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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这次全会，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关于把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的决定。
参加全会的同志以极大的义愤，揭发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和党规党法、疯狂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

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风。
全会认为，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自上而下地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规定了正确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路线和政策。
新中国刚成立，党中央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就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五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都对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作出了重要决议。
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决定和决议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党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但是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广大党员进行了遵纪守法的教育，检查处理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违法乱纪的案件，支持和保护了一批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同志，清除了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居功骄傲、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有所滋长。
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在一九五八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以后逐步发展，以致在一段时期内，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受到干扰，党员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提不同意见，不敢主持公道，不敢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党员甚至党委委员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的损害。
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纪的现象不能及时制止，一些冤错案件不能及时改正。
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纠正了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也着重讲了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具体制度和办法，这次会议的号召并没有长久生效。
而且不但如此，由于林彪等人大规模地宣传个人迷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比以前更加削弱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完全摧毁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践踏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拉帮结派，重用坏人，打击好人，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党的纪律废弛，不正之风猖獗，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横行，践踏党纪国法的现象不能制止，大量积案，大批受害的同志长期申诉无门，沉冤不得昭雪。
我们党的事业遭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要我们党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检查工作，必然会窒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不仅不可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会给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永远记取。

（三）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重要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正确区分工作中的一般性错误和政治性错误的界限，区分一般性政治性错误和路线错误的界限，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楚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严禁那种先打倒、后审查，先定性质、后凑材料的违法行为。
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如果党内出现错误的政治倾向，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哪里发生了问题，应该尽可能就在哪里解决。
当前，要特别注意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防止和克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
反倾向斗争是严肃的思想工作，应该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
要坚持延安整风（不包括所谓“抢救运动”）的优良传统，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要加强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于错误的性质和轻重的判断要恰如其份，防止无限上纲，特别要防止随便说什么路线错误，随便说什么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要真正做到及时解决问题，反对等到问题成堆后算总帐。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这种反动作法发展到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严重地破坏了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歪风，造成了大批冤案、错案、假案，使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的作法。
审查处理案件必须认真调查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反复核实材料，在取得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做到定性准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
不能轻信口供，不准诱供、指供、逼供，不准施加体罚和变相体罚。
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允许别人给他申辩。

需要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党内问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我党历来的规矩，由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办理，不得另立其他审查机构。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

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有错误一定要揭发批评，不能含糊敷衍，同时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
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办法，要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以及错误的性质，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
要慎重对待那些党性好、能力强、干劲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大胆工作。
对于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屡教不改的，处理时应取宽大方针。
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可轻可重的就从轻处分。
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
定为敌我矛盾的，也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
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
对确实没有判错的正确的结论，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和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都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谦虚谨慎，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不怕压力，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要刚直不阿，不徇私情。
既要勇于保护好人好事，又要敢于同任何违法乱纪的组织和个人作不调和的斗争。
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
凡是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逢迎、不能坚持原则的人，不能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七、认真走群众路线。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要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呼声，掌握党员遵守党规党法的情况。
坚决反对那种办事拖拉、不负责任、脱离群众的衙门习气和官僚作风。
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多从群众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防止偏听偏信。
既要听揭发人的意见，也要听被揭发人的意见，还要听有关同志的意见。
不应当一听到被揭发人申辩，就说人家态度不好，扣上“翻案”的帽子（翻案本身不能说是对或不对，要看翻得是否有理）；
不应当一听到有人替犯错误的同志说话，就说人家立场有问题。

八、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集体讨论决定，依靠大家的智慧和经验，把事情办好。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都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这是集中集体智慧的方法，是避免和减少工作上犯错误的方法。
需要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重要问题，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研究。
要提倡讲老实话，讲心里话，讲公道话。
委员会成员和所有干部都要勇挑重担，大胆负责，谨慎细致，真正把自己承担的工作做好。

（四）

当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紧密围绕搞好党风这个中心，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协助各级党委，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传统优良作风的教育。

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

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

第四，尽快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号召全党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既要坚持党的原则，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各种困难，又要保持谦虚谨慎，冷静客观、兢兢业业的态度，力戒骄傲自满、主观武断、粗枝大叶的作风。
要同全党同志一道，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做好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党，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新华社三月二十四日讯）

作者：马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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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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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自从一九四九年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来，担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们党的状况如何，我们的千百万党员的状况如何，是不是保持和发扬党在战争年代培育起来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员和干部能否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敲起警钟，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在这以后一再强调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坚决同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
对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使我们党更加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全国解放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我们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党内关系，并且执行了正确的纪律检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扫尾任务，特别是完成了三大改造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

但是，也正如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所指出的，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一部分党员干部滋长了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受到干扰，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纪的现象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以致破坏了党内的正常生活准则，既影响了发扬党内民主，也影响了发扬人民民主，挫伤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疯狂地破坏我们党，不但摧毁了我们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纪律检查工作，而且煽起了一股猖獗一时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使党纪国法遭受严重破坏，使各种歪风邪气大肆泛滥，几乎毁坏了我们的党，毁坏了我们的国家。
这个极其沉痛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检查工作不但不能丝毫削弱，而且必须认真加强；
否则，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变质，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有着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
过去，我们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是靠党的路线的正确，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继续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同样要依靠党的路线的正确，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路线虽然正确，如果党员缺乏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党的正确路线也就无法贯彻执行。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十分尖锐地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我们党的经验也一再证明，作为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群众中发生影响，所有违反党纪的现象，所有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现象，都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不利于党的事业。
因此，对于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坚决与之作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恶劣者，必须由纪律检查机关检查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才能保护党员的正当权利，才能不断巩固我们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我们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们党能不能担当起这一新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要看我们能不能把党整顿好、建设好。
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定要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一定要看到，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他们在党内拉帮结派，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粗暴地践踏了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党风。
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力拨乱反正，党风开始有所转变，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的纪律废弛、党风不正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事件仍然不时发生。
这种种现象的存在，涣散了我们党的组织，破坏了党和群众的亲密联系，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同时这也就说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维护好的党风，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使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我们一定要整顿党风，向违反党纪国法的不良倾向作斗争，重视纪律检查工作，把它作为巩固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来抓紧抓好。

要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真正起到巩固党的作用，一定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党内斗争。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党内的斗争虽然也发生过某些偏差和错误，但是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正确的原则，偏差和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党内斗争一般是正常的、健康的，成为团结全党同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是，后来党内逐渐发生了破坏这些正确原则的倾向，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不法的时期，这些正确的原则完全被破坏了，严重地混淆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混淆了党内是非的界限，采取了逼供信等多种多样的法西斯式的野蛮手段，因而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大批好同志，破坏了党内团结。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广泛深入的揭发批判，党内斗争的好传统好经验开始得到恢复，但是也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毒，还远没有彻底肃清，致使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不少阻力。
这次，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规定了纪律检查工作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这是完全必要的。
各级党委和纪委应当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且把它们贯彻到我们党的日常生活中去。

