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一海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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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绍文同志是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九连八班副班长，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人，苗族，二十三岁，一九七六年三月入伍，一九七八年十月入党。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在攻打木桑附近的一个高地的紧急关头，陶绍文勇敢地爬上敌堡，将爆破筒从射口塞了进去。
堡内敌人企图把爆破筒顶出来，陶绍文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将爆破筒紧紧压住。
敌堡被炸毁了，陶绍文的战友们冲上去，迅速歼灭了高地上的守敌。

陶绍文同志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云南边防部队党委授予他“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称号。

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陶绍文同志生前所在的连队采访，陶绍文的战友们，无比激动地介绍了他们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事实。
他们的介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广阔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

（一）

今年一月，陶绍文从五连调到九连八班当副班长。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党小组开会。
预备党员陶绍文分外激动。
他说：“家里来了信，要我狠狠惩罚越南侵略者。
只要一声令下，我一定积极战斗，英勇杀敌，不管交给我什么任务，一定坚决完成。”
陶绍文的求战情绪为什么这样高？
这是印度支那的风云变幻，亚洲大陆的怒潮激浪，在这位身材结实、性格开朗的苗族战士身上的反映。

陶绍文的家乡，与越南只有一水之隔。
陶绍文从刚懂事的时候开始，接受的是中越两国人民友好的教育，感受的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的一片真诚。
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父亲曾参加运输队，赶着骡马，积极运送支援越南的物资。
他怎能忘记，有的民工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中，英勇地牺牲在越南的国土上；
小学老师曾经带着他们来到烈士墓前，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
在那些日子里，边界两侧的人民友好相处，亲戚和朋友你来我往，何等亲密。
陶绍文的家庭和经历，使得他比一般人更热切地希望中越人民友好相处。

但是，严酷的事实在陶绍文纯洁的心中投下了阴影。
一九七六年，陶绍文参加了解放军。
他从家乡亲友的来信中了解到，越南当局一步又一步加紧反华，一次又一次猖狂挑衅，边界两侧人民的友好往来被切断了，我云南边境人民的和平生活被破坏了。
他先是纳闷，继而痛心，最后是压抑不住的义愤。
不久前，家里来信告诉他：界河对面的山头上，越南军队架起了机枪，把枪口对着我们的村庄。
越方人员越过界河，在我方的河滩上插竹签，埋地雷。
我边境人民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
陶绍文终于看清了，越南当局不过是一批政治流氓。
他们把我们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
那末，除了自卫还击之外，又有什么法子呢！
陶绍文胸中燃烧着正义的怒火，迸发出人民战士神圣的责任感：一定要狠狠打击越南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的安全！

（二）

二月十七日，正义的炮声震撼着中越边境的崇山峻岭。
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作战开始了。
陶绍文所在的九连，越过界河，翻过大山，直指木桑附近的十三号高地。
盘踞在高地上的越军，妄图凭借坚固的工事阻挡我边防部队前进。
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连长张清元决定派人进行火力侦察。
这是一项光荣而危险的任务。
首先要求参加的，就有陶绍文。

十八日下午二时，连长带领五个同志，来到离敌前沿一百五十米处。
陶绍文带着机枪手徐发礼，从左侧引诱敌人射击。
这里地形开阔，没有隐蔽位置。
他们利用一块不到一米见方的石块作掩护，向敌人猛烈开火。
敌人的重机枪、火箭筒、六○炮一齐向我射来，机枪子弹雨点般地打在前面的石头上，嗖嗖地从头顶飞过，陶绍文和同志们一起，沉着应战，直到查清敌人的火力和位置。
又一天过去了。
二月十九日上午，十三号高地一带出奇地沉寂。
同九连一起驻守在十三号高地前沿的三营炮连卫生员陶志明正在修工事，陶绍文走过来了。
陶绍文和陶志明是堂兄弟。
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参军，一起来到三营，又同是预备党员。
他俩紧挨着坐在一起，陶绍文指着面前的山头说：“十三号高地我们侦察过了。”
陶志明说：“好打吗？”
陶绍文说：“坡很陡，地形复杂，工事坚固，不好攻。
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会叫你们攻吗？”
“我们已要求多次了。
我是共产党员，要不怕流血牺牲，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这些我在入党志愿书里填的有。
我要用实际行动去做。”
“我也要用实际行动去做。”
陶绍文说：“可能今天就要进攻了。
打仗总会有牺牲，如果我回不去，就请你告诉我家里，我把自己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是很光荣的。
告诉弟弟妹妹，胜利得来不容易。
要处处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
这天下午，在九连指战员的一再要求下，上级批准他们主攻十三号高地。
十八时半，火力袭击开始了。
一排排愤怒的炮弹，爆炸在敌人阵地上。
我炮火刚开始延伸，三排根据连长命令，从右侧发起冲击，七班主攻，八班、九班跟进。
七班战士很快接近敌人战壕，可是由于坡度陡，敌人又把陡坡上的土挖松了，两脚踏上人往下退，使不上劲。
三排长看到七班遇到困难，高声喊道：“能冲上去就是胜利！”
话音刚落，陶绍文带领八班第三小组，冲到七班前面，爬到敌人战壕边上。
三排长高喊：“全排战士跟着冲啊！”
下午八时许，九连顺利地一举攻克了十三号高地。

（三）

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二月二十日中午，九连向木桑东南的之十三号高地发起了攻击。
八班战士们沿着堑壕，迅速地攻上了高地。
陶绍文端起冲锋枪，向战壕里的敌人猛扫过去，打死了两个，其余的敌人龟缩到地堡里去了。

这是二十三号高地上剩下的最后一个敌堡，两面都有射孔。
正面，它威胁着进攻高地的后续部队，背面，威胁着迂回到高地后侧的部队。

消灭它！
一定要很快消灭它！
八班长杨春礼命令：机枪掩护，火箭筒将地堡摧毁！

火箭筒开始发射了。
一发，两发，一连打了四发，火箭弹打完了，地堡仍未摧毁。
原来，这个盖沟式的综合火力工事，里面架了三层圆木，上面盖了一米多厚的土。
火箭弹打不垮。

八班长杨春礼又发出命令：喷火器上！

这时，班里还剩下最后一瓶喷火油。
喷火器射手迂回到敌堡后面，对准出入口喷了一下，仍没起到作用。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种武器了：用爆破筒炸。
为了增强效果，班长命令战士朱正春利用敌火力死角，爬到敌堡顶上去挖个洞，好从洞里把爆破筒塞进敌堡。
可是，挖了一米多深，下面还有几层圆木，无法挖通。
在这同时，陶绍文已经把班里仅有的两节爆破筒连接到一起，安装了火具，爬到敌堡顶上。
他叫朱正春迅速离开，自己向敌堡的射口爬去。

八班长杨春礼和全班战士，一面用火力掩护，一面注视着陶绍文的动作。
只见陶绍文迅速爬到地堡顶部的边缘上，拉着了导火索，从射口的左上方把爆破筒一下插进了射口。

可是，爆破筒刚插下去，很快又升起来了。
很明显，地堡里的敌人在往外顶。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陶绍文使劲一压，把爆破筒又压了下去。
紧接着，他弯下身去，用自己的肩窝紧紧压住爆破筒的一端。

导火索在燃烧。
一秒钟，两秒钟，……五秒钟，……十秒钟，导火索快要烧完了。
陶绍文啊，你快离开，你快离开！
爆破筒就要爆炸了。

陶绍文没有离开。
他的头压得更低了，快要贴到敌堡上。
他的肩窝压得更紧了。
已经接近地堡的射孔。
只见他举起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战友们向敌堡冲锋的手势……。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
敌堡被摧毁了。

