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举行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补选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希晋林乎加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北京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于05月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在会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讲话。
他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各条战线形势都很好。
北京市的大好形势充分证明，三中全会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拥护，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工作胜利前进。
林乎加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的干扰破坏，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他还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全市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
出席会议的一千零七十六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补选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希晋、林乎加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次会议经过审议，还一致通过：
追认林乎加为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主任，贾庭三为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白介夫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追认郭步岳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薛光华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彤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华总理会见赛福尔·拉赫曼特使
指出中孟关系的发展很好，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齐亚·拉赫曼的特使穆罕默德·赛福尔·拉赫曼。
赛福尔·拉赫曼特使转交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给华国锋总理的信。
华国锋总理对此表示感谢。
他说，“中孟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好的。
我们在不少国际问题上有共同语言。
我们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请赛福尔·拉赫曼特使转达他对齐亚·拉赫曼总统的问候，并祝孟加拉国繁荣昌盛。
赛福尔·拉赫曼特使说，华国锋总理会见我，表明了孟中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我们很重视这种伟大友谊的价值。”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
今天晚上，仲曦东副外长举行宴会，欢迎赛福尔·拉赫曼特使一行。
（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孟加拉国总统的特使。
新华社记者摄

坚决反对搞特权
本报评论员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
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不符合我们党的性质，败坏我们党的作风，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变质的毒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当前，为了切实整顿好党风，全党上下，必须严格禁止和坚决反对领导干部违反制度规定搞特殊化的行为。
搞特殊化，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一种恶习，它同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是水火不相容的。
一切剥削阶级都以出人头地、奢侈豪华为人生的乐趣和荣耀。
为了得到这一切，他们巧取豪夺，损人利己，无所不用其极。
共产党员以为最大多数人求解放、谋幸福为己任。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全国解放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这一光荣传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使我们党在群众中继续享有崇高的威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容易滋长特权思想，并成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党的光荣传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摧残。
林彪、“四人帮”一伙集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之大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把特权风扩展到他们所把持及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和单位。
他们是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这种坏事的，因此，不能不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威信，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有些情节恶劣的人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但是，特殊化这种歪风并没有完全刹住。
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拉亲结派，排斥异己，顺者昌，逆者亡；
有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当官作老爷，动辄训人、骂人；
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非法调用人力、资金和物资，大兴土木，为个人扩建或新建华丽的高级住宅；
有的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向党伸手要官要权，还千方百计为其儿女及亲属谋求理想的工作岗位和舒适的生活条件；
有的领导干部慷国家之慨，巧立名目，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
他们说：
你们这样干，叫我们的党怎样取信于民呢？
国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你们个人的生活先现代化了，这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品德和作风吗？
事实证明，哪里的领导干部搞特权，哪里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就没有威信，哪里的群众积极性就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哪里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经指出：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己的国家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列宁进一步解释说，所谓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
而所谓官僚，按照列宁的定义，就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
恩格斯、列宁的这些教导，值得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好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深思再深思：
你是“社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
是人民的勤务员，还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和官僚？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每个担负领导职责的共产党员，都要用行动做出回答，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生前经常教育我们：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我们党历来认为，在党的工作、国家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劳动岗位都有一定的职责和权限，一个服务员、一个农民和一个高级党政军负责人的权限虽有不同，但他们在各有权限这一点上是完全平等的，谁也不是高人一等的贵族或低人一等的奴隶。
因此，一个下级工作人员的权限应当受到他的上级的尊重，不应受到侵犯。
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也决不可任意超越自己的权限，侵犯别人的权限，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为所欲为。
那些好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忘记了我们党的党规和党法，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成功了，该享受享受了。
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国家比起一些发达的国家来还很穷、很落后。
当前，我们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需要全党、全国上下同甘共苦、艰苦奋斗。
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先止步不前，一心追求个人的享受，不顾国家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过去几十年努力奋斗的成果就将前功尽弃！
这是危言耸听吗？
绝对不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还有的同志认为，他们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现在该扬眉吐气，好好享受享受了。
这种思想也是极为错误的。
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很多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的，因此就更应该唾弃贪图享受、搞特权的那一套腐朽作风，带头艰苦奋斗，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造福，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榜样，这才是革命干部应有的胸怀和品德。
许多领导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年事已高，忘我地为党工作，他们不愧是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
要制止少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行为，一方面，党委要重视向这些同志进行党的传统和党的奋斗目标的再教育，号召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焕发革命的青春，自觉地洗刷头脑中的某些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自觉地杜绝特殊化行为，遇事讲党性、守纪律，把革命进行到底。
另一方面，要考虑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一些有关领导干部物质生活待遇的规定，重新加以审查，对其中某些不恰当的规定，应本着和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逐步加以改革。
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革命监督，大力宣传和严格执行党规党法，不容许党内有特殊党员。
上级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而且应当指挥下级，但这种指挥如果是违背党纪国法搞特权，下级就有权利和义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提出批评和建议，拒绝承认这种特权，并且同这种行为进行斗争。
同时对那些阿谀奉迎，诱使领导干部破坏党规党法、违反制度的人，也要进行批评以至处分。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大力支持和保护敢于挺身而出同特殊化作斗争的党员和群众。
当然，我们反对的只是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不是反对对领导干部的必要的照顾。
一些同志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或者当前担任了较繁重的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一些适当的、不违反合理规定的便利条件，是情理之中的事，广大群众是完全理解的。
绝大多数群众是不会主张搞平均主义的。
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它涣散和分裂革命队伍，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着重点的顺利转移，必须整顿党的作风。
如不整顿党的作风，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克服当前的困难，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都将是困难的。
而要改进党的作风，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特别重要。
我们热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革命精神，以自己艰苦奋斗、忘我献身的模范作用，身先士卒地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这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

思想教育要实事求是力戒片面性
上海嘉丰棉纺织厂党委对职工中一些倾向性问题，按辩证法办事，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受到职工拥护
据新华社上海05月14日电上海嘉丰棉纺织厂党委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工作着重点的顺利转移。
嘉丰棉纺织厂党委发现在今年年初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政治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嘉丰厂一些车间、班组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度削弱了。
嘉丰厂各级党组织认真分析了当前职工的思想状况，抓住一些倾向性问题，实事求是地、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这一段时间，他们对职工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教育。
即：
提倡顾全大局、集体主义，反对小生产思想和个人主义；
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
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单纯依靠奖金行事，不抓思想政治工作；
提倡遵法守纪，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中，嘉丰厂的同志们坚决按辩证法办事，力戒片面性。
譬如对职工中那种不能正确对待奖金的思想进行教育的同时，又注意宣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奖励制度的重要，坚持实行奖励制度。
在整顿组织纪律时，针对纪律松弛的现象开展了查思想、查纪律、查岗位责任制、查文明生产的四自查活动，又强调发扬民主，在全厂建立了生产、生活、经济监督、民主与法制四个民主管理小组，使职工对全厂的各项工作有发表意见和监督的权利。
嘉丰厂的广大职工对这样的做法很拥护。
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嘉丰厂党委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力戒片面性。
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缺点错误，坚持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
这个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车间、班组进行短时间的宣讲，使群众知道现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同时，他们还通过座谈会、谈心、家访等各种方式，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个职工心里，渗透到生产业务之中。
嘉丰厂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变化：
想国家、想集体、想“四化”、干“四化”的人增多了，闹个人主义的现象减少了；
自觉遵守纪律、维护安定团结、安心搞生产的人增多了，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
讲坚持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人增多了，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好逸恶劳的现象减少了。
全厂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热潮。
第1季度棉纱棉布产量超额百分之八完成了国家计划，实物质量保持了嘉丰的先进水平，利润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八点九，夺得了首季生产月月满堂红的优异成绩。

邓副总理会见西班牙国王的父母
希望今后更多的西班牙朋友来访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母巴赛罗那伯爵夫妇及其一行。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同巴赛罗那伯爵殿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请巴赛罗那伯爵殿下回国后转达他本人对胡安·卡洛斯国王的问候。
邓副总理还表示，希望今后更多的西班牙朋友来访，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巴赛罗那伯爵说，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希望扩大西中两国间的合作。
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德拉莫莱纳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等。
（附图片）
邓副总理会见西班牙国王胡安·
卡洛斯一世的父母巴赛罗那伯爵夫妇
及其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领导干部要先替群众着想
《人民铁道》报刊登徐州铁路分局、齐齐哈尔车辆厂党委书记在住房问题上先人后己的事迹
本报讯《人民铁道》报最近报道了两位党的领导干部先人后己的事迹，并为此发表了《苦在人先，乐在人后》的评论。
评论说：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在某些同志身上，“苦在人先，乐在人后”这种精神已经看不到了，看到的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谋私利。
由于目前住房紧张，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的共同作弊，瞒着群众私分，不管是否急需，有权、有门者就有份，占新房，换好房、大房。
平时讲的群众利益、群众愿望，维护党的原则，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时候统统甩到脑后去了。
他们是乐在人先、苦在人后。
这些同志应该同这两位党委书记对照一下，好好想一想，这一“先”一“后”顺序的颠倒，说明了什么？
《人民铁道》报报道的这两位领导干部，是徐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若奎和齐齐哈尔车辆厂党委书记王德臣。
任若奎同志今年五十多岁，在战争年代负过四次伤。
徐州铁路分局传颂着他“三让住房”的故事。
第1次是1969年。
老任家老少三代八口人，住一套四间四十来平方米的楼房。
他看到楼上调度员老刘三代十四口人，住着一套两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打地铺，睡过道，很不方便。
他同爱人商量后，就把大房换给老刘住，自己住小的。
十年过去了，孩子都大了，老任家最小的女儿也参加工作几年了，但他家还是住在那里没有动。
第2次是去年年初。
人们都知道老任家住得挤，又听说他参军的儿子要复员，有个基层单位盖好了一幢楼，要给老任留一套。
“下面盖点房子不容易，咱们哪能伸手！”
不管说啥，老任也不要，硬是把那套房子分给了别人。
第3次是去年年底。
分局机关建成一幢宿舍楼，党委研究分给老任四间五十九平方米的一套新房。
老任的小女儿周光，约几个伙伴打扫了两三天，室内墙壁粉刷得雪白，水泥地板打磨得净光，并搬进两张床。
那知，她的爸爸又变了主意。
原来，在新房分完后，老任听说有个基层干部，家属患心脏病，急需调整住房。
于是，他又回家说服孩子，搬出床铺，把新房让给了这个干部。
为什么在住房问题上一让再让呢？
任若奎同志说：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先替群众着想。”
△*△ △*△ △*△
1975年，王德臣同志调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任党委书记。
当时，厂里给他腾出一套厂长住宅（全厂有十二户厂长住宅）。
厂长住宅宽敞明亮，设备较好，除有四个卧室外，还有厨房、贮藏室、厕所、洗澡间。
可是，全厂没房住的职工有六百多户，需要调房的职工有七百多户，还有不少已婚职工住在单身宿舍里。
王德臣想：
这么多职工没房子住，我怎么忍心住那么好的房子！
有人劝他：
“你是全厂一把手，住厂长住宅也是合理的。”
王德臣说：
“合理？
合理也得合情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要尽量和群众共同分担困难。”
王德臣家里有三辈人，身边有一儿一女，最小的已经十八岁。
但王德臣同志坚持把厂长住宅让给了两个住房十分困难的一般干部，自己搬进了工人住宅区，住的是两间屋，阴面十七平方米，阳面十二平方米。
王德臣同志把职工的住房问题时刻放在心上。
从他调到这个厂的1975年起，到1978年的四年时间里，厂党委领导全厂职工自己动手，盖起新房五万六千多平方米，有一千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两千多名职工的住房得到了调整。
盖了这么多新房，去年年初，同志们又劝他往新住宅里搬，他说：
“先考虑最困难的同志吧。”
最后，他让一位跟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的干部搬了进去。
去年冬天，同志们又劝他住进厂长住宅，他还是说：
“先考虑最困难的同志吧。”
他把房子又让给了一位妻子有病的干部。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市支行按经济合同提供贷款
优先贷款给执行经济合同好的工商企业
据新华社昆明05月14日电中国人民银行昆明市支行，对工商企业按经济合同提供贷款，促进工商企业认真按经济规律办事，讲究经济效益。
多年来，昆明市支行对工商企业的贷款都是单纯按生产计划、商品流转计划发放。
去年他们通过调查，认识到这种贷款方式掩盖了供、产、销不衔接的矛盾，使一些产品没有销路的工厂也得到贷款，盲目生产，造成积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昆明市支行逐步实行按经济合同提供贷款。
执行合同好的优先贷款，对不执行合同或合同执行不好的停止或减少贷款。
半年多的实践说明，按经济合同贷款是个好办法。
它促使产销衔接，减少产品积压，减少流动资金占用量。
昆明市农机厂根据原计划要调进钢材二千零六十吨，申请贷款二十万元。
但按订货量实际只需要一千二百吨钢材，而库存清理出来的钢材就有一千三百吨，规格也比较对路。
根据这个情况，银行只贷了五万元，支援这个厂购买其它原材料。

