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兴旺发达。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靠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来实现，主要靠农村人民公社担当起来。
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创立二十年来，依靠几亿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改造农业基本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的成果。
与公社化以前相比，全国农田的灌溉面积扩大百分之六十多，高产稳产田约占总耕地的三分之一；
粮食作物总产量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都有所发展，社队企业也普遍兴办起来。
农村人民公社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从我国农业的现状来看，农村生产力仍然处在主要靠手工操作的落后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低，发展速度慢，而且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农林牧副渔各业也远未全面发展。
农村经济不活跃、不充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
有些地方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的口粮很紧，收入很少。
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高征购、瞎指挥等缺点错误的影响。
近十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煽动“用专政办法办农业”，鼓吹“种田为革命，不要工分也可以”，大批“唯生产力论”，到处“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把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经营管理制度搞乱了。
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失去了保障，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天地越来越小，农民的切身利益大受损害，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
因此，要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就得尽快地拨乱反正，正确执行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错误政策。
这里首先而最为重要的是，从充分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出发，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人民公社利用自己所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对于农民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是必需和有利的。
必须维护它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使生产劳动和切身权益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生活，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因为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积极性都不可能自然地产生，甚至连阶级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也大成问题。
这是早为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违反不得，否则必然受到惩罚。
我国农业的落后现状，正是这种惩罚的具体表现，很值得引以为戒。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相互之间，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必须坚持商品交换的关系，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等价交换。
集体所有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绝对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偿调拨和任意占有。
可是，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日趋淡薄，有的地方、有的行业不看现实的可能条件，搞这样那样的“大办”，无偿平调人民公社的劳力、物资和产品，克扣国家拨给农村的事业费，转嫁不合理的负担于农民；
有的地方自立错误的“土政策”，征购过头粮，压级压价收购和硬性派购农副产品，不讲等价交换原则，不给农民改善生活留有余地；
有的支农工业品价高质差，零配件短缺，使农民吃亏受害。
这一切都是对集体所有制权利的侵犯，是对农民的直接和间接的无偿剥夺。
毛泽东同志早就讲得很清楚，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尚且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今天，我们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认真实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杜绝一平二调、转嫁负担、坑农害农的现象；
过去平调的要尽可能地给予退赔，取信于农民。
尊重和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特别要切实维护生产队的权益。
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仍然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由农村生产力现有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是跟农民的觉悟程度相适应的。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各级基本核算单位，不但具有对自己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的所有权，而且有权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
这样使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统一起来，“四权”都统一于基本核算单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有利于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相对稳定并为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这里亟需注意的是防止和纠正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的倾向。
人民公社化第2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这一点。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就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就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劳力和财产上调到公社来。
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
毛泽东同志这番深刻的阐述，对于那种热衷“政治评分”，一味颂“穷”，大肆贬“富”，急于搞“穷过渡”的思想和行为，无疑是切中要害的批评，应该清醒地记取在心。
为了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现象。
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切实抓好加快农业发展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政方针，同时做好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保证经济任务的完成。
各级行政机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生产建设，要实行计划指导，但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执行，应该允许他们有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生产建设的自主权。
业务部门和科研机构指导社队科学种田，要力求切合当地条件，而且必须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广泛采用典型示范方法。
国家各部门在农村举办各种企业事业，除了国家有法律法令规定的以外，不能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任何负担，不准在国家计划以外抽调农村劳动力；
计划内抽调的合同工、临时工，要签订合同，付给合理的报酬。
总之，一定要加强对农业的合乎客观实际的领导，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和民主方法办事。
谁要是滥用行政命令，乱搞瞎指挥，造成了严重后果，谁就应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同样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能搞平调，不能乱干涉。
上级对下级的工作，不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要注意充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
要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经济要搞核算，财务帐目要定期公开，干部由社员选举和撤换。
要充分肯定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支持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正当的家庭副业、搞好集市贸易，以补充集体经济产品之不足，把农村经济搞得活跃起来，农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归根到底就是保护农村的生产力，并促进其发展壮大。
我们只要在思想上不断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广大农民得到休养生息，集体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当家作主的主动精神和搞好生产的巨大积极性定会高涨起来，全力以赴地转向现代化建设，逐步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周惠同志在区党委工作会议上说，内蒙古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是：
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
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发生的几个重大问题，要冲破禁区，实事求是，敢于否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调整班子首先看干部的本质，看对搞四化的态度和本领，看能不能在今明两年把农牧业生产搞上去
新华社呼和浩特01月23日电深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问题较多，工作后进的内蒙古自治区，怎样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周惠最近在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区党委工作会议上说：
关键是扫荡禁区，解放思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分清大的路线是非，配备好旗、县委以上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
就全区来说，春播前必须而且也有可能把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开始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
周惠同志说，内蒙古是我国最先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从194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那时候，全区工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一天天改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的黑手就插进了内蒙古。
他们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大搞人为的所谓“阶级斗争”，一个劲地反右、反右，本来已经“左”得不行了，还在那里反右，实际搞的是地地道道的假左真右。
他们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假案冤案，根本不考虑生产的发展，不考虑人民的衣食住行，把一个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自治区，搞得混乱了，许多干部群众受到迫害，后果是很严重的。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离开社会物质的生产，在那里搞单纯的所谓阶级斗争，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闹革命”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们吃够了这个苦头。