八班的战士们，高呼着副班长的名字，向前冲去！

陶绍文——这响亮的名字，震撼着敌阵，传遍祖国边疆，在崇山峻岭间回荡。

山头上，松柏分外葱翠；
山坡上，攀枝花更加鲜红。

巍巍群山，滚滚松涛，正在歌颂人民战士的满腔正义，一片丹心。

本报记者 邵一海 武将

陶绍文烈士的父亲陶成兴、母亲王美英来到烈士生前所在连队，探望严惩越南侵略军胜利归来的子弟兵，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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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四人帮”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把总政治部视为其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千方百计地要把总政治部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工作上搞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利用窃取的权力，为“彻底砸烂总政”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而制造了“总政阎王殿”这一大冤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以“抢班夺权”的罪名，在总政制造了所谓“罗、梁反党集团”冤案；
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江青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接着，通过全军创作会议，在总政及全军大抓“文艺黑线人物”；
一九六六年九月，林彪一伙在总政制造了所谓“八·二七”总政保卫部“反党、乱军、夺权”事件，并与他们在总参制造的所谓“八·二五”事件连在一起，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和贺龙同志；
一九六七年一月，陈伯达、江青一伙在总政制造了大抓“军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黑干将”、“黑后台”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制造了“五·一三”事件，诬陷总政是“黑后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在天安门群众大会上，对他们的几个死党、亲信面授机宜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而进一步制造了彻底砸烂总政的重大冤案，给当时所有的总政领导同志戴上了“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戴上“判官”的帽子，正副处长戴上“牛头马面”的帽子，一般干部和群众戴上“小鬼”的帽子，四十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反复批斗，二十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立为专案，长期进行关押、审查，袁子钦同志被迫害致死，总政机关被完全搞瘫痪。

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及其死党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
他们诬蔑总政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专无产阶级的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推行腐败的干部政策”、“配黑班子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宣传部是“造反革命舆论的”，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烂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等等。
他们把总政广大干部看成“一锅黑”，说什么“总政水浅王八多”，“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
他们妄加罪名，私立专案，长期关押，残酷批斗，对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七百六十七名干部进行专案审查，十七名同志被迫害致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各单位，使他们长期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工作分配、使用不当。

林彪、“四人帮”制造“总政阎王殿”这一大冤案，不仅严重损坏了总政的职能、作用和威信，而且殃及了全军。
他们诬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政治机关是“阎王分殿”、“小阎王殿”，使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政治上遭受歧视，有的还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打击迫害，甚至连已转业到地方的政治工作干部也难以幸免。
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破坏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深，是空前的。

总政治部是党中央在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一直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它组织全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在全军享有崇高的威信。
在工作中尽管发生了某些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广大政治工作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林彪、“四人帮”给总政诬加“阎王殿”的罪名，并蓄意予以砸烂，其罪恶矛头不单单是一个指向总政的问题，而是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全军，篡党夺权，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为了拨乱反正，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要求，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政党委决定：

一、为“总政阎王殿”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在这些冤、假、错案中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

二、召开总政治部平反大会，在《解放军报》上公布《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并发表文章，宣传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总政治部始终占主导地位，对总政治部、对全军政治工作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档案中凡记载有“总政阎王殿”和其他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材料，一律清理销毁。

四、认真处理好落实干部政策中的遗留问题，对应该平反而没有作出平反结论的，要迅速做出结论；
对原总政干部因“总政阎王殿”冤案在分配使用上受到影响的，要作适当调整；
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五、总政直属单位的冤、假、错案及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平反问题，由各单位党委作出决定，并召开本单位平反大会进行宣布。

总政治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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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四月二日电 中央慰问团团长王震，副团长董其武、曾传六和部分团员，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前往桂林某军事单位亲切慰问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人员。
这个单位的人员，在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中，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谅山、高平，有四百多人荣立战功。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团长等亲切地同大家会见，并和荣立战功的人员合影留念。
王震团长勉励大家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新华社昆明四月二日电 中央慰问团团长方毅，副团长程子华、王建安以及慰问团总团全体成员，在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刘志坚陪同下，一日和二日在云南边疆亲切慰问了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云南边防部队。

方毅团长等一日来到在自卫还击战中突破越军红河防线，连克谷柳、保胜、柑糖的某边防部队时，指战员们热情地用菠萝汁罐头款待他们。
方毅团长听取了部队负责人和荣立一等功的哈尼族英雄连长山达的汇报。
方毅团长热烈赞扬指战员们英勇善战，勉励他们继续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新功。
方毅团长等还参观了这支英雄的边防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缴获的许多军事装备，其中有苏制冰雹式火箭发射架和火箭弹、五七战防炮、四管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等，以及在越南抗美战争时中国支援越南的中国制造的各种火炮和枪支。

方毅团长等还专程到某地山村慰问边防部队某部五连、炮连和通信兵某部，亲切地同指战员们座谈，勉励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晚上，方毅团长等同指战员们一起观看了中国京剧院四团的慰问演出。

二日，方毅团长等慰问了攻克老街等地的边防部队、炮兵部队以及担任巡逻警戒任务的空军部队。
攻克老街的边防部队负责人向方毅团长等介绍了这支部队攻克老街、孟康、发隆、铺镂、郭参等地的战斗过程。
方毅团长等还会见了四十一名边防部队、民兵、支前民工和公安干警的英模代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少数民族。
率领侦察小组深入敌后毙敌十一人、俘敌三人的侦察排长连晋云，毙敌十三人的青年战士龙世江，率领部队在发隆之战中穿插敌后、断敌退路的连指导员罗维俊等，向慰问团汇报了他们的战斗事迹。

在空军某部，方毅团长等亲切慰问了空军指战员，并登上歼击机了解飞机的性能。
下午，方毅团长等慰问了边防某部榴弹炮团。
在战斗中立下了功勋的炮团战士，为慰问团作了射击动作表演。
北京京剧团四团的京剧演员吴素秋、李慧芳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马季等，为炮团指战员在营地上作了慰问演出。
慰问团还慰问了某部侦察连。
战士们为慰问团作了侦察技术的表演。

作者：王存铸/段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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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

韦国清同志讲话指出，这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积极因素，把总政整顿好，建设好，使我们的工作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总政阎王殿”和“谭政反党宗派集团”两大冤案彻底平反，为在这些冤案中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四月二日上午，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三千多人。
会议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主持，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讲了话。
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代表发了言。

《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总政治部是党中央在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它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广大政治工作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林彪、“四人帮”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千方百计要把总政治部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工作上搞乱。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为“彻底砸烂总政”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而制造了“总政阎王殿”这一大冤案。
给当时所有的总政领导同志戴上了“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戴上“判官”的帽子，诬蔑有的部为“阎王殿的黑心脏”，诬蔑有的单位为“阎王殿的缩影”，等等。
几十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长期进行关押、审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总政机关被完全搞瘫痪了，而且殃及全军，对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破坏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深，是空前的。

《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林彪一窃取军队领导大权，就攻击总政治部，诬蔑谭政同志。
谭政同志在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
他提出要系统、完整地学习马列主义，提倡部队要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更不存在“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韦国清主任在讲话中说，现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林彪、“四人帮”砸烂总政而制造的一系列冤案、错案、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这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措施，必将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深得人心，大快人心。
这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积极因素，把总政整顿好，建设好，使我们的工作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说，林彪、“四人帮”整总政，砸烂总政，迫害总政干部和群众，是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蓄谋已久的。
早在一九六○年，林彪就给总政强加种种罪名，诬陷谭政同志，后来又攻击罗荣桓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给总政强加上“阎王殿”的罪名，恶毒地诬陷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刘西元等当时总政的领导同志是“阎王”，疯狂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这不仅使总政深受其害，而且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场浩劫。
他还说，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他要求同志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林彪、“四人帮”破坏安定团结，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十分珍惜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局面，要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
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注意研究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民主，解放思想。
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组织纪律性。
要学习参加自卫还击作战英雄们高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受到参加大会的同志的热烈拥护。
同志们群情激奋，欢欣鼓舞。
表示，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这一决定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对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的极大关怀。
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个根本原则。
努力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加速建设一支革命化的现代化军队而努力奋斗！

