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主为在北京再次相见感到格外亲切
华国锋叶剑英邓颖超同志会见并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
会见和宴会充满诚挚、友好气氛。
宾主为在北京再次相见，感到格外亲切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
会见和宴会充满着诚挚、友好的气氛。
宾主为在北京再次相见，感到格外亲切。
他们愉快交谈、畅述友谊。
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应邀出席了宴会。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颖超副委员长02月16日会见并宴请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
（附图片）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我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
最强烈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
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一切武装挑衅、袭击和杀害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中国外交部02月16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
照会正告越南当局，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它承担全部责任。
照会说：
“越南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继续派遣大批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枪杀枪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又制造了多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照会说：
“1979年02月08日至12日短短的五天中，越南武装人员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三十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三十四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十人、炸伤者十八人；
被开枪打死者四人、打伤者二人。”
照会说：
“02月12日十七时零六分和十八时三十分，昆明铁路局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八七○四次和二九九二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二点五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射击。
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
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经济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照会强调指出：
“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制造严重事件感到无比愤慨，并对越南政府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的野蛮残暴行径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国方面正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完全停止对中国边境地区军民的一切武装挑衅、袭击和杀害活动，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
最近，我们沿着中越边境线的我方一侧，进行了访问，亲眼看到了越南侵略军对我国边境地区开枪打炮、猖狂进行战争挑衅的罪行。
越方挑衅者躲在地堡和竹林中向我方射击，使国境线我方一边的许多边寨、学校和医院等建筑物上弹痕累累。
不论是在红河岸边钓鱼的儿童，还是在北仑河口的中国渔船，都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
在我方边境内的一些牧场和耕地里，越方埋上地雷，插上竹尖桩，造成许多中国边民的伤亡。
现在，边界线上的关口、渡口和桥梁都被越南当局封锁了，两国间的铁路、公路交通中断了……，往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情景不见了，它已被越南当局一手造成的战争紧张气氛所替代。
友谊关前两侧的山头上，越军构筑了密密麻麻的野战工事，把枪口和炮口对准关楼。
右前方的浦念岭本是中国领土，也被越军占领了。
河内战争狂人把中国
当成“头号敌人”
广西的东兴镇与越南的芒街一水相隔，北仑河的急流从这里注入北部湾。
“中越友谊大桥”横跨两岸。
现在，桥南头已经架设了路障，筑起了地堡。
南岸一棵大树上吊着四个大高音喇叭，整天嚷叫着越南要“全民动员”、“全民武装”、“随时准备同新的作战对象”“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高音喇叭还传出越军头目狂妄的声音：
要“决一死战”，要“首战告捷”！
树旁有一幅大宣传画，画上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越南军人持枪面向北方。
据桥北头的中国民兵和边防哨兵说，这幅画是越南侵占了金边以后挂上去的。
一天，河南岸一个越南军官端着枪，面对着相距几十米宽的河北岸我方哨所，手舞足蹈地狂叫：
“我们打下金边了，你们中国人怕不怕？”
“等着吧，我们要打到东兴吃早饭！
现在先给你一枪！”
说着就开了枪。
越南反华备战蓄谋已久。
河内有些人早就利用历史问题影射攻击中国。
1975年抗美战争一结束，他们更公开煽动反华仇华，并在中越边界制造紧张局势。
在边界线上，我们看到，越军的步兵、炮兵、坦克、飞机紧张地进行着以中国为“假设敌人”的真枪实弹的演习和频繁的调动。
我们在云南的南溪河边向对岸的越南老街望去，只见街头上行人稀少，成群的妇女，在几个越南军官驱使下，正在河边吃力地挖掘战壕。
南溪河“中越友谊大桥”桥头越军刚修筑的桥头暗堡，黑洞洞的枪眼和炮孔，正对准我河口市。
据从老街逃到河口的一位越南难民揭露，1977年09月以后，越南当局就在老街等许多地区“净化边境”，把这些地区变成针对中国的军事禁区，用军事管理机构取代了原来的政府机构，许多山寨、农村都住上了“冲锋队”、“敢死营”。
一些逃难的越南居民告诉记者，早在1975年抗美战争刚刚结束之后，越南当局就在老百姓中宣称：
“中国是越南的头号敌人。”
他们还说，从去年以来，越南当局已进行了三次征兵，征兵的范围从过去十八至三十岁，扩大到十六至四十五岁，连独生子也难幸免。
有的地区服役人数竟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有的家庭父子六人都被“征”去当了兵。
农村已很少有青壮年在田间劳动。
如此罕见的背信弃义
中越人民是亲密的兄弟，中国人民历来把越南看成是自己的友好邻邦。
善良、纯朴的中国人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越南当局今天会如此地背信弃义。
我们访问过的河口县医院，现在也遭到了越南机枪的扫射。
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这个医院每年都收治大批越南伤病员，并多次派出医生去越南诊治疑难病症，免费供应越南边民和其他入境人员大量药品。
副院长欧阳大夫，深情地向我们介绍，那时候，每抢救一名越南病号，我们领导都亲自到场，大夫昼夜值班，连喂饭、端尿这样的事我们和大夫也亲自过问，或亲自动手。
许多病人出院是我们亲自送到中越友谊桥头，依依惜别。
我们当时的心愿是，早使一位越南兄弟恢复健康，就为越南抗美救国增添一份力量。
可是今天，这个中国的边境医院却成了越军的射击目标！
当年抢救越南伤病员的医务工作者，已被迫转移到山沟里，怀着无法抑止的悲愤心情，抢救着被越南军队枪击和地雷炸伤的我边境军民。
居住在河口的一位老越侨，目睹事实，也不禁摇头叹息。
她告诉记者，有一年，越南遭受特大水灾，胡志明主席给毛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支援一批大米。
为了便于尽快运去，中国政府把任务交给了云南省，云南省把其中一百万斤的任务交给了河口。
河口县当即动员全县各族人民多吃木薯，省下大米支援越南兄弟。
老越侨指着中国邻居的一个女孩说：
“那时候她是个刚断奶的婴儿，可是她妈妈硬是喂她木薯，把大米省了下来……。
如今越南当局就是驱赶着吃中国大米长大的青年，拿着中国支援的武器来屠杀中国兄弟了……”。
说到这里，越侨老人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
广西那坡县平孟地区，是当年胡志明主席在中国的土地上领导越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老根据地，被称为越南“革命的故乡”。
这里的许多老一辈中国人曾和越南领导人一起闹革命，许多人为越南革命负过伤，流过血。
年近七十的革命老人苏忠良，就曾冒着生命危险把胡志明主席背到山洞里掩藏起来，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当地群众宁肯自己挖野菜吃，也把仅有的粮食省下来送给在那里领导革命的越南同志。
1963年越南国庆时，越方曾把平孟地区的老游击队员苏忠良和革命老人黎元庸邀请去河内赴宴。
胡志明主席等越南领导人亲自迎送，并热情地对他们说：
“等我们南北统一了，再请你们来。”
十多年后，越南统一了。
苏忠良、黎元庸和平孟人民是多么为越南人民的胜利高兴啊！
可是越南的“请帖”杳无音信，而苏忠良老人万万没想到，越南武装人员就在他的家门外埋上了地雷。
黎元庸的儿媳妇在割草时也遭到越南枪击。
最使人气愤的，是一个青年社员的遭遇。
他的妻子生了小孩，他到嫁到越南的姐姐家去报喜时，竟遭到越方无理逮捕，把他四肢砍掉，又绑在树上作为活靶子乱射致死……。
这一桩桩一件件惨无人道的暴行，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平孟人民怎能平静、怎能忍耐呢？
一位当年曾给胡志明主席站岗、送信的老游击队员赵志南老人满怀义愤地向记者说：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越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情，尽了最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没有一点对不起越南的地方。
今天，越南当局竟然不顾越南人民的死活和深厚的中越友谊，真是背信弃义，丧尽天良！”
在友谊关，我们见到凭祥铁路段负责军援物资转运工作的华玉兴。
他是一位曾经参加过越南奠边府战役的老战士，后来又在友谊关内外为中越友谊奔忙了二十多个春秋。
他翻着一大本一大本当年的值班日记告诉记者，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个年头中，仅经凭祥运往越南的军援物资就有四十万吨之多，约合八十亿美元。
当时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我们转运站的同志每人每天平均搬运十二吨重的货物，不少人常常累得昏倒在车厢里，但是他们还是相互鼓励着：
“宁肯我们多流汗，也要让越南兄弟少流血！”
现在，越南当局却大造谣言，对我援越工作进行诽谤，并派出武装人员打伤我铁路职工，干出了我们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被越南埋在我境内的地雷炸掉左腿的余桂东，控诉了越南反动当局的血腥罪行。
余桂东是友谊关老民兵英雄余应庭的儿子。
余应庭在支援越南抗法和抗美斗争中都立了功，曾出席我全国民兵代表会议，荣获国防部授予的半自动步枪。
余桂东当上民兵后，以父亲为榜样，经常为保证援越物资的安全运输，日夜巡逻、护路，一心想的是早日让越南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谁料到，今天，越南当局竟把他炸成了残废！
“同中国打仗，死也不干！”
“同烧一山柴，共饮一江水，阴风骤起暂离去，千山万水心相随。”
这是一位越南老人在惜别被河内反动当局迫害驱赶回国的华侨时赋的一首诗。
它表明，越南当局破坏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完全违背了越南人民的心愿。
我们听到越南人民维护中越友谊、反对越南当局反华行径的许多故事。
有些人宁肯坐牢、杀头也不肯传播损害中越人民友谊的谣言；
有的在越南武装公安人员的枪口威胁下，也不去耕种越南侵占的中国田地，甚至当着中国边防人员的面，证实是越南侵犯了中国的领土；
有的边寨居民拒绝执行越南当局要他们埋地雷、插竹尖桩、伤害中国边民的反动命令；
也有的越南青年不肯当兵打中国，而携带着越南政府发给他们的武器逃到中国来了。
中越边境村寨相连，哪块地是中国的，哪块地是越南的，越南边民了如指掌。
在友谊关东侧有越南群众过境耕种的一块土地，河内当局企图霸占。
一次，越南公安人员威逼群众来辩论，群众不来。
越南公安人员就造谣煽动说：
“你们种的庄稼全让中国人给拔掉了，地里还埋了地雷。”
群众到现场一看，绿油油的禾苗一棵不少。
他们心里明白，但谁都不说一句话。
这时，越南公安人员找来一位老汉，硬逼他开口，老人看着土地，看着中国兄弟，诚恳地说：
“这块土地是中国的。
收了这季庄稼，明年就交还中国兄弟。”
越南公安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道：
“你这个老糊涂，滚蛋！”
事后，这位老汉竟被关了起来。
这说明，越南当局的法西斯手段征服不了越南人民的心。
在广西北仑河北岸一个小山坡的松林里，有一座中国战士的墓，碑文上刻着这位工兵战士的名字邓永生。
邓永生是广东省海康县纪家公社人，在1972年08月15日，为援助越南铺设输油管道而壮烈牺牲。
最近在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两个逃跑过来的越南青年，他们是同胞兄弟，都二十来岁。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家乡就在北仑河南岸一个山村里，现在他们的亲人都被越南武装公安人员赶走了。
越南当局逼着他们兄弟俩当兵，准备打中国。
“这怎么行呢？”
兄弟俩争着说，从小，他们就是和中国兄弟在同一条河里捕鱼，在同一座山上打柴、放牛，互相看着长大的。
在抗美救国战争时，他们家的生活很贫苦，常常缺米又缺盐，幸亏边界这边的中国兄弟姊妹不断地接济，才渡过了艰难的年月。
1972年，在美国对越南水陆交通进行封锁、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家乡去了中国的工兵，帮助越南火急地铺设输油管道，使中国援助的汽油、柴油源源流到越南。
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军队对越南是多么好！
哥哥激动地说：
“我们家乡的人民有一句话，同中国兄弟姊妹的关系就象边界上的青竹一样，根节相连。
现在政府要我们拿起枪来同中国打仗，我们死也不能干！”

