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锡业公司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
据新华社昆明04月30日电云南锡业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知识，帮助他们尽快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这个公司已组织了二十个专业的技术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包括冶炼、采探矿、选矿、地质、建筑、生产管理和外语等，共一百一十期，先后有一万多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学习。
锡业公司组织职工学习是根据不同对象，因人而异，有的利用业余时间，有的是短期脱产学习。
例如公司一级机关举办了生产管理学习班，主要是组织处级以上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结合矿山实际学习有关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管理企业的水平。
期北山采选厂去年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厂里就组织技术员给新工人讲课，同时派老工人到现场进行操作辅导，帮助他们弄懂设备的构造，掌握操作技术。

五届政协常委会举行三次会议
乌兰夫副主席主持张海峰副外长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第3次会议。
会议由政协副主席乌兰夫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会议将继续举行。

华总理会见侯赛因总理
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在我们这一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是符合中国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时强调说：
反对霸权主义在我们这一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是符合中国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华总理在谈话中赞赏东盟国家为解决印支问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的提案。
他说：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破霸权主义在我们地区的侵略扩张的部署。
当前，东南亚是不是能有和平和稳定，焦点集中在柬埔寨问题上。”
侯赛因总理对华总理说：
“我们同你们一样，非常关心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
当谈到中马两国关系时，华总理指出，马来西亚贵宾在北京同我们举行了很好的会谈。
会谈的结果表明，中马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他说：
“侯赛因总理的这次来访必将对增进中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很大的贡献。”
华总理还向马来西亚贵宾介绍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参加谈话的马来西亚贵宾有：
外交部长东古·艾哈迈德·里陶丁，工程和公用事业部长达图·李三春，运输部长坦·斯里·马尼卡华沙甘，沙捞越州副首席部长达图·东斯坦·恩达维，沙巴州副首席部长达图·詹姆斯·翁基利，外交部秘书长坦·斯里·扎卡里亚·阿里，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图·阿卜杜·拉赫曼·贾拉尔等。
谈话时在座的有：
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贾石，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
谈话前，华国锋总理同马来西亚贵宾一起照了像。
侯赛因总理的夫人、已故拉扎克总理的夫人等也参加了照像。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和夫人以及随同访问的其他马来西亚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
本报讯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
前一个时期，师院学生思想活跃，提出了种种问题。
师院党委对此不是回避，而是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掌握各种思想动向，分别不同情况加以正确引导，并对实际问题作出妥善处理。
第1，对要求合理，方法对头的，就热情支持，切实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去年11月初，上海师院刚恢复不久，在教学和后勤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学生纷纷贴大字报，“呼吁”党委解决。
当时，学院正在召开团代会和学代会。
一部分学生要求修改原定的会议议程，增加揭露学院工作中的矛盾的内容。
院党委经过研究，认为这一要求是合理的，决定增加一天议程让大家提意见。
院党委和各部、处、系负责人都到会听取意见。
会后，党委把这些意见进行整理，交给各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院党委书记和总务处长、团委书记一起到矛盾最尖锐的食堂蹲点，做思想工作，调动炊事员的积极性，改进伙食。
学院还建立了伙食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食堂工作。
上学期期终考试时，食堂增添夜餐，为学生提供方便。
学期结束时，院学生会组织学生到食堂慰问炊事员，使原来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第2，对要求合理，但方法不对头的，院党委在指出方法不对的同时，认真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
这个学校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原是民办学校的教师，多数已经结婚，生活确实有困难。
当社会上少数人闹事时，他们也成立了串联会，并准备走出学院去串联，然后到市革委会去。
党委及时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主要负责同志到这部分学生中去做工作，指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妥，不仅问题难以解决，还要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全市的安定团结。
同时，学校也通过正常的渠道，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这些学生的实际困难。
对这部分学生的实际困难，院党委考虑安排有报酬的勤工俭学劳动予以解决，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第3，对要求不合理，方法不对头的，院党委旗帜鲜明地坚决制止，讲话不留余地，但工作做得细。
今年02月，中文系专科（二年制）部分学生提出了转本科（四年制）的要求，还串联了其它系的学生近千人，酝酿召开全院专科生大会，通过“决议”，向市革委会“请愿”。
针对这一情况，院党委同有关的党总支负责人一起到专科生中做工作。
明确表示，这种要求不顾国家计划，是无法达到的不合理要求。
党委负责同志还找了其中的党员骨干谈话，指出事态扩大的危害性，发动他们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对于专科生学习上的合理要求，则采取措施，加强教学力量，引导大家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来。
由于院党委旗帜鲜明，工作及时细致，问题得到了解决，专科生没有停一堂课，学习情绪稳定，学习热情越来越高。

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从五四运动前几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了老大帝国的门户。
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威胁着“天朝”的统治。
闭关自守的政策无法继续下去了，欧风美雨的袭来，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这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一部分顽
固派死抱住封建主义不放，大喊大叫要保存“国粹”，维护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顽固地拒绝一切新事物、新思想，拒绝一切外国的文化。
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向西方寻找真理，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然而，旧的封建主义文化固然破产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也证明此路不通。
人们在怀疑和彷徨中。
正在这时，在五四运动前两年，10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才把眼光投向俄国，并且经过俄国学到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出路，那就是：
以俄为师，走10月革命的道路。
发现这条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结果。
当然，不是所有五四时期的新人物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其中一部分人把五四精神发展到了反面，他们反对了老教条，引来了洋教条；
破除了旧迷信，产生了新迷信。
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就是这样的代表。
他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好，西方一切都好，公然提出中国要“全盘西化”。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既反对了封建主义的老教条，又反对了资产阶级的洋教条，坚持了10月革命的道路。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发生了新的偏向。
在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机会主义者看来，走俄国人的路就意味着盲目照搬马列的书本和苏联的经验，迷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说的一切，根本不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也不需要实践的检验。
这样，他们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种错误思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克服了。
延安整风运动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革命，从根本上说，是走10月革命的道路。
但是，历史证明，简单照搬俄国的经验也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这些都是新创造，是俄国革命经验所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又是走自己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恰好是五四运动的三十年以后。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后三十年的经验又进一步告诉我们：
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走自己的路。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
我们唯一的榜样是苏联，要学习苏联，这是肯定的。
但是怎样学？
是盲目照搬，还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这个问题，又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来的。
1956年，我们党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同年，毛泽东同志写了《论十大关系》，其中指出：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专门写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一节，全面地论述了学习外国的问题。
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和《论十大关系》一起，都是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从1956年起，我们就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这个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方面，苏联的经验那些是正确的，适合我国情况的，那些是不正确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这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辨别。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国家还处在被封锁的地位，我们还没有机会广泛接触外国的实际，多方面寻求知识。
因此，有许多事情，我们只能强调自己去创造经验，加上一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就免不了走一些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和现代迷信。
他们一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片言只语当作宗教教条，一面盲目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满天飞，闭眼不看世界的变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
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得我们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
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现在，我们党正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正在开始新的长征。
与此相适应，我们需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和民主精神。
我们现在有条件向各国学习，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既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外国。
迷信自己和迷信外国，都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
夜郎自大和盲目崇洋，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不仅如此，即使是外国的好东西，在学习的时候也要考虑如何适应中国的情况。
这才是洋为中用。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我们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今天，爱国主义应该表现为热爱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有一股小小的怀疑社会主义的思潮，这除了阶级敌人的煽动以外，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搞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许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这是需要研究的。
我们要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实践，虚心学习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也要虚心学习一切先进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我们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科学，我们也需要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没有四个现代化。
搞社会主义建设，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必须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这就必须发扬民主。
人民群众处在生产建设的第1线，他们最有实践经验，最了解情况。
党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研究群众的经验，据以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再反过来把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来建设和创造。
我们讲发扬民主，当然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民主千万倍的民主。
应当承认，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完备。
民主化也和现代化一样，是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但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前进。
要实现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它指导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在它的指导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有勇气去打破一些陈旧的框框，改变一些陈旧的观念。
解放思想是为了寻求真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因此，解放思想应当是和实事求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内。
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都要坚持；
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我们都要修正。
这是最彻底的科学态度。
五四运动到现在的六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青年发挥了先锋作用。
六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青年在长期斗争中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期待青年同志在新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发挥突击队的作用。
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精神，奋勇前进！

邓副总理同侯赛因总理会谈
双方就发展两国友好交往和合作关系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以及双方有关人员，今天上午举行了全体会谈。
双方就发展中马两国友好交往和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马来西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长东古·艾哈迈德·里陶丁，工程和公用事业部长达图·李三春，运输部长坦·斯里·马尼卡华沙甘，沙捞越州副首席部长达图·东斯坦·恩达维，沙巴州副首席部长达图·詹姆斯·翁基利，外交部秘书长坦·斯里·扎卡里亚·阿里，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图·阿卜杜·拉赫曼·贾拉尔，内政部秘书长坦·斯里·穆·奥斯曼，初级产品工业部秘书长达图·黄毓明，总理府政务次长沙赫里尔·阿卜杜勒·萨马德，总理府副秘书长艾哈迈德·宾·穆·优素福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贾石，交通部副部长陶琦，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

为什么出现分队现象？
安徽大学宿县地区师专班张世俊
在我们安徽砀山县，我所知道的有的生产队的分组情况：
把土地、牲口、农具、种籽一律分开，各组各选组长、会计、记工员、保管员，各行其是，队委会等于取消了。
这样的“分组”和分队何异？
现在为啥出现了分队的现象呢？
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按劳取酬原则不兑现。
有的生产队存在账目不公开，财务不民主，多劳不多得，同工不同酬等现象，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致使生产搞不上去，生活水平不能提高。
有人觉得“粘在一起只能挨饿”，分开也许好一些。
二、群众缺少民主权利。
有的生产队干部作风不正派，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经常多吃多占；
有的称王称霸，压制不同意见，仗势欺人；
有的甚至结帮拉派，排斥异己，打击报复。
而好些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的，长期当政，群众无权选举、监督。
这样，群众政治上受压、经济上吃亏，觉得分队可以争得民主权利，实现按劳取酬。
三、宗派斗争严重。
个别队从四清运动以来，几经反复，你上台压我，我上台压你，彼此之间鸿沟很深。
“台下派”因为不甘心受压，就主张分队。
四、有的领导同志光讲“包产到组”好，“只要不单干就行”。
很多人因此而不知所从了，虽然不想分队，只要有人串连、怂恿，马上也就跟着分了，因为担心以后“谁都不要”自己。

