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
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
乌兰夫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林彪、“四人帮”破坏统战工作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制造的假案、错案、冤案必须平反、纠正、昭雪。
讲话就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
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中共中央统战部于01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
座谈会上，大家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全国工商联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的一百多名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献计献策、尽心尽力。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主持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党的统战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每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
中央统战部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
它和各级统战部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上是认真的，成绩是很大的。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
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工作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他们在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们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
乌兰夫同志在讲话中还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
（讲话全文见第4版）
乌兰夫同志讲话后，工商界人士兴高采烈、精神振奋。
他们在分组讨论中思想解放，畅所欲言。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说，党落实了政策，我们要考虑自己对国家如何做贡献。
我们爱国工商业者都是愿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的。
我们应该在为四化献计献策、贡献力量的方面来一个竞赛，除掉心有余悸或者自卑感等思想顾虑，敞开思想讲实话，开动脑筋提建议。
我们要帮助国家发掘人才，向政府举荐人才，还要做好在国外的子女、亲友以及国外侨胞、港澳同胞的联系接待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在发展旅游业、服务业、贸易往来、吸收投资、联合举办各种事业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同台湾的工商界朋友恢复联系和往来，首先从通邮通航、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相互访问等方面做起，为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学习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学会新本领，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继续大踏步前进。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经过党三十年来的教育，我们工商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以肯定和鼓励。
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进步是得来不易的，一定要十分珍惜它，巩固它，并继续努力，取得新的进步。
去年夏秋两季，我在上海、南京、成都、武汉等地听到工商界同志们说，在落实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合理安排，有利于自我改造，有利于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切不可对国家、对家庭和自我改造带来任何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教育他们，鼓励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党中央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决定发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恢复和补发高薪，这充分说明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党是说话算数的。
我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应当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
毛主席生前一直教导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
我们添置点生活必需品、支付一些生活必需费用是应该的，但在改善生活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风尚，考虑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用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去教育和影响子女的问题，这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也是有益的。
他建议大家想想办法，采取一个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的形式，把多余的款项最好能用到支援国家建设上去。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靖基说，上海是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城市。
现在，不仅经济政策正在落实，工作安排、子女问题等政策都正在落实。
他说，有句古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对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人人有责。
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政策落实了，我们更应当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广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周宝芬说，广州在地理上与港澳接近，语言方便。
我们工商联组织是可以在有关部门和港澳工商界朋友之间起桥梁作用的。
江苏省无锡市国棉三厂总工程师李永锡说，我愿意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尽我余生微力，贡献力量，决心做到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献计献策。
民建北京市主任委员浦洁修说，我们在协助党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大多数工商业者能够正确对待党的政策，特别是要正确解决落实政策与加强自我改造的关系问题，正确解决落实政策与影响子女关系问题，以及防止各种错误倾向和不良的社会影响，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民建中央常委吴羹梅、民委中委古耕虞作了书面发言。
座谈会结束时乌兰夫讲话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畅所欲言，纷纷表示要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且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乌兰夫同志在谈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问题时，还谈到“区别”的问题。
他说，由于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采取按行业合营的形式，加以合营高潮来势迅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大批本来属于劳动人民范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将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并按照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了。
现在必须先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
这项工作，许多地区已先后进行过试点，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研究，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乌兰夫说，解决好对工商业者的安排和使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统战部门和国家有关业务部门要坚决贯彻党的政策，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
希望民建和工商联积极配合做好这项工作。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京的中执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七个省市的工商界人士杨静仁、薛子正、童小鹏、李贵、熊向晖、方知达、金城、彭友今、吴雪之、沙千里、罗叔章、孙起孟、孙晓村、胡子婴、黄玠然、资耀华、经叔平、杨美真、虞效忠、钟复光、叶宝珊、古耕虞、刘丙吉、朱德禽、李文杰、崔敬伯、王艮仲、吴大琨、吴觉农、吴羹梅、周士观、黄凉尘、王纪华、冯和法、王达夫、杨鉴清、冯永福、张汉丞、钱希钧、徐长勋、程启光、吴承明、朱蕴山、王昆仑、朱学范、史良、徐伯昕、季方、严信民、黄鼎臣、伍禅、许德珩、孙承佩、蔡啸、李纯青、于树德、王雪莹、甘祠森、叶道英、刘斐、刘仲容、关瑞梧、苏子蘅、杜聿明、吴茂荪、谷春帆、宋希濂、张含英、郑洞国、赵朴初、侯镜如、闻家驷、费孝通、钱昌照、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徐楚波、黄维、程思远、谢冰心、刘公诚、沈方成、董竹君、孙孚凌、莫艺昌、李贻赞、汤绍远、王敏生、高守信、倪家玺、柏岳、于熙钟、俞秀蔼、常梦渠、叶蕴昆、施复湘、张柏青、马祝三、张立宏、许世全、赵宜之、潘廉志、吴志超、陈铭珊、郭秀珍、唐君远、孙廷芳、荣仁本、郑善忠、周叔弢、杨天受、何宗谦、韩天耀、万国权、杨玉文、杨义、张敬礼、徐美峰、汤元炳、郑志新、陈铭翔、童少生、杨受百、朱金龙、刁绍芬、何星辉。
中央有关单位和有关省市统战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座谈会。

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勉励老区发扬革命传统
陕西组成代表团赴陕北老根据地慰问
据新华社西安01月25日电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代表团，前往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慰问。
由中共陕西省委第1书记马文瑞任团长的陕西省慰问陕北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代表团是01月初组成的，下设三个分团。
代表团已分别在延安、榆林、汉中地区，对老红军、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以及广大人民进行了慰问。
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召开座谈会、慰问大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赞扬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勉励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在实现“四化”的历程中争取更大光荣。
与此同时，还下发到生产队五万多份年画和慰问信。
信中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老区的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为革命作过贡献的老红军、老干部、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和烈军属受到残酷打击迫害。
加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老区建设进展缓慢，山河面貌改变不大，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老区人民对实现四化，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立即动员起来，把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尽快建设好。
代表团经与当地有关部门商量，发放了若干救济粮、款和布匹。
许多老红军、老干部、老八路、老党员感谢党的关怀，决心为建设好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贡献力量。
代表团还在谢子长、刘志丹和“四八”烈士的墓前献了花圈。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
华总理说，中国实现四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
耿副总理同托恩首相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时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两个条件。
他说：
“现在我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
我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起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我国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赶上去。”
华总理说：
“国际上有个和平环境不容易。
苏联霸权主义手伸得很长，对许多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控制。
我们看国际局势不是缓和了，而是紧张程度有发展。
我们大家都必须提高警惕。”
托恩首相在谈话时说，自从他1973年访华以来，在中国“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托恩首相说，卢森堡愿意把钢铁工业方面的经验提供给中国朋友们。
他说：
“中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得到了完全的同情。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冶金工业部长唐克，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参加了谈话。
谈话之前，华国锋总理同托恩首相和夫人以及卢森堡其他贵宾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同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合作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这是他们的第2次会谈。
双方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对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表示了关注。
双方认为，中卢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会谈中，双方在诚挚、融洽的气氛中就钢铁技术合作、民航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并进行友好谈话。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结束对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的访问
李副总理回到北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昆明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一行是在结束对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非洲四国和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于22日回到昆明的。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
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发挥我国七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其中最重要的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
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
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
这些重要的政策，体现了我们党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几亿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
体现了农民真正是集体经济的主人。
持续地、稳定地执行现阶段农村各项重要政策，对于发挥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党的三中全会重申和充实发展的这一系列重要政策，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是有曲折的，前一段比较快，后一段比较慢，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倒退。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几年，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妥善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使这一涉及几亿农民的生产关系的大革命，稳定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2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六十条”）颁布以后的几年，我们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被动局面，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好些地区甚至下降倒退。
粉碎“四人帮”以来，凡是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切实落实党的政策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就迅速好转。
去年，在解放以来罕见的大旱灾面前，有些省区能够战胜灾害夺得增产，或者减少了损失，也是由于党的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了作用。
实践证明，我们党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农村已经深入人心，受到亿万农民的热烈拥护。
政策落实了，群众就高兴，生产就顺利发展。
正如华国锋同志所指出的：
这些政策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正确政策。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遭到破坏的时间比得到认真执行的时间长得多。
值得深思的是：
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农村政策破坏得范围如此广，时间那么长，危害程度如此严重，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搞“穷过渡”，把好端端的农村闹得鸡犬不宁？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有些地方为什么不但继续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
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计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没收自留地，搞“穷过渡”，等等，而且公然攻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是“行小惠”，诬蔑群众和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声是“吹冷风”，搞“倒退”？
根本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很容易欺骗一些人。
长期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地反对什么右倾，反对什么复辟，大批所谓的资本主义，折腾个没完没了，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所批判的就是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
这就把是非完全颠倒了：
破坏政策的行为，被认为是革命的行动，破坏政策的人受吹捧，被提拔；
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则被认为是老右倾，老保守，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挨斗，罢官撤职。
这些极左的说法和做法，使很多干部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恐右症”，使林彪、“四人帮”破坏农村政策的罪行在不少地方受不到有力的抵制，甚至畅行无阻。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好些地方对“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没有认真揭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精神枷锁仍然禁锢着不少干部的思想。
有些人因为搞惯了“左”的一套，甚至因此扬名得利，现在要他们来批极左，当然不容易转过弯子。
有些人接受多少年的经验教训，总把在政策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看做是冒风险的事情，怕再反右。
这就是当前落实党的政策的最大的思想阻力。
当然，前些年有的地方确实也存在一些很右的东西，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横行的地方，他们大搞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盗窃国家或集体财产，贪污腐化等等，那才是真正的在复辟资本主义。
对于这些真正右的东西，理所当然地要进行批判，要坚定不移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落实农村政策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但也有不少同志还心存疑虑。
他们担心现在强调落实政策，不过是解决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权宜之计”，几年之后，农业生产情况好转了，会不会又来一次反右倾呢？
这种余悸是有根据的，这是农村政策多次反复的结果，也是“恐右症”的另外一种表现。
应当承认，这样反复的现象的确是有过的，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我们必须挽回长期以来这种失信于民的影响，防止“左”倾复活，坚决采取措施落实党的政策，取信于民。
首先要治好破坏党的政策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顽症。
这种顽症已经害得我们吃够了苦头，教训特别深刻。
建议各级党委，广泛地发动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认真地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肃清这种“左”比右好的流毒，使干部和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一看
“左”究竟是比右好，还是同样的害国害民？
同时，也应该联系实际，具体分析一下，过去批判的所谓右倾，究竟是真正的右倾，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执行政策？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分析一个社、一个队，甚至一个农民家庭的具体的经历，来认清极左的危害，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搞极左的反革命活动的有力批判。
只要把极左批透了，划清了界限，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能够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要取信于民，必须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
在执行政策问题上，一定要是非分明，赏罚严明。
要表扬那些执行政策的模范，要表扬那些敢于同破坏党的政策的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
对于那些横行霸道、破坏党的政策、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典型，要坚决予以揭露、批评和处分。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现阶段农村的各项政策，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经济权利受到新宪法的保障，我们正在通过健全法制来保证各项重要经济政策的实现。
对于那些继续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而不能纵容姑息，否则，我们的政策就不能取信于民。
落实政策事关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各地应当在春耕大忙之前，把党的各项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传讲解，让党的政策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
把“武器”交给群众，把亿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使群众敢于起来抵制、批评、揭发和控告那些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和事，直至使他们改正错误为止。
这是我们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农村政策的最有力的保证。

