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就是好
大庆油田井下作业指挥部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收到显著成效
本报讯
记者王德华、高新庆报道：
大庆油田井下作业指挥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按照经济规律，采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去年06月以后，大庆集中主要精力大搞现代化建设。
如何适应这个伟大的转变？
井下作业指挥部党委认真分析了领导思想上不适应的一些表现，主要是墨守陈规，习惯于用小农经济的方式管理企业，缺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工业的宏伟气魄。
在生产管理上，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对生产的指挥权统得过多过死，基层单位没有经济权力，也没有经济责任，吃“大锅饭”的思想比较严重，人力、财力、物力在某些方面有相当的浪费。
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改革那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不大科学的管理方式、管理办法，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井下作业指挥部党委要用鲁迅先生说的第1次吃螃蟹的勇敢实践精神，来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
井下作业指挥部的改革是积极的，同时又是扎实和稳妥的。
从去年七、08月开始，逐步试验，逐步完善，今年才全面铺开。
他们首先做了摸清“家底”的准备工作：
第1，摸清劳力底，制订工时定额和劳动考核标准。
第2，摸清设备底，给每个单位每一台设备订出设备利用率标准，对设备使用实行定人、定机、定岗位。
第3，摸清原材料和技术力量的底，制订了生产项目的费用、材料消耗、修保等一百二十二项定额。
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二百九十多项产品和设备使用的内部结算价格，采用内部流动券的形式，进行成本核算。
全指挥部形成了一个层层有核算，项项有定额的经济核算网。
还制订了《井下指挥部企业管理条例》（试行稿）。
在作了上述准备工作和试点之后，逐步进行了如下改革：
一、按专业化的原则，改组和调整工业生产体制。
井下作业按照压裂、酸化、堵水、试油、试验等项目，建立三个专业化施工大队。
其他为前线生产服务的单位，以服务公司的形式进行改组。
权力到队到人，责任也到队到人。
二、实行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
过去计划由各职能机构多头下达，没有统一的计划，经常为争人力、物力、财力发生矛盾。
从1978年开始，坚持统一计划，实行综合平衡，把年度计划和月计划衔接起来。
每个月根据工业生产、科研、机修、运输、基建等十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搞好劳力、设备、物资、资金四个方面的综合平衡，然后按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统一下达计划，使计划工作增强了科学性。
在执行中，计划完成好、正点运行的，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优先保证，完不成计划的，追查经济责任。
三、推行合同制。
通过合同制，把井下作业施工中各专业生产单位的协作关系，用经济纽带联系起来，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生产的发展。
共确定四种合同形式：
第1，协作合同，主要解决生产单位和生产辅助单位之间的关系；
第2，物资供应合同，主要解决生产、科研、辅助单位与物资供应单位的协作关系；
第3，加工合同，主要解决生产、科研、辅助单位与机修、机加工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
第4，劳务合同，主要解决基本建设等单位的劳务安排。
按照综合平衡的计划和生产运行的需要，协作双方确定协作的时间、范围、工作量和质量标准，并商定明确的奖惩办法。
认真执行合同的要得到经济利益，违反合同的要承担经济责任。
实行合同的第1天，器材站因责任事故，液体胶链剂拖延了八个小时才配制好，根据合同规定，经指挥部调度找有关方面会商，最后裁决，器材站应给压裂大队、作业七队、车队、特车队合计赔偿一万二千元。
四、两级管理，权力下放。
过去基本上是指挥部一级管理，生产管理权、指挥权集中在指挥部。
大队、小队没有权力，也没有经济责任。
现在改为指挥部、大队两级管理，大队又把任务落实到生产小队。
各大队、小队根据统一计划和协作合同，独立自主地指挥日常生产。
指挥部调度的主要责任是根据各作业队提出的运行计划，排出全指挥部的生产、综合正点运行图，通过监督各协作单位合同执行情况。
及时加以裁决，保证全指挥部按照运行图实现均衡生产。
生产大队、小队对生产负有直接的经济责任，对违反合同规定的任何上级命令有权拒绝执行。
任何领导违反计划和合同下命令，如造成经济损失，要负赔偿责任。
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瞎指挥，充分调动了基层生产单位和每个职工的生产自觉性、主动性。
指挥部领导摆脱日常生产指挥任务后，可以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抓带方向性、关键性的问题。
五、实行奖励制度。
奖励以生产为中心，以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生产建设计划为条件。
指导思想是：
按劳分配，超产有奖，多超多奖，少超少奖，重在超字。
同时增加灵活性。
评奖办法有两种，一是单位集体定额超产奖，一种是单车、单人定额超产奖和节约奖。
科研革新实行项目奖，根据项目推广使用后的经济价值来确定。
井下作业指挥部由于按经济规律对企业管理进行了部分改革，去年07月以来，在从生产岗位上抽出八百五十人去学技术、搞革新的情况下，仍然提前六十七天全面超额完成油井压裂、化学堵水等十一项生产任务，每一项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提前两年超额完成石油部下达的1980年增产指标。
科研方面取得十二项成果，其中选择性酸化、高强度玻璃油管、综合措施等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全面推行上述改革后，效果更加明显。
从去年12月25日起的十五天内，八个作业队在零下三十度的条件下进行野外施工，人员比原来精简了三分之一，有两个队压裂五口井，五个队压裂四口井，半个月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冬季一个月压裂四口井的定额任务。
水泥车、锅炉车工作效率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百分之七十一和百分之七十七。
材料消耗、成本节约等也创造了新的纪录。
工人们高兴地说：
“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就是灵！”

要有“第1次吃螃蟹”的勇气
本报评论员
鲁迅先生谈到社会改革问题时，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
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
所以我想，第1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
象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重温鲁迅先生四十六年前的这段话，感到很有现实意义。
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总任务，很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发扬第1次吃螃蟹的人的勇敢精神，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及时地研究各方面的新情况，解决各方面的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要大胆改革那种单纯行政的、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要大大精简一些政治、行政机构。
要大大减少行政层次。
泛泛的政治空谈，无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参观”、“检查”，层层审批，公文旅行等等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说的“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
工业战线上，象大庆这样一些先进单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解放思想，善于学习，防止僵化，大胆革新。
要努力研究新问题，使思想适应已经变化的新情况。
要继续坚持两分法前进，向一切先进单位、先进地区学习，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向一切懂行的人学习，还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既要总结和发扬过去好的经验，又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那些过了时的、不大科学的东西，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没有一大批不迷信，不守旧，不僵化，勇于创新的闯将，是不行的。
不少同志前怕狼，后怕虎，犹犹豫豫，左顾右盼。
他们突出一个“等”字，等中央拿出统一的改革方案，等其他地区拿出“样板”。
总之，凡是本本上没有，文件上没写，领导上没讲，先进单位没干的，一律不想，不说，不干。
他们怕搞错了，上级批评，群众埋怨。
这些同志为什么就是不怕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肃清不了？
不怕四个现代化不能早日实现呢？
归根到底，是他们对实现四化缺乏紧迫感，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
当然，任何改革方案、措施、办法也不可能一次完善，它要经过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检验。
在实践的过程中，错了改正，再错了再改，都是难免的。
我们要允许不成熟的东西出现，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各级领导同志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
上级机关要鼓励和指导基层干部、职工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勇于探索，大胆改革。
“怕”和“等”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中央的统一方案从那里来？
还不是总结全国各地实践经验才能制订出来。
离开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我们应该积极鼓励下面大胆试验，使我们改革的步子迈得快些、更快些。

邓副总理在休斯敦重申
中国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
新华社休斯敦02月03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再次明确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
他说，尽管中国的条件有限，中国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邓副总理是今天早晨在这里同休斯敦市、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报纸和杂志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时说这番话的。
邓副总理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说，柬埔寨是一个光荣的民族，一个光荣的国家。
中国一贯支持他们。
他指出，现在民主柬埔寨受到越南侵略者大量军队的进攻。
他们处在艰苦环境中，更需要中国的支持。
他强调，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柬埔寨必须得到尊重。

邓副总理对美国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说
中美贸易前景广阔
新华社休斯敦02月03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这里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今后几年内将达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
他是在同一些美国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时说这番话的。
在回答关于美中两国贸易前景的问题时，邓副总理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
他说，他从同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谈话中感到，美国愿意以它的技术和财力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目前同美国政府和公司就两国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这方面的进展并不算慢。
在回答有关农产品进口问题时，邓副总理说，在近期内，至少三、五年，中国还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主要是粮食，这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加快它的速度。
邓副总理在谈到中国石油生产时说，地质调查证实了中国的石油储藏量丰富。
如果中国有一天成为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国的话，他将很高兴，可是现在开发还不够，没有把握这样说。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石油出口可以逐年增加。

邓副总理抵西雅图访问
新华社西雅图02月03日电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美国农业部长罗伯特·伯格兰、运输部长布罗克·亚当斯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陪同下，02月03日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飞抵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访问。
这是邓副总理一行对美国正式访问的最后一站。
同机到达的有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到西雅图金县机场欢迎中国客人的有：
华盛顿州州长迪克西·李·雷，西雅图市长查尔斯·罗耶，美国国会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亨利·杰克逊，众议员乔尔·普里查德、迈克·麦科马克。
此外还有当地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代表。
西雅图是美国西海岸第2大海港。
它以其绮丽的风光和飞机工业而闻名于世。
邓副总理在逗留西雅图期间将参观波音飞机公司。

邓副总理说这次富有成果的访问使他确信：
中美友好往来一定会发展
新华社休斯敦02月03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在这里说，他这次对美国的访问非常有成果，非常令人满意。
邓副总理在同美国西南地区的报界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时说，他和他的一行在美国过得很愉快，他们每到一地，美国人民所给予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接待都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邓副总理谈到他对休斯敦的访问时说，昨晚观看马术竞技表演，使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举行这次早餐会的主人是：
《休斯敦邮报》董事长兼主编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和《休斯敦纪事报》社长达德·理查德·约翰逊。
他们和休斯敦报纸主编联合会主席罗伯特·马博特向邓副总理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他们指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一个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新时代将会到来。
得克萨斯州副州长霍比向邓副总理赠送了一幅表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绘画。
这幅中国风格的画是描绘一个女孩牵着一匹骆驼。
它是美国画家约翰·汤姆森于1932年圣诞节在北京的作品。
他三十年代曾旅居中国。
邓副总理在答词中说，他和他的一行为在访美期间见到的真诚的友谊而深深感动。
他说，他和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领导人的会谈非常亲切、坦率和富有成果。
他还说，他对会谈的结果非常满意。
这次访问使他更加确信，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肯定会得到发展。
邓副总理说，他昨天在休斯敦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他说，他在航天中心会见了一些美国科学家、学者和宇宙航行员。
他说，他与方毅副总理临时成了“太空人”，因为他们进了天空实验室，坐在乘务员的位置上到太空走了一趟（模拟航天飞行）。
在回答报纸主编们提出的问题时，邓副总理说，休斯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的迅速发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谈到了这个城市建筑物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下榻的海厄特摄政旅馆。
他说，美国有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

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敞开思想探讨执行路线、政策等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新华社西安02月04日电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集中地讨论了实行战略转移首先抓好农业这个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中共陕西省委第1书记马文瑞在会上讲了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陕西工作的意见。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陕西省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从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领导作风等多方面，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好的建议。
从大家的发言看，有几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
为什么从解放初期到1956年七年时间，陕西省粮食平均亩产递增百分之七，1963年到1965年三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九，都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而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的粮食产量不是大幅度下降，就是徘徊不前？
陕西省有着发展农、林、牧各业的良好的自然条件，为什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利用，粮、棉、油商品率低，林、牧业更为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甚至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有些地方，群众生产和生活至今还存在着很大困难？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喊了多年，为什么至今各行各业包括农业部门在内，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决？
等等。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家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二十年来政治运动很多，而多数大的政治运动又一直错误地反右，结果越反越“左”。
有一个时期有所谓“陕西镇反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说法，对阶级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
有所谓“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的说法，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导致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扩大化。
陕西省的“四清”运动也走偏了方向，错误地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错误地补订了一大批地主、富农成份，严重地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疯狂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他们把手直接伸向陕西。
陕西老区的党组织被诬为民主革命党，陕西新区的党组织被诬为叛徒、特务党，陕西的干部队伍被诬为一股右倾复辟势力等等，这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其次，在农村经济政策上，多年来在相当的程度上执行了剥夺农民的过“左”的政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偏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都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在拨乱反正，陕西省却乱上加乱，省委一度在所有制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架子车等问题上，作出了违反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错误规定，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和社员的正当利益，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第3，二十年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针摇摆不定，一些问题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没有把农、林、牧放到同等地位，在农业内部，往往单打一，滥用行政命令搞瞎指挥，
“一刀切”。
第4，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四面八方向农业伸手，上下左右挖农业墙脚。
第5，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破坏，象旬邑、志丹县所发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各县都程度不等的存在，降低了党的威信，使党脱离群众。
所有这些，都是造成陕西农业还带有某些恢复性质，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的原因。
会议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是农业的现代化。
采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逐步组织农工商一体化的农业联合企业，这是我们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光明灿烂的前景。
但是，要实现它，必须有一个过程，要从当前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实现这一前景创造条件。
首先，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再被历史证明了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目前，陕西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
就全省来说，大规模的揭批运动在今年春节结束了，具备了转移的条件。
但是，还必须清醒地看到：
陕西是个“灾区”，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对陕西的干扰破坏严重，揭盖子、搞运动的时间不长，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单位和地方还有相当大的尾巴，整个面上工作的遗留问题不少，这就需要在转移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补课”，善始善终。
不这样，要转也转不好，而且会留下隐患，妨碍今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同时，继续抓紧解决好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解决好“四清”运动遗留的问题，解决好落实干部政策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
必须肯定，陕西的群众是好的，陕西的党员、陕西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是坚决跟着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陕西省原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多数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造，真正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确实还有，但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只有从这个正确的阶级估量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才能依靠党、依靠群众去加快农业的发展，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对未来充满信心。
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归根到底，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今年春天，要通过各种办法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坚决执行。
一切行之有效的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都要恢复和健全起来。
不要怕社队“冒尖”，不要怕农民富。
要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搞一切能多增加国家财富、地方财富、集体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生产活动，使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都富裕起来。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会议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讨论了陕北、关中、陕南的经济区域规划，确定把农、林、牧放到同等地位而各有侧重。
设想全省尽快建成每年提供商品粮三十亿斤的关中一千万亩水地粮食基地，提供商品棉三百万担的十九个县棉花基地，提供商品油三千万斤的油菜基地，提供五万担茶叶县基地，提供三千万斤蜂蜜的养蜂基地，提供一百零五万吨乳制品的奶山羊基地，等等。
国家对这些基地采取合同制的办法，农业机械也将根据区域化、专业化配备。
各行各业如何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如何围绕农业办好工、商、文教和一切事业？
会议分析了陕西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省委虚心接受地、县干部的批评，决心首先从省委做起，从省级各部门做起，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会议认为，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解放思想，大力改进领导工作。
要活跃党内党外的民主生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要鼓励和重用那些敢于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干部，认真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公文旅行、办事不讲效率的问题。
要重新教育干部，学马列，学技术，学业务，学习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能力。
这样，党内党外，就有可能逐步转变到用经济方法搞经济工作，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