（本报通讯员 王存铸本报记者 段达球）

作者：解正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决、中央军委批准，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和“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为所有受上述冤案株连和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平反昭雪，不仅身受这两大冤案之害的总政治部，群情激昂，欢欣鼓舞，而且全军被殃及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也为党的关怀所振奋，增添了做好政治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总政的两大冤案彻底平反，是对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罪行的彻底清算。
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时刻，解决总政这两件历史遗留的问题，对于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政治工作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必将激励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广大政治干部的积极性，加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进一步恢复和提高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

林彪、“四人帮”整总政，砸烂总政，是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严重步骤。
总政治部是党中央在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全国解放以后，总政治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全军有很高的威望。
因此，林彪、“四人帮”把总政治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
他们千方百计地要砸烂总政，整垮总政，其目的就是妄图取消政治工作，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实现他们篡党窃国的野心。
正如叶副主席所指出的：“这决不单单是一个破坏总政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使全军政治工作失去统一领导，从而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林彪、“四人帮”制造“总政阎王殿”这一大冤案，不仅严重损害了总政的职能、作用和威信，而且殃及了全军。
他们诬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政治机关是“阎王分殿”、“小阎王殿”，使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遭受种种迫害和歧视。
他们不仅妄图从组织上搞乱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队伍，而且从理论、思想、作风等方面把政治工作的方向搞偏，把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作风搞掉，严重破坏了我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
对于林彪、“四人帮”在政治工作领域里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他们强加给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推倒。
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职能、作用必须恢复。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政治工作更舒地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我军军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总政阁王殿”和“谭政反党宗派集团”这两个冤案，是个历史问题。
现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为这两个历史上的冤案平了反。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要我们更好地向前看，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团结起来向前看，这是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坚决遵循的方针。

林彪、“四人帮”窃据了中央的部分权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革命旗号，盗用中央名义，造谣栽赃，打击陷害了大批好同志。
由于他们的欺骗挑动，你斗过来，我斗过去，许多同志相互间有些积怨，存在着隔阂。
我们要把这个账记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对于同志间的问题，不应当记私仇，算旧账，而应该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相互谅解，同心同德，把劲使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上。
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种局面是经过严重斗争才得来的，来得很不容易。
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人心思四化。
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如果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不抱向前看的态度，而去纠缠历史旧账，争正确，比高低，甚至利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搞派性，闹个人主义，那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背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是不得人心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大局。
安定团结是四化建设的前提。
放眼未来，前程似锦，想想四化，任重道远。
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牢记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时时刻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顾大局，识大体，向前看。
解决历史问题能不能团结起来向前看，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无产阶级党性坚强与否的严峻考验。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军队里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已经和正在平反昭雪。
军队的每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向前看的模范，做团结的模范，做顾大局、识大体、抓大事的模范，并且坚决同一切损害安定团结的言行作斗争。
我们应该很好地向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指战员学习。
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胸怀全局，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协同配合，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赢得了自卫还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我们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也必须具有这种高尚的品质。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讲话》）我们过去依靠团结一致，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现在，我们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团结一致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你的双脚踏遍了战区的山山岭岭，你的两手架起了战斗的中枢神经。

你周身的经络是那飞旋的银线根根，你奔腾的血液是那跳跃的电波阵阵。

你是真正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你是和胜利连在一起的翱翔的鸿雁。”
这是自卫还击作战中，边防部队的指战员们对通信兵战士的由衷赞美。
请大家读一读他们战斗的几个片断吧！
——编者

电键声声

边防部队某部无线电连，担负了作战部队与上级指挥机关的通信联络任务。

部队穿插敌后时，全连干部战士背着沉重的电台和通讯器材，爬高山，钻密林，忍着饥饿，坚持战斗。
途中有的同志昏倒了，醒过来继续前进。
二月二十四日，部队向三一六高地穿插，在翻越陡峭的山峰时，上级指挥机关突然发来战斗命令，必须立即抄收。
这里，环境险恶，山高坡大，峭壁悬崖，一失足就会落入深渊，而且随时会遭到敌人的伏击。
可是，这是上级的战斗命令，那怕承担最大的危险和牺牲也要抄收。
指导员胡庭普带上耳机，背靠着山坡上亲自抄收，及时把上级的命令传送给了部队首长。

二十六日深夜，副班长郭元章、战士贾累仁背上电台，跟随侦察分队深入敌后侦察，途中遭受敌人袭击。
当敌人的手榴弹在贾累仁的脚边爆炸时，他首先用身体掩护了电台。
在负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把侦察到的情报迅速报告给指挥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三月三日深夜，部队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红色电波正在向上级报告胜利的捷报。
就在这时，越南侵略军的一名特工人员伪装成老百姓，带着武器偷偷潜入部队防区，企图毁坏我电台。
正在值班的战士谷正义和曹洪亮看见有黑影晃动，厉声喝问：“口令？”
这个越南特务支支吾吾，拉开枪机想抵抗。
两位机警的战士一眼看出来者不善，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当场将特务击毙。
（本报特约记者 何德来）

确保指挥

二月十七日凌晨，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即将打响，广西边防部队通信兵某部二连的机房里显得格外寂静。
营长吴宅荣和载波分队老战士段国平守候在总机旁，聚精会神地查看着机器的工作情况。

突然，他们发现有条线路断断续续振铃，这是通话不好的信号。
这条线路是指挥部通往前线的一条重要线路，万一中断，就会影响作战指挥。
“决不能让线路中断！”
吴营长和小段脑子里立即闪出了这个念头。
他们迅速检查了载波机上的线路，但没有发现故障。
根据来自前线的话音时有时无的现象，他们判断出可能是前线某部的电话单机出了故障，便马上通过迂回线路，告诉对方更换单机。
果然，线路畅通了，指挥部的作战命令迅速传到了前线。

战斗打响后，话务分队的工作量骤然增加，前线各部队的指挥部又经常变换位置。
他们灵活处理业务，各指挥部移到哪里，电话就通到哪里。
战斗中，他们接转电话三万多次，都做到了准确、及时、无差错，有效地保证了作战指挥。
二月二十二日凌晨，指挥部通过电话向前线某部下达作战指示，话务员谭和平立即要通了对方。
但话音微小，无法通话，双方都很焦急。
小谭冷静地想，这条线路到前线某部，中间要接转六个总机，由于接转层次多，导致话音减弱。
能不能减少接转层次呢？
小谭凭着平时掌握的线路资料，机智灵活地从别的线路迂回过去，只通过三个机务站就接通了。
事后，首长表扬了小谭，夸他接转电话灵活，关键时刻保证了作战指挥的顺利进行。
（本报通讯员 孙洪宪）

雷雨之夜

在自卫还击战斗中，担负转信任务的某部收发信台刚刚开通，忽然雷雨大作。
一声响雷，八条通往指挥部的有线报路和一对收发信台间的备用报路，全部中断。
工程师徐德隆和其他技师们立即进行检查，发现十七路载波机保险丝全部烧断，收发信台的两端载波机共烧坏三极管十三个，线路带电一百五十伏。
故障在哪里？
开始大家怀疑是收信台有问题。
徐工程师不顾雷击的危险，将收信台的三十多条联接线逐条断开进行检查，但线路仍然带电。
他不怕麻烦，又细心地将三十多条线路全部断开，这时带电现象消失了。
经过分析，说明故障出在某部配属转信站的一个机务站。
他顾不上休息，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冒雨下山，到机务站和兄弟单位一起检查。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发现是机务站的电源火线，因雷击接地了。
大家迅速排除了故障，按时开通了所有报路，保证了战斗指挥的顺利进行。
（某部报道组）

