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总理会见巴加扎总统
指出，我们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但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必须坚决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进行斗争。
让步和害怕是不行的。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参加了会见。
华国锋总理向巴加扎总统介绍了中国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况。
他说：
“布隆迪人民、非洲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聪明勤劳的。
只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赶上发达的国家。”
华国锋总理指出，我们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但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必须坚决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进行斗争。
让步和害怕是不行的。
你越怕它，它就越得寸进尺。
华国锋总理说：
非洲人民是已经觉醒了的人民。
他希望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反对霸权主义插手非洲国家的事务。
华国锋总理说，中布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我们要进一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巴加扎总统向华国锋总理介绍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压迫和掠夺给布隆迪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布隆迪独立后的情况。
他说：
“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布隆迪应该自力更生，任何外界力量都不能顶替我们自己。
我们欢迎在尊重我们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朋友们发展合作，这有利于加快我们的建设。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朋友。”
参加会见的布隆迪贵宾有：
外交和合作部长爱德华·恩赞比马纳中校，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欧仁·辛津卡约少校、洛朗·恩达巴内泽少校、西普里安·尼荣盖科准校，总统府秘书长塔尔西塞·鲁维基拉上尉，布隆迪驻中国大使西蒙·萨宾博纳等。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中国驻布隆迪大使史梓铭等。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巴加扎总统。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大同煤矿兴建燕子山矿井
将加速大同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新华社太原03月17日电我国重要煤炭基地大同煤矿，正在兴建一座年产原煤五百万吨的燕子山矿井。
燕子山矿井南靠燕子山，北临十里河。
从驰名中外的艺术宝库云岗石窟西行二十四公里，便来到燕子山矿井工地。
工地上一辆辆拉石运土的载重汽车穿梭往来，开拓的爆破声在山谷中隆隆作响，昔日宁静的燕子山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
燕子山矿是大同矿务局各煤矿中设计能力最大的一个矿，设计能力为年产原煤五百万吨。
它的井田面积、煤炭储量相当于目前煤峪口、永定庄、同家梁、雁崖等四个大矿的总和。
它的兴建将加速大同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燕子山矿井工程总指挥常天和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个大工程，从施工准备到开工，当地党委、政府和大同矿务局从人力、物力、技术力量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工程的建设者们踏冰雪、冒严寒、架桥筑路，搬运施工设备，都想让这只向四化进军的报春燕子早日展翅飞翔。
今天，这只“燕子”终于乘着春风飞起来了！

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产奖励
长岛渔港春季渔业增产
本报讯 记者白原报道：
山东长岛渔港在春季渔业生产中传出喜讯：
从03月01日到10日，捕鱼三百四十一万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一百五十八万斤；
其中捕捞青鱼二百七十四万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二百二十六万斤。
产量最高的渔轮一网捕捞青鱼五万多斤，两网就将一艘装载十万多斤的渔轮装满。
长岛渔港今春渔业大量增产，原因是实行了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过去长岛县有一个规定，不管哪个生产单位，不管产量高低，年终分配一个人不得超过一百八十元。
这种规定限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今年将这个规定取消了，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产奖励的办法，极大地提高了渔业生产人员的干劲。

巴加扎总统举行答谢宴会
巴加扎总统李副总理在讲话中共赞双方会谈取得满意结果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布隆迪共和国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巴加扎总统和李先念副总理在宴会上讲了话。
巴加扎总统在讲话中对于他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了建设性的友好会谈表示满意。
他说：
“我们的会谈是在相互谅解和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使中国人民和布隆迪人民的兄弟关系进入了更有决定意义的新阶段。”
他说：
“我们对国家生活的看法和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的吻合构成了这种相互协调的基础”。
他指出，布隆迪人民在全国团结进步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充满信心，正在为建设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独立的、繁荣昌盛的布隆迪而努力。
巴加扎总统说：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亲眼看到了你们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看到伟大的贵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已充分动员起来。”
他说，“全世界正在关注着你们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的巨大变革。”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三天来，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重大问题和进一步加强中布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诚挚的友好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他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持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观点。
我们双方已签署一项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毫无疑问，总统阁下的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李先念副总理在谈到我国形势时说：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强调发扬民主，切实贯彻法治，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展现在我们眼前。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奋发图强，为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把中华大地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妇联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何英、何正文、李克、陈洁、陶琦、李代耕、寿汉卿、胡昭衡、杨蕴玉、林默涵、李青川、张瑞霭、金照、李庄、刘敬之、王笑一、林丽韫、罗士高，中国驻布隆迪大使史梓铭和夫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洲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巴加扎总统的随行人员，布隆迪驻中国大使西蒙·萨宾博纳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
建议中越副外长级谈判28日左右开始
讨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措施，商谈确保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并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
希望越方改变反华的错误政策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 中国外交部03月19日照会越南外交部，建议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于03月28日左右开始，在北京和河内轮流举行，第1轮谈判可以先在河内进行。
照会说：
“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03月15日的照会，捏造谎言，恶毒诬蔑中国边防部队，并甚至无端诽谤中国方面移动界碑、改变‘历史边界线’。
谈判还未举行，越南方面就肆意制造种种离奇谎言疯狂煽动反华仇华情绪，为谈判设置严重障碍，对越南方面这种缺乏诚意的态度，中国方面深表遗憾。
“二、为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争端，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和确保中越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以利维护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曾一再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
现在越南方面同意谈判，我们表示欢迎。
“中国政府具体建议：
中越双方副外长级的谈判于03月28日左右开始，谈判地点可在两国首都北京和河内轮流举行，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第1轮谈判可以先在河内进行。
中国方面将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建议双方讨论有关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措施，商谈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并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
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其它争端。
“三、中国政府一贯十分珍视和努力维护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中国方面希望，越南方面能以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改变反华仇华的错误政策，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以利于谈判的进行。”

湘乡县狠批极左路线解决干部思想问题
坚持不懈落实中央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长沙03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善清、新华社通讯员谭庆云报道：
湖南省湘乡县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去年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决心理直气壮地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把落实政策这项头等重要的工作进一步抓好，一抓到底。
去年，湘乡县委在贯彻中央指示，努力减轻农民负担，落实党的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用他们的话来说，打了一个批判极左、落实政策的“前哨战”。
落实政策，一抓就灵。
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社员纯收入由上年的六十六元五角，上升到八十三元四角，社队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林、牧、副、渔生产也获得相应发展。
在这里，我们和一部分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得到的深刻印象是：
湘乡县从上到下，大胆解放思想，分清当前农村形势的主流和支流，坚持狠批极左路线不动摇，坚持不懈地把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落到实处。
他们的做法是：
继续搞好学习，弄清是非，统一认识。
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个别干部提出这样的问题：
实行生产责任制，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会不会重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错误？
开放集市贸易，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泛滥”？
针对个别干部提出的问题，县委组织大家反复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引导大家明确了这样三点，一是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因为党的政策本身就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件中的许多条文就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订的。
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混淆是非，颠倒了黑白，把正确的东西诬蔑为走“回头路”、“复辟”，因此，现在必须拨乱反正。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
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三中全会提出的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正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高速度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不是什么走“回头路”。
就拿集市贸易为例。
这个县的集市贸易曾经几关几开。
现在，开放集市贸易以后，肉、蛋、菜摆满街头，任你挑选，价格与国家牌价相近。
其它农副产品，品种繁多，买卖兴旺。
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开放了集市贸易，国家收购数量就减少了呢？
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个数字，今年01月与去年同期比较，生猪收购量增加四千二百一十一头，上调量增加九百零三头。
针对个别干部认为贯彻执行现行政策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错误思想，湘乡县委引导大家弄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
他们说，现在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分配是由集体决定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是通过参加集体生产、集体分配得来的，允许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开放集市贸易，都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卖田购地，不能放高利贷，不许剥削他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策规定有劳动保护制度，对困难户有一定的照顾，社员之间也互相关心，能保证基本生活；
在实行多劳多得的过程中，劳力强的人也并不是把他们创造的劳动成果不折不扣地分回去，必需提取一定的公共积累，用来扩大再生产，这就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
一些暂时收入少的社员也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不断上升。
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会不会导致“否定党的领导”？
县委组织干部联系实际反复学习和领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弄清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与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的一致性。
大家说，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接受国家计划指导为前提的。
苏坡公社白石大队党支部书记龙加生说了这么一件事，去年上级给他们下达三百七十八亩棉花的种植计划时，有人算了一笔帐，种一亩棉花，要花一百多个工、四五十元成本，收入只有百把元；
而种一亩席草，只花六七十个工、三十元成本，收入可达四百多元。
因此，有人主张多种席草，少种棉花。
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处理？
干部群众通过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从大局着眼，为国家着想，合理安排了种植计划，把席草种在低畦的田里，留出一部分水源好、阳光充足的地种棉花。
这一年，不但席草获得丰收，棉花也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奖励。
事实说明，广大农民会种田，也有觉悟，有国家观念。
为了消除一些干部怕“否定过去的工作整到自己头上，影响威信”的思想顾虑，树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湘乡县委在四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
过去执行极左路线，违背党的政策，损害群众利益，根子在林彪、“四人帮”身上，责任不在下面，不要基层干部人人作检讨。
对于全县工作中的问题，县委应承担主要责任。
会上，县委就执行政策方面的问题作了检讨，主动为基层干部挑担子。

邓副总理会见霍纳格部长
中国瑞士两国政治关系很好，在发展经济合作方面也有着广阔前景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瑞士联邦委员、经济部长弗里茨·霍纳格一行。
会见时，邓副总理对瑞士朋友说，瑞士是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很好，在发展经济合作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前景。
邓副总理还阐述了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霍纳格部长表示，瑞士愿意同中国进行更密切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
瑞士驻中国大使席望南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中国驻瑞士大使李云川。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瑞士经济部长霍纳格。
新华社记者张桂玉摄

不能凭“长官意志”订农业规划
辽宁省抚顺市计划委员会林恒森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要善于把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组织他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这里有好多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搞好农业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能够展示远景，激发干劲；
能够兼顾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统筹安排自己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打歼灭战，不断改变农业的面貌。
这些年，我们并不是没有搞农业规划，问题是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搞规划往往不实事求是，问题很多：
一、高指标。
搞规划，只想主观需要的一面，不顾现实可能的一面，按“长官意志”和“政治气候”行事，订什么“一年上纲要，二年跨黄河，三年过长江，四年达千斤”和什么“一年建成大寨县，三年普及大寨县”的指标，等等。
主持计划工作的同志也知道办不到，但不这么搞，在“长官”面前交不了差。
二、单打一。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农林牧副渔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关系。
单打一从根本上来说违反了自然规律，可是那些年荒唐地把粮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富裕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胡批什么“重钱轻粮”、“重副轻农”，乱提什么“菜区、林区、牧区不吃商品粮”的口号，等等。
粮食上去了有名有利，多种经营上去了挨批受气。
因此，一搞规划，总是单打一搞粮食生产计划，不惜破坏历史形成的耕作习惯和作物区划，挤大豆，挤花生，挤其他经济作物，挤林业和畜牧业。
结果，“吃返销粮”的帽子没摘掉，原来是口油自给户，又多戴上一顶“吃返销油”的帽子。
三、瞎指挥。
搞规划，往往自上而下地、不加区别地规定播种时间，插秧时间，收割时间，农田基本建设时间和“会战”方式，不让生产队有半点自主权。
对当地山、水、林、田、路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若明若暗，但在订规划时却好似“洞若观火”，一切规定得那么具体、那么细。
这不是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是什么？
拿我们抚顺这个工业基地来说，搞农业规划，应当要求城市郊区为城市服务；
东部山区本是辽宁省的重点林区，应该坚持以林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木材和林业牧业副产品。
这样做，粮食生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全面发展的硕果，是可以大大抵偿的（当然，有条件种粮的社队，还是要千方百计把粮抓好）。
可是，过去并没有因地制宜地搞规划，而是在高指标、单打一、瞎指挥等问题上乱折腾。
这主要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恶果，也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关系。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认真总结。
怎样搞出一个好的农业发展规划，以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
我认为至少应注意两点：
首先，规划要实事求是。
这就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建国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高指标是脱离群众的，是规划工作的主要错误倾向。
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把规划建立在积极可靠、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基础上。
其次，规划要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这些年上了不少农田水利工程，但不配套，发挥不了效益。
因此，一定要按照需要与可能，搞好综合平衡，分期分批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及时配套。
对已经定下来的项目，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不留缺口，一气呵成，切勿再搞那种多年不见实效的打消耗战的工程。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认真执行国家政策
积极协助个人调回失落在港澳和海外的资产
新华社杭州03月18日电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积极协助归侨、侨眷和持有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的人，调回失落在港澳和海外的资产，去年以来调回的资产总额达二十四万四千美元。
杭州市一位居民的妹妹在香港去世，这位居民根据死者生前友人来信的嘱托，请求银行协助调回她在港的财产，在有关方面配合下，银行终于帮助调回她的全部遗产共港币十四万五千元。
银行还为定海县一位海员家属领得抚恤费和保险金港币十万余元。
杭州市有位干部持有国外股票，多年藏在箱子底下，去年他委托银行代为出售，当他收到部分售出的股票款后，激动地说：
“国家的政策兑现了！”
现在，他又委托银行代为提取在国外的十万美元存款。

