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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
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关于如何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
到会的同志，精神振奋，敢想敢说，表示不辜负党的委托，要发扬五不怕精神，努力工作，决心把党风搞好。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强调指出，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陈云同志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的历史，详细阐明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重要意义。
他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世时党内生活非常正常，民主气氛很浓。
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这就给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篡党夺权提供了条件。
他们把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党成立快五十八年了，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

他指出，揪出“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
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邓颖超同志在讲话中，着重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
她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
它要率领全国广大人民向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它肩负着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任务。
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政党的不同之点。
如果我们党没有严格的纪律来巩固它的战斗力，使它步调一致，就不可能完成它担当的任务。
纪律对于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保证，也是使现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长期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保证。
她还就如何加强党的纪律性提出了具体要求。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就如何学习和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作了重要讲话。

黄克诚同志在讲话中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规党法、败坏党风的罪行，指出了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党风存在的严重问题。
他说，我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中央维护党规党法和整顿党风的一个重要助手。
我们要同败坏党风的人、组织和现象作斗争。
这种斗争，不是靠发个文件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斗争还是很严峻的。
过去毛主席要求我们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
现在还要不怕撕破脸皮。
我们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能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党中央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

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关于把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的决定。
会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来是重视纪律检查工作的。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规定了正确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路线和政策。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成绩，恶毒诬蔑党的监察机关是“黑据点”、“垃圾筒”，全部撤销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彻底摧毁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致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作。
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在党内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拉帮结派、重用坏人，使党的纪律废弛，不正之风猖獗。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削弱了纪律检查工作，就必然会窒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
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是，只要我们党削弱了纪律检查工作，就会给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永远记取。

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如何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
与会同志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这些准则，就是我们党内的法律，是搞好党风的依据。
为了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全党必须重申这些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比如，对党的各级组织，我们党规定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
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
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人事变动，都应提交委员会或常委会集体讨论，不能由个人擅自决定。
坚持集体领导，又要分工负责，不能互相推委，踢皮球。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把个人或少数人凌驾于党委之上，这种做法破坏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禁止。
党内不允许搞宗派。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的整体。
全党同志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又比如，对每一个党员，我们党规定，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领导干部诱逼底下说假话，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是绝不能容许的。
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
对人对事有什么意见，都要开诚布公，摆到桌面上。
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
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共产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服从党章，遵守党纪，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
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准搞特权。
要坚决反对官风官气。
所有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职务高低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尊卑之别。
又比如，对党内民主，要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让人讲话，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党内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对不同意见，不能压服，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党内选举要真正实行民主，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对不称职的或作风恶劣的干部，党员有权建议撤职或罢免。
要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党员有权直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申诉。
党组织对党员的申诉必须及时转递，不得扣压。
扣压党员的申诉，是违犯党章的行为，要追究责任。
对来自党员和群众的批评，不允许打击报复。
搞打击报复，就是违犯党规党法，破坏党风。

会议还讨论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
当前，要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
我们党现在有三千多万党员，近半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许多同志没有经过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不大懂得党规党法。
不少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党的同志，多年来对坚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了。
一部分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甚至丧失党性，开始蜕化变质。
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在全党特别是在新党员中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
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
首先要与党的组织部门、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抓紧做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
要及时检查处理：在党内搞阴谋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案件，肆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案件，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案件，坑害人民、迫害人民的案件，破坏财经纪律和国家统一计划的案件，弄虚作假、骗取荣誉、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由于官僚主义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案件。
凡是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要通报全党，以至在报上公布，以伸张正义，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
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
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
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
要保护控告人。
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

会议结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同志作了总结讲话。
他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搞好党风，严肃党的纪律的组织，我们在这方面要起模范作用，也就是说，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
要严于律己。
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成为有生气的战斗的组织。
我们不要辜负党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责任，也不要辜负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到会的委员共九十七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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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国务院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宴会，并在宴会前会见了卢森堡贵宾。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康世恩副总理等。

邓副总理和托恩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他们一致指出，中卢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扩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邓副总理在谈到越南在苏联霸权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悍然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时指出，“这是苏联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推行其霸权主义战略方针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严重地危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理所当然，全世界舆论一致谴责苏、越勾结侵柬的罪行。”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他强调指出，“尽管越南侵略军暂时占领了柬埔寨的许多城市和交通线，但是，到处受到民主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越南侵略者正开始陷入柬埔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真理和正义是在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柬埔寨人民一边。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柬埔寨人民经过斗争，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邓副总理说，中卢两国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不允许霸权主义者对我们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为了对付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全世界一切受霸权主义侵略、威胁、干涉、控制和欺侮的国家和人民有必要联合起来，同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个日益联合的、强大的欧洲，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符合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托恩首相致答词时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别在钢铁方面，得到了发展。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卢中两国人民也将在科学技术交流、金融等方面进行合作。