巧收特急报

二月十七日下午，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
担负指挥部与前线部队通信联络任务的值班报务员乔力，正在有线电路上聚精会神地守听前线发来的每一个信号。

突然，有线告警，通往前线某通信站的线路中断。
乔力意识到情况紧急，通信联络必须马上恢复。
她一面通知对方机务站检查线路，一面请求转入另一条备用线路工作。
但备用线路干扰大，讯号不清，无法联络。
乔力机灵地想到：两条有线电路都不通了，前线会不会转到无线上进行联络？
她立即到无线上联络，果然发现前线正在紧急呼叫。
乔力迅速沟通了联络。
这时，对方发来一份特急电报，但因为电波干扰太大，造成电传变字，无法接收。
面对这种情况，乔力随机应变，向对方提出改为手键发报。
抄收时，收讯机里干扰仍然很大，讯号微弱，有时一组电码要反复多次。
但她按紧耳机，全力捕捉每一个讯号，沉着仔细地记录每一个电码，终于迅速准确地抄完了这份特急报。
（王天善、贺瑛）

出色的架线兵

在攻占同登、谅山的战斗中，边防部队某部架设连二排负责保障指挥所与部队的有线联络。

战斗中，部队进攻速度快，作战区域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给架设和维护线路带来很大困难。
但二排的同志在副连长黎朝、排长蒋利和的带领下，不畏艰险，顽强苦战，冒着敌人的炮火袭击，跟进架设被复线路二十一点五公里。
线路架通后，常常被敌炮火炸断，加上小股敌人经常窃听电话，破坏线路，给维护工作增加了困难。
为了保障线路畅通无阻，他们将线路全部高架，避免线路接地影响通话质量；
在容易遭受敌人破坏的地段上，又架设了迂回线路。
他们还派出九个线路维护哨，不断沿线路巡视。

二月十九日拂晓，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线路发生了故障。
黎副连长和蒋排长立即带领五名电话员出发查线。
在魁刀西北面山脚下，发现电线被敌人剪断了五十米。
他们以敏捷的动作接上线头，继续前进。
突然，他们发现前边三百米远的山脚下，有三个敌人正鬼鬼祟祟地向我方线路爬去，企图破坏线路。
他们隐蔽地接近敌人，只听黎副连长一声令下，“打！”
五枝枪同时射出愤怒的子弹，三个敌人当即被击毙。
他们从敌人身上搜出了两把钳子，一部电话单机。
二排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架设和维护线路的任务，两名同志荣立二等功，四名同志荣立三等功，二排和四班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苏殿成、乐朝沛、王天金）

线路畅通（剪纸） 向伯耀作（图片）

担任云南边防部队通信指挥的延群福主任，深入机房，言传身教，保证联得上，通得好，指挥不中断。
冯学敏摄（照片）

作者：孔繁根

栏目：长征

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四五”运动，是深切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伟大群众运动。
这一运动，表现了广大人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忱。
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结果，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分不开前。
我军广大指战员热情支持并积极参加“四五”运动，这里发表的两篇短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情景。
——编者

老红军一家的心音

丙辰清明，天色阴沉沉的。
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浪潮却象一块闪光的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亿万颗爱憎分明、刚直不阿的心。

地铁列车里密匝匝地挤满了人，他们都是去天安门广场、的。
靠车窗，坐着一位年过半百、沉默而严肃的军人，他就是解放军总医院一部医务处副主任、老红军战士杨波同志，他和他爱人代表全家正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列车有节奏地晃动着，杨波沉浸在思索中。
三个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才刚刚三个月啊，就有人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罪恶的魔爪，朝这个伟大的形象泼脏水，这是为什么？
久经风雨的老战士虽然并不全部了解斗争的内幕，但他已经感觉到一股污流浊浪正朝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袭来，一场新的风暴在孕育着、酝酿着。

杨波摸摸口袋，口袋里有他们一家写下的诗章。
两天前的一个下午，杨波参加工作的几个孩子陆续回到家里，有的绘声绘色地讲着天安门广场人民悼念周总展的场面，有的激情满怀地朗诵着从广场抄来的诗词，有的愤愤不平地谈着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压制人民悼念的情况。
杨波静静地听着孩子们的讲述，他的心象汹涌的波涛奔腾不息。
悲痛、焦虑和愤慨交织在一起，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家庭。
最后，杨波对爱人和孩子们说：“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有人反对他，我们要豁出命来保卫他，我们要以全家的名义，写首诗纪念他老人家。”
全家一致赞同。
可是写什么呢？
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发自内心的对总理的热爱，一首诗怎能写得完？
再说，全家都从来没有写过诗。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每个热爱周总理的人，胸中都装着最美的诗，一旦启开感情的闸门，诗就会象浪涛一样奔流出来。
不一会，几行深沉有力的诗句就恭恭敬敬地写在纸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无限怀念您，

谁要企图打倒您，

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老红军一家”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朴的诗，没有韵辙，没有格律，然而它又是世界上最壮美的诗，因为它是用一家人的心音凝成的。
最后全家决定把它送到天安门广场去，此刻，老两口就是去执行这个任务。

车笛一声长鸣，前门站到了。
杨波和爱人小跑着走出来，奔向天安门广场。
啊！
这里早已聚满了人，平日宽阔的广场现在似乎变窄了、变小了。
雄伟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被一层层的花圈簇拥着，苍碧的松墙上挂满了白花。
广场上，人们摩肩接踵，一张张面孔虽然陌生，却又那样熟悉。
杨波感到周围的人和自己有着一样的心情：哀痛、愤懑、焦灼和不屈。

费了很大的劲，杨波和爱人才挤到纪念碑前。
他珍重地把那首凝聚着全家人心音的诗挂在一个大花圈上。
象一滴水珠融进了奔腾的大海，象一个音符汇入了强劲的旋律，谁能说它微不足道，那不可抗拒的洪流不正是由一滴滴水珠组成的吗！
谁能说它平凡无奇，让妖魔胆战心惊的呐喊不正是每副胸膛的心音凝聚而成的吗？

“这是新贴的，快来抄。”
不知谁一声轻唤，四周的人立即簇拥过来，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的就大声念。
有人没带纸，便抄在手心里、衣服上。
很多人的脊背成了后面人的“桌子”。
不一会儿，杨波的脊背也成了这样的“桌子”。
身边的人有的朝他投来爱慕的眼神，有的朝他轻轻地点点头，微微一笑，这虽然是一些简单的动作，但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义呵。
老红军的心和青年的心，和人民的心，跳荡着一样的节拍，喷涌稍一样的血液，流淌着一样的爱憎。
这人民的大海啊，跃动着多么巨大的力量！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深沉豪迈的《国际歌》声此起彼伏地在天安门广场回旋激荡。

杨波和爱人象当年满怀壮志地奔入革命激流一样，一串沉稳坚实的脚步越走越远……

晓虹 戈阳

战士的爱憎

黄昏，刘元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天安门广场，走进王府井大街的一个小吃部。
他买了点东西埋头吃起来。
显然是心情不好，一块米糕吃了许久，全没有平时那种狼吞虎咽的劲。