为农机企业说几句话
编辑同志：
你报1978年12月29日刊登的本报记者述评《农机产品质量为什么低？
》，正确地批评了一些农机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对农机企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农机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光靠它们本身的力量，产品质量难以大幅度提高。
因为质量涉及到我们某些上层建筑方面和管理体制、制度方面的许多问题，不把那些问题解决，单靠农机企业本身是有困难的。
首先讲“三化”。
述评指出：
“由于对机械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和专业化协作抓得不紧，机型杂乱问题长期解决不了，造成农机生产点多，批量小，质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
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
述评没有说。
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发了不少的文件，开了不少的会，但就是进展缓慢。
根本原因是条条框框太多，捆住了自己手脚。
拿农机产品来说，有的企业生产的质量好，成本低，可以供应全国，但不能让它多生产，因为材料各省切块分配，它多生产了，把产品调给外省，本省的材料就减少了，因而地方没有积极性，不愿多生产。
别的省拿不到，只好自己搞，当然也就批量小，质量差，成本高了。
这种材料分配体制不改变，专业化协作是搞不好的。
这怎么能够怪企业呢？
其次，生产农机产品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小企业，设备、技术条件很差，有的连基本的测试手段也没有。
而这些企业生产的却往往是相当复杂的产品，例如插秧机、割晒机等。
企业作了很大的努力，把产品搞出来了，但由于生产条件太差，产品不合格；
许多时候，他们得不到设计要求的材料，只好找代用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农机企业的这种状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因为在对企业的投资政策上，往往是多大规模以上的企业才有国家投资，才能分配到较好的设备，这个杠杠一划，大多数农机企业就没有份了。
再次，现在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农机产品的价格政策却是背道而驰。
降低农机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完全对的。
可是，不采取别的措施，农机企业就倒霉了。
农机企业和民机企业生产同一种零部件，花的工时、材料完全一样，售价却相差悬殊。
举例来说，同样的磁电机，装在汽车上，售价七十六元，而装在拖拉机上售价只四十八元。
现在按八项经济指标考核企业，提取企业基金，有关方面不通盘考虑这个问题，怎么能调动农机企业及其职工的积极性？
农机企业又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农机产品质量低的原因，不仅要从企业本身去找，而且必须从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
王雷保

江苏省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农机工业省
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做好生产安排，力争农机生产更上一层楼
新华社南京电最近，江苏省有关部门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全面调查全省农机工业，制订规划，进行改组。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苏省的农机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但是，当前农机生产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
生产能力不平衡，小柴油机、小拖拉机生产能力大；
大中型拖拉机、柴油机生产能力较差；
产品水平低，工艺落后，布点重复，生产批量小，成本高，质量差。
为了加强对全省农机工业改组工作的领导，江苏省委成立了农机改组领导小组。
1978年05月和11月，省机械局两次召开农机工业改组座谈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组方案：
（一）把分散在全省各地的手扶拖拉机和小柴油机总装点适当集中。
同时按专业化原则，合理布局，组织大、中型柴油机和拖拉机的生产，突破薄弱环节，使全省柴油机生产进一步系列化。
（二）根据各地经济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组织配套农机具的专业化生产，实行定生产点、定生产规模、定品种、定协作关系。
（三）搞好拖拉机、内然机配件品种的专业化生产。
调整布点，集中生产。
在改组中，江苏省特别注意了以下五个问题：
（1）按客观经济规律搞好农机产品定点归口。
对改组后的生产点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力争早日形成专业化生产能力。
（2）讲究经济实效，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专业化上努力，防止在改组中形成新的“大而全”。
（3）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帮助改变产品方向的企业安排好新产品生产的一些具体问题，做到各得其所。
（4）把一些可以扩散的产品和零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通过工艺协作、参加会战等办法，把社队工业纳入农机生产专业化的轨道。
（5）以老养新，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搞好改组，要做到不因改组而影响生产。
目前，江苏省各地已开始按专业化改组方案进行工作，省委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做好1979年的生产安排，力争做到农机生产更上一层楼。