作者：胡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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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青海省军区对国家有关单位考察长江江源和黄河河源给以积极协肋，受到科学工作者的赞扬。

去年六、七月间，长江江源考察队以及札陵、鄂陵两湖和黄河河源考察组先后到达高原古城西宁。
青海省军区按照上级的部署，及时选派了一名熟悉情况的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担任长江江源考察队政委，选派了一名作战参谋担任札陵、鄂陵两湖和黄河河源考察组副组长。
还为考察队选派了机要员、报务员、司务长、医生、卫生员、汽车司机等，配备了电台、汽车、武器、弹药、食物、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沿线各人民武装部、各部队、各兵站指战员，满腔热情接待考察队。
参加考察队的指战员志在四化，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江源考察队离开青藏公路向长江正源——沱沱河源头进发时，汽车司机吴遂山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开车在前面探路。
他凭着勇敢和智慧，翻过一座座没有公路的高山，穿过一条条没有桥梁的河流，越过一片片泥泞的沼泽，保证了整个车队安全行进。
江源、河源地区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
考察人员都有严重的高山反应。
部队指战员置个人的病痛于不顾，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各方面关心、照顾考察人员。
考察人员不会骑马，部队指战员就给他们传授骑马技术。
每天出发前，替他们备好马鞍，行军中跑前跑后，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少同志还步行为年大体弱、高山反应严重的考察队员拉马。
宿营后，指战员们先让考察人员休息，自己忙着卸驮子、喂马、搭帐篷、找水、拾牛粪、做饭，夜间还承担了警卫任务。
现在，考察任务圆满结束。
地方科技人员感激地说：“没有人民军队的支援，我们就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胡国华）

作者：张海峰/陆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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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空降兵某团为了让干部战士过好春节，保证部队在搞好节日战备值班的前提下休息好，办了五件事。

一、为了搞好节日娱乐活动，他们及早动手，给礼堂全部安好座椅。

二、照领导责成后勤处派人对全团干部战士的住所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门窗损坏的全部修好，玻璃破碎的全部更换，同时还协助连队编织了一些挡风用的草帘。

三、搞好节日物资供应。
团里办起了小作坊，加工副食品，这样既减轻了市场上的负担，又为部队节约了一部分开支。

四、补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干部战士。
经团批准，干部战士二百多人得到了补助。
团首长还看望了陆军家属和临时来队家属，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

五、大力开展防病治病工作，确保干部战士身体健康。
全团各单位普遍给干部战士打了预防针，以防立春以后，“流感”、“流脑”等疾病的发生。

此外，这个团各连还根据实际情况，为节日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文艺晚会、球类比赛、游览名胜古迹等活动。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春节未到春意浓，大干四化信心增。
（张海峰、陆凤新）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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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明确了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实行伟大转变的重要时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取消多年的纪律检查机构，恢复起来，开展工作，这是党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搞好党风，严肃党纪，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将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本来建立了一套好传统好作风，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群众路线；
批评和自我批评；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民主集中制。
这些好传统好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党的重要标志，它使我们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团结和领导几亿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但是，由于我们党从一个受压迫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由于从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这就带来许多新问题。
一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起了变化，滋长起骄傲情绪，只愿听恭维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甚至大搞“一言堂”，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致使党内生活逐渐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践踏党规党法，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纪律。
他们用封建法西斯专政代替党的民主集中制，用讲假话、空话、大话代替实事求是，用长官意志代替群众路线，用帽子、棍子代替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代替谦虚谨慎，用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用争权夺利、搞特殊化代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此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空前破坏，使我们党面临着变质的现实危险。
这种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如何带领广大人民进行新的长征？
拨乱反正，就要抓党风。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风开始有所转变。
但是，要全面恢复和发扬建党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好传统好作风，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还要进行艰巨的斗争。
这要靠全党的努力，而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现在我们党的三千六百万党员中，近半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少同志不懂或不大懂得什么是党规党法，什么是党的传统，有的甚至把派性当成党性，把帮风当成党风。
就是一些老同志，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以及严守党的纪律的观念也淡薄了，甚至丧失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全党普遍地、深入地进行遵守党规党法和发扬党的传统的教育。
这个工作要与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与纠正冤案、错案结合起来。
要善于运用报纸，揭露严重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纪国法的坏典型，同时宣扬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的好典型，使大家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生动具体的教育。
每一个党员都要认识：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纪不严明，国法就很难生效，加强法制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员作风不正，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党脱离群众。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领导作用，如同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样，一靠路线的正确，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
现在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广大党员不能保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能起先锋模范作用，党的路线也就不能贯彻，我们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取得四个现代化的胜利。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的问题，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大事，不是小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维护党规党法，是要经过斗争的。
并不是每一个党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
党性不纯的人，不能完全按党规党法办事。
党的某些领导干部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受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会无视党规党法。
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党规党法，破坏党的纪律。
因此，对党员执行党规党法既要教育，又必须有监督。
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党风党纪和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任何削弱，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并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
这个教训够惨痛了，我们要深刻地记取。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全力以赴，维护党的优良传统不被败坏，维护党规党法和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任何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不允许凌驾于党规党法之上。
我们党只有一种纪律，没有两种纪律，不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
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任何违犯纪律的党员都要进行检查处理，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破坏纪律的高级干部，更要严格处理。
所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都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刚直不阿、办事公道。
要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的五不怕精神，还要不怕撕破脸皮。
怕字当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单是依靠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广大党员的努力。
这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党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广大党员敢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反映情况，开展批评，党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现象。
这次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成功，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充分发扬了民主。
这样，才能真正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正确解决了一批历史的和当前的重大问题，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气，增强了党的团结，造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民主作风尽快扩大到全党去。
当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十分注意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同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作斗争。
把这件事情抓好了，党的生活正常化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做好工作、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也是防止某些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的重要保证。
因此，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不论是党内还是人民内部，都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广开言路。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责任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某些党员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滥用权力、欺压群众等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首先要从上层做起。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面做出好样子，等于无声的命令，大家跟着学，就会带出好的风气。
反之，上面做出坏样子，上行下效，就会造成坏的风气。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责任重大。
身教重于言教。
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受到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和无限的崇敬？
就因为他始终保持着毛泽东同志培育的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他就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
我们一定要向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严以律己，言行一致，为革命的子孙后代做出好样子。