五亿元资金从哪里来？
中共山西太谷县委书记李应明县革委会主任周媚成
我们太谷县是山西省确定的农业机械化试点县，任务光荣，担子很重。
今年年初，我们在制订规划时，算过一笔帐：
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大约需要投资五亿元左右。
这么大的投资从哪里来？
光靠国家支援行吗？
按1974年到1978年五年的统计，国家对我县农业机械化的投资，平均每年一百三十万元左右。
即使今后国家每年投资加大一倍、两倍，甚至几倍，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至少得等一百年以上的时间。
可见要加快农业机械化，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家支援为辅，主要靠走自己筹集资金的道路。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笔钱的积累，光靠粮食种植业的收益，是不行的。
五亿元的资金，相当于四十亿斤左右粮食的价值（还是按今后粮食收购价提高来计算的）。
我们县每年的粮食总产只有两亿斤左右，向国家交售粮食才六千万斤。
如果今后每年粮食的增产与交售量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递增，也需要有二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五亿元资金。
况且除去生产费用、社员分配，剩下的就不多了。
靠这点钱来发展农业机械化要等到何年何月呀！
可靠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大抓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
胡村公社敦坊大队积累资金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个大队前些年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把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弄得集体经济空空荡荡，买一台东方红七十五马力拖拉机，靠全村家家户户出点钱，才勉强凑足了两万元。
后来，他们抵制了极左路线，先后办起了砖厂、修配厂、机械加工厂、缝纫厂等，全面发展了经济作物种植，使集体经济收入大增。
1978年，全大队工副业收入达六十多万元，占到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中二十多万元用于发展农业机械化。
这个大队从1973年到1978年，六年中投入农业机械化的资金就达五十多万元。
现在，全大队拥有汽车一部、大小拖拉机二十一台、电动机二百台、水泵一百多部，其它各种农机具几百件，农机总动力已达七百六十多马力，实现了耕地、耙地、排灌、脱粒、植保、收割、播种、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近五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近五十万斤，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五。
典型引路，心中有数。
我们县委大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传统的多种经营，大办社队企业，去年仅社队企业总收入就达一千多万元。
这两方面的收入，使全县总收入比1977年增加百分之十点五四。
近几年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就是从此而来的。
所以，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先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准备条件，这是最现实的态度。
至于技术人员的培养、科学管理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有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解决。

农村工作小议
这叫“提拔”吗？
一个公社的办公室里调来了一位新秘书。
这位秘书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畜牧专业大学生，在农村当了多年畜牧技术员。
我问这个公社的书记，为什么让这么个专业人员来当公社秘书呢？
他说：
“这是提拔他嘛。”
我听了这“提拔”二字，很不是滋味。
我并不是认为公社秘书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觉得这位畜牧技术员屈材，而是觉得这“提拔”二字太刺耳。
在有些人看来，只有担任了某项“官职”才算是重用，哪怕是一个公社秘书，也比一个大学毕业的农业技术员高贵。
这不是封建思想的反映吗？
有这种思想，能正确对待农业科技人员吗？
北京冯东书
可惜和可喜
珍惜土地和产量，无可非议；
我们这里个别社队规定农业科技人员种试验田，要包产量，却值得斟酌了。
科学试验不同于正常生产，往往是试验、失败、再试验，反复多次，坚持下去，才有成功的希望。
常言道：
“失败是成功之母”。
可惜中孕育着可喜的因素。
舍不得拨出一点试验田的“可惜”，就很难取得先进技术成果的可喜。
这好象既要学本领就要付学费一样，给农科人员种试验田付点“学费”，是完全必要的。
广东莫缵强
“机器”与“零件”
一台完整的机器，是由许多零部件组成的，它的运转，离不开每一个零部件的作用。
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也是个整体，要靠它的成员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成果。
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可惜实行起来常
为浅见所误。
有的地方事急了，就让农业
技术推广站人员各奔东西，你下乡包队驻
点，他上来制图抄表……弄得徒有站名。
这跟拆机器用零件一样，又有何益？
山东邵志敏王国勋

发放企业贷款区别对待择优扶持
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铁西区办事处发挥银行的促进和监督作用，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据新华社沈阳电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铁西区办事处，对企业发放贷款时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发挥了银行的促进和监督作用，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人民银行铁西区办事处所在的地区，是沈阳市的一个工业区。
去年他们对全区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凡是资金运用水平达到或超过历史较好水平，完成国家计划和执行合同好，经济管理好，信用好的，列为第1类。
这类企业如果需要贷款，银行就优先发放。
凡是资金占用较多，经营管理不善，有物资积压的，列为第2类。
对这类企业，银行不增加新贷款，促使企业改进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
凡是资金占用过多，经营管理混乱，积压浪费严重又不积极解决的企业，列为第3类。
对这类企业已贷出的款，认真清理，加强管理，停止发放新贷款，有的还要按期扣收已占用的贷款。
这样，使信贷工作做到有所鼓励，有所限制，有效地发挥了促进生产、监督生产的作用。
沈阳桥梁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资金占用逐年增加，到1977年末，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高达九十五元八角。
银行决定不再对这个企业增加新贷款，并收回多占用的贷款。
于是，工厂马上发动群众查出多余积压物资二百多万元，指定专人处理，复活了呆滞资金，并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去年提前两个月全面完成了全年计划，每百元产值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下降到四十八元，创造了本厂历史最好水平。

怎样保证企业领导干部以“六分之五”的时间抓生产？
最近，记者在株洲市采访，从一些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中了解到，要使企业领导干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真正用于抓生产，当前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一是改变“厂政府”的状况，使工厂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单位；
二是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停止一些作用不大的参观、检查，真正在作风上来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领导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去抓生产，这也是保证企业党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一项重要措施。
他们说，社会主义企业应该以生产为中心，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变成了行业齐全的“小社会”。
据湘江氮肥厂反映，这个厂虽然只有二千八百多人，但有商店、医院和十年一贯制学校。
企业举办这些社会性事业，其结果是：
（一）企业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
据记者调查了解，相当县团级以上的企业，一般都有教育科、知青办和武装部、人防办，什么都有，工厂变成了“厂政府”。
（二）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行政事务缠身，压得喘不过气。
如小孩上学问题、知青问题、民兵训练问题，甚至结婚离婚、人事纠纷等等都得管。
株洲冶炼厂党委书记张应谷说，由于企业什么都要管，领导班子就精简不了。
厂领导干部九人，实际抓生产的只有四个，其余五个是分工抓教育、医院、知青、人防、社队企业等。
为了保证企业领导干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去抓生产，他们认为：
城市要坚决贯彻执行为生产、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方针，凡是应当由城市统一举办的文化、教育、卫生、商业服务行业等社会性事业，都应当由城市统一举办。
目前各工厂企业举办的社会性事业，应交给城市有关部门。
只有这样，企业领导才能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要保证企业领导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抓生产，还必须精简会议、停止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参观。
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们纷纷为会议之多、检查参观频繁而叫苦连天。
株洲化工厂党委书记王志岐掏出笔记本对我们说，他从去年12月到今年01月，光参加会议就占三十二天。
据统计，去年11月下旬，这个厂的六个厂领导，同时有五个人外出参加中央有关部和省、市召开的各种会议。
有的厂长说，他们往往采取轮流参加会的办法，在一定时间内指定几个同志专门应付开会，以保证其他领导干部拿出一定时间抓生产。
他们认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党委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大刀阔斧地砍掉一些会议：
（一）凡是内容相同的会，上级各个部门不要重复召开。
（二）凡是部门召开的会，企业有关科室的领导参加就行了，要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厂领导干部可以不参加。
（三）凡是能短的会不要开成长会，要讲求实效。
（四）兴师动众的广播大会，要尽量少开。
现在动不动就开广播大会，而有的广播会虽然只开半个小时，工厂却折腾了半天，全厂停止工作和生产。
工人们反映，这是得不偿失，既耽误了生产和工作，又分散了领导的精力。
此外，检查参观之多，也给企业领导带来负担。
厂长们说，这些年来，检查参观评比活动太多，严重分散了领导的精力，影响了生产。
特别是到年底，工业学大庆评比检查、物资检查、设备检查、财务检查、卫生检查、计划生育检查，对口赛参观评比，接踵不断，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湘江氮肥厂的同志反映今年01月08日，这个厂同时来了三个检查团（组），每个检查团（组）都要厂领导出面接待，汇报情况，为了搞好接待工作，食堂采购员忙得上上下下团团转。
他们希望上级领导要多为基层着想，讲求实效，少搞那些作用不大的检查评比。
应该从实际出发，多研究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帮助工厂企业加速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
文伯其
新华社通讯员
陈德云
（本报有删节）

福建投资企业公司正式成立
据新华社福州电为吸收利用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厂商资金而设立的福建投资企业公司，最近在福州市正式成立。
经营内容是：
一、发行股票，吸收华侨、港澳同胞投资；
二、接受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厂商贷款；
三、开展补偿贸易业务；
四、与华侨、港澳同胞或外国厂商合资经营企业；
五、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或外国厂商在福建指定地区单独投资举办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
六、承包或与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厂商合作承包国外建筑和公路工程。

