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总理会见贾马·巴雷外长
希望索马里在西亚德总统领导下日益繁荣富强
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索马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博士。
在交谈中，华国锋总理和贾马·巴雷外长对近几年来中索友谊的发展表示满意。
华国锋总理希望索马里在西亚德总统领导下日益繁荣富强。
贾马·巴雷外长转交了西亚德总统给华国锋总理的信件，并向华国锋总理、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了西亚德总统、索马里政府和人民的问候。
华国锋总理请贾马·巴雷外长转达他对西亚德总统的问候。
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谢里夫·马哈茂德博士，索外交部亚洲和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法杜马·伊萨克·比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非洲司司长何功楷等在座。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索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博士。
新华社记者摄

政协副主席童第周在京逝世
邓小平等同志组成治丧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同志，因病于03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童第周同志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
童第周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邓小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胡耀邦聂荣臻彭冲赵紫阳
姬鹏飞
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谷牧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
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刘澜涛
胡愈之李昌周培源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张稼夫铁瑛
钱学森
茅以升尹赞勋贝时璋冯德培陈世骧（附图片）童第周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明确主攻目标狠抓竣工投产
上海缩短基建战线全力保重点
去年投产项目二百多个，部分投产项目一百五十多个，新增固定资产九亿七千万元
本报讯上海市基本建设战线广大干部、职工，保重点、保投产，努力缩短战线，不打消耗战，狠抓配套扫尾，取得成绩。
去年，上海基本建设全部建成投产项目二百多个，部分建成投产项目一百五十多个，新增固定资产九亿七千万元，是二十多年来建设项目竣工投产最多、新增生产能力最多，新建住宅最多的一年。
上海基本建设所以取得这么好成绩，主要是坚持不打消耗战，狠抓竣工投产的结果。
去年上海基本建设任务很重，而材料和施工力量有很大缺口。
上海市建委和有关局全面分析了每项工程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计划要求，确定主攻目标。
首先保中央和地方二十五个重点项目，其次是集中力量抓二百二十个竣工投产、配套扫尾项目，再就是建成一百一十万平方米住宅，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续建项目，总共二百九十个。
由于主攻目标明确，使设计、施工和物资供应等各方面做到了该保的大家一起保，该上的大家一同上，条件不具备的，就坚决缓建。
不少大项目耗用人工、材料比较多，大家硬是横下一条心，调兵遣将，供应材料，宁可一般工程受影响，也要确保这些重点工程竣工投产。
对于一些“胡子工程”，逐个查明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要求，限期解决。
广泛开展全优工程竞赛，加快了竣工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
去年，上海许多基建单位开展了以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全优工程竞赛，促使基建战线劳动生产率和工程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市建工局工程质量优良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五。
建工、房地、城建等主要施工局，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率普遍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建工局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达到七千三百十五元。
降低成本率达到百分之八点七六。
今年以来，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上海市基本建设任务更加繁重。
为了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狠抓竣工收尾，一面认真做好基建计划的资金、设计、施工、材料和设备的落实，一面对于列入今年计划特别是确定为主攻目标的项目，力求速决全歼。

李副总理会见施罗德先生
就当前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西德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和夫人。
格哈德·施罗德先生于1972年07月访问我国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友好会见，他为中国西德建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向施罗德先生介绍了我国国内安定团结，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并同他就当前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魏克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等。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西德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要打歼灭战
多年来，基本建设战线年年要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实际上却年复一年地打消耗战。
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随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基本建设战线应当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坚决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
这样，在两三年内，我们经过调整、整顿、改革，就能够稳步前进，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同志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力求速决全歼。
基本建设战线也是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能实现多快好省。
但是，这些年来，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许多工程项目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一不能按计划如期投入生产，为国家增加物质财富；
二不能及早收回投资，加快建设资金周转。
由于工期拖长，国家支付了大量额外费用，物资和人工消耗也普遍加大。
据有关部门统计测算，全国在建项目工期如果拖长一年，仅工资一项国家就要多支出几十亿元。
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能不能做到？
回答是肯定的。
五十年代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建成投产；
六十年代的大庆油田，七十年代的一批港口建设，以及引进的化肥装置，都是打歼灭战的典型例子。
上海市去年基本建设任务很重，但是，市建委和有关部门全面分析了每项工程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计划要求，确定主攻目标，狠抓竣工投产，对一大批工程项目打了歼灭战，1978年成为二十年来建设项目竣工投产最多、新增生产能力最多、新建住宅最多的一年。
这足以说明，只要有坚决打歼灭战的决心，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打消耗战的种种原因，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就一定能够做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对此持怀疑态度，信心不足，是没有根据的。
要打歼灭战，必须切实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基本建设战线越长，越容易被迫打消耗战。
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财力物力总是有限的。
目前全国在建项目几万个，其中包括大中型项目一千几百个，要是齐头并进，“万马奔腾”，全要搞上去，那就只能继续打消耗战。
因此，彻底清理和整顿在建项目，是基本建设战线的当务之急，是做到打歼灭战的一项重大措施。
只有缓建、停建一批，才能使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水平的技术骨干项目搞上去。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分别轻重缓急，根据需要与可能，坚决有力地实行调整、整顿方针，采取停、缓、并、转、缩的办法，将一批停建、缓建项目的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力抽调出来，集中到那些容易上、见效快、国家急需的项目上去。
要有进有退，有取有舍，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下这个决心，不能犹豫观望，不能动摇。
否则，欲速则不达，消耗战没完没了，国家受的损失会更大。
打歼灭战，必须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一点现在谁都承认，谁也不反对。
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往往出现“你下我不下”的思想阻力。
这就需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全局观点。
要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认识打消耗战的危害性，只强调需要的一面，不讲实际可能条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也许有人认为，我自愿承担资金、材料缺口，力争项目不停。
这种作法同样是不妥当的。
无数事实表明，到处去自筹材料、设备，到头来仍是挤了应该上的重点项目，挤掉生产、生活和市场上需要的物资。
我们办一切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和条件，经过综合平衡，凡是应当停、缓的项目，都应当停建、缓建；
寻找借口，制造理由，不停、不缓都是不应该的。
打歼灭战，必须抓好资金、材料、设备、设计、施工力量“五落实”。
这是打歼灭战的重要保证。
这五项是基本建设必需的、缺一不可的物质条件。
在施工力量大于投资、材料小于施工力量的情况下，必须按照“五落实”的要求，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进行排队，进行落实。
条件不具备的，坚决不开工。
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真正打歼灭战。
为了保证国家急需上的项目“五落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必须排除阻力，大力加强物资调剂和生产调度工作。
停建、缓建项目的资金和材料设备，续建项目的多余库存，各级基本建设主管部门有权统一调配。
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加强物资调度，可以先按隶属关系，在本地区、本部门内部调剂余缺，然后逐步扩大范围。
认真组织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物资供应单位签订经济合同，积极推行合同制度，这是扭转当前基本建设秩序混乱状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有效措施。
一个建设项目，即使“五落实”了，如果施工队伍到了，材料未到，或者相反，都会出现建设秩序混乱。
合同制就是责任制。
通过签订合同，把各方面的经济联系和经济责任固定下来，确定统一的进度。
这样，各有关单位既明确奋斗目标，又明确自己的责任，有效地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好地协同作战。
在推行合同制过程中，对于执行合同好的单位，要按合同规定进行奖励；
对执行合同不好的单位，同样应按合同规定予以处罚。
责任明确，赏罚严明，才能促使基本建设顺利进行。
建筑行业是个加工部门，工业建筑项目工程成本，材料费用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当前，由于企业管理不善，工地材料的损失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合理使用材料，降低材料消耗，就能用同样多的东西兴建更多的项目。
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狠抓节约材料这个重点。
要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尚，实行节约有奖的制度。
广泛组织职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在竞赛中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推广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一工区的“全优综合奖”和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的“全优工程降低成本奖”的经验。

讲党性顾大局万众一心搞四化
浙江省委结合群众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安定团结局面
新华社杭州04月05日电中共浙江省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最近，浙江省委先后召开了宣传、文教、群众组织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和干部大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密切结合群众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省委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问题，对全省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讲党性、顾大局，同心同德搞四化的思想教育，澄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省委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搞好党风，维护党规党法。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告，将通告精神落实到党的生活中去。
各级党组织要针对当前的问题，通过上党课，过组织生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增强组织纪律性，克服无政府主义，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
省委要求各个工厂、机关、学校、城镇街道、人民公社和各人民团体，大家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学雷锋、树新风，艰苦奋斗为人民的活动。
要大力表扬好人好事，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狠煞歪风邪气，造成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的好风气。
浙江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
前一段时间，省委有七名主要领导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调查研究，狠抓春耕生产。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广泛接触哪里的群众和干部，针对他们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勉励他们积极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落实人的政策过程中，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出席了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的座谈会，鼓励他们顾大局，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在03月26日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省委书记李丰平同志代表省委作报告时，批判了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分子的罪恶行径，同时也指出那些不顾大局、提出过高过急要求的人无理取闹的行为。
他指出：
我们决不能因为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松警惕，宽容那些害群之马。
他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李丰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真理。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百折不挠地为实现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
他还指出，我们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
但是，我们强调发扬民主，不容许搞无政府主义，我们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现在有些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只要自己的“民主”，妨碍大多数人的民主，破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法律秩序，这同社会主义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他还用周总理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和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们为保卫四化、不惜流血牺牲的事迹，教育大家以大局为重，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