这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多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
它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了，把“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具体化了，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具体化了，使我们的党规党法更加完备，更加切合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准则规定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界限分明，便于遵循。
这个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将成为我们向全党进行加强纪律、端正作风教育的好教材，成为我们向一切破坏党规党法、败坏党风现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不仅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紧时间建立和健全起来。
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担负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新庆

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姬鹏飞、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粟裕、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央军委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国家建委、煤炭工业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贸促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有关省、市、县的党委和革委会送了花圈。

邓小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李井泉、姬鹏飞、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同志，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八位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一千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张际春同志、徐海东同志、吴芝圃同志、刘长胜同志、张霖之同志、王世英同志、南汉宸同志和刘裕民同志举行追悼会。

悼词说，张际春同志生前是我党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他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井冈山。
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材建立了功绩。
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徐海东同志是我党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他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湖北黄陂组织游击队，参加黄麻工农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和指挥过鄂豫皖，鄂豫陕反围剿的多次战斗，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胜仗，威震陕甘。
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作战中，出色完成了任务。
他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为迎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
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深入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
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
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先后九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悼词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他发动和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暴动，并长期在河南坚持党的工作。
他是河南地区武装斗争和党的工作的创建人之一，特别是在豫皖苏地区和新四军第四师工作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对根据地的发展和军队的壮大起了很大作用。
建国以后，他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刘长胜同志是党的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原全国总工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一九二四年加入列宁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加入联共（布），以后转为中共党员。
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
抗战爆发后，他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为输送大批优秀工人和干部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护厂、护校的斗争，为彻底粉碎蒋匪帮阴谋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配合我军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我国工会优秀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

悼词说，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以后他在河北、山东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淮海战役和强渡长江、解放南京、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等重大战役，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以后，他长期担任城市和工业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领导煤炭工业期间，为我国煤炭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他是我国工业部门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悼词说，王世英同志是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
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北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联络、军运和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抗战时期，他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
为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悼词说，南汉宸同志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老同志，生前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他一九二六年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
他利用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不畏艰险，多次营救出和掩护我党的一些高级负责干部。
在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后，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做团结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的反蒋抗日工作，为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后，他一直做财政金融的领导工作，曾受过毛主席的称赞。
他是我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
他为促进中外友好和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悼词说，原建筑工程部部长、党委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刘裕民同志，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被捕，他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出狱后就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以后，他长期担任工业部门的领导工作，为国家的基本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是我国工业部门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悼词说，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和刘裕民同志，都是我们党的老干部、老党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
他们就是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政治上受到诬陷，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先后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批老同志。
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经全部推倒，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悼词说，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不同的战线上艰苦奋斗，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他们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决不留情，对同志坚持团结；
他们光明磊落，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关心群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他们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埋头苦干。
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们。

