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县社大队和各部门落实政策的职责范围避免矛盾上交上访告状的人大大减少
临漳县迅速主动做好落实人的政策工作
平反昭雪影响全县的重大冤、假、错案；
规定县社大队和各部门落
实政策的职责范围，避免矛盾上交，上访告状的人大大减少
编者按：
抓紧处理冤案、错案、假案，迅速落实人的政策，是促进安定团结，保证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些同志把做好这项工作同工作重点转移对立起来，老怪受冤枉和折磨的干部群众太着急了，分了自己的心，这是不对的。
临漳县的同志说得好：
这些干部和群众被冤枉了这么多年，身心受了那么大的折磨，怎么能不着急呢？
要是把他们的事搁在自己身上，迟迟得不到解决，也要到处告状啊！
各级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应当象临漳县的同志那样，排除干扰，与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心心相连，主动地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负责处理的案件解决好。
这样，上访告状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会进一步巩固。
据新华社石家庄05月21日电河北省临漳县迅速、主动地作好落实人的政策工作，安定了人心，上访告状的人大大减少。
粉碎“四人帮”后，临漳县委在落实人的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加快落实人的政策的自觉性，使他们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抓这项工作，县委多次组织大家听取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血泪控诉。
许多同志边听边想：
这些干部和群众被冤枉了这么多年，身心受了那么大的折磨，怎么能不着急呢？
要是把他们的事搁在自己身上，迟迟得不到解决，也要到处告状啊！
县委还把一些受过迫害并具有一定政策水平的科、局长，补充到落实政策的队伍中来，使这支落实政策的队伍与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心心相连。
在县委的教育下，抓落实政策工作的干部们进一步从林彪、“四人帮”流毒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消除了种种顾虑，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着想，主动为受害者落实政策。
县法院院长赵景报、副院长柳英才和审判庭长陈德林，对自己过去判决的错案主动提出复审，亲自予以纠正。
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门主动抓落实政策工作，县委对县、社、大队和各部门落实政策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公布于众。
同时，把那些因机构变化、工作调动、容易遗忘和漏掉的被落实政策人员名单发给有关单位。
这样，该哪一级处理的问题和审批的案件，哪一级就切实负责处理。
避免了矛盾上交，互相推诿。
那些需要落实政策的群众也知道他们的问题由哪一级解决，就到哪一级去反映情况，而不是盲目地往县上跑。
凡是由县里处理的问题和审批的案件，分别由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设立的六个组处理。
那些来县上访的人员，县信访科在询问了他们要求解决的问题以后，就让他们到有关组去，把接待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做到有申诉有着落，避免了上访者的徒劳往返。
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六个组的组长，都由县委常委担任，县委在交给他们任务的同时，也授给他们权力。
担任各组组长的县委常委，分别代表县委处理各自分工范围内的问题和审批有关案件，凡是能够解决的问题和案件不必提交县委常委集体讨论；
县委常委只讨论各组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和疑难案件。
在落实政策中，他们不是有申诉就办，无申诉就缓，闹得凶的就提前解决，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通盘安排，力争把工作做在上访申诉之前。
县委明确指出：
来县上访申诉的要落实；
不上访，没申诉，该落实的也要落实。
县委在受害者没有上访申诉前，就对几起重大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使原来那些以为不上访不挂号，不告状没人知道，因而想进京告状的人改变了原来的作法。

八一煤矿洗煤厂
用电子技术改造工艺设备
据新华社济南05月22日电山东省枣庄矿务局八一煤矿洗煤厂，采用电子技术对旧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
现在，工人坐在集中控制室里就能开机生产，并且通过工业电视监视各台设备的运转情况。
他们首先集中力量使主要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现在这个厂的原煤准备、水洗、运输等主要生产环节的六十八台设备都已实现了程序控制。
经过这一改造，这个厂的生产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三，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六十七。

华主席会见尼古列斯库副总理
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保罗·尼古列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华主席同尼古列斯库副总理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他们对近年来中罗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感到满意。
尼古列斯库同志首先向华国锋同志转达了齐奥塞斯库同志对他的问候，并转达了齐奥塞斯库同志对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成就的祝愿。
华国锋同志向罗马尼亚同志介绍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
他对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高兴。
华国锋同志请尼古列斯库副总理回国后转达他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亲切问候。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等。

南平造纸厂挖掘设备潜力
新闻纸日产量增加十吨
据新华社福州05月20日电福建省南平造纸厂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从04月份起，新闻纸的日产量又增加了十吨，相当于新建了一个小造纸厂。
这个厂的职工在厂领导支持下，反复研究改造设备方案，立即着手设计制造，使两台纸机的车速都提高到每分钟三百四十米，产量比原设计能力增加百分之三十。
改造后的纸机，生产稳定，纸张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

华主席会见由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赵紫阳同志在四川省委全体会议上，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把党内外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怀疑和反对三中全会的这种思潮，很容易迷惑人。
他们是要把“四个坚持”拉回到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篡改的谬论和道路上去。
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要清醒，出现一点问题时，要分清主流与支流，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适当的步骤与正确的方法去解决
新华社成都05月22日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这是最近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第3届第2次全体委员会议主要议题之一。
中共四川省委第1书记赵紫阳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要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要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潮
会议讨论了经济工作的任务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涉及到对形势怎么看的问题。
赵紫阳同志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短短几个月，形势发展很快。
从四川省来看，干部、群众思想进一步解放，党内外民主生活较前活跃，落实政策的进度加快，整个社会秩序安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
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这不是在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一些工作的具体安排上，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
这些毛病的出现，很多是由于缺乏经验，在前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
这些问题不是主流，而是支流，它一露头，党中央就及时察觉了，很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因此，我们要更加坚信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更加坚定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长征的信心和决心。
赵紫阳同志说，要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就要克服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
一种思潮是党内有少数同志，思想仍然不解放，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有偏差；
有极少数受林彪、“四人帮”毒害较深的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视而不见，甚至把前一段出现的某些问题归咎于三中全会。
这种思潮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很容易迷惑人。
他们的这种思想就是要把“四个坚持”拉回到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篡改的谬论和道路上去。
另一种是，社会上有一股怀疑和反对“四个坚持”的错误思潮，即怀疑和反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条基本原则，这是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反对三中全会。
这两种思潮，并不是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不过前段时间表面化了而已。
这两种思潮，都是背离三中全会方针的，是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干扰。
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不利于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从实质上看，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作祟。
如在一部分青年中，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修养，又没有同旧社会对比的切身感受，恰恰是在林彪、“四人帮”十多年干扰破坏中长大的，受的内伤很重，往往把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恶果，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
这两种错误思潮中，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也确有极少数坏人。
从右的方面来否定“四个坚持”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的人当中，都有一些本来就是反革命，或是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
社会上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有的人总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继续解放思想仍是比较大的问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解决
赵紫阳同志说，我们坚持三中全会精神，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
另一方面要同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但从党内尤其是从高中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思想比较容易统一，而要继续解放思想，则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更不够了。
这是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才能解决的。
现在，党内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是存在的。
相当一部分同志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们对中央根据新情况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欢迎的，认为效果好，但在理论上分不清是非，对这些方针、政策是不是就是马列主义的，还感到拿不准，一有风吹草动就沉不住气，生怕出现反复又挨整。
还有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对中央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内心有怀疑，一股风刮来就动动摇摇，甚至认为三中全会的方针“右”了、“偏”了，这是极其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这些同志如果思想不解放，是不可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甚至会把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坚持。
到会同志分析了这两种思潮反映在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形势的看法上的两种错误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不该有正确的界限，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在“收”；
另一些人认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搞偏了”、“过头了”，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纠偏”。
赵紫阳同志说，这些认识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把中央最近的一系列指示同三中全会的基本方针对立起来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继续解放思想对立起来了。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
三中全会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中全会的正确性，不能单单从几个月的成绩来说明，我们应当引导人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加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
三中全会从思想路线和反倾向斗争两方面解决了实事求是问题
赵紫阳同志说，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战略性的转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思想路线上，三中全会强调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改变党内干部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长期禁锢下逐步解放出来，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能看出它的深远意义。
同时，三中全会通过实事求是地解决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体地教育全党应当怎样正确地进行党内反倾向斗争。
过去党内斗争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容易刮风，一说有什么倾向，往往不问是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什么人中间发生的，就全面搞运动，层层查，走极端，不能讲不同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窒息了党内民主空气，造成了党内关系紧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心有余悸的问题仍然相当普遍。
三中全会从思想路线和反倾向斗争两方面解决了实事求是的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创造了一种条件，使人们敢于面向实际，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使全党有可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了解新情况，接受新事物，解决新问题。
在党内形成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我们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保证。
对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高度去深刻认识，充分估计，把全党和全省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鉴于过去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史教训和当前干部的思想状况，赵紫阳同志说，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要清醒，不要刮风，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出现一点问题的时候，要分清主流与支流，不要大惊小怪，偏过来，倒过去，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问题多作分析，把问题摆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采取适当的步骤与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不要刮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注意党的基本政策的连续性。
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局稳定，政策稳定，生产才能迅速发展。
随着情况的变化，党的政策当然要作必要的修改、补充、调整，使它更加完善，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能因为有了某些调整和侧重，就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又来批判今天。
如果朝令夕改，就会失信于民，使下面工作的干部无所适从。
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如果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把过去的东西一概否定，那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而且会影响部分群众、部分青年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信念。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把党风搞正，发挥党员和干部的模范作用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削弱，而要进一步加强。
怎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赵紫阳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围绕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密切联系实际，提高人们的斗志，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当前，各级党委要针对两种错误思潮和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状况，继续认真组织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和最近中央负责同志的有关讲话，把全党和全省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而提出的各项方针和政策；
要热烈开展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英雄学习的活动，普遍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要扩大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不良倾向。
赵紫阳同志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社会风气好不好，关键在党风如何，把党风搞正，发挥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全党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上发生一点问题就不难解决。
因此，要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在全党加强党性、党的组织纪律性、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教育。
学习中，要联系各单位的突出问题，边学边议边改。
赵紫阳同志还着重谈了在党内绝不允许搞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
他说，解决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是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核心问题。
四川过去派性是比较厉害的。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能说派性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在有的地区和单位，还若明若暗地在起作用，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党的团结。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派性问题解决好。
当然，也不是要搞什么运动，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把是非界限搞清楚，围绕当前工作任务，在派性冒出来的时候，抓住这些表现，不是就事论事地进行讨论，而是提高到党的思想作风上来统一认识。
赵紫阳同志说，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传统，又要适应新情况，认真改进方法。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政治工作的信誉，要足够地估计到他们那一套所谓政治工作的恶劣影响，彻底肃清其流毒，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要注意保护政治工作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鼓励他们去创造新的经验，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算细账挖潜力改革操作加强管理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努力节约原材料
据新华社南京05月20日电江苏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厉行增产节约，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为国家节约的原材料等，价值六百多万元。
这个厂担负着检修内燃机车、货车和生产铁路用的各种配件的任务，各种原材料和燃料供应都有一定的保证。
但职工们认为，原材料越是有保证，越是要节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
这个厂的解体车间，每年都要拆解几千辆货车。
过去在拆车时，车上的螺丝、螺帽都是用气割刀砍，大部分螺丝被损坏了。
工人们算了一笔账：
一只螺丝两角多钱，修一台车要四百多个螺丝，如果全部换新的，就要花一百多元。
于是，大家改进了拆车方法，用风动扳手把螺丝拆下来，回收使用。
去年，这个车间修复利用旧螺丝六十万只，节约价值达十六万多元。
为了节约各种原材料，各车间、各部门根据本单位的特点，算细账，挖潜力，围绕重点改革操作方法，加强企业管理。
铆焊车间闸剪小组的钢材利用率本来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但是工人们并不满足，继续在边角余料上动脑筋，想办法，使钢材利用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去年这个小组又节约各种板材三十六吨。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常年保持着一支三百多人的修旧利废队伍。
各车间也设有节约小组，全厂形成了一个节约网。
去年以来，修旧利废项目已逐步扩大到五百八十多项，利废价值每月可达十二万元。
工厂对增产和节约搞得好的集体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调动了大家增产节约的积极性。

