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杨南平余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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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冰卧雪 苦练精兵

沈阳部队某团突出“三打三防”训练 新疆部队冬季练兵搞得扎实

本报讯 近两个月来，沈阳部队某团掀起了冬季大练兵的热潮。

这个团党委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加增强了以实际行动保卫四化的责任感。
他们改革训练方法，突出了“三打三防”。
通过训练，新老战士人人都学会了使用单兵火箭、四○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
八二无后座力炮连为了苦练打集群坦克的过硬本领，认真研究首发命中的动作要领，改革训练方法和器材，提高瞄准精确度，训练成绩显著提高。
在最近一次打靶考核中，除一个班良好外，其它班全部优秀，除一门炮外，其余各炮全部首发命中。

为了加强对训练的具体指导，这个团的党委成员只留一人在家值班，其余的都下到各连队，对全团武器装备、训练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及时帮助解决训练中的问题。
为了摸索在严寒条件下部队吃、住、走、打的规律和特点，党委常委、参谋长李富荣到特务连试点，取得了经验，在全团进行了推广。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讯 新疆部队广大指战员，不畏风雪严寒掀起练兵热潮。

这次冬季练兵，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阵，有的还带着领导机关演练摩托化开进。
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三打三防”的战术技术训练和野营拉练，锻炼严寒条件下的作战本领。
连往年很少动的医院、仓库、兵站等后勤保障单位也都投入了训练。
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对干部训练。
他们采用集训干部、沙盘作业、实地勘察、带兵演练等方法，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他们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讲究实效。
守卫在伊犁河谷的各边防连队，干部战士在较短时间里普及了“一兵多能”训练，取得了可喜成绩。
杜拉塔边防连干部战士都学会了十多种轻重火器的操作。
刚补入连队一个多月的新战士也普遍掌握了四种火器的使用方法。

广大干部战士着眼现代战争特点，认真解决训练中遇到的新问题。
为了提高摩托化行军作战能力，某师党委带头学习摩托化行军知识，熟悉各种车辆的性能、技术保养规定和管理方法，学习摩托化开进的组织指挥和调整勤务，和驾驶员一起摸索冰雪险路行车的特点和经验，研究摩托化行军中的伪装、疏散、防空、通信联络中的新问题。
在领导的带动下，这个师的干部战士出现了刻苦钻研摩托化行军的浓厚风气。
（李明、李慎明）

着眼现代战争 从严锻炼部队

广州部队某师军事训练取得好成绩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师着眼现代战争，从严锻炼部队，努力使干部战士学会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本领。

在训练中，这个师突出了“三打三防”。
他们在直射大炮进行打坦克训练时，设置了纵向、横向、斜向坦克靶，从严锻炼部队。
师炮团三营为了能在远距离上消灭敌集群坦克，苦练超直射距离射击本领，取得了好成绩。
去年九月，军委炮兵对这个营的九连进行了超直射距离实弹射击考核，战士们在两千米距离上向敌运动坦克开火，获得二十三发十七中的优秀成绩。
现在步兵连两年以上的老战士基本学会了四○火箭筒打坦克的操作要领。

这个师着眼现代战争，在训练中大力普及一兵多能训练。
师党委反复宣扬本部队多能炮手陈万福的先进事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兵多能训练的热潮。
去年，全师涌现了单人操双炮的多能炮手三百一十人，单人操作一门火炮的多能炮手七百四十六人。
步兵分队的干部战士在熟练掌握了自己手中武器的同时，还学会了连属各种武器。

这个师考虑到现代战争中，敌人往往采用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特点，在训练中努力提高干部对合成军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他们经常采用集中学习、短期集训、函授作业等办法，学习我军军兵种知识、编制、装备以及在现代战争中我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研究敌军编制、装备、武器的使用以及敌军的作战特点。
为了使大家提高空军和高炮协同指挥能力，师炮团和一营的干部与航空兵某团干部采取在陆上练协同、通过电台练协同，然后在实际操作中练空对地的协同等方法，使大家初步掌握了空、炮协同的组织指挥。
去年十一月，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对该师的干部和司令部进行合成军指挥员科目考核，取得了良好成绩。
（杨南平、吴式堂）

训练不怕苦 战时赛猛虎

昆明部队某部红军团努力提高山岳丛林作战本领

本报讯 训练能吃苦中苦，战时才能赛猛虎。
昆明部队某部红军团指战员，苦练山岳丛林地区的作战本领，增强了战斗意志，提高了作战能力。

红军团从实战需要出发，组织部队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增强人、马爬山穿林的能力。
为了防止敌人的原子袭击和毒蛇、毒虫咬伤，还戴上防毒面具，扎上绑带进行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苦练，部队普遍增强了适应能力。

适应性的训练告一段落后，这个团继续组织部队练“走”。
他们先在五连组织了一次夜间试验性穿林训练，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几个方面的训练，提高部队走的能力。
首先是进行识图用图、按方位角行进的训练。
他们组织有战斗经验的团领导，深入连队，给连排干部讲识图用图的知识，传授从图上定点到野外对照找位置的经验。
其次是根据丛林作战的需要，搞好穿林编组，明确任务，保证在各种地形上穿得进，走得动。
再次是摸索在山地丛林中，器材和弹药的携带方法，使部队在攀崖越壁中，走得快，走得轻便。
另外，还注意解决夜间各种联络的办法，使部队能够在行进中联得上，捏得拢。

这个团在山地丛林练走的同时，结合各种地形，设置敌情，演练进攻战、遭遇战、伏击及反伏击战的组织指挥，战斗动作，战斗协同，火力配系与应用。
为了克服山岳丛林地各种障碍物对发扬火力的影响，干部战士着重演练近战，具体摸索发扬火力的射击姿势和射击方法。
他们还演练战时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小分队独立作战、大胆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以及同兄弟单位主动配合、协同作战的战法，从各方面提高部队在山岳丛林中作战的本领。
（余建华、胡郁文）

题头照片为夜间实弹射击。
赵永发摄

五四四七九部队防化连从实战需要出发，加强防化战术技术训练。
图为战士唐朝帅在苦练防化过硬本领。
谢勇豪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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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二月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访美归国途中，二月六日下午两点半从西雅图乘专机抵达东京，作为期两天的访问。

这是邓小平副总理去年十月下旬到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之后第二次前来日本。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也同机到达。

在邓副总理走下飞机时，日本外相园田直和夫人园田天光光迎上前去热烈握手问候。
园田外相说：每天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你们在美国活动的情况，感到很高兴。

当邓副总理看到藤山爱一郎先生时，高兴地说：您这样高龄还到机场来接，使我很高兴。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柳谷谦介、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日本社会党国际局长河上民雄、新自由俱乐部干事长西冈武夫和民社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永末英一等。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也到机场迎接。

作者：孙立范廷宇顾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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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副主席说：“我们总后到哪一天能解决战士身上带的能够背得动、走得动，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三年过去了，单兵负荷的减重进展如何？
全军广大指战员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

减轻单兵负荷，就总后承担的任务来说，主要是军需装备品的减重（轻武器的减重与他们也有关系）。
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最近，我们走访了总后的有关领导以及军需部、工厂管理部和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等部门。
经过广泛交谈，总的印象是：粉碎“四人帮”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程，抓紧完成了我军现行的三十一种军需被装的改革，军需装备品减重有成果。
它主要体现在被装改革方面。
改革后的七八式服装：（冬装）寒区减轻了五斤八两。
温区减轻了近四斤，热区减轻了四斤多。
皮大衣经改革后，每件由九斤减为七斤半左右。
七八式服装还将现行棉被作为营房设施，行军作战时改用背囊，携带四斤混纺毛毯，这样可减轻携行量二斤一两。
夏装减轻了四斤多。
七八式服装计划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陆续装备部队。

七八式服装可以减轻三斤至六斤；
一九八二年全部装备部队——这就是两个基本数字。
且不说这个成果是大是小，进展是快是慢，就是这个改进，目前也众说纷纭。
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七八式服装的改进，是小打小闹。
持这种认识的同志认为，服装减重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应用合成纤维，棉衣如果甩不掉“棉花篓子”，就不能彻底解决厚笨问题。

——合成纤维当然好，但是，服装的改革不能离开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水平。
我国合成纤维的生产国内市场的需要尚且无法满足，军队服装自然无法大量采用合成纤维。
因此，七八式服装能改进到这种程度，也算不易。

