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创造优质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编者按：
今年下半年还有近五个月，工业方面贯彻“八字”方针，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定要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不要因为时间紧，任务艰巨，就只重视完成产量指标和单纯追求产值。
只图虚名，不讲实效的蠢事，无论如何不能在调整过程中重复发生。
今天本报发表这一组报道，就是希望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要象上海工业部门那样，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首要地位，发动职工，开展优质产品的竞赛。
同时，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推动各方面工作前进一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攀登质量高峰超国内赶国际
上海千百家厂开展竞赛争夺优质品“金牌”
据新华社上海08月06日电上海千百家工厂象准备参加第4届全国运动会争夺冠军的体育健儿一样，正在为夺取今年09月份国家颁发的优质产品金质、银质奖章而热烈地开展竞赛。
上海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工业品已在去年恢复或超过了历史最好的质量水平。
其中不少产品被中央有关部门命名为“信得过”产品，或被树为全国标杆产品。
前不久国家经委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优质产品奖励条例》，进一步激励了上海工业部门职工提高产品质量的积极性。
他们把历史最好水平作为起点，提出了“超国内、赶国际，誓夺产品金、银奖”的竞赛口号，下决心攀登质量高峰。
上海纺织行业最先行动起来。
职工们决心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夺得较多的金质、银质奖章。
最近传来消息：
上海已有四十一个纺织品被正式命名为全国名牌产品，占全国纺织名牌产品的百分之三十六。
全市一百多个纺织厂决心在年内要有二十八个产品赶上或超过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为此，这些厂普遍修订了规划，并且组织力量攻关，到07月初已有十二个产品实现了赶超目标。
轻工、手工、化工和仪表等行业同样展开了争夺金牌的竞赛。
上海缝纫机二厂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曾经在前两年的同行业评比中获得第1名。
今年，厂领导问大家，得了全国第一以后怎么办？
职工们讨论得很热烈。
大家认为，虽然我们的产品名列前茅，但要看到兄弟厂的产品质量也在迅速提高，有些质量指标已超过我们。
这场讨论，打破了一部分同志的“优越感”。
于是，厂长亲自带队走访用户，听取群众意见，然后逐条加以改进。
近来，“蝴蝶”牌缝纫机的质量又有新的提高，全厂已消灭了三类品，机头正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返修率大大降低。
“一切为用户着想”，“用户的高要求就是我们的指标”，这是上海工业部门在争夺金牌竞赛中提出的口号。
许多工厂不满足于达到“部颁标准”或上级规定的指标，而是主动给自己出难题，提出更高的质量考核指标。
生产永久牌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厂，考虑到自行车质量的部颁标准是五十年代制订的，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
今年，他们广泛听取用户意见，把用户的合理要求归纳成六十条，列为本厂的考核标准，达不到的不算合格品。
上海内燃机厂生产的495A型柴油机，是一机部命名的“信得过”产品。
但是他们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工艺，摸索降低油耗的途径。
最近经过努力已收到一些成效。
太钢大打产品质量进攻仗上半年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品种月月完成合同
新华社太原08月01日电太原钢铁公司大打产品质量进攻仗，扭转了产品质量落后的局面。
今年上半年，国家考核的生铁、电炉钢、转炉钢、钢材四项产品的质量综合指标，都超过国家计划；
品种月月完成合同；
国家稀缺的纯铁、造船钢板等产品质量创造了全国较好的水平。
太钢是全国优质钢生产基地之一。
十多年前，这个公司生产的纯铁、冷墩钢、热轧硅钢片等产品，性能良好，在国内享有名牌的声誉。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产品质量降低。
今年年初，太钢党委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决定把全公司职工动员起来，大打产品质量进攻仗。
党委每月安排和检查工作时，首先安排和检查搞好产品质量的工作，全公司各行各业，各个岗位，都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订措施，作贡献，开展了“千炉无废品、千根无轧废”等多种形式的质量竞赛活动。
公司主要领导干部走访用户，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及时总结推广炼钢、炼铁上千炉无废品的先进小组的经验。
全公司范围内还进行生产工艺、安全操作、设备维护使用和干部岗位责任制的三大规程培训，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操作水平，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太钢把国家急需和稀缺的不锈钢、硅钢、冷墩钢、纯铁、造船钢板、锅炉板、油桶板、齿轮钢、轴承钢等十大重点品种为主攻方向。
他们按这十大品种，组成了十个技术攻关组，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大搞技术革新，攻克技术难关。
使不锈钢中板和薄板的质量大大提高。
今年上半年，铬不锈钢卷板轧成率平均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五，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百分之百完成了订货合同。
这个公司上半年生产的造船钢板，克服了板面麻点等缺点，热轧成材率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从鞍钢矿石积压看高指标的危害
记者在鞍钢采访，看到各矿山的采矿场和储矿场上，开采出来的矿石堆积如山，成年累月地扔在那里，无人过问。
据统计，自1975年到现在，鞍钢所属的五个铁矿山积压的矿石，累计已达七百六十万吨，全部是红矿，约占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这种积压趋势仍在继续发展。
矿石大量积压，主要是少数人拚命追求高指标造成的恶果。
近几年来，鞍钢每年的矿石产量计划指标，都超过它的选矿能力。
为了完成高指标，鞍钢各矿山就滥采乱剥，不管国家需要什么矿石品种，哪里好采就到哪里去采。
再加矿山系统去年搞的小分队竞赛，不是全面考核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不讲成本和经济效果，而是单纯赛产量，谁的产量高，谁就是排头兵，这就更助长了一些人只顾自己的小分队出名拔尖，不管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恶劣作风。
弓长岭铁矿去年矿石产量计划为六百八十万吨，本来就很高了，可是这个矿的一位负责人竟随心所欲地提出，要把六百八十万倒个个，搞它个八百六十万。
对这种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的作风，领导部门不但没有批评教育，加以制止，反而大加表扬，说他“干劲大”。
鞍钢各矿山的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对这种图虚名、得实祸的做法，纷纷提出意见。
银行也为鞍钢矿石积压严重而拒绝贷款，并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了报告。
但是，都没有引起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有的人还指责提意见的同志“没有高速度思想”，是“新长征路上的绊脚石”。
为了追求高指标而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应该坚决清除，否则，实现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新华社记者
闵凡路康文第

勒流公社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出现许多新变化
思想解放政策落实经济活跃
据新华社广州08月04日电广东省顺德县勒流公社积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党的政策落实，活跃了农村经济，全公社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实践证明，在农村基层开展这个讨论，大有必要，大有好处。
去年06月以来，勒流公社党委通过常委扩大会议、三级干部会议、支部书记会议等，多次组织社、队干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他们从实际出发，抓住生产方针、经济政策、组织路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具体事例，据事论理，深刻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运用这个观点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凡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纠正，做到了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
这样一来，就使这个公社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第1个变化是：
民主空气浓厚了，干部和社员敢想敢说了。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广大干部掌握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思想解放了，遇到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
对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敢于坚持，对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敢于纠正和抵制。
全社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2个变化是：
干部作风上打掉了一个“浮”字，恢复了一个“实”字。
合作化以来，勒流公社每年都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搞一些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做到了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当年受益，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种做法却被指责为“小手小脚”，硬要他们去搞那种追求形式、脱离实际的“标准化”、“格子化”的鱼塘和栽桑基地；
结果，开出来的鱼塘和栽桑基地根本不符合生产需要，反而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生产条件。
但是，当时有些人却认为这才叫做“大干”。
对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
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以后，勒流公社的干部和社员认识到：
什么是大干，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真正的大干，不是只在表面上轰轰烈烈，必须在实际上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他们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有效地克服瞎指挥和飘浮作风，纠正追求形式、不讲实效的错误做法，真正大干起来。
经过讨论，公社党委决定停止搞“标准化”、“格子化”的鱼塘和栽桑基地，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扎扎实实地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好。
第3个变化是：
生产发展了。
勒流公社的生产以养塘鱼、种甘蔗和蚕桑为主，同时也有利用塘涌、路边和其它闲散土地种植香蕉、莲藕、荸荠、茭笋、花生等作物的历史习惯。
经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公社党委郑重宣布废除前几年那些不合理的规定，号召社员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产。
全公社去年实现了增产增收增分配，塘鱼、蚕桑的单产和总产，社员分配的现金，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图片新闻
福建龙海县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经济政策，战胜多种灾害，三十五万亩早稻获得好收成。
图为社员们在喜收早稻。
新华社记者李开远摄

安徽省举行座谈会探讨第1季度生产下降的原因
就奖金问题展开一场辩论分清了是非
万里同志指出，发奖金与为革命献身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应该用经济办法推动经济事业发展。
省委决定在部分工厂试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的办法
新华社合肥08月07日电新华社记者尤淇报道：
今年第1季度，安徽省工业战线生产情况不好，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减少。
为此，省委前不久召集部分劳动模范、工会干部举行座谈会，探讨第1季度生产下降的原因。
省委第1书记万里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到会的同志对生产下降的原因作了分析，其中有一条说是奖金发得不当，不仅没有起推动生产的作用，反而使人与人之间增加了矛盾，造成隔阂，影响了生产。
合肥市化工局工会副主席张斌同志却讲了一些不同的情况。
他说，第1季度合肥市化工系统的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八，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了利润计划，主要产品烧碱、纯碱、电石、合成氨、化肥、农药、轮胎等都大大超额完成季度生产计划，其中四种产品的质量还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万里同志听到这里，说：
“讲慢点。
一季度别人都下降，你们却能上升，要把经验说清楚。”
张斌同志回答说：
“我们除领导班子坚强外，还采取了从超额利润中提取奖金的办法，谁的计划完成得好，超额多，奖金也就提取得多，这就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大家都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万里同志问：
“你们的奖金是怎么发法？”
张斌同志说：
“我们不用评奖法，而是用算奖法。”
万里同志问：
“评奖法有什么不好？”
张斌同志说：
“我们过去实行综合评奖法，目的是想分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的区别，所以样样都评，除评比生产数量、质量、原材料消耗等之外，连学习态度、听话程度都评进去了，结果评得大家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解决评奖、争奖的矛盾，只好把奖金的数目减少，奖金差额缩小，以便人人有奖。
这样的奖金，好坏不分，生产好的人拿了生气，生产不好的人认为是应当加的一点补助，因此奖金根本起不到推动生产的杠杆作用。”
万里同志接着问：
“你们的算奖法是怎么算的？”
张斌同志说：
“算奖法是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订了分数，完成的得分，超额的按比例加分，完不成的不能得分甚至还要扣分。
这样01月一结算，比评奖的办法好。
得分多的多得奖金，得分少的少得奖金，可以从中看出每个人对国家贡献的大小。
这样，每个人所得奖金数额可能相差较大，最多的二十元，但是谁也没有意见。
推广算奖法后，老师傅兢兢业业操作，学徒工认真学习，技术差的人自觉地加强技术研究。
开办技术学习班时，根本不用动员，人人都准时去听课。
所以，04月份的生产搞得更好，这个月创造的超计划利润竟达到月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五。”
万里同志十分赞赏地说：
“你们这个办法好。”
张斌同志接着说：
“在原有综合奖的基础上，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奖金，这个办法既合理又科学，多超多得，少超少得，不超不得，纠正了那些因生产不好而亏损的单位也要大发奖金的弊病，超额利润多，提取的奖金也多，企业蒸蒸日上，国家更是大得好处。”
说到这里，张斌同志忽然皱起眉头说：
“这样合理的办法，银行居然不摇头，不点头。”
万里同志说：
“他们不摇头就好，你们照这样干。”
张斌同志说：
“万里同志，你不知道，他不光是不摇头，他也不点头呀！
银行不点头，你的超计划利润再多也没用，一分钱奖金也提不出来。
我们04月份的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发出去呢！”
万里同志惊讶地说：
“竟有这样的事吗？”
张斌同志说：
“不仅是这个月，以往月月都要费尽口舌。”
过了十天，省委召集人民银行、劳动工资部门、工会系统干部开会，省委拿出一份关于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奖金的规定草案交大家讨论。
银行的一位同志首先发言。
他忧心忡忡地说：
“过去奖金发多了，发乱了，现在再不能这样乱发奖金了。
应该尽量控制货币的社会流通量，免得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劳动工资部门的另一位干部附和说：
“发奖金弊多利少，不如不发。
要生产上去，不能靠发奖金来刺激，应当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
接下去他激昂慷慨地说：
“过去推倒三座大山，国家发了多少奖金？
几百万同志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得了多少奖金？
奖金不是好东西，是对革命者的污辱！”
万里同志仔细倾听了这场辩论的汇报，最后深有所感地说：
“一些同志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应该保护。
但是人们应当对各种意见加以分析，分清是非，分清正误。
发奖金与为革命献身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决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看一切问题都要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
现在全国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就应该用经济办法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全国几千万职工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象战争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不行的。”
最近，安徽省委决定在部分工厂试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的办法。

