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电机厂厂长呼吁上级机关从“三多”中解放出来
让企业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上
编者按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团多，有的人把这“三多”叫作“三灾”，它给企业带来极大的负担，象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把厂长和基层干部的手脚捆住，使他们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上，严重影响厂矿企业的生产建设。
当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必须坚决地改革那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和思想作风，这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企业领导干部至少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真正用来抓生产、抓技术、抓业务，这是保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起码要求。
哈尔滨电机厂厂长祝云飞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他认为现在对企业来说有“三灾”，即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工作多。
这“三灾”夺去了企业领导人员的许多精力和宝贵时间，使他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上。
会议多。
祝云飞去年光到北京开会就有八十天，到省、市开会的次数、天数更多。
这个厂的领导人员几乎天天有人在外面开会。
最多时全厂八名正副厂长，只剩一名留厂应付工作。
祝云飞说：
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开会，但有两种会实在该免。
一是同一内容的会，省、市、中央工业部门都找企业领导去参加。
二是一些清仓查库会、人民防空会、计划生育会等等，也都要求企业领导亲自参加。
文件多。
去年01月至11月，仅从行政口给哈尔滨电机厂发来的正式公文就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份，便函九百八十三份，平均每天六、七份，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简报。
祝云飞又兼任党委副书记，还必须阅读党内文件，这样，就逼着他陷进文件堆里。
检查工作多。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到哈尔滨电机厂检查工作的各种检查团（组）多达七十余次，其中属于大型检查团三十余次。
同一内容的检查，部里检查刚完，省市又来检查；
省市检查刚完，区里又来检查。
“三灾”泛滥，原因何在？
主要是‘婆婆’太多。
祝云飞说：
“现在是出了工厂的大门，都是我们的领导。
一机部，省市委，省市工交办和各对口局、处，一机部的各专业局，省机械局及其所属各处，以至区委及其所属的有关科等等，都在领导着我们。
那家的令都得听，那里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得干。
对那个照顾不周，那个就有意见。
特别是事无巨细，都找厂长，稍一怠慢，‘大厂主义’的帽子就扣了过来。
迫于这种管理体制和机关作风，我们当厂长的，明知是‘灾’，也不敢抗。
归根到底受灾的是企业的生产，国家的经济事业。”
祝云飞还说：
“各位‘婆婆’对工厂企业要求甚多，可是工厂想办点事，拜了山神拜土地，一庙拜不到事情就办不成，有时都拜到了，也是你推我拖，迟迟不决，就是厂长亲自出面，也没少碰壁。
这个厂长实在难当啊！”
祝云飞希望，在经济管理体制尚未变革之前，当务之急是各上级领导机关要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少开会，少发文件，少派检查团（组），多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企业行政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真正放到生产上来。”
《哈尔滨日报》记者王述纯

在十分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
邓副总理同大平首相会谈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02月07日上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为时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谈。
大平首相同邓副总理热烈握手，亲切地互相问候。
大平首相对邓副总理再次来日本表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也为能再次同大平首相会晤感到十分高兴。
大平首相说，您在回国途中特意来日本看望我们，我感到很光荣。
邓副总理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路过日本，理应看望老朋友。
您就任首相后，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我感到很高兴。
邓副总理毫无倦意、神采奕奕。
在这次会谈中，邓副总理向大平首相通报了访美的情况，并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邓副总理说，我们这次同卡特总统的会谈是友好的、诚挚的，是富有成效的。
大平首相说，听了邓副总理介绍访美情况后感到很高兴。
在座的园田外相对邓副总理访美获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他说，邓副总理访美所取得的成功是出乎意料的。
邓副总理说，现在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两国经常交换意见是很好的。
园田外相说，希望两国经常保持接触，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问题上，希望日中加强合作。
会谈是在十分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邓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大平首相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大平首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大平首相也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日本，邓副总理愉快地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邀请。
互访的日期由双方今后商定。
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
内阁官房长官田中六助、副官房长官加藤絃一、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柳谷谦介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
图为会谈时邓副总理和大平首相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传真照片）（附图片）

大平首相欢宴邓副总理
宾主共赞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今天晚上在首相官邸举行宴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符浩大使和夫人焦玲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应邀出席了宴会。
日本内阁重要成员、执政的自民党主要领导人以及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的委员长和新自由俱乐部代表以及各界友好人士出席宴会作陪。
大平首相在宴会上讲话说：
“我对01月01日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对邓副总理和他的夫人作为中国的要人第1次成功地完成了正式访问美国的历史大任，表示衷心祝贺。”
他说：
“我每天通过新闻报道，看到邓副总理一行在访问美国时的活跃情况，深受感动。”
大平说：
“去年10月邀请副总理阁下来到日本，交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一事，正是在这个官邸内进行的。
我们对这一条约的生效深受鼓舞，并且感到了这一条约的重大意义。”
大平首相说：
“最近日中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大平在谈到今天早上他与邓副总理的会谈时说：
“在整个会谈中，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成果是极为丰富的。
对此，我衷心感到满意”。
邓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他首先对大平首相、园田外相以及各位日本朋友在百忙中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去年10月，我对贵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渡过了难忘的一个星期。
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庄严地宣告了这一条约的生效。
这一条约不仅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欢迎。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正如大平首相阁下所说，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邓副总理说：
“今天我们同首相阁下、外相阁下举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就当前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旧友重逢，倍感亲切。
通过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
我深信，中日两国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
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
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得到重大发展。”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还有特别助理凌云、浦寿昌、邓副总理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外交部礼宾司长卫永清等。
日本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日本众院议长滩尾弘吉、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外相园田直、法相古井喜实、通产相江崎真澄、内阁官房长官田中六助、自民党副总裁西村英一、干事长斋藤邦吉、总务会长仓石忠雄、政调会长河本敏夫、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新自由俱乐部代表河野洋平以及各界友好人士滨野清吾、藤山爱一郎、冈崎嘉平太、稻山嘉宽。
宴会始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宾主频频举杯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干杯。

把高校办成教育和科研中心
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联合召开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弄清路线是非，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据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最近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时提出，应当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战线的是非弄清楚。
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心情愉快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多人，他们是全国各地综合大学、工科院校和农林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少数知名教授，以及熟悉高等学校情况的同志。
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战线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取得了伟大成就：
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了一百五十五万全日制大专毕业生和一万六千多名研究生，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建立起一支十三万八千人的大专教师队伍，比1949年扩大七倍多，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使一些领域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一部分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高教六十条）。
实践充分证明，这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执行的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成绩是主要的。
会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他们破坏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仅把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打成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大批冤案、假案和错案，使不少好同志含冤而死，而且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大搞唯成分论，挑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对立，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党乱校。
他们违反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破坏了高等学校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
他们把广大教师当成“专政对象”，肆意打击迫害，使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
他们把大批高等学校拆、并、迁、散，大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遭到破坏，特别是农林院校的教育濒于崩溃。
会议特别指出，在1971年，“四人帮”借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机，炮制了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全教会纪要，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
会议认为，这个全教会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是套在广大干部、教师头上的一个紧箍咒，是教育界的一部“黑宪法”，破坏性很大，影响很坏，应当彻底批判。
会议认为，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重大任务。
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特别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得好还是不好。
会议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把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要真正办成两个中心，就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为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高等学校党委首先要在领导思想上有所转变，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上来。
当前要抓好两条：
一条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掌握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会科学管理的本领，使自己的领导水平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另一条是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广泛发扬民主，使广大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敢于提出问题、建议和批评。
教育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农林部副部长何康，主持了这次会议。
蒋南翔在开幕和结束时讲了话。
他说，大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结合教育战线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决了路线是非问题，这对当前实现高等学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着重要的意义。
蒋南翔强调指出，在高等学校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各级领导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他说，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关系着四个现代化的命运。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指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
对知识分子要采取信任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尊重的态度，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
蒋南翔说，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等教育工作有了不少的改进。
但是，由于教育战线是重灾区，还需要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继续进行必要的思想和工作的整顿，医治创伤，恢复元气，为工作重点的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