去年的一天，云南边境一个山区里，突然跑过来一个越南边民，我边防人员和民兵盘问他，他不会说话，可是他又很想向中国人员告诉些什么，急得要命。
怎么办呢？
他作出了各种手势，表示在靠近边界的中国境内，被越军埋上了地雷，有危险，要当心。
中国人员感谢他，表示知道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就领着中国人员走到有地雷的现场附近，先用手指一指，然后用脚向下一踏，两臂张开，作了一个被炸倒的姿势。
中国人员向他点点头，表示完全明白了，他才放心地走了。
后来，中国边防人员和民兵就按照这位越南“哑巴”提供的情况，及时地排除了地雷，保障了我边民的安全。
去年11月的一个不见星星、月亮的夜晚，在广西边境的一个渡口上，担任中越边境人民来往摆渡的老船工夏老汉，习惯地睡在小船上，突然被一阵阵“哗啦——哗啦”的水声惊醒，赶忙起身到船头上一看，只见江面上一个人影从对面撑着竹排过来。
“是谁？”
“是我。”
多熟悉的声音啊，凭着三十多年老相识的经验，夏老汉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当年在越南北部山区和他一起打过三年游击的越南老战友。
夏老汉要点灯。
越南老战友摆摆手。
递过烟，越南老战友不划火柴，压低声音急促地告诉夏老汉：
“最近那边风声很紧，说要把你这条船烧掉，把你杀死，占领这个地方。”
夏老汉半信半疑：
“会是真的吗？”
越南老战友说：
“咱们兄弟俩说话还有错。
你别再糊涂了，现在我们那里全是从南边来的军队，他们把我们寨上的人都赶走了，我这回是从别处转来，把听到的风声告诉你。
你们可千万要有准备呀！”
两位中越老战友紧紧地握着手，用沙哑的声音说了声：
“再见！”
就匆匆地分手了。
夏老汉把这个情况赶忙告诉了他的儿子、民兵连指导员。
民兵们加强了对渡口地区的巡逻保卫。
果然在几天后的一个风雨夜里，一小股越南武装人员偷偷摸摸地来了。
由于中国民兵严阵以待，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多行不义必自毙。”
越南反动当局一意孤行，疯狂反华，逃脱不了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新华社记者

越南当局穷兵黩武煽动对华战争
最近以来，越南当局在全国上下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向中越边境调兵遣将，变本加厉侵犯中国边境，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净化”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
并公然叫嚣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煽动要同中国进行一场“任何规模的战争”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最近以来，越南当局在全国上下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向中越边境调兵遣将，公然煽动要同中国进行一场“任何规模的战争”。
越南抗美战争结束以后，越南当局不去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凭借它在抗美战争中捞到的政治资本和军事装备，依靠莫斯科的支持，迫不及待地推行其“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妄想在东南亚称王称霸。
他们派出五万军队，进驻控制老挝。
他们出动十五万大军，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他们不断侵犯中国的边境地区，制造流血事件，一再发出反华战争叫嚣，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
为了适应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越南反动当局把越南全国纳入扩军备战的轨道。
去年，越南当局就作出了大力开展所谓“提高战斗力”运动的决定，要求全国军民将这一运动作为一九七九和1980年的重点任务。
去年12月21日，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在建军节集会上公然叫嚣要“认清新的作战对象”，“随时准备战斗”，准备打“大规模的战争”。
第2天，越南《人民军队报》更露骨地狂叫，要“发扬进攻战略，随时准备在优势情况下打击敌人”，并要求越南军队全体官兵“随时准备牺牲”，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行动卖命。
越南当局已在全国各地成立“义务兵役征兵委员会”，招兵买马，搜刮兵源。
去年一年，越南当局进行了三次征兵。
征兵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气氛之紧张，都远远超过了过去抗美战争最激烈的时期。
据估计，去年征兵总数不下四十万人。
另外，大约二十万名复员军人被征重新入伍，一些搞经济建设的部队转为作战部队。
据一些西方通讯社报道，目前越南的总兵力已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比抗美战争结束时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此期间，越南当局先后组织了五百万人的青年“突击队”，要求他们“随时准备战斗”。
在中等以上的学校中，强迫师生进行军训，在中学还开设“国防教育课”。
越南当局还在各地扩充民兵、游击队，并不断抽调地方干部进行军事集训。
今天的越南，正如《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所报道的，“不论你到越南什么地方，军事仍然占居首要地位”，“田里几乎没有男人”。
越南军队在中越边境地区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对象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去年10月份，越南第3军区组织所属部队按对华作战方案进行了演习。
越南的主力部队“决胜兵团”也举行了大规模演习，扬言要“建设成强大的兵团”，“保证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取胜”。
今年以来，越南反动当局在变本加厉侵犯中国边境的同时，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加紧向北方调兵遣将，并加紧“净化”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
据报道，越南当局在河内以北地区调集了数十万部队。
01月下旬以来，越南许多部队都从原来的“二级战备状态”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越南当局最近还限令芒街和同登镇等地居民于01月20日前全部走完，所有房屋交部队使用，实行军管。
它把这些地区变成没有居民、只有军事人员和准军事人员的地区。
越南有关人员在迫迁大会上公然叫嚣：
“准备同中国打仗，这是全世界交给我们的任务。”
01月24日，越南《人民军队报》发表了题为《组织好随时准备战斗》的社论，要求部队“在休息日、假日和春节里”“必须始终处于人随时准备好、武器随时准备好的状态，一有命令就行动”，“特别是在边界、海岛的各部队，在各个重要地区执行随时准备战斗任务的各部队更要加强措施，……以保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迅速、有效地执行任务。”
《人民军队报》02月03日的社论还叫嚷说，越南军队要“始终掌握任何情况下的主动权，打则必胜”。
颇有拔剑出鞘，要大打出手之势。
最近，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消息，说明越南当局正在加紧进行针对中国的煽动战争狂热的活动。
法新社发自雅加达的一则消息，引用最近访问过越南的印尼专栏作家苏佩诺·苏马尔佐01月17日在印尼《独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
越南当局已经把黄连山省的老街（同中国云南省的河口隔河相望）撤空，把省政府迁到了安沛。
日本共同社从曼谷报道：
“越南星期二（01月23日）宣布，河内——胡志明市铁路从星期三（01月24日）起至02月01日中断客运。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此举是为了大量运送部队和军火。”
报道说：
“这些观察家们推测，河内把这条铁道干线专门用来从南方向北方大量运送部队。”
这家通讯社另一条发自曼谷的消息说：
“据来自河内的旅行者透露，越南，尤其是以首都河内为中心的北部一带，好象进一步加强了针对中国的临战态势。”
空军开始使用河内的国际机场的一半设施。
在机场周围的树林中，除已安装好地对空导弹的阵地外，还有打开了覆罩的米格21型战斗机。
这则消息还援引曼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
“有情报说，最近在中部的岘港，苏联的供应船不断向陆上运送军需物资。
可以说，越南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同中国对抗。”

发展旅游事业大有可为
旅游事业有“无烟工业”之称。
我国的旅游事业还是一座未被很好地开发的宝库。
我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富有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艺术宝库和革命圣地。
数不清的旅游胜地，使世界上多少人心向神往，渴望到中国来看一看，游一游。
我国的旅游事业大有可为，我国的旅游事业亟待大力发展。
旅游事业投资少，利润大，收效快。
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经济部门。
有些国家每年接待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外国游客，旅游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
相比之下，我国每年接待的外国旅游者是微乎其微的。
去年一年中，我国接待的外国旅游者只有十多万人，加上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只有六、七十万人次。
这种落后状况，同我们这个拥有如此优越的旅游条件的大国是太不相称了。
旅游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交往的一种好形式。
接待更多的外国旅游者来我国游览，看看新中国，了解新中国，可以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交流思想以至文化科学技术，帮助我们改进工作，这实际是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种很好的支持。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
资金从哪里来？
当然要依靠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要下决心搞好那些容易搞的，能赚大量外汇的事业，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不断增强我国在建设事业中对外支付的能力。
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就是多快好省地收取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个“无形的贸易”，不但能多收外汇，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如民用航空、公路、铁路、邮电、饭店、饮食服务业、日用轻工业、工艺美术工业等等，都会相应地发展起来。
同时也能促进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不断改进，例如，把市政建设、环境卫生、绿化、公共秩序搞得更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等等。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提出要尽一切可能尽快地把旅游事业办大办好。
但是，为什么总是不能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呢？
这里面确实有实际工作中的种种矛盾，也确实同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上的“紧箍咒”没有彻底消除有关。
两年多来，“四人帮”推行的一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动谬论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流毒远未肃清。
什么旅游是搞“风景出口”呀，是“外汇挂帅”呀，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呀！
这些谬论至今仍然箍住了一些同志的头脑，束缚住一些同志的手脚。
“风景这边独好。”
“风景出口”何罪之有？
象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艺术、江山美丽如画的社会主义大国，让五大洲的外国朋友们来欣赏观光，有什么不好？
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正在辛辛苦苦、千方百计地把取之于大自然的原料、材料、农副土特产品等等出口或加工出口以换取外汇，为什么不可以把现成的、不需要花大力气的、得天独厚的大自然景色“出口”，以换取外汇呢？
“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搞“风景出口”事业。
至于说什么搞旅游是“外汇挂帅”，更是不值一驳。
我们说，政治是统帅。
什么是当前的政治？
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吸收更多的非贸易外汇收入，完全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怎么扯得上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我们要敢于冲破种种禁区，思想来个大解放，旅游事业的广阔前景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实际工作中的矛盾也就好解决了。
在实际工作中，当前发展旅游事业的关键，是要积极地解决住房问题。
我国现有的可以用来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远远不能适应旅游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为此，我们需要立即动手新建一批设备现代化的高级饭店。
利用侨资、外资来修建饭店的方针已经定了，当前的问题是要切切实实地得到落实，限期抓出成果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光筹划将来，而忽视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挖掘现有高级饭店、宾馆以及各个方面的潜力。
在这方面潜力是很大的。
香港地区现有床位比我们还要少一点，可是全年接待的旅游人数却比我们多十几倍。
在这个方面，当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的高级饭店、宾馆的管理体制要来个大改变。
要改变目前的行政管理方法，办成企业单位；
要讲究工作效率和提高服务质量；
要有上缴利润指标和收汇指标，并实行外汇留成等等。
一句话，要彻底摒除按行政的办法来办旅游事业，而把旅游事业真正办成吸收外汇的一个基地。
目前，各地都有一批常年利用率不高的高级饭店、宾馆，有些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接待旅游外宾。
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各地也都应当据此办理，千方百计地挖掘接待旅游者的潜力。
在挖掘潜力方面，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开阔些，如北京的故宫、颐和园，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其他地方的名胜古迹区，为什么不可以辟出一部分房屋加以修整来接待旅游者呢？
为什么不可以开展狩猎、滑雪、登山、骑骆驼、睡蒙古包、睡竹楼等多种多样受游客欢迎的活动呢？
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开动脑筋，放开手脚大干。
在开展旅游事业方面，我们还是个后进者，很缺乏经验，因此要加强旅游经济研究，学习运筹学；
要拜能者为师，请懂行的人来办，请专家包括华侨和外国人来当顾问。
我国工商界中有不少有用的人才，要大胆起用，发挥他们的长处，让他们为发展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发展旅游事业需要全党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一定要有人抓、有人管，纳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各方面要密切配合和协作，特别是航空、铁路、交通、商业服务行业、轻工业、文物出版等部门更要紧密配合。
让我们大家共同关心这一事业，支持这一事业，力争我国的旅游事业能在短时期内面貌一新，突飞猛进。

