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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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当前的形势，总的说来，就是各条战线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形势决定任务。
为了把我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工作做得更好，对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党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
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为此规定了方针、政策和许多措施。
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恢复了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正常秩序，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我们回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基础上，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各条战线的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我们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了一个良好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际环境——三中全会大大发展了这些方面的成就。

各地区、各部门在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纠正了和正在纠正着一大批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消除了不少妨碍安定团结的因素，安定团结的局面有了更好的发展。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农业问题两个重要文件的传达和贯彻，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干部和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增强了加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信心。
今年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比前几年好，广大社员群众正在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进行紧张的劳动。

在这期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证明我们军队不愧为忠心耿耿、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特别是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促进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增强了世界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信心。

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民主空气增强，思想更加活跃，多年存在的党内生活不正常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提出和解决了不少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是非问题，从工人农民到干部和知识分子，各界都心情舒畅，人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和确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三中全会的精神日益深入人心，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
我军广大指战员对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坚决拥护的。
三中全会的伟大作用，我们比之五个月前的当时是看得更加清楚了。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既然向前，就会不断提出和需要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最近我们党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进一步讨论研究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
如同在任何一个问题面前总会有各种议论一样，这一次在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调整问题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反映。
有的觉得完全是新问题。
有的说，早一点提出来就好了。
还有的则认为，现在要纠偏了。
诸如此类的看法正确吗？
我们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是在整个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下面进行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我们军队的同志对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对于党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以来，直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三中全会的精神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三中全会公报在谈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着重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三中全会也讲到了。
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就是着重调整工农业比例的重大失调。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显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
那种认为现在精神变了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三中全会着重研究的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没有侧重讨论四项基本原则和具体解决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
后来，社会上出现了有极少数人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这时，理所当然地需要明确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志，遵循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当前的国民经济情况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前一些被掩盖着的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加清楚了，因而也就可能明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具体解决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

我们看待形势，应该区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如前所说的，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那些成就，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
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点，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对支流也不能忽视。
为了解决支流方面的问题，首先也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
对于当前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分析怎么看待呢？

第一，确实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捣乱破坏，有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社会渣滓，还有个别坏人利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煽动闹事。
这些人为数很少，破坏性很大，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该打击的要坚决打击。
放纵这些人，广大干部、群众都不满意。
但是，必须严格分清两类矛盾，对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则要着重进行教育。

正如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有一些是属于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既然让大家讲话，就难免有人讲错话；
既然让人们畅所欲言，就难免有人发表错误的意见，提出错误的主张。
这是完全正常的。
只有习惯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才能改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鸦雀无声的政治局面。
我们党规定党员有权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三中全会公报也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
“三不主义”，有言在先，这一条不能变。
当然，议论只能是议论，行动必须以党的决定和指示为依据。
错误观点出现以后，也要进行批评和引导，批评也是正常的。
在发扬民主、解放思想中，由于经验不足或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工作上出一点差错，也不奇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毫无问题是要这样做的。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
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由于林彪、“四人帮”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混乱，我们现在必须把它弄得很清楚才行。
不能把党的现行政策，例如农村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去批。
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这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是从我国现实经济情况出发规定的政策。
前一段，有些单位乱发奖金是不对的，给出色完成任务的工人和优秀工作者以物质奖励，则是正确的。
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不是不要物质奖励。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能动摇。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同进行正确的政治思想工作，二者是相辅相成，并不排斥的。

第四，随着我国同外国经济技术特别是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西方生活中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东西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这就要我们做工作，以便接受好的影响，摒弃和抵制坏的东西。
我们不能放任不管，让那些有害的、不健康的东西蔓延开来，毒害我们的人民。
我们也不能因为害怕其中有毒素，就因噎废食，动摇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拒绝国内外人员交往。
有一些现象，本来不是什么问题的，由于有些同志思想僵化而把它看成了问题，大惊小怪，这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我们历来的经验证明，社会上的问题总是要反映到部队里来的。
我们要注意研究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尤其要注意研究部队的思想动向。
在我们研究和解决部队思想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分析，进行耐心的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简单化，用一个模式到处去套，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大帽子压人。
把本来是认识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把本来是思想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坏。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很好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领会三中全会的精神。
明明三中全会已经讲了的问题，由于他没有学习，他就觉得是个新问题。
许多政策措施，只要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本来是可以搞通的，他却至今还老是不理解。
看到社会上存在错误思潮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早提出来就好了，以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再不能解放思想了，这种看法所以会在一部分同志中发生，难道不是同没有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大有关系吗？
这种对三中全会精神没有很好领会的情况，已经使一些同志的思想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影响到工作和对问题的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问题。
本文一再引用三中全会公报，目的在希望引起注意。

我们军队由于忙于战备，前一段时期南部边疆还进行了还击越南侵略者的自卫作战，我们对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是不够的，对三中全会精神的了解也很不够。
去年理论界和一些地方包括我们军队的一些单位，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促进思想解放，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这个讨论在我们部队许多单位没有怎么进行。
尽管去年全军政工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要我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不少部队传达全军政工会议的时候，并没有紧紧抓住这个精神。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实践？
为什么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如果思想僵化，从本本出发，党、国家、民族的生机就要停止？
这些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有过什么样的斗争？
我们军队许多同志没有把它好好弄清楚。
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我们对三中全会的文件没有深入学习，这样，我们部队不少同志的思想同迅速发展的形势，距离就更大了一些。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有恰当的估计。
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
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最解放的思想，它反对一切教条，一切偏见，一切想要建立终极真理的企图。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我们军队，全面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我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认真总结和学习自卫还击作战的宝贵经验，建设一支中国式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当前是要打好国民经济调整这一仗。
我们国家呈现的很好的形势，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形势，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摆在面前的具体目标，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奋图强，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和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作者：姜兵和董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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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导弹艇大队技术勤务连干部战士积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努力掌握现代装备的技术性能和操作技术，在战备行动中圆满完成技术勤务保障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
这是他们在苦练导弹测试技术。
姜兵和 董方林摄（照片）