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制定切实有效措施
新疆牧草丰茂牲畜肥壮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8月07日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畜牧业生产出现新面貌。
据不久前结束的牧业年度统计，全区死亡牲畜比上一年度少六万五千头（只），全区存栏牲畜总数比上一年度多一百二十万头（只）。
目前，各个草原牧草丰茂，近三千万头（只）成畜、幼畜膘肥体壮。
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
去年，自治区党委针对牧业政策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牧业政策十二条。
今年，自治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又进一步作出若干补充规定，以便更好地调动牧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
此外，自治区还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出发，重新确定了二十一个以牧为主的县和十六个半农半牧县，并着手建立细毛羊、大尾羊和肉牛生产基地。
自治区重申，牧区必须以牧为主，这些地方的领导必须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畜牧业生产上。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消除“吃大锅饭”现象，是新疆自治区加速牧业发展的另一条措施。
今年以来，牧区社队一般都实行了“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按放牧多少、管理好坏、损失大小、繁殖成活率高低和创造的产品价值付报酬，克服了平均主义倾向，进一步调动了各族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今日“葡萄常”
二十三年前，1956年，邓拓同志三访“葡萄常”，写下一篇优美的文字，记述了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手工艺人的家庭作坊，描绘了常家五个姑侄姊妹的声音笑貌，字里行间浮现出老辈人的辛酸和合作化时期五个老姑娘的喜悦心情。
至今读来，娓娓动人，如话家常。
可是谁能料到，十年之后，邓拓同志横遭诬陷和迫害，“葡萄常”一家，也因为邓拓同志的文章受到株连，而被扫地出门。
于是，作坊倒闭，艺人星散，绝艺失传。
串串闪着柔润光芒的葡萄，仿佛变成老艺人的眼泪，一朵工艺名花凋谢了。
如今，“葡萄常”怎么样了呢？
1979年07月的一天，我们访问了“葡萄常”。
小小的庭院，两间向东的小房，床上、地上坐满了做葡萄的人。
到处都是葡萄，单株的，成串的，紫甸甸，绿沉沉，几片枝叶颤巍巍的，仿佛能迎风摇曳一般，用邓拓同志当年的话说，“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
“葡萄常”又新生了！
今年06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崇文区委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东花市街道办事处抽出专人积极筹办“葡萄常”工艺品合作社。
寂寞多年的小小庭院，又热闹起来了，房子里热气腾腾的——这就是常玉龄的家。
听说“葡萄常”又要复兴了，当年的老伙伴，兴冲冲地赶到常家来，自愿帮忙。
因为一时找不到场地，她们又急于制出第1批料器葡萄样品，索性就把常玉龄的家当成作坊了。
当年邓拓同志访问的时候，常玉龄四十五岁，在五个姑侄姊妹中，是最小的一个。
如今五位老处女中的三个姑姑和一个姐姐都先后去世，常玉龄是“葡萄常”中身怀绝艺的唯一健在的老艺人了。
据邓拓同志说，常玉龄很象她的二姑常桂禄，也就是当年“葡萄常”的主持人。
邓拓同志描写常桂禄时写道：
“她说话时洪亮的声音和大踏步走路的姿态，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象到当年这位蒙古族姑娘够多么倔强而豪爽”。
常玉龄今年六十八岁，比当年的常桂禄还要大八岁，但是动作麻利，神态硬朗，谈到那十年中的遭遇，很有一股倔强而豪爽之气。
她说：
“老邓是个大干部，来看看我们手艺人，这有什么不好。
他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嘱咐我们不要保守，要把技术都传下来。
这话哪一点不对呢！”
说到传技术，邓拓同志当年确是很关心的。
他由这五个姑侄姊妹决心不出嫁，联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还没有终场。
当时邓拓同志曾经问过：
“你们不出嫁不是为了保守家传手工艺的秘密吗？”
这个话当即被三姑常桂寿巧妙地否认了。
现在，常玉龄笑哈哈地说：
“同志，我不怕你们批评，有一项技术秘密，就是在挨批斗的时候，我也没说。
现在，我可是全部公开了。”
她的大姑常桂福临去世前，一心想收个徒弟，把常家的技术传下去，并且愿意传给常家以外的人。
但是，“四人帮”把“葡萄常”整个摧毁了，上哪儿去招这样一个徒弟呢？
常桂福终于怀着未了的心愿，长别人世了。
谈到这里，常玉龄神情有些黯然，似乎为常桂福没有如愿以偿而感到惋惜。
但是，她随即兴奋起来，指着正在给葡萄上色的年轻姑娘李秀芬说：
“这是我的徒弟，只要她用心学，我一样也不保守，管保花一年的功夫，把技术都传给她。”
那姑娘连忙高兴地说：
“我可用心啦！”
屋子里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常玉龄比她的姑姑幸运，赶上了全国人民一心奔四化这个好时光。
她很有感慨地说：
“我姑姑没等到收一个徒弟，我等到了。
我们百十年的家传技术绝不了啦！
‘四人帮’那会儿，我想我这朽木是不可雕啦；
没想到，现在老树又发出了新芽！
我定要结出果子来。”
我们离开常家，来到升炉吹珠的地方，一台炉火正红。
特意请来的擅长吹葡萄珠的老师傅李兆龄和两位退休的老艺人，正迎着熊熊炉火，吹出一个又一个如珠似玉的葡萄来。
门口围着一群青年，睁着惊奇的眼睛看热闹。
有一个青年试着吹了几次，虽然功夫不到，居然也吹出一个形状不那么美观的葡萄来。
人们议论着，有的说，六十多年前，“葡萄常”的葡萄就获得过巴拿马赛会的奖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远销美、英、法、德等国。
有人说，劫后新生的“葡萄常”眼下虽然简陋，可是赶上了好年头，这个合作社大有发展前途。
谁知道呢，也许在这群围观者中间，就有不少“葡萄常”的接班人哩！
本报记者丛林中段存章颜世贵（附图片）
常玉龄向李秀芬传艺。
本报记者张雅心摄

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长处
——宁波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调查
与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相比，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在物资分配、原料供应等方面，条件一般都比较差一些。
但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来看，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却往往超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以宁波市为例，从1965年到1978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只增长一倍半，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却增长了四倍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首先，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较好地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宁波拉丝厂的前身是一个制作小元钉的合作社，总共不到三十个工人。
由于他们坚持勤俭办社，到1976年，全厂总产值达到六百多万元，盈利七十多万元；
产品除元钉外，还有拉丝产品和钢芯电缆。
这一年，这个厂根据发展海洋渔业的需要，承接了生产钢丝绳的任务。
工人们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增添设备，建造厂房，到去年年底，已能年产钢丝绳二千六百吨，产值比1976年翻了一番，全年盈利三百多万元，而扩大钢丝绳生产所花费的资金总共只有六十万元。
差不多与此同时，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开始筹建一个年产能力为三千吨的国营钢丝绳厂，国家投资一千二百万元。
到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这个钢丝绳厂的收尾工程还没有完，设备也不配套，全厂六百多名职工连一吨钢丝绳也没有生产出来。
事实证明，由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避免了“大锅饭”、“铁饭碗”带来的消极因素，企业的积累率一般都比全民所有制企业高。
1978年，宁波市集体所有制企业每百元资金获取利润三十二元二角，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仅二十二元六角八分；
每百元产值赢得的利润，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十二元九角，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八元七角。
到1978年底，宁波市集体所有制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总额共一亿五千四百一十万元，相当于宁波市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这些资产的形成，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投资，完全是凭着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
其次，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实行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能够比较灵活地按照社会需要发展生产。
据宁波市二轻系统统计，各集体所有制企业大约有半数以上产品没有列入国家计划。
这就要求各企业按照市场需要自动地进行调节，自行决定部分产品的方向、生产规模和品种花色，迅速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去年下半年以来，宁波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一些日用五金和日用塑料制品在市场上销路不好，许多企业很快地进行了调整，试制、生产出适销的新产品。
今年上半年，仅二轻系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就试制了空气调节器、电冰箱、吸尘机、壁灯、拆装家具、拉手门锁等八十多种新产品，一部分已经向市场投放。
为了使产品能够在市场上打开销路，提高竞争能力，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般都比较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坚守合同信用，降低生产成本。
近年来，在浙江市场上，塑料凉鞋、塑料拖鞋总的看是产大于销，供过于求。
可是，集体所有制的宁波塑料一厂的塑料凉鞋和塑料拖鞋，虽然年年增产，却一直供不应求。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厂十分重视产品的竞争力，在产品的品种花色上下了很大功夫。
去年，这个厂生产塑料凉鞋、拖鞋一百零九万双，比上一年增产将近一倍，今年的订货数量又超过去年百分之五十四。
第3，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比全民所有制企业有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财权、人权方面更灵活一些，因此，它可以办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时难以办到的一些事情。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利润不上缴，它只向国家缴纳税金，完税以后余下的利润金额大部分都可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1978年，宁波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所获利润除了向国家纳税外，还有四千九百六十三万元。
这笔钱除上缴一部分给中央和省主管部门用于全国、全省扶持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外，其余部分归宁波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各主管局集中掌握使用，其中用于今年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的费用共有二千多万元，相当于1978年底全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总和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投资率大大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这些资金不属于国家财政支出，集体所有制企业需用，只要经市主管局同意就行，审批手续比较简便。
1977年，根据外贸出口需要，省轻工部门要安排生产铝制咖啡壶。
全民所有制的杭州铝制品厂，因为扩大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人员，短期内都不好解决。
集体所有制的宁波铝制品工厂，经征得主管局的同意，主动争取到了这个产品的生产任务。
他们自筹资金添置了设备，很快形成一条生产线，去年就生产铝制咖啡壶九万多只。
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劳动力安排，因为不受国家的工资基金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只要生产需要，由市劳动部门批准就可以招工。
近几年来，宁波市集体所有制企业除自然补员外，每年都要招收五、六千名职工，职工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同时，这也为城市待业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集体所有制企业大有作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它的长处。
同时，在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时，也应有所借鉴。
新华社记者童宝根
（本报有删节）

新产品新工艺
辽宁生产了大批柞丝绸新产品
盛产柞蚕丝绸的辽宁省，又有七十六个新品种和六百四十四个新花色投入了生产。
这些新品种、新花色中，有深受国外消费者欢迎的独具风格的柞丝疙瘩绸，有粗犷大方、犹如东方手工艺品的“二三○○鸭江绸”，有专为朝鲜族设计生产的大牡丹花烂花乔其纱，有纹样流畅、多变，专为妇女做夏衣用的印花绸，也有光彩夺目的柞绸被面、软缎被面等。
安徽推广炭化煤球生产合成氨新工艺
安徽省在二十一个小化肥厂推广炭化煤球生产合成氨新工艺，节约了大量原煤，降低了生产成本，有些厂已因此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
炭化煤球，是把无烟煤粉和石灰按一定比例粉碎混合，压制成球，再经过炭化制成。
用炭化煤球代替焦炭或无烟块煤生产合成氨，是小化肥厂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东至县化肥厂，去年亏损四万六千多元，今年全部改用炭化煤球作原料后，第1季度就盈利十二万六千多元。
（据新华社）

