而被开除。
电视评论员经过调查了解，把这个事件搬上电视，组织群众讨论。
结果，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这件事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也有这种情况：
某单位明明有问题，记者去采访却受到对方阻难。
这时，节目主持人就自己上电视，向观众公布对方的情况及其态度。
这样，群众就会起来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批评失实，被批评者可以根据通讯法提出指控；
根据情况，评论员本人，以至他所在的编辑部负责人，直至台长要上电视更正，认错。
影响严重的，有关人员要受到处分。
主人说，这叫“承担社会公众舆论的责任”。
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
批评者没有错，被批评者硬说有错。
斯科普里广播电视总台长助理卓兰·文格洛夫同志说：
“我就有这种经历。
我曾经评论过马其顿共和国议会把电影方面的资金百分之八十用在兴建电影院上，百分之二十用于拍摄新影片。
当时没有新片可放，还建筑新电影院干什么？
评论以后，议会副主席说我错了，可是观众支持我。
我对他说：
“咱俩可到电视上面对观众去辩论。
结果，副主席没敢上电视。”
除了电视新闻外，系列片是电视中的一个宠儿。
无论哪个电视中心，系列片都被安排在观众最多的十八时至二十一时之间。
电视节目的播出量大，既要依靠电影厂、剧院的支援，又要积极生产自己的节目。
电视台生产的系列片，特点是多、快而短小，生产周期短，成本低。
每集系列片，前后内容有联系，各自又都独立成片的，不独播出时方便，也适合群众的兴趣。
目前，南斯拉夫各电视中心，每年要联合生产五十二部影片，各自组成系列。
摄制任务互相协商分担，拍成后互通有无，轮流播映。
摄制系列片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在各方面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南斯拉夫电视工作者十分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
几年来，中南两国电视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电视工作者增进了相互了解，两国电视工作者之间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被我在公海营救的一批越南难民安抵我境
在芬兰的越南难民揭露越南当局残酷迫害人民的暴行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在召开了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之后，越南当局仍然向外国输出难民。
据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消息：
07月31日，这个公司的妙峰山轮的船员在公海上就救起了七十个遇险的越南难民。
妙峰山轮由外国港口返航，于07月30日二十一时二十五分航行到北纬十二点八度、东经一百一十一点九度的海面上时，这里正刮着七八级大风。
一艘越南难民船向妙峰山轮发出呼救。
妙峰山轮的船员看到这些越南难民被迫在海上漂流的遭遇，很快就停车漂浮，进行救生。
经过很大的努力，直到31日，这艘越南难民船的七十个难民全部被救上了妙峰山轮。
目前，这些越南难民已安全到达了我国境内。
此外，我国租用的英国苯克轮船公司的路德苯克轮于08月04日九时二十一分，航行到北纬四点三度、东经一百零九点四度的海面上时，也救起了一百二十三个越南难民。
新华社赫尔辛基08月07日电06日到达芬兰的第1批越南难民向芬兰电台和报纸揭露了他们在国内遭受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的情况。
一位名叫郑百灵的难民说，在他九个月前离开越南时，国内的景况是使人无法忍受的，越南当局是残忍的，对人民的统治是残酷的。
他表示，只有在越南现政权完蛋以后他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
难民黎文福说，“我是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和当局有矛盾。
我被迫向学生讲那些并非真实的东西”。
汽车修理工陈高忠说，“我要养活老婆和孩子。
由于被当局剥夺了生计，所以我们被迫出走”。
此外，一些难民还揭露说，他们在逃出越南以前，所有的财产都被当局搜刮一空。
有的难民，除了孩子的旧毯子以外一无所有。
这批越南难民共四十五人，于08月06日乘飞机由吉隆坡抵达赫尔辛基，这是芬兰政府不久前决定接受的一百名印支难民的一部分。
其余五十五名难民将定于下星期一抵达芬兰。
（附图片）
越南锦普县难民彭亚七，几代靠捕鱼为生，他的捕鱼证件和仅有的一点钱财都被越南武装人员抢走，他被迫和老伴漂流到我国广西防城县企沙公社海岸。
新华社记者陶俊峰摄

