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中求增产低耗中求节约
武汉油脂化学厂扎扎实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原材料提价、产品降价、面临亏损的情况下，今年头四个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本报讯据《长江日报》报道：
武汉油脂化学厂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广大职工，扎扎实实地开展优质、高产、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
今年头四个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04月份有七项经济技术指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主要产品洗衣粉超计划百分之十五，成本下降百分之八点四，超额完成利润计划百分之四十九点七。
这个厂，多年来坚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不断革新挖潜，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是全国轻工战线的一面红旗。
今年年初，由于原材料大幅度提价，产品两次降低出厂价格，使企业面临亏损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厂领导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让干部和群众都了解工厂面临的困难，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扎扎实实地开展优质、高产、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
一、把产品质量再提高一点。
优质中求增产。
洗衣粉车间工人进一步加强岗位责任制，严格操作规程，加强设备维护保养，防止和杜绝可能发生的生产事故，使三、04月份的洗衣粉质量提高到百分之百，每月可节约三千元。
同时，狠抓优质和安全生产，提高工时和设备利用率，04月份的洗衣粉日产量由五十七吨提高到六十一吨，创历史最好生产水平。
二、把原材料单耗再降低一点。
各车间坚持生产管理制度，把原材料消耗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班组和机台。
严格车间、班组的两级经济核算，认真总结低耗经验。
及时分析高耗的原因，技术人员严格化验分析，使洗衣粉的主要原材料得到合理利用，每吨洗衣粉消耗的烷基苯由一百九十公斤下降到一百八十公斤，每月节省原材料费用一千四百多元。
硬脂酸车间改造了蒸发器，改进甘油生产工艺，使甘油回收率提高，每吨硬脂酸镁消耗的硬脂酸和硫酸镁降低，节约七百多元。
三、把生产管理费用再节省一点。
广大职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进一步发扬过去点滴节约的好传统，使一至04月的生产管理费用节省三万多元。
三车间工人在生产中，把每个装原材料的麻袋倒干抖净，一个月节约原材料六吨多。
包装车间把废旧纸箱等回收利用，每月减少生产费用二千多元。
（附图片）
福建省南平造纸厂改造老设备，提高了产品产量和质量。
图为造纸车间一角。
新华社记者 李开远摄

北海市二轻局集体所有制企业干部同工人一样
按企业经营盈亏确定工资报酬
据新华社南宁05月16日电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第二轻工业局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在所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普遍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按照本单位生产好坏确定管理干部和工人工资报酬的办法。
规定企业增产增收以后，管理干部同工人一样，工资随即相应增加；
如果企业减产减收，干部和工人都要减发工资。
这样做，把企业的生产发展同干部、工人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打破了这些年来管理干部的工资不受企业生产好坏影响的“铁饭碗”，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增强了干部和工人齐心协力搞“四化”的责任心。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管理干部的工资要和工人一样，按照当月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来确定，如有超产奖，管理干部和工人同样参加评奖；
二、完不成生产计划的企业，干部和工人当月的工资，都按完成数额的比例确定，如果下月超产，应该在弥补上月工资不足的部分后，再计超产奖金；
三、企业管理干部病事假期间，和工人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
恢复这一工资制度后，各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干部，普遍增强了办好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他们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市场，认真调查研究，按市场需要组织本企业的生产，做好产、供、销工作。

华总理会见巴巴·迪亚拉副主席
指出，中马两国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有进一步合作的政治基础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副总书记、财贸部长阿马杜·巴巴·迪亚拉上校，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巴巴·迪亚拉副主席转交了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将军给华国锋总理的信。
华总理对此表示感谢，他说，中马两国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我们有进一步合作的政治基础。
巴巴·迪亚拉副主席指出，马中两国人民是老朋友。
我们为马中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感到骄傲。
他希望马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华总理请巴巴·迪亚拉副主席转达他对特拉奥雷主席的问候。
他说，我们期待着特拉奥雷主席再次来我国访问，以便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
马里驻中国大使高雷西参加了谈话。
谈话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
谈话前，华国锋总理同巴巴·迪亚拉副主席和夫人以及马里友好访问团的其他贵宾一起照了像。
（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巴巴·迪亚拉副主席。
新华社记者摄

弄懂经济规律正确理解党的现行经济政策
福州部队某军组织宣传理论干部，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了对现行政策的模糊认识，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编者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有的同志，对党的一些政策不理解，产生一些模糊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许多基本理论搞乱了，是非弄颠倒了。
福州部队某军的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时研究新情况，因而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说明，要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深刻理解和坚决执行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必须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这一点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和做理论宣传工作的干部尤为重要，自己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才能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本报讯据《解放军报》报道：
福州部队某军最近组织军、师、团宣传理论干部，针对部队有的同志对党的现行政策的一些模糊认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了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的理解。
这个军在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干部战士热烈拥护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思想十分活跃。
但也有少数同志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些领导同志和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自己也弄不清楚，感到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军领导机关决定把军、师、团三级宣传理论干部集中起来，先学一步。
他们围绕着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方面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深入工厂调查，了解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的情况，请驻地附近一个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八位老师作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专题理论讲座，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一些同志对现行政策的模糊认识。
他们着重弄清楚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经济政策“过了头”，还是一些同志思想上有“禁锢圈”？
我们国家有些经济政策，前几年被林彪、“四人帮”搅乱了，现在拨乱反正，重新提出来，有的同志就打问号：
是不是“复旧”了？
是不是“倒退”了？
这次大家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衡量是非，问题也就得到比较清楚的回答。
比如，开放集市贸易，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大家立足于现阶段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特点，从三个方面肯定了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
（1）当前我国农村还保留着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国家商业一方面不能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把他们自给有余的农副产品全部收购上来，集市贸易就成了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场所；
同时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一切产品和生产资料都是属于不同集体单位所有，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的布局和生产情况不同，因而，一些未纳入国家计划的零星、次要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以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政策允许上市的某些产品，也需要通过集市贸易互相调剂，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从集体所分到的生活资料在数量和品种上有所不同，有的自用有余，有的所需不足，要求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3）目前还有一些不易搬运、储藏、管理的农副产品，国营商业一时无法经营或经营量少，社员群众需要通过集市贸易的渠道出售。
为了弄清集市贸易的性质，大家还进一步从商品流通领域，把我国农村现阶段的集市贸易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作了对比。
他们认为，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的集市贸易，一般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的形式，卖自己多余的产品，主要是为了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数量、价格等又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般地说，社员出售产品所得的货币不会成为资本。
相反，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形式，是资本家谋取高额利润，积累资本的手段。
这两种商品交换有着本质的区别。
过去，林彪、“四人帮”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集市贸易，完全是极左的一套。
现在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有一点“小自由”，农村经济生活相当活跃，这正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个新气象。
当然，由于农民还带有小商品生产者的某些特点，集市贸易实行的是自由买卖，在市场供需之间，价值与价格之间容易出现不平衡或不一致，使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和交换起调节的作用，这就有着诱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作用。
许多同志说，这是一个加强管理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
二、是党的经济政策“偏了向”，还是一些同志不懂社会主义经济之道？
有的同志一听说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围绕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可以搞竞赛，就觉得奇怪了：
“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有什么区别？”
担心这样搞下去会走偏方向。
学习讨论中，大家钻研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原理，学习列宁关于“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一八九页）等论述，并运用这些理论具体分析党的这一政策的性质、目的和结果，解除了思想疑虑。
他们首先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规律的角度作了分析，懂得了只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要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开展竞赛就有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各方面的首创精神，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有的同志联系调查中，看到一些企业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思想指导下，产品质量低劣的状况，更加感到提倡开展竞赛的必要性。
他们说，目前有些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那种“死水一潭”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竞赛对手。
大家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区别：
一是目的不同。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而得到高额利润；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存在剥削，竞赛是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是方式不同。
资本主义的竞争表现为无政府状态，大鱼吃小鱼，互相吞并，互相倾轧；
社会主义的竞赛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表现为同志式的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三是结果不同。
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导致垄断，一部分企业在竞争中吞并或控制另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企业则在竞争中失败而破产，资本家破产之后把灾难转嫁到工人身上，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和贫困；
社会主义通过竞赛，能够发现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促进那些不能完成国家计划、产品质量不高、经常亏损的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注意按经济规律办事。
通过这样分析对比，大家的思想开朗了。
有的同志说：
不懂经济规律，凭自己的印象，想当然地看政策，越看越糊涂。
弄懂了经济规律，就觉得党的政策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越学越感到正确。
三、是经济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有的同志听到个别单位因滥发奖金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就对一些现行政策想不通，产生埋怨情绪。
针对这一问题，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理，深刻理解为什么必须实行奖金制度。
讨论中大家认为，奖金制度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补充形式。
他们还通过解剖典型，进一步了解了实行奖金制度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驻地一个橡胶厂，去年以来，从超产利润中提取相当工人工资百分之十的资金作为奖金，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去年总产值相当于建厂时的一百七十六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又如，驻地有个轴承厂，产品质量这些年来一直下降，维修率由过去的一增加到三，现在实行了质量奖，产品质量合格率一举增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达到国家一类厂的标准。
经过这样的分析，大家看到了奖金制度所特有的灵活性，它能把劳动能力、劳动效果和劳动报酬三者更加一致起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讨论中大家还说，对于有些单位把奖金变为平均主义的附加工资，或滥发奖金所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这不能归罪于奖金制度本身，而是属于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有待在实践中纠正。
我们决不能把一些单位执行政策产生的偏差，同政策本身混同起来。
这个军的三级宣传理论干部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逐步弄清了党的现行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是非问题，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他们把学习成果整理出来，对部队进行党的经济政策教育，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上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形势。

弄懂经济规律正确理解党的现行经济政策
福州部队某军组织宣传理论干部，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了对现行政策的模糊认识，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编者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有的同志，对党的一些政策不理解，产生一些模糊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许多基本理论搞乱了，是非弄颠倒了。
福州部队某军的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时研究新情况，因而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说明，要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深刻理解和坚决执行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必须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这一点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和做理论宣传工作的干部尤为重要，自己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才能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本报讯据《解放军报》报道：
福州部队某军最近组织军、师、团宣传理论干部，针对部队有的同志对党的现行政策的一些模糊认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了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的理解。
这个军在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干部战士热烈拥护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思想十分活跃。
但也有少数同志对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些领导同志和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自己也弄不清楚，感到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军领导机关决定把军、师、团三级宣传理论干部集中起来，先学一步。
他们围绕着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方面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深入工厂调查，了解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的情况，请驻地附近一个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八位老师作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专题理论讲座，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一些同志对现行政策的模糊认识。
他们着重弄清楚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经济政策“过了头”，还是一些同志思想上有“禁锢圈”？
我们国家有些经济政策，前几年被林彪、“四人帮”搅乱了，现在拨乱反正，重新提出来，有的同志就打问号：
是不是“复旧”了？
是不是“倒退”了？
这次大家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衡量是非，问题也就得到比较清楚的回答。
比如，开放集市贸易，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大家立足于现阶段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特点，从三个方面肯定了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
（1）当前我国农村还保留着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国家商业一方面不能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把他们自给有余的农副产品全部收购上来，集市贸易就成了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场所；
同时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一切产品和生产资料都是属于不同集体单位所有，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的布局和生产情况不同，因而，一些未纳入国家计划的零星、次要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以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政策允许上市的某些产品，也需要通过集市贸易互相调剂，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从集体所分到的生活资料在数量和品种上有所不同，有的自用有余，有的所需不足，要求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3）目前还有一些不易搬运、储藏、管理的农副产品，国营商业一时无法经营或经营量少，社员群众需要通过集市贸易的渠道出售。
为了弄清集市贸易的性质，大家还进一步从商品流通领域，把我国农村现阶段的集市贸易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作了对比。
他们认为，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的集市贸易，一般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的形式，卖自己多余的产品，主要是为了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数量、价格等又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般地说，社员出售产品所得的货币不会成为资本。
相反，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形式，是资本家谋取高额利润，积累资本的手段。
这两种商品交换有着本质的区别。
过去，林彪、“四人帮”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集市贸易，完全是极左的一套。
现在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有一点“小自由”，农村经济生活相当活跃，这正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个新气象。
当然，由于农民还带有小商品生产者的某些特点，集市贸易实行的是自由买卖，在市场供需之间，价值与价格之间容易出现不平衡或不一致，使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和交换起调节的作用，这就有着诱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作用。
许多同志说，这是一个加强管理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
二、是党的经济政策“偏了向”，还是一些同志不懂社会主义经济之道？
有的同志一听说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围绕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可以搞竞赛，就觉得奇怪了：
“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有什么区别？”
担心这样搞下去会走偏方向。
学习讨论中，大家钻研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原理，学习列宁关于“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一八九页）等论述，并运用这些理论具体分析党的这一政策的性质、目的和结果，解除了思想疑虑。
他们首先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规律的角度作了分析，懂得了只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要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开展竞赛就有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各方面的首创精神，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有的同志联系调查中，看到一些企业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思想指导下，产品质量低劣的状况，更加感到提倡开展竞赛的必要性。
他们说，目前有些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那种“死水一潭”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竞赛对手。
大家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区别：
一是目的不同。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而得到高额利润；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存在剥削，竞赛是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是方式不同。
资本主义的竞争表现为无政府状态，大鱼吃小鱼，互相吞并，互相倾轧；
社会主义的竞赛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表现为同志式的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三是结果不同。
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导致垄断，一部分企业在竞争中吞并或控制另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企业则在竞争中失败而破产，资本家破产之后把灾难转嫁到工人身上，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和贫困；
社会主义通过竞赛，能够发现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促进那些不能完成国家计划、产品质量不高、经常亏损的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注意按经济规律办事。
通过这样分析对比，大家的思想开朗了。
有的同志说：
不懂经济规律，凭自己的印象，想当然地看政策，越看越糊涂。
弄懂了经济规律，就觉得党的政策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越学越感到正确。
三、是经济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有的同志听到个别单位因滥发奖金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就对一些现行政策想不通，产生埋怨情绪。
针对这一问题，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理，深刻理解为什么必须实行奖金制度。
讨论中大家认为，奖金制度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补充形式。
他们还通过解剖典型，进一步了解了实行奖金制度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驻地一个橡胶厂，去年以来，从超产利润中提取相当工人工资百分之十的资金作为奖金，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去年总产值相当于建厂时的一百七十六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又如，驻地有个轴承厂，产品质量这些年来一直下降，维修率由过去的一增加到三，现在实行了质量奖，产品质量合格率一举增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达到国家一类厂的标准。
经过这样的分析，大家看到了奖金制度所特有的灵活性，它能把劳动能力、劳动效果和劳动报酬三者更加一致起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讨论中大家还说，对于有些单位把奖金变为平均主义的附加工资，或滥发奖金所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这不能归罪于奖金制度本身，而是属于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有待在实践中纠正。
我们决不能把一些单位执行政策产生的偏差，同政策本身混同起来。
这个军的三级宣传理论干部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逐步弄清了党的现行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是非问题，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他们把学习成果整理出来，对部队进行党的经济政策教育，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上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形势。