福建出口活海产品换取更多外汇
新华社编者按：
福建省外贸部门和有关部门密切合作，想了许多办法，把过去只出口冻鱼、冻蟹改为尽可能多出口活鱼、活蟹，结果使原来只值一块钱的东西变成值五块钱的东西。
这个点子出得实在好，它既使国家多换了外汇，又更好地满足了顾客的需要。
这种认真学会做生意的精神值得学习。
新华社福州02月16日电记者孙静报道：
过去，即使在沿海城市也没有供应活梭子蟹的。
现在，活梭子蟹却成批地从福州运往日本和香港了。
在最近的两个多月里，从福州出口的活梭子蟹就有二十八万多斤，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成活期在六天以上。
日本商人称赞福建梭子蟹经过长途运输成活率这么高，是一个奇迹。
02月上旬一天深夜，记者来到平潭县外贸公司储养活梭子蟹的仓库，只见工人们冒着呼啸的寒风，从活水仓库里拖出一筐筐梭子蟹，把它们浸入冰水。
这些刚才还八足乱舞、吱吱叫唤的梭子蟹，立刻安静下来，处于冬眠状态。
接着，包装女工把它们装入特制的纸箱，然后用冷藏车运往机场。
在那里有专机直接运往日本。
梭子蟹盛产于我国沿海一带，肉嫩黄满，味道鲜美、营养价值很高，是国际市场畅销的海产品。
过去我国只向国外供应冷冻的梭子蟹，色香味和营养价值都受到一定的损失，换汇率不高。
近年来，福建省外贸部门和有关单位共同合作，学习外国捕捞、供应活蟹的经验，深入渔区、海港、机场，研究改进梭子蟹的捕捞、保养、运输、包装技术。
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摸索出“过冷”处理办法，使梭子蟹的成活率不断提高。
出口活海产品是以较低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外汇的一个途径。
福建省除出口活梭子蟹外，还出口活石斑鱼、鳗鱼苗、江瑶贝等。
据统计，出口一吨活梭子蟹，价值超过五吨冻蟹；
出口一吨活石斑鱼可换回六千美元，而同样数量的冷冻海产品仅值一千三百美元。
出口一吨鳗鱼苗所得的外汇，约等于一千吨冻黄花鱼的价值。
福建省外贸部门已在厦门、莆田、平潭、长乐、晋江、龙海等县、市渔区，增加了专门捕捞活海产品的网点，建立了一批活水仓库和活水船，促使活海产品产量不断增加。
去年全省出口活海产品超过计划百分之八十。
今年01月份出口的活海产品所得的外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轻工业品为什么总是老花色、老样子？
记者在上海采访，常听到有人反映，暖水瓶几十年来老是一种式样。
上了年岁的消费者说：
我小时候暖水瓶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当了爷爷、奶奶，还是这个样子。
一位了解暖水瓶生产历史的行家告诉记者，我国第1个用手提着灌水、倒水的两磅直筒式暖水瓶，是1925年在上海生产的，五十多年过去了，暖水瓶的式样，依然如故。
其实，暖水瓶的内在质量和式样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最近，在上海的一个展览会上，就有一些新式的暖水瓶：
有的形状象企鹅，瓶嘴就是长长的鹅脖子，有的形状象宝塔，一按顶端电钮，塔顶就哗哗地吐出热水来。
这样的暖水瓶，既是日用品，又是装饰品，可惜都是样品，没有大批投入生产。
暖水瓶生产为什么长期落后？
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员存在着因循守旧、满足于现状等保守思想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据记者了解，上海暖水瓶行业从公司到工厂，不少职工对生产新产品是有积极性的，问题是有关领导部门没有给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以致一些新产品试制出来后也投不了产，或者投产很慢。
首先是产值、产量与花色品种的矛盾得不到解决。
有关领导部门给工厂下达生产计划，总是着重抓产值、产量，而不把新产品作为考核的指标。
工厂被老产品的生产任务压着，顾不上从事新产品的研究。
上海保温瓶一厂1960年生产暖水瓶二百八十多万只，去年增加到六百五十万只，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主要设备一点也没有增加，人员也增加得很少。
由于生产任务重，很难挤出人力去搞新产品的试制工作；
即使搞了一些新品种，因为难度大，费时多，也大多上不了马。
厂里的同志算了一笔帐：
生产五磅的直筒式老产品，二百二十个工人一年可生产一百二十万只，产值五百七十万元。
生产新品种企鹅型暖水瓶，同样人员一年只能生产二十万只，产值只有三百二十万元。
大量生产新产品，消费者高兴，而工厂的产值、产量指标却完不成，工厂也就评不上大庆式企业，得不到企业基金，工人也拿不到奖金。
其次是企业缺少发展新产品的必要资金和条件。
一些工厂反映，搞新产品要花设计、试制、投产费，要用一些优质的原材料，有的还要增加厂房或设备。
对设计新产品有功的工人、技术人员，应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但是工厂没有这笔钱，或者钱不够。
上海保温瓶二厂去年试制成功的汽动出水暖水瓶，需要用一种高质塑料，国内供应不足，他们建议进口，但一直未得解决。
因此，尽管市场需要，这种新产品却投不了产。
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本来是品种比较齐全，式样比较新颖，在国内市场比较受欢迎的。
近几年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加上工作中的问题，轻工产品的品种花色发展不快，一些原来受群众欢迎的品种花色也减少了；
不少新产品、新品种试制出来后又不能大批量地投入生产。
据统计，从1966年以来，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品种有二百二十五种，到1978年，只有三十种投入大批量生产。
象小轮车、简易多能缝纫机、日历表等都是十多年前试制出来的，一直没有成批投入市场。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市轻工业局负责人的回答是：
解放思想，破除安于现状的小生产思想，从过去着重抓产值、产量转到抓质量、品种上来。
要利用老工业基地的物质技术条件，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大搞产品的升级换代，向生产高中档、高精尖产品的方向发展。
市轻工业局决定，把试制和生产新产品列入计划，实行经济考核；
采取切实措施，使已经试制出来的品种花色尽快投入批量生产；
同时，要运用经济的办法改进企业管理，促进新品种的发展。
对创制新产品有成绩的单位或个人，要给予表彰和物质鼓励。
人们热切期待上海有更多的花式新颖、美观耐用的日用轻工业品同大家见面。
新华社记者张学全

首都旅游住房有很大潜力编辑同志：
党中央和国务院最近作出决定，将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我举双手拥护。
我国旅游工作发展得不快，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住外宾的旅馆不足。
如果我们单纯地等待新建旅馆，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在抓紧新建饭店、旅馆的同时，深挖各方的潜力，把现有的条件充分地利用起来。
据了解，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总部以及国家机关各部委，过去都有一些供外国专家使用的高级招待所，房间设备比较讲究，沙发、地毯、卫生设备齐全，建筑结构也较好，有的还有餐厅、舞池、礼堂。
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后，这些招待所有的仅仅用来召开一些会议，招待少数领导干部或作为写材料的地方，利用率较低。
有些招待所多的能容纳七百张床位，少的也有二百多床位，稍作修整，是可以接待外宾的。
还有的原来就是宾馆、饭店，后来改为办公楼或招待所用了。
如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有三幢楼房一幢礼堂，可设置七百多床位，1958年以后就被一些机关占用了。
正义路南口的国际饭店，有三百多个房间，可设置五百多张床位，还有游泳池、舞厅、剧场等。
西颐宾馆有七百多张床位，也被一个研究所作办公用了。
有些地方由于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和改造，但总比重新找地皮盖宾馆要合算、要快。
此外，东交民巷的一些小型宾馆，利用率也并不高，有的被作为办公用了。
上述一些地方如能充分利用起来，至少可增加两千张以上床位用来接待旅游外宾。
如果再把国家大型宾馆包括进来，则可能增加的床位就更多了。
有些机关长期占用高级宾馆、招待所办公，这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不可以搬到普通办公楼去呢？
挤一挤不行吗？
另外，一些名胜古迹，如故宫、颐和园的一部分，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颐和园里空着很多房屋，只要加以修缮和添置卫生设备，就可接待外宾。
估计旅游者还会很高兴地住在这样古老建筑物里。
还有被认为是《红楼梦》大观园旧址的恭王府，现在是一些单位宿舍和办公的地方，如能按照《红楼梦》所描写的情景修饰一下，会收到与故宫、颐和园同样的效果。
再如小汤山、温泉、香山等处，如果都能统一规划一下，可以增设的旅游外宾床位就相当可观了。
景友文