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这里刊登的两位生产队长写的短文，我们建议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同志们读一读。
两位同志提出了生产队干部在行使自主权时如何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问题，对人颇有启发。
文章没有陈辞套话，读来很有味道。
本栏另外两篇文章，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国家计划的问题。
这都同加快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我们欢迎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就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工作作风等问题，继续发表意见。
——编 者
生产队长也要讲民主
山东省乳山县南马石大队二队队长宫云太
还是去年套种秋玉米的时候，我琢磨了一个靠密植夺高产的点子，规定“每亩地要种足四千五百棵”。
社员说：
“往年三千棵就尽够长的了，种这么密非减产不可。”
我不耐烦地说：
“密点怕啥？
天旱，一提闸门水就流进了地；
缺肥，咱库里有的是。
玉米有吃有喝怎能减产？
真是老脑筋！”
大伙知道再说也无用，就在播种时偷偷地减小了密度。
我发现了，火冒三丈，点着社员的鼻子就训开了：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
硬逼着社员按我的意见办了。
违背客观规律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尽管我们大肥大水地攻，好多玉米却光长秸不长穗子，秋后一计算，全队五十亩秋玉米减产一万多斤。
这类事俺过去干了不少，全队的耕、种、收、刨，里打外开，全是我一人说了算。
连作生产计划，给社员评工分，添购大牲畜这些大事，我也很少和社员们商量。
大伙讽刺说：
“队里只有队长一个人会种地。”
我想，上级给了自主权，俺这一队之长就得遇事拿主意，不能听社员七嘴八舌瞎喳喳。
谁知我瞪了一年眼，到头来是队里减了产，社员减收，落了一身埋怨。
我委屈极了，一赌气甩手不干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来做工作，我火辣辣地说：
“俺没法干了，身边没有人啦！”
党支部书记说：
“全队百十口子都在你身边，就看你把他们当诸葛亮还是当阿斗罗！”
他说了好多民主种田的好处，使俺懂得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不是队长一个人的，是全队社员集体的。
要用好自主权，就得充分发扬民主，和社员们一块来当家，把队长拉独套变成九牛上坡，个个出力。
从这以后，队里的生产计划、增产措施、经营管理、收益分配，俺都跟社员们认真商量，让大伙给队里出点子，拿章程。
往年，俺以为抓农业就是抓粮食，种植上以粮挤油，使花生成了“没娘的孩子”，对国家、集体和社员都不利。
今年，社员提出这码事，队里根据山地适宜花生生长的特点，增加了花生种植面积，并备下了充足的肥料，决心夺个粮油双丰收。
有了自主权就得正确使用
山东省乳山县南马石大队一队队长宫本平
去年春播时，上级领导反复强调花生要催芽播种。
我一听心里就紧张开了，不由得想起了1976年春天，搞花生催芽引起的风波。
那时上面头一次推广花生催芽的经验，说花生催芽出土早，苗儿齐，产量高，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抓好。
听领导的口气这么硬，俺就照办了。
谁知花生苗儿虽然出得早，却又黄又瘦，尽管加紧管理也不跟趟，到秋后每亩比不催芽的减产了两成多。
后来才弄清因为俺队净是些阴冷地，花生在摄氏二十七度中催芽，突然要在十四度左右的地温中生长，根本适应不了。
心里有了底，第2年上面咋说俺也不干。
后来召开了什么“路线分析会”，说俺“路线不正”。
我冤得几顿饭吃不下。
时到去春，又碰上花生催芽这码事，虽然上级给了自主权，俺心里还是不踏实，老怕顶着干再背上“黑锅”。
俺想到当初受的气，心一横：
“还是顺着领导的意见干吧，减了产也好交代”。
可社员不答应。
大伙七嘴八舌批评我：
“如今有了自主权，你还怕啥？”
“你光想自己的‘面子’，就不想想群众的利益？”
社员们的批评象当头泼了瓢凉水，使俺头脑清醒了。
俺打定了主意，往后要放开胆子用好自主权，处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得失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看领导的眼色行事。
所以，尽管上面多次叫俺催芽，俺还是按照正确的实践经验干，组织社员精选种子，适时播种，保证了花生苗全苗旺。
加上管理得好，去年秋后全队五十亩花生亩产达到四百一十多斤，增产一百二十多斤。
事后，上级领导知道了底细，还表扬俺“顶”得好哩！
农业可以“任其自由发展”吗？
贵州省兴义地区农办左庆鹿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领导农业生产的思想、作风和方法也应当有所改变。
过去那种单靠行政组织，采取行政命令，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瞎指挥，必须坚决纠正。
我们也要防止那种对农业生产不去进行积极领导的现象。
如果认为农业可以任其自由发展，可以不要计划，不要指导，不要党的领导，那也是错误的。
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更应当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统筹安排。
1959年到1961年期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就是一次严重的历史教训。
事实说明，要按比例就必须有计划，就是要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引导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因地因时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而不允许放任不管。
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抗灾能力很弱，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差，主要还是手工劳动。
不少人因循守旧，还受小农思想的束缚，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彻底改变小生产思想，虽然是长期的任务，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但是，这种思想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就会严重阻碍农业的高速度发展。
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懂得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习惯于按老经验、靠行政权力发号施令？
为什么有的生产队不愿执行国家计划，片面强调自主权？
这些情况无疑都与小生产的思想有关。
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干部和社员的引导和教育，绝不可以放松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虽然天天同生产打交道，有经验，会种田，但随着农业生产逐步现代化，有许多新技术，需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
现在农村中常常发生这类情况：
比如在施用化肥和农药的时候，有的不懂性质，随便乱用；
有的不懂杂交稻的特点，不按它的要求去种植，使优良种子不能发挥出增产优势。
至于将来如何实行农业区域化、社会化，如何搞农、工、商联合企业，更是要学习和研究的新课题。
这些情况都说明，往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日益发展，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将越来越重，决不能认为反对瞎指挥，就可以放松指挥；
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就可以撒手不管。
恰恰相反，“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农业的合乎客观实际的领导，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和民主方法办事，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
怎样实现这一要求呢？
最根本的就是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同时努力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成为领导现代化农业的内行。
党的领导和“长官意志”不是一回事
湖北省红安县张店公社党委书记刘介诚
开始听说反对“长官意志”，总感到有些不好理解。
心想：
既是“长官”，总不能没有“意志”吧；
各级领导班子就是由一些“长官”组成的，反对“长官意志”，不就会削弱党的领导吗？
通过学习，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才认识到，“长官意志”和党的领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列宁所说的“长官意志”，是指那种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的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它与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的领导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一些地方作计划、办事情，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把群众的意见当作耳边风，单凭主观想象办事，凭手中的职权瞎指挥。
结果，直接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这无疑是“长官意志”作祟。
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
比如1976年冬，我们公社党委决定根治长竹山，建设油茶基地。
由于头脑发热，没有作好规划，没有同群众商量，在山未治、树未栽的情况下，就强令先修路。
群众当时很有意见，但是公社党委根本听不进，仍坚持动用三千多名劳动力，干了一个多月，花去两万多元资金，路还是没有开通。
后来，我们吸取这个教训，按照客观实际，重新修订了方案，一个冬春就建起了四千亩多种经济作物基地。
在工作中克服“长官意志”，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党的领导，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的领导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提出的任务、制订的计划，必须是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符合客观实际。
在当前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尽量避免那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对于少数不正确的意见，要作好宣传教育解释工作；
对于妨碍工作重点转移的歪风邪气，则要大胆批评制止，不能随波逐流，贻误工作。

推广新技术是企业的一项重大工作
华北油田各级党委推广、普及三大钻井新技术成效显著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报道：
从去年年初开始，华北油田各级党委，把推广、普及高压喷射钻井、高效能钻头和低固相优质轻泥浆三大钻井新技术，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取得了显著成绩，去年提前八十九天完成了国家钻井进尺计划。
采用三大技术的钻井队比普通队平均队年进尺高百分之五十九点七，打得好的钻井队甚至高出二倍、三倍、四倍以上。
今年以来，三大技术进一步普及，成果更加显著。
华北油田究竟如何抓钻井新技术呢？
首先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对新技术的认识，破除旧的框框，使他们带头学习新技术，取得推广、普及新技术的领导权。
高压喷射钻井等新技术，是钻井工艺的重大技术革新，完全打破了过去那种高转速、高钻压、大排量，不讲水马力作用，不重视泥浆，只讲单纯机械钻进的旧工艺、旧框框。
国外技术先进国家普遍采用这种新技术打井，平均队年进尺比我国高三、四倍。
但刚开始推广这种新技术时，华北油田一些领导同志将信将疑。
派人到山东胜利油田首先实验的三二五二队学习，没有学通，回来一试打得不理想，就更怀疑了。
以后请胜利油田派顾问来现场指导，初见成效。
特别是新成立的女子钻井队，采用新技术打井，比有经验的男队打得还好，打一口深井创了华北石油会战以来的最好成绩。
怀疑开始动摇了，旧框框开始打破了，新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华北油田决定狠抓培训工作，举办教导队，首先训练各单位书记、指挥、总工程师、工程师和井队长等，共办了七期，有六百多人参加学习。
各二级指挥部，层层举办教导队、训练班，轮训基层领导干部、技术骨干。
这样，各级领导干部才自觉地把推广、普及新技术，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一抓到底。
二是抓典型。
全油田首先抓了二部三二七一四钻井队这个典型。
这个队采用高压喷射，用三只钻头十九天零十五小时，打了一口二千七百九十六米的井，初步见到了好的效果。
油田指挥部总结了这个队的经验，让他们到各钻井队巡回宣讲。
各二级指挥部的书记、指挥也亲自上马，培养自己的典型，典型很快由一个发展到八个。
在典型队的带动下，一大批钻井队，如三二六二七、三二六二八队等，创造了打三千米以上深井的新纪录。
去年十个队打井上二万米，两个队上三万米，一个队突破四万米，涌现了十二个铁人式钻井队，创造了六项钻井新指标。
推广三大新技术，出现了一花引来百花开的生动局面。
三是要善于抓住关键，及时解决矛盾。
在推广高压喷射钻井过程中，开始人们不大重视泥浆的作用，百分之八十的井队泥浆还是处于过去旧式钻井一重（高比重）、二脏（含沙量高）、三稠（粘度高）的状态，不能达到喷射式钻井所需要的低固相优质轻泥浆的要求。
不解决泥浆问题，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就不能推广普及。
华北油田通过全面检查发现了这个普遍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及时加以解决，真正做到书记挂帅，大家动手，大办泥浆。
各勘探指挥部一、二把手亲自抓泥浆，有的还亲自担任泥浆管理组组长。
全油田举办了四期泥浆教导队，轮训了三百八十名泥浆工作骨干，大力讲解和宣传固相控制理论和聚丙烯酰胺不分散低固相泥浆、白土聚丙烯酰胺泥浆新技术。
先后在三二六三三队、三二六一三队、六○○一队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的经验，使高压喷射钻井新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
以后，又抓了钻头问题，进口和自制了一些高效能钻头，这样大大加快了钻井速度，节约了原材料和成本。