周惠同志说，我们不能越革命，越贫困。
现在，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我们必须坚决地、果断地转。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犹犹豫豫，迟迟疑疑，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成为历史的罪人。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内蒙古不少遗留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只要我们敢于冲破禁区，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就一定能尽快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谈到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和坚决调整旗、县委以上的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好一、二把手的问题时，周惠同志指出调整班子尤为重要。
事情总要人去做，路线是非总要人去分清。
班子调好了，路线是非就好分了，事情就好办了。
否则，把红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那怎么行？
调整班子看什么？
首先看干部的本质，看对搞四个现代化的态度和本领，看你能不能在今明两年就把农牧业生产搞上去。
班子问题，这次会上就要兑现，不能“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当然，经过调整的班子也不一定都那么好，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实践证明腿脚不灵，赶不上趟的再换下来嘛！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具体问题不要纠缠，大是大非分清就行了。
具体问题，细微末节纠缠起来没个完，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内蒙古发生的几个重大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大胆地否定，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转的条件也就具备了。
周惠同志说，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潜力很大，特别是农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要我们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过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把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的路线搞掉，把农牧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内蒙古的农牧业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农牧业发展了，内蒙古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可以加快了。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从过去痛苦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从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好多事情就好办了，生产就可以上，人民生活就可以改善。

在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和安全为内容的等级竞赛中获胜
煤炭部嘉奖一批先进机械化采煤队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机械化采煤队竞赛评比会上，一批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安全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和普通机械化采煤队，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煤炭工业部的嘉奖。
煤炭部给他们颁发了奖旗、奖状，并决定对先进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由所在的矿务局发给奖金。
为了管好、用好、修好各种机械化采煤设备，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加快煤炭工业现代化的步伐，煤炭部于1978年组织全国机械化采煤队开展以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和安全为内容的等级竞赛。
综合机械化采煤队的竞赛分甲、乙、丙三个等级。
甲级队的标准是年产五十万吨，效率每工二十吨；
乙级队年产四十万吨，效率每工十五吨；
丙级队年产三十万吨，效率每工十吨。
这次评比就是根据这些指标进行的。
这次受奖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共十三个队。
甲级队二个：
开滦唐山矿综采五二五七队、徐州权台矿综采一队；
乙级队二个：
阳泉一矿综采二队、义马千秋矿八一综采队；
丙级队九个：
开滦林西矿综采一队、大同同家梁矿综采一队、大同同家梁矿综采二队、大同四老沟矿综采一队、阳泉二矿综采队、徐州旗山矿综采三队、徐州庞家庄矿综采一队、鸡西小恒山矿综采队、大屯姚桥矿综采队。
被评为甲级队的开滦唐山矿综采五二五七队，学好用好综合采煤机械，千方百计提高采煤效率。
他们深深懂得，搞好综合机械化采煤的关键是抓好技术培训。
他们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自学和集中讲课相结合、理论学习和操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工人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1978年这个队产煤七十三万九千吨，平均月产六万一千多吨。
徐州权台矿综采一队认真执行岗位责任、操作规程、设备维修、交接班验收、工具保管和事故追查等六项制度，不断加强科学管理。
这个队工作面只有九十七个人，投产后一直稳产、高产，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些队的经验在这次竞赛评比会上推广后，受到大家的好评。
除这批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受奖以外，还有二十四个普通机械化采煤队被评为先进采煤队，有五十三个普通机械化采煤队上了等级，也受到了奖励。
煤炭工业部决定，今年要继续深入开展全国机械化采煤队的等级竞赛，进一步向机械化进军，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加快实现煤炭工业现代化，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而努力奋斗。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中央党校抓紧改正错划右派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抓紧进行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
经过复查确定，原划的九十七名右派分子中，有九十三人属于错划，进行了改正；
有三人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
另外一人是否属于错划，还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讨论后慎重决定。
中央党校党委认为，过去把很多同志错划成右派的根本教训，在于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致混淆了敌我，颠倒了是非。
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
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
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
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有几位同志就是因为议论当时中央分管中央党校工作的那个人，说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一贯“左”得要死，有什么资格讲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而被打成了右派。
从去年10月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这些错案一一作了改正，并且注意在改正结论上肯定这些同志正确的方面。
中央党校党委热情地对待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
只要他们来校申诉，负责这一工作的同志都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让他们看当年的定案材料和本人写的检查，充分听取本人申诉：
对于没有提出申诉的人，中央党校也主动地进行了复查。
与此同时，他们还着手对当时虽未划成右派，但也受了处分，或者档案里被放进了不切实际材料的人的问题，进行复查。
这项工作预计最近也可结束。
在初步总结这一工作时，中央党校抓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
对党、对人民和对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卢森堡首相托恩抵京
华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卢森堡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
托恩首相在京期间将同我国领导人就中卢经济合作和当前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三十五万人口的卢森堡，钢年产量每人平均达十五吨。
它也是欧洲金融中心之一。
今晚到机场欢迎卢森堡贵宾的有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和夫人等。
在军乐团奏卢森堡和中国两国国歌后，托恩首相由华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仪仗队。
比利时、荷兰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耿飚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黑龙江新建四座糖厂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黑龙江省在甜菜产区的扎兰屯、安达、明水、肇源新建了四座年产九千吨糖的糖厂，其中扎兰屯糖厂已在最近建成投产，并生产出头一批食糖。
其余三座糖厂的设备都已基本安装就绪，正在加紧进行试车等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战斗在第2条战线上
——怀念刘仁同志
聂荣臻
今年01月31日，是北平和平解放我军入城的三十周年。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深切怀念亲密的战友和同事——三十年前指挥北平地下党，配合人民解放军，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刘仁同志。
刘仁同志死于冤狱五年多了，抚今追昔，悲忿难平！
林彪、陈伯达、江青这伙叛徒、特务、卖国贼，伙同那个窃据高位的“理论权威”，为了篡夺全国党政军大权，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先从北京开刀。
他们强加给北京市委“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和北京市的其他负责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独立王国”的头子。
刘仁同志和北京市的其他领导干部被关进监牢，在祖国的首都，造成一股封建法西斯的恐怖气氛。
那个所谓“理论权威”，诬陷刘仁等同志是“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叫嚣“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
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英勇奋斗将近半个世纪的优秀共产党员——刘仁同志，竟然长期镣铐加身，惨死于我们国家为镇压反革命而修建的监狱之中。
直到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个大冤案才得到平反。
天若有情，也会愤然泪下。
这篇纪念文字，不能解我爱莫能救之大憾，只是希望对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一点责任。
我和刘仁同志一起工作始于1939年初。
他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直到北平解放，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华北局城工部长等职。
他经常同我谈一些情况和问题，彼此接触较多。
刘仁同志在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建设过程中，对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城市工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特点的学说，完全抹煞城市地下斗争对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配合作用，诬陷那些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党的优秀干部是什么叛徒、特务。
