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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通过了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现予公布，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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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七月五日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七月三日发出《关于不准干扰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报》。

这个《通报》说，据有关部门反映，经中央纪委调查核实，北京某大学在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中，一些在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家长以“工作需要”为名，要求将自己的子女或亲友安排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干扰大学生的分配。
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是影响很坏。
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材，由国家按计划实行统一分配，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理应带头遵守这个制度。
但是，有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对子女进行服从国家分配的教育，反而带头干扰国家分配制度。
这种损坏党风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绝不容许危害我们事业的各种不正之风的蔓延。
在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为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今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
对其中利用职权和影响，营私舞弊，情节恶劣，影响很坏的典型，要认真追究，严肃处理。
今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应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办理，任何人不得干扰。
对那些利用职权和私人关系，营私舞弊，干扰破坏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机关和人员，学校应该加以抵制，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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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通过了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现予公布，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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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第二条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二）专门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其他专门法院。

第三条

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
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在上诉期限内当事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也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应当认真负责处理。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审判人员如果认为自己对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需要回避时，应当报告本院院长决定。

第十七条

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第二章 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

第十八条

（一）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

（二）自治县人民法院；

（三）市辖区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庭设庭长、副庭长。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二条

（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司法助理员的工作；

（三）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授予的职权范围内管理司法行政工作。

第二十三条

（一）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四）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直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辖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设经济审判庭。

第二十五条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

高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第二十八条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

第三十二条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二）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第三十三条

第三章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
在地方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报经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七条

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
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

第三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

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

第四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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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分为：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省辖市人民检察院；

（三）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

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

专门人民检察院包括：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水上运输检察院、其他专门检察院。

专门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
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第五条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
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六条

第七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法律，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二章 人民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程序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人出席法庭。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主管机关予以纠正。

第三章 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的任免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可以设置相应的业务机构。

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任免，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任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助理检察员、书记员由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免。

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设司法警察。

第二十八条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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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一次共商四化大计的会议，也是一次重要的立法会议。
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强调指出：“为了巩固我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巩固我国安定团结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充分发扬全体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并且努力保证我国在政治制度上再不存在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可以利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漏洞，迫切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这是我们建国三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人大常委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共七项法律草案，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主任向会议作了说明。
这七项法律已经会议审议通过，陆续公布，将定期实行。
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的国家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迈开了很大的一步。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国以来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其它法规，对于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摧残。
上至按照合法程序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吃够了无法无天的苦。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热切盼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
人大常委会及其法制委员会为此进行了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个法律，是吸取了以往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制定的。
它们体现了我国九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要求，体现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要很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职能。
这七项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一定会大大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化，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我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我们加强法制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法律，保障全体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仅仅把民主看作是一个作风问题，有些同志甚至把民主看作是一种点缀，可多可少，可有可无。
这显然是错误的。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让全体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背离了这个原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破坏。
这个原则决定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有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广泛、更高度的民主，应该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绝大多数人有名有实的统治。
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新中国是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影响深重，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肆意破坏，加上我们认识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我国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完善的。
这是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个亟待改变的重要方面。
这次会议通过的法律，对于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和便于九亿人民管理国家大事，作了明确的规定。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地方政权组织和选举制度作了一些重要改革：将权力机关同行政机关分开，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县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
这些改革将加强人民对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证。

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各民族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法律要保障人民的这个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四化建设的发展。
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法制受到尊重，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政治局面就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就比较快；
什么时候法制遭到破坏，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面就不那么安定，经济发展就很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各种侵犯人民权利、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安定团结的局面就遭到破坏，现代化建设也就没有保证。

这次通过的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明确规定，保护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同时也保护私人所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以及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或使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
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为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必须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
刑法对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以及渎职罪，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刑讯逼供、“打砸抢”、诬陷等罪行，都要依法制裁，这是深得人心的。
依法惩处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顺利进行。

努力保证我国在政治制度上再不存在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可以利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漏洞，是我们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全国人民寄希望于法制的最主要之点。
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够为非作歹，横行达十年之久？
为什么那些南征北战，叱咤风云，无敌于天下的老将，面对这几个小丑的诬陷只能含恨于九泉？
为什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四害猖獗的那些岁月里，只能把“四人帮”的罪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和法制，不能制止身居高位的阴谋家横行于国法之外。
这十年动乱，给了中国人民以血的教训，使我们痛切感到：民主和法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的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林彪、“四人帮”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悲剧重演，归根到底，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而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次会议立了几项法，还不够，要有几十项，几百项法。
立法以后，党的领导要确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保护法律的有效性，过去叫做“执法如山”。
这次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人民法院组织法重申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把上下级检察院的关系由原来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
这些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践踏法制，为非作歹，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这批法律的颁布，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活动，深入广泛地进行遵守法律的教育。
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人员，都来学习法律，懂得法律，掌握法律，切实遵守法律，法律的实施才有可能，我们的司法机关才能得到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必要的监督。
司法干部更要以身作则，执法守法。
在进行守法教育中，应该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并且同各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如果容许“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的存在，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制可言！
政府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特别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在遵守法律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不管是什么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违反了法律，都应该绳之以法。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必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法制必将逐步健全，全国人民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能胜利实现。