做现代化的主人
——记马恒昌小组
三十个春天
祖国的北方，春光明媚。
在这里战斗的齐齐哈尔第2机床厂马恒昌小组，迎来了她的第30个春天。
三十年前的春天，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马恒昌小组在隆隆的炮声中诞生了。
由十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创立的全国工业战线上第1个模范生产小组，象一株挺拔的松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茁壮地成长。
三十年来，有三百名工人在这里工作过。
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在第30个春天到来时，马恒昌小组全体同志兴奋而庄重地向祖国汇报：
1949年04月到1979年04月，这个加工精密铣床的车工组，按每年的定额累计计算，共完成了四十五年零三个月的工作量；
产品合格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以上；
学习和运用外国先进技术一百零九项，实现技术革新八百四十多项，有的项目提高工效十多倍；
为国家节约资金一百九十多万元，实现了优质、高产、低耗、多积累。
这期间，全组共培养和输送了二百多名技术工人和科级以上的管理干部。
十三任组长中，有十二名是全国和省、市的劳动模范。
第1任组长马恒昌，是全国五届人大常委，齐齐哈尔第2机床厂党委副书记、总机械师。
去年08月，在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这个小组被命名为“三大革命斗争的英雄集体”，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这个小组的十三任组长。
马恒昌小组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呢？
根本的一条，是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
创建这个小组的十名老工人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因而，他们以当家作主的姿态，自觉地参加企业管理。
这个好传统一直被后来的组员继承下来。
经过三十年的不断完善，他们创立了一整套班组管理的经验。
他们特别注意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落实到生产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使大家树立了为发展祖国的工业而献身的理想，形成勇挑重担、敢攀高峰的战斗风格，顾全大局、互帮互学的集体主义精神，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正是有了这些，才保证了小组年年季季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新的考验
英雄的马恒昌小组走过了三十年光荣的战斗历程。
今天，这个小组的阵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老组员一茬一茬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接班的全是青年人。
在现有的二十四名组员中，有二十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进组的，其中七人是去年才进厂的。
全组工人平均年龄二十六岁。
去年05月，厂里根据生产需要，将马恒昌小组迁到锻压机中件车间。
这样，他们加工的零部件，比过去复杂了，材质型号和工具、卡具、量具的种类也都增多了。
面临着新人、新设备、新任务，马恒昌小组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领导和群众都期待着他们的答复。
面对这些困难，小组首先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请老组员讲述小组三十年的革命传统，召开了建组以来最大的一次新老组员座谈会，回顾小组的光荣历史。
大家说，我们第1代老组员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克服加工中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许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重要任务。
现在再有困难，也比第1代老组员那个时候好。
只要我们发扬勇挑重担、敢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够闯过难关，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在攻关过程中，小组又及时解决新出现的思想问题。
有一名青年工人干活时，没有看懂图纸，把一根长料当短料加工了；
又有一次由于没有掌握好量具，报废了一件活。
他怕小组的荣誉受影响，十分着急，失去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小组负责人帮助他找原因，既批评了他的马虎大意，又帮助他提高认识，增强信心。
他很受感动。
此后一连好多天，他早晨四点多就来车间学习看图，练习使用量具卡具，熟悉车床性能，晚上八九点还不肯回去。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勤学苦练，他终于掌握了新的加工技术，后来加工的产品全部合格。
在小组的光荣传统鼓舞下，全组同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闯过了道道难关，去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生产计划。
今年第1季度，他们遇到了电力不足的困难，全组因停电累计停产八百五十多个小时。
但是，全组工人干劲未减，情绪未落，纪律未松，仍坚持每天提前上班，做好生产准备。
他们提出“来电大干，停电大学”，抓紧分秒时间，努力为国家增产，第1季度仍然超额百分之三十三完成了生产任务。
向二○○〇年前进
去年11月份，马恒昌小组全体成员冒着凛冽的寒风，第11次来到大庆。
在高高的钻塔下，在一座座采油井旁，学习大庆工人的英雄事迹。
回到工厂后，他们对照大庆工人的事迹，用科学的态度严格检查自己，深感要搞四化，必须继续发扬大干、苦干、实干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改变现有条件。
目前，小组成员的文化技术水平低。
二十四名组员，一般只有初中、高小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平均不到二级半，只能操纵四五十年代的设备；
班组管理也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们专门制订了全组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的规划。
按照规划，全组每周固定抽出三个业余时间上课，请厂里的技术人员讲解机械识图与制图、基础数学、英语等课程。
大家学习劲头很足，除了出差、休假和探亲外，一般都能按时完成作业。
副组长王振俊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读大部头的技术书籍有困难，但他没有退缩，经常学习到深夜；
遇到疑难问题，就虚心向人求教，直到弄懂才罢休。
到去年年底，全组已经学完了机械识图与制图两门课程。
为了提高操作技术，他们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开展了岗位练兵。
全组通过讲技术课、以老带新、技术互助、技术表演等传统方式，做到一人技术有专长，大家来学习；
一人技术有困难，大家来帮助。
最近，他们在三台机床上安了数码显示装置，并通过现场讲技术课和操作表演，初步掌握了数码显示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从而减少了辅助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多年来，马恒昌小组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班组管理制度。
在向现代化进军中，他们一方面巩固原来的管理制度，教育青年工人熟悉它、执行它。
另一方面，认真学习国内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试点经验，结合本组生产特点，制订出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的初步计划。
他们先后讲了四次课，分析了本组加工零件的特点，对过去的废品作了统计分析，查出数据，画出排列图，召开会议，找出出废品的主要原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
在这基础上，制订了新的操作规程，使小组的产品质量又有新的提高。
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恒昌小组目前正在开展“向二○○〇年进军”劳动竞赛，决心为国家和人民再立新功。
前进吧，英雄的集体！
前进吧，现代化的主人！
新华社通讯员朱石川
《黑龙江日报》记 者宋显忠
新华社记者王德华

分清是非敢于领导
中共福建省闽清县委书记戴永善
我们闽清县是深受林彪、“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之一。
深入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以后，特别是宣传和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以来，农村安定团结，经济活跃，春耕生产比往年搞得又快又好。
这些都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现在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必须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敢于领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闽清县委在这方面有三点体会：
解放思想，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前一段，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现在政策“松了、宽了、软了”，对一些地方闹分队、闹分田单干的歪风，听之任之。
我们县委很快抓住这个苗头，教育各级干部认清解放思想，是要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县出现过一些分田单干现象，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损伤，生产下降。
这两年纠正过来了，粮食生产迅速上升，两年增长近六千万斤，超过了1975年前的十年增产量，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现在绝不能重蹈覆辙。
况且我县现有生产队的规模不大，比较适合，有利生产发展，应该稳定。
为了帮助干部、群众分清是非界限，组织他们学习政策，并联系实际事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白樟下炉大队有十五个生产队分成三十七个“包产组”，搞四级核算，使得多数社员不能安心搞春耕生产。
公社党委立即领导他们纠正了错误的做法，并帮助搞好“三定一奖”、“一年早知道”，建立生产责任制，推动了春耕生产。
县委抓住这个典型，通报全县，及时解决了分队、分田单干的问题。
发扬民主，要坚持反对无政府主义。
02月中旬，有个别社队工厂的少数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借发扬民主的机会，擅离生产工作岗位四处串连，进城闹事，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
当时，有些同志怕有碍“发扬民主”，不敢管。
县委认识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是辩证的统一，讲民主不能否定集中，讲自由不能不要纪律，不能离开我们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搞所谓民主自由，那是闹无政府主义，有碍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
于是，全县立即大张旗鼓宣传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文件，发动各级干部群众一齐动手作政治思想工作，动员进城的少数人返回生产工作岗位。
对于其中确有困难的，符合政策规定并具备条件的，就帮助解决；
有些问题一时不具备条件，就做过细的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顾大局向前看；
对那些为首无理取闹的人，给予了批评教育，他们也作了自我批评。
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分清了发扬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一些同志是非界限清楚了，敢于领导，敢于解决问题了。
金沙公社认真宣传和执行《森林法》，严肃处理了一起山林火灾的事件。
一些地方也坚决刹住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聚众赌博、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坚持党的领导。
开始，全县落实今年农业生产计划时，早稻种植计划面积和国家计划指标相差较大，有人觉得左右为难。
后来经过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反复讨论，讲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只要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各生产队要从全局出发，自觉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
这样一来，全县早稻面积、经济作物面积都比往年落实得好。
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领导的责任，既向国家负责，又向人民负责，二者是一致的。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不是不要国家计划指导；
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领导社员群众正确行使自主权，齐心协力把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择优供应原材料形成有力协作线
广东省农机生产部门今年以来手扶拖拉机产量、质量上升，经济效果明显，开始改变长期被动落后的局面
新华社广州05月01日电广东省农机生产部门按照择优选点定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原则，组织安排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已经收到良好的经济效果。
今年第1季度，广东省生产的工农—12型拖拉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质量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原材料节约，成本下降。
04月份以来，拖拉机产量、质量继续上升，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生产长期被动落后的局面开始得到好转。
广东省各地有九个拖拉机厂和农械厂生产手扶拖拉机。
过去，每年分配生产任务时，都是采取开“大锅饭”的办法，让各家都吃一点。
但是，由于这些工厂大部分是仓促建成的，设备落后，工艺水平较低，技术力量不足，所以生产的拖拉机多半质量差，消耗原材料多，成本高，严重地影响了支农效果，也给工厂本身造成亏损，生产愈多，亏损愈大。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广东省第1机械工业局在安排今年手扶拖拉机生产任务时，决定按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原则，选定设备较先进、工艺水平较高、技术力量较强、产品质量较好的新会农械厂作为重点厂，把全省百分之八十的任务交给这个厂。
其余的厂，除继续承担少量拖拉机生产任务外，准备转产搞另外一些支农产品的生产。
与此同时，对手扶拖拉机所需的柴油机、齿轮、油泵油嘴等配套产品，也按同样原则选定由顺德农机修造厂、韶关齿轮厂、韶关油泵油嘴厂、肇庆配件厂、和平配件厂、新会铸造厂等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生产，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生产协作线。
这批工厂接受生产任务后，都相应地采取措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决心把手扶拖拉机的生产搞得更好。
新会农械厂加强了质量检验工作，对本厂产品和协作厂的产品，件件都进行精细的检查或试验，不合格的坚决不装配。
顺德农机修造厂把全厂各条生产流水线都进行了调整，使生产过程更加科学合理。
为支持上述工厂把手扶拖拉机的生产搞好，省有关部门在电力、燃料等方面，也尽可能保证供应。
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实行择优选点定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做法，好处很多。
首先是，能够使有限的原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用同样数量的东西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把钢用在了刀刃上；
其次是，择优厂的产品质量，过去就比较好，现在把任务集中在这些厂，更能促使他们精益求精；
第3，工业领导部门能更好地掌握所属企业的设备潜力，研究确定各工厂今后的发展方向，便于进一步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协作。