立足现有基础大搞挖潜改造
秦皇岛港九号码头经过技术改造，吞吐量十年增长二十倍，成为全国海港煤炭装卸码头中吞吐量最多的泊位
本报讯秦皇岛港九号码头是一个装卸煤炭的专用码头。
近十年来，经过三次技术改造，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煤炭通过能力大幅度增长。
1978年的吞吐量比改造前的1968年增长了二十倍。
每年从这个码头装运出去的煤炭，占全港五个煤炭泊位总吞吐量的三分之二，为确保华东、东南七省一市的工业、生活用煤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皇岛港是承担我国北煤南运任务的主要港口之一。
每年从这里运出的各种物资中，煤炭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煤炭运输量的日益增加同港口通过能力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尤其是“四人帮”破坏铁路运输时期，秦皇岛港的担子更重了。
南方急需煤炭，港口通过能力低，压车、压船、压货现象十分严重。
怎么办呢？
路只有两条：
一是新建现代化的煤炭装卸专用码头；
二是对现有的码头进行革新、改造，提高机械化装卸程度。
局党委决定立足现有基础，走挖潜、革新、改造的道路。
1974年开始对九号码头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增加了一条卸车线，两台堆垛机和五台链斗式卸车机，一个可容纳八万吨煤炭的地漏式堆存场地，地下有七条坑道皮带输送机与前沿连通，形成前后接力式的生产流水线，初步实现了煤炭装卸的机械化、系列化。
1977年初，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秦皇岛港与青岛港结成了对手。
青岛港的第一作业区也是个装卸煤炭的专用码头，装卸效率多年来一直是全国最高水平。
赶上青岛港，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要超过它，人们的压力很大。
局党委组织管理、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专程赴青岛学习，听了经验介绍，看了装船作业，对他们的思想触动很大。
回来后，他们对每套设备的能力，每台机械的现状逐个进行了技术分析，根据摸底结果，作出了第2次改造方案。
先后提高了后场地的卸车能力，改造了四百九十七个坑道漏斗。
在第2次改造完成以后又搞了四次快速装卸试验，使该港煤炭通过能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事实。
九号码头经过两次大的技术改造，通过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但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煤炭装卸虽然实现了机械化、系列化，但离自动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潜力可挖。
他们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革新改造，攻克难关，使设备更加合理完善，效率更加提高。
绞龙式卸车机卸车的时候，车皮两头死角处不易卸净，还要人去扒。
革新小组参照外地经验，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给绞龙安上了刮板设备，既节省一半打扫车底的劳动力，又提高效率百分之二十多，绞龙机的设备完好率也提高百分之三十。
几年来，他们对九号码头的每台机械都做过类似的改造，扭转了港口煤炭装卸的被动局面。
去年，九号码头一举成为全国沿海港口煤炭装卸码头中吞吐量最多的泊位。
1978年秦皇岛港的煤炭吞吐量突破一千万吨大关，比1977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

艰苦奋斗创造农业现代化条件
江苏省沙洲县凤凰公社党委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怎样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我们公社党委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出大力，流大汗，艰苦奋斗了将近三十年，现在国家支援农业的力量加强了，引进现代化技术的政策也明确了，用大机器搞农业生产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可以“歇歇气、省省力”了。
这种模糊认识的产生，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缺乏清醒的估计有关系。
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发展速度不快，农民生活还不富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
在这样很薄的家底上搞农业现代化，困难重重。
就以我们公社为例，共有耕地二万四千亩，尽管深翻、脱粒、灌溉等一部分农活已使用了机械，但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强度还相当大。
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创造条件，至少面临着四项艰巨的任务：
一是平整土地有一千万个土方的任务，按目前的生产水平，估计要到1985年左右才能完成；
二是八千多亩铁屑黄泥地需要增肥、深翻、治水，加以改良，投资、花工量很大；
三是工副业的底子还很薄弱，集体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大型农业机械；
四是干部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学习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才能实行正确的指挥。
这些都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最大力量来做准备工作；
否则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无从起步。
想想这种现状，我们能“歇歇气、省省力”吗？
当然，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国家的支援；
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特别是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比例严重失调，支农的经济力量很不足。
向上伸手，等待国家支援，只能坐失时机，也不是应持的态度，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是可靠的办法。
回顾我们公社发展的道路，体会应该是深刻的。
我们公社1975年到1978年，粮食单产从一千五百斤上升到一千七百三十斤，社员分配从一百零八元上升到一百三十一元，去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一千二百万斤，都是靠广大干部群众用汗水换来的。
我们决不能幻想农业机械化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实实在在地靠我们自己辛勤劳动，逐步地积累资金、学习技术和创造其他条件。
我们最近重新制订了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规划，把农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关键仗来打：
一是每年平整土地三百至五百亩；
二是大积大造有机质肥料，三年内达到一亩一猪；
三是两年内彻底改变排灌条件。

要抓紧扶植后进队工作编辑同志：
“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帮助他们改变面貌，尽快赶上富队”，这是加快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今天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生产为中心，如何帮助穷队把生产搞上去，更加迫切起来了。
可是，有些县社领导干部并没有把帮助穷队放在心上。
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有点“嫌贫爱富”，把富队当做“西瓜”，把穷队当成“芝麻”，常去富队“锦上添花”，不去穷队“雪里送炭”。
有的县社支持富队的办法一套又一套，帮助穷队的主意却没有一条。
甚至为了培养“典型”，把国家分配的化肥、水泥，大都拿去支持富队。
穷队分不到，也买不起，只好坐等“救济”。
穷队的干部常常受冷落，挨批评，被搞得灰溜溜的。
他们搞工作没信心，抓生产没决心，照此下去，何时能改变穷困面貌？
在一个县、一个公社或者一个大队的范围内，因有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基础不同、干部力量不同等等情况，生产的发展是会不平衡的，总有先进与后进的区别。
允许和坚持一部分队先富起来，这是对的。
但领导干部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一切，只知赶“快牛”，不去赶“慢牛”，不大力扶植穷队。
应该看到，穷队生产落后，但它的增产潜力大，只要加强党的领导，调动起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穷队的穷根是会拔掉的。
这样，有了先进单位带头，加上后进单位急起直追，就能加快农业大上的速度。
我建议各级领导要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关心穷队，增强改造穷队的政治责任心，一面鼓励富队，一面不忘支持穷队。
河北涿鹿县
张家堡公社
郝存库

人口非控制不行
刘铮邬沧萍
我国革命是在一个有五亿多人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里成功的。
在旧中国，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有人估计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千分之十，如果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二点六，人口增长速度很低。
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比解放前大大加快。
由于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了，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由解放前的千分之二十八左右下降到目前千分之六、七左右。
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未得到应有的控制，仍保持旧中国的水平，即千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
致使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在百分之二。
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又快，因而人口增加很多，由解放初的五亿人口猛增到现在的九亿，增加了几亿人。
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快，一方面，我国底子薄，显然，不控制人口的增长，就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控制人口增长才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几乎相当于第1、第2世界所有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
九亿人口是我们建设的本钱，但是也不是说劳动力愈多愈好。
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由五十年代的二亿增加到三亿。
耕地面积却由解放初的十六亿亩减到不足十五亿亩，按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由近三亩降到一亩半；
按农业劳动力计算，耕地面积也只有五亩，比日本还少。
日本一个人平均有七分耕地，一个农业劳动力有十三亩耕地。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今后还可以节约出大量劳动力。
社会生产的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愈来愈少，在农业中已绝对减少，在其它生产部门，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也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
国民经济中其它部门，如科学、文教、卫生以及各种社会服务部门，今后会吸收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但吸收的数量还是有限的。
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快，解放后出生的小孩已陆续进入劳动年龄，现在每年约有一千万以上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需要国家、集体安排升学或就业。
如果增加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没有相应的足够的生产资料供他们使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不仅不能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我国底子薄，做到使新参加劳动的人口都有相当的装备水平有很大的困难。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劳动力的增加已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使生产发展适应我国劳动力多这一特点，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有效作用，达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有效的结合。
同时，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比过去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积累更多的资金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资金只能靠我国内部积累，而积累的提高却受到人口多、人口增长快的很大限制。
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低之列，在第3世界中也是较低的。
生产力低，积累的水平不可能高，因为国民收入用于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后，剩余部分已为数不多。
光是用于抚育解放后出生人口到十六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力就用去了我国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再加上原有人口的消费，整个国民收入中能用于积累的部分是不很大的。
积累规模的大小和积累速度的快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的限制，特别是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如果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后就象七十年代那样控制人口增长，那就可节省出相当一部分抚育费用于积累，肯定会对发展我国生产力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现在我国人口基数比过去更大，而且育龄人群比过去多；
如果人口控制得不力，今后每年出生的人数要比前二、三十年每年出生的人数多得多，而且从现在起出生的这一代人到本世纪末，绝大多数都是被抚养人口，要消费大量社会财富，影响资金积累非常大。
人口增长多了势必严重地妨碍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相反地，如果能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末，由于少出生人口而可能由消费转化为积累的国民收入额将是很可观的。
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对增加积累所起的作用决不能等闲视之。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适应科学技术
现代化的需要
我国解放前科学文化就很落后。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
但是，中学还未完全普及，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在同一个年龄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一。
近十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愚民政策”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浩劫，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任务更加迫切。
我国老一代的科学文化技术总的来说已经比较落后，而受“四人帮”摧残的年轻一代则受害很深，在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都要补课。
因此，我国需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两代人。
由于过去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快，现在光是这一代人合计起来就数以亿万计。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多，国民收入中用于满足我国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生产性积累后，能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余地已经不很大。
人口增长快了，用于教育的资金，势必要受到影响。
国民收入中用于教育的份额太少了，就难免“僧多粥少”，结果不是影响培养的数量，就是要影响培养的质量。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要求在本世纪内在教育普及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培养出成千上万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能操作先进技术和能管理现代化工业、农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还必须拥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科学技术现代化要求的人才，在数量上是庞大的，质量上是要受过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的，这种人才的培养费用比普及教育要高出几倍到几十倍。
我国底子薄，每年教育费用有限，人口增长多了，普及教育的费用就不得不增加，因而用于培养专业人才的费用就会相应减少。
按我国普及中学教育的要求，平均每年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几乎就是过去十个年份出生人数的总和（这里还未算上学前教育两三年）。
由于解放后人口盲目增长，十年累计出生人数当以亿计，所需的教育费用数目很大。
如果现在不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出生人数继续盲目增加，普及教育的任务更重，培养高级人才的任务更会受到妨碍。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适应广大人民
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但生产者只是人口中适合劳动那一部分人口（要发挥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还必须有充足的生产资料）；
但不论男女老少，所有人口都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否则人们就不能生存下去。
所以，人口增长不仅作为劳动力来源来看，要与四个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而且作为消费者，也必须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相适应，以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耕地面积有限，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只生产二千斤粮食，除自身需要外，能供养的人口很少，能供其它国民经济部门需用的粮食更少。
解放后，我们粮食产量比解放初增长不少，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每年增加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了。
能够用来提高全部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和发展工业部门的部分很有限。
其它如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增长都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
人口增长快对轻工产品需求量很大。
一个几亿人口大国，对任何一件轻工产品，平均每人只要增加一点需要，其总量就十分惊人。
解放后轻工业产品绝对量增长不算少，但由于人口增长快，平均到每个人的产品产量增长并不多。
应该说，现在许多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供应办法是物资不足的反映，也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产品需要的压力的反映。
城市人口增长快，对住宅、交通、医疗机构、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设施等都提出日益增加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城市住宅建设慢，交通设备增加少，服务性设施建设也少，使得人口数目和物质设施的差距愈来愈大，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国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更快。
现在一些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增产成果，常常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被抵销了，平均每人实物产量或平均每人收入增长甚微，人民生活改善很慢。
以上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农业和轻工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此外，多年来人口增长快，也是造成生活资料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我国按人口平均的许多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
因此，除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生产外，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控制人口增长，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战略任务。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短短的几年就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了几乎近一半。
这样的人口降低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实践证明，控制人口增长是符合我国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的根本利益的，经过全党全民长期不懈的努力，这项历史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现代化建设和阶级斗争
成少安于峰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由搞政治运动、抓阶级斗争，转到了集中精力抓生产。
这样，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要正确认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林彪、“四人帮”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他们的一个论点是，阶级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永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根据这个论点，“四人帮”把阶级斗争夸大到任意的程度。
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把人民内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似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处不是、无时没有，而且越来越激烈。
按照他们的说法，阶级斗争成了大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东西。
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但是，阶级斗争的作用、范围和特点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日趋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阶级斗争也逐渐减弱。
这是一个总趋势。
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还有可能出现暂时的或局部的相对激化，但逐步缓和这个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不可能始终放在阶级斗争上，而应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实行转移。
具体说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由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必须以主要精力来抓阶级斗争；
当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应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上来。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第91页）。
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说法，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没完没了，永无休止地斗下去，那么，阶级也就永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也永远实现不了，这哪里是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呢！
“四人帮”还把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用抓阶级斗争来反对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谁搞四个现代化，就被扣上“不抓阶级斗争”、“右倾”和“反动”的帽子；
反之，谁越起劲地反对抓生产、破坏四化建设，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观念强”，越革命。
他们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否定和猖狂挑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阶级斗争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始终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
消灭阶级并不是光靠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的，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的发展，因为，阶级的消灭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革命导师历来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到发展生产力上来。
俄国10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5页）。
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正是根据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用阶级斗争整人，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使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祸国殃民，害人不浅。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心有余悸，害着恐右症，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是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在作祟。
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些余毒，我们就不能坚定不移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政策的落实，也有人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没有阶级斗争了，可以不抓阶级斗争了。
这种观点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
消灭阶级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想象，我们的工作重心一转移，阶级敌人就都老老实实，不再捣乱破坏了。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林彪、“四人帮”拚命反对，这些年围绕着四个现代化，我们同他们不是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我们能保证他们的残渣余孽都一网打尽了吗？
他们就甘心让我们顺顺当当地搞四化建设吗？
那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从事捣乱和破坏。
不是有人乘我们发扬民主之机，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蛊惑人心吗？
不是有人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党当前推行的各项政策吗？
在农村，也确有个别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乘我们落实政策之机，进行反攻倒算，搞阶级报复。
他们人数极少，但是起着破坏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坏作用。
对新形势下出现的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对待。
这里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思想麻痹，放松了阶级警惕，看不到还有阶级敌人在捣乱破坏，对已经出现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掉以轻心。
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我们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听之任之，放弃斗争，我们就会失去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就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四化建设也就无法顺利进行。
另一种倾向是，看到一些阶级斗争的表现就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以为到处都是阶级斗争，天下又要大乱。
这种认识是非常有害的。
它很容易导致重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覆辙。
总之，对新形势下出现的阶级斗争，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
现在的基本情况是：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有。
我们决不能因为有少数阶级敌人破坏，就改变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部署，更不能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对于已经出现的阶级斗争，我们要认真对待，阶级敌人在哪里破坏，就在哪里打击他们，在什么范围出现，就在什么范围内处理。
我们要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实现。