（原载七月五日《人民日报》）

作者：韦杰

每当我回忆起跟随朱德总司令度过的日日夜夜，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亲切感人、循循善诱的谆谆教导，就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总感到，他没有离开我们，他还在指挥我们战斗。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九三二年春天。
当时，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正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方面军总部在瑞金附近一座山上的松树林里，办了一期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我参加了这次学习。
听说朱总司令对集训队很重视，要亲自上课。
我是跟随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还没有见过朱总司令，这次能直接听朱总司令上课，心里感到格外高兴。

朱总司令来上课了，他身穿补了巴的军服，扎着腰带和绑腿，四川口音特别重。
他以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详细讲解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
他说，我们红军和旧军队不一样，我们是为了全国老百姓翻身、解放打仗的；
红军里的每个成员都是阶级兄弟，干部要关心士兵，士兵要尊重干部，要把官兵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和群众的关系搞好，不虐待俘虏，不骂人打人，搞体罚，那是旧军队的军阀主义作风；
红军要有严格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克服自由散漫和游击习气，大家在统一指挥下，把劲用到一起，才能打胜仗。

朱总司令很强调情报侦察工作的重要性。
他说，情报侦察工作是领导机关的耳目，只有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如果不了解敌人，你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不能及时给上级提供情报，我们就两眼一抹黑，无法指挥打仗。
当时，由于红军装备比较落后，侦察手段主要是靠化装深入敌后、抓俘虏审讯等办法了解敌情。
朱总司令在讲课中，用自己几次化装脱险的亲身经历，专门讲了学会化装、抓俘虏的重要性。
他还给我们通俗地讲射击学理，讲瞄准为什么要“三点成一线”。
为了让我们理解弹道是抛物线，他用手扔出石块进行形象讲解。
参加集训的同志，大部分做侦察工作时间都不长，经验不多。
朱总司今生动形象的讲课，大大提高了同志们对侦察工作的认识和对敌斗争的本领。
集训队在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直接培养下，办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开展革命竞赛。
大家虽然住在茅草搭的简易住房里，生活非常艰苦，但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刻苦练功，学化装，学国民党军队官兵讲话，练射击，练击拳，练黑夜摸哨，练爬树翻墙。
在掌握一些基本功的基础上，集训队还组织同志们三、五人一组，开展了化装侦察、抓俘虏等实战练兵。
大家都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练就一身硬功夫，都想在这短暂的集训中多学点东西。
三个月的集训虽然很快过去了，但使我受到了一次人民军队的传统教育，学到了参加红军几年没有学到的东西。

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公开打出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帜，宣布成立伪中央，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强迫四方面军再次南下向川康边界地区逃跑。
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失败，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为了保证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由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一部到甘肃会宁一带，积极做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工作。
我当时所在十五军团骑兵团，经过激烈战斗，在会宁城外围，消灭了驻会宁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控制了会宁城及其附近地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派来接应的部队胜利会师。
十月十日，在会宁城召开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我又见到了朱总司令。

与情报侦察集训队时相比较，总司令消瘦多了。
但总司令饱满的革命热情仍不减当年，他在庆祝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上的讲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北上打了胜仗，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
现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了，红军更强大了。
我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兄弟部队之间要互相学习。
一方面军的同志先到，条件好一些，要帮助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克服困难。
为贯彻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亲手打的草鞋、羊毛袜、手套，送到二、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手中。
有的部队杀猪宰羊，为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改善生活，还共同开联欢会，庆祝胜利。
为了表达全团同志的心意，我从团里选了两匹最好的黑色走马送给总司令。
总司令看到两匹膘壮的骏马，看到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非常高兴，一再叮嘱我们要把牲口保护好，要学会训练牲口，把这支新部队建设好。
在那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会宁城内外，喜气洋洋，一片欢腾。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在抗大教员训练队任队长。
一天下午，上级通知我，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
警卫的同志带我走进窑洞，朱总司令起身同我握手，招呼我坐下，叫我抽烟。
接着详细询问了教员训练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总司令亲切的笑容，和蔼可亲的问话，使我的紧张心情，渐渐地缓和下来。
朱总司令告诉我，他给毛主席讲了，要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我听了非常高兴，忙问：“到哪里？”
总司令说：“到总部特务团当团长。
有意见吗？”
我忙站起来坚决地回答道：“没有意见。”
然后，总司令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说党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总部，他要到前方去。
还给我详细介绍了特务团的编制、装备情况和任务。
谈话间，又吩咐警卫人员端来一盘糖饼招待我，他说的是四川话，请我“宵夜”。
我知道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总司令这一点东西，我怎么忍心分享呢？
我再三推辞，总司令还是要我吃。
临走时，总司令把我送出窑洞，反复告诉我，要很快到特务团去报到，抓紧了解部队情况，做好出发前的准备。
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回忆着总司令刚才的谈话，浑身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我带着手枪营，跟随朱总司令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斗极为频繁，八路军总部根据作战的需要经常转移，为了隐蔽和安全，一般都是在夜间行动。
总司令当时已五十余岁，但他旺盛的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每到驻地，他总是不辞辛劳，在处理完重大事情后，抽出时间到特务团看望部队，或到团部，或下连队，和干部、战士席地而坐，问长问短，促膝谈心。
干部、战士们也总是毫无拘束地向总司令交心，把心里话告诉这位自己深深尊敬的领导者。
每到连队，总司令总要到炊事班看一看，视察部队的生活情况。
有的炊事员不会做米饭，他就告诉炊事员如何把米饭煮得好，不要烧糊了。
总司令还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团的领导同志，说特务团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挑选的，又在总部工作，责任重大，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地把部队带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紧战斗间隙组织部队练兵。
他特别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处处关心战士的疾苦，不要让战士害怕你，而要乐于接近你。
有一次，我陪同总司令到手枪营一个连队，他听说连里行军后没有烧水给战士烫脚，就指示说，今后这样的事，一定要安排好，每次行军后要尽量烧水让战士烫烫脚，这样有利于恢复体力。
部队没有袜子穿，每人只发一块包脚布穿草鞋。
有时，总司令看到战士光着脚穿草鞋，他就问是不是没有包脚布。
战士告诉他有包脚布，是自己没有包，他才表示放心。
特务团的装备比一般部队好，手枪营的枪支每人都是一长一短，弹药也配得多。
他总是教育部队，这些枪支弹药得来不易，要爱护武器，节省弹药。