悼词最后说，今天，我们悼念他们，要认真学习他们的高贵的革命品质。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成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照片）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和怀念的心情，在这里悼念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徐海东同志。
徐海东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徐海东同志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郑州逝世，终年七十岁。
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大家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
他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湖北黄陂组织游击队，参加黄麻工农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历任农民自卫军队长，赤卫军大队长，营长，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党内，他先后担任过黄陂县区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豫陕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陕北省委委员，中共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同志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一个贫苦的家庭中。
祖上六代是烧陶器的手工业工人。
他做过十一年窑工，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难。
他参加革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管环境多艰苦，斗争多复杂，始终英勇不屈，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参加和指挥过鄂豫皖、鄂豫陕反“围剿”的无数战斗。
当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许多同志一起坚持斗争，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后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威震陕甘，是与他的卓越指挥分不开的。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
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为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
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作战中，他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中，他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
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
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先后九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海东同志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艰苦朴素。
他有坚强的党性，忠心耿耿，一切服从党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地位高低，他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
他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意志刚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期患病，多次病危，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
他在病中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国内外大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满胜利的信心，即使吸着氧气，还要聆听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指示，亲自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

徐海东同志在党内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从鄂豫皖到陕北，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坚决反对肃反扩大化和军事冒险主义。
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恶痛绝。
林彪、“四人帮”对徐海东同志既惧怕，又仇恨，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从政治上到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总理等许多老同志对他极为关怀。
徐海东同志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持真理，坚持斗争。
“九大”以后，林彪、“四人帮”对徐海东同志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使他食宿和医疗条件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含恨去世。
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又一严重罪行。
他们强加给徐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一律推倒。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悼念徐海东同志，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
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
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片忠心。
我们悼念徐海东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抓纲治军，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徐海东同志永垂不朽！

徐海东同志遗像（照片）

栏目：资料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对加强党的纪律，做好纪律检查工作，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成立了纪律检查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党中央即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以便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检查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决定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职权和产生办法。
中共中央组成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
地方县以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建立。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了纪律检查工作。

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决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并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决议的规定，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同志任书记、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地方县以上的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也相继选举产生。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规定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
以董必武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中央全会补选，增加到六十名。
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也得到了加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先后由朱德同志、董必武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成员，大多数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老干部。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维护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

作者：华泽

初学英语总是从认ABC这几个字母开始。
所以，人们把一些最起码的知识叫作ABC。
马克思主义ABC，就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常识。
有人说：“从理论上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得从马克思主义的ABC搞起！”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稍微接触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读过一下《实践论》的，都懂得这个道理。
但就是这么一个起码的常识，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居然成了问题。
这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进行篡改、歪曲，危害甚烈，流毒极深；

第二，拨乱反正，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恢复过来，运用于实践，任务甚重，需要经过艰巨的斗争。

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ABC糟蹋得不象样子

一切修正主义者之所以称为修正主义，都是因为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林彪、“四人帮”利用自己窃取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糟蹋得不象样子。
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采取了些什么手法呢？

一方面，他们破坏革命学风，鼓吹实用主义，大搞片言只语，实际上剥夺了人们系统地学习、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系统地学？
当然要。
马克思主义学说十分完备而严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有系统的。
试想，你不从学习存在决定意识和对立统一规律入手，怎么能学好唯物辩证法？
又如何能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你不了解人猿怎样揖别，不了解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替，你如何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从来不反对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他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就曾经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九页）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这种教条主义同我们所讲的系统地学是两码事。
是不是教条主义，完全不在于是不是系统地学，而在于是不是理论联系实际。

林彪、“四人帮”抛出反动的“三十字”方针，鼓吹“背警句”，“背上那么几十条就差不多了”，甚至公然说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
他们把卑劣的实用主义冒充为理论联系实际。
依照他们的说法，不读书、不弄通基本原理，只要背上几条“警句”，不管什么场合、什么问题，往上一套，就行了。
在他们横行的一个时期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论常识教育没有了，大学的政治理论课变成“批儒课”、“斗走资派课”了，党校关门了，理论刊物停办了。
好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孤立的那么几条语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丰富的宝库，就是那么一个“小红本”；
国际国内伟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动的实践，靠背上那么几条，遇事一对照，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啊！

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愚民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许多同志对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而这样一来，林彪、“四人帮”就可以趁机大售其奸。

林彪、“四人帮”采取的另一个手法，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篡改和歪曲，以假乱真。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然继承人和权威解释者自居，随心所欲，乱加篡改。
他们或者打着“强调”什么、“突出”什么的幌子，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一原理孤立起来，引向极端；
或者打出“批修”、“反复旧”的招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胡批乱砍；
或者以“尊重领袖”、“维护权威”为理由，设置禁区，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不能彻底贯彻；
或者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不甚了了”；
或者干脆就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捏造出一些东西，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进行拍卖。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以说，历史上机会主义者思想武库里能够收罗到的破烂，他们都拣来了，用上了，结果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弄得面目全非。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ABC吧！
可“四人帮”却硬把发展生产力说成是什么“唯生产力论”而加以批判；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也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可“四人帮”硬要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而给以搞臭；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可“四人帮”却把它污蔑为“形而上学”，而大谈什么“精神万能论是对的”。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当然，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无论林彪、“四人帮”有什么样的特权地位，用诋毁和歪曲都否定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这一套骗术，确实也把一些人弄糊涂了，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是什么发展了的“新鲜真理”，谬种流传，久而久之，就见怪不怪。
这又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拨乱反正就是要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本来面貌

