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
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体委系统“独立王国”的罪名，推倒强加给贺龙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8年05月12日对全国体育系统的命令，全部推倒强加给贺龙等同志和全国体育系统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国家体委在今天下午召开有四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了党中央批准的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建议撤销1968年05月12日对全国体育系统的命令的报告。
报告指出，1968年的“命令”诬蔑国家体委系统是什么“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这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策划炮制的，是诬陷贺龙等同志，打击迫害体育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破坏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个阴谋。
会上，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全国体育工作的严重罪行；
宣布为受打击、迫害的荣高棠、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同时宣布为受株连的刘仁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陈锡联，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出席了大会。
陈锡联同志在会上讲话说，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撤销1968年05月12日的命令，推倒强加给国家体委系统的“独立王国”的罪名，为体育战线的同志们彻底平反了，我们同你们一样，感到十分高兴。
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体育工作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贺龙同志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荣高棠同志、李达同志和体委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协助贺龙同志工作，花了许多心血，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奋发图强，贡献很大。
乒乓球队、登山队和各个项目的许多运动员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得了荣誉，增了光。
我们的体育工作，对增强人民的体质，促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体育战线取得的成绩，都有高度的评价。
体育战线工作的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他说，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遵循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
国家体委系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中央、国务院希望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体育事业更快地搞上去。
希望同志们努力实现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同志的遗愿，遵照华主席、叶副主席给体育战线题词的要求，把体育工作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讲话中说，党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彻底推翻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体委系统“独立王国”的罪名，推倒了对贺龙同志、刘仁同志、荣高棠同志以及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把他们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彻底平反了。
这是体育战线上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的一件大事，对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教练员解放思想，把体育事业搞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说，套在体育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脖子上的枷锁已经打碎了，“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也已经土崩瓦解了。
让我们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
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荣高棠同志，李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增添新动力
大港电厂机组装毕沾化电厂投产发电
据新华社天津02月07日电 我国华北地区火电建设的重点项目——大港电厂，新近有两台各三十二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其中一台经过调试，已经正式并网发电，另一台机组正在进行调试。
这两台机组每年可以发电四十四亿度。
它的建成发电，给京、津、唐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增添了新的动力。
这两台新的发电机组是从意大利引进的。
它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具有七十年代初期的先进技术水平。
这两台机组都是就近利用大港油田的天然气和天津石油化工总厂的渣油以及燃料油作为燃料，同时采用海边浅滩取水、海水冷却，电厂就建在渤海之滨的盐碱滩上。
目前，大港电厂的职工正在为两台机组达到稳发满发而努力。
新华社济南02月09日电 山东省沾化电厂第1台十二万五千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最近建成并网发电。
机组运转情况良好。
沾化电厂在山东省沾化县。
这个电厂的建成，有利于改变山东电力工业的布局，加速胜利油田开发以及发展鲁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
这个电厂是在1977年08月动工兴建的，由山东省电力建设第1工程处负责施工。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
“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
各级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群众疾苦，勤勤恳恳地研究和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和发展。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开始试行奖励制度；
遵照中央关于有步骤地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指示，一些城市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了城市住宅建设的速度；
不少企业、事业单位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干扰破坏，加上我们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目前广大职工生活问题不少，无论是劳动条件、居住条件和饮食、卫生等方面，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党和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可。
我们必须把经济困难的有关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
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努力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不少老工人、老劳模说得好：
幸福是从艰苦奋斗中得来的，而不会也不可能象凤凰那样从天上飞下来。
改善生活增加福利，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条件。
近两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较快，但这种发展毕竟带有恢复的性质。
我们的国家底子很薄，工农业生产还不发达。
十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能逐步地加以妥善处理。
因此，工人生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很大的改善，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工人生活不能不改善，又不能超过可能去改善；
不能不照顾，也不能超过可能去照顾。
生产没有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没有大的提高，生活大改善是办不到的。
当然，这决不能成为不关心工人生活的借口。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毛主席还强调：
“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这个方针，不能搞片面性。
大庆的经验充分体现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方针。
在开发油田初期，当时我国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包米。
为了抢时间建成我国第1个大油田，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生活福利设施因陋就简。
随着石油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大庆举办的集体福利事业是全国闻名的。
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根本的一条是增加生产。
也就是说，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因此第1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不搞好生产，就无法改善生活。
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享受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发展生产是改善生活的前提。
生产处于支配地位，生产决定生活。
只有生产搞好了，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
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能不能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挥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
没有一定必需的生活条件，人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生产积极性不高，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
生活改善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
绝不能片面地只管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
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
不兼顾是错误的。
提倡艰苦奋斗，同时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
林彪、“四人帮”既破坏生产，又不管人民的死活。
他们鼓吹国家越穷越好，人民生活越苦越好。
他们辱骂物质奖励、物质利益，污蔑为群众谋福利是搞修正主义。
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穷和苦才是最革命的，才是社会主义。
谁都知道，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利用和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认真解决工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
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的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的重要标志。
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集体福利事业，逐步改善大家的生活。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
坚决反对少数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当官做老爷，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关心生活，搞好福利，不能理解为只是伸手向国家要钱。
有的煤矿在抓好职工食堂、澡堂、宿舍过程中，遇到材料、人力不足等不少困难。
矿党委依靠群众想方设法，终于战胜了困难。
他们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只要认真依靠和发动群众，一些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们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解决群众生活方面存在着的各种实际问题。
改善工人生活，不能生产好的和生产坏的一个样。
对于生产搞得好、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应当优先改善工人生活，给职工群众以较多的福利；
那些生产搞得不好的，对国家没有贡献甚至继续亏损，生产废品，吃社会主义的企业，拿什么去改善生活呢？
有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大量亏损，一方面滥发奖金，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补贴。
这些人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职工生活，同样不应搞平均主义。

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高速度
新华社记者徐占焜
“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高速度！”
这是一位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由衷的感慨。
记者最近在江西省采访，接触了一点工业内部的平衡问题，颇有同感。
记者到一些企业访问，深深感到电力供应紧张，严重影响工业生产。
新余钢铁厂新建了一个中板车间，轧钢机试车一次成功，因为没有电，不能正式生产。
武钢的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一米七轧机，因为缺电，基本建成以后，不能全面投产。
光是缺电一项，不但使新建企业不能投入生产，老企业的设备能力也得不到发挥。
江西省钨沙产量占全国第1，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因为供电不足，不少钨矿一年只能生产三、五个月。
据几位内行估算，江西省由于缺电，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也和江西的情况差不多。
在南昌市，请了几个大厂的厂长座谈，大家谈别的问题时还心平气和一点，一谈到电，都气得脸色也变了。
厂长们朝夕痛感缺电是工业生产的一只拦路虎，不打掉这只虎，就谈不上高速度！
江西纺织厂厂长说，1978年01月到12月中旬，全厂停电一百一十天；
少产棉纱三万二千五百万件，棉布二千五百万米，印染布一千八百万米，减少产值二千九百万元，利润九百万元。
一个厂就受到这么大的损失，怎能不令人痛心！
记者和几位多年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从缺电谈起，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
我们感到，整个国民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比较快；
什么时候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倒退。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现在各个工业部门积极性很高，都想快上、大上，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但如果不作通盘考虑，不注意综合平衡，就会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想快反而慢了。
这好象从鲤鱼脊登黄山的险峰——天都峰顶。
鲤鱼脊是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两边是万丈深渊，上有一条羊肠小道。
如果大家有次序地上去，就都能欣赏险峰上的无限风光；
如果大家一拥而上，你挤我，我挤你，结果，不但谁也上不去，有的还可能跌进深渊。
当前，要让电力、煤炭、运输等薄弱环节先上去，搞好综合平衡。
电、煤、运等上去了，钢才可能上去，整个工业才可能上去。
全国一盘棋，综合平衡好，何乐而不为呢？

泰州纺织厂切实解决职工住房困难
停建办公楼新建宿舍楼
新华社南京02月11日电 江苏省泰州纺织厂用建办公楼的资金、材料为职工建设宿舍楼，一百五十户职工和二百四十名单身职工在春节前搬进了新房。
泰州纺织厂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厂，过去很少兴建职工宿舍。
粉碎“四人帮”以后，厂党委对职工的住房情况作了调查，进一步了解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迫切性。
1978年初，厂里接受了增加两万纱锭生产能力的扩建任务，计划同时建造办公楼。
厂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停建办公楼，把这部分资金和材料用来建造职工宿舍。
厂党委分工专人抓建房工作，认真检查督促，使施工进度比较快，工程质量比较好。
今年春节前夕，缺房和少房的职工已经搬进新居。