沉痛悼念我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京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同志送了花圈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粟裕、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江华、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国务院农业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室、农林部、公安部、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有关的军区、省、自治区、市、县的党委和革委会，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李井泉、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五位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一千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同志、徐子荣同志、胡锡奎同志、刘锡五同志和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他们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悼词说，廖鲁言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他在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是北平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同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他在监狱中，表现坚贞不屈，在监狱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6年出狱后，被派到山西工作，他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改造旧军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9年廖鲁言同志回延安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廖鲁言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长期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他协助党中央制定了我党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他是我国农业部门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徐子荣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杨靖宇、李鸣岐同志领导的农民暴动。
1932年被捕。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
1936年出狱后，立即被派往晋冀鲁豫等地区，投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参加过开辟豫西嵩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和许多重大战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党的各项政策，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徐子荣同志协助罗瑞卿同志，为创建我国的公安工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深受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信任和器重，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胡锡奎同志原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1928年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1931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胡锡奎同志在狱中同殷鉴、赵镈等同志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开展了监狱内的革命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夺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1936年出狱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抗战时期，他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热河省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
1949年以后，他在创办和主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多年工作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华北革大的经验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后，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刘锡五同志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先后在河南、上海、北平、河北等地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在十分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31年刘锡五同志在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锡五同志在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以及在我党的组织建设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刘锡五同志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加强党的纪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王其梅同志生前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
1933年01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0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他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斗争坚决。
在敌人的监狱中，威武不屈，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开辟豫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武装和坚持豫皖苏地区的斗争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他在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他热爱西藏、热爱边疆，带病坚持高原地区的工作，为驻藏部队指战员和进藏工作人员做出了榜样，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悼词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都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老党员。
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一起轰动国内外的“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残酷迫害，株连所及，冤狱遍于全国。
其用心之狠毒，令人发指。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五同志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折磨、残酷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死。
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恢复了名誉，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悼词说，在哀悼廖鲁言等五同志的时候，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企图从外部灭亡中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妄图在中国扭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两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紧急关头，廖鲁言等和“六十一人”案的其他同志，虽然都遭受监禁关押，忍受极大痛苦，但总是信心百倍，毫不退缩，顽强战斗，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
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赢得了广大党员与人民的同情和信任。
悼词最后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沉痛地悼念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要学习他们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
学习他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们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附图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01月25日在北京举行。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沉痛悼念我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京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同志送了花圈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粟裕、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江华、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国务院农业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室、农林部、公安部、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有关的军区、省、自治区、市、县的党委和革委会，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李井泉、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五位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一千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同志、徐子荣同志、胡锡奎同志、刘锡五同志和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他们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悼词说，廖鲁言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他在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是北平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同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他在监狱中，表现坚贞不屈，在监狱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6年出狱后，被派到山西工作，他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改造旧军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9年廖鲁言同志回延安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廖鲁言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长期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他协助党中央制定了我党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他是我国农业部门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徐子荣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杨靖宇、李鸣岐同志领导的农民暴动。
1932年被捕。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
1936年出狱后，立即被派往晋冀鲁豫等地区，投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参加过开辟豫西嵩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和许多重大战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党的各项政策，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徐子荣同志协助罗瑞卿同志，为创建我国的公安工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深受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信任和器重，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胡锡奎同志原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1928年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1931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胡锡奎同志在狱中同殷鉴、赵镈等同志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开展了监狱内的革命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夺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1936年出狱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抗战时期，他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热河省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
1949年以后，他在创办和主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多年工作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华北革大的经验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后，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刘锡五同志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先后在河南、上海、北平、河北等地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在十分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31年刘锡五同志在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锡五同志在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以及在我党的组织建设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刘锡五同志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加强党的纪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王其梅同志生前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
1933年01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0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他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斗争坚决。
在敌人的监狱中，威武不屈，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开辟豫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武装和坚持豫皖苏地区的斗争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他在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他热爱西藏、热爱边疆，带病坚持高原地区的工作，为驻藏部队指战员和进藏工作人员做出了榜样，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悼词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都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老党员。
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一起轰动国内外的“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残酷迫害，株连所及，冤狱遍于全国。
其用心之狠毒，令人发指。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五同志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折磨、残酷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死。
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恢复了名誉，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悼词说，在哀悼廖鲁言等五同志的时候，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企图从外部灭亡中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妄图在中国扭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两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紧急关头，廖鲁言等和“六十一人”案的其他同志，虽然都遭受监禁关押，忍受极大痛苦，但总是信心百倍，毫不退缩，顽强战斗，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
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赢得了广大党员与人民的同情和信任。
悼词最后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沉痛地悼念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要学习他们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
学习他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们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附图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01月25日在北京举行。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人治和法治
王礼明
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皇帝的话是“圣旨”，是高于法律的。
法律也是由皇帝钦定的，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随便废弃。
“四人帮”讲了不少儒法斗争，大讲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进步的。
但是，他们对于先秦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却是讳莫如深，这就是：
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因为他们是主张法治的，而儒家则是主张人治的，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在法律的有无和好坏，而在君王的贤明。
“四人帮”不敢讲这一点，因为讲出这一点，既不利于他们自己肆意践踏法制的行为，也会暴露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的反动的东西。
人治为什么不好，法治为什么比人治好？
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创始人已经讲出来了。
慎到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
（《慎子·君人》）就是说，如果不用法治而用人治，一切赏罚杀戮，都由君王的意志决定，赏多少，罪轻重，都由个人说了算，就会造成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下面当然要鸣不平了。
《韩非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
“为人主而身察百官”，不但在时间和精力上不够，“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
（《韩非子·有度》）就是说，君王爱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下面就投其所好，尽照着他的意思去说和做，这只能造成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风气。
所以韩非认为国君只能“因法数，审赏罚”，
“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才能把谗佞之徒赶下去，把有才能的人选上来，国家才能治理好。
（《韩非子·有度》）慎到和韩非的这些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说得有道理的。
不要法治，而要人治，就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理国家的一个人的身上。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大都是昏庸不堪的，当然治不好国家，只能盼望出个好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当皇帝以后，在贞观初年，还注意节俭、谨慎；
但是，到了贞观中期，天下已定，他也就骄傲起来了。
幸亏他下面还有一些大臣，敢于对他提出劝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徵。
贞观十三年，魏徵抱着不怕死（“甘从斧钺”）的决心，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对李世民善始而不能慎终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魏徵批评李世民，说他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所以总是随便动用民力，使老百姓“疲于徭役”。
他批评李世民“昵近小人”，“疏远君子”，
“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所以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他批评李世民对于一些有“积年之行”的大臣，动不动就怀疑、抛弃（“或一朝疑而远之”，“或一人毁而弃之”），使忠义的人日益疏远，钻营利禄的人很快升迁。
他批评李世民依仗自己功业大了，看不起前朝和当代的人，“此傲之长也”；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称自己的心愿，即使自己压抑一下，听从了谏告，终是耿耿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
从而使“亲狎者阿旨（对皇帝的旨意一味阿谀奉承）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
魏徵着重指出，他提出来的李世民的这些错误，都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理乱”的大问题。
李世民毕竟是个有为的皇帝，看到魏徵的这个奏疏以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说：
“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就是说，人臣对待皇帝，很容易做到一味顺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才是最难得的。
李世民把魏徵的奏疏写在自己宫内的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引起警惕。
李世民是个皇帝，他的一言一动，别人只能绝对服从（“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均引自《贞观政要》卷10）有魏徵这样的人在旁边，时常说些逆耳的话，李世民总算没有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象李世民和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了。
搞人治而不搞法治，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容易出现“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
（《礼记·中庸》）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例如，战国时的楚悼王用吴起为相，“明法审令”，取消一部分贵族特权，裁减冗官，奖励耕战，颇见成效。
但变法不久，还没有形成一套法律制度的时候，悼王病逝，吴起被楚国的宗室大臣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失败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效果就大不一样。
孝公初年，商鞅开始变法，到孝公病死，前后经过二十多年，在秦国形成了一套适合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法律制度。
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他的仇人秦惠王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秦惠王执行的还是商鞅制定的那套法律制度，秦国因此富强起来，后来终于统一了天下。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的封建社会里，也要搞一套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续。
上面讲的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但是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吗？
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不大相信法治，他们说：
“不要迷信法律”。
那末，靠什么呢？
靠民主吗？
民主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来保证，不过是一句空话，这一点，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了。
不靠法律，就只能靠“长官意志”。
讲“不要迷信法律”的人，实际上只能迷信“长官意志”。
所谓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就是要人治而不要法治，它会造成什么恶果？
慎到、韩非早已说得很清楚了，近几年来我们的实践也已经再三表明了。
“不要迷信法律”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受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思想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呢？！
有的同志说，我们也主张人治，我们讲的人治，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是重视人的作用。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任何阶级的统治，总是通过人来统治的，这不是区别人治和法治的标准。
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呢，还是应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呢？
无产阶级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集体。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实行集体的领导，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能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
集体领导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又重新强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的党规党法。
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就遭到破坏，它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家也都已经看清楚了。
集体领导是一条党法，同样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在领导人不称职时可以罢免的制度，人民法院独立地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制度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
只有把这些法律制度健全起来，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才有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巩固。

《历史研究》今年第1期介绍
本报讯本期发表黎澍的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提出：
中国民主革命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什么还存在着封建主义复辟的严重现象？
出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这样的历史大倒退？
文章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传统思想影响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认为，只有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利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深入和完成。
李洪林的《打破党史禁区》，批判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歪曲党史，颠倒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关系，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搞反革命的大清洗的罪行。
文章说，要打破禁区，使大家的思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正视党史中的混乱现象，不回避那些尖锐的问题，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李锐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叙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对孔孟儒家学说，赫胥黎的进化论，康梁的改良主义等，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
作者说，毛泽东同志从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接触各种社会实际。
陈汉楚的《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民主》，叙述了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破天荒第1次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情况。
文章阐述了被列宁称之为“彻底的民主”原则的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基本措施和精神实质，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把民主和专政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肆无忌惮地践踏无产阶级民主的罪行。
李晴的《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是一篇同反革命政治骗子戚本禹定李秀成为叛徒的文章唱反调的文章。
它未发表就被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所扼杀，并被作为作者的“反革命罪行”材料，藏之于档案中达十年之久。
文章认为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袖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不失为太平天国和我国近百年史上的杰出人物，农民革命中的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