不要滥派工作队
最近，我在当涂县做了一次调查。
事实说明：
年年抽调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队下乡，弊大于利，失多于得，这个做法值得考虑。
当涂县现有农业大队三百零八个，全县农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主。
从1970年到1977年，进驻学大寨工作队的一百七十八个大队，粮食总计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三，未进驻学大寨工作队的一百三十个大队，粮食总计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派驻工作队比未派驻的粮食增产幅度反而低百分之五点五。
工作队下乡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实际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呢？
从调查看，主要是工作队这一组织形式的本身就先天不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弊病。
第1、工作队的组成结构一般是各类干部的“大杂烩”，基本上是“外行帮内行”。
当涂县县级机关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干部都要轮流参加工作队。
许多机关人员紧张，只好从下属单位抽人，把教师、会计、工人，甚至营业员、炊事员也抽来参加工作队。
有些同志由于不熟悉农村工作，轻率调整基层干部，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变动频繁，使工作受到较大影响。
第2、由于按照三三制组建工作队，一年一换，干部下乡工作大多抱着临时观点。
下乡干部对农业生产只顾当年，不顾长远；
只顾增产，不顾增收。
工作队普遍当义务“采购员”，通过各种渠道，为大队、生产队买化肥、买机器。
一些由领导同志带队的工作队，还带去各种贷款和无偿投资。
工作队一离开，这些地方的生产就发生困难和波折。
临时观点还造成工作虎头蛇尾，年终草率收兵，留下一批遗留问题，难以解决。
第3、工作队和社队党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很难处理得当，两个积极性难以同时发挥。
从当涂看，尽管强调工作队要依靠社队党组织，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三种情况：
一种是凌驾于公社之上，包办代替，与社队关系紧张。
一种是工作队变成了公社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工作队干部成了公社的一般分工干部，工作队名存实亡。
第3种是和社队平起平坐，遇事开“联席会议”，双边协商。
这三种情况，都不利于发挥两个积极性。
第4、年年抽派干部参加工作队，对机关工作也造成严重影响。
那么，不派工作队是不是就不叫全党大办农业？
回答是：
大办农业，不等于是把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
国家机关的各部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农业服务的。
各部门把本职工作真正做好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办。
我们要讲实效，不能搞形式。
不派工作队是不是机关不要精简，干部不要下去？
回答是：
机关仍需精简，干部也要下去，问题是怎样精简，怎么下？
抽人组派工作队，机关是真精简了吗？
不是。
有的机关一边抽人下乡，一边又从下面抽人上来，实际上是“家人在外，外人在家”。
从目前情况看，真正的精简，要实行“双固定”：
机关在编干部固定，干部到公社工作固定。
干部固定，人心安定，各负其责。
精简以后，机关干部当然还要下去，如蹲点、跑面、调查研究，等等。
这种下是为本职工作而下。
是不是今后一律不派工作队？
回答是：
不可不派，不可滥派。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派什么样的工作队。
至于何时派，派些什么干部，派多长时间，派多少人，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能搞大呼？
。
后进社队、老大难单位要不要派工作队？
回答是：
一般不要派。
这是因为转变后进主要靠内因，靠落实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班子真正建好了，自身的问题，下面的问题，他们自己会解决。
安徽省当涂县委办公室鲁道生

为“罚”字说几句话
现在“罚”字在有些干部中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字眼，没人敢提，一提罚就好象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就要犯错误。
我认为“罚”字并不可怕，应该赏罚严明，有奖有罚。
只要罚得有理，罚得适当，该罚则罚。
光奖不罚不是完整的政策，也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实践证明，凡是搞得好的单位，都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
我认为对于“罚”，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精神，文件中说的是不要乱罚、重罚，但并没有一概反对罚。
二、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
什么该罚，怎么罚，都要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民主讨论，订出一套制度。
不能听任干部信口开河，想罚谁就罚谁，想罚多少就罚多少。
三、坚持以奖为主、多奖少罚的原则，更要重视思想教育。
什么时候也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河北省阜城县大龙人民公社高俊廷

吉林化工公司把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化上来
他们认真抓了三件事：
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班子；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加强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
本报讯
记者牛正武报道：
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经过两年多来的揭批查运动，切实搞好企业整顿，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局面；
在这个基础上，公司党委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大干现代化的生产建设上来。
在这期间，他们认真抓了三件事：
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班子。
吉化党委认为，要加快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必须有一批懂技术，懂业务，有朝气，有干劲，有威信的同志担任各级领导。
他们除了把一些专家充实到公司领导班子外，还给下面九个生产企业和设计院、研究院配备了一批懂技术、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使这些单位的厂长、经理、院长和主管生产、技术、科研的副厂长、副经理、副院长，基本上都由内行担任。
这批干部有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
他们当中，除少数人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和受过短期培训或业余教育外，绝大多数都是建国以来受过专门学校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
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批干部大都是从基层工作做起，直接参加过生产，分别担任过技术员、车间干部、生产技术科室干部、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务，对组织生产、指挥生产有经验，和工人群众的联系也较密切。
三是年纪都比较轻。
除少数人超过五十岁以外，大多数都是四十多岁，最年轻的才三十多岁。
他们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较快掌握先进技术，适应化工倒班生产。
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吉化已经全面恢复了技术职称，使原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担任了技术工作。
经过考核和评议，又先后从技术人员中任命了十五名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晋升了一百二十多名工程师。
对原在车间当工人的一百七十多名大学毕业生，也都安排了技术工作。
为了更好地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吉化党委坚决打破形而上学的偏见，不拘一格用人才，做到三个“不受限制”：
一是不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限制。
有的人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但只要本人有正确认识，一贯表现较好，就充分信任，大胆重用。
该提拔的就提拔，够条件入党的就吸收入党，需要出国考察学习的就选派出国。
二是不受政治历史问题的限制。
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技术人员，决不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只要问题已交代清楚，作过结论，本人表现又好，也要大胆使用。
三是不受党与非党的限制。
一些非党技术人员已被安排担任了厂处级领导职务。
加强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
公司和各厂都成立了科学教育委员会，车间也建立了科学教育领导小组。
他们采取三种办法：
一，举办专业或业余学校以及短训班，针对不同人员的不同情况，开设不同课程。
广大职工着重学习文化技术，技术人员着重学习外语和技术，各级领导干部着重学习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
二，组织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向前来参加引进项目建设的外国技术人员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三，分期分批选派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和学习。
他们已经选派了一批人员到国外进行长期学习和短期考察。

商业对工业的补贴应该取消
最近记者在商业部门采访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商业部门收购的许多工业品，除开按规定的收购价格付给工厂货款之外，还得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补贴工厂。
补贴品种之多，金额之大，时间之久，都是惊人的。
例如，北京生产的棉毯，商业部门收购时每条补贴七角钱（去年收购三十二万一千四百多条，共计给工厂补贴二十二万五千多元）。
又如，云南生产的山茶花牌缝纫机每台补贴三十元，武汉生产的武汉牌自行车每辆补贴三十五元，长沙生产的湘江牌自行车每辆补贴三十六元七角。
补贴金额最高的是电视机。
张家口和石家庄生产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分别补贴一百元和一百二十元。
除开上述产品之外，实行补贴的还有布匹、服装、毛巾、暖水瓶、铁锅、铝锅、灯泡、图钉、剪刀、镜子、锁、打火机等，真是五花八门。
这些产品的补贴时间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
最长的要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工具二厂生产的刨刀，从1958年起每个补贴一角，至今已超过二十年了。
凡此种种，叫做“价格外”补贴。
还有所谓“价格内”补贴。
这种补贴，是指在收购价格上照顾工厂，高价购进，低价出售。
“价格内”补贴也是品种繁多，数量很大。
据商业部统计，以上所讲两种补贴加起来，全国商业部门每年要支付给工业部门两亿多元。
商业对工业的补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是数量很少。
文化大革命中，补贴的品种和数量猛增。
据说，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工厂生产极不正常，亏损很大，市场上商品很缺，商业部门为了取得更多的商品，不得不给工厂补贴。
可是，现在工业生产大都已恢复正常，许多工厂扭转了亏损，或者已有了盈余，如果商业部门还要继续给以补贴，那就很不合理。
商业部门为了扶植某种新产品，在试制和小批量生产阶段，因生产成本较高，在收购价格上加以照顾，是必要的，这对促进工业生产有好处。
但是目前实行的商业对工业的补贴办法，既没有规定补贴的期限和条件，又没有监督，不仅起不到扶植生产、鼓励先进的作用，反而使一些长期受补贴的工厂产生依赖思想，不努力去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扭亏增盈。
这种补贴制度弊端甚多，不利于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它是用行政办法管经济的一种表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怎么办？
首先应该取消商业对工业的“价格外”补贴。
取消后，对仍然有亏损的工厂要加以区别对待。
由于客观原因，产品成本高于出厂价格而发生亏损的，或属于政策性亏损的，应由财政部门补贴。
由于主观原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的，应由财政部门规定补贴金额和期限，并实行监督，促使其在短期内扭亏为盈，到期一律停止补贴。
“价格内”的补贴也应进行清理。
不合理的收购价格要调整，逐步做到既要有利于工业生产，也要减少以至消灭商业亏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应当严格控制批准补贴的权限。
对需要补贴的产品，应该由工商之间进行协商解决。
象过去那样，按长官意志办事，省、市、县有关部门都可以随便下命令要补贴，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
新华社记者邱原

因地制宜，高寒山区也大有可为
本报特约记者李孟北
提起云南，人们很容易想起四季如春的昆明和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但是对那里的高寒山区，却比较隔膜和生疏。
云南的高寒山区，是指海拔二千五百米以上的地区。
这些地区山高、水冷、气温低，无霜期很短，一般只有一百二十天左右，最少的只有五、六十天。
而且，气候变化无常，忽而暴雨，忽而大雪、冰雹。
在这样的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确实比较困难，不但不能种植水稻，就连包谷、高粱，甚至甜荞都不生长；
一般只能种植洋芋、燕麦、青稞、苦荞、蔓菁和杂豆，一年只能一熟，产量很低。
洋芋单产一般只有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燕麦只有一百斤左右，青稞也不过二百多斤。
高寒山区虽然对发展粮食作物不利，却有广阔的草场，适宜发展畜牧业。
位于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有五百万亩草场，大多在海拔三千米以上。
去年07月我们访问大小中甸的时候，在长达四、五十公里的路程中，沿途大多是宽阔、平坦、舒展、闪着青光的草原。
云南有七百五十万只羊，这在长江以南的省份是不多见的。
而这些羊，特别是绵羊，有相当一部分在高寒山区。
会泽县的大海公社，社员的主要收入是依靠绵羊的毛和肉，平均收入大大超过温凉地带坝区社员的水平。
高寒山区还是发展林业的好地方。
迪庆藏族自治州高寒山区的森林面积达七百三十五万亩，占全州森林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木材储量为一亿五千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是珍贵的冷杉、云杉和落叶松，每年有大量的木材收入。
云南高寒山区的药材也很出名。
在北京不少老中药铺挂的招牌上，刻有“川广云贵地道生熟药材”字样。
属卫生部管的七十种中药，其中五十四种在云南都有出产。
如虫草、贝母、当归、木香、胡黄连、麝香、鹿茸、虎骨、熊胆等等，在这里海拔高、气温低的地方都有出产。
就是粮食生产，在高寒山区也不是处处都无所作为的。
迪庆藏族自治州引进的西藏肥小麦，单产高的达到九百斤，一般的四百到五百斤。
洋芋优良品种单产高达四千斤，个别洋芋块重九市斤。
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之后，云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云南有两块宝地，一块是象西双版纳那样的亚热带地区，一块是高寒山区。
高寒山区确实是宝地，是发展畜牧业、林业和药材的宝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发展粮食生产的好地方。
但是，俗话说：
“身在宝中不知宝”，高寒山区这块宝地，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
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些年份，宝地遭到大肆破坏。
“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形而上学猖獗极了。
他们割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以粮为纲”孤立起来，不分地区，不分条件，一律强调以生产粮食为主。
有谁稍微强调一下畜牧业、林业、副业，就被诬蔑为“反对学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结果，高寒山区的畜牧业、林业、副业的生产每况愈下。
会泽县的绵羊基地大海公社，1966年拥有绵羊、山羊二万四千多只，平均每人两只，而到1976年，下降到一万七千多只，平均每人一点一只。
畜牧业后退了，农业生产资金减少了，粮食产量也下降了；
滥开荒种粮食的现象发生了，草场被破坏了，发展畜牧业更困难了。
我在大海公社坪菁大队和干部、贫下中农、放牧员座谈时，他们说：
我们这里山高、水冷、坡陡、气候寒，粮食上不去，只能给国家贡献点羊毛、羊肉，我们吃靠羊毛，穿靠羊毛，连妇女的一针一线都靠羊毛，为什么不让我们发展畜牧业？
一番话，表达了高寒山区的贫下中农对“四人帮”搞形而上学、反对因地制宜的不满。
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省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高寒山区生产，使那里的畜牧业、药材都有了发展。
我访问的大海公社绵羊由一万八千只增加到二万只，还种植当归一千亩。
有些生产队当归收成很好，一亩可收三百多斤，价值四百五十多元。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原则，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但是，实施因地制宜的方针，并不那么容易。
再以会泽大海公社为例，这里明明适合发展畜牧业，而生产任务、种植计划、公余粮任务的下达和一般地区没有什么区别。
在流通环节上，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畜产品收购任务、奖售政策等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羊毛的收购由供销社办理，按收购价收百分之七的手续费。
羊毛又由外贸局经营，外贸局只开一张拨贷单就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群众说：
能把这百分之五的费用加到羊毛价格上，我们就很满意了。
由此可见，支持社队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不仅指导农业生产的领导者要懂得，做计划、下达征购任务、收税、定物价、收购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都要懂得。
如果不对征购、派购、税收、价格等政策作相应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也会流为一句空话！