绍兴县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五定”生产责任制，建立四级干部岗位责任奖励制，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
据新华社杭州05月21日电中共浙江省绍兴县委在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基础上，狠抓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目前，三十多万亩冬种粮食、油料作物，穗大粒饱，丰收在望；
春耕生产肥料足，进度快。
去年，绍兴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生猪饲养量增长，社队企业发展也很快。
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和各级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抓经营管理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经营管理成了一个禁区，许多干部不敢抓，也不会抓。
针对这一情况，绍兴县委在抓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中，首先注意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放思想，分清是非，大胆采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
与此同时，还采取层层抓点、典型引路的办法，总结并推广好的经营管理的经验。
目前，绍兴十个区、七十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都有自己抓经营管理的点。
县有关部门也都派出干部帮助下面抓点。
绍兴县委在抓经营管理时，特别注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努力克服平均主义。
例如，这个县过去从事农、工、副业的社员都是拿“对照工分”。
就是务农社员一年拿多少工分，务工社员和从事其他各业生产的社员与之相对照，也拿多少工分。
这样就使得从事各业社员的劳动好坏与个人利益没有直接联系，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今年绍兴县委在全县实行了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成本、定报酬以及有奖惩的生产责任制。
在适当考虑从事各业社员的劳动报酬不过分悬殊的情况下，又使各业社员能够因为他们的劳动好坏、贡献大小在报酬上而有所差别。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业内部、工业内部、副业内部社员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县委又采用按生产季节，制订小段计划，划分临时操作小组，实行定额记分的办法。
此外，绍兴县还建立了区、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的岗位责任奖励制，从而把各级干部的职责同本单位各业的生产计划、指标，直接联系起来，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绍兴县各级党组织在狠抓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还注意培训会计人员。

加强劳动保护搞好安全生产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广大职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认真贯彻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取得了成绩，一季度各种事故下降幅度之大是多年来少有的。
但是，少数地区和部门的安全生产情况仍然不够好，职工伤亡事故屡屡发生。
一些企业尘毒危害没有控制住，矽肺病和职业中毒还有上升趋势。
不少地方“三废”污染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指示，要求各地区、各单位重视安全生产，加强劳动保护。
不少部门和地方认真抓紧了这项工作。
但是，有些部门和单位只是在会上讲讲，嘴上说说，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
少数单位的领导人，对工人的安全、健康漠不关心，对不好的劳动条件熟视无睹，既不采取发生事故的防范措施，事故发生后又不认真检查原因，严肃处理，以致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事实证明，大量的伤亡事故并不是由于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引起的，主要是由于工作上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的。
个别部门重大伤亡事故不断重复发生，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情况的好坏，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
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搞好安全生产，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原则。
不断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防止事故和职业病，搞好安全生产，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这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抓好。
工业交通部门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倾听职工群众意见，一经发现问题，就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劳动条件，防止伤亡事故。
要坚决杜绝煤炭部门特别是地方小煤矿的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以及杜绝交通、铁道等部门的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尽快把伤亡事故降到本部门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开展安全卫生检查，是劳动保护工作走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应该坚持下去。
在检查中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查隐患，提措施，搞革新，防止搞形式、走过场，更不要因检查而劳民伤财。
对一些切实可行的技术、安全措施，马上可以办的，要抓紧办，经过努力可以办的，要督促办，暂时办不到的，要做出规划，逐步解决。
要争取在今后两、三年内，集中力量基本解决矽尘和铅、苯、汞等对职工的危害，然后进一步解决常见的尘毒危害问题。
各有关部门对改善劳动条件要给予必要的经费和物资保证。
要大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有关地区和部门对那些严重危害职工健康又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作业，必须制订措施，限期解决。
不能解决的企业，应坚决停产或转产。
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法规，迅速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做到职责明确，赏罚严明。
据了解，很多事故是因为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者瞎指挥、违章作业造成的。
我们必须强调遵守安全制度的严肃性。
过去，出了事故只是国家花钱善后和处分当事者，很少追查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今后，一个企业单位发生了重大伤亡责任事故，首先要追查厂长、党委书记的责任。
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事故多，伤亡严重，要追查部门和地区领导人的责任。
各部门、各地区要抓住典型事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对安全、防尘防毒做得好的，要表扬和奖励。
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矿企业和革新、挖潜的工程项目，必须有保证安全生产和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而且一定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不得削减。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采取相应设施的，一律要补上。
劳动、卫生和环境保护部门要参加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凡不符合安全、卫生规定的，不准施工和投产。
对有尘毒危害的工厂要进行必要的整顿，把治理尘毒危害作为企业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做到消除尘毒危害。
随着现代化生产建设的发展，将不断出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给劳动保护带来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各级领导必须对劳动保护的科学研究工作加以足够的重视。
劳动保护工作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安全和健康。
各级领导要把这一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为增产节约运动的持续开展创造安全、卫生的良好条件。

坚持开展安全防尘工作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下垄钨矿二十一年没有发现矽肺病
本报讯江西下垄钨矿是一个开采了五十多年的中型矿山。
1958年以来进矿的职工，年年进行胸片检查，至今没有发现矽肺病患者。
下垄钨矿所属几个矿区岩中二氧化矽含量高达百分之五十八到九十七，矽尘危害很严重，特别是1956年以前采用干式凿岩，粉尘浓度每立方米高达几百甚至上千毫克，矽肺病人不断增加，有些矽肺病人死亡。
为了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1958年以来，矿领导发动职工群众，采取综合防尘措施，坚持不懈地跟矽尘危害作斗争，使粉尘浓度大大下降，近五年来，粉尘合格率一直巩固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控制了矽尘危害，激发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全矿连续二十年完成国家计划。
冶金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分别授予下垄钨矿“通风防尘红旗”和“矿山防尘标兵”的光荣称号。
下垄矿消除矽尘危害的主要经验是：
矿领导始终坚持抓防尘工作。
矿领导始终坚持把防尘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和周总理关于解决矽尘危害的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对解决职工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问题的认识。
“四害”横行的1976年，矿领导仍然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反复强调加强企业管理，两次重申“粉尘浓度每立方米超过二毫克不准作业”，同时坚持开展安全防尘工作。
二十年来，下垄钨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虽然换了几次，但重视安全防尘工作的传统却始终未丢。
矿里至今坚持定期研究生产和安全防尘工作的例会制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处理重大问题。
依靠群众做好防尘工作。
一是依靠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攻克防尘难关。
矿山先后搞了四次突击防尘工作，解决了用水降尘、提高凿岩降尘效果以及全面提高各项防尘措施等重大技术问题。
二是依靠群众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三是依靠群众做好防尘日常管理工作。
从1962年以来，各班组都设立了不脱产的群众安全防尘员。
总结出“减”、“降”、“排”、“护”的一套防尘技术。
“减”，主要是从改革生产工艺、改进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着手，尽量减少粉尘。
“降”，就是采取喷雾洒水等方法，使已经产生的粉尘及时就地沉降下来。
“排”，就是采取通风换气的办法，把新鲜空气送至工作面，使水难以浸湿的细微粉尘连同废气一起排出地面。
“护”，就是采取配戴专用防尘口罩等办法，加强个人防护。
为了把好粉尘进入人体的最后一道关卡，他们还坚持不戴口罩不准进窿，坚持除井下食堂外，不准在窿内抽烟、吃饭的制度，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

王文虎培育早熟高产棉花新品种
山东省昌邑县流河公社郝家屯大队社员王文虎和科研小组其他成员一起，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了早熟高产的棉花新品种和耐粗饲料、长肉快的毛猪新品种，成为一名育种能手。
这个出身于富农家庭的青年受到全大队社员的赞扬。
1964年秋，王文虎从寿光一中毕业回乡后，不久就担任了第2生产队的副队长和棉花技术员。
郝家屯棉花产量低而不稳。
在实践中王文虎发现本队棉花低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子不好。
他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从选育良种着手搞实验。
他和伙伴们晨不怕凉露湿衣，午不怕烈日曝晒，整日出没在棉田中。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的人说王文虎是“黑五类”，下令不准王文虎搞科研。
明着不让搞，王文虎就暗地里继续搞，终于从几千株棉花中选出一号棉种。
可是，当他们把一号种子种在二亩试验田中繁育时，由于施肥过多，烧坏了棉种，二亩地只出了几百株棉苗。
这时，有人说王文虎“胎里坏”，并要把种子田翻掉，让科研队“关门”。
听到这些，王文虎的爱人劝他说：
“你别没黑没白的傻干啦，闯了祸，你和人家不一样。”
王文虎却说：
“我出身和贫下中农不一样，可我走的路和贫下中农一个样，我搞试验为集体，没有错。”
他将稀稀拉拉的棉苗移在二分地里，秋后得了五十斤种子，第2年种在七亩棉田中，充分显示出了增产性能。
这种新品种苗期粗壮，果枝短，株型紧凑，开花早，结铃多而集中，早熟，丰产。
在同样水肥、管理条件下，新棉种亩产皮棉一百六十斤，1972年郝家屯大队全部种上新棉种，棉花单产猛增到一百五十一斤。
王文虎积极参加地区“昌潍白猪”的育种工作。
他把铺盖一卷，搬到了饲养室，为培养新猪种，他在饲养室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76年，终于用哈白猪与黑色本地猪杂交，育出了耐粗饲料、生长快、抗病力强的“昌潍白猪”。
这种猪用甘薯干作饲料喂养，六个月能长到一百二十斤，十二个月长到二百七十九斤。
（据新华社）（附图片）
知识青年王长江（左）八年如01日，坚持在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区进行“南茶北移”试种获得成功，在全省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科学工作者”称号。
新华社记者 朱广智摄