我国城市噪声污染严重
声学专家建议迅速订出改善办法
新华社广州03月18日电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所长马大猷说，目前，北京的汽车辆数只有日本东京的十五分之一左右。
工厂也不如东京多。
可是，以交通噪声和工业噪声为主造成的城市噪声，北京却高于东京。
这种现象极应引起重视，急待订出改善的办法。
马大猷的这番话，是早些时候他出席我国首次举行的全国环境声学学术交流会期间对新华社记者说的。
环境声学是国际上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
它是一门把过去孤立进行的噪声控制、心理声学、生理声学研究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研究噪声污染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噪声的产生、传播与控制的学科。
这次在广州召开的学术交流会共收到我国各方面提供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一百五十七篇。
代表们认为，有的研究工作，如微穿孔板吸声结构的理论与设计应用，阻塞喷注湍流噪声理论与小孔、纱网消声器设计等，我国已达到国际水平，但从整个环境声学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
随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环境声学的科研任务愈来愈重，必须迎头赶上。
根据许多国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交通噪声是城市环境噪声的主要来源，约占百分之七十。
我国各个有关科研单位，近年来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交通噪声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的噪声污染，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这些城市的车辆数量、飞机来往数量都远低于纽约、伦敦、罗马、东京等城市，可是交通噪声却普遍高于这些外国城市。
代表们反映，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环境保护单位收到的群众投诉信件当中，有关噪声污染的告状信件占了首位。
北京有关部门1978年收到的群众有关噪声投诉信件，比1977年增加了一倍。
同时，我国纺织、机械、冶金、造船、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噪声也普遍偏高，都应加以重视，设法解决。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只要各方面重视，噪声是可以较快地受到控制的。
他们说，要清除林彪、“四人帮”施行“愚民政策”的流毒，使噪声污染的危害普遍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在现代化建设中，共同为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美好、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努力。
代表们指出，我国器声降低的潜力很大。
例如各城市把交通秩序管理好了，汽车不乱按喇叭，交通噪声的水平就可以下降六至七分贝。
这在交通噪声控制上是很可观的。
此外，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将有愈来愈多的人依三班制的时间作息。
不言而喻，这就不允许各单位随便安置高音喇叭，以利降低某些地方的环境噪声污染，保证夜班工人白天睡好觉。
代表们建议政府健全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制定环境保护法，颁布有关环境噪声各项标准和噪声控制的条例。

搞得好的大队核算单位为何要动？
编者按：
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轻率地改变所有制，是当前集中力量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一个重要保证。
条件不具备，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穷过渡”，是不对的。
同样，已经实行了大队核算的单位，象市头大队那样，经过九年的实践，生产发展了，群众也满意，就应当稳定下来，把它办得更好，而不要轻率改变。
目前已是春耕大忙，管理体制不稳定，人心就不安定，生产势必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注意，及时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公社和大队的一些干部为管理体制问题犯愁，拿不定主意。
我们公社有六个大队，是1969年底转为大队核算单位的，至今已经有九年之久了。
象这样的大队是否也要回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呢？
干部、群众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下。
就以市头大队为例，双方的争论很激烈。
坚持稳定大队核算的同志，归纳了1969年过渡以来的十大变化：
一，粮食总产量由五十五万斤，上升到去年的一百五十三万斤；
二，粮食平均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去年的一千二百三十斤；
三，并队前各生产队向银行贷款一万六千余元，去年大队存款三万元；
四，并队前集体财产不多，仓库只有一幢，如今有了九幢，还有畜牧场两个、拖拉机五台、动力机五台，固定资产达到三十余万元；
五，林业方面，杉木林从三百五十亩增加到一千亩，毛竹从二十亩增加到一百二十亩，茶叶年产量从三千斤增长到二万五千余斤；
六，社员每人平均纯收入由七十五元增长到一百二十八元；
七，集体养猪由十余头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头，去年平均每户卖给国家一头肥猪；
八，队办企业从无到有，去年收入达十三万元，占总收入百分之四十；
九，并队前大队没有搞过农田基本建设，近几年来，除了治山外，建设了二百五十多亩高产稳产田；
十，1970年卖给国家二十二万斤商品粮，去年卖了四十四万斤。
社员人均口粮每年六百斤，集体储粮二十三万斤。
根据这十大变化，这些同志认为实行大队核算以后，各项生产、集体积累、社员收入、对国家贡献都有增长，说明搞得较好，应当继续坚持办下去，不应当改变。
可是，主张改为生产队核算的同志说，搞生产队核算，更有自主权，便于实行“四定一奖”，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可以防止家大业大、浪费窝工的现象，还可以促使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
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希望讨论一下，统一认识。
福建省建阳县水吉公社
李加林

瞎指挥是怎么来的？
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委员会
为了实现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我们县委最近回顾了过去的工作，深切感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
习惯于凭“长官意志”办事，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障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县地形复杂，有湖区、平原、丘陵、山区，海拔高低相差一千二百多米，气温、日照、风向都有较大的差异。
过去，我们组织农业生产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而是主观主义地搞“一刀切”。
比如，在全县普遍要求发展双季稻生产，要求改旱地为水田。
有些社队干部反对，我们就指责他们是“右倾保守”、“懒汉懦夫”，强迫他们照办。
结果，山区种双季稻产量很低，丘陵岗地改旱地为水地也没有好收成。
山区有个大庙公社，原来一季中稻可以收八九百斤，改成早、晚两季稻，总产不过七八百斤，还顶不上一季中稻。
群众说，岗地土质瘠薄，水利条件差，山区气温低，日照差，无霜期短，种旱粮或一季中稻，反而比种双季稻产量高。
他们讽刺说：
“领导想多打粮，可惜天老爷不帮忙！”
社员天天同土地打交道，摸透了土地的脾气，那块田适合种什么，怎么种，用什么办法增产，都有个谱。
而我们许多干部对此常常是一知半解，手上的经验也多是从别人那里来的。
如果不能很好地向群众学习，科学地总结和运用群众的经验，就难免犯瞎指挥的错误。
过去，我们对水稻高秆和矮秆品种的处理，也犯过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的错误。
一般说，矮秆品种抗倒伏性强，增产潜力大。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高秆也可以高产。
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片面地提出：
“打倒高秆，实现矮秆化”。
结果，有的地方种矮秆稻比种高秆稻每亩减产几十斤。
密植也是这样。
有的同志不注意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而把密植强调到不合理的程度。
社员不肯这样干，他们就给群众算帐：
一亩地种棉花八千到一万株，每株结十个桃，单产能达到二百到二百五十斤。
社员们只好勉强照办。
结果因为通风、光照等条件差，加上科学管理跟不上，蕾铃大量脱落，棉桃小，亩产只有百把斤。
我们县委多数同志在农村工作多年，一般说谁也不愿搞瞎指挥。
但是为什么不能自觉地防止呢？
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鼓吹“精神万能”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加上多年来习惯于单纯靠行政命令办事，民主生活不健全，不少同志政策观念、群众观念越来越淡薄，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
因此，要摒弃“长官意志”，杜绝瞎指挥，必须肃清极左路线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最近，为了落实今年国民经济计划，我县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事先不设框框，不作规定，让大家充分讨论，结果下面报上来的计划，比我们设想的具体、全面、先进，增产措施也很可靠。

立足现有基础抓好当前工作
纺织工业部门一些干部谈如何创造条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8日电全国纺织工业局长会议在研究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强调指出，我们既要放眼未来，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前进，又要立足现有基础，把当前各项工作做好。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纺织工业局长会议上，各地纺织工业部门的同志畅谈了对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看法。
他们反映，当前纺织部门的广大干部精神振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等、看、要”的思想。
他们有的在等上级拿出成套的转移措施，有的在看兄弟行业或企业怎么转，自己按兵不动。
还有的同志认为，要搞现代化建设，就要铺新摊子，就要求上新的建设项目，增加大笔投资，引进国外设备。
围绕这些思想，代表们展开了讨论。
江苏省纺织部门的同志说，在转移中，有些事是牵动全局的，如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需要大家一起“公转”，这些转移措施需要全局考虑，由国家统筹安排，逐步实施。
但是，有许多转移的措施在行业或企业内部就能办到，是属于“自转”的工作。
我们既要积极准备“公转”，又要抓紧进行“自转”。
还有些同志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国家确是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这条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国家底子薄，我们不能“百废俱兴”，搞建设，搞引进，都要分别轻重缓急安排，不能一哄而上。
大家认为，当前的确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后再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一定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转移中逐步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会议经过务虚，进一步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纺织工业部门搞好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项措施。
他们认为，当前，摆在全国纺织工业部门职工面前的重要任务，是集中主要精力、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纺织品花色品种为重点的增产节约运动。
所有纺织工厂都要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来组织生产。
各类纺织品，特别是化纤纺织品一定要质量好、花色新、品种多，适销对路。
纺织部已决定：
要采取一系列经济的和鼓励先进的办法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要把今年的技术措施费主要用于提高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要对纺织品实行优质优价，要奖励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花色品种有突出成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要给被评为全国名牌产品的企业颁发证书，要恢复纺织品使用商标，要让企业做商品广告和自行试销新产品，鼓励大家创名牌。
会议指出，出口纺织品的外汇收入在国家外贸总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
扩大纺织品出口，为四个现代化积累更多的资金，是国家交给纺织工业部门的光荣任务。
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好纺织品的出口生产。
会议交流了各地近年来组织纺织品出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
会议要求纺织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要加紧建成各具特色的纺织品出口基地。
其他地区也都要根据本地资源情况和技术特长发展出口纺织品生产。
今后对出口专厂工作的考核，主要根据交货量、合格率、履约率和换汇总额等指标，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作为参考。
会议指出，在集中主要精力把生产搞上去的同时，要采取积极措施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
许多与会同志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我国工业生产发展的干扰是严重的。
他们大搞“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精神万能”，把一切生产业务工作都贴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标签，搞得谁也不敢抓生产建设。
计划缺口大，产值层层加码，材料层层克扣，弄得企业疲于奔命，无法搞好生产。
许多同志还认为，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农轻重方针得不到贯彻，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
纺织工业象其他工业一样，在企业管理上热衷于搞大轰大嗡，不讲科学管理，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压制打击科技人员，等等。
现在应当彻底肃清这些极左路线的流毒，否则，搞好转移是不可能的。
纺织工业部决定从今年04月起举办厂长学习班，分批轮训全国纺织系统大中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使他们尽快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会议认为，当前还应当十分重视纺织工业内部生产计划的调整工作。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纺织加工生产能力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增长，造成印染后整理和化纤、针织、毛纺织加工能力严重不足。
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在经济计划上来个调整。
最近，纺织工业部正在研究调整方案，准备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在确保各项重点外，暂不上新的项目，主要通过现有企业的革新、挖潜、改造和利用外贸贷款建设引进项目等途径，增加纺织加工能力。
会议要求各地纺织部门也要采取有力措施，促使纺织工业因地制宜地发展，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鱼儿又游回了乌梁素海
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的东端，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泊——乌梁素海。
这里蒲草丛生，碧水连天，鸟飞鱼跃，白帆点点。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看到这样一幅水乡泽国的景色，真是别具一番风味。
乌梁素海是内蒙古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
它是由河套平原引黄灌溉的退水积聚形成的，湖内杂草繁茂，水生昆虫很多，是发展水产事业十分理想的地方。
这儿盛产鲤、鲫、草、鲢等十几种鱼，其中肉嫩脂肥、清香味美的金翅红鳞黄河鲤鱼尤其闻名，远销北京、天津等地和国外。
人们把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亲切地称为“塞外明珠”。
然而，这颗内蒙古人民的掌上明珠，在“四害”横行的时候，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
渔民打鱼被诬为“以钱为纲”，“搞资本主义”，渔场被强令改成农场，渔民被强迫开荒种地。
乌梁素海无人管理，附近生产队的农民涌来围湖造田，使原来九十万亩的水面只剩下三十三万亩。
由于水源被截断，水面越来越小，湖水矿化度不断增高，污染日益严重，鱼儿大量死亡，苇草成片枯萎，二百多种各式各样的水鸟也大都迁居。
乌梁素海向国家提供的鲜鱼由每年的四、五百万斤下降到四、五十万斤，芦苇产量也由过去的每年四、五千万斤，下降到三、四百万斤。
不少老渔民担心乌梁素海的鱼要绝种。
粉碎了“四人帮”，乌梁素海获得了新生。
广大渔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认真贯彻执行“以水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退田还湖，上级有关部门也积极提供方便，保证水源，使乌梁素海水面迅速扩大。
两年来，投放了大批鱼苗，新添了七十八艘渔船和六百多条渔网。
渔场还建立了养殖场，培养科技人才，开展科学养鱼，坚持养捕并重。
去年，整个湖区产鲜鱼二百多万斤，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鲜鱼产量最高的一年。
今天，在渔村街头、湖中苇滩，到处可以听到渔民欢乐而动听的歌声。
新华社记者田聪明刘云山
（本报有删节）