我们要拨乱反正，“正”是什么？
从理论方面讲，可以说就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讲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本来面貌恢复过来，贯彻于实践。
为什么“四人帮”横行时，人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则性被他们搞乱了。
“四人帮”奉行的是权力标准，有权就是有理，你怎么说怎么无理，他怎么说怎么有理。
你要说他无理，你就得挨棍子。
“四人帮”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们歪曲理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原则，不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一切以他们反革命的利益为中心，今天这样说这样有理，明天那样说那样也有理。
“风派”人物，“风派”理论家，就是“四人帮”这种机会主义路线长期统治的必然产物。
今天，我们一定要通过对“四人帮”的批判，把混乱澄清，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来。

拨乱反正，包括“破”和“立”两个方面。
破要破得彻底，凡是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都要加以澄清，我们只相信事实，相信真理。
立要立得正确，立起来的要确实是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东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回顾一下林彪、“四人帮”是怎样搞所谓“大批判”的吧！
他们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批那个，搞的声势很大，文章连篇累牍，批来批去，根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批修正主义，而是用修正主义批马克思主义，结果，越批离实际越远，错误的东西越多，资本主义越泛滥。
“四人帮”也打起批林彪的旗号，他们是明批暗保。
明明林彪的路线是极左，可他们却不准人们批“左”，不准触及实质，结果，越批他们的极左搞得越凶。
今天，我们的批判是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同那时的情况当然根本不同了，但要从理论、思想、路线上进一步搞好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也必须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在实际生活中，有两种情况都会发生。
一种是：对错误的东西批了，但纠正了这种倾向，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扶得东来又倒西，这叫“过”；
另一种是：批了，但道理讲得不深不透，流毒和影响依然作祟，思想上不解放，行动上不敢迈步，这叫“不及”。
这“过”和“不及”，都是没有反到“正”上来。
什么原因呢？
重要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
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凭朴素的感情去批，或只凭局部经验去批，都达不到拨乱反正的目的。
今天，有少数同志，对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不很理解，对一些措施的贯彻还不得力。
这又是为什么？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ABC懂得太少，思想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还没有真正反到“正”上来。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基于以上的道理，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确实需要认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达到象华国锋同志所要求的：“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说，批判“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教育，这很对，但还要补充一句：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运动。
因为有些同志过去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扰乱，被搞模糊了，或被什么风一吹就吹掉了。
而有些青年同志，从他们懂事、走上社会的时候起，就受着林彪、“四人帮”欺骗宣传的影响，本来就没有认真学过马列主义的ABC。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今天，我们不仅要进行“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加以澄清，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两副担子我们必须同时肩负起来。

我们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要关心理论问题，绝不要因为有些问题属于马克思主义的ABC，而看不起眼，不关心，也不要认为这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同自己的实际工作无关。
做任何实际工作都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决不可不严肃对待。
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必须有共同语言，决不能糊涂。

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躺在马列的一些固有结论上吃现成饭，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实践向前发展，同时也推动革命理论向前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结合得好，并不是很容易的。
这里需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精神。
譬如，为了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林彪、“四人帮”设置的许多禁区，我们就要敢于去突破它；
对经过实践证明不是真理的东西，就要敢于否定它；
对实践证明是真理，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东西，就要敢于排除干扰，大胆贯彻；
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要损害到自己的某些私利的时候，也要能彻底地去贯彻实行。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既是对理论水平的检验，也是对无产阶级党性的检验。

作者：王令概梁华祥
单位：空军某机务学校
栏目：林彪？
“四人帮”假左流毒实例剖析（9）

今年以来，我校课堂教学比较活跃。
制订教案，试教练讲，听课查课，观摩教学，重点课和难点课的验收等做法，都逐步地恢复了起来。
但有一些同志还是顾虑重重，生怕这样做会再犯什么“课堂中心论”的错误。
这是林彪、“四人帮”在学校教学上的极左流毒还未肃清的一种反映。

课堂教学，本来就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采取这种形式，可以通过系统的教材，形象的教具，切实的教法，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高效率地传授思想和知识。
因此，从古到今，学校和课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否定了课堂教学，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学校教育的必要。
“四人帮”大批所谓“课堂中心论”，极力扼杀课堂教学，其目的是要葬送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事业。
这与他们鼓吹培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吹捧“白卷英雄”，宣扬“朝农经验”等阴谋活动，用心是一致的。