湖北省委全会认为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的首要问题是：
彻底肃清极左流毒
明确宣布：
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一律废除
据新华社武汉01月31日电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最近举行的全体（扩大）会议认为，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坚决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进一步解决好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
当前针对继续发展的旱情，要全省动员，投入抗旱斗争，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既对省委的工作、也对省委的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又联系湖北实际，对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形成了《湖北省1979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关于夺取湖北省1979年农业大丰收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作为动员全省人民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迈出的第1步。
会议认为，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重要的一环是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许多同志指出，解放以来，我们党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广大农民是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农联盟是巩固的。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在农业问题上的极左倾向相当严重，它从经济上削弱了农业这个基础，从政治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因此，要把农业搞上去，第1位的问题是彻底肃清极左的流毒，认真听取农民的呼声和要求，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大家摆出了湖北农村存在的一些极左的倾向。
经过充分讨论，省委明确宣布：
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应当一律废除。
会议强调，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须认真贯彻两项重大的经济政策：
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主观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
一是要尊重基本核算单位的自主权，使他们有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
同时，要动员全省从物质技术、财政经济、组织领导和人材等方面，尽一切可能加强农业；
组织大、中城市和大型厂矿企业，对口支援农村，积极进行商品粮、商品棉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为了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农业搞上去，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大家认为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为此，省委决定：
（一）今年除下半年再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以外，不再找县委书记上来开会了；
部门必须召开的会议，要经省革委会批准，并严格控制人数和时间；
上级部门开会应该只找下级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不要逢会都请书记、主任来；
所谓现场会和参观等一类活动，今后也要尽量少搞。
除了行政上严格把关外，财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
（二）反对文牍主义，不要动不动就搞文件，搞材料；
有些事打一个电话或者当面说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写报告，送这个阅、那个批。
（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基层干部要用主要精力抓生产、抓业务，并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
总之，要使我们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和生活作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湖北省委全会认为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的首要问题是：
彻底肃清极左流毒
明确宣布：
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一律废除
据新华社武汉01月31日电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最近举行的全体（扩大）会议认为，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坚决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进一步解决好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
当前针对继续发展的旱情，要全省动员，投入抗旱斗争，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既对省委的工作、也对省委的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又联系湖北实际，对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形成了《湖北省1979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关于夺取湖北省1979年农业大丰收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作为动员全省人民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迈出的第1步。
会议认为，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重要的一环是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许多同志指出，解放以来，我们党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广大农民是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农联盟是巩固的。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在农业问题上的极左倾向相当严重，它从经济上削弱了农业这个基础，从政治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因此，要把农业搞上去，第1位的问题是彻底肃清极左的流毒，认真听取农民的呼声和要求，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大家摆出了湖北农村存在的一些极左的倾向。
经过充分讨论，省委明确宣布：
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应当一律废除。
会议强调，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须认真贯彻两项重大的经济政策：
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主观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
一是要尊重基本核算单位的自主权，使他们有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
同时，要动员全省从物质技术、财政经济、组织领导和人材等方面，尽一切可能加强农业；
组织大、中城市和大型厂矿企业，对口支援农村，积极进行商品粮、商品棉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为了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农业搞上去，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大家认为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为此，省委决定：
（一）今年除下半年再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以外，不再找县委书记上来开会了；
部门必须召开的会议，要经省革委会批准，并严格控制人数和时间；
上级部门开会应该只找下级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不要逢会都请书记、主任来；
所谓现场会和参观等一类活动，今后也要尽量少搞。
除了行政上严格把关外，财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
（二）反对文牍主义，不要动不动就搞文件，搞材料；
有些事打一个电话或者当面说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写报告，送这个阅、那个批。
（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基层干部要用主要精力抓生产、抓业务，并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
总之，要使我们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和生活作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坚持执行合同政策取信于民
璧山县委书记坚决纠正驻白合三队工作组擅自废除生产队和社员签订的养蚕合同的错误做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县年终分配政策的兑现
中共四川省璧山县委书记肖荣发，坚决纠正一起政策失信于民的事件，推动了全县1978年年终分配政策的兑现，在全县农村引起热烈的反响。
事情是从县委派驻丁家公社白合大队第3生产队的工作组，擅自破坏生产队的自主权，随意废除生产队和社员签订的养蚕生产合同引起的。
原来，1978年春天，丁家公社分给白合大队第3生产队三张春蚕种。
生产队决定推行养蚕合同制。
经过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讨论，合同规定：
一、养蚕户全年养蚕九张（春蚕、夏蚕和秋蚕，各三张），每张平均向队交蚕茧款六十元，共交队五百四十元（过去平均每年交队四百多元）即算完成任务，超额有奖，减产适当赔偿。
二、养蚕户向队每交一元蚕茧款、记工四分（过去五分六分不等）。
三、生产队负责供足桑叶及簸箕、草龙等养蚕用具，其余养蚕所需的经费由养蚕户包干。
合同议订出来后，全队愿意签定合同的，只有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于是生产队便把这三张春蚕种交他们分户饲养，并按议定书签定了1978年度的养蚕合同。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夺得蚕茧丰收，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接到蚕种后，全家都忙了起来。
他们精心养蚕，有病治病，无病预防，队上桑叶不够，就给蚕儿喂糖、喂面。
特别是在大蚕上茧前，李国斌、罗国兴更是日夜守护蚕房，随时添叶加料。
经过艰苦努力，两户社员都夺得了蚕茧高产，大大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指标。
按照合同规定计算，应该奖给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养蚕奖金三百七十五元九角。
不料，县委派到这里蹲点的工作组干部听到这个情况后，硬说这是“肥了个人，瘦了集体、亏了国家”，强令队干部和养蚕户废除合同，把收入全部归队。
干部和大多数社员思想不通。
养蚕户说：
“生产队说话不算数，今后那个还愿干？”
队干部担心队里订的生猪、蘑菇、棉花、耕牛等许多生产合同会受影响，今后生产难领导！
果然，不几天，许多社员把队里的生猪、蘑菇等合同撕得粉碎。
消息传出去以后，临近的社队也发生了撕毁合同的严重情况。
白合大队第3生产队驻队干部破坏党的政策，擅自废除合同的事件，引起了县委书记肖荣发的重视。
他亲自到白合大队第3生产队作调查，说服教育蹲点的干部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执行合同规定，保证年终分配兑现，以调动农民积极性。
同时，召开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大会，总结经验。
是不是养蚕合同肥了个人，瘦了集体、亏了国家呢？
肖荣发和干部、社员一起算了几笔帐。
算帐结果表明，由于合同调动了社员养蚕积极性，首先对国家贡献大了。
这个队1976年和1977年共向国家交售蚕茧六百九十七斤，去年一年就交售七百四十斤。
同时，生产队收入也增加了。
前几年养蚕，队里平均每年收入四百多元，付给社员养蚕工分二千六百分左右，去年收入蚕茧现款五百四十元，还少付出工分四百四十多分。
在这种情况下，李国斌和罗国兴除应得的工分外，还分别获得了一百九十一元一角和一百八十四元八角的奖金，是完全应该的。
这些奖金实际上是对社员超额劳动的一种报酬，有何不可？
象这样搞合同制，符合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方向没有错。
结果，被撕毁了的养蚕合同恢复了，李国斌和罗国兴高高兴兴拿到了合同规定的奖金。
本队和附近社队其他被撕毁了的生猪、蘑菇合同也相继恢复了。
消息一传开，全县广大社队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有的说：
“政策算数了，年终分配兑现不用愁了。”
有的说：
“照这样干下去，生产就会更上一层楼。”
新华社记者毛朝敬

实行产品专业化生产以后
“上海牌”小女表产量迅速增长
本报讯人们盼望已久的“上海牌”小女表已由上海手表三厂大批生产，并开始投放市场。
“上海牌”小女表从1965年由上海手表厂开始试制，到1977年，十二年总共只生产三万八千六百余只。
1978年转到上海手表三厂实行专业化生产，06月份拿出样品，到年底共生产六万一千一百多只，一年的产量超过了以往十二年的产量。
“上海牌”小女表的生产为什么上得这么快？
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了产品专业化生产。
手表生产本身具有零件多、工序多、周期长和精度高等特点。
要大批量生产，必须形成生产线。
上海手表厂虽有统一机芯表的生产线，但不适合小女表生产的要求，小女表只能长期停留在样品、展品的阶段上，产量很低。
去年02月，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党委下决心实行产品专业化生产，将“上海牌”小女表的生产任务交给上海手表三厂。
在公司党委的协助下，上海手表三厂充分发动群众，很快搞成一条小女表的生产流水线。
接着，他们克服图纸、工具、设备和转产等方面的困难，做到当年转产，当年生产，当年投放市场。
去年年底，上海手表三厂小女表的装配水平已达到一条装配线日产四百五十只的水平。
进入1979年，上海手表三厂进一步发动全厂干部、工人献计献策，决心再接再厉，提高“上海牌”小女表的质量。

工厂吸收职工应择优录用
上海船厂厂长提出改革生产第1线劳动组织方案
上海船厂厂长冷大章根据大搞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改革生产第1线劳动组织的方案，从去年12月份起在轮机车间进行试点。
按照冷大章的方案，轮机车间把一部分暂时多余的工人调下来，进行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学习期间不发奖金。
三、四个月结业后，经过考核达到本工种技术要求的，可以重返原岗位；
不合格的留级继续培训，如果再经一期培训依然达不到规定标准，就调做其他工作。
在进行这一改革之前，冷大章作了一些调查研究。
他翻阅有关资料，了解到技术先进国家的造船厂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第1线人少效率高。
相比之下，本厂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委实太低了。
仔细一调查，他又发现，生产第1线那么多人，其实有一部分是占着岗位不顶用，“几个萝卜一个坑”。
以轮机车间机械加工工段为例，全工段二百九十多名金属切削工人，不能胜任的竟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有些人工作多年，至今既不识图，又不会独立操作，工段长、班组长只能给分配些简单、轻便的活。
经过调查研究，冷大章下决心对劳动组织进行改革。
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适合在第1线的人干脆调下来另行分配，让他们各得其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样，对吃“闲饭”的人有压力，日子混不下去了；
对不愿学技术的人也是个促进。
更重要的是，改革以后，有利于整个职工队伍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厂可以从中挑选精兵强将，加强生产第1线，变“几个萝卜一个坑”为“一个萝卜一个坑”。
干部、群众在议论厂长冷大章提出的改革方案时，谈到了造成第1线人员臃肿的种种因素。
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说，劳动部门分配新工人时，往往不顾工厂的需要，主观地搞“搭配”，把一些不宜在船厂工作的人硬塞进来。
工厂本来就有一批老弱病残职工分配在劳动较轻的岗位上。
新分配来的一部分人明明条件不适合，工厂也只得把他们放在第1线岗位上。
于是造成了一些人干不了多少活，长期需要照顾的现象。
上海船厂的同志谈到，现在学校招生，可以择优录取，工厂为什么不能择优录用职工呢？
择优录用，可以做到一个人顶一个人用，减少“吃大锅饭”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黄波瑞冯亦珍
（本报有删节）

把绕开矛盾走变成迎着“老大难”上
永吉县集中力量狠抓薄弱队
本报讯
记者黄际昌报道：
“到薄弱队去挖潜力，抢速度，夺高产！”
这是吉林省永吉县为转移好工作着重点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全县三分之一的县、社干部即将陆续奔赴偏僻穷困的乡村，同那里的群众一起改变山河旧貌。
永吉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结合学习、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认真分析社、队现状，看到全县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领导班子弱，家底薄，产量低，社员收入少。
为什么这么多薄弱队长期上不去？
从县、社领导角度查原因，一个是：
总认为这些队的生产条件太差，“稀泥扶不上墙”，把这些队看死了。
另一个是：
作风不艰苦不深入，爱到平原富队“看花”，不愿到薄弱队“踩刺”。
因为大部分薄弱队在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的山区、半山区，而且问题成堆，有些干部生怕下到队里脱不了手，又怕辛苦一年，屯不起大粮堆，显不出能耐，戴不上红花，费力不落好。
多年来，县、社一些领导干部一直绕开“老大难”走，尽管口喊要关心薄弱队，实际抓得不力。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他们搜集分析了七十五个薄弱大队的调查材料，回顾了几个后进队变先进队的事例和经验，打开了眼界。
有人说：
过去用“死眼光”看薄弱队，透心凉；
现在才明白，这是形而上学在脑子里作怪。
其实，薄弱队也能大翻身，关键看领导决心大不大，舍不舍得扑下身子去抓。
也有人说：
要基层变，领导先得转好弯子，把“嫌贫爱富”变成“支弱促富”，把只抓先进一头变为“抓两头，带中间”，把绕开矛盾走变成迎着“老大难”上。
今年开门迈步就从这里迈！
县委、县革委会集思广益，作出了今年第1个决定：
要集中精力抓好薄弱队。
要求各部门立即作出计划，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扶持薄弱队，今年全县的无偿投资、长期无息贷款以及机动财力，大部分要用在支援薄弱队上。
有关部门对薄弱队急需的农田水利、电力、农机等方面的物资、设备，要优先安排，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县、社机关派人下去抓薄弱队，并不是去大包大揽，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创造条件，加速转化。
一定要把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同加强对生产队的领导很好地结合起来。
决不凭长官意志瞎指挥，也不缩手缩脚，放弃领导。
最近县委、县革委及直属机关先行一步，由三十几名领导干部为骨干，组成一百八十多人参加的支援薄弱队的干部队伍。
各公社也将抽出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干部去抓薄弱队。
他们决心在大转变的年代，到又穷又白的地方去，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新长征中显身手
全国纺织战线先进生产者、青岛国棉七厂织布车间青年女工江爱珍，刻苦学习织布技术，创造出连续织布四十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受到工厂的奖励，并提高了她的工资。
新华社记者吴增祥摄
四川攀枝花兰尖铁矿赵清志小分队八十二号包车组司机长、共产党员荆永伦和包车组同志争分夺秒，多拉快跑，1978年只用九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七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八吨的运输任务，超过1977年五十九万九千吨的全国纪录。
新华社记者熊汝清摄