落实政策调动农牧民积极性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当前农村牧区十条决定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02月07日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在内蒙古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农牧业生产这个基础，迅速改变自治区农牧业生产的落后状况。”
这是参加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的同志的一致意见。
在最近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农牧业生产问题。
内蒙古不仅有大片农田，还有广阔的草原，发展农牧业生产条件很好。
但现在农牧业生产水平很低，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和商品畜不多，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严重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
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头等的、关键性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同志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及其它有关文件，联系内蒙古的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回顾总结了解放三十年来全区农牧业生产的历史，一致认为，多年来农牧业生产所以发展缓慢，甚至下降，根本原因是无尽无休的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提出一个又一个极左的口号和政策，把基层干部和农牧民整怕了，把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整掉了。
这个教训极其深刻。
今后再也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在那里“闹革命”了，再也不能挫伤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的积极性了。
同志们说，1956年，是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黄金时代，那时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农牧民安居乐业，就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头，顺应民心。
大家认为，现在的农村牧区就象一个人害过一场大病一样，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办法就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现阶段党在农村牧区的政策。
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减轻农牧民的负担，要给农牧民以物质利益。
不要怕农牧民富，现在是太穷了，多几个钱，多点粮食，多几头牲畜，成不了资本主义。
同志们说，我们的大目标是现代化，但眼下还是主要靠政策吃饭，要狠抓政策的落实兑现，用政策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
与会同志广开言路，献计献策，根据内蒙古的实际，就当前农村牧区的政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并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了当前农村牧区十条政策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坚决杜绝官僚主义、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
二、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推广实行定产到组，有些零活到户到人，牧区到畜群组的生产责任制，做到积极鼓励，奖罚分明。
三、根据内蒙古气候寒冷，瓜菜少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社员留粮标准。
四、对贷款多困难大的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减免贷款，把有息贷款改为无息贷款和延长还款时间等三种情况处理。
这些队的农业税可以免征。
五、农区半农半牧区社员个人养猪养羊不受限制。
养猪拨给饲料地。
六、坚决执行给社员自留地的政策。
自留地一律交社员自己耕种，种植什么不得干涉。
不允许集体把社员种肥了的地收归集体。
房前房后的零散地不顶自留地数量。
七、牧区社员自留羊平均每人可养十来只，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还可适当饲养马、牛、驴、骆驼等大牲畜。
八、坚持开放集市贸易，只要是社员或生产队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都可到市场交换销售。
九、积极创造条件搞好农副产品就地加工。
十、全区严禁开荒。
这十条决定在会上一公布，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石圪节等三个矿劳动力问题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同采一层煤用人多少不一样？
——石圪节等三个矿劳动力问题的调查报告
用人多、效率低是煤炭工业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最近，我们同山西煤炭局的同志一起对山西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王庄煤矿和太原东山煤矿的劳动力使用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劳动潜力很大
我们首先到了石圪节煤矿。
这个矿以勤俭办企业闻名全国，曾经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表彰。
这些年来，在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
全矿职工二千零四十四人，平均年产一万吨煤只需要二十点四四人，原煤全员效率达到二点四九九吨，在全国统配煤矿中遥遥领先。
王庄矿是1966年建设的新矿井，离石圪节矿只有五里地，两矿采的是同一层煤，在节约劳力和提高效率方面搞得也比较好。
全矿职工三千六百多人，平均年产一万吨煤用职工二十八点一人，在全国统配煤矿中属于上游水平。
但和石圪节相比，还有差距。
东山矿在太原附近，离石圪节远一些，但是，煤层地质条件和石圪节基本相同。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领导上不重视劳动管理，用人多，效率低。
全矿职工二千二百五十多人，平均年产一万吨煤用职工多达四十七点九五人，原煤全员效率只有零点九四吨，在开采同煤层的矿中居下游。
从三个矿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开采的煤层条件基本一样，但效果却大不一样。
开采同样多的煤，王庄矿比石圪节矿多用百分之四十的人，东山矿比石圪节矿多用一点四倍的人。
原煤全员效率，石圪节矿比王庄矿高百分之五十八，比东山矿高一点六六倍。
如果东山矿达到石圪节的水平，可省人二分之一以上。
王庄矿在目前的条件下，再作些努力，达到石圪节的水平，可省人四分之一以上。
据我们了解，在全国煤矿中，象东山矿这样用人多、效率低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有些矿比东山矿用人还要多，效率还要低。
可见全国煤矿劳动潜力多么大。
潜力还远非这些。
石圪节煤矿虽然在全国统配煤矿中用人最省，效率最高，但是劳动潜力仍然很大。
提高劳动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在这方面，石圪节还是个薄弱环节。
去年上半年，采煤机械化程度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四个采煤工作面只有一个是机械采煤，其它三个都是打眼放炮。
今后如果三个炮采工作面都换成一般机械采煤，每年就可以多增产十几万吨原煤，如果使用现代化综合采煤机组，产量就会更高，人员还会更省。
潜力在哪里？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三个矿的工作，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从这些“不一样”中，找到了潜力所在。
第1，定员定额工作搞得不一样。
石圪节煤矿在文化大革命中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一直坚持定员定额管理，而且始终保持文化大革命前的定员定额标准。
采煤队配备人员，按工作面长度计算，坚持每米不超过一个人。
去年上半年，平均每米工作面才配备零点九七人。
王庄矿定员定额标准不够先进，执行也不严格，平均每米工作面配备了一点三二人，如果达到石圪节的标准，就可节省三百二十三名回采工。
东山矿用人无定员，劳动无定额，吃大锅饭，平均每米工作面配备一点七三人，比石圪节多百分之七十五。
第2，精兵简政搞得不一样。
石圪节煤矿全矿设十四个科室，八十三名科室管理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七。
他们认为“庙”多“神”就多，因此尽量少设“庙”，机构能并的就并，工作能兼的就兼。
有七个科室只有两三个人，有几个科室，一个单位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其它矿四、五个科室的工作。
矿和科室的领导不当“甩手掌柜”，兼搞具体业务。
两个副矿长兼任科长。
团委只有一个人，既是书记又是干事。
有个工会副主任，分管女工工作和劳保福利工作，有时还帮俱乐部卖票。
矿上会议少，文件少，一年半时间里矿上只向下面发过三个文件。
他们提倡戴着柳条帽到现场办公，实行面对面领导。
东山矿管理机构庞大，“庙”多“神”多，年产万吨煤占用的科室管理人员比石圪节多三倍。
王庄矿精兵简政搞得比东山矿好一些，但年产万吨煤占用的科室管理人员也比石圪节多四分之一。
第3，工时利用不一样。
石圪节矿采煤工每班实际工作时间达到七个小时左右。
去年上半年工作面平均单产达到一万九千八百二十四吨，回采工效达到六点二吨。
王庄矿采煤工每班要比石圪节少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工作面单产和回采工效分别比石圪节低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和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东山矿每个班的工作时间比王庄矿还要少，单产和回采工效比石圪节分别低百分之六十六和百分之四十九。
第4，技术改造搞得不一样。
石圪节对矿井的提升、运输等主要环节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技术改造，把一个手镐刨煤、人拉筐、辘轳提升，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年产万把吨的小煤窑，逐步改造成为年产一百万吨的大型矿井。
每一次改造，都提高了产量和效率，节省了人力，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现在一对井口，一个水平，单翼开采，实现了生产集中化。
这是石圪节用人少、效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东山矿技术改造搞得不好，现在仍然三个坑口出煤，生产分散，技术落后，每个坑口都要单独设一套机构，许多方面的人员都用得多，同时，由于提升、运输系统没有改造好，辅助工人比石圪节多两倍。
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三个矿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圪节的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他们在目前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积极整顿和加强劳动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
同时积极发展机械化，从去年09月开始，增加一个普机工作面，并为上一套综机作准备工作。
我们要认真学习石圪节矿的经验，大挖劳动潜力，各单位条件虽然不同，但是只要有石圪节这样的革命矿风和科学态度，加上机械化，就一定可以比现在大大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煤炭工业部调查组

天津组织各种文化艺术品出口
据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市积极生产各种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化艺术品，供应出口和来华旅游的外宾，很受欢迎。
著名的杨柳青画店，已恢复生产和出口传统题材的杨柳青年画、木板水印画等美术品。
他们组织画家绘制的精美的国画书签，已经在国外成为畅销品，去年销售了三十二万多套。
驰名国内外的天津“泥人张”彩塑，多年来只供参观为了满足外宾和出口需要，天津市文化局给“泥人张”彩塑工作室补充了人员。
去年他们创作了一批传统题材的彩塑，除在天津市友谊商店出售外，还送到国外展销。
天津市文物公司从去年03月份恢复营业以来，大力收购各种古董和名人字画，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司已销售各种字画、仿古艺术品和文物，价值四十四万多元。

过河要有桥和船
——对《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的商榷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刘万铨
看到《人民日报》去年11月26日发表的《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方针》），受到很大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
《方针》提出：
“从长远来说，这个地区不宜于以农为主，而宜于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的观点，我认为对于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不是全部），特别是地多人少的黄土丘陵沟壑地区，这个方向是很合适的。
文中还提出，为了促进这个地区林牧业的发展而采取一些相应的经济政策，我认为也是很好的。
但是，文章认为，这个地区（由于以发展林牧为主）不需要搞农田基本建设。
这一观点我认为不够妥当。
根据这些年来工作中的体会，在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为了迅速而有效地把林牧业搞上去，目前还更应当努力加快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首先要抓紧建成“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基本农田”。
虽然，从发展生产和解决泥沙问题、根治黄河的要求来看，造林种草是占面积最大的主力军，但农田基本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
一
黄土高原的自然灾害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不合理的利用，广种薄收，单一农业经营，特别是滥垦陡坡，破坏植被。
因此，早在建国初期，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者就提出了“合理利用土地、综合发展农林牧业，是制止水土流失和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
从1953年到1965年的十多年中，有关科研单位和业务部门也明确地提出了“变广种薄收、单一农业经营为高产多收、农林牧综合发展”的要求，并作出了“逐年退耕陡坡，造林种草”的具体计划。
但是，二十多年来，真正实现了的只是极少数地区。
有些地方强迫群众退耕陡坡，造林种草。
但是，由于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未提高，退耕后群众口粮降低，又自动把林地草地开来种了粮食，以致许多地方“年年造林不见林”。
实践证明，从“广种薄收、单一农业经营”到“合理利用土地，农林牧综合发展”之间，隔着一条“河”。
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合理利用土地”，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个“桥”和“船”，不是别的，就是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方针》中提到了陕北米脂县高西沟的经验。
我们认为，高西沟经验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农林牧综合发展，而且在于提供了从广种薄收过渡到农林牧综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成功地解决了二十多年来许多地方没有解决的“桥”和“船”的问题。
1958年以前，高西沟广种薄收，人均耕地十一亩，亩产五十斤左右，基本上没有林地和草地，粮食不够吃，也没有钱花。
从1958年开始，狠抓农田基本建设，首先是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而且保留表土，增施肥料，精耕细作。
梯田一开始就亩产二百斤左右，修一百亩梯田就能顶四百亩坡地的产量。
这时，退耕一百亩到二百亩坡地来造林种草，就不会影响群众的口粮。
就这样，基本农田促高产，高产促退耕，退耕促林牧，林牧又促高产，高西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方针》认为，不需要搞农田基建的理由是：
“如果要等粮食搞上去以后，再着手解决植被和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因循拖延”。
这是把粮食生产与发展林牧业对立起来了，实际上否定了高西沟的经验。
二
如何迅速有效地制止水土流失、解决黄河泥沙问题？
《方针》认为，只要在黄土高原上造林种草就行了，不需要搞农田基建。
文章又举了高西沟的事例，说：
“他们在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了一千多亩林，一千多亩草，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水土流失……基本上做到‘不向黄河输送泥沙’。”
文章还举了陕北一些地方垮坝的例子，来说明搞农田基建不能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
对此，我们也有几点不同的看法。
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地广人稀的丘陵沟壑区，从治理面积上看，解决水土流失的措施，主要靠林草。
但农田基建这一个重要的方面，决不应当否定，否则就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持水土。
高西沟的事例，如果进一步深入了解、具体分析，就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高西沟十三年未向黄河送泥沙，这一巨大成绩是怎样得来的呢？
除了两千多亩林草外，还有坡上六百五十亩梯田和沟中一百十二座坝库起了作用。
在高西沟的六千亩土地总面积中，原来坡耕地三千亩，约占一半，另外沟壑、陡崖、村庄、道路等也约占一半。
坡面这一半泥沙，林草解决了三分之二，梯田解决了约三分之一。
沟中这一半泥沙，则主要是靠一百十二座坝库解决的。
1965年，高西沟在沟口修了一座高十六米的坝，库容十二万立米，十三年中拦泥约十万立米，说明在这六千亩土地上，还有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未完全解决。
只是由于沟口这座坝把住了最后一道关，才实现了“不向黄河输送泥沙”。
高西沟搞农田基建很宝贵的一条经验是：
先治上，后治下；
先治坡，后治沟；
先治支毛沟，后治干沟。
这样，坡面的梯田、林、草保持了水土，减轻了沟中的洪水负担，因而沟中坝库能保证安全。
黄土高原一些地方存在的垮坝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没有象高西沟这样先治坡，后治沟。
这是农田基建中必须吸取教训并努力改正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农田基本建设本身。
农田基本建设不单是沟中打坝，还包括坡地修梯田等许多方面。
这些年来，黄土高原上许多地方修的梯田，在保持水土和提高产量上都收到显著的效果，这样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即使沟中打坝，也并不是都垮了，有的由于方法不对垮了，也有的方法对头就没有垮，发挥了作用。
《方针》根据一些地方垮坝的事例，说“一般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年年搞，年年垮，再年年修”，这不符合农田基建的实际情况，因而它得出的“不需要搞农田基建”的结论，也很难令人信服。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单靠农田基建不行，单靠林草也不行，必须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
《方针》全文的讨论对象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并说明：
“这个地区有一百二十三个县，分别属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六个省区”。
文中提出“从长远来说，这个地区不宜于以农为主，而宜于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的方针，也是泛指这一百二十三个县的。
根据黄河规划，这一百二十三个县按地形地貌，分别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塬沟壑区。
这两类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在生产建设的方针和具体作法上，也应有所不同，不应“一刀切”。
黄土高塬沟壑区约有六万多平方公里，塬面广阔平坦，土地肥沃，历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基地。
如甘肃省的董志塬、陕西省的洛川塬和渭北高塬等，今后建设方针，可能还应以农为主，同时大力发展林牧业，为农业服务。
黄土丘陵沟壑区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分布较广，情况也比较复杂，也不能搞“一刀切”。
有些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广种薄收特别严重，回旋余地也特别大，只要认真做好规划，不一定先有高产田，就可以退出大量耕地来造林种草，发展林牧业，以促进农业。
但是，从长远来看，在林牧业发展以后，也应回过头来搞农田基建，逐步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改变广种薄收旧习。
至于另外一些地区，在目前条件下，其广种薄收程度，刚好能维持群众的基本口粮，如果不搞农田基建，不日益扩大高产田的面积，就退不出地来造林种草，发展林牧业，还是应该搞农田基本建设。
四
《方针》提到，当确定这个地区以发展林牧业为主之后，“对完成林牧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保证社员口粮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
用什么办法来“保证社员口粮”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同志说：
“社员口粮，可以从外面调。”
不知《方针》是否也有此意？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很难行得通的。
以陕北为例，榆林、延安两个地区农业人口共约三百万人，每人平均口粮五百斤，共需十五亿斤，即使从外面调进三分之一（五亿斤），也需一千辆卡车整整跑一年。
1955年和1965年，陕北两次大旱减产，中央从全国各地调粮食支援，几百辆汽车每天络绎不绝地给陕北运粮，单运费就花了几千万元。
在因灾减产的特殊情况下，这样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正常情况下，长期这样，经济上是否合算，还需要慎重研究。
我们认为，黄土高原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将来以牧为主还是以林牧为主，群众口粮问题，最好还是自力更生解决，经济上比较合算。
既要自己解决口粮，又要改变广种薄收，这就必须尽快建成一些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
五
我们的具体意见是：
同意《方针》提出的四项建议，并作一些补充：
1、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最根本的是：
必须改变广种薄收、单一农业经营为合理利用土地、农林牧综合发展，其中地多人少的地区，应实行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
2、黄土高原上大部分地区，当前都应狠抓农田基本建设，力争尽快建成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或一人二亩“上纲田”，在保证群众口粮的前提下，退耕陡坡远地，大力造林种草，发展林牧业。
3、搞农田基建，必须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方针，和“先上后下，先坡后沟”的原则。
当前一般应以坡地修梯田为主。
沟中打坝必须十分慎重。
4、由于搞农田基建需用劳力较多，而黄土高原各地劳力比较缺乏，建议国家大力支援推土机、拖拉机等施工机械，以加快农田基本建设。
5、国家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鼓励群众加快农田基建，例如，新修一亩水平梯田，奖售若干斤化肥；
新修梯田增产后，不增加征购任务等。