总司令还经常利用空隙时间，访问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
无论是干部或群众，也无论是老人或青年，他都谈得拢，论生产，摆家常，谈笑风生，亲如家人。
偶尔，群众知道了他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无不连声称赞，表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拥护。

我在特务团工作半年多，又回到野战部队去了。
一九四○年四月，朱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延安，路过我们新一旅部队驻地。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很远就叫着我的名字打招呼。
我见总司令身体还是那么健壮，精神还是那么充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机关的同志听说朱总司令来了，总想搞点适合总司令口味的东西给他吃。
但由于当时根据地群众生活都很艰苦，派几个人出去采购，也只买了几斤韭菜和一些鸡蛋，包了一顿素饺子招待总司令。
管理部门的同志感到没有尽到同志们的心意，可朱总司令边吃边笑着说，这素饺子就够好了，下次路过你们这里，素饺子也不要做，就同大家一块吃。

晚上，朱总司令不顾旅途疲劳，连夜找我们旅的领导同志谈话，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
他对全国抗战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反复强调要作长期抗战的打算。
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
困难是暂时的，要自己想办法克服。
当时，我们部队驻地附近，驻有国民党的军队，不仅不积极抗日，有时还同我们搞摩擦。
总司令指示我们，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团结抗战，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
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击顽固派。
他一再启发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他极其通俗透彻地指出，游击游击，不是只游不击，也不是只击不游。
要善于针对不同条件，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适时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
朱总司令的指示，鼓舞了我们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我又同朱总司令见过多次面。
每次见面，他总是那样精神爽朗、关怀备至地同我们交谈。
他说，我们人民解放军现在一天天壮大了，装备逐步有了改善，要注意把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传下去，把部队建设搞好，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每见一次面，每聆听一次教诲，朱总胸怀宽广，联系群众，团结教育广大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高贵品质和模范行动，总是给我战斗的勇气，战胜困难的雄心。
真象陈毅同志赞颂朱德同志的那样：“高峰泰岳万山从，大海盛德在能容。”
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我们走过的道路，培育的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在白洋淀（抗日战争时期）。
（照片）

作者：黄朝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长驱直入，快要过黄河了。
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分析了山西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进退维谷的处境，决心抓住这一时机，委派朱德总司令去山西吉县向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
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也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任侦察科长，奉命跟随朱总司令前往。

出发那天，延安地区下着雾。
一大早，我和作战科长带领一个排，来到大卡车旁边等候。
不一会儿，朱总司令健步走来了。
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件打了补钉的薄棉衣，外面罩着一件长征时穿的铁灰色老粗布军衣，脚上是一双布鞋。
朱总司令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一点架子也没有。
上车时，大家都尊敬地请他坐到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

车出延安，经甘泉、鄜县（现富县），到了牛武镇。
这个镇驻着我八路军警备四团三营，以防马鸿逵、马步芳等匪军对我陕甘宁边区进攻。
在这里吃中午饭时，营里首长给朱总司令加了两个菜，总司令却说：“不要加了，官兵平等嘛！
你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朱总司令一边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边又亲切地嘱咐这个营的负责干部说：“毛主席派你们守卫在这里，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又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地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共同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我们和群众是鱼水关系，群众帮我们抬伤员，侦察敌情，带路、运粮、送弹药，进行坚壁清野……离开了群众，就象鱼儿离开了水，我们就寸步难行。
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能坚守阵地、打败敌人……。
饭后，朱总司令又有说有笑亲切地和战士们攀谈，战士们一点也没有看出他就是朱总司令。

我们乘车到了黄龙山。
黄龙山真大，山这边到山那边足有二、三十里路。
山上树林丛密，常有土匪出没。
担任警卫的同志都下了车，在汽车两边搜索前进。
我们心里牢牢记着出发前党中央的嘱咐，一定要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
翻过山到了宜川。
这里就是国民党阎锡山的地界了。
当晚，我们就在宜川过夜。

第二天，从宜川到黄河边，因为不好乘车，需要步行，我们搞到两匹马，想请朱总司令骑上。
可是朱总司令批评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忘记了？
你们这是违犯纪律呀！
应当把马送回去。
我也有两条腿嘛！
我也能走。”
我分辩说：“总司令，马是从国民党政府借来的，不是老百姓的。”
“这也不行。
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稍停，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语气重了一点，又和缓地说：“我们要时时记住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发扬光荣传统。
你们不要看我年岁大，来！
我们比一比，看我能不能赛过你们年轻人！”
说完就迈开大步走了起来。
看到朱总司令坚持要走，我们不好再想别的主意，只有服从总司令的命令，派两个同志把马送回宜川国民党县政府去。