——七八式服装中的少数项目（比如有的服装式样），只是根据少数领导同志的意见定下来的。
事关全军服装改革的大问题，应广泛听取科研、生产、供应部门和部队的意见。

——有些项目改革迟缓，长期定不了型，投不了产，原因之一，是互相踢皮球。
例如改革后的七八式衬衣，分男女、长短袖四种，样式为翻领敞开式，夏季可戴领章穿用。
其实，这种衬衣早在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就着手研制，只是由于涉及到服装制式的改变，各有关部门无权决定，没有拍板的，推来推去，一拖就是十多年，直到审查七八式服装时才定下来。
如不改变这种踢皮球的状况，就很难加快单兵负荷量减重的步伐。

具体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根本点上，大家却归于一致——减轻单兵负荷工作迫切需要一个抓总的。

支撑这个观点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比如：大量采用合成纤维，甩掉“棉花篓子”是改革服装的出路。
在国外市场，合成纤维比棉花便宜，但进口的合成纤维进入国内市场后，价格就要陡涨几倍。
如将国家拨给军队的棉花出口换回合成纤维，或由军队直接从国外进口合成纤维，就能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被装费的情况下，取得被装革新的重大成果。
如果有个抓总的，这类问题就可以有议有决。

再如，目前，外军十分重视军需装备品的科研，不断取得新成果。
军需装备科研人员可不可以出国考察开开眼界呢？
这个问题，也应由有关部门来通盘安排。

又如，规定单兵负荷量的标准，也需要有一个权威性的抓总的。
现在往战士身上“加”的现象有增无减，有的加把锹，有的加个盆，有的加一天粮，有的规定必须带“毛选”，带宣传鼓动用具，七加八加，都落在战士肩上。
从我军现有装备的实际出发，确定一个战士在全装时或轻装时的携行量，这个带规定性的问题，没有一个抓总的，就很难办。

……

理由还可列举很多，不过，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们在总后几个部门听到的呼声是：建议军委成立一个减轻单兵负荷领导小组，由各个有关部门组建一个办公机构，把减轻单兵负荷的工作通盘抓起来，如果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领导不力的状况，人们不免为它的前景焦虑。

单兵负荷量是多项科研成果的集中表现，是总部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的结晶。
减轻单兵负荷，除了军需装备品的减重以外，更大的项目是武器装备。
你减我减，大家动手减，速度才快，效果才大。
武器装备方面的减重情况如何，我们访问后将写出报告。

本报记者 孙立 范廷宇 顾伯良

作者：何椿年/王群/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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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京部队政治部话剧团、歌舞团和歌剧团，去年都分别超额完成了政治部下达的全年演出任务，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和部队政治部党委的表扬。

去年政治部下达的任务，话剧团是二百四十场，歌舞团是二百五十场，歌剧团是一百二十场。
话剧团的《城下城》、《红旗飘飘》两个剧组，分别带大小戏各一台，长期深入部队巡回演出，全年共演出三百三十三场，观众达四十九万六千多人次。
《城下城》剧组深入部队半年，演出大小戏二百零三场；
《红旗飘飘》剧组去年一月还赶到硬骨头六连所在部队和指战员们一起过春节。
歌舞团足迹遍及大别山区、苏北平原、太湖岸边，全年演出了二百九十三场，观众达五十一万三千多人次。
其中，去年八月新组建的曲艺队，也演出了五十多场，并为基层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
歌剧团是个重新组建的单位，去年边建团边演出，全年还演出了一百三十二场，观众达十五万五千多人次。
去年年终总结时，经政治部党委批准，一些单位获得先进单位称号和立功受奖。

（何椿年、王群、林达、潘井）

作者：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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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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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降雪这个新的科研项目，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在我国新疆地区首次试验成功。
空军某部五一三机组在配合有关科研部门完成这一任务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国新疆广大地区，去年入冬以来一直没降雪。
如果照这样继续到去年十二月十日以后，气温将下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对冬小麦和牧草安全过冬，是个很大的威胁。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副大队长、女飞行员岳禧翠奉命带领五一三机组从内地连续飞行九个多小时来到乌鲁木齐，执行人工降雪任务。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她们首先试飞了南北疆大部分机场，看地形，熟悉备降场和作业区，了解各地的农田、牧场分布情况，并训练了有关部门的空中作业人员。
二十八日拂晓，西北风怒吼，灰蒙蒙的天空飘着小米粒似的雪花。
这是降雪最理想的天气。
岳禧翠驾驶着五一三号飞机起飞了。
飞机很快进入云中降雪高度。
催化剂均匀地播撒在云中，积云受到催化，急剧地起着变化。
领航主任孔凡隆严格掌握着飞行数据，按预定作业区作业。
通信副主任姚家香及时准确地保持着和地面的联络，整个机组成员团结战斗，密切协同，飞行两个多小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次降雪量普遍在七厘米以上，最厚的达十五厘米。

降雪成功的喜讯一传开，边疆各族人民纷纷发来电报，要求派飞机到他们那里去人工降雪。
机组的同志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人民的要求，她们不放过一个可飞天气，为人民降雪。
伊犁地区是新疆主要产粮区之一。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岳禧翠降雪机组飞越阿卡拉山口来到这里。
浓厚的积云层厚达几千米，把天山群峰严严实实地盖起来。
飞机在浓云里，在千山万壑之间穿来穿去，播撒着催化剂。
岳禧翠和战友们沉着灵活地操纵着飞机，在万山丛中连续作业七个多小时，为伊犁各族人民降了一场瑞雪。

经过五一三机组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目前基本上解决了北疆冬小麦和牧草过冬问题。
为了感谢子弟兵，边疆各族人民给机组赠送了一面锦旗，上写着“雄鹰腾空催瑞雪，银装素裹兆丰年”。

王明玉

作者：刘国林/何家生 刘国林？
何家生
栏目：实事求是办后勤（典型事例报告）

“回民食堂”的呼声

那是一九七七年底，团政委李万金在二营听到一件稀奇事：五连食堂成了“回民食堂”。

怪，五连的名册上没有回族战士呀！

不怪。
你看，五连买猪肉改善生活的发票一大叠子，战士们却只能闻到荤腥气，很少见到肉块；
上级每月供应连队有一定数量的鲜蛋，可筷子底下总难见鸡蛋花；
红白糖上级每月供应十几斤，战士们却几个月吃不上糖包；
部队每月供应面粉比例不小，五连一开饭，早上黄馍，晚上黄汤，竟两个多月很少吃到白面馒头。
这样艰苦过日子，连里积蓄该不少吧？
不，月底结算，老是听腻了的那两个字：超支。
战士们憋着气说：“莫非咱连出了‘地老鼠’？”
有的干脆说：“人家都是‘人心思上’，可俺们一天三顿守着个‘回民食堂’，倒是‘人心忧饭’！”
团党委常委会议上，李政委把五连的“回民食堂”问题端了出来。
没料到，拿出一个，带来一串。
分管后勤工作的张副团长接上去就摆开了：十连战士们强烈要求团党委派工作组到连队查司务长的账目；
一连本来副业操持得不错，战士们却反映连队的伙食下了陡坡；
团机关招待灶每天每人补助两角钱，就餐人员纷纷提出，饭菜根本不够数……。
由五连到全团，问题越摆越多。
战士们在伙食上嗷嗷叫的情景，撞击着每个党委成员的心。
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不容从战士嘴里掏东西

伙食上塌窟窿，里头到底有啥“鬼”？
按照军委会议关于维护战士利益的规定，团党委迅即展开了全团性的伙食大整顿。
党委一二把手亲自抓，司、政、后机关迅速动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兵分多路下连队。

在五连，刘副政委和工作组协同连队党支部开了四个会：支委会、经委会、战士座谈会和军人大会。
再加上个别做工作，把揭、摆、查的任务交给战士，让他们出来说话。
然后，实事求是地内查外调。
两个多月后，问题揭晓了：“回民食堂”的起因在于钱粮走私。
且看司务长的窍门：收入零伙不计账，出售物资不入账，冒名顶替多报账，重开发票记黑账。
就凭这几手，短短一年，他就贪污现金及其它物资折价达六百八十多元，粮票一千一百多斤。
自己装腰包还不算，为了给个人多开“路条”，他还把成袋面粉、成提包大米、成挎包鸡蛋送人。
连队生活搞得不成样子，他自己的小屋里却锅、碗、瓢、勺加火炉，样样俱全，肉、鸡蛋、名酒和过滤嘴香烟，经常不缺。
需要啥仓库里拿，想吃啥就做啥。
他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几十元不嫌多，块儿八角不嫌少。
炊事班捡废品卖了几块钱，他也自个揣起来。
战士们对伙食提几句意见，他竟然让战士端着饭碗忆苦思甜。
五连的战士们激情难捺：“油你刮走了，嘴作堵不住，人民军队岂容有人喝兵血！”
在十连，整顿很快铺开。
政治处张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对司务长的账目进行全面细致的查对，结论是：账目清楚。
那么，战士们为什么反映那样强烈？
工作组下到班里，找战士们拉呢，这一来，大家吐出了心里话：俺并不怀疑司务长贪污，可他七个多月来，家乡亲属来往如梭，只在伙上吃，很少向外拿。
管家人这样管家还行？
俺们不忍心看着用汗珠子换来的那点家底给折腾光！