普遍成立研究推广机构组织大批技术人员参加
河南推广岳滩大队小麦高产低成本经验
编者按粮食生产成本过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高产地区更为突出。
这是农村出现高产穷队、社员分配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造成社会财富不合理的消耗。
偃师县岳滩大队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以及河南省推广这一经验所取得的成效证明，粮食成本过高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关键在于领导上要改变只重视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注意降低粮食成本的思想。
应当把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看得和为国家多做贡献同等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只要以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搞科学种田，就可以做到高产低成本。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
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在全省三千万亩小麦丰产方开花结果，这表明河南省科学种田水平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河南小麦丰产方，占全省小麦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
七十年代初，这个地区的一些高产单位，利用比较优越的水肥条件和较大的播种量，把小麦的亩产攻到五、六百斤，以后，再用大水、大肥、大播量的所谓“三大”办法，就遇到一个关口——倒伏、青干、减产。
有些社队暂时把产量哄上去，但成本太高，出现了高产穷队，影响社员的分配。
这个矛盾在产量高的县、社、大队越来越突出。
偃师县岳滩大队党支部书记、小麦专家刘应祥和社员一起，探索出小麦大面积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
他们把大水、大肥、大播量，改为合理使用水肥，适当控制小麦播种量，使全队小麦平均亩产由六百斤提高到九百五十斤左右，每斤小麦成本（不包括劳力消耗），由五六分下降到二分左右。
河南省从省到一些地、县成立了研究和推广机构，一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大专院校也把这列为科研项目。
全省几百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十几万农民小麦技术员参加了试点和推广工作。
几年来，他们集中在三千万亩小麦丰产方里，进行了小麦栽培技术的革新活动。
小麦丰产方里，不断涌现出新的“小麦高稳低”的典型。
据有关单位在温县、长葛、偃师三个小麦高产县和五十多个大队调查，几年来，这三个县每年小麦平均单产递增一成到两成，每斤小麦成本由七八分逐步下降为三四分。
偃师县伊洛河沿岸的二十二万亩小麦丰产方，今年空前丰收，小麦平均单产七百五十斤，和推广这一经验以前的1974年相比，单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九，每斤成本下降百分之五十。
丰产方里普遍注意了科学施用化肥，减少不需要的化肥用量，同时，把农家肥作为主要肥料，这是降低成本的主要原因。
一些高产县、社，化肥用量减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偃师、温县、长葛、博爱、沁阳等一批小麦高产县，生产化肥的条件都很好，为了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他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
现在，这些县每人平均有一头到两头猪，每亩地施农家肥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
他们把一部分化肥支援了外县。
小麦平均单产五百斤以上的新乡地区，过去有不少县、社外出抢购化肥，去年以来，他们向外地调拨化肥八九万吨。
这几年丰产方里大打水土之仗，园田化水平有很大提高，以往那种大水漫灌的浪费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上去冬今春雨雪比较充分，丰产方里一般都少浇了一次到两次水，减少了灌溉费用。
在丰产方里，每亩小麦播种量已由1975年的二十斤左右，减少为现在的十五斤左右，高产地区减少到十斤左右。
不仅节约了一亿多斤种子，还减少了地力的消耗。

立足本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
下朱庄大队节余劳力找到了出路
天津市武清县下朱庄大队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立足本地，因地制宜，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兴办和发展林业、牧业、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手工业等各项生产，使节余的劳力找到了出路，集体收入显著增加，推动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社员生活水平。
下朱庄大队根据本地实际，陆续兴办和发展了一批见效快、收益大、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队办企业和多种经营生产。
他们首先认真整顿了原有队办工业，然后大搞绿化造林。
过去，这个大队集体养猪较少。
去年以来，大队建了一个半机械化的养猪场。
目前全大队饲养猪只达一千六百多头，实现了一亩一猪。
这个大队共有坑塘水面四十亩，去年生产鱼苗二十多万尾、养成鱼九千六百斤。
大队建起了豆腐坊。
此外，他们还积极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和开展农业科研活动。
立足本地，综合发展，使下朱庄大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多余的劳力找到了出路。
目前，全大队直接投入农业生产搞粮食的劳动力还不到劳力总数的一半，其余劳力全部分散在各行各业，就连六十多名“不在编”的老农和退休职工也得到了适当安排。
二是增加了集体收入。
去年，全大队多种经营和队办企业收入达七十四万多元，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多。
三是促进了粮食生产。
集体收入的增加，给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机、化肥等提供了大量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七百八十斤，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
今年，全大队小麦获得了亩产四百多斤的好收成，一季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
社员们从集体经济壮大中看到了希望，增长了干劲，比着出勤，争着超额。
本报通讯员冯祥生

要合理安排节余劳力
在湖北省广济县，我们看到有一些同志对农村到处出现的“两高”（社员出勤率高，劳动生产工效高）的新情况和它所带来的新问题认识不足，面对人多事少，劳力节余的问题，束手无策，以致发生一些问题：
一，限制劳动力出勤。
有的地方除了大农忙以外，规定未定基本劳动日的不出工，妇女不出早工，提前完成定额不让再出工，一般雨天统统歇工，放农忙假的学生不安排出工。
二，劳动力盲目外流。
有的生产队干部公开宣布：
谁有路子谁出去。
三，不大愿意使用机械。
许多地方能用机械操作的活路，宁可用人、用牛，也不使用机械。
这些事实说明，节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不解决，会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然而，有一些干部的思路还窄，不注意广开门路，造成劳力的浪费。
社员批评这是“顺着一根竿子往上爬，再高也登不了天”。
章金鑫陈振寰
严安国

要把当地资源用活
湖北黄冈县贾庙公社胡家山大队，地处海拔八百米的山坡上，五百多亩耕地，七千多亩山林。
靠山吃山。
过去，这个队造林搞得不错，但就是“吃”得不活。
每年只是按计划砍树卖（这里不是木材集中产地，国家无采伐任务）。
今年，他们思想活动了一点，队里搞起了加工业，把经过批准按计划砍下来的木头，加工成脚盆、提桶、椅子等出售。
这样，既为一部分节余劳动力找到出路，又增加了集体的收入；
既减轻运输负担，又活跃了市场。
一举数得，城乡皆欢。
大队干部说，去年他们卖木材的收入共六千一百多元。
今年他们把木材加工成脚盆、提桶等木器出卖，到04月底就收入九千三百多元，而所费木材仅及去年的一半。
胡家山大队的实践，说明了一个问题：
大队要想富起来，单靠出售廉价原料不行，还要学会加工，把当地资源用活。
但目前能把本地资源用活的队还不多。
如这里夏天很热，竹床、竹席需要量较大，县内不少生产队产竹子，但竹床却要从邻近的县进货。
为什么不把本地的竹子加工成竹器呢？
一个原因是极左路线的流毒还在起作用。
社队要发展工副业，离不开财贸部门的支持。
有些东西当地社队完全可以加工生产，但商业部门不去扶持、组织本地生产，却舍近求远，到外地采购。
黄冈县食品公司一年需装蛋的竹篓三万五千多个，本地社队既产竹子，又有加工能力，县食品公司却要去武汉市禽蛋厂调竹篓来黄冈装蛋，而武汉市禽蛋厂的竹篓有一部分恰巧是同黄冈社队挂钩加工运去的。
把当地资源用活，是很重要的生财之道。
社队干部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财贸、工交等有关部门也有责任去扶持社队生产，让农民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本报记者罗重璋（附图片）常玉龄向李秀芬传艺。
本报记者张雅心摄

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记海安县县委书记袁广文（一）
今年06月01日下午，在江苏省海安县汽车站，一辆开往农村的公共汽车快要出发了，乘客们正排队上车。
排在末尾的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人。
他个子高大，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肩背挎包。
他一上车，有位乘客立刻站了起来，给他让坐。
他摆了摆手，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跟旁边的乘客谈笑开了。
他是谁？
他就是县委书记袁广文。
袁广文到海安县当县委书记快两年了，大部分时间在农村东奔西跑。
全县四十个公社，方圆三百多里，他都走遍了。
他下乡，一般是步行、骑自行车，或是坐公共汽车。
他说：
“坐公共汽车，虽说是挤一点，累一点，可是跟群众更近一点，亲一点”，“步行、骑自行车，更是便当，看看庄稼，跟干部、社员拉拉家常，走走停停，一路上，就把工作做了。”
有一天，他的血压升高了，爱人把自行车的钥匙藏起来，劝他坐小汽车下乡。
他却说：
“十里、八里路，还要派专车，这不成了官老爷了！”
袁广文深入农村，总要到猪场、牛棚看看，去田间、场头转转。
他跟社员坐一样的板凳，睡一样的硬床，吃一样的饭菜，不肯接受特殊招待。
他说：
“解放快三十年了，有些人生活还很苦，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让他们给我吃好的，怎么咽得下去？”
去年夏天，他到北凌公社，正和干部谈话，随同他去的秘书忽然听见厨房里传来扑楞楞、扑楞楞的声音。
进去一看，炊事员正准备宰杀一只母鸡哩。
秘书立刻把炊事员劝阻住了。
袁广文知道了，表扬说：
“你做得对，往后碰到这样的事，还要替我把好关。”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县委领导下乡，“车子未动，电话先摇；
人马未到，酒菜办好”。
在袁广文带动下，县委领导下乡，事先不打招呼，到了那里，不让添菜，大家吃什么，他们吃什么。
群众看见领导来了，赶忙凑过来拉话。
袁广文说：
“群众愿意亲近领导了，能听到群众的心里话，这比吃什么山珍海味都强！”
（二）
袁广文经常说：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用人民给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半点私利。”
有一次，有人给他送来了一条大鱼，他的爱人按价付了钱。
袁广文知道了，狠狠批评了她。
她爱人说：
“这又不是收礼、白吃！”
袁广文反问：
“要是我不当县委书记，你能买到这样大的鱼吗？”
他爱人明白了，马上把鱼退了回去。
去年的一天清早，袁广文从外面跑步回来，女儿正挎着篮子走出门。
当他洗漱完毕，女儿提着一挂猪肉回来了。
他问女儿：
“我跑步时，看见肉店门口排着队，你怎么这样快把肉买到手？”
女儿说：
“是请熟人买的。”
袁广文严厉地批评女儿：
“你不能在群众中搞特殊啊！”
女儿面红耳赤，答应不再这样做。
如皋离海安只有几十里，家乡来找袁广文的人较多。
亲戚朋友都说：
“袁广文公事公办，铁面无私。
我们和他沾亲带故几十年，都沾不上一丁点儿光！”
（三）
袁广文能够理直气壮地带领全县人民大刹歪风邪气。
他在王垛公社检查生产的时候，发现有些队连续几年花生都完不成国家的种植计划。
原来他们生产的花生，国家难收到，社员难吃到，影响了社员种花生的积极性。
每逢花生登场的时候，队里便大袋、小袋地装着送到某些单位，给少数人享受。
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袁广文把这一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组织专人调查，对情节恶劣的人给了必要的组织处分。
例如：
供电局下属的一个单位，有人骑自行车到队里驮花生。
队里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回来就卡电。
县委对他们批评教育，让他们向群众作检查，并退回了已到手的花生。
群众高兴了，种花生的积极性提高了。
有一天，袁广文到一个公社去。
路上，有位社员递给他一封信。
信上反映公社一位负责人利用职权替自己的亲戚买木头。
他一到公社，就找那位负责人谈话。
那位负责人很快承认了错误，主动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退还了木头。
去年，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利用儿子从大学回来过暑假的机会，大搞请客吃喝，影响了紧张的抗旱治虫工作，群众很有意见。
袁广文认为应该严肃处理。
经县委研究后，把此事通报全县。
一年多来，对利用特权，大吃大喝的事，全县通报批评过四、五次。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海安县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
本报通讯员吴其刚本报记者刘衡

党委成员作风正说话就灵
基建工程兵某部很快掀起增产节约热潮
今年05月初，基建工程兵某部党委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号召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可是，动员后，下面行动不起来，一些干部还议论纷纷。
党委说话为啥不灵呢？
经过了解，发现主要是由于个别党委成员党风不正，搞特殊化，引起基层干部战士的不满，心里有气，所以增产节约劲头不足。
原来，这个部队由外地调至北京，部队随军家属也陆续迁京，根据当时条件，规定住房一律由部队统一安排，不准擅自扩大住房面积和增加设施。
党委个别领导成员却嫌住房简陋拥挤，便于04月下旬，在部队施工任务紧张的时候，利用职权擅自抽调部队劳力和警卫人员，动用国家建筑材料为自己盖房，室内喷浆，安装自来水管，地面铺砖……。
上行下效，一部分干部在这位党委领导成员的影响下，也利用职权运砖弄灰，准备修整住房，增加住房面积。
这件事发生后，党委没有足够重视，认为这位同志入伍早、资格老，搞这点事不算啥。
结果，大家很不满意，认为党委要求下面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没有做到，降低了党委在群众中的威信，给部队建设和施工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这件事使党委认识到，要使增产节约运动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必须搞好党风，打铁先得本身硬，正人先要正自己，决定先从领导干部抓起。
05月中旬，党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开门整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严肃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违反规定动用国家材料私自盖房，搞特殊化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
犯错误的同志也主动作了深刻的检查，决心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挽回影响。
常委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大刹任意侵占国家财产的浪费之风，采取果断措施，凡违章建筑的房屋，立即归还建筑材料。
次日，党委又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处理决定。
党委又以此为戒，制定了搞好党风，反对特权，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约法八章”，号召干部战士监督党委成员，纠正不正之风。
党委的决定和行动，在部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干部战士纷纷赞扬党委领导为部队做出了好样子：
“党委的好作风、好传统又回来了。”
由于党委“一班人”做出了表率，群众心情舒畅，很快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热潮。
五、06月份超额完成施工任务，节省各种资金六万多元。
党委从这件事中体会到：
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说话才灵，教育别人才有说服力。
新斌玖轩