我这里着重谈地下工作，谈刘仁同志领导城市工作的贡献。
这既是为了纪念刘仁同志，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历史的拨乱反正。
1942年，当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指示要注意开展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力量，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
晋察冀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后改为城市工作部），由刘仁同志任书记（部长）。
抗战初期，华北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奉命撤退，转入华北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城市里只剩下个别的、分散的党员。
那时开展城市工作，刘仁同志几乎是从零开始。
他从根据地陆续挑选了一批来自平津、在城内有社会关系可以掩护的党员干部，派回城市，同保留下来的很少几个党员结合起来，逐步开辟地下斗争阵地。
刘仁同志以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派回的同志一个一个地亲自谈话，具体布置任务，研究活动方式，交代组织关系，反复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工作纪律教育。
为了保护这批“红色种子”，每次派人进城，他都要派交通护送，连这些同志怎样化装，如何对付敌人盘查，都考虑得周到细致，交代得一清二楚。
遵照毛主席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刘仁同志具体指挥城市地下党积极而又慎重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队伍，开展工作，真正做到“派出一个人，发展一个人，就在敌人的心脏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同时，又有计划地组织敌占区大城市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学习，从中发展新党员，再有选择地派回去。
平津唐等城市地下党的组织，就这样象滚雪球一样，由小到大，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大批积极分子。
之后，在北平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委
（铁路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领导各条战线逐步开展地下斗争，为抗战胜利后平津等城市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创造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搏斗。
在那风云突变、斗争严酷的岁月，刘仁同志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领导平津地下党，排除干扰，带领群众坚持开展反美反蒋斗争。
1945年日本刚投降时，平津地下党中一些同志曾经有过麻痹轻敌思想，以为要进城接管了，地下党可以公开活动了。
刘仁同志当即明确指出，大局未定，地下党必须继续隐蔽，不准暴露；
要作长期打算，要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坚持秘密工作；
同时，又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党的队伍，逐步开展群众斗争。
在斗争中，刘仁同志既反对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只靠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大干、硬干”的“左”的倾向，又反对当形势恶化时，想要撤出城市、放弃阵地的右的苗头，坚持地下党必须在群众掩护下活动，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的方针。
经过刘仁同志的教育和指导，平津地下党较快地掌握了领导城市人民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主动权。
1946年12月底，北平地下党成功地领导北平学生，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的运动。
这一斗争，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
接着，1947年05月，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平津学生又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开始，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运动相呼应，形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北平学生运动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先后爆发了以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四次大规模的罢课、请愿、游行、示威。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09月，北平电信局举行了“饿工斗争”，震动全国。
这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便是陷国民党反动派于全民包围之中的
“第2条战线”。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个第2条战线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义。
在这一浪接一浪的斗争中，刘仁同志总结并运用了我党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地下斗争的经验，指导地下党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各种组织形式，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
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大力开展学生、工人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教授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蒋反动派，使群众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尽管当时斗争异常激烈，敌人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退，而是革命热情越来越高，积极分子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入。
地下党的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1948年08月19日，敌人突然公布几百人的黑名单，派出军警特务包围学校，阴谋逮捕进步学生，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突然袭击面前，沉着应战，一面组织纠察队，阻止敌人进校抓人；
一面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机智勇敢地把列入黑名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陆续护送到解放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继续壮大革命势力。
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时，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有盟员五千，为解放后组建首都党政、经济、文化、教育、群运的领导机关和接管各个基层单位准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并且有大批干部和进步青年支援大军南下。
在战争年代里，刘仁同志作为一条战线、一个方面的指挥员，领导平津地下工作，直接配合了第1条战线的胜利的军事斗争。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刚刚开始，蒋介石窜到北平，为了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亲自策划，密谋纠集一个军零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妄图偷袭石家庄和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
蒋介石满以为他可以出奇制胜，挽回华北败局。
岂料这一“妙计”当天就为我地下党了解，经过地下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
周恩来同志一夜三次向毛主席报告事态进展情况，亲自指挥作战部署。
我新华社连续公开揭露敌之阴谋，保石沿线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立即动员，准备迎战，迫使敌军进入望都地区以后即龟缩不前，陷入我军重围，被打得全军溃败，最后不得不撤回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
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从内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当时，为了配合我军解放平津，刘仁同志根据党中央、华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党作好两手准备：
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注意争取一部分敌军在我军发动总攻时，作好内应；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量去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
早在1948年春，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将军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将军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特别是新保安战役全歼敌嫡系三十五军之后，北平敌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北平地下党抓住时机，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特别是让我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同志，对她爸爸分析形势，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促其派出代表同我地下党直接联系，解决谈判问题。
刘仁同志亲自掌握这项工作，对地下党应当如何派人同傅作义将军建立联系，谈什么，怎么谈，对地下电台和谈判代表的安全措施，都有及时的、正确的、具体的部署。
地下党通过傅作义将军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儿傅冬同志，随时了解傅的动态，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
在战场上，象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我方得知傅作义将军还在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我军于1949年01月14日发起总攻，一举解放天津，使北平守敌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断绝逃路，陷入绝境。
对方企图逃跑而在东单抢修了临时机场，由于地下党的同志直接观察我军每一发炮弹的具体位置，发回电报，帮助我炮兵校正弹道，我炮火越打越准，完全封锁了机场。
这时，傅作义将军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进一步派出代表，同我地下党代表，一起到我前线司令部谈判。
在我们全面分析了形势，向他们晓以利害以后，终于促使对方接受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
01月31日，我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事实是最雄辩的。
刘仁同志对于和平解放北平倾注了满腔心血，忠诚地执行了党的指示，立下了丰功伟绩。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一伙，竟诬蔑刘仁同志是什么“叛徒”、“特务”，诬蔑平津地下党是什么“黑城工部”、“美蒋别动队”，把刘仁同志置之死地，对大批地下党的好同志残酷迫害打击，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能不令人发指！
解放后，在北京市委，我同刘仁同志继续共事好几年。
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人民的新首都，真是百废待举。
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如既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领导繁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斗争中，刘仁同志作为市委的第2书记，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掌握，具体指导，深入现场，了解情况，作出判断，解决问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保证了北京市于1956年初在全国首先实现了三大改造。
