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陆川县改变过去全县生产“一刀切”的作法，各社、队根据气候、土质等特点，适时进行春播，秧苗出的又壮又齐。
这是清湖公社西瓜坡生产队的社员在护理秧苗。
新华社记者 陈国湘摄

大地冰雪消融
辽宁加紧备耕春耕
新华社沈阳03月13日电目下辽宁大地冰雪消融，备耕春耕季节已经到来。
地处辽、浑、太子河流域以盛产水稻而著称的沈阳市苏家屯区，各社队正在突击打井，准备春播时防旱用。
到03月初，全区已经打好机井七百零一眼。
历史上多春旱的凌源县，今年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加快前进步伐，已经春灌耕地十一万亩。
辽西朝阳地区和昭乌达盟，到02月底已经对八百六十三万亩耕地实行了耙压保墒，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耕地分别耙压了两遍到三遍，并且有一百多万亩实行了冬灌与春灌。
目前全省农村普遍积肥，准备使用到即将开始的春耕和春播上。
为适应大力普及和推广增产经验的需要，省农业领导部门邀请省内的一批专家、教授，在辽阳开办了专门的师资训练班，为各地进行农技训练班培养师资。
春节前后，锦州、沈阳、鞍山、旅大等地区，已先后开办了农业技术、抗旱稻种、杂交制种、良种繁育、改良土壤和植物保护等训练班一百多期，培养出各种农技和管理人员三万二千多人。

把国家计划指导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统一起来
因地制宜落实棉田面积
新洲县发动群众讨论棉花种植计划，落实政策调动棉农积极性，备耕工作全面开展
本报讯 盛产棉花的湖北省新洲县，去年战胜了罕见的干旱，夺得棉花丰收，粮食和其它多种经济作物都获增产。
今年，如何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争取棉花生产更上一层楼？
县委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棉花生产的经验教训，落实政策措施，因地制宜落实了国家三十万亩棉花种植计划。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棉花生产花工多，成本高，棉花生产政策往往又落实不好，担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会影响国家分配的棉花种植计划的落实。
县委认为，国家计划和尊重社队自主权应该是统一的，我们要认真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采取正确的经济措施，把棉花生产搞好。
新洲县是个老棉区，干部和群众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十多年来，棉花面积一直稳定在三十万亩，产量比较高。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也确实有少数地方搞强迫命令，硬要把不宜种棉的地方种棉花，结果花了力气，得不到经济效果。
他们从多年的实践中看到：
国家下达的棉花种植计划是符合新洲实际情况的，至于少数地方棉花生产上出现不切实际的种植状况，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春节以后，新洲县自下而上，放手发动群众，反复协商，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和本地自然条件，民主制定出今年农业生产规划，落实了棉花种植计划。
那些不宜种植棉花的荒山石子地安排种黄豆、杂粮，亮沙地安排种花生；
一些经过改良土壤后的耕地和丘陵岗上水利条件稍差的塝田改种棉花。
这个县的双柳公社，经过摸底调查，群众讨论，认为过去的三万一千亩棉地中，有一千八百多亩沙地不宜种棉花，今年安排种植花生、黄豆、芝麻等作物。
为了不减少棉花种植面积，把一向种杂粮的一千五百多亩耕地加以改良，增施农家肥料，全部改种棉花，并将原来安排轮作换茬的三百多亩地也种上棉花。
经过落实，全县三十六万亩旱地，除苗圃和其它多种经济作物占地外，国家分配的三十万亩棉花种植计划，落实到了大队、生产队和田块，做到国家计划、公社规划、生产队种植三对口。
为了把棉花生产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县委强调落实政策，调动棉农积极性。
全县普遍实行“五定一奖”（定种植面积、定产量、定交售任务、定自产粮、定口粮标准，多卖棉花奖售粮食或化肥），规定棉区口粮标准不低于周围粮区社队。
从县到队层层建立了负责棉花生产的领导班子，加强生产责任制，实行定额管理，搞好劳动计酬，使棉农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棉花生产成果。
在增产措施上，他们根据棉田地力有所减退的情况，组织劳力积肥造肥，管好绿肥，增加有机质，准备营养钵用料，已给三十万亩棉田普遍下了一层底肥。
各级党委还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推广国内外科学植棉的先进技术，精选棉种，革新、研制棉田机具，着力解决棉田中耕问题。
现在，棉田备耕已在全县蓬勃展开。

按自然规律调整作物布局和种植计划
天山南麓适时播完早春作物
新华社乌鲁木齐03月13日电天山南麓开始春耕。
和田地区和吐鲁番地区春小麦、大麦、油料等早春作物都已适时播完。
北疆各族社员和农垦战士正在突击积肥运肥、精选良种、检修农机具，迎接春耕。
新疆地区辽阔，各地气候和自然条件差异显著。
按自然规律办事，因地制宜，是新疆今年春耕春播的突出特点。
吐鲁番盆地气候炎热，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适宜发展无核白葡萄和哈密瓜。
今年这里新定植的两万亩葡萄园在开犁前就已落实到地块，相当于原有葡萄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哈密瓜的种植面积也比去年增加很多。
石河子地区和昌吉回族自治州适宜种植甜菜，今年这里国营农场甜菜种植面积比去年增长了三成。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属十六个农场分布在塔里木、库尔勒和焉耆三个垦区，自然条件差别很大。
前几年上级下达生产指标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结果吃了亏。
去年入冬后，农垦局的负责同志和农业科技人员分别深入到各场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作出了全州农垦系统作物布局和种植计划，强调各团场、连队有适当调整作物面积的自主权。

李副总理会见克劳森行长
欢迎美国美洲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美国美洲银行行长克劳森一行。
会见时，克劳森行长对李副总理说：
中国的建设计划很宏伟。
美国人民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期待着有互相帮助的机会。
我们希望在北京建立美洲银行代表处，以利于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李副总理说，我们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可以加强往来，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合作得很好。
我们欢迎美洲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
克劳森行长是应中国银行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3月10日到达北京的。
乔培新董事长在昨天会见了克劳森行长一行。
美洲银行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美国美洲银行行长克劳森一行。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李成文、陶少文、岩龙为国光荣献身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授予英雄称号
号召指战员学习英雄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新华社云南边防前线03月13日电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决定授予某部战士李成文、陶少文以“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称号，授予某部傣族战士岩龙以“孤胆英雄”称号，并号召边防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李成文是某部三连四班副班长。
02月17日下午在还击老街西北坝洒县新良寨越军的战斗中，为了摧毁一个炮火不易击中、又难于安放炸药包的敌碉堡，他毅然手托炸药包靠在碉堡壁上拉燃炸药包的导火索，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打开了冲锋的道路。
陶少文是某部九连副班长。
当部队攻打越南老街东北五十公里的木桑高地时，遭到敌暗堡里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的袭击。
陶少文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紧握爆破筒跃到敌人地堡前，在即将爆炸的瞬间用力把爆破筒塞进去摧毁了敌人的地堡。
部队前进的障碍扫除了，陶少文为保卫祖国边疆光荣牺牲。
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的岩龙是某部五连四班傣族战士。
02月21日在一次激战中，他机动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只身巧妙地转到敌人侧后，一个人先后歼敌二十名。
02月25日，在攻打朗多越军时，他又奋不顾身地猛冲猛打，为祖国、为人民光荣献身。

柳州铁路局加快运输春耕物资
据新华社南宁电柳州铁路局广大职工齐心协力地加快运输各种物资，支援春耕，铁路线上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为了不误农时地支援春耕，广大职工千方百计提高运输效率。
南宁铁路分局装卸车间的工人把六十吨和三十吨的平板车作了比较，发现使用三十吨的平板车装运拖拉机可节省三分之一的吨位，便用三十吨平板车承运拖拉机。
柳州铁路局所属黎湛线上的玉林车站，运输计划切合实际，采取的措施得力，春耕物资运送及时。

福州部队支援地方春耕
新华社福州电本社记者褚言义报道：
入春以来，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农村支援春耕生产。
春节刚过，许多部队领导机关就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号召指战员把支援农村社队搞好备耕、春耕作为拥政爱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部队纷纷派出支农小组，走村串寨，积极协助驻地社队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制定生产计划，发动群众搞好春耕生产。
驻闽中地区某师抽调四百五十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九十四个支农小组，深入驻地五个公社二十一个大队、八十多个生产队，用夜校、学习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
“济南第2团”派出五个支农组，帮助驻地两个生产队搞好分配，合理安排劳力，使备耕、春耕工作搞得又快又好。
在支援地方备耕和春耕生产中，许多部队的技术单位大力帮助社队做好农业机械的维修保障工作。
有的建立了驻地社队农业机械情况登记，定期派人帮助检修；
有的克服困难，帮助社队修复一台台旧机器；
有的还结合维修农机，为一些社队培训了技术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备耕、春耕以来，各部队共为地方修理各种农机具九百七十多台（件），帮助社队培训农机技术人员一百八十多名。
各部队很注意帮助地方及时解决备耕、春耕生产中的各种困难。
不少部队派出车辆，把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送往山区和一些边远的社队。
许多部队还抽出大批人力和机械，及时支援一些春耕生产任务重的社队。

要把棉花种足种好
本报评论员
棉花是我国主要经济作物，棉产品是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物资。
近几年来，不少棉区加强领导，发动群众，保证棉花面积，提高棉花单产，多产棉，多卖棉，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就多数棉区来说，棉花生产徘徊不前，有的还严重下降，影响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以致棉花生产成为农业生产中突出的薄弱环节之一。
据各地反映：
今年不少地区棉花种植面积有下降的趋势，值得引起有关领导高度重视。
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工作，落实植棉计划，保证把棉花种足种好。
党和国家一向重视发展棉花生产。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每年亲自主持召开棉花会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给棉区干部和群众极大的鼓舞，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
我们要进一步对棉区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识大体、顾全局的教育，要从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战备需要来考虑，坚决落实国家植棉计划。
同时，对于发展棉花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解决。
棉花生产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保证实现国家生产计划，要制订合理的价格政策，安排好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供应，使种棉花和种植其它作物一样能够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
今年，国家已经决定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对棉子油、棉短绒也适当提高收购价格；
对保证棉农口粮和必需的生产资料供应也采取了措施，体现了国家对棉农切身利益的关怀。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多年破坏，我国的经济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发展棉花生产中的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调整解决。
这一点，应该向广大棉区干部群众讲清楚。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做好工作，棉区广大干部群众会积极把棉花生产搞好。
在棉花生产的领导工作中，要正确处理落实国家种植计划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关系。
最近，各地注意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只按“长官意志”办事的错误领导方法，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安排生产，这是很对的。
今后要坚持这样做。
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顾国家计划，放任自流的倾向。
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统一起来。
国家安排的棉花种植计划，既考虑了国民经济的要求，又注意到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安排各省、市、区的植棉面积，是经过多年调整、逐步稳定下来的，现在的历史形成的棉田布局，是基本合理的。
比如，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绝大部分安排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省份。
这些地方，大多数是老棉区，自然条件适宜种棉，群众有多年的植棉经验，棉花加工、收购网点形成了体系，多数又在纺织工业中心的周围。
在这些棉区中，又有一批棉田面积比较集中的县，在我国棉花生产中起着骨干作用。
一定要保持这些地区棉田面积的相对稳定。
近几年来，这些棉区中，有些社队反映棉花单产低，要求少种。
其实，这些社队棉花单产低，一般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不适于种棉，而是某些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很多地区的实践证明，只要认真落实棉区经济政策，调动起群众植棉积极性，加强管理，讲究科学植棉，是完全可以做到高产稳产的。
棉花播种时节已经快到了，许多地方已先后召开了棉花生产会议，对棉花生产作了部署。
棉区各级领导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保证棉农口粮供应的通知，落实种植计划，搞好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不失时机地抓好棉田的备耕和播种工作。
各级领导还要组织有关部门，努力解决棉区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切实搞好种子调剂和化肥、农药、农械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把各行各业的力量动员起来，同心协力，夺取今年棉花丰收。