杭州市茅廊巷菜市场方便群众
对双职工实行包月菜办法
新华社杭州02月07日电新华社记者曹银康报道：
杭州市茅廊巷菜市场为双职工实行包月菜的办法，受到群众欢迎。
春节前夕，记者访问了这个菜市场的包月菜专柜。
只见货架上一只只小竹箩里放着新鲜的包头鱼、黄芽菜、菠菜、韭菜、生姜、小葱等，凡是包月菜的顾客，到那里不用排队就可以拿走预订的一份菜。
一位顾客对记者说，他和他爱人都在离市区较远的工厂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就要去上班，实在没有功夫买菜。
订了包月菜后，商场营业员照顾他们的困难，天天把菜送到他家里。
今天是厂休日，他自己来取菜了。
他高兴地指着菜箩说：
“你看，营业员已替我们作了合理安排，有荤有素。”
茅廊巷菜市场位于杭州市中心，平时每天到菜市场买菜的有七、八千人次，节日假日达到一万多人次，买菜经常要排队。
开展包月菜业务后，解除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
包月菜采取分期预订，分等供应办法。
每份菜三至五个品种，有一荤一素、一荤二素、二荤二素，售价三角到一元。
如果订户对预配菜中的某一个品种不喜爱，可以临时调换。
这个菜场的包月菜本来只供应附近的双职工居民，现在一些家离菜市场较远的双职工也到这里来订包月菜，订户越来越多。
这个菜场的职工打算在包月菜外，再增设“星期菜”，供应一些高等商品，让双职工在星期天吃得更好些。
现在，这种包月菜办法已在杭州市其它几个菜场推广。

“老工业”要学习新课题
江门市举办学习班，帮助厂长、经理学习企业科学管理知识
本报讯广东省江门市举办厂长学习班，组织市属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学习企业科学管理知识。
参加学习班的大部分是“老工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但缺乏专门理论知识。
他们除学习有关文件外，还邀请大学教授介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讲授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以及如何加强生产调度、组织生产平衡、搞好经营管理、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等几个专题。
经过学习，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初步破除了盲目自满思想。
比如对资金周转率问题，过去不少同志不大重视考核这个指标。
学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一课后，都感到自己的经济理论水平太低了。
他们算了一笔帐，江门市机械行业的资金周转，比发达国家慢得多，我们一元资金只能做一元多一点生意，而人家却可以做几元以至十几元生意。
这个问题除了原材料供应不平衡等外部原因外，从企业内部来说，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生产盲目性很大，重数量轻质量，产品不对路，不注意经济效果，特别是工业结构落后，热中于搞小而全，不能大规模应用和推广新技术，效率低，生产周期比专业化生产长近十倍。
江门汽车修理厂厂长，是个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工业”，过去也知道汽车装配水平比发达国家相差很远，但总是强调人家技术装备先进，无法比较。
这次，认真研究了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之后，认识到管理水平问题十分重要。
他说，我们是用小生产方式搞管理的，靠拚体力；
而先进国家很重视研究新工艺、新技术，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得很快。
他很有感触地说，真是“老工业”要不断研究新问题！

要为土特产“落实政策”
近些年来，首都郊区的土特产品越来越少，有的几乎从市场上绝迹了。
北京板栗以香甜可口著名，为什么这些年大幅度减产？
记者访问了怀柔、密云等县，干部社员一致认为，这是生产方针错误、政策不落实造成的。
怀柔县黄坎、黄花城、辛营、沙峪四个公社，地处山区，是北京板栗的主要产地。
过去，这四个公社重点发展板栗生产，板栗总产量曾达六百多万斤，占全市总产量半数以上。
后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硬要这几个公社甩掉缺粮帽子，从1966年开始，大干了十二年，每年农业投资一百多万元，粮食总产量虽然增加了二百万斤，但缺粮帽子并没有甩掉，干鲜果产量却大幅度下降。
1977年板栗总产量只有一百七十万斤，比1965年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
北京妙峰山的玫瑰花，用途广，经济价值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妙峰山公社涧沟大队经营一千亩玫瑰园、一万六千四百多棵果树、五百二十亩耕地。
这个大队地处海拔九百多米的深山区，无霜期只有一百一十天，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历史上形成了以发展玫瑰花和果品为主。
可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他们“重花轻粮”是搞资本主义，强令“舍花抓粮”。
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把好端端的玫瑰园和一些果树园毁掉了。
1969年全大队采花八万七千斤，1978年下降到一万三千多斤。
这个公社的东山大队，是著名的京白梨故乡，由于同样的原因，京白梨由文化大革命前年产四十多万斤，下降到1977年的八万斤。
这类毁树造田、弃果抓粮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
门头沟区的核桃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份减少了六百八十万斤，群众经济收益大幅度降低。
由于土特产品被置于可有可无不受重视的地位，有关的经济政策没有很好落实。
这是造成土特产品大幅度减产的另一个原因。
例如，国务院曾规定，每交售一百斤核桃或板栗，奖粮三十斤，北京市还规定每交售一百斤核桃另外奖油五斤。
实际上，不少地方政策没有兑现。
有些区县粮食部门把应给果产队的奖励粮抵顶了国家供应的部分返销粮。
有些大队、生产队把拿到的果奖粮卡下来，挪作储备粮或机动粮，不分给社员个人。
北京市规定，核桃产区社员的吃油标准，每人每年不得超过三斤。
这就挫伤了社员向国家多交售核桃的积极性。
按规定凡是完成国家果品收购任务的社队，社员口粮应按邻近余粮队的水平供应。
记者在门头沟、怀柔、平谷等区、县了解，这个规定也没有认真执行。
造成土特产品大幅度减产的第3个原因是，一些同志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以味浓、汁多、酸甜可口、生食和制酒皆宜著名的玫瑰香葡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二千多万斤。
以后几次压低收购价，每斤从四角多一度压到二角二分钱。
生产单位种植葡萄不但无利，还要赔钱，就大量砍伐葡萄树，玫瑰香葡萄年产量随之降到八、九百万斤，除供酒厂酿酒外，市场上就很难见到了。
在果品中，干果的收购价低于鲜果。
按照目前国家最高收购价格计算，一棵核桃树每年收入十几元钱，板栗树收入五元钱；
而一棵同样年龄的苹果树或鸭梨树，年产一般达四百斤左右，可收入七、八十元。
农民感到种植核桃、板栗不合算，愿意发展苹果、鸭梨等鲜果树。
密云县核桃、板栗、杏核等干果总产量，1965年为三百三十多万斤，到1977年只有一百九十多万斤，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最近，北京市委在研究如何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重申要把郊区建成首都的副食品生产基地，为大城市服务的方针。
方针明确了，有关经济政策开始引起重视，有的已经初步得到解决。
但是要使这一生产方针认真地得到贯彻执行，必须解决一系列的思想认识问题，并要果断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行。
陶远朱继功