刘仁同志长期领导北京市的公安保卫工作，帮助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公安队伍，因而能够准确地掌握敌情，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党中央，保证了首都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进行首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刘仁同志突出的特点是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谋善断，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搞形式主义，使北京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扎扎实实向前发展。
到1964年，只用了十六年时间，北京市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郊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比较扎实，文化大革命前五年，北京郊区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
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很大，曾经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
这里自然包含着刘仁同志的贡献。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全盘否定北京市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绩，否定刘仁同志的重大贡献，造谣诬陷，喧嚣一时，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仇视党、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黑帮！
缅怀刘仁同志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事迹，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想说的话太多了！
刘仁同志1927年入党，1973年逝世，战斗了一生。
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刘仁同志党性很强，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
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以后，不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都始终如一地为实行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竭尽全力，奋斗不懈。
刘仁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党的工作勇挑重担。
许多同志称赞他“心里想的只有党的事业”。
在国民党监牢里，他组织战友学理论，学文化，领导狱中斗争，以至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
在1940年日寇冬季大“扫荡”中，他胃溃疡大出血，躺在担架上带领同志们安全转移。
他用实际行动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仁同志为人老实正派，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
他襟怀坦白，怎么想就怎么讲，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明朗，从来不搞阴一套，阳一套，从不看风使舵。
对同志对工作有意见，他总是当面提出，不讲情面，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而不背后非议，不搞小动作，不拉拉扯扯。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当面责问他：
“进城后为什么从不找我？”
刘仁同志当时处境已很困难，仍然义正辞严地对同他在一起的同志说：
“他又不管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找他？！
”
这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那种深受林彪、“四人帮”之毒，在党内拉拉扯扯钻营奔走的小丑，真是天壤之别。
刘仁同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
他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求实的科学态度融为一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工作中遇到问题，他总是亲自找有关人员，或深入现场，听取意见，弄清情况，而不依靠第二手材料，更不听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汇报。
因此，判断情况比较准确，解决问题比较心中有数，比较切合实际。
他坚决反对那种说空话、说大话的坏作风，更反对那种务虚名，不讲实效，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作法。
他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坚决纠正，决不文过饰非。
他常说：
既然发现搞错了，就得赶快改！
这是多么崇高无私的革命精神！
刘仁同志长期做干部工作，一贯忠实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立党为公，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
他经常教育干部要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党的团结。
北平刚一解放，他就反复教育地下党的同志要虚心向解放区来的同志学习，较好地解决了这两部分干部的“会师”问题。
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
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起来很严厉，毫不留情面，但对组织处理却十分慎重，坚持对这些同志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坚持从反面多加考虑，防止片面、夸大，防止草率处理，伤害干部，更不抓小辫子整人。
在刘仁同志领导下的干部，包括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都能放心大胆地为党工作。
今天，当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下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我们党多么需要刘仁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
刘仁同志虽然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将永不磨灭，激励我们的同志和年轻的一代，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把我们的祖国尽快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
程子华杜任之曹言行
1968年03月26日，在窃据高位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的残酷迫害下，王世英同志含冤逝世。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亲密战友王世英同志。
每当我们回忆起他革命的一生，回忆他为党、为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世英同志是山西省洪洞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他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步行去太原，进入公费的国民师范学校念书。
由于对军阀阎锡山的统治不满，于1924年参加校内民主、爱国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之后，王世英同志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为第4期学员，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0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世英同志在安徽、山西、陕西、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军运”、“策反”、联络、情报和统战工作。
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白区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王世英同志机智沉着、顽强战斗，完成党所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对保卫根据地和保卫党中央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还运用各种关系，为党保存了一批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窃据高位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竟把王世英同志对党的这一重要贡献诬陷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这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1936年，王世英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接受毛主席对白区工作的指示。
之后，他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对推动全国的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抗战初期，王世英同志先后在太原、临汾，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对第2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9年，王世英同志担任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第2战区办事处处长，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当时阎锡山是第2战区司令长官。
这个老奸巨猾、顽固不化、骨子里坚决反共的人，对日寇和蒋介石的态度是：
谁得势就投靠谁。
当时我们党对阎锡山的方针，一是拖住他，不许他投降日寇；
二是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并掉，因为他若被蒋吞并，我陕甘宁边区的东南翼将会遭到蒋介石更严密的封锁。
王世英同志在阎锡山统治区内，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纵横捭阖，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可靠的情报；
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大造革命舆论，推动阎锡山抗战。
在秘密工作方面：
他在阎锡山的党、政、军、民各个系统里，都安排了我们的内线关系，阎锡山的秘密活动和机密文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知道。
在公开工作方面：
利用各种机会对阎锡山的高、中、下各级干部，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他对阎锡山统治区内各部门的动态和人民的疾苦，可以及时了解，向党中央反映。
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1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出三个“消灭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其中一个就是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由内线关系搞出来的。
这三个秘密文件在延安印成小册子，名为《磨擦从何而来》，在全国普遍散发，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的第1次反共高潮。
1940年冬——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王世英同志遵照党的指示，面见阎锡山，陈说“团结抗战”和“反共倒退”的利弊。
同时利用内线关系，说服阎锡山对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反共“皓电”置之不理，严守中立，帮助我们党从侧面粉碎了蒋介石扩大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
1942年夏，日寇和汉奸到山西吉县同阎锡山谈判，欢迎阎锡山进太原。
阎锡山非常动摇。
对此，我党中央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延安报纸上公开揭露阎锡山投降日本的企图。
同时，在二战区利用内线关系，进行大量工作，大造舆论，并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迫使阎锡山未敢公开投靠日寇。
国民党除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外，也时常卡阎锡山的脖子。
王世英同志请示党中央之后，向阎锡山提出，我们同他“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
这样做，也是支持阎锡山，使他免被蒋介石吞并。
对此，阎锡山很高兴，下令他的经济部门同陕甘宁边区进行贸易。
我们经过这个渠道，由二战区引进大量的物资，打开了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缺口。
王世英同志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教育，教育大家热爱毛主席、朱总司令，热爱党和八路军；