“株连”小议
隋喜文
“株连”，又名“株蔓”，如树木根株相连，似藤蔓相互牵引。
《宋史·张问传》说：
“诸葛公权之乱，郡县株蔓，连逮至数百千人”。
“株连”，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刑罚，是封建君主用来残酷镇压人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常用手段。
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
《书经》上有“罪人以族”的话，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也就是通常说的灭族。
在封建社会史不绝书的满门抄斩、灭门之祸、斩草除根，就是这种惨绝人寰的灭族。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株连的面也越来越广，从灭一族发展到夷三族、夷五族、夷七族、夷九族。
从父族到母族、妻族，从同姓亲属到异姓亲属，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无不受到株连。
因一人犯罪，杀几十口、几百口人，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后来，这种株连还发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所谓“灭十族”、“连坐”，就是株连师友门生、街坊邻舍的残酷刑罚。
明朝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本人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外加门生，共杀八百七十多人。
而“连坐”，就更荒唐了，非亲非友，仅仅由于居住地域上的关系，也横被非祸。
专制主义越发展，这种野蛮的封建株连也就越骇人听闻。
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尤为突出。
明初胡惟庸、兰玉两案件，“展转株连”，每案被杀一、二万人以上，“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卷132）。
明清两代屡兴文字狱，株连也相当惊人。
西方各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封建株连法早就废除了。
可是在中国，它却是“腐尸虽臭，招魂有人”。
凡是搞反动倒退的，总是要到封建主义的武库中寻找武器，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办法对付人民。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搞联保连坐，袭用的就是封建株连法。
1932年08月，国民党当局颁行“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迫使人民五户联合写出连环保结，互相监视、告发，一人违犯，连同办罪。
为了篡党夺权，林彪、“四人帮”大搞极为残酷的封建株连。
他们在给一些老干部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以后，往往马上就株连到家属子女，横加迫害。
当然，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株连，也绝不仅仅是用来整革命老干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家属、亲友，只要拉上一点关系，就转相株连，造成大量冤案、假案、错案。
还有许许多多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点“碴儿”的青年，也是因为受到“株连”，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入不了党。
林彪、“四人帮”虽然彻底失败了，但是批判封建株连法及其余毒，却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渎职罪
王德祥
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或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触犯国家刑律，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即为渎职罪。
渎职罪是任何国家都要实行惩处的罪行。
在我国古代，从秦汉开始，就设有“御史”，作为监督执行封建法律、纠察百官的工具。
封建官吏中有人渎职犯法，有损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就要受到惩处。
在《唐律》中还专门设有《职制》、《擅兴》等篇，对各级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如何处理作了详尽的规定。
如外敌来犯弃城不守者处死，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贪赃枉法，举人不当，甚至不按期上任，都要给予处罚。
在资产阶级刑法中，关于渎职罪的规定就更加详尽和具体。
“拿破仑刑法典”中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计有七款三十三条。
美国联邦刑法典中对渎职罪的规定计有四十多条，其中规定，即使是总统，渎职犯法也要弹劾和治罪。
当然，剥削阶级关于渎职罪的规定，对剥削阶级官吏，特别是其头面人物，是不可能彻底执行的。
但这些规定对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提高它的国家效能，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
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真正惩处一害国家、二害人民的渎职罪犯。
这是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决定的。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1927年颁布的《苏俄刑法典》中，对渎职罪就作了专章规定，有十四条惩办渎职罪的条款。
对贪污行为、行贿受贿、玩忽职守、刑讯逼供、非法拘捕等应处何种刑罚，都作了极其细致的规定。
在我国，从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历来十分重视对渎职罪的揭发和惩处。
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明确规定，革命政权“实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在其它地区，如冀鲁豫边区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在东北解放区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等。
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更加加强了对渎职罪的斗争，并在司法实践中惩处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渎职罪犯。
1956年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指出：
“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近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某些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相当严重。
特别是“四人帮”豢养的一批帮派骨干，更把横行不法当作光荣，把残害无辜当作享乐，把诬告陷害当作晋升的阶梯，这些恶劣的行为极大地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
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坚持同渎职罪进行斗争，有着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如果我们不惩治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不追究那些由于严重失职或强迫命令瞎指挥，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人的法律责任，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有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渎职犯罪必须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这包括必须负一定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物质责任。
所谓行政责任，就是说，凡国家公职人员，不管其地位多高，职权多大，都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那些违法乱纪情节较轻，尚未构成犯罪的人，虽然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但必须受到行政纪律的处分；
已构成犯罪的，除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以外，同时也要给以必要的行政处分，如开除、降级、撤职等等。
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对违法乱纪，渎职犯法，已经构成犯罪者，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
在我国法律中，对国家公职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对一些重大的违法乱纪行为如何惩处作了明确的规定。
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目前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渎职罪如何惩处，更应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所谓物质责任，就是责令渎职犯罪的人承担物质赔偿的责任，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物质惩罚。
这种惩罚包括退赔、罚款、没收财产等等。
事实证明，这对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物质利益不受损失，使违法者在物质上不占有任何实际利益，严明党纪国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合同关系也正在健全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正在显示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卫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后对于所有违反责任制、破坏经济合同、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并造成损失的渎职行为，也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说“强项令”
于迟
据《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在刘秀当皇帝（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执法不阿、不愿向他的姐姐湖阳公主叩头谢罪的京都洛阳令董宣，称赞为“强项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后，躲到公主家里，地方官吏不敢去搜捕。
一天，这个奴仆陪着公主坐着车子出来，被守候在夏门亭的董宣碰上。
董宣拦住公主的车子，手里拿着刀，数说公主的过失，硬逼着这个奴仆下车，并当场把他处死。
湖阳公主非常生气，立即回宫去向刘秀告状。
刘秀大怒，派人把董宣找来，要用杖刑把他打死。
董宣请求让他说一句话。
刘秀问他想说什么，董宣说：
“由于你的威望和努力，刘家的天下又中兴起来，但你的姐姐纵容奴仆杀人，如果不依法把这个奴仆处死，你将何以治理天下呢？”
说完后，以头碰柱，血流满面。
刘秀感到董宣的话有道理，就叫宦官抱住董宣，不让他撞死，但仍要他向公主叩头谢罪。
董宣不干，刘秀又叫宦官硬按他的头。
董宣两手撑地，坚决不肯低头。
湖阳公主对刘秀说，“你在没有做皇帝的时候，还能收藏罪人，官吏不敢登门搜捕；
现在当了皇帝，反不能对付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吗？”
刘秀笑着说，当了皇帝和那时当白衣（没有做官的人）不一样了。
他很赞赏董宣执法不阿的坚强精神，称他为“强项令”，赏钱三十万。
由于董宣敢于坚持斗争，豪强们感到害怕，京都里的人称董宣为“卧虎”，并且称赞他说：
只有董宣才使京都很少出现击鼓追捕盗贼的紧急情况。
董宣虽然是封建官吏，但是，他的执法不阿、不畏权贵的“强项”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些人是“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风向标”，八面玲珑，看风使舵。
这些人难道不应当拿董宣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自己，从古人那里有所借鉴吗？！
现在我们有些干部，自以为可以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甚至纵容和包庇自己亲属和下级的犯罪活动。
对于这种人，是不闻不问，徇情枉法呢，还是象董宣那样，执法不阿，坚决斗争呢？
这是对每一个检察干部和司法干部的严峻考验。
要同这种人进行斗争，是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
碰到这种情况，是象董宣那样“强项”不屈呢，还是唯唯诺诺，只顾保全自己，不敢坚持斗争呢？
这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读《曹刿论战》的启示
梁凤玉
《左传》中有一篇文章叫《曹刿论战》，说的是强大的齐国发兵侵犯弱小的鲁国，鲁庄公决定出兵抵抗。
这时，曹刿进见庄公，问他凭靠什么同齐兵作战。
庄公讲了三条，前两条曹刿都不以为然，唯有第3条得到曹刿的赞同。
原文是：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意思是说，对于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都做到明断无误，也一定要尽力弄清实情。
曹刿认为这种审判案件时注重调查的作法，是做得好的，是得民心的，可以凭它去作战。
于是坚决支持庄公出战，结果出现了弱军打败强军的著名战役。
曹刿的支持是很有见地的。
一个国家没有严明的法制，执法不注重实情，那就不会有清明的政治，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仗是决然打不胜的。
其实，法的重要作用何止于可以打胜仗，举凡社会生活，生产建设，哪一方面能离开法的威力？
社会离开法制，就要陷于无政府状态；
人们生活离开法制，就失去共同规范，就要产生一片混乱。
这样，整个社会秩序就必然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
阶级敌人的活动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镇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法制，阶级敌人怕它、恨它、破坏它，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亲它、爱它、保卫它。
林彪、“四人帮”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法制的。
在他们煽动下，打、砸、抢、抄、抓的邪风骤起，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连身家性命尚且不保，哪里还谈得上民主权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法制不存，民主不兴。
要确保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原载《吉林日报》，本报有删改）

决心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献计尽力
在京的部分劳动模范，国务院参事和文史馆员，民盟部分成员，民促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分别举行春节联欢会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发扬光荣传统，抖擞精神大干快上，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这是在京部分劳动模范今天在春节座谈会上表示的共同决心。
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室今天充满了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
在北京的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科技、卫生等行业的劳动模范一百五十人欢聚一堂，互致热烈的新春问候。
他们当中，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运铎、孙云龙、郝建秀、郭树德、张百发、李瑞环、李昌安、陈福汉、梅月兰等。
春节劳模座谈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林乎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出席了座谈会。
余秋里、林乎加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倪志福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向劳动模范们致节日的祝贺。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国务院办公室于今天下午邀请国务院参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聚会，共庆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聚会，亲切会见了国务院参事及文史馆员，并设便宴招待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一百多位民盟成员今天在北京饭店举行春节联欢会，畅谈祖国安定团结、齐心大干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献计尽力。
联欢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市委会联合举行的。
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在讲话中要求民盟同志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化和台湾归回祖国做出新贡献。
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和童第周、闻家驷、费孝通、钱伟长在茶话会上发了言。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组长周扬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先后讲了话。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民主促进会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两百多人今天出席了民主促进会中央举行的春节茶话会。
民促中央代主席周建人作书面发言。
老教育家董纯才、老作家谢冰心在会上讲了话。
诗人赵朴初在会上朗诵了他的新作。
民促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叶圣陶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在会上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
邓小平、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李井泉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张桂玉摄