走了一程，朱总司令忽然回过头来和蔼地问我们：“你们还记得长征吗？”
“怎么不记得？
我们大都是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有的同志还在长征时见过毛主席哩。”
朱总司令听了大家的回答，又问我：“过草地时，你走了几天？”
“三个月。”
我刚说完，朱总司令说：“那时候我们有多少困难。
穿的是羊皮衣，吃的是豌豆叶、青草，还有皮带、鼓皮……草鞋穿破了，就打赤脚。
一路上，天上有飞机，前面有敌人阻击，后面有敌人追击，左右有敌人侧击。
今天条件可好多了，我们还有汽车坐，这点路跑跑有什么要紧？
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时刻都不能丢掉呀！”
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是用他自己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行动在教育我们啊！
整整一天他都和我们一样步行。
晚上到了秋林，国民党的部队列队迎接，阎锡山还派来了联络官。
接着，我们便从秋林到圪针滩，然后，渡过黄河，朝固镇走去。
一路上翻山越岭，朱总司令仍是和我们一起步行前进。
阎锡山派来的那个又肥又胖的联络官，却高高地骑在马上，还有护兵前呼后拥着。
那知山路崎岖，马蹄一闪失，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他爬起身，甩开牛皮鞭子就拚命地抽打护兵。
打得两个护兵在地上又滚又叫，直到朱总司令出来制止时，他才住手。
我们的同志看着那个联络官，个个怒火万丈，心里骂道：“这个军阀，简直坏透了！”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长征时候，战士们没有粮食了，首长把马宰了给战士吃，战士们病了，首长还抬担架，……今天，我们的总司令有马不骑，要坚持和我们一起步行，两种军队是多么不同啊！
从这里，更加加深了我们对朱总司令的崇敬。

经过固镇，到了吉县，一住十多天。
朱总司令整天都忙着做各阶层人的工作。
我和作战科长两人在总司令身边，凡有客来访，都由我们先行接待，弄清来访的意图，然后报告给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随身带了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作，每天都要阅读到很晚才睡。
他总是以忘我的革命精神进行工作，常常忘掉吃饭。
我们劝他休息，他认真地说：“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做工作的，可不能有半点差错呀！”
他还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年轻人，可也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在吉县，朱总司令被请到大学里去作报告。
他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宣传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是没有根据的。
只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一定能办到的。
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积极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不要当汉奸、卖国贼。
这些话，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许多学生反映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写得好，分析得精辟透彻，朱总司令的报告讲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朱总司令对阎锡山及其部下，反复宣讲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严厉批判了对抗日动摇不定的思想，并且晓之以抗日的大义和利害关系。
在一次宴会上，朱总司令面对气焰嚣张的阎锡山及其官兵，据理力争，畅谈我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
他说，毛主席常说，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没有组织起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一旦民众组织起来，就能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使它象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
他还向阎锡山严正指出，日本鬼子就要打到黄河了，你阎锡山想依赖蒋介石派兵增援是没有指望的；
想投降日寇是不得人心的。
只有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有出路。
阎锡山听了朱总司令的正义宣讲和精辟分析，感到事关切身利害，不得不口头上答应抗日。
国民党的部分官兵是有爱国心的，他们听了朱总司令强有力的讲话，受到了鼓舞，明确了方向。
这一行，朱总司令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对广泛结成统一战线，争取抗日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山西之行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这段生活，心里就激动不已，朱总司令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时时激励我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努力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用实际行动来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未竟事业，早日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作者：陈宁尔

作者：海军学院院长朱军
栏目：工作重点变领导是关键院校如何实现以教学为中心的讨论

实现以教学为中心，院校领导的主要精力必须放在教学上。
我在院校工作了三十年，在反反复复的斗争中，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院校是为我军培养人才的基地，主要手段是教学。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各项工作才能协调安排，培养人才的任务才能落到实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十多年里，是非被颠倒了，思想被搞混乱了。
回顾和汲取这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实现以教学为中心是十分有益的。

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我军院校建设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各类院校大批创办，我军传统的教育训练方法得到发扬光大，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院校训练体制初步形成，教学质量也稳步提高，为我军各条战线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骨干。
当时，叶剑英、刘伯承、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和主持了院校工作，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办校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做院校工作的同志办校思想统一，工作重点明确。
以教学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教学上，已经成为大家自觉遵循的原则。
应当说，这是当时院校建设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经验证实了的道理，在斗争的曲折中又被痛苦的教训所验证。
一九六四年，在林彪煽起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妖风冲击下，院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正确提法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货色”；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一斧头把我军完整的院校训练体制砍得七零八落，大批院校被停办，院校的传统经验被全面否定，遭受了一场浩劫。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党又派我重新回到院校工作。
当时，学校是在队伍被搞散，思想被搞乱，设备被搞光的情况下复建的。
要尽快走上正轨，领导的精力当然还是要集中在抓好教学上。
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讲话精神，在学校处、室以上干部中抓了“以教学为中心”思想的统一，也着手抓了教员、教材的恢复和整顿，抓了学术研究并出版了两种学术刊物。
但是就是因为做了这些最起码的工作，不久就遭到“单纯军事观点回潮”的指责，学校正常的教学又受到严重干扰。
这段曲折的斗争经历，从反面教育我们，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一旦被搞乱，领导的主要精力一旦不能集中到领导教学上，办好院校，完成培养人才的使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军院校建设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在经过十多年的严重破坏后，院校真是百废待举。
作为院校的主管干部，精力应当集中在哪里？
我们校党委坚持了党委集中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分工负责，各司其职。
我这个主要分工抓教学的主管干部，还是把精力集中到抓好教学上，狠抓了教员、教材和教学器材的建设。
首先针对教员缺额，业务荒疏的严重状况，我们认真选调了一批教员，并通过教学实践，组织教员到部队调查研究，办短期集训班等办法，提高教员的教学能力。
第二，针对教材缺乏的问题，我们抓紧教材尤其是重点教材的编审工作。
第三，针对教学器材残缺的状况，我们根据海军指挥院校的教学特点，重点组建对抗导演室，开展了电化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由于抓住了这三个重要环节，使收生、开训能够按时上马；
也由于党委的认识统一在以教学为中心上，领导干部分工协作，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这又使我们进一步尝到了实行以教学为中心的甜头，懂得了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到教学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作者：王锋戈
单位：第一地面炮兵学校校长
栏目：工作重点变领导是关键院校如何实现以教学为中心的讨论