要十分珍惜煤炭资源
——山西省一些煤矿忽视煤炭回收工作
记者在“煤炭之乡”山西省采访，发现一些重点煤矿不注意煤炭回收工作，丢煤现象严重，这是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
去年，全省八个重点矿务局平均总回收率（实际采出煤量与可采煤量的比例）为百分之七十点八七，比国家规定的薄、中、厚煤层平均回收率百分之八十的标准，低百分之九点一三，多丢失煤炭资源四百九十七万多吨，相当晋城、霍县两个矿务局一年多的产量。
如果把采煤技术还很落后的地（市）、县、社、大队开办的小煤矿算在一起，回收率更低。
造成煤炭资源严重丢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领导部门和煤矿重产量、轻回收，只讲当前。
有人认为“山西不缺煤炭资源，丢一点不算啥”，“现在煤炭生产要发展、要大上，把产量搞上去是主要的”。
他们把产量视为“硬指标”，而把回收率看作可有可无的“软指标”。
只要产量上去了，不管回收率是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都评为先进。
大同矿务局产量在全国占第1位，近几年来，煤炭回收率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六十四到六十八之间，比国家规定的标准低百分之十六到十二，每年多给国家损失煤炭资源三百四十多万吨，但仍然被评为大庆式企业。
更有甚者，有的煤矿片面追求产量，采厚弃薄（开采厚煤层，丢弃薄煤层），“吃肥丢瘦”，丢顶拉底；
有的违反国家技术政策，不经省煤炭管理局的批准，将一些边角煤、薄煤层和应该回收的煤柱自行丢弃。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八个重点矿务局近几年来共丢资源二千六百七十四万多吨。
一个从事煤炭生产多年的老工程师痛心地说：
只讲产量不讲回收，这是败家子作风。
落后的不合理的采煤方法是造成煤炭资源严重丢失的又一个原因。
据统计，在全省八个重点矿务局累计煤炭资源的总丢失量中，与采煤方法有关的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
目前，国外和我国许多煤矿都采用较先进的长壁式和长壁分层采煤法。
这种采煤方法，工作面单产高，丢煤少，回收率高。
由于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大同矿务局到去年年底，一百三十一个使用工作面中就有五十四个是采用落后的刀柱式采煤方法，其中还有十八个工作面由长壁式倒退回刀柱式。
去年，全局刀柱式采区回收率仅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九八，比国家规定的标准低百分之十六点零二，多丢失煤炭资源三百一十九万吨。
许多煤矿工作者深切感到，不改进落后的采煤方法，就不能大幅度提高煤炭资源的回收率。
另外，对水体、铁路、建筑物下面煤层开采的科学试验工作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仅潞安矿务局五阳矿的漳河和村庄下就压着三号煤层储量五千五百万吨之多。
如果这项科学试验取得成功，将解放大批资源。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是我国主要的能源。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把煤炭资源回收工作赶快抓上来。
本报记者曹文龙

贵州铝厂一分厂的劳动条件必须改变编辑同志：
贵州铝厂一分厂不执行国家关于劳动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自行投产后，矽尘危害十分严重。
去年03月，这个厂试产，经测定，原料准备车间矽尘浓度最高为每立方米三千五百八十九毫克，最低为八百三十二点四毫克，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几百倍到上千倍。
生产流程基本是敞开式的落后工艺，劳动条件恶劣，问题十分严重。
为此，市劳动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于同年五、06月两次发文，要贵州铝厂积极采取措施，消除矽尘危害。
并一再指出，在未采取应有的措施把矽尘浓度降到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以前，不同意一分厂原料准备车间投产。
然而，去年07月18日，这样一个矽尘危害和污染严重的工厂，竟然自行投产了。
投产以后，工人们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有的工人经常流鼻血，有的工人被粉尘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恶心呕吐。
群众意见很大。
这个厂还严重污染了环境，投产不到三个月，就有大片农田受到危害，一公里的河床被淤平，影响农田灌溉。
生产队告状到省里，工厂一次赔偿三万元。
省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在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批评了这个厂，要他们限期解决矽尘危害问题。
今年02月，国家劳动总局派专人前往该厂调查，要该厂迅速采取措施限期解决。
贵铝一分厂和负责该厂工程设计的贵阳铝镁设计院都表示接受批评，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可是，今年04月12日，省、市劳动、卫生、冶金等部门根据国家劳动总局的几次电话要求，对这个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厂除了试验以石灰乳液管道输送代替干式皮带输送、开始浇灌高压静电除尘器基础外，生产现场粉尘严重情况并未改善，工人仍然在粉尘危害严重的条件下进行生产。
为了切实保障工人的安全和健康，我强烈呼吁：
有关部门要采取断然措施，令该厂限期整顿，正式验收合格后再投产。
贵州省劳动局穆起光

迅速发展向日葵生产
向日葵是经济价值很高的油料作物，含油率一般为百分之三十左右，油用种达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出油率百分之四十左右，高于大豆二到三倍。
油质很好，其主要成分是油酸和亚油酸。
向日葵油是半干性油，油色澄清透明，油味清香适口，耐贮不易腐，食用价值很高。
同时，由于其理化性质好，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向日葵对风土条件的适应性极为广泛，对栽培条件的要求伸展性很强。
在肥沃的土地上，可以获得亩产四百到六百斤的高额产量；
在盐碱瘠薄的土地上仍能亩产百斤以上。
新开垦的轻碱地经过种植一、二年向日葵后，便能种植其它作物，成为开垦盐碱荒地的先锋作物。
因此它是我国目前栽培的油料作物中最经济、最有广泛发展前途的油料作物。
建国前我国向日葵发展迟缓，当时除了在东北、新疆和河北部分地区有少量成片种植外，多数只在宅旁、园田边地种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发展向日葵生产非常重视，栽培面积逐渐扩大，特别是自1956年由国外引入许多油用向日葵品种以后，发展更加迅速。
吉林省长岭县1976年由解放初期的零星种植发展到二十六万亩，总产达到四千万斤，向国家交售向日葵籽三千八百万斤，人均交售食油十九斤七两。
但全国的向日葵生产规模仍然不大，离人民的需要相差很远。
如果黄河以北的干旱盐碱地区和其他各向日葵主产区，象长岭县那样发展向日葵生产，1980年全国向日葵种植面积可扩大到现在的两倍，亩产提高半倍，出油率按百分之三十五计算，全国人均食油将提高半斤以上。
为了使向日葵生产有个迅速发展，希望注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议农业部组织向日葵生产基地考察组，对东北西部、内蒙古和宁夏河套，新疆、山西、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等地区的向日葵产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在此基础上制订规划和建设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向日葵生产。
二、要认真研究调整和落实好有关的经济政策。
目前向日葵生产虽然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但有的地方收购向日葵籽，还是不顶征购油脂指标，影响向日葵生产。
国家收购不分油用种和食用种，不看出仁率和出油率的高低，等级相同，价格一样。
长期存在的验质标准和收购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引起粮食部门的重视，始终得不到解决。
超购部分返油、返饼的奖励政策不落实、全国收购系统不统一、收购价格不一致等问题，都要认真解决。
三、积极推广皮壳率低、出油率高的油用向日葵品种。
建议目前要因地制宜地推广“先进工作者”、“白葵三号”品种。
同时选出适于当地生产的新品种供生产应用。
四、现行的科研协作组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当前全面开展向日葵科研工作。
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建立向日葵科研中心。
吉林省白城地区农科所 刘学文

陈荣谟创造花生高产新栽培技术
据新华社合肥电新华社记者田文喜报道：
安徽省全椒县古河区农林站技术员陈荣谟，经过多年的科学试验，创造出适用于我国淮河以南地区夺取花生高产的一项新的栽培技术——“条播壅针”。
“条播壅针”法，就是密植条播，在苗期中耕除草，疏松土壤，在盛花期壅针培土，使第1对、第2对侧枝上的果针能大量及时地扎进土壤中。
陈荣谟用这一方法种的花生试验田，连续三年获得平均亩产六百三十斤到八百四十九斤的高产，比同年当地老法种植花生增产两倍到三倍。
1975年以来，这项新的栽培技术在滁县和六安地区的一些社队大面积推广，都获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去年，六安地区的六安、肥西、寿县和霍丘等县第1次采用“条播壅针”法种的八百七十一点四亩花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左右，比当地老法增产一点七倍以上。
“条播壅针”新技术是陈荣谟在山东省“清棵蹲苗”高产经验的启示下，根据淮河以南地区的气候、土质和种植特点，因地制宜地试验研究而创造出来的。
“清棵蹲苗”法，根据黄河以北地区干燥少雨，土质松散，花生需要深播的特点，在花生全苗后，扒土清棵，使第1对侧枝顺利地伸出地面，解决花生因深播而第1对侧枝不能发挥结果优势的矛盾，从而夺取花生高产。
陈荣谟经过多次调查和试验，发现淮河以南地区同山东差别较大。
这里气候温和、年降雨量多，土壤为粘土，易板结，花生播种深度只一寸左右，而且出苗快，第1对侧枝容易露出地面。
因此不仅不需要扒土清棵，相反，应当在苗期中耕除草，疏松土壤，在盛花期壅针培土，为果针及时大量地入土创造良好的外因条件。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条播壅针”的栽培技术。