在一连，贾副团长和张副政委先后带领工作组，结合支部整顿，查干部们在伙食上到底手头净不净。
查的结果：没有多吃多占的现象，但却有一件新鲜事：连里有条规定，干部战士家属来队就餐都不交粮票、伙食费，这条规定已实行一年之久。
战士们说：这条慷慨大方的土政策，实际上是变着法子从俺们嘴里掏东西！

整顿在深入，机关招待灶的问题也真相大白：一个小小的招待灶，仅几个月时间，就被“聪明”的给养员装进腰包一百多元饯、五百来斤粮票。
你说就餐人员的饭菜咋会够数？

四个月后，各路大军会齐，向团党委报告了情况。
团党委很快作出决议：给五连司务长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经济退赔后，作复员处理；
给招待灶给养员以行政严重警告处分，贪污钱粮限期退赔；
十连司务长除家属来队一个月外，其余全部按战士现行供应标准补交伙食费，并加紧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废除一连的土政策，坚决落实部队的传统制度，干部所欠粮票全部补交。

真如久旱逢甘霖。
战士们一听到团党委的决议，别提那股高兴劲！

再加一道锁

战士们喜中也有忧：喜，现在已水落石头现；
忧，只怕是来日再涨潮。
战士们的反映，把党委“一班人”再度带入沉思：是啊，近几年围绕伙食问题搞过几次整顿，一次比一次来势大，但从战士身上刮油的现象终未绝迹。
看来，要得此门不再开，必须再加一道锁。

说了就办，先找下锁的位置。
党委反复分析了连队伙食走私的原因，找出了这么几处“失守之地”：

各种制度不健全，刮油的人有机可乘。
五连司务长任职一年期间，连队百分之九十的单据无人查收签字入账，副业收入长达半年之久不记账，肉类、鸡蛋等实物出入仓库无人验收签名。
人们不禁要问：厨房值班员的责任、经委会的职权哪里去了？

党支部不管伙食，刮油现象制止不力。
不少连队主管干部认为，抓生活是副连长的事，对伙食超支节余多少，副业收入怎样，司务长账目如何，概不过问。
如一连，伙食本已钱粮双超，可主管干部还觉得家底颇厚，盲目乐观。
难怪战士说他们：只往碗里盛着吃，不问锅里有没有。

党委机关把关不严，刮油问题抓得不狠。
党委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花过不少气力，但对“韭菜割了还会发”估计不足，防范措施没跟上去。
后勤部门忙于收支发放，当家理财的职能发挥不够。

找到纰漏所在，按说该下锁了。
可是，团党委没有简单行事。
他们抓紧召开了由各营副营长、各连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参加的生活管理会议，组织到会同志认真学习军委、总部有关连队生活管理方面的各种规定和文件，深刻领会，逐条熟记；
同时，剖析五连司务长犯错误的过程，学习二连司务长周学伦调离连队时，各种物资一点不缺，钱粮分毫不差，账目清楚，一尘不染的模范事迹。
这样做，大家很清楚：党委无非是叫我们身要正，手要净，当家理财，思想先行。

到了下锁的时候。
团党委重申了根据本团实际情况制定的生活管理十八条规定，又加上了几条“硬性”要求：一是后勤要把过去那种司务长列表呈报的报账方法改过来。
司务长报账必须带账本和发票，由业务部门指派专人逐一查对结算。
然后，把各连钱粮超支节余数目列榜公布，使团、营、连各级胸中有数。
二是连队主管干部必须把伙食管起来。
司务长要定期向支部汇报工作。
主管干部对伙食问题要亲自过问，了如指掌。
连队伙食超支，必须由司务长讲明原因，党支部写出报告，及时呈报上级。
三是必须把实物验收、定期查账等制度严起来。
厨房值班员要坚持单据验收和实物验收相结合，两者相符，签字生效。
否则，一概视为白条不予报销。
要按时公布账目，做到日清月结。
特别是外来人员在连队就餐每月要逐名公布。

处处落锁，人人把关，战士们心里踏实了。
他们齐声称赞：团党委这道锁下得好！

“四角八”的变迁

时间到了一九七八年底，上级机关军政考核组一来到这个团的练兵场和执勤点，立刻感到：变了。
在连队吃上几天饭，随便找几个战士问他们对连队生活有啥意见，他们满面春风地回答：没意见！
有的战士还连珠炮似地介绍：现在，每周的食谱我们自己订，账目自己理，干部战士饭碗里稀稠一个样，司务长和炊事班的同志为给我们办好伙食，真想了不少门道。
我们总觉得，“四角八”越变越大！

“四角八”变大了，战士们的这种感受很能反映这个团伙食大整顿后的新面貌。

首先是自上而下维护“四角八”，伸手掏东西的没有了。
这里有两个小镜头：团直警通连连长王洽玉家属来队，四岁的小男孩硬是闹着要吃煮鸡蛋。
炊事班的同志一瞧这情形，准备从伙上给他拿几个。
王连长一听马上制止：“大伙的东西，自个不能沾。”
战士们解释：“叫你按价付钱，又不是白拿。”
王连长回答说：“鸡蛋按计划供应，战士的标准哪能随便动？”
最后，他还是到市场上买了二斤鸡蛋。
战士们佩服连长按制度办事，抠得死。
连队的干部是这样，上边的呢？
以团长曲学文为例，他在一连组织年终考核，中午吃了一餐饭，按标准交了一角六分钱、半斤粮票。
连队干部战士很服气：象咱团长这股认真劲，“四角八”从头到脚都有保障。

其次是千方百计充实“四角八”，尽可能往里填东西。
我们先说说大家关注的五连。
经过调整后的党支部“一班人”，先在伙食上来了个拨乱反正。
他们充分利用就便条件，带领全连在黄河滩上开荒种地。
去年，副业收入四千八百多元，冬贮菜达到自给有余。
这些收入往“四角八”里一加，连队伙食大不一样，真是整顿之后立即见效。
前面说到的一连呢？
党支部认真总结生活管理上的经验教训，发扬以往抓副业生产的长处，全连一齐动手，当年扭“亏”为“盈”。
除了连队自己想办法“加”，团里还主动往里填。
团党委除了严格保障现行标准吃到战士嘴里之外，还舍得往改善战士伙食上花钱。
去年，他们下大力筹建了蔬菜基地，拿七千多元钱打了机井，实现了电力浇灌。
同时，注意把机械、化肥用在蔬菜生产上。
下劲大，收效好。
当年就收菜五十一万斤，使就近的十一个伙食单位达到冬贮菜自给有余。
此外，团里去年还为各连伙房添了一套家当：腌菜缸、米面柜、铁蒸笼、菜板、流水洗碗池，共开支两万多元。
这个数字也有力地为“四角八”撑了腰。
全团的生活现在是个啥状况呢？
军需股长杜志强实打实地抠了一下：所有连队实吃都不止“四角八”，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连队达到了二类灶的水平。

“四角八”上的变迁昭示人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恢复了，党委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作风又回来啦！
可以预言，战士们的后顾之忧解除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部队现代化建设上的飞跃！

作者：某团副政委贺钟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在某团政治处当干事。
我们机关干部大多数生活在基层，扎扎实实做工作，帮助连队把思想工作开展得很活跃。

每次战斗任务下达后，我们政治处都进行分工，除留个别同志掌握面上情况外，绝大部分都下到连队，协助基层政治干部开展工作：开好战前支委会，和指导员一起结合战斗任务和连队实际，研究教育方案，进行思想动员；
行军中，和副指导员一起组织文艺骨干编快板、讲故事，鼓舞大家的情绪；
战斗中，及时提出有号召力的口号，激励大家的战斗意志；
战斗结束后，和连队一起搞战评。
这样，从一次战斗的开始到结束，我们机关人员对连队的全部情况都了解，可以直接回到机关汇报，不需要再找连队干部开会、座谈、收集汇报了，使连队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连队工作。