不论遭遇任何危险，都要立场坚定，绝对不能泄露党的机密；
在日常工作中，要百倍提高警惕。
他对保密工作经常进行细致的部署和检查，同内线关系接头更是谨慎周密。
因此，多年来，我们的地下组织一直没有遭到破坏。
虽然
“交通”经常遇到敌人的检查和盘问，但从未发生失密问题。
1940年11月，办事处驻在陕西宜川卓家庄，遭到胡宗南军队的突然袭击，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仍未失掉任何秘密。
这与王世英同志平常注意保密教育是分不开的。
王世英同志非常注意培养干部。
在办事处领导的内线情报工作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地下党的干部；
经过审查，办事处从二战区介绍了一大批青年到延安学习，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的干部和公勤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常亲自给同志们上政治课。
他和同志们同甘共苦，以平等态度待人，尽管生活艰苦，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但同志们亲如家人，非常安心工作。
王世英同志非常劳累、辛苦。
白天同国民党周旋，晚上看书、看文件、写报告，经常工作到深夜。
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他说：
“我的身体还好，革命尚未成功，工作比休息更舒服一些。”
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都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王世英同志在八年抗战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二战区的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我党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嘉许。
解放战争初期，王世英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军委敌工部长，参加军调小组工作，同蒋介石、阎锡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来，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坚持党的立场，贯彻党的路线，积极参加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谈判工作，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对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山西省省长。
他坚持党的各项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
对于地方干部由于违反政策和不实事求是而造成的冤案、错案，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查证案件的真情，实事求是地进行纠正，从而解放了大批受迫害、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王世英同志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受到人民的称赞与爱护。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王世英同志受迫害时，太原市六十多个群众团体，代表几十万群众，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驳对王世英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以铁的事实说明他是党的好干部，应予解放。
这说明王世英同志在山西深得民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1962年，王世英同志调到中共中央监委会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他经常带病下乡做实地调查，曾给党中央写了“晋南视查报告”。
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工作方法六十条》为指导，密切联系农村实际情况写成的。
这个报告强调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单干；
提倡按劳分配，批评平均主义。
王世英同志最后指出：
“群众的生产情绪很高，夏收秩序良好……原因是群众感到政策兑现了，能够多劳多得，多产多吃。
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当时“鞭打快牛”的做法，并且批评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
然而后来，这些正确意见竟被迫害他的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真是颠倒是非！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面对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在生命垂危时刻，仍然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并用毛泽东同志勉励他“真金不怕火炼”的话，鼓励自己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68年01月17日，王世英同志在日记中写道：
“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里的反革命分子。
我死也不能承认。
现在混好混……，过去是到处捉，到处杀，没有饭吃，没有去处，日夜与敌人搏斗，怎么混法呢？……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派，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王世英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斗争，刚直不屈；
他艰苦朴素，不谋名利，关心群众，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世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的死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一定要听社员的心里话
——蓟县发扬民主落实自留地政策
天津市蓟县的县、社和生产队干部，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就如何落实好自留地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有八十五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不同意县委在去年11月20日印发的“把自留地还给社员耕种的意见”，坚持自留地要集体耕种，而且都说这是社员“自愿要求”的。
事情的真象究竟怎样呢？
该县过去曾有四分之一的生产大队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
中共蓟县县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认为弊病很多：
限制了社员种植的自主权，不能满足社员多方面的需要；
堵死了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增加经济收入的门路；
妨碍了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
这次县委又派人下去调查，发现这八十五个生产大队的汇报，没有反映社员的真实思想。
例如，有个大队干部，把县委发下的文件，在群众会上匆匆念了一遍，不给群众思考时间，就让表态。
社员没表态，干部就说：
“不表态就是不愿自己耕种。”
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念了文件以后，说：
“如果社员自己种自留地，我就一年一换自留地的地块”。
有个大队，社员在讨论时一致要求自己种自留地。
队长说：
“种，可以，到七里以外的山坡上种去！”
另有五个大队的干部认为，生产发展快，社员收入高，群众一定会愿意自留地集体种，没有征求群众意见，就汇报说：
群众一致要求集体耕种。
去年12月26日，县委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县委书记马树魁把上面这些思想和做法在会上统统端了出来，要求大家结合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联系落实自留地政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认真学习讨论，真正落实自留地政策。
为了落实好自留地政策，蓟县县委发动社队干部认真学习了宪法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有关规定。
通过反复学习和讨论，县、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认识到，要落实好自留地政策，必须真正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社员群众说心里话，而不是形式上走征求群众意见的过场。
全国五届人大代表、蓟县县委委员、市农业劳动模范张守才说：
“原来我们大队的自留地是社员自己耕种的，可是，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当时蓟县归河北省管辖），在一次讲话中说：
自留地我倾向集体耕种。
他这一倾向，也把我给倾向过去了。
学了公报才明白：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县委书记马树魁说，我们这次落实自留地政策，应当反复地向社员宣传宪法和“公报”上的有关条文，坚决按照宪法办事。
过去，哪一级的领导违反了宪法规定，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哪一级的领导就应主动承担责任，改正错误；
哪个部门规定了错误的土政策，卡了农民，哪个部门就应当主动把它撤销。
蓟县县委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还发现：
即使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社员集体收入比较多的生产队，除了确实没有劳动力的农户以外，都愿意自己耕种自留地。
东赵各庄公社前牛宫大队，是蓟县农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大队。
1978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一十六斤，社员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三十八元。
原来大队干部认为，生产发展快，收入高，社员不愿自己耕种自留地。
通过这次学习，大队干部改变了过去想当然和不民主的作风，挨家挨户征求社员意见。
社员说了心里话。
结果，全大队四十三户，除有一家由于缺少劳动力愿意由集体代耕以外，其他四十二户都愿意自己耕种。
通过反复学习和讨论，原来以种种借口不想让社员自己经营自留地的八十五个大队的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落实政策的自觉性。
县委要求，凡是愿意自己经营的农户，在春耕前必须分配给自留地。
有个队干部深有体会地说：
“要落实好自留地政策，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民主。”
本报记者郑启民

上海建立跨行业的地区性汽车运输队
好处是：
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加快了物资周转、便于车辆保养管理
本报讯1978年08月底，上海市建立了第1个跨行业的地区性汽车运输队——闸北区公兴路汽车队。
这支汽车队由市第1机电工业局、轻工业局、仪表工业局所属十二个公司的十七家工厂组成的。
现有大小货运汽车四十一辆，装卸机械二辆，驾驶员五十二人，装卸工一百二十人。
组织起来的好处是：
提高了运输效率。
以去年10月份为例，完成出车单位的八千六百吨任务后，又为其他工厂运了七千多吨货物，超过以前运输量的一倍。
降低了运输成本。
十七家工厂总的运输费用，比组织起来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最多的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
汽车队月月都有盈余。
加快了物资的周转。
车辆分散使用时，有的厂有时车和人都闲着，而一些中小厂由于汽车少，货物经常来不及运。
现在，工厂要用车，随时可办理托运；
临时紧急用车，随叫随到，货物周转加快，基本上做到了托运单日日清。
便于车辆保养管理。
各厂原来都有汽车零配件小仓库，但只搞小修和简单保养，许多零配件长期用不上，成为呆滞物资。
组织起来后，按规定要进行两级保养、大修，零配件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使物资变滞为畅。
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汽车运输队，是企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牵涉面广，政策性强，问题也比较多，要不断摸索经验，逐步解决。
比如，车队筹建初期，他们曾确定车辆、设备归属权不变，人事关系不变，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又感到人事关系不变，车队就无权对职工进行考核、奖惩和调动，连工资也不能发放。
车辆归属权不变，汽车配件、汽油的供应，甚至司机的验证手续等都不能解决。
现在，公兴路车队经与各工业局商量，人事关系已集中到车队，车辆所有权正在办理交接手续。

南宁又有花木店了
南宁市的当阳路上，新出现了一间玲珑别致的花店，吸引着过往人群驻足留连。
走进花店，阵阵馨香扑鼻。
虽是隆冬季节，却使人感到春意盎然。
花室不过七十平方米，营业一个月来就接待了顾客四、五万人次。
元旦前夕，从福建调运来的一千个水仙花头，一上市就被争购一空。
几乎每天都有成千的顾客来到花店选购自己喜爱的花木。
老年人爱金果满枝的“四季桔”，年轻人热心于幽香袭人的“米子兰”，许多孩子也向爸爸妈妈要几分钱，向花店的阿姨说：
“我要一枝大丽菊。”……
南宁本来早就有过一间小花木店。