怀念与思考
——爸爸陶勇和妈妈朱岚的惨死说明了什么
陶小勇
十二年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爸爸陶勇和妈妈朱岚，回味咀嚼着那段充满了爱和恨，交织着温暖和寒冷，引人深思，促人奋起的奇特的生活……这种反复的怀念与思考，使我在思想的丛莽中为自己开拓了一条认识的路。
这种怀念与思考是从爸爸妈妈的死开始的，因为它使我的思想震惊，睁开眼睛，面对现实；
它对我是如鲠在喉，如刺在心，而对敌人它却是投枪和匕首。
爸爸妈妈死后，我们这群孤儿就沉浮在人民的大海之中，是人民引导我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并且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生活和斗争。
我应该把这些年的怀念和思考向爸爸妈妈倾诉，向人民倾诉……
一
1975年的夏天，是多么令人激动振奋，绽裂开的云层中透出了希望的阳光。
我们这些孩子冻僵了多年的心复苏了。
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为爸爸复查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
09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为爸爸平反昭雪的报告。
可是没过多久，形势又变了，社会上不时传来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度燃起的希望暗淡了。
但我们兄妹仍然拚命奔走努力，我们发誓：
如果其它都办不到，至少也要弄清父母遗骨的下落。
可这事在当时真要办到也很困难。
直至临近新年，我们才找到爸爸的遗骨。
1967年夏，林彪一伙在谋害爸爸之后，又要焚尸扬灰，他们害怕爸爸的遗骨会引起人民的怀念，奋起向他们讨还血债，竟在火化爸爸遗体时恶毒地批了八个字：
“家属不看，骨灰不要”。
一个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将军，一个对中国海军建设作出很大贡献的舰队司令员，怎么能这样对待他的遗骨？
这种鬼祟行径中究竟包藏着什么不能见人的祸心？
火葬场的工人觉得这事来得蹊跷，对爸爸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冒着危险悄悄地把骨灰安葬了。
凭仗着人民的爱护，爸爸的遗骨被保留下来。
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
经过生与死的反复考验，人民把信任与热爱给予他，爸爸在人民的怀抱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们去龙华火葬场凭吊埋葬爸爸的墓地，那个当年冒死保存爸爸骨灰的工人，领着我们走到围墙边的一个土坡上，指着三棵冬青树间的一小块野草丛生的空地，含泪对我们说：
“你们爸爸的遗骨就埋在这里……”废弃的纸花和败叶在寒风中翻飞旋转，我们的心颤动着，含着忧愤，含着悲伤。
我们兄妹默默地肃立着，凝视着苍翠欲滴的冬青树，沉思着，沉思着……
那位工人陪着我们静默了许久，才向我们详细介绍当时的情景：
“……遗体运来时，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已经变形，两腿布满了霉斑，周身上下连一块盖的布都没有……”哽噎和啜泣使我们再也听不下去。
爸爸！
我们亲爱的爸爸，您为了使千百万人民能住进舒适的房屋，出生入死战斗了一生，可是您被奸贼谋害，死后连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也不能用，遗骨飘零，风吹雨打……那些人为什么要对您下如此的毒手，甚至死后还不放过？
二
比文化大革命早四年，在海军就已经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
1962年，林彪把他的死党派到海军。
他们立刻就搞阴谋诡计，分裂海军党委。
为了借用爸爸在海军的威信，他们错打主意企图拉拢爸爸。
一次，林彪那个死党送来两斤人参，被爸爸愤然挡回去。
在经过几次失败后，他们绝望了，对爸爸由拉变打了。
林彪的那个死党恶狠狠地说：
“没想到陶勇的头这么难剃。
要搞陶勇，得有个群众性的运动。”
1965年在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一伙在他们抛出的“三年基本总结”中全盘否定十几年来的海军工作。
这是一个要在海军全面夺权的信号。
爸爸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批驳说：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海军始终是占主导地位，海军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主要，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为了表示抗议，爸爸愤然离会，去福建总结崇武海战经验。
会议快结束时，林彪一伙打电话给爸爸，甚至派人作说客当面劝爸爸回去投赞成票。
爸爸一口拒绝，轻蔑地嘲讽说：
“对不起，兄弟不投这一票！”
爸爸从福建回沪，正赶上党中央在上海开会，他就及时向贺龙同志汇报了海军党委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揭发林彪一伙结帮篡权的阴谋活动。
1966年05月，在林彪一伙操纵控制下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爸爸再次拒绝到会。
06月，躲在庐山幕后指挥的那个死党亲笔给爸爸写信，拉爸爸去庐山休养，爸爸根本不予理睬。
07月07日，中央军委讨论了海军的斗争，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一伙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
在会议后期，叶帅打电话要爸爸参加会议，爸爸连夜乘飞机来北京。
当爸爸走进会场时，叶帅正在讲话，他说：
“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们的问题，就是不参加会议。”
看到爸爸来了，叶帅高兴地说：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爸爸马上投入了对林彪一伙的坚决斗争。
爸爸大义凛然地批判林彪一伙：
“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
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
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
在爸爸和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击下，林彪一伙的阴谋破产了，这就逼得躲在幕后的林彪不得不公开干预。
08月25日，会议被林彪强令停止。
09月23日、25日，林彪推翻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再次扶植那伙死党上台，篡夺了海军的领导权。
爸爸为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
他对那些破坏党的纪律、败坏党的作风的坏人坏事深恶痛绝。
几年来，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之后，林彪一伙认准爸爸是海军反对他们的“实力派”，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不除掉爸爸，他们就不能在海军站稳脚跟。
1966年底，叶帅从北京给陈丕显同志打电话，请他转告爸爸：
“海军的风要变”，提醒爸爸警惕。
可是耿直朴实的爸爸却单纯地认为，对林彪死党一伙的批判已经成为党的决定，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做出的严肃决定，无论如何不是儿戏，怎么可以随意变来变去；
他哪里会想到在我们党内，而且在党的中央，竟然会存在着这样的事情：
党的决定可以任凭某几个人的意志在一夜之间推翻，国家法律被践踏的结果可以使一个享有盛名的将领无辜被害。
这些，在经过林彪和“四人帮”的浩劫之后，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政治常识。
可在当时，不曾想到它们的又何止爸爸一个人。
成千上万正直善良的干部对于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重视不够，他们不善于独立思考，而是迷信盲从，这难道不是造成我们历史上这次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1967年初，爸爸的胃病越来越严重，许世友伯伯专程来上海对爸爸说：
“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
考虑到山雨欲来，瞬息万变的形势，爸爸谢绝了许伯伯的好意，他说：
“我要在这里顶着。”
爸爸深知海军形势陡变的内幕，清楚自己继续顶下去的严重后果，但是，爸爸全然不顾。
许伯伯走后不久，张春桥和姚文元勾结王洪文在上海策划了01月反革命夺权。
他们到处搞打、砸、抢，肆意游斗干部，破坏社会秩序。
对于他们反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爸爸极为愤慨。
他不顾当时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压力，把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
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又针锋相对同林彪和“四人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新仇加旧恨，就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运动初期迫不及待地对爸爸下毒手的政治原因。
三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1967年01月21日，爸爸开了一夜的会，直到凌晨四点钟才回家休息。
早上，妈妈轻轻地叮嘱我们兄妹不要惊醒爸爸。
几个月来，只要有机会，她总是设法让我们和爸爸多呆一会儿。
爸妈很少向我们讲自己的难处，可是风云变幻的斗争使我们这些孩子过早地成熟了，就连十二、三岁的小弟和小妹都学会了从细微的变化上来揣度爸爸和妈妈的心情。
看到周围许多干部被游斗，我们也很为爸妈担心。
这天早上，我们兄妹正在吃饭，八点半，爸爸回来了。
他同往常一样诙谐风趣，谈笑风生，呼着孩子们的“绰号”，打趣地挖苦睡了懒觉的我。
我记得就是这天早晨，爸爸严肃地对我们说：
“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近来有许多事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都不怕了。”
爸爸一字一顿地说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
那时候，发生了多少光怪陆离，让人莫名奇妙的事！
以往神圣的信仰突然被碾作尘泥，而且还被踏上一只脚；
美好被说成邪恶，光明被说成黑暗；
廉洁奉公的干部一夜之间就变为“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竟然出现了“踢开党委”、“全面夺权”的“继续革命”……。
这种政治的反常，历史的颠倒，非但使我们这些初涉世事的孩子不可思议，就象爸爸这样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无法理解。
但是，爸爸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不移而又充满信心地准备随时接受任何严峻的考验。
可是谁能料到考验竟来得如此迅疾，如此残酷，不到一天的工夫，爸爸就被凶残暴戾的敌人夺去了生命，害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
夜深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吃饭，妈妈和我们心神不安地等着爸爸。
突然，客厅的门被打开，闯进来一群暴徒，他们看管着不准我们离开大厅。
其中有一个冷冷地说：
“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好象晴天一声霹雳，把我们都惊呆了。
自杀？
象爸爸这样坚强、乐观、从不屈服的虎将，他怎么会这样怯懦地离开战场？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想到这，我象发了疯似的一把推开看守的人，冲上楼去找妈妈，当我上去时，妈妈正向看守她的那帮人愤怒地呼喊：
“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
“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
……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凄凉的夜！
楼上妈妈的房里不时传出撕人心肺的痛哭声。
我们这些孩子被关押在楼下的客厅里，心在泪水和惊恐中悸动。
我总不相信爸爸真的会死去，我用眼睛直盯着客厅那扇半开半闭的门，焦灼不安地期待着爸爸仍能象往常一样披着大衣推门进来。
我有好几次仿佛听到了爸爸的脚步声……直到听见看守人厉声的呵斥，我才从恍惚的幻觉中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
满腔的仇恨使我流不出泪。
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悲痛，我们兄妹一起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呜咽，泪水满面，在这漫漫的长夜，天理何在？
正义何在？
我们对着苍天呼唤，苍天不应，我们对着大地呼唤，大地不理……。
爸爸，你在哪儿？
为什么你从此不再回来？
连续三天，家里被反复查抄洗劫，这些赤裸裸的暴行都是在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既不需要通过什么司法机关，也不需要援用任何法律程序。
01月24日晚上，一辆卡车拉来了满满的一车暴徒：
他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把睡梦中的弟弟妹妹一下子从床上拖下来，把我们押进客厅。
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长茶几，我们刚被押到窗前站下，就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把妈妈押进来。
妈妈已经整整三天水米未进。
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使她神志恍惚。
但是，妈妈的眼睛却象两团燃烧的火炯炯逼人。
一个家伙命令妈妈跪下，妈妈轻蔑地摆了摆头：
“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
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
话音没落，妈妈就被扑上来的几个家伙强捺在茶几上了。
我拚命拽着两个要冲上去的妹妹，硬咬着牙在离妈妈不到两米的地方看着。
又有一个家伙对着妈妈吼叫：
“你是叛徒的老婆！”
妈妈针锋相对地回答：
“我是共产党员！”
那个家伙又威胁：
“你说，打倒陶勇！”
听到这句话，妈妈抬起了她那虚弱的身子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
妈妈嘶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就象是一口金钟在轰鸣，这里面有着多么炽热的爱，有着多么强烈的恨……。
妈妈的呼唤使我们周身热血沸腾，我们也随着妈妈呼喊：
“共产党万岁！”
这群暴徒恼羞成怒，扑上去对着妈妈一顿拳打脚踢，妈妈立刻就被打昏，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苏醒，就又被拖上茶几殴打审讯。
看着被摧残折磨的妈妈，我们的心象刀割一样……。
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法西斯暴行！
十二年来，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都会恨从中来。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怎么能容忍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事情发生，而且让它泛滥成灾？
这不正是我们大家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吗？
现在，虽然庆幸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给人们和社会带来的创伤，又怎么能在一个短时间内痊愈呢？
四
只有几天的工夫，周围就全变了，以往美好晴朗的日子消逝了，留在我心中的只有仇恨和悲伤。
爸爸被害死，妈妈被逼走，家，我们哪里还有什么家呀！
兄妹几个被关押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里，那些暴徒野蛮地不许我们去厕所，无论谁，大小便都用屋角那个破木桶。
每天晚上，看守都要锁门，这“卡嚓”一声的锁响，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把我的恨，我的爱，我的思念，我的希望深深地锁进了心底……严冬的夜，格外长，格外冷，我们兄妹蜷缩在地板上，合盖着薄薄的被子，冻得发抖，只好用相互的身子暖和着对方。
我那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弟、小妹，常常夜里喊叫着爸爸妈妈从梦中惊醒，泪眼愣坷坷地望着我。
每逢这时，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们几个大一些的孩子，整夜、整夜想着爸爸的死，妈妈的走；
想着我们这些战火中出生，红旗下长大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残酷的折磨；
想着在以后的艰难日子里我们究竟怎样生活……
一天，几个好朋友，冒着风险来看望我们。
在那种恐怖痛苦的日子，我对他们的来有说不出的感激。
他们带来了一瓶酒。
爸妈以前是不允许我喝酒的，可现在……酒是那样火辣辣地烧着我的嘴，它为什么不能温暖我的心？！
酒入愁肠，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扑倒在毛主席像前放声大哭。
我哭着，喊着：
“毛主席啊，您说句话吧！
爸爸跟着您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反对过您啊！
毛主席呵，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我从下午哭到晚上，眼睛哭肿了，嘴唇也起了泡。
没有一个朋友来劝阻我，他们默默地陪我啜泣、落泪……。
天气越来越冷，生活越来越艰难，我们兄妹相依为命，苦苦地支撑着，支撑着。
没有钱，缸里的米又快光了，怎么办？
妹妹们懂事地要给这个小哥哥减点负担，她们背着被子离开家门，想投亲靠友，可是那时，株连成风，无中生有而罗织被害的冤狱屡见不鲜。
在这种只要有人告发，就会惨遭荼毒，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谁敢收留她们呵！
她们只好又背着被子回到阴冷的小屋。
真没想到，在封建社会也只有酷吏才用的惨刑苛律，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随着林彪、“四人帮”这些沉渣的浮起而借尸还魂，搞得人人自危，不寒而慄，怎么会这样呢？
虽然我还认识不到？
腥嗽谥圃炀？
竦睦畏拷？
牢颐堑乃枷耄？？
胰粗本醯馗械阶约捍拷嗟？
信仰受到了污辱和欺骗。
周围发生的那些卑鄙龌龊的勾当几乎每一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
那些信口雌黄、胡作非为的人出口成法，而被辱被害的正直善良的人却被反绑着双手剥夺了申诉和反抗的自由。
我再也不相信报纸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词，因为它们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
我要在实际中去学会重新思索，这种思索在被动中起步了，它被各种迷茫不解的问题硬推着不断地向前走着，走着……
五
爸爸被害、死因不明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林彪一伙在爸爸被害后不到四个小时，就盗用海军党委名义对爸爸作出“叛徒”的结论。
他们指使暴徒破坏现场，把爸爸的遗体拖在地上，倒墨汁、戴高帽，在脸上打×，甚至准备挟尸游街。
这种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引起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
社会上纷纷要求查明真相。
爸爸曾经战斗过的南通地区人民要来上海为爸爸申冤；
舰队内部，那些与爸爸休戚与共、并肩战斗的指战员通过各种渠道上书中央，要求主持公道；
爸爸家乡的群众愤怒地轰走了林彪一伙派去收集黑材料的专案组；
上海群众甚至自发组织了“抢尸”斗争。
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呼吁，民众的反抗，引起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安插在东海舰队的那个亲信不只一次地狂叫：
“为什么陶勇被所谓暗害的妖风，刮遍了整个上海和华东？
我看这里有阴谋。”
为了欺骗中央，镇压群众，林彪、“四人帮”一伙从1967年04月中旬就策划了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
他们通过秘密逮捕，私刑审讯，事先定性，后逼材料等等法西斯手段，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制造了一个株连几百人的陶勇大冤案。
他们首先从妈妈身上开刀了。
爸爸死后，妈妈孤身奋战，坚贞不屈。
她常对留在上海陪她的小妹说：
“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
妈妈到处奔走，为爸爸申诉，可是那时党的各级监察组织都已被破坏无存，公、检、法机关也被砸得粉碎，党员的民主权利，人民的法律保障，都被一古脑儿淹没在“红色恐怖”的冰海里。
妈妈的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但她并不气馁。
她把爸爸死亡的许多疑点写成了厚厚的材料，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可是材料总是落在林彪一伙的手里。
一次次的斗争，招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残酷的迫害。
许多叔叔阿姨劝妈妈离开上海，许世友伯伯还派专人来接妈妈。
妈妈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
她坚定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一生清白，我不怕死，陶勇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1967年08月的一天，妈妈突然被带走，秘密关押起来。
我们四处奔走，愤然抗争，但音讯杳然。
一直到几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这次秘密关押中，他们污蔑妈妈是“日本特务”，逼迫她交代爸爸的所谓罪行，逼迫她说出爸爸同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关系。
妈妈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他们就夜以继日地轮番围斗，严刑拷打。
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多根，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可她坚贞不屈。
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就这样把妈妈活活地折磨死了。
妈妈死了，张春桥对他在东海舰队的死党恶狠狠地说：
“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
赤裸裸地道出他们就是要从妈妈这里打开缺口，制造冤案，株连打倒一大批老干部。
妈妈死了，她在留给我们的信中说：
“亲爱的孩子们：
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你们要相信妈妈绝不是反革命，特务，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
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妈妈，我的好妈妈，十二年来你这最后遗言，我们一直铭刻在心！
妈妈，你和爸爸是多么热爱生活呵！
你们常启发我们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你们是那样朝气蓬勃，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
你们常说，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永远也不会衰老，那怕是临近死亡。
你们还常说，人怎么能不死，永生只是在人们的心中。
你们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仰，你们死了，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六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双亲。
爸妈走了，走的是那样急促，又那样从容。
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党和人民。
从此，我们永远失去了爸妈的疼爱，可在党和人民中间，我们却得到了更加博大、深沉、亲切的爱抚……
1968年，粟裕伯伯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了爸爸的冤情，总理愤慨地说：
“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
陈毅伯伯对爸爸的死极为痛惜，感慨万端地说：
“陶勇同志不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许世友伯伯在最困难时候，冲破阻力千方百计帮助我们，他多次对我们说：
“什么叛徒、特务，都是胡说八道！
你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样的！”
这些领导同志的话代表了党对爸爸妈妈的信任和对我们的关心热爱。
爸爸、妈妈的老战友，舰队的水兵，科研所的干部，根据地的乡亲，组织抢尸的群众，暗中保存爸爸骨灰的工人，东北农村照料妹妹的老乡，偷着给予我们许多方便的警卫战士……，总之，在我们生活中所接触的群众，都同情我们一家的遭遇，对爸妈的被害愤愤不平。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明里暗里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正是在苦难的颠沛流离中，在沉闷不解的彷徨踯躅中，在反复的思考与探索中，我们真正认识了人民，懂得了人民的热爱和热爱人民。
生活是多么的复杂！
它会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面，同时又使我们对另一面困惑不解；
它可以使相互矛盾的几个侧面同时展现，却又使它们在对立中统一；
有时真理距我们仿佛只有一纸之隔，可要把它捅破又需要长时间思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民在忍耐中积聚着反抗的力量，在沉默中准备着思想的解放，只有人民才有无穷的力量去推翻各式各样专制主义的统治，把人类社会推向光明和进步；
可是，有时我们却又看到，当人们被迷信束缚，失去民主权利和法律保护时，面对强暴又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十多年来，在怀念中我一直思考：
敬爱的周总理等党内那些最了解爸爸的高级干部，对爸爸的被害都愤慨不平，他们一再伸张正义，要为爸爸平反昭雪，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被陷害，有的含冤而死。
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爸爸战斗过的南通地区干部群众，到东海舰队的指战员，他们对爸爸的被害也愤愤不平，可他们更是连话也无法说，也不能说，甚至连暗中叹息也要严防隔墙有耳。
后来，这种现象进一步扩大到我们的整个政治生活中，以至出现了1976年春夏那种“于无声处”的局面，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党的领导人，可以被“四人帮”凌辱撤职，几个“大批判组”竟然能左右全国舆论兴风作浪，人民的反抗受到残酷的镇压。
为什么这种少数人独断专行，多数人受压被害，以帮代党，无法无天的现象会在我们党内孳生蔓延呢？
为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竟能容忍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这么久呢？
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我们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两代人的鲜血，这里面就有我们爸妈的生命呵！
对于这个血的教训，我们怎么能不刻骨铭心？！
如果明天的永久美好正在于思想的解放，那我们为什么迷信？
如果人民的力量恰恰在于民主，那我们为什么不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斗争？
最近，我又去埋葬爸妈遗骨的地方凭吊，那三棵冬青树更加生气勃勃。
我在寒风中伫立着，心里依然有着不尽的哀伤，但它和三年前已是大不相同了，哀伤中含着欣喜，含着激奋，含着希望……。
我要把自己的怀念与思考倾诉给爸爸妈妈，让他们长眠安息。
我要把自己的怀念与思考倾诉给人民的大海，让大海扬起波涛把这个历史教训带到各个角落，让大海的思念永无尽期，激荡着我们的爱和恨……
不断地怀念与思考，为了永久美好的明天！