在著名的汉江南岸守备战中，政治处把我分到四连。
在向汉江开进的第一、二天，部队情绪很高涨。
由于这次是隐蔽行动，经常白天在山洞休息，夜间抄小路行军。
有个别同志因此产生了急躁情绪，还编了这样两句顺口溜：“我们小伙子年青力壮，整天行军就不打仗。”
发现这一情况后，我找赵指导员边走边交换意见，研究解决办法。
然后，我俩分头，一个班一个班做工作，教育大家坚信上级的指挥是正确的，讲清走是为了打，走好才能打好的道理。
同时，我们还号召党员在行军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大家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风格。
经过这么一动员，大家那种嗷嗷叫的劲头又起来了。
在连队，我们坚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既做上级机关的传令兵，又当连队干部的好助手，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做执行党支部决议的模范。
当时，我随一排行军，看到只有十七岁的新战士小庞，体力跟不上，走起路来很吃力，就把他的枪和米袋抢过来自己背上。
后来他的脚上打了泡，我就给他穿破，并帮他在袜底涂上肥皂，使他一次也没掉队。
在这次战斗中，小庞的大腿、肋骨连中了两发子弹，但他咬牙坚持，一声没吭，不下火线。

这次战斗时间较长。
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晚上，上级命令这个连抽出部分同志到后方运送弹药。
我和连长、指导员趁战斗间隙商量了一下，我考虑到两个主管干部都在指挥战斗，为了不分散力量，就主动要求承担这个任务。
接着我就带领十名战士出发了。
在这一夜里，我们往返四十多里，翻越两座大山、四座小山，及时把弹药扛到了前线，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进行。
（赵增琦整理）

作者：某部后勤部政委童家祥
栏目：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中，我在志愿军某部四连当指导员。
那时战斗频繁，部队流动性大，每天都要走六、七十里路，不断和敌人打仗。
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工作更是重要，应该做得快、做得及时。
为此，我特别注意在火线上和行军途中收集情况，及时进行评比和表扬。

一天上午，一班、六班配合兄弟连队在通往马道峙的公路上截击敌人。
他们两个班打垮了敌人三次冲锋，抓了九个俘虏，缴获了十几支枪，自己无一伤亡。
我想，用这个战果来鼓舞全连，对夺取战斗的胜利，是再好不过的战前动员了。
于是，我立即从四、五里路外赶到这两个班，向他们表示慰问，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通过同战士们交谈，了解了他们许多生动的事例。
刚回到连队，就接到命令出发，看来一点时间也没有了。
我就在行军中，向全连宣扬了一班和六班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事迹。

到达了集结地域待命的时候，看见敌人阵地上一片火光，敌军已开始逃窜，我们每一分钟都可能投入战斗。
我不放过这个间隙，立即召开支委会，给一班、六班的七个同志评了功，并给一个班评了集体功。
这时未经上级批准，我就把请功的消息和这些同志的事迹立即通知了军人委员会，要他们在阵地上进行宣传。
六班长杨锡生听后，心情十分激动，他站在壕沟里，代表全班向党支部表决心，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要再立新功。
没有立功的同志也精神振奋，表示要勇敢作战，争取立功，整个阵地上是一片“杀敌立功”的口号声。

当时全连同志虽然又饥又渴，但斗志十分旺盛。
上级一下达追击命令，全连如猛虎一样扑下山，一气追了十几里，无一人掉队，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后来，上级机关总结了我们在这次战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认为这样边打边评边表扬，不失时机，工作做得很及时有力。

作者：刘欣生/李启科

最近，这个部队拉练进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部队领导同志及时下到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民族政策。
还回顾了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亲临这个部队进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试点的光荣历史。
部队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较好地克服了少数同志把执行军事任务与爱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的糊涂认识，增强了遵纪爱民的自觉性。
所属某部政委刘国柱和副政委朱梓明，亲自带领工作组逐村逐寨走访，调查风土民情，建议党委做出了四项规定：不准讥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不准以战备训练为借口随意砍伐树木；
不准在群众的庄稼地里搞训练；
不准抢购当地土特产品。

广大指战员爱护群众一草一木，出现了许多好事情。
一天下午，所属某部一连进行实弹射击考核，一发曳光穿甲弹把山上的草引着了。
风大火猛，眼看就要烧着一片松林。
副指导员徐颜平立即带领全连同志投入灭火战斗。
九班战士梁卜为了截断火路，扑下身子，在浓烟烈焰中来回打滚。
同志们一起努力，扑灭了大火。
在驻训中，干部战士还十分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所属某部三营炮连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壮族村庄里，壮族群众曾对水井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准在井旁洗澡；
二是不准用私人的桶打水。
连队初到这里不知道这个规矩，在井边搭了个洗澡的茅草棚，有的战士也用自己的桶在井里打水。
村里群众对此有些议论。
党支部发觉这个问题后，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教育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二是由指导员胡寿奇代表全连同志向全村壮族群众赔礼道歉；
三是立即拆掉了洗澡棚，并在井边放了个公用打水桶。
村里群众看见后十分高兴。

部队遵纪爱民，受到各族群众热情欢迎。
他们主动为子弟兵腾房子，备柴草，还送来大量的各种新鲜蔬菜。
部队驻地到处洋溢着军民团结战斗的欢乐气氛。

（本报通讯员 刘欣生 本报记者 李启科）

战斗动员要切合作战任务、战术和技术要求，使战士懂得打什么敌人，执行什么任务，用什么办法能打胜仗。
对胜利条件和困难要讲清楚，既要“长自己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又要树立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的思想。
战斗动员要根据干部的不同职责、战士的不同觉悟、执行任务的不同时机、部队的当前情况，范围一波波扩大，思想一步步加深。
通常情况下，首长亲自动员，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
动员形式要规模相宜，时间短少，生动有力。
在情况突然变化、任务临时变更时，可以采用边走边讲、边打边传的“飞行动员”方式。

战前动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充分，条件允许，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按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进行全面的动员；
同时对功臣、老战士、新战士、犯过错误的同志分别进行动员和个别谈话，提出不同要求，给他们指出努力方向。
然后组织讨论，订出计划，表示决心，启发单位、个人之间进行挑应战，激发部队积极求战的情绪。
第二种，当情况紧急，任务紧迫，部队需要马上行动时，最好利用行军中的休息时间进行动员，或者采取边走边动员解释的方法。

作者：聂皎

作者：虞棘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总理的这篇讲话是富有很大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过总理的讲话。
重温这篇讲话，更加想念总理。
几十年的往事，一齐涌向心头。
去年悼念周总理逝世两周年的时候，我想写首诗来表达哀思。
诗的开头是：“我想总理年复年，不尽哀思入诗篇。
笔未湿时纸已湿，墨已干处泪未干。
……”当时，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诗没有写下去。
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尽力控制激动的心情，回忆着总理对文艺工作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第一次听到周总理的讲话，是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
那是七月六日下午，总理热情地给与会全体代表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
就在那天，毛主席也亲临大会讲了话。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那时候我仿佛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忽然见到了母亲，恨不得一头扑到慈母的怀抱里，倾吐一切。
当时我登上了板凳，翘着脚望着，流着泪笑着，用力地鼓掌欢呼。
此情此景，铭心镂骨，三十年来，历历在目。

总理在这次报告中，讲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他很重视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工作的作用。
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同时提出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
在讲到创作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

总理鼓励创作，支持创作，对于新生的作品，更如同爱护婴儿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他说，任何一个新生的东西，哪有不粗糙不幼稚的？
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要责备过甚，对它要爱护帮助，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
总理说出了文艺工作者的心里话，当时，大家感动得噙着热泪，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总理真是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啊！
时至今日，总理这一教导不是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吗？

总理在结束报告时，满怀激情地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
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敬爱的周总理在历届全国文代会和多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以及和文艺界同志们谈话中，总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家，勉励大家。
周总理真不愧为积极宣传和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典范。