晋江县第1工艺厂同港商合作生产出第1批来料加工羊毛衫
新华社福州02月04日电福建省晋江县第1工艺厂同香港客商密切合作，迅速建成针织车间，接受来料来样加工，01月中旬已生产出第1批羊毛衫。
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王珍团先生表示，要同他的家乡福建省的工厂合作经营来料来样加工羊毛衫的业务，接着就来到晋江县安海镇同生产珠绣拖鞋的晋江县第1工艺厂洽谈。
第1工艺厂表示热烈欢迎，为了满足对方要求，决定将正在兴建的新厂房，改为针织车间。
王珍团先生也表示，为了支援家乡发展工业，愿意无偿提供针织车间全套设备和工艺技术。
11月中旬达成合同后，第1工艺厂集中力量，加速厂房的建筑进度，同时积极招收工人，筹划电力和安装设备所需的材料。
王珍团也赶在去年底运来价值三十万元港币的一百台织机和其它设备，并带来五名技术员。
双方一面进行设备安装，一面积极培训工人。
厂房建好一层，就投产一部分。
签订合同以后才两个月，新加工的珠绣羊毛衫就源源运往香港。
预计到02月底，针织车间即可全部投产。
今年可加工珠绣羊毛衫十八万打，收入相当于三十多万元人民币的外汇。
王珍团兴奋地向记者表示，这次合作是个良好的开端，将来还可以改为电动织机，再向自动化发展，产品产量将会成倍增加。

殷队长做得对
一天，我到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公社卫星大队友谊生产队办事，正好碰见队长殷从发和一个社员在争论：
“让你家赔款，是队委会的决定。”
“队委会的决定是搞‘土政策’。
中央文件讲了，不准乱扣乱罚，你当队长的学习了没有？”
“怎么没有学习，我们维护集体经济，就是在按照中央文件办。”
那个社员不服，殷队长又心平气和地做说服工作。
我一打听，原来前几天有几个社员见队里养鱼塘快干了，就私自跑去打了一些鱼。
这事被队长知道了，打算让那几个社员按市价赔款。
当天，队委会研究时，有的干部怕让群众赔款违反中央批转的湘乡经验精神，主张算了；
但多数干部认为，鱼是集体的，是社员大家的财产，少数人侵占了应该赔款，这样做是维护了多数社员的利益，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与乱扣乱罚有根本区别。
于是，队委会统一了思想，做出了让那几个社员赔款的决定。
我觉得这件事是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央批转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转变干部作风的两个文件，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但是，有少数人曲解文件精神，任意侵占集体财产，下塘打鱼，下田捡谷，化集体财物为私有，干部管一下，就说是整群众；
要他赔偿损失，就说是乱扣乱罚，违反党的政策，弄得一些干部也不敢管了。
我认为殷队长能够正确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敢于坚持原则，做得对。
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公社 刘杰林

该不该奖励她？
一个寒冬的夜晚，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公社塘头大队第2生产队的会议室却热气腾腾，干部和社员正围绕牧牛员钟贱娥的工分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钟贱娥是年过半百的女社员，她跛了一只脚，眼睛又不方便，是半劳动力。
她为队里放牧耕牛十多年，把牛养得又肥又壮，从未发生过死亡事故。
去年春，队里有两头瘦牯牛，没人愿管养，钟贱娥自告奋勇管养起来。
她每天牵着两头牯牛去吃草，一天放牧七、八小时，总是让牛吃得饱饱的才牵回队。
她经常把牛栏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还到几里远的山上去割草回来垫牛栏。
有的牧牛员说：
“割草垫栏是队里的事，你何必自找辛苦。”
钟贱娥说：
“牛是集体的，我自己也有一份，养不好，集体受损失，自己也吃亏啊！”
她精心养护，把那两头很瘦的大牯牛养得又肥又壮。
队里原定每天给她记工九分，总结评比时，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有的社员提出，应该每天奖励她一分。
有的社员反对，说钟贱娥年老体残，每天记工九分已经算高的了，再加就太过分了。
记工员说：
“加不加工分，不能单纯看她年老体残，而要看她的劳动成果和对集体的贡献。”
许多人表示赞同，并提出不但要增加工分，还应当再加十元奖金。
最后，队委会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邓振邦邬燕鸥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
——著名力学家钱令希和他的助手钟万勰的故事
1978年11月，在大连举行的一次计算结构力学学术交流会上，白发苍苍的大连工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令希教授健步走上讲台，以洪亮的声音宣读了他和青年力学家钟万勰合作的一篇论文《优化设计的一个方法》。
这篇论文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四十多位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熟悉情况的人，看到老一代力学家和青年力学家合作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取得的成果，不禁想起钱令希教授选拔、培养“千里马”的故事。
（一）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期间，我国两位著名的力学家钱学森教授和钱令希教授，商量着一件有关人才交流的事情。
不久，钱令希来北京，到力学所挑选交流对象。
钱令希教授的学生向他推荐钟万勰。
一听这个名字，钱令希立刻想起了1957年在全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论文的那个年轻人。
教授求才心切，想办法借来了钟万勰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仔细阅读。
当他看到钟万勰写的一些很有创见的论文时，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
“不一般，不一般！”
但是，完美无缺的人是没有的。
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时，钟万勰因为在团小组会上发表了一些意见，被无限上纲，在团内受到处分。
当时，这个年轻人感到压力很大，心情苦闷，很难工作下去。
钱令希向熟悉的人详细地了解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又和钟万勰交谈了几次，他相信在新中国长大的钟万勰是棵好苗子，于是下决心要把这棵苗子移到另一个环境，让他在党的雨露阳光下茁壮成长，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发挥力量。
1962年09月的一天大清早，钟万勰来到大连。
一跨出火车站，他惊喜地发现：
钱令希教授正笑容满面地立在车站的出口处迎接他。
到了学校，钱令希向他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然后同他商量：
“《结构力学》这门课是咱们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过去一直是我自己上，现在交给你怎么样？”
钱令希一直这样认为：
青年教师的成长主要靠实践，首先要过“教学关”，教好基础课。
他让钟万勰讲课，就是要让他系统地加强理论储备，为攀登科学高峰打好基础。
钟万勰曾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兼过课。
他在大连工学院的教课效果也很好。
钱令希教授很快就把协助指导研究生的担子，也放到了他的肩上。
年轻人的精力旺盛得很，课余还积极参加教研室的科学研究活动。
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钱令希家里，同教授探讨各种学术问题。
钟万勰这棵好苗子，在滨海的城市里果然枝叶繁茂地成长了起来。
第2年，在全国塑性理论与极限分析学术讨论会上，钱令希教授和钟万勰首次合作，提出了一篇关于极限分析的一般变分原理的学术论文，顿时引起了力学界的重视。
（二）
1967年夏天，在数力系教学大楼的一间小屋里，三位顽强的科学战士，挥汗如雨，正在认真整理着几年来壳体研究的科学资料。
那位年长的，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和鼻祖”的钱令希教授；
年轻人中，当然少不了钟万勰，在大字报上，他也受到了莫须有的攻击。
当时，有人批判钱令希，说他找来了一个“漏网右派”。
但是他毫不后悔，坚信钟万勰不是坏人；
钟万勰呢，也根本不理会这一套胡言乱语。
钱令希和钟万勰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毫不动摇。
在遭到种种非难的情况下，他们和青年教师裘春航一起，把过去几年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料和实验报告摊开，认真地进行分析和整理。
08月23日，十几份研究报告终于整理出来。
钱令希教授细心地把它包好，亲自送到邮局。
那一大包原始资料，老教授也把它存放在一位十分可靠的同志家里。
第2天，当着一场大规模武斗在旅大市掀起的时候，钱令希教授庆幸他们走到了时间的前面，完整地保存了这些科研资料。
然而，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他。
一夜之间，钟万勰被莫明其妙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牛棚”；
钱令希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挂黑牌，遭到批斗。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退出科学阵地。
钱令希博览国际上有关计算结构力学方面的论著，积极为将来的科研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当然，这些工作他都是晚上或节假日悄悄地在家里干的。
钟万勰在被监禁的小屋里，背着“现行反革命”的沉重包袱，进行着另一种方式的顽强战斗。
他没有参考书，也没有资料，只是用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大脑向科学高峰继续攀登。
三年前，他和钱令希教授接受了一项国家急需的关于复杂壳体稳定性的重要研究课题。
那时候，他找到了一种壳体的不利形式。
现在，能否进一步找到一种理想的有利形式呢？
他勤奋地计算和书写起来。
就这样，被监禁近一年，钟万勰写出了一篇题为《腰鼓形壳体的稳定性问题》的论文。
一天，钱令希教授走在校园的路上，钟万勰从后面追上了他，把一卷东西塞到了他的口袋里，说，“我写了一点东西，你给看看。”
说罢，就想走开。
钱令希激动地翻了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他赞扬地说：
“想不到你又干起来了！”
过了几天，教授把论文还给了钟万勰，说：
“这个东西很好，很有意思，你整理一下寄出去吧！”
（三）
1972年国庆节前夕，在上海市中心，一座高达一百五十六米的电视塔一次整体吊装成功了。
钟万勰是对这次吊装作了贡献的。
他是在钱令希教授的提议下，被派来进行计算结构力学的探索实践工作的。
在上海，钟万勰运用他学习理论物理当中掌握的理论，编制出了上海电视塔空间结构分析的计算程序。
当时，人们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整体起吊，最不放心的是塔身在吊装中变形拧成麻花。
钟万勰只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画出了计算吊装的流程图，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了精确的计算。
根据这个计算结果确定的吊装方法比预计的还要安全。
钟万勰不停留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他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着科学理论。
就在上海电视塔的吊装过程中，他写出了很有价值的《群论在结构力学中的应用》的论文。
钟万勰在上海取得的研究成果，使钱令希教授喜出望外。
1973年初，他向党总支提议，派出一支小分队到上海，更大规模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这里有一段插曲。
钱令希教授对钟万勰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
他考虑到，钟万勰已近四十岁了，爱人在同济大学做教员，夫妻长期两地生活，很不方便；
同时，上海有计算中心，有大量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
钟万勰的才能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于是，他亲自找了几个学校和设计院的领导人，向他们推荐钟万勰。
但就是因为钟万勰的历史档案里有1957年的那个处分和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现行反革命”这两个材料，没有一个单位敢要。
钱令希的一片苦心化成泡影。
不过，钟万勰自己确实不在乎这件事。
老教授多次同他谈，他都是这样一句话：
“不去想它，这样不是很好吗？”
许多人都知道，有一年钟万勰的爱人和他一起找院领导谈调动工作问题。
在院领导面前，他爱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理由，钟万勰却一声不响。
时间讲长了，他爱人回头一看，钟万勰早就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铅笔、橡皮和稿纸，修改起他的程序来了。……
（四）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1个春天，在大连工学院数理力学系教学大楼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关于大型组合结构分析程序的学术报告。
主讲人钟万勰一连讲了六个单元，还没有讲完。
在听众当中，钱令希教授最高兴了。
他非常懂得钟万勰报告的分量，更知道钟万勰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完成这件有创造性的工作的。
那还是1975年夏天，校医院大夫给钟万勰作阑尾切除手术，发现他的腹腔里有一个鸡蛋大小的块结。
几位大夫都说是“癌”，叫他马上到大医院里治疗。
钱令希给钟万勰在铁路医院找到了一个床位。
然后，又几次跟医生讨论他的病情。
病床上面临着绝症的钟万勰，好象根本没有这宗事。
他又是读，又是写，又是算。
他潜心研究的，正是组合结构分析程序问题。
钱令希到病房里来看望钟万勰。
钟万勰放下手里的书，和教授说起他的一些想法。
眼看着这样一个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仍在钻研科学的人，钱令希教授激动极了。
值得庆幸的是，钟万勰开刀的结果很好，这只是一块不妨事的肉芽肿。
钟万勰刚刚能够离开病床，就和几位战友一起，应用这个程序对几个复杂的整体组合结构进行了多次计算。
有二十四层楼那样高的庞然大物——大型斗轮挖掘机的初步设计结构分析，就是用这种程序算出来的，极其复杂的空间结构物——万吨轮和双体船舶的结构和重庆长江大桥等桥梁结构，用这种程序进行强度分析，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用这种程序还初步进行了海上采油平台的结构计算。
这些过去看来是不可能准确分析的复杂结构，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复杂结构分析程序的出现却成为了现实。
喜讯、捷报不断地传给钱令希教授。
他高兴得一有机会就向领导上和同行们宣传这一工作的意义和这个年轻人的成长。
他说，“钟万勰比我强。
我这么大年纪，搞不了这样繁重的工作了，可钟万勰精力还旺盛得很。”
有人反问他：
“你是一级教授，力学专家，怎么能说钟万勰比你强？”
教授回答很干脆：
“钟万勰培养的人，将来也要超过他。
学生要是不比先生强，那我们的科学还怎么发展？”
但是，钱令希教授到底是“老马识途”，他知道要在关键的时候给钟万勰以必要的指点。
1977年春，钱令希在听取钟万勰的汇报后，要他把这个工作成果好好总结，写成报告。
钟万勰迟疑不语。
钱教授深知钟万勰这时的心情。
前些年，著书立说就是“白专道路”、“名利思想”的同义语，他是“心有余悸”啊！
钱令希加重语气对钟万勰说：
“一定得写出来，不写不行。
我要推荐给学报，建议发表你的文章。
不过，在文章发表之前，你要先作几次学术报告，接受群众的检验。”
在钟万勰作过六次学术报告之后，他的关于多用途的结构分析程序的两篇论文，刊登在大连工学院的学报上。
我国第1个有较先进水平的组合结构分析程序，就这样产生了。
（五）
197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北京某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正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钱令希教授，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写一份材料。
他听了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的报告，觉得自己有责任让院党委进一步了解钟万勰的工作成就，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在他的笔下，满怀激情地描绘着钟万勰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一份不算小的贡献。
劳累了一天的老人，一口气写完了这份材料，这是他第1次心情舒畅地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赞扬钟万勰这个长期被人批判但又顽强地向科学进军的坚强战士。
看到年青人冲上去了，钱令希感到高兴，但是他并不服老。
就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老教授借到了一台小型计算器，抓紧时间搞他的“优化设计”研究。
这是计算结构力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他回到大连工学院的时候，教育部批准他为所长，正式建立了工程力学研究所。
钟万勰担任了优化设计研究室主任。
钱令希和钟万勰在建所后第1次合作搞的题目，就是《优化设计的一个方法》。
几个月以后，他们研究的这个重要课题开花结果了。
用他们编制出的一个算法程序对某些国外标准的试题进行试算，经过三次、五次迭代计算就可以选出国外需要十次左右迭代计算所得的优化设计方案。
他们用这个方法对已建成的某体育馆大型网架结构进行计算，证明可以节省百分之十左右的钢材。
这两代科学家攻关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伯乐”不但要能识别“千里马”，而且能和“千里马”同奔万里征途，共攀万仞高峰，又是多么艰巨而壮丽的事业啊！
《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 新华社通讯员孙懋德
（本报有删节）