乳山县为“绣花姑娘”平反
据新华社济南电山东省乳山县为一大批“绣花姑娘”公开平反，使绣花等手工艺品生产又兴旺起来了。
绣花是乳山县的一项传统副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享有一定声誉。
全县从事绣花的七万多名“绣花姑娘”，靠一针一线，每年为国家换取一批外汇，为集体换来大批农业资金，也增加了个人收入。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绣花姑娘”被诬蔑为“绣资本主义花，赚资本主义钱，走资本主义路”，对她们横加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乳山县委充分肯定“绣花姑娘”的贡献，为她们平反，还采取各种措施为她们绣花创造条件。
如今，“绣花姑娘”气顺了，劲足了，起早睡晚，飞针走线争上游。

关于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的诗北京日报编辑部：
01月11日《北京日报》第4版刊载了关于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的诗的文章，现提供一点情况供参考。
1954年“八一”建军节，一个部队报纸载了这首诗和简单说明，内容和这次刊载的内容相似。
08月上旬，我拿了这张报纸就这首诗向彭德怀同志请问，彭总看了诗和说明后说，攻克腊子口是一军团打的。
这首诗是一方面军到陕甘宁边区后写的。
彭总说，当时我军初到陕甘，马家的骑兵对我军进行窜犯，对马家的骑兵要不要给他个打击？
是当时面临抉择的一个问题。
彭总说，当时他和毛主席就这个问题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
电文中在提到陕甘地形时有“山高路远沟深”字句，电报送发后，他就去看地形，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毛主席写的这首诗，第1句恰好是电文中的字句，但“沟深”改成了“坑深”。
彭总说当时他拿起笔来把最末一句的“惟我彭大将军”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
彭总说，事后证明这次军事打击是必要的正确的，对于挫煞敌人气焰，稳定边区形势起了作用。
彭总还说，那时毛主席除抓紧时间读书外，经常挥笔写诗、写词或写别的什么，一有空就总是写呀！
写呀！
写个不停。
以上彭总的谈话因时间已久，原话字句、措词记不太清楚了，但谈话内容的基本意思我记得是清楚的。
王亚志01月12日
（《北京日报》供稿）