党的纪律检察机关担负着光荣而又繁重的任务，既有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需要做，又要协助党委密切结合典型事件的处理，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传统优良作风的教育，搞好党风。
很显然，仅仅依靠纪委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各级党委都应该重视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尽可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的条件。
要选派党性强、作风正派、有经验的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把各级纪委机关建设成为精干、得力和作风好的单位。
如果纪委机关原则性不强，不勇于负责，敷衍了事，办事拖沓、衙门习气很浓，那就有负于党的委托，不可能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组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一定会积极响应中纪委的号召，依靠全党同志，协助各级党委，为整顿好党风，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苏珠/吴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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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老同志讲起解放战争中那激流滚滚奔腾向前的支前工作队，如何伴随着部队跨过黄河，飞渡长江，直捣海角天涯。
而每当谈论起这些“不穿军衣的解放军”时，这些老同志就激动异常，说我们的胜利是他们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
读者一定关心，在这次自卫还击作战中，支前工作做得怎么样？
支前人员表现如何？
这里，我们要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三十年前的支前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上，我们在前线某地遇到一位老支前人员，他的名字叫王忠悟，身体结实，头发斑白。
见面时，他正在整理扁担和绳子，准备出发去执行任务。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老同志，你年纪大了，为什么还要上前线？”
他一听这话，就有些不高兴：“谁说我老啦，你们部队那些老首长，比我年纪还要大，他们还不都上来啦。
不狠狠地教训这些背信弃义的东西，我们的边境就不得安宁，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受影响。”
接着，他向我们叙述：一九六五年他的家乡田东县合恒公社小龙大队遭天灾歉收，但仍没忘记支援越南的解放斗争。
社员们把大批粮食献出来，自己却宁肯喝稀饭；
有些社员甚至连留着过年的大肥猪也送了过去。
说到这里，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懑说：“真想不到我们把越南当局喂肥了，他们就反华。
他们不把我们送去的大米分给老百姓，却储存起来准备和我们打仗。”
这位老支前人员越说越气愤。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满腔义愤，带着支前队伍走上前线的。
二月十六日深夜，他们来到龙邦关口，还不到半小时就扛着弹药上阵地，送了一趟又一趟。
天快亮了，我们还击的炮声响了，王忠悟更加使劲地往前跑。
他边跑边喊：“打呀！
狠狠地打呀！”
在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暗堡里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用猛烈的扫射进行封锁。
王忠悟当机立断，命令跟着他的同志就地卧倒，利用土坎掩护，背着弹药箱匍匐前进。
开阔地虽然只有二百来米，但王忠悟毕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加上连续二十多小时没有休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旁边的同志要替他背弹药，他气喘吁吁地说：“快往前爬，战士们等着弹药呢！
我能顶得住。”
就在四连子弹快打光的时候，王忠悟他们奇迹般地出现在阵地上。
战士们高兴得把他们紧紧地抱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战士和人民群众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正是这种感情和共同的目标，把战士和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在某团指挥所里，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战士、牺牲烈士的遗体，都是支前人员用担架从阵地上抬下来的。
担架队的同志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直接开上了前沿阵地。

让我们向大家讲一讲支前人员周锡铁的故事吧。
有一次，周锡铁来到正在激战中的某部四连抢救伤员。
他看到正在向敌人冲杀的一个战士负伤倒下，便不顾敌人炮火正猛，就要冲上去抢救。
指导员一把将他按住，说：“现在不能去，有危险！”
但是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战士负伤了。
周锡铁再也呆不住了，他冒着敌人的火力，象离弦的箭一样冲到山顶，背下来一个伤员，接着又上去背第二个。
小周今年二十一岁，身高不满一米六，连续从山上背下两名伤员，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可正在这时，四连一个干部负伤，小周又不顾一切地冲上山去抢救。

周锡铁把伤员送到救护所，想到山上的战士缺少弹药，马上又打着一箱弹药冲上了阵地。
战士们对他说：“敌人开始反冲锋了，你赶快下去！
这里危险！”
“我不能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战斗力，我要和你们一起消灭侵略者！”
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枪就朝敌人猛打。
经过一阵激烈的搏斗，他配合战士打退了敌人的反冲锋。

战斗刚一间歇，小周发现旁边一个战士负了伤，就急忙给他包扎，接着又背着他下山。
他来到山脚下，发现营救护所已往后转移了。
这时天也黑了，他背着体重大大超过自己的伤员，艰难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饥饿，口渴，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但他有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伤员背回去！”
他走着走着，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他们前面十米远的地方。
机智灵活的周锡铁急忙扑倒，紧接着一个翻滚，连同伤员一起滚到公路旁的排水沟里，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伤员。
炮弹爆炸了，他俩安然无恙。
深夜十二点，小周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后方救护所。

亲爱的同志，当你听完这个故事，难道能不为周锡铁对战士那种深情的爱，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吗？
我们的支前工作同志，既是弹药的运送者、伤员的救护者，其中许多人又是和战士们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让我们再讲一个关于“桥”的故事吧。
在一次战斗中，支前人员黄北松和黄作参冒着敌人的炮火，上前线送了三次弹药。
第四次，他们来到八连，正赶上八连一个多排的兵力奉命向敌人发起攻击。
战士们沿着堑壕飞快地向黄北松站的地方跑过来。
跑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几次要跃出堑壕，可是因为它有两米来深，加上天雨泥泞，没有跃出去，十分着急。
黄北松想：早一分钟发起冲击，就叫敌人早见阎王。
他一个箭步冲到战士们的面前，大喊一声：“我来给你们做桥！”
说罢用双手撑着沟壁，伏下身子去。
战士们见他身子瘦小，有些犹豫。
黄北松着急地喊：“快！
快！
快！
为了胜利，快从我的身上踩上去！”
战士们感动不已，一个个踩着黄北松的身体跃出壕沟。
这时，黄作参扛着弹药跃进壕沟，也象黄北松一样伏着身子给战士们作人桥。
最后一个战士用颤抖的声音对黄作参说：“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们不会忘记，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这是我们的战士发自肺腑的语言。
如果说当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今天自卫还击战争的胜利也是这样，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边防部队铺设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采访自卫还击作战支前人员的感人事迹，使我们想起希腊神话里英雄安泰的故事。
安泰是一个什么敌人都能战胜的英雄。
每当他和敌人交战的时候，他都要紧紧地靠着大地，因为大地是他的母亲，他只要往母亲的身上一靠，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
对于我们人民军队来说，人民群众不就是哺育我们成长壮大的母亲吗！
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人民，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通讯员 苏珠 本报记者 吴式堂

作者：郑震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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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匡肃/孙扬钦

