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带动各方面干部一齐做思想政治工作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
引导学生讨论认识模糊和有争论的问题，取得正确看法，走又红又专道路
据新华社上海04月17日电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带动各方面干部一齐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勤奋学习的空气更加浓厚。
同时，也有少数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政治的倾向和一些模糊的认识。
校党委多次讨论和研究了这些情况，肯定全校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继续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生树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才能适应把学校办成教学、科研中心的需要。
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首先，校党委正副书记、正副校长、各系领导都深入到学生中去，召开座谈会，作报告，对学生中广泛议论的一些问题，有的放矢地作出解答。
校党委第1书记施平和校长刘佛年去政教系与学生座谈，听取了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和想法。
在座谈会上，他们对学生提出的教学内容要联系实际的建议给予热情支持；
同时，也针对有些学生认为“搞政治理论工作没有出路”等专业思想不稳定的情况，讲明政治理论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认真学好政治理论课。
副校长周原冰就怎样正确理解解放思想、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等问题给全校学生作报告，对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具体的讲解，受到学生的欢迎。
学校领导人还订出计划，准备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问题，分别作专题报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
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这个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采取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学生对一些有模糊认识和有争论的问题取得正确的看法。
去年12月，政教系七七级三班的一些学生办了一个叫《实事求是》的壁报，出了一期有关民主问题的专刊。
这期专刊对资产阶级民主缺乏具体的分析，在学生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反对的，有支持的，也有持保留意见的。
校党委和政教系党总支知道这些情况后，提出应当热情支持和鼓励学生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政教系为这期专刊组织了四次讨论，除本系部分学生外，校党委副书记、政教系党总支副书记和系副主任以及历史、生物、物理、数学等系的许多学生也纷纷前来参加讨论。
会上，大家围绕着民主的含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以及民主和集中、人民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许多学生认为，通过具体问题的分析，这场讨论对他们思想上很有启发。
《实事求是》壁报小组的学生说，“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也提高了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兴趣。”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经反复酝酿，还制订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政治工作干部的考核制度。

上海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带动各方面干部一齐做思想政治工作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
引导学生讨论认识模糊和有争论的问题，取得正确看法，走又红又专道路
据新华社上海04月17日电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带动各方面干部一齐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勤奋学习的空气更加浓厚。
同时，也有少数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政治的倾向和一些模糊的认识。
校党委多次讨论和研究了这些情况，肯定全校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继续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生树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才能适应把学校办成教学、科研中心的需要。
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首先，校党委正副书记、正副校长、各系领导都深入到学生中去，召开座谈会，作报告，对学生中广泛议论的一些问题，有的放矢地作出解答。
校党委第1书记施平和校长刘佛年去政教系与学生座谈，听取了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和想法。
在座谈会上，他们对学生提出的教学内容要联系实际的建议给予热情支持；
同时，也针对有些学生认为“搞政治理论工作没有出路”等专业思想不稳定的情况，讲明政治理论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认真学好政治理论课。
副校长周原冰就怎样正确理解解放思想、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等问题给全校学生作报告，对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具体的讲解，受到学生的欢迎。
学校领导人还订出计划，准备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问题，分别作专题报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
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这个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采取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学生对一些有模糊认识和有争论的问题取得正确的看法。
去年12月，政教系七七级三班的一些学生办了一个叫《实事求是》的壁报，出了一期有关民主问题的专刊。
这期专刊对资产阶级民主缺乏具体的分析，在学生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反对的，有支持的，也有持保留意见的。
校党委和政教系党总支知道这些情况后，提出应当热情支持和鼓励学生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政教系为这期专刊组织了四次讨论，除本系部分学生外，校党委副书记、政教系党总支副书记和系副主任以及历史、生物、物理、数学等系的许多学生也纷纷前来参加讨论。
会上，大家围绕着民主的含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以及民主和集中、人民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许多学生认为，通过具体问题的分析，这场讨论对他们思想上很有启发。
《实事求是》壁报小组的学生说，“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也提高了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兴趣。”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经反复酝酿，还制订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政治工作干部的考核制度。

华国锋同志致电铁托同志
深切慰问遭受强震灾害的南人民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南共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就南斯拉夫发生强烈地震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
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尊敬的铁托同志：
惊悉南斯拉夫黑山共和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不少居民的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问。
我深信，灾区人民在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下，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一定能够战胜这次地震灾害，把黑山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请你向死难者的家属和受伤者转达我的诚挚的慰问。
华国锋
1979年04月17日于北京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按经济规律管理生产
全国工交第1季度生产进展良好
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及完成产值方面有成绩，还存在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本报讯全国工交战线广大职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使一季度生产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及完成产值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铁路和水运货运量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主要工业产品中，长线、积压、滞销产品有所减少，短线、缺门产品和适销对路产品不断增加；
原材料工业产品比加工工业增长快；
全民所有制工业生产比集体所有制生产增长幅度大；
重点企业、重点产品计划完成情况比地方企业、一般产品好。
这表明，工交生产开始朝着按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趋向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努力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以节约求增产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针对工交生产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一季度动员广大职工，广泛开展了以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扭亏增盈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
河北省一百个重点企业，产品质量都有提高。
这个省的冶金系统每吨生铁耗焦逐月下降。
辽宁省产品质量继续上升，棉纱、棉布一级品率比去年同期都有提高。
沈阳市一百种机械产品质量，已有八十种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二十种成为全国的排头兵。
全省火电耗煤比去年同期下降八克，工业财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
吉林省统配煤矿，03月份平均日产超过计划二千八百多吨，一季度累计超产煤炭七万多吨。
试制新产品，增产短线产品，适应市场需要
北京市纺织系统采取改一批长线产品、补一批短线产品、上一批新产品、扩大一批名牌产品、增产一批旅游和节日市场产品的措施，适销对路产品增多。
山东省青岛市纺织系统的花色品种，由去年底的八百多种增加到一千多种。
辽宁省试制出一百六十二种特钢新产品。
上海市纺织局立足赶超创新，大打质量品种进攻战，试制成功四千多种新的花色品种，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试制出一批出口新产品。
三十一个出口专厂，一季度外汇收入超计划百分之二十左右。
上海市其他行业按照市场需要，积极调整生产安排，努力挖潜，增产重点、短线和缺门产品。
天津市一轻局手表、搪瓷等十五种市场畅销的产品产值，一、02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
针织和日用棉织行业试制了一百六十种新规格、新花色。
印染行业今年以来投产四百八十多种新花型。
加强工商协作，广开销路，处理积压产品
辽宁省纺织局邀请商业部门召开选样定产会议，加强了产销衔接，使棉织品百分之九十签订了合同。
他们还采取设立试销门市部、搞代销店、举办产品展销、厂店直接挂钩、工业企业直接到外地或农村集市推销产品等多种形式，广开销路，处理了积压产品。
全局产品积压由年初的二亿一千多万元，减少到一亿元。
河北省许多地区对二级站不收购的产品，实行厂店挂钩，使一些积压产品情况有了好转。
浙江省兰溪县工业生产部门紧密配合商业部门，共同听取用货单位和消费者的意见，弄清楚商品的问题所在和市场的切实需要，分别采取了增产、减产、改产和停产等不同措施，并同商业部门签订包括按质论价、包修、包换、包退的产销合同，把处理有问题商品同改进、调整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既解决了产品积压问题，又为今后以销定产创造了条件。
按经济规律管理生产取得了初步效果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甘肃、辽宁、吉林等地区，开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改进工业管理工作。
他们抓了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
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加强经济核算，狠抓经济效果，对那些产品质量差、消耗高、亏损严重的企业采取了关、停、并、转的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甘肃省将全省十二个小铁厂停了九个，对全省小化肥也提出了整顿、调整方案。
大连钢厂实行以产品定额和单项节约奖为中心的科学管理方法，生产持续上升，燃料、电力消耗下降，冶炼用电单耗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仅01月份就节电价值二百多万元，发的奖金只占节约价值的百分之二点七。
上海市小化肥行业一季度试行“节约分层提奖”的办法，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全季合成氨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一，每吨氨的煤耗和电耗分别比去年平均水平降低百分之十三点四和十七点一，上缴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
工交战线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季度工交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
一、由于燃料、动力和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原因，一季度各地都有一批企业开工不足。
二、燃料、动力生产增长不适应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使用上浪费也很大。
特别是电力浪费严重。
一、02月份每吨原煤耗电比去年增加二点四度，每吨水泥耗电增加二点一度。
许多企业还存在“大马拉小车”、用电炉炼普通钢的严重浪费用电现象。
三、轻重工业的发展不够协调。
由于轻工业增长缓慢，有些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都不理想。
四、经济效果较差。
一季度工业企业上交利润下降百分之零点一。
据轻工部对全国四十七个大中城市的轻工业统计，今年02月份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四，利润、税金却减少百分之零点八六。
一、02月份全国每百元产值利润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点四。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各级工交领导部门重视，认真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胜利和明星两个大队发生相反变化的启示：
农业要大上非批极左不可
湖北省钟祥县有两个相隔不远、自然条件都差不多的大队：
一个是柴湖公社的胜利大队，另一个是罗集公社明星大队。
文化大革命前，胜利大队是个默默无闻的中游大队，而明星大队则是个在全县名列前茅的先进典型。
可是现在，这两个大队情况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胜利大队迅速前进，成为全省收入最高的先进大队；
而明星大队则落后了，正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五十年代红旗飘，六十年代常见报，七十年代不行了”。
这两个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分别到这两个大队作了调查，受到深刻的启示。
一、胜利大队对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有所抵制，受影响较轻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这两个大队的不同变化，就其实质来讲，是他们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干扰破坏的程度不同。
胜利大队的领导头脑比较清醒，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货色有所抵制，受的影响比较轻一些。
在经营管理上，1967年夏收时，上面有人一再强调要搞“大概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试行一下，搞了两个月，结果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夏收作物不能很快收割回来，仅第2生产队就损失夏粮四万多斤。
他们马上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还是搞他们的“老定额”，棉田管理还逐步恢复了岗位责任制。
在分配上，他们坚持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不搞平均主义；
社员分配也不受上面有些人的规定的框框限制，1973年，平均每人分配就已达到一百六十八元六角。
由于坚持了这一套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日益发展。
明星大队受极左的影响要大一些。
他们在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的规定下只能按“大概工”来计报酬，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胜利大队比较全面地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走农工副发展的道路，不搞只种粮食的“单打一”。
十多年来，多种经营从少到多，日益发展。
工副业产值由1967年的七万元，发展到去年的三十六万元。
但是，明星大队的工副业生产却走了回头路。
明星大队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工副业生产就已初具规模，1967年全大队工副业产值已达十三万九千七百元。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只讲“以粮为纲”，不讲全面发展，工副业生产的发展遭到多次挫折。
直到去年才开始回升，但还没有达到1967年的水平。
二、胜利大队能够坚持自主权，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有没有受到尊重，也是两个大队发生相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多种原因，胜利大队比明星大队能够坚持自主权，所以他们的生产发展得就快。
1973年，上面号召大搞旱改水，发展双季稻，不顾客观条件如何，就分配给胜利大队双季稻面积四百亩。
其实，这里不宜种双季稻。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勉强落实了一百亩。
结果早稻减产，晚稻遇低温欠收，两季不如一季。
大队党文部的同志认识到，领导农业生产绝对不应盲从，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
从此以后，不管上面向他们施加多大压力，他们坚决坚持“自主权”。
他们在安排作物生产时，坚持结合各种土质特点，将一部分油沙田种植棉花，壳土地种植黄豆、玉米、高粱，飞沙地适当种些花生、芝麻等。
同时，在科学用肥、茬口轮换、间作套种上大做文章。
结果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78年在大旱年景下，粮食生产创造新的历史水平，每亩比上一年增加一百三十斤。
但是在明星大队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的自主权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被上面“箍得紧紧的，动弹不得”。
从作物安排到生产环节，从播种到收获，一切靠行政命令，这种“懂农业的不能作主，作主的不懂农业”的作法，不能按自然规律办事，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灾难。
1971年，上面给他们布置：
棉花营养钵播种百分之九十，双季稻面积百分之九十。
结果这年皮棉大幅度减产，单产由上年的九十五斤下降到七十五斤。
双季稻面积也由于盲目扩大，劳力、肥料、水利等条件都不具备，也造成减产，全大队总产比上年减产二十万斤。
三、胜利大队干部队伍比较稳
定，党支部有战斗力，坚持执行政策
那么，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样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两个大队受的干扰破坏的程度不一样？
这与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战斗力，干部队伍的状况有直接关系。
胜利大队的干部队伍比较稳定，经过锻炼的老干部多，党支部有较强的战斗力。
现任的党支部成员、各生产队队长这十八名主要干部，有五名是土改、合作化时期的骨干，八名是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前任职的；
三名是1968年后逐步选拔出来的青年。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精通生产，熟悉管理，联系群众，带头实干，公正无私，事业心强。
1968年，有些人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要起来夺权，但由于这支干部队伍扎根于群众，深得人心，因此打而不倒。
党支部虽然受了一些冲击，但还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执行党的政策。
明星大队就不是那样了，林彪、“四人帮”的“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在这里造成很大灾难。
这个大队干部变动十分频繁，党支部战斗力不强，在“造反”的冲击下，一个好端端的战斗堡垒搞散了。
支部书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先后变动了五次。
生产队干部变动也很频繁。
绝大多数都是以“民主派”、“思想跟不上形势”、“不听话”等为借口弄下台的。
组织上的极左摧毁了大队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极左的货色和各种错误的东西便无法抵制，给这个大队造成了灾难。
两个大队的对比调查，生动地揭示了一个问题：
我国农业近十余年来发展速度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要转移工作着重点，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非批极左路线不可。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邓副总理会见何炳棣教授
邓副总理说，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
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教授早年研究西洋史，后从事中国明、清史的研究。
他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这次是他第4次来中国访问，主要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同何炳棣教授亲切交谈。
邓小平副总理说：
“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
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何炳棣教授说：
“我非常支持中国搞适合自己国情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想法。”
会见时在座的有何炳棣先生青年时代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老同学姚依林，以及岳岱衡、劳辛。
随同来访的何炳棣教授的儿子何可约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邓副总理会见何炳棣教授。
新华社记者摄

