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区党委负责同志到农牧业生产第1线
研究解决新问题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银川05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谷忠诚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到农牧业生产第1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基层干部一起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了农村牧区的大好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农村牧区形势发展很快。
其突出表现是，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民主办社空气比较浓厚，干部、社员心情舒畅，工作和劳动热情高涨。
社员出工人数和劳动工效普遍高于去年，各项增产措施正在落实。
全区四百多万亩夏粮作物苗全苗壮；
引黄灌区造林面积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山区和草原牧区植树造林和四旁植树进度快、质量好；
畜牧业生产也有新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区党委多数常委分赴六盘山区、引黄灌区、草原牧区的一些县、社、队。
自治区直属机关也有三百多名干部深入到农牧业生产第1线。
固原地区是农业生产比较后进的山区，以前有不少社队靠国家贷款搞生产，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
近两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地区的形势有了一定好转。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深广，一些干部生怕批极左和落实政策“过了头”，犯“方向路线错误”。
区党委副书记薛宏福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他走村串寨，召集座谈会，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和他们一起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有关政策，共同总结本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三起两落”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坚持落实政策，才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步伐。
入春以来，这个地区对基层干部和社员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抓得很紧，各社队普遍加强了经营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责任制，并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发展农林牧副业的具体措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社员划了一定数量的荒山荒地种草、植树，扶持社员发展养羊、开展副业生产。
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宁夏农村不少社队出现了人多活少的现象。
特别是那些生产水平高、收入多的社队，这个问题表现更为突出。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一些社队不是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引导社员向生产的广度、深度进军，而是采取简单化的限制出工的办法，或听任劳动力出去自找门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区党委第1书记李学智带领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深入到银川郊区和灵武、吴忠等县的一些社队作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社员意见，并且解剖了银川郊区的满春大队和吴忠县古城大队两个先进典型。
这两个大队土地、人口大体相等，可是集体经济、社员收入却相差较大。
满春大队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组织劳力开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员收入逐年提高。
而古城大队由于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不注意安排劳力开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有时还对社员出工加以限制，结果，粮食生产虽然过了千斤，可是集体经济却非常薄弱，搞生产还要向国家贷款，不少社员家庭是超支欠款户。
李学智同志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教育古城大队的干部，要他们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开展多种经营，走农工副全面发展的道路。
现在，古城大队剩余劳力已经得到了合理安排，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一天比一天活跃。
宁夏区党委负责同志每到一地，很注意了解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
区党委常委陈冰同志在贺兰、永宁、平罗等县和石咀山市郊区一些社队调查研究中，看到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中一些带倾向性的苗头，他一面帮助基层解决这些问题，一面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区党委。
区党委和区革命委员会认为他汇报的情况有普遍意义，及时向全区各地发出《关于当前农村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中重申了稳定三级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接受国家计划的辩证统一关系、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

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本报评论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同志围绕着解放思想、民主和科学等问题，进行了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
这是可喜的现象。
解放思想，这是党中央的号召。
去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和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的会议，正因为这样，会议才能促进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这个重大决策的提出，也给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和许多地方召开了各种理论讨论会，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既重温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又研究了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对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意义。
很显然，探讨这些理论问题，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在这些讨论会上，尽管是大家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但在拥护三中全会精神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应该说，这种活跃的理论讨论会是多少年来没有的。
继自然科学工作者之后，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盛行，上当受骗的人很多，理论研究工作遭到严重摧残，理论学习受到很大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很多同志对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理论工作也越来越活跃。
去年0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很多党政军负责干部的重视。
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个讨论，指出：
“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科学无禁区。
在理论问题上，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发表新意见，这是思想活跃的表现。
有不同看法，可以继续讨论。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有些问题一时难于判断，也可以留待实践去检验。
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不主义。
只有这样，真理才能得到发展。
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必然要求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僵化，思想落后于实际。
我们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了，他们的认识却还停留在旧阶段。
新时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有的是在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
这就需要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出新的结论。
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某些同志却认为，“坚持”就是原封不动，一切照搬。
林彪、“四人帮”的“句句照办”，“按既定方针办”的流毒，还在他们头脑里作祟。
我们还需要继续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组织学习讨论。
我们希望这些地方能补上这一课。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重视理论学习，加强理论研究，展开理论讨论，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希望各地和各部门的党委把这个工作抓起来，使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
把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会议围绕解放思想、民主和科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本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05月02日开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已于05月09日胜利闭幕。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关、部分高等院校及有关部门的代表二百六十四人。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一百五十六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
黎澍、王若水、侯外庐、胡绳、周培源、杨超、齐振海、吴家麟、李秀林、温济泽、彭明、张岱年、楼宇烈、蔡尚思、李锐、胡华、张静如、步平、陈善学、阮铭、丁守和、胡曲园、孙昌熙、王瑶、陈涌、钟敬文、叶水夫、夏鼐、赵复、钟沛璋、罗琼、陈碧笙、廖盖隆、马沛文等同志向大会交了论文，或者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或者在会上发了言。
此外，“艾思奇同志文稿整理小组”还送来了艾思奇同志没有发表过的遗稿《五四运动前后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到会代表的重视。
周扬同志所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是讨论会上一篇最主要的学术报告。
到会同志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致认为周扬同志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所作的理论概括，符合历史实际，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它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思想解放的方针，也就是“放”的方针，这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最解放的思想，它反对一切教条、一切偏见，一切想要建立最终思想体系的企图。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坚持它的根本——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地改正、补充、丰富和发展。
在当前来说，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精神，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到会同志认真分析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思潮，认为对于那股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我们应该足够重视，作坚决的斗争。
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那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肃清，思想仍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而产生的怀疑和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错误思潮，更带欺骗性。
为了排除这两种错误思潮干扰，我们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充分肯定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果，防止把思想解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到会同志充分讨论了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认为这是当时推动思想解放的锐利武器，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为我们党所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优良传统。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传统受到很大破坏。
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把它迅速恢复和发扬起来。
发扬民主是促进科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
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民主精神首先表现为以平等的态度进行自由讨论，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只能一切服从真理。
同时，民主精神也表现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受到任何限制，“科学无禁区”。
做不到这些，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
到会同志还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法制，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组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也是学术研究中坚持科学态度的一个表现。
五四时期曾经存在着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形式主义偏向，六十年来这种偏向并未彻底克服，它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造成很大困难。
在小组会上，同志们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的组还着重讨论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认为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神化鲁迅、歪曲鲁迅、利用鲁迅搞阴谋，这些流毒尚未肃清，对研究鲁迅是不利的。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和科学性一致的原则，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些组还对五四运动历史问题、文学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09日下午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主持。
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征集五四运动历史文物的倡议和重修李大钊烈士陵墓的倡议。
这次学术讨论会，自始至终，贯彻了三中全会发扬民主的精神，充满了学术自由的空气。
发言的同志，都能做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尊重，以同志式的平等态度进行讨论。
大家谈到我国建国三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还处在落后状态，感触很深。
一致表示今后要急起直追，刻苦努力，有所建树，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检阅全军体育工作成就的一次盛会
解放军第4届体育运动大会在京开幕
华国锋邓小平等同志出席开幕式徐向前同志讲话
三千多名运动员决心创造优异成绩，推动部队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促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05月13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届体育运动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
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了开幕式。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徐向前、陈锡联、韦国清、张廷发也出席了开幕式。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和首都工人、社员、学生、机关干部三万五千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这届运动会是检阅全军体育工作成就的一次盛会。
来自北京、沈阳、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2炮兵、工程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以及军委直属队的三千多名运动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决心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推动部队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开幕式在北京南口装甲兵靶场举行。
场上彩旗飘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巨幅标语竖立场上，整个场地的气氛庄严而热烈。
上午九时半，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裁判员、运动员的队伍，跟随举着“八一”军旗的前导队，步伐整齐地进入会场。
这时，全场观众热烈鼓掌，预祝体育大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全军第4届体育运动大会主席团主任杨勇致开幕词。
他说，这届运动会是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举行的，一定要开得好，开得精彩，推动我军教育训练和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增强官兵体质，锻炼勇敢坚韧精神，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作出贡献。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军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我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认真总结和学习自卫还击作战的宝贵经验。
坚持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搞好教育训练，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使我们的国家有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为保卫“四化”作出贡献。
在部队建设中，要把发展体育运动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抓好体育训练，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努力培养又红又专又健的干部、战士，加强运动员队伍的建设，努力攀登体育高峰，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徐向前说，全军第4届体育运动大会，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对我军体育运动成就的一次检阅；
是对我军体育工作新的推动。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体育工作路线和“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体育的新风尚。
以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们为榜样，发扬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加强团结，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互相学习，赛出好风格，赛出新水平。
通过这届运动会，进一步推动普及，促进提高，使我军体育工作更好地为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军体育先进单位代表陈德州、运动员代表董湘毅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表示，一定要把这届运动会开好，推动部队的群众性体育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为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勇猛顽强、敢打敢拚的光荣传统，胜不骄，败不馁，创造优异成绩，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向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汇报，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开幕式上进行了军事表演。
跳伞队的运动员们表演了双机对拉、拉烟定点、十人造型等六个项目。
特别精彩的是踩伞表演，四名男女运动员分成两组，上面的运动员踩在下面运动员的伞衣上，象空中叠罗汉似地徐徐下降，最后分开着陆。
这是一个新项目。
观众都为运动员们的精彩表演而热烈鼓掌。
火箭布雷表演开始，布雷车进行了单发、连发和齐射射击，全部获得成功。
坦克实弹射击，场上铁骑飞奔，炮声隆隆，一发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
最后的一项表演是摩托车技巧。
摩托车队的男女运动员高擎红旗驶进表演场，表演了抢码发车、隐蔽驾驶、飞轮交换驾驶、通过应急桥和断桥、高速穿过火墙等十一个项目。
他们的勇猛顽强精神和高超本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张才千、傅钟、黄玉昆、朱云谦、张震、王平，外交部长黄华，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钟师统，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
参加这届运动会观摩表演、交流经验的全军七十八个体育先进单位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附图片）
华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等，于05月13日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届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式，并观看了军事项目表演。
新华社记者官天一摄

三级茶叶的启示
湖南省平江县金龙供销社有个收购员叫冯倚思。
去年04月，保全大队茶场的一个社员来卖茶叶，老冯给定成三级，社员不满意地说：
“这样嫩的茶，怎么会是三级呢？”
老冯重新看了看，原来的“茶青”果然质量很好，只是晒得不好，炮制技术不过关，才使一级茶变成了三级茶。
老冯给卖茶的社员讲清了这个道理。
社员走后，老冯一直在想：
一级茶变成三级茶，影响了国家收购，减少了集体收入，自己是有责任的。
老冯决定走出柜台。
一个雨天，保全大队茶场那位卖茶叶的社员请他去帮助制茶，老冯愉快地答应了。
他一边操作，一边讲技术，一直干到深夜，制成红茶三百五十斤，全部是一级。
就这样，老冯先后到八个大队、三十四个生产队的茶园言传身教。
罗祥应

为确保安全度汛
临朐县提早作好防汛准备
据新华社济南05月12日电山东省临朐县委、县革委会教育干部、社员克服麻痹思想，提早作好防汛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临朐县位于沂蒙山区北部，境内沟壑纵横，丘陵起伏，河流多，水库多，防汛任务重。
近几年这里连续干旱，许多同志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年年防汛不见汛，早防没必要，防汛准备工作进展迟缓。
为了解决这种麻痹思想，消除侥幸心理，县委、县革委会最近专门召开了防汛准备工作会议，总结本县历史上久旱之后必有大涝和春季雨水多、全年降雨量就多的气象规律，联系本县近几年来连续干旱，今春降雨较多的事实，提醒大家今年可能有大汛。
县革委会还组织力量，到全县十八处公社、五个水库管理局、汶河、弥河流域进行调查，找出防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县、社和大、中型水库都建立了防汛指挥机构。