作者：乔广太/童孝平/蔡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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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团党委既注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发挥艰苦奋斗精神，又重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这个团党委对全团基层干部的家庭经济负担、爱人子女情况和本人身体状况作了调查摸底，他们深切感到，广大基层干部战斗在部队建设的第一线，生活艰苦，工作辛苦，实际困难很多。
因此，团党委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今年以来，团党委结合工作任务和基层干部的现实思想，进行了四次艰苦奋斗干四化的教育。
教育中，既理直气壮地讲大道理，又不说空话、不唱高调，而是力求把大道理讲得入情入理。
他们给干部讲清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启发干部自觉体谅国家困难。
他们着重向干部讲清三点：一是讲我们个人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
由于我们国家原来的底子薄，人口又多，加上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的干扰破坏，问题成堆，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二是讲清国家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是很关心的。
两年多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群众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各项政策的落实，劳动就业的安排，工资福利的调整，都用了很大的力量解决。
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都满足人民的要求。
三是讲清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有全局观念。
“风物长宜放眼量”，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大于四化，随着四化的顺利进行，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包括我们军队在内，必将逐步得到改善。
这些道理讲得实事求是，使大家心胸开朗，头脑清醒，看清了国家的处境，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能够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自己的实际困难。
二连指导员常洪军，父母年迈多病，家中劳力缺，生活上困难很多。
他爱人经常来信劝他早点转业回家。
常指导员就给她讲个人“小家”要服从革命“大家”的道理。
他爱人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思想通了，积极支持丈夫安心部队工作。

这个团党委在对基层干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今年以来，他们着重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做好对生活困难的干部的救济工作。
今年春节前，团党委了解到不少基层干部的家乡去年受了灾，便从福利费中拿出几千元进行救济。
（二）对全团二十一名患病的干部给予适当照顾，逢年过节，团党委成员和干部股的同志还登门看望。
（三）主动与地方联系，做好干部家属随队工作，现在凡是符合随军条件的都已解决。
（四）积极为随军家属的就业创造条件。
他们一方面与地方积极联系安排工作问题，一方面自办家属工厂。
（五）为了解决家属随队后的生活问题，他们给全团随队家属每户解决了一套煤气烧饭设备，每月粮油可由各食堂代办。
团里还办了小作坊，每天供应豆腐；
办了养猪场，给每户供应二斤猪肉，办了面包房，方便了家属小孩上班上学的吃饭问题。
（六）逢节日干部家属来队，后勤部门及时登记，让她们和随队家属同样享受物资供应。
（七）对未随队而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家属，有的住房困难，团里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今年以来已办理了三户。
（八）过去团里在干部休假、续假和家属来队问题上曾规定：“不论什么情况，探家一律不准续假”；
“干部休假后，爱人不准随同来队”。
这样，给干部造成了许多人为的困难和思想负担。
今年，团里取消了这些“一刀切”的死规定，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很受干部欢迎。

团党委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他们说，团党委把心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全副精力都用在部队现代化建设上。

（乔广太、童孝平、蔡圣广）

作者：黄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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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政委张银宝，帮助四连有的放矢地进行党的农村现行政策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认识，一心一意大干四化。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干部战士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三月初，张银宝来到四连蹲点。
下连后，张政委抓紧办了三件事：一、召开四次座谈会。
每次开会，都强调发扬民主，实行“三不主义”，使大家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讲心里话，摆疑难问题。
二、做干部的思想工作。
他引导干部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给部队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看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从连队干部战士多数来自农村，对党的农村现行政策极为关心，家属来队来信反映的问题又直接影响着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等情况，看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他还针对干部中的畏难情绪，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怎样做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怎样开好民主讨论会。
三、两次组织调查组到驻地农村调查，利用战士家属来队的机会了解农村执行政策情况，还搜集了战士亲属来信中有关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为教育准备了充分的材料。

在教育过程中，张政委特别注意帮助干部战士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
他和副指导员陈幸福一起，先后讲解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掌握分清是非的标准；
讲解农业“六十条”，分清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应该反对的。
还讲解了党制定农村现行政策的依据，与实现四化的关系。
对少数理解比较慢的战士，干部分头进行辅导。
上课时，他们不简单地照念文件和材料，而是着重启发，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和浅显的道理来说明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张政委帮助连队干部发动各班摆问题，讲道理，展开讨论。
为了解决有的同志提出的“包工到组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调查组把驻地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
去年，这个生产队是在队里统一领导、统一种植计划、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统一调配劳力、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划分作业组的。
在划分作业组时，做到组与组之间的土地、劳力强弱大体平衡。
对超产者实行奖励制度。
由于社员积极性提高，粮食增产，社员的口粮由前年五百八十斤增加到八百七十斤。
对五保户、烈军属，队里都有照顾。
听了介绍，通过讨论，大家明确了包工到组和“分田单干”是两码事，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有的同志提出，农村现行的一些政策，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过，现在恢复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
为了帮助大家弄清这个问题，一排长高国正谈了家乡的见闻。
他的家乡是个老棉区，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遭到了破坏，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落实政策，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去年虽碰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农业仍获丰收，棉花产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大家听后就议论开了。
有的说：“辨别哪是错，哪是对，不能用老眼光看，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实践证明是错的就改，证明是对的就坚持。”
这样一摆一议，大家心中的疑团就解开了。
（黄呈华）

作者：郜春方/张升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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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程兵第三次党代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关选举的原则，采用差额选举，选出了新的一届委员会。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讲清选举的原则、要求和注意事项，然后由各代表团酝酿提名，大会主席团根据提名人数的多少和工作需要，列出多于当选人数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名单，并将每个候选人的主要经历、受过的奖惩等基本情况向选举人介绍。
尔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
新的一届党委在选举常委和书记时，也采用同样的办法。

整个选举体现了严肃、认真、团结、紧张的精神，充满民主的活泼的气氛。
代表们高兴地说：实行差额选举好，可以充分发扬民主，使选举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举。
（郜春方、张升伦）

作者：莫少云/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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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军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田径场上，连日来捷报频传，继董贤林打破十项全能全国纪录之后，又有四人打破二项全国纪录。

在女子五项全能比赛中，沈阳部队郭玉以四千二百四十八分的成绩打破了由叶佩素于一九七八年在第八届亚运会上创造的四千一百三十三分的全国纪录。
其中，跳高成绩是一点八二米，打破了全军纪录，成为我军第一个越过一点八○米横竿大关的女运动员。
在男子二十公里竞走（公路）比赛中，海军运动员王强、济南部队孙宣生、空军李广兴分别以一小时三十七分五十秒二、一小时三十八分五十八秒四、一小时四十二分十四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一小时四十三分二十一秒四的全国纪录。
（莫少云、喻晓）