为四化“立功”活动好
——长春第1汽车厂团委围绕生产开展工作的调查
工厂企业的团组织，怎样围绕生产中心，按照青年特点开展活动？
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团委，抓住影响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几项考核指标，组织青年开展“立功”活动，激励青年为四化大显身手。
这个厂的青年，从去年10月15日到12月15日，在“立功”活动中，创造价值一百七十六万九千多元；
有两个分厂团委、两名专职团干部和八名团员立了特等功，三百三十八个集体和二千八百七十八名团员青年分别立了一、二、三等功。
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立功”活动
“立功”活动开始时，汽车厂团委召开了“立功打擂誓师大会”。
会前，把主要任务发榜，发动全厂青年夺榜；
又把各分厂选定的“立功”项目制成战表，拿到这次大会上“出榜招贤”。
誓师会上，团干部和团员青年代表竞相登台，争着夺榜，抢着请战，说：
“谁英雄谁好汉，立功活动中比比看！”
各分厂也层层下战表，层层打擂，把“立功”任务落实到每个团支部和个人。
铸造分厂团委，原定节约挖潜价值四万元。
灰清车间的团员青年说：
“定四万元太少了，我们一个支部就能把它拿下来。
这回，我们要立特等功！”
可清车间的团员青年也早就憋足了一股劲儿，要跟灰清车间比试比试，说：
“咱们也要立特等功！”
灰清车间铸件废品率比较高，团员们便组织起来，搞“质量信得过”比赛，到发动机分厂把有砂眼或缺欠的发动机缸体拉回来，进行补焊。
可清车间的团员青年也不让步，他们抢救的后桥铸件，每根一百六十一斤重，需要把铸件上的“大包小瘤子”用砂轮磨光。
两个人抬不动，就用四个人抬着磨。
抢救完积压的废件，又磨新出的废件。
在分厂的立功台上，这两个团支部竞赛的火箭，一直上升，双双荣立特等功。
这个分厂的青年节约挖潜价值三十二万元，超过原定目标四万元的七倍。
五千多名团员和青年卷袖上阵，投入“立功”活动。
先进青年都想夺榜，为四化立功，后进青年也振奋起来，积极为四化做贡献。
工具分厂钢材库青年保管员陈宪庭，过去常迟到早退，入厂三四年没完成任务。
在这次“立功”活动中，他想方设法使仓库管理规格化、自动化；
严格控制钢材，避免了丢失现象；
还收捡三吨半废钢铁。
党支部书记亲自找到分厂团委，替他请立一等功，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选优调资中晋了一级。
全厂有九十五名这样的后进团员和青年，在“立功”活动中转变了，分别立了一、二、三等功。
“立功”活动一开始，团委就公布了立功受奖条件，在一些醒目的地方，设立了总厂、分厂或车间的立功台和考核板，经常公布“立功”战果。
厂团委组织团干部和团员代表参加的检查组，先后进行三次评比检查。
对提前完成“立功”指标的三十个集体、九十八名团干部、团员和青年，进行了嘉奖，使“立功”活动不断出现新高潮。
围绕生产关键，选准“立功”方向
汽车厂原计划在1978年年底进入大庆式企业。
可是，进入10月初，全厂的“设备升级”、产品质量、堵“四漏”（油、电、水、气）和环境改貌等四项考核指标，都还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汽车厂团委认为，厂里生产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就是共青团应该带领青年出力解决的问题。
决定围绕影响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四项考核指标，带领青年开展“立功”活动。
随车工具分厂设备完好率是全厂最差的，青年工人操纵的机床设备完好率只有百分之二十点四，分厂团委抓住这个关键性项目，带领青年搞设备升级大会战。
他们洗刷了机床的油污，给设备脱了“黄袍”，换上了“绿装”；
配齐和更换了机床设备上亏损和磨坏的零部件；
制做了四十多个电器接线盒，使各种设备装备齐全，提高了精度。
全分厂的设备完好率也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提高到百分之八十点二，达到了大庆式企业标准。
分厂团委荣立了集体特等功。
底盘分厂的一部分机床漏油、漏电、漏水、漏气的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漏油现象更为突出，有人说：
“底盘分厂到处是‘油田’。”
分厂团委便将“堵四漏”做为带领团员青年“立功”的主攻目标。
他们一个一个地查漏点，堵漏点，使“四漏”现象有了很大好转，达到了大庆式企业的标准。
在两个月的“立功”活动中，汽车厂的团员和青年共修复汽车零件二百七十种，一百八十二万二千多件；
回收废钢铁八百多吨，堵住“四漏”二千二百三十多处；
粉刷墙壁十七万九千多平方米；
擦玻璃二十四万八千多块。
经财会部门审查核实，仅能够计价的项目，就创造价值一百七十六万九千多元。
团员青年说，这次“立功”活动目标明确有奔头，内容具体有抓手，打一仗就能见一个成果，越干越有劲头！
争取各方支持，加强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1978年12月，汽车厂广大职工深入学大庆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也胜利地攻下了几项夺榜指标，“立功”活动告一段落；
经检查验收，汽车厂进入了大庆式企业。
一位老师傅看到车库门前场地上的垃圾山让青年给搬走了，高兴地说：
“小青年确实有功劳哇！”
全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也纷纷夸赞共青团在这次“立功”活动中“出了力”，“发挥了助手作用”。
各级团委和团员青年们，却想起了各方支持这次“立功”活动的动人情景：
“立功”活动一开始，厂党委就给厂团委指方向，确定活动的主攻目标。
“立功”活动中，各分厂党委、行政负责同志又纷纷亲自上阵，帮助共青团立战功。
铸模分厂门前，堆积着三百多吨废钢件，象是一座山。
分厂团委要带领青年搬掉这座山，分厂李副主任就一边帮助共青团调动起重、运输工具，一边亲自开车，往外拉废钢件。
青年们摽着劲？
桑？
还苍俗甙嘶鸪灯し细旨？
8旨？
讲患？
耍？
罡敝魅慰湓耷嗄晁担？
“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青年们说：
李副主任给我们上了一课。
全厂各级团委还聘请六百六十一位工程师、技术员、老劳模和老干部，给共青团做顾问和现场指导。
这些老顾问，一颗红心为四化，共育革命接班人。
有的给团员青年作政治、技术报告，鼓舞青年在攻克几项指标中立功，有的亲临现场指导，帮助青年出谋划策。
由于“立功”活动紧紧地围绕着生产关键，整个活动也就和全厂各个生产管理部门联系起来了。
技术、设备、质量管理、劳资管理和生产调度部门，都及时地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
仅财会部门开出的检收计价单据，就近万张。
厂团委深有体会地说，新时期的共青团工作，一定要学会“跳集体舞”，争取各方的支持；
“唱独角戏”，是干不出多大成绩来的。
“立功”活动，激发了青年们为四化贡献青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大家都以立了功、背上印着“新长征突击手”和“奖”字的小皮包，感到荣耀和自豪。
有的青年把立功喜报和皮包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说：
“看到皮包，更加信任你”。
有的青年把皮包送给父亲，老人拿它装饭盒，见人就说：
“这是我儿子立功得的奖品！”
青年人决心把红心拴在四化上，让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越开越美丽。
以前，一些团干部以为，“企业逐步以生产为中心，团的工作没啥可干了”，存在无所作为的思想。
这次，围绕几项考核指标，把“立功”活动这一炮打响了，厂党委一次就奖励一万多元。
多数团干部认识到，新长征路上的共青团工作大有可为，越干越有干头了。
本报通讯员李桂茹《中国青年报》记者丁钢

为开发和利用新能源贡献力量
湖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女技术员魏群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能源紧张的趋势。
各国正在研究、开发新能源。
“地热能”就是一项有发展前途的新能源。
1972年春，我参加了灰汤地热试验电站的科研工作。
那时，电站房子已建好，有一台发电机，但因为没有汽轮机不能发电。
利用“地热能”需要采用低温热水扩容负压汽轮机，这在我国还从来没有设计和制造过。
领导分配我担任热力计算和方案设计。
地热水温九十度，九十度的水怎样变成蒸汽？
哪种状态的参数对发电最有利？
一吨九十度的热水能发多少电？
低温、负压汽轮机如何设计？
效率怎样？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课题。
对来自各方面的资料，我一边看，一边分析、比较、推导，一边计算，一连算了十几个方案。
在一次较大的设计方案审查会上，我介绍了所做的热力计算方案，引起激烈的争论。
有的同志说：
“这种设计将来可能是一堆废铁”，还说：
“特别又是个负压汽轮机，即使设计出来了，又如何制造出来呢？”
听了这些意见，我心里很不平静，既然技术人员和工人能设计制造正压汽轮机，为什么就不能设计制造负压汽轮机呢？
这时，株洲电力修造厂的领导同志和工人师傅站起来说：
“不会的，我们去学，只要能设计出来，我们一定能制造出来。”
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干部同意试一试，说：
“科学实验，可能失败，失败中孕育着成功。”
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很大力量，一个具有低参数、负压汽轮机热力计算方案，就这样开始试验了。
在“四人帮”横行时，有的工厂处于半瘫痪状态，质量无人管，科技人员被歧视，工作到处碰壁，要制造这样高精度的汽轮机有许多困难。
但我每一次到车间讲明这次科研的重大意义时，工人们就主动向我询问能源科学地热发电的知识，并认真做好工作。
由于工人们的努力，终于制造出负压汽轮机。
不久在灰汤进行地热汽轮机的调试。
一般汽轮机升速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这台地热试验汽轮机第1天冲动时，每分钟只转六转就不动了。
调试所和发电厂的老师傅十分焦急，夜以继日地找原因，想办法，改设备，以后转速逐步升到三百、六百、八百、一千、一千六百，最后达到每分钟三千转。
在实验过程中，管技术的就是我一个女同志，遇到了困难，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但一刻也不愿离开机房。
表盘上的转速、流量、压力、温度等每一个数据的变化，我都仔细观察、记录，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一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得到正确结论。
灰汤地热三百千瓦电站终于发电了。
当我看到几千年来白白流走的灰汤热水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时，心里真是高兴。
1975年05月，水电部邀请我参加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第1台汽轮机容量计算。
在这个会上，其他同志估算是八百千瓦，因为我有了灰汤地热试验汽轮机的设计和运行经验，很快算出在一千千瓦以上。
同年06月在西藏召开地热会议，到了拉萨，我出现“高原反应”，但仍坚持到气候条件比拉萨更差的羊八井，实地了解地热情况。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能源科学也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中低温地热发电技术将广泛地运用到工业部门和各个领域。
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开发、利用清洁廉价的新能源。
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作出新贡献。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方便群众生活
甘肃积极开展太阳能的利用
本报讯甘肃省地处西北高原，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丰富，尤其是河西走廊和中部干旱地区，年平均日照达到二千八百至三千二百小时，而且辐射强度大。
这些地方大都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燃料缺乏。
社员群众为解决燃料问题，只好铲草皮，挖树根，加剧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因此，在甘肃农村大力开展太阳能的利用非常必要，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方便群众生活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目前，由甘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研究室研制的正抛物面轴外聚焦太阳灶，已在临潭县流顺公社上寨大队普遍使用。
这个大队二百八十户社员中，已有二百六十四户装上太阳灶。
这种灶制作简单，成本较低，连工带料只需十七、八元，使用方便。
其功率相当于六、七百瓦的电炉，蒸馍、炒菜、烧开水、煮猪食都行，深受群众欢迎。
太阳能也可以用于社员住房冬季取暖。
民勤县重兴公社教师彭中胜在省自然能源研究所的帮助下，修起一座太阳能空气采暖住房，只花了四、五十元。
全家三口人在“太阳屋”过冬，除阴天外不要生炉子。
甘肃省委和有关部门很重视利用太阳能。
全省一年要拨一二百万元和数万平方米的玻璃用于这项工作。
去年冬天，省科委和科协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召开了全省聚光式太阳灶应用现场会。