既要“撒手”又要管
一提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有的领导干部对生产队就“撒手不管”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既要“撒手”又要管。
对于生产队职权范围内的事，象因地制宜搞种植等，县、社领导尽可撒手不管。
为什么？
因为管得过细过死，妨碍群众的积极性。
但是，还有许多“该管”的事，比如，基层生产遇到困难，领导不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行吗？
有了先进经验，领导不帮助总结、推广好吗？
没有党对生产的正确领导，生产队的自主权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领导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重了。
湖北 黄 旭

杜绝“长官意志”
所谓“长官意志”，一般是指某些领导人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霸王”作风。
有些“遇事不拿主意”的所谓“没有意志的长官”，他们遇到问题能推就推，应付了事，把矛盾“踢”给别人，为的是保护自己的乌纱帽。
这样的“长官”，群众也是不欢迎的。
要杜绝“长官意志”，就要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是“长官”还是群众，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四川学 耘

用最大干劲干四化
青工王家国一年干两年活
本报讯据《北京日报》报道：
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方红炼油厂金工车间青年工人王家国，胸怀全局，献身四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和时间赛跑，1977年和1978年共完成工作定额一万零四百三十九小时，两年干了相当于四年的活。
王家国一心想四化，一心干四化。
1977年初，他和同班青年工人李德禄一起，向全车间团员、青年提出了“看谁提前跨入八〇年”的劳动竞赛倡议。
在劳动竞赛中，他快马加鞭，争分夺秒，成为全车间第1个高速、优质完成生产任务，跨入1980年的人。
接着，他又制订了提前跨入1981年的新规划。
王家国说：
“四化靠扎扎实实地干才能实现。
要加快四化的实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拿出最大干劲。”
前两年，他患低血糖病。
一次，他参加装置抢修，由于身体虚弱和过度劳累，昏倒了。
经医院抢救过来后，领导和师傅们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考虑给他换个工种。
但他说：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患那么重的病，还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操心，我这点病算得了什么！”
王家国不仅苦干，更注意巧干。
从1969年入厂以来，他先后自学了《车工实践》、《先进刀具》、《群钻的实践与认识》、《机械性能》、《车工三角应用》等书籍。
他每次接受任务后，总要先琢磨一阵，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提高工效。
一次加工减速器齿轮，齿轮中间要开一道槽，加工起来很慢。
他想办法，改革成一种端面防震切槽刀，提高工效四倍。
今年，他再接再厉，一、02月份又大大超额完成了工时定额。

船员滕宗彝为四化献策
本报讯据《黑龙江日报》报道：
黑龙江省航运局党委表彰了为四化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船员滕宗彝，并发动群众，向滕宗彝学习。
前不久，在这个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党委书记、局长王源章收到一封信，附有四份材料：
《关于机构的概想》、《关于改革现行奖励制度的建议》、《关于上江客艇包乘制等项建议》、《建立调度中心的建议》。
这些材料把现行制度中有哪些不适应四化要求的地方，怎样进行改革，有什么好处，都写得非常细致，有的还绘制了示意图，很有参考价值，有的现在就可以试行。
王源章把这些材料一口气看完，很受感动。
第2天，党委就把这批材料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
部分建议立即被采纳，其余部分也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原来，信和材料是航运局所属的船舶处救助艇船员滕宗彝写的。
他今年三十九岁，1962年从哈尔滨河运学校毕业，一直干航运工作，肯钻研，能吃苦，爱好技术革新。
他看到我国在界江航行的船只落后，心里非常着急。
党的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非常高兴。
他身体并不好，患过肺结核病。
他的爱人患心脏病，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家庭生活的担子很重，但是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困难。
他想的是全局，急的是四化。
当他知道局党委正在开会商讨工作重点转移大计时，再也憋不住了，用了两个晚上把几个月来的设想写出来，向党委献计献策。

要十分重视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
华北油田狠抓能大大提高钻井进度的三大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把它作为企业的一件重要工作来抓，一抓到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牛鼻子”牵得好。
我们工交战线的各级党委，都要有一点战略眼光，要十分重视新技术，特别是狠抓那些能影响全局、带动全局的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
要搞现代化，就要用先进的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工业。
推广普及先进的新技术，应该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工作。
外国人把先进的技术称为无形的商品，引进得好，推广、普及、消化得好，可以创造超过投资几倍、几十倍的财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新技术怎样才能真正推广开来？
第1，领导这项工作要讲一点领导艺术。
典型最有说服力。
要抓住推广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比原来多几倍、几十倍财富的典型事例来大力宣传，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道理说到大家都明白，自觉推广、普及新技术。
新技术在推广、普及过程中，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以解决，使新技术从点到面推广开来。
第2、要用极大的力量抓好技术队伍的培训工作。
有了新技术，没有熟练的技术骨干、技术工人，新技术的运用无从谈起。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新技术，要通过办短训班，办技校、夜校、七·二一大学和各种大专院校等等办法，迅速培养相当数量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队伍。
这是抓新技术推广普及工作中一项带关键性、基础性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好。
第3、推广、普及新技术一定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生产的特点，既要做到落地生根，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最先进的技术不改进，五年左右也会变成落后的。
日本战后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时，很注重改良，被称为“改良技术”，很快超过外国，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必须打破保守思想，以广阔的视野和革新精神，随时注意研究、掌握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动态、新成果，永远站在推广普及新技术的最前列，不断缩短我们与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四个现代化。

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在京举行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
这次展览03月22日至04月10日在京举行后，还将去杭州、长沙、西安三市巡回展出。
书籍装帧，是对书籍形式的整体设计要求，包括书籍的封面设计和插图创作等。
我国的书籍装帧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曾以设计考究和独具特色闻名于世。
这次展出的作品，包括书籍一千一百种，书籍封面和插图的原稿四百幅。
举办这样大规模的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是建国以来的第1次。
（据新华社）