干部考核势在必行
本报评论员
对干部实行考核，是改革现行干部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
各级党委，特别是组织部门，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认真进行研究，积极搞好试点，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建国以来，我们在干部工作上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其中包括对干部的考察了解和定期鉴定的制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来得及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干部制度；
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原有的制度有的也已经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
林彪、“四人帮”竭力篡改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破坏过去行之有效的干部制度。
他们利用我们干部制度上的某些缺陷，拉帮结伙，制造混乱，搞得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明，赏罚不公。
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至今仍没有完全肃清。
一个时期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在议论：
我们有不少部门和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以及“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况。
大家认为，这种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情况，严重地挫伤着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也给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已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
现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不但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而且必须改革现行的干部制度。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要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必须有一批大公无私、精通业务、办事效率高、有组织才能的优秀干部；
而要造就和选拔这样一批干部，又必须从干部制度上作出必要的组织保证。
由于形势的发展，现行干部制度同四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建立和完善新的干部制度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第1个战役已经开始，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有步骤地进行，这就要求干部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跟上，决不能落在形势发展的后头。
搞好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只有把这件事办好了，对干部的任免、奖惩、升降才能有一个比较切实可靠的基础，也才能改变那种好坏不分、赏罚不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况。
这一切说明，干部考核势在必行。
中央提出要对干部进行考核以来，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已经根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着手试行干部考核制度，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实践证明，对干部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好处甚多：
一、有利于各尽所能，尽职尽责；
二、有利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三、有利于知人善任，发现人才；
四、有利于提高干部素质，又红又专。
一切热心四个现代化事业，关心干部队伍建设的同志，一定会积极拥护这个新的制度，实行这个新的制度。
当然，实行干部考核制度是干部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涉及的方面很广，情况比较复杂，要求也各有不同。
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
加之十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干部队伍和干部制度的严重破坏，种种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某些部门和单位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派性干扰，不很好地按党性和党的原则办事，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给实行干部考核制度带来一定的困难。
但是，对于立志革新的共产党人来说，我们决不能知难而退，裹足不前。
正确的态度是：
既勇于改革，大胆试验，又慎重行事，过细工作。
在试行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职务的干部的特点，从考勤、考能、考绩等方面提出考核标准，既要考虑统一的要求，又要从干部的现有水平出发，避免要求过高，操之过急。
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坚持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群众路线。
要针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打消顾虑，清除派性，统一思想。
要善于总结经验，及时修订考核方案，使考核制度逐步臻于完善。
可以先选择一些已建立岗位责任制、干部分工和职责比较明确、工作和生产秩序较好的单位进行试点，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各级各类干部考核的试行办法，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行。

建议定期考核干部
在我们干部队伍中，有一大批干部是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
但是，也有不少人是不肯学习，不懂业务，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
去年11月，我和一些同志到一家木农具厂了解情况。
我们问该厂厂长，这个厂共有多少人，其中工人多少，干部多少？
他说：
“我不清楚，要问劳资干部。”
我们又问他，全厂固定资产有多少，流动资金有多少，成本、费用、利润等情况如何？
他的回答仍是“我不清楚”。
这位厂长来这个厂已五、六年了，对自己工厂的情况却是一问三不知，怎么能领导好生产呢？
还有一次，在福州市召开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有一个方面的负责同志反映“三材”紧张。
当负责分配“三材”的同志问他，今年分配你们系统的钢材、木材、水泥是多少，到目前为止已提走多少？
他说，这个我不清楚。
接着又问他，你们系统今年共需钢材、木材、水泥是多少，当前哪些项目急需这些材料，需要多少？
他说，这个情况还需要摸摸底……
看到这种情况，我建议，今后各级组织部门要定期对干部进行各方面的考核，督促干部努力工作，认真钻研业务，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再听任象上边说的这样干部占据领导岗位，就会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对实现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福州市高树藩

要纠正政治思想上的不正之风
编辑同志：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党委领导班子的整顿，并听取了十一个党委班子整顿情况的汇报，对整顿党风的重要性有了较深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多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破坏，有些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开始蜕化，特殊化的现象相当严重，主要表现是：
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不接受群众的监督，不以平等态度待人。
有的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怒”；
不是“从谏如流”，而是“拒谏饰非”；
有的甚至对提批评意见的党员和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有一个单位的党委，群众在一次总结工作的会议上，对他们提了一条作风方面的意见，党委书记、副书记不顾群众意见的基本事实是对的，却抓住个别不当之词，反把群众的批评说成是“不正之风”，来了一个反批评，大会压，小会批，从此以后，三年不让群众进行批评。
有一个单位在整党时，群众给党委书记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批评，党委书记也痛哭流涕地做了检查，表示要改。
可是，整党一结束，他马上进行打击报复。
一位年纪轻、身体好、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就因此而被免职。
没有集体领导的观念，不受组织的约束。
有的领导干部，在党委内部，“霸王作风”、“家长作风”比较严重。
特别是一些“班长”、“副班长”，凌驾于党委之上，喜欢搞“一言堂”；
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个人拍板定案，自己说了算。
甚至有时一个人推翻党委集体作出的决议，还美其名曰“有魄力”。
别人稍有不同意见，就拍桌子，打板凳，严重地影响了一班人的团结，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
不搞五湖四海，不讲党性，资产阶级派性严重。
有的单位主要领导之间闹派性，不团结，常委之间长期搞不到一起，书记、副书记各拉一派，闹得人散、心散、工作散，各说各的，各干各的。
群众不满地说：
“上边分派，群众倒霉，工作受害。”
“党委一班人不是形成拳头，象个鸡爪子分了八瓣，怎么能带领群众前进？”
违背党纪国法，胆大妄为。
在有些领导同志的头脑中，林彪、“四人帮”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毒害较深，甚至说“后门不走白不走，油水不捞白不捞”。
他们认为党纪国法是管普通老百姓的，管不了领导干部。
因此，在一些单位，利用职权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贪污受贿，说假话，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违法乱纪的歪风盛行。
有一个单位的党委，原常委八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不搞不正之风，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以上情况的出现，其毒根主要在林彪、“四人帮”一伙身上。
十多年来，遵纪守法者不香，违法乱纪者不臭，坚持原则挨整，投机取巧升得快。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党的观念淡薄了，群众观念淡薄了，政策纪律观念淡薄了，而私欲、派性、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特权思想等等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却滋长和蔓延开来。
这些东西严重地侵蚀了党的肌体，腐蚀了一些干部，损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四化”而奋斗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在整顿党风的过程中，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少数领导人在政治上搞特殊化的问题，从而带领党员、群众朝气蓬勃地向“四化”进军。
刘义昌

齐齐哈尔第1机床厂
在科级干部中试行考核制度
本报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怎样搞好干部的考核工作？
齐齐哈尔第1机床厂通过调查研究，拟订了一个厂级和科级干部的考核条例，并在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四、05月份对二百七十多名科级干部进行了两次考核，初步摸索了一些经验。
这个厂是按“三项四等”进行考核和评定的。
“三项”是把考核内容分为尽职尽责、工作效果和思想作风三大项。
除目前的考核标准外，还制订了近期和远期应达到的标准。
“四等”是把考核结果分成甲、乙、丙、丁四等。
甲等为优秀干部，乙等为称职干部，丙等为需要重点帮助提高的干部，丁等是不称职的干部。
在三项考核内容中，工作效果是考核的重点。
对技术干部，重点考核他们在技术工作中有那些重要成绩、所在部门完成技术任务如何、自己在完成重点技术项目中起了那些作用。
对生产管理干部，重点考核他们在组织生产中起了那些作用，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得如何，生产均衡性和文明生产如何。
对党群干部，重点考核他们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和效果，以及思想工作作风怎样。
考核的方法，主要是考试答辩，听取群众和有关科室与车间对这些干部的反映，通过看报告、报表了解干部的工作效果，通过调查研究核实干部的工作效果和主要优缺点等。
每半年考核一次，一年总评一次。
经过两年四次考核后，进行一次全面评定。
在全面评定的基础上，赏功罚过。
这个厂根据第1次考核和1978年末的评定，在今年第1季度的压缩非生产人员和精简下放工作中，对十四名丁等干部免去了现职，保留级别，下放做一般工作。
另外十二名丁等干部留任现职，给一段时间继续考察。
已下放的干部，仍按科级干部管理，待遇不变，表现好，进步快，可在适当时机再提上来任职。
有四名突出的甲等干部，分别提拔担任了领导工作。
在对干部的考核中，这个厂还注意做到五个结合。
一是经常了解和定期考核相结合。
二是组织部门考核和基层党支部考核相结合。
三是考核同使用相结合。
通过考核，注意发现和掌握干部的专长及特点，在尽量保持干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做必要的调整。
四是考核与教育相结合。
通过考核发现干部的问题后，及时进行教育。
每次考核后，党委主要领导同志都主动找干部谈话，进行具体帮助。
五是考核同培训相结合。
他们针对现有科级干部文化业务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缺乏的情况，厂和车间两级都办了培训班，培训了不少干部。
通过一年来的实践，这个厂体会到，对干部进行经常的定期的考核，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可以做到知人善任。
经过两次考核，对每个科级干部的长处、短处、特点，是否有真才实学，比过去了解得清楚了，这样用其所长，适当调整，使一些单位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是可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每次考核，对干部都是一次促进，绝大多数干部都有所进步，出现了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新气象。
尤其实行了赏功罚过，有升有降，对干部特别是对后进干部触动较大。
三是可以促进干部向更高的目标奋斗。
通过考核，使干部感到，不努力学习就要掉队，从而增强了刻苦学习、钻研业务的自觉性。

做学习法律骨干当遵纪守法模范
福州部队举办师以上干部法律集训班
据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领导机关最近举办师以上干部法律集训班，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成为学习法律的骨干，遵纪守法的模范；
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把法制教育作为下半年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掀起宣传法律、学习法律的热潮，使部队指战员人人成为知法守法的模范。
在学习中，参加集训班的同志回顾了近十几年来部队执法守法的情况，认为要贯彻执行好国家法律，首先必须在指战员中广泛开展法律宣传，加强法制教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从上到下，树立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
其次，要充分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发动指战员通过各种途径监督法律贯彻执行，特别是监督各级领导机关执法守法；
三、选调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司法机关，建立一支办事公正、坚持原则、业务熟练的坚强的干部队伍。
在学习中，参加集训班的同志还通过解剖典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看到领导干部带头执法守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说，遵纪守法好不好，关键在领导。
哪个单位领导干部法制观念强，模范作用好，哪个部队遵纪守法就好，风气就正，战斗力就强；
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部队就会执法不严。

公安部门执法严明领导干部严于律己
安徽省广德县依法拘留聚众闹事为首分子，有关领导干部主动送子投案并检讨对子女教育不严，县城社会秩序为之一新
据新华社合肥08月07日电安徽省广德县公安部门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最近依法对一些聚众闹事、打架斗殴的为首分子实行治安拘留处理。
在这些被拘留者当中，有几个是县里部、局领导干部的儿子。
这些打架斗殴的为首分子目无法纪，胡作非为，持刀行凶，闹得县城很不安宁，广大群众极为不满。
当公安部门要对他们，特别是要对县里几位领导干部的儿子实行治安拘留时，立即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
有的说：
“你们是吃了豹子胆还是老虎胆，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是，广德县公安部门决心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是谁，坚决按照法律办事。
在中共广德县委的帮助和教育下，这几位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子女犯错误的处理，主动把儿子送去投案。
中共广德县委常委、广德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雷兴隆当时正在外地住院疗养。
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犯了打架斗殴的严重错误后，立即打电话回来，要求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严肃处理，并在公开处理那天赶回县城，亲自找到县委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沉痛地检讨说，他没有教育好子女，是一种失职的表现，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群众。
第2天，他又亲自到农村去看望被他儿子打伤的那位青年社员，表示道歉和慰问。
董学良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干部。
他的儿子被拘留后，他在写给县公安局的信中说，通过这一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做父母的对子女不仅有抚养的义务，更有教育的责任。
养子不教，父母有过。
特别是身为老党员，更要时刻想到自己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所承担的重要责任。
他还给儿子写信，严厉责成他老实地承认过错，悔过自新。
县林业局长张现国不仅正确对待对他儿子的处理，而且在他儿子释放后，立即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对儿子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
当地干部和群众高兴地说：
县委大公无私，公安部门执法严明，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不庇护儿子，这样刹歪风就刹得住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就好抓了。
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一些参与打架闹事的青少年自动到公安局、派出所和有关部门承认错误，交代问题；
有的家长主动把儿子找回来，送到派出所让他作检讨。
现在，广德县城关镇的社会秩序为之一新。