有了自主权就不怕瞎指挥了；
有了经营家庭副业的规定就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抚州地区各县领导干部带领机关干部深入社队
帮助基层落实农业政策
社员们说：
有了所有权，就不怕“一平二调”了；
有了自主权，就不怕“瞎指挥”了；
有了经营家庭副业的规定，就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据新华社南昌05月17日电江西省抚州地区各县县委抽出一名领导同志，带领一批机关干部下到一个公社或一个大队蹲下来，具体地帮助基层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有关农业两个重要文件。
各县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在春节过后就下到了社队。
他们向群众宣讲中央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帮助群众弄清中央文件对加速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和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南丰、南城县的县委领导同志在组织社员学习中央文件中，引导大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分清是非，因而在春耕生产中比较好地做到了在运用生产队的自主权时，自觉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
在反对干部搞瞎指挥时，尊重和服从干部的正确指挥与劳动纪律。
资溪县泸阳公社原来不少生产队在划分生产作业组时，把集体养猪场也解散了。
这次县委一位副书记带领几十名干部来到这里落实中央的两个文件，帮助他们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实行定产到组，按产计分，超产奖励。
同时，各个生产队都建立畜牧生产小组，结果，不仅把解散的集体养猪场恢复了，而且办得很好。
各县的领导同志把帮助社队干部解放思想作为落实好中央两个文件的关键措施来抓。
宜黄县委书记下到凤冈公社组织社员学习了中央两个文件后，社员们满意地说：
有了所有权，就不怕“一平二调”了；
有了自主权，就不怕“瞎指挥”了；
有了经营家庭副业的规定，就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群众去掉了“三怕”，有的社队干部却产生了“三怕”，一怕搞错了，以后挨批；
二怕搞过了头，以后难纠正；
三怕搞乱了，以后难领导。
因此，总是不敢全部都按中央文件规定办事，比如提倡社员家庭经营正当的副业中，允许社员家庭养蜂，但又限制每户不能超过四箱。
县委书记和社队干部一起，结合当地的情况，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中央两个文件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符合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心愿，是高速度发展农业必须遵循的行动纲领。
这一来，社队干部打掉了“三怕”，取消了类似对养蜂一类的所有不合理的限制，项项按中央文件的规定办。
在中共抚州地委最近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汇报会上，各地反映，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帮助社队贯彻好中央的两个文件，这种领导作风受到群众的赞赏。

从“谈马色变”想到的
宋朝《二程全书·遗书二上》记载有“谈虎色变”的故事，说：
“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
最近，记者在云南省楚雄县农村采访，听到一个类似的故事，苟且叫它“谈马色变”吧！
事情发生在红旗公社车坪大队。
一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即《六十条》）。
文件一读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有的说：
中央的文件“是本好经”，句句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有的说：
只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去办，农村一定会很快变样。
但是，当讨论到允许社员养马的问题时，“众莫不惊”。
有的说，这是过去批判了的东西，现在又拿出来，是不是太右了？
真是“谈马色变”，可是为什么会“谈马色变”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65年，车坪大队的三个共产党员私人养的马生了骡子。
他们把骡子卖了盖起新房子。
就这样，三个党员成了“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三面黑旗”，遭到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帐新算，三个党员又成了“黑典型”，连大年初一那天他们都被“勒令”去接受批判。
这件事，虽然时隔十多年，但至今谈起来，干部们仍然余悸未消。
有的说“被整够了”，有的说“被吓怕了”。
私人养马生骡子，卖了骡子盖房子，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吗？
就是“黑旗”吗？
大队党支部引导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有的说：
应该批，不但当时批判是对的，现在我还认为是对的。
理由是：
养一匹马生下几匹骡子，卖一千多块钱，盖了新房子，石头不抬一块，就扫地住屋，是剥削，应该批判。
还有的说：
他们会盘算，卖骡子盖房子，生活过得富裕，不会盘算的就穷苦，形成了两极分化，不批判还行！
大多数干部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允许社员养马，这是《六十条》规定的。
他们三个人有养马经验，饲养管理好，付出辛苦，马匹发展快，增加了社会财富，是好事。
马生了骡子，卖了骡子盖房子，即使不盖房子搞了别的什么，也是合理合法的，人家又没有去搞投机倒把，剥削他人。
把人家当资本主义批，当“黑旗”拔，肯定是错误的。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大家统一了认识：
社员养马，是《六十条》规定的，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乱加干涉。
“谈马色变”一事发人深思。
记者在农村采访，类似的事还听到不少，诸如“谈牛色变”、“谈驴色变”、“谈蜂色变”、“谈自留地色变”，等等。
在“四害”横行的年月，“资本主义的棒子乱打，帽子乱扣，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取消，弄得许多干部、社员至今还心有余悸，这是不足为怪的。
问题在于今天如何帮助干部、社员狠批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把作为集体经济补充的家庭副业尽快发展起来。
不要再怕这怕那，唯独不怕国家贫穷落后了。
车坪大队采取“弄清一件事情，提高一下认识，解决几个问题”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新华社记者石玉生

大岙大队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农工副业发展社员生活富裕
浙江省慈溪县雁门公社大岙大队，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使社员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
去年，全大队平均每人分配收入三百八十六元，分配水平之高，居全省第1位。
让社员富裕起来，不是靠个人而是靠集体。
这是大岙大队的一条基本经验。
大岙原是个穷山村，1961年以前，集体家底还很薄弱，社员分配经常不能兑现，生活比较困难。
1962年以来，大队党支部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领导全体社员走农、工、副结合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办起了沙场、金属拉丝厂、牧场，还在山上发展了水果、毛竹、茶叶生产基地，使大队工业、副业收入节节上升，去年占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二。
工业、副业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大队共拿出六万多元添置农业机械六十多台，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加上其他的科学种田措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去年，棉花亩产达到二百一十三斤。
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

泗溪公社大搞多种经营摘掉“高产穷队”帽子
江西省上高县泗溪公社纠正单一抓粮食的偏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很快摘掉了“高产穷队”的帽子。
泗溪公社是上高县粮食生产发展较快的一个公社，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约占全县征购粮总数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个公社只重视抓粮，忽视和放松了多种经营，结果造成农业增产不增收，社员分配不兑现，到1977年，全公社欠国家贷款多达八十万元。
去年春天，他们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下决心纠正“单打一”的偏向，发动干部、社员广开生产门路，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为主的工副业生产，年终全公社工副业收入迅速增加，社员分配现金收入比上年增加了十七元。
多种经营的发展，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力量。
去年，这个公社遇到了特大旱灾，各大队从多种经营的收入中支出部分资金购买农机、化肥。
使全公社大灾之年夺得丰收，总产量增加五百九十多万斤。
今年开春，这个公社又购进了化肥，增添了农机，积极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据新华社）