为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
——记优秀共产党员孙景江同志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
但是，1978年秋末，山东省枣庄市渴口大队的贫下中农，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09月29日，渴口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孙景江同志因公不幸去世了。
这里的人们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带头人而痛惜。
大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1967年冬，渴口大队第1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议论着：
到底选谁当队长？
谁能把这个后进摊摊拾得起来？
大家的目标集中到喂牛的孙景江身上。
孙景江出身贫苦，十五岁就被迫到枣庄卖苦力。
牛马不如的生活，他整整过了十五年。
集体化后，孙景江在生产队当饲养员。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夏天，他给牲口熏蚊子、打牛虻；
冬天，他家缺棉被，硬是拖着一条棉毯，也坚持住在牛屋里。
人们商量来、商量去，个个心里揣摸着：
选他这样的人当队长，准行！
孙景江这时也很不平静。
眼下，这个队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社员口粮还不足三百斤。
解放这些年了，穷哥们还填不饱肚皮，这哪能行！
所以，尽管这个队历来是块难啃的“骨头”，但当人们提名孙景江当队长的时候，他毅然同意了。
就在这年冬天，孙景江带领社员整地改土，积造土肥，盘起了石灰窑，组织了运输队。
苦干了一年，社员口粮增加了四十六斤，普遍分到了现金，还卖给国家一万三千多斤粮食。
一年变样，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老孙的劲头也更大了。
他的心全拴到了集体上，连走路、吃饭、睡觉也想着如何把生产搞好，让社员、集体快快富起来。
下地干活，他处处带头：
起石头，抢最累的活干；
推土运肥，装得最多，走得最快。
冬天给小麦浇封冻水，他常常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泥水里打堰改水。
有一次渠道决了口，他铲了几锨土没堵住，就扒下棉袄堵上，自己冻得打哆嗦也不顾。
1970年初夏，收割到场的小麦还没打完，汛期就来了。
孙景江接到公社的通知，带领小车队奔赴加固水库大坝的工地，从早干到晚。
收工后，又直奔打麦场，放下小车就干起来。
社员们劝他赶快回家吃饭，他说：
“国家的征购粮等着交，社员口粮等着分，小麦没打完，场里到处都是粮食，哪能吃得下饭。”
就这样，他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钟，场上活全完了，才回家吃饭。
有这样的带头人，还愁面貌不变？
如今，高洼不平、碎石遍野的山坡地变成了平展展的粮田。
队里盖了新房、新猪圈，买了拖拉机和多种农业机器。
粮食亩产过了千斤关，社员口粮达到五百多斤，每年向国家交售四万多斤。
副业收入成倍增长，集体积累不断增多，社员生活逐步改善，过去的落后队成了先进队。
孙景江同志多次光荣出席了社、区、市的劳模大会。
压不弯腰的钢铁汉
1971年孙景江入党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同大自然斗不怕掉肉，同阶级敌人斗不怕掉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他实践了自己的庄严誓言。
1973年秋，当老孙带领大家干得正起劲的时候，“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妖风刮到了渴口大队。
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少数群众，把渴口大队搞得乌烟瘴气。
支部书记不能工作了，副书记被赶出了队，人心散了，生产瘫了。
身为支部委员的孙景江比谁都急，他觉睡不安，饭吃不香。
在这困难的时候，孙景江挺身而出。
白天，他带着一队社员下地；
晚上，他把全大队的生产队长叫到一块，对大家说：
“党和群众让咱当队长，咱就得领着大伙搞好生产，对国家多作贡献。”
有人担心地说：
“这股风可是上头吹下来的呀！”
孙景江坚定地回答：
“不管它是上边的、下边的，反正人不吃饭不行，社员不种地不行。
种好地、多打粮没有罪！”
大家说：
“老孙领的路是正道。”
干部群众团结起来，继续大干不松劲。
于是，那几个权迷心窍的人把矛头对准了孙景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攻击老孙是“以生产压革命的罪魁祸首”，是“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孙景江不怕帽子压，不怕棍子打，坚持抓好集体生产。
1974年夏天，一些脱离生产外出的人回队来纠缠孙景江，要给他们记什么“革命工分”，老孙坚决不给。
他们就用“反对‘革命’”、“压制‘造反派’”等帽子压他。
老孙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
“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半个工分也别想。
只要我还当队长，那个‘革命工分’就是不能开！”
坚持原则的孙景江，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个别坏家伙，寻机下毒手想谋害他。
一天早晨，孙景江的老伴从水缸里舀水做饭，发现水的颜色变了样，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经过化验，是撒进了一六○五剧毒农药。
老孙的哥哥流着眼泪劝他：
“景江啊！
你别干了。
你再干下去，人家要斩草除根呀！”
社员们也为老孙捏着一把冷汗。
孙景江镇静地劝慰大伙：
“能毒死我，能毒死我全家，可他们毒不死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
我一天不死，就得和他们斗！”
说罢，他又带着社员下地了。
廉洁奉公，不徇私情
孙景江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在渴口大队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1974年，一队在西北湖种了几亩甜瓜。
夏天的一个中午，老孙急急忙忙地跑到瓜地，看瓜的孙茂志急忙招呼说：
“景江，天怪热的，快来吃个瓜吧。”
“瓜是集体的，大伙订的制度，当干部的更不能带头违反。”
老孙说罢又问：
“刚才那个吃瓜的，你看见没有？”
孙茂志吞吞吐吐地说：
“是你家老大的小孩摘了一个瓜，我……”景江打断了他的话：
“这就不对了，他摘一个瓜，就破坏了集体的制度。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你赶快给他记上帐，下次分瓜扣下来。”
孙茂志只好给记上了帐。
老孙这才满意地走了。
看着他那远去的身影，孙茂志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丝毫不沾、铁面无私的人啊！”
吃请受贿的事，孙景江连边也不沾。
他当队长以来，为了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每年农闲，都要组织一个建筑队，帮助社员盖新房，他只要有空就参加干活。
每次完工时，房主照例要办上几桌酒席，酬谢大伙。
可是，孙景江帮助社员盖起了四十多间房，从没喝过谁家的一盅酒。
1976年冬天，景江已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有个社员想托他办点私事，备好了一桌酒席，请他三趟，他都没去。
有人说他不讲“情意”。
他说：
“党的干部，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符合政策的事，不请，也能办；
不符合政策的事，说什么也不行。”
1976年春，一个在外工作的同志，拿着两张招工表来找老孙：
一张给老孙的女儿，一张留给他自己的妹妹，请老孙帮忙。
他还提来了点心和香烟。
老孙心想：
咱手中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咱怎能拿它来沾光取巧！
他好言规劝来人，退还了礼物，拒绝了让女儿去应招工。
有些人对孙景江的做法很不理解，对他说：
“你家生活困难，叫孩子出去算了，何必这样认真！”
孙景江回答说：
“因为咱是共产党员啊！”
老孙从来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就连他应得的一些利益，他也不要。
老孙家生活有些困难，支部为了照顾他，让他分管副业生产，按规定他可以和大伙一样领提成款。
可是会计三番五次把钱给他，他都不要。
后来，党支部书记亲自送给他，他还是拒绝了。
老孙原来在枣庄搬运站当工人，1962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到了农业第1线。
后来，搬运站领导几次派人请他回去。
他说：
“农业是基础，生产粮食重要，我在农村干一辈子算了。”
来人说：
“你既然不回去，到单位办个下放手续，也能领一笔下放款。”
老孙回答说：
“钱是国家的，我是自愿回来的，这钱我不能要。”
为集体奋不顾身
在五届人大精神的鼓舞下，孙景江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
他天不亮就起床，早饭常常拖到中午吃，午饭拖到晚上吃。
人们劝他注意劳逸结合，别累坏了身体，他却总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一心想的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旧社会的折磨，给他留下了腰疼的病根。
有时疼得厉害了，他咬牙撑住，仍然坚持干活。
去年三秋时节，孙景江分管秋耕、秋种。
他时而浇地造墒，时而跟着拖拉机耕地，每天从早忙到晚。
他眼熬红了，人累瘦了，还是感到为实现四化做的工作太少。
09月21日夜里，孙景江跟拖拉机耕地到次日凌晨一时左右。
在回指挥部的路上，由于又困又累，他不慎掉到两人多深的乱石坑里，腿部受了伤。
他挣扎了近一个小时才爬出来。
回到家里，他怕老伴不放心，没吱声就躺下了。
22日，老孙照样天不明就下了地。
夜深了，他没有回家，就在指挥棚里歇了会儿。
23日晚九时许，孙景江回到家里休息时，老伴发现他右腿血肉模糊，要给他去请医生，他拦住了。
老伴只好从邻居家借来点消炎粉和紫药水，替他把伤腿简单包了一下。
24日，孙景江一早去四华里外的郭村水库指挥放水，到十点多钟还没回来吃早饭，一个社员给他送去几个烧饼。
平时冷热硬软都能大口咽的“粗人”，今天怎么象个牙朽的老头？
人家问他，他还是一语带过：
“没啥，摔了一跤，腿有点痛呢。”
25日，老孙还是披星出工，戴月归家，在地里又干了一整天。
26日中午，大队赤脚医生看到老书记走路都拐了，硬拉他来治疗。
卷起裤管一看，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从肉里挑出一块玉米大小的石头。
赤脚医生心痛地说：
“手上扎根刺都痛得不行，这么大的石头扎进肉里，那还能干活、走路？”
老孙笑笑说：
“战场上战士们带着炮弹皮，都没下火线，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医生要给他打青霉素针，老孙忙制止说：
“这针挺希罕的，还是留给病重的人用吧。”
结果，只带了一包医生硬塞给他的土霉素片就走了。
这一天，他在地里还是坚持干了十三、四个小时。
27日晨，天还黑洞洞的，老孙忽然想起西坡地今天该耕了。
他艰难地爬起来，摸黑到了公社拖拉机站。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头倒在了床上。
老伴赶忙煮了两个鸡蛋，但这时，他已牙关紧闭、茶饭不能进了。
人们赶忙把他送进医院，但已经晚了。
由于破伤风感染，他已生命垂危。
老队长病危的消息，象火一样炙着渴口大队社员的心。
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医院看他，守护他。
孙景江吃力地睁开眼睛，望着朝夕相伴、共同战斗的乡亲们，艰难地说：
“我是不行了，把我……拉回去吧。
甭再花……集体的钱了。
钱来的不容易，要……用在生产上。”
人们含着眼泪劝慰他：
“就是三年不分配，我们也要把你救过来！”
老战友许德亭第2次来看他时，他神志迷糊地抓住老许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地……耕得怎么样啦？
要抓紧……下种。”
29日凌晨四时，孙景江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人们清理他的衣物时，发现赤脚医生强塞给他的那包土霉素，还原封不动地装在他的口袋里。
人们看着这包药，泪水滴湿了衣襟。
老队长啊！
你为了我们过好日子，真是豁出了命，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心上。
你为队里积累了多少财富，可是你连一支针都舍不得打，一包药也舍不得吃啊！
孙景江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中共枣庄市齐村区委作出决定，号召向模范共产党员孙景江同志学习。
渴口公社、齐村区的广大群众，决心以孙景江同志为榜样，在新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沈存法
本报记者宋熙文

为什么不顾抗旱用水洒马路？
编辑同志：
今年03月25日，我出差去苏北一个县。
当时苏北平原久晴无雨，一路上看到社员们都在抗旱。
但是来到这个县城，在围山几公里长的县城柏油马路上，看到的却是一片水晶晶的景象。
是下过雨了吗？
看看路边的地，仍是沙土飞扬。
那路上为什么这样湿呢？
我问当地的一位干部才知道，原来是地委的负责人要来这个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为了迎接上级领导，特意派人在柏油马路上洒了水。
从地委领导机关所在地通往这个县城的柏油马路有很长一段围山叉路，县的领导同志又不知道地委负责人从哪条路来，便把这个县城几公里长的围山马路都洒上了水。
而且县领导还派了北京牌小车去叉路口等候。
晚饭前，果然看见县委和地委负责同志坐的两辆小轿车，在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向县招待所驶去。
就在这时，我听到旁边有几个人在议论：
“威风是威风，但把这么多的水洒在马路上太可惜了，如果浇在庄稼地里该多好啊！”
听了这些议论，我不由得在心中琢磨开了：
为了迎接地委负责人的到来，竟然不顾天旱缺水，把农业生产急需的水洒在马路上，甚至放弃工作时间到叉路口去等候，究竟有什么必要！
？
这样的领导作风能与当前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相适应吗？
解放军某部李生杰

上海燎原化工厂副厂长、共产党员蔡怡，积极支持五个子女到农场和外地工作，受到人们称赞。
这是蔡怡和在农场工作、出差到沪的儿子谈心，鼓励他为四化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黄田宝摄