天坛商品交易会生意兴隆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和第二商业局，在景色优美的天坛公园联合举办了商品交易会。
这次交易会是北京市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于04月05日正式开幕，04月15日闭幕。
十天中，成交总额达四千五百万元，超过了原来计划的百分之五十。
参加交易会的有一百八十多个单位，其中有一商局、二商局所属一些公司、商场，各区、县及河北省一些跨供县的基层商业部门。
交易活动以批发为主，兼设零售，有买有卖，十分活跃。
天坛商品交易会，商品种类多，上市集中，便于选购，效果很好。
在这里，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按照自己的需要，看样选购商品，洽谈生意。
各区、县的基层零售单位可以越过三级批发部，直接向二级批发站选购商品，零售单位也可以同三级批发部调剂余缺。
这就直接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变死物为活物。
本来，北京市各区、县之间有着传统的往来关系，可以互相签订产销合同。
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商品流通渠道被堵塞，商品流向混乱，形成了迂回倒流，出现了此地积压、彼地脱销的现象，甚至一些高档商品积存在郊区商店，而一些农业生产资料积压在市区仓库。
我们来到物资回收生产资料供应站，只见房山、大兴、通县、平谷等县的一些基层供销社的同志，正忙于选购电线、轴承、胶皮管等商品。
一个同志说：
“这下可真解决问题了！”
原来他是河北省三河县砖瓦场的采购员，曾到处采购三芯电线，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在这里买到了。
十天来，商品交易会生意兴隆。
与会的许多单位为争取多做买卖，有的部门还增添临时售货点。
二商局决定临时投放陶瓷制品，崇文区红桥电讯商店主动修改原来的销售计划。
当信托公司零售商店得知王府井百货大楼每天销售额达一万余元时，他们便急起直追，立即把钢丝床、尼龙靠椅，以及长期积压的滞销商品，如线腰带、布鞋、小推车的内胎等拿到交易会上，很快销售一空，日销售额达两万余元，超过了百货大楼，信托公司原计划销售二十万元，仅一周时间，即达到了二百多万元。
我们访问了交易会的负责同志。
他说，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如何把商业工作做活，如何组织好商品流通，是商业部门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我们的商品生产总的来说还不够丰富，但是商品积压现象却相当严重。
就以北京市第一商业局为例，库存积压的商品总值达一亿七千多万元。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如何把生产与消费衔接好，看来，举办商品交易会是一个好办法。
徐建中赵兴林（附图片）
在北京市天坛商品交易会上，群众争相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
徐建中摄

我对舞会的看法
近来，一些厂矿企业在周末或节日举办舞会。
有的说好，有的说坏，议论颇多。
我认为，在紧张劳动、工作之余，组织职工看看电影、戏剧，跳跳舞，唱唱歌……把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消除疲劳，恢复精神，有利于工作和休息，很有必要。
为什么有的同志对舞会却提出异议呢？
问题就出在有些单位组织跳舞活动时发生的弊病上。
据了解，有的单位提出“干部带头”，“消灭‘舞盲’”的口号；
有的工厂抽调工人脱产学跳舞，有的人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去参加舞会；
有的单位为了开展跳舞活动，乱花钱，大量购置乐器、服装；
有的单位由于组织工作差，舞场秩序混乱，甚至混进少数作风很不正派的人，丑态百出，搞了一些伤风败俗的事。
凡此种种，引起一些老工人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群众的非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娱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职工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
要参加什么业余活动，应该本着自愿原则，因人、因地制宜，不必强求一律。
就说跳舞吧，有人喜欢跳，只要不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是可以跳的。
但是，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中心，工人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如何搞好生产上。
组织任何活动都要服从这个前提。
如果由于跳舞、办舞会影响生产、工作，甚至因此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显然是错误的。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影响所及，不论什么事情都容易“刮风”。
这种流毒至今还起作用。
说到跳舞，不必专门去提倡，也不必硬性制止。
工矿企业各级领导应该关心职工的业余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根据职工的愿望爱好、各类职工的特点和所具备的物质条件，积极开展包括跳舞在内的多样性的群众文娱、体育活动。
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注意引导，加强管理，很好地组织，克服妨碍生产、工作和影响职工身心健康的不良倾向，对个别作风不正、品德不端、有流氓行为的人，或拒绝他们参加，或予以批评教育，以保证绝大多数人的正常活动。
肖黎

青铜峡县叶盛公社
狠批极左路线农副业一起上
据新华社银川04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张红文、王漫沧报道：
最近记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叶盛公社采访，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
由于狠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农、副业一起上，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开始增多了。
1978年，全公社粮食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十四点六，各生产队副业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每人平均分配口粮四百二十八斤，比上年增加七十二斤；
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上年增加二十元；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比1977年增加了收入。
盛庄、光明两个大队是全社的“尖子”，扣除口粮和实物分配，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分到现金一千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农户分到八百元以上，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分到五百元以上。
光明二队工人家属邱月芳带着四个孩子，全年还净分现金二百六十元。
社员们高兴地说：
“这样的社会主义俺们打心眼里喜欢！”
但是，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农业生产“单打一”，许多正当的多种经营门路被“堵住”了。
有的生产队利用农闲时节搞短途运输，被说成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有的生产队开办粮坊、豆腐坊，被指责为“打着‘为集体’、‘为社员’旗号”的“资本主义倾向”，有的生产队在黄河上打鱼，被扣上“以钱为纲”的罪名。
这样搞的结果，集体家底空，社员生活穷，农业发展也很缓慢。
有的生产队劳动日值只有几分钱，多数农户超支欠款。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叶盛公社党委着重分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他们从过去二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看到，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不是真正的
“批”或“堵”资本主义，实际上限制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违背了农副并举、相互促进的经济规律，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那种一个劳动日值只有几分钱的经济，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带来行动上的正确地放手大胆按照党的经济政策办事。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扩大副业门路，既抓长远，又抓当前。
他们在大力发展公社和大队企业的同时，要求各生产队积极扩大副业门路，力争增加当年集体收入。
二、在农副业生产安排上，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各生产队搞什么副业，抽多少劳动力，什么时候搞，均由生产队自己安排，公社、大队不包办代替。
这样，多种经营的门路越来越广。
地处沙滩的生产队搞采石筛沙，地处河岸的生产队组织打鱼，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生产队就抽出一定劳动力、大车，为城镇建设和工矿生产搞短途运输和劳务活动。
三、树立富队典型，允许“冒尖”。
过去，公社把一些集体副业搞得好的生产队，当做“集体内部的资本主义”批判，并加以限制。
现在一律给他们恢复名誉，并树为农副业结合得好的典型。

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在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新长征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十分重要。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一切方面都应当作群众的表率。
只有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
在科研实践中发挥模范作用
本报讯据《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市无线电研究所党总支，在科研工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全所五十四名党员，去年有三十一人被评为标兵、先进工作者、积极分子。
有九名分别参加了全国、四机部、省和市的科学大会或先进工作者代表会。
怎样发挥共产党员在科研中的作用？
武汉市无线电研究所党总支的主要做法是，把那些学有专长、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放到科研生产第1线，让他们在科研实践中发挥作用。
原政工组副组长金七环同志，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所里根据她的专长，让她回到研究室去。
她在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心脏机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诊断装置”时，积极查阅中外有关资料，认真做好技术准备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党总支还注意给那些工作好、思想好、技术好的党员加担子，让他们担负起领导科研的一部分职责，当好带头人。
很多党员挑起了担子，更加努力工作。
青年技术员刘继忠担任计算机研究室副组长后，更加注意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
为了让其他科技人员休息好，他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别人住，自己吃、住、干在实验室，经常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受到全所的称赞，被评为标兵。
为了发挥共产党员在科研中的模范作用，武汉市无线电研究所还注意让党员担负具体研究项目，让他们的作用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医疗仪器研究室的负责人郭宗寿，既要抓全室三十来人的思想和业务工作，又担负了研究自动血压计的项目。
他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主动承担了研究血压计中气泵的工作。
研制气泵是机械工艺，他是搞电路的，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
他先后跑了十几个工厂，找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和技术员请教，最后在襄河机械厂的大力协助下，终于研制出了体积小、重量轻、无噪声、无振动、压力高、速度快的气泵。
在他的领导下，同志们积极努力，终于提前完成了这个项目的研制工作。
他们研制的“心脏机能诊断仪系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得了奖。
党总支还认真做好行政管理部门和辅助部门的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革命工作千万件，件件和四化紧相连。
要求共产党员带头想科研之所需，急科研之所急，当科研工作的好后勤。
供销组副组长、共产党员尹中杰，为了采购“六型心脏机能诊断仪”、“尿道碎石器”等科研项目急需的元件，晚上乘车，白天办事，十天时间就跑了石家庄、青岛等十个城市，采购了二十多个品种的二千多件元件。
把生命的有限时间全部献给四化
——预备党员赵桂英身患重病志不减
沈阳市人民造纸厂二车间完成部班长赵桂英同志，今年四十六岁，1976年患了鼻癌。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时，她的病情刚刚稳定，便毅然地抱病上班了。
领导和同志们劝她再恢复一段时间，她执意不肯。
赵桂英上班以后，从来不以恶病缠身而自视特殊，事事干在头里。
在赵桂英的带动和影响下，全班同志团结一心，月月季季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去年06月，车间统计员调走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
经领导多次研究，认为赵桂英有统计工作基础，但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又感到很为难。
赵桂英得知这个消息，就主动要求把统计员的工作承担过来，既当班长，又兼统计员，一人挑起两个人的工作担子，而且样样干得出色。
赵桂英所领导的班，去年被沈阳市一轻局和造纸公司誉为质量信得过班组。
获得这个荣誉称号，是同赵桂英平时的模范带头作用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分不开的。
去年07月，抄纸班生产的衬垫纸板，有部分不合格品，纸板薄厚不匀，赵桂英亲自把不合格品一张张挑出来，把住了最后一道质量关。
完成部的工作主要是打成品件。
纸件打的合格不合格，直接关系到纸张的损耗大小。
赵桂英对打件质量格外关心。
对出现质量事故的环节和责任者，她一一耐心地做工作，不怕得罪人，不怕麻烦。
她经常向同志们宣传：
“我们要对国家、对用户负责，出厂的产品一定要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
去年年初，由于供电的影响，赵桂英班的工作量一度不足。
为了多给国家创造财富，她想自己加工打包用的铁绕子。
全班同志一致赞同。
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为国家创造价值近五百元。
去年12月，赵桂英同志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后，她暗下决心：
我能为党工作的时间可能不太多了，我要抢时间多做工作，把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全部贡献给四个现代化。
（原载辽宁《共产党员》第3期，本报有删节）