人民检察院要独立行使检察权
陈一云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这就是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独立行使检察权，都是于法有据，极为必要的。
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实行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
它的任务，就是运用我国宪法赋予的检察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同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准确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在进行法律监督，处理案件时，要能够根据法律作出判断和决定，不受任何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必须独立行使检察权。
如果检察机关没有这种独立性，在它进行法律监督和处理案件时，其他机关、团体可以任意插手干预，个人也可以凭借某种地位和权势，任意施加影响，那么，作为执法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就不可能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却把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当成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并给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检察干部扣上种种罪名。
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应有的独立性，扫清依法办事的思想障碍，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分辨清楚。
一曰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以法抗党”。
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法令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是具体地保证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如果维护法律的尊严，反而成了“以法抗党”，那我们党还有什么必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呢？
对执法机关有法必依，大问“以法抗党”之罪，难道有法不依，破坏法制，才是服从党的领导？
实际上，反对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也就是反对检察机关依法办事，主张听命于直接领导者，用领导人的话代替法律。
所谓“以法抗党”云云，虽然喊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在鼓吹以“长官意志”抗法，也就是以“长官意志”抗党。
二曰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就是“向党闹独立性”。
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检察机关行使职权，需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是对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来讲的，不是说它可以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
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要贯彻党为检察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行国家的法律，这些都体现了服从党的领导。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就是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统一，怎么能说是“向党闹独立性”呢？
我们岂不是更有理由说，那些按“长官意志”办事，恣意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向党闹独立性”吗？
三曰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监督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以监督者自居”，是特权思想的表现。
这种说法也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宪法和法律的保卫者。
对于一般公民违法，构成犯罪的，它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发现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时，它同样有权进行检察，使之得到纠正，并对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人，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对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督，是行使法定的职权；
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独立行使检察权，同样是履行国家宪法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怎么就成了“以监督者自居”呢？
检察干部忠于职守，又不是滥用职权，怎么能说是特权思想的表现呢？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并不是说它自己就不受监督，处于特权地位了。
检察机关必须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接受群众和有关单位的监督。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负责答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质询。
同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要实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也就包含了互相监督的关系。
比如，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认为需要起诉的，应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由其决定是否起诉。
如果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而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时，可以提出意见，要求复议。
这实际上也是对检察机关实行监督。
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如果认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以退回补充侦查；
发现有违法情况时，要通知人民检察院纠正。
这同样是对检察机关实行监督。
所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活动进行监督，既不存在“以监督者自居”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特权思想”的表现。
在检察机关系统内，下级人民检察院还要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依法办事，在内外关系上，都要受到监督，这就为它正确地行使职权，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和条件。
要坚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必须正确地解决地方各级党委对检察机关如何实行领导的问题。
根据我国检察工作的经验，地方各级党委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主要应当是监督其是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依法办事；
教育检察干部提高政策水平和法制观念，无私无畏，执法不阿，忠诚自己的职守。
至于检察机关职权范围以内的具体检察事务，应由其自行依法处理。
只有这样，人民检察院才能真正独立行使职权，检察干部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所以，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各级党委对检察机关实行正确的领导，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
邵华泽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责难，说坚持实践标准会忽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也有一些同志发生这样一个疑问：
既然任何认识、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证明其是不是真理，那么，科学预见又有什么意义？
回答和说明这些问题，对于把这场端正思想路线的讨论深入下去，把理论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都是很必要的。
必须重视科学预见的作用
正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一样，理论、科学预见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科学预见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
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诞生以后，才谈得上有真正的科学预见。
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析它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它将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断，这就是科学的预见。
这种科学预见，正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
科学预见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在发明化学元素周期律之前，人们寻找新的元素的工作带有较大的盲目性。
后来，门捷列夫在总结前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现元素的性质与原子量之间的周期性变化，于1869年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
以周期律为根据，他科学地预见到一些尚未发现的元素的存在和它们的性质，譬如他的元素周期表上在钙与钛之间留下了一个空格，预言占据这个空格的元素的性质应与硼相似，他把这元素称为“类硼”。
果然，到了1880年尼尔逊发现了钪——类硼，门捷列夫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海王星的发现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开始，人们发现天王星（行星）的观测位置同理论计算位置之间相差几十角秒，而根据当时的实践证明，理论计算本身并没有错，那么，很大的可能是在天王星轨道之外还有一个未知的行星，正是由于这个未知行星同天王星之间的万有引力，故天王星老是被它拉向理论计算的位置之外。
经过反复的理论计算，基本上确定了未知行星的各种数据，预测到未知行星的位置。
到1846年09月23日，德国柏林天文台终于用望远镜观测发现了这个未知行星——海王星，预言也被证实了。
在社会历史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找，没有端倪可察。
对革命的指导者来说，正因为情况错综复杂，变化无穷，更需要及时地提出自己的科学预见，来指导斗争的发展。
无数的事实证明，没有科学预见，革命的人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上盲目性，象在茫茫大海中行船，没有明确的航向，不清楚达到自己目标的航道，难免有一天会触上暗礁。
战争，可以说是最复杂、变化最快、最难以捉摸的了。
但是，高明的指挥员仍然能够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拟订战略的、战役的、战斗的计划和方针，用以指导部队的行动。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议论纷纭，战争的进展会怎么样？
中国会不会亡？
许多问题提到我们党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全面地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趋势，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科学的预见：
第1，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第2，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第3，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坚决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这样一些错误的论调，有力地动员和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指引着抗日战争一步一步地发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这台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使每一个身临其境和后来对它进行研究的人，都大开眼界，由此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而且必须走在实际斗争的前头，看到了伟大的科学预见对于历史的进程能够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推动作用！
概括起来，科学预见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它明确地指出了运动发展的前途、道路，可以减少曲折，避免走大的弯路，这是一种指引方向、指明航程的作用；
它使人们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高瞻远瞩，树立起坚强的信念和胜利的信心，这是一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力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常常要通过科学预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这也就是我们高度重视科学预见的道理。
坚持实践标准同重视理论、科学
预见的作用并不矛盾
那些指责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削弱理论作用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联系起来而是割裂开来看的。
他们的逻辑是：
要么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讲实践对认识的作用，那你就是在贬低、否定理论的作用，否定科学预见；
要么你承认理论的指导作用，承认科学的预见的必要性，那你就不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照这种逻辑，近一年来这一场两条思想路线的讨论，不就成了一个“重视理论”、一个“重视实践”的讨论了吗？
有些同志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受到了迷惑，感到似乎强调实践，那科学预见就不怎么重要了。
事情恰恰相反。
正是坚持实践标准，才把理论和理论的指导作用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
而否定实践标准，把理论视为空中楼阁，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坚持实践标准同发挥理论、科学预见的指导作用，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绝不是互不相干、互相割裂的两码事。
首先，科学预见不是一种主观臆测，也不是任何人的良好的愿望。
“预见”之所以冠以“科学”二字，就因为它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的。
科学预见，从形式上看，它走到了实践的前头，从实质看，它正是前一段实践的总结和认识。
一个科学预见的提出，既不能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进行抽象的推断，也不能仅靠客观现象材料的收集和罗列，而是靠用科学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既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又分析一事物同周围事物的联系，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所有这些，怎么能离开实践呢？
一个阶级，一个人，都要估计自己行动的后果，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预见，都想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但是，最后能不能达到，那就要看这种预见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预见是哪一个天才人物头脑里所固有的。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称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巨匠，同时，他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1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这也就是说，没有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没有马克思直接的斗争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没有对共产主义的科学预见可言。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言，也是在他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在他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之后。
他在1962年说：
“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以，是实践出科学，出理论。
实践经验越是丰富，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深刻，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判断就越有把握，据以作出的预见就愈具有科学性。
其次，理论也好，科学预见也好，都不能不受实践条件的制约。
一个人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的认识总要受历史条件的局限。
事物的本质有个暴露过程，人的认识能力也有个发展过程。
因此，科学预见总是反映着一定的实践水平，绝不可能脱离这个水平。
譬如，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只能对未来的发展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而达到这个方向的具体道路、步骤则还看不清楚；
有的只能对事物的发展提出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还觉得没有把握；
有的则能够比较明确地确定前进的目标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措施。
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时说：
“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页）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不致对前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苛求，也可以使我们对任何正确的理论和科学预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束缚自己的手脚。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事情的具体演变总是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新奇得多，“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深化了，具体化了。
因此，要对原来的理论和预见进行修改和补充，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预见是不是真正科学的，要由实践来检验，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只有这样一个标准，没有第2个标准。
能不能因为仅仅是伟大人物提出的设想，就是科学的预见呢？
不能。
因为伟大人物也可能有失误的时候。
能不能因为提出的设想是根据于某一个原理、原则的，就是科学预见呢？
不能。
因为即使正确的原理、原则，也可能由于没有结合具体的情况灵活运用而得出违反实际的结论，何况任何一个一般的原则在应用到实际的时候，都会有其个别例外的情形。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在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要经历三个阶段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0页）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用实践的观点讲了科学预见的必要性，讲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也讲了科学预见的局限性，这是对科学预见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最好说明。
为着指导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理
论工作要努力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开头，许多文章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为了真正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请看事实吧：
《光明日报》1978年05月11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解放军报》1978年06月24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指出：
“愈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并使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就会愈正确、愈彻底，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
将近一年来的实践效果也说明这一点。
从这场讨论中，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坚持实践标准，敢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另一方面，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再是空洞的抽象的条文，而是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真正能为解决实际问题开路了，因而大家对理论也越来越感兴趣，学习和探讨理论的空气也越来越浓了。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我们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的胜利。
要完成这一任务，理论工作就要有创造性。
本来，党的理论工作就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它要探索新的真理，而不是对前人著作作简单的抄录摘引，一般地讲解注释。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2页）这个“科学的解释”、“理论的说明”，都要付出大量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做到。
实践在不断发展，新问题不断产生，新事物层出不穷，如果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已有结论，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一概无兴趣，那理论又如何能走到实际工作的前头？
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已成为全国人民日夜关心的头等大事。
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谁也没有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的现成的方案。
如果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什么东西都要书本上讲过的才算数，不敢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见解，那理论又如何能指导四个现代化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们的理论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
一方面，客观实际向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迫切要求我们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和说明；
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帮”对理论工作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还没有完全消除，其中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相当多的人被他们搞怕了，搞懒了，思想搞僵了，至今还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解决这个矛盾，不光是理论工作者的事，也是全党的事。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关心思想理论工作，而且自己应该带头打掉“怕”字，提高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
大家都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创造精神，那么，我们的理论工作就会更加生气勃勃，我们的实际工作就会少走许多弯路，我们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就大有希望。