在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
乌兰夫部长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在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是要狠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而且各条战线，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存在的问题，要做的工作很多。
记得去年08月间，我在一次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说过：
我们党的赎买政策是有始有终的，说话是算数的，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要有一个过程。
这就是说，请工商界的朋友放心，党的政策是会落实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朋友，就在党的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作出了决定，包括：
退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
恢复和补发被扣减的高薪，等等。
这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同志伟大红旗，坚决拨乱反正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相信，这一措施必将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得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热烈拥护，从而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工商业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
各位朋友，各位同志，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党的三中全会决定：
从今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奋勇进军。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极其壮丽、极其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一个伟大历史转折。
实现这样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宏伟事业，就更加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求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在新的长征途中，作出新的贡献。
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战略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中，就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列为重要任务之一。
在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也都明确规定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两年多来，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的一整套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也进一步调动起来了。
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形势大好。
但是，还不能适应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形势的需要。
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战略和策略问题。
但是，过去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遭到严重破坏，至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未完全肃清，人们思想上的余悸也还未消除，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也因此遇到种种障碍和阻挠。
下面，我想着重谈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指出：
官僚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因此，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又说：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他们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而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的目的。
大家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1、仅仅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并且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保持了社会安定，市场稳定，生产力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持续发展了；
第2、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经过革命实践的教育和政治学习，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3、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摧残下，总的说，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绝大多数人热烈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很高涨。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
这一切雄辩地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完全是正确的，在国内、国际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同志所说：
毛主席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互相勾结，推行了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他们炮制所谓“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成绩；
在组织上，不仅对党的各级统战部门横加摧残，而且整垮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
众所周知，解放后十七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每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
中央统战部是推行党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
它和各地方级统战部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是认真的，成绩是很大的。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
从中央到地方，从事统战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他们在工作中，成绩也是主要的。
我们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光辉思想，结合实际，认真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林彪、“四人帮”还极力鼓吹什么“全面专政”论，打倒一切，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友关系。
不仅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迫害广大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迫害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朋友们，他们制造种种罪名，甚至不讲任何理由，就把爱国朋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的帽子，进行揪斗，实行专政，甚至迫害致死。
他们以各种诬陷不实之词，制造了不少冤案、假案、错案。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又说：
“……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把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路线批倒批臭，肃清流毒和影响；
并且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抓紧复查，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人们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林彪、“四人帮”还恶毒诬蔑和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什么“投降主义”，他们任意抄家，扣减工资，极力破坏和篡改党的赎买政策和其他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理。
但是无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什么方式和措施来“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就必须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
列宁也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
《论粮食税》）。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和我们党早就有过合作的历史，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再加上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民族资本，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呢？
从整个阶级斗争的战略观点上看，我们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付出一笔赎买金（四马分肥、定息和高薪等），是为了促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接受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
很清楚，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赎买，这是无产阶级的一项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愿意接受的一种办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定政策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9年05月，毛泽东同志批示照发的一个文件，就明确地指出：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然具有两面性，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对他们要坚持贯彻“团结、批评、教育”和赎买的政策；
1971年02月，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又亲自批发了一个关于处理被查抄财物问题的报告，要逐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
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却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竭力对抗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
就在1969年05月，前一个文件下达后的一个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便匆匆窜到上海，连续召开所谓“落实政策”的座谈会，恶毒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胡说什么：
“二十年来还没有学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搞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大清楚”。
他们强调“上海特殊”，要搞什么上海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所谓“样板”，并两次炮制了“试点”报告，企图骗取党中央的批准。
但是中央没有批。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和上海的余党，即迫不及待地于1971年08月25日，召开了全市所谓“落实政策的讲用会”，叫嚷：
“中央没有批，怎么办？
不能等”，硬把他们背着党中央搞的一套黑货贯了下去，把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部分高薪砍掉，把国务院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规定改变掉。
他们这一套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东西，不只泛滥上海，而且流毒全国，在港澳和国外也造成极坏的影响。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所规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广泛地听取了工人群众的意见，最近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我简要地讲八个问题。
第1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银行存款、公债、金银和其他财物被查抄了。
被查抄的存款，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按照既定的赎买政策付给的定息，其他被查抄的财物也大多是生活资料。
这些都是属于宪法保护的合法收入和私产。
任意把国家已经发给的赎买金抄走，这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也是宪法所不能允许的。
过去几年，各地虽已陆续发还了一部分被查抄的存款和其他财物，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发还，主要是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大中城市。
中央这次规定，他们被查抄的存款，无论金额大小，全部解冻，一次发还，并且按照银行的规定，发给利息：
本人已经去世的，退还给配偶。
至于其他财物，自不待言，也要抓紧落实、退还。
如果发现有人贪污、盗窃了被查抄的财物，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2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普遍被扣减了高薪，或者只发生活费。
高薪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一个方面，让他们保持比一般工人、干部高一些的生活水平，目的就是要促使他们逐步地、不太勉强地改造成为劳动者，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少省、市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扣减的工资已经基本上予以恢复，但也还有些省市没有恢复，或者只恢复未补发。
中央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减了薪金的，一般应当恢复他们原来的薪金，并且补发过去被扣减的部分。
第3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中城市把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私人房屋占用了。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明确属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房屋，应当受到宪法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中央规定，这种私人房屋应当仍然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被占用了的私房，应当归还给他们。
在处理中，如存在实际困难，可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第4个问题。
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资方代表，在企业中安排担任了各级行政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企业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不加区别地把绝大多数人下放车间或门市部从事体力劳动，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才干的人，用非所学、用非所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不妥当的；
这同当前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不适应。
大家知道，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下，从国外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聘请外国的专家，为什么对经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有技术专长、有经营管理经验，而又愿意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反而不充分地加以使用呢？
应该看到，在工商业者中间，的确还有相当一批有用的人材，我们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他们开动脑筋，提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努力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方面，我们统战部门要多多听取、认真研究工商界朋友们的意见；
并请民建、工商联推荐各方面的人材，包括工业、商业、外贸、旅游服务等方面的技术、经营管理人材。
当然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年老体弱，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已难以适应，这需要合理照顾。
因此，中央规定，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适当调整：
对确有技术专长的，应当授予相当的技术职称，如工程师、技艺师或顾问等，以用其所长；
有业务管理经验的，可以安排适当的业务工作；
不宜继续从事重劳动的，可以适当调整岗位和工种，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第5个问题。
公私合营以来，我们即组织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参加企业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评比活动。
实践证明，这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都是有利的，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也有积极的作用。
为了促进他们继续接受改造，调动他们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应当积极组织他们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和评比；
对于生产劳动和工作表现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以表扬和物质奖励；
对政治上表现好、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第6个问题。
关于他们的生活福利待遇等问题，过去国务院都有规定。
但有些规定，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没有认真执行，有的由于情况变化，需要作相应的修改。
1957年国务院曾对股金在两千元以下和两千元以上的工商业者的病假期间工资和医疗待遇，加以区别对待。
现在定息已经结束，他们在企业中工作劳动的年限，一般都已超过二十年，继续执行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宜。
现在党中央规定，对他们病假期间的工资，一律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病假期间长短，按照本人的工资发给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已经按照职工待遇办理的，不变。
医疗待遇，则参照所在企业单位的职工办法办理。
关于非因公死亡待遇问题，按1957年国务院的规定，在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非因工死亡待遇，要比后来1962年国务院规定的退休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死亡待遇低，这是不尽合理的。
现在规定，都参照所在单位职工的待遇办理。
以上这两个问题，国务院将会发出相应的通知。
至于退休问题，应当继续执行1962年国务院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没有按此规定办理的，现在要改正过来，被扣减掉的退休费，应当补发。
第7个问题。
按国家的政策，定息到1966年09月已经结束。
现在有些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以前应领而未领的定息，行不行呢？
中央认为，可以。
第8个问题。
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党中央重申：
要坚持重在本人表现，不能唯成份论。
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歧视他们。
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决定，主要是这八个问题。
现在已经下达执行。
我们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协同各有关部门，把这项工作做好。
但工商界的朋友们也还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一部分人还戴着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因此，不能设想，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会那末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职工、干部中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宣传，并检查、督促落实党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负责人，象过去一样，协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
一方面，在落实政策中，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怎样，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向我们如实反映，不要不反映，怕反映。
另一方面，协同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工作。
我们相信，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大多数工商业者会正确对待党的政策。
但也无可讳言，总有一些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这样那样不利于自我改造，不利于社会，不利于下一代子女教育的事情。
因此，我们要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好。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全党全国实现伟大战略转移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一所有二十万学生的大学
——曼谷兰甘亨“开放大学”见闻
本报记者胡思升史宗星
初到曼谷，就听到泰国朋友说：
这里有一所“开放大学”，有二十万名大学生在校就读。
这个消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如果一个大学能容纳二十万学生，创办十所这样的大学，不就可以培养出上百万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人材吗？
这对于任何一个要建设自己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去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访问了这所以泰文字母创造者的名字命名的兰甘亨大学，所见所闻，给人以一种新鲜的感觉和有益的启示。
启发人的“开放”
在一间椭圆形的会议室里，代理校长、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相当于系主任）向我们热情地介绍了学校诞生、成长的历史和现状。
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往往是回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泰国，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是，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一大批向隅者（以及他们的家长）处在失望的境遇之中。
他们热切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能物色一个较好待遇的职业。
但是，全国只有十二所大学，每年只能招收一万三千名新生，而每年的中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二十万，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还在与年俱增，估计到1980年将达到二十八万人。
曼谷兰甘亨大学，就应运而生了。
1971年01月，泰国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考察执行开放政策的各种大学。
他们为纽约市立大学这样一所开放大学所吸引，并借鉴了该校的一些实践经验。
1971年02月，兰甘亨大学正式成立，并宣告：
凡是十二年制和十年制中学毕业及同等学历者，均可免试入校。
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兰甘亨大学门庭若市，成为一所闻名全泰国、为一切有志于求知识的人敞开大门的唯一高等学府。
人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不必通过考试，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有无职业，只要本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并申请入学，均可办理注册手续成为本校的学生，这怎么能不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呢？
因此，学生人数逐年剧增，去年注册的新生就有八万六千人，加上原有学生，就学人数已达十七万一千多人。
今年的新生预计将达到十万人。
学生年龄最大的七十二岁，最小的仅十六岁。
父子同学，在这里是常有的事。
在校学生中，包括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部队军官、部长夫人、店员、小贩、看门人等各个阶层的人。
当然，大多数是中学毕业的青年人。
全校分为工商管理、经济、教育、文学、法学、政治科学、理学等七个学院，下设十几个专业。
每学期有六百八十六项课程，学制四年，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则允许延长到八年。
学校不为学生提供食宿。
学生们一半住在曼谷，一半分散在全国各府。
一年级新生全部不来校上课，而是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时间，通过十二个中心广播站对各科学生进行教学。
住在曼谷的学生全部走读，定时到校通过闭路电视上大课。
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校园里摆着上百个小摊，出售各色饭菜、小吃和饮料，学生们在中午休息时随时能买到自己要吃的食品，价格比较低廉。
学校定期举行考试。
这个学校特点之一是：
入学容易考试难。
考试时，学生分批来曼谷统一进行。
由于学生多，考试科目多，考试时间往往持续一个多月。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组织工作，但据说每次考试都井井有条，从未发生混乱。
如果经过多次考核仍然不能达到应有水平的学生，予以除名。
从1971年到1976年，被除名的达四万五千七百多人。
当我们问及教育质量和毕业生的待遇时，主人介绍说，该校毕业生同泰国其它大学毕业生享有同等待遇，学业结束发给大学毕业证书，成绩优异者由国王亲自授予各种学位。
主人送给我们几本画册，其中一本的封面就是国王向该校学生授学位的彩色照片。
“开放大学”创办八年，已经毕业四届，近一万七千人。
先进的教学设备
“开放大学”的主要教学手段和设备是闭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
1971年该校刚创办时，仅有两套闭路电视，1977年则增加为七套，电视接收机增加到一千台。
电路连接各个教学大楼，有六个频道，一万多学生可以同时上同一课目。
我们来到一个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教室参观。
教室宽敞、明亮，整齐而均匀地在天花板下吊装着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
主人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大教室全校有四个。
此刻，正值中午时分，学生们有的在小摊上用午餐，有的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和交谈，而教室里只剩下二千多把排列得十分整齐的拐桌椅子。
主人特意为我们作了一次闭路电视教学表演。
电路接通后，只见几十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教员讲课的形象，声音也很清楚，教员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构画的图表和符号也能从荧光屏上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不在本校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则利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
从1977年开始，每天广播六十三项一年级课程。
曼谷国家广播电台第2套节目，每天播讲五小时，全国各府电台播讲一小时，并开始利用商业电视台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教课一小时。
在当天报纸的电视节目栏里，我们看到一则预告：
第九频道节目，15点30分：
兰甘亨大学课程节目。
广播教学录音带全部由学校自己制作，每天向全国四十七个地方电台发送。
如果一位学生对教授所录讲的课程要再重听一次的话，可以来学校，安排在一间单独的房间内重听。
在考试的某些环节，“开放大学”已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审卷工作。
一年级学生考试，采用选择答案的方式进行，即在每道试题后面列出几个答案，由学生选择其中一个而把其它涂掉。
这样的试卷用电子计算机批阅，每小时能阅一千二百份。
主人告诉我们，目前正在试制每小时阅卷三千份的电子计算机。
为了方便学生采用各种科目的课本，大学专门设有一个印刷厂。
这个厂没有赢利的目的，专门负责印刷本大学的所有课本和参考书，每年可以印四百多万册书。
校内设有书店，供学生采购。
我们去参观时，在曼谷参加亚运会的我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位同志要求看看有关营养学的课本，书店立即赠送一套，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情意。
兰甘亨大学有一所六层楼的规模不小的藏书十多万册的图书馆。
馆内有四千个座位，供学生借书阅读。
馆内设有录像录音服务部，为学生的研究工作服务。
一部分图书已采用微缩胶卷加以保存，大大节省了藏书的空间。
如果学生需要把所阅的书籍材料复制下来，可以使用馆内的复印机，收取成本费（合人民币一角钱一张）。
图书馆内有一个参考部，为有志于研究和深造的人提供方便。
你要研究某一个问题，可以征询参考部工作人员的意见，他可以提供有关的书目。
图书馆馆长安蓬女士还告诉我们，除书籍外，馆内备有世界各地的六百六十种期刊，供学生阅读。
学生人数的迅猛增加，使得兰甘亨大学也面临发展中的问题。
据介绍，一个是经费问题，一个是师资问题。
由于经费不足，课堂和其他校舍的建设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
这是难以避免的，恰恰说明人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是如何广泛和强烈。
正因为如此，听说曼谷正在酝酿成立另一所“开放大学”，暂名人民大学，是以英国式的开放大学为蓝本的。
如果这个设想付诸实施，泰国将成为亚洲唯一的有两所“开放大学”的国家。
** *
对“开放大学”的访问，使我们深受启发，也使我们感到愉快。
从鬓角斑白的学校负责人，到一个个焕发着活力的青年学生，都热切地期望中泰友谊进一步发展。
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的代理校长先生对我们说：
“在中国，我参观了北大、清华和复旦，亲眼看到中国把教育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具，我为此感到高兴。”
他希望中泰两国的教育界人士有更加密切的往来。
从录音室参观出来，一群女学生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立即围了上来。
她们穿着白上衣，黑裙子，十分朴素，高兴地、毫不腼腆地为我们演唱了泰国几乎人人会唱的民歌《白莲花》。
在学生中心，年轻的学生会主席热情接待我们，并把学校的校徽别在我们的胸前，还告诉我们大学的四句校训：
“宽恕别人，专心学习，敬仰兰甘亨，报答祖国。”
在离开兰甘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内心默默祝愿通过大学的教育和熏陶、即将踏上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泰国青年人，能成为建设他们国家的栋梁之才。
（附图片）
兰甘亨大学的大教室，室内安装有四十多架大型电视接收机。