既加强责任制又稳定所有制
浙江省宁波地区农办副主任钟伯荣
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充分调动农村干部和社员积极性，集中力量搞好生产，是头等大事。
但是，近来农村还在就生产责任制问题议论纷纷：
一是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与包产到组（或称定产到组）是否一回事？
二是它与分小小队（即以包工到组为名，搞分队，独立核算）有什么区别？
这是急需弄清楚的问题，以便安定团结搞好生产。
前几天，我到鄞县甲村公社甲村大队作调查。
这个大队的十四个生产队，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分为四十八个作业组，实行土地、劳力分组操作，年终超产、节本奖励工分的生产责任制（中间因挨批判，停止了两年）。
他们坚持了生产资料归队所有，由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且对全队的生产建设，统一计划、统一布局、统一要求。
这样做，核算明确，责任落实，赏罚分明，方法简单，既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促进了增产增收。
这个大队1978年粮食平均亩产上升到一千六百三十七斤，比上一年增加六百多斤，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二百五十五元。
现在，甲村大队的经验已在全公社推广。
从甲村大队来看，他们的做法，符合新“六十条”关于“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规定。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环节要注意，就是看如何实行奖赔：
如果实行超产奖工，就不会影响生产队的统一核算；
如果搞全奖全赔、实奖实赔，就有可能使作业组成为事实上的一级核算单位。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反对包产到组、分田到组。
它与分小小队、搞独立核算，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应当怎样才能做到既加强责任制，又稳定所有制呢？
我认为应该弄明白以下三个问题：
第1，在指导思想上，要从有利于稳定所有制、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出发，来建立生产责任制。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是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水平的。
它的稳定，能够安定人心，加快发展生产。
当前有一部分生产队存在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的状况，主要是因为没有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搞平均主义所造成的。
这只能通过加强劳动管理、搞好责任制来解决；
靠分小小队，改变所有制，反而会削弱生产队，障碍生产力的发展。
第2，建立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必须从实际出发，经过社员充分讨论来决定，不能搞“一刀切”。
因为各地生产队的规模不同，自然条件不同，领导力量和管理水平不同，完全可以因地因时制宜地搞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有的可以不分作业组，直接建立田间管理、植保、农具、机械等岗位责任制；
有的可以按照生产季节，建立季节性的作业组，实行小段计划、定额管理、包工到组、验收拨工的责任制；
有的也可以建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第3，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单位，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土地、小农具、耕牛相对固定到操作组使用和管理；
坚持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布局，分组操作；
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超产奖工，承认差别，不搞全奖全赔、实奖实赔。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分队问题必须注意解决。
有些生产队要分队，有复杂的原因。
此文谈及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一些基层领导班子作风不正，社员民主权利没有保障等等，影响一些社员主张分队。
对这些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不能采取分队的办法。
此外，还有一些生产队因为规模过大、居住分散，不便于统一领导等等，干部和社员要求分队。
对此要作具体分析，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妥善解决。
个别地方把按照政策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业组，也当作分队强行取消，那是不对的。
——编 者

鞍山钟表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改变厂风推动生产
据新华社沈阳05月03日电鞍山钟表厂开展为四个现代化提合理化建议的活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效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从去年05月份以来，全厂一千一百多名职工共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三千三百多项，内容包括改进企业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
这些合理化建议，目前绝大部分已经得到落实和处理，对推动全厂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例如，过去他们加工闹钟的摆轮，都是用手工操作，效率低，质量还没有保证。
去年，机械加工车间工人栗德福提出了改用机械加工的合理化建议，并试制成功一台摆轮精车自动床，使摆轮加工摆脱了落后的手工操作，生产效率比过去提高三倍，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深入开展，不仅推动了全厂生产的发展，而且使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全厂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越来越少了，考虑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业余时间内打打闹闹的人越来越少了，钻研技术和管理的人越来越多了；
工作中互相扯皮、相互推诿的人越来越少了，团结互助、协力攻关的人越来越多了。
职工们高兴地说：
合理化建议活动真是好，促进了生产，又改变了工厂的风气。
他们还把本厂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上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经常向群众交底，引导大家围绕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例如，这个厂的物资管理工作一直比较落后，常常造成积压和浪费。
厂里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张榜招贤”，结果在短短时间内，提出五十多条建议。
现在，全厂物资管理工作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活动开展以后，这个厂又建立了必要的奖励制度。
他们规定，根据其创造价值的大小，及时给以适当的表彰和奖励。