必须纠正不正之风
东北工学院郑新志
最近，报纸上登了许多教育群众正确对待当前困难的文章，对此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现在，确有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闹事，也有极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当前的困难，提出一些不恰当的要求。
这些问题都应当解决。
可是应当看到，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去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去纠正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正之风。
文章谈的那些道理，从理论上讲都是站得住脚的，多数群众也能讲出来。
但近十几年来，站得住脚的理论却往往不能全使群众信服。
比方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道理讲，在一定时期还是必要的，事实又怎样呢？
许多领导人也讲大道理，却对上山下乡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使其子女免于上山下乡。
即使下去也是虚晃一枪，不待屁股坐稳就调回城市了。
分配工作也是如此，有门路的到好厂干好工作（社会上认为好的），没门路的只好到不好的厂干重活、脏活。
现在我国经济还不很发达，市场上许多物资供应紧张，可是某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却从来不曾紧张过。
比方，春节国家供应的平时难买到的一点东西，许多人拿着票证，挨着冻排队都难以买到，有人却整篮鱼虾、大筐鲜货往家搬。
群众说，国家有困难，生活艰苦一点没意见，这些有特权的人实在叫人气不过！
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国家的困难需要大家来分担，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但是，不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总不能让群众谅解吧！
群众憋着那么大的气，能大干社会主义吗？
我们国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比现在艰苦得多，为什么那时广大群众却很少怨言，而能挺起腰来和国家共度难关呢？
关键就是我们有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有千百万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干部。
现在的情况却与那时有了不同，我想大家心中都有数。
粉碎“四人帮”后，群众满怀信心地认为，歪风邪气的末日到了，可是，时间过去两年多了，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了，有些地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并没有收敛多少。
开始，报上登一些打击不正之风的报道，群众看了很振奋，很出气，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群众注意的不只是动人的文章，而是更注意身边事物的变化。
那些文章对纠正不正之风，是起了些作用，可是，有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当时只缩了一下脖子，现在又拍着胸膛说：
“怎么样，老子照样。”
他们照样搞不正之风，群众也照样是看着干生气。
这些不正之风，肯定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确实不是一年半载所能肃清的，但这总不能成为掩盖我们缺点的挡箭牌。
应该说，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不解决，这同搞四个现代化是完全不适应的，将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
现在，在有些地方，党中央的许多政策到底贯彻执行得怎样，很需要认真进行调查了解，听听群众的意见。
没有千百万思想好、作风正派、真心实意干革命、为群众服务的革命干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谈何容易！
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整顿。
这不应是纸上谈兵，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恢复和发扬起来。
只有这样，报上登的那些文章才更有说服力。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扫除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一小撮坏人就会陷于孤立，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加速我们伟大国家的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脱离群众的“接待演出”编辑同志：
我是文工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常常遇到这种情况：
为了临时招待上级领导人演出，剧团正常公演的节目不合领导的口味就要换，或者是有关负责同志为接待上级领导人而亲自点节目。
于是，剧团就要打乱工作计划，临时赶排节目，搞得手忙脚乱。
剧场因此要出“紧急启事”：
因故停演，改日再看，不愿看者退票；
或是推迟开演时间。
剧团和剧场虽然加班加点，增演场次，但只能加大开支，而不能增加收入，因为全是“招待”。
退票的群众牢骚满腹，等候的观众也意见纷纷。
为了一两个人，为什么要把千百人拒之于门外？
领导人和群众为什么不能同场看戏呢？
试问：
这样接待领导人，是尊重、爱护领导人吗？
否。
这是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高墙，是拆领导人的台。
希望领导上对这种脱离群众的接待办法严加制止。
有些“盛情接待”，也的确是上级领导人事前并不知道的，但一旦发现，就要严肃批评，不能只是随便交代一句“下次注意”就算了，否则，下次还是要“照办”的。
最后，也希望党报造造舆论，告诉大家怎样做才叫尊重、爱护领导人，让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各方面真正恢复发扬起来。
湖北省宜昌市文工团闻功湍

领导来视察何必如此紧张编辑同志：
几个月前，不知哪位领导来我市视察，那场面可真是八面威风。
几个主要街口，一个多小时前就开始戒严，车辆行人一律绕道。
骑自行车的隔老远就被民警喝令下车，倘若反应稍微迟缓一点，轻则恶言待之，重则扣车受训斥。
前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准车辆行人通行。
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本来是件寻常的事情，干么要弄得这样紧张和“神秘”呢？
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毛主席多年倡导的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哪里去了？
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人为地造成干群对立，这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决不是个小问题。
“四人帮”被打倒已有两年多了，为什么这类不得人心的作法还不能纠正？
为什么逢迎上级、无视群众的不正之风还如此盛行？
广大群众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转变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和广大人民一道为四化作出最大贡献！
湖南省湘潭市粮食局焦良

推广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发展
长春物理所和工厂协作，把场致发光数字和模拟显示技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冶金、机械等方面，受到用户好评
新华社长春05月22日电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和有关工厂协作，把场致发光数字和模拟显示技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冶金、机械、电力、科研、体育和国防等方面，受到使用单位的好评。
场致发光是使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的一类发光现象，是一种全固体化的光源，常见的有结型、薄膜和粉末三种类型。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研究粉末交流场致发光，但较长时间侧重于机理等基础性的探讨，虽然也做出了器件，取得一些成果，但距实用尚有距离。
近几年来，长春物理研究所在科研中既注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也重视安排力量从事应用研究。
科研人员在前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突破了障碍实际应用的一些关键问题，使这项研究从实验室样品进入实用阶段。
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国家急需，开展了场致发光应用整机的研究。
为了尽快使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长春物理研究所几年来一直和有关工厂等单位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
他们不仅向工厂移植应用成果，还帮助工厂培训工人和技术人员，建立工艺和测试方法，寻找和开拓应用领域。
白城市电光器材厂在长春物理研究所帮助下，现在已初步有了一支从事粉末交流场致发光器件及应用整机生产的工人技术队伍，能生产多种规格的发光屏和大型应用整机。
它除了移植生产长春物理研究所的产品，还能根据用户的需要，独立设计和生产一些产品，成为一个场致发光器材生产的专业厂。
该厂生产的一些由所、厂协作研制的场致发光产品，都很受用户欢迎，如乒乓球电动记分器，在国际比赛中使用受到好评。
场致发光数字钟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用于计时、时控和报时，效果较好。
大型精密计时器也已在国内一些天文台、站使用。
长春物理研究所和白城市电光器材厂研制的ZLOK—2A型冲天炉程序控制台，是一项新的应用成果。
这是用于铸造行业熔化工部的自动化专用设备。
它能对目前国内大量使用的冲天炉加料、配料作业的一系列配套设备进行程序控制，并在场致发光屏上显示出铸铁牌号及生产批数，模拟显示工艺过程动态。
操作人员坐在控制台前，就能从发光屏上看到生产进展及现场有关设备的运转动态。
这一设备曾在沈阳铸造厂、南京第2机床厂和北京冶金机械厂安装试用，效果较好。
广大铸造工人称赞说，这台设备的研制成功，对实现冲天炉加料、配料机械化、自动化，改善铸造工人的劳动条件，改变我国铸造工艺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意义。
最近，这种冲天炉程序控制台已经经过鉴定，由白城市电光器材厂投入小批量生产。

桂林市文物商店销售碑帖
桂林市文物商店开办碑帖销售业务，很受国外旅游者的欢迎。
山水秀丽的桂林，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这里各处山岩上的历代摩崖（刻于山崖上的碑文）及碑碣共达一千五百多件，是我国碑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桂林市文物商店为了满足旅游者的爱好，从1978年开始经营碑帖。
现在供应的，有桂林著名碑刻十种。
（据新华社）

正确对待下乡知青中的先进人物
编者按：
《新疆青年》杂志记者和本报记者来信提出的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
过去，各地都有一批先进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他们在广大青年中曾经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有的人一直表现很好，虽然遇到种种挫折，仍然坚持战斗在农村。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的人后来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
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
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及早解脱，作出妥当的处理。
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到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六十年代初期，鱼姗玲这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还不满二十岁的姑娘，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冲破重重阻挠，从繁华的上海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荒原落户。
在艰苦战斗中，她不怕苦不怕累，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热爱边疆，建设边疆，成长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5年07月，共青团中央树她为全国知青典型之一。
前不久，我到阿克苏塔里木垦区最偏远的十四团场九连，访问了鱼姗玲同志，准备把她的模范事迹在报纸上刊登。
但是，她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却不同意。
理由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在报纸上宣传影响不好。
根据我的见闻，觉得这样看待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是不恰当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鱼姗玲就被当作十七年错误路线和原农场党委树立的“黑典型”，受到了批判。
那时，强加给她的罪名有“资产阶级臭小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她的生产排长的职务也被撤掉了。
最初，她忍受不住这种政治上的打击，满肚子的委屈。
但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终于使她冷静了下来。
父母每次从香港寄来的信，她从不向组织隐瞒。
后来群众分成两派，她哪派都不参加，坚持工作。
许多知青往上海跑，她仍坚持留在连队。
有一年秋收时，农场武斗很厉害，地里的棉花没人收，她就主动找了些人去摘棉花。
今年02月，农场里不少上海知青集会要求返回上海，有人劝她当上访团的团长。
她不赞成这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作法，严词拒绝了。
由此可见，鱼姗玲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她的荣誉。
极左思潮盛行时，怎能要求一个青年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呢？
而且据调查，鱼姗玲同志只不过是在被批斗的时候说过一两句不适当的气话。
我们不能抛开她一贯的表现，一叶障目地否定她。
我认为在当前的拨乱反正中，有必要为这样的老标兵恢复名誉。
《新疆青年》杂志记者
曾坤
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
不久前，记者在河南郏县访问了老知青薛喜梅同志。
1968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到这个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插队。
以后，又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大李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批林批孔时，江青曾派人给公社下乡知识青年送信、发“学习材料”，欺骗和拉拢薛喜梅。
当时，她年轻、单纯，缺乏识别能力，加上个别领导人的教唆，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的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
上级党委派调查组反复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按照党的政策，薛喜梅的问题既然弄清楚了，就应该及时解脱，但直到现在无人过问。
为了及早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同志写信，也没下文。
没有办法，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但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地返回公社。
薛喜梅犯了错误，影响她的妹妹入不了团，还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
一次，薛喜梅在许昌市碰到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
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的单位却责成她交代同薛喜梅的关系。
客观现实，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
群众希望上级党委及早把她解脱出来，使她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和生产，为四化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武成德

满足下乡知青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愿望
高陵县举办知青业余学校深受欢迎
据新华社西安05月21日电陕西省高陵县积极举办知识青年业余学校，帮助下乡知识青年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
今年03月以来，全县十个公社已办起十所业余学校，有一千多名插队知识青年参加学习。
这些业余学校根据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分别编为初中班和高中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五门功课。
各业余学校以知青点为单位组成学习小组，本着农闲多学，农忙少学，自学为主的原则，每周星期日集中上课一天。
请当地中学的教员兼任业余学校的教员，县里按有关规定付给一定报酬。
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业余学习的领导，各公社都成立了业余学校领导小组，由主管知识青年工作的公社负责人担任校长或组长。
县知青办拨出了一部分经费，帮助各大队建立起图书室，向知识青年提供课外读物和学习参考资料。
高陵县举办知青业余学校，受到知青、知青家长和群众的欢迎。
广大知识青年边劳动、边学习，上进心增强了，出现了爱集体、守纪律、爱学习的新气象。