说“靠”
梁长峨
历数剥削阶级的处世诀窍，“靠”的哲学也许要占重要的位置。
这种学问虽不成文，也没有专著，然而苦心研究者，却大有人在。
“靠”的哲学是那朝那代那个人创造发明的，恐怕谁也说不出来。
《红楼梦》里有个鬼头鬼脑的小角色贾芸，他为了靠上贾府这棵大树，竟拜比他小五六岁的贾宝玉为干爹。
他唯恐当不成这个干儿子，还找出理论根据说：
“俗话说的好，‘摇车儿里的爷爷，拄拐棍儿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太阳’……。”
其无耻之状，实在令人作呕。
贾芸奉行的这种“靠”的哲学，在旧社会颇为流行，又颇能吃得开。
许多人就是靠这一手发迹、做官，飞黄腾达的。
解放以后，这种风气显然没有绝迹，但是应该承认，确实减弱了不少。
可是，待到“四人帮”横行作乱的时候，好象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渣滓又一齐浮了上来。
这种“靠”的风气，也应运兴时地恶性发展起来。
“四人帮”自身就是个活标本。
张春桥“靠”江青，姚文元“靠”张春桥，王洪文“靠”张、姚。
还有上海的马天水，浙江的翁森鹤、辽宁的张铁生，不都是因为“靠”上了“四人帮”，才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吗？
由于“四人帮”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使早就腐烂发臭的这种思想作风，在一些人身上得到复活。
为了往上“靠”，出卖灵魂、出卖原则的，有之；
阿谀逢迎，吹牛拍马的，有之；
诬陷同志，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的也不乏其人。
有人是直接“靠”上了“四人帮”，有人则是“靠”上了“靠”“四人帮”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隔山靠”。
“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之所以能象鱼网一样撒到全国各个角落，就是依仗了这个“靠”字。
严重的问题在于，剥削阶级的这一套腐朽的处世哲学，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的十几年里，已经严重地侵蚀了我们党的肌体，侵蚀了我们的干部。
“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了，这种“靠”的风气，依然到处可见。
一些领导干部对上，不是靠党的领导，而是靠某个头头，找人撑腰；
对下，不是靠广大群众，而是拉上一帮拥护者，搞一个小圈子；
对左邻右舍，也不是搞正常的协作，而是拉关系，徇私情，“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由于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沾染了这种腐朽的思想作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能，影响所及，有些单位和有些地方，入党入团要找靠山，提拔干部、调动工作要找靠山，办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找靠山，拉关系。
试想，这种歪风邪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旧社会，每到春节前，都有给灶王爷送关东糖吃的规矩。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记有前人写的一首《送灶》，其诗云：
“忽闻爆竹乱书声，香黍盛盘酒正盈。
莫向玉皇言善恶，劝君多食胶牙饧。”
人们为了贿买灶君，请灶君吃胶牙饧（即关东糖），是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送灶的这种风俗不知起于何时。
在人和神之间围绕胶牙饧的这种交易，说来也颇有点可笑。
然而，这种民间的习俗却很能反映旧社会那种拉关系、找靠山的处世哲学。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种把革命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置之不顾，唯独以一己的私利为办事准则，一心信奉“靠”的哲学的人，同共产党人的称号是根本不相容的。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依靠的。
我们靠什么呢？
我们一靠党，二靠群众，三靠真理，靠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这才是最靠得住的。
而任何歪门邪道，到头来都是靠不住的。
我们奉劝那些沾染了这种坏作风的领导干部，应当带头扫除这种剥削阶级官场中的腐朽习气。
既不要干那种给灶王爷送关东糖的丑事，也不要当那个被糖胶住了嘴的现代灶君。

地面红外线森林探火仪研制成功
黑龙江省森林保护研究所与有关单位协作研制成功我国第1台地面红外线森林探火仪。
红外线探火仪是根据森林火灾目标本身发生的红外线辐射原理来研制的，仪器是由扫描搜索和显示器两大部分构成，扫描搜索部分和显示器之间，可用二千米的电缆线联结。
使用时，把扫描装置放在林区山顶上，显示器放在山下室内，当林火发生，红外线被仪器中的光学接受系统接受，聚焦在红外线探测器上，速即产生脉冲信号，经电路放大处理后，在显示器的荧光屏里相应的座标上便产生一个亮点，同时发出音响报警信号。

天津积极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务人才
据新华社天津05月14日电天津市卫生局通过举办学习班，积极培养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成效显著。
早在1956年，天津市卫生局就举办了第1期西医学中医的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前，共举办了三期。
1973年以来，又继续举办了两期学习班。
参加这五期学习班的二百五十多名具有十年以上临床经验的西医，大部分是科主任和主治医生。
他们脱产两年，系统地学习中医基本理论，中医诊断和治疗原则，以及中医的辨证施治，把祖国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观点对照起来，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这批既懂西医又懂中医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在天津市开展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中，成了骨干力量，有些则是精通中西医结合的专家。
从第5期学习班毕业的十几名医生，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和中医理论，对治疗肝脏疾病方面有显著效果的某些中医方剂，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整理出十五万字的《腑脏证治》一书，受到了医学界的欢迎。
天津市卫生局最近决定，西医学习中医成绩优秀者，在技术考核时，可以优先提升晋级，对中西医结合作出贡献的医务人员，将给予奖励。

新队长“组阁”
广西田林县旧州公社旧州大队第9生产队社员彭育朗，今年二十九岁，1964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劳动。
1966年至1978年的十二年间，他一直任生产队农科组长或大队农科站长。
今年初，他被选为生产队队长时，对大家说：
“我没有当过队长，也不是旧班子的成员，没有工作经验。
要选我当队长，我有几个要求，同意，我就当，不同意，我就不当。”
社员们问他有哪些要求，他说：
“一、队委会成员由我提名，大会通过。
班子内人员分工由队委会自己讨论安排；
二、新队委会任期一年，明年春节初三一定重新改选；
三、新选出来的队干部和家属，包括我的家属在内，要带头生产，带头遵守队里的规章制度，不能搞打击报复；
四、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出一个五人监督小组，监督新班子的工作。”
这四条要求很快得到社员们同意。
接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六人的名字，作为班子成员，其中一人是地主的孩子。
这六人，年纪最大的三十九岁，最小的二十岁，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知识。
这个名单受到了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
新队委会和群众监督小组选出后，被选出的六位同志在社员大会上表示了态度，决心尽力协助队长工作。
彭育朗向社员们说：
“现在我自己选人做我的助手，以后队委会的工作，队里的生产，我要负主要责任。
你们发现我这个队长不配当，随时可以撤换。”
彭育朗“组阁”后第3天，就利用全队放假过节的机会，召开了第1次队委会会议。
他们总结了过去领导班子的经验教训，总结了历年来生产的经验教训，讨论制订了今年的增产措施和计划，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比如，过去队委会经常白天停工研究生产，现改为利用晚上研究。
过去有些队干部或作业组任意派人外出，队里照记工分，现改为不管任何人，只要不是队长派的工，一律不记工分。
他们的增产措施、计划和这些制度的改变，受到社员拥护。
经过近两个月的实践检验，群众反映较好，新的队委会成员团结战斗，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到03月25日止，全队二百五十亩早稻田已沤肥二遍，比去年同期快一半；
农家肥积制比去年同期多三倍；
秧苗比去年长得好，也比附近其它队的长得好。
这个公社地处高寒山区，今年又遇到倒春寒，全公社队队有烂秧，唯独这个队没有烂秧。
生产队的砖瓦窑，去年用五个多月没有修好，今年只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已烧出一窑价值一千元的砖瓦。
同时，还扩种了八百五十株柑果，七百五十株雪梨，七亩火姜，以及木茹、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
中共田林县委宣传部
韦标亮
《广西日报》记者
李志松

油条“生意”两面观
我县不少地方的城乡集市，炸出黄灿灿的油条，飘散着阵阵油香。
卖油条的老大爷，态度热情，管挑管拣。
顾客熙熙攘攘。
这是生产队的油条摊。
有些卖油条的地方，却是另外一种情景：
尽管服务员穿着雪白的工作服，然而买主有限。
这是国营饭店的油条摊。
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问题：
国营饭店的油条为什么不及生产队的油条受欢迎？
最近，我到几个地方调查一下，了解了一些情况。
一是质量差别。
生产队炸的油条个头大，香脆可口；
饭店的油条个头小，生涩噎人。
二是价格差别。
生产队炸的油条货色好，以质论价；
饭店的油条不少是面疙瘩，价钱却不比生产队低。
三是管理方法上的差别，服务态度不一样。
生产队的社员炸油条，卖出的多，可合理提奖；
饭店的服务员卖多卖少与自己收入不相干。
过去，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禁锢着生产队的手脚，除国营饭店独家经营外，集市贸易戒备森严，无人敢“冲”这些部门的“行”。
这就使某些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养成了一种官商习气。
现在，生产队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和国营商店同时经营。
不能抱怨集市贸易“干扰”了自己的营业，而应好好研究市场，在自己的工作中找一找差距和缺点，否则，以油条业务为例，如不积极采取措施，生产队一定要“冲”国营的“行”了。
中共山东胶县县委丁志德