高级饭店的管理体制急待改变
——谈当前发展旅游事业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报记者述评
我国具有数不尽的风景区和闻名世界的古老文化、艺术，可吸引大量的外国游客。
我国旅游事业真是大有可为。
但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比较，我国接待旅游的人数，却少得可怜。
今年，全党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扩大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了给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我国旅游事业应当急起直追，求得更快、更大的发展。
旅游事业要来个大发展，当前最突出的是住房问题。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百分之八十的旅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住房就显得格外紧张。
因为住房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好，对外影响不好，也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是不是目前的接待数量冒进了呢？
不能这样说。
据了解，仅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可用于接待外宾的饭店共有一万四千三百多床位，连同其他开放城市可用于接待外宾的床位，全国共有二万九千六百多。
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少。
香港用二万四千九百床位，每年接待一百七十多万人。
泰国用三万九千床位，每年接待一百三十万人，而我们有近三万床位，只接待旅游外宾十多万人，住房还显得十分紧张。
究竟问题在那里？
饭店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上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是造成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各地用于接待外宾的高级饭店管理体制极不统一，领导关系也不相同。
旅游部门并不管饭店，管用脱节，相互扯皮。
更重要的是这些饭店实际上都不是企业，而是属于招待所性质，没有上缴利润的经济指标，更没有上缴外汇的指标，相反，有的饭店却有亏损指标。
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安排住房次序上，自费外宾往往排在最后，即使自费外宾的计划提前数月提出，到时也不能保证有符合条件的住房。
二、中央以至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高级客房按规定只能住邀请的部长级外宾，否则宁肯空闲。
在香港的大饭店都有所谓总统套间的高级豪华客房，有五套间至八套间的，主要是游客和商人住，哪里有那么多总统去住？
即谁肯付出规定的租费，谁就可以住，而我们却规定硬性的条条框框。
三、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总是有相当数量的房间，留给内宾住。
中央领导同志曾三令五申要贯彻“先外后内”的原则，但就是行不通。
四、还有不少高级饭店，都有相当数量的床位，属于某某部的控制房，或属于某某单位的预订房。
还有支应突然使用的机动房。
控制房不付房费，预订房是在邀请的客人未来前几天订好，而照付房费的。
这样就形成房子的实际利用率不高，有些房子明明空着，却不能动用。
用上述的种种行政的办法管理饭店，而不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饭店，致使饭店的管理上、服务上存在着许多老大难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外国所有的大饭店都是十分欢迎旅游外宾的，饭店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接待旅行社客人去住他的饭店。
而我们是倒过来的，旅行社得向饭店央求，才能让自费外宾住入，有时甚至说了好多好话，也不得住入。
这里，主要不应责备某些具体管事的人或主管单位，根本问题是管理体制不对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
因此，高级饭店目前的管理体制急待改变。
为了解决旅游外宾住房紧张问题，从长远来看，需要国家投资或利用侨资、外资兴建一批饭店。
但是这些办法，由于种种原因，在目前还得不到密切配合，也得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见效。
究竟如何办才好？
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下决心挖掘现有住房潜力，把现有的近三万张床位，或将其中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床位，用于接待自费的旅游外宾，使高级饭店真正成为给国家吸收现汇的一个基地。
这个决心一定要下。
一定要彻底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办法，并责令专人负责实施。
挖掘潜力的根本办法是改变饭店的现行管理体制。
有的国家的经验是把所有的高级宾馆划归旅游部领导。
许多外国的经验也证明，搞旅游不管饭店，等于搞工业不管工厂，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能把现有高级饭店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划归旅游局管理，据估计接待旅游外宾的数字，就可以成倍地增长，也不会再出现旅游外宾住不进饭店的被动局面了。
这样做了，全国的一些高级饭店，立即可以实行企业化管理。
旅游的单位就可与外国旅行社签订合同，有计划地接待旅行者；
对饭店则可以规定每年上缴国家的外汇指标，同时可考虑给地方一定数量的外汇留成，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改变高级饭店的管理体制，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
如邀请外宾怎么办？
根据某些国家的经验，邀请外宾一律不住高级饭店，住相应的比较高级的招待所，这并不失礼。
我们国家还穷，应该把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招待所统统用起来。
有些国家在旅游旺季尽量避免邀请外宾，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用现有三分之一的高级饭店，再加上现有的一部分高级招待所来接待邀请外宾，是完全够用的。
再如，召开各种会议的用房和各方面往来的内宾住处怎么办？
毫无疑问，应该一律住普通的招待所，还要提倡尽可能住在自己的家里。
据统计，中央各机关在京招待所共有床位四万多，完全可以用来开会和接待各省、市、自治区来京的同志。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田采
封建时代，在欧洲各国的刑事审判中盛行“有罪推定”。
一个人只要被国家机关指控犯了罪，用不着对他的罪行加以证明，就可以把他当罪犯对待，无限期地关押在监狱里。
被告要想恢复自由，必须自己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才行。
这种办法，造成了封建审判机关的武断专横和恣意出入人罪。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针对“有罪推定”的封建诉讼原则，提出了“无罪推定”，主张刑事被告在依据法定程序不能证明有罪的情况下，应该宣告被告为无罪。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把“无罪推定”规定在《人权宣言》中。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诉讼法或证据法，甚至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
解放初期至五十年代，我国法学界许多人认为，“无罪推定”可以考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但是后来，这种主张遭到了批判，“无罪推定”也成了禁区。
反对“无罪推定”的一个理由，是说它容易放纵罪犯，不利于同犯罪作斗争。
“无罪推定”提出证明犯罪的要求，正是要司法人员调查研究，查明事实真相，做到罪证齐全，使罪犯在事实面前认罪服法，怎么会放纵罪犯呢？！
“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司法机关判一个人的罪，必须证明他的的确确犯了这种罪，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宣布他无罪。
如果在不能证明一个人犯罪的情况下，就判一个人的罪，或者把案件挂起来，使这个人无限期地处于犯罪嫌疑的状态中，那就会冤枉好人，那里还谈得到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呢？
反对“无罪推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说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被告犯罪的认识，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
“无罪推定”同这些具体的做法，岂不是矛盾吗？
其实并不矛盾。
“无罪推定”所讲的，是说对被告采取措施也好，提起公诉也好，都不是国家对被告犯罪的最后定案。
只有依照法定程序证明了被告的罪行，法院依法作出的有罪判决正式生效，国家才肯定被告是犯罪者。
要求办案人员记住这一点大有好处。
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防止先入为主，在发现被告无罪时及时修改自己的意见；
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努力提高办案质量，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理由，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国家的认可。
“无罪推定”的反对者还有一个理由：
我们有“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本不需要什么“推定”。
“实事求是”是我们办案的根本原则。
但是，“实事求是”不能代替“无罪推定”。
被告的罪行得到事实证明，或者被事实否定，这两种情况都好办。
问题是被告的罪行不能被证明怎么办？
刑事案件对被告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荣誉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使被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
经过充分的侦查和调查，仍然不能证明被告犯罪时，就应当对被告是否犯罪的问题作出结论。
在这里就用得着推定。
只有两种可能的推定：
“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
对这两种推定，历史早已作出结论：
“有罪推定”是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无罪推定”则是在不能证明被告犯罪的特殊情况下，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
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手法之一就是大搞“有罪推定”。
他们对一个干部或群众进行所谓的“审查”以前，早就作了有罪的结论，“审查”只是为了证实这个结论。
被“审查”的人只许交代“罪行”，不许辩解，辩解就是态度不老实；
只许“认罪”，不许申诉，申诉就是闹翻案。
他们得不到口供，就搞刑讯逼供；
得不到证明，就捏造证据，栽赃陷害。
林彪、“四人帮”使封建审判的“有罪推定”又复活起来。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受到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前，我国正在准备制定刑事诉讼法。
我认为，可以考虑把“无罪推定”的原则规定进去，或者至少应当吸取它的精神和某些内容，使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肖蔚云魏定仁
我国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所以，辩护权是国家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种合法权利，被告有权根据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解和申诉，以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
这种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剥夺的。
我国法律规定的辩护人的范围和辩护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被告人的请求，可以委托律师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过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被告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进行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辩护。
我国法律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广泛规定，体现了我国法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但是，在1954年宪法公布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于辩护制度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并不是都认识了的。
曾经出现过“为什么要允许被告自己辩护”、“坏人不老实，狡猾抵赖怎么办”、“是否会放纵坏人”等看法，甚至把律师替被告辩护说成是“为犯人说话”、“站在敌人的立场”，是“阶级投降”，使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充任律师。
我国的辩护制度，也往往流于形式。
这样的原则是非，难道不应该加以澄清吗？！
为什么我国法律规定要实行辩护制度，要允许被告有辩护权？
从审理案件的后果来看，被告没有辩护权，就可能出现错案和冤案，也可能放纵坏人。
案件错综复杂，情况千差万别，罪与非罪的界限，此一罪与彼一罪的界限，罪重与罪轻的界限，量刑幅度的大小，都需要经过辩护，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
因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一个关系到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准确打击阶级敌人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
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建立辩护制度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在土地改革时，《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明确规定：
“县（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审判时，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及请人辩护的权利”。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说明》中也指出：
“一般的要做到……当事人和他的合法辩护人在法庭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辩护权”。
实践证明，这些规定是正确的，效果是良好的。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却把辩护制度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
他们今天诬陷这个是“叛徒”、“走资派”，明天又诬陷那个是“特务”、“反革命”，绝不容当事人辩解，如有半点解释或申辩，就是“抗拒”、“翻案”、“复辟”，就要“罪加一等”，从而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和假案。
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不但必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而且必须在实践中规定种种制度，能够确实保证这种辩护权的实施。
我国的审判制度规定为两审终审制。
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前，被告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人民法院应该保证被告或法定辩护人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和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案件事实和自己的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辩解；
应该如实地记录他们的辩解内容，他们有权要求对记录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应该允许法定辩护人自由地同被告谈话。
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使被告或法定辩护人真正有冤能申，有理能辩，有辩护权能够行使。
在审判中肯定会有一些坏人进行狡辩和抵赖，这丝毫不影响辩护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因为，不管坏人怎样狡辩抵赖，在事实面前，狡辩是无济于事的。
至于是否会放纵坏人，关键不在于坏人的狡辩，而在于审判人员事先是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只要事先掌握了坏人犯罪的确凿证据，又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就一定能够制服坏人的狡猾和不老实。
为了坚持“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不但要允许自己辩护，而且还要有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
那种认为律师替被告辩护，就是“为犯人说话”，“站在敌人的立场”，是“阶级投降”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这是对我国律师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的误解。
从法律上说，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被告人是否成为罪犯，要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律作出判决来加以确认。
在法院最终判决以前，我们的律师为被告进行辩护，是以国家的法律和事实为根据，是为了协助人民法院弄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达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既不冤枉一个好人，又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怎么能说是“站在敌人的立场”，是“阶级投降”呢？
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忠于社会主义法律的律师吗？！
我们的律师是为人民服务的，难道不应当受到人们尊重吗？！

立法与立信
高恒
《史记·商君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商鞅为秦国变法，拟定了新的法令。
他在公布以前，怕民众不相信，想了一个办法。
他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布说，有谁能把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去，赏予十金。
群众觉得奇怪，没有人敢去移。
他再宣布说，有谁能移就赏予五十金。
果然有一个人去移了，立即赏予五十金，表示立了法是算数的。
这样，他颁布法令，民众都相信了。
用这样的方法来树立新法的信用，乍看上去未免有些荒唐，其实不然。
据《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说，商鞅变法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
这就是说，当时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秦国原来的法令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一文不值了。
商鞅要实行新法，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予金移木”，就是一个表示说话算数，取信于民的举动。
以重金买信，不一定是个好办法，但从中反映出的立法必先立信的思想，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信”，即法的信用，有了法就要维护法的权威，否则，有法等于无法。
所谓“有法不胜其乱，与不法同”，（《商君书·开塞》）就是这个道理。
《荀子·议兵》说“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韩非子·饰邪》说“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都是强调“信”的重要性。
一个“信”字，关系到人们对法制的看法，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强弱、安危。
如果有了法不算数，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
为了维护法的权威，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们，还提出过“法不阿贵”、“法不阿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等主张。
这些主张，在封建社会里，究竟能够实现多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却是很值得重视的。
前几年，“四人帮”大谈所谓的“法家路线”，然而，对于先秦法家关于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维护法律信用的思想，却缄口不言。
因为这些思想与他们恣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反动行径是抵触的。
“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流毒仍未肃清。
有些冤案、假案、错案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一例。
“四人帮”猖獗时期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使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也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现在，纠正冤案、假案、错案，一方面是为受害者伸冤昭雪，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树立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
然而，有些同志却只考虑个人得失，考虑“长官意志”的威信，犹犹豫豫，能拖则拖，能推则推，迟迟不愿为受害者平反。
这些同志应该认识到，这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失职。
无论是那一级的“长官”，如果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无视人民民主权利，有什么威信可言？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坚决地平反冤案、假案、错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要建立审判人员责任制
杨廷福
林彪、“四人帮”在实现他们砸烂公检法的罪恶目的之后，利用一些公安、司法机关，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
鉴于这种历史的教训，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建立审判人员责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我们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唯一机关。
它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在定罪、量刑上，既不允许轻罪重判、重罪轻判，更不允许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
董必武同志曾经说过：
“在同一个法院里，处理情节相似的两个案子，一个判十年，一个判三个月，这样畸轻畸重是不能一般地以没有法律根据来推脱的。”
这里说的就是审判人员责任问题。
对于某个被告是否定罪判刑，是以被告人在行为中是否构成犯罪为前提的。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构成犯罪以前，就不能把被告看作是犯罪的人，当然更不允许轻率地定罪、判刑。
审判工作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
审判人员的职责，就是调查研究，弄清案情，实事求是地作出判决。
我们有些同志习惯于坐堂问案，不重视核对事实，分析研究；
喜欢听原告的陈述，不愿听被告的申诉或辩护，甚至以所谓“态度不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这种破坏审判原则，玩忽职守的现象，再也不容存在下去了。
司法实践证明，审判工作中发生错误，或者是因为审判人员的疏忽和过失；
或者是因为思想与业务水平不高，错认事实，误用法律；
或由于外界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与影响。
凡此种种，不乏其例。
由于这些原因发生的冤、错案件，纵然经上级法院明察，撤销原判，然而死者不能复生，残者不能复全，不仅个人遭受伤害，而且影响家庭和社会。
我们的审判人员对于自己的工作，难道不应当十分谨慎吗？！
以前，由于我们的法制不够健全，对于办错了案的，一无行政处分，二无必要的法律制裁。
即使有时也作检讨，但检讨完毕即万事大吉，依然我行我素。
多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审判工作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单靠教育不行，还必须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审判人员由于疏忽或过失办错了案子，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或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于那些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视人命如儿戏的人，应该予以法律制裁。
有了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审判人员才能增强责任感，提高办案质量。
对于审判人员的错判，如果不追究责任，那么加强法制，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它的长治久安，在立法制律时，也非常重视司法人员的责任，规定一套比较缜密的狱讼制度。
秦代对于审判不公平的官员，罚筑长城。
汉代制定了法官“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的律文，犯者免职受罚，甚至弃市（死刑）。
《唐律·断狱》规定更为详尽。
法官审案必须依法定罪，“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在“官司出入人罪”条规定，当事人原本无罪，法官故意虚构事实，或徇私枉法，故定人罪的，定别人什么罪，就判法官什么罪。
当事人本来犯的是轻罪，法官故意判为重罪的，应将所处重罪扣除应处轻罪之后的余罪科罚法官。
故意开脱罪名的，开脱什么罪，就判法官什么罪。
对于因不慎判错案的，《唐律》也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罚。
这样严格的审判责任制，可能引起某些法官因为怕负责任而故意拖延时日，以致“淹禁不决”，《唐律》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它为避免无辜的人被久系不决，又根据案情的大小繁简，规定日程和期限。
例如禁囚05日一虑，20日一讯。
在京城羁押的囚犯，每月25日以前，京城的司法官要将这些人所犯案情与囚禁月日申报刑部。
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它具体规定：
大理寺审议裁决案件，不能超过二十天；
刑部批复案件，不能超过十天。
刑部的批复和原判有不同时，大理寺重新审判不能超过十五天，再上一级的审查不能超过七天。
唐初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注重政府工作的效率，审判案件限日计程，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剥削阶级法律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属于两种体系，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我们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也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革命法制和人道主义
刘瀚吴大英
前些年，在政法界，有的人把人道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谁要主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谁就被扣上“立场不稳，对敌不狠”的帽子。
于是，大搞刑讯逼供，实行法西斯式的审判方式，对在押和劳改人员，以至对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伸手就打、张口就骂、肉体折磨、侮辱人格的事，时有发生。
有的同志对此不以为非，反以为是，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还未完全杜绝。
认为讲人道主义，就是“立场不稳，对敌不狠”，这完全是错误的。
对于政法干警来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毫无疑问是头等重要的。
但是，什么叫立场稳呢？
只有严格地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准确地打击敌人，才能叫做立场稳，对敌狠。
那种对自己的工作对象打骂、侮辱、折磨、虐待的做法，是违背我们无产阶级的宪法和法律的，恰恰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政法干警在办案时，要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重证据是办好案子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做到准的基础和关键。
有了充分可靠的证据，好人就不致被冤枉，坏人也难逃脱法网。
而重口供，就容易搞逼供信，就有可能出现被审人随意乱供的现象。
如果审判人员相信了这种不可靠的供词，去乱捉，乱判，必然会造成假案、冤案、错案，这就谈不上打击敌人，也谈不上立场稳，对敌狠。
在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中，有敌人，但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民内部的犯法分子，也有的是无辜的好人。
至于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的政法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政法部门的干警，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对人民采取不人道的、法西斯式的野蛮手段，那不是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吗？
就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威力。
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地制服他们。
如果用不人道的办法对待他们，只能增加对立情绪，而不能使他们真正认罪服法。
这样做，只会给党和政府造成不好的影响，给改造罪犯的工作增加阻力。
对于犯人不论判处什么刑罚，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在内，都要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
劳动改造是强制进行的，但是，这种强制的内容只是指不准他们有拒绝劳动改造的自由，而不是说可以虐待他们。
对于这些人，也要给他们以应有的生活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病时给以治疗。
同时，不论罪犯本人罪恶多大，都不能株连没有参与犯罪活动的家属；
对他们家属中确有困难的，还要适当予以安置。
在这里，人道主义也是改造罪犯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讲人道主义，绝不是姑息他们的犯罪行为，而是他们犯什么法，就应该治什么罪，有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决不允许搞违犯政策和法律的体罚和肉刑。
要把他们当作人，要加以教育和改造。
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信心，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改造他们。
实行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早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就指出：
“苏维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维埃对于这样的分子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姑息。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命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
对犯人实行不人道的待遇，滥施酷刑，这是从奴隶制开端的一切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惯用手段，而法西斯主义则把这种手段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一个阶级。
惩办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认真地进行教育改造，使之成为新人，这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如果对犯人不讲人道主义，而是加以虐待，这样做，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政法机关混同于剥削阶级的旧衙门了吗？
实行人道主义，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我们的立法工作、司法工作、检察工作和劳改工作中，都应该充分地重视这一点。
广大人民群众，也要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揭发、检举一切不人道的、逼供信的、滥施肉刑的法西斯式的审判方式等违法行为。
只有对这些违法行为依法给予处分，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加强起来。