高帽子下
汝生
最近，莫斯科的《新时代》杂志大肆吹捧哈瓦那，说什么在当今的世界上，古巴乃是一个“光辉的典范”，一颗“巨大的明星”，简直把个古巴吹上了天！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古巴的确不愧是雇佣军的“典范”，打手中的“明星”，即使冠以“光辉”、“巨大”等字眼，也不算过分肉麻。
古巴充当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打手”、“代理人”、“机动纠察”、“宪兵”，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横行无忌，制造事端，起到了莫斯科自己所起不了的作用。
有了“西方古巴”这样一个“典范”和“明星”，如今又有了“东方古巴”。
如果莫斯科在世界其他地方再来几个这样的“古巴”，对它实现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好处之大是难以估计的。
然而，与莫斯科相反，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古巴却是一副“恶仆”的形象。
鲁迅先生曾对这种“恶仆”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指出这种人“一味权势”、“只会作恶”，依靠的是恶势力，专门凌辱百姓。
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哪里有古巴雇佣军出没，哪里就动荡不已，烽火连天，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古巴某些人曾经野心勃勃地扬言：
“在当今的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远近了”，摆出一副随时随地替莫斯科效劳的架式。
可见，对各国人民来说，古巴并非什么“典范”和“明星”，而是“麻烦”和“灾星”。
莫斯科现在特别热心于给哈瓦那戴高帽子，显而易见，这是由于第6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即将召开，古巴将是这次会议的东道国，古巴领导人将成为下届不结盟会议的执行主席。
对莫斯科来说，利用古巴破坏不结盟运动，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正确方向，把不结盟运动拉入苏联霸权主义的轨道，乃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它是决不会错过的。
然而用标着“典范”、“明星”字样的高帽子把古巴塞给不结盟运动，倒使广大不结盟国家要仔细看看，在这顶帽子下面藏着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莫斯科把不结盟国家的鉴别力和警惕性未免估计得太低了。

一些国家领导人发表谈话和联合公报
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赞比亚和拉美经济体系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综合新华社消息最近一些第3世界国家和领导人在国际会议或双边会谈中发表讲话，要求进一步加强第3世界的经济合作，促进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关系，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据孟加拉国家通讯社报道，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07月27日在孟加拉国世界事务理事会举办的讨论会上强调，要进行国际合作，第3世界人民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
齐亚·拉赫曼总统说，在这个为贫困而烦恼的世界上，有巨大的资源控制在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手中，而这些资源还没有被开发。
他说，第3世界和穆斯林国家之间应该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以便使千百万人生活得更好。
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独地生存。
他还说，科学的发展已使世界各国关系更紧密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来实现自给自足。
巴西外长拉米罗·萨赖瓦和委内瑞拉外长何塞·桑布拉诺最近在一项联合公报中谴责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
两国外长认为，目前在国际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差异。
双方表示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共同努力。
两国外长谴责发达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危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要求它们采取取消上述政策的措施。
据委内瑞拉动力和矿业部长卡尔德隆宣布，委内瑞拉向巴西出售的石油将每天增加二万桶。
据报道，两国还签署了一项核能合作协定。
协定指出，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对于双方的经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拉美经济体系理事会第5次会议08月02日在加拉加斯闭幕，会议通过决议，要加强本地区的合作和促进拉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这次会议历时四天。
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参加会议的二十六个拉美国家的部长级代表在会上讨论了加强地区合作问题并商议了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与美国的共同立场。
会议通过了促进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合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拉美经济体系决定在贸易、财政、技术等方面与共同体进行合作。
同时，这项决议认为共同体的一些措施有保护主义，不利于这种合作。
新华社卢萨卡08月02日电近年来，赞比亚通过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促进了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每年共同体同赞比亚的贸易占赞比亚进出口总额一半左右。
双方贸易除轻工业品、纺织品、食品外，主要项目为工业制成品和矿产品。
共同体向赞比亚提供几千万克瓦查的矿业设备、电子仪器和运输器材等，而赞比亚则向共同体出口铜、钴、锌、铅等矿产品。
赞比亚矿业中的勘探、采掘、冶炼、运输和科研等关键部门都有共同体提供的设备和技术。
赞比亚的矿产品则是共同体飞机制造、高温合金和其它工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1975年，赞比亚参加签署了《洛美协定》，获得了共同体的贸易优惠待遇，同时也保证了共同体市场一个重要原料来源，对促进双边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共同体还通过“欧洲发展基金”向赞比亚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
在1976年04月01日至1980年03月31日《洛美协定》有效期间，共同体共向赞比亚提供五千万克瓦查的经济援助和贷款，用于农业、文教、社会福利等各种项目。
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用于畜牧、造林、粮食、种子、经济作物等方面。
经过短短一、二年的筹建，有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
卢萨卡西北姆庞格韦地区的姆庞格韦试验农场和卢阿普拉省的卡瓦布瓦茶叶公司都是共同体援助的农业项目。
共同体还帮助赞比亚发展地区性的交通运输系统，以便加强与邻国的联系，逐步改变赞比亚由于地处内陆而造成的困难。
博茨瓦纳—赞比亚公路穿过两国边界的赞比西河。
今年04月，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炸毁了河上的浮桥，造成运输中断，使二千多吨赞比亚急需的药品和医院设备被搁在途中。
最近共同体同意以二十万克瓦查资金，并组织工程技术力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抢修浮桥，恢复公路的正常运输。
这不但是对一个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经济上的援助，而且也是政治上的支持。