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华国锋同志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这一点。
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新问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在向四化进军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何正确地实行民主与集中？
如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
如何运用客观规律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如何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适当地结合？
如何提高生产与工作效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等等，都需要我们去研究、探索、解决。
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到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去！
希望大家把四化建设中有普遍意义的建议、设想和研究、探索、试验的成果写给我们。
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论，大家来共同探讨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今天发表的《新队长“组阁”》、《车间党支部对生产不作具体领导为好》就是实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的来信，不论谈具体作法或建议，都不是定论，更不是提倡各地普遍推行。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曾经告诫我们：
既要敢想敢说敢干，又要坚持一切经过试验。
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精神，同时主张采取科学、慎重的态度。

诊断早期肝细胞癌的新方法研究成功
上海第1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室，研究成功诊断早期肝细胞癌——小肝癌准确部位的新方法。
小肝癌是直径在五厘米以内的肝细胞癌，早期患者一般无肝癌症状，难于诊断。
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室1973年应用经脐静脉造影，对小肝癌进行定位诊断，第1次清晰地显示出左肝肿瘤的位置。
1978年，这个研究室又应用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或肝动脉造影的方法，把右肝的肿瘤位置清晰地显示出来。
这些新方法的研究成功，对小肝癌的定性、定位诊断，为肝癌的早期治疗、早期切除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新华社）

车间党支部对生产不作具体领导为好
现在工矿企业的车间，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车间主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车间生产搞得好不好，党支部集体负责。
我多年来在车间和科室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切身体会到这种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
理由如下：
一、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党支部不应包揽车间的一切经济活动。
二、《工业三十条》规定，工矿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大的方针政策由党委决定，厂长负责贯彻执行，向党委和国家全面负责。
因此，厂长为首的生产指挥系统（包括厂长领导下的职能科室和车间主任），要有对全厂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指挥权，要保证指挥渠道畅通。
但是，现在车间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党支部说了算，而厂长不能直接向车间党支部下命令。
一件事要拐几个弯子才行，有时拐了几个弯子，还行不通。
我们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生产会议上急需调某一车间的工人或技术人员支援另一个车间，参加会议的车间主任不敢答应，要经党支部集体讨论。
有的时候，车间主任答应了，党支部不同意，执行不了。
这使关系全局生产的会议开不下去，或者会议的决议无法执行，贻误生产。
三、邓小平同志在工会九大宣布：
今后车间的生产搞得好不好，车间主任要向本车间的职工和厂部负责。
然而，现在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车间主任无权根据生产需要调动工人，无权决定奖惩工作优劣的工人，无权变动车间的组织机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搞得不好，要车间主任负责，不是冤枉吗？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那阵子，车间主任难当得很，十回总结九回挨批，什么“只抓业务”、“不突出政治”之类的帽子年年要戴。
所谓车间党支部的集体领导，成了吃大锅饭，出了问题党支部集体负责，几乎等于无人负责。
现在这些流毒并未全部肃清。
四、现在专职支部书记太多，这个会议，那个学习，今天写宣传稿，明天办什么专栏，他们可以任意占用生产时间，把工人弄得疲惫不堪。
所以，工矿企业的基层党支部对生产不作具体领导为好，可起监督和保证作用，结合生产实际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车间党支部一般也不要设脱产的支部书记（规模较大的基层单位可以由车间主任或者优秀的党员兼任），这样也可以减少非生产人员。
基层单位不需要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负责制。
以上意见，建议报纸开展讨论。
西安延河无线电厂
计划调度科 卢玉焕

锋芒初试——访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坦克九连
当我们来到胜利归来的坦克九连的时候，一辆辆立了战功的战车，威武地停放在一片密林之中。
二十七岁的连长谭进德和几位排长、车长，向我们介绍了每辆坦克在自卫还击战中的战绩。
在坦克群旁的帐篷里，我们访问了虎气生生的年轻的坦克手们。
就是他们，驾驶着这些战车，闯过敌人的层层火网，在三十六小时内，配合步兵连打五次攻击战，占领了一连串村庄和几十个山头阵地，歼敌众多，功勋卓著。
九连在火线上立了集体二等功，不少人荣立了一等功。
他们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证明了这支第1次参加作战的年轻部队，是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的！
02月19日清晨，这个连队驾驶战车刚刚冲过边界上倾斜五十多度的险坡，就出现在中越双方步兵鏖战着的班洋村三岔路口。
为了让我们的步兵顺利地攻占这一带的大小山头，九连的坦克紧跟七连的坦克之后，向班洋以东的敌人防御纵深地带猛插。
当敌人从惊愕恍惚中醒悟过来时，七连的车辆已经冲进去好几公里，九连的坦克却落进了敌人的火网，一时公路上硝烟弥漫，弹片飞鸣。
一个月前才由排长升为连长的谭进德，半撑着指挥塔盖，露出脸来观察敌情，紧张而镇定。
他见到在一千多米外的土山前的竹林之后，随着闪闪亮光，不断飞出长长的火球，立即命令：
“各车迅速展开，向右前侧土山前敌炮进行游动射击！
要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沉着灵活。”

正顺着公路高速前进的坦克群，应声冲下稻田，开一炮挪个窝，一颗颗炮弹向敌阵飞去。
车长朱乃禄，看到自己坦克打出的第一发炮弹落在敌人炮阵地的前面，立即向炮长高明勋指出：
“近了！
标尺改到一千二！”
“明白！
标尺改到一千二！”
今年二十二岁，两年前还是广西玉林县中学教师的高明勋，回答车长的话音刚落，第2颗炮弹就打出去了。
敌人阵地上升起一股浓烟。
“打得好！”
一直在观察各车战斗动作和弹着点的谭进德，随即命令各车火炮、机枪一齐打，向敌军阵地冲去。
他们冲击了五百多米，敌人在土山前的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阵地全被摧毁，阵地旁边的一个大山洞也被打塌。
这时，我步兵部队也一举占领了敌军的山头阵地。
年轻的坦克手们，在第1仗中就初露锋芒，首战告捷。
打了胜仗，他们士气更高，连一口水也没喝，就又向西边一公里多地的一个村庄进发。
一到那里，就见到这个黄土丘陵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地用迫击炮和机关枪猛烈阻截我们的步兵，打得山脚下草木断折，尘土飞扬。
谭进德命令全部战车冲下稻田，发扬火力，交替前进，山坡上烟尘滚滚，敌人被打得惊慌逃窜。
我们的步兵跃身而起，端着机枪和带着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向山坡上冲杀。
待他们接近山坡时，残存在山顶上暗堡中的敌人的几挺机关枪又吐出一串串子弹。
谭进德高喊各车“超越射击，消灭山顶上的敌人”！
坦克炮弹跟着就从我们步兵的头顶上飞了上去，发发击中敌人的暗堡。
两战两胜的九连，当晚又奉命继续西进，配合一个步兵营攻打一个新的山头的敌军。
谭进德回忆这次夜战的情景时说，这天夜间阴云密布，能见度很差。
白天被我们东冲西打的坦克群吓破了胆的敌人，匆忙凑调了六门榴弹炮，集中在山头边的一个村前进行阻击。
可是没等敌人构筑起工事，我们的坦克就冲到跟前了。
三排长施图明乘坐的第1辆坦克已经到了离村庄只有二百来米的时候，隐蔽在村东头路边大榕树下的敌人一门榴弹炮，才发出第1颗炮弹。
连长立即命令：
“全连迅速展开，立即歼灭敌人炮兵”。
双方十几门火炮展开了近战，炮口的闪光，炮弹的爆炸，数不清的机枪和自动步枪射出的长长的火链，不时照亮了这段狭窄的山谷。
施图明指挥三排的坦克冲下了公路，从两边的稻田里往前打；
一排长梁国胜的坦克则从后面一跃而前，直冲那棵大榕树。
敌人的炮手刚把一颗炮弹装进炮膛，梁国胜坦克的炮口就已和这门炮的炮口“亲起嘴”来了。
“压过去！”
梁国胜命令驾驶员。
这门挡路的榴弹炮翻到了公路一边。
“压过去！”
梁排长又一次命令。
敌人拉炮的汽车被撞进了河沟。
突然，前面十几米外的山坡草丛中飞来一个又一个火球——这是枪榴弹——撞得坦克“铿铿”响，滑到地上爆炸了。
目标太近，坦克上的枪炮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梁国胜急中生智，和炮手一齐从指挥塔和炮塔里露出半个身子，用手枪和冲锋枪向山坡草丛中的敌人猛打，打得那里再也没有飞出火球。
正当梁国胜的坦克继续前进的时候，左右两面山坡上敌人的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又一齐打来，坦克中弹起火。
“不管它，冲过去！”
梁国胜命令着。
这时，冲到前面两侧山坡跟前的我步兵，已经大喊“捉活的”了。
坦克与步兵紧密配合，夜战两小时，全部摧毁了敌人的六门榴弹炮，攻占了村庄。
这时，梁国胜才率领全车乘员，扑灭车外的火焰。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问这位中等个、面孔瘦削的排长。
这位湖南涟源县第1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入伍十年的老兵说：
“在这次战斗前，宣布转业复员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
家里确实需要我回去！
我的爱人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也想我回去，但是我没有回去。
我自动请求留下来参加自卫还击作战。
这是逼上梁山，人家天天向我们的边境开枪开炮，打死了我们多少人？！
我还有老母亲，还有哥哥嫂子和他们的孩子，就是为了他们我也得拚命战斗，何况还有八亿人民！”
这是多么宽阔的心胸啊！
谭进德1973年入伍，但是他已经懂得，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为了使部队能够保持随时战斗的精神，自己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榜样。
进入战斗的第2天，指挥部命令一到，他们就配合步兵迅速粉碎敌人的三面火力封锁，支援了在夜间突进的步兵占领附近的敌山头，巩固新占领的阵地。
当坦克炮弹把敌人山坡上的大小碉堡一个一个地都收拾干净时，有人给梁国胜的坦克塞进了一张字条：
“同志们：
你们打得好！
表扬你们！
为你们请功！
步兵02月20日”
经过几次连续作战，九连的同志已有一百多个小时没有很好地休息了。
大家正准备稍缓一口气，又传来了指挥部的命令：
任务是率领两个排的坦克，搭载一个步兵加强连，闯进朔江城，打烂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其有生力量，为我军最后攻占这个重要据点创造条件。
离朔江愈近，敌人的防守愈严，兵力与火器也愈多。
敌人的重炮、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和各种机枪猛烈开火，弹如雨下。
九连的战斗精神与指挥艺术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我车中火箭弹起火，炮长头部负伤！”
尖兵车车长朱乃禄报告。
“扑灭车内火苗，就地还击！”
连长回答。
车长朱乃禄坚决执行着连长的命令，代替头部负伤的炮长操纵火炮，向敌人的一个山洞连发五颗炮弹，打得这个洞口连连向外喷出灰白色的烟雾；
没有被炸死的敌人从烟雾中爬了出来，想钻进战壕，一一倒在朱乃禄的机枪火力下。
这时，谭进德已巧妙地指挥坦克群，一部分从两侧稻田展开，压制山上敌人的火力，一部分迅速冲进了朔江城。
梁国胜不顾坦克车后中弹起火，边射击边前进，连续压塌了敌人两个地堡，直捣敌人河广县委会。
一辆辆坦克冲了进来，残敌纷纷向附近的山头逃去。
连长谭进德乘坐的指挥坦克，连打了几十发炮弹和一千多发机枪子弹，车外的油箱被敌人打中起火，浓烟、火苗向炮塔里喷进，他们还继续战斗着，直到天黑时全连胜利完成任务。
这些英雄好汉，除一排长梁国胜刚刚三十出头外，都是二十一、二到二十六、七岁的在和平岁月长大的青年人。
但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象革命前辈过去在战场上一样，不顾安危，勇猛顽强。
战斗中，他们不仅表现出了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而且炼出了一套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本领。
他们无愧是我军的新一代。
新华社记者戴 煌