进一步调动辅导员积极性，蓬勃开展少先队工作
团中央决定表扬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将于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三十周年授予光荣称号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共青团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表扬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通知。
通知说，我国少年儿童组织已恢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发展成一支拥有一亿一千多万名队员的组织。
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亲密朋友，是少先队工作的直接指导者。
他们努力恢复和发扬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创造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经验，为发挥少先队组织的作用，培养少年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辅导员。
为表彰辅导员的先进思想和优秀事迹，传播他们的工作经验，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紧紧跟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形势要求，蓬勃开展少先队的工作，共青团中央决定，将于今年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三十周年之际，表扬一批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由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颁发奖状、奖章和奖品。
受表扬的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
热爱少年儿童，热爱少先队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有创造精神，在开展队的活动中有显著成绩；
善于发动社会力量，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共同做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
爱护少年儿童，敢于向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现象作斗争。
通知要求各级团委应在党委领导下，把评选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评选时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保证质量。
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广大少先队辅导员，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把少年儿童一代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为什么盖了房子住不上？
近年来，北京许多房子盖完了住不进人，有的甚至一拖好几年。
国家投资不能发挥效益，群众住不上房，实在令人着急。
东郊农展馆南团结湖居住区，第1期工程共有住宅面积二十六万多平米，从1976年开始建设，两年多来已完工和接近完工三十三栋（十二万多平米），但直到去年年底只有八栋交付使用。
前三门大街规划安排了住宅三十八栋（约四十万平米），到去年底已竣工和接近竣工的近三十六万平米，但现在只有六栋住宅（六万多平米）住上人。
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比较普遍的。
为什么盖了房住不上人？
原因主要有两条。
第1是市政工程跟不上。
团结湖居住区的建设是先地上后地下，先把房子盖起来，再修上下水、煤气、热力等地下工程。
只要有一项跟不上就无法交付使用。
这个居住区有条排除区内污水的总管，要接通到东三环路的干管上去。
可是这条干管工程未完，下游接不通，污水排不出去。
煤气管也是开工晚，调压站工程又跟不上，现在还供不上气。
前三门大街也是这样，沿街的电力、电讯、热力、煤气、高压上水、低压上水六条管线，也是先盖房子再分头敷设，修了这条再修那条，土方挖了填，填了再挖。
建设工人痛心地说：
“这样折腾起来，土比白面还贵。”
试问：
为什么不能统盘安排，多快好省地去干呢？
第2是生活设施跟不上。
团结湖先建了住宅，但是生活配套设施到去年才陆续施工。
现在除了一个小学和两个锅炉房已建成外，日常生活必需的副食店、粮店、菜场等都还没有。
试想：
居民搬进新房以后怎么办？
前三门大街规划安排了相应的文教卫生和商业服务业六万多平米，可是到现在只建了二万九千平米，还不到一半，这又怎能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呢？
城市建设是一门科学。
所谓“房子矗起来就是胜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
首都城市规划停滞不前，指导不了当前建设。
建房单位和建设部门各行其是，无法可约。
合理的建设程序被颠倒了，无章可循。
有的领导部门墨守成规，凭某个“长官”的意志办事。
规划设计人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
“规划，规划，图上画画，墙上挂挂，顶不上领导一句话。”
这种状况应当赶快改变。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规划研究小组

在春耕中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
“春争日，夏争时”，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是争时间、抢速度、高标准地完成今年春耕生产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的农机拥有量显著增加，目前农用机械总动力已有一亿七千多万马力。
这些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如果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作用，就会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不少地方，由于管理不善，配件不足，虽有机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铁牛”变成“死牛”。
应当看到，去年全国许多地区长期干旱，抗旱中机械的磨损很严重；
有些地区入冬后天气较暖，农机作业时间延长，这也使机械维修任务加重。
再加上我国农机工业正处在调整阶段，零配件的供应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有些品种严重短缺，有些地区油料供应紧张。
这些都影响机械的完好率和利用率。
在备耕中，有些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抓农机的准备工作，使农机维修的进度快，质量好；
有些地区则放任自流，不抓不管。
大地回春，时间紧迫，各级领导应该赶快行动起来，认真检查农机情况，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
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春耕生产第1线，千方百计满足春耕生产的需要；
农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更要主动克服困难，不等不靠，自己动手清仓查库，挖掘潜力，互通有无，加紧维修，使农业机械在春耕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是调动农机人员的积极性。
要彻底改变农机人员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
必须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要善于总结和推广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把广大农机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太谷县农机管理部门采取具体措施
加强农机管理做好春耕准备
本报讯 山西省太谷县农机管理部门，在春耕生产开始之前，从农机管理、配套、推广等方面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太谷县是山西省农业机械较多的县，全县有拖拉机一千多台，农用汽车五十九辆，农用柴油机、电动机八千三百多台，还有播种机、收割机等各种机械两万五千七百多台，总动力达九万七千多马力，平均每亩耕地零点二三马力。
可是，过去由于管理不善，许多机器失修或不配套，成了生产队的负担，贻误了生产。
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县农机管理部门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努力扭转这种局面。
为解决拖拉机驾驶员技术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县农机部门先后在县、社两级办了二十五期农机训练班，受训人数达两千多人，并开始对现有驾驶员分期分批轮训和进行全面考核。
经过培训的拖拉机驾驶员，操作技术逐渐熟练，事故减少，耗油量降低，工作效率普遍提高。
太谷县农机部门还主动和有关部门配合，对全县提水工具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发现有的提水排灌机械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对现有提水排灌配套不足的抓紧配套，“抛锚”“趴窝”的立即动手修理，机械型号不对一时又难以修复的及时与农机公司联系调换，还同有关部门协同大搞技术革新，增强了现有水利机械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
县农机管理部门还做了农机春播的准备工作，修好了三百多台播种机，争取今年机播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实行了“三定”，即定人员、定机车、定地块，并和生产队签订机播合同。
为了使农业机械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县农机部门在今年春耕生产开始以前，对拖拉机和其它农机具订出了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实行单车核算，做到有奖有惩。
具体内容是：
定人员、定任务、定修理费、定耗油、定机具、定成本。
每辆机车固定两到四人，明确车长、驾驶员、农具手，长期固定不变。
根据机车型号规定每年的工作量。
对作业量达到规定要求，机车技术状态良好的，抽超额和节余部分的百分之十五奖励。

夹道万竿成绿海
——记著名风景区莫干山的绿化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
小窗排队长。”
这是陈毅同志描写莫干山自然景色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确实，人们一登上莫干山，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
“绿”字。
莫干山起自浙江省天目山脉，座落在距杭州六十公里的德清县境内，海拔七百多米。
这里，茂林修竹笼罩着奇峰幽谷。
从直升飞机上鸟瞰，看不见裸露的坡地，看不见山中的公路，连幢幢别墅楼阁也都掩蔽于浓荫之中。
驱车沿盘山公路前进，满目苍翠碧绿，山风吹过，林涛阵阵，使人恍如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中。
大面积的树林覆盖，既能蓄水，又能调节气温，加上有利的地理位置，热气逼不进来，使这里成为闻名中外的避暑胜地。
剑池，是莫干山的名胜之一。
在这一带，漫山遍坡的毛竹泄翠滴绿，如诗似画。
每株毛竹一般都有两三丈高，碗口般粗，围度约有一尺三、四寸。
为了培育这些挺拔粗壮的毛竹，莫干山人民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劳的汗水。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笋多粗，毛竹也就只能长多粗。
后来他们经过观察，发现土质肥、土层厚的山坞里，毛竹长得特别挺拔茂盛。
对河口公社东风大队的社员们从这里得到了启发，便开辟了一块“试验山”，培育出了粗大茁壮的毛竹，不仅加快了莫干山区绿化的步伐，而且每年向国家提供一批商品毛竹。
在芦荡公园、塔山等风景点，绿的颜色比剑池一带更深，就好象画家的笔触到这里，忽然浓墨重彩地尽兴挥洒起来。
原来这里多树，不仅有松柏、梧桐、水杉、枫树等，还有世界上稀有的冷杉树。
冷杉树过去一般只能生长在一千五百米的高山上，经过莫干山管理局职工十多年如01日的精心培育，这种“高山骄子”也在莫干山安家落户了。
至于茶叶、油茶、杨梅、桃子、梨子等经济果木林，更是到处可见，葱葱茏茏，清香飘溢。
春日，登临塔山最高处，远眺莫干全景，但见绿海深处，掩映着数不尽的飞瀑流泉，峰岩洞壑，楼阁飞檐。
再看看那些忙着护笋养竹、挖坑植树的社员和职工们，不禁使人激情满怀，思绪万千。
是啊，绿色是美好的象征，人们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更不能不衷心感谢那些美好事物的创造者！
新华社记者吴克强

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学大寨要冲破禁区“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
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新华社太原电参加最近举行的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讨论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
到会同志认为，山西省如何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同如何正确对待大寨经验有关。
代县县委书记吕茂田说，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几个禁区，其中一个就是要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
他说，前几年把学大寨搞得绝对化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
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反大寨，说什么“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必须摘掉这种所谓“反大寨”的紧箍咒。
到会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省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
晋东南地区专员李振华说，近两年来，省委领导同志讲，晋东南有一股“反大寨”的势力，要大张旗鼓地去解决。
其实，什么是“反大寨”并没有弄清楚。
我们粮食产量上去了说是“反大寨”，我们粮食产量上不去也说是“反大寨”，搞得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有的同志还谈到，有一些单位把所谓“反大寨”列为清查内容，这就对本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没有牵连的人也进行了清查，使运动出了偏差。
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给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以及社员群众乱扣的所谓“反大寨”的帽子，现在应该一律推倒，给受害者恢复名誉。
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畅所欲言，指名道姓，对省委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们说，过去有的领导同志对大寨这个典型有过许多不恰当的提法，在推广大寨经验中普遍存在着“一刀切”、绝对化的现象，因而束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近两年来，特别是全国五届人大以来，山西省委在推广大寨经验中，仍然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具体做法混为一谈，要求各地坚定不移地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只准念大寨、昔阳的“一本经”，强调“大寨咋办，全省咋办”，还说不这样做，就是对大寨经验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这样，就在核算单位过渡、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定额计酬办法、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与党中央和新宪法的精神相背离，妨碍了党在农村现阶段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落实。
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同志在发言中回顾了昔阳县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历史上贫困落后的昔阳县，十二年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
我们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执行得不好，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为了追求高产而不计成本、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上存在着平均主义的现象，在作风上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
他表示要接受教训，继续前进。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必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山西省过去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乱批，就批出了问题。
比如：
“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批判了集体的工业副业和多种经营；
“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部分堵死了；
盲目追求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了“穷过渡”；
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实际上批判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强调“七斗八斗”、“不断反右倾”、“大批了还要大批”，实际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把领导班子斗散了，把阶级队伍斗乱了，伤害了干部和群众。
这些左的错误做法，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认为，要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生产的各项决定，发挥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此，就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有的同志说，必须纠正极左错误，尊重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不准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稳定不变，决不允许搞“穷过渡”。
有的同志说，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他们的健康，使农民有机会得以休养生息，不能再搞那种“早起四点半，01日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不顾群众休息的“苦干”了。
有些同志指出，要坚决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一定要立足于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制止那种极左的乱批乱斗现象，过去批错整错的，一定要坚决纠正过来。
在这次会上，山西省委第1书记王谦、第2书记罗贵波等同志，分别发表了意见。
王谦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在谈到认真地总结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推广大寨经验中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78年省委一号文件发出的《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省委二十二号文件批转的晋中地委关于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中一些问题的讨论纪要，内容有错误，应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予以纠正。
省委负责同志在有关学大寨的一些讲话中，说过不少错话，欢迎同志们批评。
文化大革命以来，乱给干部扣“反大寨”的帽子，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这方面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
他说，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学习国内外的好经验。
省委愿和同志们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学习，改进工作，努力把山西省的农业搞上去。