采取紧急措施保护果树资源
许多果树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
一、由国家颁布果树种质资源保护法，严禁人为加害；
二、组织力量进行品种资源的复查；
三、尽快建立我国的果树资源研究中心和“种质库”。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果树科学发展规划讨论会上，许多果树专家和技术人员针对我国果树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挽救果树资源，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国自然条件优越，果树种质资源相当丰富，是世界上栽培植物的重要原生地之一。
据1958年我国出版的《中国果树栽培学》记载，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果树有四十多科，而我国就拥有其中的三十七科三百多种。
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手段日益强化，发掘、收集、保存、研究、利用经济潜力很大的果树资源，已受到世界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为重点研究课题。
果树专家们认为，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遗传学角度看，它是进行果树研究，培育具备不同经济性状的新品种和砧木的基本前提；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果树栽培品种的改良和丰富，可以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和社员收入，支援工业需要，调剂市场供应，改变目前人民群众单调的饮食结构，同时，还可以组织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但是多年来，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开山造田中，很多地方果树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稀有品种已经绝迹。
我国一些野生树种，在国外早被人们作为研究材料或进行栽培，而在国内却一直“英雄无用武之地”。
例如大量野生的湖北海棠和西南锡金海棠，英国三十年代就用作促进苹果杂种提前结果的砧木材料，而我们却无人研究，并在开山造林中大量被毁。
再如中华猕猴桃，是一种含高维生素丙的珍贵果木。
本世纪初，新西兰从我国引进，经过人工栽培，现以高价销售国际市场。
尽管两千多年前《诗经》上就对猕猴桃有所记载，但直至今天，我国的猕猴桃仍然处于野生状态。
据反映，河南西峡县群众一年内曾砍掉二十万棵猕猴桃当柴禾烧了。
果树科技人员说：
“洋”伯乐发现中国的“千里马”，而中国人自己，却是坐视宝山，暴殄天物。
在国际市场上，一吨扁桃（木本油料）能换二十五吨化肥。
新疆“八一”农学院教授张昭二十年前发现南疆有十种甜仁桃品种，是珍贵的扁桃稀有品种。
然而去年复查，已经不见。
北京的香白杏，现仅门头沟残存三株；
广东的挂绿荔枝，也只有增城县寺院门前的单株了。
“蛤蟆酥”、“雪花甜”等有名的甜瓜栽培品种，也濒于灭绝。
一些珍贵的砧木资源如青岛崂山柰子、山西武乡海棠、卢氏河南海棠等，对改良苹果品种，促其矮化早熟，有很好效果。
但是由于在开山造田中滥砍乱伐，破坏严重，现在我国使用的矮化砧不得不从国外进口。
我国很多果树研究所原来曾开辟过原始材料圃，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现在亟待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恢复，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果树品种现代化的要求。
许多果树专家和科技人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由国家颁布果树种质资源保护法，严禁人为加害。
果树资源应和动物资源、文物古迹一样，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二、组织力量进行品种资源的复查。
1960年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区）都进行过本省（区）内的资源普查工作，但工作比较粗糙，收集和整理利用的研究更差。
今后的复查要弥补缺陷，注意收集保存稀有品种，大力推广普查中发现的优良品种，积极调查研究野生果树资源。
三、尽快建立我国的果树资源研究中心和“种质库”，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全国性和地方的研究中心要有自己的研究基地，即原始材料圃，外国称为“种质库”或“种质银行”。
“种质库”是向生产上提供优良品种和各方面研究材料的源泉。
建立“种质库”需要土地、资金、人员，牵涉面很广，有关部门需协助解决。
新华社记者 刘霄

从套套、框框里解放出来
韩小磊黄式宪
电影为什么上不去？
电影界的同志们开了多次座谈会，剖析、研讨，问题确实不少。
我们作为电影界的后进，想发表一点议论，愿冒叫一声：
把艺术形象从概念的套套、框框里解放出来。
人们看了最近一些国产新影片，常常会联想到服装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框中人”。
这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银幕上的一种畸形儿，一种可悲的特产。
我们听到不少观众和同行们对一些国产新片的不满，认为“还是老一套”！
就连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的反“四人帮”题材的影片、反特惊险片，内容、思想算是比较新的，表现手法也还是老一套。
例如最近两年先后上映的几个反特故事影片，不约而同地都写了偷图纸的情节，主人公都是侦察科长，都有个不高明的助手作陪衬，都有个公安局长或书记来领导，特务、间谍大都那么蠢笨，不堪一击，真象是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
反“四人帮”题材的影片，两年多来已经拍了好几部了，但是，并没有很值得称道的成功之作，而且，其中一些影片里面的人物，除了性别、年龄、职业、身分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与遭遇各有差异以外，他们的性格面貌、思想特点，乃至情节的艺术结构与基调，矛盾冲突的展开和结局，却都那么相似。
这种影片姑名之曰：
“套中片”。
从电影创作的现状来考察，概念的套套框框对艺术形象的专制，是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所谓“套中片”与“框中人”，正是简单地把政治当作框框，不适当硬套创作的畸形产物。
在电影制片厂里，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形，就是为了赶形势、跟气候，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或推上去一个剧本，或拉下来一个剧本。
比如《南疆春早》、《同志，感谢你》，在“四人帮”未倒前，名叫《春涛曲》、《迎着朝阳》，当时是符合“四人帮”的意志和政治需要的，“四人帮”被粉碎后，马上施行手术，换成反“四人帮”的主题。
一部电影赶了两个截然对立的形势，由于先天缺陷，“帮”气甚重，效果当然甚糟。
即使是粉碎“四人帮”后新创作的剧本、影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有人说：
“早晚行情不一样嘛！”
赶着“行情”选剧本、拍影片的做法，使某些确有感人艺术力量的新作，也很容易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电影创作中，不排除有时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赶拍影片。
但就是这类影片也不应以政治宣传代替艺术创作，不能用政治的演绎、思想的图解去冒充艺术形象的创造。
用概念的框框限制艺术形象，拿“长官意志”束缚剧作者创造的手脚，以政治的力量限制艺术的发挥，在电影创作上，最突出的莫过于目前审查电影剧本的关卡多、“婆婆”多。
在制片厂，一个剧本的通过，一般要过十道关。
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立个“法”，减少关卡和婆婆，并不难。
难的是，“长官”的思想意志已深入到大小婆婆们的头脑里，甚而留在剧作者的脑海中。
其中最厉害的是“主题思想筛选法”，不管哪一道关卡上的婆婆，只要提出“主题不鲜明”、“主题思想不深刻”、“主题还要进一步挖掘”，这个本子要么是筛下去，要么是卡在“关”外，留待再筛。
作者只好不断地改，反复地磨。
按作者的本意，有的确实要把思想内涵在人物的行为和电影形象之中，但婆婆看不出来，或认为不合他们想法，你就得改。
直到你把思想全写出来，主题全说明白，到了“直、露、粗、多”，令人生厌为止。
这时，原剧本中大量新鲜、活泼、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早被“筛”得差不离了。
留下的是一个标准的“套中本”，一些真实的形象已被压榨得没了血肉，肢解得变了形态，成了类似橱窗里的模特儿。
“套中片”里的“框中人”，无论男女、正反面人物，总是他（她）那一类型人物被凝固化的面貌、姿态，操的是他（她）那一类型人物的语言、腔调，性格和感情也是类型化的，顶多加一点调味的佐料、调色的颜料，以示区别。
他们都是阶级的模特儿，没有艺术形象的生动、新鲜的个性血肉，有的只是代表本阶级的概念化的属性和共性。
《并非一个人的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张恒和丽农，影片在表现他们于患难中结下的爱情时，拍了一组二人拥抱的近景、特写镜头。
可是，丽农竟然那么呆板、冰冷、无情，象搂着一个木乃伊。
编、导、演在这儿为什么不敢真实地再现他们错综复杂的感情呢？
《严峻的历程》的作者据说是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但为什么写出来却是这样的影片？
主要人物虽然被安排在一个家庭关系之中，可是叔侄交锋、夫妻争吵，说的却都是十足的政治语言。
这类“框中人”，不见得是作者缺乏生活造成的，在众多婆婆的管束下，作者的艺术形象的翅膀被概念的套套框框的锁链紧紧地捆住了。
在我们的一些创作者的头脑里，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压迫、毒害，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意识。
在他的剧本里，总是力求配合一定的政治形势，适应政治气候，面面俱到地体现这一题材所涉及的某个时期、某个运动、某个领域和部门的全部方针、政策，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歪曲为政治对艺术的奴役，形象成为政策的图解，在作品里取消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自身的存在。
这样的影片，必然成为在政治宣传的作坊里机械生产的政策连环画，社论解说图，思想活动样片，也即观众常埋怨的“政治报告式”的电影。
多年来，在电影艺术创作的领域，存在着一种对思想的迷信，迷信思想大于形象。
“人物拔高”那一套，以前就有。
到“四人帮”时期，则更是变本加厉，把“主题先行”、“三突出”等等谬论上升为“正统”的理论。
“四人帮”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出发制造的这一套文艺八股，在电影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上造成了严重混乱，扼杀了艺术形象的独立性，践踏和窒息了艺术的真实和生命。
“反形象思维论”，就是他们“文艺帮八股”的一块基石。
“反形象思维论”否定形象来自生活，否定作家对生活真实的艺术感受，否定思想只能寄寓于形象之中，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只能是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去表现思想。
这从根本上颠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颠倒了形象与思想的关系，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恩格斯说过：
“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
思想、观念必须通过形象来体现，这样产生出来的艺术形象才富有生命力。
打开锁链，从套套、框框中解放出来，让艺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天里自由飞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将来
夏衍
我认为，电影工作当务之急有二：
一是继续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是总结过去电影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
前者，是拨乱反正的问题，就是抓纲治电影的纲；
后者是正本清源的问题，就是必须从中国电影的历史来看我们的过去和今天。
前一个问题，人们谈得很多了，我不再多说：
后一个问题，目前还缺少认真的探讨。
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我曾说过，中国电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话。
先天不足，指的是解放之前；
后天失调，指的是解放以后。
先天不足，就是中国电影根基浅，底子薄。
根基浅，因为中国电影和其他姐妹艺术不同，它不象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有的民族风格；
底子薄，因为中国电影也和昆曲、京剧不同，它没有一支科班出身的、血统师徒相传的基本队伍。
中国电影历史很短，从第1个故事影片（1913年郑正秋导演的《难夫难妻》）算起，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从初步具有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工作算起，也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二十年代以前，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主要是章回小说家和文明戏演员；
三十年代以后，不论编剧、导演、演员，几乎全是业余话剧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真正有过基本训练的编剧、导演很少，因此，说中国电影先天不足，并不过分。
解放以后，中国电影得到了新生，开始建立了国营电影制片厂，有了一支专业电影队伍。
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建国初期只能向苏联电影学习。
从1953年第1批苏联电影专家到来以后，我国电影生产的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完全袭用了苏联的一套办法。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有章可循总比无章可循更好一些。
我们的缺点是一切照搬，而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电影生产机构和制度。
特别在电影的队伍方面，我们也创办了电影学院，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不足，成就不如理想。
当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电影确实也有了迅速的进步和发展。
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也产生了不少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
可惜的是，到六十年代中，和其他姐妹艺术一样，中国电影也受到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
回顾解放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有来自右的干扰，但更严重的是，来自假左真右的干扰。
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家都说电影阵地是一个重灾区，但是我想，电影事业的受灾可以说在1966年以前就开始了。
例如，从1958年起，一个后来当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司令部的总顾问的人，看了长影、北影、上影的一些影片之后，在文化部作报告，点名把《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的脚步》、《花好月圆》、《牧人之子》、《地下尖兵》、《球场风波》等影片说成是银幕上的白旗。
这不仅造成了文化部和省、市制片厂之间，中央和省市委之间的矛盾，而且迫使一批反映所有制改革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剧本下马和改作。
尽管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产生了不少受到国内外好评的优秀影片；
但是，到1964年以后，这个人利用他的权势，变本加厉地“枪毙”了已经公映受到群众欢迎的和尚未公映的大批影片，例如《怒潮》、《红河激浪》、《北国江南》、《逆风千里》、《革命家庭》、《早春02月》、《阿诗玛》、《烈火中永生》，以及戏曲片京剧《尤三姐》和《秦香莲》等等。
后天失调，还有其它原因。
1951年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评，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关怀下，主要批判了影片的错误和缺点，并没有给编剧、导演扣帽子，也没有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
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情况就有所不同。
这次运动时间短，波及面大，工作粗糙。
不少人就因为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而造成不少错案，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直到今天，还成为一个难以解脱的“包袱”。
这之后，文艺界电影界的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特别是前面说过的，1958年和1964年那两次所谓拔“白旗”和批“毒草”的运动，波及面就更广，不仅造成了错案，而且造成了冤案。
经过1960年的全国第3次文代大会和影协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对电影工作者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决定重新放映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指为“毒草”而禁映的影片。
这样，1962年以后，我们的电影在质量上又有了新的提高。
但是，来自假左真右的干扰继续不断。
到1966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把电影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第1个突破口，进行了大砍大杀，连周恩来同志亲自审定的好影片，如《红日》、《兵临城下》、《聂耳》、《战上海》、《抓壮丁》、《东进序曲》等等，也作为公开批判的“毒草”片而被禁映。
这样，使已经缩短了的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之间的差距又重新拉大。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对中国电影作出过贡献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无一幸免地遭到了残酷迫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年编剧、导演也几乎全部被迫停止了他们的创作活动，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作出更多建树的青年一代则整整十年荒废了他们的专业。
中国电影的先天不足，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后天失调，则象我这样从解放后就长期主管电影工作的人，应负有很大的责任。
对这个问题，在我与世隔绝的十年间，想得很多。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负的责任有以下几点：
第1，由于我们未能准确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头脑里既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又有奴隶主义，因此顶不住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以至在电影创作方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写电影剧本，被认为有“触电”的危险。
第2，我们在掌握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等方面片面性严重。
长期以来，就没有认真地、理直气壮地抓影片质量和创作人员的艺术技巧问题。
尽管我也不止一次地传达过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指示，例如1960年12月，我曾对在京的电影工作者传达过周恩来同志的一次讲话：
“我们的艺术品不能老是粗糙下去。
业余的可以，对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你们提高水平，提高艺术质量。
一个表演艺术家，演员，必须有一定的基本训练。
现在，舞蹈演员、戏曲演员比较好一些，有一定的基本训练。
但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就很差，缺乏基本训练。
这个问题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话剧、电影演员台词说不清，咬字不准，许多电影演员缺乏基本训练，因此许多事情干不了。”
周恩来同志关于提高电影质量问题不止讲过一次，我都传达过，但是，既没有具体措施，又没有定期考核，也就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特别是运动一来，质量、技巧就无从说起。
第3，对于队伍培养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办了电影学院，起初是按照苏联专家那一套来培养学生，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又没有提供足够的合格的有实践经验的师资。
电影学院的教材也是残缺不全、质量不高的。
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许多电影工作者缺乏基本训练的原因。
第4，特别严重的是，我们还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出一套电影生产（主要是电影制片厂）的管理制度。
五十年代初，我们照抄了苏联电影生产的体制和规章制度。
1956年后，我们已经感到这种体制和中国电影生产实际情况的矛盾，也曾派出过一个以蔡楚生、司徒慧敏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东、西欧和南斯拉夫去考察。
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1957年初，草拟了一个《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和附件《国外电影事业中可供参考改进的一些做法及对我国电影事业的一些建议》。
但是，这个文件尚未下达试行，就被反右派斗争给冲掉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例子的所谓“舍饭寺黑会”）。
1962年，我们又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的“文艺八条”，重新提出了电影生产体制改革的方案（即“电影三十二条”），同样也被1964年的来自假左真右方面的干扰所扼杀。
接着，就是林彪、“四人帮”极其同伙对电影事业的疯狂破坏。
这个问题现在就成了我们电影事业前进的最大障碍。
积二十多年的经验，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深感电影事业的发展，也和其它事业一样，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电影生产是既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种事业。
我们的电影生产，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失当），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也许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摄制一部重点影片，最多也不过一年时间，少的五、六个月就可以了。
而1966年以来，一个剧本定稿之后，谁也掌握不住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拍摄出来。
成本高这个问题，我们也抓过，同样是抓得不紧。
1962年，我曾在上海讲过，一个制片厂一天不拍戏，等于把成把的金条丢进黄浦江。
而近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煽起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破坏了电影生产必需的一些规章制度，上面讲的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了。
电影要讲质量，我们当然不赞成粗制滥造，但是，讲求质量并不就等于要浪费国家资金。
为什么欧洲、美国、日本，一部重点影片只要花几个月时间（据说在香港，拍一部影片只要几十天），而我们就不能学习一些人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呢？
我们要有懂业务又有事业心的厂长、经理和制片人，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考核和奖惩制度。
现在的情况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非专业人员怕“触电”，而专业人员则捧着一个“铁饭碗”。
最近工业生产方面强调质量，实行了考核、奖惩制度。
对于产品质量低、经营管理差而又长期不改观的工厂，采取了停产整顿的措施。
我认为，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提高中国电影的产量和质量，电影生产也到了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1979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我们电影工作者肩负着用电影这一最富群众性的艺术武器，为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极大地提高中华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高速度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庄严任务。
最近我重温了周恩来同志1959年11月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茶会上、1960年11月对首都文艺界、1961年07月在香山招待影协代表午餐会上的讲话，真是思绪万端。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言犹在耳，我深以未能贯彻他的指示而感到内疚。
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只要我们热烈响应华国锋同志“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团结一心，奋发图强，很好地总结过去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那么我们的电影事业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大步前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的。
（原载《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本报有删节）