忽然，他发现了不远处也在吃饭的一位青年。
“啊……是他！”
刘元几乎叫出声来。
他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昨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写血书的那个青年。
才过一夜时间，他的记忆是鲜明的。
昨天上午，这位青年曾在英雄纪念碑下向人们展示自己的血书。
当时在场的刘元情不自禁地向他招手致意，用相机抢拍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他接着跳上白玉石阶，放开嗓音，大声宣读着白绸上殷红的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人们闻声围过来，向青年投以敬佩的目光，泪花在每个人的眼里旋转。
写血书的青年走到哪里，哪里闪出道路，在他身后，涌起无边无际的人潮……

连日来，刘元每天都要在广场呆到天黑，抄了多少诗、拍了多少照片也记不清了。
作为一个战士，他有自己的爱憎。
他关心广场上数不尽的白花、利剑一样的诗章和惊雷般的高呼，他更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
他是多么想再回到天安门广场和千万人民一起勇敢地为真理而斗争啊。
可是，他明天假期已满必须归队了……想到这里，刘元从挎包里掏出抄诗词的笔记本，撕下一页纸，草就一封信，递给了那位写血书的青年。

“……当我们意识到历史给与我们的政治责任，我们不能不走向斗争的第一线磨练自己……党和群众是胜利的根本，革命战士最懂得爱和憎。
请放心，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子弟兵和你们站在一起，请记住我的地址和姓名：京广线松林店五一○二六部队三连战士刘元。”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封信，写血书的青年紧握住刘元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我叫王海力……”一样的爱憎，共同的命运，使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见如故，他们开怀畅谈，从对敬爱的地总理的深切怀念谈到对野心家倒行逆施的愤慨；
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谈到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不知不觉夜已将阑，服务员来催促，他们才意识到该分手了。

别了王海力，刚走上大街，广场上抓人的消息传来了。
预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刘元气愤不已，决定重返广场。
这时，从广场上跑出来的一位中年妇女，提醒他说：“不要去了，要抓人了。”
回去吗？
为什么要回去呢？
当时，刘元无法知道，两年后我们党和人民将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做出公正的评价，但是他坚信悼念总理无罪，于是，他大步向广场奔去。

广场的空气就要爆炸了，有人正在驱赶人群，呼喊、棍棒撞击声夹着高音喇叭的啸叫，恐怖笼罩了广场的夜空。
刘元熟练地从挎包里掏出相机，一连抢拍了五、六个镜头。
他来到观礼台下，一个穿便衣的中年人一把拽住了他：“请到那边谈谈好吗？”
“有话就说吧。”
刘元用手紧紧地护住肩上的挎包。
这时，不知从那儿钻出个小瘦子，嘶首嗓子说：“老实告诉你，我们跟踪你多时了，瞧你还是当兵的呢！
怎么和广场上的人们搞在一起了？”
刘元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然而却坦率地说：“革命战士爱人民所爱，恨人民所恨，是天经地义的事！
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感到自豪。”
小瘦子还想说什么，中年人制止了他，接着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小瘦子带着气走了。
说来也怪，中年人忽然拉住刘元的手，压低声音说：“跟我从那边出去！”
刘元一切都明白了，他跟着中年人，消失在人群中。
刘元幸免了追捕。

正象许多人的经历一样，有人追查到了部队，他们声称已掌握了大量材料，要刘元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及和王海力的关系。
部队的领导是了解刘元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员、战士刘元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是合乎情理的，他没有做什么损害人民的事。
刘元向追查的人响亮地回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战士有自己的爱憎。
……”在那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刘元是这样做的。
今天，刘元还是用那样的爱憎，在新的长征路上大步前进！

刘新生

（彭彬插图）（图片）

作者：王云缦
栏目：长征

这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吗？
不，她是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的一朵小花，是给孩子们的一份宝贵礼物，也是给广大观众的一篇动人的战斗诗章。
……

《报童》从舞台剧搬上银幕，将使更多的观众亲切地看到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看到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长的一群报童——他们是刚强的石磊，鲁莽的草莽，天真的腊月，文质彬彬的“秀才”，走了一段弯路的蛐蛐……这群在生活中才开始迈步的孩子们，是多么幸福啊！
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身边工作、战斗，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他们在斗争途中有了方向，寒夜之间感到温暖，艰难岁月满怀信心。
……作为一名观众，还有千千万万观众，当我们从电影上重温这段峥嵘的历史，自己的心也被带到了当年的山城——重庆，带到了《新年日报》的旧址，带到了周恩来同志身旁。

我不想把这部电影说得过于完美，有些地方仍然使人不太满足，但她称得起是一朵动人的小花。
去年看舞台演出时，我就有这种感受。
那时，在我国戏剧舞台上还是初次出现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当人们日夜思念的周总理重又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只要多看上一眼，多听一句台词，都是难得的幸福啊！
目前，塑造总理形象的舞台剧和电影，已经渐渐多起来了，我却还是对《报童》这朵小花怀有特殊的亲切感情，因为在这朵献给总理的艺术小花上，倾注着创作者们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对总理的爱。
艺术的第一步是不易的，也是可贵的。
从这意义上说，《报童》真是一朵洁白美好的小花啊！

我感到，《报童》的创作者们并不想担负过大、过多的任务。
总理的一生，是一座巍峨的丰碑。
他的革命业绩如同那夜空的明星一样数不清。
怎样写呢？
《西安事变》是一种写法，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报童》又是一种写法，以小见大，娓娓动人。
我想，今后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去描绘我们的好总理。
《报童》仅仅是从几个报童的眼光来看总理，写总理的。
这是一个侧面，角度尽管小些，戏剧处理却别具特色。
写总理，该算是重大题材了吧，而如何写，同样可以是各有千秋，施展所长的。
从《报童》中的几个主要孩子的形象来看，都还比较生动真实，有一定鲜明的性格，这是从戏剧到电影较为股引人的重要原因。
信我想，更主要的一点是，《报童》把这群孩子们丰富深厚的情感，用一条红线和总理的形象、思想联系在一起。
这就使她更产生了感人的力量。
电影中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如总理对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石磊的关怀和鼓励；
总理亲手把自己的围巾围上了腊月的脖子！
总理在黑暗中用延安的火柴照亮了大家，鼓舞着大家；
总理不顾个人危险，毅然和孩子们一起上街卖《新华日报》……都比较真实感人，耐人寻味。
当我从电影上看到总理和报童们在一起的情景时，禁不住在想：这种关切，不正体现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深情吗？
这种炽热的、发自肺腑的爱，不正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吗？
总理是位伟人，也是个普通的人；
总理是个革命家，也是个有赤子之心的长者。
以往，不少作品往往把领袖人物“神化”，把他写成难以亲近、高不可攀，至今，这类现象还屡见不鲜。
可喜的是，《报童》将总理安排在人民群众之间来表现，形象朴实可亲。
鲁迅的两句诗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报童》多少表现了一点总理和下一代之间的情感，接触了总理的内心世界，虽然谈不上非常丰富和深刻，作为最初献出的一朵小花，还是令人赞美的。

《报童》这朵小花，从舞台走向银幕，在一些方面增加了光彩：如腊月、石磊和狡猾的特务智斗的那场戏，由于电影运用了变化多样的镜头，比较有层次地表现了天真稚气的腊月，如何在复杂的斗争中一步步识破敌人的真面目。
也较为突出地刻划了石磊当机立断地帮助腊月，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这就使这两个不问经历、不同性格的孩子形象，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如结尾时周恩来同志来到群众中卖报一场，电影以简练、紧凑的一组镜头，拍摄了各种各样的人们的热烈反映，烘托了周以来同志的到来，处理上也较为成功。
但是从全片看，《报童》还没有很好突破舞台的框框。
场景还局限在狭窄的几处地方，表演、语言、化装方面的舞台痕迹比较明显，不够自然。
尽管电影中的孩子们一再说：“我们要穿街过巷，到千家万户中去……”却没有从银幕形象上体现出来。
同时，蛐蛐的形象也有所减弱。
《报童》登上银幕，应当发挥电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长，遗憾的是目前却没能充分作到这一点，这就影响了电影更深刻、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尽管《报童》只是一朵小花，我们在“四五”前夕这一难忘的日子虽看到她，自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格外的爱好。
我愿我们的文艺、电影创作上有更多更美的花，献给周总理，献给热爱总理的亿万人民。
……