中国田径协会发表声明
指出英国法院无理裁决国际田联正确决议十分荒谬
支持国际田联决定维护其代表大会决议的正义立场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发表声明，指出英国高级法院无理裁决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关于确认中国田径协会为其唯一代表的决议“无效”，是十分荒谬的；
并且支持国际田联决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其代表大会决议的正义立场。
声明全文如下：
1978年10月05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为中国在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的唯一代表，撤销了所谓“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会籍，从而结束了国际田联长期以来在中国会籍问题上的不正常局面。
国际田联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完全符合国际田联的章程，反映了国际田联大多数会员协会以及各国田径运动员的共同愿望。
但是，在台湾的“田径协会”向英国高级法院提出所谓“申诉”，企图推翻国际田联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决议。
英国高级法院竟受理了台湾“田径协会”的所谓“申诉”，并于04月02日无理裁决国际田联代表大会通过的上述决议“无效”，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
国际田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际体育组织。
国际田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它的代表大会，它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章程和大多数会员协会的意志作出决议，任何人无权干涉。
然而，一个国家的法院竟然置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利于不顾，裁决国际田联代表大会决议“无效”，这不仅是对国际田联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是对广大会员权利的侵犯。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际田联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公认的事实。
国际田联04月27日在达喀尔召开了理事会，决定：
不服英国法院的裁决，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代表大会的决议”。
国际田联理事会的这一正确的决定，维护了一个国际组织的正当权利和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和中国运动员对国际田联理事会的正义立场表示完全支持。
我们相信，这一决定也必将得到各会员协会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田径协会 1979年05月14日

中美两国政府草签两国贸易关系协定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中、美两国政府今天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
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
我国外贸部长李强和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人民日报》代表团离京赴朝
本报讯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为团长的《人民日报》代表团应朝鲜《劳动新闻》的邀请，14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车站送行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秦川、秘书长郭渭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等也前往送行。

友好往来
△ 日本外相园田直及中国驻日大使符浩14日下午前往《日本经济新闻》社观看彩色纪录片《日中友好的桥梁——邓小平副总理访日记录》。
这部纪录影片是《日本经济新闻》社在富士胶卷公司和东洋显影社的协助下拍摄的。
导演为吉田喜重。
影片扼要地记录了邓小平副总理1978年10月下旬访问日本时的生动情景。
日本朋友不久将把这部影片赠送给中国政府。
△ 应我国外贸部长李强邀请，突尼斯贸易部长萨拉赫丁·穆巴拉克一行14日晚乘飞机到达北京，前来同我签订中、突两国政府贸易协定。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外贸部长李强等，突尼斯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梅米也到机场迎接。
△ 《中国科学院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科学合作协议》14日晚上在北京签字。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埃·夸利亚里埃罗，分别代表各自一方在协议上签字。
△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穆青14日晚会见并宴请由团长何萱伟率领的香港各摄影协会负责人参观团。
参观团是在13日抵达北京的，将于日内前往成都、武汉、广州等地参观采访。
△ 以广州市革委会主任杨尚昆为团长的广州市友好访问团，满载着福冈市各界朋友和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14日上午乘飞机离开日本途经香港回广州。
△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埃利科特和夫人一行，在北京、上海、广州参观访问后，11日离开广州回国。
△ 新华社社长曾涛11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社长大畑忠义率领的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
△ 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14日下午会见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合作方案办公室主任贝格卜斯先生及其率领的经济专家，对他们到中国来进行关于合营企业等问题的讲学表示感谢。
（据新华社讯）

越南总理府测量和绘图局1972年05月印制的《世界地图集》，用越文标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没有象越南当局现在这样把它们称作什么“黄沙群岛”、“长沙群岛”。
这是地图集第19页地图局部。
上有用越文标明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字样。

姬副委员长会见赞比亚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以阿·卡巴索为团长的赞比亚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等参加了会见。

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罗政府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由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保罗·尼古列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前来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罗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的。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煤炭部副部长许在廉，石油部副部长秦文彩等到机场欢迎。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道洛班楚也到机场迎接。

我政协代表团访问西德后回京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结束了对西德的访问，今天上午回到北京。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中共中央统战部、外交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离开北京去广州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部长助理张灿明等。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我国外交部副司长朱启祯、高建中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弗里曼·格林陪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去广州。

民主柬埔寨政府会议发布新闻公报
决定发展民族团结阵线继续进行人民战争打击越寇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05月14日广播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会议05月13日发布的新闻公报说，1979年05月06日至07日，在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和政府总理波尔布特的主持下，召开了政府会议，讨论了上个旱季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任务。
新闻公报说，政府会议分析了上个旱季的形势，认为“越南大规模出兵进攻民主柬埔寨，并不是它的强大，而是它的战略不断遭到失败和推行‘印支联邦’战略走投无路的表现。”
公报说：
“越寇的意图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粉碎柬埔寨，它主观地以为有强大的力量，于是出动了许多师的兵力，包括苏联的大量飞机、坦克和大炮，指望一举打倒柬埔寨，解决柬埔寨问题。”
“但是，旱季以来，越南未能实现它的意图，也未能扑灭柬埔寨人民的斗争。”
公报说，虽然越寇不断向柬埔寨增兵，先后向西南大区、中部大区、西部大区、西北大区和北部大区进行扫荡，企图扑灭柬埔寨人民的斗争，但是，他们未能得逞，斗争仍然在全国各个大区和各个地区继续进行。
新闻公报说，政府会议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四个方面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发展趋向，指出：
“越寇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是暂时的。
即使在军事上，越南正面临着不可摆脱的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困难。
在政治、经济和国际上，越南基本上是虚弱的。”
新闻公报说，政府会议明确规定了继续进行人民战争，打击越南侵略者，争取新胜利的总任务：
一、要大力继续进行以游击战为基础的人民战争，要巩固和发展游击队，发展游击活动，在政治、思想、组织和战术方面建设、巩固、发展革命军。
二、在民主柬埔寨控制区和敌人暂时统治的地区建设、巩固和发展人民力量。
按照可能和能力，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努力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三、在国内外，努力巩固和发展柬埔寨全民族的团结阵线，把越南侵略者赶出柬埔寨，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四、要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特别是象民主柬埔寨一样遭受越南黎笋—范文同集团威胁、侵略和扩张的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会议号召柬埔寨人民团结一致，高举独立和主权的旗帜，彻底消灭越寇。
会议呼吁世界一切热爱独立、和平、正义、主权、中立的力量以多种形式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

泰国国王任命江萨为总理
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据泰国电台宣布，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今天正式任命江萨·差玛南为总理并授命他组成新政府。
自从04月22日泰国举行大选以后，各政党和政治集团围绕组织新政府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11日，泰国议会上下两院特别联席会议做出决定，推荐江萨担任总理。

美侦察到苏正在金兰湾设置电子窃听站
新华社北京05月13日电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最近侦察到，苏联正在越南的金兰湾设置电子窃听站。
这是美国方面报道的苏联在金兰湾的最新活动。
今年以来，美国已透露过苏联的水面舰只、远程轰炸机和潜艇在金兰湾活动的消息，并多次表示了“关切”。
05月11日，越南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答越通社记者问时不敢否认苏联军舰在越南港口活动的事实，但是他声称，“苏联军舰得到允许进入越南港口是各友好国家之间正常的事情”。

耿飚副总理到达斯德哥尔摩
乌尔斯滕首相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5月13日电应瑞典政府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及其一行，05月13日晚乘专机到达斯德哥尔摩，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
耿飚副总理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中说：
“我相信，这次访问将对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斯德哥尔摩机场上飘扬着中瑞两国国旗。
耿飚受到瑞典首相奥拉·乌尔斯滕、外交部长汉斯·布利克斯和其他官员的热烈欢迎。
乌尔斯滕夫人向耿副总理的夫人赵兰香赠了花束。
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克里斯特·利奥波德也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以及旅居瑞典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代表。
耿副总理及其一行05月13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奥托佩尼机场作暂短停留。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中央书记卡扎库，罗共中央候补政治执委、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席尼·康斯坦丁等到机场迎送并设宴招待。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争端的由来
新华社记者述评
这些天来，参加中越谈判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和河内的宣传机器，围绕中国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中就西沙、南沙群岛问题提出的建议掀起了反华宣传。
他们指责中国要越南尊重中国对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并从所占据的南沙群岛岛屿上撤走一切人员是什么“十分无理和蛮横”，是什么“蛮横地要越南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
越南方面的这些反华叫嚷有没有什么道理？
中越双方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争端由何而来？
中越两国对于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归属本来并不存在争议。
但是，越南当局在抗美战争结束前后，自恃兵力雄厚、军火满库，对邻国的领土扩张野心急剧膨胀。
1974年，在中国驱逐侵入西沙群岛的南越伪军之后，越南当局竟然对西沙群岛提出了领土要求，说什么“邻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争议需要进行仔细和周密的研究”。
1975年04月，越南当局悍然派兵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
随后，他们在国内外大肆宣传，硬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并且篡改地图，把这两个群岛圈入了越南的疆域。
越南当局声称，“黄沙和长沙群岛”（指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
还说什么“这地图……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中”。
这纯粹是无视历史事实。
中国众多的史籍资料和现代出土的大量文物充分证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英、日、法等国的一些著作，也都记载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在这些岛屿从事生产、开发的史实。
越南史籍的许多记载，也同中国史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这些岛屿的主人是中国而不是越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申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
1951年0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严正指出：
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
其后，中国政府在1956年、1958年、1959年、1974年以及近几年一再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享有合法主权。
中国的上述立场，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尊重和承认。
在1951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上，当时的苏联代表即现在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提出，在对日和约中写明西沙、南沙等群岛归还中国。
他说：
“中国多少世代来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及其他仍被和中国割开的领土，应该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无可争辩的。”
在越南当局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之前的几十年里，苏联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和百科全书，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一直标明属于中国。
现代世界各国的图籍，包括法国、西德、日本、美国和东欧各国在六十、七十年代出版的地图、百科全书、也都载明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1974年以前，无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照会、声明等官方正式文件，还是越南的报刊、教科书和官方出版的地图，以及一些负责人的谈话，都一再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
1956年06月15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正式向中国方面表示：
“从历史上看，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
1958年09月0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其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
09月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就此照会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09月04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
当时，越南《人民报》对中国政府声明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表示支持。
1965年05月09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宣布美军在越南和越南附近的“战斗区域”发表声明，也明确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声明说：
“美国总统约翰逊把整个越南及其附近水域——离越南海岸约一百海里的地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沙群岛的一部分领海规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战斗区域，……”。
此外，1975年以前，越南官方出版的地图，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都使用中国名称，并注明归属中国。
例如，1960年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地图处编绘的《世界地图》，明明白白地用越文标为：
西沙群岛（中华）、南沙群岛（中国）。
越南地图测绘局1964年05月版的《越南地图集》、越南国家测量和绘图局1972年05月印制的《世界地图集》和1974年03月第2次印发的《世界政治地图》，对这些群岛都按中国的名称用越文标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从未象越南当局现在这样把它们称作什么“黄沙群岛”、“长沙群岛”。
越南教育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普通中学九年级地理教科书在《中国》一课中写道：
“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形成的弧形岛环，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道‘长城’。”
在这之前的越南教科书中，类似的记载是很多的。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起四年前越南当局上演的一段插曲。
1975年05月15日，也就是越南出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之后不到一个月，越南《人民军队报》特地刊登了一幅越南地图，一方面悍然把南沙群岛标为越南领土，另一方面注明越南领土的最东点为东经一百零九度二十九分。
《人民军队报》的意图显然旨在证明越南侵占中国岛屿“有理”。
但是，第1，“越南教育出版社”和“越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越南自然地理》和《越南领土自然地理分区》都清清楚楚地指出，越南领土的最东点为东经一百零九度二十一分，而不是一百零九度二十九分；
第2，即使这样任意圈划地界，擅自把越南领土向东扩展八分，南沙群岛无论如何也圈不到越南的疆域以内，因为南沙群岛位于东经一百零九度三十分以东，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通地理知识。
越南方面战战兢兢地圆谎，不意不小心仍然露出了马脚，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说南沙群岛是越南领土根本站不住脚。
以上桩桩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它们确凿无疑地说明了：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不仅为世界所确认，而且也为越南政府的许多声明以及官方材料所承认。
所谓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争端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的。
他们被领土扩张野心迷了心窍，当年信誓旦旦作出的诺言不算数，自己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视为废纸，这种自食其言、违背国际信约的行径，在整个国际交往中也是很少见的。
到底是谁“十分蛮横和无理”，是谁要别人“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全世界会有公论。
越南当局用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而且觊觎中国整个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这是它恶化中越两国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
目前，越南的军队仍然非法盘踞着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他们的武装船只继续不断侵犯西沙群岛的海域。
南沙和西沙群岛这个本来不存在的问题，竟被越南当局蓄意弄成了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争端。
越南当局口口声声说：
“十分珍视并始终如一地希望维护和发展同中国人民的良好关系”。
一打娓娓动听的言词不及一个实际的行动。
如果越南方面真正有解决问题的愿望，那就不应回避中国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的八项原则建议，在南沙、西沙群岛问题上必须回到它原来的立场，尊重中国对南沙、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撤走非法侵占南沙群岛六个岛屿的全部越南人员，停止对西沙群岛海域的入侵和挑衅。