“票房价值”析
顾乡
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票房价值”论。
直到1976年“四人帮”大反所谓“右倾翻案风”、诬陷邓小平同志时，还把“票房价值”论搬出来，说他讲过“样板戏都卖不出票去了”，是什么“修正主义”的“票房价值”论的翻版。
“四人帮”把“票房价值”论整整批了十年，这并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四人帮”垮台两年了，在一些同志的言谈、文章中，甚至某些文件中，谈到影剧剧目问题时，还常常以鄙夷的态度，提到要反对“票房价值”论。
“票房价值”果真是这样可恶么？
能够笼统地给它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帽子而一概否定么？
我以为不然。
所谓“票房价值”，简单地说，也就是戏剧、电影等表演艺术作品，受到观众欢迎的程度。
一般地说，观众喜爱，票房价值就高；
观众冷落，票房价值就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也是文艺作品最有能力的鉴赏者，最有资格的评定者。
毛泽东同志说：
“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
可以这样说，“票房价值”是群众对作品评价的尺度之一。
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高低与“票房价值”的大小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就应该尊重“票房价值”。
是的，从局部看，“票房价值”与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不一致、相矛盾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比如某些思想上、艺术上平庸的电影，或由于题材的新奇，或由于样式的独特，或由于情节的曲折等等原因，却能在一个时期引起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获得较高的“票房价值”；
而有些好电影开始没有受到重视的情况也是有的。
但这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能够长久得到较高票房价值的，只能是那些优秀的作品。
莎士比亚的优秀戏剧作品，虽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青睐，但经过他身后三百年的历史检验，时间的磨洗，在全世界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票房价值”历久不衰。
元杂剧在元初大都一带勃兴，大戏剧家关汉卿的精彩剧作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
虽然这方面记载不详，但从有限资料中，也可窥出当时盛况。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成已有四十多年了，一直有着很高的“票房价值”。
大浪淘沙，在这期间，那些平淡粗陋的作品，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又有多少？
能够获得这样成功，取得同等“票房价值”的作品又有几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白毛女》，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劳动人民欢迎的热烈程度，是戏剧史上罕见的，也可以说它的“票房价值”达到文艺史上少有的高度。
在目前，象《丹心谱》、《于无声处》这样激动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一出，则满城争说，万人争看，各剧团竞演。
一些恢复上映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拍摄的国产故事影片，如《甲午风云》、《早春02月》等上座率都很高。
而某些新摄制的内容虚假、情节雷同的模式化电影或戏剧作品，有的演出或放映一场，上座率仅有几成。
这种“票房价值”的悬殊，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么？
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地只抓住“票房价值”与作品的优劣有时相矛盾的一面，而否定长远相统一这一根本的一面，是十分错误的。
历史上，剥削阶级基于唯心史观，总是否认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鉴赏能力和评定能力。
江青之流笼统地否定“票房价值”，也是否认群众对文艺作品的评判能力。
江青把群众喜爱的作品打成毒草，对群众所厌恶的东西，却强制进行推销。
谁要是以群众的好恶来评判，就要被扣上“修正主义”的“票房价值”论的帽子，这就是江青批“票房价值”论的妙用。

一定要砸碎买卖婚姻的枷锁
介绍《中国青年报》关于婚姻问题的一场讨论
本报讯 去年11月07日起，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在《读者来信》栏中开展了“刹住买卖婚姻歪风，大树社会主义新风”的讨论。
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注意，编辑部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来信四千多封。
讨论现已暂告一段落。
这次讨论，是从一封农村青年来信引起的。
几年前，这个青年和邻社一女青年订婚时，买彩礼花了五百多元，以后他又节衣缩食供女方上护校。
可是她当护士后，就变了心，又提出男方无法做到的要求：
三间新房、高级手表、大衣柜、缝纫机……，最终逼使男方不得不废除婚约，使这个男青年精神上受到创伤，物质上受到损失。
来信发表后，编辑部因势利导，通过来信综述、先进与落后事例对比等形式，组织了三个专栏：
一、揭发买卖、包办婚姻对青年的残害；
二、父母家长的责任；
三、团组织要关心指导青年的恋爱、婚姻。
最后，发表了社论，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
前后一个多月，所用篇幅并不多，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一封来信竟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正如该报在来信综述中指出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年来，由于买卖婚姻歪风上升，“身价”越要越高，致使一些青年倾家荡产、成疯致病、家庭不和；
少数意志不坚定的青年走上犯罪的道路；
个别的甚至厌世自杀。
这封信喊出了广大青年的共同呼声：
买卖婚姻到了非刹不可的时候了！
不刹，怎能调动青年的积极性？
不砸碎这沉重的枷锁，青年们怎能在新长征道上迅跑？
在揭露和声讨买卖婚姻危害的同时，编辑部还引导读者认识到：
问题虽然出现在一些青年当中，仇恨却要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买卖婚姻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留下的遗毒，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运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股歪风本已基本刹住。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社会风气败坏，“四旧”回潮，买卖、包办婚姻有所滋长。
因此，搞买卖、包办婚姻的那些人，既用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害了人，自己又往往也是受害者。
所以在控诉买卖婚姻危害时，要十分注意政策，多作正面引导。
《中国青年报》在12月16日发表的社论中，要求各地共青团组织为维护青年的切身利益大声疾呼，理直气壮地把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作为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为知识青年就业开辟新的门路
上海市徐汇区设立劳动服务公司、武汉市民族街发展服务网点，积极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
据新华社上海02月12日电 上海市徐汇区出现一个新型服务单位——劳动服务公司。
这个公司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
有了这样的服务公司，许多单位都感到方便，也为知识青年开辟了新的就业门路。
徐汇区劳动局曾于去年05月份把二百多名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劳动服务队，聘请了一些退休工人作技术指导，为各单位承担一些小型的、简单的基建和维修任务。
几个月来，服务队的业务十分繁忙。
最近，区劳动局便在劳动服务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人员增加到九百多人。
这个劳动服务公司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几个月来所获得的利润，不仅偿还了筹建时的全部借款，还积累了三万多元。
参加服务公司的知识青年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基本相同，也实行奖励制度。
知识青年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心情舒畅干劲足，他们的家长也感到满意。
据新华社武汉02月12日电 武汉市民族街党委把按政策留城、回城的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参加街道居委会举办的为生产、生活网点服务的劳动和其它各种社会劳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
1973年以来，民族街党委把待业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成立了青少年管理教育领导小组，由书记挂帅，分工一名常委专管。
领导小组广开劳动场所，发动十四个居委会大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种网点，把办好服务网点和安排待业青年结合起来。
到去年为止，全街道各种网点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个，连同输送到大厂做支援工的在内，已安排了待业青年八百零二人，占去年全街道待业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刘巧儿”新传
五十年代，评剧《刘巧儿》曾经轰动一时。
刘巧儿敢于冲破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羁绊，追求婚姻的自主权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中的故事，是根据1942年发生在陇东老解放区的一件真实的故事改编成的。
刘巧儿这一艺术形象，脱胎于当年甘肃华池县丈八塬村的青年妇女封芝琴，她现在是甘肃省华池县悦乐公社上堡子大队妇代会副主任。
当年，她以反封建的勇敢行动，给边区青年做出了榜样。
如今，她虽已年过半百，在农村移风易俗斗争中，斗志不减当年。
封芝琴的大女儿张瑞萍从悦乐中学毕业后，与庆阳县玄马公社桑梨园大队的民办教师盖登举相爱了。
小伙子虽然忠厚老实，可是家境并不宽裕，正愁着家里出不起彩礼。
谁知当姑娘向母亲透露心事时，封芝琴说：
“我只盼你们过得好，不图什么彩礼。
要钱要物是把女儿当货卖。
新社会这种做法更要不得。”
办喜事的前夕，封芝琴又特意对女儿说：
“喜事一定要新办，可不许学老一套，讲排场、摆阔气。”
迎亲那天，女儿、女婿记住了妈妈的告诫。
果然既无花轿，也没骡马，就是新郎骑了辆自行车，来捎新娘回家。
过河时，因为水大，新娘挽着裤腿趟过了河。
村里有人数落道：
“封芝琴傻得没了相，把女儿白送人不算，还让新娘自己趟水过河。
按规矩，新娘去婆家，连地都不该沾。
现在不但沾了土，还得去趟水。”
听到这些，封芝琴进一步加强了破除旧风俗的自觉性。
1977年冬，青年社员张文汉找到了对象，打算过年时成亲。
他父亲张发大肆张罗，光酒席就打算摆十八桌。
张发正操办时，封芝琴上了门。
她对张发说：
“现在应该新事新办，不要再兴那些老规矩了！”
张发为难地说：
“这些我也知道。
可是排场不丰盛一些，总怕人笑话。”
封芝琴亲切地告诉他：
“那要看笑话的是些什么人。
我们当老人的千万不能用旧思想去影响后人。
讲排场，表面看红火，可事后背一身债，几年都没法还清，这何苦？”
封芝琴的话正对路，说动了张发。
他按照新规矩，没花多少钱，就给儿子办了亲事。
婚礼举行得朴素体面，村里大多数人都叫好。
本报记者 胡国华