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
刘澜波
电力必须先行，这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现在全国缺电已进入第10个年头，电力由先行变成落后。
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电得不到保证，经济上损失很大。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把这种局面逐步扭转过来。
怎样才能改变电力工业这种落后的局面呢？
电力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首先，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今后若干年内，需要逐步加大电力工业投资的比重。
1966年到1978年的十三年中，电力建设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发电装机少了，而工农业用电却增长快了，这是造成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
一九七七、七八两年情况好一点，但还远没有还清旧帐。
在今后三年期间，通过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电力工业在调整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缺电的紧张情况会有所缓和。
但三年调整以后，国民经济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工农业用电也将大幅度上升。
因此，在调整期间，就要抓紧时间为电力工业以后能够大上做好准备，否则届时还是谈不上电力先行，还会出现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失调的现象。
这一点，在计划安排上必须及早注意。
第2，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当多搞水电。
我国电力工业的能源政策是：
水火并举，因地制宜。
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要多搞水电。
我国水力资源极其丰富（理论蕴藏量约为五亿八千万千瓦），已经开发的不过是百分之二点五。
水力资源远比地下矿藏容易查清。
有很多“富矿”，即投资省、见效快的水电资源，亟待我们去开发。
据新安江、盐锅峡、新丰江、柘溪等水电站的建设经验，只要做好勘测设计等前期工作，类似规模的水电站建设期限一般可做到三、四年左右开始发电，只是稍长于火电。
水电成本低，利润高，投资可以较快收回。
只要国家对水电的建设项目、投资、物资安排得当，不发生过去那种时上时下、停停打打的状况，水电建设的速度是可以大大加快的。
加快水电建设也是缓和燃料、运输紧张的战略措施，而且是干净的能源，甚至可以借此发展旅游。
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水电投资。
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如美、法、日、瑞士、瑞典、加拿大、西德等，都是优先发展水电，水力资源利用已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第3，加速建设煤炭和电力的联合基地。
火电要立足于煤，不是油更不是铀，这是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所决定的。
煤、电要比肩发展，火电发展速度取决于煤炭发展速度。
今后火电建设的重点是坑口电站，要在煤炭基地建设电站群，形成大型电力基地。
当然这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考虑水源等问题。
为了加快煤炭和电力的建设，我们认为应把煤炭开发的重点放在那些资源丰富，埋藏浅，热量高，投资少，收效快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很多，如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宁夏等地，应加速开发；
变北煤南运为北电南送，更为经济合理。
煤炭部和电力部应进一步密切协作，在全国重点煤矿区建设大型煤电联合基地。
第4，积极发展大型发电机组的制造。
发电设备的供应必须立足国内，以自力更生为主，进口必要的国外设备为辅。
目前，我国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和单机容量都偏小，电力部应与一机部紧密配合，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发电设备的引进，也要处理好“买鸡与买蛋”的关系。
我们应积极地引进新的技术。
希望国内相应的几个制造厂通力合作，抓紧大型机组的改造和已经定型机组的大批量生产，以及相应的大型送变电设备的制造。
这是加速我国电力建设的可靠保证。
第5，抓紧作好电力建设的前期工作，水电能否加快，尤其取决于此。
当前电力建设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前期工作落后，特别是水电。
这是十年来拆散、下放、砸烂勘测设计和科研机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大批技术人员被轰散了，大量技术资料也被烧毁了，水电建设的前期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水、火电勘测设计院必须适当调整、集中、充实和加强，采用先进的勘测设计手段，以加速前期工作；
同时，为调动广大勘测设计人员的积极性，迫切需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过去下放、分散、改行的技术人员，希望各地区、各部门支持他们归队。
为了在深山峡谷地区进行大规模水电建设，需要提前二至三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修筑道路，运进设备，进行野外勘测工作，这是顺利进行施工的基础。
不做好勘测设计，仓卒上阵，就难免在施工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做不到多快好省，这些年是有过很大教训的。
为保证严格执行基建程序，用于前期工作的费用，应提前拨付，在数量上要满足起码要求。
根据长期经验，水电建设项目必须有一定的“储备”，即规划、设计和施工中的项目比例，至少应为四比二比一。
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尽快达到这一目标。
第6，要搞好整顿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保证安全发电、供电。
全国已有的发电设备，是我们的前进基地。
这些年来，老设备由于过份使用（我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甚至还提倡什么“一厂变一厂半”，以致失于维修。
新设备由于制造质量有缺陷和配套设备不全，以及上煤、除灰、供水等基建工程未完，还有一部分出力不足，经过两年的努力，情况已大有好转，我们打算今年把这部分设备的能力基本完善化。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两年天旱水枯，水电发得少一些，有的同志就说水、火电比例失调了，火电搞少了。
其实，根本问题是水、火电发电装机太少了，没有一点储备。
为了多发电，全国有许多水电站的水库没能合理利用，寅吃卯粮，甚至在死水位以下还长时间大量发电，浪费了很多水能，使水库失去了正常调度，破坏了综合效益，也给设备带来损失，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必须下决心逐步扭转。
现有输变电能力严重不足。
约有几十万千瓦发电能力送不出去。
同时，由于过负荷，电压低，加大了送配电线路的损失，估计每年多损失了几十亿度电量。
这都是必须加以整顿的。
严格执行计划用电。
电力分配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同类产品要择优供电。
新建的项目，必须有供电协议，否则不应列入建设计划。
现在很多地方由于超分、超用，使电网周波和电压下降，损坏了发电设备，损坏了用电设备，也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如果这种作法不改变，总有一天会发生电网解裂、大面积停电的恶性事故。
对于这种情况，请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予以充分的重视，坚决制止不严格执行计划用电的状况。
要狠抓节煤、节电的工作。
1978年全国煤耗，平均每度电为四百三十四克，仅比历史最好水平四百四十二克，降低了八克，仍然偏高。
我们打算在三年调整期间，经过努力，逐年降低六至七克，或者更多一些，这样每年可以节煤数百万吨。
1978年全国送电线路损失和厂用电约占发电量的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十七，我们打算在三年调整期间，经过努力，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这样可节电几十亿度。
各行各业都要厉行节约用电。
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电力部门要抓，全党全国要抓，要发动群众抓，各地都有不少很好的经验，一定要抓出成效来。
要做好以上这些工作，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广大电业职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深入细致地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认真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敢抓敢管，狠抓队伍建设，克服无政府主义，消除派性干扰。
恢复和加强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的技术、业务和管理水平，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这个任务是很重的，各级电力部门要决心下大力气，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一件件办好。
最后，谈谈加强电网的统一管理的问题。
发展电网。
电网愈来愈大，产（发电）、供（送变电）、销（配电营业）高度统一管理，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西欧、东欧的电网都早已跨过国界。
我国建国以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实践证明，不论大范围、小范围的电网统一管理，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好处：
按照经济地理状况，合理利用能源，互相补充；
充分发挥设备能力；
加快建设速度（创造了使用大机组的条件）；
降低燃料消耗，保证安全发电、供电；
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互相支持；
在战时受到破坏时也可使电源恢复较快。
林彪、“四人帮”以批判“条条专政”为名，否定大电网的优越性，破坏大电网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又由于各地区严重缺电，有的电网被拆散了，一些电网管理削弱了，给电力工业和用户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1975年国务院明文规定电网统一管理，这是合乎经济规律的。
由于遇到干扰，这个正确的重大措施未能得到贯彻执行。
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国务院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最近国家计委提出的“跨省区的和一个省区范围内的电网由电力部统一管理，电力由国家统一分配供应”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在有关省、市的协助下，电力部门应当管好电网，把两个积极性拧在一起，把事情办好。
我们相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广大电业职工的努力，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同心协力，坚持四个原则，解放思想，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在新的长征途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电力工业一定能够变落后为先行，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良相大队广开生产门路由穷变富
河南省淇县北阳公社良相大队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由“穷”变“富”。
良相大队这个地势低洼，盐碱、内涝、干旱交替为害的穷地方是怎样走上富裕道路的呢？
事情还得从1970年对第6生产队的辩论谈起。
这个大队第6生产队，1968年冲破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的种种束缚，大搞多种经营和集体副业生产，结果，两年翻身，不仅归还所欠贷款一万一千元，还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十万斤，社员生活明显改善。
第6生产队的经验给群众很大启发。
党支部引导干部、社员进行讨论。
大家说，抓钱没有错，没有钱农田水利建设怎么搞？
机器、化肥用啥买？
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
这年冬天，大队党支部制定了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实行以副养农的规划。
大干一个冬春，收入现款十二万元。
用这部分收入，解决了社员口粮的不足和大牲畜的饲料，还购买了化肥、打了机井，为加快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1971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由上一年的九十五万斤增加到一百五十三万斤。
良相大队尝到了一手抓粮，一手抓钱的甜头，抓钱的积极性更高了。
他们广开财路，充分发挥本队五匠和辅助劳动力的作用，先后办起了十多种副业，全大队副业年收入增加到二十万元。
大队党支部根据良相地洼坑多、沟多、水多、草多的特点，积极发展饲养业。
去年，生猪饲养量达一千二百三十一头，一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猪五百六十头。
与此同时，良相大队党支部还根据本大队的实际，办起了社队工业，每年收入达十五万多元。
队办工业的发展，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大量资金。
这个大队基本上实现了农田灌溉、耕作、运输、粮食脱粒、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的办法好
最近，河北省正定县一些基层干部提出这样一条建议：
今后在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好！
这条建议是他们总结了过去学先进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时提出的。
县委书记苏立道说，运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这是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批示过许多先进典型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树立了多面红旗。
那时，由于先进典型是多方面的，红旗又遍及全国各地，大家因地制宜地学先进，点上的经验很快地在面上开花结果了，有力地推动了合作化运动。
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先进单位到处都有，有的这方面先进，有的那方面先进，有时他今天先进，后来别的单位又超过了他。
为什么要把红旗搞成固定的不搞成流动的呢？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把先进典型固定化、全能化、神秘化的危害。
这个县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原来是个科学种田、粮食双高产的先进典型。
开始，县委因地制宜地推广它的先进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后来被上级领导树为全县、全地区的一面红旗，并派工作队常年在这个大队蹲点。
结果什么运动来都让三角村带头，什么外地的“新经验”“新套套”都要通过它试行推广。
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一看三角村是领导抓的点、树的旗，也都纷至沓来，不顾实际情况如何，千方百计地搜索材料、“总结”经验。
于是，这个科学种田的典型，就成了一好百好、包罗万象的“全能典型”。
它干什么，大家就得跟着学什么。
这样，不仅使这个典型不能充分发挥原有的模范带头作用，而且给面上的工作也带来了损失。
城关公社书记翟学增说，把先进典型固定化、全能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
就一个县来说，各个社、队的政治、经济情况、自然条件也不尽相同。
三角村大队地处正定县中部，人多地少、土质肥沃、水源充足。
而座落在北部老磁河故道上的六个公社，则是风沙地带、水肥不足。
过去，这六个公社在生产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盲目地推行三角村间作套种的经验，结果收效不大。
后来，县委组织他们学习当地西里双大队营造防风林、治沙改土，大搞水利化的经验，很快使这里的沙地变成良田。
三里屯公社书记张文才说，先进典型并非一切都先进，一面红旗再好也有局限性，多面红旗才有代表性。
况且，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搞流动红旗才符合辩证法。
从全县来看，有不少大队某个方面的经验都比原先树立的先进典型先进，有的大队在劳动生产率、农业纯收入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先进典型。
可是，过去介绍各方面的经验的现场会都到先进点上去开，结果大家都不服气。
如果今后树立先进典型，不搞成固定的，而搞成流动的，谁先进就学谁，那个方面先进就学那个方面，实事求是，大家就能从各个方面学到真正有用的经验，形成互相促进、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三角村大队的干部社员对只树他们这面红旗，意见也很大。
前些年，这个大队的上级领导、各个部门的领导来往不绝，今天作指示，明天提建议，搞得无所适从。
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什么“大批”、“堵路”、
“割尾巴”，事事都要带头干，受害就更大了。
同时，这几年远途参观成风，三角村大队每年小麦从扬花到黄熟，棉花从伸枝展叶到挂桃开花这个期间，每天参观的人最多达一万多人次。
繁重的接待任务给这个大队带来了沉重负担，有时连农事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
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说：
这些年来俺们吃够了当全能典型的亏。
今后，还是搞多面红旗、流动红旗好！
新华社通讯员谷志文王贵海
新华社记者侯志义

全国哲学规划会议在济南举行
全国哲学规划会议于04月18日至26日在济南举行。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和落实了全国八年（1978年至1985年）哲学规划，使哲学研究工作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初步确定了我国八年哲学规划的一百二十多个研究项目，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落实到了有关单位和人。
会议还根据目前我国哲学研究队伍的实际状况，确定逐步建立一个门类全、布局合理和有相当深度的哲学研究体系，健全与建立哲学研究队伍和机构，发挥各地、各单位和个人的特点，把目前哲学领域中的许多空白点迅速填补起来。
这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
有来自全国各地一百三十七个单位的二百五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栏据新华社）

北京市律师协会最近成立
为了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北京市律师协会于最近成立。
目前，这个协会正在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开始对外办公。
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法律顾问处的工作。
法律顾问处的任务是：
解答法律询问；
代写法律文书；
参加诉讼，充当刑事案件的辩护人和民事案件以及海事、外贸等涉外案件的代理人；
为机关、企业、团体等提供法律帮助，以及进行法律宣传工作。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德国著名戏剧家贝托特·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伽俐略传》。
新华社记者王辉摄

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
兰化奖励终身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户县加强领导，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据《甘肃日报》报道：
最近，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党委最近给二百一十名决心终身只要一个孩子的女职工和三名只有一个孩子就作了绝育手术的男职工颁发了计划生育奖金。
今年以来，兰化党委决定，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上来。
这个决定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
为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兰化公司党委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辅之以必要的经济措施作保证。
党委在最近召开的大会上，宣布了奖励办法。
受到奖励的二百多对夫妇的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终身只生一个小孩的倡议书。
当场有四名女职工响应了这一倡议。
《甘肃日报》为此发表了短评。
短评指出：
为了使人口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党和政府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子女，最多两个。
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的伟大战略决策，非同小可。
各级党组织都应高度重视，认真抓好这项工作。
短评最后说，计划生育是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党员、团员、干部，都应争当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同时要宣传群众、带动群众，树立只生一个孩子光荣的思想，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据新华社西安05月13日电 陕西省户县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全县人口净增长率由1977年的千分之十点二一下降到去年的千分之六点一一，受到中共咸阳地委和咸阳行政公署的表扬和奖励。
去年以来，户县从县、社到生产大队，都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县委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常委，为了摸清情况，亲自到六个公社调查了解，并到医院去探望做计划生育手术的群众。
许多领导干部还带头落实计划生育措施，为群众做出了好样子。
目前，全县有生育条件的六万一千多名妇女，已有五万五千多人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为百分之八十九点七。
为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更好地开展，户县最近召开了计划生育颁奖大会，会上宣读了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的通报，并拿出一部分奖金奖励给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二十二个先进集体和二百一十四名先进个人。