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学大寨要冲破禁区“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
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新华社太原电参加最近举行的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讨论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
到会同志认为，山西省如何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同如何正确对待大寨经验有关。
代县县委书记吕茂田说，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几个禁区，其中一个就是要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
他说，前几年把学大寨搞得绝对化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
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反大寨，说什么“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必须摘掉这种所谓“反大寨”的紧箍咒。
到会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省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
晋东南地区专员李振华说，近两年来，省委领导同志讲，晋东南有一股“反大寨”的势力，要大张旗鼓地去解决。
其实，什么是“反大寨”并没有弄清楚。
我们粮食产量上去了说是“反大寨”，我们粮食产量上不去也说是“反大寨”，搞得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有的同志还谈到，有一些单位把所谓“反大寨”列为清查内容，这就对本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没有牵连的人也进行了清查，使运动出了偏差。
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给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以及社员群众乱扣的所谓“反大寨”的帽子，现在应该一律推倒，给受害者恢复名誉。
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畅所欲言，指名道姓，对省委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们说，过去有的领导同志对大寨这个典型有过许多不恰当的提法，在推广大寨经验中普遍存在着“一刀切”、绝对化的现象，因而束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近两年来，特别是全国五届人大以来，山西省委在推广大寨经验中，仍然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具体做法混为一谈，要求各地坚定不移地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只准念大寨、昔阳的“一本经”，强调“大寨咋办，全省咋办”，还说不这样做，就是对大寨经验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这样，就在核算单位过渡、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定额计酬办法、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与党中央和新宪法的精神相背离，妨碍了党在农村现阶段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落实。
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同志在发言中回顾了昔阳县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历史上贫困落后的昔阳县，十二年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
我们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执行得不好，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为了追求高产而不计成本、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上存在着平均主义的现象，在作风上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
他表示要接受教训，继续前进。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必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山西省过去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乱批，就批出了问题。
比如：
“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批判了集体的工业副业和多种经营；
“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部分堵死了；
盲目追求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了“穷过渡”；
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实际上批判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强调“七斗八斗”、“不断反右倾”、“大批了还要大批”，实际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把领导班子斗散了，把阶级队伍斗乱了，伤害了干部和群众。
这些左的错误做法，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认为，要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生产的各项决定，发挥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此，就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有的同志说，必须纠正极左错误，尊重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不准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稳定不变，决不允许搞“穷过渡”。
有的同志说，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他们的健康，使农民有机会得以休养生息，不能再搞那种“早起四点半，01日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不顾群众休息的“苦干”了。
有些同志指出，要坚决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一定要立足于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制止那种极左的乱批乱斗现象，过去批错整错的，一定要坚决纠正过来。
在这次会上，山西省委第1书记王谦、第2书记罗贵波等同志，分别发表了意见。
王谦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在谈到认真地总结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推广大寨经验中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78年省委一号文件发出的《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省委二十二号文件批转的晋中地委关于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中一些问题的讨论纪要，内容有错误，应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予以纠正。
省委负责同志在有关学大寨的一些讲话中，说过不少错话，欢迎同志们批评。
文化大革命以来，乱给干部扣“反大寨”的帽子，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这方面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
他说，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学习国内外的好经验。
省委愿和同志们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学习，改进工作，努力把山西省的农业搞上去。

山东农机战线计划安排早物资准备早措施落实早
让农机在春耕生产中大显身手
新华社济南03月10日电新华社记者宋熙文报道：
山东省各地在今年备耕春耕生产中，注意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取得了可喜成绩。
山东春耕生产已陆续展开。
据十个地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春耕出勤劳力一千八百多万人，麦田已追肥二千六百多万亩，划锄保墒二千一百多万亩，耙耢春田一千九百多万亩，耕翻土地五百六十八万亩。
在今年的春耕中，拖拉机牵引着犁、耙飞奔，忙着载运肥料、种子。
划锄、施肥的机械也在麦田里代替了大批劳力。
早在去年年底，山东各地在总结去年工作、制定今年生产计划时，就开始维修农业机械、培训农机人员。
1978年12月，省农机局在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掖县举办了分管农机工作的部分公社负责人训练班，学习农机技术和管理方法。
接着，又向全省农机系统发出了关于在备耕、春耕生产中发挥农机作用、抓紧维修机械的通知。
随后，全省各地都分别培训了农机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抓紧做好机械维修和物资准备工作。
由于计划安排早，物资准备早，措施落实早，农机系统备耕、春耕活动进展很快。
目前，全省维修好的拖拉机，已达总台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中，近四分之一已出车作业。
农机具所需配件和油料的调拨、采购、供应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之中。
在今年备耕、春耕活动中，山东省各地农业机械管理和使用单位普遍推行了“五定一奖”的管理方法，调动了机务人员的积极性。
高密县柏城公社农机站去年实行了定额管理和奖励制度，收到很好效果。
今年，昌潍地区参照柏城公社农机站的经验，在全地区普遍实行“五定（定任务、定油料消耗、定维修指标、定安全和定出勤率）一奖”的管理制度，调动了机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全地区农机维修比去年同期快十天，作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作业工效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
山东省许多公社实行了“四统一”使用农机具的办法，即在机具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在大忙时由公社统一指挥、统一使用、统一检修、统一结算。
使用这种办法，使农机具多的或少的单位，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
掖县使用这个办法，拖拉机出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目前，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公社采用了这种办法。
此外，各地还针对春耕生产需要，积极开展农机技术革新活动。
例如，过去用镢头刨地瓜垄，占用劳力多，工效又低。
去年春天，安丘县组织技术人员改装犁铧，用拖拉机牵引，实行机械扶垄，工效提高五十倍以上。
威海市组织有关单位试制成功小麦划锄、镇压两用机，工效比人工提高三十倍。
对改装、试制成功的通用的农机具，省有关部门正积极加以推广。
03月05日，省农机局在安丘县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推广用机械打地瓜垄的经验。

破坏风景区的歪风必须刹住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国的名山、名水、名林、名园，遭到空前浩劫，许多著名的风景区被搞得残破不堪。
粉碎“四人帮”后，情况虽然稍有改变，但“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还远未肃清。
一些地方，破坏风景的歪风还很盛行。
去年年底，在广东省肇庆市召开的全国风景旅游城市规划座谈会上，各地代表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领导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对风景园林的保护和管理，坚决刹住破坏风景区的歪风。
据广州、杭州、苏州、西安、长沙、秦皇岛、桂林、厦门等地代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园林风景区被侵占、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
广东省十个大中城市，1965年公园面积八百六十九公顷，现在被侵占了百分之十五，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区三分之一被部队、机关、工厂企业、医疗卫生、人防工程等一百一十多个单位占用，占地八百六十四公顷。
杭州西湖风景区，先后被二十二个工厂、十六个医院、疗养所及三千户居民占用，过去有五十多个风景点，现在只能看到二十几个点。
苏州在五十年代有一百多个名园供游览，现在能开放的只剩了七、八处。
桂林、杭州、苏州等闻名中外的风景游览胜地，过去可安排六、七天的游程，现在只能安排两、三天。
风景园林被侵占后，一些单位在圈地范围内任意砍树开荒，破坏了园林和历史文物。
广东惠州西湖“东坡碑廊”的石碑，前些年竟被挖去作了工厂地基垫石。
有些城市搞建设不讲布局，腰斩名山建工厂，也破坏了风景园林。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1967年至1972年，有一千九百多亩风景园林地被三十多个单位占用，城区八个著名风景点，现在只有二山二洞可供开放游览。
在风景区盲目修建宾馆、饭店、疗养院，也大煞风景。
著名的无锡蠡园旁，最近建了一组十层高楼的饭店，大洋楼和古典园林贴在一起很不调和。
杭州西湖风景区众多的疗养院，既占去很多绿地，又隔断和污染了风景区。
西湖边的西岭饭店，已压了孤山，市里原定在湖滨不再搞高层建筑了，但最近省里又把一座十五层大型旅馆建在西湖边上。
各地同志认为，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各地将要兴建的旅游宾馆不少，如不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后会给旅游事业带来损失。
我国是个风景资源丰富的国家，很早以前马哥孛罗来到我国，就说：
“扬州遍地是黄金”。
最近，一些来游览的外国朋友也说苏州“是个金库”。
为了使风景资源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建议国家制定风景区保护法，制止侵占风景园林、毁坏文物的现象。
此外，还要迅速改进管理体制，明确风景旅游城市的性质，切实加强风景旅游事业的领导，搞好风景旅游建设。
新华社记者 黄少敏
（本报有删节）

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接见上访青年
勉励青年胸怀全局坚守岗位大干四化
本报讯最近，上海市委、市革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接见上访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02月12日、13日晚上和15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彭冲，市委书记严佑民、韩哲一同志，又分批接见已在外地分配工作的回沪上访青年代表，认真、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胸怀全局，献身四化。
接见在甘肃工作的青年代表时，彭冲同志说：
你们当时到大西北去，是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光荣的。
你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原来的那股革命热情，那种理想和志愿都丢掉，自己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青年代表们向市委领导汇报了他们这几年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
彭冲同志说：
你们的一些实际困难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是同情的。
接着，彭冲同志给他们介绍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以后，上海市委正积极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知青存在的问题，并指出：
有些人借口解决知青问题刮起一股“回城风”，这是错误的。
如果确实有困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向有关方面反映和提出。
彭冲同志语重心长地说：
请同志们多想想我们的国家。
只有把生产搞好，把国家搞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逐步提高。
他还说，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信念：
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四个现代化一定会实现的。
关键是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去奋斗，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大家一定要想得宽一点。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目前还有不少困难。
有困难不怕嘛，何况这些困难比起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
那时，多少革命先辈为了我们的今天，转战南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什么工资、待遇。
他们从来不会说在这里不行，在那里不行，一定要回家才能革命。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光荣革命传统。
希望同志们即使有困难的话，也要坚持下去，相信经过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就会有个大变化。
市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语重心长的交谈，使许多被接见的代表受到教育。
他们表示，决不做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要顾全大局，早日返回工作岗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