福建省莆田县发现一幅明代彩画星图
福建省莆田县文化馆去年在整理旧存字画时，发现一幅与航海有密切关系的明代彩画星图。
这幅彩画星图，残长一百五十厘米、宽九十厘米。
中间绘有星图，星图中央贴有用一块小圆纸画的罗盘。
全图绘有二百八十八个星宫，约一千四百多颗星。
星图的外圈，以工笔重彩精绘十二厘米宽的云层，云层上面还画有三十七组神话人物。
从绘画艺术看，工笔精细，线条流畅，比例准确，形象逼真，色彩庄重。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物出版社有关天文和文物专业工作者鉴定，这幅星图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特别是星图的中央贴有“罗盘”，显然是与航海有密切联系，这在我国古星图中是第1次见到，说明我国古代民间对航海天文的重视，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导航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红楼自古何尝梦齐放争鸣永不衰
《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05月20日电本社记者徐民和报道：
《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自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问世二百余年来，在我国，还是第1次出现这样大型的专门研究红学的刊物。
出席学刊成立大会的红学家们都为这件喜事同声祝贺。
学刊顾问王昆仑说，看见这样的盛况，我很高兴，谨奉诗一首：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曾相识燕归来。
红楼自古何尝梦，齐放争鸣永不衰。”
学刊编委之一、书法家启功也即席赋诗：
“佳辰撰杖侍诸贤，鹤发青春领众妍。
从此万红红不落，缤纷开满石头边。”
八旬高龄的茅盾刚刚开完另一个会，也满面春风地赶来道贺。
正象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这次学刊编委成立大会是文艺界、红学界一次团结的盛会。
出席大会的老一辈红学家、作家有顾颉刚、俞平伯、叶圣陶、吴世昌、吴组缃、吴恩裕、周汝昌、王利器、端木蕻良等，中青年红学家有冯其庸、李希凡、蓝翎、郭豫衡、廖仲安、戴不凡、张毕来、蔡义江、邓绍基、刘世德、陈毓罴、李厚基、朱彤、张锦池、刘梦溪、周绍良、周雷、胡文彬、陈玉刚、陶建基等，还有《红楼梦》英文版全译本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
贺敬之在讲话中希望红学家们团结起来，以《红楼梦学刊》为阵地，广泛团结国内外《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充分调动红学界的积极性，把红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红楼梦学刊》主编之一冯其庸向编委们报告了学刊筹备的经过（另一主编王朝闻因在国外访问，未能到会）。
他说，在红学研究中，过去曾有过不同学术观点的原则争论，这是好事。
但也曾有门户之见，应进一步加强团结。
今天是老中青红学家们济济一堂，这个事实在红学研究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标志着红学研究必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中国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也讲了话。

陕西发现两处西周早、中期宫殿建筑遗址
对研究西周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建筑史具有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西安05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王兆麟报道：
经过考古工作者三年多的发掘，在陕西省岐山县和扶风县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宫殿建筑遗址。
其中一处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廊院式建筑遗址，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瓦的建筑物。
这两处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周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建筑史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对这两处建筑遗址进行鉴定和评价，并研究如何保护问题，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04月在陕西扶风县召开了现场座谈会。
应邀参加会议的考古学家、古建筑学家有四十多人。
岐山、扶风两县的大部分地方，先秦时期称作为“周原”。
它在西安市的西边，相距约一百公里。
据史书记载，周代初期曾经在周原建都达百年之久。
此后周原虽然失去了都城地位，但因它是周朝的发祥地，祖先宗庙建立在这里，成为周人顶礼膜拜、祭祀祖先的重地。
西周都城和建筑历经二百多年才毁于战火。
周原遗存了极为丰富的西周文物。
从1976年春天起，在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安排、组织下，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开展了三年多的发掘工作。
在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发掘出距今约三千一百多年的西周早期廊院式宫殿建筑基址，在扶风县法门公社召陈村发掘出距今二千九百年以上的西周早、中期宫室建筑群基址。
同时，还出土一批价值很高的甲骨和青铜器、陶器。
凤雏村的廊院式宫殿建筑基址，埋于地下约一米左右的地方，基址南北长四十五点二米，东西宽三十二点六米，面积一千四百六十九平方米。
全部房基建筑在约一点三米高的夯土台基上，座北朝南。
南边大门前有影壁，门道两侧为东西门房，各三间，通过门道即进入中院。
内有三个大台阶通向前堂大殿，这是个有一百零五平方米的主体建筑。
大殿后有过廊，过廊两侧各有八米见方的小院，过廊尽头是东西排列的五间后室。
庭院两侧为东西厢房，面朝院内，东西各九间。
整个基址是由若干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群体建筑，北方至今流行的四合院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它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排水设施科学合理，建筑用材除用木料立柱，石头作础外，当时已用土坯作墙，并首次发现我国最早的瓦。
这些瓦只是用于房脊上。
根据它的建筑质量、规模和形制，考古学家和古建筑学家们分析，它是西周早期宗庙一类的宫殿。
召陈村的宫室建筑群基址，有八座建筑，分布在近六千平方米的面积上，除一座可能是西周早期的建筑外，其余均为中期建筑。
它们的特点是各座建筑的房顶全部用瓦覆盖，现已发现的带有瓦钉、瓦环的板瓦、筒瓦，以及不同纹饰的瓦达数十种之多。
这些建筑的网状木柱布局很有规律，最粗的柱础直径达一点九米，这足以承担瓦顶的重量。
西周时期这样的宫殿遗址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参加座谈会的学者、专家感到十分兴奋，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家在座谈中一致认为，周原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要认真保护，并加强研究工作。

上海市革委会宴请马里友好访问团
据新华社上海05月21日电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副总书记、财贸部长阿马杜·巴巴·迪亚拉上校和夫人以及由巴巴·迪亚拉副主席率领的马里友好访问团。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首先祝酒，他说，中国人民对马里人民，一向怀有亲切友好的感情。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马友谊正不断巩固和发展。
巴巴·迪亚拉副主席祝酒时说，我们到中国以后，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会谈，表明马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十分良好的关系。
马里贵宾是今天下午从杭州乘专机到达上海的，在机场上受到陈锦华副主任等的欢迎。
在杭州期间，马里贵宾参观了杭州织锦厂、西湖公社双峰大队。

东京，友好之城
大阪的欢声还在耳边回响，名古屋的热涛仍在胸中荡漾，中日友好之船告别关西地方，沿着日本东海岸继续进行友好访问。
05月18日，当喷薄而出的太阳问讯浩瀚的大海时，友好之船来到了日本首都——东京。
多少中日朋友立下了东京相会的期约。
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本部会长宇都宫德马在欢迎友好之船入港仪式一开始，就充满激情地说：
“我们一衣带水邻邦朋友欢聚一堂的长年夙愿实现了！”
日本全国四十多个友好团体的代表到晴海码头上欢迎代表团。
和平鸽伴着洁白的海鸥在人们头上轻飞，乐队奏起欢快的中国歌曲和日本名曲《花儿》：
阳光明媚隅田川，扁舟轻摇如梭穿；
擢开水面花四溅，良辰美景谱何篇。
一幅多么生动瑰丽的图画！
东京在代表团的心目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这不仅因为东京是世界十大名城之一，是一座历经时代风云的都市，重要的是它到处留下了周总理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
今年又和我国首都结下了友好城市的良缘。
热情的主人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登高望远。
雨后的东京格外清新。
人们视线追逐的天际，云冠雪笠的山姿清晰可见。
啊，富士山！
多少年来，富士山不仅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也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象征，郭沫若同志曾经这样形容过：
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峰连富士山。
代表团的同志来日本之前，就渴望见到她的丽容暖貌。
昨天，在爱知县的知多市，几千名中日朋友欢聚在一起，大家换上日本的民族服装“袢天”，廖承志团长和粟裕最高顾问亲自击鼓掌节，两国朋友结伴相联，翩翩起舞。
日本朋友还把十坛美酿，一架珠珞玎玲的“神舆”抬到船上。
临别前，廖团长提笔给久野忠治画了一幅熊猫，并且为日本朋友一连题了二十几张字联，团里不少同志也题了词，其中道：
“富士山高，中日情长。”
“为友谊而来”，这是代表团的共同语言。
一位台湾省籍的代表离开北京时，特意去天坛公园摘了几枝刚刚吐放的樱花。
这些樱花是田中前首相代表日本人民在1972年送给中国的，它流下过北海道松前町松城小学校孩子们辛勤的汗水。
这位代表和他的同事把采来的樱花作成标本，参观东京日本广播电视台的那天，送给了日本友人，他请朋友们代转樱花在中国生长的状况。
代表团游览市容，参观工厂、学校以及访问家庭，常常为一些天真烂漫的儿童所包围。
当孩子们扬起红红的小脸，张着小手，喊着“你好”，再将一束束鲜花送到你跟前时，你的眼睛不能不感到湿润……。
北京市特级教师许通儒去？
谷区幼儿园参观，孩子们就扑到她的怀里，亲昵地叫“阿姨”，还表示要到北京去。
日本朋友告诉代表团，友好不仅是这一代，要代代相传，在孩子们的心灵里培植日中友谊的花朵。
东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青年时代生活学习过的地方。
不少同志一到东京，就期望去寻找总理当年的故居。
不论是参观，或是短暂的休息，话题常常从周总理谈起，又谈到中日关系和四个现代化。
周总理亲手浇灌中日友谊之花的功绩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心中。
逗留期间，代表团先后探访了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的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前首相，看望了中岛健藏、藤山爱一郎等一些老朋友。
05月21日，廖承志团长拜会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邀请他早日访华，大平首相表示非常高兴。
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不断发展感到满意，展望今后两国经济往来，贸易合作，一致认为中日友好不仅有助于两国的和平繁荣，也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东京的市容给代表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变化很大，商品的质量提高了，花色多了，包装和样式也讲究起来。
人们比较讲究礼节，服务态度和蔼，讲究卫生，大街上很少见到垃圾纸屑……另一面，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职员，工厂的工人，走起路来匆匆忙忙，西方人称日本人是“急性子”，其实，工作压在那里，不急是不行的。
在东京短短的四天里，代表团还应邀到工人、职员、教授、学者等各阶层的日本朋友家里作客，加深了友谊，促进了相互了解。
星期六，北京班的同志来到大正大学讲师今枝二郎家里。
今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见到北京的同志兴奋地说，“北京和东京结为友好城市，我们是亲上加亲。”
为了纪念中国朋友来访，今枝先生把自己的新作《唐代文化考察之一，阿倍仲麻吕》一书赠给代表团成员。
朋友们促膝交谈，共叙友情，就好象是一家人。
代表团的同志说：
好象久别重逢的家人，知心话儿说不完。
团里一位代表还即兴赋诗道：
欣然来访亲戚家，满目诗书睹芳华，流长源源说史话，隔海共浇友谊花。
一些代表还走访了日本部落民的家庭。
代表们来到江户区平井町。
这一带是东京部落民较为集中的地方，虽然住宅也是十几层的楼房，生活却不怎么富足。
代表团的同志来到一家叫矶部的朋友家。
矶部一家四口，住着一套三间的屋子，显得有些拥挤，工作是在一家小小的玩具厂。
主人坦率地告诉中国同志，部落民的生活是低下的。
战后，部落民的等级制度虽说已经取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受到各种不同的歧视。
工作多数是在中小企业里。
听说中国客人来，邻居的一对青年夫妇也来作陪。
这对夫妇生活还苦些。
男的是个临时工。
他说：
“我们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
对我来说，如果每月找不到十五天的工作，就难以维持生活了。”
中午，主人留客用餐，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中国朋友准备了日本著名的“天麸罗”和“鸡素烧”。
在这样的家庭里，吃到如此丰盛的饭菜，中国同志有些禁不住自己的感情：
这那里是普通的饭食，分明是建树友谊的精神食粮，是倾注满腔热血的友情啊！
夜幕降临，从友好之船明华号甲板上展望东京，回忆几天来的一幕幕，一种激动人心的友情在人们胸中升腾。
我们即将离别东京，再见，明华轮满载友谊去开始新的航程！
本报记者
柏生象光云方