控制人口增长与四个现代化
——江苏省如东县调查
侯文若周清
江苏省如东县是全国闻名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又是农业生产的先进县，农业生产抓得好，人口生产也抓得好。
这两种生产之间究竟存在什么联系？
人口增长受到计划控制后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实现农业现代化以至四个现代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在如东作了一番“解剖麻雀”的工作。
人口增长非控制不可
1970年，如东县广泛开展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
这之前，人口增长是无计划状态，表现为高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以上。
一九五四、一九五七、一九六五、1966年还曾分别高达百分之二点七八、百分之二点六、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二点四四。
人口无计划地持续增长给如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九五三至1957年是如东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九，农业总产值递增百分之六点九。
但人口增长速度也高，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以上。
到1957年底，全县按人口平均的粮产虽超过1953年，达到五百七十二斤，却仍低于1949年五百八十二斤的水平。
原因是一九四九至1957年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前者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点一，后者百分之一点八。
我们做过一个设想：
如果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增长受到控制，年平均递增是百分之一，1957年每人平均粮食产量可以增至六百零五斤，就会超过1949年水平。
可见，在物质生产增长比较快的条件下，是否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后果大不相同，尤其象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一九六五至1970年，如东县农业的两个主要部门——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年平均增长分别锐降至百分之一点零五和百分之一点零一。
这期间，人口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点三，甚至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还高。
结果，1970年，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产值比1965年减少三十四元七角，按农业人口平均的粮食和棉花分别减少五十二斤和十三斤三两。
按人口平均的农业纯收入减少了二十四元，公积金减少了六元三角，每个社员收入减少十元二角。
当然，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但是，人口长期自发地持续增长，使纯消费者——少年儿童的比例大大增加，并使一大批妇女劳动力发挥不了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基本上煞住了每人平均耕地愈益减少的趋势
人多地少是如东的特点。
截至1977年底，全县土地面积一千七百三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一百零七万零六百零九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六百一十七人，是我国人口稠密的大县。
耕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亩，平均每人一点三三亩。
解放后二十多年，如东每人平均耕地出现了越来越减少的趋势：
1950年二点三四亩，1957年二点一二亩，1965年一点五九亩，1970年一点三九亩。
平均耕地减少的原因，一是七十年代前人口增长无计划，自然增长率高，一九五○至1970年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二。
二是大量进行各种基本建设，占用农田不少，一九五○至1970年耕地减少了二十四万五千六百四十六亩。
耕地毕竟有限，人口却每年都在增长，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和采取措施，每人平均耕地减少的趋势还会发展。
平均耕地减少到一定限度，就会障碍农业进一步发展。
日本由于每人平均耕地仅零点七亩（1973年统计材料），粮食亩产量虽居世界高产国前列，农产品自给率仍不过百分之七十一，还得依赖进口。
世界上一些农业先进、农产品大量出口的国家，每人平均耕地都多，美国十四点六九亩，加拿大二十八点七六亩，澳大利亚五十一亩。
可见，人平均耕地面积的多少，同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很大。
要煞住人平均耕地减少的趋势，除了尽可能扩大耕地、节约用地外，必须控制人口自然增长。
如东从1970年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显著成绩。
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1970年为百分之一点七三，1971年降至百分之一点零九，1972年又降至百分之零点五三，1973年百分之零点六三，1974年百分之零点四七，1975年百分之零点三七，1976年百分之零点三三。
今天，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成了如东人口再生产的鲜明特征。
现在，如东每人平均耕地减少的趋势基本上被煞住了。
从一九七○至1977年，每人平均耕地减少仅零点零六亩，每年减少不到零点零一亩。
可见，控制不控制人口增长，对每人平均耕地的影响很大。
为四化增加了资金积累
控制人口增长给如东多积累了可用于四化的资金。
据统计，1954年、1957年、一九六三到1968年，这八年如东每年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都在两万人以上。
1970年后开始减少。
1971年，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减至一万一千二百零七人，1972年五千四百八十四人，1973年六千六百零三人，1974年四千九百二十九人，1975年三千八百九十九人，1976年三千四百六十二人。
简略算来，人口有计划增长和自发增长的时期相比，平均每年少增加约一万四千人。
按全县一九七一至1976年每个社员平均每年分得口粮四百五十斤计算，少增加一万四千人，集体经济一年就少支出约六百三十万斤粮食，节省下来的这笔口粮若全部用于积累，等于增加积累约五十万元，可多购置大型拖拉机约四十部。
如东这六年累计少增加人口八万多人，所节省的口粮和其它支出，数目是相当大的。
这无疑是控制人口增长给如东实现四化带来的好处。
从一斑窥全豹。
如果全国能象如东一样，今后把人口控制到年平均递增百分之零点五，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平均每年将比现在减少约六百万人。
十年累计可减少约六千万，二十年累计可减少一亿多。
把由于人口增加数减少，使国家在口粮、住房、医疗、公用事业服务以至安排就业和入学等等方面减轻的负担，一笔一笔计算出来，将是很可观的。
把这笔资金转而用于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不用说，大有利于我国四化的建设。
如东控制人口增长后，解放出大批妇女劳动力，妇女劳动力出勤率从过去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增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她们基本上包下六十五万多亩棉田，既保证了全县每年约五分之二的农业收入，又为国家发展轻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及争取外汇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腾出了部分劳力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社队工业。
如东有个沿河公社，近几年社队工业发展很快，仅1977年一年就提供了一百七十万元利润。
生产的发展固然有各种原因，但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潜力，是一个重要因素。
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必须多积累。
这只有在国民收入增长持续地超过人口增长好多倍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工农业生产发展了，用于积累的部分可以增多；
人口增长率降低了，相对地减少消费，会使积累的规模增大。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增长率又高，这就更需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迅速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才有可能为实现四化积累更多资金。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
如东控制人口增长后，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
所谓“开源”，指家庭以至集体经济都增加了收入。
第1，晚婚给每个家庭普遍增加了收入。
过去，女十八岁、男二十岁一般都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子女。
收入还很少的年轻人，马上背上抚育子女的担子，不但使家庭收支紧张，集体也得拨付口粮。
现在，农村一般女二十三岁、男二十五岁结婚，比过去推迟婚龄约五年。
五年里，青年男女无家室之累，无子女负担，只是给家庭并且也给集体增加收入。
集体收入增加，用于社员集体福利的公益金也就增多，也等于增加了社员收入。
第2，计划生育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力，使这些原来的消费者变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并使一部分家庭因此增加收入，有的甚至大幅度增加。
所谓“节流”，指家庭以至集体经济都减少了开支。
第1，多子女变成一、二个子女，使家庭开支减少，也使集体口粮开支减少。
第2，集体幼托工作广泛开展，也减少了家庭开支。
不仅如此，儿童从小受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很早知道一点革命道理，学到一点文化知识，有利于新一代德、智、体全面发展。
第3，医疗卫生普及和合作医疗开展，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究竟怎样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可以黄海渔业大队为例。
这个大队1970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变动状况是：
1970年一千一百六十二人，1971年一千一百七十九人，1972年一千一百七十八人，1973年一千一百九十人，1974年一千一百九十七人，1975年一千二百零五人，1976年一千二百零三人，1977年一千二百十六人。
大队几年来人口增加很慢，年平均递增率百分之零点六略多，每年增加不到八人。
这对家庭和集体经济说来，支出很少增加。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大队收入年年增加，使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在1977年达到一百九十五元。
收入增加较多，支出增加很少，就使社员物质生活大为改善。
现在，子女上中小学和社员医疗完全免费。
家家有存款，最多的二千元，少的也有三百至五百元。
人民物质生活改善，更激发了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的热忱。
由于晚婚和计划生育普及，男女青年也有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
这就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如东的经验说明，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农业现代化以至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很大的促进。
如果全国两千多个县都象如东那样，在抓紧搞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也抓紧抓好人口的有计划生产，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可以加速了。

本报读者纷纷来信
要求严肃处理王小平高考作弊案
本报讯本报04月27日报道山西省纪律检查部门查清王小平高考作弊案的消息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应。
读者不断来信，为这起作弊案的查清叫好，热情赞扬大胆揭发王小平、刘以义等人的群众，一致要求严肃处理这起作弊案，并将处理结果公之于众，以打击歪风邪气，严明法纪。
浙江省绍兴县教育局沈友三来信说，报纸上公布山西王小平高考作弊案，表明了报纸主持正义、打击歪风邪气的鲜明立场，群众十分拥护。
这起作弊案中的作弊者手段恶劣，情节严重，令人愤慨，若不认真处理，民愤难平。
他接着写道，我们的党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广大人民爱戴，是因为她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近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许多大公无私、刚直不阿的同志，遭到了无情打击、残酷迫害。
而有些善于看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为了他们的私利，不择手段，甚至拿党的原则做交易。
在这起作弊案中，身为广灵县委党校副书记、广灵中学工作组组长、试场正监考员的刘以义，在考生王小平面前，服服帖帖，百依百顺，没有丝毫共产党员的品质，显出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刘以义绝不会糊涂到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也辨不清楚的地步，问题是他看到王小平有一个曾当过地委书记、现任省委常委的爸爸，所以便百般讨好。
这样的人，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天津宁河建筑公司戴冠伟来信说，王小平无视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事情被揭露之后，又多方串联，百般抵赖，这无非是仗着他老子的权势。
不然，他怎么能有那么大的神通，一句话可以使监考员唯命是从，一个电话可以要来小汽车由他调用呢？
人们从这起作弊案，提出了一个应当重视的问题，这就是高级干部如何加强对子女的教育问题。
许多高级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劳，受到人们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
高级干部应该加强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严格要求子女，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往开来。
作为他们的子女，更应该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优良作风，切不可胡搞乱来，以致败坏门风，败坏党风。
新疆特克斯县法院严直来信提出，一个考生，为什么对“考试大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可以随意调动县委招待所的小汽车，住进县委招待所横行霸道呢？
这一作弊案被揭露之后，为什么王小平胆敢如此放肆，对调查组的同志大耍无赖呢？
说穿了，就是他的爸爸是原雁北地委书记、现任省委常委。
若不是这种情况，王小平怎有那样大的胆量？
如此违法乱纪又怎能不立即受到制裁？
一些读者来信提议，对于违法乱纪者，不论其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应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据了解，山西省委和纪律检查部门重视群众的意见，正在进行研究，将对这一起作弊案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格萨尔》搬上舞台
在藏族人民中流传很广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一个片断《出征》，最近在青海被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好评。
歌舞剧《出征》，说的是岭国藏王格萨尔得到神鸟报来的魔鬼入侵的恶信，带兵起誓，出镇边关，为民除害的故事。
这个剧目最初是由藏族歌舞之乡——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文工队创作并演出的。

福建优秀民间舞上演
遭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而被迫停演多年的一批优秀民间舞蹈，最近重新出现在福建省各地舞台上。
福建省歌舞团重新演出的《采茶扑蝶》舞，就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民间舞蹈中的一个。
福建省歌舞团重新排练演出的还有《彩球》舞、《走雨》等优美的福建民间舞蹈。

程照轩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王震方毅陈永贵徐向前谭震林张鼎丞谷牧王任重彭真等送花圈，王震黄火青薄一波林乎加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5月17日电原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程照轩同志追悼会，05月0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程照轩同志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6年07月23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王震、方毅、陈永贵、徐向前、谭震林、张鼎丞、谷牧、王任重、彭真等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农委、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学会以及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等。
王震、黄火青、薄一波、林乎加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农业部部长霍士廉主持，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致悼词。
悼词说，程照轩同志是山东省泰安县人，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山东省委领导的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曾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鲁中南区行署副主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委员兼财政部长；
华东农林部副部长；
全国解放以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第1副部长，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程照轩同志几十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程照轩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
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农业部机关干部以及程照轩同志生前友好和程照轩同志的家属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驾机起义的黄天明和朱京蓉光荣入党
据新华社上海05月14日电全国五届政协委员、七十岁的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最近经中共上海市出版局党委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张乐平二十多年来的夙愿。
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党支部讨论张乐平入党的大会上，这位老画家，以题为《献给亲爱的党》的诗画，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画笔生涯五十春，赢来白发映丹心，七十当作十七样，追逐红旗再长征。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7日电十年前从台湾驾机起义回到祖国大陆的黄天明和朱京蓉，最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天明、朱京蓉现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飞行团副团长、副参谋长。
1973年以来，他们曾先后四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今年初，部队党委对他们作了全面考察，并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认为他们已经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决定吸收他们入党。
黄天明、朱京蓉在所在党支部通过后，上级党委很快批准了他们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东山县委做好侨户成份复查和冤假错案平反工作
调动广大侨户建设家乡的积极性
福建省东山县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做好华侨户阶级成份的复查工作和归侨、侨眷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工作，调动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建设家乡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东山县是福建省著名的海岛侨乡之一。
全县旅居国外的侨胞达三万多人，占全县现有居民的五分之一。
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党的侨务政策在这里落实得较快较好。
全县华侨户中的地主、富农和错划阶级成份的共八十三户，经过复查，这些侨户的阶级成份全部得到改变或改正。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全县有成百名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或长期搞侨务工作而被加上“特务”、“叛徒”等罪名，遭受迫害。
对这些冤案、假案、错案，县委和有关部门都进行了复查，坚决予以平反，使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党的侨务政策的温暖。
东山县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激发了海外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回国探亲和汇款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
广大归侨、侨眷也积极地投入了家乡的生产建设。
（据新华社）