克服麻痹思想加强防汛工作
水利部最近召开的防汛会议指出，连续几年大旱之后可能出现大涝，因此不能对防汛抱有侥幸心理，要抗旱防汛两手抓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夏季已经来临，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七大江河的防汛工作都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最近，水利部召开了有各流域机构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水利局负责同志参加的防汛会议。
会议指出：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那种由于连年的干旱而产生的麻痹思想。
今年是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第1年，防汛工作不可忽视，一定要搞好。
会议认为，我国的大江大河都已多年没有发生大水，按照江河过去历史情况，连续几年大旱之后可能出现大涝。
因此，不能因连年干旱而对防汛抱有侥幸心理，要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抗旱防汛两手抓。
对防汛工作要从最坏处打算，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争得防汛斗争的主动权。
为确保防汛安全，会议要求各地抓紧汛前的大检查。
要把堤防、水库、涵闸等各类工程的情况摸清楚，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明确责任，及早处理。
黄河、淮河生产堤圩问题，必须执行国务院批示，坚决处理；
海河、辽河、松花江和其他江河的清障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保证原来的行洪断面。
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要落实。
对于防汛群众队伍的组织，防汛抢险物料的准备，防汛的通讯联系等，都要做出具体安排，限期完成，而且要进行检查。
防汛是关系到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件大事，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及时建立与健全防汛指挥机构，加强统一的防汛指挥与调度工作。
同时，要搞好工程的管理。
一定要改变某些水库、堤防、涵闸至今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会议要求：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采取一切措施，战胜洪水，保障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顺利转移。

八年送粮如01日
承德市北梁陶瓷厂有四十多户家属，粮食由大庙粮站负责供应。
大庙到北梁往返十六里，上坡下坡很难走。
为了减轻陶瓷厂职工的负担，大庙粮站职工给北梁居民定期送粮到厂，至今已坚持了八年，群众说他们是“八年送粮暖人心”。
今年春节前夕，节日供应十分紧张，白天实在抽不出时间给北梁居民送粮。
同志们说：
“送粮日子是早就定好的，一定要风雨无阻，取信于民。”
旧历二十八那天下班以后，职工们把粮食、花生等送到了北梁。
居民们说：
“我们就知道你们准会来的”。
茹琪

加快山西省煤炭的开发和利用
煤炭工业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怎样使煤炭工业发展得更好更快些，是大家迫切关心的问题。
最近，记者到有关部门和山西省采访，从了解到的事实说明：
很有必要把山西省建设成为燃料动力基地，大力作好山西省煤炭的文章。
这不仅是当前发展煤炭工业关键性的一着棋，也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山西省煤炭极为丰富，从桑乾河源头，到汾水两岸；
从太行山，到吕梁山，处处有煤藏。
全省百分之八十的县有煤，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全国煤炭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目前是我国煤炭储量最多的省。
建国以来，山西省煤炭工业新增生产能力占全国煤炭工业新增生产能力的比例是：
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为百分之十二点四；
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八点五；
三年调整时期为百分之九点七五；
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八点一；
1971年到1977年为百分之四点七七。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尽管山西省煤炭产量有很大增长，但是同它丰富的储量来比，是不相称的。
如果按占全国煤炭储量比例开发山西煤炭，山西省煤炭新增生产能力应占全国煤炭新增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至少不低于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实际情况是，最多不足八分之一，最少不足二十分之一。
所以目前各方面要求加快开发山西煤炭的呼声很高。
从经济上来说，开发山西煤炭是合算的。
做经济工作就得算经济账，在那里搞上算，就在那里搞。
根据二十八年煤矿建设的统计，平均新增一百万吨煤炭生产能力，在山西建投资只要二千九百七十万元，在湖南建要投资六千四百七十三万元，在湖北建要投资一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元，在浙江则要投资二亿四千三百一十二万元。
一吨煤炭的生产成本，在山西是十三元三角，在湖南是二十四元八角，在浙江是五十二元九角八分。
如果对山西煤炭开发进行整体规划，搞坑口电站，搞煤炭化工，那样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
美国的阿巴拉契亚，苏联的顿巴斯和西德的鲁尔，是世界上有名的煤炭基地，就其已探明的储量来说，都没有山西多，而其产量却比山西多。
美国阿巴拉契亚的煤炭产量相当山西省煤炭产量的四倍多。
这说明，加快开发山西省煤炭不仅是可能的，十分必要的，道路也是宽广的。
山西省煤炭的优点很多：
一、储量丰富。
二、品种齐全，有焦煤、动力煤和无烟煤，储量约占全国同类煤储量的一半左右。
焦煤中的主焦煤、瘦煤、肥煤和气煤的品种也很齐全。
此外还有褐煤，用途也很广泛，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三、质量好。
山西大多数煤炭灰分低，含硫少，适合于工业用，也适合于民用。
晋城产的兰花煤，驰名中外，有的国家的王宫用它烧壁炉，干净、火旺。
四、地质构造简单，建设速度快，投资省，好开采。
山西省煤田埋藏较浅，很少有流砂，断层也少，建井速度快，成本低。
在地质复杂地区建设一座中型矿井的时间，在山西可以建成一座大型矿井。
山西省煤层一般走向比较稳定，多数为缓倾斜，易于开采而且开采时间长，一槽煤往往能开采几十年。
五、地理位置适中。
把山西建成为燃料动力基地，不仅要加快开发山西煤炭，还要在山西建设坑口电厂，就地把煤炭变成电能，然后把强大的电流从山西输往京津唐，输往河北、河南，输往陕西、内蒙古以及其它地方，这样做在技术上是办得到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在山西建设坑口电厂，关键是水。
有人认为，山西地处内陆高原，年平均降雨量五百多毫米，不能建坑口电厂。
其实，山西是桑乾河的发源地，汾水从北到南流经全境，东南有沁水、漳河，西面和南面被黄河包围着。
境内还有许多泉水。
全省大小泉水有三十多处，娘子关、王曲泉水有十多个秒立方米流量，朔县、晋城、霍县泉水的流量分别是五、六到七、八秒立方米不等，广胜寺、阳城等泉水流量都在四秒立方米以上。
建设火电厂用水并不很多，有一个秒立方米流量的水，就可建一百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电厂。
山西省水的资源，经过精打细算，合理使用，是可以建设相当大规模的火力电厂的。
山西省发展化学工业，要把屁股坐在煤山上，这是做好山西省煤炭文章的一个内容，也是把山西建成燃料动力基地的应有结果。
山西省煤炭化工发展虽然不算快，也还是有一些基础的，象化肥、农药、炼焦和焦油的初步加工等。
煤炭化工是大有可为的，从焦油中可提出四百多种产品，经过进一步加工，可得一万多种产品，其中许多东西，是弃之有害，污染水流，污染空气；
而用之则大有益，加工程度越深，价值越高。
有人算过一笔账，焦炭的产值为一，焦油产值为九，塑料产值为九十，染料产值为三百七十，药品产值为七百五十，纤维为一千五百。
随着加快山西省煤炭的开发和利用，迫切要求把山西的煤炭化学工业搞上去。
煤炭化工是有比较长的历史的，随着石油化工的兴起一度被人忽视，但是煤的资源比石油丰富得多，近些年来煤炭化工又被重视起来。
我国煤炭化工发展落后于石油化工的情况应该尽快改变。
山西省在现有炼焦工业基础上，可以加快发展焦油加工工业，分散回收，集中加工，由浅到深，就可以为轻工业、制药工业提供更多产品。
国家的煤炭化工科研机关在山西，也是发展山西煤炭化工的有利条件之一。
山西省山多，交通不便，有人担心煤多了运不出来，反对加快开发山西煤炭。
经验证明，加强统筹安排，切实解决问题，运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通过山西省有六条铁路，由于大同煤多，京包线运输任务很重。
铁路部门加紧改造京包线，由大同以东改为复线，搞了电气化，实行自动闭塞，运输能力提高一倍。
目前大同煤已经能够及时运出。
石太线正在加紧改造，阳泉煤的运输紧张问题已见缓和。
京原线任务目前尚未饱和。
目前太焦线，同蒲线一些地段，运输任务大于运输能力，根据京包东段改造经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随着山西省煤炭大幅度增长，运煤任务是繁重的，铁路要先行，从现在起就应统筹安排新线问题。
也要积极研究改革运煤方法。
建设坑口电站对减轻运输煤炭压力效果很大，有煤又有水的地方应建电厂。
煤矿建设慢，电厂建设快，煤矿建设应走在前面，避免电厂投产无煤，远途调运，增加运输压力。
目前神头电厂正在兴建，与之相适应的朔县露天矿在林彪、“四人帮”干扰下下了马，现在是复工上马的时候了。
有人把开发和利用山西省煤炭，同发展山西省的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建设电厂与农业灌溉的矛盾尖锐。
其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搞好了就能互相促进。
山西省有五大盆地，是产粮区，今后准备从中再修一千亩水田。
修水田要开发地下水或搞提灌工程。
山西省计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这些工程都不能办，因为缺电。
如果合理利用现有水的资源建设电厂，电多了，农灌用电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用煤能制造化肥，用煤能发电，电能用来引水浇地，有肥、有水，改变山西省农业面貌就有了物质基础。
加快山西省煤炭开发和利用，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加强统一领导，把部门和地区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在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的基础上，制订出统一的计划和长远规划。
整个基地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分清缓急、难易循序而进，每项工程也要循序而进，严格按政策办事，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高速度，赢得最佳的经济效果。
本报记者王政

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对财贸战线千百万职工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
自从去年召开全国财贸大会以来，各地财贸部门先后开展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的群众运动。
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组财贸战线的好人好事，就令人感动！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社会风气被败坏了，是非标准被歪曲了。
财贸战线受害很深，有些部门和地区的官商作风，至今十分严重。
有些职工，特别是部分青年职工，在接待顾客时不主动、不热情、不耐心、不周到，顶撞拌嘴，时有发生。
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社会主义商业、服务行业的信誉，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
财贸战线很宽广，象商业、供销、银行、税收、集市管理以及各种服务行业，每日每时都要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群众就会欢迎；
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不高，群众就会有意见。
商业、服务行业在社会的整个活动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服务态度和工作的好坏，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
如果财贸职工接待顾客都能做到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热心为人民服务。
做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财贸战线各级党组织应当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要把提高服务水平，作为考核一个企业、一个职工的重要标准。

心向着战士
在中越边界，我方自卫还击战打响以后，靠近云南边界的屏边苗族自治县贸易公司五十一名职工，用辛勤的汗水支援了前方。
部队出发前的那天下午，糕点加工车间的同志们就要下班了，来了一位解放军同志，要求加工四百五十斤饼干。
车间领导不在，几个师傅一商量，就答应了，立即干了起来，其他工种的同志们听说后也都赶来帮忙，经过六个小时的紧张劳动，午夜十二点，准时把饼干交给了解放军。
蔬菜门市部只有四名职工，战斗打响后，工作量大大增加，有时一天要进四、五卡车鲜菜，既要进，又要出，既要挑拣处理烂菜，又要分类保管好菜。
有一次来了两车大葱、青笋、慈姑、蒜苗……十二个品种混在一起，下车后，四个同志立即进行挑选分类，有的磨破了手指，不叫疼；
有的孩子病了，也顾不得去照顾。
他们的心想着前方，想着战士。
战后，一个军医来到门市部，想给伤员买点新鲜豌豆尖，门市部没有，他们就去附近村子里找，并亲自送到部队医院。
保庶昌王顺

钮扣虽小见精神
02月下旬的一天，河北宣化百货大楼进来了一位女顾客，指着自己的上衣对售货员说：
“丢了个钮扣，跑了好几个商店也没配上。
你们这么个大百货公司不会叫我白跑吧！”
这位顾客要买的钮扣刚好前一天卖完了，剩下一个废品没有眼儿。
顾客灰心地就要走了。
“你等一等。”
售货员拿着没眼儿的钮扣跑上了二楼电修组，在老师傅的帮助下，打好了扣眼儿。
顾客接过钮扣，激动地说：
“太谢谢你了！”
吕秀莲王莉萍