大力加强农机科普工作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在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今后农机科普工作的规划，决心培训大批掌握现代化农机科学技术的人才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今天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就是明天的生产力。
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大力加强农机科普工作。”
这是出席全国农业机械科学普及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看法。
会议期间，代表们总结交流了各地开展农机科普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制定了今后农机科普工作的规划。
这次会议是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最近在北京召开的。
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农机学会、农机局、部分农机院校、农机所、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代表和一部分农机科普积极分子，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农机科普工作的状况，大家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各地农机学会被迫停止工作，农机科技人员遭到打击迫害，农机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传授、培训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用现代化设备武装农业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
搞好农机科普工作，培训大批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已迫在眉睫。
与会代表总结交流了搞好农机科普工作的经验，内蒙古自治区举办有旗委书记、农牧业局长等干部参加的农机训练班，使各级干部取得领导现代化农牧业建设的指挥权，避免瞎指挥。
西北农学院正确处理教学与科普之间的辩证关系，教学科普一起抓，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代表们还翻阅了各地编写出版的各种农机科普读物和培训教材，观摩了各地绘制的农机构造原理和操作使用挂图，观看了有关农牧业机械推广使用的科教影片和幻灯片。
大家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把被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人才。
代表们指出，随着不断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农机科普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干部和农业、农机生产第1线的广大工农群众，而且也包括农机科技人员，他们都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但是，当前农机科普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生产第1线的各种农机手、修理工、农机管理人员、农机供销人员，以及地、县以下各级指挥农业生产的干部。
要迅速改变过去那种干部不懂农机技术、搞瞎指挥，机手不懂农机、搞坏机器的局面。
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围绕如何搞好安全生产，不断提高农业机械的完好率、利用率，充分发挥各种农机具的经济效益开展活动。
代表们认为，各地农机学会、农机局只要抓住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和主要内容，大力开展工作，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就一定会加快。
与会代表还针对当前科普力量薄弱，科普读物和培训教材数量少、质量低、重复多等问题，经过讨论决定，集中力量，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共同编写出版一批统一的农机培训教材和拖拉机等主要农机具的科普读物。

教育部召开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
确定了今年全国将有二百九十八所高等学校和一百多个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及招生的办法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今年全国将有二百九十八所高等学校和一百多个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
这是教育部在最近召开的1979年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上确定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在讨论落实1979年研究生招生计划时表示，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一定要积极招收研究生，为国家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各种专门人才。
会议在总结交流去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年研究生招生意见和简章，确定了今年的招生办法。
1979年招收研究生的办法是：
凡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有同等学历，思想进步，业务优秀，身体健康，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1944年01月01日后出生），均可报考；
对某些基础较好，有专业特长和一定科研能力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八岁（1941年01月01日后出生）。
成绩突出，确实具有研究才能的在校大学生，由学校严格挑选，可以报考；
高等学校在校的进修生，经原单位同意可以报考；
符合条件的台湾、港澳青年也可以报考。
考生可填报相同专业、相近研究方向的两个招生单位。
报名者一律在报名后进行体检，并由报名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然后将体格检查表、政审意见寄送招生单位。
招生单位在考试完毕后，根据德、智、体的条件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今年研究生招生办法规定：
报名日期自1979年04月02日起，至04月12日截止。
考试日期定于06月02日、03日、04日三天进行。
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课、外国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五门。
考试一律采用闭卷笔试。
一般不再进行复试。
某些专业，招生单位认为确有必要的，可在完成原规定科目笔试的基础上增加复试。
各学科各专业都要进行外国语考试，考试语种按招生单位的规定选择一种。
今年各招生单位最迟于08月30日前将录取通知书发给考生本人，并通知考生所在单位。
研究生定于09月中旬开学。
会议号召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
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在会上讲话，着重谈了恢复研究生制度和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定要培养出一大批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
他强调指出：
招收研究生要确保质量，宁缺勿滥。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教育（高教）局、招生办公室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关负责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同志，部分重点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和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部分专家、教授。

新华社更正本社02月15日播发的《越武装人员破坏我广西边境地区农业生产》稿（见02月16日本报第4版），二段末“那坡县”应为“宁明县”。

河北沧州地区集会
纪念民族英雄马本斋逝世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石家庄02月14日电河北省沧州地区最近集会纪念民族英雄马本斋逝世三十五周年。
马本斋是在抗日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他的家乡组织了“回民义勇队”，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斗争。
后来，他率领队伍参加了八路军，被命名为“回民支队”，由马本斋同志任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同志在1938年冬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武装，是当年我党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一致抗日的一面旗帜。
他当时率领回民支队在冀中、冀鲁豫边区一带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马本斋同志因积劳成疾，于1944年02月07日病故，终年四十三岁。
马本斋同志逝世后，延安军民于1944年04月09日召开了追悼大会。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中央其他许多领导同志送了挽词，叶剑英同志、吴玉章同志在追悼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了马本斋同志。
国家民委和当地有关领导机关、驻军的一些负责干部、代表，马本斋同志的战友、亲属共一千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人们在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了马本斋同志的英雄事迹，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罪行，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大团结，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诚心诚意地帮助兄弟民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越南武装人员袭击我边防部队制造流血事件
越方在云南河口镇不断挑衅制造战争气氛
我边民亲眼看到越南的战壕里有苏联顾问在向中国方向指手划脚。
事实说明，越南当局之所以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背后有北极熊的唆使和支持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今天，越南武装人员又向中国边境开枪开炮，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制造了流血事件。
今天上午十一时，中国边防部队的一个小分队在云南省富宁县田篷公社边境地区巡逻时，遭到预先埋伏在附近的越南武装人员的机枪扫射，我边防战士华红兵当场中弹身亡，另一名战士身负重伤。
越南军队依仗人多，向我边防小分队扫射达五个小时，我方撤出后，越军才停止射击。
今天下午二时二十五分和三时二十二分，越南武装人员两次用八二迫击炮对驻守在云南省马关县金厂公社的中国边防部队营地进行轰击。
我边防部队采取克制态度，没有还击。
越南当局还派出特务潜入中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
02月14日中午十二时半，两名越南特务化装成中国边民潜入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公社隔界生产队水电站，放火点烧房屋，然后在越南武装人员火力掩护下逃窜出境。
由于电站处在越方火力控制下，生产队社员不能前往扑救，电站被火烧毁。
在广西，宁明县夏石公社板旺大队社员陆裕强今天下地劳动时，踩中越方越境埋设的地雷，腿负重伤。
新华社河口02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越南当局在我云南省边陲城镇河口不断挑衅，制造战争气氛，严重妨害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河口坐落在中越界河——红河、南溪河的交汇处，是一个宁静美丽的边陲城镇。
自从越南当局公开反华排华以来，这里和平安谧的气氛完全被破坏了。
从河口举目南眺，界河彼岸一派战云密布的景象：
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集结了大批的越南军队；
河边上架设了层层的竹篱笆和铁丝网，布满了地雷和竹尖桩；
数不清的明碉暗堡、战壕掩体都是朝向中国境内的。
南溪河上的中越大桥，几十年来曾沟通中越人民的友好往来，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曾通过它运送过大量援助物资。
如今，在桥中分界线的那一边，一节货车车厢堵塞了通道，铁丝网象瓜藤似的布满桥面，又爬满车厢。
桥上的铁轨也被越方拆掉了，枕木乱七八糟地堆在一旁。
陪同访问的当地同志指着桥上那个已作为路障的货车车厢对记者说：
“那里边装满了烈性炸药，只要一爆炸，不但大桥要毁掉，就连周围几公里之内的房屋建筑也不能幸免。”
记者在河口访问的短短几天中，多次目睹越方向河口疯狂扫射的情景，好几次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
有一次，记者到南溪河边访问一位老大娘，脚还没有站稳，就听到对岸有人用越语狂叫：
“就打那个戴眼镜的！”
记者刚弯下腰去，“呼！
呼！”
两声枪响，弹头擦着帽子飞过。
02月02日，越方枪杀了两名正在从事和平劳动的河口镇居民。
记者闻讯，几次想赶赴现场，都被越方密集的射击所阻。
据了解，今年初越南当局指示边界上的越南武装人员开展打冷枪的运动。
凡是中国领土上能活动的东西，大至火车、汽车，小至牛狗猪鸡，都是他们射击的目标。
在我们到河口的前一天，一头正在河边吃草的水牛，被对岸的机枪打死了。
记者亲眼看到，从这头牛剥下的皮上布满了密集的弹孔。
由于越方不断地向河口射击，河口居民不敢随便行走，生产和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
越南当局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中国境内搜集情报。
河口县公安局的同志告诉记者，仅从去年12月份至今年春节前夕，河口军民就破获七起、共抓捕越南特务十余名。
这些被捕的特务供认，他们潜入中国就是要搜集中国边防部队的位置、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为越南军队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
在今年春节期间，河口镇的一些群众，亲眼看到越南的战壕里有三个苏联顾问在向中国方向指手划脚。
这个具体事例有助于说明：
越南当局之所以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背后有北极熊的唆使和支持。
（附图片）
越南当局指使武装人员连续不断地向我广西靖西县边境村镇开枪开炮。
这是被迫离开家园搬进山洞的社员农姆金老大娘，在岩洞前向边防战士控诉越南当局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池兴旭摄