在男子二十公里竞走（公路）比赛中，海军王强、济南部队孙宣生、空军李广兴分别打破全国纪录。
本报记者 江志顺摄（照片）

作者：庞玉琪/甘进春/赵书三

本报讯 担负太（原）古（交）岚（县）新建铁路施工的铁道兵某团，从今年一月起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实行施工成本核算到营，奖惩到营，使营以下单位都能承担经济责任，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明显效果。
第一季度提前八天超额百分之十点三完成施工计划，工程造价降低十七万七千元，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完成每米隧道平均成本降低四百二十多元。

过去，这个团的营一级不搞经济核算，不承担经济责任，施工成本超支或节余都属于全团的，到底哪个营节余多少，超支多少，分不出来。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干好干坏一个样，节余超支一个样”的状况，从今年一月起，这个团在大力提倡顾大局、挑重担、勤俭修路多贡献的同时，坚持把施工成本核算到营，奖惩到营。
据有关施工定额、各种材料消耗定额等核算资料，每月计算公布各营当月完成的计划投资和实际成本，然后按照高产、优质、安全、低耗四个条件，每季度综合评比一次，好的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差的营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
第一季度施工效果最好的三营，得到奖金三百元，最少的营也得了六十元奖金。
实践证明，把思想教育与承担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施工成本核算到营，奖励到营的好处很多。

首先，加强了营、连领导的经济责任感。
以往的施工成本，只有团的领导重视，仅仅上面着急，核算、奖励到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如何做到高产、优质、安全和低耗，成了干部战士共同关心的议题。
一月份，三、四营施工造价低，一营造价偏高，这个营的领导就很着急，派人到机关了解各营施工成本分析，从中对照比较，有的放矢地找出本营的薄弱环节。
营的领导动起来了，又能积极主动地去抓连队的经济核算，致使连队也由过去的完成任务不算账到注重边干边算，精打细算，初步形成了上下重视经济核算的良好局面。

其次，勤俭节约蔚成风气。
实施核算到营、奖惩到营的办法后，促使各营想方设法增加生产，节约材料，降低成本。
木材是铁路施工的主要材料之一，过去团里一直感到木材紧张。
核算到营之后，用料算成本，退回仓库的旧料，按物资部门点验入库的价值冲减各营材料成本，各营不仅很少再要木料，还自觉退回大量木料。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季度共退回圆木三百多立方，备材木二百多吨。
打混凝土用的木模板，上级要求倒用三次，过去总达不到这个要求，现在十三连的干部战士精心立模，细心拆模，不摔不砸，修修补补，拼拼接接，一副模板倒用了六次，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木材。
过去有些营、连对施工机械是有新不用旧，只顾用不顾修，造成很大浪费。
实行核算到营之后，大家精打细算，一台机械能完成的任务决不要两台，能修旧利废的就不要新机械、新配件。
二十连有台拌和机因水箱损坏，“趴窝”两年多，过去他们一直等上级发新水箱，现在他们一算，买一只新水箱就要花几百元，而且货源短缺，连长王世存带领修理班修好水箱，使这台拌和机重新投入使用。

另外，还有利于堵塞漏洞，纠正不正之风。
以往发送各营的施工材料，都不注意办理验收手续，机关说多少算多少。
成本核算、奖惩到营之后，各营都注重了验收和清点。
过去，有的单位随便动用工程用料搞计划外项目，甚至以“无偿支援”为名，将施工机具、材料随便外借或外送拉关系。
现在，凡动用施工用料、车辆和机械，一律按本营的施工成本计算，施工成本一高就能引起领导、群众的关注，漏洞少了。
一月份，有的领导提议把盖家属宿舍开支的汽车运费五万八千多元，分摊到各营的施工材料费中去，各营领导认为这是挪用施工经费，变相提高营建标准，都不同意这样做。

（庞玉琪、甘进春、赵书三）

作者：姚景强/贾美福

本报讯 三四五五六部队七连在完成战备施工任务中，挖潜力算细账，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今年头四个月，完成任务的工程量，相当于全年总任务的百分之四十，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已为国家节约投资一万一千多元。

从科学施工上挖潜力。
由于不懂穿孔爆破原理，过去穿孔爆破都采用台阶式作业方法，放炮次数频繁，爆破威力不大，不仅影响进度，而且浪费施工材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连里请来技术人员为风钻排讲课，使大家弄清打眼的深度和角度、炮位的布局和密度的关系，提高了穿孔爆破的技术水平。
现在，每掘进一米，上下台阶由原来的放三次炮，改为放一次炮，而且效力不减。
仅这一项改革，每天就可以少打五十多个炮眼，节约炸药八十多公斤、雷管五十多个、导火索一百五十多米，还节省七小时的施工时间。
他们还根据岩层的变化，决定炮眼数目的多少，从而延长了钻杆和钻头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了材料消耗。

从小处着眼算细账。
爆破之后，有时崩下一些大石头，搬不动，装不了。
放炮的同志为了赶进度，就在石头上面放上几管甚至十几管炸药爆炸了事。
这样固然省事，但是炸药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
现在他们从小处着眼算细账，碰上大石头，就在上面钻个炮眼，只需要半管炸药就行了。
打眼时经常遇到夹层，钻杆和钻头容易被卡死在里面，取不出来。
风钻手们感到，一个钻头价值九元多钱，卡死在里面可惜。
于是，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卡钻时，就用扳手卡住钻杆慢慢转动，千方百计把它取出来。

加强管理，做到物尽其用。
施工中，七连建立了由保管员把关的交旧领新制度，根据每月施工定额发放材料，克服了以往要多少给多少的混乱现象，使回收率超过规定的标准。
同时，积极开展高产低耗活动，发动群众修旧利废。
风钻排的同志把一些废钻头和钻杆进行加工修理，重新利用。
据统计，今年以来已节约钻头五百三十四个，钻杆以及其它钢材一千多公斤。

（姚最强、贾美福）

作者：潘德广

作者：于奉忠杨文卿万维富

驻海南岛某部政治部派人下连队

巡回修理收音机

本报讯 四月二十三日，驻海南岛某部政治部巡回修理收音机小组，肩背背包，手提工具，首次来到远离机关三十多公里的某炮营。
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远就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修理小组的同志们的手，热情地说：领导和机关真知道我们的难处啊！