坚决制止党员干部搞封建迷信活动
编者按：
最近一些群众来信反映，农村有些党员干部借办丧事收受礼物，搞封建迷信的现象不断发生。
在大忙季节，有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修庙宇，搞庙会，聚众求仙拜佛，严重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
对这股歪风，应坚决刹住。
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
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本报讯河南范县辛庄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宪运，于1977年10月10日，为其父去世三周年，大搞迷信活动。
他完全沿袭旧社会封建迷信的丧葬礼俗，搭设灵棚，门前设放了一个一丈二尺高的两层纸楼，楼前放供桌，摆设“神食”、“神盆”、香炉、蜡烛、箔、祭花等祭器和供品，灵棚中间为祭奠场，守灵、陪灵者在两旁。
大门和棚柱上分别贴着“期终有尽孝无尽，养育之恩心长存，纪念三年”；
“慎终追远三年孝，追远长存一片心，于今三年”的对联。
门外还设有接受祭礼棚，专门接受礼品。
头天傍晚，王宪运兄弟，到其父坟上请回“亡灵”，进行祭奠，有礼相喊号指挥。
三周年这天，除他家二十多户亲戚外，还有公社六个直属单位、二十一个生产大队都派人送礼，参加祭奠。
计收礼幛十八幅，礼款一千一百多元，办酒席七十八桌。
为其服务的社队干部、礼相、账房、厨师和打杂的共三十多人，围观的群众达八百多人，严重影响了生产。
王宪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广大贫下中农气愤地说：
“这和旧社会那时候当官的有什么区别”。
因此，纷纷向上级揭发王宪运的错误。
经地、县委派人调查，情况属实。
本人现已作了深刻检讨，退回了所收财物。
中共范县县委为此发了通报。
中共安阳地委认为：
王宪运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竟然为其父去世三周年，大搞迷信活动，广收礼品，大摆宴席，铺张浪费，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为了教育本人，挽回影响，地委决定给予王宪运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通报全区。

学会行使民主权利
——某部炮三连战士讨论民主集中制
最近，解放军某部炮三连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对怎样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使大家分清了一些重要的是非界限，进一步懂得了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个人意见未被采纳就是不民主吗？
班长姚文忠说：
过去，我认为，连队既然要让我们发扬民主，对我们提的意见就应该条条都采纳；
否则，我就认为连队干部不民主，说发扬民主只是做样子看的。
由于我有这种糊涂观念，今年02月份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连队党支部让各党小组讨论发展预备党员的名单，在党小组会上，我提出我们班里一个同志可以发展，大多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
可是，党支部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把他们提的名单发下来，让各小组讨论。
不让讨论还好，一让讨论，我就给支部提开了意见：
让我们提名有啥用，还是他们说了算。
当天晚饭后，党小组长就给我介绍党支部怎样从五个党小组提的十多个发展对象中全面进行比较，然后才确定了那个名单的经过，说明这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不能因为个人的意见没被采纳，就认为党支部不民主。
我所以认为党支部不民主，一是只知道讲民主，不知道在民主基础上，还必须有正确的集中；
二是局部与全局的位置没有摆正，没有认识到，个人的意见，在局部看来可能是正确的，放在全局来看，就可能不合适，或暂时不能实行。
批评错误就是压制民主吗？
战士冯志忠说：
去年12月份，连队召开民主大会，指导员在会上说：
“为了搞好连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给连队提意见，给干部提缺点，不管提得正确不正确都欢迎，决不打击报复、压制民主。”
他的话音刚落，我就第1个发言，对连长三次吃小锅饭进行了批评。
第2天晚上，连队自由活动，我没请假，就跑到兄弟单位看电影去了。
回到连队，正赶上晚点名，连长当场不指名地批评了我。
全连一百多双眼都向我这里瞧，当时心里比喝醋还难受。
认为是因为给连长提了意见，他对我打击报复。
第2天一大早，我就跑去找指导员，把这事一五一十都倒了出来。
指导员和和气气地对我说：
“这件事，不是连长的不对，是你的思想认识有毛病。
一是你上次给连长提的意见并不正确。
那次因为连长牙疼，他不让给他做病号饭，炊事班硬给他做了三次面条。
连长不但没计较你的批评，反而同我讲，你的批评给领导打了预防针。
二是你不请假就去看电影，违犯纪律，连长批评你，这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不能虚心接受，严格要求自己呢？
指导员的话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头的闷锁。
民主就是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吗？
炊事员蔡连忠说：
以前，我错误地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谁想干啥就干啥，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干违法的事就行了。
今年02月，司务长召集我们炊事班的同志开会，研究节煤问题，要求在节煤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开水供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务长还要求改灶。
因为我到友邻单位学习过改灶技术，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事后，我没有按照司务长的意图办，把每天供应两次开水减少一次，心想：
这样既可以节省烧煤，又不需要灰一身、泥一身地去改灶。
结果，在我值班期间，上午不供应开水，同志们训练回来没有开水喝，拿着水壶直嚷嚷。
司务长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为连队服务的思想树得不牢，还讲我无组织无纪律。
我不服气，当场就同司务长辩论起来，还强词夺理地说：
你们领导管得真严，一点主动权都不给，什么事非得要按照你们定的调去做，哪里有一点民主和自由？
副指导员问明情况后，耐心地给我讲道理，使我懂得了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决不是什么民主，而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任何一个团体，都应当有个章程，才能统一行动，如果谁想干啥就干啥，那不就乱了套了。
特别是我们部队，更要强调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有高度的集中，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打起仗来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如果谁想干啥就干啥，那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打起仗来没有战斗力，必然要吃败仗。
王运清卢志信王文治

正确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本报评论员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
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在我们党内，不可以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也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同样，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没有正确的集中，就没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步调和统一的行动，全党就会是一盘散沙，也不可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共同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有人认为，发扬民主，就是我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做，我想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否则，就是不民主。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它只强调了民主这一面，否定了集中那一面。
实际上，没有集中指导的民主，是什么积极的目的也达不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试想，如果三千多万党员都各行其是，每个人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岂不是国不成国，党不成党，天下大乱么？
这不是发扬民主，这是制造无政府状态。
而无政府状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的领导，破坏了党的纪律，是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鼓吹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潮，搞乱了我们的党，搞乱了我们正常的上、下关系，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给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现象重新出现吗？
今天，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重新高速度地前进，需要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性，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就会使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在刚刚迈出第1步的时候遇到严重的障碍和困难。
因此，那种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世界上抽象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党的民主是在党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目标而有领导地进行的民主。
它应当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凡是符合这四条基本原则的一切言论，其中包括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批评，我们都鼓励，都支持。
这是坚定不移的。
应当看到，没有干部作风的转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的整顿和改进，要实现四化是困难的。
在工作重点转移的今天，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不充分的，所以我们要十分强调发扬民主。
我们同时强调集中，这丝毫不意味着要削弱甚至否定民主；
恰恰相反，我们越是强调集中，就越要强调发扬民主。
因为我们讲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失掉了集中的基础。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我们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真正做到集思广益，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集中起来，作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
这样做，符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可以使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实际，比较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我们党实行正确的领导，使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我们的事业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前不久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指出，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这一方面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党的民主传统被他们践踏了，党内、党外的民主空气被他们窒息了。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的国家缺乏民主传统，这些年来又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染上独断专行的恶习，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甚至对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对这种侵犯党员、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为，我们要继续坚决与之斗争。
要使党员干部都懂得，如同片面强调民主一样，片面强调集中，实际上是否定民主集中制，这同样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一定要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片面观点，又要反对只讲集中、不要民主的片面观点。
当前，那种打着“民主”的幌子，反对党的民主集中的领导，甚至有意制造事端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在群众中是很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别有用心也是不难揭穿的。
对于多数有片面观点的同志，主要是教育他们懂得如何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十几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党内缺乏正常的生活，新党员没有受到应有的党性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和锻炼，一些老党员也渐渐地对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陌生了，党内一些同志在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是不足为怪的。
各级党委要善于结合典型事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党同志逐步学会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目前已经开始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蓬勃地发展。

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朴素
达成
我国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
要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地、更加严格地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稍有不慎，就会形成特殊化，脱离群众。
而脱离群众，正如鱼离开水一样，是十分危险的。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群众的带头人，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他们的工作状况如何，对整个党和国家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根据工作上的需要，为他们创造一定的工作条件，给予一些必要的照顾，这是无可非议的，广大群众也是理解和赞同的。
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样一些必要的照顾，如果同广大群众和一般干部的生活情况相比，仍然是有差距的。
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国经济太落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太低之故。
可是，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满足于国家已给予的一些照顾，还要使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水平提到更高的水平，从而更加扩大了同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
有的甚至大量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追求物质享受，泽及家属亲友。
应当指出，近些年来，有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倾向是发展了。
有人讲，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好，其中有条就是艰苦奋斗的风气不如过去了。
在这方面，少数领导干部起了很不好的带头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前，搞特殊化的人也有，但整个说来，我们全党包括高级干部在内，基本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年困难期间，我们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度过了难关，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艰苦奋斗，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不能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由于有些领导干部没有带好头，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滋长起特权化思想，从而降低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给我们党目前解决各种遗留问题，调整经济，尽快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增加了新的困难。
群众看着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权，早就一肚子气了。
如果让这些同志去做思想教育工作，那末，群众就会提出问题：
“阁下怎么样呢？”
领导干部能否在艰苦奋斗方面带头，对能否顺利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关系极大。
广大群众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见，如建议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要有合理的规定，等等。
这正说明广大群众对我们党寄予希望，对祖国社会主义前途具有信心。
我们每个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甘当“社会公仆”，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