但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卖花也被诬蔑为“贩卖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间简陋的花店被迫关闭了。
现在这家新花店的经理是个种了半辈子花的老花师，谈起那几年的遭遇也大为感慨。
他说，那时，园林工人辛勤培育出来的鲜花，不能为美化人民生活环境，为祖国建设积累资金作出贡献，是很痛心的。
他风趣地说，“现在好了，不用说我们园林工人，就是花木有知，也会喜笑颜开。”
其实，喜爱鲜花的人民群众，也并不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
早几年就多次提出要求恢复花木店。
大家都认为，这么大的南宁市，应该有间花木店！
南宁市委下决心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一合理要求，去年，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就把这个花店建成了。
有人曾问记者：
“一间小小的花店，也值得写一篇报道吗？”
记者答道：
“人民需要，党委关怀，这不就是献给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人们的一束鲜花吗！”
新华社记者谢式邱

四川省发展养蜂业潜力大
本报讯近年来，四川省的养蜂业恢复发展较快，去年全省收购蜂蜜一千零八十多万斤，比1977年增长一点六倍。
养蜂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
新都县天元公社五桂大队，1966年办蜂场，一个放蜂员，放养八群蜂，投资六百来元，当年就收入一千五百多元。
目前，这个大队主要靠养蜂收入，基本上实现了耕作、脱粒、加工、运输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社员家家安上了电灯。
“人勤蜂旺”。
新都县一些社队注意挑选思想好、工作积极、责任心强、有钻研精神的人养蜂。
同时，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任务到组，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办法，有效地调动了养蜂员的积极性。
1977年，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养蜂员获得物质奖励。
四川省土地辽阔，气候温和，蜜源丰富，发展养蜂有着很大的潜力。
去年11月份，四川省供销社、外贸局、畜牧局联合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制定措施，决心把全省的养蜂业大力发展起来。

黑龙江省哈尔滨亚麻厂织布女工马丽娜，刻苦钻研技术，1978年中，连续织布八万米无疵布，提前两个半月跨入1979年。
最近工厂决定破格把她由二级工晋升为五级工，并相应地提高了她的工资。
新华社记者范惠琛摄

峨眉县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美化山林
让峨眉山更加秀丽
本报讯峨眉山是有名的旅游之地，已经决定对外开放。
为了进一步美化山林，峨眉县采取坚决措施，严禁乱砍乱伐，决定停耕还林，一定要使这座“天下秀”的名山更加秀丽。
峨眉山山脉绵亘曲折，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有珙桐花、冷杉、桢楠、报春花、洪椿树一类稀有的植物，而且有小熊猫、苏门羚、群猴、岩鸽、胡子蛙等珍贵动物。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峨眉山的这些自然资源，建立了峨眉山林业管理所，颁发了保护峨眉山风景林木与寺庙文物的布告，经常组织群众造林、护林，使峨眉山成为广大群众游览休息的风景区。
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阶级敌人捣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肆意砍伐山林和毁林开荒的现象比较严重，破坏了许多风景，看不到“秀”的特点了。
去年05月，国务院和省、地领导同志到峨眉山察看后，要求严禁乱砍乱伐，保护山林；
必须停耕还林，更好地绿化峨眉山。
峨眉县通过实地调查，作出了进一步绿化峨眉山的规划和停耕还林的具体安排。
停耕还林的总面积为一千四百亩，除国有地一百多亩全部栽培风景林外，对集体所有的一千二百多亩土地，本着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种植茶、棕、果、楠竹、蜡树和木本药材，旅游道路两旁栽植桂花树和柳杉。
国有土地，由林业管理所负责绿化；
集体土地，属于那个队由那个队负责绿化。
对停耕还林减少了粮食作物面积的生产队，也作了适当安排。

本钢第1炼钢厂炼钢车间注意调动职工积极性
班组核算和竞赛、奖励三结合促进了生产
本报讯本溪钢铁公司第1炼钢厂炼钢车间从去年08月份开始，把班组经济核算、劳动竞赛和奖励结合起来，促使职工关心经济核算，千方百计增产节约。
钢锭的产量、合格率提高，原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下降。
不久前，本溪钢铁公司通令嘉奖炼钢车间，授予班组经济核算标杆单位的称号，并发给奖金。
核算、竞赛和奖励三结合，就是把班组经济核算指标、劳动竞赛指标和奖励定额指标三者统一起来。
核算指标既是竞赛指标，又是奖励指标。
炼钢车间早在1962年就实行过这种办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冶金部曾推广过他们的经验。
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这个经验被扣上“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大帽子，遭到禁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职工重新开展了这一活动，并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具体做法是：
考核单位以炉子为主，以班组和个人为辅。
这是为了鼓励三个班既要努力完成本班的任务，又要树立整体观念，完成整个炉子的任务。
得奖条件，按是否全面完成产量、质量和成本三项指标来考核。
工人按岗位评定工分，主要看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也看技术水平、劳动态度和贡献大小。
同时，规定了扣奖和加奖制度，如电炉断电极、漏钢水要扣分。
工人每月出勤不满二十二个工，或无故旷工一天，不能得奖。
实行核算、竞赛、奖励三结合，对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都有推动作用。

湖区生产的辩证法
——沅江县利用和改造内湖的经验
号称“八百里洞庭”的鱼米之乡，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浩瀚的长江及湘、资、沅、澧四水，每年带入洞庭湖的泥沙超过一亿立方米，淤积日益严重，湖床年年抬高，水面年年缩小，加以工业发展，废水污染，水产资源受到很大影响，外湖捕鱼量逐年减少，不但影响了城市供应，而且连过去一些“无鱼不吃饭”的地方，一年也难吃到几次鱼。
如何进行湖区建设，已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沅江县在湖区建设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改变了过去盲目围湖造田的错误作法，在有条件地扩大高产稳产田的同时，把不保收的低洼地退田还湖，养鱼植莲，综合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建设鱼米之乡提供了较好的经验。
沅江县地处洞庭湖的中心地带。
全县有连接江河的外湖水面六十多万亩，内湖水面十万亩。
这里气候温和，水产资源丰富，素称“鱼米之乡”。
可是，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沅江县许多社、队不从实际出发，在堤内垸内不断围湖造田种粮食作物，弃渔务农，名曰“丢卒保车”、“保粮元帅”。
结果，每遇暴雨，渍水外不能排，内不能蓄，原有的好田减产，新垦的湖田失收，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鱼货减产，粮食歉收。
素称“鱼米之乡”的沅江县，为什么身在水乡不养鱼？
为什么湖区的粮、鱼生产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县委“一班人”走遍湖区十二个大垸，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他们从普丰公社鹭鸶湖的变迁中，既看到了过去盲目围湖造田，搞“粮鱼对立，两败俱伤”的危害性，又看到了退田还湖，搞“粮鱼并举，五业兴旺”的规律性。
鹭鸶湖是个内湖，四千二百多亩水面。
当地群众历来有养鱼植莲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在“粮食没上纲，书记不好当”的思想支配下，公社党委提出了“与水争粮”的口号。
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他们在鹭鸶湖周围围垦造田三千亩。
1969年08月中旬，一场暴雨，全社三万一千亩晚稻田严重渍水，使新围的稻田颗粒无收，原有的良田也大部失收。
这样做的结果，使这个年年交售公购粮的公社，一年吃了六百万斤返销粮，还吃光了八百万斤储备粮。
公社党委从这种围湖种粮，粮鱼俱损的挫折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懂得了违背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大自然惩罚的道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这个公社从当年冬天开始，筑起二十六里长的环湖堤，恢复了三千多亩水面。
从1970年起，他们又连续奋战六个冬春，集中四万多名劳力，开展了以修建鹭鸶湖渔场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成了“旱能灌，涝能蓄”的新渔场。
1973年，当地又遇到了类似1969年那样的特大暴雨，由于鹭鸶湖发挥了调蓄作用，大量渍水流入湖塘沟港，保证了附近三万多亩良田高产稳产。
近几年来，他们又在以渔为主的同时，大力发展其它副业生产，植莲、养鸭、酿酒、养猪、加工卤鱼。
这样综合利用湖区资源的结果，全公社共向国家交售鲜鱼五千多担，湘莲三千多担，蛋品六千多担，家禽三万多只，为农业提供资金十多万元，促进了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普丰公社改造鹭鸶湖的经验，使沅江县委清醒地看到：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夺取胜利；
脱离实际，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就寸步难行。
这是因为，水乡如果没有渔业，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农业经济；
只有充分利用和改造内湖，高速度发展渔业生产，才能保证高速度发展湖区农业经济。
在克服了思想上的片面性以后，沅江县委派出三个渔场建设规划组，深入各区、社逐湖逐场实地勘察，然后，批准了一批区、社退田还湖的请示报告。
从此，全县各地陆续把二万六千五百亩不保收的农田还湖。
同时，他们把改造旧内湖，建设新渔场，同园田化建设结合起来，使百分之五十的水田实现了园田化，建成商品鱼生产基地二十三处，兴办起十六个区、社渔场和一批大队渔场，使全县出现了以渔为主，多种经营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沅江县这样做，好处很多：
一是改造了自然，控制了水患，实现了排灌系统化，做到了能排能灌，这对保证大面积农田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是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养鱼池，可以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养鱼，不断提高水面的利用率，为城乡人民和外贸出口提供更多的鱼货。
三是充分利用湖区资源，以较少的投资，较快的成效，迅速增加积累，为发展社队企业，改变湖区经济单一化开辟了一条途径。
由此可见，充分利用和改造内湖，既发展了渔业和多种经营，又改善了水利条件，保证了粮食丰收，还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发展湖区农业生产“添了翅膀，加了马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然而，也有一些同志看不到充分利用和改造内湖的重要性，一谈到“以粮为纲”，就想在不断缩小或消灭内湖上打主意，总想沿着向甩亩要粮的老路走下去，有收就收，无收就丢。
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
“陶盆大刮得粥来，种甩亩花工少，多种一点总比不种好，符合广种多收的方针。”
有的同志甚至这样斥问别人：
“不吃饭就要饿肚子，吃鱼能饱肚子吗？
过去看得到讨饭的，你能看得到讨鱼的吗？”
沅江县委的同志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因为这些人只看到扩大粮食耕地面积，争取广种多收的一面，看不到花费大量劳力去种甩亩，影响正亩精耕细作，不利于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得不偿失的一面；
只看到耕地面积扩大可以争取多收粮食的一面，看不到挤掉了渔业，挤掉了多种经营，影响集体和社员收入，不利于调动社员群众积极性，不利于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一面；
只看到“人口增加要吃饭”的一面，看不到人们对副食品需要量也随着增加的一面，看不到如果副食品大量增加了，粮食需要量倒会减少的一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要建设好鱼米之乡，光抓粮食是不行的；
就粮食抓粮食，也是抓不上去的。
从洞庭湖区农业发展的前景来看，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广种薄收，而是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过去，沅江县的粮食产量不高。
1974年开始，他们把不保收的二万多亩低洼田还湖以来，全县粮田面积由1973年的六十万三千亩减少到1978年的五十八万亩，但全县的粮食平均亩产却由1973年的七百七十一斤提高到1978年的一千斤，粮食总产量达到五亿八千万斤，比1973年增产一亿一千万斤。
全县鲜鱼产量也由1973年的十万担提高到1978年的十二万担。
沅江县建设湖区的经验还表明：
搞建设不能“一刀切”，退田还湖也是有条件的。
进行这项工作，一定要统筹规划，做到田、水、湖综合治理。
比如，内湖经过改造以后，由于深挖池，高筑墹，调蓄能力大大增强了。
因此，内湖面积一般以占湖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比较适当。