中罗政府经技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议定书签字
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中罗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次会议议定书今天上午在北京签字。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罗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陈慕华和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政府副总理、罗中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罗方主席保罗·尼古列斯库，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由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团员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签字仪式。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外交、外贸、外经、计委、冶金、煤炭、石油、化工、轻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签字后，杜米特列斯库大使为罗中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大使馆举行了酒会。
陈慕华副总理和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等出席了酒会。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由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在参加了中罗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和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后，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等到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也到机场送行。

中越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
新华社广西友谊关05月22日电今天，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中国友谊关口岸举行了第1次会谈。
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方面将于05月28日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释放被我云南边防部队俘获的一百一十八名越南武装人员伤病员。
越方也表示同一天将释放二十名中国被俘人员。
这将是双方释放的第2批被俘人员。
双方还达成协议，第2次会谈将于05月26日北京时间十时，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越南境内一侧举行，双方将讨论全部释放被俘人员的计划、时间等问题，并互相交换全部被俘人员的名单。
在今天的会谈中，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刘鹏飞通知越方，为了加速双方被俘人员全部早日获得释放，中国方面准备于05月25日释放被我云南边防部队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中的一百一十八名伤病员，并建议在中国云南河口至越南老街之间双方协商的地点进行交接。
越方代表提出，老街到河口之间的桥梁已坏，建议交接地点仍在中国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为了尽快释放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伤病员，让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考虑到越方提出的具体困难，同意越方的上述要求。
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阮文泰说：
“对中国方面关心到我们的条件，我们表示感谢。”
由于从我国云南运送越南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到广西友谊关，铁路、公路运输需要几天时间，经过双方协议，我云南边防部队俘获的一百一十八名越方武装人员伤病员，定于05月28日北京时间上午十时，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交接。
中越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今天的会谈，是在北京时间十一时至十四时十分进行的。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对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到中国境内会谈表示欢迎。

中越谈判的主要分歧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中越谈判在河内谈了一个月，双方分歧甚多，没有谈拢。
在所有的分歧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
中国方面提出包括反霸原则的八项建议之后，越南谈判代表和报刊一齐吵吵嚷嚷，大声咒骂。
他们骂得最起劲的就是反霸这一条。
他们说，这是“企图迫使越南放弃正确的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路线，跟着他们（中国）的路线走，迫使越南放弃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副外长潘贤发言）。
他们说，提出反霸原则违背了这次谈判是为了解决中越争端的目的，还说中国要越南也一起承担反霸义务，“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越《人民报》评论员）。
两国谈判，你可以提三点建议，我也可以提八项建议。
一方提出反霸原则，另一方同意，即可达成协议，如不同意，仍然是各说各的，这根本谈不上迫使对方放弃自己的路线和立场的问题。
但是，越南当局对“反霸”这一条，如此光火，如此心惊肉跳，则是耐人寻味的。
在明眼人看来，霸权主义正是中越关系恶化的根源。
消除这个祸根，中越关系才能改善。
而越南当局却偏偏要回避这一点。
只要客观地回顾一下中越关系恶化的历史就可以看出：
一、正是在越南全国解放之后，河内领导人头脑发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而中国不支持河内就采取恶化中越关系的步骤，特别是越南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不赞成，越南当局就公开反华。
二、越南的霸权主义还直接搞到中国头上，对中国领土提出要求，并且动用武力，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中国的边境安全，使两国之间发生了不幸的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
三、中越关系恶化还同苏联霸权主义有关。
苏联为了称霸世界，唆使和支持越南当局反华，支持越南当局在东南亚推行霸权主义。
由此可见，消除霸权主义是解决中越争端的根本途径。
正因为这样，中国代表团才在中越谈判中提出了反霸原则。
怎么能说，反霸原则是同中越争端无关的，不是中越谈判范围以内的事情呢？
如果真想解决争端和改善两国关系，正是要从这里入手。
霸权主义也是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局势恶化的根源。
不能设想，越南十几万军队进占柬埔寨，柬埔寨会有和平；
越南几万军队驻在老挝，老挝会有稳定；
不能设想，越军在柬泰边境咄咄逼人，泰国会感到安全；
也不能设想，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印支联邦”的出现会使东盟放心；
更不能设想，苏联霸权主义者在金兰湾、岘港等基地的军事存在，会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以至全世界的和平。
而越南当局却把这些危害东南亚和平安全的行动，叫做“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和“国际团结路线”。
反对霸权主义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当然希望在同中国毗邻的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
因此，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完全出于真正解决两国争端、真正把中越之间和东南亚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愿望。
越南人民不也是希望从事和平建设吗？
他们进行了几十年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难道不是为了赢得独立和开始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吗？
对外扩张、侵略，侵占别国领土，控制邻国，难道这些霸权主义行为能给越南人民带来和平、幸福吗？
让苏联霸权主义在越南使用和建立起为新的世界战争所需要的军事基地，这难道不是损害越南的独立和安全吗？
为什么越南当局要把越南拴在苏联的战车上呢？
我们认为，越南当局如果以越南的民族利益为重，就有一切理由赞成反霸原则的。
如果越南奉行的不是霸权主义路线，越南政府代表团何妨按照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八项建议的第2项，一起庄严地宣告：
任何一方不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呢？
这对中越双方都是约束，是各自平等地承担义务，哪里说得上是要越南跟着中国走？
越南当局害怕反霸的原因，人们从最近两个月的印支局势中也能看出端倪。
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上的武装挑衅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向中老边境增兵，并借助苏联的军事支援，竭力加强在柬埔寨战场上的攻势，还越来越露骨地威胁泰国。
这使人们不能不怀疑，越南当局企图利用中越谈判来掩盖它的这些霸权主义行径。
中国代表团在中越谈判期间几次忠告越南当局不要继续推行危险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越南代表团长潘贤宣称这是“威胁”越南。
但是，河内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我们还得再说一遍，谋求霸权的确是很危险的。

康世恩副总理抵达巴西进行访问
新华社巴西利亚05月21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应巴西政府的邀请于今天上午抵达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对巴西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的第1次访问。
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中国和巴西两国国歌。
康副总理在巴西外长拉米罗·萨赖瓦·格雷罗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前来欢迎的还有巴西矿业和动力部长塞萨尔·卡尔斯·德奥利维拉等其他巴西高级军政官员。
在机场散发的书面讲话中，康世恩副总理说：
“中巴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
1974年，中巴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五年来，我们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赖，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令人高兴的。”
“我相信我们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康副总理一行在前来巴西首都的途中在里约热内卢作了短暂的停留。
陪同康副总理访问巴西的有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和电力部副部长李锐等人。

旅日华侨举行酒会欢迎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05月21日电旅居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华侨代表05月20日晚在东京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以廖承志为团长、粟裕为最高顾问的“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
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在酒会上讲了话。
他说：
“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这次‘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首次来访，必将对促进两国的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
“祖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宏伟事业取得成功，并愿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廖承志团长在酒会上讲话时说：
“侨胞们本着‘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不断献策献力。
希望侨胞们今后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新的贡献。”
廖团长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侨胞们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纷纷要为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是很值得欢迎的。”
接着，他重申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政策和方法。
他说：
“现在是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先谈起来，先进行些往来，增加了解，消除隔阂。”
“我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出席欢迎酒会的还有台湾省民会会长刘启盛等各地侨胞团体和侨校代表四百多人。
酒会之后，廖承志团长又在“明华”号客轮上同各地侨胞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了座谈。

索马里军事代表团启程来华访问
新华社摩加迪沙05月21日电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的邀请，索马里第1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里·萨马特尔中将率领的索马里军事代表团，05月21日乘飞机离开摩加迪沙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成员包括海军司令穆罕默德·奥马尔·奥斯曼准将和防空部队司令艾哈迈德·萨哈勒·阿里准将。
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以及索马里党政军其他高级官员前往机场送行。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临时代办陈维帆和武官郭得辰也到机场送行。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邦克途经北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约·邦克同志等四人，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到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同志是在出国访问的回国途中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设宴招待了他们。
他们还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耿飚副总理结束访问瑞典后抵挪威
乌尔斯滕首相和努尔德利首相分别欢送欢迎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5月21日电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结束了对瑞典的一周访问之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奥斯陆。
机场上，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瑞典首相奥拉·乌尔斯滕、外交大臣汉斯·布利克斯等政府官员前往机场送行。
前往送行的还有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使馆官员、华侨代表和中国留学生。
新华社奥斯陆05月21日电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应挪威政府邀请，今天上午乘飞机抵达奥斯陆，开始对挪威的正式访问。
今天，奥斯陆细雨蒙蒙。
挪、中两国国旗在机场上迎风飘扬。
当耿飚副总理走下飞机时，在雨中等候的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德利、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和其他官员迎上前去和他热烈握手。
中国驻挪威大使刘述卿、大使馆官员及华侨代表、中国留学生也在机场欢迎。
耿副总理在机场上对新闻界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向奥斯陆和挪威全国人民，转达了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以及良好的祝愿。