志在四方和腾飞世界
杨柳榭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的时候，不禁想到他在东渡日本时给母校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写的临别赠言：
“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
寥寥数语，铿锵有力，敬爱的恩来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具有的那种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跃然纸上。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团结和引导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阻，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
革命胜利以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初步改变了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是，距离“腾飞世界”还远。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起来，真正“腾飞世界”。
搞四个现代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仍然有千辛万苦，千难万阻。
所有革命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仍然要象周恩来同志当年勉励他的伙伴那样：
“志在四方”。
不怕到艰苦的地方去，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只有我们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改造，整个国家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现在有极少数在边疆工作的青年提出“回到母亲身旁”的口号，这不是一个有志青年的口号。
志在四方，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高尚情操。
无产阶级革命征途上的所有志士仁人，有哪一个是限于在自己家门口闹革命的？
为了寻求真理，为了翻身解放，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家庭，奔走异国他乡。
马克思就曾说过：
“我是世界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在欧洲的许多土地上，都留下过马克思的足迹。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转战南北，踏遍祖国大地，他一家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周恩来同志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组织有志青年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
被毛主席赞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的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年迈的母亲，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辛勤工作，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也有父母，但他们胸中装的是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眼睛看的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伟大抱负和志向。
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奋斗，中国还会沉沦于黑暗之中，千百万父母还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或许有的青年会说：
“现在条件好了，就应该让我们回到母亲身边来。”
诚然，经过近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起旧社会来是好得多了。
但是人人都会感到，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人人都不满足于现状，而要求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要争取外援，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和技术，但主要还是依靠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完成四化这一宏伟的大工程，并不比建立一个新中国来得容易。
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有许多艰苦的环境要去改造。
如果人人都要求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回到母亲身边来，那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岂不要变成一纸空文？
想一想吧：
如果大庆工人都不肯离开母亲的身边，荒原之下的石油绝不会自己喷射出来为人民造福，“中国贫油”的落后帽子也不会自己飞到太平洋里去；
如果我们的勘探队员都不肯离开母亲身边，群山中的宝藏还会在那儿沉睡；
如果我们的边防战士都要求回到母亲的身边，我国辽阔的海防、边防又靠谁来守卫？
野心勃勃的大小霸权主义者岂不是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的国门，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吗？
果真如此，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还谈什么“回到母亲身边来！”
有志青年，应该胸怀全局，献身四化，奋发图强，改造中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每个青年都要把自己的青春贡献在祖国最需要的战斗岗位上，贡献给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
青年一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青年有志，中国方可有望。
革命青年的志，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
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必须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艰苦磨练陶冶。
有句古语说得好：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革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对祖国的现代化有所作为，不经过风吹雨打，不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是不行的。
因为过分讲究生活的舒适，就会被生活所累，消磨了斗志，无所用心，无所造就。
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有几个是追求生活舒适的人？
杰出的科学家居里夫妇，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他们结婚时，谢绝了居里父母送给的家具，因为打扫它们是需要时间的。
有人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后说：
“看那景象，竟是一所既类似马厩，又宛若马铃薯的屋子。”
一位美国女记者曾问居里夫人：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的话，你最愿意要什么？”
居里夫人回答：
“我很想能有一克镭来进行科学研究。”
他们想的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如何攀登科学高峰。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那些胸无理想，目光浅短的人，有的只是燕雀小志，他们不可能理解居里夫人的崇高志向。
青年立志，父母有责。
青年在踏上人生的征途时，父母的脚印会深刻在自己的记忆里。
“无情未必真豪杰”，无产阶级绝非林彪、“四人帮”似的，把母爱斥为“人性论”。
母爱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
但母爱切不可变为溺爱。
做父母的如果总是把子女放在摇篮里，不敢让他们到风浪里去闯，又怕烧着又怕烫着，子女的聪明才智就会被摧残。
这样，子女终究对社会是个无用的人，对家庭也未必用处很大。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说：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
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都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的今天，父母应该积极帮助子女立现代化之志，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激流中去。
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荣传统，在今天更应当发扬光大。
当然，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也并非要青年们都抛弃父母。
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我们的宪法上都写明了的。
事实上，我们党也是一直执行着这样的政策。
譬如，服兵役就不要独生子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至少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的身边；
家庭生活确实有困难的，也允许把孩子调整到父母身边。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使做父母的无人照顾。
至于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党的政策不落实，或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产生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纠正。
要彻底解决大量的遗留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晨做完。
不体谅国家的困难，把个人问题强调到不应有的程度，那就是目无大局。
我们不能光讲小道理而不讲大道理，不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如果这些基本原则都不要了，我们的国家就会是一盘散沙，无法收拾。
如果革命的利益、整体的利益都不存在了，还谈得上什么个人的利益？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有志气有抱负的。
四五运动集中反映了广大青年对周恩来同志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痛恨，也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让我们每一个青年都把前面提到的周恩来同志的两句话当作座右铭，立志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插上四个现代化的翅膀，让她骄傲地腾飞世界。
到那时，各路青年英雄再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告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那样的相会该是多么有意义啊！

推倒诬陷罪名团结向前迈进
——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五一二命令》的阴谋
洪健
党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国家体委系统“独立王国”的罪名，这是体育战线的一件大喜事，对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一二命令》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策划炮制出来的，是他们陷害贺龙同志，破坏体育事业，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
早在《五一二命令》出笼以前，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顾问就采取卑劣的手法诬陷贺龙同志是“反党篡军”的“野心家”、“大土匪”，诬蔑国家体委系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8年05月12日，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盗用中央名义，对全国体育系统发布了一道命令，即所谓《五一二命令》，把国家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诬陷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诬蔑国家体委系统是什么“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
这个“命令”给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使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五一二命令》出笼后，那个顾问作了充分的“发挥”，说什么“体委问题以贺龙案为主，体委坏人很多”，“体委和刘仁、青年团以及全国都有联系”，“体委在北京有两千多人，七、八千条枪，有各种俱乐部”，国防体育活动是“学习苏联时就搞起来了”，等等。
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一伙蓄意捏造罪名，借以达到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五一二命令》的罪恶目的
是陷害贺龙同志，破坏体育事业
贺龙同志从1952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
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受到体育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
然而，《五一二命令》竟毫无根据地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给贺龙、刘仁和荣高棠同志定了罪。
在此以前，尽管林彪、江青一伙千方百计地阴谋陷害贺龙同志，但我们的贺老总仍然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他住在周总理的家里，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周总理的工作那样繁忙，有时还把饭菜拿到贺龙同志住的地方，利用吃饭时间同贺龙同志及其家人谈话，问寒问暖。
在那些日子里，周总理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贺龙同志被迫迁到北京西郊山区的一座平房，过着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
在那里，他和爱人薛明同志每天听到的就是凄厉的风声和孤独的鸟鸣，接触的是面无表情的武装警卫。
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贺老总，此时此刻，活动的全部范围只是一间破旧的平房。
窗帘被拉得严严的，人人都能享受的阳光，我们的贺老总却享受不到。
床上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了，贺龙同志只好睡在硬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炎热的夏天，两人每天只给一小壶水，脸不能洗，口不能漱，七十一岁高龄、又患糖尿病的贺龙同志，就靠这一点水来延续生命。
严寒的冬天，北风呼啸，室内的温度只有六度，贺龙同志冻得直打哆嗦。
碰上下雨天，贺龙同志还得迈着艰辛的步履，端着脸盆、水杯到门前接雨水来喝。
伙食糟到了极点，每顿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盛着饭，另一格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
医药更是谈不上，贺龙同志自备的常用药品被没收了，极普通的降糖药也得不到保证。
林彪、“四人帮”一伙明确“指示”：
“医疗要为专案服务”，“请主治军医主宰”。
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
只要是他们反革命阴谋需要的，他们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
就这样，从监禁生活开始，到1969年06月09日，仅仅一年多些的时间，由于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贺老总终于含冤死去。
他在逝世的前一天，神志还非常清醒，对身边的薛明同志说：
“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为此，他本来不愿去医院，但来人声称“这是组织上的决定”，硬把贺龙同志送进医院，却又不许薛明同志陪同。
结果，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贺龙同志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他既不是老死，也不是病死，而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
在战争年代，贺龙同志叱咤风云，身经百战，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曾死于敌人的枪弹；
在全国胜利以后，却被钻进革命营垒里最阴险最凶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诬蔑诽谤、阴谋迫害而夺去生命。
这是多大的冤愤，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刘仁同志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在国家体委没有任何职务。
但《五一二命令》却无端地把他也算成这个所谓“独立王国”的罪魁祸首之一，一并打击迫害。
对此，体委系统的群众气愤地表示：
“我们在这里工作了许多年，从没见过刘仁一次面，没有听过他一次报告，他也从来不管我们的事情，怎么突然把他也拉进国家体委‘独立王国’中来了？”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出来。
他们非法把刘仁同志投进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摧残和折磨。
因“命令”被株连的干部
和群众为数甚多，给体育战线
带来空前浩劫
因为《五一二命令》而遭受打击和株连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1968年05月，那是体育系统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
当“命令”传达到国家体委的时候，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受到比过去更加残酷的揪斗和折磨，老知识分子、老教练、技术尖子，不是被诬为“坏人”，就是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罪名。
一些归国华侨也成了“特嫌”。
有人甚至胡说国家体委“叛徒成堆，特务成网”；
仅一个“特务集团”的黑材料，就牵连全国体育系统的干部达一百一十余人。
总共一千二百多名工作人员的国家体委系统，受到审查的竟达四百多人。
有的人把国家体委比作《红楼梦》里的荣国府，说：
“荣国府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国家体委这个荣国府，能有什么好人？”
副主任荣高棠同志，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协助贺龙同志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也被当做“坏人”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被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后来又被抓进监狱。
1930年参加宁都暴动的老红军李达同志，被拘留、监护审查达四年之久。
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被迫害致死。
北京市体委两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及其他科、处级干部共五人，一夜之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多。
上海市业余体校有位领导同志，十三岁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后表现一直很好，经常与工人一起推粪车。
这样一位从小投奔革命、深受群众赞扬的好干部，硬是被打成“叛徒”，遭到残酷迫害。
天津市体工队在《五一二命令》下达后，几天之内就揪出一百一十多个“坏人”，审查结果，一个也不是。
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各级体委系统中几乎处处可见。
体育战线有多少党的好干部在政治上受到诬陷打击，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无情的摧残；
有多少人含冤而死，弄得家破人亡！
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各级体育机构、体育设备和器材，也遭到空前的破坏。
依据《五一二命令》的“规定”，全国体育系统被“彻底砸烂”了，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全部被撤销，房屋被占用，器材被销毁，人员被赶走。
国家体委系统除留下不到十分之一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
运动场地被毁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有个市原有十一个田径场，被毁了十个；
一个可容四千名观众的灯光球场，被用炸药炸成废墟。
大量体育资料和书籍，被下令烧毁……《五一二命令》给体育战线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由于《五一二命令》诬蔑不实之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体育系统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文化大革命前，战斗在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刻苦训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然而，一夜之间，他们统统成了“独立王国的公民”，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
广大忠心耿耿、热心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好党员，被打成
“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争了光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被打成“修正主义的苗子”、“反动技术权威”，“成绩越大，罪恶也越大”；
标志着祖国荣誉的优胜奖杯、奖章，被说成了耻辱的象征；
刻苦钻研技术、大干社会主义，被说成“白专道路”……总之，按照《五一二命令》的谬论，一切是非、功罪、革命和反革命都要颠倒了，真是奇冤！
许多同志原先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操碎了心，后来被《五一二命令》搞得伤透了心，纷纷要求“出国”（调出“独立王国”），永远与体育告别。
有的同志痛心地表示：
“体育工作搞了许多年，如今是：
人散了，场地毁了，器材没了，心也凉了，体育事业完了！”
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盼望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冤案翻过来。
今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铁的事实无情地批驳了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诬陷。
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毛主席从建国初期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等指示，到文化大革命中畅游长江，十七年中，所作指示有数十次之多。
敬爱的周总理对体育事业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到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生活以至营养，都有极明确具体的指示；
国际体育活动和斗争，总理更是一一过问，有的文件和电稿，还由他亲自起草。
朱德委员长、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十分关怀体育事业，多次给予亲切指示。
贺龙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体育工作，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作出了卓著的成绩。
可以说，我国体育工作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浇灌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都是党的灿烂阳光照耀的结果。
真理的光辉是磨灭不了
的，团结起来，努力促进体育
事业大干快上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不容抹煞的。
毛主席在1956年就指出：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
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体育工作成绩的阴谋，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
体育工作中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
事实正是如此，成亿人经常参加各种的体育活动，做操、打球、跑步、游泳、打太极拳等蔚然成风，人民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
一支又红又专的运动队伍正在成长，广大运动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了祖国的荣誉，不畏艰险，刻苦训练，勇攀世界体育高峰。
他们先后打破一百多次世界纪录，获得十三项世界冠军；
旧中国体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事情，在新中国都出现了。
事实证明，如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我国体育队伍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
无论林彪、“四人帮”一伙怎样肆意捏造，诬陷攻击，真理的光辉是磨灭不了的。
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砸烂了精神枷锁，清除了积压在心头的怨愤，广大体育工作者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
正当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体育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发挥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促进体育事业大干快上，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一定会在世界上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云南边疆各族人民载歌载舞
热烈欢迎子弟兵凯旋归来
在红河两岸英雄花盛开的日子里，给了越南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云南边防前线部队胜利归来了。
在云南边境景色秀丽的城镇、农村，傣家姑娘跳起祝捷的孔雀舞，苗族青年吹响喜庆的芦笙，哈尼族男女老幼跳着有节奏的《三跺脚》，欢迎凯旋的正义之师。
云南边境的各族人民这几天天天象办喜事一样。
人们打起灯笼火把，上山采来青松翠柏，在边防部队通过的大道上，搭起一座座壮丽的凯旋门。
数以万计的苗、瑶、傣、苦聪、哈尼、汉等族人民聚集在凯旋门下，翘首南望。
当边防战士威武雄壮的队伍出现在大路上时，国境上锣鼓震响，鞭炮齐鸣，小伙子为战士们端来了一杯杯浓浓的红糖水，姑娘们翩翩起舞，孩子们欢叫着往战士们的怀里塞花生、糖果、香蕉、甘蔗，老大娘慈爱地给战士们拍打着身上的征尘，老大爷把盛满美酒的杯子举到眼前，请英雄的战士们喝下庆功酒。
边防战士保卫了边疆人民，边疆人民关怀着边防战士。
在部队路过的道路上，一路都有许多茶水站、服务站和供应站，日夜都有人在那里等候。
在部队临时休息的营地，妇女们抢着为战士们洗补军装。
有一个寨子的十六名妇女，把两台缝纫机抬到路边，准备了绿布和钮扣，为战士们缝补衣衫。
三八节这天，蒙自县的近万名女干部、女工人、女社员，把为战士们缝洗衣服作为节日的重要活动。
一些边境县的百货公司，在路边设立了昼夜服务部，向过往部队供应日用品。
旅社、饭店都全天营业，保证过往部队住宿、饮食方便。
理发员、照相师也来到部队为战士服务。
邮局的同志把信纸、信封、邮票摆到街头，让战士及时给家里寄去胜利的喜报。
盛产三七、山茶的地方，人们把三七花、山茶泡制成的饮料，递到战士们手中。
能歌善舞的边疆各族人民为迎接亲人演出了许多新编排的文艺节目。
歌颂英雄战士的诗篇正在边疆传诵。
有一首诗写道：
昨天你从门前过，
没敢叫你稍停留，
今天回师凯旋门，
亲爱的同志你慢些走，
让我紧握你的手，
把你的英姿笑貌看个够。
新华社记者 张立 周金城（附图片）
云南边疆各族群众热烈欢迎参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我英雄子弟兵胜利凯旋。
新华社记者周重要摄（传真照片）