国外医药简讯
诊断早期肺癌的装置
维也纳肺病学研究中心01月15日正式使用了一种能够诊断早期肺癌的新型透视机，有助于降低肺癌死亡率。
长期以来，检查肺癌是一件既困难又使检查对象痛苦的事。
甚至需要打开胸腔取出一小块组织进行化验。
使用这种轻便的新型装置时，先使病人短时间麻醉。
然后通过一根空管把可转动的纤维镜从嘴里插进气管。
医生就可以从透视萤光屏上观察肺部情况。
利用这种方法有可能发现早期癌症和肺结核。
新的控制生育的疫苗
澳大利亚报纸最近透露，一种新的控制生育的疫苗“即将问世”。
这种疫苗只要每年注射一次，没有口服避孕药的缺点。
这种疫苗的试验是由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研究小组合作进行的。
已经在狒狒身上进行试验。
试验初步结果表明效果良好。
现在正准备在人身上试用。
这种疫苗含一种叫HCG的激素。
它是妇女怀孕初期在体内产生的激素，因此它对人体无伤害。
使用这种疫苗，可以产生一种抗体，达到避孕目的。
如想恢复怀孕，只要停止注射两年左右，仍然可以再怀孕。
能溶解肺血栓的新药
美国不久前发明了一种能够溶解肺部血凝块的新药，可以代替危险性颇高的外科手术。
这种药是从人类肾脏组织培养出来的尿活素。
尿活素注射进静脉中，能够清除肺部已有的血凝块。
据报道，美国十六家医院进行了临床试验，三百名肺血栓严重的病人服用后，血凝块都缩小了。
经对其中一百七十六名病人的调查，占百分之九十四的病人在治疗后一年仍然活着，其他百分之六的人死去，也是其他原因。
许多疾病与吸烟有关
美国一批研究人员不久前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和吸烟有关。
这批研究人员是受美国许多烟草公司的委托进行调查的。
报告说，吸烟对多种肺部疾病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呼吸道癌症有影响。
据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肺癌患者都吸烟。
吸烟对冠状动脉病患者也有极其严重的威胁；
还会引起胃部溃疡和减少机体对各种感染疾病的自然抵抗力。
特别是对于妇女，吸烟的坏处更多。
（新华社）

大平首相和园田外相分别在国会发表演说
发展日中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东京01月25日电日本首相大平正芳01月25日下午在日本第87届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他就任首相后的第1个施政方针演说，阐述了大平内阁的内外方针政策。
他在谈到日中缔约和美中建交时说，他期待这不仅对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他宣布，日本将沿着这一方向踏踏实实地发展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大平首相在谈到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时首先强调说：
“我国外交的基轴，当然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
“日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同时在当前的经济问题上必须予以协助解决，以有益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扩大。”
大平在谈到日本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时说：
“进一步推进同作为我国的邻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以及苏联的友好关系，也是我国外交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同苏联之间虽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北方领土问题，但要耐心地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争取缔结和约。”
大平接着强调指出：
“去年秋天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今年元旦美中建立了外交关系。
期待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我国来说，也要沿着这一方向，踏踏实实地发展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大平在谈到同东南亚的关系时说：
“我国的方针是，今后也要对以东盟各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旨在争取稳定与发展而作的自主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尤其对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深感忧虑，强烈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大平在谈到对内政策时，强调要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以及解决遇到重重困难的财政问题。
大平在谈到日本的安全问题时说：
“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政治的最大责任。
为此，保持适当的自卫力量和以补充这种自卫力量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基轴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
据新华社东京01月25日电日本外相园田直，01月25日下午在第87届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外交演说时说，日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主动地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园田外相在谈到亚洲问题时指出：
“最近围绕着柬埔寨所出现的事态，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我们强烈希望遵循不干涉内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尽快地恢复和平与稳定。”
园田外相在谈到朝鲜半岛地区的局势时说：
“为了给朝鲜半岛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首先恢复南北对话是必要的。”
园田外相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说：
今后“将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致力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并发展友好关系，准备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便迎来新阶段的日中关系，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园田外相在谈到日苏关系时强调：
“为了把日苏关系置于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北方四岛归还祖国之后，缔结和约，是必不可缺少的。”

尼外交大臣会见边界检查委员会我方首席代表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01月15日在加德满都友好会见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曹胜功。
尼中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比什瓦·普拉丹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参赞李暖金参加了会见。
中国代表团是为参加中尼边界检查委员会第3次会议，于01月09日到达加德满都的。

庆祝中法建交十五周年
我驻法大使举行午宴
新华社巴黎01月24日电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24日在大使馆举行午宴，庆祝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十五周年。
法国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奥和韩克华大使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法之间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并表示要进一步加深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
参加午宴的还有法国外交部和其他官方机构的官员。

托恩首相和夫人在京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等贵宾，今天晚上由康世恩副总理陪同，出席了文化部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了中央歌舞团演出的文艺节目。
陪同观看演出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和夫人等。

拉姆古兰总理接见我技术组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路易港消息：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01月24日接见了中国技术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这个技术组是应毛里求斯政府的邀请，前来最后确定中国援建的新机场大楼初步设计方案的。
技术组在01月20日到达这里后，22日受到毛里求斯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长古尔布伦的接见。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回国
新华社上海01月24日电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圆满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演出，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谊，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上海演出了三场日本古典的传统剧目，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称赞。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23日晚观看了日本艺术家的演出，热烈祝贺使节团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日本艺术家同上海的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会见，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
23日中午，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和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上海举行了答谢宴会。
日本艺术家们是在结束了在杭州的五天访问演出后，于01月18日到达上海的。

日本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运动方针
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合作
据新华社东京01月24日电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01月24日在东京举行了第36次定期代表大会。
自民党总裁大平正芳在会上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包括要进一步发展日美、日中关系等内容的1979年度运动方针等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1979年度自民党运动方针在谈到日美关系时说：
“我国外交一贯的基轴是包括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内的同美国的不可动摇的友好合作关系”。
运动方针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说：
“我国同中国之间缔结了曾成为悬案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对于中国推进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我国必须从长期稳定和发展日中关系的观点出发进行友好合作”。
运动方针在谈到印支半岛的形势时说，
“柬埔寨形势正如所看到那样发生了急剧变化，鉴于最近的形势的不稳定，我们对此必须加以注意。
为了防止这一地区的不稳定的形势的扩大，我国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同东盟各国继续进行密切协商”。
运动方针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时说：
“对于我国来说，增进同苏联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是我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运动方针在今年的运动目标项目中还把坚持不懈地推进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列为专项。