南昌铁路局一批上访知识青年学习王震副总理讲话
决心以大局为重速回农场献身四化
新华社南昌02月12日电 到南昌铁路局上访的一百多名下乡知识青年，学习了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代表的讲话以后，主动向南昌铁路局党委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再不搞那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活动。
他们说：
“我们要响应王震副总理的号召，向云南知识青年学习，迅速回到农场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他们提着水桶，拿着刷子，来到路局机关大楼门前，把他们前几天在墙壁上涂写的那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标语洗刷一净，受到机关干部和街上行人的热烈欢迎。
这些知识青年是南昌铁路局职工的子女，先后被安置在江西芙蓉农场。
这次回南昌探亲度春节时，他们聚集一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要求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
他们一度围攻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南昌铁路局党委的领导同志亲自接待这些来访的青年，耐心教育他们要顾全大局，相信党和政府会统筹兼顾，逐步解决整个知识青年的问题。
铁路局还动员各有关部门的干部和知识青年的家长、亲友，共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路局党委领导同志组织他们的代表，学习中央有关知青工作的文件和指示，学习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讲话，和他们促膝谈心。
通过学习和谈心，青年们深受教育。
他们说：
王震副总理对云南知识青年的关怀和批评，也是对我们的关怀和批评，真是句句语重，字字心长。
我们要记在心里，听从党的安排，服从实现四化的需要。
有的青年还说：
“安定团结的形势来之不易，实现四化的任务极其艰巨。
我们要以安定团结这个大局为重，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摆在第1位。”
02月10日，路局党委还邀请这批知识青年的代表座谈，详细地了解了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路局党委对他们反映的情况作了专门研究，决定凡是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就抓紧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发展党员不准讲私情
山东省东明县委严肃处理县委组织部和长兴公社党委某些人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违反党规党法的问题
本报讯 山东省东明县委组织部和长兴公社党委的一些人，在发展党员时公然违反党章，滥用职权，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拿“党票”做交易。
最近，东明县委对有关人员作了严肃处理；
中共山东省委和菏泽地委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这个建党大事。
1977年08月20日，东明县长兴公社党委书记冯广春等人在抗洪抢险工地上收听党的十一大新闻公报，得知新党章关于发展党员要有预备期的规定以后，竟然不顾抗洪抢险的紧张战斗，同意分管党务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等人，急忙赶回公社，同在机关主持工作的两名常委连夜研究发展党员工作，一次批准四十五人为正式党员。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乡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公社纳新，回村连夜安排，给七个人整理了材料，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签署了大队党支部意见，26日送到工地，当天冯广春等人就批准了四人为正式党员。
竹林、刘小台、大张庄大队和社直机关党支部，也急忙办理了十一人的入党手续，九人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从08月23日至09月11日，长兴公社党委先后审批发展党员五十多人。
长兴公社党委某些人，在发展这批党员时，公然无视党规党法，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弄虚作假，欺骗党和群众。
党的十一大党章已经公布，他们竟一连五次批准发展正式党员。
当时公社党委常委十三人，研究审批党员时只有三、五人参加。
明明是1977年08月23日审批，却填为1977年07月21日。
许多人的入党志愿书和审查材料的时间，都被涂改。
党委个别人甚至贪赃受贿，徇私枉法，纳新纳亲，明目张胆地拿“党票”作交易。
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连儒，为拉其子入党，竟涂改政审材料时间，报县委批准为正式党员。
在这批发展的党员中，属于这种“纳亲”的有十人，占百分之十九。
公社一位农林水助理员，为了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先后给冯广春等人送去橱柜、饭桌、的确良衬衣、现金等，大肆行贿送礼。
东明县委组织部某些人对长兴公社发展党员中的错误，不但不予纠正，反而丧失党的原则，给以支持和纵容，不经集体讨论，擅自批准纳新。
县委组织部干事李殿军家在长兴公社，曾得到公社的一百多元救济款，他便弄虚作假，为公社党委某些人掩饰错误，以图报答。
县委组织部党务组组长张道恒等，也在这件事情上徇情舞弊，丧失了党的原则。
据调查，这批新发展的五十多名党员中，除一部分是有些党支部长期培养的积极分子，并早已办好入党手续，因被公社党委积压没有及时审批的以外，不少人表现不好，或者根本不懂党的基本知识，不够条件。
在手续上又违反党章的规定，未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的十四人，上级党委没有指定专人谈话或无谈话记录的三十九人。
个别人甚至自己办理入党手续，自己搞政审调查，连介绍人意见、群众评议意见和支部大会决议都是自己写的。
对于这些公然违反党规党法的行径，广大党员、干部极为气愤，纷纷写信、上访，批评公社党委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沾亲带故当党员，私人拉拢给党票，党规党法全不要”。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挽回政治影响，经东明县委研究并报菏泽地委批准，决定分别给予长兴公社党委书记冯广春、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连儒等人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处分；
对县委组织部李殿军等人，也分别给予严重警告等处分，并调离县委组织部。
对于新发展的这批党员，宣布无效。
其中具备党员条件的，按党章规定重新办理入党手续。
中共山东省委和菏泽地委，还就此发出通报，指出这类现象在近几年来并不是个别的，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这个事件作为借鉴，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谬论和罪行，肃清其流毒。
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切实拨乱反正，严守党纪党法，坚持党员条件，严格入党手续，保证吸收新党员的质量，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发展党员必须按党章办事
本报评论员
山东省东明县长兴公社党委的某些负责人，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徇私枉法，贪赃受贿，明目张胆地拿“党票”作交易，严重地违反了党规党法。
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容许的。
东明县委组织部的某些人，对此不仅不予制止，反而给以支持和纵容，甚至弄虚作假，错误也很严重。
中共山东省委、菏泽地委和东明县委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不如此，就不能维护党规党法的严肃性。
长兴公社事件又一次告诉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危害决不能低估。
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种种谬论和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坚决拨乱反正。
对那些公然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违反党章，用“党票”送人情，拿原则做交易的，要严肃处理。
对那些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的先进分子，党组织要给予关怀和接纳。
对那些用不正常的手段纳进党内的人，要进行具体分析，划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同一般群众的界限，把领导上的责任同本人的问题加以区别，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坚持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发展党员，对于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章对党员的条件已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应当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教育和要求每个党员、每个争取入党的同志，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入党。
为了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党章对发展党员的手续，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应该严格执行，不得违反。
特别是在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吸收新党员时，要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尊重多数人做出的决定。
任何个人和少数人无权接收党员。
否则，势必给那些一心想利用执政党地位谋取私利的人以可乘之机，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进来，甚至使少数坏人和投机分子钻入我们党的队伍，造成严重的组织不纯。
我们党现在有三千多万党员，其中近几年发展的新党员占相当大的数量。
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列宁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肩负重担的人。
当前，我们应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党员质量。
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应该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党员条件，严格入党手续，不凑数字，不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发展党员纳入经常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各级组织部门是各级党委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办事机构，应当带头执行党规党法，自觉同一切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作斗争，为搞好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铁道兵战士无冬天
——通霍铁路建设工地见闻
隆冬时节，祖国北部边疆的科尔沁草原，朔风呼号，大雪纷飞。
然而在通霍铁路建设工地上，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
看吧，逶迤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着物资器材的卡车正向工地疾驰；
峰峦起伏的采石场，炮声四起，机器轰鸣，筑路用的石碴从皮带传送机上瀑布似的倾泻出来；
不断延伸的线路上，推土机、铲运机来往如梭；
铺轨列车鸣着汽笛，将亮锃锃的钢铁大道铺向草原腹地……。
通霍铁路南起通辽，北至霍林河煤田，全长四百公里。
1977年冬天，铁道兵部队一开进科尔沁草原，就迎风斗雪，争分夺秒地干起来。
如今，通霍线南段的许多桥梁已经耸立在河上。
那些雄伟的桥墩，都是在天寒地冻时抢建起来的。
工程技术人员告诉我们：
通霍铁路沿线地区地下水位高，又是沙质地，夏天开挖桥梁基础，必须打钢板、垒围堰，不停地抽水清沙，比较麻烦。
能不能抢在冬天干呢？
部队党委从加快建设速度着眼，大胆地提出了这个设想，总工程师周忠等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到六连去试点。
六连战士们冒着风寒，刨开冻层，一米米往下掘进。
当基坑出现地下水时，就停下来，让水和沙土冻结，然后再往下挖掘。
谁知有个战士嫌用镐刨进度慢，偷偷用炸药炸，一炮崩出了汹涌的地下水，不一会就漫了半基坑，几天辛勤劳动的成果报废了。
曾在大兴安岭修森林铁路，指导部队用“冻结法”挖桥基的总工程师周忠，这时一面给大伙鼓气，一面寻找对策。
为了防止再涌出地下水，他和战士们商量，在开工前先探明冰冻的厚度，然后分层分格开挖，并且同时挖开好几个基坑，增加作业面，实行轮番冰冻，轮番施工。
周忠还分析科尔沁草原和大兴安岭的气候差异，让战士们在西北方向修引风道，把寒风引进基坑，使土层冻得更快、更厚，加快进度。
这样，六连就在寒冷的冬季一鼓作气挖了六座桥梁的十几个基坑，又用耐寒砂浆砌片石的办法，保质保量地砌起了桥墩。
在通霍线经过的黄花山地区，副教导员万时根领我们去参观预制混凝土涵管的地下作业场。
走进地下室，只见二、三十个战士正在紧张地制作各种型号的涵管。
万时根指着一个身穿红背心，手持捣固铲的高个儿说：
他是四排排长李守权，因为任务紧，主动把婚期推迟了。
这些日子，每天都领着大伙干十来个小时。
一个叫白金华的班长，嫌每天都干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就索性赤着背干。
当我们从狂风怒号的地面进到地下室时，就好象辞别了冬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万时根同志告诉我们：
预制涵管作业场是去年年初建起来的。
那时，部队刚到新线，任务很急。
如果等到夏天生产涵管，工作就要受影响。
战士们考虑到，在地面建作业场防寒设备有困难，便决心打“地道战”。
他们用推土机推出坑道，搭上棚架，安上电灯，再挖几口水井，一个简易的地下作业场就搞起来了。
战士们在地下共生产了三百多节涵管。
开春以后，这些涵管送到各个工点，很快修起涵洞，筑起路基，保证铺轨列车通行。
在霍林河源头的一片荒野上，战士们驾驶着推土机、铲运机来回奔驰。
我们见到刚从推土机上下来的排长欧阳明德。
我们了解到这位年青排长和战士们的先进事迹。
这里原是块沼泽地，夏天陷车厉害，不便作业。
但是，冬天作业困难也很大，在野外发动一辆推土机，要用喷灯烤两三个小时，如果用间断作业的方法，土层又会冰冻。
因此，他们就采取歇人不歇车的办法，三班倒。
夜里，原野上黑漆漆，战士们就把马灯挂在地头，灯被狂风吹灭，便凭借车灯运行。
手脚冻僵了，脸被寒风刮得针刺般疼痛，也没有一人离开驾驶台。
欧阳明德说：
这条铁路是党中央交给我们铁道兵修建的，开发霍林河煤田的大型设备正等着火车运进去，铁路早一天修通，那里的煤海乌金就早一天发热放光，四个现代化就可以加快步伐。
为了这，战士们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呀！
本报记者 易俭如 陈廷旺