永远难忘的怀念
习仲勋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
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
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
建国以后，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总理职务，虽然肩负着领导党和国家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仍旧长期主管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
中央统战部许多重要文件报告，恩来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遇到重要情况，便亲自报送党中央、毛主席审阅。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务院设立第八办公室主管其事，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兼主任。
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
工商界人士有了进步，就受到他的表扬和鼓励；
工商界人士中发生了问题，他马上给予批评和帮助，并且经常向八办的同志敲起警钟：
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你们忘记了吗？
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1个是团结，第2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恩来同志善于在统战工作中执行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引导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道，1956年01月全国实行公私合营，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
恩来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
遇到重大问题，他事先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或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在国务院例会上讨论通过。
他要我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象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马叙伦、朱学范、李烛尘、蒋光鼐、史良、许德珩、章乃器、刘文辉、龙云、张奚若和屈武等先生，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恩来同志，并且根据他的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恩来同志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方面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
恩来同志经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要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五关，不要恋旧，犯了错误就要忍痛割瘤子。
恩来同志曾和我谈起：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同时还必须注意在团结、使用中继续改造知识分子。”
许多民主人士在他亲切的教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程砚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日本侵占时期，他保持民族气节，留须停演；
解放后，政治上不断进步。
恩来同志亲自和程砚秋同志交往，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同志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
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恩来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有的同志认为身为总理，国家大事那么繁忙，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呢？
恩来同志认为程砚秋同志是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
恩来同志为程砚秋入党而写的那封心长语重的信，陈列在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厅里，这不仅是对程砚秋同志和文化界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鼓励和鞭策啊！
周恩来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注意，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就是他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解决的。
1959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他立即想到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派我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了解那些地区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
这些地方，基本上执行了民族政策，但有的地方执行得不好，甚至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还有少数地方不按法律程序捕人、杀人，造成恶劣的后果，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我回到北京向恩来同志汇报。
他极其重视，让我打电话给有关地区，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左”的偏向，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恩来同志自己还经常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
1962年班禅写了一份意见书，恩来同志让我研究后，找班禅先谈一次，向他汇报。
以后，又要我陪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班禅。
班禅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感情十分冲动，说什么他也可以带一些人起来造反。
当我批评班禅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时，恩来同志向我示意，不要再讲下去。
他耐心地向班禅做解释教育工作，指出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
遇到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
班禅当即表示同意和拥护总理的意见。
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他对于曾经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
特赦释放时，他亲自接见，给予勉励。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陪恩来同志在西华厅接见被特赦释放的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
当时他们都很拘谨，还有些畏惧情绪。
恩来同志为了缓和他们的紧张心情，指着我对杜聿明先生讲：
“他是你的老乡！”
（我和杜聿明先生都是陕西人）他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的年龄和健康情况。
杜回答已经五十五岁，身体健康。
恩来同志说：
“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
杜聿明先生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一点了，谈起自己对人民犯有罪行，深感内疚。
恩来同志接上去说：
“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
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说得杜聿明先生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
陈长捷先生在解放天津时曾和我军激战数十小时，然后被俘的。
他的神情比杜聿明先生更显得紧张，他讲自己罪恶重大，受到中共宽大释放，十分羞愧。
恩来同志指出：
“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的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
陈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恩来同志立即表示同意，说：
“可以嘛！
主要根据你自己的意愿。”
他对所有在座的特赦人员说：
“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
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
恩来同志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
对特赦释放前的末代皇帝溥仪，恩来同志曾让他在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国庆游行，使他看到新中国的变化。
在特赦释放时，又接见了他，他衣着朴素，彬彬有礼，见到总理很拘谨，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再作检讨。
恩来同志说：
“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作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
溥仪的情绪松弛下来了。
讲起他被释放回家时，他的家属和旧部下还给他跪拜，举行朝礼，他就讲：
“你们的思想还是老样子，还不如我呢。”
溥仪的思想改造是比较好的，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熟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后来安排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工作比较努力。
日本朋友就曾经赞叹说：
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连皇帝都能改造过来。
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恩来同志坚持原则，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他主要看人们的长处和成绩，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某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但是，对于个别坚持反动立场，肆意攻击我党和政府政策的人，则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二）
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后，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指出：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
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恩来同志不仅参与了这项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且具体组织和指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
1955年，恩来同志和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共同听了国务院所属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耐心听取各单位负责同志的意见，提出问题和大家一同研究，教育大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毛主席在1956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指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定下了“农、轻、重”的投资顺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在具体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恩来同志热情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又密切注意大跃进的发展，调查研究大跃进中的经验和问题。
他除亲自到一些省、市视察工厂和农村，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外，1958年08月，恩来同志让我带领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
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看到许多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
那年本来是大丰收，由于把劳动力分散去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粮食和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
浮夸现象严重。
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大炼钢铁，盲目性更大，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铁，即使炼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费。
我们回到北京后，向恩来同志如实汇报，还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
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有步骤地实现一定目标。
他还让我到北京市的怀柔水库去介绍在外地看到的兴修水利中的经验教训。
经恩来等同志提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
1959年06月，恩来、小平同志派出五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派我带一个组到河南去。
他指示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
把劳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1线。
他还让我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状况。
他指出，群众的积极性越高，就越应加以保护，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挥。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人民生活颇为困难。
1960年秋，恩来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小型会议，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报告，恩来同志完全赞同。
面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根据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时，有许多企业要下马，有一些事要停办，大批职工要精简回乡，思想抵触是很大的，阻力也是不小的。
恩来同志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重大项目亲自逐个落实，对基建战线过长的项目坚决压缩。
正是由于他坚定不移地做了细致的调整巩固工作，实事求是地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渡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顺利发展了。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和组织力争发展得更好一些，更省一些，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又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五风”，提倡科学精神，教导干部和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从1952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工作起，我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十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
恩来同志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和群众在一起，血肉相联，所以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情绪和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
1958年，他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去十三陵水库工地。
我和恩来同志在一起劳动。
我推车运送石头和泥土，他在前面拉车。
我想走得快点，怕累了他，可是，他的步子比我还快，车绳老是绷得紧紧的。
在十三陵五天，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劳动，劳动以后，总是抽出时间到老百姓家里去，盘腿坐在炕头上，亲切地和群众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同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
他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我们与干部一道吃。
他边吃边问干部食堂伙食的情况，还注意大家的脸色和健康情况。
回来以后，他对我说：
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
根据恩来同志指示，机关食堂搞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生活很快得到改善。
这个办法，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渡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中，筹建部门曾经计划盖国务院办公大楼，恩来同志看到设计图纸，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
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
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
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
恩来同志马上说：
“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
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
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即使有什么困难，也要下决心去做。
并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之前，多方听取意见，不管是负责干部的还是一般干部的意见，他都十分重视。
我常听他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
一言堂多了很危险。
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
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
恩来同志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深深感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发表不同的意见。
他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特别不高兴听这样的话：
“总理的意见很正确，我完全拥护。”
这时，他便说：
“谈话、开会就是要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
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要老讲赞成、拥护的话。”
他就是这样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于争论问题的风气，发扬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处理问题，做出决定。
恩来同志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好榜样。
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从不居功，经常对我们说：
我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一切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他处处突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作用。
在工作中，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缺点错误，他自己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
在他领导下工作，放手让我们去做，既有原则指示又有具体帮助，即使工作中出现了缺点错误，都可以及时得到克服和纠正。
因此，我们都感到心情舒畅，敢于负责，勇往直前。
我经常听到恩来同志讲他自己过去的缺点错误。
他不仅同别人谈话时讲，在会议上也进行自我批评，解剖自己，讲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亲身经历，以此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他常常对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说：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恩来同志这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美德，使他在党和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作自我批评，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形象，恰恰相反，正说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因而使得他们的光辉形象更加伟大。
恩来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为了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他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他始终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决定；
有时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或被误解，他也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行。
建国以来，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可是他一直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生活。
从西柏坡进北平城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旧平房里办公。
恩来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照例应该有一顿夜餐，但他不要；
肚子饿了，有时只是一杯清茶，几块饼干，这就是我们总理的夜餐！
恩来同志胸怀八亿，面向世界，时时刻刻关心干部和群众，唯独忘记他自己，直到自己临危的时候，还让给他治病的医生去照顾别的病人，不要管他。
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好总理啊！
（四）
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是说不完的，使我终生难忘。
恩来同志日夜工作，却不让我跟他一道熬夜。
每逢假日，他自己照样工作，却总让我休息。
有个礼拜天，我正在北京郊外团和农场，恩来同志来电话叫我回去，抱歉地说：
礼拜天也不能让你好好休息，因为有急件要处理，又把你找了回来。
我说：
我应该回来和总理一道工作。
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留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恩来同志让我开完会到北戴河去休息。
我去休息了两天，便回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
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
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那个“理论权威”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一下那个条子，那个“理论权威”后来就把这句话强加在毛主席头上，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
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
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
“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
后来，我听到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
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
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
“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
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过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
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
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
“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我正在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
陈毅同志宽慰我说：
“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
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
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
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
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毛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的关怀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深信我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
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
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之深，心里说：
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就在那些时候，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环境，让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给我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1965年，党安排我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我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拜工人为师，从工人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帮助。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
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在恩来同志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把自己全部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以他革命的一生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宏伟誓言，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歌颂不已，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勇前进！
（原载《中国青年》1979年
第4期，本报有删节）