饭店、宾馆非实行企业化不可
提起饭店或宾馆，人们总以为它是一种企业，要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交纳税金，争取盈利等等。
但事实却不然，我国许多大饭店和宾馆，不是企业，而叫做事业单位。
它们不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不负责盈亏，也不向国家纳税，赔钱赚钱都不论，反正可以实报实销。
这种做法的理论根据是，饭店、宾馆的接待工作是一种“政治任务”，因此可以完全不讲经济效果。
一是事业，一是企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管理制度。
前者单纯用行政方式管理，后者应用经济规律来管理，两者的经营效果大不一样。
前不久，我们对杭州市的十多家属于事业单位的大饭店、宾馆、高级招待所和仅有的一家属于企业单位的华侨饭店进行了调查对比，很明显地看到，企业化的饭店有很大的优越性，而事业性质的饭店、宾馆、招待所则弊病很多。
一、企业化的华侨饭店，由于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经营管理上精打细算，想方设法广开财路，年年盈利，对国家贡献很大。
地处湖滨的杭州饭店，设备完善，环境优美，是一家接待外宾的高级饭店。
这家饭店从1956年落成至今，一直作为事业单位，二十三年来不提折旧费，不交纳税金，但还是年年入不敷出，要国家补贴。
仅最近十年内，国家给杭州饭店贴补的经费就达五百五十八万元。
去年是杭州饭店接待外宾最多的一年，还是亏损四十三万元。
同杭州饭店一样，其他十多家事业性的饭店、宾馆、招待所也都是靠国家补贴过日子。
再看企业化的华侨饭店，设备虽不如杭州饭店高级，但由于是企业单位，要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他们妥善经营，精打细算，想方设法广开财路，开张二十年来，年年有盈利，向国家上缴利润和税金共计二百五十四万九千元，已超过全部投资。
1978年除去折旧和税金，这家饭店又盈利十六万元。
二、事业性质的饭店、宾馆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接待什么人，他们就接待什么人，不安排就不接待，自己不能招揽顾客，所以客房利用率最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最高的不过是百分之六十。
结果出现了这种怪现象：
一方面有许多设备完善的高级客房锁着门；
另一方面又喊“杭州旅游用房严重短缺，矛盾十分尖锐”。
实行企业化的华侨饭店千方百计提高客房利用率，去年一年中接待的顾客，占到杭州来游览的外宾和华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全年床位利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在杭州数第1。
三、企业化的饭店服务态度好，事业性质的饭店官商作风严重。
作为企业单位的华侨饭店职工要完成一定的经济指标，所以主动性积极性比较高。
同时从今年开始，又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从纯利润中提取百分之十的企业基金作为奖金和举办职工福利事业。
这样，饭店经营的好坏，同全体职工的切身利益就有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职工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外语，练习服务基本功，钻研国内外旅馆的服务经验，提高服务质量。
今年以来，这家饭店的职工受到外宾和华侨的表扬比去年更多了。
事业性质的饭店和宾馆，职工们只能按上级机关的行政命令办事，只要求不出政治事故就行，因此不能调动职工们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同时，饭店没有经济指标，不能提取企业基金，职工福利比较少，饭店经营好坏同职工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服务人员不努力学习服务本领，客人反映有些服务人员的态度象冰一样冷，象石头一样硬。
四、饭店、宾馆不搞企业化，不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吃大锅饭，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为干部搞特殊化提供了方便之门。
有的领导部门和个别领导干部，可以随便长期占用房间，借用设备，而且不按标准收费。
有的指定要用整层楼面或整座小楼，而又只按实际使用房间收费，尽管还有空房，也不能让别的宾客使用，使国家减少收入。
企业化的饭店要自负盈亏，有严格的收费标准，搞特殊化占公家便宜的事就不容易发生。
从以上调查对比来看，饭店、宾馆非实行企业化不可，否则，国家花费这么大的投资，不仅不能为国家积累资金，赚取外汇，反而成为耗费国家资财的无底洞，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实在太不应该。
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赶快下决心实行饭店、宾馆企业化。
张高鹏章庆荣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云南省马关县仁和供销社，在战时是部队的好后勤，战后及时把支农物资送往农业第1线。
本报记者王东摄

“小姑”小议
拾风
把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同创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比做婆媳关系，本来并不贴切。
但比喻总是蹩脚，听者只应正确体会比喻者的立意，无非希望领导人不要象封建社会常见的恶婆婆那样专制、苛刻，要善待创作人员，做个“开明婆婆”。
我想，这个比喻还是好的。
由此及彼，想再来个“好有一比”。
在婆媳之间，还有小姑这一特殊人物。
小姑贤，婆媳关系往往融洽；
反之，小姑奸刁，无事生非，媳妇日子很不好过。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活画出做媳妇的对待小姑的惶恐心情。
旧时姑嫂矛盾较多，在通常情况下，小姑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封建家庭小姑的地位决定的。
文艺部门的领导人，究竟不象做一家一户的婆婆那样简单，媳妇是很多很多的。
婆婆当家，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对媳妇们的情况的熟悉和了解，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取得。
小姑也是不可少的。
情况明，然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领导。
因此，如实反映情况，对小姑来说，非常之重要。
如实，是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有几分说几分，不能掺杂一点个人的好恶爱憎。
不顾事实，投婆婆之所好，或者歪曲事实，挟嫌诬陷，那都是极坏的。
婆婆轻信小姑的不符事实的情况，轻率判断一件事或一个人，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有的是。
可见要做“开明婆婆”并不容易。
对小姑的话，只能又听又不全听，又信又不全信。
千万不要因亲近而轻信。
撇开小姑奸刁蓄意制造假情况的因素不谈，即便小姑自认反映了客观，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其本质常为现象所遮盖，一时不易暴露，把现象当本质来反映，虽然未必出乎恶意，但也可能不实。
因此也是不能全信的。
首先要尊重媳妇，平等相待，这是前提；
同时，对身边小姑反映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尤其是对人对事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时，最好能迈开双脚到媳妇中间走一走，听一听，调查研究一番，那样可以辨明情况的真与伪，也可以识别小姑的贤与刁。

总结经验解放思想
李少白
当前，电影界都在议论“怎样把电影搞上去”的问题。
我想，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是颇有意义的。
这里，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1951年03月，全国曾经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上映了《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白毛女》等二十六部影片，轰动了全国。
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是1950年摄制的。
但是，从“新片展览月”以后到1951年底，却没有再拍出一部较长的故事片。
到1952年才完成了《龙须沟》、《南征北战》等五部故事片。
1959年10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又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放映了《老兵新传》、《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风暴》、《聂耳》、《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五朵金花》等十八部献礼故事片。
这些影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十周年献礼片招待会上，周总理曾高兴地称赞说：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
除献礼片以外，1959年还生产了其它许多影片。
据统计，这一年完成的长故事片就有八十部。
但是到1961年产量又大幅度下降了，只完成故事片二十九部。
我国解放后电影发展上的这两起两落，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领导思想要按照电影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
二是要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
全国解放前的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
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它比较正确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
它指出：
“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
指示在讲到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
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就可以。
“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
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
这个指示对电影题材的规定是：
“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
这就给电影创作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除了领导思想的原因以外，那时电影创作人员革命热情高，思想顾虑少。
不管是从解放区来的还是从国统区来的，思想都比较解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他们有一股子干劲、闯劲、钻劲。
这是取得1951年“新片展览月”那样大成绩的原因所在。
开展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文艺整风之后，电影工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有不少新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予以明确、细致的解决。
结果，有的教书的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不敢写文章了。
这说明：
光有“破”是不行的，还要有明确的“立”，否则，创作人员满脑子问号，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
此外，对如何领导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当时，为了加强对电影创作的领导，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但它的许多做法是脱离实际和违背艺术规律的。
如硬性规定创作题材，硬性分配创作任务，硬性规定完成期限等，创作人员把这套做法称为“强迫结婚，限期生孩子”。
结果，电影指导委员会只通过了一个《南征北战》，其它的电影剧本都一一夭折了。
没有剧本，谈何出片！
鉴于这些教训，1953年12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
“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1959年献礼片那样突出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党对电影事业的正确领导，从领导思想上认真地尊重了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客观规律。
当时曾强调，领导不应以自己的感想代替政策，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对待创作，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力争电影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
并为此提出了《关于提高艺术片质量的报告》。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人员受到尊重，享有较多的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使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大大发扬起来。
但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电影界，正确的东西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创作思想又被带上不少枷锁。
加上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影片生产就又走了下坡路。
1961年和1962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些教训。
他指出：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
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讲了“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的问题，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怎么才能把工作做好？
首先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
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尊重了客观实际，尊重了艺术规律，尊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电影事业就发展；
反之，脱离实际，违反艺术规律，把群众当阿斗，搞瞎指挥，我们的事业就后退。
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们会问：
为什么有时正确的东西得不到贯彻，甚至被当作错误的东西而否定呢？
我认为，原因在于“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
应当说，在我们电影领域，确实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表现。
对它们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但那时批右过头，批“左”却不足；
有时，甚至把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结合的东西也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给批判了；
相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却被当作正确的东西而加以肯定。
这就搞乱了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江青大搞极“左”，以政治代替艺术，以空想代替现实，片面地鼓吹什么写“战略思想”，搞“三大战役”等所谓“重大题材”，不顾实际情况，硬要作家一下就写出这样巨大容量的作品。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相当长时间内，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和公式主义的倾向。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顾问趁机大打棍子。
他诬蔑电影工作者“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
有的影片被他扣上“右派思想”的帽子；
有的被指责为“恋爱加X，X加恋爱，恋爱加X加恋爱，X加恋爱加X。”
他叫嚷：
“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
你说我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
完全是一副文坛恶棍的面目，他是摧残电影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一个大恶霸。
要搞好电影工作，就要解放电影的生产力，而关键是解放思想，在当前最主要的是从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思想首先解放，大胆放手地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严格按电影的客观规律办事，给广大电影工作者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广阔天地。

“知错能改即圣贤”
——重看越剧《胭脂》有感
王定国
最近，浙江越剧团为首都人民带来了一出好戏《胭脂》。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建议大家去看《十五贯》，期望干部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有所感受。
到了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发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又向领导干部推荐几篇有关文章，以供学习，其中一篇就是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的《胭脂》。
周恩来同志曾同毛泽东同志一起观看《十五贯》，亲自参加座谈会，又看了浙江越剧团演出的《胭脂》，赞扬这出戏可以同《十五贯》媲美。
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1963年04月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也特地去看了《胭脂》，并且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称赞这出戏的诗：
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
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
谢老还将这首诗亲手题书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之。
看戏有感，写了诗，又何必题给人民法院“正之”呢？
“法院”与“戏院”又有什么联系呢？
可见，看戏不只是看热闹而已，而是要有所“得”的。
因为，艺术就是生活的再现。
蒲松龄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写到他的文艺作品里，存之于祖国艺术宝库中。
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一些作品，仍然感到有所受益。
《胭脂》是根据蒲松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作品描写一个冤狱事件：
牛医卞三的女儿胭脂与书生鄂秋隼邂逅相逢，产生爱慕之心。
热心人宿介、王春兰想从中成全，不料被凶徒毛大钻了空子，酿成命案。
全剧以鲜明的主题和曲折的情节，使观众对于知县、知府、学台这三个人物，悠然发出怨恨、惋惜和称赞的心声！
昏昏然不负责任的聊城知县张宏，主观臆断，玩忽人命，仅以绣鞋为证，便认定鄂秋隼是杀人凶手，造成冤狱。
东昌知府吴南岱，倒是个精明干练、肯动脑筋的好法官，在审查聊城积案中，认为“桩桩件件皆可笑，破绽百出令人惊”，发现了“聊城鄂生杀人案，判词含混理不明，分明是屈打成招供”。
于是，他乔装为货郎，下乡暗访，从而突破了原判的框框，发现了毛大的可疑，找出了宿介这个线索。
然而，又由于吴南岱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虽有为黎民办点好事的心愿，但却因法理不深，经验不足，阅历太浅，既没有详细进行现场勘验，又没有取得充分、确凿的证据，更听不进被告人的辩护，而且错误地用刑讯逼供的方法，非法取得了宿介的画押，判处宿介的死刑。
从此，吴南岱虽然昭雪了鄂秋隼的冤案，却又造成了好心没办成好事的宿介的冤狱。
就在“死刑复核”的过程中，出现了为官四十年而颇有才学、为人正直的省级教育官“学台”施愚山这个人物。
他以知县张宏、知府吴南岱的老师的身份，参予了这一案件的复查，谆谆诱导门生吴南岱“知错能改即圣贤”，要他主动纠正这一错案。
可是，自恃过高的吴南岱，为了保住自己知府的面子，求得个“清正官声”，以便“流芳百世”，不仅听不进学台的苦口婆心，反而放肆地顶撞了老师，坚持错误，不打算复查重审。
正在这样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情景下，刑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批文下来了：
无辜的好人宿介，马上就要被杀头了，而吴南岱却要随之升官！
然而，吴南岱终究还是个本质不坏、立志要做清官的颇有抱负的人，他面对堂匾“慎思守志”的座右铭，不得不“寻思改过”了。
老师施愚山的诚恳教诲，被告宿介的当堂申辩，知县张宏的嫉妒和讥讽，一幕幕映在吴南岱的眼前……吴南岱终于以最大的勇气和负责精神，敢冒丢掉乌纱帽的风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大胆决定：
“火速呈文报刑部，吴南岱甘担重罪，推翻原判再重审！”
他终于听从了老师学台的“知错能改即圣贤，务须明辩毫厘间”的教诲，改正了这桩错案，使被冤枉的鄂秋隼和宿介都得到平反，使真正的杀人凶手毛大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在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长期禁锢，《胭脂》重新上演的时候，使我们不得不追忆往事，怀念故人，思绪万千！
它对我们当前正在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工作，是有重大启示的；
它对我们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也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重看《胭脂》使我想到，当前，全党全国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对其他人的政策，确是一件大事。
因为，有错不纠，或明知有错而坚持不改，那就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
如果是非不清，沉冤不明，无辜的好人受压制，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不平、气不顺，积极性便无从调动，安定团结也难以保证，这样，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又如何恢复和发扬呢？
吴南岱知错改错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我想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个封建官吏尚且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难道不应当如此么？
知错就改总是好，“知错能改即圣贤”呵！