对于一些地势低洼、排灌条件差、离防洪大堤又较远的地区，内湖面积还可以稍微大一点，反之，可以缩小一点，把一部分生产条件显著改善的湖田建成高产稳产良田也是可行的。
同时，湖与田一定要分家，是田，就要力争高产；
是湖，就要充分利用，切不可消极地还原内湖的旧面貌，变成一潭死水。
新华社记者刘振贵李业英

为什么一些改了行的农技人员不愿归队
四川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在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中，遇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一些改了行的农业科技人员不愿归队。
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们真的舍得抛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农业现代化漠不关心吗？
不。
他们不愿归队，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前者的产生，往往同后者有关系。
自六十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农业科技队伍一直不稳定。
文化大革命前，两次精简机构和压缩农业编制，不少农业科技人员散失；
后来林彪、“四人帮”大搞极左，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和农业科研单位都受到冲击。
许多忠于职守、刻苦钻研、作过贡献的好同志被迫离开农业部门；
留下来的，由于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下“农”袍，跳出“农”门，跨出“农”岗，不再受那份窝囊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科技战线的情况虽然大有好转，但仍然没有得到领导的足够重视。
有些地方的党委布置任务时，很少考虑农业科技工作的特点，弄得农业科研单位的正常业务工作无法进行。
此外，还有以下两个问题，使已经改行的农业科技人员不愿归队。
一个是政治待遇问题。
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相比，农业科技人员受到的政治待遇要差一些。
许多应该参加的会议参加不上，许多应该阅读的文件阅读不到。
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宁可从外面调进一些不懂业务的干部来作部门领导，也不在本单位的专业人员中选拔。
目前多数单位还没有恢复技术职称。
全省数以万计的农业科技人员中，只有很少的总农技师和农技师，有的创造了优异成绩，但至今还是个技术员或助理技术员。
在县级以上机关中，农业部门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往往成为运动的重点，被错整的同志也较多，有些至今尚未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平反。
二是经济待遇问题。
同样从高等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评定工资级别时，学农的一般低于学工的。
工厂的科技人员，能享受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等物质待遇，而在农业部门工作的科技人员就得不到。
农业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农业科研单位，一般都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农业科技人员常有后顾之忧。
全省每年农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连修建办公室都困难，更不要说修建职工宿舍了。
许多县农业部门的住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除了这些实际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旧习惯势力的影响问题。
在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搞农业的，错误地认为他们“低人一等”，说什么“一党政，二财经，不三不四搞农村”，这些论调，这种风气，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思想情绪是有一定影响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首先，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要充分肯定农业科技人员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大力表彰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艰苦奋斗、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
要让农业科技人员觉得自己有奔头，有荣誉感。
要尽快按照党的政策，平反冤案，让受害者心情舒畅，轻装前进。
要尽快恢复技术职称，实行定期考核和晋级制度。
其次，尽可能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经济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
农业科技人员应当得到与其他行业科技人员大致相等的劳动报酬，并享受应得的劳动保护和其他物质福利。
李绍中

全国科协和政协科技组联合举办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
科学家们跨上骏马迎接科学的春天
方毅胡耀邦等出席并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三百多名科学家和科技界人士今天下午欢聚于政协礼堂，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科技组联合举办的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
茶话会由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主持。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全国科协副主席、政协科技组组长茅以升出席了茶话会，并且先后讲了话。
方毅同志说，按照农历，今年是戊午年，是马年。
我们的科学家，已经跨上了骏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科技发展规划。
大家喜气洋洋，重任在肩，正在沿着党的三中全会指示的方向，开足马力进行新长征。
他说，明年是己未年。
六十年前的1919年也是己未年。
当时爆发了“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好地讲科学，讲民主，使科学和民主为人民造福，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方毅同志还说，科协是科学家的家。
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喝杯茶，谈谈心，互勉互励，这是科协的传统。
林彪、“四人帮”把这个传统破坏了，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
今后，我们还欢迎台湾的科学家们派代表团来参加这样的联欢会。
科学家们应当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说，今年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步年。
实现“四化”，科学先行，科学家是排头兵，今后要看大家的了。
他说，现在科技战线一些做党的工作的干部还不懂得领导和帮助科学家搞科学。
他要求参加茶话会的科学家们给科技战线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捎回一句话去：
要善于领导科学，就要爱科学、学科学、钻科学，同科学家一起骑上骏马，去迎接科学的春天。
茶话会上，大家在欢乐的乐曲声中互致新春的问候，畅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作贡献的打算，个个春风满面，人人笑意盈盈。
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出席了茶话会，并为大家演出了独唱、小提琴独奏、诗歌朗诵、相声、魔术等精采节目。
参加今天茶话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科技界人士，在京的全国科协委员，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理事长，有突出成就的中年青年科学工作者，以及知名的科学普及作者和译者。
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和统战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省市科协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茶话会。

拚将热血展红旗
——访作家梁斌
不久前，记者来到天津市民园居民区，访问了优秀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同志。
梁斌是人们熟悉的一位老作家。
他为人民勤奋创作，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
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队伍以后，他就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34年发表了第1篇短篇小说《夜之交流》。
抗战时期，他写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爹爹》，中篇小说《父亲》和一些剧本。
解放以后，他创作了《红旗谱》及此书的第2部《播火记》。
文化大革命中，梁斌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但是，这位不屈不挠的老作家，忍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创作了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翻身纪事》。
当记者来到他的书房的时候，梁斌正戴着老花眼镜，埋头桌前，全神贯注地写作《红旗谱》第3部《抗日图》。
提起这部作品，他气愤地说：
这部书本来在写《红旗谱》第1部时已经完成了初稿，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底稿被抄走遗失了，现在只保存下过去发表过的章节，有许多章节必须重新补写。
从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梁斌，谈起前几年的遭遇时，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有时落下泪来。
《红旗谱》和《播火记》，是两部现代历史小说，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北方农民奋起革命的英雄事迹。
凡是看过这两部小说的人，无不为书中的朱老忠等高大丰满、光彩照人的形象所感动。
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豪放而瑰丽的艺术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
可是，这样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诽谤。
他们下令禁止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炮制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对《红旗谱》、《播火记》进行围攻。
诬蔑《红旗谱》“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把梁斌经过十个寒暑呕心沥血、辛勤创作的《红旗谱》打成“黑旗谱”，《播火记》说成“播毒记”，梁斌也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轮番揪斗，关进了“牛棚”。
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征服梁斌同志，反而把他磨练得更坚强了。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陷害，他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概不接受。
1969年，他被送到干校劳动时，有人威胁他说：
“你这么顶牛，将来没有好下场。”
他毫不畏惧地回答：
“我的作品不是毒草，怕什么？”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干校。
人们被告知，不准跟梁斌接近。
但仍然有一些群众和干部对他勇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同情，这更增添了他同“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长期的折磨摧残，使他的高血压、心脏病又复发了，为了完成创作使命，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
梁斌坚信，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不会长久，冰雪必将在阳光下消融，错案一定会得到纠正。
同“四人帮”的斗争更加激发了梁斌的创作热情。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从1972年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地进行着长篇小说《翻身纪事》的写作。
刚刚动笔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朋友来劝告他：
“放下你的笔吧，不要再招来灾祸。”
但他还是勤作不息。
也有人对他说，要学会“四人帮”提倡的一套创作方法，不然的话，写好后也难出版。
梁斌回答，“三突出”那一套，不是创作方法，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把戏，是唯心主义的标本。
他明确地说：
“书写好后，我这辈子不能出版，将来死后，叫孩子们为我出版。”