不能忘却的友谊
——访问英国、比利时和法国随感
对外友协代表团团长楚图南
我们对外友协代表团这次到西欧三国访问，北至苏格兰爱丁堡的海滨，东至比利时与荷兰、西德毗邻的列日城，南至法国的马赛港。
我们不仅听到了苏格兰人民欢迎佳宾的幽雅而高昂悦耳的风笛，展望了北海的海上风云，也听到了地中海岸边的滚滚波涛。
在这个国际上发生深刻变动的时代，我们亲身感受到西欧各国各阶层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
我们在英国访问时，受到新、老朋友的热情接待。
年近八十的老朋友、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亲自驱车到火车站迎接我们。
他为了中英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在他主办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内，摆满了一层层书架，密密麻麻的存放着李约瑟多年来收藏的世界各国各种语文的有关东亚和中国从古到今的科技图书资料。
这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在对东方科学技术发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叙述我国历代科学技术文明的七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五卷已经出版。
在这本书第4、五卷的卷首，李约瑟博士引用的一段话写到：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
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在这里，李约瑟以他独有的幽默推崇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辛辣的嘲讽了对中国文明的无知和偏见。
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我们遇到一位在中国呆了近三十年、汉名为荣卓志的宗教界朋友，三十年代，他是中国陕西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的神甫。
1938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特意会晤了在陕北的全体外国传教士，告诉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无神论者不信教的自由。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周总理对他的讲话，完全被事实证明了，使他很感动，很钦佩。
在他的故乡英国，他从招待会会场的一端来到我们面前，向我述说这段久远而又清新的往事，回忆和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为中国不再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而是变了样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
他的谈话自然使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秦以瑞先生是1954年访华的以著名科学家霍克斯为团长的英国科学技术代表团的秘书长。
当时他们带着英国科学、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七百多人签名的向中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界的致意信来中国访问，受到了郭沫若、李四光等同志的热情接待，也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和他们进行过友好的谈话。
秦以瑞先生和我们谈到过去的交往，认为中国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的时候，这种科技文化界的交往更应该大力加强。
我们在法国也会见了许多对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
法国前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先生是早在六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这次我们在他的家乡，在汉纳市市长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又重逢了。
他热情洋溢的回忆起中法友谊的渊源说：
“中法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久远历史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很重要的人士到法国来勤工俭学。
周总理来过。
还有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也来过，我是1961年认识他的。
还有一位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他在科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两年前故去的李富春副总理，在计划经济方面有独特的创造，他的夫人蔡畅是妇联主席。
他们都曾在法国学习过，很受我们的尊敬。
特别要讲的，邓小平副总理亲自向我讲，他是十六岁来巴黎的，勤工俭学达五年之久。
这一方面说明中法交往历史悠久，另一方面又说明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反帝、反封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是的，远在二十年代，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革命家，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寻求解放的道路，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真理，在巴黎公社光荣传统的法国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探索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在回国以后的斗争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英勇战士，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卓越领导人。
他们对法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法国朋友也对他们有着真挚的怀念。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样深厚的友谊也在同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马先生的谈话中表现出来。
当我们在会见中把新出版的纪念周总理的画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赠送给他的时候，他称赞周总理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是他平生最尊敬的世界伟人之一。
他热情地回忆过去访问中国时同周总理两次共达七、八小时的谈话，他说，有一次交谈到深夜，而双方都觉得话没有谈完。
他反复强调，法国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靠朋友。
他捧着纪念周总理的画册向我们说，他将把画册放在身边，每天看看它。
沙邦—戴尔马先生的谈话表达了法国人民对加强法中友谊和交往的心情。
在比利时，我们向为中比友谊作过重要贡献的伊丽莎白皇太后的陵墓献了花圈。
她曾于1964年访问过我国，那时，她已是高龄了。
回国后促成了中比建交。
她对中国的深厚情谊是比利时人所熟知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世界需要中国”，这是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达古尔先生热情的致词中所一再强调的。
他称赞中国对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对东盟、非洲和对本国边界问题的政策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态度。
我们在伦敦会见过前首相希思先生，他使我们知道，他对于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观察。
还是在去年11月中旬，希思先生就指出，现今的越南是一个危险的政权。
另外，希思先生对苏联的称霸野心及对各方面的威胁也有清醒的估计。
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一样懂得苏联霸权主义全球战略所带来的严重挑战。
但是理解这个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比利时新闻界的朋友曾对我们说过：
“在欧洲，没有人真正愿意同苏联联合，没有人会放心苏联的战略。”
我国的对欧洲政策是很清楚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欧洲，正象欧洲朋友们真诚希望我国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一样。
在我们访问中，每当涉及这一话题，对话总是愉快而融洽的：
我们同西欧各国之间的联系合作，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西欧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对于稳定欧洲局势，保卫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这些访问中，我们看到了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发展友谊的美好前景。
由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各国对华友好的老一辈朋友亲自培育出来的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正在被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不论是在英国伦敦、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或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瓦隆地区和弗来芒地区，在法国的巴黎、马赛、波尔多和汉纳等城市，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各界人士，各种年龄的新老朋友，一般都以高度的自觉性，无论是在比较顺利或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利用和创造了各种条件，生气蓬勃地开展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工作。
壮丽的前景已经在望了。
在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更加主动积极的做好对外友好工作，更加珍视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仰光十万人集会庆祝缅甸联邦节
据新华社仰光02月12日电 02月12日，缅甸首都仰光十万人集会庆祝缅甸联邦节。
缅甸全国各地都派了代表团参加这次集会。
02月11日晚，缅甸总统吴奈温为庆祝联邦节举行宴会。

卡特总统说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助东亚和世界安定
新华社东京02月12日电 据《日本经济新闻》02月11日报道，美国总统卡特同该报社长大轩顺三在谈话中说，展望八十年代，“美国同日本的合作对亚洲的稳定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卡特总统认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东亚和整个世界的安定”。
卡特在谈到印支形势时说：
“美国将继续支持东南亚联盟各国，并通过这种支持为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作出贡献。”
卡特在答复大轩提出的问题时说：
“那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的重点是在欧洲而牺牲亚洲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说，美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同时，美国对亚洲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十分关心”。
卡特还说：
“美国将继续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展开的能力，并提高这一地区美军兵力的质量。”

印度去年工农业生产有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02月10日电 新德里消息：
印度去年工农业生产有发展，粮食和外汇储备都增加。
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印度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点四，前一年度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六。
在这一年度中，农业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
粮食总产量达一亿二千五百六十万吨，这是印度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其中稻谷为五千二百七十万吨、小麦为三千一百三十万吨，其余为杂粮。
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近两年来印度粮食储备保持在一千九百万吨左右。
同期，油菜籽、棉花、甘蔗、烟草等一些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印度农业生产的这种发展，除了由于近年来良好的气候条件外，还由于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七七——七八年度，用于农业的发展费用达一百二十六亿四千万卢比（约八卢比合一美元），比上年度增加三十五亿二千万卢比。
同期，印度扩大了灌溉面积二百八十万公顷，推广粮食作物的良种种植面积二百多万公顷，供应化肥四百多万吨。
1978年入夏以来，印度一些地区发生了较大的水灾，使六百万公顷的粮食作物受到影响。
经过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印度农业和灌溉部长巴纳拉最近宣布，印度1978年的秋粮收获仍保持了前一年七千七百万吨的水平。
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印度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其中钢、石油、化肥、机械等增长较大。
钢产量为八百零四万吨，比前一年度增加一百零四万吨；
原油产量突破一千万吨，达一千一百万吨，比前一年度增加二百四十万吨。
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印度外贸总额达一千一百四十四亿卢比，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二。
1978年12月外汇储备增加到五百亿卢比，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到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是应黄华外长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在访问期间，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黄华外长将就改善中印两国关系等问题同他交换意见。
随同瓦杰帕伊外长来访的有外事秘书梅塔等外交部七位高级官员，以及二十多位记者。
黄华外长、韩念龙副外长，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等到机场迎接印度贵宾。
印度驻中国大使沙梯也到机场迎接。

宾努亲王到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02月11日电 前首相、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团长宾努亲王，在参加了在莫桑比克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之后，今天清晨乘飞机到达北京。
宾努亲王的夫人同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宾努亲王和夫人的有：
我国副外长韩念龙和夫人，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和夫人等。