作者：柳成行
栏目：长征

在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人民的悼念》摄影画册刚在书店发行，就销售一空了。
与此同时举办的《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摄影展览，更是盛况空前。
整个展出期间，观众总是川流不息，有一天竟超过了七千多人次。
许多同志要求延长展期，建议到全国去巡回展览。
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对悼念周总理的摄影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本画册和这次展览，共刊载和展出了悼念周总理的照片七百余幅，集中地表述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这个时代的主题，并以摄影所特有的直观形象的纪实性，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四五”群众运动。
正象一位观众所讲的：“看了人民悼念总理的许多照片，好似又一次把我带到了那难忘的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他的去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悲痛。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却强行禁止人民的悼念活动，就连最起码的佩戴黑纱和小白花都不允许。
这种法西斯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
人民群众是不会沉默的，到了四月五日清明节，终于爆发了人民悼念的群众运动。
但是，这种出自人民群众赤诚之心的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血腥镇压；
参加悼念的同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审查，使成千上万的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啊！
这种历史的颠倒何时才能颠倒过来？
人民盼望着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人民的悼念》摄影画册的出版和《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摄影作品的展出，不仅是对“四人帮”镇压群众罪行的清算，也是对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群众的昭雪。
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因而不能不在人民中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应。

艺术作品的成功，在于它能够激动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反响。
《人民的悼念》画册和《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影展所奉献给人民的就是这样的艺术作品。

“看了这个展览，使我热血沸腾，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一位同志的观后感，生动地说出了这些摄影作品在人民心底产生的肺腑之言。

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永远不会失去它的魅力的，并将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增加它的光辉。
当我们翻阅这本画册参观这次影展的时候，仍然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波澜，心脏仍然会随着人民悼念总理的画面激烈地跳动。
看到一幅幅反映带着沉痛的人们井然有序地抬着悼念总理的花圈缓步走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照片的时候，自己也好象置身在这庄严的行列中。
看到无数悲痛欲绝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老人与儿童顶着风雪，淌着热泪在传抄诗词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看到勇敢的年轻人用血书表达对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仇恨的时候，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决心为实现总理的遗愿挺身战斗……

这些摄影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感染力，能够这样扣人心弦，使大家感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照片都是现场的生动记录，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丝毫没有那种经过导演和摆布的装模作样的“帮味”。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照片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使用的摄影器材虽然比较简陋，但是由于他们不是旁观者，为了记录这些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他们冒着比其他参加者更大的风险，包括当场被捕，或事后跟踪，以至无休止的追查，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这种大无畏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
有位观众说：“万分感谢摄影的同志们摄下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场面”，这种万分感谢，对那些拍摄了“四五”运动的历史性场面的作者来说，应该是受之无愧的，对我们摄影工作者来说，也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我们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和摄影工作者，以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如实地形象地记录了伟大的“四五”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们摄影工作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相信，这些珍贵镜头将会永垂史册！

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全力奋斗。
“干四个现代化就是对周总理的最好告慰”，画册的读者和影展的观众说得多好啊！
我们的摄影工作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一定要发扬“四五”运动的精神，再接再厉，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更大更出色的贡献！

作者：白桦
栏目：长征

您为了大地回春才在宇亩间降生；

点点滴滴都是您的痛苦和欢乐的泪，

您勤奋而慷慨地抛洒了自身……

您的身后是景辉煌的阳光，

江河饱满，田野清新……

亿万颗雨珠聚成溪流，

溪水不停地重复着您的问讯：

“今年中国农民的口粮能有几斤？”
“几斤？
究竟能有几斤？”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

千万条溪流汇成大江，

江涛不停地重复着您的问讯：

“今年中国的钢铁能生产几吨？”
“几吨？
究竟能生产几吨？”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

千百条江河涌入大海，

海浪不停地重复着您的问讯：

“今年中国有没有巩固的边境？”
“边境？
究竟有没有巩固的边境？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

激烈的争论不是意气用事，

而是为了祖国的命运；

自动化锻压机和小铁锤在交响，

火箭和牛车向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终于认识并抛弃了保守，

留下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好学和谦逊。

党中央坚定的大声疾呼，

八亿颗健康的心脏跳动频频；

再加上远射程大炮的怒吼，

集结成不间断的雷声滚滚……

这就是我们对您的回答，

这就是八十年代前夜中国的声音。

作者：张杰阚家彪吕怀书
栏目：长征江山多娇

周总理的故乡——淮安，坐落在水网纵横、景色秀丽的苏北平原上。
在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的前夕，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这座誉满史册的古城。

从淮阴驱车驶近淮安，很远就能看到建于唐朝（公元七○八年）的文通塔，再向城内走不远，又有一座气宇轩昂的宋代镇淮楼。
淮安名胜古迹很多，是古代文人武士荟萃之地，如今，淮安更以周总理的故乡驰名于世。

周总理故居坐落在淮安城西北隅。
我们来到宅院，踏上两块石板台阶，进门向北，迎面有一座北朝南的五间主屋，分隔为西三、东二两个大小天井。
西三间是周总理父母的住处，东头的房屋就是周总理诞生的地方。
一位工人告诉我们，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学生来参观总理的故居，充分表达了淮安人民对周总理无限爱戴和深切怀念的心情。

周总理虽然十二岁就离开了淮安，但他对故乡的风土人情、桥溪街巷都留有深刻的印象，象关心全国一样，把故乡人民的生活、生产、建设挂在心怀。
周总理生前，曾几次听取淮安县委负责同志的汇报。
一九五八年县委同志向总理汇报，周总理亲切地指示他们，要认真执行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县委“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先将铁木农具厂搞起，然后再及其它”。
一再嘱咐县委负责同志，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周总理对淮安人民倾注的心血没有白费。
登上镇淮楼，我们看到，固然淮安还保留着原有风貌，但那一栋栋鳞次栉比的大楼，四处林立的烟囱，一条条宽阔的柏油马路，都记载着淮安近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来到了第二农机厂，这个厂就是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建立起来的那个木工农具厂。
这个厂开始只能生产一些铁皮锁、拉链之类的小五金产品，后来发展成能够生产拖拉机、打谷机等一些农机具的零部件。
去年这个厂又响亮地提出了为国家提供出口产品的口号，对原来生产的黄油枪三次提高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好评。
第二农机厂的负责同志还向我们介绍了工人们学习周总理革命精神大干现代化的很多故事。
装配车间六名青年工人，为了革新一科生产黄油枪的专机，住在车间，连续奋战了九天九夜，拿出了样机。
有的车间干部刚结婚不几天，接受了紧急任务，连续在厂里白班夜班地指挥生产。
领导劝阻他，他说：“我们是总理故乡的工人，一定要学习周总理的榜样，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在淮安缫丝厂、地毯厂、化肥厂、服装厂……整个淮安到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实现总理遗愿，大干四个现代化的战斗场面。

淮安城南的运东分水闸和运南节制闸，是京杭大运河、淮河以及苏北灌溉总渠的交流处，也是苏北水利中心枢纽。
我们流连在运东闸上，俯视苏北灌溉总渠，碧波粼粼的渠水不断牵动着我们的思绪。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周总理抱病主持会议，制订了“蓄泄兼顾”的方针，亲自审批和布置了这项水利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不仅可控制调剂大运河和灌溉总渠的水位，而且使灌溉总渠沿岸数十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把千年的水患变水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淮安农业生产的面貌。