教学规律，如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一样，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要办好院校，实现以教学为中心，学校领导一定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

文化大革命前，在十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摸索出一些办学和教学的客观规律。
全校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明确，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秩序，有一套符合教学规律要求的规章制度；
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比较适应教学要求；
“三材”（人材、教材、器材）建设也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当时，教学质量较好，历届学员合格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部队输送了大批红、专、健全面发展的炮兵基层指挥员。

相反，违反教学规律，不按教学规律办事，就业受到惩罚。
我校重新复建，正是“四人帮”树起“白卷英雄”，推出“朝农经验”的时候，他们把按教学规律办事斥之为“翻案”、“回潮”；
把“以教学为中心”攻击为“单纯业务观点”，“修正主义口号”。
他们诬蔑教员“无用”，唆使学员“上讲台”“上、管、改”，从而根本颠倒了师生关系，严重削弱了教员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他们还攻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编写教材是“繁琐哲学”、“因循守旧”，破坏了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学校“以运动为中心”代替了“以教学为中心”，完全违反了教学规律，使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很多毕业学员回到部队不受欢迎，有的部队不愿意再把优秀的干部战士送进学校来学习。

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记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认真按照教学规律办事。
为了使学校重上轨道，我们首先帮助全校同志明确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重新建立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
对于教员、教材、器材这三个直接关系到教学的重要环节，我们紧紧抓住不放。
针对教员少，业务水平低的情况，我们从部队选调和从学员中选留人材，充实了教员队伍，并采取“老带新”、开展教学法研究等方法，帮助教员提高授课能力。
我们还组织有经验的老教员重编教材，使教材更加系统完整，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
我们制作了一万多件教学器材，这些器材在教学中发挥了辅助作用。
由于这些措施符合教学规律，教学质量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粉碎“四人帮”后，毕业的两批学员，重新受到了部队的欢迎。

作者：薛文玉
单位：空军政治学校副校长
栏目：工作重点变领导是关键院校如何实现以教学为中心的讨论

“靠前指挥”，是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指挥员们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军作战指挥的光荣传统。
打仗需要靠前指挥，领导教学同样也需要靠前指挥。

去年我校复建不久，哲学课教学采取的是“以学原著为主”的方法。
我们的想法是，学员们学习机会宝贵，要让他们尽量多读些革命导师的著作，打下较好的理论功底。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学员们都反映学习很吃力。
不但有名词概念的“拦路虎”，而且学了以后，对基本理论缺乏完整的理解。
这使我们认识到，领导教学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一定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才能取得好的实践结果。
我们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在与教员学员交谈中，摸清了问题的症结。
原来学员们多数是基层政工干部，理论基础差，一开始就啃原著，当然会感到吃力；
同时，由于疑难问题多，教员忙于应付学员的提问，又影响了教学的进度。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摸清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教员和学员的意见，对教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学原著为主为学原理为主。
这样一改，不仅减少了学习的“拦路虎”，而且由于讲原理线索清楚，学员们印象深刻，容易掌握，教学进度也加快了。
实践使我体会到：教学中的许多问题，靠坐在办公室里发号召、下指示解决不了，深入教学第一线就比较容易解决；
好点子、好办法，在会议室里找不出来，走到群众中多问问、多听听就有了。

“靠前指挥”，既要“身入”，更要“心入”。
要弄懂教学业务，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过去对政工课、哲学课比较熟悉，对军事、政治经济学等课只是一般了解，因此发现问题就难。
对于这些不熟悉的课程，我就去听课，参加教员和学员的讨论，搞不懂的问题虚心向他们求教，时间一从长，心里就逐步有了底。
政治经济学开课前，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我们提出把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围绕总任务来开展教学，并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使教学效果很好。
事实说明，努力熟悉各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话才能说到点子上，指挥才能正确及时。

“靠前指挥”，要有战争年代那么一股革命干劲。
教学工作是繁重的劳动，有时一听课就连续几个小时，一参加讨论就是半天，一研究教案就得到深夜。
领导要亲自参加教学各个环节的实践，没有毅力是不行的。
我们学校的几个领导同志经常议论，领导教学虽然不象指挥打仗那样，稍有差错就会死人；
但是我们必须时时想到为部队培养人材的重大责任，以对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负责的强烈责任心督促自己，扑下身子，坚持在第一线领导教学，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继统
单位：南京政治学校
栏目：工作重点变领导是关键院校如何实现以教学为中心的讨论