同志，我们宣誓
——记科研战线的无畏战士陶忠琦
鞍钢报记者李呈叶本报记者纪希晨
编者按：
在新的长征中，我国广大科研战士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各个科研领域内努力奋战。
陶忠琦同志就是一个好榜样。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在科技研究中奋勇攻关。
学习陶忠琦同志，就要象他那样，虚心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努力精通本职业务，做一个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开拓科研新领域的英勇战士。
战争年代，董存瑞手举炸药包，舍身炸毁敌碉堡；
今天，在新的长征中，我国广大科研战士用拚命精神，无畏地“攻关”。
“二比一……二比一”，这是1978年08月30日晚，大连第2医院烧伤病房一个昏迷不醒的患者，从他那烧焦的嘴角不断发出的微弱呼喊。
二比一，这是选矿粉醇钠催化剂中乙醇与金属钠的比例。
为着赤铁矿攻关，陶忠琦沉醉在科学的海洋里。
去年03月，在科学的春天里，鞍钢矿山研究所药剂负责人陶忠琦，乘火车飞驶过祖国辽阔的原野。
他刚从长沙参加冶金部召开的科研会议归来，会上列出的一百个重点科研项目中，有赤铁矿攻关。
赤铁矿攻关的关键之一是采用什么做浮选药剂。
国外比较先进的药剂是醚胺。
过去我国没有这种药剂。
现在这种药剂的样品，盛在一个小瓶里，放在他的眼前。
当旅客都在欣赏窗外祖国河山的时候，他却伏在桌上，全神贯注地在一个写满各种化学符号的小本上，默默地写着，算着，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粗略地计算：
如果在国内广泛采用醚胺，一年可为国家节约五十万吨焦炭，增产一百五十万吨生铁。
这对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呵。
但是，醚胺是怎么制成的，它用什么做催化剂？
这是一个谜。
为了揭开这个谜，他已经去中南矿冶学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院等单位，都没有找到揭谜的线索。
“我们一定要攻下醚胺，把醚胺的谜揭开！”
陶忠琦的研制计划，立刻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
他把那个两寸多高盛着国外醚胺样品的小瓶，放在药剂室中央最高的试管架上，激动地对同志们说：
“国家急需醚胺。
我们宣誓：
拚死命也要搞出中国的醚胺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回到家里，他兴奋地把搞醚胺的计划，告诉搞选矿工作的爱人吕凤云。
“华主席、党中央砸碎了我们身上的锁链，我们一定要放手大干！”
吕凤云是东鞍山烧结厂选矿技术员。
两人不仅是生活上的亲密伴侣，也是搞科研、技术工作的左右手足。
陶忠琦研制的药剂，一部分要通过她去做实验。
想到夫妻俩现在又可以联合攻关时，他高兴地打开收音机，拉着两个小孩的手，随着乐曲，在小屋里欢乐地旋跳起来。
爱人笑他：
“瞧你，四十二岁的人了，乐起来象个孩子。”
陶忠琦这个贫农家庭出身的技术员，1961年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后担任助教，后来到鞍钢搞选矿药剂研究工作。
十几年来，他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先后和同志们一起试验成功三号凝聚剂、磁选精矿反浮选等重大科研项目。
为提高精矿粉品位，减少金属流失，扩大选矿药剂来源做出了贡献，曾获1965年鞍钢科研奖金。
前几年，他顶住“四人帮”打来的棍子，无论在下放劳动或者是“办班学习”的日子里，他从未放松对业务的钻研。
1975年，他从国外资料上看到醚胺的药名后，就产生了强烈的研制念头。
如今，这个项目被国家列为冶金研制的重点，他怎么能不欢乐呢？
战斗开始了。
陶忠琦被醚胺“迷”住了。
白天，他和同志们一起，到处查找资料，筹备试验仪器。
下班回家淘米、炒菜时也在继续看书。
有时连大米粥烧沸淌洒了，豆角烧糊冒烟了，铝锅烧漏了，他也不知道。
十二岁的儿子淘气地说：
“爸爸，你总批评我祸害东西，你祸害东西比谁都厉害。
这些钱够我和小妹一人买一个新书包了。”
吃饭了，他把书摊开放在身旁的椅子上，眼睛盯在书本上，手中的筷子在桌面上夹来夹去，碰不着菜盘。
儿子噗地笑着嚷嚷起来：
“妈妈，你看爸爸把筷子夹到那儿去啦？”
晚上，爱人和孩子都入睡了。
他把台灯挪到单人床上，用柜门遮住灯光整理资料。
台灯坏了，他就用手电。
爱人半夜醒来，发现墙角忽闪着亮光，起身一看，陶忠琦正趴在被窝里看书呢！
她心疼地说：
“你这是干啥？
不要命啦！”
他到沈阳外文图书馆去查资料，从早到晚，忘记了吃午饭。
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查了俄文、英文，又查日文。
“哎呀，可找到了！”
原来醚胺的催化剂是盐基，也就是碱。
他挟起资料，飞也似地跑向车站。
回到家里，孩子问他：
“爸爸，你中午吃的是什么饭哪？”
他所答非所问地说：
“盐基，也就是碱。”
九岁的小女儿很惊讶：
“爸爸，你怎么吃碱？”
幸福的小家庭，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陶忠琦拿起小提琴，靠在窗前，拉起了悠扬的乐曲，抒发着心中无限的喜悦。
找到了催化剂，醚胺之谜解开了。
试验进入了合成阶段。
他到了铁岭药剂厂，从黎明到深夜，日日夜夜守护在试验室里。
经过一千三百次试验，获得了一万多个数据，终于从几十种醇中优选出一种货源多、成本低的混合醇。
接着进行加氢试验。
氢气瓶可能有爆炸的危险。
于是，他转移到楼顶，在平台上搭起一个七平方米的棚子，冒着酷热，汗水淋淋地干了起来。
突然，身边的同志喊：
“氢气瓶打火花！”
陶忠琦大声说：
“危险，你们往外跑！”
他冒着危险，骑上氢气瓶，拧紧了排气阀，掐断了在氢气瓶上打火的电线。
试验中产生一种难闻的有毒气体，使陶忠琦强健的身体日益衰弱下来。
别人劝他不要再试了，他却兴致勃勃地说：
“不是这种产品就不是这种味，有了这种味，正说明我们的试验对。”
08月中旬，陶忠琦和他的小组来到大连同德化工厂，进行大批量的工业生产试验。
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又向战友们提出加快醚胺生产速度的新方案。
他想，改用醇钠做醚胺催化剂，不仅溶解速度比碱快十几倍，而且金属实收率还可以提高百分之三，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多收上万吨精矿粉。
陶忠琦对同志们说：
“只要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就要大胆实验！”
08月30日下午两点，试验开始了。
女技术员朱玉华请求他说：
“陶师傅，你太累了，下午的试验让我做吧。”
陶忠琦回答说：
“不行，你还年轻啊！”
小朱怕他一个人操作困难，抢上去和他一起提着装有六公斤醇钠的塑料桶，小心地登上三层楼的水解塔。
陶忠琦再三催促小朱：
“试验难免有危险，你赶快下去！”
小朱却说：
“我跟你学一学，最后一批料，我就可以代替你做了。”
陶忠琦赞赏地看了小朱一眼，拎起醇钠桶，慢慢地向釜内倾注着……
突然，一声爆炸。
一千多度的火柱从管口喷射出来，将两人同时喷倒在地，两人的上身都在燃烧。
这时，陶忠琦本来跨出三步就可以冲到门外，可是他首先想到要救小朱。
他从火中扶起小朱，踉踉跄跄地从三楼走到二楼平台。
这时，救火的人们从四方奔来。
“陶师傅，快下来，你听见了没有，快下来呀！”
人们哭喊着在催促他。
在这一瞬间，陶忠琦猛然收住脚，一把将小朱推下楼梯，倒在楼底的沙地上，被人救走了。
在这一瞬间，陶忠琦突然想起了什么，扭转身又跑上了三楼，冲进了火海。
他冲上去了。
他在生前填写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着：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我可以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此刻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他冲上去了。
摸到了挂在水解塔东窗旁边的书包。
他清楚知道：
书包里有五百克金属钠，一旦爆炸，就会引起水解塔上边的九十立升丙稀腈，塔下九大桶醇和七桶汽油的连续爆炸，整个工厂就会变成一片废墟。
他抓住书包，正要顺势扔出窗外，猛然听到楼下传来的惊呼声，他想到了窗口下的人群，把手收了回来，转过身向水解塔北面的窗口冲去。
由于两眼失明，一头撞在铁门框上，摔倒在地，额头上鲜血直流。
他挣扎着爬起来，顺着墙壁，迎着烈火，走了五步，摸到了北窗口，扔出了书包，消除了祸源。
人们冲上楼梯救他，他大声地呼喊：
“灭火不要用水，要用沙子！”
三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对试验组的一个党员同志说：
“要向党汇报……，试验要继续下去……”。
当医生给他念冶金部的慰问电时，他声音颤抖地说：
“感谢华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太遗憾”。
接着又断断续续地说：
“请转告……同志们，试验……必须……继续下去，记住！
醇钠的配比是，二比一，二……比一”。
七天以后，1978年09月06日十八时，科研战线的无畏战士陶忠琦心脏停止了跳动。
鞍钢矿山公司党委根据陶忠琦生前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鞍山钢铁公司党委根据陶忠琦生前为科研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追认他为工程师。
在陶忠琦牺牲后，鞍钢矿山研究所陆续收到一些打给陶忠琦的电报。
这些来自太原、包头、连云港等地的电报，要求陶忠琦给他们寄科研药品和资料，有的还请求陶忠琦亲自去指导试验。
现在，谁来回答这些电报呢？
爱人吕凤云刚毅地说：
我要顶上他生前的岗位，继续战斗！
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孩子，刻苦学文化和英文，他俩对着爸爸的遗像宣誓：
象爸爸那样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长大接好爸爸的班！
躺在病床上的战友朱玉华宣誓：
一定战胜创伤，重返战斗岗位，把陶忠琦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上，战友们向党宣誓：
努力向科学进军，为改造、建设鞍钢而战！
是的！
同志，我们宣誓：
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新长征中，为加快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