我们在这里要向读者报告的，是我们英雄的汽车兵在自卫还击作战中的战斗事迹。
他们和英雄的参战支前民兵民工一起，组成了一条钢铁运输线，及时地把弹药、食品送到前线，送到战士的手里，又及时地把我们的伤员同志送回后方。
广大边防战士称赞汽车兵战友是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战士。
一位指挥员同志曾经感动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第一线战斗的胜利。”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二月二十二日，盘踞高平一线的敌人，已被我切断退路。
前线急需炮弹，以便彻底围歼该敌。
我广西边防部队汽车某团一连奉命出发，装满炮弹的汽车沿着通往高平的简易公路向前疾驶。
公路两旁群山林立，峭壁如削，化整为零的敌人，在一些山头上凭险固守。
一连的车队出发不久，就遭到敌人的袭击。
从两边山洞里、丛林中发射的子弹，交错飞来。
一连的同志勇敢无畏。
主司机紧握方向盘，加大油门勇猛前进，副司机抱着冲锋枪，抓住时机，狠狠地还击敌人。

突然，四班副班长周亚炳发现汽车的温度表迅速升高，水温表指针已指向一百度。
这位老战士马上判断出是水箱坏了，冷却水从水泵漏掉，使发动机温度过高。
如果不想法修理，将无法行驶。
周亚炳想，道路狭窄，自己的车停下来修理，后面的车都要被堵住，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整个车队有遭到袭击的危险。
时间就是胜利。
于是，他便和司机林炳清商量办法。
没等周亚炳把话说完，小林就说：“副班长，汽车是咱们的武器，炮弹是部队的粮食，为了前线，为了胜利，咱们只能前进，不能停车。
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开着车，我趴在车头上加水，边加水边开车前进。”
说完，他跳出车门，飞快地从路旁的水沟里提来一桶水，跳上车头，一只脚踏在保险杠上，一只脚踩在翼子板上，斩钉截铁地对副班长喊道：“快开车！”
周亚炳加大油门，汽车前进着，林炳清把身子紧贴住车头。
发动机散发出来的烧气和汽油味，把小林熏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
他全神贯注地把清水源源不断地加进水箱。
他加完一桶，汽车稍开慢一点，又赶紧提来一桶。
就这样，他不顾个人安危，给汽车加了四十桶水，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为了表彰林炳清和周亚炳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部队党委分别给他俩记了二等功和三等功。

象这样汽车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事例何止一个。
汽车某团七连班长沈启林驾驶汽车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油泵出了故障。
为了尽快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他当机立断，命令助手开车，自己跳上翼子板，打开车盖，趴在发动机上，用手不停地泵油。
灼热的发动机，烤得沈启林汗流浃背，两眼发花，但他死死抓住泵油管不放，一直坚持到冲出了敌人的封锁区才停下来，排除了故障。

英雄的汽车兵正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保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开得动，跑得快，送得上。

既是驾驶员又是战斗员

越军遭我沉重打击之后，他们又依仗有利地形，不断袭击我辎重车队，破坏我后方补给线，妄图用这种办法阻挠我军前进。
为了保障运输线畅通，及时把物资运上第一线，这就要求汽车兵不仅沉着冷静地开好车，而且要和袭扰的敌人战斗。

一次，汽车某团十连十九台满载弹药和干粮的汽车，在副营长杨先勤带领下，经过一天奔驰，晚上八点多钟来到了扣兰附近，前面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杨副营长一边组织车队涉水过河，一面派出四个战斗小组担任警戒。
战士杨友良带上六颗手榴弹，端上冲锋枪，在车队周围巡视。
当他来到最后一台车旁时，借助星光，影影绰绰地发现前面有个黑影，小杨立即卧倒，占领了有利地形。
这时，战士潘新亮也赶了上来。
两人仔细观察，判明是企图偷袭我车队的小股敌人。
当敌人接近我车队时，杨友良和潘新亮眼明手快，先敌开火。
战友们听到枪声，也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场击毙敌下士一名，打伤敌特工队员一名，缴获冲锋枪一支。
敌人见势不妙，掉头就跑。
我英勇的汽车兵用战斗保卫了汽车的安全，及时把弹药、干粮送到了前沿阵地。

某团十二连副连长曾镇平带领七台车，配属战斗部队执行任务。
一天晚上，在某地公路两侧宿营。
夜里十点多钟，潜藏的敌人突然向我车队发射了两枚燃烧弹，一辆装载炮弹的汽车起火。
曾副连长马上招呼战士们抢救。
司机王加元心急如焚地对副连长说：“我去把车开走！”
他刚到车前，一块炮弹皮打中他的臀部。
但他毫不理会，跳上汽车，迅速把车开到了安全地带。
他从车上跳下来，又发现前面有一台车发生了故障，开不走。
他又带着伤飞奔过去，帮助排除了故障，把这台车也救了出来。
这时躲在暗处的敌人还在疯狂地扫射。
在山坡上担任观察警戒的班长吴宏坚，发现四十号车随时有中弹起火的危险，便不顾一切，抱住枪从山坡上滚到四十号车旁，把车抢救了出来。
我们的汽车兵一面保护好汽车，一面参加追歼敌人的战斗，很快消灭了窜扰的越军。

时刻想着前方战友

英雄的汽车兵，在“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的口号鼓舞下，时刻想着前方的战友，想着在第一线与战友结下的深厚战斗友谊。

二月十九日，某汽车团六连的车队满载物资向高平方向开去，沿途枪声不断。
当车队路过一高地时，隐约听见山上有呼喊声。
他们立即停车，组织部分同志警卫车辆，由部分同志顺着喊声走上山去。
到了高地上，发现是某部队与敌人激战后，有六名战士同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这里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其中有四名同志受了重伤，两位轻伤员在担任守卫。
前线战友坚韧战斗的英勇行为，深深感动了汽车兵。
他们当即帮助战友包扎伤口，拿出干粮和水，一口一口地喂伤员，然后把他们背到车上，迅速送往指挥所。
途中，他们小心翼翼，尽量把车开得平稳，减少颠簸。
这几位伤员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得到了及时的抢救治疗。

还有一次，某汽车团五连四班长张祥茂带领四台车和七名司机，运载部队昼夜兼程赶到前沿阵地后，正要返回，忽听从阵地上下来的战士说，前面四公里的地方，担任潜伏任务的某部侦察排的同志已经七天没有吃到饭，携带的饼干也吃完了。
张祥茂等七个战士一合计：前线战友有困难，我们宁愿饿肚子，也要让前线战友吃饱，好鼓足劲多杀敌人。
他们决定把自己准备途中吃的三十斤大米和五斤饼干，全部送到了侦察排。
新司机丁龙久看到阵地上有两个战友的水壶被子弹打坏了，马上把自己盛满水的水壶送给了他们。
一粒米，一滴水，体现出汽车兵的深厚情谊。
侦察排的同志接过礼物，眼睛湿润了，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为了表彰汽车部队在执行作战运输任务中的英勇事迹，广西边防部队后勤领导机关最近发出通报，号召后勤广大指战员以他们为榜样，在严守边疆、保卫祖国的斗争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匡肃 本报记者 孙扬钦