韩念龙团长就中越谈判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指出越方继续反华仇华，恣意歪曲中方八项原则建议，使首轮谈判未获进展，但我们仍望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改善两国关系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参加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中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中国方面仍然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两国的争端，改善两国的关系。
韩念龙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第1轮会议的情况。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怀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去河内的。
我们提出的八项原则建议，就是针对中越关系急剧恶化的症结，针对中越两国争端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为了维护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期望经过谈判双方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能够逐步接近，进而取得协议，为切实改善两国的关系，为促进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越南方面没有诚意，他们谋求的不是和平与友好，而是继续反华仇华。
在会谈中，他们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肆意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对中方的八项原则建议恣意歪曲，横加指责；
尤其反对中方建议的第2条，即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不肯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千方百计要把这项原则排除在谈判之外。”
韩念龙指出：
“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回避了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和实质问题，坚持要求双方首先在中越边境建立‘非军事区’，似乎有了‘非军事区’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其实谁都知道，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就是越南方面一手挑起的。
只要越南方面一天不放弃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不放弃反华仇华政策，即使有了‘非军事区’，武装冲突再起的土壤还是始终存在的。
1978年初，越南当局提出在越南柬埔寨边界设立非军事区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因此，中越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就能够解决的。”
他说，不仅如此，越南当局就在它提出停止一切挑衅活动和敌对活动，建议设立“非军事区”的时候，却向中越边境大量增加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挑衅入侵；
继续向中国境内驱赶华侨和越南公民；
甚至扬言准备“同中国爆发另一次战争”；
大肆煽动反华仇华的情绪。
“可见，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只是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蒙蔽那些不明真象的人。”
他说：
“由于越南方面缺乏诚意，自始至终都把谈判桌作为反华宣传的场所，根本不愿严肃认真地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所以，尽管我们做了极大的努力，第1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关于越南方面在谈判中的表现，韩念龙还指出：
“我们曾参加过多次国际谈判，这次河内谈判我们感触很多，同越南人确实很难打交道。
主要是他们不顾事实，不讲信用。
在谈判桌上，越南方面可以随意信口开河，当面扯谎；
他们编造的谣言离奇古怪，荒诞无稽。”
“就连有些小事，例如05月11日中国红十字会致越南红十字会的电报，越南电报局在当天下午十四时零九分已确认收到，越方也要抵赖。
在05月12日会谈桌上，越南代表团团长竟然一口咬定，越方没有收到该电报”。
“越南代表团把他们领导人讲过的话完全置于脑后，竟然攻击中国要对越南的分裂‘负责’，攻击中国‘没有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
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到了如此程度，确实在国际间是罕见的。”
韩念龙接着强调指出，越南当局积极推行反华仇华、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政策，都是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行动。
“就在中越谈判期间，苏联的舰艇、飞机在金兰湾和岘港进进出出。
可见，越南同苏联是相互抱得很紧的。
这种情况，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说：
“现在，中越之间的第1轮谈判已经结束，按照双方的协议第2轮谈判将在北京举行。
尽管中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双方的距离还很大。
但是，我们仍然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两国的争端，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同时，我们也希望，越南方面能面对现实，严肃、认真地进一步研究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同我们一道推动谈判的进展，不要辜负中越两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殷切期望。”
韩念龙在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下一轮会议何时在北京举行，将由中越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韩念龙团长就中越谈判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指出越方继续反华仇华，恣意歪曲中方八项原则建议，使首轮谈判未获进展，但我们仍望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改善两国关系
新华社北京05月22日电参加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中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中国方面仍然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两国的争端，改善两国的关系。
韩念龙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第1轮会议的情况。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怀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去河内的。
我们提出的八项原则建议，就是针对中越关系急剧恶化的症结，针对中越两国争端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为了维护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期望经过谈判双方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能够逐步接近，进而取得协议，为切实改善两国的关系，为促进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越南方面没有诚意，他们谋求的不是和平与友好，而是继续反华仇华。
在会谈中，他们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肆意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对中方的八项原则建议恣意歪曲，横加指责；
尤其反对中方建议的第2条，即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不肯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千方百计要把这项原则排除在谈判之外。”
韩念龙指出：
“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回避了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和实质问题，坚持要求双方首先在中越边境建立‘非军事区’，似乎有了‘非军事区’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其实谁都知道，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就是越南方面一手挑起的。
只要越南方面一天不放弃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不放弃反华仇华政策，即使有了‘非军事区’，武装冲突再起的土壤还是始终存在的。
1978年初，越南当局提出在越南柬埔寨边界设立非军事区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因此，中越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就能够解决的。”
他说，不仅如此，越南当局就在它提出停止一切挑衅活动和敌对活动，建议设立“非军事区”的时候，却向中越边境大量增加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挑衅入侵；
继续向中国境内驱赶华侨和越南公民；
甚至扬言准备“同中国爆发另一次战争”；
大肆煽动反华仇华的情绪。
“可见，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只是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蒙蔽那些不明真象的人。”
他说：
“由于越南方面缺乏诚意，自始至终都把谈判桌作为反华宣传的场所，根本不愿严肃认真地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所以，尽管我们做了极大的努力，第1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关于越南方面在谈判中的表现，韩念龙还指出：
“我们曾参加过多次国际谈判，这次河内谈判我们感触很多，同越南人确实很难打交道。
主要是他们不顾事实，不讲信用。
在谈判桌上，越南方面可以随意信口开河，当面扯谎；
他们编造的谣言离奇古怪，荒诞无稽。”
“就连有些小事，例如05月11日中国红十字会致越南红十字会的电报，越南电报局在当天下午十四时零九分已确认收到，越方也要抵赖。
在05月12日会谈桌上，越南代表团团长竟然一口咬定，越方没有收到该电报”。
“越南代表团把他们领导人讲过的话完全置于脑后，竟然攻击中国要对越南的分裂‘负责’，攻击中国‘没有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
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到了如此程度，确实在国际间是罕见的。”
韩念龙接着强调指出，越南当局积极推行反华仇华、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政策，都是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行动。
“就在中越谈判期间，苏联的舰艇、飞机在金兰湾和岘港进进出出。
可见，越南同苏联是相互抱得很紧的。
这种情况，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说：
“现在，中越之间的第1轮谈判已经结束，按照双方的协议第2轮谈判将在北京举行。
尽管中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双方的距离还很大。
但是，我们仍然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两国的争端，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同时，我们也希望，越南方面能面对现实，严肃、认真地进一步研究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同我们一道推动谈判的进展，不要辜负中越两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殷切期望。”
韩念龙在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下一轮会议何时在北京举行，将由中越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上海抒情
上海日用五金机修厂工人成莫愁
外滩脱去昔日破旧褴褛的衣衫，外滩呵，重戴上美丽的华冠。
宽阔的大道人流似水，雄伟的大厦巍然如山。
海关钟声敲醒了黎明，繁忙的汽车送走早班又接来夜班；
每当夕阳在黄浦江面撒下金点，江畔对对倩影便掩没在绿叶间……我爱听晚风中飘来的絮絮轻语，生活甜蜜，这里是青春的乐园；
我更爱听江风中传来阵阵汽笛，征途万里，这里是出发的起点！
豫园商场九曲桥，鱼影穿梭绿萍摇，湖心亭，楼台水榭花香飘。
呵，城隍庙，古老的建筑，你仿佛和今日的时代不很协调。
然而，古城何曾被历史车轮抛掉？
殿台楼亭正受到春风的熏陶。
这里，有江南的特产，民间的艺品，这里，天天象赶集一般热闹。
是的，高楼大厦是上海繁荣的写照，难道古色的小楼意味景色萧条？
新的生活给了它新的生命，豫园商场——一条新的航道。
人们到这里寻访点春堂的旧址，人们到这里观赏豫园的新貌。
这里的传说走遍了千山万水，这里和五湖四海搭起了彩桥。
呵，豫园商场——你象一滴水生活在大海的怀抱。
纵然你是这般古老，那么窄小，时代会使你产生更快的飞跃！
龙华塔不见枯藤老树昏鸦，但见佩玲随风戏耍。
龙华塔，上海一古塔，映夕阳，层层飞檐牙。
这座塔，虽不是珍珠堆，可珍珠哪比得上它的英华？
这座塔，虽不是金子砌，可金子怎及得上它的代价！
老师在讲叙，孩子们在倾听，晶莹的泪花腮边滴下，先辈的事业，接班人继承，红领巾把塔的身影描上画架。
呵，龙华塔要多美有多美，呵，龙华塔要多大有多大。
英雄以生命换回一座春城，鲜血染红了十里桃花……

主人〔木刻〕徐匡阿鸽

大家都要管
柳志清
故事影片《家庭问题》中的杜福民，擅自拿走别人正搞试验的皮带轮。
在这之中，思想几次反复，最后还是让“管它呢”占了上风。
象杜福民这样的人在当前的社会中尚为数不少，“管它呢”这样的话也屡见不鲜。
比如：
有的人明知上车不排队不对，但汽车一到，“管它呢”，一拥而上；
明知随地吐痰不好，“管它呢”，一吐而出；
明知公共场合不准吸烟，“管它呢”，一支接一支吸个没完；
明知扶老携幼是基本的社会公德，“管它呢”，一闭眼过去了；
明知常明灯、常流水浪费，“管它呢”，一扭头走开了；
明知我们国家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的辛勤劳动，“管它呢”，借外出参观访问、出国考察学习之机，游山逛景，吃喝玩乐，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
这些“管它呢”看起来都象是些小事，殊不知“针尖大的窟窿会透过斗大的风”，什么公私、荣辱、好坏、是非就在这些“管它呢”中不知不觉被弄得混淆颠倒了，社会风气、国家利益就会日遭破坏。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管它呢”，那么让谁来“管”呢？
我们应该以主人翁的精神去处理问题，自觉地维护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纳入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轨道之中，并且还要同“管它呢”这种思想行为作斗争，就象影片中的杜师傅——杜福民的父亲那样。

往事三瞥
萧乾
一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
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
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象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象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势。
才不是呢！
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
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
“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
那就象是说“我看见树上有一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
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
“老的还是少的？”
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分辨出性别和年龄。
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
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
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
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
多那门子事，自找倒楣——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
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象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
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
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
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
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
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
“咳，自个儿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
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
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
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
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烂糟糟的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
“姓名——无；
国籍——无；
亲属——无。”
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
10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夹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
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
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
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
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
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
象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
屋子冷得象北极，被窝就象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是往里钻。
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
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
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
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
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
我同家人一道各夹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
队伍已经老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
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
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
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
“大鼻子混进来啦！
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
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
“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
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
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
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脑袋，夹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
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嫉，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二
1939年09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六千海里的漫长航程。
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
海面象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
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
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
“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
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
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快的气氛。
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
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象蝴蝶般地翩然起舞。
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
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象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
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防线了。
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
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
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
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
“亲爱的，那是胡椒面！”
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
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
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抢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
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
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九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
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
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
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
“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吐沫说：
“他们都怕去打仗。
我可巴不得打起来。
我天天盼！
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
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
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
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我爸爸吗？
（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
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
反正我是无国籍。
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
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
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
没门儿。
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
他们得召雇佣兵。
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
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
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
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三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
1948年的夏天，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
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
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望到了一线曙光。
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
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年0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
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
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
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他这次到香港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
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
口气里象是很有把握。
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
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
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
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
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
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
他一坐下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
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
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
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
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
“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
“我后天飞伦敦。
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
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概不理睬。
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下摇篮里的娃娃说：
“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个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个。
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1935年肃反的那章。
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
“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个聘书。
中策？
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
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
进去容易出来难哪！
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
有老朋友了解你？
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
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
委曲吗？
不会让你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栓；
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
即便合上眼，也仍象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
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
一下子是挟了饭盒的那个“大鼻子”的背影，一下子是一领破席头下面伸出的一双泥污的脚，时而又冒出个满脸雀斑的小伙子，跳跳窜窜。
心坎上还好象托着个自动化的算盘，算珠老是在一处打转转：
万一有一天人家自己的粥还不够喝的呢……
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
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我去马宝道了。
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
“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
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
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08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员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
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
今天，只觉得基础比那时深厚了些，想法也积极了些——不止是怕流落在外，而是要把自己投入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1979年0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