北京——承德航线正式通航
据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为了适应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民航北京管理局新开辟的北京至承德航线，将于08月08日正式通航。
这条航线全程二百五十多公里。
根据旅客情况，每周将有数次不定期航班。
从北京到承德，多为崎岖山路，乘坐火车需七个多小时。
这次民航北京管理局开辟空中航线后，旅客乘坐轻便灵活的“双水獭”飞机，只要飞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在正式开航之前，进行了两次试航，飞行平稳舒适，情况良好。

原第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邓洁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送花圈，余秋里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原第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邓洁同志，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摧残成疾，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9年07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邓洁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叶剑英、李先念、陈云、乌兰夫、余秋里、彭真、谭震林、蔡畅、肖劲光、康世恩、姚依林、康克清、陆定一、李维汉，以及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送了花圈。
余秋里、康世恩、姚依林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主持，轻工部副部长谢鑫鹤致悼词。
悼词说，邓洁同志是湖南省安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邓洁同志曾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5届、第7届、第8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政协第3届、第4届委员会委员。
悼词说，邓洁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在大革命时期、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许多负责工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邓洁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担任过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轻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
特别是在手工业的恢复、改造、发展工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办法，为推动手工业和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修复南昌烈士陵园
南昌烈士陵园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方志敏烈士墓就座落在这里。
解放后，党和政府花了不少的人力和物资建设陵园，每年清明节前后，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扫墓和献花圈，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好端端的南昌烈士陵园被糟蹋得破碎不堪。
公墓前面的山坡上，被一所师范学校占领，建校舍，平操场，办农场，占地数十亩。
墓地杂草丛生，有的碑文字迹模糊，台阶地面水泥破碎，不少树木已经枯黄歪倒。
在紧靠墓碑前面的空场上，还有两大堆垃圾。
烈士墓成了垃圾场。
公墓两侧原有两幢砖瓦房，是供瞻仰烈士墓的群众休息的，现在已是断壁残墙。
不少群众气愤地说：
“这哪里是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离市区十多里路，原有公共汽车，现在也停了。
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
为了人民的解放，成千成万的先烈在这块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希望省、市有关部门尽快把它修复好，使之真正成为教育青年一代的好课堂！
南昌手表厂工人吴有荣

快给砀山酥梨安排出路！
砀山酥梨脆甜可口，中外驰名，深受人民喜爱。
近年来，砀山果树面积逐渐扩大，除国营单位外，各个社、队都有所发展。
初步估计，今年全县可产酥梨一亿二千多万斤。
但是，眼看采收季节就要到来，运销工作尚未落实。
以砀山园艺场为例：
全场今年可产酥梨七百多万斤，目前，销售量仅落实二百五十万斤。
广大职工看着满园满树的果子发愁。
砀山酥梨皮薄，水分大，含糖量高，但却易碎，易腐，近年来，因运销安排不及时，每年都大量腐烂。
有些需求单位派采购人员来，由于要不到车辆，只好回去。
有的虽然收购了，因车辆迟迟不能落实，只好眼看着果子毁掉。
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用烂梨酿酒，没有条件的只好作猪饲料，或作肥料。
这实在可惜。
希望商业、运输和外贸部门多为砀山酥梨想想办法，安排些出路。
砀山县园艺场王克整

提高送煤工人的社会地位
《为送煤工人呼吁》一信，好极了！
说出了我们送煤工人的心里话。
可是，过去报纸和文艺刊物却很少宣传我们这一行。
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反映，唯独我们送煤工人生产和生活反映极少，哪怕是一支歌也少有。
希望报纸和其他宣传机构多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提高一下送煤工人的社会地位。
北京朝阳区煤炭
管理处吴桂宝

李副主席会见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称赞赞比亚共和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朝气蓬勃的国家”。
他说：
“赞比亚人民一定能把自己国家搞好。”
李先念副主席是在会见由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卡巴萨·马卡萨率领的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今年年初，李副主席曾访问了赞比亚。
李先念副主席说，赞比亚拥有丰富的铜矿、森林和其它自然资源，这给赞比亚人民提供了发展民族经济的有利条件。
他说，中赞两国过去都蒙受帝国主义的长期欺侮，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语言。
他对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派出以马卡萨为首的重要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交流经验，表示热烈欢迎。
李先念副主席还向赞比亚朋友介绍了我国当前农业的情况和发展农业的设想。
马卡萨团长感谢中国共产党邀请他们来中国访问。
他说，这次我们来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农业和其它各条战线上的成就。
在参观中，主人们告诉了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对我们很有教益。
李先念副主席说，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国的经验只能靠各国人民自己创造，别国的经验只能参考。
李先念副主席请马卡萨团长转达华国锋总理和他本人向卡翁达总统和利苏洛总理的良好祝愿。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赞比亚大使葛步海等，参加了会见。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姆翁德拉和夫人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后，李先念副主席设宴招待赞比亚贵宾。
（附图片）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胜利完成首次全球大气试验观测任务
“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调查船回到广州
据新华社广州电国家海洋局“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两艘海洋科学调查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艰苦奋战了六个多月，胜利完成了首次全球大气试验观测任务，于07月18日和22日先后回到广州。
首次全球大气试验，是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科研协作活动，由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有一百四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采用了各种最新的观测和通讯手段。
这次试验，对于研究全球大气结构、建立有效的气象观测网等，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分工，我国这次除了提供国内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外，还派“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两艘船到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海区，进行高空气象、海面气象及水文观测工作。
我国的海洋、气象科技人员又乘风破浪，冒着酷热，穿越赤道南北，共航行六万多海里，胜利完成了这次观测任务。
总计完成了一百六十八个站点的调查作业，向世界气象组织拍发了一千一百七十八次观测电报，寄送了六百零七盘高空气象观测记录磁带。
世界气象组织有关大气试验负责人在来函中，赞扬了这两艘船的观测质量，对他们获取的资料表示满意。

送煤也要机械化
看了06月22日刊登《为送煤工人呼吁》的读者来信，深受感动。
十几年来，没有人为我们讲一句话；
今天你报登出了正义的呼声，使我不禁热泪盈眶，多年沉积的千思万虑，一齐涌上心头。
我是1972年调到成都市煤建公司的青年工人，一直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先是当煤厂机修工，后来又搞技术革新工作。
通过实践，我体会到，我们送煤工人名义上是财贸职工，实际干的工作比有些搬运工人还重。
每月平均产值只有七十五元，除去修车费、劳保、福利、工资等，对国家的贡献就不多了。
这可能是不受上级重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送煤全靠人力三轮车。
公司最近买了两辆小三轮汽车，但装卸还得靠人，所以效率只提高百分之十。
除去维修、燃料、养路费等等，反而亏损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收回二百元的运费，要花去三百元维修、燃料费。
这样的机械化谁欢迎呢！
但成都市的楼房越来越多越高，居民住房高达七、八层，不改革送煤技术怎么行呢！
我们准备设计一种“汽车吊”，但有人说，你搞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多余的人干什么！
况且我公司除了一台土制车床和一台掉了牙的小台钻外，设备一无所有，困难很大。
最近我们自己设计、组装了一台简易送煤上楼机，说了很多好话，请外单位替我们加工，加工费竟高达一千七百多元。
实在是难啊！
难道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不包括我们这行吗！
不然为什么我们一片热忱，就没有人伸出援助的手呢！
四川成都市东城区煤建公司青工李小根

重庆市委“常委接待日”见闻
——兼答“重庆市一读者”的提问
本报去年12月15日报道了重庆市委建立“常委接待日”制度后，曾收到署名“四川省重庆市一读者”的来信，反映他在12月20日（星期三，常委接待日）晨去接待站时，天还未亮，已排了五、六十人的长队。
天亮后，人愈来愈多，秩序混乱，到处都是人，都在找常委。
他认为，这种“常委接待日”制度是“走过场”的骗人做法，不解决问题。
这位读者还说：
“请宣传部门再不要愚弄读者了。
即使市委常委全体全天接待群众，也应付不了。”
现在，把我们实地调查“常委接待日”的见闻，介绍给大家，兼答“重庆市一读者”。
06月上旬，我们在重庆正赶上06月06日（星期三）这个“常委接待日”。
我们吃过早饭就去市委接待站实地观看。
这时市委信访处四层小楼的楼底和小小的楼院已经到处是人，接待员正在四、五个地方和来访者初谈。
二楼是分口接待处，由工交、财贸等口的人接待经过初谈、应由他们处理的案件。
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位女干部在倾听一位来访者的申诉，这就是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聚珍同志。
这天轮到她接待。
离开接待站，我们又访问了工交部、公安局等处，也都有常委、局长等在接待。
有趣的是机械局，我们到时已经十一点半了，局长韩书城的办公室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面红耳赤地和他“吵”，他也打着手势和她争执。
说话很快，究竟“吵”些什么，不太清楚。
最后，不知是她理输了还是胜利了，情绪比较平静而略带笑容地结束了“上访”。
重庆市委“常委接待日”制度建立于1978年09月。
有七名市委常委和四名市革委副主任轮流值班，每逢星期三有一人到信访处接待来访群众。
截至今年05月底，三十八个接待日接待了三十二个，有六次因事没有坚持，接待来访九十一人，其中三十四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余下的在处理中。
重庆市委信访处一般每天接待来访百余人，“常委接待日”平均二百多人。
正如读者所说，“即使市委常委全体全天接待，也应付不了。”
但是，他们并不象一般接待员一样敞开接待，而是有选择地专门接待信访部门推不动、定不了的老大难问题。
06月06日来访者当中有位叫郑华麟的老工人，他的问题就是许多老大难问题中的一个。
他原是重庆港务局长江四一一号轮轮机长，解放前后在轮船上工作了四十年。
只因家中有四、五亩地，土改时错划为“吊脚地主”。
清队中抓住这点，把他开除公职，送江津原籍监督劳动。
八、九年来，他年年向有关部门申诉，都未得到解决。
直到1978年03月，有关单位仍坚持原结论不变。
市委信访处曾召开有关单位开会研究，要求组织复查。
但是他们借故推诿，不予解决。
市委秘书长许佳陆同志审阅了有关材料后指出：
落实政策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决不能因某些人思想不通，采取抵制态度而罢休。
此案由市委直接调卷复查。
由于市委态度坚决、明朗，在复查的同时，加强有关单位的思想教育工作，共同研究，终于给郑华麟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多年的冤案得到合理解决。
这天，他到信访处是表示不愿退休，想为四化贡献一点力量。
开始实行接待日时，秩序是有些乱。
特别是报纸上报道后的第1个“常委接待日”，来访群众猛增到六百余人。
有人埋怨说：
“接待就接待嘛，登报干什么，你看招来了这么多人。”
市委书记丁长河同志听到后，当即召开部分部、区、局负责人会议，解释说：
“今天来访的多，说明有问题存在，登不登报迟早都是要来的；
同时也说明群众对常委的信任。
来访的多，这是好事，大家应高兴地接待。”
他还组织人力突击接待。
在市委的推动下，一些区、县和部门，也都陆续建立了领导同志接待来访日的制度，信访工作面貌一新。
市机械局是变化较大的一个单位。
过去，市机械局的信访工作无人管，群众来信随便乱丢，有时嫌碍事就烧掉了。
市委在清查积案中发现此事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局党委也吸取教训，建立、健全了信访制度，工作大有起色。
去年09月以来，韩书城同志亲自批阅来信六百九十多件，参加研究重大案子六十五件。
有时他还深入工厂调查问题，到工人家中回访，亲自解决问题。
重庆市委“常委接待日”制度基本上是坚持下来了，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个别人对这种做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值班时不主动；
有的接待完就算了，没有一抓到底，把问题解决；
有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抓住典型推动一般；
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制度要不要坚持下去有怀疑。
市委准备小结一下，让大家各抒己见，搞通思想，坚持下去。
许佳陆同志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他说，直接听取群众的呼声，首先是改变了人们对上访人员的看法，认识到多数上访者确实是有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是额外负担；
亲自听了感受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心中有底，做工作时理直气壮，快刀斩乱麻。
有些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原因之一就是下边各说各有理，领导人分不清是非曲直，态度模棱两可，下不了决心。
他说，领导干部定期接待来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将来积案处理完了，还会有新的来访，这条渠道要常通。
本报记者