不许挥霍人民财富
山西省阳泉市委第2书记张步英和两名副书记长期吃住在高级宾馆，引起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太原02月02日电据群众反映和大字报揭露，并经记者调查证实，中共山西省阳泉市委第2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步英同志和市委副书记常振华同志、罗陶然同志，一年多来一直在阳泉市宾馆吃、住、办公，他们的秘书和家属也长期在宾馆食宿，他们的亲友和在阳泉过往的私人客人，也常在宾馆吃住。
干部和群众对此强烈不满，十分气愤，曾将宾馆门前的牌子改名为“张步英公馆”。
阳泉市宾馆是阳泉市最高级的招待单位，主要为接待外宾和外地因公来阳泉的一些领导干部用的。
比较高级的房间共有二十四套，张步英等三同志及其家属长期固定占用其中的六套，并另外占用拥有十四个床位的平房一排，食宿、办公都在宾馆。
张、常二人的秘书（罗陶然没有秘书）也是一人占用一间房。
张步英的秘书家在阳泉，与宾馆仅一墙之隔，也长期吃住在宾馆。
一年多来，这些房间的房租费已达三万一千多元。
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五角，但书记每天只交六角，秘书只交五角，余额都要国家补助。
一年多来，国家给他们补助的伙食费已达一千八百多元。
据有关方面同志说，这三位书记自从1977年调来阳泉以后，宾馆负责人对宾馆的高级房间无权支配，只要书记或秘书一句话，想开那一间就开那一间，想开多少间就开多少间。
去年八、09月份，张步英同志患大叶性肺炎，他不去住医院，而是把阳泉市第1人民医院、市革委会机关卫生所和阳泉矿务局医院的七、八个大夫和护士请来宾馆食宿，专门为他治疗看护。
他的家属和亲戚也常来常往，市委机关的一批干部也为此跑里跑外。
为了看病方便，张步英同志还把矿务局医院的X光机也搬到宾馆，还专门固定了两部“上海牌”小汽车找人和接送大夫，另用一部“伏尔加”小汽车买药。
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十多人在宾馆吃住，总共只有三层楼的宾馆被他们占用了一层半。
群众说：
周恩来同志重病在身还住到医院去治，张步英却把“医院”搬来宾馆，如此兴师动众，真不象话！
张步英、常振华、罗陶然的亲属和客人，也在宾馆住高级房间、吃小灶。
今年元旦，常振华一家在阳泉宾馆过节，女儿、女婿、儿媳等十一人，占用了五套房间，住了十天，房费分文未交。
张步英等人长期住在宾馆，并不是因为市委机关没有给他们安排办公室和宿舍。
一接到张步英等人到阳泉工作的通知（他们本人尚未到来），市委秘书处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办公室，接着，又为他们的家属准备了宿舍。
但是，他们一直没到宿舍去住。
常振华嫌给他安排的房子不好，把这房子让给他带来的一个干部去住了，而另外提出要给市委几个书记造新房子。
为此事，市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协商，要把市煤管局正在兴建的一幢家属宿舍楼收归市委，后来因为一些具体问题未解决而没有达成协议。
去年11月，省委调一位同志来阳泉任市委第1书记。
这位同志来阳泉后，曾经提出要搬到市委机关去住，并且让秘书处具体安排；
但是张步英、常振华坚持不搬。
常振华还对市委秘书处的负责同志说：
第1书记来，吃住问题由我们安排，无须你们管。
阳泉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张步英、常振华、罗陶然长期在宾馆里吃住，意见很大。
张步英等人不仅听不进，反而认为这是有意制造事端，是政治事件。
他们公然违犯宪法，指令公安部门追查。
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宾馆食宿和办公。
干部和群众议论纷纷。
有的人说，当领导干部的这么挥霍人民的财产，谁批评他们，他们就整谁，这是什么党的作风？
不把这种歪风邪气铲除干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尚代江刘人杰

办展览必须讲求实效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关于批评参观成风的读者来信和短评，很受教育和启发。
我是一个搞农业展览的工作人员，向你们反映一个情况，现在不但存在参观成风，而且存在办展览成风。
据我了解，从北京到许多省城，甚至到县城都在办展览。
农业部门在办，其他部门也在办。
有些展览确实办得好，很受欢迎。
但也有不少展览虽然花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作用却不大。
1977年至1978年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第3届农业学大寨展览，一共花了多少钱和物没有进行全面的分项统计，仅去年国家拨给农展馆的经费就是五百四十七万元，木材达五百五十立方米，钢材五十吨，玻璃四百箱，每箱一百平方米，共四万平方米（这些经费和物资部分用于职工工资和基建维修）。
学大寨两个馆共展出三十个典型，每个典型由省里花钱，少则五万元，多则七万元左右，共花费二百多万元。
制做一台大寨模型就用了二万三千元。
每个展出典型和项目都要印发小册子一到二万份，有的要三万份。
有个展出县印发两万份，花了二万二千元。
有的小册子直到农展馆已经停展才运到北京，只好堆放起来。
十个馆共展出一百五十个典型、九十七个项目，用的钱和纸张是多少，细心的读者可算而知。
农展馆本来有十个展厅计一万六千多平方米，嫌不够用，由国家林业总局又投资三十二万元，拨木材六百五十立方米，钢材二十吨，重建半永久性的林业馆，搞了两年多还未建成，林业展览仍进不了馆。
我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反映，用了这么多钱和物，要多少工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啊！
效果又怎样呢？
据统计，去年一年全馆共接待观众六十二万七千人（其中包括举办十二国农机展览时的二十二万观众）。
除接待了各省市区农业战线代表三千多人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市的观众。
因为馆大，展品多，参观半天看不完。
他们说：
看这个展览，要跑马看花。
有的反映：
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
总之，这种搞法效果不好，需要改进。
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农展馆于去年12月份，向上级写了专门报告，计划要办十一个馆，预算经费二百二十万元，申请木材（成材）四百立方米，钢材四十吨，玻璃六百平方米。
这还不包括将来展出单位另外拨钱拨物。
据初步了解，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现在已有不少省仿效农展馆，也要办十来个馆，有的已派出专人来京联系制作模型、购买物资，有的已分兵几路参观、学习办展经验。
对于这种做法，不少同志有看法，认为搞展览也要讲求实效，要注意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浪费。
有的同志说，办展览，搞宣传不能光算经济帐。
我们认为这笔帐不能不算。
那种不计成本、不顾效果的思想是不对的。
听说，北京市农科院自己没有温室，又没有钱建，每年要花六千元租借一个生产大队的温室搞科研活动。
有的农业院校因为缺乏资金购买仪器设备，到现在还在用三十年代的直筒显微镜；
早该“退休”的电冰箱还要坚守岗位，工作时要有人为它打扇子。
想想看，因为资金不足，一些农业科教部门的同志要做点工作有多困难呵？
如果能少办些不十分必要的展览，把这些钱和物用于农业科研和教育，或者多引进几种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不是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吗？
现在纸张供应紧张，小学生练习本不能满足需要，科技工作者要印点科学试验资料连纸张也不能保证供应，那些并不太典型的经验小册子就不能少印些吗？
我们希望有关领导同志，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时，联系展览工作实际，结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有关对办展览馆的批示，发动群众，制定措施，对展览工作进行改革，少办些展览，办好展览，注意节约，不搞形式主义，务求实效，使展览真正起到交流经验，推动工作的作用。
全国农业展览馆赵廷俊

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记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
1978年05月以来，中共诸暨县枫桥区委发动群众对那些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进行评审摘帽，去年已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占全区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二。
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在现有四类分子中，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其他都要在最近一律摘帽；
不具备摘帽条件的，要加强教育、改造，成熟一个摘掉一个。
一
枫桥区共有十三个公社，十三万七千多人，去年05月以前还有四类分子一千零五十五人。
在这次调查中，记者访问了四个公社、十多个生产大队。
大量的资料说明，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年的劳动改造，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是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真正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是极少数。
土地改革后，四类分子作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被剥夺了剥削压迫人民的手段，失去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开始是不甘心失败的。
他们总是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一有风吹草动，就进行反攻倒算，抗拒改造，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
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经过多次较量，一批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办，其余的四类分子在群众的长期监督和教育下，绝大多数逐步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区委副书记许根贤向记者谈到一个发人深思的材料。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原枫桥等七个公社的九百一十一名四类分子中，揭露出有比较严重破坏活动的就有一百六十三名，占百分之十七，其中有四十五名是群众一致要求法办的。
而去年进行四类分子评审时，在全区一千零五十五名四类分子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九，有破坏活动的只有百分之一点四，而且基本上都是新戴帽子的坏分子。
当年群众要求法办的那些四类分子，除死亡者不算在内，全都没有重新犯罪，即使在“四害”横行时也没有一个跳出来捣乱。
这充分证明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是正确的。
解放初期曾有“封建堡垒”之称的永宁公社将军大队，土改时有八个四类分子联名控告农会干部。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这个“堡垒”瓦解了。
1977年这里发生特大洪水时，当年参与控告农会干部的富农分子陈尧章，也奋不顾身地跳进洪水中堵塞涵洞，排除了险情。
东溪公社有一个追随“四人帮”的坏人，1970年曾纠集他认为信得过的四十六个四类分子斗争公社政法副主任，不料跳上台去发言的只有两个人。
社员们说得好：
“四人帮”虽然代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但是真正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四类分子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已经变过来了。
枫桥公社有一个统计：
1971年到1978年百分之七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一的四类分子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只有丧失了劳动力的四类分子才不参加劳动。
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中共枫桥区委打破了以往每年摘帽不超过百分之三的比例，加快了步伐。
目前，经过群众评审，全区已有二十七个大队的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
齐东公社地、富分子也已全部摘掉了帽子。
二
枫桥区在落实党对四类分子政策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即是这样，也存在着拨乱反正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假左真右，疯狂攻击坚决执行党对四类分子教育改造和“给出路”政策的干部是“牛鬼蛇神保护伞”，把团结教育四类分子子女说成是“认敌为友”，把一些落实这方面政策较好的大队、生产队称为“和平大队太平村”、“无敌论”。
他们一方面唆使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对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给追随他们的害人虫乱摘帽子；
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乱关乱斗，不给摘帽，甚至乱划成份、乱戴帽子。
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给一些干部的思想带来严重的影响。
去年05月，区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和评审摘帽工作试点时，不少人心有余悸。
有的说：
“四类分子帽子摘掉，
‘右倾’帽子我戴上了。”
有的地方在评审时，还出现了一些政策是非界限不清的现象。
区委首先从揭批林彪、“四人帮”，帮助干部消除余悸入手。
各公社分别召开了大队党支部、治保干部、贫协等各种类型的干部和群众会，学习五届人大精神和党的政策，大批林彪、“四人帮”在四类分子改造问题上搞极左的反动实质。
通过学习，使大家分清路线是非，明确政策界线，找出存在的问题，认识到给绝大多数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决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党的一贯政策。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区委规定了评审四类分子的是非界限：
把确实失去劳动能力，同“抗拒劳动改造”区别开来；
把对集体生产提合理化建议或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提意见，同“乱说乱动”、“不服管教”区别开来；
子女违法犯罪行动，只要不是他们怂恿、包庇，就不应算在他们账上。
各大队在评审过程中，还清理了专政对象，对确实错划、错戴的作了纠正。
东溪公社山口大队有个老富农分子何荣祥，往年评审时，有人说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参加集体生产不积极”。
这次评审，群众说：
这个富农八十岁出头了，不参加劳动也可以，而他主动给生产队拾猪粪、管秧田，这是劳动好的表现。
经过评议，摘了他的富农分子帽子。
三
枫桥区的实践证明，解救一个人，团结一大片。
东溪公社丁家坞大队何燕德，过去因为没有摘掉地主分子帽子，儿孙三、四代受影响。
去年06月，他孙媳妇正在山上采茶，听到了何燕德摘掉帽子的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逢人便说：
“真好，真好，我的爹娘和哥哥也好到这来走亲戚了。”
重孙女也拍着小手，笑盈盈地说：
“太公帽子摘掉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红领巾了！”
里宣大队有个名叫宣立飞的青年，过去也是因为他爹的富农分子帽子没有摘掉，总是闷闷不乐。
去年，四类分子摘帽大会一结束，他挑起一担一百三十斤重的氨水飞也似地走了八里山路。
别人问他：
“没叫你挑，怎么争着挑？”
他说：
“今天我爹帽子摘掉了，我多年的心愿实现了，心里高兴，干集体的活，脚头也轻了。”
在枫桥公社，大家传说着一个“三喜临门”的故事。
去年09月15日，年过半百的崔仲文夫妇双双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
接着，被多次评为大队先进生产者的小儿子光荣参军，被选送到空军部队。
不久，大儿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搁置多年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
记者前往他家访问时，正赶上大队党支部组织春节拥军慰问。
只见他家门口站满了大人小孩，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把“参军光荣”的红匾钉在他家门上。
崔仲文一家老小十几口，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他的女婿乐呵呵地说：
过去老的戴着帽子，做子女的也提心吊胆。
因为怕被说成阶级界限不清，我和妻子只能黑夜偷偷到家来走走。
现在党的政策暖人心，生产添干劲，我们一定要为农业大干快上出力！
枫桥区开展四类分子摘帽子工作，虽然时间还很短，但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效果已经显示出来。
枫桥公社枫溪大队第3生产队有四类分子十人，成年子女十五人，两者加起来占全队男女整、半劳力百分之四十多。
四类分子子女占队里青年劳动力的一半。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三分之二的四类分子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挨斗，严重地影响了积极性。
由于这个队生产一直落后，成为远近闻名的“猪尾巴”队。
去年05月，大队党支部组织四类分子子女学习了新宪法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对表现好的同其他社员一样吸收入团、当干部，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婚姻问题；
接着，又根据党的政策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1978年粮食产量数全大队第1，“猪尾巴”队一跃而为先进队。
据不完全统计，枫桥区全区历年戴帽的三千二百七十九名四类分子，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二万三千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工作的有五千八百多人，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在国外的有七十人，大多数地富分子和犯有历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家庭已经是有了第3代，乃至第4代。
社员、干部都深有体会地说：
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从实际情况出发，给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将大大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丁雪萍罗昌华
（本报有删节）