林彪、“四人帮”给课堂教学扣上的一顶大帽子，是说它“脱离实际”。
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胡说。
课堂教学主要是向学员传播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群众的间接经验。
这些经验写在书本上、教案上，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晶。
只要学员们能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它们，不是离开具体情况和条件盲目地机械照搬，它就能大大提高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不是什么注定要“脱离实际”的。
毛主席在著名的《实践论》中告诉我们：“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如果认为接受间接经验就一定会“脱离实际”，只有自己直接经验的东西才是实在的，那就势必否定人类的文化科学，把知识范围缩得小而又小，搞得孤陋寡闻。
那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
这样，倒是真正脱离实际。
当然，学校教育也不应仅仅是学书本，不能把学员的视野和活动范围，束缚在课堂。
应该注意引导学员关心和研究周围正在发生的实际问题，并要根据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可能，组织一定的现场教学和多方面的实践活动，使学员在校期间保持与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
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确，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直接从工作实践中学习，毕竟是有分工的。
对在校的学生来说，参加社会活动、劳动锻炼、各种实习等等，总是学习的辅助手段。
如果不顾教学的需要，盲目地“走出去”，以干代学，那就会破坏教学。
“四人帮”搞的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这种货色，其恶果早为人们所熟知了。
我校过去受林彪、“四人帮”影响，曾大削基础理论课，片面地推行所谓“开门办学”，把一些本应在课堂学的东西硬搬到外场去学，本应在校内学的硬拿到工厂去学。
结果想看的没看，应学的没学到手，时间花费了不少，成果寥寥，教训是很深刻的。

课堂教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是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性的。
有些教学制度、规定和办法，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但都是从事教学活动的人们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它能流传下来，总有一定的理由，并非一无是处。
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吸取。
盲目地一概排斥，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解放以来，我们办学校，搞教学，也积累了大量新鲜的经验，更应加以研究推广。
林彪、“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前后作为一条线，凡过去的教学制度、规定、办法，统统都扣上“反动”的帽子，一脚踢开，严重地危害了教学活动，破坏党的学校教育事业。
粉碎了“四人帮”，教学法的研究又被重新提到了日程上，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搞教学的同志，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为加速培养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材，而努力研究和创造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

作者：齐松亭陈方武
单位：空军某机务学校
栏目：林彪？
“四人帮”假左流毒实例剖析（9）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在抓纲治校的过程中，大力整顿了教学秩序，提出要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
可是这却引起了一场争论。
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提法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味道，一些教员心有余悸，妨碍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这是由学校教育的特点决定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同修正主义路线根本扯不到一块去。
毛主席说：“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五○页）在学校教学过程中，教和学也是两个对立着的侧面，也有主有次。
教员与学生相比，教员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教员当然应处于主导的地位。
一个学员在校阶段，他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教学活动，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活动。
同时，一个称职的教员，至少要比一般学员有较充裕的时间，较好的条件来汇集、研究、整理有关他所教的这门课程的各种材料，因此，相对地说，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总是比学员要多些。
这是谁也要承认的客观事实。
毛主席曾经强调指出：一个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一页）。
这说明对学校教育来说，教员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地重要。
在我们的学校中，教员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要坚决贯彻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学校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同排斥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什么共同点呢？
“四人帮”在学校教育中大搞极左的一套，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什么“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对学校进行所谓“上、管、改”，企图利用张铁生式的人物来把持学校这个教育阵地，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这才是反对党对教学活动以至整个学校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才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

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是不是就不要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不是。
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强调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绝不是排斥学员对教学活动的关心。
相反，把学员这个学校里的基本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改进教学而努力，正是教员发挥主导作用的表现之一。
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员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们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团结互助，教学相长。
同时，在教学活动中，还应该发扬我军兵教兵的群众性自我教育的传统，学员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只讲一点论，不讲两点论，硬把教员的主导作用和学员的积极性对立起来，搞乱人们的思想，挑拨师生关系，这种流毒必须肃清。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先生要有一桶水”。
教员要真正发挥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好和带好学员，必须以百倍的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敢于钻研业务，苦练教学基本功，使自己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战士。
否则，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作者：彭小山
单位：三九二二一部队
栏目：林彪？
“四人帮”假左流毒实例剖析（9）