伊朗外长揭露苏联插手库尔德斯坦问题
埃报指出苏联核潜艇开进亚丁港进一步暴露它对中东的野心
新华社德黑兰08月04日电据《德黑兰时报》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雅兹迪对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库尔德斯坦问题上证明有外国插手。
他说：
“在革命之后，在库尔德人手里找到来自大门敞开的兵营的M—1和G—3式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俄国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出现的时候，这就清楚地证明外国的干涉。”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防务问题时说：
“我们不需要一支四十万人的军队。
我们需要一支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的边界而不干预国内事务的机动军队。”
关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他说，如果美国希望表明它所声称的对伊朗革命的好意，他们必须表明其立场，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
总之，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我们认为，向后退一步就是对这一伊斯兰革命的背叛。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方区域性合作发展的经济安排时说：
“在地区性发展合作组织存在之前，我们同巴基斯坦就有良好的双边安排，我们当然希望今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他说：
伊朗和土耳其“有良好的关系，他们卖给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我们将向他们供应石油”。
他在谈到伊朗同阿富汗的关系时说：
“他们已陷入了内战。
虽然，无疑有着我们革命的间接反映，那就是革命鼓舞了穆斯林的事业，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卷入他们的战争。”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同伊拉克的关系时说：
“我们同伊拉克人民一直是亲近的，而同政府的关系冷淡了。
然而，我们通过停止双方的宣传运动为改善关系作出了良好开端，现在，我们必须坐下来，解决其他问题。”
新华社开罗08月07日电埃及《消息报》今天就苏联导弹核潜艇到达亚丁发表社论说：
“在中东地区利害冲突的形势下，苏联核潜艇来到亚丁完全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
社论说：
“苏联在亚丁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牢固地站住了脚。
亚丁已经变成了有强大军备的苏联基地。”
社论说：
“苏联现在用核舰队来竭力加强这个基地上的军备，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要从非洲之角来控制非洲的入口，另一方面又想要从亚丁控制到阿拉伯半岛的通道。”
社论说：
“毫无疑问，由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丰富的油田，阿拉伯半岛对苏联特别重要。
控制阿拉伯的石油资源是苏联实现它对中东的野心和利益的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08月07日上午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著名作家井上靖、日本著名美术史学家宫川寅雄等朋友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中苏1979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08月06日在莫斯科签字。
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
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
苏联外贸部代理部长伊·费·谢米恰斯特诺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田曾佩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08月07日晚设宴招待日本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井上靖等一行六人。
（据新华社）

孟国民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由米尔扎·古拉姆·哈菲兹议长率领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离开广州。
孟加拉贵宾是08月02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昆明、广州访问的。
他们在这三个城市访问时分别受到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鲁大东、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的热情接待。

日本北海道群众集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北海道根室市等地四百多名渔民、农民、青年和妇女，今天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苏联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
根室市长寺？
伊？
雄在集会上讲话时说：
苏联非法占领北方领土侵犯日本的独立和主权，“是对日本的侮辱。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开展持久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
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在写给这次集会的一封信中说：
“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是顽固的。”
“现在需要开展持久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
我将以新的决心带领北海道人民作出努力。”
原北方领土上的居民、农民、青年和妇女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强烈抗议苏联在北方领土上修建军事基地，表示决心把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进行到底。

泰副外长重申不承认韩桑林政权
据新华社曼谷08月06日电据泰国《民意报》今天报道，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最近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泰国不承认韩桑林政权。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它呢？
联合国至今还没有承认。”
他说：
“我们不知道韩桑林是谁，他来自那里，人民是否承认他？”

美国社会初探（三）
金凤
“好，再来一个”
在美国访问期间，处处使人感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现在又添了新枝。
在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家的小花园里，才旦卓玛应美国朋友的要求，演唱了西藏民歌。
她那优美、嘹亮的歌声，在初夏的黄昏中回荡，激起美国朋友热烈的掌声。
这时，隔壁花园中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清脆的声音：
“好，再来一个。”
树枝编成的密密的篱笆，使人看不清这位美国小朋友。
我们请他过来，他害羞不肯。
才旦卓玛站到篱笆跟前，为这位不露面的小朋友唱了一首云南民歌。
篱笆那边传过来一阵笑声和激动的“谢谢，非常谢谢！”
的喊声。
虽然我们没有同他见面，但是在这位美国小朋友幼小心灵里，显然已经播下了中美友谊的种子。
从华盛顿去纽约途中，坦普尔大学副教授兼一家农场的经理韦格纳先生带了他的三个男孩，特地赶来迎接我们到他家作客。
天色已晚，开始下起雨来，愈下愈大。
我们冒雨前进。
到了他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有他的母亲、妻子、哥哥、嫂嫂、外甥，还有他邀请的二、三十位朋友，气氛十分热烈。
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对新中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交谈中，话题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谈到计划生育，从中国有没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谈到妇女的服饰、儿童的教育……美国朋友们实心实意地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希望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避免苦恼着美国人民的一些缺陷和弊病。
韦格纳先生的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对我们尤其热情。
她有五个孩子，十七个孙儿孙女。
她的第4个儿子在香港经商，和中国妇女结了婚。
她笑着说，她和中国人是亲戚。
韦格纳先生是她最小的儿子，和她同住在一座楼房里，但有门隔开，分开生活。
老太太独自住一楼一底。
虽然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老太太自己做饭，自己开车买东西，自己收拾住房，还担任儿子经营的农场的会计。
儿子付给她会计的工资。
前些日子，她摔了一跤，腿受了伤，她的孙子照顾她一段时间，她按小时付给他工资。
这种家庭关系我们听了不免有些奇怪，在美国却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遇到不少在中国工作过或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
两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阻隔，现在重新来往，他们感到格外高兴。
麦迪逊市密尔策医疗仪器公司的一位总工程师谈到他在二次大战时在中国呆过半年，帮助中国培训青年技术人员，他非常喜爱他们；
随后一段时间，中美交往中断了，这使他十分难过；
现在，通往中国的大门再一次打开了，他非常高兴，真诚希望中美人民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
不少美国人愿意了解新中国，认真地研究新中国。
纽约市伯纳德学院一位女教授热情地说，二次大战以来，中国一直在变，她一向把中国当作社会正义的模范。
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去年二次访问中国，在河北饶阳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五公大队住了两个月，研究人民公社，回国后写了书，即将出版。
在洛杉矶美中友协总部，陈列着许多介绍新中国的书籍、图画。
美中友协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在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分会，今年准备组织七十七批、三千八百人访问中国。
美中友协除少数专职人员外，大部分是志愿工作人员。
一位女摄影家每天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四点搞她的专业摄影，余下的时间为美中友协义务工作。
1972年，她随美国第1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三星期前，她又刚从中国回来。
我们还听说美中友协的一位青年朋友，一年做半年工，挣了工资在其余半年中开展友协活动。
这些美国朋友为浇灌美中人民友谊之花，费了多少心血！
应该说，这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方面。
思考和探索
作为新中国第1个访问美国的妇女代表团，我们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各界的妇女，和她们探讨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妇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过去，美国妇女不少安于当家庭主妇，现在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愈来愈多，妇女就业面扩大了。
她们开始冲破传统职业的禁区，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少妇女担任了领导工作。
妇女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解决专业训练、寻求职业、婚姻、保健等切身问题。
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会见一位波士顿来的女士。
她和十名妇女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合作社”，收集材料，写了一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自己》，提出了医疗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这书现在已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两年中发行二百万册，还出了十三种外文版。
许多妇女研究中心和研究妇女的学说在美国纷纷出现。
妇女们要求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争取社会承认妇女的价值。
当然，许多还停留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和知识妇女的圈子里。
个别的开始走向社会。
我们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两位女研究生。
她们利用假期，两次到堪萨斯州调查墨西哥族女工的罢工情况。
她们准备今年08月到中国来研究妇女劳工问题。
有见解的妇女开始接触到问题的根源，认识到美国妇女受资本主义压迫。
美国妇女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怀有浓厚的兴趣。
她们常常引用中国的名言：
“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使她们十分羡慕。
因为她们现在还在为争取通过男女“权利平等修正案”而斗争。
在美国国会会见女议员时，当我们谈到中国人大代表中有七百四十二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百分之二十一时，一位女议员忍不住捏起拳头，高呼：
“我们也要争取！”
因为，在美国四百多名众议员中，妇女只有十六名；
一百名参议员中，只有一名女参议员。
在美国，妇女要争取到一定的地位和成就，只能靠个人奋斗。
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才旦卓玛过去是农奴，今天担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这个动人经历吸引了美国妇女。
担任有七千工人的北京第1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廖秉瑛被介绍时，总是引起美国妇女的一片欢呼。
她们好奇地问她：
“工厂里的男子是否服从你的指挥？”
她们感叹，美国妇女只有比男子加倍能干，才能担任同等的职务。
美国妇女对中国提倡男女分担家务也很感兴趣。
在美国，大部分妇女仍然要单独承担家务劳动。
不少有专业知识和事业心强的妇女，得不到男子的谅解和合作，只好牺牲家庭生活。
在旧金山和我们共进晚餐的一位女记者，由于晚上经常要采写稿件，不能回家准备晚餐，料理家务，同居的男朋友就和她分手了。
美国朋友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
当她们听到我们介绍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新中国通过的第1个法案就是婚姻法时，不免感慨美国的婚姻、家庭相当动荡，妇女首当其冲，常常受到很大痛苦。
我们在麦迪逊市妇女饭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妇女。
她告诉我们，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
第1次结婚，丈夫对她不忠实，还虐待她，不得不离婚；
第2次结婚，丈夫是一位学者，虽然外表文雅，还是压迫她，只得再离婚；
现在，她是第3次结婚了。
我们告诉美国朋友，中国还是不发达国家，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至婚姻、家庭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
这是美国妇女界的朋友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旧金山郊区度过的。
当我们驱车回旧金山时，远远看到这个海滨城市灯火辉煌，映入海面，宛如满天繁星倒落银河，景色十分美丽。
凝视着这动人的夜景，蓦然想起困扰着美国的能源问题，忽然想道：
假如电力中断，这里就将是一片黑暗！
这旧金山的夜景，不妨看作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象征。
在它五光十色的表面繁荣下面，潜藏着政治的、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种种危机和问题。
正如卡特总统谈到美国的“信心危机”时所承认的，“我们越来越怀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义”。
美国社会的牧歌时代走向结束，人们正在思考和探索。
这也许可算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

耿飚会见美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以弗吉尼亚州副州长查理斯·罗布为团长、美国前总统福特的特别助理彼得·麦克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是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在中美建交后派出的第1个访华团。
代表团是在08月04日抵达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曾会见了全体团员，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对外政策。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无锡参观访问。

耿飚会见阿拉伯也门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8月06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卜杜·奥斯曼，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奥斯曼大使向耿副总理递交了萨利赫总统致华国锋总理的信件。