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先锋
——记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在天津的革命活动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我们阅读了“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的革命活动的有关史料。
历史证明：
当年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反帝反封建的先锋战士，是一名在10月革命影响下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杰出革命战士。
“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在“山雨欲来”的1919年04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从日本毅然弃学归来，回到了别离一年半的祖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
他回到母校，老师和同学都格外高兴。
“敬业乐群会”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热烈欢迎自己的前会长。
1919年05月04日，北京爱国学生首先奋起斗争，点燃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焰，烈火很快燃遍全国。
05日，天津的报纸闪电般地把消息传遍全市。
07日，天津学生举行了示威，并先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在这两个爱国组织的推动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和直隶女师的学生为骨干力量，天津市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每天都从天津河北区住处，徒步十余里来到母校，组织在校同学并联络已毕业的校友参加爱国斗争。
当时，南开学校董事长，为创办南开大学筹措经费，不惜拉亲日派、大卖国贼曹汝霖出任校董，以换取他的卖国赃款来资助学校；
曹汝霖也想借此收买人心，以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反动地位。
周恩来同志立即团结同学，无情地揭露和反对这种可耻行为，使曹汝霖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场斗争的胜利，对鼓舞天津学生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不是在校学生，未能担任市学联的领导工作。
但是，由于他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斗争的智慧与魄力，使他在实际斗争中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天津学联的负责人经常拜访周恩来同志，研究如何领导好学生爱国运动。
周恩来同志在1919年05月间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
“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
他曾在南开学校食堂召开茶话会，代表南开学校留日同学对在校同学进行慰问，“以表爱慕之心”。
并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吾人作事乃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的斗争策略，对指导当时的爱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据日销万份的《南开日刊》记载，05月23日，天津学生万人罢课，轰动了全国。
06月09日上午十一时，全市中学以上的学生几千人，集合在南开学校大操场，举行“爱国宣誓大会”。
北洋军警数百人持枪包围，如临大敌，妄想借机挑衅镇压。
面对这种紧张局面，一些好心的社会人士前来劝阻。
大会要不要开下去？
能不能开下去？
人们都在为此而担心。
这时一位身穿黑色学生服的青年，走向操场中临时用六个大方桌搭成的讲台。
“周恩来！”
人们惊喜交加地活跃起来。
周恩来同志登上讲台，沉着地指挥队伍，迅速稳定了会场秩序，同时发表演说，和大家一起高声宣誓：
一、誓保国土；
二、誓挽国权；
三、誓雪国耻；
四、誓除国贼；
五、誓共安危。
大会群情沸腾，斗志昂扬，粉碎了反动军警妄想破坏大会的阴谋。
1919年08月23日，北京反动政府拘留了天津各界第2次赴京请愿的二十五名代表。
在天津的周恩来同志对全市各爱国团体的领导人说：
“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营救被捕代表，是我们的责任”！
08月28日，周恩来同志和学生代表郭隆真等，亲自到了北京，动员几千学生，包围了总统府。
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0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体代表。
1919年09月26日，南开学校成立了大学班（1923年改称南开大学），周恩来同志入学后不久，就公开参加了天津市学联的领导工作，出色地领导了三次重大斗争。
一是10月10日，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天津各界群众上万人在南开学校操场举行集会，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会后冲破北洋军警的包围，到警厅门前示威。
周恩来同志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起草了《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第1次用白话文写的宣言。
二是12月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开枪打死我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全市数万爱国群众举行大示威。
示威群众在南开操场举行国民大会，当场焚毁了被没收的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使抵制日货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
三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震动一时的天津
“一·二九”斗争。
在全市各界抵制日货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1920年01月下旬，发生了魁发成洋货庄的奸商勾结日本浪人和警察厅，殴打、逮捕各界爱国人士和封闭各团体事件。
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学生骨干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即将同反动派展开的大搏斗。
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指出：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01月29日举行全市学生大请愿，包围省公署。
为了免遭北洋军警的追捕，周恩来同志事先巧妙地指挥学生们分散隐蔽在路旁，一声令下，立即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演讲，散发传单，口号声响彻云霄。
在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学生代表的带领下，各路人马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大军，冲向省公署，象一股奔腾而下的激流势不可当，大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威风，成为“五四”时期天津青年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1919年07月份，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时，周恩来同志提出通过传播新思想来推动运动走向新高潮的两把“利器”：
“一是演讲，一是报纸”。
他指出，这样就能“求社会同情”。
在同学们的推选下，周恩来同志挑起筹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重担。
邓颖超同志任学联讲演部长。
07月12日，周恩来同志写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提出，要“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革心”、“革新”，提高觉悟。
0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同志又以《“革心”“革新”》为题写了社论。
《学联报》内容分主张、要闻、时评、评论、讨论、来件、演说、外论等十多个栏目，观点鲜明，战斗性强，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周恩来同志既是主笔、记者、撰稿人，也是经理、校对、卖报人。
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他和南开老同学潘世纶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
学联报初为03日刊，后改为日刊，日销数千份，影响全国。
反动当局闻风丧胆，于09月22日起下令封禁，但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他们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10月07日，《学联报》胜利复刊。
这个刊物前后出了一百几十期，其宣传重点，除了介绍新思潮外，还号召打倒军阀，打倒旧伦常，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
1920年春，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周恩来同志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
据当时狱中难友的回忆，周恩来同志在狱中自觉地承担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倡导、组织、筹划各项工作。
据《检厅日录》记载，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周恩来同志一连两个晚上，系统地向难友们报告青岛问题始末，强烈地激发了难友们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斗争是与挽救祖国的危亡联系在一起的。
从05月28日起，周恩来同志开始在狱中向难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在那天晚间的全体会上，他开始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31日晚，他继续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06月02日晚，他又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04日晚，他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07日晚，他进行最后一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
在牢房昏暗的灯光下，周恩来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照亮了难友的心。
“都向‘觉悟’道上走。
努力！
奋斗！”
“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抓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组织工作。
他同其他青年领袖一起总结了五个月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作为运动的中坚，指导统一行动，巩固革命力量。
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1919年09月16日下午两点，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派代表二十人，举行第1次会议。
男生代表有周恩来、马骏、潘世纶等十人，女生代表有郭隆真、邓颖超等十人。
那时邓颖超同志只有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一员。
会议决定：
一、成立新组织，定名“觉悟社”；
二、出版刊物《觉悟》；
三、提倡“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
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五、严密组织，采取委员制，发展会员应严格审查。
这样，一个崭新的学生革命团体诞生了。
“觉悟社”虽未明确指定主要召集人，但由于周恩来同志具有的优秀思想品质和杰出的工作能力，他在实际上成为“觉悟社”的领导人。
“觉悟社”的诞生，使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各学校进步学生团体的核心人物都成为“觉悟社”成员，这就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觉悟社”还大力提倡认真读书和研究的风气，并经常请革命人士、大学教授、社会名流来讲演，增长会员的知识。
09月21日，李大钊同志应邀来社，他称赞会员的革命精神，鼓励青年要研究新思想，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
1920年01月，“觉悟社”的刊物《觉悟》创刊了。
周恩来同志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他为刊物编撰了许多文章。
经过会员热烈讨论，由周恩来同志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是一篇斗争纲领。
宣言说，“‘觉悟’的声浪”，冲击着中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觉悟。
革谁的命？
要革“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的命，要革“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的命。
怎样觉悟？
要“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十种精神，去完成“‘思想改造’事业”。
为此，就要“灌输世界新思潮”。
“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
努力！
奋斗！”
。
觉悟，觉醒，速醒，猛醒，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人们思想大转变的特点；
是从学西方、学日本、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到学俄国、学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的大转变。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曾热烈欢呼世界劳工的胜利和俄国10月革命的胜利，号召大家要迎接世界新思潮，要觉悟起来。
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响应这个号召，引导会员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同志自己更是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使得他在留日期间已经开始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加丰富起来，紧密地结合国情得到不断的提高，使“觉悟社”的活动更加活跃，更加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觉悟社”成立仅三个月，其声誉就传播全国，成为全国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之一。
当年北京的《晨报》赞道：
“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
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配合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学会”，在指导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口号，“觉悟社”提出了“解放改造”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0年08月16日，周恩来同志出狱之后，“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学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分别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同志致与会词，共同倡议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彻底改造中国。
会上还制订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决心在“改造中国”的旗帜下，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共同战斗；
提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是：
“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切切实实做点事”。
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的光辉革命实践，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王庆民本报记者虞锡珪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
这个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和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有力地唤起了中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来，经过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反复较量，我们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更是可爱。
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用更多的年代所走过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当前，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在这一伟大的转变关头，我们纪念“五四”这个光辉节日，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纪元——群众觉醒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俄国10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利用第1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它出兵占领山东半岛；
强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
大量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挑起连绵不断的内战。
“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如绞索一样，紧紧扣住了中华民族的颈项。
它引诱北洋军阀政府进而缔结所谓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更象锁链一样，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手足。
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处在十分危急之中。
这不能不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义愤填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怒潮。
毛泽东同志指出：
“‘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当时确是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的。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的中国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
1918年05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殴打并拘捕了多人，为此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以示抗议。
北京学生立即奋起响应。
我们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于05月21日，北京十三个学校二千多学生，向反动统治当局发动了示威请愿运动，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先是八人，后又增添五人，共十三名代表，其中有留日归国学生王敬。
这是中国学生第1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这次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挫折，反帝斗争的情绪反而更加高涨。
鉴于1918年05月的请愿示威未获结果，青年学生们颇感有组织起来，加强团结的必要；
北京、天津、湖南、上海学生遂相继组织了学生团体。
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
暑假中，学生救国会推派了学生代表，南下联络，以通声气。
在天津，我们见到了马骏、郭隆真（女）、马千里、张泰来（后改名张太雷）等同志，他们曾开会欢迎我们。
在武汉，我们见到了恽代英同志，他们组织了“文化学社”。
代英同志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我虽是初见，但一见如故。
在九江，我们会晤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和邓毅生同志。
在南京，我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并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同志之弟）。
在上海，学生方面我们找到了狄侃、张闻天、沈泽民等，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黄警顽。
上海妇女方面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的舒惠贞，黄兴的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以后成立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五四”以后，她们还参加了上海学联。
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凯、朱执信先生，以后他们在上海办了《星期评论》和《新建设》月刊，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
我们还联系了上海新闻界的邵力子、叶楚伧、戈公振、史量才。
还有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荣宗敬等。
这时，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同志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中除毛泽东、蔡和森同志外，还有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蔡畅、李思安、周敦祥、魏壁、劳君展、杨润予等。
留日归国学生会在上海出版《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同他们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
这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
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会议的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岳州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运动。
由于这次联络，许多地方的学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因此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各方面声气相通，几乎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
为了加强联系，加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学生救国会于1919年01月出版了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是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的，一共凑集了一千五百多元。
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不谈文学革命。
担任编委的有：
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陈宝锷、陈钟凡、马骏、许德珩等，并请李大钊同志来指导。
“五四”前三个月，李大钊同志就在02月10日的《国民杂志》上，用大号字指出：
“日本人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是把快要到来的五四运动带进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认识。
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蛮横拒绝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消息传来时，北京的《每周评论》就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贼的罪行。
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新潮社的部分负责人，也经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讨论青岛问题。
及至我国在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人们的疾愤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尽管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李大钊同志推动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方面，大家则团结一致，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就如火山一样地爆发起来了。
二
1919年04月底，在北京传遍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要求完全遭到拒绝的消息，燃起了青年学生们的怒火。
当时，大家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勾结，但是粗略地从历史上看出：
没有内奸引不进外寇。
袁世凯想作皇帝，才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卖国的“二十一条”；
北洋军阀又都和列强相勾结，军阀段祺瑞更是个亲日派，野心勃勃，妄图统治全国。
客观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军阀卖国贼是内奸，是甘心作列强的奴仆，是出卖祖国的凶恶敌人。
05月02日，我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巴黎和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益，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
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大家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开会，决定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1919年05月04日，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共三千多人，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阻挠和压制，齐集天安门，召开大会。
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强盗行径，呼吁人们要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
大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会后，群众游行，走到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并向日本使馆示威。
以后到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时，群众的愤怒达到极点，痛打了正在曹宅开会的卖国贼章宗祥。
一位同学见到曹贼卧室过于华丽，一怒之下点燃了绿色罗帐，一时大火熊熊，烈焰冲天。
至此，斗争进入了高潮。
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获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同情和积极支援，但却遭到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无理镇压。
就在“五四”当天，反动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共三十二人。
我和易克嶷等均受到侮辱，并被逮捕。
到05月07日，反动政府在各界舆论的谴责和群众的压力下，将三十二人释放。
学生释放后，反动军阀政府明令嘉奖曹、章、陆，免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务，并要惩罚为首的学生，进行反扑，激起学生极大的愤怒。
“五四”以后，一个月内，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多次罢课示威，到街头讲演，禁止日货，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
0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布罢课。
反动政府指责学生此种行为是“纠众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天内一律上课。
学生断然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
会上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南下联络，呼吁援助，扩大声势。
因三院会场已被包围，我们遂跳墙出来，化装出京。
人民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当它的序幕拉开之后，在其没有获得充分展开以前，是不会中止下来的。
五四运动也是如此。
06月三、04日，北京学生连续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先后被捕九百多人。
反动政府把北大法科礼堂和文、理两科楼房都变成临时监狱，对被捕学生拘禁拷打，赤裸裸地暴露了它镇压学生运动的法西斯面目。
毛泽东同志指出：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反动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大规模残暴镇压，使矛盾更加激化、尖锐起来，各界人民被激怒了。
06月05日，上海工人阶级第1个挺身而出，六、七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强大政治威力，标志着我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并第1次登上政治舞台，给予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以沉重打击。
同时，湖南各阶层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展开了罢课、罢市斗争。
06月03日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愤怒呼吁：
“请斩曹、陆以谢天下”，给了北京学生以有力的支援。
周恩来同志这时正在天津，和邓颖超、郭隆真同志一起领导天津各界人民的爱国斗争。
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天津的斗争无疑是对北京学生的宝贵支持。
学生的罢课不断扩大，从黑龙江到广东，从江苏到云南，遍及全国。
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推广到了工人阶级。
上海的工人阶级得到“六三”大批爱国学生被捕消息以后，从06月05日起，发动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大规模的爱国罢工，英勇地走上斗争的前列。
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
罢工的工人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上海的工商业者也于06月05日以后实行罢市。
全国各大、中城市也相继罢工、罢市。
这样，五四运动就从青年学生的范围，扩大到工人、工商界以及市民，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了。
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革命运动强大的压力下，下令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又于0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恢复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0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
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陆徵祥的寓所，结果使他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拒绝签字的电讯传出，帝国主义各国十分震惊。
这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初步战果。
三“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的运动也开始了自己的分化，“分成两个潮流。
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这分化在全国各地都有反映。
10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斗争的实践，在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许多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10月革命的道路。
我自己就是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影响下，经过学习，逐渐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斗争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国内的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在国外，主要在法国，以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为首的赴欧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者，为宣传马列主义，为我党培养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把自己装扮成新派，钻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干着破坏革命的勾当。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改造中国；
但胡适却宣扬“点滴改良主义”。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走俄国人的路；
但胡适则直接或间接地毁谤苏维埃制度，主张我国继续作帝国主义的附庸。
我们要爱国，胡适则诬蔑我们“排外”，硬说“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
他更猖狂无忌地胡说：
中国人自己是治理不好中国的，只有让洋人管理中国五十年，然后交给中国人民，如邮政、海关不是由洋人管理好的吗？
胡适这种胡言乱语表明，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忠实代言人。
胡适抵制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终究被革命的洪流所冲倒。
此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
他们在爱国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曾沉渣泛起，故作几下姿态。
段锡朋是《国民杂志》社成员，在众多学生被捕时，曾主持过北大学生会议，并当过北大学生代表；
罗家伦是《新潮》社的成员。
“五四”那天，罗家伦曾代表示威群众向外国使团递英文说帖。
可是，由于他们跟在胡适后面转，投机钻营，一心追求读书做官，因此，运动刚一过去，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丑恶嘴脸。
罗家伦恶毒污蔑爱国学生运动是一种“冲动”，胡说“牺牲”了学业去反帝反封建是最不合算的事，等等。
随后，这几个人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用十万银元资送到国外镀金去了，最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
五四运动后期，知识分子队伍分化的情况表明，两种思潮，两种结果。
我国人民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10月革命的道路为榜样，我国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
1921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资本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走不得。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同志指出：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时代前进了，但是五四运动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永放光芒的。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抓住了这个主要任务，就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坚持还是背离这四条基本原则，决定着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命运。
今天，我们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发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我边防部队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