体总致电台湾省体育组织负责人
邀请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参加第4届全运会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今天向台湾省体育组织负责人发出电报，邀请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前来北京参加第4届全国运动会。
电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年09月1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进行三十四个项目的比赛。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将派代表团参加，这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和体育界的一次团结和友谊的盛会。
我们殷切希望台湾省体育界的同胞，届时能够回大陆参加这一体育盛会，和全国各民族的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共聚一堂，畅叙情谊。
同时，也热情欢迎台湾省体育界的同胞借此机会回大陆参观全运会并探亲访友。
我们热烈欢迎，以礼相待，保证来去自由，提供方便。
电报发给台湾省体育界负责人周至柔、黎玉玺、宋时选、沈家铭、郑为元、徐亨先生，并请他们转各有关体育组织负责人和教练员、运动员。
电报指明联系地址是北京友谊宾馆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

后勤战士智勇歼敌
炊事员智擒敌特工
我云南边防部队某部歼灭了代乃敌军之后，一天，炮一连炊事员朱柯忠在去炮阵地的路上，突然有一个打扮成采猪菜模样的越南人迎面向他走来。
这个人主动跟朱柯忠说起话来，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炮兵阵地的位置和火力部署。
朱柯忠立即警惕起来，一面做好防范准备，一面对他进行详细盘问。
这个家伙被问得漏洞百出，便掏出一块自动手表，企图以此收买朱柯忠。
朱柯忠气愤地大喝一声：
“你瞎了狗眼，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金钱能够收买的！”
立即把他捉了起来。
经过审讯，这个家伙供认是专门刺探我军事情报的一个越南特工队员。
擒敌做饭两不误
02月19日清晨，我边防部队某部七连炊事班正在准备做饭，突然从附近山洞里钻出来两个越南军人，正在东张西望。
炊事班九个同志立即拿起武器，把这两个敌人包围起来，勒令他们缴枪投降。
这两个被我边防部队打得惊魂未定的敌人，眼看无路可逃，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当场就擒。
这两个俘虏，有一个是越军一个营的管理员，另一个是机枪射手。
炊事班的同志派人把俘虏押走，其余的同志又继续生火做饭。
送水途中歼顽敌
02月19日，河口农场二分场民兵营副营长张玉德带领十名民兵送开水到某部前沿阵地。
在返回的路上，发现水塘边的小茅屋里有敌人隐藏。
他们迅速包围了茅屋，边射击，边喊话，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藏在茅屋里的七个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他们把俘虏交给附近的边防部队后，又继续赶路。
走不多远，又发现一个草屋里有敌人打枪。
张玉德马上带领民兵李家能、姜福荣和黄新华迅速把敌人包围起来。
李家能勇猛冲上前去，一个敌人伸手拖住了他的腿，姜福荣眼疾手快，一枪撂倒了这个敌人。
李家能趁机端起机枪向屋内猛扫，接着又投进六枚手榴弹，全歼了屋里的七个敌人，缴获机枪一挺，半自动步枪两支，子弹九十一发。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我参加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运动员名单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04月25日至05月06日在平壤举行。
中国乒乓球协会03月13日公布了我国参加这届锦标赛的运动员名单。
女运动员是：
张立、张德英、葛新爱、曹燕华、童玲、杨莹、魏力捷、黄锡萍、阎桂丽、杨艳群。
男运动员是：
郭跃华、梁戈亮、黄亮、李振恃、施之浩、王会元、卢启伟、鲁尧华、陆元盛、张厚生。
这些运动员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大好形势下选拔出来的。
目前，他们正在进行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他们决心在这届锦标赛中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为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多做贡献。

我国成立“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为进一步统一我国的计量制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第3条中关于“逐步采用国际单位制”的规定，使我国的计量制度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最近成立了“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
“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共由二十人组成，赵东宛任主任，岳志坚、李正亭、钱学森、周建南任副主任。
03月09日，委员会召开了第1次会议，讨论了推行国际单位制的意义、推行步骤，以及今年的工作部署等。
决定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逐步推广国际单位制，今年首先对拟定的《计量单位名称、代号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并开始进行试点工作。

江苏射阳县切实采取措施
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据新华社南京电江苏省射阳县切实加强对妇幼保健工作的领导，恢复和健全妇幼保健网，普及新法接生，发展幼托事业，进一步提高了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
射阳县九十一万人口中，妇女有四十二万多人。
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县迅速恢复和健全了妇幼保健网，做到县有妇幼保健站，公社有人专抓妇幼保健工作，大队有女赤脚医生，生产队有女卫生员，使曾遭到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妇幼保健工作重新开展起来。
射阳县重视抓普及新法接生和普查普治以子宫脱垂病为重点的妇女病两件事。
到去年底，全县新法接生率达百分之九十七点四，有的公社新法接生率达百分之百。
去年年底他们组织医务人员用五十多天时间，对二十五个公社、场、镇的四万多名妇女进行了健康普查，对有病的一万多人，及时给予医疗，对患子宫脱垂病较为严重的三百多病人作了手术，使许多长期患病的妇女恢复了健康，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重新走上了生产岗位。
合兴公社安乐大队六十四岁的王素珍老大娘患妇女病四十多年，这次得到彻底治疗。
为了保护妇女健康，射阳县还规定妇女在月经期不下水干活，怀孕期照顾干轻活，有儿童哺乳的妇女安排近处干活。
去年全县还先后办起了二千二百九十四所托儿所和幼儿园，并对儿童进行了各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二十四万多人次。

《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邮电部定于03月14日发行《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枚。
邮票画面是爱因斯坦肖像，面值为八分。
新华社发（附图片）

谈谈干部制度的改革
编者按：
这组来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的干部制度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解决它的迫切性，以及解决它的办法，都值得继续探讨。
领导必须是内行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刚刚由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大部分干部对于国家建设事业相对地说是外行，如果过分强调领导必须是内行，容易削弱党的领导。
现在到了非强调不可的时候了。
如果再不鲜明地提出这一问题，势必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领导必须是内行，这是各行各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被国际国内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解放以来，经过刻苦不懈的努力，我党大批领导干部由外行转变成名副其实的内行。
有的成为优秀的管理专家，有的成为出色的技术权威。
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也有不少干部，碌碌无为，不学无术，几十年前是外行，至今还是外行，或懂得极少。
有这样的单位：
书记、副书记、经理、副经理……干部不少，但都不在行，有的还以外行为荣。
更糟的是，有些干部明明不懂，硬是瞎指挥，不相信科学，只迷信权力。
这哪能不把事情搞坏？
这样的状况应该尽快改变。
青岛商品检验局 王钦仑
逐步实现由内行来领导
绝大多数学校校长没有兼课的习惯，也没有兼课的能力。
规模大的学校是这样，就连三四个班的农村初中也配有一两个不上课或很少上课的校长。
校长不上课，这似乎成了“定理”。
正定理成立，逆定理自然也成立了，即上课者不能当校长。
推而广之，其它行业，多如此类。
目前，县以下的领导干部，多数是四五十岁以下的人，民主革命时期扛过枪的已经不多。
绝大多数人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还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
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还对在职干部进行轮训；
机关里公费购置收音机、电视机，公费订购报纸、杂志……。
有这样的学习条件，我们的干部有什么理由以外行、老粗自居，甚至引为光荣呢？
山东广饶县油郭中学牛培烈
选干部的糊涂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使用政治干部保险、使用知识分子危险的糊涂观念，依然存在。
某些人仍然习惯于把政治干部或是工农兵干部当做“红”的，把知识分子当做“白”的。
甚至用所谓“政治好”代替“德才兼备”，一好代三好。
只要出身好、政治条件好，不管业务能力如何，不顾能否承担管理工作，便委以重托。
这种情况，有损于国家建设，应该改变。
广西柳州柳钢第一招待所十六号
贾静安
纠正重视政治干部、轻视业务干部的倾向
在现行干部制度下，各级领导往往重视政治干部，不重视业务干部。
政治和行政干部中的党员可当党委常委或支部委员，而经济业务干部中的党员则往往不能当。
因此，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的权力大，而经济业务干部常常有职无权。
对有关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可以不同业务干部商量就随意决定（有的是以党委或支委会的名义决定的）。
对于错误的决定，业务干部要抵制很困难。
加之干部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甚至是干的不如不干的，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好的不如干坏的，致使很多经济业务干部不想干，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广东省国营南方农场三十队 张石醒
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矿是全国第1个引进英国综合机组的矿。
引进前作了不少准备，派十几个干部到英国学习三个月，矿内盖了迎宾招待所、储备仓库，又组织近五十个学员到北京学习了半年技术课，似乎相当重视。
但是由于中层干部习惯于老一套作法，结果，选派到英国学习的干部，回国后，现在只有三个搞综采了。
许多人除了炫耀自己出过国之外，什么价值也没创造。
到北京学习的学员中有十四个是中层干部的孩子，有的人是想借机到北京逛一趟。
这十几个学员，现只有四个留在综采了。
其余三十多人也大部分脱离了综采。
结果是：
大约占我矿投资的三分之一、价值一千万元的进口机组，被迫下马调走。
至今英制尼龙皮带还留在我矿，接收单位已来函几次，也未发货。
因都是国家的钱，无所谓，不了了之。
进口机组为什么被迫下马调走？
据说是因地质条件不适应。
其实，主要原因是干部玩忽职守，视国家上千万元的东西为儿戏。
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也不追究责任。
后来，又把引进的三台机组给了我矿一台，当时宣传说这是最适应我矿地质条件的架型。
看来前景也不佳。
这还是条件不适应吗？
对于这种情况，工人们痛心地说，那象水一样泼掉的成千上万的资金，都是工人用汗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啊！
由此看来，当前最要紧的不是引进多少套外国设备，而是加速培养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材，改革经济体制和干部制度。
否则，将会使引进的设备成为一堆废钢铁。
安徽淮北市朔里矿迈步
量材而用
同一阶级内的具体个人，各有不同的素质。
有的善于粗线条地工作，有的则善于精雕细刻；
有的善于表达，有的则善于思考；
有的专精一艺，有的则善于普遍性地积累，等等。
这就是说，每个人对各种工作有着不同的适应性。
一个很有才能的业务管理干部不一定适应全盘的指挥工作。
一个科技专家或先进工作者调入领导岗位，可能远不及他在原来岗位上发挥的作用大。
因此，一味地强调只有技术、业务专家才能担负领导工作是片面的。
“人尽其才”、“因材（这个“材”包括人的素质）施用”才是人力的最大节约，才能保证工作的高效能。
宁夏机电公司 何善华