站在苏北灌溉总渠上抬眼远望，远处红砖累累，工架耸立，一座水力发电站正在兴建。
我们相信，英雄的淮安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定将会把周总理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实现毛主席、周总理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

作者：柯岩
栏目：长征

据新华社上海四月二日电 最近，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公安局、总工会等单位联合召开学习青年英雄韩人耀、黄学东大会，表彰韩人耀、黄学东为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与企图撬窃银行储蓄所的罪犯英勇搏斗，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

大会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韩人耀、黄学东两同志为革命烈士；
共青团上海市委授予他们“青年英雄”的光荣称号；
有关部门根据两位青年的生前要求：追认韩人耀为中共正式党员、优秀共青团员，追认黄学东为共青团员。
大会还向这两位青年英雄的父母授了锦旗，并向在追捕撬窃罪犯中的有功人员授了奖。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八时，住在复兴中路的韩人耀刚刚熄灯就寝，忽然发现一个人翻进围墙，企图撬窃隔壁的银行储蓄所的钱。
小韩一跃从床上跳下地，顾不得穿绒衣，夺门而出。
他揪住那个家伙就往派出所送。
那个撬窃犯眼看要落入人民法网，从腰里拔出钢刀，朝小韩刺了两刀。
住在瑞金二路的黄学东听到远处传来的喊声，立即招呼同学张根水、丁毅、钱平追捕逃犯。
黄学东在同凶犯搏斗中也被刺了一刀。
经抢救无效，韩人耀、黄学东两同志光荣牺牲。

经过卢湾区公安人员三十二小时的侦察，杀人凶犯齐上林已被逮捕归案，卢湾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

两位常年英雄的家长代表、韩人耀的母亲姚静芳在会上发了言。
她说，我们的孩子为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而死，死得光荣。
孩子的成长，主要是党团组织和学校、工厂师傅教育帮助的结果。
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我们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我们一定要无愧于英雄家属的荣誉，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与英雄黄学东一起追捕罪犯的三个青年代表丁毅，在发言中坚决表示，一定要学习英雄的革命精神，以英雄为榜样，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鉴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市青少年要学习韩人耀、黄学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敢于同破坏现代化建设的犯罪分子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作斗争，敢于挺身而出，维护社会主义革命秩序，努力造成一个好的社会风气，要爱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敢于抵制和反对一切损害社会政治安定的言论和行动。
他指出，对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犯、杀人犯、放火犯、盗窃犯、诈骗犯、打砸抢分子和其他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据国家法律，坚决予以打击。

新华社四月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阿根廷前海军司令埃米略·爱德华多·马赛拉海军上将和夫人。

邓小平副总理同马赛拉海军上将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阿根廷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丁内斯·弗雷尔斯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等。

马赛拉海军上将是阿根廷政界、军界中的一位知名人士。
这次他是应外交学会避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三月三十日抵达北京。
谢黎秘书长曾设宴招待阿根廷朋友。
===== 越南当局恶化中越关系的真正原因何在？
-黄松一九七六年对瑞典记者的谈话是一个很好的自供状

新华社四月二日讯 新华社编者按：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一九七六年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的一次谈话，是一个颇能帮助人们了解越南当局恶化中越关系的真正原因的好材料。

黄松这个谈话表明，从抗美战争结束时起，越南对外政策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这就是从争取中国和苏联的全力帮助的政策，转变到反华投苏的政策。
越南领导人明确地认为，越南战争既已结束，就“不再需要”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了。
在中国人民看来，中国支援越南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维护中越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同志加兄弟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策。
然而，越南领导人却把对华友好当作是战争时期争取外援的一种权宜之计。

为什么越南当局在战后要反华投苏？
黄松谈话提出了两条答案。
第一，越南方面不但对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这些一向属于中国的领土提出了要求，而且对早已由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约划定的陆地边界，以“过于陈旧和过于繁琐”为由，公然提出了疑问。
黄松承认越南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是越南倒向苏联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对外政策。
黄松没有全面阐述基于“越南的利益”而制定的战后对外政策。
（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后“越南的利益”，就是在东南亚建立霸权，为此，就要反华投苏。）但是，黄松强调了要“消除中国的影响”。
本来，越南战后执行什么对外政策，同中国无关。
战争时期越南就执行着不同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运用中国的援助去“影响”越南。
但是，中国人民对越南的解放事业做了那么多事情，中越友好不能不在越南人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使越南领导人感到如此头痛，以至于诋毁、咒骂之为“来自北方的压力”，而且决心加以消除。
可见，他们已经把这种“影响”当成是越南在东南亚建立霸权、推行反华投苏政策的巨大障碍。
他们在华侨问题上、边界问题上，以及其他题目上大做反华文章，反华不断升级，以至升到挑起武装冲突的地步，都是这种在越南人民中“消除中国影响”政策的产物。
黄松承认，在这一点上，苏越利益正相吻合。

黄松的这个谈话，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的美国《防卫与外事日报》上。
另外一些西方报刊也曾刊载过。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同范文同总理谈话中曾引用黄松这个诋毁中国的谈话的部分内容。
现在把它的全文转发如下：

“越南共产党党报《人民报》总编辑最近曾向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详谈了河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当前关系问题。
总编辑是越南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他显然是在表达官方的观点。

‘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
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
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

根据该总编辑说，越中边界问题和两国的对外政策正是河内与北京之间争执的原因。

在边界问题上，总编辑说：‘首先是关于南中国海的岛屿的争论，即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我们完全控制了其中的大多数岛屿，但未控制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一、二个岛屿，越南同中国的陆界也有一些小问题，在法国时期就有老的边界条约，但现在这些边界条约太陈旧了，也太繁琐了，不能据以标示边界，这条边界在许多地方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地形。
’

《人民报》总编辑说：‘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争地倒向苏联。
’”

作者：王佩振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我们部队有的同志反映，他们家乡在推行生产责任制时，连生产队都分小了，把土地、机械、农具、牲畜分到户，把产量包到户。
不少单位因分农具、分牲畜、分土地等发生了矛盾。
有的同志说：“这同以前一度出现过的闹退社差不多，好不容易成立起来的社队，现在又拆散了，真叫人想不通”。
对这些现象如何认识，望《时事信箱》帮助解答。

○○五一二部队 王佩振

王佩振同志：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新《六十条》在全国贯彻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为了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许多社队加强了劳动组织，改革了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建立了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实行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的办法。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是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
但是，在实行包工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时，要注意防止把已经很小的队再划小，或把作业组变成一级核算单位，不许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

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时候，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所有制。
所有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决定着产品的分配，体现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时，一定要保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现行制度的稳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
新《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
“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
这些规定指明，包工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必须建立在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的原则，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责任制。
这样，才能保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协作，有利于兴办集体企事业，有利于有计划的农田基本建设，有利于逐步实行农业技术改造。
一句话，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大农业的发展。
那种任意改变所有制，甚至闹拆队，争土地、争劳力、争农具、争牲畜、争水、争肥等做法，违背党的政策，违背社会主义方向，违背经济规律，势必带来瓦解集体经济，搞乱人心，破坏生产的严重后果。

加强生产责任制，把劳动者对集体的贡献和个人的物质报酬直接联系起来，以提高劳动者的主人翁态度和积极性，这将有力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而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壮大，又是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必要条件，是全体农民和我国农业美好前景的希望所在。
加强生产责任制和巩固集体经济，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关系，我们绝不能把它对立起来。
任何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忽视生产责任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是不对的；
任何强调生产责任制而损害集体所有制，甚至倒退到个体经济去，那更是错误的。
就目前多数单位来说，还是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问题。
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基础上，加上社员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