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川岛
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有篇文章，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又说：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在这之前，也曾提出过“民主”与“科学”，但“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意义和影响所及，却非维新运动时期托古改制的议会政治的民主所能比拟，也不是坚甲利兵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皮毛所能比拟的。
这回是要革命而不是改良。
“民主”与“科学”是当时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提纲，也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进步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仅仅在现在称作“红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1院门口的一间小小的号房里，就有经售的书刊杂志一百多种摆在一张长形桌子上，显示了1919年是中国生气盎然的出版年。
从早到晚，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老年或是青年，走过那里都要进去看看，犹如现代我们听广播，看电视那样，去寻找救治中国的真理。
当然，在当时那陈列着的一百多种书刊杂志中，也不是没有乱七八糟应该扬弃的东西。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救治中国；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究竟肯定哪一些与否定哪一些的工作中，“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发掘出好多为“前贤秉正，视同沙土”的和长期被诬蔑为“诲盗诲淫”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南戏、元杂剧、散曲、民歌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虽然在估价中有些简单化的倾向，却给了卫道的国粹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也丰富了枯燥和贫乏的文学园地。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前辈大师们，还把大量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了进来。
鲁迅先生曾把这一工作比喻为神话中偷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士，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们，并且说：
“译本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而且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
这显然是要从外国的进步文学中吸取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营养。
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而且对当时的文学革命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奋战了二十多年，直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才有所适从，才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已经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来，文艺工作者是有成绩、有功勋的，是从坎坷崎岖的路上走过来的，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今天，我们伟大的新长征，也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比五四时期不知优越多少倍。
五四运动的经验以及后来革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德先生和赛先生都不是轻易就来的，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革掉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陈敦德
去年春节，我开始从事电影创作。
一年多以来，用我们作者的话来说，我尝了“触电”的味道。
党对艺术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我感到，要把电影事业搞上去，必须扫除“瞎指挥”，革掉衙门式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
我发觉，我们现在改本子的过程，几乎等于是落实某些领导意图的过程。
我见过不少从生活中来的本子，本来有一点纯朴的气息，有一点思想的火花，提出了一些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是有一点艺术的探索，可是有些领导就是不喜欢，非要你改掉不可。
这些领导有的是出于好心——有余悸的好心，有的是从政治概念出发，也有的是对艺术外行。
厂里的某些编辑人员，也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艺术见解，可是他们知道说出来也很难实现，因此，他们往往不得不按领导的“图”去“索骥”。
稿子组织来了或是写好了，编辑又成了汇集各级领导意图的“秘书”，将它灌输给作者，让作者去落实。
每改一稿，有的领导还很关心自己上次的意见是否落实了，凡是按他的意图去改了的，他就喜欢，才允许通过；
否则，他就要拉下脸来。
往往几个同级的领导的意见截然相反、互相矛盾而无法同时落实，作者只能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结果，改来改去，生活气息、斗争锋芒、艺术情趣统统消磨净尽，本子也就换了面目了。
这是第1。
第2，是关卡重重。
有人统计过，前一个时期，一个本子，从写了稿子到拍摄放映，要经过十道关卡。
电影厂编辑室和厂领导通过后，还要经过好多层上级领导机关，甚至什么审查剧本的组织……层层都有领导意图，层层都须落实修改。
一个本子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周折才能通过，但电影作品的新意也就常常因为这层层关卡而被完全磨光了。
第3，我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由某一个厂拍摄的本子，往往不是厂里最好的本子，而是由某些领导人或领导部门指定的本子。
有的电影厂说他们是“专门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
有些不认真钻研业务又不谦虚谨慎的领导同志，有时以真理的标准和化身自居，似乎经了他们的手，就准是最好的“馅饼”无疑。
结果领导的指示落实了，片子拍了，观众不爱看，国家受了损失，而这些领导却毫无责任。
怪不得最近有的观众看了一场国产新片后，将电影票寄给有关领导，要求退回一角五分，因为他觉得该片票价只值五分钱。
我记得有本回忆录里写过，有个音乐家写了个曲子去向列宁请教修改意见，列宁说自己喜爱音乐，可不一定懂，让他还是去向别的行家请教，或是奏给大家听听，看看效果如何。
列宁都如此谦虚，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该深思深思。
一定要废除官僚主义的电影生产管理方法。
权力不要过于集中，可以下放，要给地方和生产部门多一点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化领导部门主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制订电影规划、组织中外电影交流等。
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不革除，电影就一定是徘徊不前。

上海青年宫举办丰富多彩的周末晚会
据新华社上海05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上海青年宫最近举办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周末晚会。
来自各条战线的五千多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在这里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周末。
这次周末晚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很受青年们欢迎。
在一楼的《向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学习、致敬》专栏里，一幅幅宣传画，生动地再现了中越边境前线我军指战员们奋勇杀敌，保卫祖国边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场面。
在中央场和各个活动室，正在进行的花式溜冰表演和乒乓球友谊赛，吸引了大批观众。
人们不时为表演者的精湛技巧热烈鼓掌。
有趣的“知识问答”吸引着许多青年。
英语练习活动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张英语谜语，题目有深有浅，猜对了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品。
鼓励初学英语的同志也来试一试，猜一猜，检验一下学习的成果。
三楼走廊另是一番热闹景象，这里挂着五颜六色的灯谜，别具风格，惹人喜欢，许多人正在动脑筋，打灯谜。
晚会快要结束了。
在开展电子计算机运算比赛的地方，还围着一大群青年人。
他们五人一组，进行乘方、开方、四则混合运算比赛，看谁算得快，算得准。
还未轮到比赛的同志，纷纷要求工作人员让他们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活动，使青年们流连忘返。

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本报讯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于04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有关出版社的五十四位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出席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翰笙同志就编写世界通史的问题作了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同志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探讨了世界史研究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
审议了《一九七八至1985年世界史学科发展规划（草案）》；
酝酿成立全国世界史学会筹备委员会。
代表经过民主协商，原则通过了学会筹备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人员名单。
会议责成筹备工作小组积极筹备，并在适当时候正式召开学会成立大会。

努力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杭州九个基层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联合制订公约，倡议全市青少年维护社会公德
据新华社杭州05月12日电据《浙江日报》报道：
最近，杭州九个基层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联合制订公约，倡议全市青少年维护社会公德。
这九个单位是：
杭州第1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团总支、杭州重型机械厂团委、红峰百货商店团支部、市第2医院团总支、市环卫处团总支、市交通民警大队团总支、小营巷街道团委、学军中学团委、天长小学少先队大队。
他们联合制订了维护社会公德的五条公约，倡议杭州市的青少年共同遵守，努力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五条公约是：
一、有礼貌。
说话和气，以礼待人，不打架，不骂人，不说下流话，不围观、尾随外宾和侨胞，乘车船不抢上抢下，主动给老弱妇幼让座。
二、讲卫生。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果壳纸屑，不乱倒垃圾，不在风景点和公共设施上乱写乱画。
三、不吸烟。
在中、小学生中禁止吸烟，青年中提倡不吸烟。
四、守纪律。
维护交通秩序，遵守交通规则，听从民警指挥，不赌博，不损坏公物，不违反影剧院制度，不做危害公共秩序的事。
五、要节约。
提倡储蓄，不乱花一分钱。
婚事新办，不收彩礼和聘金，不搞铺张浪费。
这五条公约提出以后，得到了共青团杭州市委的热情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其他许多单位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响应。
《浙江日报》为此发表了短评。
短评中指出：
我们青少年中的社会风气，曾经是非常好的。
十多年前，在党的教育下，广大青少年关心社会利益，维护公共秩序，表现出讲道德守纪律的好品质，并且受到世界各国朋友的称赞。
但是，林彪、“四人帮”把一些青少年毒害了，损害了我们的社会道德风尚。
这种情况同我们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是极其不相适应的。
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搞好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教育。
短评最后希望广大青少年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一个学雷锋、树新风、维护社会公德活动的热潮，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