从拓荒者开始的道路
两百多年前当美国刚刚诞生时，北美大陆这片土地上几乎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
经过仅仅两个世纪，美国现在不仅有高度发达的工业，也有现代化的农业。
美国现在只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劳动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农产品出口国。
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年产值为二万三千八百美元。
1978年，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养活五十九个人。
有人说，美国农业发展快是由于自然条件好，得天独厚。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访问过美国的人都知道：
美国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力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二百多年来美国人民苦干实干，发展科学，广泛采用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的结果。
艰苦创业的拓荒者
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可以说是从艰苦的拓荒运动开始的。
从十八世纪开始，大批移民从欧洲大陆远渡重洋，来到几乎是荒无人烟的美国。
最初他们是在东海岸的原始森林里进行拓荒。
许多树木都是庞然大物，一个人要整整砍两天，才能伐倒一棵大树。
拓荒农民要自己建造房屋、谷仓，常常还要自己动手制造农具。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每年只能开辟约一公顷（十五亩）土地。
凭着经年累月的劳动，他们在丛林中创建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然后把农场卖掉，买进更好的牛群和装备，又踏上征途，向西进发。
就这样，到十九世纪初，拓荒者终于走出了覆盖整个东海岸宽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再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沿着印第安人打猎的羊肠小道进入西部山区。
拓荒者常常要把乘坐的四轮篷车拆开，把车辆和马匹用索缆吊到山壁下，再继续前进。
今天，穿过西海岸的山间公路，经常还可以看到当年拓荒者的索缆在悬崖绝壁上磨出来的条条凹痕。
到十九世纪末，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已经到达了西海岸。
与东部向西拓荒的同时，千百万被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黑奴，正在开垦南部的荒原。
他们同来自欧洲大陆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为了谋生的“契约奴”一样，是美洲大陆的真正拓荒者。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和农业大国，美国出口的大量农产品，开始占领世界市场。
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美国的工业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从半机械化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美国出现了第1批半机械化农具，这些都是由畜力牵引的简单的农业机械，如一八三四年的转臂收刈机、一八三九年的马拉玉米播种机和1841年的改良谷物播种机等。
虽然蒸气拖拉机在1870年开始试用，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农业仍然是处于半机械化阶段。
到1910年，畜力在农用动力中仍占百分之七十五。
从二十年代起，随着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巨大发展，拖拉机、载重卡车、汽车等在农业中大量使用，到1940年，畜力在农用动力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百分之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2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走向更高的阶段，并且用一整套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
据美国农业部1977年统计，全国有拖拉机四百三十八万台，各种类型收割机一百二十二万台，农用卡车三百一十八万辆，农用飞机一万架。
现在从耕地、播种、中耕、施肥、喷药、收获，到排灌、运输、烘干、贮存、加工，全部使用机械，连收获土豆、甜菜、棉花、黄瓜、西红柿等比较复杂的作业都有了专用机械。
拖拉机普遍向大马力和多工序联合作业的方向发展。
目前美国使用的拖拉机很多是一百马力以上，最大的是四百五十马力。
一般的工作幅度是十米到二十米，工作时速每小时十公里以上。
由于广泛应用液压传动，拖拉机拖带的农具能自动折叠，田间作业由拖拉机手一人操纵即可，已取消农机手。
一台拖拉机可以同时进行整地、播种、施肥、压土等多种作业。
许多大功率的拖拉机、喷灌机以及饲料加工等设备，都已安装电子监视或自动控制设备。
机械化的全面的高度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据统计，七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相比，美国农业生产增长了近一倍，但所消耗的劳动总工时却从二百零五亿个减少到五十六亿个。
现在全美国共有二百七十万个私人农场，平均每个农场经营的土地二千三百多亩，只有一个半劳动力。
因地制宜实行作物区域化
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美国农业劳动者多年来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做法。
这就是根据气候和土壤的条件，实行作物的区域化、专业化种植。
例如，美国四分之三的小麦集中在落基山以东的半干旱的大草原生产，这个地区包括纵贯美国中部南北的六个州。
从俄亥俄州到明尼苏达州的东西“玉米带”所生产的玉米，占全国玉米产量的一半左右。
在这些地区，小麦和玉米千里不断。
美国的主要棉区原来是在湿润多雨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后因水利灌溉的发展，已往西移到得克萨斯草原和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的河谷平原区，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气候适宜，灌溉条件又好。
其他地区也都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集中生产。
作物种植区域化、专业化的好处很多，除气候、土壤条件适合作物生长外，还可以集中使用投资和进行科研，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这样就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同时，由于产区集中，市场与加工工业也就能同农场更紧密地结合。
农场可以直接同加工厂签订合同，成批出售，销路比较有保证。
1920年以后，美国农业区域化、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提高生产率起了显著作用。
例如，1936年以来，美国把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但玉米总产量却增加了一倍。
在盛产玉米的俄亥俄州，高产的农场玉米亩产达到一千一百斤，最高的达到一千六百斤，比过去提高了几倍。
“黑风暴”的教训
大片的森林和草原的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就是地面被剥露，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1934年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黑风暴”。
1934年05月11日早晨，东部城市的居民都被天空出现的景象惊呆了：
狂风卷着浓密的黄尘，遮天蔽日，滚滚而来，千百万吨既好又细的土壤，被横扫大陆的狂风卷进了大西洋。
据事后调查，这场风暴是从土地破坏最严重的西部干旱区刮起，形成东西长一千五百英里，南北宽九百英里，高两英里的一个巨大黄色尘土带。
狂风连刮了三天，越过美国三分之二的大陆，刮走了三亿多吨土壤。
风暴之后，西部平原水井和溪流干涸，尘土塞满了房屋，农田作物枯萎，牛羊渴死，成万的人逃离了大平原。
这一年，全国的冬小麦减产一百零二亿斤。
这场风暴使政府部门、科学家和农民深刻认识到，开垦草原的同时必须建设草原，如不当心，土壤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从那以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保护和发展森林、草原，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最近一些年，全国每年造林达一千万亩以上。
对草原也严加保护，凡是没有草而又不种植作物的空闲地，一律种牧草和草坪，许多种植价值不高的土地也退耕改种牧草和森林。
在美国参观，我们很少看到裸露的土地，全国森林覆盖面积已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与此同时，在中部和西部较干旱缺水地区，大搞农田水利灌溉。
1977年全国灌溉面积已达二亿四千万亩，占播种面积百分之十二，生产作物的产值占四分之一。
科研走在前头
参观美国农业，人们普遍对农业科研规模之大，同生产结合之密切，指导之有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美国的农业科研是走在生产的前头。
美国的农业科研，共有三个系统。
第1是联邦政府农业部及其所属机构。
美国农业部除管理农产品贸易外，主要任务是搞农业科研、教育和新技术的推广工作。
农业部设有科学与教育总局，下属科研机构有四个大区和二十个小区研究中心，一百五十八个研究站和试验室。
仅在华盛顿郊区的东北大区研究中心就拥有二千五百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九个研究所，六十二个研究室，四万五千亩试验场地，每年科研经费达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元。
第2是以各州州立大学农学院为中心的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系统。
这个系统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早在1862年，美国政府就通过一项“赠地”法案，决定赠给每州一部分土地，举办农学院，后来这些农学院都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
1887年和1914年又相继通过法案，在各州立大学农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和推广中心，并在各县设立推广站，现在这样的大学全国共有五十六所。
这些农学院及其推广站在指导农业生产上起了很大作用。
农学院所有教学人员，必须在科研和推广两者之中兼一样。
他们定期请农场主到学院来听讲课，看科研成果，参观试验农场，或者把科研成果运用到农场去，进行示范教育。
大学农学院一般有自己的广播和电视台，经常举办广播、电视讲座，并随时通过电子计算机回答农场主和其他农业爱好者们提出的问题。
第3个是私人公司的科研系统。
许多大的农机公司、种子公司、化肥农药公司和农畜产品加工厂，都设有现代化的试验室或试验农场，聘用大量的科研人才。
美国最著名的江迪尔农机公司，九千名雇员中有三千名是搞科研和设计的。
这个公司去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就有一亿七千多万美元。
美国的农业虽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产品“过剩”问题。
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就出现了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
进入二十世纪后，矛盾日益尖锐。
战后，美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鼓励出口，缩减耕地面积，但这些做法无法根本解决矛盾。
此外，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税收不断加重，也增加了农场主的困难，加剧了农业资本的兼并和分化。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这对美国农业今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新华社记者

反霸原则激起的新巨浪
本报记者综合报道
邓副总理对美国新闻记者发表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谈话，和中美联合新闻公报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的原则，在国际舆论界激起了新的巨浪。
据美国国际交流署华盛顿02月02日电，美中联合新闻公报提到的反霸权一词，“冒犯”了莫斯科，塔斯社还发了一条消息，要求美国
“澄清”，并攻击邓副总理反对霸权主义的谈话是“煽动性的”，是对缓和政策的“诬蔑”。
据报道，美国向苏联“作了充分的解释”，但当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的苏联，而是还适用于其军队侵入柬埔寨的越南时，白宫官员答道：
“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02日的报道说，卡特总统已消除了一种认为他对邓副总理的谈话感到不安的说法，因为“如果卡特真的认为这样，联合公报就不大可能包含针对苏联在全世界扩大势力的企图的用语了。”
报道还说，邓副总理的谈话，“归根到底，这是许多美国人都广
泛共有的一种看法。”
《纽约时报》01日刊载赫德里克·史密斯的专稿说，邓副总理的谈话，虽然使政府一些人士感到为难，但是，美国“一位制定政策的高级人士”说，“有另一个世界强国采取比华盛顿强硬的路线来反对苏联、越南和古巴卷入非洲和亚洲的第3世界国家的冲突中去，这最终还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莫斯科对邓副总理的谈话的攻击，显得如此气势汹汹，实则再次暴露了它内心的怯弱。
人们不难看到，中国人民对此是十分蔑视的。
《纽约时报》01日发表的评论也说，“无疑，苏联抱有取得更大力量的野心，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论点中轻视了那种力量的局限性。”
评论说，“中国自己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些局限性。”
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即使在中国人拥有核武器以前，他们就挣脱了苏联的枷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命运。
至于东欧，值得回忆一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苏联人能够并且也会用入侵的威胁——而且实际上进行了入侵——来确立统治地位。
然而，尽管莫斯科把一些欧洲国家纳入军事和经济联盟，它现在也不可能对这些欧洲国家取得全面的控制。”
评论最后说，“指出苏联推行‘霸权’有这些局限性，并不是否认苏联力量的现实存在。
但是这种力量的局限性还提醒大家，火箭和核武器也有它们的局限性，不可能长久地征服所有的国家。
东欧——以及中国——近期的历史告诉我们，力量即使在增长的时候，它也在削弱。
北极熊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事实证明，邓副总理的谈话和中美联合新闻公报重申的反霸原则，是深得人心的，因而博得国际舆论界的高度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日本共同社记者01日发表的述评说，“卡特出于对苏联的顾虑，没有使用赞同邓的全部讲话的措词，但是美中两国却在合作对付苏联扩充军事力量这种战略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记者认为“中美之间产生的共同认识，将对今后的世界形势产生巨大影响”。
东盟舆论的反应，理所当然地更为强烈。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01日社论说，“可以预见，邓小平与卡特的会晤，对世界局面的改观也起着深远的效果，这不单关系到中美进行更大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同时对国际局势评估有了更多的相同点。
正如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所启示：
双方都不称霸，更反对任何霸权主义。”
社论说，“既然彼此反对战争和侵略，支持和平与安定。
邓小平之行也就成为‘和平旅行’了。
这是中美为和平而迈向长征道途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布赖纳离京
新华社北京电国际职业网球运动员协会执行主任、国际男子职业网球理事会主席布赖纳，01月2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然后离开我国。
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21日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布赖纳。

我驻冰岛大使宴请埃尔亚恩总统
新华社北京02月03日电雷克雅未克消息：
中国驻冰岛大使陈枫和夫人02月01日晚在大使馆设宴招待冰岛总统克里斯蒂安·埃尔亚恩及其夫人和女儿。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陈枫大使和埃尔亚恩总统举杯祝贺中、冰两国政府间友好合作和中、冰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方毅副总理出席洛杉矶市长招待会
赴洛杉矶途中参观洛克希德飞机公司
新华社洛杉矶02月03日电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今天晚上出席了洛杉矶市市长托马斯·布雷德利和夫人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作陪的有参议员艾伦·克兰夫顿、洛杉矶市副市长雷·里米和市政府的其他官员。
方毅副总理在祝酒时指出，加利福尼亚州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建设经验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他说，加州人民和洛杉矶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近年来，加州各界人士同中国各有关方面的联系和往来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派出的第1批留学生正在加州学习。
方毅副总理受邓小平副总理的委托，向加州人民和洛杉矶人民表示问候，并向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贡献的加利福尼亚朋友表示感谢。
他说：
“我们深信，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同加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将会与日俱增。”
布雷德利市长在祝酒时说，这是他三十年来第1次有机会欢迎一位中国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访问洛杉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不久，方毅副总理就来洛杉矶访问，这使他感到极大的荣幸。
他说，洛杉矶在加强被太平洋分割开来的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希望洛杉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在文化、商业、旅游和其他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
布雷德利市长向方毅赠送了洛杉矶市的钥匙，方毅副总理向他回赠了中国的长城挂毯。
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的陪同下从帕姆代尔乘飞机于今天下午到达洛杉矶的，他们在机场受到布雷德利市长和市政府其他官员的迎接。
今天下午，方毅副总理会见了中国血统的美国学者和华侨代表，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新华社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02月03日电中国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02月03日在赴洛杉矶途中，在帕姆代尔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逗留并进行了参观。
方毅副总理和夫人等一行，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小埃德蒙·布朗和夫人、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董事长罗伊·安德森和夫人以及该公司总经理威利斯·霍金斯等人的欢迎。
在简短欢迎仪式上，安德森董事长在讲话中回忆了去年他在北京同方毅副总理的会见，并且表示希望和中国同行在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
布朗州长说，中国政府领导人来到美国西部的州进行访问和会见各界人士，使他感到很荣幸。
方毅副总理对主人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谢，并祝他们在发展飞机制造业方面获得成功。
中国客人在主人陪同下参观了“三星L—1011式”飞机的组装线。
他们登上看台俯瞰了“三星L—1011式”飞机组装车间的全貌。
接着他们又登上一架正在进行最后组装的“三星L—1011式”飞机。
客人们还参观了一架“三星L—1011式”飞机的样机，以便了解这种新式飞机的一些先进技术。
方毅副总理等中国客人还观看了有关设在赖卡约亚的洛克希德实验室的幻灯片。
这个实验室目前着重就节约燃料、减轻机身重量等项目进行研究。