这个部队驻守在海南岛南端的一百多个点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学习科学文化，不少基层干部战士买了收音机。
由于驻地偏僻，收音机发生故障后，只好长期“休息”。
这个部队领导同志到基层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建议政治部成立巡回修理小组，深入基层为战士服务。
四月中旬，巡回小组正式成立了。
他们深入连队，不但为战士修理，而且利用晚上或其他课余时间向干部战士介绍收音机的使用和保养常识，教给大家排除简单故障的方法。
（于奉忠）

五三四六四部队组织有关部门

为边防哨卡战士照相

本报讯 五三四六四部队组织有关部门为战士摄影，解决战士身居边疆不能照相的困难。
干部战士称赞领导和机关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

这个部队由于战备任务紧，加上驻地边疆远离城镇，战士们想照个相很不方便。
部队领导同志下连调查，了解到这一情况，回到机关后，把为战士照相这件事在党委会上提出来，要有关部门组成巡回摄影组。
这个小组成立后，从四月十四日起，沿边防哨卡逐连逐班进行巡回照相，一个分散值勤人员也不漏掉。
为了满足战士的要求，摄影组的同志中午不休息，热情为大家服务。
九连九班新战士崔福太，家里父母和八十二岁的老奶奶几次来信催他寄张照片回去看看，小崔见连里战备任务紧，进城照相很不方便，一直没有回信，老奶奶很着急，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正在小崔着急的时候，摄影组的同志来到九连，小崔照了一张照片寄到家里。
老奶奶看了很高兴，她在来信中说：“孙儿，看了你的照片，咱全家可高兴啦。
照片上还有点威武劲，希望你站好岗，放好哨，严守祖国边疆，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杨文卿、罗克雄）

八三二三一部队三营关心群众生活

让战士洗上热水澡

本报讯 三月下旬，八三二三一部队三营担任国防施工任务，住进了某山区。
干部战士为了早日完成施工任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白天人人都象小老虎，可一到晚上满身痒得够呛，大家多么需要洗个热水澡！
可是附近没有浴室，虽然营党委开始规定每个连队晚上烧一点热水给大家擦一擦，但每个连队都有百十号人，哪能次次都做得周到呢？
为了使大家满意，营党委派专人跑四五十里路，和地方浴室取得联系，安排一天时间，用汽车把全营干部战士拉去洗澡，此后还作出决定：每月保证干部战士洗上三次热水澡。
干部战士感动地说：营党委对我们这么关心，我们应该以更大的干劲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
（万维富）

作者：王心才/兰代银/李成贤

西罗楼是中越边境越方的一个军事要地，它与我国云南省会平县十里村公社隔河相望，山高势险。
今年一月初，越第二军区参谋部派遣一支近百人的特工队窜到这里。
西罗楼地区本来就有环形立体工事。
特工队为了进一步把这里建成他们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又增修了许多明碉暗堡，并储存大批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他们有恃无恐，狂吠什么：“中国就是用三千兵力，三个月也休想拿下西罗楼。”
上级把打掉西罗楼特工队的任务交给了我云南边防部队某团。
指战员们曾亲眼看到我边民和华侨遭受特工队迫害的惨景，早已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惩处这条恶狗的日子终于盼来了。

他们针对敌人善于分散作战的特点，很快定下了突袭和围歼的作战方案：先发制人，以神速动作把特工队紧紧围住，让它象关在笼子里的一窝老鼠，溜不掉、散不开，使它那特有的战法失灵，不得不和我们正面交锋。
要实现这个作战意图，关键在于能否悄悄地摸上去，包得住，关得紧。
为了确保战斗胜利，指战员们穿林越涧，走村串寨，访问边民，了解敌情。
团领导多次率领小分队进行现地勘察。
担任主攻的一连、六连几次派出小分队深入到敌人眼皮底下侦察。
一连七班副班长和克武，在潜伏时被敌人值班机枪的盲目扫射打中了胸部和腹部，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忍着剧痛，严守侦察纪律，一直没有开枪，并艰难地爬回出发地，报告了敌情，最后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

二月十六日晚，在夜幕掩护下，部队象尖刀直插西罗楼。
战士们把身上背的东西紧了又紧，不让它发出一点声响。
遇到荆棘草丛用手轻轻拨开，攀陡坡时小心谨慎，不蹬落一块碎石。
许多战士的脸被划破了，手脚碰伤了。
经过六个多小时艰难的接敌运动，神不知、鬼不觉地围住了西罗楼特工队。
当我们扎紧“口袋”的时候，狂妄而又愚蠢的敌人正蜷缩在工事里睡大觉呢！

十七日凌晨，震天撼地的炮声打破了越军的酣梦。
一阵排炮刚过，英雄的战士似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西罗楼敌阵地前沿，伴随着惊裂敌胆的喊杀声，迅速占领了第一道战壕。
特工队员们穿着裤衩，赤膊上阵，一看大势不妙，慌忙组织突围，妄图冲出去施展他们分散作战的“魔术”。
可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们了。
包围圈正在步步缩小，敌人处在四面挨打的狼狈境地。

特工队开始硬拚，激烈的战斗在西罗楼以西无名高地展开。
在关键时刻，我们的干部始终战斗在最前面。
一营教导员邓如良鼓舞大家锁住口，瓮中捉鳖。
当他发现一股敌人正想从前面不远的地方溜出去时，立即带领一个战斗小组，端起冲锋枪猛扑过去，先后击毙六名敌人，阻住了敌人窜逃之路，自己英勇牺牲。
六连阵地上，指导员和自兴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飞身跃起，端起机枪和窜逃的敌人对射，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地。
干部身先士卒，战士勇猛向前，一连六班长张进成负伤二十几处，顾不得包扎，继续组织全班战斗。

被我军紧紧围住的西罗楼特工队，突围无望，死伤惨重。
剩下的残兵败将，只得丢下阵地，分散钻洞，负隅顽抗。
敌变我也变。
这个部队马上改变打法，采取以小群对分散和分片包围的方法，将敌人逐个歼灭。
八连战士沙云贵在搜索时发现一个洞口，听见洞里有隐约的说话声，就摸出一颗手榴弹扔进洞内，趁着爆炸的烟雾猛地钻了进去，几枪打得敌人哇哇乱叫。
他进到洞底，看到躺着一具拿手枪的敌人尸体，另一个拿冲锋枪的家伙满脸是血，已经奄奄一息。