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舆论工具的时期，曾极力鼓吹一种“对着干”的哲学，胡说什么“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
过去，我受这种极左谬论的毒害不浅，错误地认为，服从上级领导就是“奴隶主义”，要解决领导和被领导这对矛盾，只能“对着干”。
因此，对上级经常顶顶撞撞，领导交给的任务稍不如意，就拒不执行。
一次，我在参加战斗值班时私自找老乡玩，离开岗位三小时。
领导同志批评了我，我却讥笑他水平低。
在一次飞行讲评会上，领导和自己意见不一致，我就当场宣布“概不接受”，破门而出，还认为这是敢于斗争。
我这种行为，破坏了革命纪律，影响了飞行训练。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服从上级的正确领导，决不是什么“奴隶主义”。
无理取闹，更谈不上“斗争性强”。
在我们人民军队内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革命同志的关系。
严格的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统一行动，夺取战斗胜利的保证，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革命战士要有斗争性，这是指要敢于坚持原则，同一切反动的、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不是抗拒批评，坚持错误。
革命队伍中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它同剥削阶级旧军队的官兵对立根本不同。
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只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教育，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和坚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而决不能是什么“对着干”。
对领导有意见，应当从爱护领导，搞好革命工作的态度出发，善意提出；
自己犯了错误，更要诚恳地接受上级的批评教育，并坚决改正。
我以前专门和领导“对着干”，无理搅三分，分不清人民军队上下之间的同志关系和剥削阶级军队的官兵关系，这当然是错误的。
“四人帮”鼓吹群众和领导“对着干”，正是企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革命队伍，使人们是非、敌我不分，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
我们必须从思想、行动上坚决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作者：新华社评论员范岳青

柬埔寨战场接连不断的枪炮声，打破了莫斯科和河内大小霸权主义者的黄粱美梦。
事实表明，越南侵略者采用突然袭击的“闪击战”侵占了民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和其它城镇，并不是它建立印度支那霸业的“胜利里程碑”和“历史新纪元”，而恰恰是它陷入泥潭和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的一篇专稿说：“越南人不久就将会对发动入侵感到懊悔”，“他们的胜利也许最终会导致河内政权的垮台”。

从柬埔寨战场传出的消息说明，越南侵略者大军压境，并未能使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屈服。
柬埔寨人民抗越卫国的斗争方兴未艾，具有丰富革命战争经验的柬埔寨军民正在聚集自己的有生力量，依托广阔的农村，丛林和山区，展开一场人民游击战争。
正如许多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所报道的：目前双方的阵势是：“越南人掌握着城镇，柬埔寨人掌握着乡村”，“数千名红色高棉军队已经重新集结，并从乡村地区回击”，“展开了有效的游击抵抗”。

柬埔寨战局的这种发展，打破了河内霸权主义者吹嘘的“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大话，相反，它在柬埔寨正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奥地利《新闻报》指出：“十万名越南士兵要对付这么大一个国家里的游击战争，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一来，越南就可能陷入很象当年它自己的游击队使美国陷进去并被打败的那种形势。”
越南当局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一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而且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困难重重，四面楚歌。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公然对一个主权邻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赤裸裸侵略行径，遭到了举世的强烈谴责。
许多不结盟国家指责越南粗暴地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
要求越南侵略军撤出柬埔寨的呼声，遍及世界各大洲。
越南当局利用越南人民流血牺牲赢得的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作为政治资本，打着“反帝英雄”的幌子，掩盖它侵略扩张的行径，同时骗取同情，到处乞讨化缘。
如今，这一切伪装已经剥得精光，信誉扫地，陷于空前孤立。
一些国家已经决定停止或重新考虑对越南的援助，就是对越南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的直接回答。

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也进一步加深了它在国内所面临的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越南人民经历了几十年殖民战争的灾难，胜利后迫切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
但是，越南当局被迅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冲昏了头脑，不顾人民的苦难，对外穷兵黩武，侵柬反华，对内残酷镇压，横征暴敛，扩军备战，致使国民经济陷于严重困难，粮食歉收，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比抗战时期还苦，广大人民早已怨声载道。
越南当局妄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竟然对柬埔寨孤注一掷，结果又为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英国《金融时报》说：“越南在决定发动闪电战时，冒着被指责为侵略者的风险，把赌注押在迅速解决冲突上面。
越南由于当前经济困难，再陷入一场代价很高的局部战争是受不了的。”
越南当局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越南国内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困难”，“不够吃”，“不够穿”。

尽管如此，越南当局执迷不悟，它不仅要强行拼凑“印支联邦”，并且进而要称霸东南亚，甚至叫嚷对中国“要作好打仗的准备”。
为此，它不惜出卖越南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独立和自由，去换取莫斯科大霸的施舍，把自己绑在苏联进行全球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沦为苏联的附庸，驱使越南人民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越南当局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越南人民的利益，丧失人心。

人们正在注视着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之下在侵略和扩张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
不管侵略者如何逞能于一时，失败是必然的下场。
他们要是一意孤行，等到他们在四面楚歌声中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时候，懊悔已来不及了。

据新华社平壤一月二十三日电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向南朝鲜各阶层人民、海外侨胞、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南朝鲜当权者提出重要建议：要求重申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一切军事行动，召开全民族大会等。

声明说，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根据朝鲜劳动党的提议，于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共和国北半部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讨论了促进祖国自主和平统一问题。