洪炉插图（图片）

敌火下打开通路

二月十九日，某汽车团六连的车队满载着作战部队，沿着崎岖公路飞速向前驶去。

经过一个山谷时，突然遭到敌火力封锁。
司机朱良生驾驶的第三辆车，左后轮和传动轴被打坏。
在这紧急关头，他灵活地把方向盘往左打，把打坏了的车停在公路左侧，为后边车队让出了通路。
朱良生下车后，看见公路右边有一块三百来斤的大石头，妨碍车队行驶。
他便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冒着敌人炮火，用力把石头推开。
就在这时，另一辆车上的司机中了敌人的枪弹，汽车堵住了车队。
朱良生勇敢地跳上这辆汽车，他看车子已经失去机动能力，便把它开到了路边，第二次为车队打开了通路。
然后，朱良生利用一块石碑作掩护，指挥后面五十多台车，高速度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为了表彰朱良生为车队开出通路的英勇行为，团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并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匡肃）

带头排除路障

一天夜里，汽车某部二营副营长郗家顺带领六连车队，运送作战物资去前线阵地。
在通过无名高地敌封锁区时，一辆汽车中弹着火。
顿时，长长的车队被堵住，某部一辆指挥车也被卡在车队中间。
这时，敌人的炮弹不时在附近爆炸，敌暗堡的机枪也疯狂地扫射，情况十分危急。

郗副营长见此情景，当机立断，带领驾驶员赵怀亮冲上去清除正在燃烧的汽车部件。
他们不顾烟熏火燎，不顾烧得通红的铁管烫手，一鼓作气迅速地为车队扫清障碍。

随着隆隆的马达声，一辆辆满载各种作战物资的汽车奔驰而过。
兄弟部队那台指挥车上的首长，记下了郗副营长的姓名和车号，表示要为他请功。
（吴发强）

主动支援友邻

某部运送弹药的一台汽车，在通过敌封锁区时遭敌人炮火袭击损坏了，车上的弹药无法送上前线。
这个部队的首长很着急。
恰在这时，某汽车团五连和六连的车队途经这里。
五连指导员王玉君和六连连长、指导员看到这个情景，想到前方急需弹药，便主动和这个部队的后勤处长联系，把抢运这车弹药的任务要了过来。

夜里十点钟左右，他们先派出三名有经验的战士到那辆损坏了的弹药车前侦察敌情，接着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去警戒。
其余同志一齐出动，迅速把弹药全部转移到了五连的四十号车上，然后安全地送到了前线目的地。
五连、六连一切为了前线的革命精神，受到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
（赵可铭）

广西边防部队某部汽车连的英雄战士，冒着越南侵略者的炮火，夜以继日地往前方运送弹药和军需物资，被誉为“英勇无畏的钢铁运输兵”，荣立集体二等功。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传真照片）

栏目：编后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我们是英雄的汽车兵。
涉溪河，过险桥，翻高山，穿密林；
在弹坑上飞越，在烈火中穿行。
头上子弹呼啸，毫不畏惧；
身后炮弹轰鸣，更添战斗豪情。
我们的耳际，响着前线战友的呼唤，我们的心里，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
我们的两眼，牢盯着战斗的前方；
我们的双手，抓紧着胜利的每一步里程。
为了八亿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宁，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把钢铁运输线筑成。
看吧，车上的炮弹，正化作胜利的礼花；
轮下的辙印，正向后方传递着胜利的喜讯！
前进，向着战斗的前线；
前进，我们英雄的汽车兵！

作者：孙茂庆/蔡善武

本报讯 空军某科研所广泛开展学术争鸣，发扬技术民主，提高了科研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去年全所较好地完成和阶段完成了三十二个科研项目，有的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加速空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在科研人员中造成一种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攀登高峰的风气，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科研所成立了由二十三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在所党委领导下，对所的科研方向，包括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发动群众提建议；
评价科研成果和重要的科研学术报告；
协助培养、考核科研人员和组织技术交流活动。
去年以来，技术委员会根据广大科研人员的要求和建议，先后组织了所、室和专业组各种范围内的技术交流一百零七次，听各种学术报告一百一十八人次，请专家上课两次，参观各种展览二百一十五人次，对全所完成和阶段完成的三十二个科研项目进行了验收鉴定。
这些活动深受广大科研人员的好评。

开展学术争鸣，发扬技术民主，目的在于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广大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
这个研究所依据科研工作的规律，在科研的“选题、方案论证、难点攻关、成果验收”四个阶段，注意发挥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开展讨论，尊重科研人员的点滴设想，吸取他们的长处。
过去空军机务人员检查维护飞机的起落架和发动机内的各叶片，全靠人眼看手摸，浪费时间，不易发现隐患，曾几次想改革这种落后的机务维护手段，没有成功。
去年，研究所发动广大科研人员结合空军机务维护工作的特点，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出主意，想办法，吸取各种方案的合理部分，通过集体讨论选出最佳的科研方法。
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战，研制成功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电子涡流探伤仪。
把技术民主渗透到科研工作中去，大大提高科研效率，避免走弯路。
去年，在研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某型号雷达频率捷变技术的应用时，研究所组织广大科研人员专题学习了国外十几本技术文献，上了十二次电子技术课，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报告，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反复讨论、论证，从十几个技术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和技术突破口，发动大家拟定了九个攻关方案，召开了六次讨论会，最后制订出一个比较先进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经过短短三个月的勇猛攻关，在技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这个研究所在开展学术争鸣、发扬技术民主过程中，严格按照科研客观规律办事，各级领导不搞“长官意志”，不把技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处理，不强制统一群众的意见，允许保留。
在科研人员由于各自的学术观点不同，经验不同，出现不同意见，各自设计了不同形式的方案，各持己见统一不起来的时候，研究所的领导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求大同存小异，在技术上互相交流，互相协作，共同攻关。
某型号飞机发动机滑油温度过高，影响执行任务。
几年来，有关工厂、部队曾采取了三十多种措施，但效果不明显。
为了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技术难点，所党委满腔热情地支持科研人员顽强攻关。
在实施科研中遇到难点，就组织他们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派他们到部队和有关单位学习，采取了三项技术措施，经过试验获得成功。

为了使科研工作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中当先行、打冲锋，这个科研所强调各级领导和科研管理人员要放下架子，虚心听取科研人员的意见，认真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
在科研人员中更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树立敢于对科研事业负责的精神，活跃民主空气，使科研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孙茂庆、蔡善武）

作者：梁礼红/蒋玉清

本报讯 三八六一○部队修理所技师李甲万、郭同法、黄新力等同志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攻克技术难关，试制成功了收发信台遥控自动转换器，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受到领导和同志们赞扬。