中印友谊源远流长
北京大学李开物
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考验，历久而不衰。
岁月如流，我从印度回国已快三十年了。
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咀嚼三十年前的亲切感受，揣摩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兄弟友谊，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和近百年来的共同遭遇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的长河中，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和浩瀚的印度洋阻挡不住彼此的交往，两国的友好使者历尽艰辛跋涉之苦，往来不绝于途，对沟通中印文化与丰富两国人民精神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近代历史上，在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中，两国人民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在国际关系史上，传为友谊佳话。
我去印度的时候，印度人民正在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当时正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正在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印度人民派出了自己的医疗队，声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
共同的命运与相互的关系使中印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愈益紧密。
1945年底到1950年初我在印度期间，印度人民先后经历了争取独立、社团骚乱和印巴分治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以1948年圣雄甘地的不幸被刺达到高峰。
我曾同印度人民一道，分享了他们的欢乐与喜悦，也分担了他们的痛苦与不幸。
两国人民这种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情。
许多印度朋友经常异口同声地说：
“中国、印度是一家”，“中印两国人民是亲兄弟”。
我初到印度时，不少印度朋友客气地称我为巴布或萨希布（先生），时日一久，彼此肝胆相照，成了知交，他们就很自然地改称我为巴依（兄弟）了。
这种亲切的称呼，确实是一种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而这点正是中印两国人民关系中最可宝贵的一面。
我永远不能忘怀，暑假期间在拉其普特拿一个印度友人家中度过的几天愉快生活。
早晨，天刚破晓，热情的拉其普特拿老人就牵来一头水牛，当面挤下鲜奶，双手送到我的面前。
主人的感情和温馨的牛奶强烈地温暖了我的心。
在中印度一个婆罗门家里，好客的印度朋友亲自到井中汲水供我嗽洗，亲手为我做饭，把热气腾腾的煎饼一个个送到我的手中。
当我们到孟买参观访问时，在一个诗朗诵会上，印度朋友不厌其烦地把“中国兄弟”介绍给与会的人们。
在骁勇善战的马拉他人的故乡，在一个山坡上，一大群男女老少围着我们，关切地询问中国的情况，有的马拉他少女情不自禁地为我们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情景十分感人。
我曾经在印度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和北方邦印度大学度过了紧张而愉快的四年学习生活。
国际大学系由著名诗人泰戈尔创办。
泰戈尔生前曾访问我国，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始终寄予最大的同情。
该校环境幽美、校风自由活泼，在印度和国外卓著声誉。
由印度民族运动领袖马拉维亚创办的印度大学设在恒河东岸的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以研究印度古代历史与文化著称。
在上述两个大学我曾结识的师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国际大学的老研究员巴帕特博士和印度大学我的受业老师阿特加博士。
前者为我们讲授梵语，后者为我们讲授碑铭学和钱印学。
他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与平易近人的态度，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但每一念及，记忆犹新。
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中印友谊，既有它的当前的现实原因，也有它的历史背景。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两千年来，经过两国数以千百计的友好使者的培育、浇灌，郁郁葱葱，挺拔俊秀，不因时日的久远而凋萎。
在这些友好使者的代表人物中，中国伟大的佛学家法显和玄奘居于首位，他们的名字在印度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他们两人在沟通中印文化、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崇高使命中，起过巨大作用。
他们还在发掘印度文明，重视印度历史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法显在印停留时间几十载，他的《佛国记》是通过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不可多得的文字记载。
玄奘在奠定中印传统友谊方面，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他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到达印度。
在印度十七年，行程五万余里，遍访印度全境。
回国以后，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建议，由玄奘口授，辩机执笔，写成名著《大唐西域记》。
该书记载了一百多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为研究印度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玄奘的巨大业绩，受到广大印度人民和印度史工作者的共同赞扬。
玄奘在印期间的学术活动，对提高印度宗教的学术水平，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伟大的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与光辉的文化。
我们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容易彼此了解，有着充分的理由友好相处，互相合作。
目前，两国人民都正在致力于自己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因此，中印友好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先生应邀前来我国访问，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交换意见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印友好关系必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孟加拉国
01月中旬，达卡正是花香四溢的春天。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这里举行。
座落在议会大楼旁的中国展览馆门前，宫灯高悬、彩旗招展，中孟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每天在中国展览馆门前车辆往来不绝，一批批观众，怀着喜悦的心情走进展览厅，展览馆里洋溢着十分动人的景象。
一走进展览大厅，首先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组反映近年来中、孟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图片。
华主席同齐亚·拉赫曼总统在北京亲切会见和李先念副总理访问孟加拉国的图片，吸引着观众。
一些曾随同齐亚总统访问过中国的朋友们说：
“啊，又把我们带回中国了。”
观众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1956年访问达卡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的照片。
有的观众说：
“当时我出席了欢迎大会。”
有的说：
“我曾到飞机场去欢迎。”
还有的观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说：
“当时我曾经几次看到这位伟人。”
“多么伟大的人物，多么熟悉的面孔，我们怀念他。”
人们赞扬周总理为发展孟、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的卓越贡献。
曾经采访过周总理1956年和1964年访问达卡活动的几位新闻界朋友，看到这幅照片时心情格外激动，站在照片前久久不肯离去。
孟加拉国人民对中国展览馆中的农业部分特别感兴趣。
观众详细地观看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图片、模型和农业机械，边看边议论，有的人还作笔记。
从农村来的农民仔细地观看各种农产品。
有的人拿着水稻种子反复地琢磨。
许多人围观水稻插秧机的表演，询问插秧机的性能和操作方法。
广东省南海县水利建设的成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
南海县地势低洼易涝，旱季水位低，不能灌溉。
由于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问题得到解决。
参观的人说：
南海县的情况同孟加拉国许多地区相似，那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一些来自常受水灾的地区的农民仔细地观看水利模型、图表，询问治理洪水的经验。
有些水利技术人员向中国展览馆工作人员索取说明书，或用照像机拍下水利模型，带回去研究。
许多观众热情赞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这次展览会增进了中、孟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在展览期间，孟加拉国朋友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一位老工人经常到展览馆的摇臂钻机车床前与中国朋友聊天，他把鲜花送给中国朋友，说：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展览馆设立的小卖部经常是人山人海，每天开始营业前四、五个小时，已有许多人排队等候在那里。
小卖部的中国闹钟、草篮、绢花、台布、玩具、糖果等常常被购买一空。
他们说：
“中国货，物美价廉而实用，我们很欢迎。”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为期三周的展出中，接待了近三十万人次，有时一天就接待两万人。
齐亚·拉赫曼总统夫人、农业部长哈克、水利部长阿巴斯、工业部长贾马乌丁、空军参谋长沙杜乌丁和海军参谋卡汗等军政高级官员参观了展览会。
这次展览会得到了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
在筹建展览馆期间，孟加拉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助选择场地，安排水电供应等。
孟加拉国工人日以继夜地整修场地。
一位新闻界朋友将他保存二十多年的一张周总理访问达卡的照片提供给展览会。
电视台和电台还安排专门节目向观众介绍了中国展览会。
02月04日展览会闭幕的那天晚上，许多观众依依不舍地向中国朋友握手，祝贺展览会取得成功，并祝愿中孟两国人民的友情日益加强和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记者徐邦文

助推器及二踢脚韦启美

印度外长瓦杰帕伊离京抵上海访问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及其一行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上午由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陪同乘飞机去上海访问。
印度驻中国大使沙梯随同前往。
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等到机场送行。
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上海02月16日电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晚设宴欢迎前来上海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及其一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行志在宴会上祝酒时说，瓦杰帕伊外长的这次访问必将有利于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瓦杰帕伊外长在祝酒时说，他在上海参观过程中，感到中国人民有增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强烈愿望。
印中两国在各自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很需要一个和平友好和互相合作的环境。
瓦杰帕伊外长一行是今天上午由北京到达上海的。
赵行志副主任等到机场迎接。
贵宾们今天在上海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长征人民公社和曹杨新村。

各国舆论痛斥越南侵柬妄图称霸东南亚
指出莫斯科利用越南充当东方古巴不得人心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02月15日电智利《事物》杂志在最近一期上发表评论说，越南人组织了对柬埔寨的入侵，从而“成为替苏联利益效劳的急先锋”。
评论指出，越南政府“正在越来越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评论还指出，越南政府“希望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吞并柬埔寨和老挝”，它还希望把某些东南亚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新华社布鲁塞尔02月15日电卢森堡消息：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机关刊物《红旗》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
文章指出，“没有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唆使和积极援助，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就不会发生。
在越苏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之后不到两个月，柬埔寨就受到了越南军队的入侵。”
文章说：
“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入侵是在莫斯科精心策划的，因为在金边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东南亚就有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
把柬埔寨作为起点，他们就能威胁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
文章指出：
“苏越入侵柬埔寨再次表明，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今天已经成了疯狂地以最富侵略性的手段夺取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大国。”
文章还指出：
“今天，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成了各国人民的最可恶的敌人。
我们应该主要打击这个敌人。”
据新华社利马02月15日电秘鲁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阶级》在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谴责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
文章写道，“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再度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击企图在世界这部分地区实行奴役、称霸以至最终推行殖民统治的越南霸权主义侵略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势力的艰苦斗争”。
谈到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文章指出：
“越南完全是在放纵地实行其祖先在整个东南亚称霸的野心。”

文章指出，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主义欲望不是局限于侵略柬埔寨，而且还企图侵略其他东南亚国家。
文章说：
“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激起全世界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普遍反对。”
文章指出，“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越南领导人说来，并不是一切都如意的”，“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已经拿起武器，展开一场抗击入侵之敌的游击战争”。
文章说：
“全世界各国人民支持柬埔寨，并相信这个英雄的人民能够再次战胜今天企图奴役他们的那些人。”
据新华社曼谷电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强·提拉逸指出，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在金边炮制傀儡政权，同苏联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完全一样。
据泰国报纸报道，提拉逸02月02日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还说，当前在世界上不得人心的越南对苏联越靠越紧，而苏联对待越南也象利用古巴一样，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从而威胁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的和平与安全。
提拉逸说，在柬埔寨游击队的反击下，越南军队不仅不能控制整个柬埔寨，而且陷入了泥潭。
他表示相信，柬埔寨军队坚持游击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据新华社东京电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农战报》02月01日发表文章，号召日本人民展开持久的支援运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文章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扩张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极为艰苦的斗争。
然而，这是正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文章说：
“柬埔寨军民新的民族解放斗争，进一步提高了世界各国和人民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认识，加强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准备战争、侵略和干涉的战斗行列，开辟了反对这个最凶恶的战争策源地的斗争的新阶段。”
文章说：
“在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间，有必要立即展开支援柬埔寨人民的运动，谴责苏联和越南侵略者，支持柬埔寨军民的爱国正义的民族战争。
应当通过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援运动，要求政府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斗争，坚决拒绝承认傀儡政权，立即停止对越南的粮食援助和一切有偿、无偿的援助，并为此进行斗争。”
据新华社金沙萨02月13日电扎伊尔《埃利马报》02月13日就越南入侵柬埔寨发表评论说：
“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在金边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使几十年来没有得到真正和平的印度支那地区重新燃起了冲突的火焰。”
评论指出：
“这种侵略行径会产生范围更大的后果”，“这是1968年苏联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评论指责越南、苏联对国际舆论要求越南武装部队从柬埔寨撤出采取蔑视态度。
评论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辩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时），“苏联以最无耻的借口，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提出的决议案，使这一点达到了最高峰”。