友谊花开更姣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第1个樱花烂漫的春天，由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应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邀请，从04月08日到19日，对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
邓颖超副委员长是继邓小平副总理之后第2位正式访问日本的我国国家领导人，我们代表团是首次向日本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团。
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友好邻邦日本探亲访友，以增进两国领导人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两国最高权力机关——我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同时，我们代表团也是作为临时的留学生，抱着向伟大的日本人民学习的愿望，去了解日本在发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先进经验，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借鉴的。
日本朝野各界朋友早就多次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日本。
邓副委员长也表示接受日本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到日本访问。
邓副委员长访问日本，同时也实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怀抱过的、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重访日本的遗愿。
日本国会、政府和广大人民，举国上下，给了我们以非常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
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而去，满载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而归，圆满地成功地完成了访问任务。
中日友好的新发展
通过十二天的访问，我们深深感到：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年来的传统友谊迸发出新的活力，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人民的友谊呈现着崭新的面貌。
邓副委员长拜会了天皇陛下，会晤了大平正芳首相、滩尾弘吉众议院议长、安井谦参议院议长和园田直外相，会见了福田赳夫、田中角荣两位前首相以及日本朝野各政党的领导人，看望了许多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老朋友和日中友好事业先驱者们的亲属，并且同日本各群众团体，经济、文化、妇女、新闻、宗教等各界朋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往，接触面非常广泛。
我们同老朋友进一步加深了亲密关系，也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
热情好客的主人对我们的访问关怀备至，以破格的礼遇款待我们。
日本国会各政党议员二十三人轮流交替陪同我们到各地访问。
其中一位议员朋友说得好：
“日本各政党在选举中是竞争的对手，但是在日中友好和接待邓副委员长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的车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经常遇到日本群众扶老携幼，向我们挥手欢呼。
在奈良等地，每到一个参观的地方，成千成百的群众，手持中日两国国旗，夹道热烈欢迎我们。
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使我们永远难忘。
在繁忙的访问日程中，邓副委员长还专程前往已故的众议院前议长保利茂私邸，向保利夫人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保利夫人感激地说：
“我相信保利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保利先生的长子把他亲自作的两朵樱花标本送给邓副委员长说：
“这是长在我家院中的樱花。
父亲一直盼望它开花时，能在日本接待你。
但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邓副委员长激情满怀地说：
“我将把这个标本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珍藏起来。”
在我们同日本领导人和日本著名政治家的会晤中，双方一致认为，去年中日两国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把我们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对缔约后的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大平首相表示，他将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日中两国关系尽自己的力量。
滩尾议长指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加强日中两国友好基础”的条约，“在那以后的短暂时间内，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取得迅速的发展，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亲自为缔约作出决断的福田赳夫前首相强调，缔约后“两国关系更紧密了”，“这为日中两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亲手签订这一条约的园田直外相说，由于缔结这项条约，“两国就成为亲戚关系了”，“今后应该不断加深两国的世代友好，这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两国的繁荣”。
我们完全赞同日本朋友的这些意见，因为正如安井议长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动荡的世界上，不断加强日中两国友好合作，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繁荣与和平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感到，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这方面负有重大使命，我们愿意同日本朋友一道对此作出积极的努力。
我们相信，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日本，我们两国关系一定会在条约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正是出于对中日两国以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考虑，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其他各界朋友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表示非常关心，并且表示愿意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合作。
我们代表团感谢日本朋友的好意，并且向他们阐明：
我国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正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作到综合平衡，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这将更有利于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理解并赞成我们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日本新貌和传统文化
我们代表团访问了具有现代特色的东京、大阪和千年古都的京都、奈良等地，参观了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游览了日本的名胜古迹，既看到了从战后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新貌，又看到了日本古老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交通秩序和公害等问题有很大改进，人们比较注意遵守公共秩序，很讲礼貌，环境卫生搞得好，工厂企业善于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核算，重视产品质量等等。
日本在发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确实有许多长处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然而我们觉得日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两点：
第1，日本人民具有发奋图强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2，日本人民勤奋好学，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他们十分注意从自己既有的基础和实际出发，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加以发展和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加农照相机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的朋友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还看到，日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京都、奈良等地的名胜古迹，如唐招提寺、二条城离宫等，阅历千百年，至今被完好地保存着；
有些历史文物被指定为“国宝”、“重要文物”，由国家精心保护。
这些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不仅被用来发展旅游事业，而且被用来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民族传统教育。
在奈良，我们曾看到老师带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在那里进行生动的历史课教学。
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雅乐”，在中国已经失传，而在日本却被保存下来，从事这一音乐活动的乐师被当作“无形文物”受到国家的尊重。
日本人民生活欧化程度高，但是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书法、茶道等都被继承下来。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
在访问期间，我们还利用旅日华侨举行的茶会、记者招待会和同日本朋友、华侨个别接触等各种机会，反复阐述了我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元旦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希望日本各界朋友，利用他们同台湾的广泛联系，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作些促进的工作。
我们殷切地希望旅居日本的侨胞，利用他们所处的方便地位，更多地发挥桥梁作用，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了解，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多作贡献。
祖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亲切关怀和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参加茶会的侨胞和台湾同胞的心。
一位台湾省留学生说：
“邓颖超团长的亲切慰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罗副团长的讲话，使我感到祖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怀，同时还为台湾的将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对此我百分之百的赞同。”
出席这次华侨茶会的侨胞，有的是第1次同来自祖国的亲人接触，其中还有前台湾的军政人员。
在茶会上，有位台湾籍侨胞把自己栽培的几盆台湾产的兰花摆在代表团就坐的主桌上。
其中一盆兰花被命名为“心向祖国献红花”，它表达了台湾同胞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都是骨肉同胞。
我们深信，台湾回归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访问的高潮
日本京都的岚山，是世界著名的风景胜地。
我们已故的周总理六十年前到这里游览时，曾写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等光辉诗篇，歌唱了岚山风景的美，抒发了青年周恩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凌云壮志。
六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人民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缅怀周总理为发展和加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所建树的功绩，在岚山山麓下的龟山公园修建了周总理诗碑，并在04月16日，在周总理的伴侣和老战友邓颖超副委员长参加下，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这一天是我们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也是中日友好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北从北海道，南起九州，日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纷纷赶来参加诗碑揭幕式。
他们当中有专程从东京来的八十高龄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和多年为日中友好作出贡献的黑田寿男等老朋友。
参议院议长安井谦等发来贺电。
新制作座剧团的艺术家们，在团长真山美保的率领下，特意从东京来到庆祝诗碑落成的酒会上表演中日两国歌曲。
他们簇拥着邓颖超副委员长，用中国话唱起《在北京的金山上》，边唱边舞。
邓副委员长也打着拍子，同他们唱和。
当他们演唱《敬爱的周总理》和周总理最爱听的《洪湖水浪打浪》时，在人们的胸中激起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中日两国朋友们悲欣交集，不少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周总理创造性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为中日友好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所接触过的日本朋友，阶层之广泛，人数之众多，是中日友好史上从未有过的。
今天，他老人家辛勤劳动撒下的中日友好的种子，已经开放绚丽夺目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他青年时代留下足迹的岚山建成的这座纪念诗碑，将作为日中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永世长存。
一位日本朋友尾谷宗忍，为了庆祝诗碑的落成，写了两首七绝汉诗。
诗中写道：
赫赫功勋耀八垠，
丹心片片辅天人。
请看一个新碑貌，
直是金刚不坏身。
诚情一片意无量，殁后经年名愈扬。
常忆江南03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在和日本朋友们的接触交谈中，大家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要使中日友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且正在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
我们看到不少日本老朋友的第2代、第3代，继承了他们前辈的事业，积极为发展日中友好而努力工作。
建立周总理诗碑委员会委员长吉村孙三郎和西园寺公一，都是祖孙三代来欢迎中国客人。
久原房之助的孙子久原裕和夫人带着一幅中国画来会见邓副委员长。
这幅齐白石的画，是1955年久原房之助八十八岁诞辰时，周总理赠送给他的。
周总理亲笔在画上题了“中日友好”四个字。
久原逝世后，这幅画传到他孙子手里，被当作了传家之宝。
在欢迎我们代表团的行列中，有大批的日本青少年，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在琵琶湖畔，由大津市中央小学四十名五、六年学生组成鼓乐队，欢乐地吹奏着迎宾曲。
在奈良车站，一队少女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乐曲，挥舞彩带，跳起迎宾舞。
这些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日本的老一辈、父母师长们已经在青少年的心灵里播下日中友好的种子，“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感情正在日本的青少年中培育起来。
松村谦三的女儿小堀治子告诉邓副委员长：
“我父亲是第1代，我是第2代，我的侄女在北京留学，她是第3代，我家还有上小学的，他们是第4代。
我们经常教育后代要坚持日中友好。”
大津市中央小学的一位女教师说：
“我教育孩子们要同中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日本国会议员中，我们同样看到令人鼓舞的情况：
许多日本年轻的政治家们对日中友好十分积极。
日本国会中昭和年代出生的议员有一个组织，叫作“昭生会”。
他们在中日建交后访华时，周总理曾会见了他们。
他们带着周总理同他们合影的照片赶到岚山参加了周总理诗碑揭幕式。
我们看到日本政治家中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
我们代表团的青年代表，和新结识的日本青年议员互相勉励，要继承老一辈开创的中日友好事业，共同担起发展中日友好的担子。
事实使我们深信：
中日友好事业是后继有人的，这样就可以永保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为了使中日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一定要大力培养千千万万的中日友好接班人。
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准备迎接鉴真高僧“回国探亲”
我国唐代高僧鉴真，为了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冒着生命危险东渡日本，在中日友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鉴真在十二年里五次开航东渡都失败了。
在第5次东渡中，他因遇到风暴，在大海里漂流了十四昼夜，最后受暴热患眼疾而致双目失明。
但是他“不惜身命”，以六十五岁高龄，毅然进行了第6次东渡，终于在公元七五四年胜利到达日本。
鉴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日本，还带去了建筑、艺术、医药等各方面的人材。
他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凭嗅觉鉴定药物，为日本人民看病，治愈疑难病症。
他还在日本营建寺庙，雕塑佛像。
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建造的。
这座气势雄伟的仿唐建设，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鉴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所建树的业绩，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传颂。
鉴真的弟子为他塑造一座同真人一般大的干漆像，供奉在唐招提寺里。
这座塑像被定为日本的“国宝”。
去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同意唐招提寺森本长老的请求，欢迎鉴真高僧“回国探亲”。
我国有关方面正积极准备迎接鉴真高僧的塑像回国。
这一次我们访问唐招提寺时，森本长老再次表示了他的上述愿望，邓颖超副委员长表示热烈欢迎。
鉴真高僧塑像“回国探亲”，将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一件盛事。
我们要发扬鉴真和尚那种为了两国的友好而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把中日友好关系向前推进。
樱花荷花情谊长
美丽的樱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赠送一千棵大山樱花树苗给中国，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纪念。
这批被分别栽种在北京、上海、杭州和西安的樱花树苗，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茁壮地成长。
这次我们访日时，邓副委员长带去了北京天坛含苞待放的樱花的彩色照片，赠送给大平首相和田中前首相等日本朋友。
邓副委员长对大平首相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就象樱花一样，先开放满树花朵，然后抽芽长叶，以至枝叶茂盛。
大平首相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为了欢迎邓副委员长和缅怀周总理，在我们访日期间，日本朋友又多次用樱花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特选制绘有樱花的“七宝烧”（一种类似中国景泰蓝的日本工艺品）挂盘和有樱花图案的座钟赠送给邓副委员长。
竹入说：
“樱花同周总理有着深远的因缘，把这两件礼品送给你，留作纪念”。
田中角荣前首相在会见邓副委员长时表示，为了使日中两国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他将赠送给中国一千株染井吉野樱花树苗，并且说：
“如果这些树苗能种植在周恩来总理的家乡，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们准备把这些标志日本朋友真挚友谊的樱花树苗分别栽植在绍兴、淮安、南京、重庆、天津等这些周总理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在唐招提寺御影堂的庭院里，我们欣赏了长得郁郁葱葱的松树、桂花、牡丹和芍药，它们都是中国佛教代表团1963年访问日本时送给日本朋友的。
更吸引我们的，是那里种植的“日中友谊莲”。
这种莲花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
已故的莲花博士大贺一郎先生，在日本千叶县发现了两千年前的古莲子，把它培育成“大贺莲”，并在1963年把“大贺莲”莲子赠送给中国。
中国朋友又把“大贺莲”同中国古莲子培育出来的莲花进行杂交，从而培育出一种新的莲花品种，取名“中日友谊莲”，并且回赠给大贺先生的学生阪本裕二。
经过阪本的精心培育，“中日友谊莲”在日本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被命名为“日中友谊莲”，种植在唐招提寺。
后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栽种“中日友谊莲”的植物园遭到破坏，中国的“中日友谊莲”随之灭绝。
这次阪本听说邓副委员长来唐招提寺参观，特地赶来，赠送“日中友谊莲”的藕鞭。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已将它取走，准备精心栽培，使“中日友谊莲”重新开放出鲜艳的花朵，飘逸出友谊的芬芳。
我们的访问是短暂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友谊是长存的。
我们愿意同日本各界朋友更紧密地携起手来，为把伟大的中日友好事业长期地、持久地发展下去，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继续共同努力奋斗。