周总理经常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教育大家，而且总是虚心地和大家一起探讨、研究。
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这样。
这次讲话是富有针对性的。
建国以后，文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当时作品虽多，质量不高；
上演节目路子窄，题材大同小异。
而中心问题是领导问题，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民主，对艺术创作粗暴干涉。
对待作品的态度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诅弃”。
求全责备，不实事求是，不按文艺规律办事。
有的甚至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
“左”的干扰尤其严重，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挖根子”。
正如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总理对不民主的坏作风和“左”的倾向，作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了这种坏风气的错误实质及其恶果。
总理讲：“‘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
对于所谓“五子登科”的错误，总理更是进行了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同时辩证地提出：我们要有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大框子；
要抓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
总之是大的原则要坚持，坏的偏向要去掉。
为此，总理对文艺领导干部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要负责任；
第二要干涉少些。

总理在报告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民主，解放思想，按文艺规律办事，提倡勤学苦练，努力艺术实践，繁荣文艺创作，用精彩、多样、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总理这次讲话以来，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了总理这一报告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总理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总理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发扬民主以及按文艺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他在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是树立在文艺工作者心灵上的一座丰碑。

总理在报告中讲：“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
敬爱的总理啊！
您为党、为国、为人民日理万机，昼夜操劳，经常是在百忙之中牺牲睡眠，放弃进餐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来看演出，看影片以及和文艺界同志们谈话的啊！
而且在同文艺工作者接触中，又总是那样谈笑风生，循循善诱，如话家常，使人如坐春风之中。
总理那慈祥的笑容，指挥大家唱歌时的矫健身姿，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底了。

重温总理报告，我回忆了总理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关怀和培育。

文化大革命前，我幸福地多次听到总理看完演出后的讲话，也看到部队文艺单位整理的总理看演出的记录材料。
这些材料，反映了敬爱的周总理用心血浇灌了部队文艺之花。

总理对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节目，看过很多。
象《霓虹灯下的哨兵》，总理曾看了六次，而且邀请专家来看演出，提意见，进行帮助。
对于观众来说，看一次优秀剧目的演出，受到一次教育，也是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
对于工作繁忙的人，也可以说是得到一次很好的文化休息。
但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来说，他一边看，一边想，特别是看到好的戏中还有缺点，更是认真地想办法，对一点不合适的东西，也要想法把它改好。
从政治内容到艺术构思，从编剧、导演、演员直到化装、服装、道具、布景，总理都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
他总是先征求创作人员和演员自己的意见，自己觉得怎么样；
对他自己的意见，又总是谦虚地说：很不成熟，只能作参考。
在谈意见时，也总是以鼓励为主。
比如，南京部队话剧团一九六三年来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总理同艺术创作人员谈了多次，表扬了这个好戏。
同时语重心长地对一个得到观众好评的演员说：“你还要努力呀：不要因为我们称赞就不努力了！”
对于还有些问题的作品，总理也是积极地扶持。
他说，虽然有点粗糙，那是必然的，一次次磨炼就会好了！
可以照样演着改。
他鼓励创作人员不要怕败笔，不要怕困难。
即便是对一些不够成熟还需要加工提高的节目，总理虽然指出水平不高，但又立即问演员同志，泼了冷水没有？
泄气了没有？
而且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帮助加工提高。

总理对演出的看法，首先着眼于内容，对于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方面也极为关怀。
总理曾经提出艺术既要有革命的激情，也应该有革命的抒情。
他以海洋为喻说，大海有时汹涌澎湃，有时也很平静。
他提出要有激有抒，有张有弛。
他非常注意歌唱演员的吐字，他说在吐字上下功夫，才能出感情、出思想，注意力只在腔上就呆板，没听出歌词的意思，不动听。
首先有了思想感情，腔就自如了。
总理不仅从大的原则方面提出意见，就连一个动作，一句台词，一件服装，一个道具、以及化装、布景等方面，都非常仔细地注意到了。
有时甚至亲自设计，亲自修改。
比如，一九六三年总理看过《年青的一代》演出后，肯定了是个好戏，对于一件道具却提出了意见。
他提出烈士的遗书不要放在非常漂亮的盒子里，用一个普通的盒子装着就行了。
看起来是一个道具问题，而其含意却是非常深刻的。
我的理解是：要发扬先烈传下来的艰苦奋斗光荣传统，以此教育年青的一代。
就是受到总理的批评，也使人感到亲切、温暖。
有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现一个丈夫批评妻子的错误思想时，态度生硬。
演出结束后，总理就对这个演员说：“你这个同志在家里对你爱人也是这样子么？”
这一富有风趣的批评，使这个演员得到很大的启发。

总理最平易近人，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唱歌，一起吃饭。
文艺工作者感到和满面春风的总理在一起非常幸福、愉快，毫不感到拘束。
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总理很熟悉，即使相隔日久也能认得。
他能叫出许多演员的名字，有时还问某人怎么没有来。
对于新认识的同志则热情询问是什么地方人，家里还有什么人。
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每当想起总理的关怀，总是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总理在看演出前，如果由于工作忙或参加外事活动不能按时到达剧场，就先让人向演出单位说明，他有事，不要等，要剧团按时演出。
如果演出单位坚持要等，来人则说总理是从不耽误别人时间的。
记得，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济南部队前卫话剧团在京演出最后一场《王杰组剧》。
周总理要看这场戏，但因有外事活动抽不出身来，便让秘书打电话告诉剧团不要等他。
第二个戏开始不久，总理来了，见到剧团负责同志立即说：“我来晚了，有事情，没有按时来到，请你们原谅。”
演出结束后，剧团想重演第一个戏给总理看，总理又说，“不必要了，大家已经够辛苦了！”
敬爱的周总理处处想到群众，却从不考虑自己的劳累。

总理接见演员并合影之后，拿出一张节目单来，问大家会不会唱根据王杰的诗谱成的歌曲：“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
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总理曾把这首诗写在为学习王杰的题词上）。
他先让一个演员唱，然后要大家一起唱。
这一欢快的场面，被摄影人员拍下来了，我荣幸地得到剧团赠送的一张。
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我将永远珍藏着，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培育和关怀。

周总理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在他的辛勤培育下，自一九六一年以来，文艺工作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仅就当片部队文艺创作情况来说，以戏剧、电影、文学为例：在那期间，创作演出的就有《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江姐》、《南海长城》、《不准出生的人》、《豹子湾战斗》、《女飞行员》、《海防线上》、《第二个春天》、《针锋相对》、《雪山朝阳》、《边哨风云》、《代代红》、《山村花正红》、《年青的鹰》、《连队在行进》、《水兵之歌》、《湘江北去》、《幸福桥》、《青春红似火》、《哥俩好》等三十六个大型剧目。
其中，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看过的就有二分之一。

在那期间，摄制的故事影片有《槐树庄》、《东进序曲》、《抓壮丁》、《怒潮》、《秘密图纸》、《野火春风斗古城》、《突破乌江》、《夺印》等三十部。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晋阳秋》、《长城烟尘》等六部。
至于歌舞节目、纪录影片、短篇小说、诗歌、美术等更是创作了大量好的和较好的作品。
这仅是部队文艺工作这个局部的粗略统计，如从全国来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那就更为可观了。
这就是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讲话的推动和亲自培育下，文艺园地收获的硕果。

毛主席曾经讲过：有比较才能鉴别。
鲁迅也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他们对于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和培育下，文艺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诬蔑为“最大的失败、二十年打了败仗”。
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吗？
他们恬不知耻地把江青这个白骨精奉为开辟“新纪元”的“旗手”，给姚文元这个恶棍加上“金棍子”的头衔。
他们吹阴风、射毒箭、明抢暗夺，捏造出来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挥舞着法西斯全面专政的大棒，狂喊着“横扫一切”，“打倒一切”。
棍子任意打，帽子满天飞，挥刀抡斧，东砍西劈，给文艺界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霎时间，乌云滚滚，妖风阵阵，好端端的文艺园地，被这帮禽兽摧残得万树枯萎、百花凋零。
他们胡说什么“我花开后百花杀”，说什么“百家争鸣，一家作主，要听江青的”。
他们恶毒地攻击：“电影尽放毒”，“话剧看起来完蛋了”，“越剧是靡靡之音”，“民歌下流”，“民族舞剧语汇贫乏”，“业余演出队庸俗化”，等等。
这是多么无耻的诽谤，多么下流的诬蔑啊！
他们把万紫千红的各种艺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把文艺园地变成了一潭死水。