世界养猪业的生产水平
△存栏数世界最高的是中国，有二亿八千万头。
其次是苏联，有五千七百八十九万头。
美国占第3位，有四千九百六十万头。
△猪肉生产量最高的是中国，年产六百六十五万吨。
其次是美国，有五百六十万吨。
苏联占第3位，有四百五十万吨。
△平均胴体重（即屠宰后的肉重）世界最高的是意大利，达九十七公斤。
其次是东德，达九十六公斤。
第3位是捷克斯洛伐克，达九十五公斤。
△出栏率世界最高的是日本，达百分之二百零一。
第2位是英国，达百分之一百九十。
第3位是荷兰，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一。
△平均每头存栏猪年产肉世界最高的是荷兰，达一百三十六公斤，其次是法国和日本，都达到一百三十三公斤。

养猪业发达的丹麦
怎样提高养猪的劳动生产率？
丹麦的做法主要是：
重视饲料的科学配比，加强品种改良，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严格培养经营管理人员。
丹麦是欧洲国家中农业、特别是养猪业著名的国家。
全国人口五百零九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四十一万三千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
农业劳动力十九万六千人，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生产肉类一万一千一百六十四斤。
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有粮食二千八百八十二斤，肉类四百三十斤。
在历史上丹麦曾经是粮食大宗出口国，六十年代改为以畜产品出口为主。
它的农业收入百分之九十来自畜牧业。
全国现有农户十二万七千个，其中百分之八十七不仅饲养猪同时又饲养牛。
这种农业和畜牧业紧密结合的经营方式，促使丹麦的养猪业遍及全国。
在丹麦的畜产品产值中，猪的比重占百分之四十五。
1977年，全国宰猪一千零七十万头，百分之七十七出口。
包括猪肉在内的畜产品出口使丹麦每年净赚外汇二十亿美元。
全国猪的存栏头数为七百八十万头，平均每人一头半。
养猪按人口平均丹麦居世界第1位。
现在，丹麦已经实现了科学养猪。
它有二十多家饲料公司，年产二、三百万吨配合饲料。
用配合饲料喂猪可加快猪的生长，降低饲料消耗，从而节约开支，降低成本。
对猪种培育工作，丹麦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
在国家猪育种委员会领导下，它培育的兰德瑞斯（即长白猪）是世界著名的优良腌肉型猪种。
这种猪的特点是身躯长（比别的猪多两根肋骨），背膘薄，瘦肉多。
眼下丹麦又培育了一种肉质厚，瘦肉里均匀地夹有脂肪层，适合做火腿需要的安东尼奥斯猪。
对种猪的管理也很严格。
它设有四个国家种猪后裔测定站和十九个地方测定站及三百个种猪繁殖中心。
它还设有十五个种猪检验站，对种猪繁殖中心的猪种从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检验。
它规定，饲养种猪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经过有关单位批准。
未经批准的种猪不准配种。
所有的种猪，都有详细档案。
在屠宰场发现猪肉不合格时，要追究到它的种猪，将其淘汰。
在供料、通风、保温、饮水、清粪等方面，丹麦广泛实行机械化和自动化。
例如，用电子技术测验猪肉的肥瘦等等。
罗斯基勒养猪实验站养六百头猪，只需三个半劳动力管理。
丹麦还十分重视对农民和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
它规定一个年轻人要经营农场，饲养猪，必须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以后，进入农业基础学校学习农业基本知识。
从基础学校出来，再到农场去从事实际工作三年，完了以后，还要进入农业管理学校学习九个月，考试合格，由国家发给“绿色教育证书”，才能取得国家贷款，开办农场的资格。
（附图片）图为丹麦培育的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的兰德瑞斯猪。
新华社记者摄