南共联盟举行三中全会
讨论发展不结盟运动和加强共盟集体领导
南通社报道通货膨胀率增长，基建投资过大，商品供不应求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4月05日电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在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布·米库利奇的主持下，今天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三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发展和实现不结盟政策的迫切问题和加强南共联盟集体领导问题。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约·弗尔霍韦茨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分别在会上做了报告。
弗尔霍韦茨在报告中指出：
“只有不结盟运动的主流为加强不结盟政策原则而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消除对不结盟前途的担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运动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他说，最近以来，“集团势力和不结盟运动以外的势力竭力否定不结盟政策基本原则的完整性”，“对不结盟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不断施加压力，企图抹掉不结盟政策对集团的不结盟性质，在不结盟队伍中煽动分裂和冲突”。
“遗憾的是，把自己的政策绑在某个集团或大国身上的个别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也企图这样做。”
“这是它们出于主观原因和自身的特殊利益不愿意理解不结盟的实质”，“是同某个集团结盟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与不结盟的本质背道而驰的”。
弗尔霍韦茨接着指出：
“不结盟并不是为了做现有集团的附庸、也不是要做第3集团才出现的。”
他说：
“今天，我们碰到了把不结盟运动同集团和集团利益连在一起的各种理论。
它们按照思想意识把不结盟国家分门别类，把对抗强加给不结盟运动”。
“把不结盟国家分成所谓进步的和落后的，这种做法造成的客观后果，就是使不结盟运动内部发生冲突，把同集团结盟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方针强加给不结盟运动”。
“这就意味着把‘进步的’变为同一个集团结合的一部分，把‘保守的’变为同另一个集团结合的一部分。”
“事情的这一实质是任何民主的、革命的或别的什么词藻都掩盖不了的。”
弗尔霍韦茨强调指出：
“不结盟政策是国际关系中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
它是各国人民和各国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器。
它站在社会进步的主流，反对现存特权，争取民主和平等的国际关系。”
“它致力于世界和平、安全、平等，为独立和国家得以自主发展的权利而斗争，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统治和霸权”。
“它坚决反对一切军事干涉、占领别国领土和通过武力把别人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各国人民和各国”。
扎尔科维奇在报告中指出，铁托主席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倡议“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民主化”，“是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的立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他说，铁托的倡议要求“制止官僚主义、个人名利主义、领袖欲等不健康欲望的倾向和现象”。
他强调指出：
“这一倡议已得到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我们全体劳动人民以及自治机构、国家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强有力的支持。”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3月31日电据南通社报道，去年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如同欧洲一些中等的工业发达国家一样，达到了百分之十三点四。
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同意大利相接近、同瑞典相等。
然而，今年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将有超过百分之十三点四的危险，现在存在着使南斯拉夫恢复成为涨价幅度较大的国家的危险。
今年年初，南斯拉夫人开始面临他们几乎已经忘记的保持国内市场正常供应的问题。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已成为欧洲一个新的在经济上使人感到好奇的国家。
目前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在欧洲可能是独此一家。
尽管生产增长率很高，现有的商品供应还是不能满足这么大量的需求，需求超过供应的现象要么使价格上涨，要么使一些商品供应不足。
结果，价格相当迅速地往上涨。
南斯拉夫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
大量资金用于雄心勃勃的、有时在经济上不合情合理的项目上，但是，急于扩大的南斯拉夫经济恐怕不能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
谴责南非当局杀害民族主义战士的暴行
联合国纪念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二十周年
新华社达喀尔04月06日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驻达喀尔代表托博科·塞比纳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杀害该组织战士所罗门·马赫兰古的罪行。
他说：
“这表明白人少数人政权要进行各种绝望的挣扎来维持政权。”
他强调指出，南非青年将继续完成马赫兰古的事业，他们决心进行斗争。
塞比纳说，自从1976年索韦托事件以来，南非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族主义当局日益遭到人民的反抗。
他说：
“我们应当武装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04月06日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04月06日同非洲统一组织一起举行特别会议，纪念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二十周年。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及联合国非洲集团的代表在会上讲话。
他们指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为了消除南非的种族主义而成立的。
在过去二十年中，它为反对种族隔离和恢复南非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南非人民的武装斗争被公认为是取得自由的合法斗争手段。
与会者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杀害南非民族主义自由战士所罗门·马赫兰古，并表示相信，他的死将增强人民为在他们国家里最后消灭种族隔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卡欣大使为索马里外长访华举行宴会
据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为索马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博士访问中国，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和夫人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贾马·巴雷外长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说，今天下午华国锋总理同他会见时的谈话是积极的、有成果的和建设性的，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索中之间的双边关系。
黄华外长在祝酒时指出，索马里朋友在北京期间同我国有关部门商谈了在可能范围内加强合作，这充分体现了日益发展的中索友谊。
今天上午，索马里外长一行游览了长城、定陵。

国际简讯
阿尔及利亚两位前总理被释放
曾经在1958年到1962年先后担任过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的费尔哈特·阿巴斯和本·优素福·本·赫达已于04月03日被释放。
他们还曾经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领导人，但在1976年因批评已故总统布迈丁的政策而被软禁起来。
马耳他庆祝关闭英国基地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03月31日午夜举行庆祝仪式，庆祝英国关闭在马耳他的军事基地。
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向全国发表了演说，他号召马耳他人民永远不再让外国在马耳他建立基地，使马耳他成为一个由马耳他人管理的为马耳他人谋福利的自由的共和国。
比利时组成新政府
比利时新政府04月03日向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宣誓就职。
新政府由天主教社会党、社会党和法语布鲁塞尔民主阵线三党组成，天主教社会党主席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担任首相。
新政府的成立结束了比利时战后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政治危机。
这次危机是从去年10月11日当时的莱奥·廷德曼斯政府辞职以后开始的。
廷德曼斯政府由于经济、社会和财政危机，特别是由于执政党内部各党派在目前比利时激烈争论的地区化和机构改革问题发生分歧，被迫辞职。
西班牙组成新内阁
西班牙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04月05日组成新内阁。
这是西班牙根据去年年底通过的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后组成的第1届内阁，也是1976年以来苏亚雷斯第3次组阁。
这届内阁中，十四人是上届政府成员，十人是第1次担任大臣职务。
据报道，国防大臣阿古斯丁·罗德里格斯·萨阿贡是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第1次由文职人员担任的国防大臣。
格陵兰举行议会选举
即将实行自治的格陵兰岛04月04日举行了议会选举。
据不完全的选举结果统计，在全部二十一个议席中，格陵兰进步党得十二席，联合党得九席。
格陵兰原是丹麦的一个省。
今年01月，格陵兰举行了公民投票，决定从05月01日起实行内部自治。
格陵兰在实行自治以后，外交和防务仍将由丹麦负责。
（据新华社）

埃及召回驻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
新华社开罗04月07日电埃及外交部今天在这里宣布，埃及决定召回其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大使。
埃及是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针对埃及—以色列和约的签订而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后采取这一行动的。
埃及外交部通过中东社发表的这项决定说，埃及召回驻这些国家的大使，“因为这些国家的行为同阿拉伯团结的必要性是不相容的”。
这些国家驻开罗的大使在巴格达会议决定对埃及实行制裁后，已离开这里回国。
埃及在萨达特总统1977年11月访问以色列后，断绝了同“坚定阵线”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南也门的外交关系。
此外，埃及中央银行今天向在埃及的各分行下达指示，要它们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不要处理阿拉伯联盟的财产以及隶属于阿盟的各个组织和机构的财产。
发布这项指示是执行04月02日发表的埃及官方声明。
这项声明宣布，埃及将采取合法的和适当的措施维护阿拉伯联盟及其各个组织。

埃杰维特总理谴责分裂土耳其的阴谋
土报指出受莫斯科指挥的组织在东部地区特别活跃
据新华社安卡拉04月07日电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04月06日谴责“国内和国外的某些人”企图分裂土耳其。
埃杰维特总理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外来势力想要肢解我们的地区”，“要分裂和削弱富油国的力量”，这种活动“近来加剧了”。
他说：
“土耳其作为本地区的一个国家，自然就成为这种阴谋的目标之一。”
他还说：
“不论在什么伪装下或是多么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声明下出现，这种阴谋基本上是企图进行‘分裂和剥削’的表现。
土耳其将首先和最有效地反对这种阴谋。”
埃杰维特强调说：
“本地区的民族和国家能够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他在回答关于有大批武器在土耳其东部被查获的问题时谈到，“土耳其有很长的边界，通过这些边界，武器不断地被偷运进来”。
他指出：
“更多的武器正在被查获这一事实表明，政府在对付偷运武器的事件方面更加有效了。”
据新华社安卡拉04月06日电据这里的报纸今天报道，土耳其副总理法鲁克·絮坎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向报界发表谈话，要求北约组织成员国毫不拖延地按照公约规定履行对土耳其的义务。
他说，中东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北约组织的战略及其东南翼的情况发生新的变化。
新华社安卡拉04月06日电据土耳其《喉舌报》今天报道，土耳其关注其东部地区的安全。
报道说：
“土耳其正密切注视伊朗库尔德人的起义和估价外国染指的作用。”
《喉舌报》的报道还说：
“最近三天里，在土耳其东部库尔德人聚居的凡省已发现了三百五十六件捷克斯洛伐克造的枪炮和二十支步枪。
土耳其‘国家情报机构’已就这种武器走私的增加，向政府提出了报告。
在那里，受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活跃。”