一部生动形象的科教片——《马铃薯与病毒》
科三合
人们爱吃的土豆（学名马铃薯）虽然很难作为艺术品欣赏，但是以它为“主角”拍摄的《马铃薯与病毒》，却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好科教片。
土豆本是高产作物，亩产可达三、五千斤。
但是由于病毒的浸染引起退化，我国平均亩产只有一千斤。
这个难题，近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努力下，采取茎尖生长点脱毒、建立原种生产体系等办法得到突破，亩产可提高几倍。
影片摄制人员没有满足于成果的一般介绍，而是紧紧地围绕土豆与病毒这一对主要矛盾，充分利用电影艺术的手法，生动地介绍了去掉病毒就能增产的道理和有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措施。
病毒鉴定是影片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如实拍来，只能看见科学工作者拿着瓶瓶罐罐重重复复地来回倒，必定使人厌烦。
影片则采用形象的办法，只用了短短五个具有电影特点的镜头，就表现了病毒鉴定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科学工作者既细致又认真的劳动。
剥离茎尖生长点、接种生长点、蚜虫传病等重要科学内容，也是观众希望看清楚的。
影片运用特写、大特写、放大、显微摄影等一系列镜头，使观众看清了针尖大小的生长点，亲眼看到它真的种上了，从而能够确信新培养出的脱了毒的种苗一定能够增产。
为了种植土豆，很多省区需要连年从北方寒冷地区调拨大量种薯。
这些种薯仍带有病毒，结果种下去还是“一年大、二年小，三年麻雀蛋”，过几年还得调种。
影片没有实拍这一过程，而是用一组动画表现了土豆长途跋涉之苦，既生动有趣，又说明了大量远程调种造成的损失。
我国种土豆的地区，如果都能象影片介绍的那样，建立起四级原种场，种的是无病毒的土豆，那么，亩产定会大大提高，人们将能吃到更多更好的土豆。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记无私无畏的边防战士
在祖国富饶美丽的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热烈颂扬着边防部队指战员在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中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人们把这种革命精神概括成一句话——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们传播着战士们用这种精神创造的业绩，并用战士们的这种精神激励自己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好地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云南边防部队某部通信连的指导员，给我们看了一份决心书，那上面写着：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是共产党员，我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利益，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四化’建设。
请党和人民在战火中考验我吧！”
写这份决心书的，是这个连的炊事员杨建章。
指导员怀着深沉的感情，向我们介绍了这位英雄的边防战士，是怎样真正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
03月04日，我边防部队某部前进到越南沙巴县的新寨地区待命。
溃逃的越军为了阻挡我军追击，以猛烈的炮火进行拦阻射击。
一间民房被炮火击中起火后倒塌，隐蔽在房后的我军一辆炊事车暴露了。
敌人集中炮火向这辆车射击。
炮弹在车的周围爆炸，而离这辆炊事车二十多米远的小树林旁，正隐蔽着我军的弹药车；
弹药车附近的小山旁、草丛中，又隐蔽着某部的一个指挥所和待命出击的四个连队的指战员。
他们的安全，现在受到了敌人炮火的严重威胁。
情况是严重的、紧急的。
这时，杨建章正在附近一处隐蔽的地方给受伤的炊事车驾驶员包扎。
在这紧要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他向指导员请求说，“我学过开汽车，让我把敌人的炮火引开！”
开车引开敌炮火，就是让自己去承受敌人炮火的轰击，这样就能够换得部队的安全，但自己却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们看到，杨建章立即象一支离弦的箭，跃出隐蔽地，冲到炊事汽车前，猛地拉开车门，跳进驾驶室。
他喊了声：
“首长，同志们！
再——见——！”
炊事车迅速加大油门，开足马力冲向前方。
敌人的炮弹、高射机枪立即追着汽车打过去。
炮弹接二连三地在汽车的周围爆炸，射程四千米的高射机枪的枪弹，不时地打中车头、车身。
杨建章把汽车开出四百多米远时，“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汽车前面，急驶的汽车猛然停住了。
两眼紧随着汽车移动的通信连指战员心里一紧：
“小杨负伤了！”
正要冲上去抢救，只见杨建章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扬了扬手，汽车又向前慢慢开去。
显然，他是在再一次向战友告别。
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不让战友抢救自己，要继续引开敌人的炮火。
他驾驶着汽车继续向前驶去，五米，二十米……。
敌人的炮弹不断追着杨建章驾驶的汽车。
汽车在硝烟中，在纷飞的弹片、泥块中强烈地颠簸着，左一偏，右一偏，躲避着炮火，迷惑着敌人，继续前进着……。
突然，一发炮弹打中车头，汽车爆炸了、燃烧了……。
人民的好儿子杨建章，用自己的生命保障了全局的安全，实践了他“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誓言。
他在这短短时间里表现的英勇行为和崇高品质，对在场的战友们，对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是多么大的激励！
在后来的战斗中，炮兵指战员们呼喊着“杨建章”的名字，把复仇的炮弹倾泻在敌人阵地上，摧毁了敌人的火炮和高射机枪；
我步兵指战员们呼喊着“杨建章”的名字，勇猛顽强地追歼着敌人。
记者在前线部队，还了解到一对父子在战场上怎样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事迹。
父亲张继申是某步兵团团长，儿子张勇是某炮兵团报话机员。
攻打越南沙巴之敌那天，张继申的步兵团担任主攻，而炮兵团正巧派张勇到这个步兵团来执行“呼唤炮火”的联络任务。
父子俩很久没有见面，这次战场相逢，当儿子向父亲报到的时候，父亲脸上显出异常的严峻，“平日我们是父子，今天是同一条战壕的人民战士。
这次战斗将异常激烈，你要做好为人民献出生命的准备！”
张勇想起，父亲在战前就来信叮嘱他：
“什么叫人民战士？
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献出一切包括生命的人。”
他立即回答父亲：
“我决不辜负‘人民战士’的光荣称号！”
战斗果然非常激烈。
我军突破敌人几道防线后，越军三一六A师用密集炮火袭击我主攻团指挥所的山头。
一发炮弹在离指挥所几十米处爆炸，硝烟直向团长站的地方卷来。
这立即引起张勇对父亲的担心：
凭炮兵经验，敌人炮火很快就会延伸到父亲站立的地方。
他不由叫了声“爸爸”，正要奔过去，只见父亲瞪眼猛喝一声：
“保护报话机要紧！”
张勇立即用身体扑在报话机上。
烟尘卷着弹片从他背上飞过。
炮火一过，他又全神贯注地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炮弹一来又用身体盖住报话机。
父亲马上表扬他：
“做得对！”
有一阵，敌人的炮弹象雨点般落下，父子俩不得不隐蔽在一个弹坑里。
父亲在炮弹爆炸声中批评儿子：
“刚才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即使我中弹牺牲，身边有副团长接替指挥。
要是报话机炸坏了，跟炮兵的联系中断，就要影响战斗。”
张勇接受了批评，他告诉父亲：
“要是我牺牲了，请转告妈妈，我为人民而死，没有辜负她的抚育。”
打下沙巴后，团长立即带领突击营支援友邻部队追歼残敌。
在新寨附近，他大胯中弹，鲜血染红裤腿，流进鞋子，滴在地上，但仍坚持站着指挥部队冲锋杀敌，张勇看到，不由得脱口喊出：
“爸爸，你……”团长立即告诉他：
“爸爸在指挥战斗！
你别管我，快冲到前面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
张勇再一次顾不得父亲，应声奔向离敌人二百来米的阵地前沿，在枪声嘈杂、弹片横飞中，用报话机向我炮兵准确地指示目标。
在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激战中，张继申带领全团共毙、俘敌一千零六十七名，上级为他记了二等功，并给张勇也记了三等功。
而在战场上得到广泛传颂的是这一对父子为人民利益而奋不顾身的精神。
这里还要介绍一位被边防战士们誉为“藏族之鹰”的英雄战士——久陈，是怎样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久陈是某部二连六班班长。
也是在沙巴之战中，六班担任全连的尖刀。
经过两天激战，二连插进了黄连山小垭口。
垭口两侧群山连绵，坡陡谷深，敌人凭借险要地形设置了五十多个暗火力点。
久陈率领全班向垭口猛扑，正向敌指挥所逼近的时候，一发炮弹把他左腿踝关节以下炸烂了。
但这个英雄的战士只歪了一下身子，仍然站立着打完一个弹夹，又换上一个弹夹，接着凭右膝盖的支撑力，又跪着一连打出几个点射，连身边的战友都没有发现他这时已经不能走动了。
敌人的射击一停，他又大声命令全班冲锋。
全班在他面前通过后，他也站起来跟着冲，但右脚站稳刚要迈出左脚，就一头栽倒了。
久陈倒下了，但并没有停留。
他痛得汗流满面，却在艰难地向前爬着。
爬一阵，就向敌人射击一阵，打哑了敌人两个火力点，又向前爬。
教导员带领部队从另一侧插过来，看到他在向五六十度的垭口坡上爬，才发现他负了重伤，立即命令他后撤。
久陈拉住教导员的手说：
“人民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下去！”
教导员告诉他：
“好同志，快下去。
这任务我们一定完成！”
但是，久陈手里的冲锋枪还在不断地响着。
教导员抱住他不放，久陈流下了泪来：
“教导员，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下阵地呀！”
一班副班长贾建都从旁边冲过，被教导员喊住，命令他快把久陈背下去，接着自己就指挥部队去了。
小贾给久陈包扎好伤口，就要把他往下背。
久陈却命令他：
“快去报告副连长：
要组织火力打掉右前方的火力点。”
贾建都马上去了。
回来，又要背他。
久陈却再次说：
“不要管我，快冲过垭口，占领指定地点。”
贾建都告诉他：
“背你下去，这是教导员交给我的任务。”
久陈说：
“消灭敌人，这是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别管我，快冲！”
这个钢铁铸成的汉子，自己又向前爬去，冲锋枪在他手中不断地响着。
天亮了，小垭口升起了胜利的红旗。
久陈这才让人把他救下阵地。
人们这时看到，他在黎明前的两个多小时里，受了重伤向前爬过的六十多米的山坡上，留下了一条鲜红的血印，就象一支箭头，一直指向敌方。
这个红色的箭头是一个无言的号召：
同个人的生命相比，我们应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新华社通讯员赵荣玉凡子实
新华社记者蒋永武

四川许多地方政法部门分清功过是非
为维护法制受处分的政法干部恢复名誉
据新华社成都电新华社记者于竞祁报道：
四川省许多地方的政法部门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给一些历史上由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原则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认真落实政策，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伸张了正义，澄清了是非。
这在广大政法干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原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党组副书记、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李俊成，在参加审批下级法院报批案件时，发现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案或者量刑不当的，就坚决不批。
有一次，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乐秋审理一个贪污案件，由于证据不足，不同意按上级党委个别领导人的意见作出判决，他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李俊成同志的这些做法，竟被扣上了“反对党的领导”、“右倾”等罪名，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死亡。
在最近的复查中，这一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组织上对他的坚持原则、热爱革命工作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原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雍和成，也是一贯依法办事。
1964年，他在梓潼县处理一起刑事案件时，县领导人打电话传达省里个别领导人的意见，要求立即对有关罪犯判刑。
雍和成认为侦讯尚未结束，检察机关也未起诉，在法律程序不完备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审判。
结果，他被说成是犯了“右的立场观点和组织原则上的错误”而判刑，后改为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撤职的处分。
最近，组织上经过复查，肯定了他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正确做法，撤销了原来的处分。
社会主义的执法机关，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有些政法干部认为：
办案必须防止主观武断，应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事实要有证据。
原成都市检察院检察长王飞，工作中严格按法律和党的政策办事，处理案件坚持调查研究，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决不起诉，有时一连几次将案卷退回报送单位。
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胡廷中，办案时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左”右摇摆；
对被告既看出身、成分和历史，也看他们一贯的表现。
他们的正确做法竟被加上“为贪污分子叫屈”、“为反革命分子说话”等罪名，分别定为“严重右倾”、“右派分子”而撤职降薪。
现在，这些错案都已得到了纠正，本人都恢复了名誉。

新疆阿克苏地委打击歪风伸张正气
严肃处理破坏复查冤案的法院干部
编者按：
新疆阿克苏县人民法院干部杨天芳、杨金魁，极力破坏复查冤案、错案，受到严肃处理。
这一处理，严明了法纪，打击了歪风，伸张了正气。
目前，复查冤、假、错案，仍然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善始善终地做好，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为四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本报讯新疆阿克苏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天芳、秘书杨金魁，极力反对复查李亚民“反革命”冤案，甚至在上级法院指令复查时，还一再破坏捣乱，致使这起冤案拖延几年得不到纠正。
去年11月，有关部门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
阿克苏县革委会决定免除杨天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阿克苏地委和县委决定给予杨天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杨金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李亚民“反革命”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阿克苏县种子站管理员李亚民，在1966年09月的一天，外出买鸡蛋、豆腐，归途中被狗追咬摔倒在路旁的沟里，豆腐烂了，鸡蛋打了，他心头烦恼，回站后仍嘟嘟囔囔地骂狗。
种子站负责人原来就同李有隔阂，误认为李在骂他，就与李吵骂起来。
火头上，李亚民拿起身边一把斧子说：
“我不但骂你，还要劈你！”
围观的群众夺下斧子，经劝解，吵闹平息了。
晚上，李亚民火气消了，认识到自己的过火行为不对，主动找那位负责人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可是，事隔几天之后，李亚民却以“持斧行凶犯罪”被抓进监狱。
同年12月30日，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宣布李亚民无罪释放。
1967年01月28日，李亚民在一次会上发言时，由于一句话用词欠妥，又被逮捕起来，不久，以“反革命罪”被判徒刑十五年。
1973年，李亚民的子女多次向各级法院申诉。
阿克苏县人民法院虽然收到几十份申诉书，但拒绝复查。
杨天芳还训斥李的子女“为反革命老子翻案”。
1975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发现该案很可能是冤案，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和县法院成立联合工作组复查。
杨金魁在杨天芳的支持下，竟将李案卷宗密藏不交，极力阻挠对李案的复查。
粉碎“四人帮”以后，杨天芳、杨金魁仍继续阻挠、破坏，直到去年09月，地委书记刘裕同志在地委工作会议上，批评了杨天芳等人的错误，他们才被迫交出私藏多年的李案卷宗。