三八六一○部队通信处，遵照海军关于固定台站要在一九八○年前实现收发信台多种遥控自动化和管理集中化的指示，交给修理所一项试制收发信台遥控自动转换器的革新任务。
李甲万等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投入了战斗。
他们抢时间，争速度，攻难关，创新路，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提前研制成功。
收发信台遥控自动转换器能比较稳定可靠地对地缆、明线和无线三种手段实施遥控自动转换，实现了对发信机高、低压的自动控制。
在战争或地震等条件下，如果明线被破坏，可自动转至地缆，如果地缆也遭破坏，可自动转至无线，以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梁礼红、蒋玉清）

作者：吴志义

本报讯 铁道兵科研所技术人员，在八九二○七部队给水发电营四连干部战士的积极配合下，对二百千瓦发电机组的六二五○型柴油发动机进行增压匹配试验成功，使其在海拔二千九百米地区的发电量由一百三十千瓦到一百四十千瓦恢复到平原功率——二百千瓦。

四连担负着该地区几个部队的供电任务。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缺氧等因素，电站装备的发电机功率普遍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因而对几个单位经常轮流停电，直接影响了机关、连队、医院的工作和生活。
去年九月份以来，铁道兵科研所技术人员与连队干部战士组成了增压匹配攻关小组。
他们参阅了国内先进技术资料，对发电机组进行了两个方案的增压匹配试验，并经过两个月的运转，成效显著。
增压后每台可多发电六十千瓦，按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利用率计算，每台发电机组每年可多发电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度，价值为二十四万六千八百八十八元。
同时，增压后的发电机组每年还可节约煤油三十五吨。
这个连队共装备该型发电机十五台，经常工作的有八台，如累计创造价值，就更可观了。
由于增压后的油料燃烧比较充分，机房的空气也比原来清爽。

最近，上级首长和机关干部到该连电站参观，对他们的成绩表示祝贺，还特别表扬了在试验中做出贡献的技术干部，要求青藏线积极推广应用这项成果。
（吴志义）

作者：沈钢

作者：白文

创作题材往往是“偶然得之”，但这“偶然得之”却是建立在长期的生活基础之上的。

在六十年代初，我首次从别人口中听到过周总理这样意思的话，觉得确实是和我们的创作实践相符合的，同时觉得心里一亮：我们的方向更明确，信心也更足了。

今天学习了周总理的讲话，更是激动得彻夜不眠。
已失去了的信心又恢复了，心灵上的枷锁也渐渐地拆裂、破碎了。
周总理在“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之外，又加上了一个“不套框子”，要讲艺术民主。
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深知创作人员的甘苦和内心世界的讲话啊！

打破框框，解放思想，确实是一个繁荣创作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我们创作的道路被许多框框给堵住了，文艺园地荒芜，最后只剩下几株阴谋文艺的荆棘。

框子是与棒子同时而来的，目的是扼杀革命文艺。
阴谋家借框子以打棍子，借棍子以保框子。
假如有什么人被它框住了的话，那就免不了给自己划地为牢，规定了模式，既拿之以套别人，更拿之以套自己。
每逢想搞一点东西，先就战战兢兢地想：这会不会又犯了什么“论”？
万一如此，那可真是要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框子是厉害的，而棍子是可怕的，其中埋藏着很深的杀机。

本来，一个作者在长期的生活中，观察了周围的人和事，总是要产生说话的愿望。
他把看到的情况分析、比较之后，忽有一天（总有这一天的）得到了结论，产生了一些个人的真知灼见，激发了创作的冲动，总想把自己的感受形象地表达出来，去告诉观众或读者，使他们也产生和自己同样的想法、感受。
但这种作法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却被说成是作者“心血来潮”，灵机一动，“偶然”产生的“灵感”。
而“灵感”是有罪的。

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的词典里，“灵感”应解释为“生而知之”的“天才”所固有的属性。

当自以为克服了种种难题，鼓起勇气来想要创作时，下笔时却还会感到十分踌躇：怎么写呢？
“禁令”和“禁区”是那么多，真好象是一个地雷阵，不小心就会踩上的。
比如你感到这题材虽很有意义，但还是从侧面表现比较好，这本是作者的自由，但不由得就会掂量掂量：这会不会被说成是违反了“重大题材决定论”？
假使你竟敢贸然动笔，那也是要犯忌的：“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里，你为什么视而不见，却偏偏对这种小事深感兴趣呢？
查查你的阶级成份，挖挖你的思想根子！”
你要写喜剧吧，那岂不是“丑化了工农兵”，“歪曲了生活”？
你要写悲剧吧，“我们的社会中会产生悲剧吗？”
“即使是真的，‘典型’吗？”
你想批评一下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吧，那更是罪大恶极，“你这是揭露阴暗面”，“恶毒攻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
就是刻划人物也得注意，正面人物不许有缺点，那是不成问题的了。
就是有个成长发展过程也不行，因为那就是“写中间人物”。
也不许流泪，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更不许在困难前考虑，考虑就是“一霎那的动摇”；
亲属死了不许痛苦，否则是“温情主义”、“人性论”；
而假如他居然也谈恋爱，那可是在硬加“水分”，甚至“居心叵测”了！

特别奇怪的是英雄面前不许有阴险狡猾的敌人，敌人应该都是纸糊的，假如揭露得深刻一点吧，那就是“美化敌人”，而且也不能写得多，必须一删再删，直至近于零。
于是我们的英雄便入了无人之境，虽然在那里横冲直撞，煞是勇猛，但看上去有点可笑，教人想起了唐·吉诃德。
试想，演出《武松打虎》，却又不准出现老虎，那武松还成什么武松，不是成了个靠着花拳绣腿、走江湖卖膏药的了吗？
但若一出现猛虎，那就是“旗鼓相当论”！

这样，每当一个题材盘旋于脑际时，就同时有无穷的框框向作者头顶飞来，把你紧紧地套住。
——我们作者几乎都成了“套中人”了。
而在你迟疑、动摇的时候，生活、斗争、苦恼、欢乐、工作、爱情……却在你身边流动着，激荡着，并毫不留情地随着时间消逝了，而你却不敢写，不愿写，甚至不屑写。
如此一来，源泉是源泉，创作是创作，创作离开了源泉，当然便要枯槁。
离开了土地的花朵是不存在的，是生长不出来的。