希腊将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
希腊和欧洲委员会议会认为对双方都有利
据新华社卢森堡04月04日电关于希腊参加欧洲共同体的谈判今天在这里结束。
希腊将于今后三年内正式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
欧洲共同体和希腊间部长级会议结束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蓬塞宣布，希腊参加欧洲共同体的条约将于05月底在雅典签字。
希腊是1975年06月12日向共同体提出申请的。
据新华社雅典04月06日电希腊外交部长乔治·拉利斯和负责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关系的不管部长乔治·孔托约伊斯在参加了同共同体各国部长的会谈后04月05日回到雅典。
他们在回到雅典后发表声明说，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可以在各方面得到巨大利益。
在政治上，希腊因此同西欧国家大家庭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声明说，在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以后的五年过渡期中，希腊在经济上可以得到十八亿美元的利益。
据新华社雅典04月03日电欧洲委员会议会经济事务和发展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个报告说，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双方都有利。
报告说，从1962年希腊成为共同体联系成员国以来，希腊每年工业生产平均增加百分之九点四，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加百分之六点八，这就打破了关于希腊加入共同体会造成希腊经济崩溃的担心。
报告说，希腊加入共同体，将使共同体的商船总吨位增加百分之七十，使共同体商船在世界商船总吨位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十九点四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
这对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共同体各国政府采取了补贴手段，但共同体商船总吨位在不断下降，而国际海上运输量却在增加。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康世恩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日本特许厅访华代表团时，希望中日双方在专利业务方面加强交流和合作。
日本特许厅的主要业务分为专利审查业务和行政管理业务。
访华团团长、特许厅长官熊谷善二向康副总理介绍了特许制度对促进生产和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他对代表团访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感人的友谊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
结束了对泰国的友好访问之后，我们渡海来到了美丽的千岛之国菲律宾。
在菲律宾的十天访问，是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
马科斯总统夫人在我们到达马尼拉的第2天早上，就来到代表团住地总统府宾馆探望我们，并与我们共进早餐，亲切交谈。
她说，我希望你们在菲律宾的访问，“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为了让代表团能够适应这个岛国的炎热气候，她特地派人来给我们量体裁衣，赶制菲律宾人常穿的夏服“巴隆”。
过了几天，我们就穿着凉爽合身的“巴隆”，去正式会见马科斯总统和夫人。
总统祝愿中菲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增进，表示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钦佩。
马科斯夫人也亲切地回忆起她几年前访问中国时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的情形。
在亲切的交谈中，代表团里的歌唱家贠恩凤当场为总统演唱了菲律宾最流行的歌曲，博得了总统的赞扬和祝贺。
宾主双方都对中菲两国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感到高兴。
在马科斯总统夫人的亲自关怀和安排下，我们在马尼拉参观了由她主持的几个著名的发展项目——全国营养中心、艺术中心和具有亚洲第一流技术设备的心脏中心，以及著名的菲律宾大学和设立在马尼拉近郊的国际水稻研究所。
我们还拜会了菲律宾议长，参观了落成不久、气魄宏伟的议会大厦。
为了让我们多方面地了解菲律宾的历史和现状，经济和文化，菲律宾朋友们还带领我们参观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博物馆、名胜古迹，民间工艺美术学校，并邀请菲律宾大学的学生和一些专业艺术家为我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菲律宾舞蹈。
通过这些参观访问活动，我们亲眼看到了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在发展经济文化、增进人民健康和发扬民族传统方面的成就。
马尼拉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亚洲城市。
近十多年来，在原有的基础上兴建了数不尽的高楼大厦与现代化建筑物，除了大批旅馆、饭店、商场、银行之外，还有许多非常现代化的医院、剧场与学校。
很多建筑物，既有民族的风格，又吸收了现代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
它们布局合理，各有特色，不断地出现在马尼拉的各个地区，使这个菲律宾的首都迅速改变自己的面貌，日益具备一个现代化公园化都城的轮廓。
马尼拉的交通秩序和城市卫生是良好的，它在现代化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除了马尼拉之外，我们还访问了菲律宾的第2大城市宿务和国际驰名的“夏都”碧瑶。
宿务地处菲律宾的南部，气候比较炎热，可是宿务省省长戈拉斯在欢迎宴会上说，宿务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欢迎代表团的心情，比宿务的天气更热。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宿务省和宿务市政府特地在我们到达当天的03月21日分别由省长和市长亲自签署公告，隆重地决定以这一天为该省市的菲中友好日。
它们还赠送两把象征省市的大钥匙给代表团，以示祝贺与纪念。
在气候凉爽、风景幽美的山城碧瑶，我们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游览山顶公园，参观街道市场，看到了当地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座新建立的博物馆，以各种各样的实物向我们介绍了吕宋岛北部山区部落民族的过去和现在，风俗和习惯。
这个过去只由山民聚居，开发不过数十年之久的地方，如今已成为街市繁华、高楼林立的旅游胜地了。
据菲律宾朋友介绍说，碧瑶虽然只有十万人口，但是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却相当于本地人的三倍以上。
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菲律宾发展旅游业的成就了。
我们代表团是应菲律宾全国营养中心、菲中了解协会和菲华联谊会的邀请去访问的。
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索伦博士、马莱教授和吴永源先生，几乎自始至终都陪同着我们进行参观访问。
很多菲律宾朋友和华侨人士，细心周到地为我们安排食宿交通，耐心而又详尽地向我们介绍菲律宾的各种情况，使我们增进了对菲律宾的了解和友谊。
在菲律宾逗留的期间，我们还会见了许多在过去几年内先后访问过中国的菲律宾朋友，如菲律宾大学的教授、文化界艺术团的领导人，组成无伴奏合唱团的学生，菲律宾的新闻界人士以及菲律宾各地的华侨代表们。
旧友重逢，倍觉亲切。
北京马尼拉之间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深深感到，中菲两国人民的心是相连在一起的。
在历史上，中菲两国的舟楫交通和人员往来始于东汉与三国时代。
我国的许多古籍，早就记载了中菲两国之间的通商贸易、友好关系与菲律宾的风土人情。
明朝特使郑和远航西洋以后，其随员费信曾著《星槎胜览》一书，详述旅途见闻。
其中以赞美的诗句描写了当时菲律宾的美景与物产。
诗中这样写道：
“美哉麻逸国，山峻地宽平，尚节心无异，耕田谷倍登。
槟榔资咀嚼，玳瑁照晶荧。
布染花生采，糖香酒自清。
溪涛含荡漾，海上日高明”。
早自唐宋时起，中国人就开始移居菲律宾，此后绵延不断，世代繁衍，到十九世纪末期华侨已达十万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菲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断相互支持，结成了深厚友谊。
近年来，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正如马科斯总统在1975年访问中国时所说的：
在中菲两国之间，“文化的桥梁、精神的桥梁、感情的桥梁是一直存在着，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
通过这次友好访问，我们深深地相信，加强和发展中菲两国的友谊，是中菲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亚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我们一定要努力推进中菲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让它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

托尔伯特总统出席我影片赠送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04月05日电蒙罗维亚消息：
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王人三04月03日代表中国政府向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托尔伯特赠送了一部他去年访问中国的彩色纪录片。
托尔伯特总统和夫人同王人三大使和夫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惠灵顿04月05日电新西兰总理马尔登04月05日接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裴坚章，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马尔登总理请中国大使转达他对华国锋总理的最好祝愿。

柬革命军在西北战场英勇抗击越寇进犯
一度收复波贝并在马德望等地消灭一批敌人
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柬埔寨部队最近在柬埔寨西北部抗击发动新攻势的越南军队，打死打伤一批敌人，并一度收复靠近泰国边境的波贝。
路透社04月06日从曼谷报道，柬埔寨部队05日向波贝发动猛烈进攻，在泰国边境整天可以听到那里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05日晚上，柬埔寨部队控制了波贝。
法新社06日发自曼谷的消息援引可靠人士的话说，柬埔寨部队收复了波贝。
报道说，一百多名韩桑林部队的士兵在06日清晨越过柬泰边界逃到泰国的亚兰。
这些士兵说，在过去三天里，在波贝的激战中，他们的数百名同伙被打死。
柬埔寨部队还包围了离波贝约十公里、在五号公路上的班尼米，那里有一个越南部队的师级指挥部。
美联社06日报道，泰国边境警方人士说，从波贝逃到泰国的一百八十七名亲越南部队的士兵，向泰国方面缴了械。
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几天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等战场不断打击越寇，又消灭一批敌人。
04月01日和02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战场诗梳风附近、特莫博和尼米等地多次袭击越寇，打死七十五人，打伤一批，击毁军车四辆，并缴获武器六件。
03月30日至04月02日，革命军和游击队在磅清扬市周围和罗蜜等地连续袭击外出抢劫的越寇，打死六十三人，打伤多人，击毁军车两辆，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03月30日至04月01日，革命军在西南战场贡布以西和德罗边安达以西等地接连打击敌人，打死五十八人，打伤多人，击毁军车一辆，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03月31日至04月01日，革命军和游击队在四号公路战场协同作战，打死敌人三十二人。
另外，敌人一辆军车触雷炸毁，车上的敌人被炸死。
在同一期间，革命军在金边周围一些地方打死敌人二十八人。
03月29日至31日，游击队在腊塔纳基里战场一些地方接连三次截击越寇，打死二十九人，打伤多人。
此外，敌人一辆军车触雷炸毁。

泰国副总理顺通接见我农业代表团
据新华社曼谷04月05日电泰国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04月05日下午在曼谷总理府接见了以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当局侵略扩张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国内农业减产粮价飞涨 侵柬兵力不足损失惨重
据新华社北京04月07日电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最近刊登的一篇发自曼谷的报道指出，越南领导人“已经陷入他们自己制造的泥潭”，在国内和在柬埔寨战场上困难重重，不可自拔。
报道说，越南“国内经济一团糟。
气候不好，加之管理不善，给一些重要产稻区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1978年的农业减产百分之十五，连河内自己也承认，今年的前景甚至更加不妙。”
“缺粮是越南最急迫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已使越南的经济达到“介乎混乱和崩溃之间的地步”。
报道说，越南人民的口粮逐年减少，大批难民外逃，市场食品价格飞涨，“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一年来就上涨了百分之百”。
报道说，“在北越的中级官员中，也是腐败成风”，“在北方，黑市贸易也非常猖獗”。
越南南方人民“存在着微妙的反抗”，他们“怠工、少种庄稼”，“不把粮食上交国家部门”。
报道指出，越南侵略柬埔寨所取得的“表面上的胜利”，使越南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报道说，越南在侵略柬埔寨的战场上，“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而使兵力不足”，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不断“在金边和其他一些重要地方附近进行袭击”，“越南正在遭到损失，有时损失相当惨重”。
报道指出，随着雨季到来，“柬埔寨一些地区变成大的水塘，越南的灾难可能会更惨重。”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台湾省人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卢嘉锡（中），指导青年科研人员进行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工作。
黄兴泉摄
山东省昌潍地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耿荣（右一）和科研人员进行提取氨基酸的实验。
时盘棋摄
画家郑烔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指导学生进行基础课练习。
北京西城区自行车零件厂机加工车间工人杨小瑛（右一），认真听取师傅在技术方面的指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副所长何斌（前左一），指导科研人员做试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副组长李玲红在对台湾同胞广播。
团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党史系学员王华昱（左一）在课堂上认真学习。
音乐家魏立在指挥演奏她创作的交响曲《台湾岛》。
翁乃强摄
南京电子计算机总厂厂长曾人宗（前左三），召集各分厂业务负责人，研究如何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生产。
高梅及摄
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生黄雪芬，现在北京一二七中学任体育课教师。
这是她教学生练习推铅球。
原台湾射击教练马青山（左二），去年同我国其他运动员一起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
这是他在比赛间隙和外国运动员交流经验。
高明义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为孟仁泉、张雅心、王景仁摄）（附图片）