活跃的云梦民间文艺
古泽云梦，地处湖北江汉平原与湖南北部洞庭湖之间，历来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
著名的秦代竹简就在这里出土。
这里的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皮影、鼓书、评书、龙舞、狮子舞、莲响舞等文艺形式遍及城乡。
解放后，云梦的民间文艺得到蓬勃发展。
但是，在“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百卉凋残。
粉碎“四人帮”后，民间艺人纷纷重返舞台。
最近，记者来到这里时，就看到这种民间艺术之花盛开的喜人景象。
0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记者来到城关公社的一个茶馆。
一位评书艺人正在茶馆里拍案讲书，满屋听众不时对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发出赞叹声。
从茶馆里的一位服务人员口中得知，这位老艺人原在乡里务农，去年下半年重新登台后被请到茶馆讲书。
半年来，他已经讲了《三国演义》、《水浒》、《红岩》、《林海雪原》等。
因为他讲书，茶馆里天天座无虚席，听众多数是退休的老工人、下了班的职工和郊区的社员。
民间艺人重新登台，城镇乡村的文化生活活跃起来了。
地处丘陵地带、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曾店公社，过去群众看戏很难，现在不难了。
今年春节期间，九个皮影队在全公社的十一个大队连续演出了一百八十余场，平均每人看了六到七场皮影戏，一个月看的戏比往年一年还要多。
02月下旬，记者在这里看了一场传统戏，戏在谷场上演出，观众上千人，而场内却鸦雀无声。
一位社员说，前几天天气暖和，方圆五、六里远的群众都来看，场场都有两千人。
县文化馆的同志说，全县有一百四十多名这样的民间艺人在农村巡回演出。
对于民间艺人的作用，云梦县文化局是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才认识的。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县的民间艺术受到“四人帮”的严重摧残，许多世代从艺的民间艺人不得不弃艺改行。
粉碎“四害”后，民间艺人的队伍比文化革命前发展壮大了一倍。
但是，各生产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却怎么抓也抓不起来，年年都是“春打锣鼓夏垮台，过了秋天又重来”。
这是为什么呢？
文化局的同志们深入群众调查，找到了答案，原来是民间艺人植根在人民之中，人民喜爱他们的艺术。
而这里的宣传队呢？
群众算了个帐：
一个生产大队的宣传队少的有二十人，多的有三十人，一年排出两台节目，少说要脱产三个月，工分却要照记，服装道具还要花很多钱。
群众说：
这样的队伍和节目，我们养不起，看不起。
文化局认识到，过去吃亏，就在于抓群众文艺不了解群众的愿望，没有从群众的需要与经济条件出发。
民间文艺是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一朵花，民间艺人是社会主义文艺大军的一部分，他们的艺术人民喜爱，我们应该加以热情扶持。
为了使备受摧残的民间艺术之花重新盛开在古泽云梦的城乡，云梦县召开了一次全县民间艺人会演大会，七十四名民间艺人代表带着精心排练的各种形式的节目，向全县人民汇报。
公演那天，一千多个座位的剧场座无虚席，人们用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庆祝民间艺术之花重新开放。
会演结束时，县文化局举行了授证仪式。
许多艺人重新领到“民间艺人演出证书”时，热泪盈眶地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新长征的战士们演唱了。
新华社记者周东爱

苦练硬功
生长在“杂技世家”的王丽华，是天津群众熟悉的演员，她七岁就登台表演“跳绳”、“叼手绢”等小节目。
在老艺人的严格训练下，她练出一身硬功夫，能在钢丝上轻盈自如地走、跑、跳。
接着，又能在钢丝上前翻后翻了。
“有什么秘方诀窍吗？”
王丽华的回答是：
“一个字——练！”
她还说：
“演员不勤学苦练，就不能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演员表演走钢丝，在钢丝上只不过来回跑跳几次。
可是，为了演好这几次，王丽华每次演出前在台下，就要练习一百多次。
结婚，对于女杂技演员来说，是个关口，不少同志担心，王丽华结婚后，艺术生命会不会走下坡路？
王丽华可不这么想，她说：
“我的艺术刚刚成熟，观众需要我，我还要努力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清晨，她总是很早就起来练早功，一心想着要攻克团身后空翻这个高难动作。
好心人劝她别冒这个险了，爱人也担着心。
可是，这些都没有动摇她的坚定信念，她一直坚持勤学苦练，为祖国杂技之花增添了异彩，以新颖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新华社记者张淑英

衡东县电影管理站树立为农业服务的思想
努力搞好科教片发行放映工作
据新华社长沙电新华社通讯员周先谅、新华社记者张效良报道：
湖南衡东县电影管理站努力搞好科教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通过科技宣传，为加快农业发展服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嘉奖。
为了放映适时、对路，收到实在的效果，衡东县电影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努力摸索发行科教片的规律。
他们重视了解各级党委对农业生产的部署和安排，还经常深入社队实地调查，听取意见。
一些科教片在当地放映，还要作些说明和解释，管理站的同志就自己编制一部分科教幻灯片，配合宣传。
电影宣传辅导员廖先悟，先后编制了《第3代农药》、《制种》等六套片子。
科教片的发行放映工作，起到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广大农民越看越想看。
这个县的杨桥区，有捕捉青蛙当菜吃的习惯，去年春、夏，在这一带放了科教片《青蛙》八十一场。
社员们在银幕上看到青蛙大口大口地吞食害虫，纷纷说，我们再不能随意伤害这种有益的动物了。
有的生产大队还制定了保护青蛙的公约。
最近，电影站为配合我国的植树节，在全县社队林场会议上和其它一些地方，及时放映《种杉》等科教片。
（附图片）
中国京剧院一团前些时候在天津演出《将相和》，受到观众普遍欢迎。
新华社记者李昌元摄

一些国家相继承认乌干达新政府
新华社北京04月13日电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04月12日相继承认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成立的临时政府。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2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次讲话中宣布，坦桑尼亚已经承认了以优素福·卢莱为首的乌干达临时政府。
同一天，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打电报给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的新政府，表示承认。
继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后，莫桑比克于同一天晚上宣布承认乌干达新政府。
博茨瓦纳总统办公厅也在同一天发表公报，宣布博茨瓦纳正式承认乌干达新政府。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16日分别宣布承认乌干达新政府，并恢复同乌干达的外交关系。
美国同乌干达虽然没有正式断交，但在1973年关闭了驻乌干达使馆并撤回了全部外交官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6日宣布，美国将重开在乌干达的大使馆，为此，一批美国官员将在本周内前往坎帕拉。
美国国务院上周还宣布，美、乌两国已开始就美国恢复对乌干达的经济援助计划进行谈判。
英国是1976年与乌干达断交的。

中越谈判首次会议定18日举行
新华社河内04月17日电中国和越南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的第1次会议将于04月18日在河内举行。
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杨公素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阮进在17日上午商定的。
他们还讨论了谈判的议程和程序问题。

丹麦大使举行宴会庆祝女王生日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丹麦驻华大使莫顿森和夫人于04月16日晚举行宴会，庆祝丹麦女王玛尔格蕾特二世生日。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卫生部长钱信忠、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贸部副部长崔群等。

乌干达总统——优素福·卢莱
优素福·卢莱教授是乌干达的布干达族人，1912年出生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中，早年就转而信奉基督教。
据国外一些观察家的评论，在乌干达这个基督教徒占多数的穆斯林国家中，他的这种经历可能有助于成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人物。
卢莱教授年青时就学于乌干达的布多“国王学校”和麦克勒里大学，后来又先后在南非的哈雷堡学院，美国的布里斯特耳大学和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学习，并曾在英国获得勋章。
卢莱教授在非洲颇有声望。
他曾前后在乌干达国王学院和麦克勒里大学任教，担任过乌干达公共服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之职。
1964年任麦克勒里大学校长、东非大学委员会委员。
奥博特任乌干达总统后，他被解职。
他还担任过英联邦秘书处副秘书长。
自1972年直至今年初，他一直担任非洲大学协会的秘书长。
1973年卢莱教授离开乌干达，一直住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不久前，才离开那里，到达达累斯萨拉姆。
卢莱教授是“自由乌干达组织”的负责人，今年03月26日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成立时，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04月13日，他被选为乌干达临时政府总统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坎帕拉宣誓就职。
据《亚非》杂志报道，卢莱教授表示：
他所领导的政府“将是一个采取不结盟政策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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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新挑衅
最近，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向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和巴勒斯坦营地一再进行轰炸和炮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物资损失。
这是以色列当局对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以及整个阿拉伯人民的新挑衅。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以色列的这种挑衅行为，表明它仍然一意孤行，坚持侵占阿拉伯领土、反对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顽固反动立场。
不久前，以色列“总理”贝京叫嚣要在以色列强占的阿拉伯土地上继续进行定居活动、坚持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
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同贝京的这种叫嚣显然出于恫吓和威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同一个目的。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发生过多次。
犹太复国主义者敢于如此猖狂地肆意侵犯一个主权国家显然是因为它受到两个超级大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和怂恿。
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利用以色列在中东的活动，来实现各自在中东的霸权主义目的。
这就是中东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关键所在。
要解决中东问题，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必须全面解决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领土的问题，迫使以色列从它所侵占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它的侵略军队，并且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干涉，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保证阿拉伯国家的安全。
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团结战斗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面前，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一切挑衅，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伊朗外长桑贾比辞职
表示由于目前国内形势无法工作下去
据新华社德黑兰04月16日电据伊朗《世界报》今天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卡里姆·桑贾比就他最近提出辞职的问题对这家报纸的记者说，他辞职绝对不是针对巴扎尔甘及其政府的，而是由于目前国家中出现了杂乱无章的状况和在政府中又出现了许多政府，它们制造了不安，还出现了各种使工作无法进展和越出了常轨的问题。
他在谈到伊朗宗教领袖塔莱加尼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最近被逮捕的事件时说，塔莱加尼事件不仅是对政府及其成员、而且是对全国的一个打击。
桑贾比在15日的辞职书中说：
“鉴于目前的形势，工作无法开展；
又鉴于对所有的国务实行部长集体负责制，我无法继续服务下去了，所以我宣布辞职。”

叙利亚临时代办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绍德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贺彪，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对外友协副会长罗士高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尼日尔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武装部队执政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04月16日电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阿鲁纳和夫人，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尼日尔武装部队执政五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长蒋南翔，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白相国，以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对外友协和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以吉川幸次郎教授为团长、桑原武夫教授为副团长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
吉川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特别对唐代诗人杜甫有研究，曾翻译出版过很多中国的唐宋诗词。
廖承志副委员长在同吉川教授等日本朋友的交谈中，希望中日两国进一步加强文化学术交流，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吉川教授说，访华团这次通过参观和学术交流活动受益不浅。

我外交学会会长宴请美众院议员团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美国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杰克·布鲁克斯率领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团一行四十人，今晚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为他们来访所举行的欢迎宴会。
议员团包括十二名民主党议员和四名共和党议员。
他们前来探索进一步发展中美政治和经济贸易前景。
郝德青会长和布鲁克斯主席在宴会上祝酒时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是广阔的。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郝德青会长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科技教育界朋友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由校长罗伯特·休登巴克教授率领的美国圣·巴巴拉市加利福尼亚大学代表团。
这个学校是美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休登巴克校长说，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同中国科学院就双方合作问题举行的会谈是有成果的。
我们期待着中国的访问学者到我们学校去。
我们也希望派美国留学生到中国来。
方毅副总理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学者来中国。
他说，互相交换学者和留学生，将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和扩大双方学术交流。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等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是04月11日到达北京的。

比利时新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迎春
04月03日，由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主席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担任首相的天主教社会党、社会党和法语布鲁塞尔民主阵线三党组成的新政府，向国王博杜安宣誓就职。
从去年10月11日廷德曼斯政府辞职到这次新政府就职，比利时出现了创战后历史最高纪录的，长达六个月的政治危机，现已宣告结束。
这次政治危机的产生不仅有经济、社会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比利时民族之间的“语言战争”的继续。
在比利时，法语和佛兰芒语同为官方语言，北部的佛兰芒人讲佛兰芒语，南部的瓦隆人讲法语。
长期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由于佛兰德地区和瓦隆地区发展不平衡，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语言问题成了历届政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上届政府准备把全国划分为三个语言区（佛兰德、瓦隆和布鲁塞尔），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经济和文化自治的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
但是，执政各党派内部围绕这些问题争论激烈，结果导致了上届政府的辞职。
去年10月廷德曼斯政府辞职后，比利时建立了以保罗·范登博埃南为首相的过渡性政府。
12月17日比利时选出新的参众两院，过渡性政府提出辞职。
根据范登博埃南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要求，议会应具有：
“立宪性质”，“有资格修改根本法以便实行国家改革”。
但据报道，这次议会选举并没有使各党派之间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解决语言争端仍非易事。
为了组织新政府，各党派进行了多次协商。
马尔滕斯和范登博埃南先后三次出面组阁，他们都曾力图恢复前首相廷德曼斯的四党内阁（天主教社会党、社会党、法语布鲁塞尔民主阵线和佛兰德人民联盟）。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于各党派特别是法语布鲁塞尔民主阵线和佛兰德人民联盟发生尖锐的矛盾，在权力下放的改革上和在比利时联邦中布鲁塞尔的未来地位问题上不能达成一项妥协解决办法，前二次组阁都告失败。
在第3次谈判中，佛兰德人民联盟退出了谈判并拒绝参加新政府，天主教社会党、社会党和法语布鲁塞尔民主阵线三党才在划分三个地区问题上达成妥协性的协议，组成了新政府。
04月05日新任首相马尔滕斯在向参众两院宣读的政策声明中说：
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
一方面，比利时正在经历一次广泛而又深刻的经济危机，其严重性“表现为大量失业、新投资不足和非工业化增长”。
另一方面，比利时仍然经受“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信任危机”。
“政府的稳定”将取决于能否“完成国家的改革，从而恢复比利时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信任”。
这一声明提出的问题既是过去危机的根源，也是新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江萨总理断然驳斥金边傀儡政权的污蔑
泰报指出金边傀儡污蔑泰国炮轰柬埔寨是恶人先告状
新华社曼谷04月17日电据泰国《民族评论报》报道，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04月16日断然驳斥金边傀儡政权关于泰国向柬埔寨境内打炮、侵犯了它的领空并援助了民主柬埔寨的部队的指责。
江萨总理对记者说：
“这种指责完全是捏造的。”
据合众国际社16日自曼谷报道，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情报部长颂·卡达攀将军也驳斥了这种指责，他说：
“我们的炮兵一直没有开炮。”
据《曼谷邮报》17日报道，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指控的企图是使泰国陷入柬埔寨的冲突，并使金边傀儡政权的部队可以放肆地向泰国边界推进，以清除在这一地区坚持抵抗的民主柬埔寨部队。
泰国《新中原报》17日发表评论指出，金边傀儡政权污蔑泰国炮轰柬埔寨，“这显然是向泰国挑衅，玩弄大小霸权者拿手的‘恶人先告状’的拙劣手法”。
评论说，这种敌视泰国的行动，后果将是严重的。
“大小霸权主义的这一着棋是恶毒的，它们企图把泰国拉进柬越战争的漩涡，作为下一步侵略泰国的借口”。