民主柬埔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总结游击战经验，制定开展游击战争打败越寇任务
新华社北京02月04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4日广播，02月01日和02日，在柬埔寨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发动和推进打击越南侵略者的游击战争的问题。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大区负责游击战争的干部一百八十三名以及各方面的干部代表二百三十名。
历时两天的会议是在柬共中央高级军事委员会代表团的主持下进行的。
大会讨论了越寇侵入柬埔寨以来的形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强点和弱点；
总结了一个月来游击战争的经验；
制定了更加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最终打败越南侵略者的任务。
大会洋溢着柬埔寨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气氛，体现了对民主柬埔寨的命运、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种族高度负责的精神，表达了坚决抗击和战胜越南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大会通过的关于柬埔寨革命游击队的基本任务的决议指出，游击队的基本任务是：
保卫工农政权，打倒越寇扶植的傀儡政权；
保卫和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做到经济上自给自足；
开展打击越南侵略者的游击活动，不断地削弱和消灭它的力量，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新华社北京02月04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最近又在蒙多基里等战场上消灭越南侵略军的有生力量。
01月29日，柬埔寨革命军在蒙多基里的戈涅打死越寇三十人。
30日，革命军又袭击了驻扎在蒙多基里机场的越寇，打死一批敌人。
02月01日，革命军在戈公战场上袭击了前往戈基的越南侵略军，击中敌人的一辆坦克，消灭了坦克里的敌人。
02月02日，革命军袭击了从磅清扬到罗密去活动的越寇，消灭敌人一个连。
01月31日，革命军在暹粒战场上袭击了在三隆活动的越寇，消灭敌人一个连。
广播说，革命军最近还在七号公路、四号公路、菩萨和马德望市歼灭越寇一批有生力量。

波音飞机的摇篮——西雅图
波音飞机是人们熟悉的飞机。
但是，你是否知道，波音飞机的产地就是西雅图。
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一个城市，面积二百三十多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五十多万，连郊区在内达一百四十多万。
整个城市建筑在七座小山上，东靠华盛顿湖，西临普吉特海峡，倚山临水，景色秀丽。
西雅图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早先，那里只有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从事打猎和渔业。
1851年，一队伊利诺斯探险者到达那里。
他们发现这里木材和水力资源相当丰富，就决定在此居住下来，并建起了一个小镇，取名为西雅图，这是为了纪念一个曾经给予他们帮助的、名叫西雅斯的印第安酋长。
随着煤矿的开发、交通运输的发展、贸易往来的增加，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雅图的工业发展很快。
著名的波音飞机公司的主要工厂设在西雅图市郊。
该公司建于1916年。
开始时，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制造木制飞机。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之一。
战后，该公司不断扩大，除生产军用飞机之外，还生产火箭、宇宙航行器和民用客机，雇用的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西雅图也是美国西北部一个重要的铁路、公路、航空枢纽站。
普吉特海峡的埃利奥特湾是一个天然良港。
它和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有航运往来，并有通向远东与阿拉斯加州的“门户”之称，年吞吐量为一千四百万吨以上。
西雅图的教育事业也很发达。
现在，仅公立学校的在校生就将近十万人。
著名的华盛顿大学建于1861年，现有学生三万三千余名，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一个大学。
西雅图的著名建筑有“西雅图中心”，1962年在这里举办了一个“二十一世纪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建有许多建筑物，其中以“宇宙针”瞭望塔最为壮观。
它高达一百八十五米，人们登塔远眺，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其祥）
（附图片）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宇宙针”瞭望塔。
新华社发

邓小平副总理参观休斯工具公司
新华社休斯敦02月03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今天上午参观了休斯敦近郊的休斯工具公司，受到了公司负责人和工人们的友好接待。
休斯工具公司以生产钻头为主并兼营其它石油、天然气勘探设备，它的产品的质量和销售范围在世界同类企业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董事长霍利戴在向中国客人作简单介绍时指出，这家公司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同中国有贸易往来。
他说，在今天欢迎邓副总理的负责人中就有好几个人访问过中国。
他表示希望，今后他的公司将会对中国发展石油事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
在公司领导人的陪同下，邓副总理一行参观了公司下属工厂的实验室和几个主要车间。
邓副总理一行将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去西雅图，继续他在美国的访问。
方毅副总理等今天下午到洛杉矶访问后将去西雅图同邓副总理一行会合。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及其一行，02月03日上午（当地时间）在休斯敦参观休斯工具公司的钻头。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 摄（传真照片）

钱三强副院长宴请威斯康星大学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2月03日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今晚会见并宴请了以欧文·谢恩校长率领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2月02日抵达北京的。

柬埔寨人民历史上的两次反越起义
金应熙
柬埔寨人民在历史上有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
十九世纪前半叶，他们为反抗越南阮朝封建统治者对柬埔寨的野蛮侵略和奴役，曾进行多次起义，其中以一八二〇年的僧计起义和1840年的抗越大起义的规模最大。
柬埔寨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终于获得了逐出越南侵略军的重大胜利。
侵略柬埔寨是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越南的阮氏政权就交替使用出兵侵略、扶立国王、王室联姻等手法软硬兼施，逐步侵占原属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及其南方广大地区，并妄图进一步吞并整个柬埔寨，但一七七一年爆发的西山起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柬埔寨国王安赞二世（越南史书称为匿禛），原奉暹罗（今泰国）为宗主国。
一八○七年，在越南压迫下，接受了阮福映（嘉隆帝）的册封，逐渐倒向越南，使越南封建势力逐步深入柬埔寨。
一八一三年，柬埔寨终于成为越南驻屯军保护下的属国，柬埔寨人民受到阮朝的剥削和奴役。
越南自从它的驻屯军进驻柬埔寨后，就在柬埔寨大修驿路，为侵略军的军事通讯和运输服务，“发番民修筑之，每四千丈置一驿，驿夫各五十人，以备关报边务。”
一八一七年越南侵占了后江江道上的重要市镇朱笃。
两年后开始浚挖从朱笃到河仙的永济河，大批柬埔寨农民被强制征调参加浚挖，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有许多河工在施工中死亡，据当时访问越南和暹罗的英国人纪述，死亡者达万人之多，而当时柬埔寨人口仅五、六万户。
越南侵略者强征大批劳力，也严重影响了柬埔寨的农业生产，加上一八一八年后柬埔寨连遭大水大旱，稻谷失收，饥馑疾疫流行，柬埔寨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名叫计的佛教僧侣领导下，毅然举起反抗强制徭役的旗帜于一八二〇年进行起义，是为僧计起义。
柬埔寨人民起义初期获得了重大胜利，起义军接连挫败了越南侵略者和安赞的军队，俘获了巴普农的屋牙（太守）德乔谋。
僧计自立为炤王。
柬埔寨东部波罗勉、特邦克蒙和斯雷桑托等地区的群众纷纷响应，一些柬埔寨官员率众归附。
起义军乘船三十多艘直指金边。
安赞一面派人向越南阮朝告急，一面准备弃城逃走。
一八二〇年10月，起义军误中侵略军退兵的诡计，放松警惕，在磅湛附近的巴寻来地方遭到越南侵略军夜袭和包围，僧计阵亡。
12月，这次起义被残酷镇压而失败。
一度归附起义军的柬埔寨官员陆续向越南侵略军投降。
僧计起义虽被镇压，但起义军多次重创越南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大大鼓舞了柬埔寨人民的斗志，为1840年的抗越大起义打下了基础。
僧计起义的这些历史功勋，直到五十年后还在流行民间的诗歌中，为柬埔寨人民所传诵。
一八三三年，暹罗王拉玛三世利用越南封建统治者因内部斗争而向暹罗乞援的机会，通过柬埔寨进军越南。
安赞逃到越南。
以后暹罗军被越南将领张明讲打败，退兵回国，越南明命帝趁机深入柬埔寨，首先剥夺王室统治权，使安赞成了越南侵略者手中的名副其实的傀儡。
一八三五年安赞病死，越南即令张明讲、黎大纲两人代理柬埔寨国事。
同年，将柬埔寨首都改称镇西城。
从此，柬埔寨统治权完全操在阮朝手中。
越南阮朝在完全掌握柬埔寨中央统治权力后，推行了一系列军政、经济、文化措施，企图将柬埔寨纳入越南版图。
他们改编柬埔寨军队，并在柬军中安插越南官兵；
按越南行政系统，改组柬埔寨行政区划，并掌握柬埔寨官员任免大权，派大批越南官员充任知府、知县等职务；
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以越语为柬埔寨官方语言；
强迫柬埔寨官员、老百姓穿越南服装，采用越南风俗习惯，甚至规定由长官为柬埔寨士兵取越南名字，具册上报。
柬埔寨人信奉上座部佛教，阮朝也加以破坏，僧侣被逐，寺庙被毁，佛像被熔铸成大炮……。
越南阮朝旨在消灭柬埔寨的国家和文化的这些反动政策，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柬埔寨人痛心疾首。
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必须发动抗越斗争，这已成为柬埔寨人民的一致要求。
一八三九——1840年越南侵略者对柬埔寨王室和官员的迫害，触发了1840年的抗越大起义。
安赞的弟弟安恩和安东，因反对安赞而逃往暹罗。
阮朝把他们看作兼并柬埔寨的重要障碍。
一八三九年，安恩被骗带高棉人九千多名回到海西（菩萨），明命帝将他和他的家属送入监牢，并将随同回来的人分插各地看管，有的被处决。
原掌国印的茶龙、罗坚被降职并被充军监禁。
柬埔寨人民由此进一步看清了越南侵略者灭亡柬埔寨之心。
1840年08月，柬埔寨人民爆发了抗越大起义。
起义是由柬埔寨各地官员和柬军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分驻各处的柬埔寨军队大多携带军械和象匹参加起义。
他们杀掉和赶走越南官员。
一个月内，海东、海西、山静以及金边周围的武功、宜禾、南宁等府广大农村地区都被起义军占领。
越南明命帝慌忙调动大军前往镇压。
起义军则凭借丛林、河川等险阻，避免正面同侵略军接仗，“蹑之无迹，去则复来”，“击东就西，塞此罅彼”，使敌人疲于奔命。
柬军不断袭击越方交通线，取得巨大战果。
明命帝下令调派京兵五营驰援镇西，但也无法挽回侵略军的颓势。
1840年底，起义扩展到越南南圻湄公河三角洲以南地区。
这里的起义群众不限于高棉人，还有华侨和越南人参加。
这时明命帝已死，继位的绍治帝看见“久隶朝廷版籍”的地区也爆发了大起义，就调大兵镇压，这使驻屯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侵略军更为削弱。
1841年正月，张明讲将磅芝灵侵略军二千多人撤回克能，不久又撤回金边。
同年08月阮朝看见“弁兵许久劳顿，疾病日滋”，“用兵则饷道不济，坐守则徒劳无功”，而且越南南圻湄公河以南地区起义的威胁还未消除，于是，不得不同意将侵略军撤出柬埔寨。
越南阮朝的这支侵略军，是阮福映用多年向殖民主义国家乞求的军火装备起来的，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外战争中打过一些仗，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东南亚一支比较精锐的军队，但是它在柬埔寨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夹着尾巴滚出柬埔寨。
现在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又野蛮侵略柬埔寨，柬埔寨人民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正在对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
今天我们回顾柬埔寨人民历史上反对越南侵略者的两次大起义，就能更深刻地感到，柬埔寨人民既然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挫败越南的侵略，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步阮朝后尘的越南，必将遭到更为悲惨的下场。
（附图片）

纽约自由女神像
邓蜀生
“……把你们那些人给我吧：
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
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
在你们富饶的岸边遭到不幸遗弃
的人，
把这些无家可归、流离颠沛的人
交给我，
我在金色的大门口高举着明灯！”
这是美国犹太女诗人埃玛·拉扎鲁斯（一八四九—1887年）著名诗篇《新巨人》中的诗句。
全诗十四行，镌刻在美国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
从欧洲越过重洋进入纽约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矗立在伯德罗埃岛上的面对大西洋的巨型铜像。
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标志：
一个美丽的女神，右手拿着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拿着一本长达二十三点七英尺象征法律的书板，上面写着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日期一七七六年07月04日。
这座铜像高一百五十二点五英尺，连底座计算，总高为三百零五英尺，重二百二十五吨。
底座每边长六十二英尺。
参观者可以进入铜像内部乘电梯直达顶部。
铜像两耳之间的距离有十英尺，头内可站立三四十人。
每个眼睛的宽度为二点六英尺，鼻长四点六英尺。
这座铜像建成后三十年，它的日夜不灭的照明系统才安装完成，1916年12月02日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打开灯钮。
这座铜像是法国人民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以德拉布莱为首的一批法国著名人士，组成法美协会，提出送给美国人民一件有永久意义的礼物。
他们决定委托协会成员、法国著名雕刻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第塑造这座自由女神像。
费用采取自由募捐的办法筹措，法国的一百八十个大小城镇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捐款活动，共计捐款二十五万美元，这笔钱在约一百年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巴托尔第从1874年开始工作，历时十年，到1884年05月才告完成。
与巴托尔第在法国完成自由女神像的同时，美国人民在同年为铜像底座举行奠基礼。
营建这个底座用了二十八万美元，也是采取公众捐款形式筹措。
主持捐赠活动的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纽约《世界报》主人普立芝。
捐款多数是零星小额，有十万美元是由十二万人捐赠的，这可以说明捐款活动得到美国群众的广泛支持。
铜像在1885年06月分装成二百一十箱用船运到纽约。
1886年10月28日举行铜像揭幕典礼。
（附图片）