“牵牛要牵牛鼻子”。
我们学校的领导做工作会抓主要矛盾，力气使到了点子上，大伙儿都夸他们会牵“牛鼻子”。

要牵“牛鼻子”，先要认准部位，才能一把抓住。
前年底我校刚筹办时，全党正进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
上级要求，我校必须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前开学上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牛鼻子”呢？
学校领导认真学习了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研究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与全党工作中心的一致性，明确了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教学来考虑，按时收生开课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校领导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苦战第一季度，确保三月二十日开学开课”的口号，动员全校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使教学按计划实现了“开步走”。

摸准“牛鼻子”，就要紧紧牵住不放。
学校开学后，吃、住、用各方面的问题成堆，尤其是校舍非常紧张。
面对这种局面，学校领导并没有放松抓教学。
他们向大家讲明情况，采取措施，动员同志们正确对待暂时困难。
学校领导还是以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学上，亲自参加研究制定教学计划，审定课程实施方案，听取教员试讲，及时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去年盛夏，学校已放暑假，政委陈瑛同志利用假期召开了十多个座谈会，征求各方面同志对搞好教学的意见。
校领导这样热心抓教学，正是因为他们懂得：“抓住了主要矛盾，其它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牵“牛鼻子”，还要会使劲。
校领导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要通过“教”和“学”两个方面来实现，而“教”的一方又是关键。
为了建立一支较好的教员队伍，学校首先选调了一批老教员作为骨干，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帮助新教员迅速提高教学水平，使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

学校的工作方方面面，抓了教学这个主要矛盾，并不是其它方面的工作就不管不问了。
校党委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做到责任到人，逐项落实。
目前，校舍不足，器材缺乏等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
谈起建校一年多的变化，大家都称赞校领导“牛鼻子”牵得好。

作者：葛学礼
栏目：院校生活

空军气象学校第七学员队党支部，注意抓好学员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学员的体质，努力使学员德、智、体全面发展，受到空军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

他们把学员的体育锻炼列入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做到计划上有安排，组织上有人管。
分管体育工作的队干部按《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的要求，根据各班情况分项排出计划表，每周公布一次。
他们采取每周排计划，每天换一项，由各班长带领穿插进行的方法，使体育锻炼不断线。
他们还注意利用季节的特点，安排不同的锻炼内容。
冬季开展向北京、向韶山的象征性长跑；
夏季突出抓游泳；
春秋两季加强田径、器械运动锻炼。
在组织工作上，除队干部分工有人负责外，还充分发挥革命军人委员会的作用。
革委会对每天参加锻炼的学员作登记，随时公布锻炼成绩。

这个学员队的党支部还重视抓好学员体育锻炼中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学员为革命刻苦锻炼的自觉性。
当学习比较紧张时，有些学员往往放松了体育锻炼，认为“学员只要抓好学习就行了，体育锻炼无关紧要”，“年纪轻、体质好，不锻炼也垮不了”。
党支部运用本队开展体育锻炼前后情况的对比，引导大家认识开展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一九七七年九至十二月份，全队发病人数为七十三人次，而经过一年的体育锻炼后，去年同期下降为九人次。
事实使大家认识到：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不但不会影响学习，而且能提高学习效果，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七队学员由于入校不久就认真和持续地开展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为中心的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提高了各学科的到课率，保证了教学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葛学礼）

作者：姜放然
栏目：院校生活教学随笔

一个教员，如果对学员学习的主动性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在教学上就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办法，一种是“越俎代庖”，一种是“引而不发”。
办法不同，效果大不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前一段，我担任了两个队的《步兵连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教学。
先是给甲队上课。
那时候，我总担心学员完不成作业，和我准备的原案不一致。
于是，在学员理解任务、判断情况、现地侦察时，用各种办法提示，把他们的思路往教员的原案上引。
这样做果然生效，在讨论选择主攻点时，学员们几乎和我的原案完全一致。
我想开展一下学术讨论，可是没有对立面。
就是讨论起来，也是众口一词，说几句就冷场了。
教员的原案虽然一致同意，但这堂课并不成功。
评教评学时学员指出：“争论不够，印象不深。”
学员的意见是中肯的，战术训练没有学术争论，就象文学作品没有矛盾一样，白开水一杯，淡而无味，学过之后，容易忘却。

再教乙队，就改变方法，放开手脚，相信群众。
事先我不作“提示”，不发表倾向性的意见，只提出问题，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和其他理论原则与战例，让学员独立思考，展开学术争论。
这样一来，学员议论纷纷。
激烈的争论使很多学员连休息时间都去学理论，想问题。
争论结果，意见基本统一，和教员的原案相差无几。
个别问题略加点破，很快就一致了。
这样，教员只出了一个“题目”（情况），作了一点引导，“文章”（判断、决心、处置）是学员自己做的。
评教评学中，学员反映：这样教学有兴趣，钻得进，印象深。

两堂课两种效果，原因何在？

答案是对两个队的学员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教甲队时不大相信学员的分析判断能力，采取的办法是“越俎代庖”，学员是被动的，你教我学，你讲我听，因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教乙队时充分相信学员，采取了“引而不发”的方法，学员是主动的，他们接受的东西不是教员灌注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加工厂”加工出来的产品，是经过争论、比较、鉴别之后认识的东西，因而印象深刻。
实践证明，还是“引而不发”好。