炫耀武力扩张势力威胁别国
苏联今年来接连在欧亚非进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北京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今年以来，苏联接连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
欧洲是苏联的战略重点。
近年来，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
仅据莫斯科官方公开宣布的消息，今年头三个多月中，苏联在欧洲已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
一次是02月02日到07日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联合举行的“友谊—79”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空军二万六千人；
一次是04月02日到07日在苏联乌克兰西部举行的喀尔巴阡军区部队演习，塔斯社说，这次演习是要检验陆军和空军部队的“行动的协调性”。
另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北翼地区，最近“苏联一直在进行两栖空运和登陆演习”。
目前，它继续在这一带集结空军、海军和陆军。
苏联近来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引人注目。
据报道，从03月份以来，苏联一直在苏联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的陆、海、空军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的动员数和展开地区之广在当地都是空前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04月02日报道说，最近有一千多架喷气式战斗机从苏联的中亚基地飞到远东地区参加“已进行了两三个星期”的这场演习。
这些飞机目前被部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北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以东新建的一些机场上。
这位记者说，“专家们认为，这次没有名称的炫耀武力的演习是比原计划提前几个月进行的。”
今年02月和03月，苏联还一再在苏联滨海边疆区海域和日本北方四岛海域进行射击训练。
苏联这些军事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
此外，苏联军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还在举行另一场演习。
参加这一军事演习的有苏联两个陆军师和数目不详的战斗机大队。
苏联还到遥远的南大西洋上炫耀武力。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支庞大的苏联海军舰队目前正在这个大洋上举行演习，参加演习的有航空母舰“明斯克号”。
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南非的西方外交人士的评论说，苏联这一显示海军实力的行动，是它企图加强对南部非洲的控制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瓦基奇离京去广州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04月15日电南斯拉夫经济联合会主席伊利亚·瓦基奇及其一行，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访问。

耿飚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濑岛龙三、三冈健次郎等日本朋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思德等参加了会见。

肯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肯尼亚共和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乔舒亚·希丹巴西·奥丹加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
（附图片）
图为递交国书时情景。
新华社记者摄

苏共中央解除里亚鲍夫职务
新华社莫斯科04月17日电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4月17日举行了全体会议，会上解除了雅·彼·里亚鲍夫中央书记的职务。
里亚鲍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1副主席。
里亚鲍夫现年五十一岁。
他从1976年10月起调任苏共中央任书记职务，分工主管工业。
人们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最近一再对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责。

调整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改变
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谈访华观感
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说：
“中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现正在进行调整，并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有什么变化。”
他说：
“我在北京同谷牧副总理的会谈，使我了解到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一贯的。”
这位新加坡副总理是在他结束对中国为时两周访问的前夕对本社记者讲这些话的。
吴庆瑞副总理在同谷牧副总理的会谈中得知中国经济建设总的方针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制订的。
这个总方针现在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老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国外新的技术为辅。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引进国外一些先进设备，同友好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
吴庆瑞副总理说：
“中国引进外国技术是使中国更好地进行自力更生，而不是相反。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既然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中国过去不这样做呢？
回答是很简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孤立政策，直到1971年，中国才进入联合国。
因而当时对中国来说，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不可能的。
到后来，‘四人帮’推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
其二，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就是使中国的经济能够很快发展。
谷牧副总理告诉我，中国首先发展的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
这表明中国要大量地生产群众所需要的消费品，使群众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就是要对一些经济项目进行调整，在生产和管理方面都要进行一些调整。
《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好，即在调整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
这位六十一岁的副总理是管理经济的专家。
当记者请他对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谈一些见解时，吴庆瑞副总理微笑着说：
“中国的人口比新加坡要多四百倍。
两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
我的经济知识仅限于新加坡这个范围内。”
他说：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划是长期的，要到本世纪末才能实现。
让我展望一下到本世纪末现代化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呢？
到那时，中国将有几百万名高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还有更多的中等水平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没有这个队伍，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社会。
“如何培训这些人员呢？
要有自己的大学、工学院。
我作了大体的估计，到那时中国将有二千多所大学、研究所和工学院，为中国提供其所需要的技术人材。
“现在，中国派遣了几千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好办法，但是最终还得靠中国自己培养人材。
这是个大问题，也是一项长远的计划。”
吴庆瑞副总理说：
“在短期内，中国有一个外汇问题。
要购买外国的技术、机器，以及向外国贷款都需要有很高的支付能力。
但幸运的是，中国拥有世界上都需要的石油资源。
如果中国能迅速发现和开采石油的话，中国将获得大量的外汇。
它将使中国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容易些。”
他说，“我从中国政府领导人那里得知，中国对勘探和开发石油很重视。
现在，看来发展前景是很好的。”
吴庆瑞副总理在展望中新经济贸易关系的前景时指出：
“新中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是良好的。”
他说：
“中国的产品在新加坡得到了最惠国待遇。
在新加坡有八个专售中国商品的商店。
每年新加坡从中国进口价值六至八亿新元的货物，约合人民币五至六亿元。
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从新加坡进口更多的东西，如石油钻探设备。
随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从新加坡购买中型油船，如九万吨的油船。”
他说：
“从我们经济发展的经验中，有些对中国来说也许是有兴趣的，那就是旅游业。
去年新加坡接待了二百万旅游者，一年可以获得约合二十二亿新元的外汇，相当于人民币十亿元。
一般的情况下，在新加坡的旅游者只呆三天。
他们在中国可以呆得更长一些，中国现在不能接待更多的游客，因为中国缺乏旅馆和其他设备。
这次，我了解到中国很重视迅速发展旅游业。
有些新加坡商人对于在中国建立旅馆也感兴趣。
如果中国的旅游业在今后的五年内获得迅速发展的话，那么中国每年可以从旅游业中获得四十亿至五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这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是有利的，而且还可以使几十万人得到就业的机会。”
新华社记者姚达添

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对我进行武装挑衅
新华社北京04月17日电在过去的几天中，越南当局又指使武装人员不断对我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
04月09日十四时许，越方便衣人员二人，在我广西龙州县念蛤村南侧十三号界碑附近，赶着二十头耕牛进入我境，随后越南武装人员十余人分三组踏着牛的足迹潜入我境。
同日十六时十五分，越南武装人员潜入我广西防城县沈屋屯，打死、打伤我民兵各一人；
11日二十二时二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四人潜入我广西靖西县边境的庭毫山地区；
同一天，越军向我云南省马关县正在水头屯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民兵开枪射击四百余发；
13日下午越南武装人员三人，侵入我广西靖西县念井附近，抢走耕牛七头，被我发现后弃牛逃跑；
同日二十时三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四人偷袭我友谊关东南浦寨岭某边防阵地；
同日二十二时四十分，越南武装人员潜入我凭祥西南边境六二二高地，向我边防阵地投手榴弹一枚，打伤我战士二人；
14日三时五十分，越军一个班侵入我云南河口县四号界碑内五十米处，遭我还击后丢下冲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电话机一部、子弹五十多发及黄连山省七十四营警卫排排长阮春秋身份证一个，仓惶逃去；
同日十六时，越南武装人员五人潜入我云南麻栗坡县新寨后山，打死我天保农场工人一名；
15日十一时，越南武装人员七人，侵入我云南金平县隔界村附近，向我开枪射击。
我当即还击，击毙敌人一名，击伤二名。
04月09日至16日，越军仍不断向我广西东兴、爱店、板烂、庭毫山和云南河口、金平等地打枪打炮。
我边防军民对于越南武装人员多次侵犯我边境地区的行径，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阿尔巴尼亚受到地震灾害
据新华社地拉那04月16日电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和地拉那电台报道，04月15日当地时间早晨七点二十分左右，一次强烈的地震影响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和莱什地区。
报道说，这次地震比阿尔巴尼亚1964年遇到的麦氏烈度表约为八级的地震还要强烈。
有三十五人死亡，三百三十人受伤，六千多座房屋和公共设施被摧毁或被损坏。
报道还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04月15日已决定采取一些具体的救灾措施，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救灾委员会。

一百零一天
赵怀德
一位老大娘到百货商店，笑着招呼营业员：
“同志，俺要买双雨鞋！”
年轻女营业员理也不理，只顾埋头看书。
老大娘又喊了一声：
“姑娘，俺要买这双雨鞋！”
这一下有反应了：
“咋呼啥？
等一等！”
旁边一位顾客指着“深入开展‘百日红’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标语，对营业员说：
“同志，你咋对老大娘这态度！”
那位营业员才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说：
“今天是一百零一天了！”

不走更好
林江
某药店大门口挂起一块“替顾客煎药免费代送”的牌子，患支气管炎的王师傅喜上眉梢，把刚抓的七帖中药送交营业员后，十分感激地说：
“太好了！
太好了！”
一连五天，营业员每天把煎好的中药送到老王宿舍里。
第6天，老王左等右等也没见送药来，就气喘吁吁地跑到药店去问。
营业员冷冷地说：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代煎，也不代送了！”
“为什么？”
旁边一个病人轻声地说：
“老师傅，你也不抬头看一看？！
”
王师傅抬头一看，只见药店正中墙壁上贴着一幅“热烈欢送上级医药卫生‘双学’检查团！”
的大标语。
王师傅这才“唔”了一声，面对着营业员丢还给他剩下的两帖药，自言自语地说：
“检查团要是不走就更好了！”

凤凰之歌
——看唐山陶瓷展览
管桦
这陈列着雕塑绘画浑然一体的艺术大厅，
象童话里春天河流反映出来的天空，
微风吹开云霞帷幕现出梦幻般仙境：
凌空追风的飞天女，
思念着人世的月里嫦娥，
碧水上飘然站立的洛神，
烟波中戏水的游龙，……
都在玉石般陶瓷上显现了身影。
可是，一切艺术不是都毁灭了吗？
“四人帮”一伙来自地狱的恶魔，
凶暴地摧残了人民创造的一切，
把人民也抛进了灾难的深渊；
大地都承受不住沉重的罪恶，
在一声惊魂动魄的轰响中塌陷了，
将被世代人民诅咒的“四人帮”恐怖时代，
已被历史长河的汹涌波涛卷没。
光荣的唐山人民消灭恶魔带给他们的苦难，
以智慧和双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于是，象神奇的梦境一样，
瓦砾堆上腾空飞起一只美丽的凤凰，
这伟大的艺术之神以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大地天空之间勇敢飞翔，
把首都人民带进这花园的艺术殿堂！