分散钻洞吃了亏，特工队耍开了流氓的伎俩。
他们躺在同伙的尸体中间装死，你用脚踢，用枪托砸，他一动不动。
等你一走，他就爬起来，从背后放冷枪。
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只要碰到敌人的尸体都一一细看，遇到可疑的，就用刺刀或者枪口突然抵住他的脑袋，大声用越语喊：“起来！
再不起来就打骂你！”
这一招果然灵，装死的特工队员一触到冷冰冰的刀尖或者枪口，就象触电似地弹起来，吓得浑身筛糠，连声求饶，乖乖地举手投降。

我军越打越勇，特工队越打越“熊”。
敌阵地上的电话机被砸扁了，火箭筒被炸断了，重机枪成了一堆废铁，向上司报情报的电台此刻也哑巴了。
经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特殊训练的特工队上尉队低，也在阵地上一命呜呼了。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吹嘘“三千兵力，三个月也休想拿下西罗楼”的神话破产了。
曾经耀武扬威的特工队连同公安屯的二百十八人在这里丧了命。
西罗楼战斗的胜利，消除了一个隐患，使金平方向在十六天的自卫还击战中，我前线指挥所、交通要道和后方勤务没有受到特工队的骚扰。

打掉了西罗楼特工队，好象割掉了越南当局心上的一块肉。
他们捶胸顿足地在广播中说：“中国军队用卑鄙的手段偷袭我西罗楼。”
敌人的咒骂，正好证明了我们边防指战员的聪明才智。

（王心才、兰代银、李成贤、钱钢、孙浩刚）

作者：章传家

解决问题要有缓急之分。
一个早上就把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切问题，统统解决，愿望虽然不坏，但是事实上办不到。
硬要去办，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人们要真想把工作中面临的一切重要问题都妥善地加以解决，必须统筹全局，缓急得当，有节奏地前进。

有缓有急地解决问题，对于我们当前安定团结搞四化，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国家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长期破坏，不仅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清理，而且在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需要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就要求我们象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四页）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工作中的主动权，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次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把四化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二○页）要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首先必须从大道理出发，也就是说要有全局观念。
凡是那些关乎全局的事情，应该放到优先的地位，集中全力抓紧抓好。
实现四化，是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关系到革命成败、国家兴衰和人民祸福，无疑是属于大局的问题。
只有这个大局的问题解决得好，其他一系列问题才能较易于解决。
因此，当前我们办事情，做工作，都一定要从四化出发，服从四化的需要。
有利于四化的话就说，有利于四化的事就办，否则就不说不办，或者少说缓办。
譬如，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就理应采取这种态度。
“四人帮”在我们党内横行那么多年，使党受其害，国受其害，民受其害。
在他们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仅造成大批冤案、错案、假案，也使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复杂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
粉碎了“四人帮”，人们迫切希望把这类问题迅速地加以解决，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政策，尽量抓紧时间合理加以解决。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还有些问题，虽很重要，但是动手解决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有些问题，比较复杂，牵涉的面广，人们认识一时也很难统一起来，立即动手去解决，很易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妨碍安定团结，不利于集中精力搞四化。
所以，还是后时放后一些为好。
我们必须立即动手解决的，只能是那些对四化建设妨碍最大，而条件又比较成熟的问题。
这也叫从大局出发。
再如，对改善生活的态度，也是如此。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希望能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无疑也是合乎情理的。
从领导上来说，也的确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以利于调动群众大干四化的积极性。
但是，我们国家的底子很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四化迅速发展生产事业，又急需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这也就需要我们从全局出发，恰当地安排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作到缓急得当。
既不能只抓生产，不顾人民生活，也不能离开生产的发展，去讲改善生活。

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还应该从客观实际的全面情况出发，不能单凭主观愿望，不能只注意某一方面的情况。
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这是客观实际的一个方面，是单就需要这一方面说的。
客观实际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财力物力和技术条件，就是可能性的方面。
只有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然后才可能正确地规定什么是既需要也可能办到的，该急办；
什么是虽需要但条件不具备，只能缓办；
什么是虽有条件办，但并不急需，也可以不办或缓办。
不问实际情况，单凭主观愿望确定缓急，不是事情办不成，就是办成了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还占用了本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妨碍四化的大局。

缓与急是对立面的统一。
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会加速在我国实现四化的进程。
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该缓则缓，该急则急。
事情总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有些事情的缓办，是为了让开大路，让那些从全局看必须快上的重点，通行无阻。
重点很快上去了，反过来就会发挥它的威力，影响带动其他，这时原先属于缓办的事反而快了。
路就是那么宽，所有的车子都想在同一时间内齐头并进，该缓不缓，谁也不让谁，其结果只好大家都拥挤在那里，交通阻塞，谁也别想走了。

搞四化建设同从事其他革命活动一样，既需要有勇往直前的高昂热情，也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要讲辩证法，要讲唯物论。
当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在部队工作中，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上，只有从大局出发，从实际出发，紧紧把握住这个缓与急的辩证关系，才能作到有秩序地前进，工作中才能真正出现全面提高的局面。

作者：朱增泉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要在全党进行辩证法的教育，要大家学会辩证地思考。
可是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教育没有能够很好进行，相反，他们大搞形而上学，流毒很深，至今在一些同志中间，还存在不小的影响。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一定要在实践中努力掌握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武器，肃清形而上学的流毒。
否则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能在工作中造成错误，给我们的伟大事业增加困难。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的矛盾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即有两点，而不是只有一点。
因此，我们分析矛盾的方法应该是“两点论”，而不能搞“一点论”。
例如，对物质鼓励的原则，说它绝对地坏，只讲政治挂帅，不许讲物质利益，这不对；
反过来，强调物质鼓励，又把它说成绝对地好，似乎政治挂帅、精神鼓励都可以不要了，也不对。
对一个革命同志，说他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没干一点好事，这不合乎实际；
反过来，说他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曾有一点缺点错误，这也不合乎实际。
再如，民主和集中也是对立的统一，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不能一说发扬民主，就认为似乎可以不要集中和领导，一强调要讲领导、讲集中，又恢复“一言堂”，把发扬民主给否定了。
对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干涉过多和放任自流都是不对的。
不能一说要解放思想，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冒出头来都不能过问，也不能一说要纠正不良倾向，又下命令不准干这，不准干那，连一些正常的东西也给否了。
当然，正确处理这一类问题不完全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但不能不看到，不善于辩证地思考，搞一点论、走极端，的确常常是造成工作上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提倡辩证地思考，还要时时考虑到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搞“一概而论”。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党内外的政治生活中，多年来民主不够，这是基本的方面，需要下大力气予以解决，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民主问题上的流毒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某些人中的无组织无纪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这就是说，党内外缺乏民主的状况必须改变，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但在一部分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倾向也必须加以批判制止。
我们要反对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但决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各级干部正确的指挥都加以反对，使干部无法进行工作。
特别是我们军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对于上级的命令就是要坚决执行。
当然，在执行中一定要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认真地思索一番，切实研究如何执行的方法。
千万不能盲目照搬照抄，不能随风倒。
否则，我们工作中就难免不犯片面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上头的精神是对的，可是不联系本单位实际情况，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搞盲目性、片面性，不可能真正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