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办法，有的地区的干部和群众管它叫“包产到组”。
我在三月十一日本报第四版上答复杨显军同志关于《“包产到组”符合党的政策吗？
》一文中，也借用了这一说法，主要讲的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的责任制，如果理解为改变所有制，那是错误的。
“包产到组”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有的也不一定要包产或定产到组，采取其他形式也是可以的。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怎样搞好责任制，采用那种计酬形式，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前提下，由干部和群众民主讨论决定，不可搞“一刀切”，不能强调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一年之计在于春，搞好春耕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和自己的亲属宣传，正确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因地制宜地搞好生产责任制，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夺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郭瑞

作者：何立
栏目：国际札记

河内当局精于撒谎骗人之术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
但是，鬼把戏玩多了，也难免有露出破绽、丢丑现眼的时候。
最新的例子就有一个：

从三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的短短十天内，河内就中越谈判问题一口气发了四个照会和声明，极力散布所谓中国军队在越南领土上占领许多“地点和地区”的神话。
三月二十一日，越南外交部致中国外交部的一项照会声称，“中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越南领土上的十六个地点和地区”；
二十三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声明说，“中国军队仍占据三十多个地点和地区”；
二十七日，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外交部的一项照会说，“中国军队还驻扎在越南领土十多个点上”；
三十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又说，中国军队“没有从他们所占领的越南领土的地点撤出去”。

越南外交部所列举的所谓中国军队在越南领土“驻扎”“地点和地区”的数字，忽大忽小，变幻不定，很使西方记者产生疑问：为什么照例说应该很严肃的照会和声明，竟会如此前后矛盾、颠三倒四呢？

其实，答案并不难找到，谜底就藏在河内那个已经败露的诡计里。

出于既存心拖延、破坏谈判而又装作愿意谈判的打算，越南当局便耍了个花招：它先是凭空捏造所谓中国军队在越南领土上“驻扎”的“事实”，接着便大喊大叫说，只要中国军队从越南领土上撤出，越南“第二天”就走向谈判桌。
河内当局似乎对它的这一招数很自鸣得意，因为用它的话来说，这既可以把破坏谈判的“球”踢给中国，又可以继续在国内保持紧张的战争气氛，以便对越南人民实行严密的控制。
正是怀着这种鬼胎，两天之内，它便将所谓中国军队在越南“驻扎”的“地点”，一下子由“十六个”猛加为“三十多个”。

不料问题却跟着来了。
不仅中国义正词严地要它举出中国军队在越南境内的具体位置和村镇名字，世界舆论也提出质疑，向它将军。
急中生“智”，河内又赶忙把“三十多个”一下子降为“十多个”，并进而连具体数字也不敢提了。
它以为数字大大缩小而又含糊其词，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蒙混过去。
但它忘了，堂堂的越南外交部这样出尔反尔，只能更加暴露出造谣说谎者的本相。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越南外交部弄巧成拙，因为正如俗话所说：谈话难圆。
既然越南当局决意要横生枝节，拖延谈判，越南外交部只好硬着头皮胡编乱造，闹出自打嘴巴的丑剧了。

作者：方成

自封“老三”毕竟不象

造谣撒谎倒是第一 方成作（图片）

新华社四月二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评论揭露越南和苏联正在玩弄各种阴谋，企图掩盖和洗刷它们侵略柬埔寨的罪行。

评论说，越南成立了一系列傀儡组织，例如所谓柬埔寨的“革命委员会”、“政府”，企图给人以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是柬埔寨的“内部纠纷”的假象。
除此之外，越南和苏联还紧密配合，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企图要世界各国和一些国际舆论承认由它们扶上台的金边傀儡政权，并阻挠民主柬埔寨的真正代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评论说，最近，越南及其主子苏联又向东南亚、南亚和不结盟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承认金边傀儡政权。
但是这些国家看得很清楚，金边傀儡政权丝毫也不代表柬埔寨人民，金边傀儡只是一伙卖国贼。

评论指出，世界各国纷纷谴责金边傀儡，要求越南从柬埔寨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侵略军。
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团体、政党和知名人士都同情和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评论指出，最近，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印度时，企图诱压印度承认金边傀儡政权，但是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拒绝。
泰国总理不久前到苏联访问时，苏联企图迫使泰国政府承认金边傀儡政权，也遭到了泰国政府的拒绝。

评论说：“这一切表明，越南和苏联玩弄的一切外交阴谋，在东南亚、南亚、不结盟国家和在全世界遭判了可耻失败。”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据日本和英国报纸报道，苏联军队在远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日本《读卖新闻》三月二十七日援引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所得到的情报说：“苏联的军事演习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和贝加尔湖东侧地区的苏联境内等地区进行，集结了步兵部队、装甲部队和一千多架飞机等大规模军队参加这次演习。”
《日本经济新闻》同一天在有关这次演习的消息中说，日本“外务省人士注视着这次演习的动员数和展开地区之广都超过过去（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演习的规模。”
英国《每日电讯报》三月二十九日报道：苏联“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锡霍特广阔的沿海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地面和海上军事演习。”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华盛顿消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说，美国应该组织各国设法制止古巴在国外的军事活动。

基辛格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指出，“如果一个拥有九百万人口的小小加勒比海国家能够把远征军派到世界各地而不受到惩罚，如果我们说我们无能为力，那么这本身就是承认软弱，从而使我们的朋友士气低落。”
他说，“我不相信我们不能把关心这些地区的稳定的那些国家组织起来。”
他强调指出，美国找不到对付这样一个国家的办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他说，美国应该向苏联明确表示，它支持古巴在国外的冒险活动，其中包括在古巴部署米格—23飞机的活动，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华盛顿消息，美国政府官员对苏联军舰使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甚表关切。

据美国国防部三月二十八日透露，苏联已有一艘巡洋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供应船在三月二十七日开进了金兰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华盛顿认为苏联舰队把金兰湾作为长久基地将是“威胁本地区其他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异乎寻常的动荡性步骤”。

美国国务院官员们认为，苏联继续在越南水域里的军事集结不仅使美国深感关切，而且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感到关注。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永野茂门三月二十八日在东京发表讲话，强调日本必须重新研究“防卫计划大纲”，以应付远东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

据报道，永野幕僚长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的防卫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由于苏联军队的质量和数量出乎预料地快速增强，依靠（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当时设想的（自卫队的）力量已难以对抗”。
他指出，苏联利用了“缓和紧张局势”，大幅度地增强了军备，无论常规军事力量或核力量都有可能超过西方而占优势。

永野幕僚长说，苏联正努力完成它在亚洲的战略体制。
他在谈到苏联扩充军备给予日本的影响时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依靠目前部署的陆上自卫队的四个师就能够担负北海道的防卫任务，但是，目前已变得困难起来。”
他在谈到苏联在日本的国后、择捉两岛扩建军事基地问题时说，这两个岛屿位于十分接近北海道的地方，“一旦发生什么事，它对北方的防卫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客观形势要求提高日本在东北亚的防卫能力”。
他说，我们应考虑在不久的将来修改防卫计划大纲。

栏目：外国军事动态

奥斯陆消息：据挪威报纸三月二十八日报道，挪威议会表示赞成挪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

挪威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在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说，挪威参加北约的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是一项受到高度重视的军事任务。
他说，这种新的机载警报系统将会使挪威加强迅速而准确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使政府和军事当局能够即时地得到正确的情报。
他还说，这种装置很适宜于对挪威沿海及其周围的海域进行海上侦察。

（本栏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