陈慕华副总理同孟总统特使会谈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同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的特使、商业部长穆罕默德·赛福尔·拉赫曼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和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等。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看武汉杂技团演出
据新华社马尼拉05月13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5届会议的各国代表05月13日晚观看了中国武汉杂技团的首场演出。
中国武汉杂技团的这场演出是为参加在马尼拉的第5届贸发会议的各国代表举行的。
在可以容纳八千多名观众的菲律宾文化中心民间艺术剧院演出时，座无虚席。
演出结束后，马科斯总统夫人亲自把茉莉花瓣撒向演员们，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武汉杂技团是应菲律宾大马尼拉市长兼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的邀请，于05月10日抵达马尼拉进行访问演出的。

五花八门的苏美裁军谈判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面大肆扩军，争夺军事优势；
一面又搞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关于裁军的谈判，力图限制对方。
十几年来，双方举行的裁军谈判，可以说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据统计，它们近年来不断进行的重要裁军谈判大约有以下几项：
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
苏美的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从1969年11月在赫尔辛基开始的。
双方都以这一谈判作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争夺核优势的一种手段。
第1阶段的核谈判，是从1969年11月到1972年05月。
经过两年半的讨价还价，由勃列日涅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临时协定》。
协定规定双方当时拥有的和正在制造的战略导弹（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冻结五年，但对导弹质量特别是核弹头的数量和质量都没作丝毫限制，也未涉及远程战略轰炸机。
1972年11月苏美两家又开始了所谓第2阶段的核会谈。
1974年11月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在海参崴同勃列日涅夫就双方到1985年为止的战略武器限额达成了一个意向性协议。
这个协议仍然只字不提对战略武器的质量限制问题，却在数量上规定各自可拥有二千四百件的战略武器最高限额，其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为一千三百二十件。
第2阶段会谈经过了六年多时间，到今年05月止，双方在日内瓦已举行了二百九十一次会议，在有关“逆火”式轰炸机、巡航导弹、查核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吵。
经过长期讨价还价，05月09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宣布，美苏已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第2阶段原则协议。
据报道，第2阶段协定规定双方拥有洲际导弹的最高限额为二千二百五十件，其中一千三百二十件可装备多弹头。
协定有效期到1985年为止，在此期内，双方各自还可以发展一种新型陆基洲际导弹。
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不作为战略武器，不在限制之列。
而美国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轰炸机则在限制之列。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
苏美两国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了大量核试验之后，于1963年08月，苏美等国搞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这以后，苏美转入了地下核试验阶段。
十几年来，双方进行的地下核试验不下几百次，通过这些试验，苏美大大发展了核技术，改进了核弹头。
尽管两家不断进行地下核试验，但它们却于1974年07月和1976年05月先后又炮制了所谓《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和《限制关于用于和平目的地下核爆炸条约》，规定停止进行当量在十五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之后，1975年苏联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草案》，美国总统卡特在1977年初宣称“愿意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采取迅速和积极的行动”。
1977年07月，苏美英三国就缔结一项全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重新开始会谈。
谈判一直延续至今，据称已取得某些进展，但就在谈判期间，苏美两国共进行了四十多次地下核试验。
限制和减少印度洋军事活动的谈判。
1977年03月美国国务卿万斯向苏联首次提出“印度洋完全非军事化”的建议。
接着苏美两国成立了混合工作小组，着手谈判所谓“苏美在印度洋的海军军备竞赛”。
自1977年06月开始至1978年02月，双方共进行了四轮会谈，同意拟制一个所谓“分阶段解决”的方案，任何一方不对自己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的规模和性质”作重大改变。
实际上是对两国在印度洋的现有军事力量进行“冻结”。
但在涉及具体的如何划定印度洋地区范围和如何区分常规舰队或流动舰队等问题上则有严重分歧，苏联要求把澳大利亚东海岸也包括在印度洋地区之内。
自1978年02月之后，由于苏联不断在非洲在西亚地区进行武力扩张，谈判就此搁浅至今。
双方既未达成协议，也未减少在印度洋上的一艘兵舰。
中欧裁军谈判。
中欧裁军谈判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在1973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的。
参加谈判的与会国和作为观察员参加的国家共十九个。
由于中欧地区苏联的常规部队和武器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在谈判中，北约国家主张“均衡裁减”就是各方按比例裁军，也就是要华约多裁，使双方兵力相等。
苏联则坚持“对等裁减”。
就是你裁多少，我也裁多少，苏联仍然可以占优势。
许多年来，就是围绕这么一个问题扯皮，无法取得进展。
后来为了确定裁多少军先得确定双方有多少实际部队。
于是近年来又在这个简单不过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因为双方对华约、北约在中欧部队的实际人数估计不一。
苏联诡称双方兵力“大体均等”，而西方国家认为华约部队隐瞒了十五万人左右。
双方辩了几年，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弄清楚”。
迄今为止，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已进行了五年半，单全体会议就开了二百多次，但一事无成。
限制常规武器输出谈判。
1977年12月苏美开始会谈，迄今毫无结果。
近年来，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除了用输出武器捞取大量金钱外，还把它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
两国军火买卖越做越兴旺。
因此尽管谈判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结果还象法新社所说的：
“美国和苏联都不愿达成任何有损它们的盟国或传统的（军火）顾客的安全的协议”。
其他谈判。
除上述几项主要的谈判之外，苏美还进行了关于禁止放射性和化学武器的谈判，关于武器和技术转让问题的谈判，关于防止核扩散问题的谈判，关于禁止环境战问题的谈判，关于禁止卫星战问题的谈判等等，但这些谈判除了欺骗世界人民之外也都没有什么结果。
（冬柏）（附图片）
这是05月14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一幅漫画。
手提公文皮包前往参加谈判的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公文皮包上面有“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字样。
正在加紧发展战略核武器的是苏联一方。
说话的是勃列日涅夫。
他说：
“您好，吉米！
我一面干活，一面同你谈，我想您不会介意吧！”

国际简讯
玻利维亚组成新内阁
玻利维亚新内阁已于11日就职。
上届内阁是09日提出集体辞职的。
新内阁中更换了财政和外交等四名部长，其他阁员全部留任。
新任财政部长为哈维尔·阿尔科雷萨，外交部长豪尔赫·埃斯科瓦里。
希腊第1座坦克装配厂投产
希腊第1座坦克装配厂11日正式投产。
这座工厂是希腊为了在军备供应方面加强自力更生、改变完全依赖外国的状况的努力的一部分。
据希腊国防部长阿维罗夫—托西扎说，有了这座工厂，希腊每年可以节约六百五十万美元。
沙特禁止进口埃及报刊
据开罗电台14日上午广播，沙特宣布禁止进口埃及报章杂志。
几天前，伊拉克和叙利亚关闭了中东通讯社在这两个国家的分社。
此间观察家认为，这些作法表明，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抵制已开始涉及到文化领域。
伊朗取消在伊美国军事人员的特权
伊朗革命委员会于最近批准了伊朗临时政府制定的一项法案，取消前国王执政期间给予美国军事顾问在伊朗的外交豁免权。
据报道，美国在伊朗驻有几千名军事顾问，都曾享受外交特权，如治外法权等。
西德青少年犯罪活动增加
据西德官方最近公布的统计材料，1978年西德青少年犯罪活动继续增加。
在全年一百二十七万名嫌疑犯中有十九万青年和九万八千名少年儿童。
同1977年相比，青年嫌疑犯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二，少年儿童嫌疑犯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
执政党发言人指出，青年犯罪活动的增加是令人忧虑的。
（新华社）