提倡辩证地思考，归根到底，就是凡事都要讲实事求是，切合实际情况。
我们常说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混乱，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只有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才能真正作到把错误的东西克服掉，把正确的东西发扬起来。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崭新的事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历程，我们的工作中出现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的认识不尽一致，是不足为怪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切理论、观点、计划、措施，是否正确，是否可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提高。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们提倡辩证地思考，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在工作中尽量少犯错误，一旦发生某些错误，也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
打一仗，进一步。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这样，我们的认识就会逐步地和客观实际相符合，我们所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作者：哈斯

林彪、“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败类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他们对革命人民群众、老一辈革命家随意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无限上纲，用这种办法制造了无数冤案、假案、错案，迫害了很多人。
因此，弄得人们在党的会议上，在讨论研究问题的会议上，都不敢讲话，更不敢提批评意见，至今仍是思想解放的一大障碍。
因此，大声疾呼认真提倡“三不”主义，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广开言路，杜绝说假话的坏风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显得十分重要。

实行“三不”主义，讲得不少，做起来并不容易落实。
为什么呢？
因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很深。
特别是在一些干部身上，还存在着阻力。
这里至少有这样几种人：一种人，是自己身上不干净，有些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
因此，他们最害怕人们发扬民主，解放思想，敢讲真话。
总是经常手里拿着帽子、棍子吓人压人，扼杀民主风气，想借以保住自己。
第二种人，爱搞“家长制”、“一言堂”，不愿听不同意见，认为别人给他们提意见是损伤自己的威信，太岁头上是不能动土的，不准许别人冒犯他的尊严。
谁提意见，轻则压制，重则打击报复，给你穿小鞋，或搞“合理照顾”，变相整你。
第三种人，私心很重，常常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唯我独革，别人都非，自己全是。
他们有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跟着整人尝到了点“甜头”，至今恶习不改。
第四种人，中林彪、“四人帮”鼓吹“事事连着纲和线”、大搞无限上纲的极左流毒很深，常把别人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问题，视为搞阶级斗争，爱给人家扣政治帽子，似乎不如此就是不革命。
由于还有这些现象存在，人们心有余悸，怕触及“禁区”被上纲上线，怕得罪人遭打击报复，怕在工作中说错话、做错事将来要算账，就都是不奇怪的了。

提倡“三不”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保障“言者无罪”。
没有这一条，无论怎么高喊“三不”，都是空话。
有了这一条，任何人要钻空子整人，就比较难了。
当然，我们讲“言者无罪”，讲“三不”主义，都是在人民内部，不适用于阶级敌人。
对阶级敌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则必须实行专政，而不能给他们的反动言论以自由。
在这里，必须正确地分清敌我。
有人觉得，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分清敌我本不是困难的事。
这些年来，是林彪、“四人帮”采取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等办法，把许多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颠倒了敌我，也把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搞乱了。
现在我们应当肃清流毒，坚决加以纠正。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看本质、看主流的方法，对各种意见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首先弄清其动机是什么，也就是看清它的出发点和实质；
其次，要看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表现，不要抓住一句、两句话就下结论；
再加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要搞主观武断和偏听偏信。
做到这些，就不难把敌我闹清楚。
只要是自己的同志，是人民群众，就必须保障有民主权利，有言论自由，就是讲错了也不要紧。
有的人借口民主权利无理取闹，对这种人应加强批评教育。
有些言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的，当然必须给予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
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讨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批评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粗暴态度，随意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允许对提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
象山西运城地委某些人，对写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打击报复，就践踏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

我们实行“三不”主义，是为了搞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为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搞好四化建设。
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对于违背这四项原则的错误言论，怎么办呢？
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不是造谣诬蔑，不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在人民内部，同样必须实行“三不”主义。
要认真了解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进行教育引导，不能把思想认识问题说成立场问题，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政治问题，把不恰当的善意批评说成诽谤。
总之，要正面讲清道理，提高人们的认识，不可乱上纲，不要压服打击。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
因为它的阶级基础最广泛，是人口中最广大的多数人的民主。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一个阶级，它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所以能够在全体劳动人民内部最广泛地发扬民主而无所畏惧。
毛泽东同志早就谆谆教导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和人民内部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害怕民主，怕群众讲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态度。
但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毒害很深。
所以，有些领导人怕民主，有些群众不懂得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这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源。
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
我们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教导，学会发扬民主，养成心胸宽广，会听各种不同意见，尤其会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不去计较别人讲的话是轻是重，是否有刺，是否有出入，而要细心地注意吸取那些对工作有益的内容。
一般的说，顺耳的话总比逆耳的话好听些，但逆耳的话常常是不容易听到的，因此，有时是非常宝贵的，注意听听逆耳的话，大有好处。
人们讲话，难免有讲错话的，甚至可能有少数人，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或错误的思想观点出发，讲了不利于当前斗争、不顾大局的话，也不要因此就害怕民主。
对于这种人，要进行教育、引导，使他们认清大局，以大局为重。
要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能够很快接受教育和改正的。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欢迎来自下面批评他的信，鼓励干部、群众敢于讲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
他说：“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这句话，讲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应有的党性。
我们的领导同志，都能这样对待民主原则，我们党的威信、领导者的威信必将大大提高，必将更加得到干部、群众的信任。
我们党的事业也就必将更加兴旺发达。

作者：杨柳榭

说到“踢开党委闹民主”，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林彪、“四人帮”搞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曾刮起的那阵破坏性极大的妖风。
各级党组织被闹瘫痪，大批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之类社会渣滓弹冠相庆，横行无忌，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闹得乌烟瘴气，国民经济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
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恐怕很少有人希望再闹这种“革命”了。
然而，林彪、“四人帮”大乱十年的流毒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社会上不是又有人弹起“踢开党委闹民主”的旧调，迷惑一部分天真烂漫、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吗？
因此，这个问题还是要讲讲的。