把青春献给农村
——记下乡知识青年吴凡脚踏实地建设边疆的事迹
1969年02月22日，昆明市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在欢送去南疆插队的知识青年。
人群里走来两兄妹，哥哥叫吴凡，妹妹叫吴锦。
二人从容不迫地上了汽车，选定位置，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
窗外同学们与亲人话别的场面，他们好似没有看见，只盼着车子快些开动。
汽车向西南方向进发，景色秀丽的昆明就要在视线里消失了。
吴锦深情地望着昆明方向，暗暗地说道：
“妈妈，愿你保重，再见了！”
吴凡并不是铁石心肠，他想到，此时此刻关在“学习班”里的妈妈，在儿女下乡干革命的时候竟无权相送，心里是何等的滋味。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
吴凡只觉得车子走得太慢了。
他恨不得一下飞过怒江，到达瑞丽县。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的话鼓舞着他去迎接新的生活。
深扎生活的根基
吴凡和妹妹被分配到姐相公社广双生产大队顺哈生产队。
广双大队是全省的先进单位，被誉为“傣家大寨”。
顺哈生产队在广双却是后进队。
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给国家多作贡献，知识青年和社员们一起，艰苦奋战。
在知识青年当中，吴凡是干得最出色的。
他不怕脏，不怕累，有时还抱病下田。
下乡的前三年，他的劳动出勤率在全县的知青中是最高的。
贫下中农信任他，社员关心他。
吴凡病了，有人为他上山采药；
房子漏雨，有人帮他修补；
思想上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有人找他谈心，鼓励他扎根傣乡，与少数民族一起建设边疆。
这时，吴凡深感贫下中农是最可亲近的，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他第1次拿到劳动报酬的时候，想到的是“困难户”，买来棉絮、药品，送上门去；
他上山打来的柴，首先送给五保户……。
生活不全是这样顺利的。
有三件事对他刺激很大。
第1件是招工。
论表现，吴凡是应该被推荐的，社员也提了他的名字。
可是有人跑到领导面前说，吴凡家里人有问题，他的积极是假的，贫下中农推荐他，是因为他会“拉拢”。
结果，吴凡没有被招工。
第2件是考大学。
1973年，高等学校以考试的方式录取新生，吴凡报考了，他考得也不错，但落榜了。
第3件是1976年回昆明开会。
会议是以“红代会”的名义开的，主持人是投靠“四人帮”发迹的一个家伙。
他煽动大家与“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
吴凡非常奇怪，他这个招工、升大学都低人一等的人，怎么突然有资格干这样的大事呢？
他气愤地说：
“要斗你们斗去吧，我关心的是队里的拖拉机下不了田。”
会议没开完，吴凡就买好拖拉机零件回队去了。
吴凡要走的路没有走通，别人拉他走的路他又不走，更加感到贫下中农是自己的亲人。
他牢记周总理的教导：
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这时候，对于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积极的问题；
对于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他思考得更成熟了。
不久，吴凡就与本队的一个傣族姑娘结了婚。
大有用武之地
傣族人民习惯吃糯米，可是产量低，亩产一般在四百斤左右。
过去，社员也引进、培育了一些优良品种，产量有所提高，但米的糯性差，当地群众不欢迎。
怎样选育一种产量高而又保持米的糯性的新品种呢？
吴凡决心解决这个难题。
在公社领导同志和生产队的支持下，他和几个傣族青年一起成立了科学实验小组，进行糯米良种的选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科学种田，可不容易。
傣语里，“杂交”一词是没有的，翻译过来，就成了“谷子要结婚”。
一些人听到后，认为这简直是“瞎胡闹”，“没事干”。
有人把高产良种的栽培说得更可怕了：
“栽时头晕，割时头晕，吃在肚里更头晕。”
吴凡和他的伙伴们知道，要说服这些人，把科学种田搞起来，光靠宣传是不行的，必须拿出成绩来，让事实讲话。
吴凡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理，处处留心，刻苦钻研。
他怕老鼠吃了种子，把自己结婚时买的柜子腾出来，装得满满的。
水稻抽穗扬花时节，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饭也顾不得吃，觉也不回家睡。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的刻苦实验，傣乡的糯米高产品种培育出来了。
消息传来，有些人不相信，要亲口吃一吃，看是不是保持糯的优点。
有一次，吴凡把饭做熟了，人们尝后说：
“热的时候吃倒是糯，不知冷了怎么样？”
吴凡又等饭完全冷下来，再请这些人品尝，结果大家满意地点头了。
现在，顺哈生产队种植的这种稻谷新品种，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比原来提高了一倍，但还低于其它优良品种的产量。
选育抗性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这是吴凡的奋斗目标。
他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句名言，再干上五到十年，一定会有新的成果。
把青春献给农村，值得！
今年03月中旬，我们在广双大队访问了吴凡。
我们问他：
“现在回城的人很多，你打算怎么办？”
吴凡不加思索地说：
“前些日子，我妈妈来信要我回去。
我回信说，我舍不得这里的贫下中农，舍不得这里的实验田，决心在这里干一辈子。”
我们又问：
“你在农村度过的十年，几经波折，是不是感到浪费青春？”
吴凡笑着说：
“我不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
我们和社员一起战天斗地，为发展农业出了力，流了汗，自己也受到锻炼，怎么能说浪费青春？
如果这叫浪费青春的话，那广大社员不是世世代代都在浪费青春吗？
我把青春献给农村，献给四化建设，值得！”
晚饭后，我们到吴凡家里去拜访，他还没有回家。
他爱人在低矮的竹楼旁边做饭，女儿正在街上玩。
队里的同志介绍说，吴凡住这个竹楼，是队里最差的，他关心的是给别人盖新房，很少想到自己。
吴凡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与工农相结合的好青年。
吴凡的生活象他的名字一样平凡、默默无闻，可是，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这正是平凡之中见精神，于无声处识英雄。
本报记者于国厚鲁南

杨永青发表《致青年朋友一封信》
信中说：
四化建设是我国亿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宏伟事业，需要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象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05月12日电已经回到农业生产第1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不断收到全国各地青年们的来信。
最近，她写了《致青年朋友一封信》，作为对所有来信的答复，也借此表达自己的谢意和对青年朋友们的祝愿。
信中说，四化建设是我国亿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宏伟事业，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象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她希望青年同志们要听从党的安排，坚守岗位，等到党和国家召唤时，再有领导、有组织地奔赴边疆，参加边疆的建设。
杨永青在信中说：
“我看了一封封充满革命青年理想火花的信件，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
许多同志来信要求前来支援边疆建设，这充分体现了我国青年一代继承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事业的雄心壮志。
我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杨永青在信中接着说：
“你们中间不少人是科研骨干、教师、农机手、卫生员，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生力军。
祖国边疆需要有计划地开发，而祖国内地农村同样是‘四化’建设的重要战场。
我们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担负着极其光荣而繁重的任务，让我们朝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携手前进。”
杨永青在信中希望要求支边的城市青年，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有工作的做好本职工作，待分配的听从党的安排。
信中说：
“我们国家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边疆的丰富资源，同样需要纳入国家计划，逐步开发利用。
希望你们听从党的安排，在党和国家召唤时，再在统一的组织之下，奔赴边疆建设的新岗位。”
杨永青在信中最后说：
“封封信件传友情，字字句句见真心。
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我决心在农场党委的领导下，同农场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同心同德把农场建设好。”

杨永青发表《致青年朋友一封信》
信中说：
四化建设是我国亿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宏伟事业，需要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象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05月12日电已经回到农业生产第1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不断收到全国各地青年们的来信。
最近，她写了《致青年朋友一封信》，作为对所有来信的答复，也借此表达自己的谢意和对青年朋友们的祝愿。
信中说，四化建设是我国亿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宏伟事业，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象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她希望青年同志们要听从党的安排，坚守岗位，等到党和国家召唤时，再有领导、有组织地奔赴边疆，参加边疆的建设。
杨永青在信中说：
“我看了一封封充满革命青年理想火花的信件，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
许多同志来信要求前来支援边疆建设，这充分体现了我国青年一代继承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事业的雄心壮志。
我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杨永青在信中接着说：
“你们中间不少人是科研骨干、教师、农机手、卫生员，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生力军。
祖国边疆需要有计划地开发，而祖国内地农村同样是‘四化’建设的重要战场。
我们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担负着极其光荣而繁重的任务，让我们朝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携手前进。”
杨永青在信中希望要求支边的城市青年，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有工作的做好本职工作，待分配的听从党的安排。
信中说：
“我们国家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边疆的丰富资源，同样需要纳入国家计划，逐步开发利用。
希望你们听从党的安排，在党和国家召唤时，再在统一的组织之下，奔赴边疆建设的新岗位。”
杨永青在信中最后说：
“封封信件传友情，字字句句见真心。
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我决心在农场党委的领导下，同农场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同心同德把农场建设好。”

西安一家文物商店开业
一家别开生面的文物商店，05月01日在古城西安正式开业。
这家商店设在位于市中心的鼓楼的二层楼上。
鼓楼文物商店目前陈列出售的商品有一万多件。
这中间最受欢迎的是历代碑帖，如久为书法家所称道的、在汉中褒、科道上的石崖刻字及碑石上的所谓汉魏十三品的部分碑帖，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和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碑帖。
（新华社）

“中日友好之船”抵大阪访问
关西地区友好人士举行酒会欢迎代表团
据新华社大阪05月12日电“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结束了对下关市的友好访问，乘“明华”号经过一夜的航行，今天上午抵达大阪港。
大阪是日本的第2大城市，是关西地区的经济中心。
自古以来，大阪就同中国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
日本的遣唐使曾从这里出发，冲破惊涛骇浪西渡中国，中国的使者也曾不畏艰险来到这里。
这次“中日友好之船”的来访，又为具有悠久交往历史的日中关系谱写出新的篇章。
当访日代表团乘坐的“明华”号轮船徐徐靠岸时，一千多名日本朋友挥动着日中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当廖承志团长和夫人经普椿、粟裕最高顾问和夫人楚青等走下舷梯时，大阪欢迎“中日友好之船”委员会顾问、大阪市市长大岛靖和欢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迎上前去同廖团长等热烈握手表示欢迎。
大岛靖市长代表欢迎委员会致词。
他说：
“大阪和中国的交往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七世纪。
大阪作为日中两国交往的门户，曾起过重要作用。”
他说：
“1974年04月大阪市同上海市宣布结成友好城市。
五年来，两市之间积极开展了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
他希望“中日友好之船”这次访问日本将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日本国大阪市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廖承志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首先对大阪市和关西地区各界朋友和侨胞的热情欢迎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长期以来，大阪和关西地区的朋友们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发展两国的经济交流和扩大贸易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相信，在当前中日友好的新形势下，大阪和关西地区的朋友们一定会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前来迎接“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的日本朋友还有和歌山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丸山辉雄和兵库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高木正雄等。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王植范以及当地的华侨代表也前来迎接。
据新华社大阪05月13日电日本关西地区各界友好人士五百多人05月13日晚在大阪市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以廖承志为团长、粟裕为最高顾问的“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
这次酒会是由大阪欢迎“中日友好之船”委员会主办的。
大阪府知事岸昌代表欢迎委员会致词。
他说：
“关西同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关西各界的人们对中国格外地有着传统的亲切感情。”
岸昌知事说：
“我认为，‘中日友好之船’的这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将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会使两国的友好纽带更加牢固。”
廖承志团长在讲话中说：
“大阪港在中日友好往来中的作用早已载入史册。”
他说：
“大阪府、大阪市产业十分发达，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这次为我们数百人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
在酒会上，大阪少年合唱团为中国客人演唱了《樱花》等日本民谣，“大阪日中友好歌唱教室”的日本朋友们用汉语演唱了《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中国歌曲。
他们还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永恒的友谊》。
中国代表团的青年歌手们也用日语演唱了日本民谣《拉网小调》和《花笠小调》等。
今天下午，“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副团长曾志、姚进和刘毅为首的部分团员参观了京都二条城；
以王西萍副团长为首的二百多名团员游览了奈良公园，参观了拥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等名胜古迹。
据新华社下关05月11日电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总部今天下午在下关市举行盛大酒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欢迎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
黑田寿男会长和廖承志团长在酒会上讲话，表示要适应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新形势，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而继续共同努力。
下关市市长泉田芳次应邀出席酒会并讲了话。
他说：
“前天廖承志团长宣布中国青岛市愿意同下关市结成友好城市，这是赠给我们下关市民的最好礼物，我代表全体市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他还表示由衷地祝愿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
（附图片）
“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到达日本大阪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中日友好之船”湖北代表到大分走亲戚
据新华社大分05月10日电“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湖北省分团今天到将要同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的大分市走亲戚。
在今晚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大分市市长佐藤益美在致词中说：
“昨天，我们听到由尊敬的廖承志团长先生宣布的我市将同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的喜讯，感到格外高兴，这是大分市市民多年来的意愿。”
他激情地说：
“我深信，通过友好城市的缔结，长江水把武汉市人民的情谊带到了大分市的海岸”。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邓垦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分别致答词，对于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并愿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