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
祖甲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说一个瞎和尚能用鼻子判断文章的优劣。
无论什么样的文章烧成灰烬，经他一嗅，便见分晓。
是好文章，就象闻到奇花异草，馨香扑鼻，沁人脾腑；
如果碰到坏文章，瞎和尚则会恶心，“向壁大呕，下气如雷”。
故事还说，那时候，经瞎和尚嗅过的写坏文章的人金榜题名，写好文章的人反倒落了第。
所谓“以鼻嗅文”当然是荒诞无稽的。
蒲松龄撰写这个故事，无非是辛辣地揭露和讽刺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
如果有谁那么认真，硬说瞎和尚的鼻子有什么奇特的功能，并列入科学研究项目，那势必叫人笑掉大牙。
然而，类似以鼻嗅文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仍不时有传闻。
前些年，据说有一个女孩能一眼看到埋在地下几尺深处的钉螺；
有个少年用肉眼可以穿过厚墙看到放在隔壁的东西。
最近，一些地方又“发现”了几个能够用耳朵认字的儿童，甚至手、脚、肚子也都能认字。
其实，所谓“神耳”、“神眼”、“神手”、“神脚”、“神腹”一类，同瞎和尚的“神鼻”一样，都是荒诞无稽的。
以鼻嗅文之类之所以荒诞无稽，是因为它违背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
写的字只能反射可见光，决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朵听。
人之能够看见字，是由于大脑的视觉中心，得到了由眼、视神经传来的光信号。
耳朵与视觉中心之间是没有神经相通的。
这是已经为实验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因此，说什么写的字会发出嗡嗡之声，通过耳朵传入儿童的脑海，“放出光来”，“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等等，是荒唐的、反科学的。
稍有一点科学常识、而又不人云亦云，是决不会上当的。
用耳朵“听”字的儿童是无辜的。
正象瞎和尚以鼻嗅文是那个姓宋的司文郎让他干的一样，“用耳识字”之类的魔术，也是大人吹出来的。
单纯、幼稚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没说真话，至多出于一点好胜心而已，够不上什么行骗。
对于这些天真伶俐的儿童，我们有责任好生引导，使之走上正路，成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有用人才。
奇怪的是个别科技部门的同志和个别领导同志，不请教科学，不请教科学家，看完魔术似的表演，居然带头鼓掌，大赞“神耳”，甚至煞有介事地下命令保证这些儿童的营养。
这些同志如此缺乏科学常识，不禁令人担心，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
中国是一个文化科学水平不高的国家。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致使科学普及受阻。
在这种情况下，在儿童中出现一些不合科学的举动，群众一时未能识破其中的“奥秘”，在所难免，不足为怪。
这又一次说明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任务迫在眉睫。
当前，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率领下，摩拳擦掌，向科学进军。
我们的领导同志应当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发展科学事业，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有的领导同志不懂科学也不要紧，可以老老实实地向科学家们请教，向一切有学问的人请教，变外行为内行。
可是，有少数同志不是这样。
他们往往放不下架子，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见到一些新奇的事，便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也不问问是否合乎科学，又是接见，又是鼓励，闹了个大笑话。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猎奇！
要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非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行。
这里既需要千千万万个陈景润、陈篪那样的科学家，也需要金绍朱、李嘉玉那样努力变外行为内行的领导干部。
向科学现代化进军，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我们的领导同志去做：
要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为攻克科学城堡组织好“兵马”和“粮草”，要表彰一心攻关的科技人才，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等等。
总之，任务繁重，时间紧迫，需要我们苦干、实干，千万不能被那些荒诞无稽的事分散了精力。

侯赛因总理和夫人出席文艺晚会
欣赏了我国的音乐、舞蹈和传统京剧节目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侯赛因总理和夫人今晚出席了文化部举行的文艺晚会，欣赏了中国的音乐、舞蹈和传统京剧节目。
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陪同马来西亚贵宾观看了演出。
晚会上，东方歌舞团演出了马来西亚舞蹈“巴用”（伞舞）、“尼鲁”（簸箕舞），瓦乌布兰（风筝舞），这是他们去年访问马来西亚时向当地艺术家学习的。
今晚，他们满怀深情的精湛表演，受到了贵宾们的热情鼓掌欢迎。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贾拉尔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下午，侯赛因总理和夫人由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陪同参观了故宫。

北京大学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蒋南翔同志在讲话中希望六十年前五四运动中起了榜样作用的北大，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成为新长征中全国学校的榜样。
当前必须认真地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的一万五千名师生员工今天上午在首都体育馆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出席了大会。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同志致词后，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会上讲了话。
他希望六十年前五四运动中起了榜样作用的北大，能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卓有成效地把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成为新长征中全国学校的一个榜样。
他指出，为了搞好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当前必须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扬民主，进一步搞好安定团结。
蒋南翔在讲到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的大好形势时说，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继续努力克服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况。
要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发扬民主。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民主，和五四时期大不相同。
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辈们火烧赵家楼，是为了破坏旧世界；
我们今天发扬民主，是为了建设新中国。
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主要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放任。
个人自由放任的极端民主化，导致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蒋南翔强调说，社会上确实有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事业、攻击党的领导的反革命分子。
对他们的反革命言论行动，必须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爱国人士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当然，要真正充分发扬民主也还需要继续努力。
现在不过刚刚开了一个头，不能说“思想解放过了头，发扬民主过了头”。
蒋南翔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先决的问题是全国范围的安定团结。
他勉励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加强团结，艰苦奋斗，把北京大学办好。
教职工代表郑淑蕙、学生代表张炜在会上先后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保证为四个现代化教好、学好，为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而努力，决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今天的大会是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主持的。
参加大会的还有：
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张承先、高沂、黄辛白、胡启立、刘祖春；
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过的区棠亮、熊向晖、朱光亚、冯至、周游等；
部分北京高等院校负责人；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专家和来校讲学的外国学者。
中央乐团和中央歌舞团为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