卓越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
周锡荣
1847年的一天，居住在北美的一支印第安人易洛魁塞内卡部鹰氏族，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收养一个二十九岁的美国人入族。
人们聚集在部落的会议堂中，一位酋长出来致词，介绍这个美国人的姓名和情况。
随即由两位酋长挽住被收养者的手臂，一面唱着收养歌，一面绕行会场。
绕行三圈后仪式完毕。
这位被收养入族的美国人，就是卓越的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摩尔根于一八一八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奥罗拉村。
在童年时代，他就熟悉故乡附近易洛魁人部落的风俗习惯。
大学毕业后专习法律，获得律师资格。
从此，摩尔根就利用他的职业，为印第安人的民族利益辩护。
不久，他参加的青年文学社转变为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叫大易洛魁社。
摩尔根成了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
他多次访问印第安人的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风俗，研究他们的机构和制度。
他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844年起，他移居罗彻斯特。
1862年，他又从罗彻斯特迁居密执安，仍然致力于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他对民族学的贡献，他晚年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
由于他被收养入族的独特方式，使他有机会对印第安人进行直接观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入族后，他结交了不少印第安人朋友，协助他研究易洛魁人。
有一次，摩尔根受纽约州大学的委托，为一个博物馆收集有关印第安人的文化资料，塞内卡部的青年帕克对他进行了很大的帮助。
他1851年出版的第1部研究印第安人的著作《易洛魁联盟》就是献给帕克的。
摩尔根经常外出旅行考察，从1859年起每年一次。
他到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密苏里河上游地区和哈得逊湾区。
1862年，他溯密苏里河而上时，在“大鹫展翅号”轮船上结识了当地著名商人卡伯特森夫妇，并通过他们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学的资料。
1871年，摩尔根游历欧洲时曾到英国，访问了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麦克伦南、卢博克等人，向他们请教。
直到年迈时，他还到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作短期旅行，考查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址，访问印第安人的村落。
他逝世前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
列宁对摩尔根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
摩尔根并不以此为满足。
为了探索印第安人的起源，他不仅博览了大量的文献书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还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格，分寄给美国各地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的牧师和一些印第安人，也寄给远在太平洋各岛屿、远东、非洲等地的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勘测队员等，请他们帮助调查。
从各地寄回的调查表中，摩尔根得到了大量的、丰富的材料。
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他曾通过当时在广州的一个英国人罗伯特·哈特提供的材料，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姓氏和亲属制，考察我国西藏地区的婚姻制度。
这些情况，都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摩尔根一生对民族学的研究是十分勤奋的。
他毕生写了不少优秀的论文和著作。
其中，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本书，而且非常喜欢它。
从1881年05月至1882年02月，马克思研读了这本书，并且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但是，马克思没能实现这一心愿就逝世了。
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运用大量调查得来的民族学资料，充分证明，父系氏族社会是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
这是民族学中的一大发现，这个发现归功于摩尔根。
对此，恩格斯说：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由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成就，恩格斯在1888年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重要补充。
摩尔根的著作，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但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摩尔根的实践和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人民对人类文化史的功绩，这种功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此外，摩尔根对中国亲属制的研究和对西藏地区婚姻制的考察，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变色龙
晨曦
据说，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丛林中，有一种形同蜥蜴的小动物石龙子，对于光和色的反应极为灵敏，能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迅速改变自己的颜色，故人们称之为变色龙。
变色龙的多应善变，是它谋求生存的一种本能。
它以蚊蝇为食，对人类不无好处。
人类中也有变色龙，契诃夫笔下的巡官奥楚蔑洛夫就是一种。
他们或为升迁，或为赏钱，或为饭碗，练就了一副巴结奉迎权贵的随机应变的本领。
他们的善变虽属可恶，却也可怜。
只要他们不加害于人，不妨随他变去，嗤之以鼻也就是了。
人类中还有一种变色龙，那就不能如此简单地对待了。
这种变色龙就是苏联越南这样的大小霸权主义者。
姑且不谈苏联自称是第3世界国家的“天然盟友”，而又对它们恣意侵略和欺侮，也姑且不谈越南曾同中国称兄道弟，而今忘恩负义、疯狂反华等尽人皆知的事实，只谈谈他们对东南亚联盟态度的反复无常，其变化之多、之快，就连奥楚蔑洛夫之流也会自叹弗如。
前几年苏联、越南把东南亚联盟视为眼中钉，整天价咒之以死，攻击东盟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狭隘的反共军事政治集团”、“新的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等等。
直到1977年，越南还宣称“不承认东盟”。
但是，自从越南侵柬反华而声名狼藉、处境孤立之时起，它便一反常态，对东盟又摇橄榄枝，又唱赞美诗，大讲“睦邻亲善”，展开“微笑外交”，煞是热闹。
苏联的态度也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大谈苏联与东盟之间的“共同点”如何之多，东盟的作用如何“积极”。
变化的原因很清楚：
一个要建立“印支联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一个要向东南亚扩张，建立“亚安体系”。
殊不知，东盟五国心里明白：
苏越大小霸权主义者脸孔一变，忽然如此亲热，岂能安什么好心！
果然，当苏联越南发现东盟始终对它们存有戒心，特别是在印支局势问题上，不想按莫斯科和河内的笛声跳舞时，它们便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苏联否决东盟在安理会提出的呼吁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和柬埔寨的提案后，越南宣传工具就大肆攻击“东盟的行动有损于印度支那三国、东盟各国以及东南亚和世界其余地方的和平与稳定”，“东盟国家的当权者必须为他们的错误行动负完全的责任”，“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是一种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的论调”，等等。
苏联不仅否决了东盟的提案，而且通过报刊对东盟提出种种责难。
它显然认为没有必要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泰国客人江萨总理表示起码的尊重。
塔斯社03月23日就在报道勃列日涅夫同江萨的会谈时指责东盟国家说，“越南的和平愿望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东盟国家最近对越南的保证的诚意却表示怀疑”。
在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客人大谈“友好合作”的时候，塔斯社的这番话，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东盟国家不仅对苏越的无端攻击明确地表示了“遗憾”，而且清醒地看到“危险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了”。
可见，东盟对苏越大小霸权主义是有高度警惕的。
这就说明，不管苏联和越南怎样善于伪装，也逃不脱珍视自己民族独立的人民的眼睛。