“民主”这个东西，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总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二九页）。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而不是反动剥削阶级少数人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消灭阶级、争取共产主义前途为目的的。
它的这种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
革命的人民要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反动剥削阶级就势必丧失剥削和统治的权利，他们就要反抗和破坏。
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面，是对反动剥削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民主。
同时，在人民内部，民主与集中，也是对立的统一体。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没有正确的集中指导，也不可能很好地发扬民主。
而这个集中与专政，都是要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列宁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
（《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一三五页）把发扬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踢开党委闹民主”，不可能闹出个无产阶级的民主来。

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的。
只有它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才能抵制种种妨碍正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错误思想倾向，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和行动引上正确的轨道，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有些人不信服这一点，以为离开党的领导会更好地发扬民主，并以“四五”运动为例。
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四五”运动是捍卫党的革命路线、捍卫四化的伟大纲领的，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下出现的，又有很多党团员和党的干部参加，但这个运动正是由于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后来就受到“四人帮”的疯狂镇压。
打倒“四人帮”这个革命任务，是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胜利完成。
所以，我们要发扬“四五”的革命精神，而不能崇拜群众的自发性。
崇拜群众的自发性，“踢开党委闹民主”，其实质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变种。
当年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巴枯宁，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竭力鼓吹不要政府，疯狂咒骂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羁绊”，煽动群众“向一切统治、政府监护、领导和权威无情宣战”，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享有“绝对的自由”。
他们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党的领导和一切政府，也就取消无产阶级民主，剩下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专制。
巴枯宁之流最终变成了脱离无产阶级的小宗派，成了紧密配合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帮凶。

在“踢开党委闹民主”的人中，有的颇为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无拘无束的东西。
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三○页）。
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人权宣言》，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了。
《人权宣言》中最核心的东西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罢了。

有人认为，发扬民主，就是对党提意见，因此不能由党来领导。
不对。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身的利益可言。
因此，它具有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能够为人民的利益改正一切缺点错误，也就完全能够领导我们不断加强党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
我们的个别党的组织、某些党的领导人可能存在官僚主义作风，阻碍民主的发扬。
但必须懂得，纠正这些缺点错误，也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才有可能。
绝不能把这作为“踢开党委闹民主”的理由。
群众可以批评党组织的缺点错误，监督党组织的领导，这是正常的。
但是批评监督，旨在使党的领导更坚强、更正确，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
要是把党委踢开，结果就会从根本上损害了革命事业，帮助了敌人，那不是政治上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为了实现四化，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大力发扬民主，活跃党内外的政治生活，同时，又要坚决同那种企图否定和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切不可让它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酝酿而作出的英明决策，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前进的方针。
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家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斯大林曾经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五——六页）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整个社会的生产必然是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
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才使国民经济有可能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需要调节就能够自发地按比例发展了。
实际上，个别比例关系上的不协调是经常有的，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等原因，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加以调整，促使国民经济更好地沿着有计划按比例的轨道向前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时，发展就快；
否则，发展就慢，甚至下降倒退。
这个道理也和我们军队打仗一样，只有各军兵种、各部队之间紧密配合，大力协同，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如果不搞好协同，孤军突出，或者甚至互相牵制，就不可能打胜仗。
建国头八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九，其中工业为百分之十八，农业为百分之四点五。
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导致比例失调，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暂时困难。
六十年代初，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纠正了比例失调的情况，使国民经济很快渡过了当时的严重困难，并且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得到了较快发展。
这充分说明，只有按比例才有真正的高速度。
我们现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更好地按比例迅速发展，这是非常积极的措施。

有的同志担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主要目的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建设中的轻重、缓急、主次、先后等有一个全面的更恰当的安排。
在调整中，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做到边调整边前进。
基本建设项目虽然要下来一些，但不是只下不上，而是有下有上；
国民经济中的长线虽然要缩短一些，但短线则要适当加长。
总的说来，在调整期间整个国民经济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的。
而在经过这次调整以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会更加迅速而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我们对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上马”和“下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上马”和“下马”是对立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总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的。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下马”是为了更好地“上马”。
如果该下的不下，那么该上的也就很难上去。
譬如，本来只有建设一个工厂的资金和物资，却要用来建设三个工厂，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
如果把其中两个工厂的建设停下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国家比较急需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可以很快建成，这样做，正在建设的工厂数目虽然减少了，但是能够迅速形成的新的生产能力却增加了，这当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大搞极左，极力散布所谓“上马是方法问题，下马是路线问题”的谬论，把必要的调整工作统统诬之为“右倾”。
他们还鼓吹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战争就是比例”，乱上项目，大搞计划外工程，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上”和“下”的关系，切实做到量力而行，按比例前进。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有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才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也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勤劳勇敢的人民，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且经过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为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
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和掌握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安排好现代化建设中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服我们的弱点，胜利地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今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正是在研究分析了我国的特点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对国民经济及时进行调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是我们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危难中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使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状态走上了迅速恢复发展的道路，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
由于林彪、“四人帮”祸害了这么多年，国民经济中存在比例失调是不奇怪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许多同志说得好：我们不怕有困难有问题，就怕有了问题看不到，就怕不实事求是，明知不行还硬着头皮要那样干。
现在党中央决定搞调整，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心里更踏实，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信心更足了。
国际舆论也反映，我国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是“很现实的”，“明智的”，将“使中国的经济能在这个基础上得到长期发展”。
在香港的美国商人出版的内部刊物《中国通讯》三月号评论说：“中国现正对其经济现代化的做法和重点进行切合实际的估价”，“中国显然决心以一种与其财力和管理能力都相适应的速度继续完成其现代化计划。
这种做法反映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它预示着中国将来经济发展的吉兆。”
事实正是这样。
党中央针对前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而又审慎、稳妥的措施，实行积极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是根据工作重点转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作出的无比英明的决策。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三页）我们坚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基本上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无限美好的四个现代化的前景，一定会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逐步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

作者：黎凌/希平
栏目：时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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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仲曦东等。

宾努亲王和夫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五月二十日讯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巴基斯坦外交顾问阿迦·夏希。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邓副总理同夏希先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参加了会见。

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会见时在座。

栏目：简明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丝绸之路展览”在大阪开幕

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读卖新闻社联合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丝绸之路展览”五月十八日下午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开幕。
“中国丝绸之路展览”自三月二十日在东京公开展出以来，到五月十五日结束，共接待了三十一万多名观众。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今年将继续招生