《法学研究》创刊号即将出版
本报讯为了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我国加强立法工作的新情况，《法学研究》定于1979年04月正式创刊。
这是我国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喜事。
《法学研究》是面向我国政法工作者、政法院系师生和法学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理论刊物。
这个刊物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国法学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和我国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创刊号将围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问题，配合当前的国家立法工作，刊登十余篇反映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刑法、诉讼法和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王叔文同志在《论选举》一文中，根据我国近三十年来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实行民主选举的必要性，阐述了周总理在1957年提出的“逐步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改进我国选举制度的积极建议。
赵震江同志在《论五四精神与法学研究》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法学界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破除封建迷信和解放思想的问题。
林榕年同志在《略论法律的继承性》一文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与剥削阶级国家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批判继承的关系。
张晋藩同志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写了《清律初探》一文，多方面论述和评介入关前和入关后清律的一些重要特点。
其余的几篇文章，在史料使用上，在联系政法工作实际分析问题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功夫，对于我们研究法学理论，做好政法工作，都是有所裨益的。
《法学研究》是双月刊，每逢双月出版。

中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巴加扎总统和李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巴加扎总统访问中央民族学院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和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布隆迪外交和合作部长爱德华·恩赞比马纳中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 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等贵宾，今天上午在中央民族学院受到正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五十个民族的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当巴加扎总统等贵宾由我国外交部长黄华陪同来到学院访问时，身穿民族服装的各族师生，挥舞花束，热情高呼欢迎口号。
学院负责人宗群向巴加扎总统介绍学院的情况。
他说，中央民族学院担负着培养和提高我国民族干部的任务。
学院成立以来已为国家输送了一万三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
巴加扎总统等参观民族语言的现场教学和学院图书馆的报刊资料阅览室。
艺术系的师生还为贵宾们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今天还特地赶到民族学院为巴加扎总统演出了他们在访问布隆迪时学来的布隆迪舞蹈，受到贵宾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巴加扎总统在向学院师生告别时，衷心祝贺他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
巴加扎总统一行今天还游览了颐和园。
总统夫人今天游览了长城、定陵。
（附图片）
中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03月19日在北京签字。
巴加扎总统和李先念副总理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云南新近发现四种热带鸟
我国一支野生动物考察队，前不久在云南西南部边沿地区，首次发现四种热带鸟。
这四种热带鸟是：
红腿小隼、黑冠椋鸟、红嘴椋鸟和棕腹树鹊。
国外动物学者曾经发现过这些鸟，但在我国这还是第1次发现。
这四种热带鸟都是益鸟。

军民情谊今更浓
在滇南山区，在红河北岸，经过这次对越南侵略军的自卫还击作战，边境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指战员之间的情谊更加浓厚了。
前一时期在越南侵略军的骚扰挑衅下被迫到内地投亲靠友的瑶、苗、汉等族群众，已经回到家园安居乐业。
他们从亲友那里带回各种特产——蒙自的糖果，川滇边界的广柑，建水的陶瓷，大理的石雕花瓶，来到部队慰问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兵。
一位瑶族老大爷捧着一尊“陶瓷虎”，到部队查访到一个杀敌立功的英雄战士，硬要他“收下瑶家人的心意吧！
愿你们永做人民的猛虎，威镇边疆！”
在红河北岸公路上，天天有各族人民日夜守候，“拦路”慰劳子弟兵。
一天，在自卫还击战斗中英勇战斗过的某炮兵分队，路过个旧市大屯公社，正在田里砍甘蔗的彝族社员到公路上拦住部队，把一捆捆又长又壮的甘蔗一个劲地往车上搬。
战士们说啥也不收。
一位大娘流着泪说：
“彝家人的家乡是你们在日夜站岗放哨，丰收的果实是你们在保卫。
亲人过家门，啥也没招待，叫我们怎安心呀！”
最后，每个战士只好吃了一节，这才“放行”。
边防部队来到驻守的村镇，各族人民就象迎接多年不见的骨肉至亲一样，把绿油油的韭菜，嫩生生的豆角，水灵灵的菠菜，肥实的香蕉，新鲜的西红柿，一担担送到连队。
孩子们把一包包松子、核桃、瓜子悄悄压在战士的枕头下。
这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活跃着各民族的“拥军服务队”。
印染工人来到街头，为战士在衬衫、背心上印染“自卫还击作战留念”字样。
售货员、理发员来到机关、连队，为战士服务上门。
弥勒县汽车站浴室专门为过往部队昼夜服务，让数以千计的凯旋战士洗去疆场的尘土。
参加还击作战归来的边防某部回到蒙自、建水地区后，从机关到连队的一个个伙房里，每天都可看到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许多小炊事员。
他们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每当课余时间，他们就来到部队伙房挑水、洗菜，帮助部队烧火做饭。
在清清的甸溪河边，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苗、撒尼、阿细等民族的青年妇女，抢着为战士们洗衣服。
有些巧手姑娘还悄悄在刚洗过的战士们的枕套、背心上绣上了青松、雄鹰、猛虎等图样，表达各族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和祝愿。
“鱼儿离不开水，军队打胜仗离不开人民。”
边防部队回顾自卫还击战，更加热爱边疆各族人民。
连日来，边防部队和群众一起祝捷联欢，派代表热情慰问支前民兵，有的部队刚洗去身上的硝烟，又在帮助社员们春耕了。
他们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建设钢铁边防，时刻准备严惩一切胆敢来犯之敌。
新华社通讯员杨吉昌
新华社记者蒋永武

唐山陶瓷展览在京展出
唐山陶瓷展览从03月20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
这次展出的各种瓷器，共有三千五百多件，反映了唐山陶瓷工业在地震以后恢复发展的新成果。
（据新华社）

我真正成了人民的朋友
——记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的自述
“在西藏民主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是十分有益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这样对记者开始了他的自述。
他说：
“民主改革，不仅使百万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做了西藏的主人，使西藏走上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道，也使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领主获得了新生，改造成了人民的真正朋友。
这一点，我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认识到的。”
拉鲁是西藏四大农奴主之一，拥有二十多个大、小庄园，十多个牧场和数千名奴隶。
在上层集团中，他是主张依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深得达赖等人赏识的重要官员之一。
他说：
“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同其他上层人士一样，迫于大势所趋，接受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但我们想的是如何维护三大领主的利益，而共产党想的却是百万农奴和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斗争的焦点是进行不进行民主改革。
尽管共产党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进行教育，耐心等待我们的觉悟。
为了消除我们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心理，党和政府还特地安排我到上海，专门访问了荣毅仁先生。
可是我们背信弃义，在1959年发动了武装叛乱，走上了叛国的罪恶道路，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讲到这里，拉鲁显得心情有些沉重。
他沉默了一会说：
“我被捕后以为共产党要处决我，态度很顽固，拒不交待罪行。
尽管如此，党还是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我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
但我还是怀疑。
这年藏历06月的一天，看守所通知我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我被押进会场一看，上万怒不可遏的群众抡起拳头，高呼打倒我的口号，向我涌来。
我想今天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被群众打死。
不料，斗争会开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我始终在解放军的保护下，连一拳也没挨着。
这时，我才真正相信党的政策，确确实实是在挽救我。
我想，难道群众仅仅是对我个人有私仇吗？
不是，这是广大农奴反对三大领主，是对整个封建农奴制度的强烈仇恨。
自此以后，我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1965年08月，我获得了宽大释放。
“一踏上相隔七年的拉萨街头，我看到的尽是喜气洋洋的群众，昔日的‘乞丐街’已经不见了。
这说明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确实生活得很幸福。
乃东县克松公社，原是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莱的庄园。
我们到那里参观时，群众控诉了农奴主对他们的残酷压榨。
我亲眼看到社员丰衣足食，家家还有不少余粮，即使连遭三年灾荒，也不愁没吃的。
克松的变化，对我触动很大。
我深深感到，西藏的社会要前进，民族要繁荣，人民要幸福，就非民主改革不可，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民主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1977年秋，我到山南地区参观，受到教育更大。
汽车一出拉萨，第1件事使我惊讶的是，过去‘驿马传书’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
原来西藏已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县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区都通了汽车。
这在地域辽阔的西藏高原，是多么了不起！
真是我们统治旧西藏时所不敢想象的。
“山南，解放前号称是西藏的‘粮仓’。
我当过西藏地方政府的粮食总管，清楚这个‘粮仓’的底细。
那时，这里的粮食产量很低，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领主们夺走，剩在农奴手中的粮食很少了，不可能吃饱肚子。
想不到这个虚假的‘粮仓’，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西藏‘粮仓’。
粮食总产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两倍，每年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外，还有几千万斤余粮卖给国家。
地是过去的地，人是过去的人，为什么产量差这么大呢？
这说明民主改革把百万农奴被压抑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起来了。
“在山南参观后，我们又乘汽车前往林芝参观。
林芝，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到过的地方。
那时这里是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沟。
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座有毛纺、电力、印刷等一百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新兴工业城市。
在林芝毛纺厂，当我看到一捆捆羊毛变成一条条毛毯以及毛线、呢制品时，我不禁想到：
羊毛，本是西藏丰富的资源，可是过去我们就不知用来造福于人民，而是大批廉价卖给外国，中饱自己私囊。
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这个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各种羊毛制品不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需要，还畅销国内外。
“一路上所见所闻，我的感想真说不完。
回顾西藏的历史，有哪一代统治阶级能把西藏建设得这么繁荣昌盛，我们这一代旧西藏的统治者，更是没有做到。
这充分说明，西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于社会主义祖国之中，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光明前途。
我深信，今后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西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我越看越觉得西藏是多么可爱，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是多么幸福。”
谈到这里，拉鲁心情十分激动。
他感慨地说：
“我对祖国、对人民犯了罪，但在释放后，人民并不因此唾弃我、歧视我。
相反，每当我表示愿意改造的时候，他们欢迎我，支持我，使我深受鼓舞。
在旧社会，我是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不但不关心奴隶，反而动不动就训斥鞭打，甚至使用惨无人道的刑罚。
如今，这些翻身农奴对我不计前仇，主动关心我，热情帮助我，使我学会了种地。
“1968年，我因公受了点伤，在家休养。
那时正值秋收大忙，我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居委会领导同志登门来安慰我，说：
‘你因公受伤，受到了大家的表扬。
好好安心养伤，地里的庄稼，我们已组织人帮你收割了。
’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在旧西藏，不知有多少奴隶为我受伤、患病，甚至有的为我丧了命，但我从未关心过。
今天我负了一点小伤，群众表扬我，领导关怀我，主动帮助我解决困难，真是胜似亲人哪！
“1976年06月间，我在地里干活时不慎丢失了一块手表。
我想我是个被改造的农奴主，这事不要张扬出去。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个半月，公安派出所突然通知我，说找到了我的表。
原来，这表是一位社员的孩子拾到的，他立即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我这个失主。
我为孩子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所感动，这就是新西藏的一代新人啊！
“党和人民不但对我不歧视，对我的子女也是该工作的分配工作，该表扬的就表扬，不因父亲有问题而受歧视。
现在我的五个儿子，除小儿子因残废在家外，其他都有了工作。
大儿子在拉萨汽车大修厂，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四儿子几次被评为模范生产者，经常受到表扬。
1977年08月，我和我的妻子都到政协工作，我担任政协宣传与翻译组副组长，不久我又被选为自治区第3届政协委员。
现在，我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加西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我要在我的晚年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最后，拉鲁说：
“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十分想念流亡国外的同事们、亲友们和其他藏族同胞们。
我们藏族有句老话：
‘鸟老思林，人老念乡’，我相信他们是不甘于长期过那种寄人篱下、靠人施舍的可怜生活，希望达赖喇嘛他们能以祖国利益为重，西藏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回归祖国，同我们一起参加祖国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华社记者群 桑 蒋顺章