高尚的情操
在天津，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女医生、大学毕业生段肇谊同下肢截瘫、走路靠双拐的残废军人顾伟力，是怎样恋爱结婚、相亲相爱的。
1968年08月，第2军医大学的女学生段肇谊正在东北解放军二一三医院进行毕业实习。
一天，一辆救护车飞快地开到医院，从车上抬下一位重伤员。
只见他面色苍白，全身从头到脚都缠满绷带。
护送他来的部队领导同志向大夫们介绍说：
“他是我们的排长顾伟力。
一次在山洞里施工，突然发生了塌方事故，他猛地把身边的战友推出老远，而自己却被石块埋了起来。
他全身十五处负伤，最严重的是腰椎骨折，下肢瘫痪。”
站在病床旁边的段肇谊含着泪花听着。
顾伟力把生存的希望送给战友，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实习军医。
一天，段肇谊端着药走进病房，只见顾伟力仰面朝天，双手拿着举重器，咬着牙，一上一下地在进行上肢功能锻炼，汗珠子成串地从他的额上滚落下来。
“多么坚强的战士啊！”
全病室十几个伤病员，数顾伟力伤情最重，但也数他表现得最坚强，最乐观。
他给大家讲故事，唱歌，说天津快板。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病房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段肇谊从内心里敬佩这位英雄战士。
由于长期卧床，顾伟力臀部生了一块褥疮，段肇谊给他勤换药，勤洗衣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褥疮治好了。
一次，躺在床上的顾伟力，排不出大便，憋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周围的病友急得束手无策。
这时，段肇谊来到病房，她二话没说，用手帮小顾把大便抠出来。
从来没有因病痛而流过泪的顾伟力，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不久，段肇谊毕业实习结束了，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年轻的实习军医这时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
在自己的同学和好友中有的结成了夫妻，有的成了终身伴侣。
恋爱，婚姻，象新的课题摆在二十六岁的段肇谊面前。
一个人在紧扣着她的心弦，他，正是为了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保护战友，而成了终生残废的顾伟力。
她反复思索着：
难道这样的英雄战士不应该得到爱情、得到幸福吗？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以后，这位在高干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姑娘，一天晚上终于在灯下铺开了信纸，毅然将自己的爱情之窗向顾伟力敞开。
躺在病床上的顾伟力，看完姑娘热情洋溢的来信，激动得睡不着觉。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体条件，他又冷静下来。
他回信表示：
我是一个终身残废的人，希望您再三考虑！
但得到的回答是：
“我已完全考虑好了！”
一个大学毕业的军医，爱上了走路靠双拐的残废人，这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
有的人说，精神可嘉，其实是傻瓜，是可敬不可学的。
也有人说，她起码也应该找一个同等资历的人，劝她要慎重对待终身大事，以免将来后悔。
可是小段却不是这样看，她说，“爱情不只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明月，也还会遇上秋天的泥泞，冬天的冰雪。”
社会上的一些非议，并没有影响她和顾伟力之间的爱情。
这朵爱情之花，深深扎根于共同理想的土壤中，开得更加鲜艳芬芳。
1970年07月，他俩结婚了，婚后曾到天津看望顾伟力家里的亲人。
一直为儿子的婚事而忧虑的老母亲，见到儿子带着这样好的媳妇回来，乐得合不上嘴，逢人就说：
“真是新社会好”。
邻居们也赞叹说：
“可不是！
要是在旧社会，这样的半拉身子准是一辈子打光棍。”
婚后不久，他俩先后复员回到天津。
负责安置工作的领导同志对顾伟力说：
“你已经为人民负了伤，立了功，可以在家休养，工资照拿，享受一级荣誉军人的生活待遇。”
但顾伟力回答说：
“为革命流血牺牲，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社会主义事业。”
段肇谊也三番五次地找领导上谈。
她说：
我们结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并肩前进。
靠国家养活一辈子，这不是我们的理想。
在他们再三要求下，经过部队领导和地方协商，决定把他们两人都安排到第3毛纺织厂工作。
两人的共同愿望又一次实现了。
顾伟力被分配到财务科工作，大家知道他是一等残废军人，是有功之臣，都主动照顾他。
厂里也决定对他的工作不限量，歇班请假不扣工资，还嘱咐科室同志关心他的生活。
可是，顾伟力牢记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要求自己，不论刮风下雨，他总是克服困难，坚持坐着手摇车去上班。
他们结婚九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买东西、看孩子，家务负担不轻啊！
但爱情使双方都能互相体谅，尽可能地给对方创造工作和学习条件。
段肇谊曾经到市里一家大医院进修中医。
她的这一行动，得到了顾伟力的热情支持。
为了使她能够安心学习，他尽力分担家务，凡是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顾伟力都不让她操心，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活他都抢着干。
最初练习干活时他经常和刚学着走路的小儿子摔倒在一起。
而段肇谊为了减轻顾伟力的负担，不管工作学习多忙、多累，她都坚持一早把孩子送到厂里幼儿园，晚上再接回来，中午还到厂里食堂为顾伟力买饭。
对这种紧张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烦躁和怨言。
经过一年的进修，段肇谊学会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方法，为工人健康服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最近，厂里任命她为保健站站长，工作担子更重了，任务更艰巨了。
但他们夫妇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感情仍然那样的和谐，而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愿望仍然那样的强烈。
这个爱情的故事，反映出了我们一代先进青年的崇高情操。
广大青年在处理婚姻恋爱问题的时候，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吗？
新华社记者孙永盛丛文滋

世乒赛男女单打分别剩下十六名和八名选手
新华社平壤05月04日电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05月04日经过第3轮比赛后，剩下的十六名选手是：
郭跃华（中国），舒尔贝克（南斯拉夫），高岛规郎（日本），奥洛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李振恃（中国），五藤秀男（日本），施之皓（中国），盖尔盖伊（匈牙利），克兰帕尔（匈牙利），鲁尧华（中国），小野诚治（日本），黄亮（中国），道格拉斯（英格兰），德沃拉切克（捷克斯洛伐克），约尼尔（匈牙利），梁戈亮（中国）。
新华社平壤05月04日电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今天上午进行第3轮比赛。
比赛结果剩下八名选手进入复赛。
第3轮比赛结果如下：
朴英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胜高桥省子（日本）：
三比○；
童玲（中国）胜岛内美子（日本）：
三比○；
萨博（匈牙利）胜哈默斯利（英格兰）：
三比一；
葛新爱（中国）胜赫尔曼（瑞典）：
三比一；
张德英（中国）胜川东加代子（日本）：
三比○；
波波娃（苏联）胜夫里塞科普（荷兰）：
三比二；
李松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胜马戈斯（匈牙利）：
三比○；
张立（中国）胜乌赫莉科娃（捷克斯洛伐克）：
三比○。
本报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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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科摩罗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了由科摩罗外交部代表阿里·穆拉海里率领的科摩罗友好代表团。
穆拉海里团长说，科摩罗人民对中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努力完全支持。
希望你们取得成就。
姬副委员长说，我们都属于第3世界，我们同非洲人民和科摩罗人民的友好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美国朋友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执委会主席帕特里克·兰纳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揭露苏越合谋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威胁亚洲安全；
谴责越南控制老挝和侵略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
我代表团长在中越谈判第3次会议上发言
指出霸权主义是破坏中越关系和恶化印度支那与东南亚局势的根源；
揭露苏越合谋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威胁亚洲安全；
谴责越南控制老挝和侵略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
新华社河内05月04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今天在河内举行的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潘贤阁下，越南政府代表团的同事们：
越南方面在上次发言中，重复反华滥调，不仅再次企图转嫁破坏中越关系和制造边境武装冲突的责任，并且在霸权主义问题上颠倒是非，恶毒攻击中国领导人是“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最疯狂的推行者”。
这是对中国的极其严重的诽谤，我们对此不能保持沉默，必须予以驳斥，澄清事实真相。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奉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这是越南当局反华仇华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
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加紧拼凑“印度支那联邦”，极力向东南亚渗透扩张。
越南当局在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上，完全站在民族扩张主义的立场，把坚决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中国看作是它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进而称霸东南亚的侵略扩张计划的最大障碍，因此，越南当局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反华仇华越演越烈，使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最后导致了中越边境的严重武装冲突。
唯有揭示问题的这个实质，才能找到恢复中越正常关系的正确途径，才能有助于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越南当局一直把建立所谓“印支联邦”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抗美战争期间，越南领导人就一再向柬、老鼓吹印支三国建立“苏联式的联邦”，主张实现“经济联合”，并企图把三国的军队合并，成立由越南操纵的所谓“联合司令部”。
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之后，越南当局自恃拥有大批美国和苏联的战争物资，以“世界第3军事强国”自居，野心急剧膨胀，很快走上了穷兵黩武、向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首当其冲的是昔日与越南同受帝国主义奴役、为争取民族独立并肩战斗，并大力支援过越南的老挝和柬埔寨。
越南当局在“特殊关系”的旗号下，对老挝、柬埔寨肆无忌惮地推行渗透、控制、颠覆、侵略、吞并的政策。
越南当局甚至援引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先例”，对柬埔寨发动侵略和实行军事占领。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确实是效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
短短几年的时间，越南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控制了老挝。
数万越南占领军驻扎在老挝国土上。
大大小小的越南顾问，凌驾于老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之上。
1977年，越南把所谓“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及边界协定强加给老挝人民，把越南对老挝的全面控制、军事占领以及宰割领土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
老挝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粗暴的蹂躏。
在越南的压力下，老挝的对外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历史上一直友好相处、从无纠纷的中老两国关系，由于越南当局的极力破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最近，苏联和越南凭空捏造了中国在中老边境“集结重兵”的谎言，强迫老挝为它们的反华政策效劳，并借此加强了他们对老挝的控制。
对于坚决拒绝建立“印支联邦”的柬埔寨，越南当局更是处心积虑，急欲一口吞掉。
1975年，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威岛，随即又向柬施加压力，背信弃义，企图把柬埔寨为支援越南抗美战争而提供的“庇护所”——湄公河以东的一部分柬埔寨领土并入越南。
越南当局多次在柬埔寨内部搞颠覆活动，图谋推翻坚持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主柬埔寨政府。
1977年底，越南从不断扩大越柬边界冲突发展到公然出兵侵柬。
但是，这一切都遭到了失败。
1978年底，越南出动十多万军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越南当局把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都破坏无遗了。
越南当局用刺刀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接着炮制了一个卖身契式的“越柬友好合作条约”，并在其占领区建立起极其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柬埔寨傀儡集团的头目宾索万今年03月直言不讳地承认：
“柬埔寨和越南一起参加印支联邦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句话说出了越南当局武装侵占柬埔寨、扶植傀儡集团，是拼凑“印支联邦”的重要步骤。
越南当局对柬埔寨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结盟国家和东盟国家先后提出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各方把军队撤回自己国内的决议草案，都得到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中十三票的支持，苏联不得不亲自出马，蛮横地予以否决。
但是，全世界人民的正义立场是否决不掉的，越南侵略军必须立即撤出柬埔寨，仍然是世界人民的迫切要求。
目前，越南侵略军正加紧在柬埔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妄图在雨季来临之前消灭英勇抗战的柬埔寨武装力量。
同时，越南当局也在进一步加强对老挝的控制。
但是，具有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光荣传统的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绝不会屈服于外族的殖民统治。
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完全在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一边。
越南侵略者最后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世界舆论对越南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行径的强烈谴责，使越南当局狼狈不堪。
越南当局为了摆脱困境，最近竟然妄图抹煞客观存在的事实，硬说“不存在所谓‘柬埔寨问题’”，“也不存在所谓‘印度支那问题’”；
并且蛮横攻击任何人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都是“非法的”，是“干涉越柬两国人民的内部事务”。
越南当局找不出任何能够站得住脚的法理根据来为你们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辩护，只好搬出你们自己在军事占领柬埔寨之后一手炮制的“越柬条约”作为所谓“法律基础”。
全世界都知道，越南是在1978年12月25日发动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1979年01月07日攻占金边后，在第2天匆匆忙忙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02月18日炮制了一个“越柬条约”。
试问：
在傀儡政权成立之前，是谁“要求”越南军队进驻柬埔寨的？
越南侵略军早在“越柬条约”签订将近两个月之前就已入侵柬埔寨，“条约”怎么能够成为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的“法律根据”呢？
时间不能颠倒，事实不容捏造，更何况金边傀儡政权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炮制的，遭到柬埔寨人民的唾弃，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承认。
这个傀儡政权本身就是非法的，“柬越条约”更是非法的，根本不能使你们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军事占领“合法化”。
事实充分说明，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赤裸裸的侵略，践踏了国际关系的起码准则，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严重威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根本不是什么“内部事务”。
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越南的侵略进行谴责，要求越南侵略军立即撤出柬埔寨，完全是合法的和正义的行动。
越南方面为了混淆黑白，转移视线，在谈判中竟然一再造谣诽谤，诬蔑中国，并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蛮横地说，“我奉劝你们到老挝和柬埔寨去谈，我们不在这里谈”。
越南方面在谈判中就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对中国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但却不容许中国方面进行答辩，分清是非。
请问，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如此狂妄和霸权主义者的态度，实在罕见。
越南是侵略柬埔寨和老挝、恶化印度支那局势的策源地，正是应该在这里谈这个问题。
越南当局这种横蛮无理的做法，绝对阻拦不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伸张正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坚决反对越南侵略，支持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拼凑“印支联邦”是越南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部署，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南下政策和炮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和越南当局一唱一和，一直敌视东盟并攻击东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但在1977年越南加紧对柬埔寨进行武装侵略前后，苏越改变了对东盟的策略。
越南当局对东盟转而开展所谓“微笑”外交，提出要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并且要求东盟打破“狭小的壁垒”，扩大范围，“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区域性组织”，企图挤进东盟，改变东盟性质。
越南提出建立一个所谓“东南亚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企图用变相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取代东盟。
东盟国家对“真正独立”的含意提出了疑问。
越南当局只好含糊其词，支吾搪塞。
但是，你们在一个内部下达的所谓“宣传提纲”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东盟“这个组织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同美国结成联盟反对越南。”
现在，“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政治路线仍受美帝国主义的支配，因此它们的独立是假的。”
这是对具有独立主权的东盟国家的极大污蔑和侮辱。
为了主持正义，为了维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东南亚国家舆论一再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这时，越南当局公然恫吓东盟国家
“不要犯第2次错误”。
甚至要他们还“债”，进行威胁。
事实雄辩地说明，苏越合谋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对于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是当前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危险根源。
越南的扩张主义政策符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需要，因此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
苏越大小霸权主义互有需要，互相配合。
越南为实现它组成“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需要苏联的支持。
苏联推进它全球战略中的南下政策，需要把越南当作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可靠前哨”和“战略基地”，进而控制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把两洋战略部署联成一体。
不久以前，苏联曾经利用中越边境局势紧张的时机，把军舰开进岘港和金兰湾，最近苏联军用飞机又使用岘港空军基地，引起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严重关切。
多年来苏联一直加紧向越南渗透，一步一步地把越南纳入它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轨道。
1978年越南参加“经互会”，紧接着同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越南已经成为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在亚洲的代理人，被公认为是“亚洲的古巴”。
越南当局也自认为越南和古巴是“一对双生子”。
事实已经表明，越南和古巴是苏联争霸世界的一对工具。
越南当局为了掩盖自己的地区霸权主义面目，妄图混淆视听，反诬中国是所谓“大国霸权主义”，要向印度支那和东南亚
“扩张”。
这种无稽之谈是没有市场的。
事实胜于雄辩，越南当局企图转移视线，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枉费心机的。
不称霸是中国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中国一再声明，中国现在不称霸，在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也决不称霸。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
中国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现在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需要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中国一贯珍视对印度支那三国的友好关系，对它们的抗美战争和经济建设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一贯尊重它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不仅不要越南的一寸领土，不在越南留驻一兵一卒，也没有侵占柬埔寨和老挝以及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一寸领土，更没有在任何国家派驻一兵一卒。
而越南对柬埔寨实行军事占领，全面控制老挝，建立“印支联邦”，遭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谴责。
越南在柬、老两国驻军总数多达二十万，在这一方面，越南倒是货真价实地堪称“世界第3”。
如果你们不是谋求地区霸权，你们就应向全世界宣布立即撤出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武装部队。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一贯赞赏和支持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区的主张，反对苏联为控制和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而策划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越南当局同苏联一起，千方百计地向东南亚渗透和扩张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到。
因为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建立“印支联邦”，是越南向东南亚侵略扩张的前奏，东南亚国家深切感觉到不安是很自然的。
如果容忍越南长期武装侵占柬埔寨，国际关系准则将被任意破坏，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更大威胁，东南亚国家将成为越南下一个直接侵略的目标。
最近，越南侵略军已经在柬泰边境不断向泰国挑衅。
东南亚地区的舆论强烈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反对大小霸权主义控制东南亚的阴谋。
事实说明，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进行侵略战争和渗透扩张的，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和苏联大国霸权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当局居然还颠倒黑白，诬蔑别人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各国“奉行扩张主义政策”。
这种谎言又骗得了什么人呢！
越南方面口口声声说，越南对各邻国“一贯奉行和平友好的政策”，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你们不仅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政策，并且对柬埔寨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对老挝实行全面控制。
你们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背信弃义，说明你们完全是虚伪的，已经失信于天下。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坚决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一贯主张国际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我们这种光明磊落、大义凛然的坚定立场，对于大小霸权主义者恣意向外侵略扩张，是个巨大的障碍，必然招致他们的仇视和反对。
中国在1977年底越南武装侵柬一开始，就坚持原则立场，主张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后谈判协商解决争端。
越南当局因此对中国更加怀恨在心，随之而来的是反华排华的急剧升级。
1978年底越南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越南的侵略行径，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正义斗争。
这时，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反华仇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大小霸权主义者看来，要在东南亚放手建立霸业，就必须扫除中国这个障碍，破坏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你们唯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东方，将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坚强力量。
越南方面甚至公开叫嚷，中越发生战争“就会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成为泡沫”。
这充分暴露出你们蓄谋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和破坏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阴险用心。
越南当局猖狂反华仇华，恶化两国关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越南以苏联为后台要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称王称霸。
中国主持正义，反对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当地各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因而被越南当局视为“头号敌人”。
要使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南当局必须停止反华仇华、改变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政策。
在当今的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和怂恿下，沿着对外侵略扩张，谋求地区霸权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将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越南当局真象你们自己声称的那样，愿意“为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就应该顺应世界人民的要求，首先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把越南侵略军全部撤回国内。
我们严正声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支持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立场也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是说话算数的。
越南当局既然矢口否认自己奉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那么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是言行一致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越两国关系问题，为了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中国政府代表团已经提出了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内容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原则建议。
中国方面在建议中郑重提出：
“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
任何一方都不参加旨在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利用别国领土和基地向对方或其他国家进行威胁、颠覆和武装侵犯。”
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符合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心愿，正在受到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霸权主义是破坏中越关系和恶化印度支那与东南亚局势的根源。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越关系问题，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问题的关键。
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却完全没有提到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
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完整的、全面的”呢？
反对大小霸权主义是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强烈愿望。
我们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回避重大问题和实质问题，不要把谈判当作反华宣传的讲坛，严肃认真地研究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为确保中越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为早日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为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点切实有益的工作。
谢谢。