框子有害也有效，对胆子小点的人，是能起作用的。
因为它不但伴随着棍子，而且还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有欺骗性。
更何况是相当一个时间内，充塞报刊之上，今天看，明天看，则在怀疑、反感、动摇之后，倒也觉得未始没有点道理，渐渐地它就合法地存在自己的头脑之中了，而且还逐渐变成一种习惯势力，觉得“神圣不可侵犯”。
但在它的束缚之下，绝不可能产生什么优秀作品。
抵制的硬汉子自然是有的，但他不能说，作品也不能发表。
较普遍的是沉默，用沉默来抗议。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了，而我感到却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
有些反“四人帮”的戏为什么看上去差不多？
又有些革命历史戏又何以会大同小异？
这固然也可以责备作者思想懒惰，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有的作者人虽解放，思想却还没有解放，或者完全没有解放。
框框仍在起作用，心灵仍被枷锁桎梏住，流毒还未肃清。

在思想、理论上揭批“四人帮”及种种谬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也是自己思想上一场激烈的斗争。
要敢想、敢说、敢做，还得克服“明哲保身”、“安全第一”的个人主义才成。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被清除了，我希望那些念紧箍咒的，拿着帽子或棍子的人，请收起你的“武器”，多给艺术一点民主吧；
但更重要的是要我们自己动手来打碎心灵上的枷锁，有勇气在自己的作品中评价生活，直抒己见。
钻到套子中的人，包括我在内，还应自己从套子里冲出来，这样你才有坚持真理的力量，带枷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

我想，怎样才能不负周总理这样一番苦口婆心呢？
怎样才能对得起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呢？
只有理论结合实践，努力学习，解放思想，刻苦创作，在这新的长征途中，开出更多更鲜艳的花朵来。

作者：穆静

周总理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
是辩证的统一。
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这段话，极其精辟地论证了艺术与教育的辩证关系，指出了艺术如何正确地反映生活的问题。

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历来都主张艺术创作要严守艺术特有的规律，反对艺术赤裸裸地表述或图解政治概念。
恩格斯指出：“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四页）“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同上，第四六二页）他提倡“莎士比亚化”，而反对“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我体会，恩格斯这些话的中心思想是，文艺作品必须有典型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必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不要公式化、概念化。
周总理提出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通俗阐发和重大发展。

娱乐本来是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欣赏、消遣活动。
一个革命者当然要忘我的工作，但也要有正当的娱乐，有丰富的文艺生活，来进行消遣和休息。
不能一提到娱乐，就把它理解成吃喝玩乐或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除了专业文艺工作者之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看戏、看电影、读小说、看画……大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只能成为休息的消遣和生活的调剂。
如果艺术失去了娱乐性，而只是某种观念形态的生硬说教，那么文艺也就不称其为文艺，也就失去了它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文艺的特性被抹煞，完全变成了某种政治术语的翻版。
台上是捋胳膊挽袖子、大喊大叫的演员，台下是横眉怒目、随时准备“斗争”的观众。
五彩缤纷的表演不见了，只剩下了锣鼓、刺刀加喊叫；
丰富优美的语言不见了，只剩下“冲冲冲”、“杀杀杀”缺少理性的呓语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封建式的顶礼膜拜。
“四人帮”搞的这一些，哪里还是什么文艺，简直是令人望之生厌、回避不及的东西。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应该说文艺战线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是，在某些文艺工作者和读者心中，仍然不敢谈文艺的娱乐作用，好象一提到“娱乐”二字，就是对文艺的轻视，是取消了文艺的教育功能。
这至少是一种误解。
不能否认，革命文艺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娱乐性质的工具。
要让观众和读者在消遣、欣赏、娱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鼓舞和教育，这正是文艺的特殊功能之所在。
文艺如果取消了娱乐性，变成了枯燥的政治说教，那就等于取消了文艺本身。
你搞的那些东西，群众都不欢迎，不愿意去听、去看，那还谈什么文艺的政治教育的功能呢？
周总理指出：“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
又说，“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
他说出了一个真理：人民群众对艺术的欣赏是多种多样的，文艺家们应该充分满足各种需要。
我们不能要求山水画、花鸟鱼虫、古典艺术一定为某种斗争服务，但是人们生活中又少不了它。
齐白石的虾、吴作人的金鱼、徐悲鸿的马，我们很难直接从中找出什么政治含义，但是这栩栩如生的画，却可以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借以调剂生活，使头脑得到休息，陶冶性情，可以使我们在恢复疲劳之后又得到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工作。
这就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
对战士来说，不一定除了唱手榴弹就是演刺刀，唱一唱抒情歌曲，演一点花花草草，也不应看成是消磨了战斗意志。
电影《上甘岭》中，一只小松鼠成了战士们的宝物。
在这声，战士并不是拿松鼠来玩，而是寄托了对生活的强烈的爱，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而更加激发了战斗意志。

文艺事业也是一种服务性行业。
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来说，我们应该象北京饭店的厨师那样，使自己制作出来的“食品”花样齐全、式样新颖、“味美适口”。
让我们加紧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和劳动的人们的娱乐和休息，提供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作者：方全林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坛日见繁荣。
一批又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长期遭到“四人帮”禁锢的许多中外优秀作品，也得到了新生。
当我们在影剧院里，在电视荧光屏前，看到渴望已久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戏曲剧目；
在书店里又能购买到自己所喜爱的中外文学名著时，心里洋溢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和喜悦。

但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有时也听到一些同志不以为然的声音：“这些作品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
“现在开放这些作品，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好处？”
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革命导师列宁曾一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五○页）。
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二页）马克思主义对于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不是一概排斥和否定，而是加以批判地继承。
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剧目和古典文学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积累下来的极其宝贵和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历代劳动人民思想文化的结晶。
许多杰出的作品，都表现了深刻的思想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历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斗争和经验，表现了他们勇敢、勤劳、智慧和美好的理想。
当前，我们正在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非常需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得到美的艺术享受，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增进各种生活知识，从中得到教益。

我们知道，革命导师们都是很善于从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的。
马克思可以背诵歌德的许多诗句，并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
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古希腊剧作家培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的作品；
他又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作品；
他把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当作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
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六二页）。
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他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同上，第四六三页）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一贯善于从俄罗斯优秀作家作品中研究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历史”。
列宁称列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九页）。
列宁自己曾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对他的精神生活曾起过很大的影响。
在他临终前，还让人给他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
毛泽东同志对于古典文学的精深研究和渊博的知识，更是我们所熟悉的。
从革命导师身上可以看出，反映旧时代生活的优秀文学遗产和文化成果，对于他们思想的形成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看到，即令那些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优秀文艺作品，根本谈不上有“多少马列主义”，但作为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部分也不应当随意丢弃。
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中无可置疑的社会史料价值和民主思想的精华，是马列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担负着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能只去背诵共产主义的口号，而要通过一切途径，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王充所说过的话。
要正确地认识今天，就必须了解过去。
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生动地表现了过去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
由于文艺的形象性和具体性，使我们产生一种类似亲身经历的感受和体验。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讲义所取代不了的。
我们观看这些形象化的教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温故而晓今，激发我们现实斗争的热情。
象表现包拯、海瑞等人的清官戏，歌颂了封建时代清廉正直的官吏不畏权势、为民除害的斗争。
包拯、海瑞等艺术形象寄托着古代劳动人民扶善惩恶、除暴安民的理想、愿望，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残害人民、昏庸暴虐的丑恶罪行。
象巴尔扎克的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通过大量真实的艺术情节，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从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婚姻制度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内幕，真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金钱的魔力，剥削阶级的贪欲、残暴和卑鄙，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
这些作品不是可以使我们更加痛恨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热爱我们今只的新生活，激发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吗？