关于腊子口战斗的史实人民日报编辑部：
读了《人民日报》转载的《北京日报》01月11日刊登的周红兴、李如鸾同志的文章《铮铮铁韵万代楷模》（见《人民日报》1979年01月16日第3版）。
这篇文章所叙述的红军北上抗日夺取腊子口战斗的情况，与历史事实不符。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是在腊子口战斗之前组成的，而是在红军夺取了腊子口的战斗之后，部队到了哈达铺时进行了整编，才组成的。
二、腊子口战斗是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打的。
当时的军团领导人聂荣臻同志、左权同志等曾到前沿作了视察。
彭德怀同志当时是三军团的军团长，打腊子口不是彭德怀同志指挥的，他没有到过腊子口战场前沿。
三、因此，文章所写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了攻打腊子口的战斗”，“在腊子口附近侦察完地形后，曾发一电报给毛主席……”这都是没有的事。
综上所述，周、李二同志的文章，对攻打腊子口的战斗的叙述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我当时是红军攻打腊子口的红四团的政治委员，读了这篇文章后，为了保持革命战斗历史的真实性，我认为有责任给你们写这封信。
谨供参阅。
专此
敬礼
杨成武
01月31日
杨成武同志和王亚志同志的来信，指出《铮铮铁韵万代楷模》一文谈到的腊子口战斗情况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
我们在转载这篇文章时，没有认真核对事实，是有责任的。
现将来信发表，并向杨成武同志和王亚志同志致谢，向读者致歉。
——编者

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集会
纪念“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连日来，北京、郑州、武汉的铁路工人和林祥谦烈士故乡福建省闽侯县祥谦人民公社的社员，分别集会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
02月06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二七”退休老工人代表、“二七”革命烈士家属和全厂各方面代表一千六百多人举行纪念大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北京市经委、北京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八十一岁的“二七”退休老工人、二七厂工会副主席杭宝华，在发言中回顾了“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并表达了全厂工人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发扬“二七”革命精神的决心。
青年工人代表在发言中表示，要接过“二七”革命火炬，在新长征中当好突击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
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崇伦等各方面负责同志会见和慰问了“二七”退休老工人和“二七”革命烈士家属的代表。
02月07日，二七厂共青团委还组织一百多名团员和青年到“二七”烈士墓前举行纪念活动。
02月06日上午，郑州“二七”老工人和郑州市、郑州铁路局的一千多名职工，在“二七”纪念堂举行“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大会。
“二七”老工人郑国钧在大会上回顾了“二七”斗争的光荣历史。
他说，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郑州市和郑州铁路工人，一定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同心同德，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我们决心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在新长征中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
连日来，郑州铁路局所属各基层单位纷纷召开座谈会，请“二七”老工人讲革命传统，对青年工人进行教育。
02月07日，武汉市各界代表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大会。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省市总工会、武汉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辆工厂的负责人，以及武汉各界代表共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
各有关方面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孙荣章和省总工会副主任汤瑞普在会上讲话时说，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在伟大战略转变中站在前头，全心全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文化，学技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02月07日，福建省闽侯县革委会在“祥谦陵园”举行纪念“二七”烈士林祥谦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六周年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昌铁路局福州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代表，林祥谦烈士故乡闽侯县祥谦公社社员代表和当地驻军代表，共一千多人。
各界代表和林祥谦烈士家属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回顾了“二七”大罢工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烈士们的英雄业绩，一致表示，要以革命烈士为榜样，发扬“二七”革命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归侨教职员工重新感受到党的温暖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本报讯浙江大学党委在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使归侨教职员工重新感受到党的温暖，在教学、科研和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个学校现有归侨十七户，大多数是解放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海外关系”的大棒横飞，这些归侨受到的歧视和打击十分严重。
例如：
1970年，理论力学教研室讲师、共产党员卓炳芳发现一条“反动标语”（当时有两人在场），立即报了案。
不料，这位报案人却因有“海外关系”反被诬陷为“可能是作案人”。
如此乱查乱整，严重地挫伤了归侨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初党中央重申侨务政策以来，浙大党委认真抓了这项工作，对归侨们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工作中放手使用。
1978年12月，在三名归侨讲师中提升副教授一名；
在八名助教中提升讲师五名；
五名共产党员中有三名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教研室副主任和业务组长。
强加在卓炳芳身上的荒谬罪名已彻底推翻，并任命他为理论力学教研室副主任。
过去不准沾保密科研项目边的讲师陈祖祥、陈家平，都成了重要科研项目的负责人。
浙大党委还注意从生活上关心归侨，选派热心侨务工作的干部，帮助归侨教职员工解决一些具体生活问题。
1978年，调整或扩大了八户归侨的住房。
校印刷厂工人、归侨宋子民的妻子在富阳工作，夫妻分居了二十七年，学校经过多方努力，最近已将他的妻子调入杭州。
对于归侨的已经下乡多年或正在等待分配的子女，凡因“海外关系”受影响不能上调或分配的，也由学校出面与有关部门联系，做了妥善安排。
归侨教职员工们感动地说：
“党组织和同志们这么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戳穿一个假典型
——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调查
1968年07月11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吹捧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经验，引起灵宝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最近本报记者重新作了调查，证实灵宝“经验”是假的，现在应该拨乱反正。
1968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接着又有一批“经验”介绍在报上出现。
最近，记者对灵宝“经验”作了重新调查。
大量的事实说明：
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典型。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报道是怎么出笼的呢？
1968年06月中旬，灵宝县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干部在《河南日报》社听到准备宣传精兵简政的消息，他没有回县了解情况，就伙同当时在郑州学习的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炮制了一篇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经验”，于06月25日在《河南日报》上发表。
当时，林彪、“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灵宝的所谓“经验”，正迎合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陈伯达、姚文元对此很欣赏，亲自批转给《人民日报》，让“登一版头条，并可通知新华社广播”，还指令《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语，大肆宣扬这一“经验”。
按语说什么：
灵宝县革命委员会“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等等。
那么，灵宝县的精兵简政到底怎么样呢？
报道中说，新组织机构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军代表十二人）”。
事实上，在册发工资的人员是：
1968年06月份一百五十四人，07月份一百五十人，08月份一百五十人。
从精兵简政“经验”发表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灵宝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减少到三十人。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报道，本来是几个人捏造出来的，可是，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不但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这一错误，为了图虚名，捞资本，反而变本加厉地编造谎话，欺骗领导和群众，于是，《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等几十篇假报道连续出现了。
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还带领机关干部，身背行装，肩扛铁锨，高举着“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的标语，上街游行，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夹道欢送。
外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怕露出马脚，就事先统一口径，编写好假材料，指令专人介绍，继续弄虚作假。
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灵宝县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当时就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不但不听群众的正确意见，还以假报道作“盾牌”，打击和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
县供销社一个干部说了句“灵宝县精兵简政是假的”，就被扣上“反对精兵简政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批斗达七、八个月之久。
县革委会副主任吴宝善同志，在1969年“八一”联欢会上，当众揭露了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的卑劣行为。
没过几天，便给他罗织了“贪污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隔离审查，残酷斗争，迫害致死。
灵宝“经验”在报上发表两个月后，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迫于上下的压力和县内外的舆论，慌慌张张地组织第1批人员下放。
他们极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以“精兵简政”为幌子，排斥异己，打击革命老干部和所谓“站错队”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常委十二人，有九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戴帽下放，劳动改造；
全县公社正副书记和县直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六十八人，有一百人被排挤、批斗、撤职、劳改。
人员不够用，就大量突击提干。
就是这样一个假典型，“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竟把它捧上天。
1974年07月，江青、姚文元看到继续吹捧灵宝精兵简政“经验”的一个内部材料，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
这“对机关人浮于事是个批判”，“要肯定成绩”，“补台”。
并让派人采访。
这个心腹秉承主子的旨意，立即指令记者奔赴灵宝，炮制出《来自灵宝的新经验》。
县委某些负责人在介绍人员编制时，竟将二十二个常委和机要员、档案员、信访接待员、打字员等许多人，以及隶属关系在基层，人在机关办公的几十名干部不计算在内。
报道中说，“机关共有干部七十五人”，“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实际上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足有百人以上。
报道中还说：
“下去的干部隶属关系不变，职务不变，与留机关的干部实行轮换，一年换一批，三、五年换完”。
实际上是不少干部被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隶属关系和职务都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分配了适当工作。
县委某些负责人为了美化自己，还向记者提供什么“人员少了，官架子也小了，领导干部自己打电话，自己写简报，自己做总结，开会提茶倒水，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议的服务员”。
实际上恰恰相反。
县委书记在县委招待所一个独院养病，八十多个床位，不准安排客人，并有民兵小分队守护，长达四十九天之久。
他家只有五口人，专门修了个“书记院”，设有第1、二会客室，办了冬夏伙房，还为洋狗修了“住房”、“了望台”。
群众气愤地说：
“书记住房真排场，鸡狗也住砖瓦房。”
几年来，这个县的某些负责人，仅在县招待所大肆吃喝，就挥霍浪费三万多元、粮食一万多斤。
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这个欺骗人们达十多年之久的灵宝“经验”终于得到了澄清。
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应该结合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纠正那种说假话、说大话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来一个真正的精兵简政。
本报记者陈乔炎石德连翟启运