教学中“情况”都是教员出的，课堂上学员临时提出一个新情况，教员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我在丙队教学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正在讲解克服障碍的问题，学员们判断情况，进行处置，通路已经开辟，这个问题眼看就要结束，突然，一位学员站起来说：“教员，再来一个情况，好吗？
现在距冲击发起仅有两分钟，敌人在我已开辟的通路中，重新布上了防步、坦地雷，封闭了通路。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置呢？”
话音一落，课堂哗然，多数学员认为提得好，值得考虑。
个别学员认为这是“有意为难”。

对这个情况，我事先并没有想到，当然也就没有具体方案。
开始有些犹豫。
但是学员既然提出来了，而且他设想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不妨让学员讨论一下吧。
讨论很热烈，十几个学员相继发言，逐步统一了意见：首先集中炮火打通路，引爆防步兵地雷；
鉴于炮火引爆防坦克地雷效果不佳，冲击时间又快到了，来不及排雷应改变坦克引导步兵冲击的原案，可采取最近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经验，坦克掩护步兵，步兵引导坦克冲击并为坦克排除地雷。
课后，学员反映“这一课研究了多种情况，开阔了思想”。

这件事对我有了新的启发：时间允许，让学员自己根据战场实际设想一些情况，自己又加以讨论解决，这种方法，不是比前面的“引而不发”又前进了一步吗？
这样做既可补充教员教案的不足，又可使学员站在更高的角度（既当导演，又当学员）来设想问题，于教者、学者都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何金铠
栏目：院校生活外军院校简介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队，随着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军官的文化水平也相应提高。
例如：苏军中，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军官占半数以上，军队中的工程师和技师则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美军中，大学毕业生占军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
日军一九七七年统计，在全部三万七千多军官中，防卫大学和地方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为一万八千多人，占军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三。
这些数字说明，外军对提高军官的文化水平是很重视的。
外军提高军官的文化水平，主要办法有三条：

第一、招生时注意文化水平

外军院校对学员文化水平有明确要求，一般招收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军士。
如苏军的普通军校，规定招收十年制中学（相当高中）毕业生和现役士兵。
美军的普通军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和经选拔的军士。
美军的候补军官学校则招收大学毕业生。
日军的军校也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候补军官学校则招收大学毕业生。
英军对文化程度要求更严，军校招生不搞推荐，学员入学必须经过文化考试，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外军的技术院校对学员的文化水平要求更高。
如英军的陆军军事科学学院、海军工程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等，均招收大学毕业生。

第二、重视文化课教育

外军院校除招生时注意学员的文化水平外，学员入学后，还要进一步学文化课。
苏军的初级军校主要是学文化课；
指挥院校中，也设有高等数学、核物理学、化学、电工学等课程。
美军的西点军校，文化课占百分之七十二，军事课占百分之二十八。
学员毕业后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并经过考试取得学位。
日军的防卫大学授课比例：文化课占百分之六十四，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六。
英军三军都设有军事教育学院，为军事学院培训预科生，招收十五至十六岁的中学生，主要学文化，毕业后再到三军军事学院学习。

第三、军官都要经过正规军校训练

外军的军官，主要通过正规军校培养。
例如，苏军设有二百多所军事院校，每年培训约六万名军官。
另外，它还对在职军官组织函授教育。
目前，苏军百分之百的师以上干部和百分之九十的团级指挥员都上过高级军事院校。
美、英、日等国，也都是把军事院校作为培养军官的主要途径，分别设有几十所到一百多所军事院校。
这些国家的军官进军事院校学习，并不仅仅一次，每当部队有了新式装备或军官要升迁时，军官就要上军事院校进修深造，以便适应高一级的任职和掌握新式武器。
例如苏军的初级军官提升中级军官前，都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等有关院校深造。
（何金铠）

作者：刘瑞庚
栏目：院校生活

院校进行必要的考试，是检验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可是，目前有的院校考试的方法，并没有把学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担负着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任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我军政治工作等。
按理说，这些内容对于学员来说，本来是可以紧密联系部队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大有发挥之处的。
但由于考试方法呆板，试题出得太死，学员常常在考试前就按照教员的提示把复习题做好了。
为了记住这些题，不少学员起早贪黑地背诵，直到滚瓜烂熟为止。
一般地说，这种考试方法表面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真正反映学员学习的质量，也调动不起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因为大部分学员并没有真正解决自己或部队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些该讲的话并没有讲出来，该发挥的并没有得到发挥。
正如有些同志说的，只要按教员讲的路子去回答问题，不要多加一句，也不要漏掉一句，笃定可以取得优秀成绩。
还有些学员同志为了在考试时写上一段学习体会，把本来已经理解的问题故意说成不懂，借此来反映自己的“学习成果”。
如在政治经济学考试时，大部分学员都选了“按劳分配”这个题，这些同志在谈体会时几乎都是围绕“按劳分配中资产阶级权利带来的差别会导致两极分化”这一点来谈的，答题的层次、结构也大体相仿。
有些学员想联系自己的真实思想谈点体会，担心谈好了加不到分，对不上路反而被扣分。
只好是“囫囵吞枣吃进去，咬文嚼字吐出来”，这种考试方法没有使学员学活，而是把学员框死了。