当然，我们在观看古典文学艺术作品时应当看到，这些作品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到时代的和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不可免地会有一些糟粕，即使是优秀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也往往是瑕瑜并见的。
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这些旧时代的优秀作品，往往蜜糖和毒药是紧紧混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时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应当警惕和批判其中消极因素。
但我们不能因为发现这些作品含着毒素就要全盘否定打倒。
过去“四人帮”把持文坛，把中外文学遗产都说成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你们打着反对“封资修”，反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旗号，大砍大杀，扫荡殆尽。
他们践踏文艺、实行愚民政策，妄图使我们不懂历史，没有科学文化知识。
我们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流毒，正确地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全军指战员必须具有坚定的立场和高度的思想觉悟。
但是立场坚定，思想纯洁并不等于精神贫乏、思想简单。
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为了加强对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解，丰富历史知识和文化生活，可以适当阅读一些中外文学著作和观者一些优秀的传统剧、历史剧。
在组织阅读和观看时，需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正确地给予指导。
实践证明，只要组织有方，指导得力，观看历史剧，传统剧和优秀的文学著作，非但不会使指战员受到消极影响，相反会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和辨识能力，会对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起到有益的作用。
===== 力求革命史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从话剧《东进！
东进！
》说起

作者：杜清源李振玉

话剧《东进！
东进！
》经过多次演出和广大观众的检验，证明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力量的作品。
作者深情而精心地描绘陈毅同志的艺术形象，不仅表达了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的心愿，而且在艺术上所作的可贵探索也为同类题材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正确处理革命史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在革命历史剧的创作中，力求革命史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是个重要而又困难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在文艺创作必须正确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这个原则的基础上，还要求艺术概括应该受到具体史实的制约。
能否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一部作品质量的高低，而且决定着创作的成败。
《东进！
东进！
》的作者，从创作的酝酿到作品问世后不断的加工、修改，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把解决这个难题作为提高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重要命题。
作者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选择和提炼，遵照历史规律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运用艺术构思，塑造一系列典型形象，对典型人物的创造，戏剧情节的安排，都力求忠于史实。
贯串剧中的中心事件，即陈毅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五四”指示，挥师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符合历史事实；
剧中人物陈毅同志及韩德勤、李守维、翁达等均用真实姓名；
剧本演出后，作者接受观众的意见，对某些涉及重要史实的艺术场面又作了改动，如把陈毅同志同韩德勤面对面谈判，改为韩德勤派代表谈判，更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等艺术处理，使“史”和“剧”结合得更为紧密。
因此舞台上再现出来的绚烂壮丽的历史画面，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
陈毅同志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也显示出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感情和性格风采，给人以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

革命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必须除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为了突出历史本质的真实，创造典型形象，求得戏剧主题、情节、人物的集中和完整，在革命历史剧的创作过程中，调动一切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其中包括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是必要的。
要求历史剧中人物的情节、细节都必须事事有根据，字字有出处，完全有文字记载、符合历史史实，那是不合理的，也有悖于艺术创作规律和特点。
正如生活现象同生活本质不可能完全一致一样，具体、个别的历史现象也不是都能反映历史本质的。
而艺术创作却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即通过对具体环境、事件、矛盾冲突的描绘，通过对具有鲜明个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革命历史剧创作，也不能违背这个艺术创作的共同的规律。
《东进！
东进！
》对择取的历史事实，在艺术再现时进行适当的想象、虚构，正是为了更典型地反映历史本质。
这是应该被允许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革命历史剧的创作，特别是歌颂革命领袖，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的革命历史剧的创作，比起其它形式和内容的创作来，却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这种限制，不仅表现在同一般的戏剧创作不一样，而且同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有明显的差别。
一般戏剧创作，为了创造艺术典型，可以把同类众多人物的特征，加以集中概括，塑造出一个新的人物来。
可是，《东进！
东进！
》就不能这样去干。
甚至作为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东进序曲》，虽然同《东进！
东进！
》表现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是前者在大的历史背景真实的基础上，剧中具体人物、情节、细节，都可以虚构，而《东进！
东进！
》的创作，为了塑造与陈毅同志本身相称，真实可信、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再完全照搬《东进序曲》的艺术方法，就不尽相适应了。
读者和观众要求塑造的革命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特别是舞台形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象，而是要看到符合老一辈革命家本身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
因此，这不仅要有思想性格上的“神似”，还要有音容笑貌上的“逼真”。
这种要求并不过分。
这是为这一特殊的表现对象和这样的作品所产生的独特的艺术作用所决定的。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由此进行的革命实践，本身就具有时代、阶级的典型意义。
如实地描写这样的真人真事，对他们的历史事实进行艺术表现，不仅不会与典型原则相矛盾，而且还能达到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四○页）；
又以其真实的艺术力量，产生特有的艺术效果。
《东进！
东进！
》不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及生动、朴素的艺术形式，展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表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九页）和“有理、有利、有节”（同上，第七○八页）的斗争策略的思想光辉；
而且作者所塑造的陈毅同志的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他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那才华横溢的诗人风度，他那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以及无私无畏、随时为革命献身的高尚情操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品格，也从陈毅同志建树的历史功勋中概括出来，表现了陈毅同志特有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因而使人感到可亲可信。
这样还革命前辈以本来面目的艺术形象，就使作品迸发出特有的战斗光芒，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革命老前辈的攻击和诬蔑，戳穿他们把领袖神化，制造现代迷信的阴谋和骗局；
同时在戏剧创作方法上也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塑造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是戏剧创作中的新课题，在艺术实践中勇于探索而取得的每一个成功经验，都值得珍视。
《东进！
东进！
》力求革命史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尝试，同《西安事变》等，都丰富了这方面的创作经验，它们对推动同类戏剧创作作出的贡献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干事曾凡宏孙成林/梁星袁兆义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来到祖国北部边疆的部队采访，听到指战员们强烈反映，“当前放映的战斗故事片太少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今年以来，越南当局在苏修的唆使下，猖狂反华，不断挑起边界事端，明目张胆地蚕食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战斗打响后，我驻守在北部边疆的广大指战员时时刻刻在警惕苏修的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很需要多看一些战斗故事片，来鼓舞战斗士气，增长战斗知识，推动战备工作的落实。
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仅以某师为例，今年头两个月，放映了二十四部片子，其中战斗故事片只有两部。
这与广大指战员的迫切需要是多么不合拍呵！