战斗英雄李成文父母又送子参军
新华社昆明03月19日电云南边防部队“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的父亲李兴和母亲李木保，最近又将十九岁的儿子李成全送往部队，接他哥哥李成文的班。
李成文是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三连四班副班长。
02月17日在越南坝洒县新良寨作战中，为了摧毁一个炮火不易击中、又难于安放炸药包的敌堡，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紧靠在碉堡上，拉燃导火索，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为了表彰李成文同志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授予他“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向他学习。
消息很快传到了烈士的家乡云南省施甸县。
烈士的父母为有这样一个英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
他们对前来慰问的县委和县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同志说：
成文杀敌立功成为英雄，这是党和部队教育的结果。
成文牺牲了，家里还有他的两个兄弟，我们请求领导批准，让十九岁的成全到部队去接他哥哥的班，保卫边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了两位革命老人的要求。
现在年轻的李成全已经穿上军装。
他在群众欢送大会上表示：
要象哥哥李成文那样，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
深受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喜爱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已于最近复刊。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国内版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国外版由国际书店发行。

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帽和在社会上戴帽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掉帽子
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
宽大处理参加西藏叛乱的全部服刑人员
宽大释放三百七十六名罪犯；
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帽和在社会上戴帽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掉帽子
新华社拉萨03月19日电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宽大释放1959年参加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三百七十六名罪犯；
同时宣布，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叛乱分子帽子和在社会上戴叛乱分子帽子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掉帽子，发给摘帽通知书。
至此，1959年在西藏服刑的参叛人员全部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03月17日，拉萨市举行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大会。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井玉章在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当场将印有藏汉两种文字的释放证发给在拉萨地区服刑的一百四十九人。
这一天，昌都、日喀则和山南行政专署也召开大会，各行政专署中级人民法院也宣布宽大释放1959年参叛人员。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决定对宽大释放的罪犯和摘帽人员一律给予公民权，安置就业，并发给每个释放的罪犯一套新衣服、必要的生活用品和一些零用钱，还组织他们参观农村、牧区、工厂和文物古迹。
二十年来西藏的巨大变化，使这些人深受感动。
他们纷纷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痛改前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1959年03月，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顾党中央、毛主席长期对他们耐心的教育和等待，背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勾结国际反动势力，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次宽大释放的原西藏上层集团的僧俗官员中，都是参加过武装叛乱，罪行严重的人，其中有原西藏地方政府七品以上官员十六名，原西藏各大寺庙活佛、堪布九名。
比较著名的有，原西藏地方政府林芝地区总管彭绕·次仁甘登，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呷玛西珠，原西藏地方政府隆子宗宗本角白·次旦觉杰，原哲蚌寺措钦活佛察瓦普多·赤列朗杰，原噶丹寺扎仓活佛嘎丹玉鲁·达瓦次仁，原热振寺堪布加央加措，原拉萨五品跳神嘎玛夏曲吉·强巴曲旺，拉萨哲蚌寺铁棒喇嘛多吉门巴等。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我司法机关依法对他们治罪，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认罪服法，从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逐步转变为爱祖国、爱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原来在社会上就业和被监督改造的叛乱分子，经过二十年来的教育和改造，绝大多数人也已成为遵守政府法令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事实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绝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洛桑慈诚主持了03月17日的大会，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热地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西藏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参叛人员，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罪犯实行改造政策的胜利，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团结。
热地副主任说，在欢庆西藏民主改革二十周年前夕，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时，十分怀念在国外的藏族同胞。
他们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受尽了流离之苦。
我们希望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也希望达赖喇嘛，认清形势，消除疑虑，丢掉幻想，迷途知返。
要相信党的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等政策是一贯的，共产党向来是说到做到的。
我们坚信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一定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国内亲人团聚，参加祖国的建设。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党政军负责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出席了大会。
（附图片）
03月17日，拉萨市举行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大会。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井玉章将印有藏汉两种文字的释放证发给在拉萨地区服刑的一百四十九人。
新华社记者康松摄

中美两国音乐家在京联合演出
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圆满结束访问演出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今晚，中美两国二百一十七位音乐家在小泽征尔指挥下，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使波士顿交响乐团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在激动人心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还在回响，挤满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名音乐爱好者已经禁不住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文化部长黄镇等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主席台，同小泽征尔指挥和波士顿乐团第1小提琴约瑟夫·西尔沃斯坦，以及美中两国音乐家热情握手，对于他们出色的演出表示热烈的祝贺。
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最后一场音乐会以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开始。
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为美国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西尔沃斯坦协奏。
演奏后，西尔沃斯坦高兴地对记者说，我同中央乐团的合作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美好的经历，我非常高兴同他们一起演奏。
我们到中国来，一方面向中国音乐家传授我们的技巧，同时也向中国音乐家学到很多东西。
小泽征尔还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中国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憔、刘德海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小泽征尔对这一中国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他那饱满的激情和精湛的指挥艺术，同乐队的演奏和刘德海的独奏，水乳交融一起，博得了全场听众的高度赞赏和热烈喝采。
波士顿交响乐团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联合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使今晚的演出达到高潮。
中美两国音乐家艺术地再现了这部作品反映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封建斗争精神，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指挥家小泽征尔对此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
面对着这一场面，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满怀激情地说，这种联合演奏的盛况，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这是一次友好的合作和艺术交流，是我们中央乐团学习与提高交响乐艺术的一个好机会，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两国音乐家的友谊。
美国音乐家今晚还演奏了意大利著名歌剧作家威尔地的《命运的力量》序曲。
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中美两国音乐家还加演了中国《白毛女》组曲选段，和美国乐曲《星条旗永不落》。
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文化部向波士顿交响乐团赠送了花篮；
小泽征尔绕场一周向观众挥手致谢，整个首都体育馆内一片欢腾。
出席音乐会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贺敬之、王阑西、姚仲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中央乐团团长李凌等。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小泽征尔的母亲，也出席了音乐会。
（附图片）
波士顿交响乐团精采的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他们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时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王敬德摄

是妥协退让，还是团结斗争？
新华社记者述评
当前，苏联利用古巴和越南这两只鹰犬，从非洲、中东到东南亚，开展南下攻势，加紧寻求战略资源，抢占战略基地，控制石油航道，谋求尽快完成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部署。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严重挑战，向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提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怎样对待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
是妥协退让，还是团结斗争？
只要简略回顾一下近年来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疯狂程度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苏联霸权主义者的野心是要把整个地球都吞下去。
因此，它是贪得无厌的。
妥协退让决不可能使苏联霸权主义“适可而止”，更不可能使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能使它更加气焰嚣张，得寸进尺。
正如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文章指出：
“当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在地面上（有坦克、飞机和士兵支援）破坏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稳定时”，“以为只要我们稍许向它表示妥协精神，苏联就会同意改变其全球目标”，“这种乐观主义（毋宁说自杀性地拒绝正视现实）促使我们低估俄国人的决心。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危险的了。”
事实确是如此。
早在1975年，苏联第1次派遣古巴雇佣军武装干涉刚刚获得独立的安哥拉，使安哥拉陷于灾难深重的战火血海。
当时国际上对苏联的血腥罪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于是，在安哥拉得手后，苏联就把越来越多的古巴雇佣军派进更多的非洲国家，首先在非洲之角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现在，苏联军事专家和古巴雇佣军已经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红海的咽喉，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不安。
在西亚，苏联利用伊朗混乱局势，准备进一步向伊朗渗透扩张，企图直取波斯湾，威胁西方能源的供应基地，并且蓄谋取得南方不冻港。
由于苏联利用“西方古巴”在非洲横行无阻，尝到了甜头，于是它进而又在亚洲扶植一个“东方古巴”越南，作为自己在东南亚和亚洲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前哨”。
去年，当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挑唆和支持下大规模侵略柬埔寨和反华排华的时候，一些国家曾苦口婆心地奉劝它不要干涉邻国内政，改善同邻国的关系。
中国对越南当局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敌对行动，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并再三向它提出规劝和警告，期待它能够翻然悔悟。
但是，越南当局把所有这一切都当成耳边风，自认为有恃无恐，公然出动十多万军队，对柬埔寨发动希特勒式的闪电进攻，武装侵占柬埔寨，并把战火烧到柬泰边境，给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它不断挑起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得寸进尺，越来越猖狂，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苏联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行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在一次讲话中说，今天俄国人干坏事而不受惩罚，“正如希特勒干坏事而不受惩罚一样”，“我确实对这种威胁日感忧虑，真的倍加忧虑。”
怎么办？
世界各国，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敢于斗争，就能挫败苏联及其代理人的侵略阴谋。
去年05月，苏联同古巴在非洲腹地策划了“第2次沙巴事件”，企图利用雇佣军推翻扎伊尔政府，腰斩非洲大陆。
扎伊尔立即宣布全国总动员，奋起予以反击，并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援。
其中，摩洛哥等国除了给扎伊尔物资支持外，还派出自己的部队到沙巴前线同扎伊尔军民并肩作战。
此外，法国和比利时也当即派出伞兵协助扎伊尔。
最后，雇佣军被全部赶出扎伊尔，苏联的阴谋遭到了破产。
在亚洲，民主柬埔寨坚决抵制越南当局武力制造“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多次挫败越南当局策划的颠覆和政变阴谋以及武装入侵。
即使在越南侵略军在苏联支持下占领了金边和柬埔寨大片领土后，柬埔寨军民还是毫不屈服，开展了广泛的和持久的人民战争，使越南当局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潭。
但是，在苏联的庇护之下，越南侵略军至今还赖在柬埔寨不走。
世界人民正在期待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不为苏联滥用否决权所困扰，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制止苏、越侵略者。
最近，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越南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奋起还击，保卫了祖国的边疆，刹了越南当局恣意侵略的嚣张气焰，戳穿了它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苏联利用“亚洲古巴”向东南亚侵略扩张的计划遭到打击。
现实斗争的正反经验教训表明，那种认为通过妥协退让、息事宁人，或者用贸易、贷款、经济援助、输送技术的办法就能笼络或约束大小霸权主义的想法，完全是幻想。
加拿大《锻炼》周刊的社论说：
“世界人民不能袖手旁观，不采取措施来制止当前苏联的攻势，听任他们侵略一个又一个国家。
如果不反对这个恶霸，它只会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
“正象三十年代对希特勒的让步，只是大大地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气焰。”
阿曼《阿曼时报》02月01日的文章指出，面对苏联的威胁，西方国家不要“被这样一种错觉所迷惑：
只要这里给点礼物那里让点步，使苏联摆脱困难，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如果不采取对策，世界的这一部分（海湾地区）将有被切断的危险”。
文章主张，西方国家应该使用经济武器，制止苏联的威胁。
泰国《联合日报》03月10日的评论说：
“对于霸权主义，不论是大是小都不能姑息忍让，必须给予教训，否则它会得寸进尺。”
今天，形势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采取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共同对付苏联的侵略扩张，打乱它的全球战略部署。
苏联向哪里侵略扩张，就在哪里制止它。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阻止它的横冲直撞，缓和紧张局势，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柬伪政权承认革命军控制广大地区
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越南侵略军的刺刀支撑着的金边伪政权，最近不得不承认它面临种种困难，并且透露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控制着柬埔寨许多地区。
英国《每日电讯报》03月15日刊载的消息说，柬埔寨伪政权的电台03月14日广播的一个长篇报告承认，清除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他们广泛地撒在各地。
报告说，柬埔寨“是一个继续在混乱中的国家”。
“形势要求我们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构成危险的局面”。
报告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在将来严重影响”金边伪政权。
合众国际社03月14日从曼谷报道，这个报告说：
“我们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正视和努力去克服的严重弱点。”
它说：
“因为我们还不能够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人民的所有问题，所以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糟。”
越南通讯社03月14日报道，这个报告是由金边的“国防部长”宾索万作的。
在这以前，越南当局和柬埔寨伪政权的宣传机器一直说，柬埔寨伪政权已“控制了柬埔寨全国的所有地区”，“人民已经开始建设幸福生活”等等。