李副总理访问亚非五国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于1979年01月04日至22日，先后访问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
01月09日，李先念副总理在莫桑比克对外贸易部长蒙关贝的陪同下，参观马普托普罗卡儒腰果厂。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01月06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陪同下，到达桑给巴尔岛参观访问，在机场上受到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01月12日，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抵卢萨卡，赞比亚总理丹尼尔·利苏洛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唐理奎摄
01月19日，李先念副总理在金沙萨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严重步骤。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01月20日，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到达伊斯兰堡，在机场上受到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代主席、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海军上将和夫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唐理奎摄

阿格德临时代办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乌干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格德和夫人今天下午为乌干达共和国国庆举行招待会。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国家建委副主任白向银，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南联邦院外委会讨论对柬的外来武装干涉问题
支持南代表在安理会的原则立场
柬革命军在金边、马德望等城市周围袭击越南侵略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1月24日电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今天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国际关系的某些迫切问题，表示完全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就对柬埔寨的外来武装干涉所持的原则立场。
会议首先听取了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布迪米尔·朗查尔所做的报告，接着讨论了柬越冲突的最新发展。
对外政策委员会完全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就对柬埔寨的外来武装干涉所持的原则立场，支持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活动。
会议强调：
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不结盟政策，一贯地致力于尊重别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因此，它采取上述立场是很自然的。
违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采取外来干涉和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形式强加于人的作法是令人不安的反面的先例，给某些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长远的严重后果。
会议指出，不结盟运动曾致力于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某些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的原则，不结盟国家外长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重申，不结盟国家间的一切争端必须遵照联合国宪章并根据不结盟政策的原则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而对柬埔寨的外来干涉给不结盟国家的斗争带来严重损害。
会议认为，在安理会上就不结盟国家提出的要求在柬埔寨停火和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草案进行的几天辩论中多数国家谴责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外来干涉，指出无论如何也无法为干涉一国内政进行辩解，认为世界大家庭应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些都是值得赞许的。
会议在谈到将于马普托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时表示相信，该会议将是整个不结盟运动对加强非洲南部的解放斗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据新华社曼谷01月25日电柬埔寨革命军在金边、马德望等城市周围和交通线袭击越南部队。
越南侵略军补给困难。
据有关方面透露的消息说，在金边、马德望、茶胶、磅逊和磅清扬周围都有战斗。
柬埔寨部队派出由数十名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在夜间袭击敌人的车队、小分遣队和哨所。
消息说，在西南沿海的戈公岛一带、磅逊港和云壤港外，柬埔寨革命军海军频频出击，使盘踞在那里的敌人惊恐不安。
消息说，越南侵略军侵占了一些城镇、交通枢纽和交通线。
交通线因不时受到革命军袭击而中断。
在三号公路上，贡布以北的一些地区仍在柬埔寨革命军的控制之下。
革命军在最近炸坏了通向磅逊港的四号公路上的一座桥。
岗山山口一带一直在革命军手中。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25日广播了从01月07日到01月17日英雄的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在柬埔寨各战场打击越南侵略军的综合战报。
据广播，在茶胶、二号公路沿线、三号公路沿线许多地区，越南侵略者都遭到沉重打击。
从金边西南干多到贡布省咋格雷丁水泥厂的三号公路地段，柬埔寨革命军已经清除了越南侵略者。
在贡布地区，越寇只控制着白马、贡布市和咋格雷丁。
在茶胶地区，越寇只控制着茶胶省省会和基里翁县城。
茶胶省省会也曾一度被解放。
四号公路沿线地区，除磅士卑、占乔、韦楞等地被越南侵略者占领外，广大地区也为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所控制。
现在，柬埔寨革命军正在不断打击盘踞在磅士卑的越南侵略军。
在磅逊市，柬埔寨革命军现在正在狠狠打击越寇。
敌人只占领着磅逊港和云壤，其余地方已全被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控制。
在磅清扬地区，从磅龙到波雷克迈的五号公路地段已被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控制，现在他们正在猛烈打击越寇。
在马德望地区，越南侵略者占领了马德望、特莫戈、蒙哥比里、诗梳风等地，此外的广大地区已被柬埔寨革命军和人民控制。
01月17日，柬埔寨革命军沉重打击了盘踞在马德望市的越寇。
（附图片）
血手情歌毕克官

埃及和苏丹加强合作反对外来侵略
新华社开罗01月23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尼罗河流域的两个邻邦埃及和苏丹，于01月15日在喀土穆举行了苏丹—埃及一体化部长级最高委员会第7次会议，决定加强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接着，尼迈里总统和萨达特总统又于01月20日在喀土穆举行的埃及和苏丹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庄严宣告要促进埃及—苏丹一体化的进程，共同反对一切外来侵略。
五年前（1974年02月），埃及和苏丹两国决定实行“一体化”，签订了政治、经济一体化计划。
两国人民一起修运河，发展农业和灌溉事业，传统的友谊在共同的斗争中不断加强。
1976年夏，当苏丹面临军事颠覆威胁的时候，埃及坚定地站在苏丹政府一边，同苏丹签订了联合防御协定。
1978年，在萨达特总统采取和平主动行动之后，尼迈里总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且为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
今天，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正面临着苏联及其盟国的直接渗透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和苏丹的团结，以及整个阿拉伯团结，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非常清楚，在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它就难于得逞。
所以，它就在阿拉伯国家中使用一切伎俩来扩大矛盾，加剧分歧，以便从中牟利。
在两国议会联席会议第2次会议期间，尼迈里总统说：
“我们站在一起顶住任何压力。”
萨达特总统指出：
“如果有人幻想自己有那样的能耐，能够使阿拉伯人民建立自己的家园和保有自己的财富的权利受外国的控制，那么，我要坚定地宣告，这是埃及和苏丹所不能接受的。”
这些话代表了苏丹和埃及人民的声音，反映了阿拉伯人民的意愿。
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团结一致，将能挫败苏联的任何阴谋。

新的裁军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01月24日电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0届特别会议的决议而成立的新的裁军委员会，24日在日内瓦召开第1次会议，讨论世界裁军问题。
正式参加会议的有裁军委员会的三十九个成员国。
中国作为这个裁军委员会的成员国这次不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自从1961年以来一直拒绝参加前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法国，这一次派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出席了这次会议。
他在开幕会议上指出：
“抛弃两主席和采用协商一致的规则，很好地体现了在安全权利面前各国平等的原则。”
他说，鉴于现存的绝大部分核武器为两个大国所有，所以核裁军的责任应由这两个大国来承担。
他还说，欧洲集中了大量的常规武器，“这种积聚已经危及缓和，如果再继续下去并加快步伐，则必将对缓和带来严重的后果”。
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布特弗利卡在会上说，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一直不倦地为实现真正的裁军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工作，可是，在最近的十年中，在裁军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阿·卡·萨·哈米德在会上指出，世界上主要军事联盟不断增加军费支出，正在造成“军备竞赛的新的加剧”。
瑞典外交大臣汉斯·布利克斯在讲话中指出，在裁军方面“主要军事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
他说：
“今天，两个军事联盟用于军事目的的费用每年占全世界这方面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仅美国和苏联就占百分之六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夏·皮科克、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以及墨西哥、苏联、美国的代表。

朝《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支持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声明
新建议反映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新华社平壤01月25日电朝鲜《劳动新闻》01月25日发表社论，支持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01月23日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新建议。
社论说，“这些新建议是打开目前祖国统一道路上的困难局面，开辟早日实现北方和南方对话和统一途径的最现实最合理的方案，是反映民族一致志向和愿望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我国人民全面的支持和欢迎，在世界人民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社论说：
“统一祖国的问题是我们民族内部的问题，这一问题谁也不能代替我们解决。
统一问题应该通过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我们民族自己在民主的基础上去和平地解决。”
社论强调：
“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中阐明的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原则是解决统一问题的根本基础，是双方绝不能违背的共同原则。”
“这次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再次确认了我们一定要根据南北联合声明的信念和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表明了我们不究既往，并为了实现民族统一而开辟对话的新起点的真诚爱国立场。”
社论说：
“实现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中伤，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建议，将是消除紧张局势、实现对话和完成祖国统一事业的新的一步。”
社论指出：
召开全民族大会，确实是刻不容缓的迫切要求，是最民主最现实的对话和协商的方法。
为了解决统一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社论说，朝鲜北方的新建议提出了实现对话的立场、形式和采取具体措施的时间等，“这再次表明了我们对统一问题的真挚诚意的立场。”
社论号召朝鲜北方人民在民族大团结的原则下，同南朝鲜人民和海外同胞团结起来，为阻止民族永久分裂的危险和提前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美国总统提出一九八○财政年度预算咨文
国防预算比今年的开支高百分之三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1月22日在向国会提出的一九八○财政年度（1979年10月01日至1980年09月30日）预算咨文中说：
“这个预算继续体现我的关于不断使我们的战略力量现代化和提高我们的战术力量的战备能力的政策。”
这个咨文中提出，一九八○财政年度的总收入为五千零三十亿美元，总开支为五千三百二十亿美元，比一九七九财政年度增加三百八十亿美元。
赤字为二百九十亿美元，低于本财政年度的赤字数字。
卡特总统在咨文中说：
“预算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将由1978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下降到1980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
“这种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做法，和减少赤字一样，是我的政策的基本目标。”
但是，卡将总统强调，“在一些领域里，我们是不能进行重大的削减的。”
预算咨文规定，一九八○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为一千二百二十七亿美元，比一九七九财政年度增加一百零八亿美元。
他说：
“作为总统，我的责任是保证我国的防卫力量强大得足以遏制侵略。”
“1980年的国防预算规定了比今年的开支高百分之三的实际增长率。”
国防开支增加的“大部分将用来加强我们的北约组织的力量和保持战略上的均势”。
卡特说：
“在1977年的05月份我会见了我们北约组织盟国的代表，并且力促大家共同努力加强我们的共同防务。
他们正在实现我们一致商定的目标。
我们必须并且一定会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美国总统还谈到“美国今天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需要限制联邦开支的增长”。
他说，“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对预算要加以充分的限制”，“如果我们要制止通货膨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作出真正的牺牲”。
在谈到能源政策时，美国总统说，“1980年的预算承认了能源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我们继续处于象五年前一样的供应遭到破坏的危机之中。
我们必须继续实施一项能够减少我们对外国石油的需求和保护我们不受外国石油供应中断的影响的有效的全国能源计划。”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卡特说：
“联邦政府必须带头对我国的未来投资。
因此，这个预算继续执行我关于实际增加联邦对基本研究的支持的政策。
这个支持在这项总预算中占比较小的一部分——在1980年为四十六亿美元，但是这对未来是极为重要的。
通过基本研究得到的知识，为解决我们在农业、卫生、环境、能源、国家以及我国经济的总生产率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所面临的或可能面临的问题，带来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
而且，如果将来生产率得到提高，那就会对减少通货膨胀作出重要贡献。”