西方国家继续营救漂泊海上的越南难民
本报讯最近几天以来，意大利、美国及法国等国家，继续派遣舰船营救漂泊海上的越南难民。
据路透社07月31日从吉隆坡报道，漂泊在公海上的七百五十名难民在当天被专门搭救遇难船民的三艘意大利海军船只搭救了。
据法新社在07月31日发表的一条报道，爱丽舍宫发言人皮埃尔·恩特指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接见法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互助全国委员会主席让—雅克·伯克勒时强调指出：
面对这一悲剧的恶化情况，法国立即采取了行动。
它仅在07月就接收了三千多难民，使自1975年以来在它的土地上避难的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的总数达到六万四千名。
由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导弹巡洋舰“英格兰号”、导弹驱逐舰“帕森斯号”、护卫舰“诺克斯号”和加油船“沃巴什号”组成的美国第7舰队的一支特遣队，在07月28日上午装载着从南中国海救起的六十多名越南乘船难民驶入泰国湾的游览胜地帕塔亚。
在这之前，在菲律宾附近海面上，这支特遣舰队又救起了四十四名越南难民。
前越南海军的下级军官裴文儒被搭救后在这艘美国海军补给船上对记者说，他是越南血统的人。
他带着他的妻子、十个孩子和七个亲友乘一条小渔船离开了越南。
他之所以能够逃出来是因为他是政府雇佣的渔民，并且设法把他的一家偷偷地带上了他的小船。
这批人当中的陶文忠今年二十二岁，大学生。
他对记者说，他们不敢携带妇女和小孩。
因为他们害怕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朔庄附近遇到越南的巡逻艇。
杨清平现年二十六岁，前南越空军驾驶员。
他说，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工人以通过巡逻艇的检查。
他对美国海军的翻译说，他们在他们偷来的船外安装了另一部发动机，以便能够超过寻找企图逃跑的越南血统的人的巡逻艇。
他们有几次受到追逐，但是终于设法加速逃掉了。
他说，“我的父亲也说，我必须逃跑，并设法从国外帮助我的一家。”
这个小组把钱凑在一起，在黑市上购买了粮食和为他们的船购买燃料。
“有很多黑市，卖什么的都有。”
他们抱怨他们没有工作做，而物价不断上涨。
（附图片）
法国的医护船“光明岛”号营救了漂流在南中国海的八百三十七名越南难民。
法新社照片（新华社发）

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援引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的电台广播说，赤道几内亚已经成立了由前国防部副部长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领导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取代08月03日政变中被推翻的马西埃政权。
据广播，姆巴索戈保证新政权“尊重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他还宣布将“释放一切政治犯”。
电台说，“全体驻军都拥护政变后成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据报道，西班牙外交部08月05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已派一个外交代表团去赤道几内亚，同新领导人研究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提供援助问题。
赤道几内亚同西班牙是在1977年03月中断外交关系的。

越逃港人士谴责越当局侵柬和压榨人民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据香港《南华早报》最近报道，不久前从越南海防乘船逃亡到香港的越南军官阮文洪和电影女演员黎氏蕙在香港发表谈话，谴责越南当局对外侵略柬埔寨，对内压榨人民，弄得民不聊生。
报道说，阮文洪和黎氏蕙都是越南族（京族）人。
阮今年四十二岁，曾经是越南军队的高射炮手，击落过美国飞机，打死过美国侵略军。
黎今年二十四岁，是河内拥有观众的女电影演员。
报道说，“阮文洪在谈话中谴责越南当局的罪行。
他说，经过了三十年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者（的战争），越南人民盼望休养生息，建设自己的国家。
但是，当局却以‘解放’的名义侵略柬埔寨。”
“他控诉越南当局剥夺人民的自由，使人民饥饿。
他说，‘去年整整六个月，没有人能买到一粒大米。
’他谴责越南当局为这一切失败寻找替罪羊，把它归咎于美国人和中国人。”
阮文洪说：
“在越南，现在有大规模的反政府地下活动，至少在北方是这样。
我敢说，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希望离开祖国。
如果第2次革命爆发，现政府将垮台！”
报道说，“电影女演员黎氏蕙说，她过去曾拍过反美影片，她爱自己的祖国，相信社会主义。
她现在感到沮丧、失望和恐惧。
她沮丧，因为他们必须离开亲爱的祖国；
她失望，因为他们梦想的社会主义变成一个贪污腐败的体制；
她恐惧，因为他们可能要到美国……。”

阿富汗政局不稳
雪元
随着苏联加紧插手干预，阿富汗的政局严重不稳。
08月05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中心爆发激战。
据报道，政府军出动了坦克、装甲车、苏制米—24式直升飞机、苏七歼击机等来对付反政府的武装。
战斗从巴拉希萨尔军营周围，逐步扩大到喀布尔的其他地区，激战持续了四小时。
据认为，这是阿富汗现政权在去年04月执政以来，在喀布尔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
现在，喀布尔的形势紧张。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全国二十八个省里差不多都发生阿富汗穆斯林武装同政府军的战斗；
在喀布尔，“到处是军队”，阿富汗军队的三分之一左右驻在喀布尔；
指挥交通的警察“身上别着手枪”，每晚实行戒严；
在电台大楼和前王宫附近“有坦克在那里”；
“不安全的状况”引起“粮食匮乏”，“农产品价格上涨”；
居民已有近两个星期得不到“烧柴”；
出城的所有道路“都设有路障”，“军车队不断往返于首都和各省之间”，公路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袭击”，在好些地方阿富汗军队“只靠着车队行动”；
政府控制的区域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五；
驻阿富汗的美国使馆已在有计划地撤退非必要的官员及其眷属，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已准备好了紧急撤退计划；
塔拉基总统不久前已从他首都的官邸搬到了郊外几英里处的一个兵营里……西方观察家认为，阿富汗的形势表明，阿富汗政府现在“只是靠刺刀来维持”。
四个月来，由于局势动乱，阿富汗政府已两次进行改组。
03月27日，外长阿明接替总统的兼职，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兼外长，组成了十八人的新内阁。
当时此事被认为是阿富汗政府遭受的“首次失败”。
时隔一天，29日，阿富汗革命委员会又宣布成立了由总统自任主席的阿富汗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西方观察家认为，宣布这件事就“等于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07月28日，阿富汗总统又发布命令，任命总理阿明兼任国防部长职务，随时向总统汇报情况。
他所兼外长一职由原副总理兼卫生部长瓦利改任。
之后，总理宣布了改组内阁，调换了六名部长的职务。
西方认为，此次新任命和政府改组，反映了政府对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日益发展和政府内、人民党内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深为“担忧”，意味着“政界人物重新获得了对国防事务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加紧干预阿富汗局势。
在阿富汗的苏联“顾问”人数迄今已达五千人。
据报道，前一时期至少又到了二百名装甲部队的专家。
在05日喀布尔市内发生激战时，据报道，在离市中心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巴格拉姆机场有苏联人员，显然是苏联军事顾问，“据信这些人是在指挥空军行动”，镇压军队的又一次哗变。
然而，塔斯社却说喀布尔市内的激战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反动派以及前封建主的走卒”搞的挑衅性袭击。
苏联《真理报》进一步威胁说什么邻国对阿富汗的“干涉”只能引起阿富汗“朋友”的“关注”。
对于苏联的加深卷入阿富汗内政，美国发出了警告。
08月02日，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一篇经卡特总统批准的讲话中说，对阿富汗，外国“不要进行干涉”，“不要设法把外国的主义强加给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很深的人民”。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是不会放弃它控制阿富汗的打算的。
联合国一位西方的代表说，“阿富汗是苏联战略计划中的一环”，苏联人显然企图在这里打开进入印度洋温暖水域的通道，因为他们要实现沙皇的老计划；
然而，苏联军事领导人很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的全面抵抗”。
一位欧洲外交官估计，俄国现在面临着六十年代美国在越南遇到的同样的“两难处境”。
一位亚洲外交官说，“喀布尔”这个名字，据说意思是“玫瑰花上一滴水”，但是对苏联来说，它完全可能成为“高山中的一滴血”。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气氛仍然紧张
坦克装甲车在街上巡逻，军用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
新华社北京08月07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05日发生暴乱后，目前市内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坦克、装甲车在街上巡逻，军用直升飞机仍在空中盘旋，全市实行了通宵戒严。
合众国际社06日从伊斯兰堡报道说，05日，穆斯林武装“试图攻占首都市内的一个大型军事设施。
他们得到了哗变士兵的支持。
那些士兵带着武器参加了对塔拉基主席的政府的战斗。”
这家通讯社还说，“据喀布尔电台报道，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喀布尔巴拉希萨尔城堡的兵营附近，这表明有些军队也卷入了塔拉基主席在1978年04月的流血政变中夺权以来阿富汗发生的一场最激烈的冲突。”
路透社报道说，巴拉希萨尔城堡里“部署着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和反坦克炮，驻扎着约一千二百名军队”。
“巴拉希萨尔城堡的这次叛乱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涉及到武装部队的第3次叛乱事件”。
合众国际社06日报道说，“从阿富汗回来的旅客说，苏联人直接参加了战斗，指挥空军袭击叛乱分子。”
“苏联制造的坦克和喷气战斗机在争夺首都的战斗中把数百名穆斯林和叛变的军人打死在喀布尔的大街上”。
据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赖斯顿0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认为，喀布尔08月05日政府军哗变时爆发的战斗“显然是一件严重事件”。
他重申美国国务院08月03日的声明：
期望“包括苏联在内的各方都尊重不干涉原则”。

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
严渭津
报载某医院因为开展了“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活动，全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改进。
这使人记起，1964年铁路上有一个车站开展过“假如我是一个乘客”的活动，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也因此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毛泽东同志早就向我们指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宗旨。
这也是我们国家里一切企、事业活动的出发点。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建国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气，一直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提倡学雷锋以后，人人都把为人民服务，自觉地多为社会尽义务作为无上的光荣。
但是，这一切都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
他们用所谓“不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口号煽动人们，使得一些人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有的甚至把自己手里掌握的“尺子、秤盘、听诊器、房子、条子、方向盘”，都当成了行使个人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再想到自己首先是人民的服务员，不再甘心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了。
所以，尽管“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比以前是大大地增加了，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精神却是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常常会碰到一副“我伺候不着你”的面孔。
在这个有关“服务”的问题上，也实在应该来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大力恢复我们的光荣传统。
象上述那个医院开展的“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活动，正是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进行正本清源、恢复传统的好方法。
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明确自己服务的对象，多为他们想一想。
我们的社会，有着数不胜数的各行各业，不论从事哪种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
如果各行各业的人都去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售货员设想“假如我是一个顾客”，管房子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急需住房的人”，领导者设想“假如我是一个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产品消费者”，制造生产资料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产品使用者”……不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在设想“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并且有组织地开展起“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的活动来，这就会形成一个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实于各行各业的群众性活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会得到大大的发扬，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就会得到改进和提高，从而我们前进的步子也就会踏实而又加大起来。
在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正确地行使自己正当的权力，而又充分意识到自己也是人民的服务员，自觉地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服务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一心想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会因此得到很大推进的。