柬埔寨电台社论指出
越南侵柬战争遭到严重挫折困难重重
柬埔寨革命军解放磅士卑市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社论指出，越南黎笋—范文同集团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在各方面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困难。
社论说，越寇控制不了柬埔寨的整个领土。
柬埔寨农村的人口稠密区、经济区和土地肥沃的地区，绝大多数都控制在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手中。
柬埔寨人民仇视越寇，被越寇胁迫到敌人集中区的人民群众为数很少。
社论说，越寇根本不能完全控制战略运输线，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控制了大多数战略运输线的许多地段。
社论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在许多地方行使着自己的权力。
越寇在经济上也遇到严重困难。
他们劫掠的稻米既要养活侵略军，又不得不分出一小部分给被他们胁迫走的柬埔寨人民。
由于粮食不足，使许多柬埔寨人饿死和病死。
社论指出，黎笋—范文同集团在国际上极端孤立，日益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公众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侵略军，一些国家断绝了对它的援助。
它在全世界被说成是侵略者，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仆从，名声很臭。
社论说，越寇在国内的困难也日益严重，人民没饭吃，逃亡的人越来越多，青年逃避当兵，几百万人失业，越币贬值，物价上涨。
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使越南内部不稳。
社论说，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决心团结一致，狠狠打击越南侵略者，彻底粉碎黎笋—范文同集团对柬埔寨的侵略计划。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3月19日广播，柬埔寨革命军03月17日完全解放了磅士卑省省会磅士卑市。
据初步统计，革命军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敌人一百多人，打伤多人，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3月18日和19日广播，03月13日到15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省的尼米、诗梳风、特莫戈等地袭击越寇，打死八十多人，打伤多人，击毁和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03月10日到14日，革命军在西南大区的咋格雷丁等地打死越寇七十多人，打伤一批，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
03月11日，越南侵略军一个排从菩萨市到安东三坡去活动，遭到革命军的袭击。
这时，敌人又出动一个排，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前来营救，又遭到革命军的猛烈袭击，敌人仓惶逃回菩萨市，留下九个尸体。
03月13日到15日，革命军在四号公路上的芝罗河桥附近和四号公路战场的其他一些地区打死越寇二十四人，打伤一批，击毁大炮一门，缴获一批武器。
03月12日，游击队在磅逊港火车站打死越寇三人。
03月06日到12日，革命军在蒙多基里的戈涅、芝巴等地袭击越寇，打死八十多人，打伤一批，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武器。
03月05日和12日，革命军在桔井地区的普农斯罗、德列村打死越寇二十五人，打伤二十多人，缴获一批武器。
03月09日到12日，游击队在磅同战场的一些地区打死敌人三十人，打伤一批，缴获一批枪支。

江萨总理主张从冲突地区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表示虽然苏联否决了东盟提案，泰国将继续为此努力
新华社曼谷03月19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03月19日说：
“我们仍然主张从发生冲突的地区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
现在苏联已经否决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决议。
但是我们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他还说：
“东盟将严格遵循中立的政策。”
这是江萨在政府大厦会见中国交通部长曾生时所谈到的。
当天，泰国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也在政府大厦会见了曾生。
曾生率领中国政府海运代表团于03月18日到达曼谷。
新华社曼谷03月19日电据泰国报纸《民族评论》报道，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03月18日说，东南亚国家联盟不应由于苏联否决东盟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要求撤走这一地区外国军队的决议，而对其为实现印度支那地区和平的努力感到丧失信心。
江萨是在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后归来的记者招待会上谈这些话的。
他还说，东盟支持中国和越南直接会谈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谈到苏联否决东盟提出的决议时，江萨总理说：
“我们必须奉行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实现和平。”
他还说：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们也不希望外人对我们进行干涉。”

澳外长对苏否决东盟提案表示遗憾
新华社堪培拉03月19日电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03月18日发表声明，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关于东南亚局势的决议草案遭到苏联否决表示“遗憾”。
这一决议草案要求所有冲突各方将其部队撤回本国境内。
皮科克说：
在安理会讨论东南亚局势这一十分严重的问题时，东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是一项重要的主动行动。
他对东盟国家的这一行动表示赞赏。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完全支持这一决议草案体现的原则。
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对印度支那的局势给予巨大关注，直到那里的和平和稳定得到恢复为止。

秘报揭露越南在老挝推行扩张主义
新华社利马03月18日电秘鲁《商报》今天在星期天副刊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评论，评论指出：
所谓中国要对老挝进行战争的说法，是越南人及其同盟者宣传制造出来的。
评论认为，河内最近下令总动员是为了强迫越南人民“为它主要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和统治老挝出力”。
评论说，越南在1975年抗美战争（结束）后就在老挝开始推行它的扩张主义计划。
“现在，人们认为，这个国家实际上已被听命河内的五万士兵所占领。”
“因此，这就无法避免许多阶层人民起来反抗越南人。”
评论指出，中国一再声明在老挝没有一兵一卒。

艺术与友谊
——记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国
03月16日中午，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结束了在上海的访问演出，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和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西尔沃斯坦稍事休息之后，便前往他们将要为首都人民演出的剧场——红塔礼堂，同即将合作演出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的演员们见面，并马上开始了指挥排练的工作。
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排练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曲》和美国名曲《星条旗永不落》，以及由美国小提琴家斯维尔斯坦独奏、中央乐团乐队伴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这位杰出的国际指挥家在指挥时，全身都活动在鲜明的节奏之中，音乐感很强。
他用准确的动作来解释作品内容，用心灵去倾听来自各方的乐音，全神贯注地去组织各个声部，使之成为和谐的一体。
他的指挥是那样富有艺术感染力，首先感染了乐队，然后感染了听众。
人们赞叹说：
小泽征尔的指挥本身就是一首音乐。
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七百多位音乐工作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欣赏了小泽征尔的指挥艺术。
当排练在轻快的进行曲声中结束时，剧场舞台上下掌声和欢呼声雷动。
小泽征尔在受到中国音乐工作者们如此热烈的祝贺时，他没有忘记他的中国同行老友。
他四处寻找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和韩中杰。
当他从观众席中发现了李德伦时，立即跳下舞台，把李德伦拉上台去，在掌声、欢呼声中和他拥抱。
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制度国家中通过音乐而建立起如此难忘的友谊的指挥家，这时都激动得控制不住眼泪了。
东西方音乐的结合
这是小泽征尔一年之内第2次访问他诞生的国土。
第1次是去年06月。
他来华访问中央乐团，并指挥乐团交响乐队演出了中国作品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弦乐曲《二泉映月》、日本现代作品《伐木歌》以及欧洲古典交响乐作品。
演出结束后，小泽征尔见到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作曲者吴祖强时，紧握着他的双手说：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第1次听到它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自己来指挥演奏它，今天这个梦想实现了。”
小泽征尔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音乐家。
他曾经说：
“我是日本人，又是中国出生的日本人，同时代表西洋音乐。
我的经验是富有感慨的。”
他认为，使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正如使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一样，是他的责任。
因此，当他1976年第1次重返他诞生的国土，听了中央乐团演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就认为这部作品是“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的良好开端”。
他回国后，对乐团赠送给他的这部作品的乐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他努力去理解作品的内容，掌握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发现疑问立即给李德伦写信咨询。
因此，当他去年访华指挥演出这个作品时，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作曲家称赞小泽征尔对这部作品的理解相当深刻，处理很有特色，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形象。
一年前，小泽征尔实现了他亲自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这部作品的愿望；
现在，他又实现了他的另一个愿望：
在中国指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这部东西方音乐结合的作品，由中国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担任独奏。
这就是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举行首场演出的节目之一。
演出进行中，小泽征尔把他对这部作品的感情渗入到整个乐队——一个从未演奏过中国作品的西方乐队，使全体演奏员全神贯注地努力通过不大熟悉的音乐旋律来表达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次东西方音乐结合的、通过音乐语言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成功演出，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
小泽征尔的下一步计划是，邀请刘德海去美国演出。
他希望通过琵琶协奏曲的演出，发展和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同时，通过这一演出，让更多的朋友对他所进行的使东、西方音乐结合的实践活动有所理解。
良师和益友
03月18日中午，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排练演出之后，已经很疲劳了。
但是，他仍然决定放弃休息，应邀去中央音乐学院为指挥系学生讲一次课。
他受到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他们把他请进了学院礼堂。
在这里，音院附中的“红领巾乐队”已作好准备，由指挥系学生来指挥排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排练开始后，小泽征尔在观众席中听；
过了一会，便走上舞台。
他站进乐队中心，面对指挥者蹲下，认真地观察这位学生的指挥情况。
他发现这位学生的指挥动作未能表现作品的内容，也没有音乐感。
他起身走到指挥者旁边，耐心地启发他指挥时如何做到准确地表现每一个乐句的内容。
他特别强调指挥者要用心听，要用情动，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动作。
他一次又一次地以身示范，手把手地一连指导了三个学生。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许多坐在台下的乐队指挥也深感受益。
小泽征尔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这种感情，表现在他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关心上，也表现在他对中国音乐界年青一代的关怀和培养上。
去年访华回美后，他曾积极协助中央乐团在纽约选购了优质乐器。
他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
在上海，他发现了两个有才能的青少年大、小提琴手。
他看到中央乐团指挥力量不足，便决定为该团培养一个年青指挥。
他放弃休息、不辞辛劳地为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上课。
他把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和乐器赠送给上海和北京的音乐院校、音乐团体。
这次他率领著名美国波士顿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又为中国音乐工作者提供了观摩学习的机会。
小泽征尔先生的友谊，深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音乐工作者不仅赞佩小泽征尔先生的艺术造诣，而且还深深为他的忠于音乐事业和努力工作的精神所感动。
许多音乐家称赞：
小泽征尔先生是我们的良师和益友。
新华社记者潘荻魏秀兰