高芸生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方毅余秋里胡耀邦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等送花圈
新华社北京03月03日电 原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高芸生同志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高芸生同志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07月06日含冤去世的，终年五十六岁。
追悼会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主持，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致悼词。
悼词说，高芸生同志是河北省武清县人，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建设工作。
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中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武汉钢铁公司副总经理、中南财委委员、北京钢铁学院党委第1书记、院长等职。
悼词说：
高芸生同志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几十年来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近北京市委批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强加给高芸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予以全部推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方毅、余秋里、胡耀邦、谷牧、王任重、康世恩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唐克等送了花圈。
中组部、冶金部、教育部等也送了花圈。
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北京钢铁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高芸生同志的家属和生前友好，共八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印中友协和东南亚报纸欢迎我撤回部队和建议谈判
支持柬埔寨人民斗争要求越南撤军
法《红色人道报》指出苏联支持越南扩张主义威胁东南亚和平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新德里消息，印度—中国友好协会03月11日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说：
“会议欢迎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出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建议，并希望越南象我国总理莫拉尔吉·德赛所建议的那样，也从柬埔寨撤军，以完全消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决议说：
“会议强烈反对国际上某些高级人物和外交官在印度领土发表攻击中国的声明和言论。”
印中友好协会卡纳塔克分会03月02日发表声明，反对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中国。
声明指出：
“苏联已成为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苏联把古巴作为在非洲进行侵略的工具，还把越南变成东方的古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声明表示支持柬埔寨人民正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坚决谴责苏越推行霸权主义。
印中友好协会卡纳塔克分会02月27日还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表示完全支持中国还击越南侵略，并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军队。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孟加拉国和菲律宾报纸发表社论和文章，评论中越边境冲突事件。
孟加拉国《新国家报》03月10日发表的社论说：
“印度支那不幸事件的发展是从越南人沿着几乎六百英里长的（中越）共同边界线上大搞敌对活动以及早些时候驱赶多年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开始的。
这激起了中国发动征讨——作为反击手段——以保卫本国的边界。”
社论说，非常清楚，中国并不打算占领越南的一寸土地。
社论说，有两个重要的教训，越南方面可以吸取。
“一个是，任何人都应避免制造小摩擦，这必然会成为大炮射击的前奏。
河内错误地以为它可以强制占领柬埔寨并保住它而不至于使一些邻国害怕，也不至于逼使他人在其本国境内采取预防性行动。
河内处于目前的困境除了它自己应该受到责备外，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另一个教训是：
和俄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没有如河内所期望的那样在它遇到自己制造的危机时成为真正的力量源泉。”
“由于苏联执行的是让别人在苏联境外替它去打仗的政策，河内现在可以痛苦地回味一下它自己所处的地位了。”

菲律宾《星期日快报》03月11日的文章说，在对中越所边境冲突事件作出判断时，不应忽视，“事实是，正是越南作为侵略者先挑起了战火，入侵了柬埔寨。”
文章说：
“事实上，早在越南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势力出现时，它就敌视亚洲的其他国家。”
文章说：
“中国证明了：
中国的坚定性能够阻止苏联的侵略。”
文章指出，“至于全世界，对中国有了一种新的日益增加的尊敬。”
“每个人都会敬仰为了朋友或为了原则而不怕去战斗的人。”
新华社曼谷03月13日电泰国《沙炎叻报》03月12日的社论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打掉了越南在东南亚地区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
社论说，自称世界第3军事强国的越南在领受这次教训之后，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了。
社论说，中国军队这次对越南进行的自卫还击，“真正目的在于教训越南而不是要发动战争或者占领越南的领土”。
社论强调说，那种认为中国要侵占越南领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社论说，使人奇怪的是，当中国正式宣布撤军后，越南却在全国搞总动员，继续备战，甚至下令在河内挖战壕。
社论说：
“我们认为，现在双方应该停止战斗坐下来谈判。”

《国家报》03月11日发表的文章说：
“我们支持中国提出的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和领土问题的主张。”
新华社巴黎03月13日电法国《红色人道报》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得到苏联公开鼓励的越南扩张主义，对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是一个威胁。”
文章说，越南已经征服了老挝，在那里常驻着数万军队。
越南违背柬埔寨人民的明显的意志，侵略并仍然在军事上占领着民主柬埔寨。
“莫斯科竭力想通过臭名昭著的‘亚洲集体安全条约’在这一地区确立其影响，而越南则充当这一条约的吹鼓手。
越南仗恃它拥有约六十五万人的军队和与苏联结成的军事同盟，对东南亚联盟国家进行恫吓。
它在亚洲已经起了一个新的古巴的令人憎恶的作用，它比拉丁美洲的古巴强大得多，因而也就危险得多。”
文章认为，“面对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主义，中国对越南的武装挑衅所采取的坚决态度是值得这一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学习的，同时也是值得全世界各国和人民学习的。”

反对越当局战争政策 不愿当兵卖命
三十名越南青年驾船外逃
新华社曼谷03月12日电三十名越南青年为反对越南当局强行征兵进攻中国，最近在外逃途中到达泰国南部素叻他尼府的萨木伊岛。
这些越南青年由于他们外逃时驾驶的一只机动木船的机件发生了故障，于03月10日在萨木伊岛靠岸。
据泰国《暹罗之星报》03月12日报道，船上一位名叫黎扬宝的越南青年告诉萨木伊县县长，在他们逃离越南之前，越南当局正在强迫征兵，硬要青年参军去进攻中国。
他们不愿为越南当局卖命，反对越南当局奉行的战争政策，只好逃走。
这只木船在得到燃油和食品补给后，已于当天离开泰国前往目的地。

巴基斯坦伊朗退出中央条约组织
新华社伊斯兰堡03月12日电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0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于1979年03月12日退出中央条约组织。
声明说：
“经过同伊朗、土耳其以及中央条约组织非本地区成员国的一系列磋商，巴基斯坦向这些国家通报了它的看法，即根据新的关系，这个联盟已经失掉了保证巴基斯坦安全的意义。
因此，经过慎重和客观的评价之后，前些时候，巴基斯坦政府作出决定，原则上，终止巴基斯坦作为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
声明说：
“巴基斯坦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环境及其方式都确保它同伊朗和土耳其之间永恒的和兄弟般的关系决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使它同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传统友谊受到损害。”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德黑兰消息：
伊朗03月12日正式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
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这个组织已不再能起保护它的成员国权利和利益的作用。
公报重申伊朗支持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中央条约组织成立于1959年，成员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英国。
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
坚决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日本防卫厅长官对苏联增强远东军队表示忧虑
新华社东京03月12日电日本《东京新闻》03月12日发表社论，强调要坚定信心，不屈不挠地要求苏联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
社论说，日本政府一贯要求苏联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我们支持政府的主张。
社论指出，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加紧建设军事基地，有人认为是威胁日本的，是对美国本土进行核进攻的部署，总之，应该看到，苏联大体上已结束了对欧洲正面和中苏边界的（军事）准备，开始增强亚洲太平洋的军备。
社论说，鉴于亚洲形势的紧张，需要更加肯定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当性，要坚持不懈地继续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
社论批判了那种要求先归还齿舞、色丹两岛的论点，指出，那将有失掉国后等岛的危险。
社论最后说，当前只有一面不屈不挠地把我们主张的正当性诉诸世界舆论，一面不要丧失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意志和信念，努力坚持下去。
新华社东京电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03月06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由于苏联远东军队的增强，国际形势比过去更加严峻。
据《读卖新闻》报道，山下长官答复民社党议员质询时说，现在的“防卫计划大纲”是1976年10月制定的，与制定这项计划当时的国际形势相比，现在的形势更加严峻了。
山下认为苏联在远东的海、空军队今后将继续增强，他说，“基辅级航空母舰早晚要配备到苏联太平洋舰队里”。
据《产经新闻》报道，山下还就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建设军事基地问题说，“再也不能轻率地看待在接近北海道的地方存在着别国的军事能力的这一事态”，“有充分的必要进行监视”。

日本东京都友好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邀请，以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东京都议会议长河野一郎率领的日本东京都友好代表团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来北京签订中日两国首都结为友好城市的议定书并参加有关庆祝活动的。
到机场迎接日本朋友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副主任王笑一，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平化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有信宗也到机场迎接。

日社会党为已故前委员长成田举行告别会
新华社东京03月13日电日本社会党今天下午在东京社会党本部为09日逝世的前委员长成田知巳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会。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自由民主党总裁大平正芳等在告别会上讲了话，悼念成田先生。
告别会宣读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3月11日发来的唁电。
唁电说，成田先生长期以来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1975年05月成田先生率日本社会党第6次代表团来访，同中日友协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声明，使贵党同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成田先生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坚决维护联合声明的精神，为此深受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
会上还宣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等发来的唁电。
出席告别会的有日本各界人士共八百多人。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驻日使节也出席了告别会。

李强离泰国赴马来西亚
新华社曼谷03月13日电中国外贸部长李强结束了对泰国为时七天的友好访问之后，03月13日乘飞机离开曼谷前往马来西亚访问。
泰国商业部长南·蓬瓦图等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吕子波到机场送行。
在访问期间，李强部长同南·蓬瓦图部长就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举行了会谈。
他还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企业和名胜古迹。
03月12日晚上，李强部长举行宴会，感谢泰国政府和工商界朋友们给予的热情接待。
泰国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商业部长南·蓬瓦图、农业和合作社部部长比达·卡那素以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了宴会。