扎军事代表团访问北京部队某部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由扎伊尔国防和领土安全部国务秘书埃卢基·蒙加·昂杜准将率领的扎伊尔军事代表团今天上午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装甲兵某部。
贵宾们在部队参观了坦克兵专业训练。
他们对部队使用简易的装置来训练战士们的驾驶和射击技术很感兴趣。
埃卢基准将详细察看了这些装置，询问了这些装置制作的情况。
坦克兵还向贵宾们表演了山地驾驶。
在参观过程中，部队负责人同扎伊尔贵宾畅叙中扎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在反霸斗争中所结下的战斗友谊。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由团长米内山义一郎率领的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
王震副总理就中国农业发展情况同日本朋友交流了经验。

耿飚副总理会见阿富汗大使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阿齐姆。

越南武装人员向我广西、云南境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越南武装人员最近继续猖狂地向我广西、云南境内一些地区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
05月03日上午八时，我广西龙州县彬桥公社民兵凌干勇、凌步养和凌干情前往伏波山哨所换哨途中，遭到侵入我国境内的越南侵略军的伏击，三个人当场牺牲。
越南侵略军还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封锁我民兵哨所。
我哨所民兵被迫进行还击。
04月25日至30日，越南武装人员还先后向我广西东兴、友谊关、念井、龙邦、庭毫山等地区开枪射击，并派遣特工人员侵入我国境内进行骚扰破坏。
04月27日夜晚，越南侵略军用机枪向我广西爱店边防检查站持续射击二十多分钟，打坏我检查站营房多处。
04月28日晚上十一时许，越特工六人潜入我广西防城县峒中边境地区，袭击我那棒村筑路民工住处，当场打死我民工二人，打伤一人，烧毁了工棚。
我民工进行还击，击毙击伤敌各一人，缴获冲锋枪一支，弹夹两个。
04月30日，越特工一人携带凶器，潜入我广西靖西县边境地区，被我边防人员捕获。
据越特工供称，他潜入我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我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等情报。
04月25日至29日，越军在我云南边境频繁挑衅，向我马关县金厂公社、麻栗坡县杨万公社边境地区开枪、打炮。
04月27日凌晨，越军用冲锋枪、机枪向我河口镇东北方向的山腰车站扫射，发射子弹数十发。
04月29日下午二时半，老街越军还向我在河口四连山进行工程测量的人员开枪，打伤了一人。