我们认为，电影是一种有力的宣传武器，在目前我们面临着战争威胁，随时准备和来犯之敌进行战斗的形势下，应当让部队多看一些战斗故事片，使电影充分发挥其战斗的作用。

干事 曾凡宏 孙成林

新华社记者 梁星 袁兆义

作者：陈先伟
单位：三二三六六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在我们部队里，不少单位都有这个习惯：开饭以前，非得唱支歌才能进饭堂。
结果，往往到吃的时候，饭菜早凉了。
对此，战士们很有意见。
我认为，唱歌，是连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
开饭前，如果还有时间，唱支歌也可以，但不要不着实际情况，非得唱支歌才能吃饭，这就不妥当了。
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活跃部队，而让战士吃凉饭凉菜，影响他们的健康。

三二三六六部队 陈先伟

作者：佟小侠/李中抒

最近，我们到某仓库采访，听到这样一桩怪事：晚上电影放映前，有个连队唱起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
谁知歌声刚刚响起，一名领导干部就怒冲冲制止说：“别唱了！
换个别的歌。”
接着他又当众宣布：今后，这首歌不但集体场合禁止唱，个人私下也不准哼哼。
从此，唱《我的祖国》这首歌在这个仓库成了大忌。

一首普通的电影插曲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冷遇呢？
通过了解，原来是因为歌曲中有一句“姑娘好象花一样”的唱词。
据那位领导干部说：“唱这种歌，还不把战士们的心都给唱散了。”
这种看法，这道禁令，真使人啼笑皆非。
如果唱一首歌就能把我们部队战士的心给唱散了，那我们部队还怎么能去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担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呢？
况且，《我的祖国》这首歌本身，思想内容是健康的，并非淫词艳曲。
它那动人的旋律、淳朴的歌词中，蕴含着浓烈的生活和战斗气息，抒发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怀念，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表达了他们誓死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概。
试想，部队唱这样的歌，怎么会涣散军心呢？

“四人帮”作恶多端，设置了道道禁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是非标准。
至今，我们部队有些同志（包括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还仍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
他们固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习惯于用封建伦理观念去看待一切事物。
看到上映几部外国影片，他们摇头晃脑；
看看芭蕾舞，他们大惊小怪；
甚至听到电影《刘三姐》、《刘巧儿》、《上甘岭》中的几段插曲，也要引起他们嗟叹一番。
有的单位不但不许唱民歌，看电视要先检查预告，就连战士从图书馆借的书也要受审查。
好象战士们一看到那些带有描写爱情的作品，就必然会心旌摇动，一定要“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才能稳固军心。
这种封建式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是急需要提高和改进的。

抓纲治军，实现四个现代化，部队当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行动，要提倡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
但这绝不是要禁锢战士的思想，封锁战士的感情。
我们的战士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需要汲取丰富的精神食粮。
如果他们连看公开发行的小说、电影和电视都办不到，那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好处的。
希望那些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同志，实事求是地辨别香花和毒草，正确地引导战士们在文艺园地里尽情地欣赏芬芳的鲜花，精神愉快地去搞国防现代化建设。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不断往中越边境调兵遣将，摆出要同中国打仗的架势。
据《朝日新闻》三月十七日援引美国政府人士的话说：“在越南领土内，苏联空军的许多运输机从南越向河内周围的机场大量空运越军的重武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则报道说，河内在“尽快把军队和作战物资北调，动用了苏联安—22巨型运输机（四十五吨）从南方空运军队和弹药。
其他作战物资则用苏联运输舰沿着海岸线北调。”
此外，越南军队正在中越边境越方一侧加紧修筑工事，并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越军曾多次向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等县边境地区和友谊关地区以及云南省富宁、麻栗坡和河口等县的边境地区开枪打炮。
十八日和十九日，越南武装公安人员数人两次入侵我广西防城县滩散公社里火生产队，均遭到严守边界的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的还击，并被逐出国境。

新华社南宁三月二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家保、孙士宗报道：我边防部队在自卫还击作战中缴获的越南“绝密”文件证明，越南当局挑起中越边境武装冲突是蓄谋已久的，并为此早就作了充分准备。

在我边防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翻阅了一九七八年七月八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的《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
这份提纲明确地要求越军根据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地、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
文件在提到“敌国”时，用“X”代替。
但是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它是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

这份标明“绝密”的文件，是由越南第一军区政治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翻印下发的。
上面注明供中级干部阅读，“必须退还”，“不得擅自销毁”。

文件捏造谎言说，越南“正面临着新的危险。
这就是X反动集团企图破坏和吞并我国的阴谋。”
接着叫嚣：“摆在我们面前一项新的历史性战略任务是：必须打败X反动领导集团企图吞并我国的大民族扩张主义。”
要以“打败”、“粉碎”中国作为“越南民族当前非常重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在谈到“作战方针”时，这份文件强调要“发动全民战争”，要采取“进攻战略”，“在边界以内以及以外进行反击和进攻”，要准备“打持久战争”，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援助。

此后的事实证明，越南侵略军在中越边境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不断扩大武装冲突，正是在越南当局这种“进攻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份“绝密”文件还透露了越南当局决心以武力吞并柬埔寨的阴谋。
文件在谈到越军的任务时说，越军当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就是“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

据新华社曼谷三月二十三日电 据泰国《民众之声报》今天报道，入侵柬埔寨的五名越南士兵，三月二十二日越过泰柬边界侵入泰国巴真府境内，当即被泰国边防部队和警察俘获。

作者：王正中

新华社堪培拉三月二十三日电 澳大利亚《先锋报》三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以周恩来为伟大榜样》的文章写道：“周恩来对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贡献鼓舞着一切革命者。”
这篇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而发表的文章说：“在这位杰出的革命家诞辰之际，我们怀念他，我们决心学习他忠于革命事业的榜样。”
文章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他和朱德同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他们一起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奇迹。”
文章接着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他的榜样同样鼓舞着人们。
在六十年代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他毫不畏惧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直到临终，他始终表现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文章最后说：“他的榜样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新华社马拉博三月二十三日电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委员廖汉生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赤道几内亚的友好访问，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马拉博回国。

赤道几内亚安全部秘书长巴托·奥巴马，马拉博驻军司令姆巴·奥尼亚纳，海军司令梅耶·埃拉和中国驻赤几大使胡景瑞到机场欢送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访问期间，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与赤几国防部副部长奥比昂进行了会谈，并且访问了赤几武装部队、港口、可可种植园、学校和建筑工地，受到了赤几军队和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讯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为团长、空军副政委刘世昌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友好代表团，应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穆罕默德·安瓦尔·沙米姆中将邀请前往巴基斯坦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吴富善、何廷一。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尤纳斯、陆军武官阿比德准将也到机场送行。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空军武官赛义德·古尔上校陪同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