没法完成的使命
何立
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古老的校园里，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新鲜事：
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出人意外地到这里作了一次“演讲”。
本来，一个外交官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也算不了什么新闻。
然而，这位大使此行却有些异乎寻常，颇为引人注目。
其一，北海道大学是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有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校。
这个以苏联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多年来，尽管各国访问者和留学生往来不绝，但苏联外交官却一直故意对它“不予理睬”；
其二，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会”上，苏联大使只讲了六分钟，加上翻译也不超过十五分钟，其余时间都被用来听取“民众意见”。
苏联大使这些蹊跷的反常举动，使日本报纸发出疑问：
大使光临，意欲何为？
日本报刊分析，大使此举“发端于日中和平条约的缔结”。
据说，由于波利扬斯基没就日中条约“会在那样的时候、以那样的速度和内容达成协议”向国内报告，在他回国长时间“休假”期间，受到了工作不力的批评。
看来，波利扬斯基返任后是一心想作出成绩，“将功补过”。
但以往的事实告诉人们：
这位大使先生是在为完成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使命进行徒劳的努力。
回想此公1976年到日本走马上任以来，一直以“超级大使”的“魄力”，指挥着手下一干人马，对日本胁诱并用，软硬兼施，笼络人心，收集情报，工作不可谓不卖力。
光在北海道，就曾成立过什么“日苏友好文化会馆”和“东北海道日苏友好贸易会馆”，极力进行怀柔工作，灌输亲苏思想，但是，苏日关系却江河日下，不断恶化。
这是苏联对日本搞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即所谓恶有恶报。
现在，大使先生一面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损人利己的政策，一面却指望打开对日关系的新局面。
然而，铁一般的历史因果报应关系，岂是苏联这位“超级大使”所能改变？
据报道，波利扬斯基北海道之行的具体使命是想“亲自侦察这里对在国后和择捉建设军事基地的反应”，“听取道民的真实声音”。
当然，他想听到的决不会是“坚决抗议”一类的“反应”，因为要知道这一点，他无须离开设在狸穴的苏联大使馆，只要打开报纸、电视和收音机，随时可以看到、听到日本朝野上下对此事强烈反对的情景。
他所要寻求的是他所说的日本人民的“心理因素”，即“日本国民对所谓领土问题没有兴趣”。
但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就在大使到北海道活动的前后，日本人民要求苏联撤销设在国后、择捉岛上建设的基地，尽早归还北方领土的呼声，响彻日本列岛。
日本民众给了他明白无误的回答：
归还北方四岛，是“为同从背后插进匕首的背信弃义的国家开始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无论如何也不可缺少的心理仪式”。
这就是日本人民的“心理因素”！
波利扬斯基在日本工作三年有余，心机费尽，收效甚微。
现在，他想按“攻心为上”的策略，要日本视苏联为“芳邻”，使日本人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心理上甘心让苏联占有北方四岛。
不用说，这是一项没法完成的使命。

罗马尼亚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齐奥塞斯库总统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办法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据罗马尼亚报纸报道，03月05日和06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全国工业、建筑、运输和农业部门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研究本五年计划前三年（一九七六——1978年）工作中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为全面完成一九七九——1980年的计划等问题。
这次会议是根据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建议召开的。
会上有五百九十四名代表在会上发言，总结了成绩，批评了缺点，提出了一千七百多条改进工作的建议。
会议决定由政府各部委、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和全国农业委员会研究这些建议，并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会议闭幕时作了报告。
他强调指出：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办法，是在各方面工作中坚韧不拔地破旧立新的必然要求。
对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不足和错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一贯立场。
这正反映了我国新制度的力量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反映了我党能够对克服缺点，确保整个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不断前进采取坚决的立场，并为之而努力。”
他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劳动人民参加制定和通过各项决定，参加领导整个社会，是完成五年计划重大任务和不断改进整个经济和社会工作的根本条件。
他指出，“只有在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解决全部工作中的复杂问题。
我们是同群众一起，而且也是为了群众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他在报告中着重谈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他尖锐地指出：
“劳动生产率不是一个课堂问题，也不是由教研室讲授的一般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是确立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获胜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要求。”

美国总统卡特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卡特在结束了对以色列为期三天的访问之后，于03月13日下午离开耶路撒冷。
卡特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自从03月10日到达耶路撒冷以来，他同以色列方面所进行的会谈集中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的分歧上。
他说：
“同协议涉及的更加广泛的领域相比，现在的分歧是很小的。
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分歧比我刚到达时要少，而且这少许的尚存分歧已取得实质性缩小。”
他还说：
“12日晚上以色列内阁成员同美国代表团成员就两三个最困难的问题进行了紧张的讨论。
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13日上午我才能够同贝京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他承认，还要继续进行谈判。
贝京也在机场上发表了讲话。
他也说：
“在缔造和平的进程中，我们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他说，卡特可以满意地离开以色列了。
据报道，双方都没有具体说明“进展”的内容。
当记者问白宫新闻发言人鲍威尔，卡特的中东之行是否失败时，鲍威尔说：
“你们可以自己得出结论。”
关于今后怎么办问题，他说：
“我无法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另据报道，卡特总统已于今天下午到达开罗，他在机场同萨达特总统进行会谈后，将返回美国。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耶路撒冷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3月12日上午在以色列内阁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同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了以色列对埃及新建议的答复。
双方未宣布达成任何协议。
据这里的官员们说，以色列内阁紧急会议没有改变卡特总统的日程，他定于12日下午回华盛顿。
早些时候有消息说，如果在以色列取得重大突破，卡特将延长在中东的停留。

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抵沪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03月13日电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上海，开始了在我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时，曾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宣布，波士顿交响乐团作为发展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步骤之一，将于03月份访华。
今天，交响乐团的到来，标志着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开端。
波士顿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副团长是波士顿交响乐团总经理托马斯·莫里斯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阿瑟·罗森。
当美国音乐家们走下飞机时，前来欢迎的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音乐界人士向他们热烈鼓掌。
昨天从日本抵达上海的乐团团长小泽征尔说，“我非常高兴在我去年06月访问北京中央乐团之后能再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与中国音乐家共同演奏。
我们互相学习的情景，将是每个团员一直不会忘记的。”
波士顿交响乐团成立于1881年，是世界著名的乐团之一。
乐团每年大约举行二百五十余场音乐会。
乐团这次来华，将在上海、北京共举行四场音乐会，演出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和欧洲古典乐曲，并将同我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进行联合演出。
今晚，上海市文化局欢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越公安人员为化装逃命竟集体屠杀越南边民
新华社云南边防前线03月13日电 两名在中国边防部队医院里治疗的越南沙族边民向新华社记者揭露说，越南武装公安人员在中国边防部队的还击下，为了化装逃命，竟然集体杀害了他们寨子里的十五名居民。
遭到集体屠杀的有十七人，只有他们两人受重伤未死，被中国边防部队救了出来。
记者在这所医院一间清洁、敞亮的病房里见到越南黄连山省的这两位越南边民的时候，护士正给他们打针换药。
医务人员告诉记者，这两位越南边民中P受的是枪伤，子弹从右后背进去，从右前锁骨穿出，D的肚子上被刺刀捅了一刀。
P对记者谈到他们受伤的经过时说：
“02月18日，我们沙族寨子里跑来了一伙越南武装公安人员。
他们说，仗打起来了，寨里的人都要上山去，谁不上山都不行。
他们就这样把全寨老少都赶上了山。
第2天下午，突然有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越公安人员慌慌张张地跑到山上我们藏身的地方，吆喝着从人群中挑出了十五个青壮年。
看看嫌少，又挑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名十五岁的孩子。
用枪逼着跟他们走。
约摸走了两公里，到了一片密林的深处停下来。
他们逼着我们把外衣、外裤脱下来，又用绳子把我们一个个捆起来。
然后，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了我们的衣服。”
P愤怒地对记者说：
“当时我想，这伙强盗折磨了我们半天，原来是想换上我们的衣服逃跑。
现在总该放我们了吧。
哪里想到，这群野兽竟想杀人灭口，端起冲锋枪就对我们扫射。
我们十七个人一下都倒在血泊中。
我没有被打死，躺着不敢动，听到他们脚步声远去了，才挣扎着起来。
第2天中午，我回到全寨人藏身的地方，对大家说：
躲在山上再碰上公安人员就没命了。
于是，大家提心吊胆地往村里走。
快到村口，中国边防部队老远就跑上来同我们打招呼，把我们接进了村，看见我受了伤马上就给我包扎。
这时候，阿D也被中国边防部队抬回来了。
原来，子弹没有打中他，那些强盗却在他肚子上捅了一刺刀，他的肠子都掉出来了。
中国边防部队在山上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救了回来。”
越南边民D也对记者说：
“越南军队对老百姓凶极了，对我们少数民族更厉害。
他们骗我们，抢我们，杀我们。
要不是中国边防部队把我救回来，我早就没命了。”
在中国边防部队医务人员的细心治疗下，这两位越南边民的伤势已有好转。
P已能下床走动。

陈慕华副总理在新西兰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
中越谈判能否迅速举行取决于越南有无诚意
马尔登总理会见陈慕华副总理
新华社惠灵顿03月13日电陈慕华副总理13日在惠灵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越南是否有诚意”。
陈慕华副总理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国内的安定团结局面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也是不行的。
最近，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南部边境进行自卫还击，这完全是被迫的。
我们的部队在完成了自卫还击的任务后，已经象我国政府在03月05日宣布的那样，从当天开始全部撤回我国境内。”
陈副总理强调：
“中国不要战争，也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
陈副总理在谈到中新双边关系时说，中新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具有广阔的前景。
她说：
“新西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畜牧业、森林和地热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采用了先进的技术。
我们愿意向新西兰学习。
我们相信，新西兰朋友也愿意同我们合作。”
新华社惠灵顿03月13日电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13日上午在议会大厦会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陈慕华副总理，同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马尔登总理说，陈慕华副总理能访问新西兰，他很高兴，他的内阁同仁有机会会见她也很高兴。
马尔登总理请陈副总理转达他对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陈副总理转达了华总理对马尔登总理的问候。
她感谢新西兰政府对她及其一行的热烈欢迎和款待。
当天，陈慕华副总理和新西兰副总理托尔博伊斯在议会大厦举行了两轮友好而有成效的会谈。
两位副总理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并且探讨了进一步促进这种关系和合作的途径。
当天中午，马尔登总理举行午餐招待陈慕华副总理。
下午，陈副总理拜会了反对党领袖罗林。
晚上，马尔登总理在他的官邸设宴欢迎陈副总理。