中、约两国贸易协定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贸易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和约旦驻华大使卡迈勒·哈穆德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中越边界问题真相
最近一段期间，越南当局在正式文件和报刊言论中，在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会场内外，一直在吵吵嚷嚷，要中国部队撤到“双方同意尊重的历史边界线”中国一侧。
他们还诬蔑中国部队现在还占领着越南的许多地点。
事实上，越南当局所谓的“双方同意尊重的历史边界线”，只不过是他们单方面指认的“边界线”，是随着他们蚕食中国领土而不断改变的所谓“边界线”。
这是他们用来蒙骗世界舆论的反华伎俩。
中越边界划定的历史的事实是怎样的？
中越边界争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和平的边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以后二十多年间，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边界争端。
这是因为：
第1，全长一千三百四十七公里的中越边界是经过正式签约划定、会勘立碑的。
据以划界的边界条约是九十多年前由中国清朝政府同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政府签订的。
1885年，尽管中国在抵抗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并没有失败，但是清朝政府却向法国屈辱投降，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天津条约》。
根据这项条约，双方从1886年到1897年划定了中越边界，并在1887年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在1895年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等界约。
双方在边界上树立了三百多块界碑。
越南外交部今年03月15日发表的关于中越边界问题的备忘录，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出于扩张领土的目的，硬说当时清朝政府向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把越南一些地方“割让给清朝”，“使越南人民受到损失”。
这种说法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当时腐败的清朝政府处于向列强俯首退让的地位，它怎么可能向法国“施加压力”，使它“割让”土地呢？
第2，中越两国革命胜利之后，双方都表示尊重这条边界。
尽管双方对边界某些地段的位置认识不一致，但争议面积不大，问题不难解决。
1957年和1958年，中越两党中央曾经交换了信件，表示尊重根据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边界，确认了维持边界现状、边界问题应由两国政府解决、地方无权解决领土归属问题的原则。
第3，长期以来，中越边界一直是一条友好的边界。
解放前，两国革命同志经常在这条边界两侧进行革命活动。
解放以后，两国边民和边防人员和睦相处，互相帮助。
双方边境地方当局多次通过友好协商，就边境治安、管理、贸易、经济建设、边民往来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还解决了边民之间的一些纠纷。
当时，两国边境地区之间的关系，同整个国家关系一样，是亲密合作的。
现在，越南当局为了煽动仇华情绪，正在竭力篡改这一段历史，把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笔抹煞。
这怎么能骗得了人呢？
情况起了变化
1973年越南停战后，特别是1974年以来，中越边境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越南领导人认为，战争停止了，他们“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过去同中国友好的政策了。
他们公开宣称，越南在处理中越关系问题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他们还宣称中法边界条约“太陈旧了，也太烦琐了，不能据以标示边界”（越共中央委员黄松谈话）。
他们现在在一些场合还冠冕堂皇地表示要尊重中法界约，实际上早已赖帐了。
此后，他们就开始在中越边界上挑起种种纠纷。
越南当局任意指认边界走向，一会儿说这块土地是越南的，一会儿又说那块土地也是越南的。
仅仅在云南省文山地区，他们在搞了“边界调查”之后，就对十三个地方提出领土要求。
越方用武力强占他们片面指认的土地，改变边界现状。
广西那坡县的水弄地区是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也一直承认是中国领土，那里建有一所小学。
越方武装公安人员却多次闯入水弄小学，砸毁设备，硬说那儿是越南领土，还妄想降下门前的中国国旗，凶恶地威胁中国公民，不许他们再在那里居住。
甚至在两国人民频繁往来的广西友谊关附近，越方也一再派武装公安人员侵入浦营丁等一些地区，干扰中方人员的正常工作和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接着又用武力强占了这些地区。
在越南当局看来，只要他们说中越边界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在什么地方，不由中国方面分说。
1975年，当中越双方协议在广西东路二十三号界碑（在广西同越南接壤的边界上，平而关以东为东路，平而关以西为西路）附近铺设援越输油管时，越方单方面改变那里的边界线，硬说那里的一片中国领土是他们的。
他们派出工程兵深入这片中国领土强行施工，还硬要中国方面把双方铺设的输油管的接头点定在他们单方面指认的“边界线”上，而拒绝在双方协议的地点接输油管。
现在，越南当局倒打一耙，反诬中国拒绝把输油管接在所谓“边界线”上，并因此“放弃了这项工程”。
越南当局还用种种借口改变他们曾经承认过的边界状况。
1974年，他们说，1954年中越双方修复从河内通到友谊关的铁路时，“由于误解，铁路工人把在这一段的两国铁路分界接轨点不是接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线上，而是深入到越南领土三百多米的地方”。
这是越方捏造出来用以侵吞中国领土的借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严正拒绝。
这以后，越南当局就多次派武装人员越过接轨点，侵入中国领土，粗暴干涉中国铁路员工的正常工作，甚至组织大规模武斗，发生了几次强行阻挠中国方面进行铁路中修的严重事件。
1977年05月04日一次，他们出动了五百多人，打伤中方施工人员五十一人，其中重伤六人。
越南方面在侵占中国领土的时候使用了种种卑劣的手段。
有一次，越南当局派武装人员把一块断了多年的废界碑，偷偷地抬到广西靖西县弄新地区的中国领土内，进行拍照。
接着，他们出动几百名武装人员以查看界碑为名，侵入弄新地区，妄想以这块移动了的废碑为界，吞并中国领土。
云南省马关县小坝子公社同越南隔河相望，河上有三个小岛处于主河道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
但是，越南当局在上游筑起拦水坝，使占总流量百分之九十的河水从小岛与中方河岸之间流过，改变了主河道。
中国群众反对越方这种蛮横的做法，越南武装人员就开枪驱赶他们，强行霸占了这三个小岛。
到了1978年，越南当局公开反华排华、大规模驱赶华侨之后，中越边界就不仅是多事的边界，而且变成了他们频繁地进行武装挑衅的场所。
越南当局进一步派出大批武装公安人员、军人和民兵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地堡、战壕、掩体，插竹尖桩，埋设地雷。
越南武装人员使用机关枪、冲锋枪、步枪、迫击炮、火箭筒等武器，向中国境内射击，有时射击长达十几小时。
中国的村寨、房屋、学校、医院、托儿所、农场等建筑物被打得弹痕累累，有的受到严重破坏。
在河边洗菜的妇女、上学途中的小学生、在地里劳动的社员，都成了他们射击的目标。
行驶在中国境内的火车，在靠近边界的路段上，也不时遭到了越南境内武装人员的枪击。
今年年初到02月16日的一个半月内，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被打死一百多人。
中国许多边民有家不能归，有庄稼不能收，有学校不能上，甚至被迫离乡背井，住入山洞。
越南当局在中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的次数如下：
1974年一百二十一起
1975年四百三十九起
1976年九百八十六起
1977年七百五十二起
1978年一千一百零八起
1979年（到02月16日）一百二十九起。
仅从这些数字中也可以看出：
越南当局反华越起劲，中越边界纠纷就越频繁，边境局势就越紧张。
要谈判不要动武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谈判，从根本上解决中越边界问题。
继1974年中越两国举行划分北部湾海域的谈判后，1975年03月18日，中国外交部首先倡议举行两国边界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同时建议，在两国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继续发生纠纷和冲突。
此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敦促越南政府响应这一建议。
直到1977年06月李先念副总理当面向范文同总理再次提出，越方才勉强同意，两国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才在1977年10月于北京举行。
可是，越南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谈判的诚意。
他们节外生枝地又把划分北部湾的问题和边界问题扯在一起，并且想把他们臆造的“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把北部湾海域面积的三分之二划归越南，界线划到中国海南岛边上）强加给中国。
在中方严正驳斥之后，越方才不得不同意把北部湾问题搁置下来。
但是，他们又耍了一个花招，不是首先商谈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而是抛出一个空洞的“边界协定草案”。
他们坚持要按这个草案，签订正式的边界协定，实际上不解决存在的问题。
1978年夏，他们又借口“工作很忙”而中断了谈判。
在双方交涉的过程中，越南方面坚持一个荒唐的论点，即：
两国边境根本不存在争议地区，而只有“恢复历史边界线原状”的问题。
意思是说，他们向中国提出的一切领土要求都是对的，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他们指责中国方面在哪些地方“侵占了越南领土”，那就是“改变了历史边界线”，就得按他们的旨意马上“恢复”过来，不容中方申辩。
这完全是把自己的领土要求强加于人，哪里有什么谈判的诚意！
最近，他们要求中国部队撤到“双方同意尊重的历史边界线”中国一侧，就是这种蛮横态度的继续。
实际上，他们就是要中国边防部队撤到他们单方面任意指认的所谓“边界线”的另一侧。
这种蛮不讲理地蹂躏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径，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是少见的。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越边界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在越南停战之前一直是和平、友好的边界。
可是，当越南当局觉得不再那么需要中国的友谊和支持援助了，当务之急是取得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以便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印支联邦”，他们便大力推行反华、排华政策，抓住边界问题制造种种谎言，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大做反华文章。
他们背信弃义地改变了过去在中越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一再制造边界争端，蚕食中国领土，甚至大量杀伤中国人员，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迫使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自卫还击。
中越双方既然对边界有争议，理应举行谈判，平等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方面在04月27日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的原则建议中，第3项就是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在这以前，双方都应严格维持一九五七、1958年中越两党中央换文时的边界现状。
越南当局过去出自内外政策的需要，在边境上动用武力，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侵犯，走的是一条用武力改变边界线的危险道路。
我们希望越南方面吸取教训，放弃穷兵黩武政策，停止耍阴谋诡计，认真、诚恳地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越边界问题。

我新任驻苏丹大使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喀土穆05月12日电中国新任驻苏丹大使宋寒毅05月12日在人民宫向苏丹总统尼迈里递交国书。
尼迈里总统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尼迈里总统对中国大使说：
“苏丹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尼迈里总统要宋寒毅大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的良好祝愿。

我新任驻马里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巴马科05月11日电中国新任驻马里特命全权大使杜易05月11日向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后，特拉奥雷主席同杜易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财政和贸易部长阿马杜·巴巴·迪亚拉和其他高级官员。

我驻巴巴多斯大使离京
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巴巴多斯特命全权大使汪滔今天乘飞机离京赴任。

扎伊尔大使为扎军事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扎伊尔驻中国大使图马·瓦库和夫人，今晚为由国防和领土安全部国务秘书埃卢基准将率领的扎伊尔军事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外交部部长助理宫达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北京部队副政委吴岱等。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日本老人向邓副委员长赠周总理雕像
据新华社东京05月11日电日本别府市的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今天把一座精心雕刻的周恩来总理的纪念像送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希望中国朋友把这座雕像转赠给邓颖超副委员长作为永远的纪念。
这位老人名叫菊池善隆，是一位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老朋友，对周恩来总理怀着深厚的感情。
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以后，这位老人怀着无限惋惜和怀念的心情，决心依靠个人的经济力量委托雕塑家畠山学先生为周总理雕刻一座纪念像。
经过这位雕塑家辛勤的劳动，终于在最近完成了这座雕像。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王晓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日本老人。