他们把文艺工作者诬陷为“牛鬼蛇神”、“反革命黑帮”，他们狂叫着要“砸烂旧摊子”，“要重新组建文艺队伍”，给受到人民赞扬和尊重的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以及文艺领导干部，戴上“三名三高”的帽子，咬牙切齿地叫喊“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枪毙几个人才解恨”。
他们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的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文艺干部和一些有成就的青年作家、艺术家关起来了，有的逼得含冤而死，有的纵然没死，却也非病即残，丧失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能力。
就是这样，“四人帮”这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嫌不够，还想要“不断地打、狠狠地打，……直到确实打死为止”。
林彪、“四人帮”实行的法西斯专政，正如列宁所说：“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五八页）林彪、“四人帮”欠下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他们的滔天罪行死有余辜。

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自然也挽救了文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后，阳光普照，东风劲吹，使得枯木萌芽，百花复苏。
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其它种种谬论谎言，砸烂了林彪、“四人帮”给文艺工作者戴上的沉重枷锁，打破了他们策划的种种“禁区”，拿起笔来，放开喉咙，大胆地写啊！
纵情地唱啊！
两年的功夫，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百花园里，开始出现了群芳争艳的喜人景象。
鼓舞人心的是舞台上、银幕上出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陈老总、贺老总、杨开慧烈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大快人心的是文学艺术家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发出了讨伐林彪、“四人帮”的檄文。
文艺形势一天天地好起来。

现在，党的三中全会吹起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的号角，开始了新的长征。
文艺战线也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党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实了，许多文坛宿将重跨征鞍，新生力量在茁壮成长。
一个百花芬芳，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必将很快到来。

我在重温总理的报告时，回忆几十年来文艺战线走过的崎岖道路，也沉痛地联想着自己走过的弯路，认识上、工作中犯过的这样那样错误。
但是，我满怀信心地展望着伟大祖国的锦绣前程，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到来。
展望着毛主席、周总理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必将到来！

最后，让我背诵总理写的意味隽永的诗句来表达永远怀念总理的心情：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看过济南部队前卫话剧团演出的《王杰组剧》后，和演员谈话、唱歌的欢快场面。
（照片）

作者：黎汝清

怀着十分感奋的心情，捧读了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在文艺理论上的新发展。
他是那样语重心长而又深刻地讲到了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
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又说：“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这是领导文艺工作，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很重要的一环。

在我们南京部队的文艺领导上，我认为还是比较民主的，很少勉强作者去写什么或不写什么。
我想就作者选择题材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一九六三年，我到海岛生活，写了反映军民联防的《海岛女民兵》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写革命历史题材，在完成《万山红遍》上下两卷的创作之后，又写了反映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长篇《叶秋红》（也是上下两卷，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已经发排）。
按我的原计划，是想到广州海陆丰地区、湖南、江西去深入生活，写一部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烈焰》，而且初步设想已经有了，在补充生活后即可动笔。

我的思绪，一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奔驰徘徊。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一位研制高温无机防火涂料的科学家石玉良。
他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的重大的科研成就，尤其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对他的惨无人道的摧残，使我激动，使我悲愤，使我感慨万千，使我在胸中积压了十几年的种种感情，猝然暴发了。
强烈的爱憎，使我忍不住要发出怒吼和呐喊。
夜里，我失眠了——便思索着，激动着，追求着。
究竟记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才能免除我们民族的灾难？
才能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
我仿佛又回到了阴云翻滚的年代！
多少真、善、美的品性以及可歌可泣的斗争我要颂扬；
多少假、恶、丑的卑鄙凶残的阴谋罪行我要愤怒地声讨和控诉！
我又是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向往着祖国的万紫千红的春光啊！
在八亿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脚步声中，我感到地球在微微地颤动了。
我的心也在这动天撼地的战鼓声中颤动了，我要手执武器——笔，在这伟大的进军的行列里阔步前进。

这时，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来的创作计划（我丝毫也没有轻视革命历史题材的意思），同这位科学家日夜倾谈。
一个长篇小说的初步结构，在两天中就完成了，后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谈了我的初步设想，经过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之后，用十天的时间，写了一个十二万字的提纲。
这种现象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由写历史题材转到写现代题材；
由写革命战争题材转到写科研题材；
由写部队题材转到写工业题材，这个转变幅度是很大的。
能够转变得这样顺利和迅速，这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的！
仔细一想，也不奇怪，石玉良的经历不仅引发了我的创作激情，这个题材也调动了我十几年的生活积累。

列宁曾经强调给创作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我们的周总理又详细地深刻地阐明了文艺民主的问题。
从我自身实践的体验中，我感到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规律问题——作者没有强烈的冲动，是没法进入创作的！
这种感情是勉强不得的。

在我没有和科学家石玉良接触之前，这个方面的思想感情的闸门，还紧紧地关闭着，我脑海里还奔涌着历史的洪流。
在这种时候，如果组织上要我放弃历史题材，交给我一个写现代题材的任务，我思想上是会有抵触的。
现在则不同了，我和这个题材一见钟情，强烈地要反映它！
向组织上汇报之后，立即得到了领导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文学创作是精神生产！
不是动力气，而是动感情的，要有强烈的感情！
对于文艺创作的领导，我认为可以打一个比方：这就象谈恋爱一样，同时有很多姑娘（题材）供我选择。
我和某一个姑娘很可能一见倾心，谈得非常和谐；
而和另外一个姑娘——尽管这个姑娘也是个好姑娘，甚至优点比前一个还多些——但我和她谈起来却格格不入！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是不能包办的！
绝不能说包办婚姻的父母用意不好，甚至可以说用意十分良好，因为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个好的对象，希望子女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他们及时地给子女以指导，提出种种有益的忠告，那是可以的，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作“过多的干涉”，甚至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再搞那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会造成悲剧。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强扭的瓜不甜”。
文艺创作是不能由“长官意志”来强扭的！
文艺工作领导者，应该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这是发展艺术，繁荣创作的很重要的关键。

作者：刘兰芳

长篇叙事诗《金色的花环》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心田同志，满怀深挚的无产阶级感情，由衷地歌颂了周总理热爱人民和人民热爱周总理的深厚感情；
赞颂了周总理伟大质朴的高贵品格；
缅怀了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

长诗通过周总理三次到大寨的感人情景，以生动细腻的笔法塑造了周总理以及老奶奶、赵玉荷的艺术形象。
长诗在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汲取经验以造就今日新诗的形式方面，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方面，在叙事中抒情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诗的构思新颖、语言精练生动，结构严谨。
（刘兰芳）

作者：章柏青

影片《大河奔流》以黄泛区解放前后二十年的变化，表现了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灾害，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战胜了资本主义，在荒芜的沙丘上建立了崭新的世界的战斗历程。
李麦、海清、长松、春义、凤英、天亮、梁晴等人走过的道路，概括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走过的一条共同的道路。
影片真实而深刻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影片上集写的是旧社会，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
下集写的是新社会，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
两重社会两重天！
在上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制造的惨绝人寰的“花园口事件”，看到了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黄泛区人民受苦受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
同是一条黄河，同是这块地方，在下集中却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景象。
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对黄泛区人民的关怀，温暖着人们的心。
黄河成了一条幸福的河。
昔日的女长工，成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逃荒要饭的流浪汉，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成了保卫海疆的解放军军官；
多年离散的夫妻团聚了，母女相会了；
荒芜的沙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影片的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李麦这样一个我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她爽朗豪放，饱经风霜，对阶级兄弟有火一样的热情，对敌人又有坚强的斗争精神。
她的成长和斗争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入党之前。
影片通过“夺鞭”“逃荒”、“反抗日本人抓劳工”等几场戏，一方面表现了她朴实、刚强、眼光敏锐、嫉恶如仇的性格，表现了她不同于一般劳动妇女的一面，同时，也没有把她人为地拔高。
比如在龙王庙，她和其他难民一样，除了讨饭，也想不出其他生存下去的办法。
第二阶段是入党以后到全国解放。
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步懂得了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起来和日本鬼子斗，和汉奸地主斗。
她受党的派遣去难民中开展工作，通过西安抗丁、洛阳卧轨以及保卫红色政权等几场戏，生动地描绘了她的勇敢、机智和在革命斗争中日趋成熟。
第三阶段是在全国解放以后。
她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的优秀干部了。
当她亲眼见到黄泛区还要吃国家的供应粮时，就象王铁人看见北京的公共汽车上背着一个大气包一样焦急、难过。
她主动申请回乡当不脱产的干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到扭转南粮北调的战斗中去。
同时，影片生动地表明：李麦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将自己溶入群众运动的洪流之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李麦这个形象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它是从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她和李双双一样，都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在“四人帮”的眼里，英雄人物的思想是纯而又纯的，他们往往鹤立鸡群，六亲不认，从头到尾就是做一件事——抓阶级斗争。
这种干巴巴的“高境界”人物，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
而《大河奔流》却没有那样做。
它既描写了李麦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的表现，也描写了她个人、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及她和战友、群众之间那种亲切的同志的感情。
“四人帮”曾经指责这个剧本写的是悲欢离合的故事。
写旧社会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悲”与“离”，写新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欢”与“合”，从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原因，这有什么不好呢？