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
〔革命回忆录〕
陈沂
1932年11月，鲁迅先生由上海来北平探亲，我同范文澜同志奉中共河北省委之命，接待先生。
除文澜同志安排先生在台静农家（地安门附近皇城根）和北平左联一些同志见面外，我曾奉省委之命，到阜成门大街先生住地去看望过先生，并代表北方文总（我当时是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党团书记，1933年01月，我调河北省反帝同盟后，由张磐石继任。）
向先生作过一次关于1931年——1932年北方左翼文化活动情况的汇报。
先生听了汇报之后，曾作过一些指示。
我首先向先生汇报了北平左联的情况。
北平左联是1931年02月在聚餐会的名义掩护下召开和成立的，到会的人，除了北平的潘训（潘漠华）、扬刚、刘尊棋、冯毅之、张秀岩和我外，还有天津、保定的代表。
在会上讨论了左联的盟章，工作任务，着重讨论了工农通讯问题，最后进行了选举，选举了以潘训、扬刚、刘尊棋等五人的执委会；
我当时是候补执委、组织干事。
会后，即着手进行分盟下面的支部建立和健全工作。
先后成立了北大、清华、燕京、香山慈幼院、财政部印刷厂、西城街道、人力车夫等二十余个支部。
在分盟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一些文学团体，对学生及群众进行“普罗”文学工作。
同时在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
这里我也向先生汇报了在北平左联成立会上大家要我讲讲我在上海听的先生《我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报告。
我对先生说，我当时不到十八岁，既没有记录稿，理解得也很不深。
但就是如此，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兴奋，知道要作一个左翼作家，必须立场坚定，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不能由左翼走到右翼。
先生听了后，连连点头。
不久，1931年05月到07月，北平市委、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左联活动也受到影响，陷于停顿。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左联又恢复了活动，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和社联、教联、反帝同盟等一起，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
为了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曾同国民党的军队官员在南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捣毁了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伪《中央日报》。
这次左联的两个负责人和其他三十多个人一起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和孝陵卫，后由上海律师公会提出上诉，国民党被迫宣布抗日无罪，予以释放。
南下示威回来后，群众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左联、社联的组织更加扩大，活动更加广泛深入。
左联出版了大型刊物《文学杂志》，不久又出版了《文艺月报》。
这两个刊物象沙漠上的绿洲，震撼了死寂的北方文坛，使胡适们大为震惊，他们不知这是从哪里杀出来的一彪人马，曾企图利用国民党进行扼杀。
社联各支部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问题，曾在师范大学组织了一次同托派门徒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公开辩论。
在左联、社联活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又成立了教联（左翼教师联合会，范文澜是主要负责人）。
当时在北平各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施存统、黄松龄等都参加了，他们差不多每隔两周就要在各大学礼堂进行一次政治、学术演讲，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抗日运动。
同时还成立了剧联、音联、美联、世界语联。
剧联的活动最为积极，聂耳、于伶、宋之的、陶也先、张季纯等都是当时剧联的领导人。
“九·一八”事变后，剧联曾演出过田汉的剧本《乱钟》及《工场夜景》、《血衣》等独幕戏。
记得在燕大礼堂演出时，剧联的同志在幕间宣传我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主张，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剧联最大的一次演出活动，是在北平东城瀛环戏院的演出。
一边是左翼剧联的人在剧院舞台上公演，一边是国民党军警在场外叫喊，从窗口向场内扔石头，场内场外进行了一场大搏斗。
最后国民党部分军警冲进了剧场，企图武力制止公演。
台下的观众一面同军警讲理斗争，一面鼓励台上的人继续演下去。
这样相持了几十分钟，台上台下一起把国民党的军警轰出了剧场，观众最后还把未卸完装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安全地掩护出了剧场。
当时剧联的领导人于伶、宋之的、聂耳、陶也先、刘斐章、萧之亮、张季纯和演员李树芬、小喜子（傅玉田）、阿邸等，都是在现场指挥战斗，组织和参加演出的。
向鲁迅先生汇报至此，我特别给先生介绍北方的左翼文化活动，远远超乎简单的左翼文化活动，而且一开始就和群众的抗日斗争相连，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相连，总的方针都是针对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
这是因为，当时由于日寇完全占领东北三省，陈兵山海关，随时有侵入关内之势，又在冀东地区阴谋活动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不仅继续不抵抗，还暗暗和日寇勾结，继出卖东北之后，准备再出卖华北。
这是同上海左翼文化活动不完全相同之处。
而且因为参加这个左翼文化活动的人，除了如许德珩等几位大学教授外，大多是学生，中、小学教师，部分工人，人力车夫和少数农民，所以这个左翼文化斗争，具备较广泛的群众性，突出的是同当前的斗争结合，不是单纯的搞文化活动。
我们当时没有条件出版更多的刊物和作品，只是把办刊物、出作品作为我们的工作之一，作为一种革命工作的工具。
最后大批的左翼文化活动者参加了党领导的张家口冯玉祥先生、吉鸿昌同志指挥下的抗日同盟军。
北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潘训同志就是参加者之一，并在那里担负一部分领导责任。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潘训同志回到天津，不久被捕，死在狱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结合群众的抗日斗争，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的斗争，我还向先生汇报了李大钊出殡、反对国民党教育改革案、高阳蠡县暴动以及北平师范大学、保定第2师范学校的学潮。
这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文总所属各联和反帝同盟公开出面号召进行的。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遗体一直未得到安葬，这在我党北方的领导机构和广大党员的心中，特别是在广大左翼文化战士的心中，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为此，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同盟、北方文总出面，在反帝同盟、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共同发起下，为大钊同志安排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盛大葬礼。
举行葬礼那天，群众聚集在西单，高举安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同志的大字横幅标语。
从停放棺木的宣武门外妙光阁淅寺起灵，通过西单大街，把灵柩安放在街口，举行群众的公祭，然后经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到香山万安公墓墓地。
沿途人们高呼口号，不断有人路祭，街上挤满了观看送葬的人群，有的还加入了送葬的行列。
尽管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前堵后截，送葬行列在西四曾一度被冲散，但最后大钊同志的灵柩胜利地安葬在万安公墓，并在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自此以后，北方左翼文化活动更加发展和扩大了。
以平大法学院为例，盟员发展到将近一百人。
反动的国民党继续实行安内攘外政策。
他们看到公开镇压左翼文化运动不行，就想来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公布了一个所谓教育改革案，停止大学文、法科招生。
针对国民党这个反动的教育改革案，北方文总号召所属文化团体，通过在各学校的支部，掀起一个反对国民党教育改革案的群众运动。
在校内举行罢课罢考，在校外发动考生举行游行示威，包围国民党市党部、市教育局，向他们递交抗议书，并要他们把这个抗议书递交伪教育部，停止这个反动教育改革案，继续让大学文、法科招生。
城市里的左翼文化活动轰轰烈烈发展，也推动了农村的农民运动。
北方的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压迫下，早已濒于崩溃、破产，农民不愿继续饥寒交迫下去，纷纷起来抗租抗税，最后爆发了高阳、蠡县的农民武装起义。
当时国民党当局派兵镇压，并逮捕了两个为首的（据说曾参加过左联、社联）押解到北平，在天桥执行枪决。
这又激起了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愤怒。
在反帝同盟的配合下，连续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由天桥直奔前门，通过西长安街，直奔顺成王府张学良驻地，向张学良抗议，要求为死者安葬昭雪，释放被捕的农民、学生。
张学良接见了示威群众，他当时说：
我和大家见面，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我奉蒋介石命不抵抗丢了东三省。
我现在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不得不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派兵到高阳、蠡县是不得已，请大家原谅。
枪决的人，大家可以抬回去安葬，政府可予以抚恤，逮捕的人查明即可释放。
张学良最后对大家说：
你们在学校内怎么闹都可以，到大街喊打倒国民党，我就不好不管了。
说到此，张学良哽咽了。
大家原谅了张学良，有秩序地退出了顺成王府。
紧接着又发生北平师范大学、保定第2师范的学潮，也都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对学校的法西斯暴政的。
鲁迅先生听了汇报之后，他起身来为我倒水，递给我两个柿饼，他说：
你不抽烟，喝口水，吃柿饼吧！
我一边喝水一边吃柿饼，然后听先生谈话。
先生首先高度赞扬了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这些活动。
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
你们这样结合群众的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还同泥腿子（农民）在一起，非常好。
陈独秀就是不要泥腿子，看不起泥腿子，不愿同国民党干的那些坏事进行斗争，遭致大革命的失败。
当谈到我们的两个刊物（《文学杂志》、《文艺月报》）请他让上海的一些有名作家写稿时，他说：
你们不要迷信名人，名人不一定写出好文章，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
然后他又说：
我并不反对你们向他们约稿，我也可以帮助你们约稿，我还可以给你们写稿。
然后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开展工农通讯活动，还要设法打入国民党的士兵中去。
对大钊同志的出殡，先生说，这也了了他的一点心愿。
对我们团结了许多教授，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工作，他表示十分满意，并要我们代他向这些教授致意。
他说：
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了不起的事。
他要我们继续做好这个工作，团结更多的教授。
他特别指出，还要团结文科教授，由教授推进到一般老师，胸襟还要宽一点。
他同时又告诫我们，要注意教授们的安全，要保护他们。
令我十分难忘的是，那时我才二十岁，在先生面前，我只能算是一个小学生，但先生知道我是奉河北省委之命去看望他，代表北方文总党团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一面不断抽烟，一面静静地听我汇报，长达三个多小时，中间没有插一句话，最后才向我谈了上面这些话。
今天回想起来，这些话还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也是我们还应该继续遵照去做好的。
我记起先生最后送我出门的情景。
老人家象送孩子出远门一样，看了门外又看，叮咛了又叮咛。
我一再请先生回去，先生始终伫立不动，一直等我走了好远，回头还看见先生在对我招手。
后来才知道，先生是怕有人对我钉梢。
回来我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向文总所属各联党团负责人作了传达，我特别向两个杂志（《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的负责人讲了先生的教导。
我在先生那里得到的是师长兼同志的爱，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愧交集。
先生当时双目注视着我，偶尔用右肘依着书桌，深深地吸一口烟又吐出一口烟，静静地听我的汇报，一点都没有打断我。
仅这一点，也说明鲁迅先生同我们党的深厚感情。
离开先生后，我真想再见先生一次。
真没想到，我又奉命去见先生。
这是为了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省委、市委决定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去包围国民党市党部，要求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志。
怎样去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呢？
省委、市委考虑，要我去跟鲁迅先生商量，请先生到中国大学去作一次演讲，斥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摧残进步文化运动，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最后请先生号召听众，去向国民党要人。
这之前，我们已派人去了解了北平国民党市党部驻地内部情况和他们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及周围警卫。
我也真没想到，当我把省委、市委的这个意思向先生说了之后，先生一点踌躇都没有，连声说：
好！
好！
好！
随即问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去。
我把党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告诉了先生，他说：
到时候你们派人来接我。
我准时去接了先生。
先生在西单二龙坑中国大学的大礼堂前作了演讲，这就是鲁迅先生在北平著名五讲中的最后一讲，也是先生日记1932年11月20日记的“午前往中国大学演讲二十分钟”。
广大群众在鲁迅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由二龙坑出发，经西单冲往国民党的市党部，包围了国民党市党部，冲了进去，找到市党部的头头，逼他答应释放我们的同志。
这是一个非常迅速、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连军警都没有来得及召唤，就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正当广大群众离开中国大学大礼堂时，我们布置保卫鲁迅先生回家的同志，已经安全地把先生送回他在阜成门大街的家。
下午，党组织又派我去为先生送别，并向先生报告包围和冲进国民党市党部斗争的经过。
先生听后，微笑了，他说：
我又做了一件象当年保护女师大学生运动一样的事。
最后我辞别先生，再三请他不要象上次那样送我出门，但最后他还是把我送出门口，还是叮咛又叮咛：
一定不要忘记泥腿子，陈独秀是看不起泥腿子和不要泥腿子的。
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问自己：
鲁迅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的感情，执行党委托的任务，难道不比一个党员还要坚强和无畏吗？
先生叮咛又叮咛，一定不要忘记泥腿子，这岂止是对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叮咛？
从先生的身上，我深深感到了先生对党的忠诚，对我们这样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爱。
这正是先生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光辉反映，也是先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美德。
这是那些讲先生为“同路人”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1979年05月13日北京天坛（附图片）北京鲁迅故居〔木刻〕彭世强

“镇江水军”砖许姬传
1953年夏，梅兰芳先生在上海思南路寓所接到扬州市文物风景管理委员会一位同志来信，赠送南宋“镇江水军”砖拓本一纸（见左下图）。
手拓甚精，还有赠者跋语：
1951年春，扬州市拆城筑路。
以旧城始因抗金而筑，曾于办事处中设有文物保管组，由鉴兼司其事。
搜得文物及宋砖极伙。
砖文中颇具丰富史料，足补《宋史》职官志、兵志及地理志之缺。
远达江西、湖北亦送砖来筑扬城。
镇江砖凡得七十余种，韩世忠麾下镇江前、后、左、右、中、水各军则占多数。
前以赴沪参加中华医史学会之便，得观梅院长《抗金兵》一剧，归检该故事当时之实物“镇江水军”砖，拓以奉赠，并求审定。
癸巳初夏鉴庭耿胤？
识于扬州
梅先生和许源来研究了跋语，知道扬州旧城是因抗金而筑的。
为了筑城，江西、湖北那么远的地区亦送砖来支援；
在镇江方面，韩世忠军队送来的占了多数。
这说明了全国各地人民抗金的高涨情绪和韩世忠抗金的坚强决心，“镇江水军”砖作了历史的见证者。
梅先生《抗金兵》一剧就是写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兵的故事。
韩世忠和金兵接战，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在黄天荡以八千人包围金兀术率领的十万大军达四十八天之久。
后来，金兀术绝江逃走，从此不敢再渡江南犯了。
这个剧本的演出，对抗日战争起了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梅先生把这张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拓本送给许源来，并说：
“你喜欢研究历史，请你保存起来，闲暇时写一篇文章交给《文物》杂志。”
源来多次谈起要写这篇文章，但因忙里难以偷闲，终于不成。
今年02月，源来弟病逝，我到上海检点遗物，看到拓本。
他的未竟之事只得由我来完成了。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