法国进行四年来最大的地下核试验
新西兰国家地震观测站08月08日宣布，法国最近在南太平洋进行了四年来最大的一次地下核试验。
专家们说，核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五十万吨TNT左右。
自1975年以来，法国大约进行了二十五次核试验，差不多每年五至六次，而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八次。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夏季会议闭幕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夏季会议08月03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给十个非洲国家和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援助的决定。
本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夏季会议是07月04日开幕的。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
代表们还谴责了越南当局推行的非人道的难民政策，并要求它们立即停止这种政策。
阿根廷经济上半年有好转
阿根廷经济今年上半年有所好转，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一。
上半年，工业生产比较突出，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
农牧业产值在今年第1和第2季度分别增长百分之六点九和二点二。
去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四点一，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点八。
日本计划修建中小型水电站
由于面临石油危机，日本除重新考虑利用煤为能源外，最近也在计划修建中小型水力发电站。
日本报刊认为，日本发展中小水电站的有利条件是，投资少，见效快。
同石油、煤炭相比，水力具有无限循环，不发生公害问题，耐用时间长，容易实现自动化的优点。
匈牙利向居民提供贷款兴建住房
匈牙利全国储蓄银行1979年计划提供给居民私人盖房的贷款达一百四十亿福林，同时还准备利用居民存款兴建一万二千五百套住房。
去年，全国储蓄银行利用居民存款建成了一万四千套住房，同时还提供了一百二十亿福林的贷款帮助居民私人盖房或买房。
捷上半年经济计划没有达到指标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统计局最近发表了关于上半年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
公报说，上半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预定计划指标，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比计划低百分之一点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计划低百分之一点九。
（据新华社）

埃以美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第5轮会谈结束
据新华社开罗08月07日电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巴勒斯坦自治的第5轮会谈，历时三天，08月07日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结束。
会上，以色列拒绝了埃及方面提出的合理建议。
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哈利勒为首的埃及代表团，以内政和警察部长约瑟夫·伯格为首的以色列代表团以及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詹姆斯·伦纳德出席了这次会谈。
会谈期间，以色列公然拒绝了埃及方面提出的建议。
埃及坚持认为，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应享有选举拟议中的自治委员会的权力。
埃及认为，经过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应当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
但是，以色列坚持认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只应限于行政事务。
会谈结束时，三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同意制定有关实施巴勒斯坦自治的选举程序，其中包括划分选区、开展竞选活动、提名和监督选举程序等等。
埃及总理哈利勒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埃及坚决主张巴勒斯坦人民参与决定他们的命运。