《大河奔流》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首次在故事影片中表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遗憾的是，影片对于毛主席形象的塑造还不够理想。
而周总理形象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
短短几场戏，生动地描绘出了周总理对毛主席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描绘出他政治上英明果断，工作上踏实细致，生活上艰苦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和感染。

这部影片也有缺点和不足。
从整部影片看来，下集不如上集感人。
到了下集，矛盾冲突平了，结构也不如上集紧凑。
一些人物到了下集，思想起了变化，如长松、徐中玉，但影片对这一变化的过程描写得还不够细致，他们与李麦思想上的交锋没有很好开展。

从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被“四人帮”扫荡殆尽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得到了恢复，感受到了那来自生活的艺术带给我们的喜悦和力量。

作者：崔乙
栏目：新书架

《神火》收有八个短篇和两个中篇，书中故事以前都曾发表和出版过，现经作者整理编成集子，重新和孩子们见面。

作品的内容很广泛，有的表现红军时代革命老根据地孩子们的斗争生活；
有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少年儿童的革命友谊，歌颂了国际主义精神；
有的描写了海防少年的英雄事迹；
有的生动地刻画了边疆藏族少年儿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解放军，热烈追求革命理想的优秀品质。
这些小说，清新明快，富有儿童特点。
其中《五彩路》、《小马枪》、《神火》等写得更为精巧别致，娓娓动听，为孩子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美好的艺术画面。

这些故事，对于广大少年儿童和一般读者，都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
（崔乙）

据新华社二月六日讯 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举办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六日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

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且在会上讲了话。

王任重在讲话中说，举办广播电视大学是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扩大高等教育事业规模，加速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的一个好办法，也是把现代化手段引进教育领域的一项措施。
他希望各地、各部门和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把它办好。
大家都来帮助广播电视大学，切实解决它办学工作中的问题，给它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大家都来做办好广播电视大学的促进派。
他还勉励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办学过程中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边办边改进，使广播电视大学逐步完善，越办越好。

蒋南翔在讲话中强调了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
他说，电视大学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教育计划，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的培养目标，保证教学质量，不能任意降低要求。
他认为，如果不能保证必要的质量，数量再多也是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意义。
他指出，能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从来就是决定高等教育成败优劣的关键。
对于广播电视教育来说，能不能巩固、发展，也取决于能不能保证毕业生应有的学业质量。
他希望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和同学，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为发展和扩大广播电视教育事业开辟道路，作出榜样。

周培源对开办广播电视大学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期望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教授和广大教师，都来关心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以至于亲自给电视大学讲课，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更多的青年人和成年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二月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金淑生报道：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闻名内蒙古全区的土默特学校，在遭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被迫关闭十年之后，最近复校。
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蒙古族农牧民，在复校这天骑马坐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学校参加庆祝活动。
复校后，这所学校已由原来的小学改为自治区十年一贯制的重点民族学校。

土默特学校一向被人们称为“内蒙古民族教育的先锋”。
它创立于一七二四年，由土默川一带的蒙古族人民捐款兴建，名为“启运书院”。
当时它不顾清政府不准教汉文的禁令，坚持用蒙古、汉、满三种语文教学，这对后来发展内蒙古地区同内地的文化、经济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一五年改名为“土默特完全小学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人，是内蒙古最早的一批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这所学校是内蒙古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和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后勤供应点，校内大批师生前往延安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领导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中有不少同志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英勇牺牲。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所学校的蒙古族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绝大部分是土默特川贫下中农（牧）的子弟。
复校后的土默特学校已开设七个班，并正筹建教学大楼和充实教师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培养人才。

作者：陈学思

据新华社天津二月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马杰报道：天津市有六千一百多名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在职工人、技术人员，正在天津科协举办的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和各个分院进修。

天津市科协于一九六一年建立了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一九六三年又增建了八所分院。
当时，对提高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进修学院被迫停办。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筹备，科技进修学院及各分院于去年九月重新开学，共开设了二十五个专业、一百一十八个班，学制分别为两年和一年。
进修学院的学员，是自愿报名，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在职技术人员和研究单位的领导干部。
各分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同等学历的技术工人。
学员们每周利用业余时间来校听课两次，每次两至三小时。
教学内容以科学技术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为主，力求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作者：赵书生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党中央对高考制度改革以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赞扬。
但也有少数同志担心择优录取会扩大城乡差别。
这个问题我也认识不清，特来信请予解答。

八七四九一部队 七十九分队 李建新

李建新同志：

报社转来你的信，让我就你所提的问题谈谈认识。
我认为，择优录取不会扩大而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历史原因，一般地说，城市的文化水平同农村比要高一些，因为城市接受文化知识的条件比农村优越，所以就要显出差别来。
再加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平衡。
面对这种现实，实行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才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呢？
一种办法是延续“四人帮”的那套“推荐”办法，一种是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
事实证明，后一种办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道理很明白：消灭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只能靠发展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从教育方面来说就必须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尽快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其它各方面的人才，而择优录取则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积极措施，舍此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另外，择优录取鼓励了先进，促进了后进，有利于提高中学的教育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
如湖南省岳阳地区，去年由于大抓了复习通考，考生文化水平提高很大，录取数比一九七七年翻了一番。
择优录取从表面上看是选拔了一些“尖子”，实际上，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达到“尖子”的水平。
我们应该懂得，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必须先从提高少数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做起。
少数人先提高了，就可以起到一个示范、影响作用，去推动、指导多数人的提高，这种多数人的提高就是普及。
在普及的基础上，又有少数人的进一步提高去影响多数人更高水平的普及。
这样一浪推一浪地向前发展，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就提高了吗？
由此可见，提高和普及总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用“一拉平”的办法来“缩小差别”，“四人帮”已经搞了多年了，那是走的一条毁灭文化教育、葬送国家前途的道路。
所谓“推荐”，实际上为某些人利用职权“走后门”大开了方便之门。
那时候，大学招生的“录取标准”往往是看家长身份的高低，“人情面子”的厚薄，所送礼物的多少等等。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是广大群众对这种“推荐”办法的揭露和批判。
那样搞下去，只会带来更严重的不合理，哪里谈得上消灭城乡差别？
招生制度改革以后，整个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在，大学考场遍及乡镇，工农子女挥笔答卷，任凭祖国挑选。
很多农村地区，上大学的和招生制度改革前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如浙江省海宁县庆云公社，过去推荐上大学的每年只有四、五名，前年一次就考取了二十名。
山东省文登县侯家公社，去年有六十四名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其中有三户每家考上两名学生。
广大考生说，考大学不靠父母的权力而靠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硬碰硬，考不上也服气。
至于个别地区仍然存在的徇私舞弊现象，那并不是新的招生制度所带来的，而且一经发现就作了严肃的处理。

当然，社会主义时期毕竟存在着三大差别。
所以，在择优录取的前提下，又实行统筹兼顾的政策。
如对少数民族和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的考生，适当降低分数线，予以照顾。
但是，照顾也体现着择优的精神，即在这类考生中，仍然是选拔优秀生。

因为我学习得很不够，所谈意见仅供参考。

赵书生

栏目：新闻综述

最近，苏联在日本北方领土国后、择捉两岛上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建设军事基地，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强烈愤慨，日本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

国后和择捉是日本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屿。
据报道，从去年五月起，苏联把在日本北方四岛上的军事力量增加了三倍，并不断改进岛上的包括空军基地在内的军事设施，建立了永久性的营房。
苏联现在驻军约达五、六千人，还配置了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和战斗机。
苏联的部署重点在国后岛。
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五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空中拍摄的三张国后岛大幅照片和消息，证实了苏联正在国后岛上加速建设大规模的军事基地。
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座任何种类的飞机都能起降的大型机场已逐步建成；
建设了很大的雷达基地；
出现了可容纳五百到一千人的兵营式的钢筋水泥大楼。
同时还可看出，一些土木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这家报纸说，从上述情况看来，国后岛今后有可能进驻更多的兵力。
此外，去年五月，苏联的安—12中型运输机十余架，中型直升飞机三、四架，可运载二百五十人的登陆艇四艘进入了鄂霍次克海域。
夏季以后，苏联的导弹巡洋舰和潜水艇等驶往择捉岛附近。
最近，苏联为进行射击训练又在择捉岛海域设置“危险地区”，影响到日本渔船的安全。