韩念龙团长在中越谈判第3次会议上
驳斥越方代表对中国的攻击和诽谤
新华社河内05月04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今天上午在河内举行的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3次会议上发言时，着重地谈到了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
他指出，霸权主义是破坏中越关系和恶化印度支那与东南亚局势的根源。
他揭露苏越合谋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威胁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他谴责越南控制老挝和侵略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
他还驳斥了越南当局为它侵略柬埔寨辩护的谬论。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贤主持今天的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
他在发言中又一次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他还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进行了诽谤，尤其对中国的建议中关于反对谋求霸权的第2项最为恼火。
他说，中国的建议中这一项提出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这是“妄图要越南放弃它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首先是对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
潘贤这番话清楚地表明，越南当局不顾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顽固地坚持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占领。
潘贤要求在今后中越谈判中“只讨论和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他还要求在第4次会议上，集中讨论越方提出的三点建议的第1点，即所谓保障两国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紧急措施”。
韩念龙在即席发言中驳斥了潘贤在今天的发言中对中国的攻击和诽谤。
他还指出，潘贤在第2次会议的发言中歪曲中越两国几十年来友好相处的革命历史；
篡改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历史。
韩念龙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南革命、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斗争的全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以及支援柬埔寨、老挝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
“究竟是谁以怨报德，翻脸无情，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呢？
究竟是谁克扣中国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大批援助物资，挑拨和破坏中老和中柬人民的关系呢？
究竟是谁以‘特殊关系’作幌子，侵占柬埔寨，控制老挝，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呢？
究竟是谁背弃中越两党协议，残酷迫害对越南革命和建设作过贡献的广大华侨，并把几十万华侨和越南公民强行驱逐出境、向世界各国输出难民呢？
究竟是谁以前公开声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又背信弃义，占领中国的岛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呢？
究竟是谁对东南亚各国软硬兼施，两面三刀，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积极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南下战略效劳呢？
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难从上述的事例中分清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
韩念龙要求越南方面面对现实，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方面提出的八项原则建议，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关于遣返被俘人员问题，韩念龙建议双方达成下列口头协议，即：
“中越双方同意尽早遣返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中双方全部被俘人员，有关事宜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商谈和办理。”
越方虽曾一再宣传要使被俘人员“尽早同家庭团聚”，但对中国方面这一切实可行的建议拒不表示态度。
韩念龙指出，越方口口声声说对被俘人员实行“人道主义”，但却不让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同被俘的中国人员见面，又拒绝同中国方面达成协议。
由此可见，越方说要实行“人道主义”，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已。

韩念龙团长在河内举行记者招待会
指出中越谈判迄今未能取得进展的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
新华社河内05月04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05月04日下午在河内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的情况。
他指出，中越谈判迄今未能取得进展，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
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努力排除障碍和困难，继续为促使谈判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韩念龙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八项原则建议“是解决中越关系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放在首要地位”。
它是从中越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并且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既合情合理，又切实可行。
他说：
“如果回避基本原则问题，就会把中越谈判引入歧途，不但现有的争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而且新问题还将不断产生，中越关系将愈益恶化。
现在有人力图把谈判纳入错误的轨道，这一情况正在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在谈到越南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时，韩念龙指出，越南方面避而不谈根本性的问题，在实际行动上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不遵守，并且一直拒绝承担反对谋求霸权的义务，拒绝承担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的义务。
他说：
“这样的三点建议，究竟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呢？”
“它只不过是越南方面用来欺骗世界舆论的手段而已”。
韩念龙说：
“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越南方面是在利用谈判大造反华舆论，为在中越边境加紧军事部署，为进一步恶化中越关系制造口实，同时转移世界人民对他们加紧侵略柬埔寨和控制老挝的注意力。”
他最后表示希望越南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停止一切有损于谈判正常进行的言行，严肃认真地研究中国方面的八项原则建议，切勿辜负中越两国人民以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韩念龙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五四纪念邮票
王扬
1947年，东北解放区曾发行过一套纪念五四运动的邮票。
邮票的主图是一只巨手紧握利斧，砍断一条象征封建专制的铁锁链，两边印有“打破专制枷锁”、“争取民主自由”的战斗口号，画面上部的中间位置，印有“纪念五四运动”的字样。
邮票的图案寓意十分深刻，加上两边战斗口号的衬托，鲜明地表现出邮票的主题。
这套邮票共三枚，图案相同，印刷颜色分为绿色、棕色、紫色。
这是我国最早的纪念
“五四”的邮票。
1948年，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又发行一套五四青年节纪念邮票，全套也是三枚，图案都是一个革命青年，右手执着一面红旗，左手高举一把火炬，红旗的左上角印有醒目的
“5·4”两个字。
它号召当时的中国青年继承
“五四”革命传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
在当时的战争岁月，解放区的物质条件很差，因此这两套邮票印制得比较粗糙，但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对当时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青年，起到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9年，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国邮电部发行一套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共两枚，面值是四分和八分，彩色印刷。
第1枚的主图是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向科学进军；
第2枚是我国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商业职工和解放军战士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战斗、胜利前进。
两枚邮票右上角的背景，再现了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的斗争场面。
邮票表现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几套邮票至今虽然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它使我们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珍惜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激励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附图片）

从“五四”想到“四五”
王为政
从“五四”想到“四五”，
——相隔五十七年，
发生在同一国度。
头上，同一片赤县天，
脚下，同一块神州土。
同是一群轩辕子孙，
为“中华腾飞于世界”，
敢“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历史竟这样惊人地相似，
同样的字体记载着：
“五四”——“四五”！
不！
不！
历史决不只是
简单的重复。
当年，人民还未“降龙”，
如今，中国却已“伏虎”！
历史，翻过了五十七年，
人民，已经更加成熟。
当窃国大盗再一次磨牙，
天安门前又升起冲天烟柱。
中国是人民的，
人民就要作主！
君不见自古“民不畏死”？
为了“庶民的胜利”，
为了“四化”宏图——
我们要时时想起：
“五四”——“四五”……

他高举着火炬走来
——李大钊烈士在五四运动中
李义彬
将来环球必是
赤旗世界
“五四”前后，在我国又出现了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
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波涛汹涌的洪流，冲垮了“孔家店”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堤坝，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都作为“新潮”涌入中国。
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等，纷纷登上“五四”时期的中国舞台，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李大钊同志开始也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宣传的是民主主义思想。
那时他所憧憬的“青春的中国”，就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俄国10月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
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受到极大启示，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他从10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锐利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李大钊迅速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放声讴歌10月革命，热烈欢呼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预言人类历史将揭开新篇章。
他说：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这滔滔滚滚的革命潮流，
“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
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他又说：
“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
他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一定会出现新局面。
10月革命，既“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就必然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共产主义的灿烂光辉必将把全世界照得一片通红。
李大钊同志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向祖国大地，走向青年一代。
他纵情高呼：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中国，李大钊是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1人，也是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第1人。
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买办文人胡适“就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破门而出，恶毒污蔑谈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叫嚷“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反对在中国进行彻底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动思潮的进攻，李大钊同志怒不可遏，奋起反击。
他愤笔疾书，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向社会“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对胡适的谬论，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
他郑重指出：
“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谬论，反对改良，坚持革命，最根本的是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从黑暗牢狱中
打出光明来
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前他写的那些歌颂10月革命的论文，激励和哺育了年轻一代，呼唤了“五四”革命风暴的到来。
大钊同志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社团，组织和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其中许多人（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等）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04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痛感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05月04日，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高喊“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口号，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
李大钊密切注视运动进展逐步引向深入。
学生被捕后，他和蔡元培等积极营救；
蔡元培被逼辞职出走，反动派阴谋改组北京大学，李大钊便联合其他教职员奋起抗议。
沙滩红楼里他那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
他常与学生领袖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研究深入的办法，给青年们以直接指导。
05月18日，大钊同志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为运动的深入提出了明确目标。
他明确指出：
“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
他说，我们的目的决不“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而是要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达到了，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没完成，革命青年任重道远。
这时，李大钊同志及时教育青年切莫对反动派产生幻想，引导大家坚持斗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
他说：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
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青 年 们
速向农村去吧！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辛亥革命和俄国10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使李大钊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把实现中国回春的希望，寄于工农群众。
大钊同志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状况，亲自作调查，撰写《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敲榨勒索，派人到长辛店等处办工人夜校。
他是我们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五四”时期，大钊同志就对我国农民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号召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他说：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李大钊同志1919年0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就深刻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
他说：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
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
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大钊同志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是由于“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造成的。
他号召
“青年呵！
速向农村去吧！”
组织和发动农民，“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
大钊同志劝告那些“跑在城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的青年们，“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他严正指出，一些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久而久之，就要“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
他热诚希望青年们到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作调查研究，“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
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
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
要“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了。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那“黑暗的牢狱”般的旧中国早已被彻底砸碎，光明的新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突飞猛进。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青年，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牢记革命先烈的遗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阔步前进，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1＝G 2／4单文词胡士平曲不太快抒情而有活力（附图片）

永恒的向往
王通讯
参加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斗的某团二十连烈士、共青团员梁同养，在出征前夕写信给党支部说：
“如果我不幸牺牲，就再不能接受党的考验。
我恳切地请求党支部能根据我在这次自卫还击战中的表现审查我。
够条件的话，就在我的墓碑上用红笔写下六个字：
中国共产党员……”。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八十九岁高龄的许德珩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最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老表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将生死以之，奋斗到底！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细读《人民日报》上这两则消息，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潮冲击着我的心房：
不论是今天的革命青年，还是数十年前的青年战士，他们对共产党的深情向往和无限忠诚是那样地撼人心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这两个事例正是我们党领导的新长征部队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
你看，从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到历尽波折、年至耄龄的副委员长之间，可以反映出多少代青年人对党的一片丹心在闪闪发光！
在我们党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在党所领导的事业百废待兴的时候，他们就象当年长征路上的战士一样，坚信党是必胜的，并把自己的青春、余年献给党。
党的历史上，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屠杀，许多意志薄弱的人离开了党，有的甚至叛变了，而青年的导师和朋友徐特立同志偏偏在这最困难的严峻时刻毅然加入了党。
为此，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同志向他学习。
疾风知劲草，严霜见贞松，在困难的时刻，这种对党无限向往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它说明，我们的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是不可战胜的。
树有根，水有源。
梁同养、许德珩同志对党的向往决不只是羡慕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而是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的。
许老最近在团中央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和青年节的座谈会上，向青年详细地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革命历史，然后说：
六十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大革命初期，青年将军贺龙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于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
听罢双方的意见，贺龙说：
“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
于是，他丢开国民党的军长不做，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他后来对自己的亲友说：
“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
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多少有志的青年在实际斗争中认清了革命方向，抱定自己的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打天下。
新中国的诞生，证实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继承毛主席、周总理遗志的中国广大青年，同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同样坚信：
只有坚决听从和维护党的领导，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愿望。
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比之历史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只要这个生命所向往，所奋斗，所奉献的是万古长青的共产主义，那么，这种向往也就在这个壮丽的事业中永不消失了。
“葵花向太阳”，这正是我们今天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的坚定信念。
从这两种意义上，我们把革命者对党的向往称之为
“永恒的”。
面对着这“永恒的向往”，那些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产生怀疑和失去信心的人，意志是何等的薄弱，目光是何等的短浅啊！
要知道，再过三十年、六十年，中国的前途将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革命先烈李大钊〔油画〕梁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