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
叶浅予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美展大厅里，挂着胡悌麟同志画的油画《追念战友》，我为毛主席的一脸愁容所吸引，于是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在“四人帮”垮台以前，这种对革命领袖形象的实写，一定被认为是对领袖的大不敬。
因为长久以来，画家塑造这类形象时，思想上似乎有一种压力，驱使他尽量画得威严些、神圣些，不怕概念化、偶像化，好象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对领袖的崇敬。
当然也有一些题材反映领袖和群众接近的场面，可总是把领袖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让群众簇拥着他，好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领袖的伟大。
这些套套已成为十几年来处理这类题材的通用规格，而《追念战友》却是破了格的。
题材是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昏暗背景中挂着一幅陈毅同志遗像，毛主席含悲肃立，身旁两行花圈，笔墨不多，形象简朴，含蓄的思想内容却极为丰富，耐人寻味。
画家刻画毛主席面容，带几分模糊，好象是透过观众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似的。
这种“迁想妙得”的处理方法，反映了画家在构思过程中运用形象思维的深刻程度。
陈毅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周总理陪他上过批斗台，要不是总理力保，可能遭到象贺龙、陶铸同志同样悲惨的命运。
可是陈老总毕竟也是由于遭受强烈的精神创伤得病而死的。
站在这幅画前面，人们也许会想起曾经有人劝阻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而毛主席决然拒绝了劝阻，来到陈毅同志像前致哀。
这一情节也可以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政治上的反常现象，许多革命老战友受到迫害。
毛主席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是不是也反映了他对其他战友的缅怀和哀悼之情呢？
因此，这个悲哀的形象，不仅传达了阶级友情，也体现了人之常情。
在这幅画前，不禁又想起林彪、
“四人帮”鼓吹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
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
“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发。
据说，某单位有个略具美术常识的人，私下议论该画背景太低，毛主席形象孤单，立刻遭到开大会批斗。
这和中世纪宗教法庭借上帝之名惩罚“渎神”罪犯有什么两样？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这种封建压迫的狂暴行为，简直令人吃惊。
我们对革命领袖的崇敬，是由于他们对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决不意味着象宗教徒那样把个人当做“神”，当做“救世主”来礼拜。
毛主席从来就反对用他的名字命名任何东西，而林彪、“四人帮”却故意要把毛主席说成全知全能的“神”，这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愚弄人民，便于他们篡党夺权。
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偶像崇拜的中世纪神权思想，从神化革命领袖的愚昧思想中解放出来，《追念战友》这幅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冲破了封建迷信的禁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敬可亲的领袖形象。
（附图片）
追念战友〔油画〕胡悌麟

奋斗到最后一刻
——悼念我的启蒙老师崔嵬同志
张瑞芳
崔嵬同志逝世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
这是真的吗？
多少天来，我总不相信这是真事。
春节以前，我就听说他住了医院。
我因为正在拍《大河奔流》和《怒吼吧，黄河！
》忙得很，没有来得及去看他。
我总想，他身体好，病会很快好的。
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么热情奔放，我不相信有什么病魔能够缠得住他。
谁能想到，他的病情竟恶化得如此之快。
当他逝世前半小时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失去了知觉。
我拉着他的手，禁不住眼泪直流。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不愿相信和不敢相信的事情，竟变成了事实！
崔嵬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启蒙老师，你去世得太早了呀！
现在正是全国电影工作者决心把电影搞上去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你呀！
崔嵬同志是我们电影界的老前辈，也是我国话剧界的老前辈。
他对我国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的逝世，对我国文艺事业，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
他生前有许多抱负没有实现，有许多计划没有完成，有许多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
我为他的去世而难过，也为他还有许多遗愿没有实现而惋惜。
他计划拍规模巨大的《李自成》，拍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还打算在空档中间套拍《白蛇传》之类的戏曲片……他还希望（也是我的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戏，我们再次合作，或者我们一起演，或者他导我演。
我们几次见面，都谈到这个计划。
但是，这些年来，偏偏没有这个机会，而现在却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
我第1次同崔嵬同志合作，已经是四十三年前的事情了。
1936年春天，即“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他作为上海左联组织的慰问团成员，到北方慰问抗日战士。
在北平，他们要为群众演出几个戏，其中有一个叫《黎明》，是陈荒煤同志写的。
他们要为这个戏物色演员。
我当时是北平艺专的学生，他们通过学联找到学校，学校推荐了我。
就在学校的会客室里，我认识了崔嵬同志。
当时没有剧本，他给我介绍这个戏的内容，讲戏中我国女工在上海日本纱厂里的悲惨遭遇。
说着说着，我们就排起戏来，他告诉我，他说什么，我该说什么，怎样表演。
就这样排了一次，后来又排了一次，就上演了。
他当时跟我说的许多话，至今我还记得。
如我在排演中哭的时候，他告诉我，嘴不要张得太大，那样看起来象在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合演《放下你的鞭子》。
也是1936年春天，当时进步的学联影响很大，很多青年学生被吸引到它的周围。
借着北平各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学联组织大家到香山、小汤山等地集体旅行，每次有数千人。
崔嵬同志就在郊游的学生中间教唱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
我们合演《放下你的鞭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天，我们到了香山，看见村头有个耍把戏的，就向他借了担子，在一家老百姓家里化了装，然后走进大家事先围起来的圈子里演了起来。
演出很成功，场内场外都感动得哭了。
最初，警察还以为我们真是耍把戏的，当他们发觉我们是在演戏时，大家就给那些国民党军警做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
当时有一个警察，看了《放下你的鞭子》以后，还买了两瓶石榴水，送给崔嵬和我喝，还说他也是东北人，流亡到关内后，没有办法才干这差事的。
这次演出以后，崔嵬同志总是提着一个藤箱子，装着一些化装品，到处演出。
我们每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中间，许多观众把钱一把一把地扔进来，连洋钱也扔进来，给我们这东北流亡来的“卖艺的父女”。
一场戏演完后，崔嵬的藤箱总是塞得满满的，提都提不动。
演出后，我们马上把捐款交给学联。
崔嵬自己生活却非常艰苦，后来他离开北平回上海，连路费都没有，还是我们在前门楼演了一场戏，为他买了车票送他走的。
从这次分手以后，我和崔嵬同志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演戏了。
我去了重庆，他在根据地。
195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上海青年举行纪念活动，那时崔嵬同志正在上海拍电影《宋景诗》。
电台的同志要我们重排《放下你的鞭子》，准备在电台播放。
录音时，他还是那样激动，说着说着就痛哭得蹲了下去，我把他搀扶起来对着扩音器才继续录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演过戏。
虽然我们一直盼望再次合作排一个新戏，但是现在竟成了一件终生憾事。
崔嵬同志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
正是他，启发我走上了革命文艺工作的道路，使我第1次感受到革命文艺的巨大力量。
认识他之前，我也演过戏，都是在学校和剧场的舞台上演出，真正走上街头，面向群众，演出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戏，还是同他合演《黎明》和《放下你的鞭子》时才开始的。
同他一起演戏和在以后同他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他热爱党的文艺事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这一伟大事业。
而且，他自己就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就能把哪里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心点燃起来，一起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奋斗。
不仅我自己，后来我接触的很多青年同志，他们也都有这一感受。
他学过京戏，从事过话剧工作，后来才搞电影。
他很博学，也肯钻研，对我国古典艺术很有研究。
他很重视民族形式，又很富于创新精神。
他是我国把戏曲搬上银幕而又最有创造性的导演之一。
他拍的戏数量多，质量也多是很好的。
他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在我国，就是在国际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影响的无产阶级艺术家和革命的电影工作者。
他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精神，不仅对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全国文艺战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崔嵬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党的文艺事业奋斗着。
他在病中，还找了许多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为拍电影《西安事变》作准备。
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手连拿资料的力气都没有了，还要他爱人给他念，他是决心战斗到一息尚存的时候呀！
他没有想到死，也不愿听到死。
他最后没有为他身后留下一句遗言！
但是他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们，他想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
“为把电影搞上去，奋斗到最后一刻！”
崔嵬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加倍的努力，去实现你生前的愿望；
我们也一定会象你那样，为了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寄人民教师
董纯才红梅报春来，春来百花开。
山荒造林木，不雨挑水栽。
一片丹心献“四化”，沥血培植栋梁材。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1个春天，欢欣鼓舞，想到人民教师是为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的劳动者，任重道远，前进途中，困难不少，有待克服。
特赋此诗，愿共勉之。

等会和开会
刘宗坡
有一天，我按时去参加一个紧急重要会议。
等了一个半小时了，还不说开会。
有的同志就问：
“会还开不开？”
答复是：
“请再耐心等一会，领导一到，马上开会。”
又过了半个钟头，总算开会了，每人还发给一份统计表。
书记讲话了：
“今天这个紧急重要会议很重要，主要内容就是填填这份统计表，非常重要。
一年一度嘛！……散会。”

要做杂家
叶圣陶
咱们干动笔写东西的工作，总要尽可能有丰富的知识。
鲁迅曾经写信给一位搞文学的青年说：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
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鲁迅这个话，对于记者、编辑，都极其有用。
鲁迅没有说下去，一味钻在文学里怎么样？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一味钻在文学里，文学也是搞不好的，创作也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要各方面都知道一些。
我看，大家要干革命，总是多学一些东西、多懂一些东西好。
当记者和编辑，当然不是搞文学的，但是你要报道，必须知道的东西，方面极广。
在当前这个新时期里，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就提出来的。
自然科学方面，最大的门类是六个字：
数、理、化、天、地、生；
社会科学一般地说是文、史、哲，其实还有其他。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这么广泛，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日常要接触的，怎么跟上这个形势，恐怕跑步跟还不够呢。
我看了科学规划会议的简报，看不懂。
往往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非要好好学一点常识才行。
刚才说的科学六大门类，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各式各样，还有宏观微观的相互交叉，复杂得很。
咱们不懂，怎么去报道？
咱们不是专门搞科学的，但是起码的常识应该懂一点，不然就无法报道。
如报道一个专家，他讲得很专门，咱们自己不懂，写下来登在报纸上，人家只看到一些字，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人家不懂。
这起码是对读者不负责。
如高能物理、遗传工程是什么东西，假如咱们不懂，就把这几个字写在稿纸上，登在报刊上，我看这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现在这个时代，和咱们小时候不同，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也不同。
你不能说，时代变不变我不管，我还是搞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这是不行的。
所以，记者和编辑没有比较广泛的知识，无论到工厂农村，都无法发现问题，挑重要的值得报道的东西来报道。
没有常识，怎么能写出言之有物、准确鲜明的新闻！
怎么能不使读者看了半天，结果只好叹一口气说：
“我只看了纸上的字，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要给读者看到东西，这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要随时随地吸收，随时随地搞清楚，不要含糊、笼统，以为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就算了。
杂家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
二十四史里有部《汉书》。
《汉书》里有一篇叫做《艺文志》，把古来的诸子百家分为十家。
还说，虽然是十家，其实是九家，其中杂家不成派别，不算一家，是不足道的。
这是《汉书》的说法。
我说，咱们要争取做个杂家，唯其杂，才能在各方面运用咱们的知识，做好报道，写好文章。
编者附记：
去年初夏，作者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上作了一次讲话，题目是《谈谈有关文风的几个问题》，《要做杂家》是其中的一节。
记录稿原载江苏省出版的《群众》月刊1979年第2期，本报在发表前请作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车轮“会”应该改变
周光荣
某县召开了一个公社农业书记会议，会期预定三天。
谁知会议结束以后，组织部、宣传部先来人作了一天半的报告，第5天下午，征兵领导小组也来捎带安排任务。
第6天吃了早饭，大家以为可以回去了，县委书记又作了“关于今后二个月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下午和晚上刚要进行小组讨论，县妇联和社队工业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又在那里等着布置任务。
妇联的工作，到晚上十点多才布置完。
第2天早晨，工业管理局也没有放弃作报告的权利。
这样，三天的会议延长到第7天的早晨，听说还有煤铁指挥部也打算来作报告呢！
这个原定三天的一个会议，结果变成七个会议、七天时间。
有关部门发通知、布置会场倒节省了不少精力，可难为了基层干部们。
这种车轮“会”光是记笔记就够人发昏了，回去以后又怎么贯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哪个部门的任务重要？
如何贯彻执行？
看来各部门只管做报告，对这些是不管的。
“会议迷”还有一种办法是“轮番战斗”。
一个会议上，副书记讲了任务，书记照例又是讲一番，称之曰“补充”。
其实是如同卖鸡蛋的，先是一五一十的数给你看，再是一双一双的数，到后来还得一个一个的点，硬是怕你不相信，硬是要你不胜其烦。
这种会风到了彻底改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