陈慕华副总理离开新西兰抵斐济访问
乔治·萨空鲍总督接见陈副总理
加尼劳代总理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据新华社奥克兰03月19日电陈慕华副总理今天结束了对新西兰为时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离开这里去斐济。
新西兰副总理托尔博伊斯等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苏瓦03月19日电应斐济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03月19日由新西兰的奥克兰乘飞机到达斐济首都苏瓦，对太平洋上的这个岛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陈慕华副总理一行在机场受到了斐济劳工部长戴维·托加尼瓦卢和夫人、教育部长塞梅萨·西基武和夫人、工程和交通部长利怀·纳西利瓦塔和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中国驻斐济大使米国钧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
陈慕华副总理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
她说，她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到斐济进行访问。
她希望，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苏瓦03月19日电斐济总督乔治·萨空鲍03月19日在政府大厦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陈慕华，同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乔治·萨空鲍总督说，马拉总理去年对中国的访问，使斐济对中国有了更加实际的了解。
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给斐济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乔治·萨空鲍总督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并请中国客人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新华社苏瓦03月19日电斐济代总理加尼劳副总理今晚在斐济首都举行宴会，欢迎来访的陈慕华副总理。
加尼劳代总理代表目前不在国内的卡米塞塞·马拉总理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他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
“伟大的太平洋连接着我们两国的海岸。
有人认为，这个大洋把我们分隔开了，而我却认为，是它把我们两国联结在一起。”
他说，斐济“对于所有那些在她独立初期就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表示感谢”，中国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在斐济“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陈慕华副总理在答词中，对于斐济在1970年获得独立后在维护主权、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和睦与团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祝贺。
她说：
中、斐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她指出，1975年两国建交已把中、斐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她表示希望，她的这次访问将能为两国友谊添砖加瓦。
斐济参议院议长蒙罗，首席法官格兰特，一些内阁部长及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下午，陈慕华副总理拜会了加尼劳代总理，同他进行了友好谈话。

近几年来，卢旺达不断发展水稻生产，取得了好收成。
这是卢旺达卡布耶稻区农民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

土耳其决定采取措施结束中央条约组织
新华社安卡拉03月16日电土耳其内阁03月15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决定根据条约的有关条款，按照（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考虑这个地区最近的形势发展，进行必要的接洽来结束中央条约组织，并且同这个组织的秘书处一起采取行动”。
这项声明说，这项决定是在内阁举行了两小时会议，讨论了伊朗和巴基斯坦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决定后作出的。
同一天，中央条约组织秘书长卡穆兰·居兰（土耳其人）说，土耳其政府的这项决定是要废除、结束中央条约组织，而不是退出这个联盟。
如果不是这样，就必须等到明年年底，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退出才能生效。
他还解释说，在土耳其外交部向中央条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后，必须召开一次成员国正式代表参加的“作决定的会议”，来废除这个联盟。

埃及和巴基斯坦加强农林牧业合作
巴基斯坦和埃及农业联合咨询委员会最近举行了第2次会议。
会议决定两国在农业、园艺、畜牧和林业等方面加强合作。
委员会同意，在棉花生产方面，制订联合研究计划，交换科学情报、统计资料和文献。
埃及政府将接待巴基斯坦专家去埃及研究棉花的种植技术。
在小麦生产方面，两国将互派专家交流经验和科学知识。
埃及将派人员到巴基斯坦研究培育高产、抗病的小麦良种。
委员会还同意，双方在甘蔗、芝麻、花生、橄榄、枣椰树、观赏植物等的种植以及牲畜、家禽的饲养等方面进行合作。
双方同意，必须为加强和扩大合作做出特别的努力，因为这是互利和符合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
这个农业联合咨询委员会是根据两国1973年在开罗签订的一项议定书建立的。

塞拉利昂总统号召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不久前在一项文告中号召塞拉利昂农民加倍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史蒂文斯总统说：
“我主张1979年的新的口号应当是全力投入农业。”
他还说，塞拉利昂竭尽全力鼓励所有正在从事农业的人，为此将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农民供应肥料和拖拉机等措施。

大平首相强调日本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卫力量
福特说美不希望太平洋地区任何国家谋求霸权
新华社东京03月18日电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今天说，日本的“防卫力量，不应给予别国威胁，然而必须是一支真正具有抑制力的防卫力量”。
大平首相是今天在横须贺举行的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这番话的。
他说，他将努力建立一支有节制的然而是高质量的防卫力量。
他说：
“在扩充防卫力量的同时，综合地集中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的创造力量等，才能确保日本的安全。”
他主张，为了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谋求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做出积极的外交上的努力。
新华社东京03月18日电正在对日本进行访问的美国前总统福特03月17日在大阪说，“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写有反霸条款”。
他说，“作为美国来说，也不希望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谋求霸权。
美国虽然打算积极参与亚洲的事情，但是，不谋求霸权，也不希望别的国家谋求霸权。”
福特是在日本关西电视台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这番话的。
他在这次座谈会上还谈到对亚洲形势和日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美日安全条约“不仅在外交方面，而且在防卫和经济方面也都是一个基础。
它是一个支柱。”
“总之，（美国）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太平洋地区是最重要的基石。”
福特还说，“作为日本来说，在日本宪法的限度之内维持一支现代化的防卫力量是必要的。”
他说：
“当受到某种挑战时，维持日美之间能够进行合作的体制是重要的”。
福特在谈到当前美日两国之间的经济问题时强调要进一步相互理解和协调。
他说：
“决不能伤害日美两国之间持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福特是应日本关西电视台公司的邀请，于03月14日抵达大阪，对日本进行访问的。

尼迈里总统谴责外国威胁中东和红海安全
泰国刊物揭露苏联向伊斯兰世界扩张
新华社喀土穆03月15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今天说：
“我们强烈谴责外国军队、外国顾问和古巴走卒干涉南北也门的冲突。
这种危险的干涉威胁着中东和红海地区的安全。”
尼迈里总统是在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尼迈里总统说：
“外国的影响、外国的压力和外国的干涉构成了威胁非洲、阿拉伯世界和第3世界的安全和稳定的主要危险。”
他强调说：
“完全依赖外国和外国军队，最终必然导致损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他说：
“我们对乍得局势的恶化感到不安。
我们将继续努力恢复乍得的安定，敦促冲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
“我们将继续努力制止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武装冲突，敦促双方和平解决争端。”
他说：
“我们将继续斗争直到整个非洲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得到解放。”
“我们站在阿拉伯世界一边谋求和平。
我们希望，谋求和平的努力将导致中东问题得到全面、公正的和平解决。
解决的基础是：
以色列军队从被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收复耶路撒冷，保障中东地区各国的安全和统一。”
尼迈里在谈到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时说，从一九六八——六九年度到一九七八——七九年度的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五亿八千四百万苏丹镑增加到二十七亿苏丹镑。
外贸总值从1969年的一亿七千八百万苏丹镑增加到1977年的六亿一千五百万苏丹镑。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一九六九——七〇年度到一九七七——七八年度，花生产量从三十八万五千吨增加到一百万吨，高粱从一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二百万吨，小麦从十一万吨增加到三十二万吨。
新华社曼谷电 泰国《民族评论》03月05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几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的事态再一次清楚表明，“北极熊”正在企图偷偷地溜进伊斯兰世界。
社论说：
“苏联闯进伊斯兰世界的行动只不过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长期历史中的最新表现而已，这一行动的开端要远远地追溯到沙皇时代。”
社论说，近来，苏联继续在波斯湾周围地区制造一股强大的势力，其兴趣集中于为现代战争机器提供燃料所必需的石油。
社论指出，在某些国家，苏联是通过把几千名顾问派进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通过组织一些听命于莫斯科的政治集团来进行控制。
社论说：
“从长远看，穆斯林世界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苏联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渗透的努力，几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布热津斯基访问沙特、约旦和埃及
新华社开罗03月19日电据中东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埃及的访问，今天离开开罗回国。
布热津斯基是03月18日晚从约旦到达开罗的。
他向萨达特总统通报了他同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领导人就中东形势和埃以和约草案进行会谈的结果。
布热津斯基同萨达特进行会谈后发表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努力以保证使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得以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在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向哈立德国王等沙特阿拉伯领导人通报了卡特总统最近中东之行的结果。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伊本·费萨尔在利雅得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沙特阿拉伯同美国已就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继续进行接触一事达成协议。
在约旦首都安曼停留期间，布热津斯基同侯赛因国王进行了会谈。
会谈后，约旦宫廷总管谢里夫·阿卜杜勒·哈米德·沙拉夫说，美国和约旦的会谈是“坦率和有益的”。
他说，约旦所接受的和平必须实现阿拉伯的一切正义要求，包括以色列从被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耶路撒冷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他们的自决权利。
新华社北京03月18日电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今天离开利雅得前往约旦。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昨天晚上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及其一行并同他们举行了会谈。
昨天下午，布热津斯基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
据利雅得方面的消息，布热津斯基是03月17日到达沙特访问的，目的是向沙特阿拉伯领导人通报美国总统卡特最近访问埃及和以色列的情况。