美国空间技术见闻
新华社记者钱文荣
最近记者随中国空间技术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看到空间技术在美国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对地面各种现象的研究中去。
目前应用最广、发展最快的要算卫星通信技术和地球资源卫星了。
卫星通信技术
自从1963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1颗实验性通信卫星成功后，人们就对它产生了兴趣。
因为这种卫星可以把从地面发射的电波通过卫星上的转发器跨越高山、重洋，更快、更可靠地传到万里以外，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较理想的通信工具。
1965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1颗商业性通信卫星，用于国际通信，它取名“国际通信卫星一号”。
这颗卫星体积较小，只有一百五十磅重，通信容量只有二百四十条线路和一个电视广播通道。
同年，美国政府成立了通信卫星公司，专门从事国际、国内卫星通信业务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研究。
据这家公司介绍，十三年来，美国通信卫星已发展到第5代，通信容量比第1代卫星大二十五倍。
到1977年为止，美国共发射了二十五颗国际通信卫星，现在在高空轨道上工作的还有十二颗，通信容量总共有二万五千条线路，国际上三分之二的洲际电讯通信都通过卫星线路传递。
美国同世界各国的电话、电报和电视转播已全部通过卫星线路。
从1976年起，美国开始研制第6代通信卫星“国际通信卫星五号”。
我们参观了旧金山一家制造这种卫星的公司的总装车间。
车间内陈放着正在装配的三颗五号卫星，其中一颗星体周围已装上一层蓝色的太阳电池板，象蓝宝石一样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
据介绍，五号卫星的重量为四千一百一十磅，长度如加上两边的太阳电池板共达五十二英尺，竖起来约有五层楼高。
它的通信容量有一万二千五百个双向话路通道和二个彩色电视转播通道。
全世界各地都能收到它传递的信号。
五号卫星准备在1979年第3季度发射。
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卫星的用途越来越广。
现在不仅用于一般的电话、电报和电视转播，而且正在发展由卫星转播的电视教育，以及通过卫星印刷报纸和进行远距离医疗病人等业务。
我们在马里兰州的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参观时，主人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西部、东部边远地区采用卫星转播电视教育的情况。
例如，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山区设立了四十五个卫星接收站，每周播送肯塔基大学的课程二十小时，使在偏僻地区的人也可以受到高等教育，那里的中小学教师都利用这种电视教学来进修，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旧金山的爱姆斯研究中心，我们观看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之间通过卫星互相交流教学的录像电视和幻灯片。
两个大学的专用教室的讲台上都有一套电视转播装置，每个学生的座位上有一架电视接收机。
这样，远在二千公里以外的加拿大学生就可以直接听到斯坦福大学教师的讲课，教师在黑板上写的字看得清清楚楚，学生有问题可通过一个对讲机直接向远在异国的教师提问，并能立即得到回答，就象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一样。
转播这种电视教育的卫星是1976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研制和发射的通信技术卫星，它的功率比现有的商用通信卫星大十至二十倍，所以只要在电视机上装上一根小天线和其他装置，就可以直接接收，不必经过电视台转播。
地球资源卫星
在南达柯达州的爱罗斯数据中心，主人劳尔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取出两张彩色图像软片，用幻灯机放大在银幕上，这是从地球资源卫星上拍摄的1975年美国北达柯达州一次大雨酿成水灾的影象图，图上白色是一条白浪滔滔的河流，两边深浅不同的蓝色和黄色分别代表不同的受灾程度，绿色表示未受灾的地区。
科学家们拿到这些图像资料，通过电子计算机分析，很快就得出受灾面积为三十七万九千公顷，同后来地面核实的资料对照，误差只有百分之三点九。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发射了三颗地球资源卫星，这些卫星收集到的地面资料，已被一百多个国家所利用，有五十个国家同美国宇航局订有利用美国地球卫星资料的合作协议。
地球资源卫星一般发射到离地面九百二十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运行，卫星上面主要装有一个多光谱扫描仪，利用红外线从高空把地面多种资料，包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景象，记录在磁带上，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制作出地面图像，记录着地面各种特征情况。
每张图片可拍摄三万四千平方公里的范围。
地球资源卫星每十八天可以把整个地球扫描一次，因此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及时地了解地面各种情况。
目前美国正在研制第4代地球资源卫星，上面安装先进的七个波段多光谱扫描仪和一个电视系统，准备在1981年发射。
据介绍，美国目前已经把地球资源卫星应用于研究地质断层、探矿、研究森林、预测农作物产量、了解虫灾、水灾和旱灾的灾情、调查河流和海洋污染情况、搜集人口流动、城市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资料等。
1977年，美国为了研究小麦国际市场价格，在麦收前二个月，利用卫星观测到苏联当年小麦产量为九千一百四十万吨，结果比苏联公布的数字只少六十万吨。
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和爱罗斯数据中心是两个专门收集地球资源卫星资料的机构。
从1972年以来，它们已收集了一百二十万张地球资源图片，编成目录贮存起来。
各机关学校或科学家需要利用这些资料时，管理人员通过计算机在不到一分钟内就可以找出所要的资料。
航天飞机
从1957年世界上出现第1颗人造卫星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卫星的运载工具——火箭都只能用一次，因此费用昂贵。
美国从1968年开始研究一种能多次使用的卫星运载工具——航天飞机。
在最近几年中，在地面上进行了一系列性能试验，计划在1979年底前进行第1次有人驾驶试航。
我们在休斯顿的约翰逊空间中心和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空间中心参观时，听了有关航天飞机的介绍，观看了模型、飞行降落试验的记录影片和发射场等，得到了较深刻的印象。
航天飞机的外形象喷气式飞机，发射时靠尾部的三个主发动机和旁边两个助推器——固体燃料火箭，产生六百五十万磅的推力，把它送到离地面约八百公里高空的轨道上。
航天飞机在轨道上最多可停留三十天。
回来时，在大气中滑翔飞行，降落到大约五公里长的跑道上。
经过二周维修，这种航天飞机可再次飞行，两个固体燃料火箭也可回收，重复使用。
目前设计每架航天飞机可使用一百次。
虽然每架的成本较高，但由于可以多次使用，每颗卫星的发射费用就大大降低了。
据估计全年卫星发射费约可节省十亿美元。
航天飞机的出现，改变了一些卫星发射的方式。
同步卫星不必再用火箭直接送到几万公里高空的轨道上，而是先由航天飞机把它带到低轨道上，然后再进行发射进入高轨道。
卫星如果在轨道上出了毛病，宇航员可以驾驶航天飞机，接近它，操纵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把它抓来进行修理后再送到轨道上，这样又等于延长了卫星的使用寿命。
航天飞机的运载舱里还可以装上一个空间实验室，科学家们可以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装上天文镜还可以在大气层以外观察天体，等于是一个空中天文台。
美国宇航局计划在航天飞机试飞六次之后，于1980年中期就开始正式使用。
到那时空间技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附图片）
新华社代表团1978年09月访问美国期间，参观卡纳维拉尔角航天中心。
新华社记者沈觐光摄

联大通过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议
据新华社联合国01月24日电第33届联合国大会于01月24日通过关于南非的十四个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所犯下的罪行，并敦促世界各国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所进行的斗争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大会在关于形势的决议中，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采用一切有效和适当的手段，其中包括武装斗争的合法性。
决议谴责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建立“班图斯坦”强行把黑人赶出家园的罪行。
在关于南非政治犯的决议中，大会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理处决自由战士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要求南非当局停止对黑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使用暴力和进行镇压，释放所有在押犯人并废除针对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禁令。
根据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决议条款，大会吁请各国对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更多人道和教育方面的援助。
在关于同南非的经济、军事和核合作的决议中，大会要求各国立即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方面的合作，并要求安理会宣布同南非当局的任何军事或核方面的合作都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威胁，并紧急采取强制措施结束所有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和核方面的合作。
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决议重申禁止向南非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重要性，要求各国通过立法，禁止向南非任何个人或团体出售、提供或装运石油和石油产品。
大会在其他决议中吁请安理会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制止外国在南非的进一步投资，并呼吁各个成员国、国际和国家的体育团体和运动员严格执行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第33届联合国大会前不久在纽约复会，继续审议本届联大议事日程上遗留下来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