周恩来之歌响彻非洲之角
朱世达
来到遥远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后，我就听说在索马里人民中流传着一首《周恩来》之歌，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只要你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热情奔放的索马里朋友就会自然而然唱起来：
周恩来，哈吉洛！
周恩来的敌人，哈定
奥！
〔注〕
他们在这首质朴的歌中所寄托的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周恩来同志的爱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呢？
我渴望见到他。
今年0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当印度洋上吹来的凉风，把伞盖似的合欢树吹得飒飒作响的时候，一位身材颀长、围着索马里式筒裙、留着浓黑八字胡的中年人，来到我在摩加迪沙的住所。
这是一个典型的索马里人，浓黑的眉毛下闪亮着一对聪慧的眼睛。
他就是《周恩来》一歌的作者阿里·素格莱。
我的欣喜是难以形容的。
因为我已多次寻找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而未能得见，今天，他终于来了。
他是一位有名望、有才华的索马里诗人，出生于索马里西北部图格迪尔州的游牧民中间。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素格莱就开始创作，以诗笔为武器，鞭笞殖民主义者，唤醒人民群众，为索马里的独立而斗争。
为此，他曾被殖民主义者监禁过。
靠在沙发背上，不时抚摸一下他那八字胡，阿里·素格莱回忆起他创作《周恩来》一歌时的情景。
那是整整十五年前的事了。
当时整个摩加迪沙的居民倾城出动，来到飞机场，来到主要街道两边，等候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姑娘们披着传统的色彩鲜艳的沙丽，孩子们爬上沿街的墙头树丫，挥舞着旗帜、手帕、树枝和花束。
阿里·素格莱和一些艺术家也来到机场。
他们敲打索马里特有的带毛的牛皮鼓，跳起索马里的民族舞蹈，唱起索马里的民族歌曲。
“我们经受了长期的殖民主义的压迫。
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我们渴望了解中国，我们关注中国人民的成就。
当时听说毛泽东主席要派周恩来总理到摩加迪沙来，我们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
能见一见周恩来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十分热爱中国人民的，而周恩来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总理。”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周恩来的到来，对我们索马里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可是我们还没有堪与这特殊的时刻相匹配的特殊的歌。
作为一个诗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创作欲的冲动，急于写一首赞颂周恩来的歌，因为我热爱他。”
于是，那时他立即拿出纸和笔，在机场万头攒动的人群中，在歌声、欢笑声和喧嚷声中，开始创作了。
“我把整个心灵的爱都倾注在这首诗里了。”
他回忆道。
不多时，诗稿写成了。
聚拢在旁边的民间音乐家艾哈迈德·纳奇和其他艺术家们，一边用琴弦试奏，一边吟诵。
《周恩来》之歌就这样产生了。
这时离周恩来同志的飞机抵达摩加迪沙只有两个小时。
阿里·素格莱呷了一口加糖的中国红茶，怀着深切的想念之情，轻声低吟他的歌：
您不远万里，
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真心欢迎您。
好久，好久，我们希望见
到您，
可是敌人把我们分离。
然而，分离的兄弟终究要
团聚。
我们知道，
您热爱黑人，
关注他们的解放和生活。
感谢您，
感谢您对非洲人民解放的
贡献。
索马里和中国是兄弟，
组成反殖的坚强阵线。
在那难忘的日子，阿里·素格莱和他的艺术界朋友，乘坐装有扩音喇叭的吉普车，在摩加迪沙到处吟唱《周恩来》之歌。
不到三天，整个城市都在传唱这首歌。
歌声响彻谢贝利河两岸。
在周恩来同志所到之处，人们挥舞着绿色的树枝
（这是索马里人民对贵宾最隆重的敬意），唱着歌，欢迎来自中国的使者：
“周恩来，哈吉洛！
周恩来的敌人，哈定奥！”
活泼的孩子们跟在吉普车后面，当唱到“周恩来”时，他们伴唱“哈吉洛，哈吉洛”；
当唱到“敌人”时，他们重重地加上“哈定奥”。
欢呼的人们将鲜花和绿色的树枝往艺术家的吉普车上抛去。
妇女们给一位名叫古吉斯的领唱者的颈项套上花环，以表示她们的赞赏和快乐。
当时的摩加迪沙电台用索马里人特有的幽默感，把这种情景描述为“大地在震荡，把欢乐的人们震向天空。”
人们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同志也在摩加迪沙宣布过中国政府援外八条原则。
在那以后的十五年间，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援索马里建设了国家剧场、香烟火柴厂、妇产科医院、体育场；
在缺水的哈格萨和巴依多瓦找到了水源，并建设了供水设备；
在内地，从贝莱特温到布劳修筑了一条近千公里长的公路。
索马里人民深深地懂得，这些援助，都是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分不开的。
阿里·素格莱在他的另一首诗中唱道：
狮子知道谁想杀害它，
谁想帮助它。
我们应当跟谋害者分手，
而跟真诚的人们在一起。
阿里·素格莱说，“真诚帮助我们的人，就是中国人民，就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当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位著名的索马里诗人要告辞了。
临走时，他富有诗意地说到他曾构思另一首歌，大意是：
同伟大的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为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如果周恩来逝世了，在中国将有许多他的孩子成长起来。
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在他后面，将有成千上万的他的孩子们跟上来。
当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乘坐的车子在夜色中逐渐消逝时，我的心飞向伟大祖国的大地和江河。
我想，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泉下有知，当他得悉在觉醒了的非洲大陆的一角，在遥远的索马里，人们是如此真诚地怀念着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注〕“哈吉洛”、“哈定奥”均为索马里语，“哈吉洛”意为长寿，“哈定奥”意为灭亡。
（附图片）

海上礼节
你知道吗，各国的商船在海上航行或进入另一个国家港口时，都要共同遵守一些礼节上的规定？
商船不论在任何海域航行，凡是与本国的或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商船和军舰相遇时，在近距离内均须互相敬礼。
敬礼时，先将国旗降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处，回礼船也将国旗降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处，然后再升起。
当商船驶抵外国港口时，在悬挂本国国旗及航运公司公司旗的同时，还要在前桅顶上升起所到达港口的国家的国旗，以表示友好和尊重，直到离港后才降下。
商船停泊在建交国家的港口，如遇该国国庆节日，要根据这个国家政府的通知，将船上所有的信号旗按照一面方旗一面尖旗的程式，从头到尾悬挂起来，表示庆祝。
这种仪式叫做“挂满旗”。
如果遇到该国国丧，则应将该国的国旗升到主桅三分之一处，以示致哀。
（奚根勇）

访泰短诗
郭保卫
我随同东方歌舞团于去年12月赴泰国访问演出，历时四十余日，遍访尖竹汶、呵叻、清迈等五个府，受到泰国人民热烈欢迎。
今作诗以颂中泰两国人民兄弟情谊。
“特腾舞”①我跳特腾舞，击节震天长。
非我演技精，明师授有方。
千国异大小，万花各芬芳。
群星齐闪耀，长夜汇光芒。
披迈古榕②近身如碧伞，遥望似青山。
伞下千席爽，山上无人攀。
设酒宴宾客，杯举心怡然。
三两邀相猜，语笑辨枝杆。
北方风俗 宴弃履盘膝坐，蓝衫披众身。
横腰缠丝带，信手擎玉樽。
济济无宾主，翩翩赏舞群。
柔美婆娑姿，轻雅土风淳。
①“特腾”是泰国民间舞蹈。
②披迈是呵叻府胜地，有“小吴哥”之称。
古榕指一棵生长达一千年的大榕树。

鲁迅题签的《呐喊》和《彷徨》
刘德有
东京该是樱花烂漫的季节了。
每当想到日本的樱花，不由使我忆起当年鲁迅与日本友人建立的珍贵情谊。
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
我在东京，有一次去内山嘉吉先生家做客，意外地发现鲁迅1933年03月02日，为山县初男亲笔题签的《呐喊》和《彷徨》，收藏在嘉吉先生那里。
记得是1976年10月22日晚上，为参加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访问日本的周海婴等同志，访问了东京的内山书店。
内山嘉吉先生热情地把我们让到会客室。
一进屋，我们便看见桌上摆着一张照片，那是1931年08月，内山嘉吉在上海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讲课结束的那一天，和鲁迅合拍的纪念像。
这幅照片纪录了内山嘉吉同鲁迅的交谊，同时表明嘉吉对鲁迅的深切怀念。
宾主亲切交谈以后，嘉吉先生和松藻夫人，邀请中国客人到附近一家日本饭馆共进晚餐。
主人特意准备了生鱼片等丰盛的日本菜肴，款待周海婴和其他中国朋友。
席间，内山嘉吉先生兴致勃勃地打开从家中带来的一个包袱。
他说：
“我今晚请你们看一件珍贵的东西”。
包袱里是一个精美的纸盒，里面装着两本旧书，纸张呈现黄褐色。
然而，那封面是多么的熟悉啊！
一本是绛色，上面用黑字印着“呐喊”、“鲁迅”字样。
另一本为橙色，上面印着陶元庆设计的图案和“彷徨”、“鲁迅”字样。
一看就知道，这两本书是当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
内山先生小心地翻开两本书的封面，扉页上鲁迅亲自用墨笔题写的诗句，立刻把我们紧紧地吸引住了：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
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自题十年前旧作以请山县先生
教正
鲁迅（印）
1933年03月02日
于上海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
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酉年之春书请山县先生教正
鲁迅（印）
查看1933年03月02日的鲁迅日记，写道：
“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
接着记述了在两本书中所题的诗句。
无疑，这两本书，正是鲁迅亲自题签赠给山县先生的《呐喊》和《彷徨》。
谁曾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如此珍贵的革命文物！
山县初男，是一位日本人士，早年当过军人，后任大冶矿山公司顾问。
他爱好文学，曾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工作。
他在上海经嘉吉的胞兄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
鲁迅在1930年0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内山完造招饮于觉林，同席室伏高信……山县初男、郑伯奇、郁达夫共九人”。
1933年03月17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得山县初男君信，并赠久经自用的卓镫一具。”
显然，这是山县初男对鲁迅先生赠书题诗的答谢。
鲁迅给山县初男题签的两本书，为什么由内山嘉吉先生收藏着呢？
嘉吉先生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两本书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有一天，嘉吉先生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街散步，看到一家书店门前摆着一堆书，内有《呐喊》和《彷徨》，翻开一看，不觉一惊，扉页上竟有鲁迅的亲笔题诗。
经询问弄清，原来是山县初男去世后，他的后人处理遗物，由于不了解情况，把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藏书出售给旧书店。
内山嘉吉深知这两本书珍贵的历史价值，便买下来了。
他回家后亲手制作了一个纸盒，把书装起来，盒上用毛笔工整地写上“鲁迅署名本，呐喊，彷徨，嘉吉藏”字样。
内山嘉吉先生风趣地说：
“我能得到这两本书，算是与鲁迅先生有缘吧！”
他告诉我们，这两本书平时绝不拿给别人看，今天由于中国客人来，才特意把它们拿出来。
周海婴说：
“我看到我父亲题签的书，这是我来日本访问的一大收获。”
他对内山嘉吉先生精心保存与鲁迅有关的革命文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十年代，鲁迅为自己旧作题的这两首诗，既表明了他的自谦，也表现了他与敌人毫不妥协的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鲁迅在他的战斗历程中，走过了从呐喊，彷徨，寻求，探索，直到真理在握的漫漫长途，最后终于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一贯致力于中日人民的友好。
他一生中多次为日本友人题诗、题字，表现了他与日本人民之间真挚而深厚的情谊。
内山嘉吉现在收藏的鲁迅为日本友人亲笔题诗的两本书，就是一个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