政治流氓的脸谱
何立
因侵柬、反华而名声狼藉的越南当局，对响彻全球的谴责声，故意装得若无其事。
01月17日，它向东盟各国居然抛出所谓“关于讨论东南亚和平”的新建议，最近又在报刊文章中假惺惺地问道：
“是谁在东南亚推行扩张政策？”
其厚颜无耻着实令人吃惊。
越南当局这种行径，不足为奇。
马克思在批判法国路易·波拿巴时曾说：
“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
人们只要对越南当局在过去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略加回顾，就不难发现，他们正是马克思所痛斥过的那种政治流氓。
造谣说谎，撒泼耍赖，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不过是这个亚洲政治流氓的特性之一。
世所共知，明明是越南当局在国内疯狂迫害和驱赶华侨，它却胡说中国“强迫华人迁居”；
在中越边界，明明是越南方面不断向中国入侵挑衅、开枪杀人，它却反诬中国入侵越南领土。
在过去半年多，随着越南对柬埔寨侵略的每一升级，河内也一阵高过一阵地发出柬埔寨“入侵”越南的叫嚷声，直到越南的十多万大军蹂躏着柬埔寨的神圣国土，河内还在起劲地进行所谓柬埔寨“侵略”越南的无耻鼓噪！
为了卑鄙的目的，越南是什么下流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去年下半年，为了给加紧准备中的侵柬战争施放烟幕和乞求外援，河内的大小头目接踵访问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
一路上，他们一再向东盟国家赌咒发誓，竭力标榜越南“不干涉邻国内政”。
范文同郑重宣称，越南“尊重别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
“主张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它同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
在东京，当日本方面提出只有在越南奉行独立自主路线和和平解决与邻国的争端的前提下，日本才给予贷款时，副外长潘贤当即一口答应，态度十分温良谦和。
直到去年12月中旬，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还放风说，越南“无意”拿下金边。
但这一切，不过是欺骗和麻痹舆论的战术。
当越南当局认为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就赤裸裸地以大炮的轰鸣代替了先前的诺言。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和斥责。
世界舆论纷纷谴责，“越南领导人言行不一，耍两面手法”，越南是“一个作战军团式国家，企图称霸东南亚”。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严正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五个成员国不再相信越南了。”
此人并不健忘，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中、柬两国从物质上、政治上、道义上给了越南巨大的援助，当时，中国人民誓作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坚强后盾。
柬埔寨也在自己领土上为越南提供了许多基地和交通线，这就是举世皆知的“越共庇护所”和“胡志明小道”。
那个时候，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和柬埔寨真是好话说尽，再三表示对其援助“永远铭记”。
可是，战争一停，河内当局甘当苏联的奴才和打手，一面猖狂反华，一面对柬埔寨大打出手，甚至出兵入侵，用刺刀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企图一口吞下柬埔寨。
造谣惑众是一切政治流氓的拿手戏，越南当局自然也不例外。
去年，他们先是胡说老挝的王宝“最近秘密访问了北京”，“北京代替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王宝集团”；
后来又编造所谓中国准备把朗诺及其部下“送回柬埔寨”的神话；
今年01月23日，越南军报又捏造什么“中国顾问目前正在训练南非和罗得西亚的雇佣军”。
真是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荒诞离奇。
看来越南当局十分崇奉希特勒的信条：
“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
不过，这些谣言有的刚刚出笼就被事实戳穿，有的则因为过于拙劣，当即被人嗤之以鼻，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使人看到：
原来河内成了莫斯科谣言公司的一个分号！
无数事实说明，对待象越南这样的政治流氓，一是不能轻信受骗，任凭它吹得天花乱坠，也决不要上当；
二是要认真对待，对继续作恶的越南当局，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一切受它侵略、欺负、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同它的侵略扩张野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德里和德里
新德里是印度的首都。
该城在1929年建成，从1931年起成为首府。
1947年印度独立后成为首都。
新德里同老德里合称为德里。
人口有五百三十万。
德里在恒河支流朱木拿河西岸。
老德里位于北面，建于十三世纪初，是个古老的城市。
新德里位于南面，是一个新建的城市，树木很多，登高眺望，一片翠绿。
在一二○六年，伊斯兰教奴隶王朝就在老德里建都。
现在还可看到奴隶王朝所留下的遗迹。
比如古泰布丁王与伊尔泰米什王所建的库塔布高塔，高达二百三十八英尺，全用石头砌成。
每当夕阳西下，深红的晚霞映着耸立的圆顶塔尖时，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红堡也是老德里的名胜，是十八世纪印王的宫殿，全部建筑用红沙石砌成，城墙高达一百十一英尺，尤其显得雄伟。
红堡呈八角形，有五个城门，两大三小。
所有内殿，都是用大理石和其他珍贵石头砌成的。
柱上和壁上都刻着许多花卉人物的浮雕，窗棂以整块大理石镂空，嵌镶各色的宝石，灿烂夺目。
1912年，英国殖民政府从加尔各答迁到老德里并在老德里以南五英里的一片荒凉的坡地上陆续建筑了很多雄伟的宫殿和舒适的住宅。
为了区别旧城，人们把新扩建的城市名为新德里。
新德里是印度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
国会的建筑作大圆盘型，四周绕以白色圆柱，是中亚细亚式的建筑，但屋檐和柱头的雕饰，全部为印度艺术。
此外，还有几十座富丽堂皇的王宫。
那是过去印度各邦王公晋京时居住的。
现在改为政府的贵宾招待所和各国驻印的使馆。
新德里的市区设计符合现代城市的标准。
市内有许多大小广场，市街成放射形，蛛网式的街道由此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
市区已完全绿化，一座座楼房，隐藏在林荫里，空阔的地面上，大都培植成草坛。
新德里是印度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铁路、航空枢纽。
有棉毛纺织、化学、木材加工、炼铁、印刷和食品等工业。
旧城以宝石细工和象牙雕刻等美术工艺品著名；
多寺院和古代建筑；
有德里大学。
（严懋德）（附图片）
图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行政建筑物

朝鲜公布参加南北方会晤的北方联络代表名单
新华社平壤02月12日电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局02月12日发表新闻公报，公布了准备02月20日在板门店会晤的朝鲜北方联络代表名单。
这些代表是：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朝鲜劳动党的代表：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权敏俊；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部长李昌善；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朝鲜民主党的代表：
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锡俊；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代表：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副局长白俊赫。
前已报道，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在02月05日的声明中建议：
02月20日中午十二时，北方联络代表和南方联络代表在板门店会晤，以便组成民族统一筹备委员会。

朝鲜工业生产提前完成01月份计划
决定03月举行市、郡人民会议代表选举
据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采掘、电力、化工、建材、钢铁、轻工、机械等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生产都提前完成了01月份计划。
采掘工业仍然是朝鲜工业今年的主攻方面。
许多矿山提前在01月30日超额完成了当月的生产计划。
电力工业01月份实际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平壤火力发电厂开展群众性挖掘潜力运动，每天超额完成电力、热水和蒸气等生产指标。
化学工业01月份的生产形势很好。
兴南肥料联合企业一直保持化肥的高产稳产。
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和清津、新义州的化学纤维厂生产的化学纤维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以上。
水泥、原木、玻璃、胶合板等建材工业的生产都比去年同期有显著增长。
轻工业在01月28日完成了01月份生产计划。
降仙炼钢联合企业、成津炼钢厂、金策钢铁联合企业等冶金部门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提前完成生产计划。
新华社平壤02月10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颁布了由金日成主席02月09日签署的关于进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市、郡人民会议代表选举的决定。
决定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决定，1979年03月11日进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市、郡人民会议代表选举。”

柬军民决心把柬变成埋葬越寇的坟墓
傀儡政权头目承认面临严重困难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马德望等战场狠狠打击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四百多名。
在马德望战场，柬革命军02月07日和08日狠狠打击从马德望市场出发前往马德望市以东和以南的越南侵略军，打伤敌人多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敌人在逃跑时，丢下一百多具尸体。
在这两天中，革命军还袭击了从特莫戈外出的越寇，打死敌人七十多名，击毁坦克三辆，军车六辆。
革命军包围了在尼米的侵略军，使他们不能与诗梳风的敌人进行联系。
革命军在那里消灭敌人六十多名，并迫使敌人的坦克撤出了尼米。
02月08日，革命军在通山等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四十多名。
在五号公路——磅清扬战场，柬革命军02月08日袭击前往罗密的敌人，打死敌人六十名。
02月09日，革命军在磅清扬机场附近袭击敌人，消灭敌人多名，残敌仓惶逃窜。
同一天，革命军在五号公路上的一个桥头消灭敌军多人。
在菩萨战场，革命军02月09日在菩萨袭击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二十多名，打伤一批敌人。
在金边附近的乌栋战场，02月08日，革命军在斯多格罗打死敌人三十多名，打伤一批，缴获一批武器和报话机一部。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评论说，柬埔寨军民决心争取最后胜利，把柬埔寨变成埋葬越南侵略者的坟墓。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柬埔寨伪政权头目韩桑林最近在几次讲话中，承认面临严重困难。
越南《人民报》02月11日报道，柬埔寨傀儡组织“人民革命委员会”第1号头目韩桑林最近在金边接见古巴记者时承认“面临许多困难”。
他说“现在柬埔寨严重缺乏药品”。
越南通讯社02月09日报道，韩桑林在最近接见巴特寮通讯社记者时，表示要“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和“消灭顽强的抵抗”。
他承认“面临很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粮食、衣着和住房等问题”。
据美联社02月05日报道，这个傀儡组织头目在另一次讲话中“承认在柬埔寨没有彻底取得胜利”，“残敌”“还在顽强地反对我们的革命”。
他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和“许多大小障碍”。
他要求柬埔寨人民“继续作出牺牲”。
韩桑林在接见古巴记者时疯狂反华。
他甚至造谣说许多财物被“运往中国”。
合众国际社02月11日报道，越南通讯社报道了柬埔寨的韩桑林政权已经设立了审判民主柬埔寨政府官员的法庭的消息。
这家通讯社指出，设立法庭一事和柬埔寨伪政权过去的宣传有矛盾，它在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前发表的八点纲领说“严禁一切报复行为”。
新华社雅典02月10日电 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和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最近在这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的争霸将导致新的战争，双方坚决谴责苏联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联合声明说，当今世界的特点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苏美两个帝国主义正在拚命争夺世界霸权。
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是后起的超级大国，正在追求重新瓜分世界，它已构成对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最大威胁，新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联合声明谴责苏越侵略柬埔寨。
声明说，两党将开展广泛的运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解放战争。
联合声明说，两党将以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南。
两党将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加强各国人民间的团结而积极努力。
两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支持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

澳外长谈越侵柬对东南亚局势的影响
据新华社堪培拉02月11日电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11日在一项声明中在谈到印支局势时指出，“只要越南军队霸占柬埔寨一天，这场冲突扩大的危险就将继续存在”。
他指出，“苏联通过对越南的支持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他说：
“印度支那再次出现的侵略破坏了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的前景，而只有和平与稳定才能使东南亚各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印度支那的事态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忧虑和很大的不安，尤其是在象泰国这样的邻国”。

伊朗军方宣布保持中立命令军队返回兵营
伊朗巴赫蒂亚尔政府已不复存在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德黑兰消息：
随着伊朗军方宣布保持中立，在伊朗国王出走前成立的巴赫蒂亚尔政府已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正在转移到宗教领袖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政府手中。
在军队11日奉令返回营房之后，伊朗国家电台、电视台和政府机关已陆续为拥护霍梅尼的群众所占领。
德黑兰电台02月12日广播了一项由“革命政府临时行动参谋部”签署的公报，宣布“革命已经胜利，总参谋部、皇家警卫队和各种军队已经转到人民运动方面来。”
公报要求人民停止袭击兵营和政府机关，不要再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
在这以前，霍梅尼11日晚发表谈话，宣布胜利已经临近。
他要求人民保持平静，不要烧毁档案，不要冲击外国使馆。
他还呼吁人民继续保持警惕。
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参议院议长萨贾迪11日晚宣布，全体参议员都已辞职；
众议院议长贾沃德·赛义德也同时宣布，众议院大多数议员支持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革命和巴扎尔甘政府。
伊朗电台广播了巴赫蒂亚尔在辞职后已经自杀的消息。
但是这一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据巴赫蒂亚尔政府的农业大臣马努切赫·卡齐米11日说：
“巴赫蒂亚尔博士已辞职。
我不知道他是向谁辞职的，但是他的政府已不复存在。”
他说：
“我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同巴赫蒂亚尔博士取得联系，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在伊朗首都以外的其他地方，有的局势还不明朗。
据伊朗电台报道，在南部的设拉子，军队与群众仍有冲突，死伤了几百人。
在大不里士，军警也与支持霍梅尼的群众发生冲突。
在伊斯法罕，军队已转向霍梅尼一边。
新华社北京02月11日电 德黑兰消息：
伊朗最高军事委员会02月11日发表公报说：
“为了避免和防止混乱、制止流血，最高委员会决定在目前的政治冲突期间保持中立。”
公报说，为此，已命令所有军队返回兵营。
公报还说：
“军队将尽力支持伊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据报道，伊朗最高军事委员会是由武装部队参谋长加拉巴吉，海军、陆军、空军和宪兵司令组成的。
最高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十时（伊朗时间）召开会议作出这一决定，并于下午二时宣布这一公报。
霍梅尼的支持者和政府的支持者为了控制广播电台从今天清晨一直打到下午公报宣布前后。
公报宣布后，巴赫蒂亚尔首相的办公室受到霍梅尼支持者的武装袭击。
另据报道，目前皇家警卫队和一些警察仍站在政府一边。
据新华社北京02月11日电 德黑兰消息：
伊朗支持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武装部队同支持宗教领袖霍梅尼的空军人员，02月09日夜里在德黑兰东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开始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战斗迅速扩展到了周围地区。
伊朗局势呈现严重紧张状态。
据报道，支持巴赫蒂亚尔政府的军队出动了坦克和直升飞机，10日同支持霍梅尼的空军人员持续交火一整天。
空军人员击落一架直升飞机，击毁两辆坦克，双方伤亡共约数百人。
据认为，这是伊朗局势动荡以来第1次严重的武装冲突。
巴赫蒂亚尔在伊朗电台就此次事件发表了谈话。
他说，“我要最后一次警告和通知公众，从现在起，任何违犯法律的行动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反击。”
他还说，反对派有权讲话，但是不得越出宪法范围。
据报道，巴赫蒂亚尔10日还召开了有军队将领参加的内阁会议，讨论德黑兰的局势。
霍梅尼就这次事件发表声明说：
“我尚未下令进行‘圣战’，我愿意维持和平，通过全国选举和合法手段解决问题……。”
但是，他又说，“如果军队不撤回兵营，军事当局不加制止”，他“将采取最后决定”。
他要求人们“不要理睬”军管当局的戒严令。