苏联利用越南军事基地之后
艾碧溪
美国国务院新闻官员05月10日透露，美国已就苏联使用越南的金兰湾基地一事向苏联表示了它的关切。
这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越南军事基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军事力量的做法，已经在有关国家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安。
莫斯科要在越南取得军事基地由来已久。
1975年以来，有关苏联要求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消息时有所闻。
由于越南当局加紧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越来越需要苏联的支持，苏越两国订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不久，莫斯科开始使用越南军事基地。
今年03月，美国国防部透露，有三艘苏联舰只开进了金兰湾。
据各方报道，到04月底为止，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只进泊金兰湾、胡志明市、岘港和海防等港口已达十四艘。
04月中旬，日本防卫厅又侦察到，有两架苏联远程飞机出现在岘港基地。
以后，这两架飞机又以岘港基地为起降点对南海地区多次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
苏联为什么要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呢？
这是它向东南亚扩张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它加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地位的一个重大步骤。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也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最近以来，苏联扩充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大大加强了它的太平洋舰队。
但是，苏联海军有着缺少暖水港和海外基地的弱点。
太平洋舰队使用的海参崴等基地冬季会结冰，而且多数位于内海，易受封锁。
它的作战舰只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活动时，必须依靠伴随的后勤航船进行补给，续航能力和活动范围因而受到限制。
苏联在远东滨海地区的海军航空兵，由于没有海外基地，到印度洋侦察巡逻时需要先行转到中亚的基地，然后再起飞去波斯湾和阿拉伯海。
使用越南的海空军基地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海空军活动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不仅如此，05月10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说，根据美国侦察结果，目前至少有一艘苏联潜艇，在从海参崴基地经日本海开往印度洋的途中在金兰湾停留。
这家报纸指出，越南不仅正在成为苏联图—95熊式远程轰炸机和水面舰只进行活动的起点站，而且还成为苏联潜艇去印度洋进行活动的中间站。
苏联海空军利用濒临南海的越南基地，对美国、日本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南海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海上通道。
日本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石油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所需的许多重要资源，都要经过这一航道运送。
苏联军事力量进入越南基地，就使美国、日本的这条“生命线”处于北极熊爪子的阴影之下。
如果战争一旦爆发，苏联海空军将可直接从越南基地出击，封锁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切断波斯湾至西太平洋之间的航道，给美国、日本以致命的打击。
苏联海空军利用越南基地，也严重危害了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和安定。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加紧推行“印支联邦”的计划，加紧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已经使这个地区处于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
现在，苏联的军事力量直接进入这个“前哨”阵地，显然将使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受到更大的威胁。
正因为这样，有关国家对于苏联使用越南军事基地的问题，已经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美国国防部人士曾经指出，苏联的这一行动，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在安全方面将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已向越南表示，如果越南允许苏联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基地，日本将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援助。
不久前美国总统卡特和日本首相大平在联合公报中，曾明确地“对外国军队使用越南的设施表示关注”。
至于东盟国家的舆论，更是纷纷对苏联和越南的加紧勾结进行了谴责。
面对着国际舆论的反对，苏联和越南都采取了抵赖的手法。
河内竭力标榜自己将坚持“独立自主”政策，不承认向苏联提供了军事基地。
莫斯科也否认它在越南有军事基地，甚至指责这是“离奇的幻想”。
但是，与此同时，越南宣称，“允许外国军舰使用港口是国际关系中正常的事情”，越南允许“自己的朋友”到金兰湾这样的港口“访问”。
苏联的外交官员也露骨地声称，苏联将根据“保卫越南”的需要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长期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
很显然，苏越双方都在为苏联在越南建立长期的军事基地制造舆论，这个动向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邓副委员长观看日本歌剧《夕鹤》
新华社北京05月13日电邓颖超副委员长今天和首都一千多位观众一起，在民族文化宫欣赏了日本《夕鹤》。
演出结束时，她走上舞台，向日本艺术家们表示祝贺。
邓副委员长会见了日本歌剧《夕鹤》访华团团长团伊玖磨和夫人团和子，以及主要演员。
她赞扬日本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
团伊玖磨团长说，中国的乐队同我们合作得很好。
邓副委员长说，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演出，还有一群中国小朋友参加演出，是件很好的事。
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必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以及团长的夫人团和子，陪同邓副委员长观看。
团长团伊玖磨亲自指挥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管弦乐队为今晚的演出伴奏。
这个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歌剧在北京共演出了四场，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访华团将于明天去天津继续访问演出。
出席观看今晚演出的还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何英、姚仲明、张香山、王笑一、林林、赵安博等。
对外友协向日本艺术家们赠送了花篮。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5月13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下午会见由京都市长船桥求己率领的日本京都市友好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邀前来我国参加西安—京都两市结为友好城市五周年庆祝活动的。
不久前，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日本时，曾前往京都市访问，并参加了该市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碑“雨中岚山”揭幕式。
会见时，邓颖超副委员长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她说，京都市人民对我的热情接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深深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船桥求己团长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今后将永远亲密地友好下去。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阎明参加了会见。

齐亚·拉赫曼总统特使到京
新华社北京05月13日电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齐亚·拉赫曼的特使、商业部长穆罕默德·赛福尔·拉赫曼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到机场迎接。

1978年苏美战略力量对比
（截至1978年07月止）
苏联 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枚）约1400 1054潜艇弹道导弹（枚）1015 656战略轰炸机（架） 135 432战略核发射系统总计（件） 约25502142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枚）约690中程轰炸机（架） 491加油机（架）53487 截击机（架） 约2720 331反弹道导弹系统莫斯科周围有64个 “卫兵”
“橡皮套鞋”式导弹发系统，但
射架导弹已撤销 固定防空导弹发射架（个）约10000
（资料来源：
伦敦战略研究所《1978—1979年苏美军事力量对比》）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将在维也纳会晤
新华社北京05月12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05月11日在白宫向报界宣读一个公告说：
“根据双方协议，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勃列日涅夫的会晤，将于06月15日到18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
公告说：
“这两位领导人将确认和签署目前正在完成起草工作的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并将讨论美国和苏联共同感兴趣的其他问题。”
苏联塔斯社同一天也播发了这个公告，但在讲到卡特和勃列日涅夫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时，加上了“暂定”一词。
塔斯社的这种做法，引起了西方各大通讯社的许多猜测。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为此去讯问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这位官员回答说，他们不能解释苏联官方的塔斯社为什么要在公告中加进这个词。
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已举行过几次。
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莫斯科。
1973年，勃列日涅夫回访华盛顿。
1974年，尼克松再访莫斯科。
同年11月，接替尼克松的福特总统前往海参崴，同勃列日涅夫会晤。
双方商定1975年由勃列日涅夫回访华盛顿。
但是，由于两国间关于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一再出现僵局，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许多问题，预定中的勃列日涅夫的回访一推再推。
现在，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人们原来预料将由勃列日涅夫到华盛顿去签署条约。
但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说，因为勃列日涅夫有病，选择维也纳会晤，对勃列日涅夫将是一次比较方便的火车旅行。

国际简讯
孟加拉国与美国签署协定
孟加拉国和美国05月12日在达卡签订了一项协定，由美国按照四百八十号公法，在本财政年度向孟加拉国提供价值五千六百万美元的大约四十万吨小麦。
据报道，美国还将在本财政年度向孟加拉国提供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赠款和援助。
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南部
一支四百多人的以色列特遣部队，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军车的掩护下，09日早晨越过边界侵入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宾特杰贝勒地区的沙克拉镇和巴拉什特镇及其周围的一些村庄。
巴拉什特镇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爱尔兰营营部所在地。
勃列日涅夫给他儿子授勋
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近把一枚“10月革命勋章”授给了他的儿子尤里·勃列日涅夫。
尤里·勃列日涅夫出生于1933年，1960年毕业于对外贸易学院。
此后，他即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担任各种要职。
直至今年03月22日他在《真理报》上以“苏联外贸部第1副部长”头衔发表署名文章，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注意。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双周刊今年04月间载文指出，“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现在已经成为苏联权势集团中决定前程的重要因素。”
“看来他（小勃列日涅夫）的迅速提升好象多少是靠了他父亲的显赫权位。”
印度旁遮普邦警察闹事
印度旁遮普邦警察和地方武装警察部队，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等而发生闹事。
据报道，这次警察的骚动是从05月08日开始的，迅速扩大到旁遮普邦的许多地区。
连日来警察纷纷举行罢工、集会、静坐、游行示威，并不顾禁令组织了一个工会。
（新华社）

幻想与现实
冯之丹
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的第2阶段会谈，自1972年11月开始，进行了六年多。
现在，美国方面宣布，会谈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已解决，一项有效期至1985年的条约不久就要签署。
本来，两个超级大国要谈判“限制”核武器，并就此达成什么“协议”，这是它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反对。
但是，它们硬要把这种会谈和协议说得神乎其神，用以麻痹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意志和对新战争的警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近，美国一些当政人士为了说服国内日益增强的反对苏美核协议的力量，为这个协议讲了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好处。
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它不是一种预防的努力，也不是一种裁军的努力”；
它不会“开创美苏关系的新纪元”，不会“修正武器竞赛，或者那怕是战略武器的竞赛”。
苏联则故意大吹大擂，宣扬新协议将“摆脱军备竞赛的迷魂阵”，将“明显地遏制军备竞赛”，“标志着军事缓和道路上的真正转折”，甚至说什么苏美核协议“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把各国人民从繁重而危险的军备竞赛中拯救出来”等等。
似乎苏美核协议一签订，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也就得救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据已经透露的材料，新协议（包括一个三年附加议定书）不外三个内容，最主要之点将是在核运载工具的数量上作了新的“限制”，即苏美每一方在1985年之内只允许保有二千二百五十件；
其中多弹头洲际导弹的数量以及每个导弹所能携带的弹头的数量，也将有一个相当高的“限额”。
其次，协议将规定每一方在三年以后，才能试制和发展一种新型的战略核武器。
协议还将对美国陆基巡航导弹的射程以及携带这类导弹的轰炸机数量有所限制，而苏联的“逆火式”飞机则不作为战略武器计入总限额。
新协议中对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上的“限制”，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东西。
新的数字比起1974年美苏海参崴协议所规定的二千四百件，确实少了一百五十件。
但1974年的所谓“限额”，实际上是为苏联核武库的恶性膨胀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
因为苏美核会谈刚开始时，苏方拥有的所谓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为一千二百六十九件，而1974年容许苏联拥有“限额”竟是这个数字的一倍。
明明是核扩军，却被说成是核“裁军”。
现在，在这样高额的基础上减去了一丁点，又被叫做“限制”核武器。
苏联竟然想拿这一类数字游戏来哄骗世界舆论，这不能不是对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莫大嘲弄！
至于对多弹头洲际导弹及其弹头的“限制”，则更是可笑。
苏联在弹头数量上本来远较美国为少，根据新协议的所谓“限额”，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所能允许携带的弹头，包括相当数量的多弹头洲际导弹和每一枚苏联完全可以“合法”地在1985年前有足够的余地发展这方面的技术质量和弹头数量，以便赶上美国。
当然，美国弹头数量也将有所增加。
这怎么能叫“遏制”和“摆脱”军备竞赛呢？
应当指出，这个协议将使苏联拥有部署相当数量重型多弹头洲际导弹的合法权利，继续保持其在战略核武器投掷重量方面的优势，并且能够继续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增进洲际导弹命中目标的精确度，和试制、发展足以制胜对手的某种新型的战略武器。
虽然协议对新型导弹的定义有所规定，但双方目前已经开始生产和部署的导弹则不在限制之列。
例如美国三叉戟Ⅰ型潜艇发射导弹和苏联的SS—NX—18型潜艇发射导弹均不予限制。
美国已明确表示，为对付苏联的核力量，它将要发展MX机动导弹和三叉戟Ⅱ型多弹头导弹。
而苏联正加紧部署和发展SS—17、SS—18、SS—19等分导多弹头导弹，并正在研制“能携带多倍弹头的新一代导弹”。
苏美之间以质量为中心的新的一轮核军备竞赛，在新协议还未达成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长期以来，苏美第2阶段核会谈的一个争执点是关于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巡航导弹的“限制”问题。
据透露，新协议中将正式规定对巡航导弹的某种制约，而逆火式飞机则不计入总限额。
事实上苏联早已生产和部署了一百多架这类飞机。
现在据说美国要求苏联“保证”此种轰炸机不得作针对美国的部署。
不管苏联是采取发表声明或者其它口头的“保证”，今后苏联每年仍可以生产三十架左右，只是暂不作针对美国的部署而已，试问，既然这种轰炸机已经生产出来了，那么所谓“保证”不作部署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总而言之，就新协议的内容而论，它基本上仍将是一个限量不限质、而且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数量方面也还要继续“向上平衡”的协议。
而所谓三年议定书对武器质量的限制，都是一些被认为在今后三年内不能从技术上突破或难以核查的项目。
美国人普遍担心核查问题，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三年内不得部署新型战略武器，也只是一句空话。
因为苏美准备搞的新一代战略武器现仍处于早期研制阶段，三年之后，再开禁，实际上并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竞赛。
还应当指出，在新的协议出笼前夕，苏美在欧洲的中远程多弹头导弹的竞赛正在加紧进行着。
英国《每日电讯报》防务记者报道，由于“根据拟议中的限制战略武器的第2阶段协议，美国人已同意不在欧洲部署陆基的巡航导弹”，也不把技术转让给西欧国家，西欧国家“感到它们处于暴露状态”。
因为苏联在欧洲已部署了能够携带三个弹头的SS—20机动中远程导弹。
这种导弹不在“限制”之列，却能够袭击西欧“从北角到直布罗陀任何一地的目标”。
不仅如此，苏联最近又在东德部署了SS—21“新式战术导弹”。
欧洲舆论指出，“苏联决心在洲际导弹方面同美国保持大致均等的情况下保持在欧洲的核优势”。
美国为了安抚其西欧盟国，也“考虑”在欧洲配置潘兴Ⅱ式导弹以及其它战术核武器系统，以对抗苏联在欧洲的核力量。
西欧国家自身也不得不考虑加强对付苏联核威胁的手段。
从1963年开始到现在，苏美核交易经过了几个时期：
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1969年苏美开始核会谈；
1972年达成第1阶段限制核武器协议，现在是第2阶段的协议。
每一次苏美都要炫耀一番核裁军的“巨大成就”，尤其苏联吹得最凶，叫得最欢，但结果都是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尤其是苏联核武库的恶性膨胀。
1963年，苏联只有洲际导弹九十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一百零七枚；
1969年分别增长到一千零二十八枚和一百九十六枚；
1972年又增长到一千五百二十七枚和五百枚；
1977年，苏联这两项战略武器的总数又比1972年增加了三百五十九枚。
特别是1972年第1阶段核协议签署以来，苏联在分导多弹头导弹的技术方面紧紧地追了上来，使美国在质量和技术上的优势已亟亟可危。
事实证明，苏美核协议是靠不住的，它不可能制止苏美核军备竞赛，更不可能“限制”苏联扩军备战的步伐。
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决不会由于一纸协议而有所收敛。
1972年第1阶段核协议达成以后，苏美本来宣布要谈判一项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所谓“永久性条约”。
可是谈了六年多，“永久性条约”早已无影无踪。
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的必然性。
由于双方核军备竞赛的开支浩大，负担沉重，苏美都需要改变一下竞争的规则，以便在未来的几年内限制对方、压倒对方。
事实上从1972年以来，双方核竞赛的重点早已从数量转移到了质量方面。
因此减少微不足道的一点数量已无关宏旨。
正如西方舆论所指出，新的核协议充其量不过是双方在新的游戏规则之下进行又一轮核军备竞赛。
对苏联来说，它尤其需要借此宣扬所谓“缓和”的骗局，以掩盖其扩军备战的真相。
人们还不能忘记，十多年来，苏联在核裁军的幌子下，大大加速了常规武器的发展。
在苏美举行核会谈的十年期间，苏联在中欧的兵力增加了十余万人，坦克增加百分之四十，火炮增加一倍。
近几年内，苏联又加速其驻东欧部队的装备更新，特别是以T—72型坦克替换T—62型和T—55型坦克。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兵力增加了一百万人，总兵力超过美国一倍。
苏联还发展了在海上威胁全球的进攻性远洋舰队，最近两年新建的航空母舰已接连下水，投入现役。
与此同时，苏联和西方都在频繁地进行着以对方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实战演习。
大量事实表明，那里有什么“军事缓和”，又那里谈得上“摆脱军备竞赛”呢？
归根结底，苏美争霸是军备竞赛的根源。
在超级大国争夺加剧，苏联推行全球扩张战略日益加紧的形势下，如果相信莫斯科的那种假“缓和”的神话，那将是危险的。