浅谈卡特的能源计划和实施问题
新华社记者综述
最近几周，美国政府、国会和公众舆论围绕卡特总统提出的新的能源计划进行了激烈而广泛的辩论。
现在国会已经开始夏季休会，计划的立法步骤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能源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加速和加深经济危机，可以使政府陷入困难，可以使社会出现混乱和动荡。
正因为这样，卡特总统从1977年初执政以来对能源问题十分关注，美国报纸说，总统两年多来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解决能源问题上了”，他目前和今后“操心和烦恼的主要问题也正是他的能源计划能否实施”。
卡特的新能源计划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开源节流”。
为了叙述方便，先从节流谈起。
美国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入国。
从1970年到1978年，美国每年进口的石油从十二亿五千万桶增加到三十亿桶，占国内石油消费总额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四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八，也就是说大约一半靠进口。
多年来的情况证明，国际上发生的许多政治和经济动荡，都要影响到石油的供应，从而必然在美国国内引起连锁反应，特别是苏联在中东、波斯湾等产油地区制造的动荡，危及美国从国外进口的油源。
卡特总统为了改变美国过分依赖进口石油而提出的“节流”计划主要是广泛减少国内石油消耗，电力等公共事业部门到1990年要削减一半左右的用油，即从目前每天一百五十万桶减到七十五万桶，这些部门要普遍改用煤等其他燃料。
住宅和商业部门要通过节约措施和转用电、煤气等办法在现在每天用油三百万桶的基础上减少百分之二十的用油。
交通运输部门要发展公用交通事业，以减少私人汽车用油，到1990年每天计划省油二十五万桶。
此外，在紧急情况下总统有权宣布实行石油配给措施，也是属于减少国内耗油之列。
国家准备拿出二百三十五亿美元来资助上述有关部门实现其节油目标。
在“开源”方面，卡特总统的方针是，一方面鼓励石油公司发展国内石油生产，一方面大力倡导发展合成石油和其他能源。
卡特04月初宣布的分阶段取消对国内石油价格管制的措施，在新的计划中又加以重申，目的就是使石油资本家有利可图，刺激生产。
新的计划还规定给资本家在发展页岩油、重油和天然气等方面以二十亿美元的税收照顾，推动他们向这些开采技术比较困难的领域进行探索，以增加国内石油生产。
卡特发展合成石油的方案是他十年计划的核心部分，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能源安全公司，计划拨出八百八十亿的巨资，用新的科学技术从煤炭和植物中提取液体能源，还计划用三十五亿美元发展太阳能。
以上“开源”与“节流”合起来将使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90年减少一半，即每天削减四百五十万桶，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在十年内拿出一千四百二十二亿美元。
卡特总统说，这是美国“和平时期动用的最大的资金”，他因此决定成立一个类似战争时期的组织——能源动员署来领导这一工作。
卡特的这个庞大的能源计划引起了全国的震动，成为最近几周来举国上下议论的中心课题之一。
支持者、怀疑者和反对者都极力陈述各自的理由。
支持这项计划的人列举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将给美国带来的一些好处，第1，减少石油进口可以缩小国际收支的逆差，稳定美元。
第2，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花在国外石油上的费用可转到其他经济项目上去，同时可减少由于国外石油价格上涨而对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
第3，有助于安抚民心和稳定政局。
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指责计划“过于庞杂”，“难于实施”，能否奏效，“不抱乐观”。
卡特的新能源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国会两院将起关键性的作用。
白宫今年04月初提出的对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征收“暴利税”的计划，在两院经过了几个月的辩论，目前仍处于僵持状态。
此间舆论界认为，卡特的能源计划非经过重大修改难以在国会通过。
这是因为各个州、各个财团在能源问题上的利益很不一致，产油州和非产油州矛盾很大。
用油多的企业和用油少的企业意见不一，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各有主张等等。
这种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在国会的辩论中，要国会迅速取得进展，委实不易。
鉴于这种情况，白宫专门安排了一个争取支持卡特能源计划的六周活动节目，在八、09月国会夏季休会期间，由总统、副总统和有关内阁部长分头到各地进行旅行演讲。
白宫认为，这六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工作做的好便可推动国会复会后迅速就新能源计划采取行动，否则不仅计划的实施要遇到严重障碍，而且新计划“在公众中所激发的热情”也会很快地冷却下去。
（据新华社华盛顿08月07日电）

澳新两国国防部长强调加强防务合作
新华社堪培拉08月06日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国防部长今天在这里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要继续努力保持两国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双边防务合作。
新西兰国防部长吉尔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访问。
他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基伦在联合公报中，对两国提高定期协商的级别以及在联合演习中的合作表示满意。
两位部长认为联合演习和交换训练人员是这一合作的中心，并且是改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美国将在欧洲部署新导弹对付苏联威胁
新华社北京08月08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打算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以对付苏联对西欧的军事威胁。
美国官员08月07日透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戴维·艾伦07月间曾同美国的西欧盟国进行接触，建议美国在西欧部署二百到六百枚陆基巡航导弹和改进了的潘兴式弹道导弹。
官员们说，盟国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进一步的决定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上作出。
不久前签字的美苏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未对苏联部署在欧洲的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有所限制，使直接受到威胁的西欧国家大为担心。
西方通讯社认为，美国的新建议是想消除欧洲军备中的这种不平衡。
官员们承认，为实现美国的建议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导弹的数量、驻地和费用的分担等。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最近对西德《明星》画报的记者发表谈话时透露，美国打算用潘兴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来对付苏联针对西欧的SS—20导弹的威胁。