苏联的这些军事活动，不能不引起日本舆论的严重关注和愤怒谴责。
日本政府也感到不安。
日本报纸指出，日本北海道东北部沿岸处于苏联在国后岛配置的火炮的射程之中，在海上交通手段发达的今天，苏联军队“不需二十分钟就可能在北海道登陆”，这宛如苏联把匕首对准了日本的咽喉。
这种情况对于日本的安全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日本防卫厅认为，苏联企图在政治上“通过有效的统治”，造成苏联占有日本北方领土的“既成事实”，并同日中缔约、美中邦交正常化相对抗；
在军事上则借此把鄂霍次克海变成苏联的“内海”，利用SSⅡ—18型新式潜艇等对美国本土进行导弹袭击的准备，并加强对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出太平洋通道的控制。

二月五日，日本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约见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就苏联在北方领土建设军事基地一事，用“口头声明”的形式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强烈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固有的北方领土并迅速拆除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
然而，据共同社的消息说，波利扬斯基当场又重复了苏联的老调，说“日苏之间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北方领土问题”，还说什么“日本政府的这项措施是干涉内政”。
高岛对此作了强烈的驳斥。
接着，苏联不顾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二月五日开始在北方海域举行射击和轰炸训练。
这次训练在六个海域、八个场所举行，训练时间到十八日为止。
苏联在这一地区举行如此大规模的训练是过去没有过的。
这六个海域大部分都是北海道渔船的捕鱼水域。
与此同时，莫斯科电台还播出一篇评论，借口国后和择捉也是千岛群岛中的两个岛屿，竟然蛮横无理地指责日本，一口咬定“千岛群岛是苏联的领土”，说苏联“想干啥就干啥”，“教训苏联要这样，不要那样，这是干涉内政”。
这不仅表明苏联要顽固拒绝日本要求苏联归还日本领土的正义主张，而且也是发泄苏联对日本在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上的作法的不满。
越南大举侵柬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并增加了对泰国的援助，加强了同东盟国家的协调。
这使莫斯科大为不满。
现在，苏联说它“想干啥就干啥”，就是要恫吓日本。
众所周知，在别国领土上“想干啥就干啥”，这在苏联霸权主义者早已习以为常。
今天，苏联在被它占领的日本领土和日本近海胡作非为，这不但吓不倒日本人民，反而引起了日本人民更高的警惕。
日本政府正在商讨对策，加强防务措施，对付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威胁。

作者：陆运祥
栏目：外论摘要

随着柬埔寨各个战场的激烈枪炮声，世界公众舆论对越南侵柬战局有不少评述。
越寇侵占金边一个月来，柬埔寨军民依托广大农村、山区和丛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游击战，在各个战场频频出击，不断歼灭越南侵略军的有生力量。
这表明，战争没有结束，柬埔寨人民反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来世界舆论纷纷指出：越南军队遭到出乎意料的抵抗，越南面临长期而痛苦的战争，越南将陷入自己设置的困境中……。

苏越大小霸权主义者侵柬暂时得手后，一时兴高采烈，吹嘘什么“胜利里程碑”和“历史新纪元”，这不过是侵略者的梦呓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在英雄的柬埔寨国土上的侵略者，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越南军队遭到出乎意料的抵抗

日本《每日新闻》二月五日刊登了记者五岛昭的报道：

得到越南军队支援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自一月七日控制金边以来快一个月了。
但是，撤离出首都的波尔布特政权依然在各地开展积极的游击活动。
虽然越南军队正在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定地控制全柬埔寨，但是却遇到了波尔布特军队的“令人吃惊的顽强抵抗”（美国《新闻周刊》），柬埔寨的战况开始呈现出寸步难行（陷入泥潭般）的内战状态。

据泰国军事人士透露，从综合西方外交人士的情报来看，分散在全国的大约一万至三万人（曼谷的情报是十万人）的波尔布特军队分成三十人至五十人的小部队，以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山丘地带为中心，开展游击战，其战术是切断面铺得很广的越南军队的补给线、通信网和主要国道。
在东部和东北部似乎也有在金边陷落的时候免于同越南军队交战的相当大的力量在进行抗战。

据军事专家透露，波尔布特军队的各个部队已经相互取得了联络，并把战斗经过报告给“民主柬埔寨广播电台”。

另一方面，越南军队控制了主要城市和国家的主要公路，控制了大半国土，但是，据说过于延伸的补给路途各处受到攻击，随着驻扎时间的延长，在后方兵站和粮食供给方面也发生了困难。

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三十日刊登记者乔治·麦克阿瑟自曼谷发出的报道：

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越南人入侵柬埔寨并没有把波尔布特政权的人数不多的顽强的军队消灭掉。

虽然河内电台和金边新政府的电台宣称战斗已经结束，但是事实远非如此。
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越南军队现在遭受的伤亡率，比他们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动机械化部队迅速攻入柬埔寨以来任何时候都高。

越南只有一个师打到了柬埔寨西部地区，但是据信，这个师正在遇到严重的补给问题。
从金边到曼谷这条又长又容易受到破坏的公路，在吴哥这个寺庙城已多次被切断，往西运的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显然受到阻滞。

军事专家估计越南最初发动入侵时使用的部队为八万到十万人。
这个数目用来发动军事入侵是绰绰有余的，但在遭到坚决抵抗的情况下却很难守住柬埔寨。

越南因受挫折不得不增加兵力

路透社记者伯纳德·梅伦斯基二月五日在曼谷报道：

忠于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军队继宣布他们的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之后今天宣称，他们在最近的冲突和伏击中打死了越军七百三十多人，击毁坦克十八辆。

这里的外交人士说，他们认为，由于以越南为首的军队在上个月发动闪电式进攻中的新政权攻占金边和其他重要城市及其他目标以来遭到许多挫折，它正在增援它在柬埔寨的军事力量。

《曼谷邮报》二月四日援引泰国军方人士的话报道：

越南又派了五个师去柬埔寨增援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来就在那里作战的部队。

这家报纸写道，这就是说，现在在柬埔寨至少有十五个越南师，共十五万人左右。
此间认为，最近的增援一事清楚表明了越南军队在柬埔寨遇到了严重困难。

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二日评论：

大约十万用装甲武装的越南士兵，在空军的密切支援下，迅速地横扫柬埔寨，击溃波尔布特总理的人数较少而装备低劣的政府军，扶持起一个由越南人挑选的柬埔寨政权。
然而，同游击队作战，就象往沙地上泼水一样，投入大量人力都一下给吸干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的远征军是庞大的。
但如果必须长期驻守如此广大的地区充当警察，它又显得兵力十分不足了。

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柬埔寨人极端憎恶越南人。
越南人将被迫留下去，陷入它们自己设置的困境之中。

“越南军队滚回去”
二月三日，英国群众举着“越南军队滚回去！”
等标语牌在街头游行示威，强烈抗议越南在苏联怂恿下侵略柬埔寨，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
陆运祥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栏目：外论摘要

据新华社德黑兰二月五日电 伊朗政府反对派、穆斯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二月五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革命委员会”推荐，他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将尽快组织“临时政府”，并将就伊朗改变为“伊斯兰共和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巴扎尔甘将在最近向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提出他的政府名单。

霍梅尼是在流亡国外十五年之后于二月一日回到伊朗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透露他是何时组成“革命委员会”的，也没有说谁是它的成员。

在巴列维国王上个月离开伊朗前受命组织内阁、并得到伊朗众、参两院信任票的巴赫蒂亚尔首相，对霍梅尼的上述宣布，立即作出了反应。
他向德黑兰电台记者表示他决心继续任职。
他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新政府。”
据德黑兰《消息报》二月四日报道，巴赫蒂亚尔首相对该报发表谈话说：他不会阻止宗教领袖霍梅尼组织一个影子内阁，但将逮捕企图夺权的人。

据德新社报道，伊朗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吉在霍梅尼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之前几小时发表讲话重申，军队忠于国王和国家。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武汉部队空军后勤部原副部长王成旭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武汉逝世。
王成旭同志一九三○年八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