拉美报纸揭露古巴为苏联扩张效劳
本报讯萨尔瓦多《新闻画报》1978年11月21日刊登埃米尼奥·波特尔—比拉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武器，为了什么？
》，揭露苏联武装古巴是为了对付美国。
文章回顾说，“1959年01月卡斯特罗提出‘武器，为了什么？
’的问题后，在这十九年中，卡斯特罗自己完全回答了这一问题。
武器，为了什么？
是为了使古巴人民屈从于独裁统治，是为了入侵在拉美的巴拿马、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等；
也是为了入侵遥远的亚非国家，在那里大约有五万名士兵。
“但是，在（1978年）10月份，西方军事情报机构面临了一个新情况，获悉苏联向古巴提供了二十架‘米格—23’喷气式飞机。
这种飞机是俄国人现有的最现代化飞机。
“如果必要的话，这些飞机甚至可以发射核导弹，航程一千二百公里，由于有古巴岛这样一个从东到西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天然的大航空母舰，就足以能绕加勒比海飞行。
这个航空母舰可以有效地封锁墨西哥湾，这正是一百六十年前杰斐逊所害怕的。
“迈阿密和卡纳维拉尔角是在这批刚刚运抵古巴的‘米格—23’飞机的射程之内。
在墨西哥湾，如坦帕等重要城市以及空军和海军基地，危险地靠近古巴这批‘米格—23’飞机。”
文章指出，“卡斯特罗经过一段时间的事实回答他几年前提出的问题：
‘武器，为了什么？
’为了对付美国和更先进的武器，始终为苏联效劳。”
本报讯阿根廷《新闻报》01月31日在一篇题为《古巴在非洲》的社论中指出，古巴丝毫没有改变其为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服务的雇佣国的作用。
《新闻报》回顾说，“一些没有透露身份的美国政府人士曾指出，古巴正在驻扎在同罗得西亚接壤的边境附近的起义人员中扩编新的部队，并指导当地人驾驶苏联米格—21飞机”。
“与此同时，其军队的数字有增无已。
实际上，最初分散在一些国家支持‘解放运动’的‘技术人员’和‘顾问’是在安哥拉进行海外冒险的一支先遣队，也是莫斯科在世界上这一角逐地区的第1道坚固的防线”。
这家晨报强调说，“古巴军事人员的援助并不是为了‘黑大陆的解放’，而是为苏联在该地区扩张服务”。
该报还指出，“就是在那里——正如以前在东南亚所做的一样——莫斯科实行了‘多米诺骨牌政策’，目的在于一块一块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吃掉，并企图利用这一方法，逐个控制这些国家，但是，非洲这一赌场最为保险。”
该报说，“这一计划一直是公开进行的。
莫斯科没有运用一兵一卒，却运送了武器，但是，部队是古巴和德国（东部地区的）的。
在非洲，哈瓦那至少在十四个国家拥有军事人员，而士兵的总额在三万人左右（而有些统计说是四万五千人），这超过了他们整个军队的百分之二十五还有余。”

文化部邀请各国驻华使馆官员观看美术展览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文化部今天下午邀请各国驻华大使、大使夫人和文化官员观看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杨柳青年画、河北蔚县民间剪纸。
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和美术工作者陪同他们观看展览。
杨柳青年画于十七世纪初发源于天津西郊杨柳青镇。

柬革命军在三号公路等战场打击越寇
柬电台号召人民抓紧生产支援抗越卫国战争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三号公路等战场接连打击越寇，消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
在三号公路战场，革命军02月12日在洛韦等地袭击敌人，击毁敌人军车两辆，并消灭车上所有的敌人。
13日，革命军打击妄图进入三号公路以西巴塞的越寇，打死敌人三十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同一天，革命军还打死敌人六十多名，击毁敌人坦克两辆、军车四辆，缴获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02月13日，革命军在金边西南的磅干多地区打死敌人三十名，缴获一批武器。
02月10日到12日，革命军在诗梳风打击敌人，击毁坦克三辆，并全部消灭车上的敌人。
02月12日，从尼米出发前往诗梳风的敌人踩中地雷，死亡十人，革命军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一篇评论，号召人民抓紧生产，支援抗越卫国战争。
评论说，为了进行反对越寇侵略的持久战，全国人民应该努力在平原、高原和山区发展粮食生产。
（注）柬埔寨的陆上交通以公路为主，全国公路总长达五千六百公里。
从金边到绝大部分省城，都有公路相通。
公路中重要的有一号公路、二号公路、三号公路、四号公路、五号公路、六号公路、七号公路以及十三号公路。
一号公路自金边东南行经乃良和柴桢，通往越南的胡志明市。
五号公路和六号公路都以金边为起点，向西北延伸，五号公路绕过洞里萨湖西南，经磅清扬、菩萨和马德望三个省会直通泰国。
六号公路绕洞里萨湖东北，过磅同和暹粒两省会，在马德望省的诗梳风镇与五号公路会合。
四号公路自金边向西南方向，经磅士卑抵港城磅逊。
二号公路从金边起，南下经茶胶到柬越边境。
三号公路自金边经贡布到韦连与四号公路会合。
十三号公路纵贯柬埔寨东部，南通越南南方，北入老挝。
这些公路干线经过柬埔寨国内最富庶的区域和主要的经济中心，有的通往邻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战略价值。

王任重副总理宴请南斯拉夫客人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今天晚上会见以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为团长的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是南斯拉夫的粮仓，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会见时，王任重副总理对南斯拉夫同志说：
“你们的农业搞得很好，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克梅集奇主席说：
“我们两国各有各的特点，要互相交流经验。”
会见后，王任重副总理设宴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
王任重副总理在宴会上祝酒时说：
去年，中南两国之间签订了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双方派出的代表团不断增多。
这次克梅集奇主席率代表团访问我国，是我们增加相互了解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良好机会。
我们将本着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会谈的精神，积极探讨加强合作的途径，为扩大中南之间的全面合作特别是经济技术合作而努力。
克梅集奇主席说：
发展南中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南斯拉夫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他表示相信，南中双方的相互访问和会谈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农林部部长杨立功、副部长李友九，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一机部副部长祁田，轻工部副部长杜子端等。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晚会见了日本“中国政治经济恳谈会”代表干事三冈健次郎。
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约旦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约旦哈希姆王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卡迈勒·哈穆德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中国和约旦是1977年04月建交的。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同大使谈话时祝愿约旦繁荣昌盛，希望中约两国友好关系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原则立场。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递交国书时在场。

范文同带一帮人到金边活动
妄图使越南侵略军驻柬合法化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河内消息：
据河内电台广播，越南总理范文同02月16日从河内到达金边进行访问。
和范文同同行的有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副总理黎清毅和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等。
路透社02月16日援引曼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范文同此行的“极为可能的目的是继上月在金边扶植一个河内支持的政权之后签署一项越南和柬埔寨和平友好条约”，这样“就可能使越南人在柬埔寨的驻军合法化”。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早在01月13日就宣布，越南领导人要去金边同柬埔寨伪政权头目举行“高级会晤”。
但是由于越南侵略军占领下的金边周围的“安全还是不保险的”，因此范文同曾不得不一再推迟行期。

黄华外长会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访问团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访问团，同团长马吉德和其他团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问团是应外交部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于02月12日到达北京的。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在02月14日和15日同马吉德团长一行举行了会谈。
会谈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在会谈中就尽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交换意见。
马吉德团长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大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所有争取自决和独立，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放运动。
何英副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实现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今天下午，马吉德团长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访问团访华的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中谴责了南非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将坚持斗争，直到取得真正的独立，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伊朗前政府四名将领被处决
新华社德黑兰02月16日电据报道，伊朗前政府四名将领15日下午由伊斯兰革命特别法庭审判，并在当晚处决。
他们的财产已被没收。
这四名将领是：
前国家安全情报署负责人纳西里，前空军司令部长官霍斯鲁达特，德黑兰军事管制法执行官和警察局长拉希米，以及伊斯法罕军事管制法执行官纳吉。

国际简讯
华沙市中心发生爆炸事件
02月15日下午在华沙市中心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华沙市中心储蓄银行的办公楼发生了爆炸，房屋倒塌，周围建筑物上的玻璃窗都被震碎。
市中心的交通停止了数小时。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爆炸事故造成十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当局动员了很多消防队、警察和士兵赶到出事现场进行抢救。
厄瓜多尔前总统贝拉斯科回国定居
厄瓜多尔前总统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国外流亡生活，02月15日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基多。
八十六岁的贝拉斯科在从一九三四至1972年期间，曾五次任共和国总统，但其中四次都未能任满任期而被军人发动的政变所推翻，并在1972年02月的军事政变后被驱逐流亡国外。
巴拿马去年香蕉出口创纪录
巴拿马农牧业发展部长阿尔弗雷多·奥林奇·布斯托斯02月14日宣布，巴拿马1978年的香蕉出口创造新的历史纪录。
据宣布，1978年巴拿马出口的香蕉达到三千三百四十万箱（每箱十八公斤）。
（新华社）

新加坡和伊拉克发表联合公报
决心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外国控制
阿根廷刊物主张缔结南大西洋防务条约对付苏联扩张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据新加坡报纸报道，新加坡—伊拉克02月14日发表联合公报说：
新加坡和伊拉克决心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外国控制和种族歧视。
这项由两国外长签署的联合公报是在伊拉克外交部长萨敦·哈马迪结束对新加坡为时五天的访问之后发表的。
联合公报说，新加坡和伊拉克坚决支持非洲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生存和加强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
公报说，两国外交部长重申，双方将奉行和支持不结盟政策，强调不结盟国家的宗旨的重要性。
双方同意，为保证今年将在哈瓦那和1982年将在巴格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成功，两国将通力合作。
在谈到印度洋形势时，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并支持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在谈到阿拉伯地区形势时，双方强调，只有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地区撤出全部军事力量，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享有领土主权的情况下，正义和持久和平才得以在这一地区恢复。
联合公报说，有必要执行联合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议，并谴责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
双方呼吁发达国家不要采取任何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措施。
公报说，双方同意采取步骤以促进两国间经济和贸易合作。
新华社北京02月15日电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拉普拉塔河评论》最近以《南大西洋迫切需要防务》为题发表评论，主张南大西洋国家缔结一项防务条约，以阻止苏联的霸权扩张。
01月31日发表的这篇评论在谈到南美大陆所面临的形势时说，“在东面，我们看到的是苏联对非洲的干涉”；
在北面，“古巴已有苏联米格—23飞机和包括各种型号的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
苏联船只在加勒比海的出现已经司空见惯”在南面，“苏联人对南极大陆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据悉，苏联正在修建一条供重型飞机降落的跑道，这是南极大陆上仅有的一条这样的跑道，同时运去了各种类型的多用——雪上、水中、陆地和冰上——运输工具，无疑这些工具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战争目的”。
评论说，“显然，南美正面临来自北面（古巴）、东面（安哥拉）和南面（南极）的三面威胁，这种威胁由于苏联船只不断出现在南大西洋而加剧了。”
这些苏联船只包括潜水艇、军舰、货轮、渔船、加工船、科学考察船和破冰船等。
评论强调指出：
“如果认为这些船都严格地执行着它们公开宣布的使命而不干别的，那就太天真了。”
评论说：
“这种威胁是现实的和咄咄逼人的。”
因此，评论明确提出：
“南大西洋国家之间需要缔结一项条约。”
评论认为：
“联合起来比单个国家更有影响和更有力量，无论如何，缔结条约所表现出来的自卫决心有可能儆戒苏联并阻止它的可能进攻”。
联合起来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无疑地是预防和阻止克里姆林宫在这一地区的任何扩张计划的一道屏障”。