声明说：“早日统一被分裂的祖国，是长期饱尝分裂之苦的我们民族的一致愿望。
在朝鲜维护和平、和平地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时代的迫切要求。
争取祖国统一的我们民族的事业，归根结蒂应以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民族的信念为重，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民族实现大团结的原则下求得解决。”
声明说：“特别是我国人民的敬爱领袖金日成主席在四个月前举行的纪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央庆祝大会上作的历史性的报告中，向国内外重申：为了和平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敞开着同美国对话的大门，也敞开着同南朝鲜当权者、各政党对话的大门。”
声明说：“联席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使祖国自主和平统一得到新的促进，提出具体的方案。
联席会议还注意到，最近南朝鲜方面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表明了北方和南方要进行对话的意愿。
联席会议认为，南朝鲜当权者表明北方和南方要进行对话的意愿，是对我们敞开对话大门的始终不渝的一贯立场的积极反应。”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声明向南朝鲜各阶层人民、海外侨胞、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以及南朝鲜当权者郑重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北方和南方应当回到《七·四》联合声明本来的信念和原则上来，并提议，“双方当局在二月一日上午十时，分别正式表态，重新确认并恪守‘七·四’联合声明的信念和原则。”
第二，必须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和中伤。
这将成为为北方和南方的对话和民族团结迈出十分宝贵的第一步。

第三，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一切军事行动，停止从外部运进武器，清除军事冲突的一切可能性。
“为此，我们主张，首先双方军事当局从三月一日零时起，在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的前沿地区停止诸如增强武力、进行军事作战、构筑军事设施等一切敌对性的军事行动，无条件地停止任何军事演习。”
第四，建议召开由北方和南方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全民族大会。
“这一大会应有北方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包括民主共和党总裁在内的南朝鲜一切政党、团体的代表、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组织的代表以及个别人士参加。
全民族大会可以广泛地讨论：北方和南方都从民族大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开放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问题，其中包括南北的政党自由活动，以及在解决统一问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们建议，今年九月初在平壤或汉城召开这一大会，并于六月上旬国内和海外各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级代表将在平壤举行双边或多边性的预备会谈，为大会的成功作准备。”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一月二十三日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同居住在中国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有希望的时代。”
他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将有助于开创这个新时代”。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外国通讯社和报纸指出，柬埔寨军民广泛的人民战争，使越南侵略军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合众国际社一月二十二日报道说，柬埔寨军队“避免同入侵军队对峙，而是一直在猛烈袭击越南军队的后卫和补给线。”
英国《观察家报》一月二十一日报道，随着抵抗活动在柬埔寨各地蓬勃展开，“越南人正被卷入曾经使在越南的美军陷进去的同样的绝境。”
《曼谷邮报》一月二十一日报道说：“据可靠消息，十万名入侵军正面临后勤问题和粮食不足问题。”
法新社一月二十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消息灵通的军方人士说，越南人不得不派遣增援部队。
越南人对局势感到不安。
据说，越南总参谋部现在已经渐渐意识到，这次出征柬埔寨，最后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比预计的多，时间也要比预计的长。”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三日报道，越南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柬埔寨，需要二十多万越南军人。
即使有这么大的一支占领军，也只能保卫主要城市和使公路干线在白天有一定程度的安全而已。
“现在河内面临的难题是，它是否能腾出二十万军队用于可能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的一场柬埔寨战争。”
菲律宾《今日公报》发表文章说，过去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柬埔寨游击队，“在农村到处都有，他们的有利之处是在国内活动，因此地形熟悉。
在这种情况下，入侵者的双手将完全忙于保住几乎不知名的柬埔寨人领导的陌生政权。”
文章指出：“亚洲的历史中充满了游击队运动战胜以前被认为是地位牢固的政府的事件。”
泰国《泰商日报》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短评说：“侵略军数逾十万的大军在高棉全境散开，不但力量分散，后勤给养也成问题。
侵略军现在真正是骑在虎背上，进退两难了。”
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纸还指出，侵柬越军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人民战争的困扰，而且在政治上也很不得人心。
泰国《民族评论》一月二十二日说，越南的十万兵力已分散到各地，力量薄弱，同时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人民已站到他们一边去。

据新华社一月二十四日讯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今天向台湾省各青年团体和台湾青年同胞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定于今年五、六月份召开的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会议，一起商讨青年一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统一祖国、建设祖国的大计。

邀请信说，我们青年人应该做民族团结的先锋，做祖国统一的前驱。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彼此交往，增进了解。
我们切望台湾省青年团体和青年同胞来祖国内地观光，交流文化，切磋学术，观摩体育，探讨艺术，参观游览，访问故乡。
无论是团体来还是个人来，我们将象亲兄弟、亲姐妹般地热情欢迎，并保证来去自由。
邀请信说，我们也很愿意到台湾宝岛观光，参观台湾岛上经济发展的景象。
如果你们提出邀请，我们一定欣然组团前往。

邀请信说：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根本利益所在。
现在，条件业已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同心同德，并肩携手，共同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做出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