邓颖超副委员长参观唐招提寺时，受到幼儿园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京都二条城庭园内，观赏樱花。
在欢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队伍中的日本儿童。
京都车站自发组织的欢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日代表团的群众队伍。

我国将首次发行精装纪念金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一套精装纪念金币。
这套纪念金币共四枚，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字样和“1949—1979”年号；
背面图样分别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
这套即将发行的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发行的第1套纪念金币，现正精工铸造。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这套金币将向全世界发售，发售时间另行公布，有关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发售事宜，可向香港宝生银行询问。
（新华社）

中国银行与日本民间银行团签订协议书
新华社东京05月18日电中国银行和日本民间银行团为了在金融方面支持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05月18日在东京就日本民间银行团向中国银行进行短期贸易贷款和中期民间贷款问题正式签订了基本条件协议书。
这项协议是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后达成的。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卜明和参加贷款的日本民间银行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中罗经技合作委员会结束首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中罗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委员会首次会议在15日开始举行。
三天来，双方举行了全体会议、分组会谈、对口会谈，全面地回顾了中罗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广泛地、深入地探讨了开展各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并对双方感兴趣的与合作有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会议进程中，体现了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
今天的全体会议由陈慕华副总理和保罗·尼古列斯库副总理主持。
下午，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由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陪同前往大连、沈阳参观访问。

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第1轮会议结束
我代表团长指出由于越方毫无诚意致使会议没有进展，建议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河内05月18日电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的第1轮会议05月18日在河内结束。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上午在这轮谈判的第5次会议上指出：
这轮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是越南方面没有诚意造成的，其责任完全在越南方面。”
他说：
“中越谈判经过五次全体会议，双方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根据中越双方关于谈判轮流在河内和北京举行的协议，我们建议，在河内举行的这一轮谈判到此结束，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有关下一轮谈判的具体事宜，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韩念龙欢迎越南政府代表团到北京继续谈判。
同时，他诚恳地希望，越南方面能够放弃蛮横无理的态度，对谈判抱有诚意，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为谈判取得进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韩念龙强调指出：
“要使谈判真正取得成果，中越正常关系切实得到恢复，就必须从根本性问题入手，首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得到恪守，这些原则是恢复中越正常关系和维护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最基本的原则。”
他说，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未能得到越南方面的积极响应。
“相反地，越南方面却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法，避开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地提出一大堆荒诞的问题进行纠缠，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

在谈到越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时，韩念龙指出，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大肆攻击和诽谤，谣言越来越荒诞，语言越来越恶毒。
他们提出的三点建议回避了中越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实质问题，对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尤其讳莫如深，不敢触及。
越南方面在最近几次会议上提出会议“讨论方式”进行纠缠，企图回避中越关系中存在的重大实质问题，阻止讨论不谋求霸权的原则。
这种方式只会把谈判引入歧途。
韩念龙还忠告越南方面不要利用中越谈判和三点建议作为手段，掩盖越南当局妄图扑灭柬埔寨军民抗越卫国武装斗争、加强对老挝的全面控制、建立“印支联邦”的侵略扩张行径。
韩念龙指出，在会外，越南当局大肆煽动反华仇华歇斯底里，加剧边境紧张局势，恶化谈判气氛。
从03月17日到05月初，越方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入侵事件近四百起，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数十人。
仅04月份就有两万多越南公民和华侨被越南当局驱赶入中国境内。
越南当局还继续展开大规模的反华宣传，反华战争空气笼罩越南全国各地。
韩念龙指出，越南方面胡说中国“在六十年代阻止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破坏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团结”等等。
他说：
“你们居然还把前些时候越南当局编造的、当时即已被国际舆论戳穿了的中国‘在老挝接济王宝’之类的谣言，重新拣起来拿到谈判桌上诬蔑中国。
你们真是当面造谣不脸红。”

他说：
“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特别是越南南方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全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直到前几年，越南领导人还多次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援，越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如果越南方面不是患了政治健忘症，总应该还记得有关事实，而不至于如此完全颠倒是非。
中国对柬埔寨、老挝两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贯支持也是举世皆知的，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歪曲的事实。
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当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正义斗争的时候，一直在金边保持大使馆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们的盟主苏联。”
他还指出，破坏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罪魁祸首，正是越南当局自己。
韩念龙说：
“越南方面凭空捏造几十个问题，对中国造谣中伤，当场就遭到我们的严正驳斥。
但是，越南方面并不感到自己的卑劣手法可耻，反而到处招摇撞骗，叫嚷中国方面
‘欠’越南方面几十个问题没有作出‘答复’，对中国大力诽谤和诋毁。
但是，你们这样做，既蒙蔽不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也欺骗不了世界舆论，更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越南方面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你们是蓄意把严肃的谈判会议当作恶毒攻击中国的讲坛，根本不打算认真讨论和解决存在的争端。”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贤主持今天的会议，并且首先发言。
他竭力推卸越方阻挠谈判顺利进行的责任，并继续在今后会议讨论的方式问题上无理纠缠。
潘贤在发言中承认：
“经过四次会议，各方都阐述了自己的总的观点和建议。”
他在韩念龙发言后再次发言时也承认，中越双方已商定谈判轮流在河内和北京举行。
然而，他还是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结束谈判的第1轮会议的建议进行无理攻击，说什么越方的意见“还未谈完”，并要中国方面对结束第1轮会议“负责任”。
韩念龙在即席发言中驳斥了潘贤的攻击。
他说：
“中越双方早已商定中越谈判轮流在河内、北京两地举行。
越方还有意见，可以在北京继续谈，没有人限制你们讲话。”
谈判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是公平合理的。
越方提出什么“责任”问题，是毫无道理的。
经过韩念龙驳斥后，潘贤说，关于在北京举行第2轮谈判，“我们将加以考虑，并随后发表意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讨。”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澳工党议员团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以克莱德·卡梅伦为团长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参加了会见。

余秋里副总理会见加拿大金融界朋友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余秋里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董事长麦克唐诺、副董事长麦凯一行，就两国扩大金融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崔延绪、副总经理徐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栋。

余秋里副总理会见穆巴拉克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今天上午会见突尼斯贸易部长萨拉赫丁·穆巴拉克一行。
会见时，余秋里副总理赞扬穆巴拉克部长这次访华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他说，我们双方签订的新的贸易协定，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突尼斯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梅米参加了会见。
穆巴拉克部长一行于今天下午离京回国。

四名越南士兵入侵泰国被俘
新华社曼谷05月16日电四名全副武装的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士兵最近侵入泰国境内，被泰国边境居民和自卫武装人员抓获。
据《京华日报》今天报道，这四名越南侵略军，是在13日下午偷越泰柬边界潜入巴真府亚兰县他堪边境地区的。
当地泰国居民和自卫武装人员发现他们之后，立即把他们包围，抓获了他们，并把他们送交当地泰国边防驻军。
曼谷政界人士联系苏联和越南扶植的金边傀儡政权最近对泰国的造谣和诬蔑时指出，这一新的事件再次证明越南及其柬埔寨傀儡对泰国的中伤，是为侵犯泰国的领土和主权制造借口。

日本出版《宋庆龄选集》日文版
新华社东京05月18日电《宋庆龄选集》最近在日本翻译出版发行，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
《宋庆龄选集》日文版是根据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并收录了宋副委员长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报告：
《孙中山——坚定不移、不折不挠的革命家》和《为人民服务四十年》等重要论文共一百四十七篇。
《选集》还在卷首刊登了孙中山、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董必武、陈毅、何香凝、邓颖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宋副委员长合影的照片多幅。
《宋庆龄选集》由日本朋友仁木富美子翻译，由东京的家政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出版社为出版发行这本书写道：
“能够为纪念中国建国三十周年出版发行《宋庆龄选集》全译本，我们感到由衷高兴。”
“宋庆龄女士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正确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并克服了各种困难，为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而斗争。”
“我们希望贯穿于这本书里的宋庆龄女士的全部思想能够得到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广泛支持和理解。”
日本各界人士对《宋庆龄选集》日文版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
参议院议员田中寿美子说：
“宋庆龄女士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的夫人和同志，而且在她的一生中做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领导人而工作着。
她受到了中国人民和妇女的衷心爱戴。”
日本保护儿童之会会长羽仁说子说：
“宋庆龄经常所作的关于和平与教育问题的强有力而又明快的讲话给我们以许多教益。”
评论家山川菊荣说：
这本书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妇女在把新中国建设成今天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出的不亚于男子的革命热情和能力。
日本妇女应当与“能撑半边天”的中国妇女携起手来，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努力。

泰国军方驳斥金边傀儡政权的指责
泰国群众在越南使馆前示威
新华社曼谷05月15日电据《曼谷邮报》今天报道，泰国陆军副总参谋长端通·苏万纳达昨天晚上断然驳斥金边傀儡政权关于泰国在近两周内不断侵入柬埔寨领土和领空的指责。
端通·苏万纳达说，金边对泰国的指责完全是谎言。
他指出：
“泰国部队从未侵犯过柬埔寨的一寸领土”，“相反，却是他们侵入了我们的领土”。
据报道，越南军队和金边伪军近来除了多次炮轰泰柬边境的泰国村庄外，还不止一次地入侵泰国东部边境地区。
05月03日，就有一股金边伪军侵入泰国境内，并向泰国士兵开枪射击，被泰国边防军击退。
新华社曼谷05月15日电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情报厅今天发表声明，驳斥越南控制的金边傀儡政权诬蔑“泰国出动Ｌ—19型飞机侵犯柬埔寨领空”的造谣。
泰国国家广播电台今晚广播的这项声明说，“这种指责毫无事实根据”。
声明说：
“同上面的指责相反，泰国倒是面临着由它的邻国的行动所引起的严重问题。”
声明说，泰国军队“以国家安全为重，一直严格执行政府奉行的中立政策”，使泰国避免卷入有人为故意制造麻烦而采取的行动。
声明强调说：
“如果有人竭力想把事情闹大，使矛盾激化，泰国军队将随时准备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全。”
新华社曼谷05月14日电大约有二百人今天在这里的越南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谴责“越南军队对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生活的侵略性介入”。
他们举着上面写有“我们泰国人对朋友友好，对敌人无情”的标语牌。
据《曼谷世界报》今天报道，示威者交给越南使馆的一封公开信说，越南的入侵给泰国带来了问题。
这家报纸在谈到越南难民时说，目前许多逃到泰国的越南人不是真正的难民，他们是被越南当局派到泰国来，以便在将来破坏这个国家的人。