北约在西德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波恩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德南部举行的代号为“可靠的哨兵”的军事演习，由于气温上升、道路泥泞而于05日提前结束。
这次于01月30日开始的演习，是近六年来北约组织举行的第1次冬季演习，目的是检查这个军事集团的部队在欧洲冬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美国军队五万二千人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八千人。
据美国军官透露，在这次演习中，北约部队在反坦克飞机的配合下，对假设的华沙条约组织坦克部队的进攻进行了反击。
前来视察这次演习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0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演习的结果表示满意。
黑格还指出，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防御的需要而是另有目的。
他对苏联日益增加对第3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干涉表示“巨大的关注”。
黑格说，在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四年半时间里，北约同华约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已经缩小，但是还没有消除。
他要求北约“尽早采取措施使西欧的核力量现代化，以对付苏联针对西欧的核武器”。

国际简讯
扎伊尔总统访问安哥拉
据扎伊尔之声电台广播，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2月08日到罗安达对安哥拉进行了友好访问，同内图总统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南部非洲问题进行了会谈。
蒙博托总统当晚回到金沙萨。
乌干达总统视察乌、坦边境
据乌干达广播电台02月09日晚广播，乌干达总统阿明02月09日视察乌干达—坦桑尼亚边境。
他说，乌干达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已经控制了局势。
他在讲话中还要求居住在乌干达—坦桑尼亚边境地区的乌干达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
埃及国防部长视察红海军区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02月08日说：
“最近中东形势的发展和大国的争夺使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问题成了全世界的要求，中东地区的冲突使这种要求成了当务之急。”
阿里是在视察红海军区时向官兵们发表这一谈话的。
他说：
“埃及武装部队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领土。”
印尼国民经济取得较好成绩
印度尼西亚新闻部长穆托波最近对记者说，印度尼西亚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1974年04月至1979年03月）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据报道，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尼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对外贸易出口值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
但农业未达到国家计划要求，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七。
日本去年生产九百二十多万辆汽车
据日本汽车制造业协会不久前宣布，1978年日本共生产汽车九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三辆，创历史上最高纪录。
这个数量比1977年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
保加利亚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
保加利亚重视通过外贸和科技协作等途径从西方国家购买先进技术专利，以先进设备装备本国。
据报道，保加利亚自1963年参加国际专利贸易以来，已先后从美国、西德、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购买了一百五十多项专利。
（新华社）

墨西哥和比利时报刊发表文章
苏联到处兴风作浪造成一些国家局势不稳
新华社墨西哥城02月10日电 墨西哥《冲击》杂志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的手很长，伸向世界各地，妄图“夺取统治地位”。
文章在谈到中东许多国家局势不稳的问题时指出，这是“苏联在这个广阔地区兴风作浪，企图获得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统治权”造成的。
文章说，“对石油和把石油输往世界其它地方的海道虎视眈眈的克里姆林宫正谋求在中东地区取得统治地位”，苏联政府的策略是，把公开和隐蔽的各种政治行动，同经济斗争及明目张胆的军事干涉结合在一起。
文章说，“利用由古巴打头阵的卫星国，对实现苏联的这种巨大努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章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对其干涉别国内政的谴责，莫斯科越来越公开利用代理人”，“例如古巴，它除了在那些与本国利益无关的问题上效力于军事外，还帮助俄国在中东进行秘密活动。”
新华社布鲁塞尔02月09日电 比利时《最后一点钟报》今天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文章说，目前欧洲大陆有一半是处在苏联的压迫之下。
“在亚洲和非洲，西方帝国主义已经被一个远远更为可怕、更为毒辣、更为野蛮、更为残忍的帝国主义所代替。”
文章在谈到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曾经有一段时间，大西洋世界拥有对苏联的压倒优势”，然而，“今天，事情变化了，美国再也不能确保自己昔日的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处于劣势”。
文章认为，“西欧已经处于对其伤害更大的对手的支配之下。”
文章接着强调指出：
“采取宽容的态度意味着不正视这种危险的现实。
但是，如果人们屈服于这一现实，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就会酿成明天的悲剧。”
文章说：
“在我们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唯一有效的安全是自行确保的安全”。

布朗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保证
美国向沙特等海湾国家提供新的武器援助
新华社北京02月12日电 利雅得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作出了美国要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一些海湾国家提供新的武器援助的保证。
布朗是至今访问沙特阿拉伯的第1个美国国防部长。
他在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两天访问后11日晚前往约旦。
他这次中东之行还包括埃及和以色列。
访问期间，布朗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第1副首相法赫德、国防和航空大臣苏丹亲王、外交大臣沙特·伊本·费萨尔亲王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奥斯曼·阿卜杜勒·侯迈达就中东局势、伊朗问题以及两国关系举行了会谈。
布朗在对费萨尔军校的教官和学员讲话时说：
“美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为了迎击外部进攻所需要的装备。”
他说：
“人们不应怀疑我们在和平和战争中成为一位好朋友的意愿和力量。”
在国防和航空大臣苏丹亲王举行的宴会上，布朗说他已经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对伊朗问题、苏联的野心以及这一地区有些力量的潜在活动所表示的关注。
他说，美国将对针对沙特阿拉伯的任何侵略行动表示关注。
苏丹亲王在讲话中强调沙特阿拉伯在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他要求美国必须铭记这一点，帮助沙特阿拉伯加强防务能力。

美国对苏联在古巴加强军事力量深感不安
美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去年军费开支大大超过美国
新华社北京02月10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苏联继续在古巴加强军事力量》的文章指出，美国“对苏联最近加强在古巴的军事装备的规模和显而易见的目的显得越来越不安。”
文章说：
“除了人们已知的俄国人在过去一年里派到古巴去的二十多架米格—23飞机之外，苏联一直在向距佛罗里达海岸九十海里的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运送大量的大大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正当防务所需要的武器。”
文章指出：
“向古巴运送的大量武器包括远程火炮、新型苏联迫击炮和榴弹炮、防空武器（包括最新的地对空导弹）和在小规模海战中特别有用的各种非常机动灵活的高速导弹巡逻艇。”
文章说，“苏联今天在古巴所花的经费已达到创纪录的一年三十二亿美元的水平”。
文章强调说，“运送这些武器只能有一个目的——俄国人打算在今后一年里把他们二十万人的古巴雇佣军另作他用。”
新华社北京02月08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2月07日在国会报告中说，古巴今天在非洲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和古巴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
卡特认为，一批苏联米格—23战斗机运进古巴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之一。
卡特说，面对古巴军队继续赖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美国已对哈瓦那严正指出，美国方面不会采取新的重大的主动行动……并将坚持我们的立场。”
卡特说：
“我们认为非洲问题应当由非洲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
新华社北京02月09日电华盛顿消息：
《纽约时报》02月07日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苏联1978年的军费开支高达一千四百六十亿美元，比同年美国军费开支一千零二十亿美元约多百分之四十五。
这份研究报告估计，在1968年到1978年期间，苏联军费支出占它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二，而美国的国防开支在1978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左右。
另据美国国际交流署援引同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在1968年至1978年期间，按美元计算，苏联累计的防务费用比美国多百分之十以上。
报告说，在一九六八至1978年期间，在战略部队方面，苏联的费用比美国多一倍半，而在一般任务部队方面，苏联的费用总额比美国高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苏联不谋求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吗？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领导集团近来一再表白苏联不谋求对西方的军事优势。
苏联《真理报》02月01日载文指责别人“硬说苏联谋求‘军事优势’”。
塔斯社同日在一篇评论中说：
“苏联的政策不是为了取得军事优势，而是为了减少军事对抗和裁减军备”。
在这以前，勃列日涅夫也一再亲自出面表示：
“我们没有向自己提出获得军事优势的目标”，苏联“并不设法，将来也不设法取得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
苏联果真不谋求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吗？
让事实来作回答吧！
为了建立军事优势，就要大搞扩军备战。
苏联《红星报》曾经明确地声称，“为了争取在力量上占优势，就要经常不断地加强军队战斗威力的物质基础。”
苏联领导集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些年来扩军备战和夺取军事优势的步伐吧！
早在1966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公开宣布：
“我们国家的职责，是要分出更多的力量和注意力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威力。
我们将把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保持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最高水平上，并且今后一直保持我国军队的优势。”
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是比较坦率的。
他说得很明白，苏联的目的不仅是要建立对西方的军事优势，而且要“一直保持”对西方的军事优势。
1963年，苏、美、英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在军事力量方面，苏联还大大落后于美国。
当时，苏联拥有洲际导弹九十枚，潜艇弹道导弹一百○七枚，而美国拥有洲际导弹四百二十四枚，潜艇弹道导弹二百二十四枚。
条约签订后，苏联大肆宣扬，这项条约可以“收缩军备竞赛”。
但是，正是在这以后，苏联加快了发展军事力量的速度。
1972年，苏美签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议的时候，两国军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美国还多少处于领先地位。
这时，苏联拥有洲际导弹一千五百二十七枚，潜艇弹道导弹五百枚；
美国拥有洲际导弹一千○五十四枚，潜艇弹道导弹六百五十六枚。
美国的导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而当时苏联还没有这样的导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美国》月刊1972年踌躇满志地宣布：
“人们认为经过对二十年的军备竞赛进行总结而自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投入这一竞赛时是有着军事上的优势的”。
现在，“美国的安全没有得到巩固，而是削弱了。
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他们不利，美国丧失了过去的优势”。
但是，苏联领导集团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而是要继续大搞扩军备战，进一步夺取军事优势。
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出版的苏联《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进一步明确宣告：
“苏共的军事技术政策将是建立并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和侵略势力的军事优势。”
1974年11月，当苏美在海参崴签署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时，两国的军事力量已处于同等水平。
苏联拥有洲际导弹一千五百七十五枚，潜艇弹道导弹七百二十枚；
美国拥有的洲际导弹和潜艇弹道导弹保持在1972年的水平，但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上仍然领先。
从数量上说，苏联已经领先，从质量上看稍逊一筹。
到了去年，苏联进一步发展了它在战略武器数量上的优势。
苏联拥有的洲际导弹为一千四百枚，潜艇弹道导弹为一千○十五枚；
而美国仍保持在1972年的水平上。
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部署了一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尽管在数量上还少于美国。
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早已比美国领先。
现在苏联拥有各型坦克约五万辆，而美国约有一万二千一百辆；
苏联拥有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二百四十三艘，美国拥有一百七十二艘。
苏联每年制造的大炮为美国的九倍，舰只和坦克为美国的六倍，潜艇和直升飞机为美国的两倍。
苏联现在军队的人数已达四百五十多万，而美国为二百○七万。
这些事实说明，多年来苏联推行的政策决不是什么为了“裁减军备”，而是疯狂扩军备战，加紧军备竞赛，夺取对西方的军事优势。
在限制武器方面，苏美每达成一项协议，苏联就加紧一步夺取军事优势的努力。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去年09月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讲话时倒是老实地承认了这一点。
他说：
“冷静地观察一下实际情况，就必须承认，军备竞赛丝毫没有收敛”，“军备竞赛在日益加剧”。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年0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说，1968年至1978年期间，按美元计算的苏联累计的防务费用比美国多百分之十以上。
在此期间，苏联的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而美国国防开支在同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逐渐下降的。
苏联这种扩军备战势头近年来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进一步加剧。
这个报告指出，1978年苏联国防预算约为一千四百六十亿美元，比美国多百分之四十五。
目前苏联正在加紧生产和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此外，还在研制第5代洲际导弹。
苏联研制的潜艇发射的SS—N—18远程弹道导弹射程为七千多公里，每枚可携带三个核弹头。
苏联还正在以每两月生产五架的速度加紧制造“逆火式”轰炸机，这种飞机在空中加油就能够飞到美国并返航。
在坦克制造方面，苏联已大量生产T—72新型坦克，还研制出了用来对付美国XM—1坦克和西德豹Ⅱ式坦克的T—80型主战坦克。
此外，苏联还在加紧研究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射线武器、空间武器等。
这一切不是为了夺取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又是为了什么？
苏联为实现其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而加紧扩军备战的实际行动，完全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一伙硬说他们要搞“缓和”，不谋求军事优势的谎言。
他们在军备竞赛中采取的步步进逼的姿态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不安。
美国参议员本特森说：
“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看到什么迹象和表示，说明他们将会满足于对等地位？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利用限制武器会谈作烟幕以掩盖他们夺取优势地位的努力？”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前些时发表的一个报告指出，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已经全面领先，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也正在出现对苏联有利的趋势。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将很快会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
这样，苏联就“有能力对西方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迫使西方接受不利的交易”。
西方有识之士正大声疾呼有关国家为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而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