苏美战略导弹发展时期的划分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导弹都是在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1个时期是指1957年以前，这个时期研制的导弹性能较差：
导弹使用低温液体推进剂，只能在发射前临时加注，发射准备时间长；
导弹在地面贮存、地面发射，防护能力较差；
导弹命中精度*不高，一般为三公里左右。
第2个时期从1957年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到六十年代末）。
这个时期研制的导弹采用可储的液体推进剂或固体推进剂，发射准备时间大大缩短；
导弹改用地下井（或潜艇）贮存和发射，提高了生存能力；
导弹命中精度也有较大提高。
第3个时期是从六十年代中期（苏联从七十年代）算起。
这个时期导弹主要特点是采用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有较大提高，已达四、五百米，因而提高了导弹袭击目标的能力；
导弹地下井也进一步加固，提高了抗压能力。
苏、美战略导弹大致按照这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各种导弹的技术特点进行分代的。
苏联战略导弹如何分代，国外说法不一，但基本上分为四代导弹：
第1代导弹一般指采用低温液体推进剂的SS—6；
第2代指采用可储液体推进剂的SS—7，SS—8，SS—9和SS—11导弹；
第3代是采用固体推进剂的SS—13；
第4代导弹是指装备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如SS—16，SS—17，SS—18和SS—19（其中除SS—16采用固体推进剂外，其余都采用可储液体推进剂）。
苏联现正在加紧研制第5代导弹，估计不久可开始进行试射。
美国现有三代导弹：
第1代是采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如现仍服役的大力神导弹；
第2代导弹采用固体推进剂，如民兵Ⅱ型导弹；
第3代导弹系装备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如民兵Ⅲ型和潜艇发射的海神导弹。
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研制第4代机动式的MX导弹。
（林松）
*注：
命中精度术语称为“圆概率误差”，系指发射一百枚导弹打击某一目标时，有五十枚可以落到距离此目标一定距离的圆周内，此圆周的半径即圆概率误差，国外通常以海里为计算单位。

西欧报纸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反映冷淡
新华社北京05月11日电一些西欧国家的报纸对美苏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协议反应冷淡。
《瑞士报》05月10日发表评论说，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不会激起西方和东方人们的热情”，“协议达成的时间是如此之长，舆论对于这种商人习气的讨论不能不表示疑虑”。
评论说：
“人们从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获得了什么呢？
只不过是一个两大国战略武器的‘限额’。
并且，当人们知道这一家或那一家已经拥有足以使地球毁灭十次的手段，人们对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是不会高兴得不知所以的。”
法国《晨报》以《一种政治妥协》为题发表社论说：
“经过长期和复杂的谈判而达成的协议，可能使人抱有希望，因为它宣布了‘限制武器’的主张。
然而，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不应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以便使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恢复它真正的和冷静的意义，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政治妥协。”
社论说：
“在欧洲方面，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丝毫没有增加我们的安全。
因为，协议只涉及到直接威胁两个伙伴中这个或那个的核武器。
协议并没有使能够通过中间国家——欧洲国家——进行一场战争的武器失去作用。
这种状况既使西德、也使英国感到不安。
这特别是因为军事战略家认为，美国人由于他们相对地易受攻击，如果苏联人向西欧发动进攻的话，他们是不会动的。”
社论说：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舆论对整个这些问题没有引起警惕。”
英国《卫报》05月10日发表社论指出，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原则协议不能说是裁军的措施，“世界不会因为笔尖一动而突然变得安全与和平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在贸发会议上发言
要求谈判取得进展改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马尼拉05月12日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第5届贸发会议最近几天的一般性辩论中大声疾呼，对第4届贸发会议以来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谈判进展甚微深表不满，并且强烈要求彻底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结构和加速实施旨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
突尼斯商业部长穆巴拉克在发言中指出：
“在南北对话范围内的谈判所取得的结果，以及在贯彻1976年05月内罗毕会议（即第4届贸发会议）各项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都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合理合法的愿望。”
中非帝国运输和工商大臣科西—梅通戈尔说，尽管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国际性组织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过许多决议，然而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决议已经付诸实施。
孟加拉国商业部长赛法尔·拉赫曼说，近年来，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度是非常缓慢的。
与世界经济有关的那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使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继续扩大。
“富国变得更富，穷国变得更穷”。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形势时指出，世界经济陷入了慢性的危机之中。
他们强调有必要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
斯里兰卡财政和航运部长拉利特·威·阿图拉特穆德利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投资水平低、经济增长下降、失业增加和在贸易方面持续的保护主义所扰乱了的世界。”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
国际经济秩序的持续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3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
贸发会议秘书处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仅仅在1978年，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就损失了三百亿美元的外汇。
这些国家未偿还的债务总额从1973年的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增加到了1978年的将近三千亿美元。
代表们认为，这一切表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而世界经济的持续危机则是深刻的结构混乱的产物。
缅甸副总理兼计划和财政部长吴吞丁说：
“由于国际经济制度中现有的结构和基本缺陷，迫切需要对国际经济进行改组，以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平和不平衡现象。”
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珀西瓦尔·詹姆斯·帕特森说：
“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迫切需要改组国际经济制度和在这方面建立一套关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加全球性活动，并在真正公平的基础上承担责任和受益。”
他还说：
“今天要求改组的情况比以前更强烈，而且这种要求更加紧迫。”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强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要严格尊重独立、主权平等和公平的原则。
印度尼西亚统筹经济、财政和工业事务部长维佐约·尼蒂萨斯特罗说：
“结构改变的进程不仅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必须控制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的要求，而且必须反映作为主权国家掌握他们的命运的要求；
不仅要促进他们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的决策进程，而且要促进他们参与决定未来发展过程的机构和体系的工作。”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尼斯拉夫·伊科尼奇说：
“《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构成了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项建设性纲领。”
他说：
“对实施阿鲁沙文件里所包含的改革计划的任何拖延，只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恶化，并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
一些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还在发言中强调，为了实现国际经济的结构改革和加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当务之急是要超越表示愿望和说空话的阶段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埃比亚·奥莱瓦勒说，现在是“从承诺的阶段走向执行的阶段”的时候了。
罗马尼亚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科尔内尔·布尔蒂卡希望第5届贸发会议“应该成为一个转折点，并且采取具体而坚决的措施以便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付诸实施”。

“逆火”轰炸机是不是战略性武器？
问：
苏联“逆火”轰炸机是不是战略性武器？
答：
苏联“逆火”轰炸机，从它具备的战略性能、技术特点、武器配备和作战方式来衡量，它完全是一种战略性武器，而不是普通的战术性武器。
“逆火”轰炸机长四十二点五米，翼长三十四点五米，机高八点八米，最大起飞重量一百三十吨，有效载重十吨，高空最大速度两倍音速，低空最大速度零点九倍音速，最大航程（不空中加油）近一万公里。
技术上，“逆火”轰炸机解决了现代轰炸机既要航程远，又要有高速突防能力的性能要求。
其次，在电子设备中，采用了新发展的地形跟踪雷达，和使用卫星的新型远距离惯性导航系统，大大提高了“逆火”轰炸机的作战性能。
此外，“逆火”轰炸机的发动机采用了图—144超音速运输机所用的NK—144涡轮风扇发动机改型机，提高了推力。
“逆火”轰炸机的武器配备：
尾部装有一门三十七毫米的防御机炮，可携带核弹九千公斤或十五枚五百公斤的常规炸弹或机翼下吊挂两枚AS—4空对地导弹，最大射程八百公里。
“逆火”轰炸机的作战方式有三种：
第1种是低空出击、低速飞行和低空返航。
低空入侵便于躲开地面雷达的监视，容易突破对方防线。
这种作战方式，作战半径二千五百公里，加上导弹的射程，从苏联西部基地利沃夫起飞，可以攻击几乎整个欧洲地区。
第2种是高空出击、低速飞行、高空返航。
这种作战方式，作战半径四千二百五十公里，加上导弹八百公里射程，从利沃夫起飞，不仅可以攻击整个欧洲，而且可攻击大西洋上的冰岛和加那利群岛。
第3种是高空出击、高速飞行、高空返回。
这种作战方式，作战半径可达六千公里，加上导弹的八百公里射程，从苏联的利沃夫起飞，可攻击格陵兰东海岸、大西洋中部纵深的目标，甚至可以攻击美国至欧洲重要的军事中转站亚速尔群岛。
去年，苏联还研制成伊尔—76加油机，这种加油机最大燃油载重达四十吨。
“逆火”轰炸机在空中加油一次，可使作战半径增大到一万公里，航程由一万二千公里增大到二万公里。
“逆火”轰炸机对美国威胁也很大。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说，空中加油使“逆火”轰炸机从苏联北极基地起飞，几乎能攻击整个美国并返航。
若从苏联楚科奇半岛起飞，不需空中加油也可以直接攻击美国西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到东部的苏必利尔湖一线。
如果飞机单程飞行，不需空中加油，可以攻击美国任何距离最远的目标，然后从古巴返航。
美国军事观察家也一致认为，“逆火”轰炸机的战略潜力很大，一旦大量装备，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它可以很容易地切断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大西洋交通线，使美国和西欧处于不利地位，这是苏联发展“逆火”轰炸机的一个主要目标。
徐德保（附图片）
苏联“逆火”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