这种不注意鼓励学员创造性的考试方法应该改变。
我认为，要允许学员在考试中围绕学习的基本观点各抒己见，提倡联系实际思想回答问题。
这样回答问题，应该鼓励。
对于那些和教员讲课观点有不同见解的试卷，不能轻易扣分或简单地加以否定。
考试完毕后应安排时间让学员看自己的试卷，这也是一种再学习的方法。
对于好的试卷可以作为范卷展出，使学员能够取长补短。

作者：孙小振
栏目：院校生活

栏目：院校生活院校来信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班进行了两次考试，考试中我看到两种现象，促使我给你们写这封信。

一是有的教员在考前有意将考题透露给学员。
这些教员害怕学员考不好，影响自己的“声誉”，在考试前的辅导中指定复习范围，指定重点，有的干脆把考题透出来。

二是考场舞弊活动盛行。
监考官视而不见，闻而不问。
不久前的一次考试中，有的学员互相通报结果；
有的班里的领导干部给学员纠正错误；
有的学员偷看考前准备好的“小抄”，监考的同志（教员兼任）装聋作哑，不执行考场纪律。

考试是为了检验教学质量、督促学员积极学习的制度。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觉得考试应由考委会出题和监考，认真履行职责；
采取必要措施，严格考场纪律，非监考人员不准进入考场。

炮兵学院 古琼

新华社七月五日讯 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七次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驳斥了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丁儒廉在会上反诬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谬论，指出这表明越南方面没有起码的诚实态度，更谈不到谈判的任何诚意。

他强调说，越南方面企图以对中国的诬蔑和诽谤来掩盖自己谋求地区霸权主义的面目，逃避世界人民的揭露和谴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越南代表团团长丁儒廉主持今天的会议，在会上首先发言。
他硬说中国“大国霸权主义最明显的标志是对越、老、柬的政策”。
他不顾世界公众要越南从柬埔寨和老挝撤退它的占领军的强烈要求，顽固地表示越南要继续对柬、老实行军事占领。
他说什么“越南武装力量驻在柬埔寨和老挝是完全正义的，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扬言越南不会“放弃自己正确的国际义务”。

韩念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为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安宁，为同各邻国建立和平友好睦邻关系做了不懈的努力。
这些，不是任何人靠一派胡言乱语所能抹煞得了的。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无数事实早已做出了结论。”
他指出：“正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当帮凶，造成了中越两国目前的紧张局势和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成了该地区动乱和战争的祸根。

“你们企图编造谎言，颠倒是非，欺骗世界舆论。
你们这套惯用的手法早已为世人所识破看穿，早已没有市场了。”
韩念龙在驳斥越方谬论后宣读他的正式发言，着重揭露越南当局制造和输出难民问题。

他在发言中批驳越方提出的所谓双方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时指出，这个草案纯粹是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是一个圈套。
中国方面当然不能同意。

韩念龙说：“大量确凿的事实充分证明，中越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越南当局蓄意制造的。
只要越南当局放弃侵略扩张、反华仇华的政策，停止对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和挑衅活动，停止向中国驱赶难民，中越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自然就会消除。”
他说：“越南当局以为用停止武装挑衅的所谓‘协议草案’，就可以掩盖它准备反华战争，加紧控制老挝，强化侵略柬埔寨战争的真相；
掩盖它对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狂妄野心，逃避世界各国对越南输出难民的强烈谴责。
这些都只能是枉费心机！”

新华社北京七月五日讯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那种迫害华侨、华裔越南公民和少数民族并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的野蛮行径。

他还要求越南当局立即改变制造和输出难民的罪恶政策，立即将那些至今还在大海上飘零无着、得不到安置的难民接回越南，并保障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利。

韩念龙是在这里举行的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出这些要求的。

韩念龙说：“目前，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
这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破坏中越边境地区安宁稳定和恶化两国关系的一个严重问题。”
他说：“越南当局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大量制造和输出难民的犯罪行为，激起了世界的公愤。
然而，越南当局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又从它凭借军事力量控制的老挝和侵占的柬埔寨驱赶大批难民。
同时，还打算继续大规模地制造和输出越南难民。
越南当局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其凶狠残暴简直和当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惊人暴行同样臭名昭著，为当代文明人类所无法容忍。”
在分析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根源时，韩念龙说，“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来自越南当局反动的内外政策。”
“为了镇压人民的不满，转嫁经济困难，越南当局煽动民族仇恨，不仅迫害在越南长期生活的华侨，也迫害华裔越南公民和少数民族，而且还迫害不赞成其反动政策的其他越南人，通过各种卑鄙手段断绝生路，把他们强行驱赶出境。
越南当局还把这种野蛮的政策搬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他说，“越南当局大规模地输出难民还有一个险恶的目的，就是给周围邻国制造动乱，破坏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便于它在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他说：“越南当局大量输出难民，中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一年多来，从越南驱赶到中国的华侨、华裔越南人以及越南公民已经达到二十三万多人，而且至今还有大批难民从海上或陆地不断地被赶来中国。
越南当局在靠近中国的河宣、黄连山、莱州等省的许多县、乡，大肆迫害当地的苗族、沙族、瑶族和侬族等越南少数民族，迫使他们大量涌进中国境内，并且正在策划把几十万边民驱赶到中国。
越南当局这种罪恶行径，无疑将加剧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两国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方面任何愿意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同邻国友好相处的言词，都是难以使人相信的。”
韩念龙驳斥了越南方面提出的关于这些难民是受中国的煽动而出逃的等说法。
他说，“世界公正舆论都指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根源在河内。
越南当局才是造成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是任何谎言和诡辩都改变不了的铁一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