中日人民世代友好〔年画〕
那启明张煜

在“石器时代”的教室里
——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址
陕西志丹县革命纪念馆段明轩
1935年10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初进驻到瓦窑堡，决定把中央红军的干部营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为工农红军学校。
1936年初又改为西北红军大学。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关头。
毛主席指出：
“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
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就是为了适应这个转变，为党迅速培养大批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于1936年06月0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办的。
同年07月初，红大随同党中央机关移驻保安（今志丹县）。
校部和第1科教室就设在城南门外周河东侧寨子山的半山坡上，二科、三科设在南边三里路外的几个村庄里。
校舍室内外一切设备都是学员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
那时保安这个城镇穷困不堪，仅有几幢木房和一些破窑庙宇，住着几十户人家。
红军大学选择在半山坡上的校舍，荆棘杂草丛生，连条路也没有，一排排依山凿石而成的石窑洞，大多是老百姓过去作过猪圈马厩的地方，还堆积着大量的牛屎马粪。
红军战士们打着赤脚，挽起袖子清除牛屎马粪、垃圾杂草，垒墙填坑。
大部分窑洞没有门窗，他们就用砖头垒起间隔的窗子，用谷草秆打成门帘子。
不几天就建造成了简陋的校舍，还修了几条较宽的通向校部和教室的道路，群众称它为“红军路”。
校舍建成后，当地群众敲锣打鼓赠给他们一幅匾，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九个大字，赞扬红大学员的革命精神。
学员们把潮湿的石窑串洞整理得干干净净作宿舍，一孔较大的作教室。
砖石垒起，石板铺面的是“讲桌”，涂上墨灰的石壁当黑板，地面上垒起一排排的石墩当坐凳，双膝当课桌。
因为学员住石洞、坐石凳、用石黑板、石讲桌，有一次毛主席就很风趣地说：
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学最先进的科学——马列主义。
学员们也说：
“将来革命成功以后，住了繁华的都市，可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那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
红大一科学员有三十多人，大都是军师级干部，有少数团级的。
年龄大约在二、三十岁上下。
二科是团、营干部，三科人数最多，是连排级和班长。
学习的科目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政治经济学，兵团战术，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理论。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给红大学员作过报告。
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最高学府。
尽管讲义是红、绿废纸背面印的，有的甚至看不清楚，他们还是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下去。
白天学习、整理笔记，夜晚，因一根蜡烛规定点三个晚上，常常摸黑讨论。
距离教室前三百米远的周河滩上，是学员们清理出来的草坪，中间长着一棵参天的背搭树（一种杨树），这就是红大的“露天课堂”，也是学员们锻炼身体的操场。
朱总司令来到保安后，更加活跃了红大的篮球体育活动。
毛主席那时工作十分繁忙，还经常根据国内外形势亲自给红大学员作报告，有时晚上还提着马灯来讲课。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主席给红大讲的主要课程。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毛主席还抽出一定的时间了解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然后把讲课提纲发给大家。
学员们在“石器时代”的教室里，在艰苦的环境中，勤奋、刻苦学习，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增长了本领。
后来，毛主席诙谐地给学员们开玩笑说：
你们是原始天尊的子弟，什么时候下山啊？
天下大乱下山。
“西安事变”爆发后，大家就下山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迁到延安，同年06月改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简称“抗大”）。
抗大从小到大，到1945年共办了八期，扩建了十二个分校，为我党输送了十多万优秀干部。
（附图片）
教室外景
教室内景

樱花和日本艺术
李连庆
正当姹紫嫣红的樱花笑靥迎客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邓大姐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踏上了日本国土。
多少日本朋友专程给邓大姐送来含苞欲放的樱花；
多少日本故交，期待与邓大姐在樱花树下合影。
樱花啊，樱花！
在这一簇簇灿烂如霞的樱花里，倾注了日本友人对周总理的深切思念，对邓大姐的无限尊敬，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樱花，自古以来，日本人民就把她当作民族的象征。
樱花一开放，人们就知道春天来临了，携男带女，欣赏这漫山遍野五彩缤纷的樱花，在樱花树下唱歌跳舞，喝酒谈笑，赞美这明媚的春天。
日本人起先用诗歌、散文、戏剧赞美樱花，进而又用各种工艺美术品来完美地表现樱花。
在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古诗集》、《万叶集》中，都有描写和歌颂樱花的情节和诗句。
此后，许许多多的诗集中收集了大量歌颂樱花的诗和歌。
“我愿死在鲜花簇拥的阳春03月”，“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等诗句，至今仍广为传诵。
樱花在日本已成为作家、诗人、歌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有的还把它同当前的现实生活、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记得在我访问北海道时，亲耳听到日本姑娘歌唱《千岛樱》的歌曲：
“千岛樱哟！
开了开了，一瞬地开了，染遍了千岛，一瞬地开了，北海暴风刮断云，是谁定的那条线，唉，那条线……今天在朝阳里出航，快快推进到千岛，唉，到千岛……燃烧吧、吼叫吧，继续到四岛的归还，唉，直到归还！……”
日本人以樱花作图案，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茶具、用具、漆器、染织品等，非常普遍，也非常精美。
以樱花为题材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品，更是优美动人，有不少已列为国宝，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是日本文化艺术的瑰丽花朵。
樱花何时成为画家的题材，已无法考证。
从日本现存的文献记载看，最早的是在公元八九一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阳成母后五十寿辰时，贞保亲王献上三尺屏风一块，上面画有坐在樱花树下赏花的人们。
自此以后，以樱花为题材的画逐渐多了起来，成了大和画的重要部分。
一般的画法是把各种各样景色的樱花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结合起来。
有重峦叠翠的樱花，绿波涟漪的樱花，清幽雅致的樱花。
在这些樱花树旁都有或站或坐或在折枝的各种形态的人物在观赏樱花。
现在，仅举收集在《樱大鉴》、《日本美术名品选》、《古色，大和路》中几幅名画，看看日本历代名画家们是如何维妙维肖地表现美丽的樱花的。
日本平安朝时代十二世纪初，根据日本著名小说《源氏物语》绘制的《源化绘卷》，其中的《竹河》之二一幅，描绘院子里盛开的樱花。
玉鬘和姬君两位公主在屋檐下一面下围棋，一面观赏着樱花，恋慕大公主玉鬘的藏人少保来访，他站在走廊的门口朝里张望，见大公主穿着红颜色的衣裳，婷婷玉立，美丽多姿。
这儿巧妙地把樱花和爱情紧紧地结合起来。
画里一张帘子却把二公主姬君的脸给遮住了。
帘子上映着象征黄昏时分、绚丽多彩的晚霞。
在这一片簇锦的画面中，雪白的樱花衬托得清清楚楚，它散落在院子里若隐若现，荡漾着一刻千金的春宵气氛。
樱花边开边落，一开就落的情景，在这幅画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根据小说《寝觉物语》（又名《夜半的寝觉》）绘制的画卷中，有一个画面，描绘三个美女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吹着横笛或拿着扇子打拍子，表现宽敞的院子前面的樱花和它的自然景色。
到了镰仓时代，以樱花为题材的绘画同平安朝时代一样。
象《天狗草纸》一幅，画的是醍醐樱花会的场面，描写人们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唱歌、跳舞的情景。
室町时代的《日次风俗屏风》里的京都市民赏花的场面，和秋天赏红叶一样，春天赏樱花也是市民们极大的乐趣之一。
幕帐里摆着茶和酒，在樱花树下，神态不一的大群男女在赏春观花。
这幅画是日本盛行起来的风俗画的先驱性的作品。
到了近代，樱花绘画的特点是大画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如京都智积院里的《壁贴付绘》屏风，描绘出强壮的樱花树的枝头上开满了鲜花，孕含着桃山上的风光。
这与平安朝时代的作品是大不相同了。
《源化绘卷》中《竹河》的樱花，是以院子里的银白色的樱花为背景，描绘幽静的景色，而在《壁贴付绘》里，它的背景是金色的，因此显得特别绚丽华美，使人眼花缭乱。
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的《花下游乐图》屏风，描绘了贵公子在花下休息，侍候他的武士们跳舞来慰劳他。
到了现代绘画中以樱花为题材的就更多了。
如日本著名画家川合玉堂的《春图》，描绘的是山峡中的流溪，春雨戏弄着散落的樱花的美丽景色。
日本著名的画家横山大观的《夜樱》，描绘的是一团团篝火映照的樱花，十分美丽，奇观。
陶瓷器上的图案，以樱花为题材的也很多。
如《色绘吉野山图茶壶》，描绘了吉野山上漫山遍野的樱花景色，重峦叠嶂的吉野山上盛开着望不到尽头的樱花。
日本江户时代瓷器技术达到高峰的锅岛烧，以雪白的瓷衬底配着鲜艳的边线，烘托出鲜红欲滴的樱花，晶莹有光，分外动人。
伊万里的《彩绘元禄美人图大皿》，画有樱花和元禄式的美女，反映了江户时期的时代面貌，精美地刻画出一般市民的绚丽多姿。
日本人民喜爱以樱花为题材的艺术品，樱花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和艺术鉴赏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
我在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家中，都看到悬挂和摆设的各式各样的樱花绘画和手工艺品。
随着日本人民喜爱樱花的兴趣日益浓烈，人们就更加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歌颂樱花，表现樱花，樱花也就成了各种艺术品的主要题材之一了。
樱花和樱花艺术品，早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例如日本浮世绘的杰出画师安藤广重在1843年至1858年间创作的《江户观樱图》，很早传入中国，至今仍保存在我国故宫博物院里。
同时，随着中日友好的日益发展，樱花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艺术作品的题材，此次邓大姐赠日本友人的礼品中就有老舍夫人胡絜青的樱花画。
日本的樱花正怒放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的樱花画又回到了樱花的故乡，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比那云蒸霞蔚，绯云白雪的樱花更皎洁、更美丽。
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永结金兰、世为芳邻。

樱花咏
彭龄
天坛月季园的樱花正含苞，
一簇簇红骨朵迎人笑，
谁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啊，
分明它今春格外娇！
樱花呀，樱花——
中日人民新佳话，
可是春风说与你知道？……
一簇簇红骨朵迎人笑：
知道！
知道！
早知道！
周总理赋诗咏岚山，
一方诗碑快刻好。
待那时，岚山下——
千万株樱花拥诗碑，
象丹云拥着总理笑。
谁说那诗句石上刻？
不！
句句都在心上描！
樱花盼望周总理，
恨不能一夜尽放苞！
哈！
盼哪，盼哪，盼到了——
周总理生前许下愿，
今天由邓大姐实现了！
一簇簇红骨朵迎人笑，
天坛月季园的樱花正含苞！
看着樱花想东邻呀，
春风送暖旭日高。
听！
一阵阵，春风里——
隔海又传多少新佳话？
一霎时，红樱齐变彩云飘！

诽谤者有罪
顾明
在报上看到一篇谈“诬告必须反坐”的文章，很有同感。
不实行这条法律，社会主义法制就有重要的缺陷。
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些日子里，居然提倡大字报不一定事事都有根据，光凭印象就可以写，道听途说也行，转抄他人以讹传讹也无妨。
总之，为了“搞臭”别人，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这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等等，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吓人帽子，可以轻易地戴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
林彪、“四人帮”那伙党内大奸，正是借此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的。
上行下效，下面也有他们的帮派体系人物、御用文痞，挥舞棍棒，靠今天揪这个，明天打那个而起家。
他们信口雌黄，肆意给别人罗织罪名，或者挟嫌诬告，动不动就勒令停职审查。
昨日还是好端端的领导干部，对革命有功之人，今日忽地成为历史罪人、专政对象，被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
诽谤和诬告实在可恶，危害极大。
人民有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的自由，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规定了的。
但是宪法并没有给谁以诽谤和诬告的自由。
诽谤和诬告，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以任何方式，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犯罪的。
秦桧当年诬害岳飞，韩世忠尚且可以用“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来质问他。
中国从秦代到清代的法律，都有诬告反坐的规定。
而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无忌时，搞诽谤和诬告的好汉们，不仅谈不上什么反坐罪，反而被认为“路线斗争觉悟高”。
“莫须有”竟然成为公开合法的了。
两年多来，党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一大批冤案、错案、假案平反昭雪，这是最得人心的德政。
但也要看到，千方百计地阻碍、破坏这项工作的，也还大有人在。
特别是有些受内伤严重的人，现在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仿“四人帮”故伎，舌头打个滚，便给别人扣上一些帽子，然后扬长而去，似乎可以毫无责任。
不！
这是不行的！
不负责任地乱说是完全错误的，存心诽谤诬陷更是有罪的。
有罪就得受到法律制裁，诬告就要反坐，甚至还要加等治罪。
我真想向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提一个建议：
制定一条诬告必须反坐的法律，使得个别以诬陷他人为业者，从危险的边缘走回来，懂得不管是谁，都是要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