昔日被逼成“野人”今朝返校见光明
吉林大学党委为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彻底平反
本报讯据《吉林日报》报道：
吉林大学党委不仅为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落实政策，也为普通学生落实政策。
不久前，他们找到了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并把任化民请回了学校。
任化民是吉林大学数学系一九六七届毕业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他说过一些不满江青的话，写过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和一首《北雁南飞》的诗，就被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定为“反动学生”，受尽各种折磨。
任化民无法忍受，于1968年10月05日逃走。
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组织曾向东北三省各地发出通缉令，并派人到任化民老家搜捕。
1970年他们又一次查询，仍未发现任化民的下落，以为他已发生了意外，将其户口、粮食关系全部注销。
去年夏天以来，吉林大学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发现十年前失踪的受迫害学生任化民一案还没有结果，决定由数学系党总支负责，再进行一次查找工作。
他们按照任化民档案里提供的社会关系线索，逐个发信调查他的下落。
去年09月，失踪十年的任化民回到了学校。
任化民失踪的这十年到那里去了？
请听他的控诉：
他从虎口逃出后，先回到家里。
家人最初把他藏到地窖里。
几个月后，阴冷潮湿的地窖生活使他全身瘫痪了。
经过家人的精心照料和治疗，1970年春天他逐渐能够活动了。
04月他走出地窖，乘火车跑到黑龙江，到了大兴安岭山区的鄂伦春自治旗。
在这里，他改名叫任启学。
由于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衣、食、住多半靠别人帮助。
有段时间，他曾躲到山上，住在用树皮和草搭起来的小窝棚里，常常用野菜、小兽充饥，过着野人似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任化民感到有了希望，到一家工厂做了一段临时工。
去年08月，家里人突然带着学校的信终于找到了他。
任化民回到吉林大学以后，受到学校的热情接待。
他十年前扔下的衣服、钱款，如数还给了他。
去年12月09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给他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决定按期毕业，分配工作。
任化民在会上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颂扬了党使他重见光明的恩情，表示一定要把毕生精力献给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杨钟健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方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2月01日电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八十二岁的杨钟健同志，0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杨钟健同志追悼会01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等，参加了追悼会。
杨钟健同志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足迹遍及祖国各地。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及考古学等广泛的领域，先后完成学术论文五百多篇，为我国及亚洲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整个古脊椎动物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钟健同志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是英国林耐学会的会员和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荣誉委员和名誉会员。
杨钟健同志早年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就参加了许多进步的学生团体和进步活动。
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朱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始终珍藏着毛主席在1921年给他的亲笔信。
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钟健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他身受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仍坚持上班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有关新疆三迭纪动物群的一系列著述。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写了“年近八旬心尚丹，欲和同辈共登攀”的豪迈诗句。
直到生命的垂危时刻，他仍关切着我国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的发展，计划如何把北京自然博物馆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大常委会、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等单位和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杨钟健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或送了花圈。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
01月2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为邓小平副总理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图为卡特总统和夫人，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在欢迎仪式上。
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会谈。
（本版照片为新华社记者钱嗣杰、谢丰泉、郭占英摄）
01月28日，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在华盛顿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前来访问。
卡特总统和夫人01月29日在华盛顿举行国宴，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
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01月31日在华盛顿白宫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时亲切交谈。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01月29日晚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的陪同下，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观看美国艺术家演出后，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
邓小平副总理01月30日在华盛顿参加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以及中国理事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邓小平副总理01月31日在华盛顿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采访。
邓副总理夫人卓琳01月31日在卡特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陪同下参观华盛顿哈迪中学。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01月31日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答谢招待会。
图为邓副总理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左）、国务卿万斯（右二）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右一）在一起。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02月02日在休斯敦参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
方毅副总理02月04日在洛杉矶参观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
邓小平副总理和中国血统美国人及华侨代表在一起。

中日地震学界的传统友谊
肖承邺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一千多年前在地震学方面就开始有交往。
我国关于地震的阴阳五行说、天谴论思想，公元六九五年后即传入日本，七○二年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完全按照我国的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地震，并出现以此为依据判断改朝换代、吉凶福祸的“地震占”。
在我国影响下，日本建久年间（一一九○——一一九八）民间曾出现“地震虫”的传说，把地震与动物结合起来。
一五九七年以后，日本又出现“地震鲶”与“要石”的传说，类似我国民间“鳄鱼翻身地动”的说法。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震学方面的交往也增多起来。
我国学者历来重视日本地震研究的成就，1931年我国地震学家李善邦教授等，首次到日本留学学习地震专业。
日本地震学家也十分重视我国地震研究成果，1939年今村明恒设计复原了一架张衡地动仪，把它安置在自己家里观测，并与东京大学地震台的现代地震仪记录对比。
今村明恒说：
用张衡地动仪“每次可以速断震源的概略位置，感到对张衡地动仪的兴味倍增。”
日本地震学家还把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袖珍模型，作为珍贵礼物赠送外国地震学家留念。
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还收集和编纂了我国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
我国解放后，日本著名地震学家先后来华访问，我国地球物理学家、地震和工程地震学家也先后到日本访问考察。
最近几年，中日地震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几乎每年都有中日两国地震学家互访，一九七四、一九七七和1978年，日本正式派地震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我国许多专业和群众业余地震研究单位，考察了海城、邢台、通海、松潘等地震现场，对我国地震工作方针和政府对地震工作的关怀表示赞赏，对我国地震预报研究的进展和重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在1977年的国际地震预报大会专家预备会上，日本地震学家盛赞我国海城地震预报预防的成功，说“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取得的令人吃惊的进步震惊了世界。”
一九七五和1978年，我国亦派地震考察团访问日本，考察日本地震预报和工程地震研究情况，参观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大增进了中日两国地震学界的传统友谊。

伊朗局势更趋紧张复杂
群众示威支持霍梅尼军方出动飞机支持现政府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德黑兰消息：
自伊朗政府反对派、穆斯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02月05日下午宣布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之后，伊朗局势更趋于紧张和复杂。
02月06日，德黑兰数万人上街示威游行，支持霍梅尼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
示威游行的群众挥动着刊登“临时政府”消息的报纸，高呼“我们是霍梅尼的士兵”、“巴扎尔甘是我们唯一的总理”等口号。
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出动几十架直升飞机和九架战斗轰炸机在德黑兰上空飞行，表示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支持。
同一天，巴赫蒂亚尔首相在众议院说，巴扎尔甘是影子内阁的总理，即使众议院所有议员都辞职，他仍将作为国家的合法首相行使职权，直到下届选举。
他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投降”，不同“想象中的政府”打交道。
他宣布，如果他们（作为一个政府）开始任何行动，他将予以反击。
伊朗众议院06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巴赫蒂亚尔政府提出的关于解散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和情报署和允许政府逮捕并审讯那些进行贪污和滥用职权的前大臣和官员的两项法案。
据伊朗《世界报》02月06日报道，在德黑兰北部的拉维桑基地的军队05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基地的所有地面部队成员都接到了要他们穿作战服去报到的命令。
这项命令是由前王家卫队司令、现地面部队总司令巴德列伊将军签署的。
另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伊朗的外国人继续乘飞机成批离开德黑兰。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在伊朗的美国人已由原来的五万人减少到五千人。
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在伊朗的英国人只剩下一、两千人。

卓琳等参观“阳光城”和日本广播协会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和方毅副总理的夫人殷森在日本外相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的陪同下，02月07日上午参观了东京池袋地区的“阳光城”大厦。
“阳光城”，是以一座高达二百四十米的地上六十层大厦为中心的建筑群，其中有一座九层的百货商店、一座十二层的文化会馆，正在修建一座三十七层的旅馆。
卓琳以及其他中国客人到达“阳光城”大厦时受到了矶崎睿总经理和妹尾敏男专务董事的热情接待。
在他们的陪同下，卓琳和园田天光光等乘电梯登上了大厦顶部的了望台，鸟瞰了东京市容。
下午，卓琳等在园田外相夫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广播协会参观，受到该协会会长坂本朝一、副会长藤岛克己、专务理事堀四志男和桥本忠正等的热烈欢迎。
坂本会长对邓副总理访美圆满成功表示衷心祝贺，并对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十分高兴。
卓琳等在坂本会长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观看了日本广播协会编制的邓副总理访美的录像节目，然后参观了演播室、技术控制中心和音乐大厅，并在演播室观看了节目排练，同演员一起照像留念。

卡特总统在欢迎江萨总理时强调
美国保证泰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2月06日在白宫举行的欢迎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的仪式上说，美国对泰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极为关心，并负有重大义务”。
江萨总理是在02月04日由伦敦到达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的。
据报道，在06日白宫为江萨总理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卡特总统说，“我国极为关切，并且深深保证泰国的领土完整以及自由与安全，使你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你很清楚双边义务和马尼拉条约规定的多边义务是我们同你和你的人民达成的安全协议的基础。”
卡特说，“你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来到这里的，在这个时刻，在世界上你们自己那个地区，就在你们的沿海和边界又发生了冲突，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时刻。”
“我同你的交谈对我和我所代表的我国人民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卡特指出，美国支持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种由各国政府和平联合的稳定体系，使各个国家的独立得到维护和不受侵略。”
江萨总理在欢迎仪式上说，东南亚目前的局势“包含着危险”，“但是我们深信，泰国人民的力量和适应能力将使我们能够对付任何挑战”。
他还说，美国决心在亚洲“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据报道，在欢迎仪式后举行的会谈中，卡特保证美国将继续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
江萨总理是十多年来第1个到美国访问的泰国总理。

邓小平副总理02月07日前往东京赤坂王子饭店，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
维持对布托的死刑判决
新华社伊斯兰堡02月06日电巴基斯坦最高法院06日在拉瓦尔品第宣布驳回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的申诉，维持拉合尔高等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由首席法官安瓦尔·哈克宣读的。
最高法院同一天宣布，关于这项判决在七天内可以提出复审的请求。
布托是在1978年03月被拉合尔高等法院以谋杀案的罪名判处死刑的。
随后，布托向最高法院上诉。
最高法院于1978年05月开始受理，至12月23日结束了审讯。
在对布托的判决传出后，一些示威者在拉瓦尔品第、白沙瓦等地袭击了邮局和电话交换站，向汽车和银行扔石头，破坏了公共建筑物。