经教育部同意，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今年将继续招生。

今年少年班招生考试，将全部采用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统一试题，单设考场并与高考同时进行。

亚太电信组织正式宣告成立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电信会议于五月八日至十七日在曼谷举行，会上宣告亚太电信组织正式成立。

中国电信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邮电部外事局副局长刘平源当选为大会副主席。

美国和加拿大一些社会活动家集会声援柬人民斗争

来自美国各地和加拿大的一批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五月十九日在纽约集会，声援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教授萨姆·纽摩夫在会上说，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占领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无论越南怎样宣传，都不能使这种行为合法化。

伊朗数万人集会要求捍卫自由

数万伊朗人五月十九日在德黑兰的谢里夫工业大学举行集会，主张“捍卫受到刚出现的新法西斯威胁的自由”。

集会是由民族阵线为纪念该阵线创始人稀罕默德·摩萨台诞辰一百周年而组织的。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五月二十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一篇社论，号召柬埔寨人民和军队抓紧雨季生产，支援前线，打击越南侵略者。

社论说，今年，由于越寇的侵略和破坏，柬埔寨人民的雨季生产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耕牛、种子、农具等方面的困难。

社论号召柬埔寨军民尽一切可能抓紧雨季水稻生产。
千方百计地把已有的农田都种上水稻，特别要抓紧种好早稻。
社论说，在缺乏水稻种子的地方，也要想办法种上玉米、木薯、豆类等杂粮作物。

社论号召柬埔寨军民打击越寇，保护好已经种上的农作物。
社论说，只有搞好雨季生产，有了粮食，就能保证人民的食用，支援前线，进行持久战。

新华社广西友谊关五月二十日电 中国方面定于五月二十一日释放第一批一百二十名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由中国政府授权办理释放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事宜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已经组成，并于五月十九日向越方通知了中方代表团的名单。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广西边防部队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编制了《交接越方被俘人员名册》和《俘虏残废证明书》，准备在友谊关口到同登公路的零公里处释放俘虏时，把上项材料交由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签收。

在俘虏收容所和伤俘医院，中国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给第一批获释的越方被俘人员开了送别会。
越方伤病俘对中国医务人员尽力给他们精心治疗，普遍表示满意。
柳州铁路局准备了专列，以便把一百二十名伤病俘从俘虏收容所和医院运载到凭祥市隘口车站，然后由十多辆救护车和客车，把伤病俘转运至友谊关口零公里处释放。
为了沿途照料越方伤病俘，中国方面的越南俘虏收容所和医院都派出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足够的药物、食品。
今天晚上，载着一百二十名越南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的专列正向凭祥进发。
出发前，被俘的越方伤病员向中方人员告别，许多伤病员向认真给他们治疗的中国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我驻友谊关边防部队在零公里我方一侧公路地段，进行了排雷和撤除障碍物，保证双方遣俘时，获释的被俘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在我方一侧的安全。

栏目：小辞典

战略武器的概念，说法不一。
在现代条件下，通常是指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中程导弹。
它由中、远程火筒发射，或使用战略空军投掷。
其当量根据袭击目标的情况选定，可用十万吨级以上至千万吨级。
在苏美核会谈中，双方对战略武器概念曾经争论不休，因为这涉及到是否把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的巡航导弹列入限额的问题。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商定，战略武器是指那些从苏美各自的本土上能够打到对方腹地的武器（即射程在五千四百七十二公里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及其他核发射工具）。

栏目：国外科技简讯

罗用火山岩作混凝土和钢材代用品

罗马尼亚利用火山岩作为混凝土和钢材的代用品，取得了成功，减少了建筑费用，提高了房屋质量。
每建造一套居住面积为三十平方米的一般性住房时，使用火山岩石预制构件可以取代：二百七十公斤钢筋水泥，三十平方米矿棉，六十平方米油毡和大量的发泡聚苯乙烯。

使用火山岩石制造的新型预制构件，重量比传统预制板轻百分之三十，建筑物具有高度的隔热和隔声性能。

美研制成蔬菜移栽机

美国俄勒冈州西部蔬菜种植区的一个小型农场研制成一种蔬菜移栽机。
用这种移栽机栽种蔬菜，完全不需要间苗，几乎不用除草。

蔬菜移栽机由拖拉机牵引，可坐三人，同时移栽六行菜苗。
在最适宜的条件下每小时每行可栽两千株幼苗。
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喷嘴把化肥水溶液按指定距离喷出，把土壤冲喷成一个一个的空洞。
坐在喷雾器后面的工作人员，把装在座位前的菜苗箱中的V型根基的菜苗插入空洞。

用这种移栽机栽植的幼苗，每行长而且直，间距均匀。
苗下有化肥，杂草不易生长。

用粘结剂粘接飞机机身

美国航空工程人员最近试验用粘结剂粘制飞机机身，取得了成功。

在飞机装配中，用粘接代替铆接，可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减少飞行需用的燃料，飞机的制造费用也可便宜百分之二十。

粘结剂粘接的飞机在使用期间出现裂缝也会少些，这就可以节省现在用成千上万个铆钉铆接的飞机的维修费用。

可以使用二十年的灯泡

一家英国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光源，它可以连续照明二十年以上，而且这期间毋须任何保养与维修。

光源是充满友光磷的玻璃球式的硅酸硼圆球。
它是由弱放射性氚维持发光的。
由于放射性衰变，氚放出电子，电子激发磷发光。
尽管能量不是太高，但却很稳定，什么天气都可使用，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海水及其他许多因素。
（均据新华社）

永远关闭的快门

做科学实验用的电影摄影机，需要有高速开关的快门。
它必须保证保持时间应为几百万分之一秒。
无论用什么绝招来改进弹簧与电动部件，都不能使机械快门达到这一要求。

西德西门子公司实验室制成了一种掺入锆、针、钛和铅化合物的不透明陶瓷。
把它切成圆片，放在透镜后面。
这是什么样的快门？
光如何落到胶片上。
原来，要是有三百伏特电压的电脉冲通到瓷圆盘上，这种陶瓷就能在几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变成了透明的。
这就是为人们准备的光学电快门，既简单又准确。

这是西德两家公司联合制造的一种激光器，用它的光束代替银针，穿入皮肤内三至十毫米，进行针灸治疗，无痛，无细菌感染。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