邓颖超副委员长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中午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庄宴请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
参加宴会的有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等。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韩念龙团长在中越谈判第5次会议上发言
越方应放弃无理态度认真考虑我八项原则建议
新华社河内05月18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今天在河内举行的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潘
贤阁下，越南政府代表团的同事们：
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到今天已经举行五次全体会议。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谈判没有取得进展。
中国方面为使谈判取得进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越南方面在上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却硬说“中国方面必须对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承担全部责任”。
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推卸越南方面阻挠谈判顺利进行的责任。
这是枉费心机的。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代表团是抱着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真诚愿望，来到河内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
这一个月来，中国政府代表团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了近年中越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中越两国目前存在的各项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客观的阐述，并且列举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了导致中越关系急剧恶化和发生边境武装冲突的深刻背景及根本原因。
在04月26日的第2次全体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
我们的建议包括了中越关系中的各个主要方面，提出了应该着重解决的基本原则问题，首先是双方共同遵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及不谋求霸权的原则。
这一建议切合目前中越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为中越谈判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完全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
只要我们双方就这些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的谈判就有了解决各项具体问题的指导方针，使中越争端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这一重要建议不仅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符合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人民要求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强烈愿望。
因此，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公正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仔细地听取了越南方面的意见，认真地研究了越南方面的各项建议，并且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论。
遗憾的是，越南方面对中越谈判采取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你们对中国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不但没有作出积极响应，反而进行无理攻击。
04月18日谈判一开始，越南方面在首次发言中，就恣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对中国大肆攻击和诽谤，把破坏中越友好关系和挑起边境武装冲突的责任硬加在中国身上。
在以后的历次会议上，越南方面无不重复这类反华谰言，而且谣言造得越来越荒诞，语言越来越恶毒，甚至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扬言要把这些谰言“永远重复下去”。
越南当局信口编造谣言，胡说什么中国“在六十年代阻止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破坏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团结”，曾经“准备承认朗诺政权”，“成立了东南亚解放军联合司令部”等等，诸如此类的谣言和诬蔑性的所谓质问达数十个之多。
你们居然还把前些时候越南当局编造的、当时即已被国际舆论戳穿了的中国“在老挝接济王宝”之类的谣言，重新拣起来拿到谈判桌上诬蔑中国。
你们真是当面造谣不脸红。
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特别是越南南方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全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直到前几年，越南领导人还多次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援，越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如果越南方面不是患了政治健忘症，总应该还记得有关事实，而不至于如此完全颠倒是非。
中国对柬埔寨、老挝两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贯支持也是举世皆知的，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歪曲的事实。
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当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正义斗争的时候，一直在金边保持大使馆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们的盟主苏联。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之后，要求休养生息，本来可以致力于各自国家的建设，但是，越南当局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力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首先派遣大批军队进占老挝，全面控制；
对不肯丧权辱国的民主柬埔寨，悍然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并用刺刀扶植一个由越南走狗和柬埔寨卖国贼拼凑起来的傀儡政权。
破坏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罪魁祸首，正是越南当局自己。
你们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重新陷入严重的灾难。
越南方面凭空捏造几十个问题，对中国造谣中伤，当场就遭到我们的严正驳斥。
但是，越南方面并不感到自己的卑劣手法可耻，反而到处招摇撞骗，叫嚷中国方面“欠”越南方面几十个问题没有作出“答复”，对中国大力诽谤和诋毁。
但是，你们这样做，既蒙蔽不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也欺骗不了世界舆论，更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这只能进一步表明，越南当局为实现侵略扩张的野心，为苏联全球战略的南下政策充当“亚洲的古巴”，疯狂反华仇华，已经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越南方面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你们是蓄意把严肃的谈判会议当作恶毒攻击中国的讲坛，根本不打算认真讨论和解决存在的争端。
关于越南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三点主要原则和内容”，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并且对照了你们的言行，我们不得不指出，它是虚伪的。
三点建议回避了中越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实质问题，对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尤其讳莫如深，不敢触及。
你们一听到反对霸权主义就坐立不安，急忙拿出“干涉内政”、“超出双边关系范畴”等等借口，极力企图阻止中国严正维护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
可见你们回避不谋求霸权的原则是心虚理亏，是要坚持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自我暴露。
必须指出，在中越谈判期间，越南当局继续向中老边境地区增派军队，加紧进攻坚决抵抗越南侵略的柬埔寨爱国军民，并且利用柬埔寨傀儡集团和强迫老挝共同反华。
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活动，已经发展到从柬泰边境向泰国进行武装挑衅，从老挝向泰国派遣间谍的严重地步。
同时，越南当局还向苏联提供海空军基地，并让苏联在越南的金兰湾建造电子窃听站。
越南当局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是中越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局势恶化和紧张的根源。
对反对霸权主义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越南方面在中越谈判中是回避不了的。
同时，我们也要忠告越南方面，不要利用中越谈判和三点建议作为手段，掩盖你们妄图扑灭柬埔寨军民抗越卫国武装斗争、加强对老挝的全面控制、建立“印支联邦”的侵略扩张行径。
越南当局在中越谈判期间，会内会外紧密配合，大肆煽动反华仇华歇斯底里，加剧边境紧张局势，恶化谈判气氛。
你们一方面在三点建议中提出停止一切战争挑衅行动和敌对活动，
“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你们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断向中国境内开枪打炮，派遣武装部队和特工人员越境侵扰，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破坏中国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
从03月17日至05月初，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入侵事件近四百起，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数十人。
越南当局还继续从边境和海上驱赶越南公民和华侨进入中国境内，仅04月份被驱赶入境的已达两万多人。
同时，越南当局动员了报刊、电视、电台等全部舆论工具，继续展开大规模的反华宣传，煽动反华、仇华民族情绪，并且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制造紧张气氛。
反华战争空气笼罩越南全国各地。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越南方面不是立即停止反华仇华的敌对活动，采取根本措施确保中越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却一味宣扬三点建议中关于“紧急措施”的第1点的“迫切性”，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一点列为首要议题。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越南方面的用心何在。
你们这样喋喋不休地宣扬这个建议，立即使人联想起，越南当局在第1次大规模武装侵略柬埔寨之后，曾在1978年02月也提出过一个所谓解决越柬关系的三点建议，其中包括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五公里，以及互不侵犯、不搞颠覆活动等。
但是，越南当局在这个
“和平建议”的掩盖下，加强军事部署，加紧颠覆活动，在同年年底就卷土重来，用更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武装侵占柬埔寨。
人们不能不记住历史的教训。
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希望越南方面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和平诚意。
越南方面在谈判中粗暴地攻击中国方面“对谈判提出了先决条件”。
这完全是混淆黑白，歪曲事实。
我在谈判会议上说，“要使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南当局必须停止反华仇华、改变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这完全是切合实际的，是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中越两国关系问题，使两国关系真正能恢复正常。
试问：
越南当局如果象现在这样坚持反华仇华，继续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那么，中越关系怎么可能正常化呢？
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怎么能不受到破坏呢？
中越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怎么能得到保障呢？
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怎么能得到维护呢？
越南方面把中国方面提出的敦促越南停止反华仇华、改变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政策、以及从柬埔寨撤军等正当要求，说成是“对谈判提出了先决条件”，是“要越南改变自己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路线”。
这是你们自己把反华仇华、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军事占领柬埔寨与越南的“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路线”等同起来的。
你们却攻击中国“强加于人”，这除了贻笑于天下，还能掩盖得了你们反华仇华、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真面目吗？
正是越南当局把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强加在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身上。
你们居然还说，这是越南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正当的合作，符合联合国宪章，符合不结盟运动的目标和原则，符合万隆会议的原则”。
这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者的态度，是对联合国宪章、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原则的明目张胆的歪曲和恣意践踏，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是绝对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越南方面在最近的几次会议上，一再提出今后会议讨论的“方式”，进行纠缠。
我们已经明确指出，你们的讨论“方式”，不论在形式上作什么样的改变，其目的都是妄图回避中越关系中存在的重大和实质问题，阻止讨论不谋求霸权的原则。
你们的讨论方式，不利于谈判的进展，无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会把谈判引入歧途，因而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要使谈判真正取得成果，中越正常关系切实得到恢复，就必须从根本性问题入手，首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得到恪守，这些原则是恢复中越正常关系和维护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最基本的原则。
为了尽早遣返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中双方全部被俘人员，中国政府代表团曾在谈判中一再建议中越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有关事宜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商谈和办理。
越南方面虽然口口声声说遣返被俘人员是“迫切的”问题，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但是，对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却一直不予置理。
为了使被俘人员能早日同家人团聚，中国政府05月11日宣布决定近期释放遣返一批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并再次建议中越两国红十字会尽快会晤，以便商谈和办理有关遣返双方全部被俘人员的具体事宜。
在这之后，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才于05月12日发表声明，终于同意中国方面的建议；
同时却又对中国方面充分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行动横加指责，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这一轮谈判的过程充分说明，中国方面为了促进谈判取得成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遗憾的是，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未能得到越南方面的积极响应。
相反地，越南方面却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法，避开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地提出一大堆荒诞的问题进行纠缠，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
事实表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是越南方面没有诚意造成的，其责任完全在越南方面。
中越两国人民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中越谈判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
中越谈判经过五次全体会议，双方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根据中越双方关于谈判轮流在河内和北京举行的协议，我们建议，在河内举行的这一轮谈判到此结束，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有关下一轮谈判的具体事宜，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河内回国。
我们欢迎越南政府代表团到北京继续谈判。
尽管中越双方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分歧，中国方面将一如既往，不断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努力促进谈判取得成果，为恢复中越正常关系和巩固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确保两国边境的和平与安宁，维护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越南方面能够放弃蛮横无理的态度，真正对谈判抱有诚意，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为谈判取得进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黄华外长宴请巴外交顾问夏希
新华社北京05月18日电外交部长黄华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巴基斯坦外交顾问阿迦·夏希。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黄华外长和夏希外交顾问举杯祝酒，共同祝愿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出席宴会作陪。
今天，黄华外长同夏希外交顾问举行了会谈。

赵士英速写

《夕鹤》——一朵日本民族歌剧的鲜花
中央歌剧舞剧院刘诗嵘
覆雪的荒村，天真烂漫的儿童，由仙鹤幻变的纯洁美丽的少妇阿通，勤劳憨厚然而容易上当的农民与平……日本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和著名作曲家团伊玖磨以精巧的艺术匠心，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一朵鲜美的日本民族歌剧之花——《夕鹤》。
它是如此的优美、淳朴、清新，又是如此的亲切感人。
看它的演出，听它的音乐，人的心灵之湖象是被投入一枚石子，激荡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波纹。
从剧场出来，又好似刚刚饮过一杯醇香的清茶，回味无穷。
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发人深思，感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有许多优点，很值得我国的歌剧工作者借鉴。
《夕鹤》是一个极为朴素的神话故事。
这类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的也有许多，如《天仙配》、《白蛇传》等。
它们大都是说一些神仙或动物的精灵，变化成美好的妇女形象来到人间，和劳动人民结合。
然而，在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邪恶势力的破坏下，美满姻缘往往被拆散，劳动人民终于不得翻身。
《夕鹤》的作者处理这个题材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艺术的手段描绘了资本主义对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批判了“金钱万能”。
与平当初救助受伤的仙鹤时，丝毫没有自私图报的打算，但却终于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在狡猾商人的唆使下，将阿通忍痛拔下羽毛为他织成的千羽锦缎，一块块地卖掉，还逼着已经疲弱不堪的阿通织出最后一块料子，好让他卖了去逛京城！
最后，与平随商人偷看了阿通织布，违背了誓言，这只是结束天上人间美满姻缘的表面原因。
实质是：
除非你有极坚强的毅力去同社会的恶势力作斗争，否则在商品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的。
正是这个原因，阿通身上的旧的箭伤虽然痊愈了，却不得不带着新的受伤更深的心，变回仙鹤，孤零零地飞回蓝色的天空去。
舞台演出十分完美。
演员的演唱，在朴素而又别致的舞台美术的映衬下，一直在音乐的统一结构中和谐地运转。
四个角色演来都真挚可信，尤其是扮演阿通的伊藤京子和中泽桂，将具有神话色彩的夕鹤形象同勤劳、贤惠的日本劳动妇女的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
两位演员的声乐造诣很高，她们使声乐艺术和表演艺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真正作到了“在音乐中表演”。
二人的表演一样朴实无华，而又各具风格，一个奔放，一个含蓄，但都塑造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阿通。
森敏孝塑造的与平的形象，令人感到既可爱又可恨，既可笑又可悲，把几方面的性格都表现得酣畅淋漓。
栗林义信、小田清分别扮演的两个投机商人，也不是脸谱式的“坏蛋”，而是各有其性格特征的真实可信的人物。
他们也都有很高的声乐修养，绝不因为是扮演反面角色就失去了歌唱的光采。
这部歌剧的音乐是团伊玖磨青年时期所创作。
虽然作曲家自谦地说，当时还没有做到使和声等手法具有更多的日本民族风格，还较多地使用了欧洲传统和声等手法，但是，我们从歌剧的主要旋律来看，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日本民族歌剧。
又据作曲家介绍，歌剧的音乐中，儿歌的一小部分采用了民歌原有的素材，其它无论是开场时的儿歌曲调，还是阿通演唱的几段优美抒情的曲调，都是他根据日本民间的调式进行创作的。
由此我们再一次感到：
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并不单纯取决于是否原原本本地引用某些现成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
《夕鹤》便是又一证明。
《夕鹤》的作曲家根据本民族的调式进行再创作，不仅可以同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有时比原原本本地引用能有更大的可塑性和更强的表现力。
当然，《夕鹤》的音乐创作也运用了一些欧洲歌剧的结构和表现手法，然而它绝不是简单地照搬或套用，而是融汇贯通地运用。
它的音乐是整体贯穿，并具有交响性，不象欧洲古典歌剧那样将宣叙调和咏叹调截然分开，而是结合了剧情、人物性格以及日本语言，使宣叙调和优美的唱段巧妙地衔接起来，并且出色地用音乐塑造了阿通的美好形象。
这样，既保持了音乐结构的完整，又不使它脱离戏剧而去炫耀自身。
从《夕鹤》初演到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作曲家团伊玖磨毕生致力于日本民族歌剧的创造工作，也已经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这次他亲自来华指挥《夕鹤》的演出，对我国的歌剧创作和演出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我们愿和团伊玖磨先生进一步共同探讨如何创作既有本民族风格特点，而又充分运用世界上成熟的艺术经验的民族歌剧的问题，同时还希望团伊玖磨先生今后有机会能将他近年来的新作介绍给我国的广大歌剧观众。
《夕鹤》正是由于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优美的民族风格，使它从日本国内到中国、东南亚、欧洲演出的盛况始终不衰。
1960年，话剧《夕鹤》曾来我国演出，陈毅同志观后很感动，为赋《夕鹤词》，中云：
“人民反潮流，日本狮子吼”。
歌剧《夕鹤》本来也要来华演出，因受“四人帮”阻碍未能如愿。
今天，它终于飞来了！
我们热烈欢迎、衷心赞赏之余，还希望它能在我国筑巢安家！