波恩的防务辩论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丁仰炎
最近一个多月来，西德政界和新闻界广泛展开了一场防务政策大辩论。
联邦议会里激烈的争论，大小报刊连篇累牍的分析和评论，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专文和声明，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西德的这场防务政策辩论其实已经酝酿得相当久了。
早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1阶段协议签订后，西方就失去了足以对苏联在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优势发生平衡作用的东西，西德和西欧的防务就出现了漏洞。
随着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2阶段的进展，特别是苏联在会谈期间急剧地发展了不在谈判范围之内的SS—20型中程核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之后，欧洲地区力量均势的遭到破坏和西欧防务上的巨大漏洞已越来越明显，人们的不安也越来越增加。
从1977年下半年起，西德总理施密特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了西德的忧虑。
今年年初，西方四国首脑瓜德罗普会议对苏联SS—20型导弹对西欧的威胁表示“不能再容忍”之后，这场辩论已是箭在弦上。
不久前西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魏纳关于苏联的军备是“防御性”的言论则对这场辩论起了“引爆”的作用。
辩论中，争论的各方在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即：
苏联现在在欧洲占有常规军事力量和中程核武器的巨大优势，这破坏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形成了对西欧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
西德联邦政府在对联邦议会的长篇答辩中列举数字指出：
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在中欧地区驻有五十八个师而西方只有二十八个师，双方兵力相差约十五万人，此外，苏联在其本国西部的三个军区还有三十三个师随时可以增援。
华约国家在此地区有坦克一万九千辆，作战飞机二千八百架，而西方只有坦克六千五百辆，飞机一千七百五十架，而且苏联在其本土西部的三个军区还有八千五百辆坦克和一千一百架作战飞机。
此外，华约在欧洲海域还有二百六十艘攻击型潜艇威胁着欧美间的海上通道。
但是引起西方日益增长的忧虑的，还是苏联最近几年来制造和部署的SS—20型机动中程多弹头核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
由于西方目前并无相应的足以与之对抗的武器，苏联的这种中程核力量“对欧洲盟国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威胁”。
但是魏纳等少数人认为，苏联在欧洲的这种军事优势是“防御性”的，只是出于“维系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需要。
这种看法不仅受到西德广大舆论和反对党的强烈反对，西德外长根舍对此也表示不能赞同。
根舍在他的长篇声明中指出：
“很明显，苏联的军事力量已超出了防御的需要”，“军事上的优势使其对方产生了受到威胁的感觉和起了不稳定的作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副司令、西德将军施米克勒指出：
“苏联军备的特征是进攻性的”。
西德前国防部长勒伯尔也指出，人们必须估计到，苏联有可能利用它拥有的“战略分量”对别国进行讹诈。
苏联在欧洲的这种军事优势，尤其是中程核武器的优势，对西欧、特别是对西德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呢？
大家知道，北约目前的战略是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即北约有三级防御手段：
常规防御、战术核防御和战略核防御。
当对方进行常规攻击时，北约可进行常规防御；
当常规防御无效时，可进行战术核防御；
如再抵挡不住，则可升级为战略核防御，动用美国的战略核导弹。
但是现在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处于均势，而苏联在欧洲又占了中程核力量的优势，西方没有与之抗衡的武器，这样“灵活反应”战略就成了问题。
西德前国防部长勒伯尔最近发表长文指出：
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华约发动进攻，北约的常规防御抵挡不住，不得不动用战术核武器时，苏联就可用SS—20型导弹摧毁设在西德的战术核武器，而北约的战术核武器却打不到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会不会冒着本国也遭受SS—20打击的危险而使用它们为数不多的中程核武器呢？
美国会不会冒一场核大战的风险而动用战略核武器去摧毁苏联的SS—20呢？
勒伯尔认为，这些都是相当成问题的。
因此，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苏联来说，发动一场针对西欧、特别是针对西德的常规战争已是风险不大而“成了可以进行的了”。
对于这一估计，迄今为止，还未看到有人在辩论中出来公开加以驳斥。
那么怎样来对付这种战略性的威胁、重新恢复在欧洲的力量平衡呢？
以西德反对党防务政策发言人韦尔纳为代表的一种主张是：
“在欧洲，北约需要有自己的中程武器。
必须在北约同苏联就灰色区域武器（按：
指其射程介于战略核武器与战术核武器之间的核武器）谈判一开始、或者最好在此之前，就着手生产和部署这种武器”。
其理由是，根据同苏联进行裁军谈判的长期经验，如果自己手里没“王牌”而要苏联作出让步，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魏纳为代表的一些人却认为这是先扩军再裁军，是和裁军的原则不相容的；
并会影响到缓和的进展。
他们主张先进行谈判，而在谈判实在无法进展、苏联坚决不肯让步时，西方再考虑采取加强防御的措施来求得力量的平衡。
大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主张。
西德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是：
欧洲盟军的力量要足以“挡住一场大规模进攻的第1次攻击波，以便联盟能动员后备力量，进行增援，以及必要时决定使用核武器”，同时“要利用出现的机会，通过谈判缩小中程武器上的差距，以达到核力量对比的稳定”，与此同时，“西方必须使自己有可能用武器的现代化来弥补已经出现的漏洞”。
也就是说，西德政府是主张一面生产和部署中程导弹一面继续进行裁军谈判的。
制造中程导弹对西方来说问题不大，但是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却并不简单：
北欧各国平时不同意在自己的领土上存放核武器，英、法有自己的中程导弹，除了荷、比、卢之外，西德就成了北约中程导弹唯一可能驻扎的现实地点了，而这正是西德联邦政府竭力想避免的。
因而西德一再声明，生产和部署中程导弹是整个联盟的事，应由整个联盟来作出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西德反对党的一些政治家主张，如果西欧其他国家不同意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北约的中程导弹，西德一家也要同意。
据接近西德政府的新闻界透露，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看得见的困难，要很快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面谈到的一些问题外，西德这次防务辩论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西德《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费尔特迈尔就提出，过去美国承担了对西欧提供“核保护伞”的全部责任，现在，在中子弹和中程导弹的生产和部署上，美国却要西欧来共同负责作出决定，这是不是美国的态度有了变化？
还有人在探讨：
苏联和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何在？
西德前海军少将波泽尔在《世界报》上撰文指出：
苏联是在大唱“缓和”的期间发展成为一个一等军事强国的。
限制军备和控制军备的谈判并没有结束军备竞赛，相反，双方在军备上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了。
因为苏联单方面利用“缓和”，使它“在原来落后的领域至少达到了均势，而在它原来占了部分优势或基本优势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总之，西德的这场防务辩论说明，苏联在西欧的咄咄逼人的常规武装优势和中程导弹优势，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它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已逼得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探讨对付的办法。
这场大辩论现在还没有结束，其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过了西德，而牵连到整个西欧和美国。

苏联改装多弹头洲际导弹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军方掌握的最新材料表明，苏联正在把它的威力最大的多弹头洲际导弹——SS—18加以改装，使之能携带十四个弹头。
据报道，这一情况引起了美国有关当局的不安。
美国国防部人士认为，这可能给目前正在进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带来一些“可能是严重的问题”，从而推迟一项新的条约的签订日期。

访摩洛哥加尔卜平原灌溉区
争取粮、糖、奶、油和肉自给，这是摩洛哥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建设灌溉区，扩大高产稳产田，是它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之一。
现在，经过独立以来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的努力，摩洛哥全国已建成了九个大型灌溉区，灌溉面积从独立初期的六万五千公顷，跃增到1977年的五十一万公顷。
这些灌区，已逐步成为摩洛哥自给的食品生产基地，它生产的农副产品，食糖能满足全国需要的百分之六十五，奶制品和食油各能满足百分之六十一和五十四的需要。
此外，它还给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肉、柑桔和蔬菜等农产品出口。
记者最近访问了摩洛哥最大的灌溉区——加尔卜平原，纵横数百公里，看到的建设成就，听到的开发经验介绍，十分令人鼓舞。
位于摩洛哥西北部的加尔卜平原有三千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暖和。
全国最大的塞布河穿过平原的中部，直泻大西洋。
在殖民统治的岁月里，由于水利失修，每逢三、五年就要遭一次水灾。
大片的土地是望天田，一年只能种一季产量很低的麦子。
一碰到旱季，除了树木之外，遍野枯草，整个平原成了漠漠的荒原。
独立以后，摩洛哥政府制订了建设水库，扩大塞布河灌溉面积，开发加尔卜平原的积极计划。
千年沉睡的平原到处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现在，一座大型水库已出现在塞布河上游，灌溉着两岸七万多公顷的耕地。
据地区开发局的官员介绍，去年夏季这一灌溉区生产的商品粮达三十万吨以上。
三万公顷的甜菜和六千公顷的甘蔗也获得了好收成，生产的糖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菜牛和奶牛已发展到十八万头，其中良种奶牛三万多头，每月可提供一千万公升以上的牛奶，制成各种奶类食品供应市场。
一九七七——1978年度共生产了柑桔等水果四十五万吨。
此外，还生产棉花、向日葵和蔬菜等。
品种繁多的经济作物以及水稻、蔬菜，都是发展了灌溉以后才在加尔卜平原灌溉区安家落户的。
例如，甜菜的种植开始于1963年，甘蔗生产时间更短，只有五年的历史。
我们来到塞布河两岸已建成的灌溉区，只见郁郁葱葱的甘蔗与柑桔园，黄熟待收的水稻田与黑白相间的羊群，比比皆是。
大小水泥制的灌溉渠纵横田间，一座座抽水站沿河耸立。
正在建设中的灌溉渠，推土机在平整土地，工人们在紧张地安装灌溉渠，增添了旱季平原的无限景色。
陪同参观的主人向记者介绍说：
从1926年到摩洛哥独立前夕的三十年，殖民统治者在塞布河南岸的一个地区才搞了一万四千公顷的灌溉面积。
现在，在政府的努力下，我们把这一地区的灌溉面积扩大到二万八千公顷。
整个加尔卜灌溉工程的总面积要达到二十四万七千公顷。
这个雄伟的工程分三部分，第1部分工程已完成，灌溉面积为三万五千多公顷；
第2部分工程正在施工，面积达六万五千公顷；
第3部分工程正在研究具体施工方案。
我们参观已建成的第1部分工程，只见沿河十二个抽水站，正在抽水。
主人自豪地告诉记者：
每个抽水站可以灌溉一千六百公顷到六千公顷的面积，其中有一个1977年春天投入使用的喷灌站的水塔高达八十二米。
我们在高塔第2层的窗口上瞭望，只见离塔不远的几块甘蔗田里，喷灌正在均匀地“下雨”。
主人介绍说：
在摩洛哥大田上使用喷灌，仅仅还是开始。
喷灌比其它灌溉节省水和电，效果更好。
使用了喷灌的甘蔗，长得茁壮异常，有一丈来高。
每公顷预计可收二百吨甘蔗。
参观了加尔卜平原的灌溉工程，使人赞叹不已。
这样巨大的规模，又如此快的建设速度，它充分表明了摩洛哥政府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后，发展民族经济与争取食品自给的气魄和决心。
可以预见，摩洛哥的农业生产将更加繁荣。
新华社记者陆成哲

霍梅尼接见朝鲜特使
伊朗正式要求参加不结盟运动
新华社德黑兰03月18日电据德黑兰报纸报道，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昨天接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使、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
许锬副总理是在03月16日到达德黑兰的。
他向霍梅尼递交了金日成主席给他的一封贺信。
新华社德黑兰03月19日电 伊朗副总理、政府发言人恩蒂扎姆03月18日在这里宣布，伊朗正式要求参加不结盟运动。
他说，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主要条件是不加入军事条约和在本国没有外国基地。
他还说，伊朗是在退出中央条约组织之后决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

非洲国家积极发展农业科学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在大力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重视对农业科学的研究。
在农业科技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方面，它们成立了各种专业研究机构，兴建高等院校，举办科学讨论会等。
喀麦隆在去年05月成立了全国农业机械研究和试验中心，以加强研究和适应适合喀麦隆自然条件的农业机械，并培训农机人员。
赞比亚独立以来共建立了十一个农业研究站和几十个研究分站，促进了农业科学的研究。
其它非洲国家也根据各自条件和需要，积极开展对农业科学的研究。
现在，不少非洲国家已在农业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尼日利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局去年公布的一千三百项科研题目中，包括了农机研究等领域，这些研究题目分别由九百多名尼日利亚科技人员承担。
尼日利亚的一个科研机构用高粱芽酿制啤酒的试验，已获得成功。
加纳“克瓦奔亚”核研究机构正在研究把核能用于粮食保管、防治虫害、牲畜繁殖、土壤肥力考察、育种和估计地下水源等项目。
这个研究机构在用核能辐射可可豆、玉米以防霉、虫害等的试验中，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赞比亚科研机构从中美洲引进很多玉米品种，经过改良，培育出了适合本国自然条件、抗虫能力强、产量高的杂交良种，并已在本国推广。
赞比亚科技人员对土豆的病虫害采用生物防治法的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
其它非洲国家的农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成绩。
为了发展农业科学研究，非洲国家之间广泛加强合作，交流研究成果。
去年03月，西非科学协会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第11次会议，三百多名西非各国科学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包括农业、抗旱等方面的问题，交流了经验。
05月，十七个非洲国家在坦桑尼亚举行非洲技术转让、改进和发展中心部长理事会会议，讨论非洲技术发展问题。
08月，三十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促进非洲科技发展的问题。
此外，不少非洲国家还加强同第2世界国家的农业科学研究合作，也获得了成效。

非洲简讯
西非稻米发展协会培训技术员
西非稻米发展协会不久前举行特别野外演习日，作为在利比里亚芬德尔的训练中心举办的稻米生产技术人员训练班的结束。
这个协会的十三个成员国的三十名学员参加了这次为期六个月的训练。
喀麦隆举办牲畜饲养评比会
喀麦隆畜牧和畜产工业部不久前在全国举办一九七八——1979年度牲畜饲养评比会，以促进本国畜牧业的发展。
最优秀的饲养员获得七万至十万非洲法郎的奖金。
评比的牲畜有牛、马、羊、猪以及鸡、鸭、鹅等家禽。
刚果成立粮食作物局
刚果最近成立了粮食作物局。
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粮食生产，执行政府关于生产玉米、花生和稻谷的计划，同时负责推广农业技术。
乌干达提高棉花收购价格
乌干达合作社和市场管理部发言人最近宣布，在一九七八——1979年度棉花收获季节，每公斤收购价将从三个乌干达先令提高到五个乌干达先令。
棉花是乌干达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七十年代初，乌干达的棉花年产量一般为四十万包（每包一百八十五公斤）。
但是，最近几年来，棉花产量有所下降。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