枪和伞
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不断发展。
史密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风雨飘摇。
许多罗得西亚白人随身带枪已成习惯。
图为一个白人一手拿枪，一手提伞，心惊胆战地去上班。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重申
加强团结把解放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02月14日电据埃塞俄比亚报纸02月14日报道，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穆加贝和恩科莫重申，津巴布韦自由战士有决心加强他们之间的战斗团结和把解放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恩科莫和穆加贝分别于02月10日和11日抵达埃塞俄比亚访问。
穆加贝在02月11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表示要加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之间的团结。
他说：
“我们正在进行的战斗是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一旦敌人被消灭，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我们的独立和改革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系。”
他说：
“如果有人发了疯，想使人民相互打起来，人民自然会送他进疯人院，因为人民不会容忍胆大妄为、使人民相互打仗的人。”
他在谈到津巴布韦大好的军事形势时说：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些解放区，一些半解放区正在迅速地变成解放区，而被争夺的地区正在转变成半解放区。”
他说：
“由于建立了农村后方基地，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我们现在能够在城市里展开军事活动。”
他在谈到要加强市区的军事活动时说：
“就是这些地区，是敌人的主要基地所在。
如果我们想要消灭敌人，就必须打击敌人最痛的地方，消灭它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军事力量基地。”
他号召津巴布韦人民拒绝史密斯政权策划的伪宪法选举。
他说：
“他们的选举旨在剥夺我们的权力。
选举是要把白人保存在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中。”
恩科莫02月13日向《埃塞俄比亚先驱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对非洲前线国家的疯狂侵略。
他指出：
“对史密斯方面来说，通过对前线国家的领土完整的破坏来削弱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是愚蠢的，因为津巴布韦战斗着的男女是正义的。”
访问期间，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门格斯图接见了穆加贝和恩科莫。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索尔兹伯里消息：
津巴布韦游击队最近加强了袭击史密斯政权经济设施的活动。
据史密斯当局的军事指挥部02月15日发表的公报透露，02月13日，津巴布韦游击队用火箭和小型武器袭击了索尔兹伯里市的一个主要发电站，使电站受到破坏。
这是继自去年12月份游击队袭击这个城市的一个主要油库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活动。
据报道，这是津巴布韦游击队三天之内在索尔兹伯里市进行的第2次袭击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访问约旦和以色列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据外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02月15日结束了对以色列的四天访问前往埃及。
在这以前，布朗先后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
许多消息一致指出了在伊朗局势剧变之后一个美国内阁成员中东之行的意义。
路透社在布朗到达以色列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发出的消息说：
“在已经不能再指望伊朗的情况下，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布朗此行是要收集情况，以拟订美国对海湾和中东地区的新战略方针。”
合众国际社02月14日从特拉维夫发出的消息认为，布朗的中东之行是“美国在伊朗危机之后努力要结成一个新的亲西方联盟”。
布朗在以色列访问过程中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兹曼举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
据报道，会谈的内容着重在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上。
以色列特别要求美国供应尖端武器和战斗机以及最新式的电子装备。
在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朗在12日访问了约旦，同约旦国王侯赛因举行了会谈。
约旦通讯社说，他们“讨论了中东局势和双边关系”。
随同布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斯说，布朗在约旦逗留的目的“主要是要了解国王对这个地区战略问题的意见，其次，是要向约旦保证我们的支持和我们打算同他们站在一起对付外部对这个地区的任何威胁，主要是苏联的威胁”。
他说：
“美国愿意起更大的作用来帮助一些国家保护自己对付外来威胁。”

莫斯科该穿什么鞋子？
烽林
最近，美国白宫一位官员在回答苏联提出的“霸权”指谁的质问时，曾经说过一句巧妙的话：
“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
的确，不是霸权主义，别人无法硬把这只鞋子给它穿上；
是霸权主义，穿上这只鞋子想脱也是脱不掉的。
对于莫斯科，人们不妨看看克里姆林宫最新的一系列言行，就可以懂得，莫斯科的脚上该穿什么鞋子。
我国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苏联公然要美国“对这一切作出解释”，并且质问卡特：
“新的美中关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他准备朝这个方向走多远？”
最近卡特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美国科学代表团访苏，柯西金甚至“气冲冲地训了他们一顿”，“批评”华盛顿对一些问题“保持沉默”。
普雷斯不得不回答说：
“不能把一位国宾的嘴封起来”。
连月来，苏联在日本北方领土的军事力量增加了三倍，改建了军事设施，配置了大量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战斗机，仅在国后、择捉两岛上就有兵力达五、六千人。
日本政府和各个政党以及各界舆论纷纷抗议和反对苏联的军事威胁。
苏联《消息报》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日本的正义行动是“决定发动新的一轮反苏运动”，并且摆出教训的架势说：
“苏联的远东边界就是在千岛群岛”，“只有苏联有权决定在那里可以作什么和应当作什么”，日本“有什么理由提出抗议”？
人们不能不问，苏联可以在日本的大门口任意扩张军力，可是日本政府为了对付外来威胁稍为加强一点自己的武装，苏联就攻击日本“走上邪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活动显得特别凶险”。
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横蛮行径，真是令人难以容忍！
苏联唆使和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遭到世界各国和公众舆论的严正谴责。
南斯拉夫和一些亚洲国家的报刊主持正义，报道了事实真相，说了公道话。
苏联就动起肝火。
它反责南斯拉夫采取了什么“奇怪的立场”。
《真理报》还攻击南斯拉夫报刊“颠倒是非”，“诋毁苏联”，说是“别人出丧他跳舞，别人娶亲他哀号”。
还有一位苏联驻尼泊尔大使公开诽谤当地报纸“发的消息都是谎言”。
尼泊尔《祖国》周刊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
这“暴露了苏联是怎样地进行冷战和为了对小国实行霸权而策划阴谋”。
西欧各国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加强贸易来往，包括商议向中国出售一部分武器，这又触动了新沙皇的神经。
他们暴跳如雷。
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面向一系列西欧国家首脑接二连三地发了信件，施加压力，进行讹诈。
它吓唬西欧各国这样做是“玩火”，将会带来“危险的严重后果”，甚至公然威胁这将会形成同苏联“冲突的原因”。
西欧的政界人士和报刊说：
“这几乎是一封来自总督的信”，象沙皇给其臣属下的“谕旨”。
其实，苏联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
仅仅1977年一年，它向各国出售的武器就超过三十三亿美元。
西德《南德意志报》说：
“迄今，苏联从不让人过问它做军火生意；
它因此而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从而危害和平的情形简直是太多了。
它最没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去非难别人”。
这无疑是有力的驳斥。
试问：
有谁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粗暴和蛮横地干涉别国事务的吗？
好象现在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都是生活在莫斯科新沙皇的统治之下。
任何事情它都可以有权干预，它的话任何人都得听从照办。
你的一言一行都得中它的意，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这不是十足的霸道是什么？
特别引起人们愤慨的是，莫斯科自己可以恣意横行，而别人却无权保卫自己。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新沙皇的逻辑。
很清楚，究竟谁是霸权主义这个问题，毋须人们多加评判，苏联领导人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维妙维肖的表演。
泰国《曼谷邮报》不久前写过一篇《俄国应获奖》的社论。
它说：
“由联合国颁发类似授给电影界的学术奖的奖金也许是一个好主意”。
这家报纸指出：
“还应该有一种奖授予世界上最富有干涉性的国家，苏联肯定会获得这种奖”，因为它“获奖是受之无愧的”。
这话一点不假，看来莫斯科穿上霸权主义这双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适。

西德前国防部长要求在西欧部署新武器对付苏联
新华社波恩02月15日电西德前国防部长格奥尔格·勒伯尔在02月15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鉴于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和中程武器方面的优势，西方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浪费时间。
文章指出，就苏联SS—20中程导弹展开的辩论，不只是象在通常情况下简单地关系到一种武器，而是关系到有关发动一场常规战争危险的问题。
文章写道，“SS—20型导弹已经存在。
苏联将生产更多的这种导弹。
克里姆林宫去年已经拥有六百枚这类导弹”，“我们有权发问，苏联将怎么利用它手中的这种战略力量？
克里姆林宫是否有可能对我们施加我们目前还未遇到过的影响，对我们进行讹诈”？
勒伯尔要求西欧国家迅速就弥补西方在中程武器方面的差距作出决定。
他指出：
“害怕作出决定可能有朝01日受到痛苦的惩罚。”

访问匈牙利“维迪通”电视机厂
从1978年初起，中国的商店陆续出售匈牙利生产的三种型号的电视机。
大家很想知道向中国出口电视机的匈牙利有关工厂的生产工艺如何？
管理体制有什么特点？
产品的质量是怎样检查的？
等等。
不久前，我们带着上述问题访问了匈牙利“维迪通”电视机厂。
维迪通公司是匈牙利政府重点经营的企业之一，建立于1938年，下设五个分厂和一个外贸公司，共拥有职工一万九千人。
“维迪通”电视机厂是该公司所隶属的一个主要分厂。
它自1958年开始生产电视机，先后共设计了十二英寸，二十英寸和二十四英寸等十二种型号。
近十年来，“维迪通”厂的电视机生产有很大发展。
十年前，年产量仅二十二万台，而七七年增加到三十三万台，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产品出口到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西德、瑞典、荷兰以及奥地利等国。
当我们问及厂方对电视机生产的前景有何展望时，主人稍稍沉思一会，介绍说，“维迪通”厂的重要任务是要实现黑白和彩色电视机晶体化，同时使组体微型化、标准化。
这样可使生产简便。
过去生产一台电视机要四十九小时，采用微型化、标准化和插入式后将只需十三、四小时；
还可使电视机耗电少、体积小，携带方便，维修简易以及延长使用期等优点。
维迪通公司同匈牙利不少其他企业一样，按照1968年匈牙利制定的“新经济体制”的规定，在制定生产和贸易计划方面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为了发展生产，“维迪通”厂从国家银行取得大量贷款。
但国家向企业索取的利息不一。
国家的贷款政策是鼓励企业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向自由外汇区出口。
按照规定，“维迪通”厂每年获得的利润并不全部上缴国家，而是按如下办法进行扣除后留给企业使用：
一、企业首先向所属的地方议会上交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六；
二、再从利润中支付国家贷款中应偿还的部分；
三、按全企业职工总数，按每人扣除约八百福林（相当人民币八十元）作为企业的社会福利费和文化基金；
四、剩下利润中再向国家上缴百分之三十六的普遍税；
五、再从剩下利润中抽百分之十作为企业的后备基金。
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在严格的经济要求下进行的。
如若因管理调度不灵、资金积压造成亏损、不能交税、完不成计划时，企业要承担责任，不仅工人收入下降，领导班子也可能被撤换。
在主人陪同下，我们参观了电视机的装配车间，被工人们紧张的劳动场面所吸引。
电视机的大部分零配件，由该公司自行生产。
同时，该厂又较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电视机的显像管从捷克和西德等国进口，有的类型的电视机还购买西德专利，而该厂另一产品——电子计算机是买法国的专利。
据悉，该公司进口专利时通常都包括全套的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和传授知识，要求出售的一方包教，并由卖者派人参加生产管理，使专利生产符合预期规定的要求。
我们来到了质量测定和检查车间。
该厂有一定的验收制度。
陪同人员说：
厂方对成品按照标准进行质量检查，不合格的不让入库。
车间则对电视机的每个部件按工序要求做检验工作。
每台电视机必须在二百四十伏电压下连续使用二十四小时，有专人追踪观察电视机在这段时间内的演变过程，如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为保证电视机的质量，企业给工人一定的物质鼓励：
如果工人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每月可多获其工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奖金，达不到质量要求者，则取消其奖金。
中国是“维迪通”电视机厂较大的贸易伙伴。
近二、三年来，每年向我出口数万台。
在参观过程中，主人指着正在安装的电视机说：
“这些很快将运往中国。
我们之间并不只是做买卖，而通过产品可增进匈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当然，“维迪通”厂的产品也有值得进一步提高质量之处。
主人在同我们谈话中，也为在中国修理部有一些损坏了的匈牙利电视机而感到烦恼。
他们表示愿同中国在维修机器方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中国有关城市设立长期的维修站，接受修理中国用户损坏的电视机。
陈学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