罗马尼亚《火花报》谈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根据国家情况运用经济规律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5月08日电罗马尼亚《火花报》今天为纪念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五十八周年发表文章说，党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从来不向人民作做不到的许诺。
因为党向来对人民讲真话，所以人民相信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文章指出，最近十五年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深刻地和扎扎实实地探索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真实情况，坚决而大胆地清除了一些违背时代的东西，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了一些教条和偏见的压抑，为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巨大的力量和发挥群众的蓬勃创造精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文章还认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制度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在于党铸造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各族劳动人民的兄弟情谊。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5月07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05月0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六十一周年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经济政策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思想。
文章说，根据罗马尼亚的需要，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充分运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特点和水平的规律。
文章说，“罗共不是把经济领导关系和机构看作一种终结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看作生产力迅速发展、提高经济和社会活动效益的需要。
确保它的不断完善，并通过这一途径解决所出现的矛盾，这是理所当然的。
整个经验表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的鼓励方式，向来要求最迅速地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以便使生产力能够迅速发展，极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同样，这也要求国家政治上层建筑考虑经济利益——生产力之间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分配问题。”
文章在谈到罗马尼亚最近一年来为改革经济体制而通过的各种措施时指出，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地关心确保生产关系制度的进步，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上层建筑的前进，以解决新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各种落后面之间出现的矛盾，解决它所创造的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提供的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同它的仍然是低效率的运用之间出现的矛盾，及时和扎扎实实地了解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客观需要同过时的经济—财政制度的运转迟缓之间出现的矛盾等等。”
文章说：
“所有这些措施表明，罗共及其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为确保解决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根据当前条件，更好地运用经济规律所普遍、客观地决定着的体制。
这个体制包括以下基本环节：
（生产和非生产）消费需要制度，（普遍的、集团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制度，（普遍的、集团和个人的）经济鼓励制度和经济领导的形式和方式的制度。
在这一意义上，为完善财政经济体制所采取的措施的主要内容有：
把工人自治作为经济领导的基本原则，并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道加以确立和完善；
在提高企业权限的情况下，采用企业经济财政自我核算、财政自理和提高集体的责任；
完善物质鼓励制度；
改进计划制度，现在的计划工作要从基层经济单位和地区—行政单位由下而上地做起。
同时还改进了经济指标。”
文章说：
“罗马尼亚人民根据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为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而进行坚决努力，表现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方面的巨大创造力，并以此证明罗马尼亚人民是历史和自己未来的光辉缔造者。”

美官员和参议员对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意见不一
万斯和布朗认为修正或拒绝条约后果严重
一些参议员表示很难不加修正而通过条约
新华社北京05月14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国防部长布朗13日发表电视谈话说，如果美国参议院修正或拒绝将要签署的美、苏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一些参议员在同一天发表的电视谈话中却表示参议院很难不加修正而通过这个条约。
万斯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同新闻界会见》的电视节目里发表谈话说，条约的各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修改任何一部分，都有完全扼杀这个条约的严重危险。”
他说，“我想象不出能够以修正案的方式作任何实质性改动而不会危及这个条约的存在。”
万斯说，如果参议院不批准这个条约，“就将使美、苏关系极度紧张”。
他认为，这还会“给核军备竞赛火上加油”，并引起北大西洋公约盟国的“严重忧虑”。
布朗在同一个电视节目中发表的谈话，也呼吁美国参议院照原样通过这个条约。
他说，“世界有了这个条约，将比没有这个条约要安全一些。
对这一点，我思想上是没有怀疑的。”
同一天，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分别在美国广播公司的《问题与答案》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全国见面》的电视节目中发表了谈话。
贝克再次声明，他对这个条约有“严重保留”。
他说，对这个条约，可能需要或者由参议院修正，或者在参议院批准前由政府就条约的一些部分与苏联人重新谈判。
贝克说，条约在参议院不作修改地批准，“看来是很不可能的”。
纳恩说，他反对下述的观点：
参议院要是修正这个条约就等于是拒绝它。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12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批评卡特总统10日对美国零售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讲话时所说，如果参议院不批准这个条约，“我们将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看成是战争贩子”。
他说，“这种说法不可信”，“我不认为这种说法能为条约赢得任何赞成票”。
伯德说，在他看来，关键问题是条约能否增进美国的安全，以及它的条款能否受到充分的核查。
据《纽约时报》12日报道，驻欧美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盟军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在一篇谈话中表示，对美、苏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抱有“严重的疑问”。
“照我看，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更好地做那些为纠正在战略力量方面非常可怕的缺陷而必须做的事情，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据报道，美国前总统福特12日发表谈话说，他对美、苏将要签署的这个新条约有严重保留。
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核查苏联遵守条约的情况，福特也表示怀疑。
美国前国防部长莱尔德同一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代表在同苏联谈判这个条约时，态度不够强硬。
他说，美国在限制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射程问题上，对苏联作了让步。
这对这种导弹执行战术任务和区域防务，特别是对西欧的防务，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障碍。
莱尔德说，卡特总统为了满足参议院议员的要求，可能不得不就这个条约同苏联人重新谈判。
“就它目前的形式而言，它是不可能得到（参议院）批准的。”

苏联允许更多犹太移民出境
新华社贝鲁特05月12日电贝鲁特的《中东报道》05月12日指出，虽然苏联口头上攻击以色列，但实际上却为苏联犹太人移民出境敞开大门。
这家报纸援引西方记者的报道说：
“今年04月份有五千名犹太人被批准出境，而03月份的数字是四千四百一十八名。
1973年10月的最高数字是四千四百零八人。
这是另一个纪录。
1979年头四个月近一万七千名犹太人移民出境，以此为基础，估计至今年底被允许移民出境的总数预计可达五万人。”
这家报纸指出，“据信苏联的犹太人总数约有三百万，以色列经常把这说成是未来人口的主要后备。”

西德总理施密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强调
加强北约组织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
新华社伦敦05月11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05月10日和11日在这里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欧洲经济和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英国首相和西德总理间的一次半年例会。
两国领导人11日下午一起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两国在保卫西方、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他们表示，两国政府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将继续进行合作。
撒切尔夫人10日晚在首相府为施密特总理举行的宴会上说，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我们将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采取大家认为是必要的各种措施，来对付军事威胁。
我们都关心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平衡，因为我们都相信，这种平衡真正有助于欧洲的稳定与和平。”
她还表示，英国政府打算保持并改进英国军队的实力。
在谈到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时，撒切尔夫人说，新政府对英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承担义务，因为“这不仅对欧洲来说是对的，而且对我们本国来说也是对的”。
她表示，新政府的宗旨是，“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充分而积极地为共同体的发展作出努力”。
她重申了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就，比我们独自能够获得的要多得多。”
施密特在宴会上讲话时说：
“德国人同英国人应该一起共同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这是历史的需要。
两国还应该一起保持大西洋联盟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他指出，“对英国人和德国人来说，大西洋伙伴关系是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共同基础。”
他还说：
“我们还要遵守我们对第3世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工业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应有必要的团结这一原则。”
施密特是05月10日到伦敦的。
他已于今晚离开这里回国。

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
美国意大利葡萄牙工人罢工
新华社北京05月11日电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隆消息，在长时间要求提高工资的谈判失败之后，美国橡胶工人工会决定自09日中午开始对尤尼罗伊尔公司进行罢工。
分布在全美的隶属这家公司的十二个工厂的八千二百名工人立即离开工作岗位，举行罢工。
罢工工人10日还说，他们将去白宫前布置纠察线，表示抗议美国政府限制提高工资的政策。
橡胶工人三年一度的合同于04月20日期满。
橡胶工人工会选择了美国四大橡胶公司之一的尤尼罗伊尔公司作为谈判对象，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
如果达成协议，其他三家公司也将按此合同行事。
工人们为了争取谈判成功，几次推迟罢工。
但这家公司顽固地遵循官方指令，出尔反尔，在同意工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之后又随即否认。
橡胶工人愤怒指出，正是美国官方挑起了这场罢工，按照官方规定的增加工资限额，工人们因通货膨胀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美国橡胶工人在1976年合同期满时，曾发动对四家大橡胶公司的全国性罢工。
那次罢工坚持了一百四十一天。
新华社罗马05月08日电 意大利六百万名工人08日举行了四个小时的全国性罢工，要求订立新的劳工合同。
参加罢工的有冶金、建筑、纺织、制鞋、化工、食品业和印刷业的工人以及农业部门的工人。
在罗马，几千名工人今天下午举行了示威游行。
他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团结起来争取变革”、“团结才能胜利”等口号。
他们还在露天竞技场广场举行了集会。
其他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集会和游行，一些工会领导人在集会上讲了话。
按照意大利的惯例，劳资双方每隔三年集体签订一次合同。
上一次合同已于去年12月满期，但由于资本家的拖延，迄今未能签订新的合同，资本家利用这一情况，可以随意开除工人。
因此，最近几个月来，工人们不断为要求签订新的劳工合同而举行罢工。
新华社里斯本05月09日电 据葡萄牙新闻社报道，葡萄牙铁路工人05月09日举行十至十二小时的全国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罢工使全国的铁路运输在这段时间内陷于瘫痪。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二万六千名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
最近几个月来，葡萄牙的食品和燃料价格飞涨。
从04月初到现在葡萄牙南方的旅馆职工、维修里斯本机场的技术员、全国的邮电职工也不断举行有限期罢工，抗议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里斯本05月11日电 据葡萄牙通讯社报道，葡萄牙北部地区旅馆业工人05月10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罢工，抗议资方拒绝签署集体劳工合同。
与此同时，葡萄牙中部地区的部分旅馆业工人也为此举行罢工。
另一方面，葡萄牙三大城市——里斯本、波尔图和科英布拉的公务人员05月10日分别举行集会，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
在首都里斯本举行的集会上，公务人员通过决议表示，将为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继续进行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波尔图的出租汽车司机也从05月09日开始举行四十八小时的罢工，要求改善待遇。

谁的阳光、微笑、家庭……
梁丽
“和平就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它是阳光，是孩童的微笑，是母爱，是天伦之乐，是家庭的团聚。”
这段散文诗似的话，出自以色列的贝京之口。
去年12月，他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金时说了这番漂亮话。
但是一碰到阿拉伯领土问题，贝京这只“和平鸽”就成了一条张牙舞爪的豺狼。
前几天，他在特拉维夫回答记者时，恶狠狠地说，“我们决不撤出戈兰高地。
根本不存在为了换取和平而放弃安全的事情。
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和平。
而没有戈兰高地，也就没有安全。”
贝京凶相毕露了。
戈兰高地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南，从来就是叙利亚的领土。
1967年“六·五”战争期间，以色列出动空军、炮兵、步兵强占了这块高地。
至今山坡上还能依稀看到以色列工兵当年强修进攻道路的痕迹和叙利亚和平居民被迫离开后留下的残垣废墟。
以色列侵占戈兰高地，损害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了大马士革和整个叙利亚的安全。
可是贝京却颠倒是非，扬言要继续强占叙利亚的领土，反过来拿以色列的“安全”为借口，不肯撤走。
这种借口“安全”进行侵略扩张，同当年希特勒借口“生存空间”蹂躏整个欧洲，有什么两样？
以色列有什么权利用侵占别国领土、威胁别国安全，谋求自己的所谓“安全”？
三十年来中东没有和平，是由于以色列不断侵略扩张，占领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破坏了中东的和平和安全。
以色列一天不放弃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不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失去的民族权利，中东就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安全。
阳光、微笑、家庭……。
在贝京嘴里只不过是虚伪的辞令，他要的只是侵略和扩张；
而对于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这些却是真正珍贵的东西。
正是为了维护和恢复这些东西，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才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着长期的斗争。
不管贝京之流怎样骄横，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获得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

黎巴嫩总理揭露贝京的和平谎言
新华社贝鲁特05月08日电据贝鲁特报纸报道，黎巴嫩总理胡斯05月07日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揭露贝京建议同黎巴嫩签订和约的虚伪性。
胡斯指出，贝京是在以色列野蛮侵略黎巴嫩领土并造成许多无辜者死亡和巨大物质损失以后，提出同黎巴嫩签订和约的要求的。
他还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和平居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在和平的名义下发生的”。
以色列总理贝京05月07日发表讲话邀请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前往耶路撒冷缔造和平。
他在这篇讲话中还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和将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在阿拉伯国家。
据新华社贝鲁特05月08日电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总理胡斯和政界人士05月08日发表讲话拒绝以色列总理贝京提出的关于黎巴嫩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建议。
他们指出，贝京所谓的建议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明目张胆的挑衅。
胡斯总理驳斥了贝京对叙利亚军队驻扎在黎巴嫩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