《小虎子》和它的作者
华君武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早有愿向读者推荐《小虎子》和它的作者沈培等同志。
《小虎子》是以一个孩子为主人公的连续画，从1958年《新少年报》开始，后来继续在《中国少年报》刊登，到现在已经出到四百多期了。
创作《小虎子》不仅是沈培同志一个人，其中有一百多期是由吴文渊、刘易晏两位画的。
要画这么多的连续画，到时候就要发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孩子和老师是熟悉《小虎子》的，此外就很少人知道了，因为成年人很少去看《中国少年报》。
在我国，专门为少年儿童服务的画家并不多，除掉画三毛的老漫画家张乐平较为大家所熟悉，其他的画家就很少为人所知道，但是他们常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在为孩子们工作，帮助我们的家长、老师在教育孩子，使他们茁壮成长，实在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小虎子》每期以四、五幅画构成一个小故事，它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共产党、爱人民、爱少先队、爱同学、关心集体、尊重老人和师长、帮助弱者。
作品也对孩子们在旧思想、旧习惯影响下的一些毛病作善意的批评。
但是无论是表扬或批评，大多不是枯燥无味、概念化的说教（有时也有），而是通过儿童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具有童趣的幽默手法、简炼而不单调的构图和笔法表现出来。
我听人说孩子们喜欢看《小虎子》，有的打开报纸先找《小虎子》。
孩子们看《小虎子》的时候表情怎么样，我没有见到，但是我常常在看完后，总不禁会莞尔一笑。
沈培也有四十多岁了，他对孩子们的生活是那么观察入微，在他的画里常常有我们现在漫画里缺少的那种幽默感。
现在有的儿童读物的编辑很苦，他们苦于很难请到画家来为孩子们画画；
画家也苦，他们苦于不熟悉、不了解孩子们的生活。
不懂得孩子们的思想、心理和趣味，怎么能画得使儿童爱看呢？
我们有些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画，技巧也不错，但是看起来是给成人看的，不是给儿童看的，其原因就在于画家不懂得儿童的心理和趣味，好比有的人并不喜欢孩子，孩子看了他道貌岸然的样子就会躲开一样。
沈培的画表明他是懂得儿童的，在他身上还有童心，有了童心，作品才能和孩子们感情交流。
任何创作都来源于生活，创作儿童题材的作品不去熟悉孩子们的生活，就会形成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前，沈培为了熟悉孩子们的生活，曾有一段时间，乔装到一个小学校里去当校工，这点颇使我感动，我想《小虎子》之所以生动，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四人帮”一伙篡夺了宣传大权的时候，《中国少年报》被迫停刊了，小虎子大概也进了“牛棚”，因为沈培挨了批判，说小虎子是小人性论、小武训、吃小亏占大便宜云云。
那些年中国少年儿童遭到了什么厄运，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
批“师道尊严”，老师挨了打，校舍、教具被破坏了，孩子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毒害。
粉碎了“四人帮”，小虎子也得到了解放，他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
十年来《小虎子》少出了五百多期，这个损失我想沈培会补上的。
三十年代德国有个漫画家卜劳恩，创作了有名的连续漫画《父与子》，受到读者的喜爱，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孩子终究是那个社会的孩子。
小虎子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如何塑造，该是沈培等同志严肃而不轻松的任务吧。

小虎子
公园里的石凳
沈培

母亲
——写给故乡的椰子树
陈忠干
你披着青青的长发，
遥望着蓝蓝的海峡。
椰子树呵椰子树，
多象我久别的妈妈。
啊，是在码头接船来？
啊，是在等我回老家？
看见你身影我心直跳，
多少回——
梦中见到你老人家。
登上码头我情切切，
多熟悉——
亲切的声音心里的话……
高瞻远瞩的老母亲呵，
一腔热情火辣辣！
只要是，
继承传统的好子弟，
总爱给这又给那！
身经百战的老母亲呵，
慷慨无私不掺假；
只要是，
为党分忧的好儿女，
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她！
咱们英雄的老一辈，
永记着，是你奶汁喂养大：
椰碗盛椰水呵，喝饱又出发！
椰浆拌椰丝呵，充饥把仗打！
一喂喂了几十年，
红旗飘扬到天涯……
椰子树呵老母亲，
恩深如海怎报答？
假如有人当官忘了你，
我们的历史定会惩罚他！
假如有人长大不创业，
我们的时代必将淘汰他！
你又在长征呵
——为建设的儿女挡风沙；
你又在支前呵
——让累累果实身上压……

美术理论研究的新园地
秦薇
近来，中央美术学院恢复出版停刊多年的《美术研究》，同时，创办一种《世界美术》杂志。
这将为活跃美术理论战线和逐步开展中外美术经验交流，提供新的园地。
以古代希腊雕刻名作《米洛斯的维纳斯》为封面的1979年第1期《美术研究》已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期主要内容有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各个画种的创作和教学经验研究，现代画家及作品评介，论述文人画和工笔重彩人物画技法演变，介绍我国古代绘画史籍和早期玉石雕刻等文章。
著名老画家李可染的《谈学山水画》是一篇有分量的经验谈，是根据去年他在湖北讲学的记录加工、补充整理的。
他在这篇文章中，从苦练基本功、广泛学习与吸收、山水写生等五个方面，畅谈了自己的经验体会。
文中特别针对目前青年学画者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真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
不仅对学山水画者，就是对一般学画者，也可以说是金玉良言。
关于在美术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儿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这一期《美术研究》发表了两篇专论，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同志有关意见的封锁和抵制，从历史和实践的各个角度，阐述了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必要性。
此外，《美术研究》复刊后还增加了彩色和单色画页。
这期选登的作品有古代敦煌的绢幡画和《捣练图》，徐悲鸿的人体素描，日本现代画家伊东深水的工笔人物画等。
新创刊的《世界美术》也即将和读者见面，这个刊物主要是发表外国有关美学和美术理论、美术史、美术教学和美术流派等论著方面的译文，同时也发表一些我国美术工作者对外国美术的研究和评论，并选印部分参考图片。
这是广大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早已感到迫切需要做的一项工作。
我们一定要在各个领域打破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那种自我孤立的愚昧政策。
《世界美术》创刊号，选译了斯汤达尔、凡高、柯勒惠支、斯培索夫和穆希娜等近代和现代各国作家、画家、雕塑家论述美术问题的文章，还有中外作者有关法国印象派和西方现代诸流派的评论等。
愿这两个刊物在广大美术工作者、译者和读者的支持下，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老作家心血的结晶
黄伊
周立波同志是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老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语言生动、朴素、幽默，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周立波短篇小说集》，编选了立波同志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三十余篇。
其中有写三十年代狱中斗争生活的作品《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等五篇；
有写延安时期的生活及解放后工人题材的作品《牛》、《懒蛋牌子》、《诸葛亮会》、《李大贵观礼》等六篇；
有写合作化时期湖南农村生活的小说《盖满爹》、《禾场上》、《张满贞》、《卜春秀》等二十篇；
也有文化大革命后的新作《湘江一夜》。
老作家从事创作四十余年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大都编选进来了。
立波同志在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描写湖南农村生活的作品，其风格尤其鲜明突出。
由于作者观察细腻，刻划生动，一个个短篇，不啻是一幅幅湖南农村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湖南山村的竹林、水塘、清溪、稻田、山茶花，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散发着醉人的芬芳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充满了诗情画意。
老作家笔下的艾嫂子、张满贞、卜春秀、张润生夫妇，胡子老倌和调皮角色，是那样朴实、可爱，那样神采奕奕。
立波同志说：
“一个作品要有说服力（感染力），要感情饱满，要使读者跟着你的笔尖一同跳动和悲喜，你的心，你的感情，就得首先跳动和悲喜。”
老作家热爱他的家乡，他笔下所描写的许多人物，就是他知心识意的朋友。
他的心和那些老倌、翁妈、后生、姑娘、媳妇、伢子一起跳动，以他们的悲喜当作自己的悲喜，用亲切、真挚、热情而又富有幽默感的笔触把他们描写出来，不管是细致入微的描绘，还是轻描淡写地勾上几笔，一个个人物就站将起来，读者的心，自然就跟着老作家的笔尖一起跳动和悲喜了。

要为党分忧
张聿温
“为党分担忧愁”——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说的一句感人肺腑的话。
她以重返农业第1线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她的行动受到了全国广大青年的热烈支持和赞扬。
党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是充满信心的，对前途是乐观的。
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形势的发展更加令人鼓舞。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是乾坤初转，百废待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急着要办，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从这点来说，党又是有一定的“忧愁”的。
党在深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党和人民是心连心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我们不是经常唱着这样一首歌吗？
党是母亲，我们做儿女的难道不应该体谅母亲的心情，分担母亲的忧愁吗？
如果不知道为母亲分担忧愁，只知道向母亲伸手要这个要那个，叫苦叫穷，一味地埋怨不满，而不知道体谅、维护、支持母亲，那就对不起母亲，就成了没良心、无情义的不肖子女了。
宋人范仲淹，为官清正廉洁，受排挤打击，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毅同志在《冬夜杂咏》中说：
“吾读杜甫诗，喜其体裁备。
干戈离乱中，忧国忧民泪。”
有些古人尚且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有“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抱负，我们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岂不更应该“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兴亡吗？
更何况，我们为党分担忧愁，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为全体人民造福。
苟且偷安，终日嬉戏，无所用心，既不忧国，又不忧民，当盲目的“乐天派”，实在不是我们应有的精神状态，同杨永青同志相比，难道不问心有愧吗？
“为党分担忧愁”，当然不是要人们在谈到党和国家的困难时叹息几声，感慨一番，或者无所谓地议论几句，而是要人们在看到光明的前景的同时，清醒地看到困难，拿出真实诚挚的感情和扎实具体的行动来。
我们说
“为党分担忧愁”，就是要识大体，顾大局，勇于挑重担，体谅党和国家目前在解决群众的切身物质利益上力不从心的苦衷，不给党出难题，就是坚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以献身精神搞四化，自觉地乐于作出某些必要的个人牺牲；
就是同一切怀疑社会主义道路，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作说理斗争，同极少数敌视四化，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的坏人作坚决斗争，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就是舍得出大力，流大汗，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做好本职工作。
一句话，就是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与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加快四化建设。
如果我们人人都自觉地为党分担忧愁，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