认真是成功的秘诀
——外国科学家的小故事
俗话说：
“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是失败的伴侣。”
事实正是这样。
一八二六年，法国一位青年化学家波拉德，研究从海藻中提取碘。
他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取，再通进氯气，便得到了紫黑色的固体结晶碘。
然而奇怪的是，在提取后的母液底部，总是沉淀着一种深褐色的具有刺鼻臭味的液体。
他没有从想当然出发，而是认真地研究了这种液体，证明这是另外一种元素溴，由此他发表了《海藻中新元素》的论文。
德国著名化学家利比息读完波拉德这篇论文后，后悔莫及。
因为几年以前，他也做过波拉德的类似试验，得出过类似的结果。
但是他没有认真对待，只是认为那种深褐色的具有刺鼻臭味的液体是氯化碘，贴上标签就完事大吉。
利比息吸取了这个教训，做科研工作更为认真，取得了不少成就。
他为了用这个失败的事例永远教育自己，便把那个所谓的氯化碘的标签取下来，挂在自己的床头上，并在自传中写道：
“从那以后，除非有非常可靠的实验作根据，我再也不凭空地自己制造理论了。”
（李继学）

让友谊之花开得更茂盛
——记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同我国人民的友谊
林彤宜华
经历风雨侵袭而不凋谢的花，是最美好的花。
同样，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始终不渝的友谊，是真诚的友谊。
值此中美两国人民同庆中美两国建交和欢呼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深为怀念那些曾为浇灌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之花作过努力的一切美国朋友。
对三十多年前，正当中国人民困难时期与我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朋友们，我们同样怀着这种感情。
1944年夏天，正当第2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年多的日子，一支人数不多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美军观察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下，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延安的。
当时，中国抗战正处在极其艰苦的年头。
为了早日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承受的压力，美方极需中国军队积极配合作战。
但是，国民党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祖国的半壁河山，惨遭日寇蹂躏。
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英勇抗战，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及军人中，一部分持现实态度的人士，看到我党抗日的决心和力量，主张正确估计我党我军的力量并积极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我党的政治军事情况和实力，了解日军、伪军在华北及边区周围的军力等，以便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
美军观察组的朋友们经重庆来到延安。
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曾多次会见过他们。
叶剑英参谋长全面地向他们介绍了我军情况，聂荣臻和陈毅同志，分别向他们介绍了晋察冀军区及新四军的情况。
在延安和附近地区，他们还进行了参观访问，广泛接触了当地军民。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抗日根据地情况，他们还分成小批，在八路军战士护送下，不畏艰险，奔赴我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
如彼得金、卢登、惠特尔西、多姆凯、格拉斯等，就曾深入我晋察冀根据地。
途中，他们既看到了侵略者滥肆烧杀等暴行，更看到了我党领导下的军民，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连续四个多月，他们时而骑骡，时而徒步，跨过雪原，突破封锁线，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同我八路军指战员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
他们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心，获得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他们进行了繁重、紧张的工作，也度过了愉快、难忘的年月。
在简朴的窑洞里，我党、我军领导人同他们纵谈战争形势的发展，探讨各种问题，关怀他们的生活。
每逢节日或在各种联欢晚会上，中国朋友亲切地邀请他们一起看节目，有时甚至还扭起秧歌舞。
他们不仅经常同延安的干部在一起，而且也经常同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和纯朴的陕北农民接触。
延安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关怀着他们，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了丰富、新鲜的食物和其他物品……。
延安，朝气蓬勃的延安，燃烧着抗战烈火的延安，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中国，走向胜利的中国。
同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百孔千疮、悲观失望、民不聊生的情况截然相反，在延安，他们“看到八路军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勇敢精神，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
于是，他们向美国政府发回了报告，积极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
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情况，形势急遽变化。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意见不仅得不到重视和采纳，相反，他们被迫先后撤离了延安。
回到美国后，他们大部分，包括当时美军驻华总部和美国驻华使馆一些人员，如谢伟思等人，竟然遭到冷遇和排挤，有些人遭受迫害，在麦卡锡时期甚至被投入监狱……。
可贵的是，三十多年来，尽管面对种种迫害，前美军观察组的许多朋友，一直对中国人民怀着真挚的友谊。
他们关注中国的发展，盼望有一天重返中国。
他们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去年春暖花开时节，他们组成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访华团，应邀重访中国。
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延安，回到他们曾工作过的昆明、桂林、重庆、成都和西安。
代表团的成员对延安有特殊的感情。
一位朋友说：
“我们多么惦记延安！
但是到了延安，如果没有宝塔山上的那座宝塔，我们几乎认不出延安了！”
更可贵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隔阂，中国人民对美国朋友的友情没有变。
他们无比激动地说：
“我们又受到了当年延安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招待。”
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旧友重逢，喜出望外。
观察组的朋友们含着热泪，喊出了阔别多年的中国朋友的名字，相互亲切握手、热情拥抱。
一位美国朋友带来了一本当年延安生活的影集。
影集上有一张白纸，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是一张圣诞节晚会请帖。
在这张普通的白纸上，排列着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英文名字，每个英文名字旁边，都有中文亲笔签名：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陈毅、邓颖超、康克清……”看着它，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这是多么宝贵啊！”
前美军观察组长彼得金等美国朋友，把他们当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和电影拷贝等礼品，赠给中国朋友们。
这是珍贵的礼品，又是记载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历史文献。
去年05月19日，是难忘的一天，叶剑英委员长、聂荣臻、邓颖超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等同志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宾主重叙友情，一起回忆当年在延安友好相处的日子。
叶剑英委员长亲切地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
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
见到你们，我们很高兴。”
在接见厅的一个茶几上，摆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散发出阵阵清香。
邓颖超副委员长告诉美国朋友，这朵玫瑰花是她特意带来送给他们的。
这是一枝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之花。
关于它，有过一段动人的故事：
1944年，美军飞行员奥利渥·欣斯德尔受伤降陆后，被我游击区人民营救，并护送到延安。
他在延安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的接见。
1973年，欣斯德尔夫人来中国访问，带来了两株玫瑰花，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邓颖超同志把这株玫瑰花栽在院子里，经过精心培育，这株花每年都开得很茂盛。
邓颖超同志意味深长地说：
“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在战斗中培植起来的友谊之花，将生长得比这朵天然的玫瑰花更加茂盛。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接见厅里，激荡着中美两国人民真挚友谊的热烈气氛。
当年在山西被日寇杀害的观察组成员惠特尔西的夫人表示，一定要继承丈夫的事业，教育子女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贡献力量。
代表团中的三位年青人，是随他们的父辈到中国来访问的。
他们也深深激动，表示一定要以前辈为榜样，为发展美中友谊而努力。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了。
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培育、浇灌之下，中美人民友谊的玫瑰花，必将越来越鲜艳，越来越茂盛！
（附图片）
祝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蓬勃发展（阑凝刻）

镰仓秋思
陈德文
潇潇夜雨，洗净了盛暑的余热，江南的气候变得凉爽多了。
当我合上书页，从案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忽然，一片潮润润的树叶飘到我的面前。
我转眼眺望窗外，天空云消雾散，月朗星稀。
楼房前的银杏，一树金色，那玉扇坠般的叶子不时被秋风吹到屋内来。
这秋夜美景，触动着我心中的无限情思，我不由联想起两年前访问日本古都镰仓的欢乐日子。
那是11月中旬，我们由横须贺经逗子去镰仓。
日本友人为了使我们尽情浏览这湘南风光，特地把车子开得很慢很慢。
遇上好地方，我们干脆随意徜徉，或爬一段山岭，或钻一阵丛林，心情十分快活。
镰仓位于神奈川县的湘南海岸，同京都、奈良等地方一样，镰仓是历史悠久的古都，也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这座古城给我的第1个印象是寺院和古迹甚多，真可谓神光壮丽，洋洋大观。
仅我记得的就有“镰仓五山”、鹤冈八幡宫、镰仓大佛、长谷观音等景胜之地。
走进这些古色古香的寺院，你会感到正象《洛阳伽蓝记》中记述的那样：
“丹素炫彩，金碧垂辉”，“飞梁跨阁，高树出云”，真有些使人目不暇接呢。
日本朋友说，在古代，每逢祭祀、过年或其他喜庆之日，寺院里常常举行法事和各种纪念活动，宝马雕车，不绝于途；
晓钟暮鼓，声闻遐迩。
最富有佛教色彩的莫过于高德院的青铜大佛了。
这座铜雕高约十一米，重约一百二十吨。
整个佛身趺坐在两米多高的台基上，意态安详，若有所思。
传说七百年前，有个僧人名叫净光的，募集民间资金，花了十五年工夫，筹建了这座阿弥陀佛像。
佛像左侧有小门通入佛体内部，佛体中空，备有扶梯，可同时容纳四五十个游客，援梯而上，登达佛顶。
整个雕像工艺精巧，形象生动，特别是那纹理清晰的服饰，衬托着饱满、丰盈的体态，疏密有致，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日本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告别大佛像，踏着鹅卵石铺成的光洁的道路，我们来到热闹非凡的鹤冈八幡宫。
说来凑巧，那天正赶上“七五三”节，在日本，每年11月15日，七岁的女孩和五岁、三岁的男孩都换上节日的盛装，由父母带领到附近的神社参拜、游玩。
一进大门，我就看到一辆色彩缤纷的食品车，停在“圣水”池旁边。
老板穿着白制服，热情地招徕顾客。
短幔上绣着“日中友好——天津甘栗”的字样。
暮秋时节，银杏树金黄的落叶撒满了庭院。
我们杂在喧闹的孩子中间，沿着香烟萦绕的石阶跑上跑下。
这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着红色的绣花和服，束着高髻，头发上盘着红珠子，脚上趿着红木屐，简直是个红孩子，蹦蹦跳跳，象一团跃动的火焰。
钟声在浩渺的秋空里回荡，当我离开“国宝馆”的时候，衣角被人牵动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那个红衣女孩！
她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问道：
“中国叔叔，让我们合影留念，好吗？”
“当然好呀！”
我不禁脱口而出。
红孩子一声呼唤，别的孩子也一齐围了过来，象快乐的小鸟在我们身边欢叫。
于是，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张颇有意义的纪念照。
红孩子又飞跑出去，过了好一阵，才拿着胀鼓鼓的“祝袋”来到我们面前，兴奋地说：
“请把这带回去，送给中国小朋友尝一尝，愿两国小朋友团结起来，为日中友好运动贡献力量。”
我打开一看，嗬，糖炒栗子！
还热呼呼地直冒气哩。
红孩子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神奈川县日中友协的成员，十多年来，父亲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东奔西走，他亲自在街头炒卖天津栗子，向日本人民宣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
那一天，他刚从广州交易会归来，一放下行李就驾着货车来卖货了。
听到这里，我对那位在大门口卖栗子的日本朋友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这一颗颗板栗呵，华北平原的风霜雨露，滋润你长大成林，日本人民辛勤的劳动，使你变成人人欢迎的食品。
祖国的小朋友呵，尝尝这袋糖炒栗子吧，尝尝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多香，有多甜！
傍晚，我们沿海滨返回横须贺，车窗外面，秋水长天，一望无垠。
夕阳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形成一条五颜六色的彩练，随着我们的汽车飞动，飘舞。
呵，这光辉灿烂的海景，不正象征着中日友好事业的锦绣前程吗？

非洲狮子和鬣狗
借物寓情，是文学创作上常用的方法。
许多作品中，狮子常常象征高贵雄伟，鬣狗往往比喻为卑劣猥琐。
但是，文学家们多半不曾亲自观察过这些野兽的真实活动，而是根据记载，并凭着动物的长相，加以丰富的想象而塑造成的。
然而，有些动物的真实活动同文学家甚至动物学家的描绘却大相径庭。
以非洲狮子和鬣狗为例。
狮子外貌威武，但它实际上不按照这种形象生活。
一位生物学家，近年来在非洲观察狮子近三千个小时，发现狮子很懒，即使偶而猎食也笨手笨脚。
它常常偷食其他野兽的食物。
某些地方的狮子，它的食品有一半取自其他野兽捕杀的猎物和病死的动物。
由于食物不足，成年狮子就把仅有的食物吃光，让幼狮活活饿死。
鬣狗，人们称它为“掘墓人”，因为它以腐肉为食，还说它用狮子吃剩的猎物的残骸充饥，性格懦弱，只会袭击孤弱的动物。
例如《大英百科全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荷兰动物学家克律克在非洲观察鬣狗数年，他的研究报告同上述说法大不一样。
他发现，鬣狗固然吃腐肉，但它的主要食品是自己捕获的猎物；
它猎取的动物，多半是健壮的角马和斑马，而不是生病孤弱的动物。
它有时还能杀死约半吨重的非洲大水牛。
鬣狗的样子长得难看，而且多在夜间猎食。
黎明时，人们只看见狮子在吃肉，鬣狗在后面徘徊。
所以，常被人们误认为狮子行猎而鬣狗在等候吃狮子的残羹。
其实，据克律克观察，鬣狗猎食技能相当高明。
它会单独向一群角马攻击，把马群驱散，然后紧追其中一匹，以每小时六十五公里的速度，一气追逐五公里之远。
追到角马时，鬣狗几秒钟内能置它于死地，杀得干净利落。
克律克还发现：
鬣狗并不孤独，而是四十到六十只集群生活的。
（陈予思编译）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