我赴西德深造的科学工作者启程
据新华社北京02月05日电中国科学院首批获得西德洪堡基金会奖学金的科学工作者三十二人已于02月03日、04日分别自北京、上海启程赴西德工作，时间一般为一年至二年。
洪堡基金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外国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提供经费到西德从事科研工作的机构，我国首批科学工作者都是助理研究员、讲师以上的科研、教学骨干，不少人在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他们动身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钱三强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日发现《古事记》作者太安万侣墓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最近在日本奈良县发现了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日本《古事记》的撰写者太安万侣墓，同时还发现了铜板制的墓志铭。
这座墓是在奈良市东部的田原町此濑的茶园中发现的。
发现的墓志铭上刻有太安万侣的身份和死亡年月日，共有四十一个汉字。
墓志铭是用铜铸成的，长二十九厘米、宽六厘米、厚一毫米。
据报道，迄今在日本出土并保存的墓志铭有十五个，但是，发现象这样著名人物的墓志铭还是第1次。
日本的考古学家认为，发现太安万侣墓志铭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划时代的发现。
据报道，太安万侣是奈良时代前期的活跃文人，是民部省的长官。
在日本和铜四年（七一一年）他受元明天皇之命，根据稗田阿札的口述，记录了日本《古事记》和《旧辞》。
他在第2年完成了《古事记》的编辑工作，并写了《古事记》的序言。
日本《古事记》共分为三卷，收集了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的记事，同时还包括很多神话传说和歌谣等，是日本古代文学和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日本发射毫波通讯实验同步卫星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02月06日下午五点四十六分，从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世界首次以试验毫波通讯为目的的实验用同步通讯卫星。
据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宣布，这颗卫星命名为“菖蒲”号，是用日本独自研制的火箭发射的。
发射后二十五分，进入第1阶段的迁移轨道。
预定本月24日到达高度约三万六千公里的东经一百四十五度的赤道上空，进入同步轨道。
这颗实验卫星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毫波卫星通讯试验。
毫波的频率远比现在使用的微波高，拥有极庞大的通讯容量。
因为今天世界使用电波的密度越来越大，将来有可能利用毫波卫星来通讯。
但是，毫波存在着遇雨减衰的弱点。
据日本报纸报道，待这颗卫星成功进入同步轨道后，日本邮政省电波研究所将利用它进行毫波收发电讯的试验和自动回避大雨区的毫波通讯试验。
这颗卫星的寿命大约一年。

日本各政党要求苏联从国后择捉撤走基地
日报揭露苏联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把北方领土据为己有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以及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02月06日分别作出决议，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撤走在国后、择捉岛的军事基地。
据日本报纸02月07日报道，日本各政党为在国会上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就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修建军事基地问题采取外交措施，分别提出了本党的决议。
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等四党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北方领土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对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构筑军事设施感到遗憾；
政府要为要求苏联撤走军事基地和归还北方四岛作出努力。
《日本经济新闻》02月07日发表的社论，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在北方领土上修建军事基地。
社论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政府就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修建军事基地提出抗议是理所当然的。
社论说，“苏联把国后、择捉两岛变成正式军事基地，对我国进行侵略就更加容易了，这一基本事实是不能忽视的。”
新华社东京02月03日电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发表述评，要求日本政府坚决抗议苏联在国后、择捉两岛上建立军事基地。
述评说：
“苏联军队进驻国后、择捉两岛，是在它推行亚洲战略的同时、完全忽视我国的固有领土的主张，企图通过逐步地积累既成事实，把北方领土变为苏联所有，这种战术是极其明显的。”
述评强调说：
“现在，日本的政府和朝野政党应当进行彻底讨论，采取统一步调。
基本问题当然要求归还领土，在尚未解决的过程中，对于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苏联，应该坚决抗议，并要求撤回。”

美国防部长说苏联增加核弹头是对美巨大威胁
指出苏联有可能对伊朗局势进行军事干预
据新华社北京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不久前在他向国会提出的年度国防报告中说，苏联在1978年一年中增加了一千枚战略核弹头，比他在去年预计的数字多了一倍。
苏联在军力方面的这种增长情况，是对美国的巨大潜在威胁。
布朗在谈到伊朗目前的局势时说，这一地区日益恶化的状况和苏联自己在能源供应方面的花费不断增加，可能促使莫斯科在中东采取各种形式的干预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全世界。
他说，苏联在对伊朗的攻击距离内配备有二十多个师和四百架飞机，目前虽然没有威胁性的移动，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继内部分裂后进行外来干预的可能性。”

苏在北方海域举行军事训练
据新华社东京02月06日电苏联不顾日本政府的抗议，从02月05日开始在北方海域举行大规模射击和轰炸训练，引起日本有关方面的严重关切。
据报道，在02月05日日本政府就苏联在日本北方领土修建军事基地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之后，苏联在北方海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射击和轰炸训练。
这次训练在六个海域、八个场所举行。

英萨利副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柬政府领导军民决心赶走越寇恢复独立主权
新华社联合国02月06日电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02月05日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强调指出，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领导机关完好无损，柬埔寨的人民和革命军队正在全国各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电报说：
“民主柬埔寨政府成员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指挥战斗。
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与越南接壤的地方，政府领导和行政机构完好无损并继续行使职权，成功地保卫人民反对敌人的进攻。”
电报在谈到柬埔寨目前形势时指出，越南侵略和占领军“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公路的某些地段以及一些战略要点。
他们既不能控制乡村也不能控制人民”。
电报说：
“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队正在包围敌人占领的所有城市，并对敌人占领的各个地方和公路的地段多次发动进攻。
柬埔寨革命军甚至深入金边骚扰敌军，并多次攻击波成东机场、敌人总参谋部以及离首都十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人口集中的地方。
仅在西南部和西部地区，从1979年01月07日至22日，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就歼灭敌人近一万名。”
电报在揭露越南侵略军对柬埔寨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指出：
“越南人正在劫掠柬埔寨和屠杀柬埔寨人民，谋求消灭柬埔寨民族和人民，并吞柬埔寨以便使它成为越南的一部分。
但是，越南侵略者已经陷入柬埔寨全体人民开展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柬埔寨人民在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下，正同柬埔寨革命军密切配合，决心继续进行正义的斗争，把所有越南侵略军赶出去，恢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英萨利的这份电报已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给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腊塔纳基里等地又消灭一批越南侵略军。
01月30日到02月02日，柬埔寨革命军在腊塔纳基里战场上袭击从班龙到云晒公路上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三十人。
04日，革命军在班龙西面袭击越南侵略军的坦克车队。
十六辆坦克被击中燃烧，坦克里的敌人被打死。
02月01日，越南侵略军的一辆汽车在桔井省的三坡县山丹地区触雷被炸毁，车上的敌人被炸死。
05日，柬埔寨游击队在三坡打死敌人七人，缴获武器四件。
02月02日，革命军在四号公路上的磅士卑南面、磅占附近、德罗边芝雷等地袭击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六十多人，打伤一批，缴获一批武器。
02月03日和04日，革命军在西南战场上的二号公路、三号公路和在贡布附近打击越寇，消灭敌人一百五十多人，打伤一批，击毁坦克一辆、汽车三辆，缴获各种武器七十多件。
02月02日，革命军在戈公战场上的戈基、达蒙、韦楞袭击和炮击越寇，消灭一批敌人，击毁敌人的大炮两门。
02月04日，革命军在五号公路上的当格罗和杜拉消灭越军三十九人。
同一天，革命军还袭击了从马德望到十号公路上去活动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
02月02日和03日，革命军在金边西北的二十六号公路上消灭越军三十五人，缴获各种武器十件，电话机十六台。

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侵入我边境挑衅
我云南广西边防战士和民兵被迫还击
新华社北京02月07日电最近三天来，越南武装人员又在中国云南、广西边境制造多起流血事件，使中国军民死亡四人，受伤五人。
02月06日中午十二时半，几十名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云南省金平县十里村公社境内，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和民兵开枪，班长刘贤贵不幸中弹牺牲。
中国边防战士和民兵被迫还击，打死打伤越南武装人员多人，缴获轻机枪等武器和一些弹药。
越南武装人员被迫撤走。
02月07日，在云南省富宁县田蓬街附近中国境内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和民兵，踩中越南武装人员越境埋设的地雷，战士汪春弟当场牺牲，战士曹令强、高思华、邱华友受了重伤，民兵陈昌德也被炸伤。
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附近医院，曹令强因流血过多牺牲，其余三人正在抢救中。
02月05日下午二时，越南武装人员三十多人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龙邦公社境内进行骚扰破坏。
从02月05日晚间到02月06日凌晨，越南武装人员先后三次侵入广西宁明县北山地区，均被中国边防哨兵发现。
越南武装人员首先向中国哨兵开火，中国哨兵被迫还击，使入侵者丢下一些枪支弹药后逃窜。
02月06日中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在广西龙州县春秀地区，一百多名越南武装人员从越南境内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向在中国境内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扫射，还用六○炮射击。
中国边防战士及时卧倒，才没有受到伤亡。
02月06日上午九时十五分，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巡逻队，在靖西县南坡公社附近的中国境内巡逻，踩中越南武装人员越境埋设的地雷，巡逻队人员陈建华当场牺牲，李江和王克勤被炸伤。

邓副总理会见日本参院议长众院副议长
分别拜会前首相福田和田中并看望保利茂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傍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先后会见了日本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和众议院副议长三宅正一。
邓小平副总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陪同邓副总理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前往东京赤坂王子饭店，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福田对邓副总理说，美中建交这是最好的事情，我很高兴。
邓副总理说，中美上海公报推动了中日建交，中日缔约又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在友好的气氛中，邓副总理和福田前首相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宾主步入会客室后，福田首先让邓副总理看悬挂在墙壁上的一个镜框，里面镶的是去年10月邓副总理、黄华外长同福田首相、园田外相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时摄下的一幅彩色照片。
邓副总理说，再次见到您我很高兴，这次是见老朋友了。
去年受到您的热情接待我表示感谢。
现在我当面邀请您到中国去访问。
福田先生高兴地说谢谢。
中国方面参加拜会的有：
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特别助理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长卫永清等也在座。
日本方面在座的有：
前通产相田中龙夫、前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前副官房长官森喜朗、外务省亚洲局次长三宅和助。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02月07日下午前往东京目白台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寓所，拜会了这位为中日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家。
当邓副总理乘坐的轿车驶入寓所大门内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田中先生和夫人以及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迎上前来同邓副总理亲切握手。
久野忠治、龟冈高夫、小泽辰男、后藤田正晴等三十多位国会议员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田中先生的八岁的外孙和四岁的外孙女笑着对邓副总理用中国话说：
“欢迎”。
在会客室里，宾主热情地相互致意。
田中先生祝贺邓副总理继去年成功地访问日本之后，这次访问美国又取得了成功。
他说：
“邓副总理去年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国民发自内心的欢迎。
这次邓副总理在美国也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
邓副总理表示，中国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国与美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反映了三个国家的愿望。
中国与日本、美国加强往来，这种关系是很自然的，也是时代的需要。
田中先生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中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广泛了。
邓副总理满意地说，我们两国的交流应当更密切起来。
邓副总理再次邀请田中先生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
田中先生愉快的接受了邀请。
邓副总理和田中还就共同关心的当前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
随同邓副总理前往拜会的有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日本国大使符浩、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等。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02月07日上午前往东京慈惠医院，看望正在那里疗养的日本前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黄华外长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陪同前往。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02月07日前往东京赤坂王子饭店，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邓副总理会见美驻日大使
新华社东京02月07日电邓小平副总理02月07日下午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会见了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