美国马特森养猪场
美国马特森农场在衣阿华州的斯托勒县。
它采用封闭式养猪法，即猪从出生直到屠宰，始终在室内饲养，通风、采光、温度完全由人工控制。
封闭式养猪法在美国是从1955年前后开始采用的。
随着配合饲料质量的不断提高，技术逐步成熟，现在封闭式养猪法已在美国被广泛采用。
马特森农场由一家农户经营。
它拥有耕地五千六百多亩，种植玉米、大豆、燕麦，作为猪的饲料；
有一百二十四头母猪，自己繁殖仔猪，自己进行育肥，每年可出售肥猪二千头，每头平均重二百多斤。
另外，它还有一个小型牛场，每年可向市场提供三十头菜牛。
所有的农、牧业劳动主要由三个雇工负担，一个养猪，一个种地，一个作杂务。
农场主的两个儿子负责农业机械的供应和维修。
养猪场的猪舍分为仔猪舍和育肥舍两种。
仔猪舍是供母猪产仔用的。
每间猪舍有三十二个猪栏，每个猪栏的面积为一点零八平方米，每栏一猪。
侧面附有仔猪小栏。
对初生小猪，可用加热器保暖。
仔猪四周后断奶，六周后即送到育肥猪舍饲养。
育肥猪舍是比较低矮简单的木板房，没有窗户，采用风扇通风。
冬天用天然气采暖，室内温度保持在摄氏二十一度到二十四度。
采光用一般的电灯。
为了使猪多吃多睡，灯是经常关掉的。
对于粪便的处理，使用缝式地板，使粪便落入地下粪坑，定期进行冲洗清除。
在饲料方面，讲究科学饲养。
它自建一个饲料加工车间，加工饲料。
在猪的不同生长期，使用成分不同的配合饲料，但基本成分还是玉米。
配合饲料中的其它成分和微量元素则从外面购买。
母猪产仔期间由人工饲养。
育肥猪舍通过机械式输送与喂料装置，进行自动供料。
封闭式养猪在营养上和生活条件上都适应于猪的发育，使猪的体重增长快，平均每天增重一斤多，养六个月左右，即可达到二百斤的出售标准。
由于马特森养猪场育肥快，周转快，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房舍，而且饲料的消耗量也相对减少。
据统计，平均每增重一斤肉只需三斤配合饲料。
马特森农场养猪的生产过程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每年可生产大约四十万斤猪肉（活重）。
但是，它所用的设备并不复杂，通风、采暖、采光、供料、饮水、清粪都是采用一般的机械设备。

非洲猪瘟
1950年以来，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存在着的非洲猪瘟，一直危害着这些国家的家畜。
1977年底，在葡萄牙再次发生猪瘟胚种，四个月后，病毒传播到拉丁美洲的巴西。
1978年06月，蔓延到多米尼加共和国；
07月，传播到意大利。
这种猪病引起世界所有国家的不安。
猪瘟是由一种病毒造成的，它寄生在昆虫身上。
若干年以后，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开始在非洲的野猪身上寄生。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猪病叫什么名字。
病毒对这种野猪没有任何危害，而且非常适宜于生长。
当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定居的时候，猪瘟就出现了。
那一次的定居，他们带了一群欧洲的家猪，其结果是这群欧洲猪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病，导致猪群百分之九十的死亡。
接着，这种猪病对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养猪业相继带来损失，人们叫它为“非洲猪瘟”。
眼下在法国，非洲猪瘟已被根除。
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还继续在蔓延。
由于非洲猪瘟在症状、发展方面和猪霍乱十分相似，而猪霍乱在家猪中传染又十分经常，所以即使通过非常专门的实验室也不太容易加以区别。
这种非洲猪瘟的病毒不仅危害纤维组织（即淋巴管），并且损伤动脉和毛细血管管壁，造成出血，同时它也会对几乎所有的器官造成损伤，出现出血、发烧和肺炎，耳朵后面的皮肤、胃和肾脏呈紫红色，并使整个猪的身体内出血，以致死亡。
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这种病毒有一种相当厉害的超生存能力。
在猪的骨髓里能生存二年；
在肉和咸火腿里能生存六个月；
在晒干的淤泥或粪便里能够活二至三个月。
如果不采取应有的预防措施，病毒能够从一个洲传染到另一个洲。
根治这种猪瘟，及时控制它出现的并发症，并设法寻找它与通常的猪霍乱加以区别的办法，无疑是当前兽医们非常关心的研究课题之一。
程志平

黑格指出苏联在中东非洲的活动威胁世界和平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08月05日在美国圣路易斯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苏联在第3世界的活动是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可能在经济上给美国带来问题。
黑格将军是在美国各组织负责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一看法的。
他说：
“我所看到的苏联在非洲大陆、中东和欧—亚大陆公然进行的非法干涉活动，使我感到震惊。”
黑格说，有些人低估了苏联卷入发展中国家事务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对于苏联的干涉我们用不着担心”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说：
“我们是否充分地考虑过苏联驻在一条从阿富汗东部经过沙特阿拉伯半岛直到非洲腹地的战线上的先进的海空军基地？”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苏联不受遏止地、公然地对我们的传统盟国进行非法干涉所造成的影响？
特别是，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干涉对于那些供应我们非常需要的原料和资源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拉伯湾沿岸国家）的影响？”
他指出，采取一种实际上将会把美国传统的朋友赶到苏联阵营那一边去的政策，“这是不符合我国（美国）的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