1976年，正当“四人帮”疯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鼓吹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主题的时候，梁斌却在《翻身纪事》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民出身的游击队长、土改工作队队长周大钟这一革命老干部的高大形象，描绘了他在华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英雄事迹，用实际行动反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叫嚣。
为了使这部作品早日脱稿，几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
每天都坚持写作。
甚至在抗震救灾最紧张的时候也未曾辍笔。
在低矮狭小的抗震棚里，他不顾酷暑蒸人，坚持写作，任凭汗珠不住地滴在稿纸上，也不休息。
有时，为了解热，他就放一盆凉水在脚下，把双脚浸在水里。
他常对人说：
“做为一个作家，只有勤奋，才能出成果。”
他就是这样，用饱蘸着激情的笔触，和着汗水，一句句一行行地完成了三十万字的《翻身纪事》的初稿。
经过一年的精心修改，1977年底，《翻身纪事》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红旗谱》经过他再次修改和润色，也在今年初重新出版，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他决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完成《红旗谱》的全部写作计划，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做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记者马杰

《民间文学》杂志本月复刊
据新华社北京01月18日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于今年01月复刊。
《民间文学》创刊于1955年。
它对于开展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
复刊第1期刊登了周扬同志为即将出版的《中国歌谣选》作的序，肖华同志关于大力提倡民歌的文章，还有民间传说《陈毅同志的故事》，关于王羲之、郑板桥的传说，哈萨克族寓言和抨击“四人帮”的政治笑话等。

领导思想“归位”农技人员才能“归队”
广东省新兴县委积极帮助农业科技人员解决实际问题，调动了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本报讯
记者刘卓安报道：
广东省新兴县委领导机关带头，扎扎实实解决农业科技人员归队的问题，去年以来已有二十六名用非所学的农业科技人员回到农业科技岗位，占全县应归队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前几年，这个县的大部分农业科技人员被迫改行，大大影响了农业发展的速度。
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决心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农业科技队伍，迅速恢复和健全农村科技网，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指导生产，因此指定两名常委主持用非所学农业科技人员的普查和调整工作。
农业科技人员“转行”以后，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
新兴县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不搞“一刀切”。
他们的原则是：
专业基础好，有真才实学的，坚决调整归队；
原专业基础一般，但经过实践，可以提高的，应调整归队；
有培养前途，虽然基础较差，转行时间不长的，一般也要归队。
原则确定以后，县委带头动员在县委机关工作的农业科技人员归队，推动了全县农业科技人员的归队工作。
县委注意帮助解决归队人员的实际生活问题：
对夫妻长期异地工作的同志，尽可能就近调整安排；
住房有困难的，有计划地解决；
身体比较弱的同志，安排在比较固定、就医比较方便的单位。
同时，县委还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符合党员条件的，积极吸收入党；
有组织能力、熟悉业务、工作积极的，提拔到县农科所或公社农技站的领导岗位。
为了鼓励他们钻研技术，县农业局制订了考核晋级、奖励等制度，订购业务刊物，并根据农事季节组织开展学术讨论。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给他们搞些劳保福利。
1978年给每人发了雨衣、雨鞋、竹帽。
农业科技人员处处感到组织关怀的温暖，革命热情高涨，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一名泰国渔民上星期在激烈战斗的柬埔寨戈公岛附近海面，捞起一只空的军火箱，上面有苏联制的字样。
据两名记者报道，在戈公岛周围有许多越南战舰。
美联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新纪元”和越南的“小家庭”
在越南侵略军侵占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并炮制了一个傀儡政权之后，河内大肆庆祝，欣喜若狂。
越南宣传机器也叫嚷什么这个“伟大胜利”为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兄弟民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三国“团结战斗”，
“不可动摇”……如此等等。
什么是越南同老挝、柬埔寨的“团结战斗”的“新纪元”？
越南早就以五万名军队和成千名顾问严密控制了老挝。
现在他们又出动十几万大军开进民主柬埔寨的国土，焚烧柬埔寨人民的家园，屠杀那里的人民。
这就表明，越南的所谓“团结战斗”，不过是越南控制、占领弱小邻国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越南控制老挝，侵略柬埔寨，是为了搞一个它多年梦想的“印支联邦”。
正象苏联搞“大家庭”那样，越南要在印度支那搞起一个“小家庭”来，由它当家长，一统印度支那的天下，然后再逐步向东南亚地区扩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霸主，这就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黄粱梦。
越南以为，侵占了柬埔寨，“一个空前美好的时机”就来到了，它的那个“小家庭”便可以建立起来了。
说穿了，越南要给印度支那地区人民安排的
“新生活”，就是在越南控制和奴役下的殖民地生活；
它开辟的所谓“新纪元”，就是越南以霸主的面目在印支地区出现的“新纪元”。
至于越南所谓湄公河从此将变成“友谊的河流”，这从越南侵略柬埔寨可以看得很清楚，湄公河上正漂流着柬埔寨人的尸体和鲜血。
湄公河在呜咽，哪里谈得上什么“友谊之河”？
越南的所谓“友谊”，是刺刀下的“友谊”。
湄公河流经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
越南用刺刀同老挝、柬埔寨建立“特殊关系”的“友谊”，现在还要把这种“友谊”扩大到湄公河流域，这只能说明越南的扩张野心绝不是只到柬埔寨为止，还要把它的刺刀伸向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越南侵略者满以为在侵占民主柬埔寨首都之后，他们的霸业从此“不可动摇”，他们的“印支联邦”迷梦就要实现。
但是，在柬埔寨土地上熊熊燃烧的反侵略的战斗烈火，正在警告越南当局：
一切穷兵黩武的侵略者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日泰合作的现实意义
昌海
最近，泰国总理江萨对日本进行了访问，两国政府发表公报指出，双方对目前柬埔寨局势表示担心，强烈希望根据民族自决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尽快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公报指出，大平总理大臣坚决支持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关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的联合声明。
江萨总理对越南侵柬后的东南亚局势表示不安，是理所当然的。
泰国是柬埔寨的邻国，越南侵柬的战火，已经烧到泰国的边界上。
外国报刊指出，“越南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进入一场大赌博。”
现在是柬埔寨，下一步将“觊觎拥有四千三百万人口的泰国。”
面临这种状况，不仅东盟各国十分警觉，日本也深表不安。
人们知道，日本所需要的石油中的百分之八十是来自中东波斯湾沿岸的产油国。
但是，这些石油经由印度洋和南海海域才能运到日本。
日本进口的近一半的铜和铁矿、百分之三十一的铝土和铝，也需要分别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尼海域。
这些地区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会使日本在经济上立即遇到能源的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势必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东盟各国的互助和合作。
江萨总理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是有成果的。
日泰两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取得一致的看法，表示双方将为实现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作出建设性的努力。
江萨总理一再揭露下一个目标是泰国，并强调如战火波及泰国领土时，泰国将抵抗到底。
他指出，“泰国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方面表示，“日本将和东盟成员国协力设法为和平解决柬埔寨冲突作出贡献。”
日泰两国首脑还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等达成了协议。
经过磋商，日本答应给泰国提供约四百亿日元的巨额贷款，用以修筑公路、桥梁等加强社会基础的事业以及发展农村等。
《日本经济新闻》对此评论说，日本认识到，“东盟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一旦形成了‘印支联邦’，就无法确保东南亚的稳定”。
日泰两国关系的发展表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国家认识到，在大小霸权主义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社论
号召结成广泛民族民主阵线奋起赶走越寇
柬革命军在金边附近和马德望周围等地区反击越军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23日广播一篇社论，号召柬埔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对越南侵略者发动的企图灭绝柬埔寨种族的战争。
社论说：
“越南在它侵占的地方，实行杀光、抢光和烧光的法西斯主义政策。
它这样做，是为了把我国人民的稻米、牛、猪、鸡、鸭以及其他财产抢去解决它的饥饿问题。
另外，这也是为了削弱我国民族和人民的战斗意志，不让我们起来反对它。
更重要的是，它要彻底灭绝柬埔寨种族，把柬埔寨国土变成越南的一部分。
因此，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不仅是过去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战争，而是灭绝柬埔寨种族的战争。”
社论说：
“柬埔寨在国内外的各族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牢固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周围，共同打击进行侵略、兼并领土和灭绝种族的越寇，直到完全彻底地把越寇从柬埔寨国土——我们可爱的祖国赶走或消灭。”
社论说，柬埔寨民族和柬埔寨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结成广泛的、牢固的民族民主阵线，在城市、乡村、沿海、平原、高原和山区，奋起同兼并和灭绝种族的越南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也就是说，敌人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民和革命军就会同他们斗争。”
社论还说：
“目前，我们柬埔寨民族正在进行的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是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不断支持的正义战争。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进行侵略、兼并和灭绝种族的越寇。
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种族将永远存在。”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柬埔寨部队反击越南侵略军的战斗扩展到金边附近地区。
美联社01月22日从曼谷报道，柬埔寨部队在金边附近的战斗加剧。
在从金边通往泰国边境和西北部的五号、六号公路上的一些地段，越南军队的活动受到威胁。
报道还说，在马德望周围地区、中部城市磅清扬、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南部的茶胶和靠近磅逊港的西南沿海等地区也发生了激战。
报道援引泰国军方人士的话说，柬埔寨部队对磅清扬施加压力，因为它正被用来作为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越南入侵军队的主要补给站。
越南派了大批陆海军援军到磅逊及其周围。
这家通讯社说，从到柬埔寨沿海采访的记者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漂浮在暹罗湾水面的成百个空弹药箱上有苏联标记。
报道说：
“在越南于去年年底（对柬埔寨）发动进攻以前，人们知道苏联曾为越南人提供了大批军事装备。”
合众国际社01月22日报道，柬埔寨部队“两周来给越南十万大军发动的攻势以有力的还击”。
“他们避免同入侵军队对峙，而是一直在猛烈袭击越南军队的后卫和补给线。”
报道说，越南出动飞机猛烈空袭并用大炮猛烈轰击。
路透社01月22日还报道，柬埔寨部队在北部上丁周围开展游击战。
在上丁对岸，柬埔寨部队的活动也有所加强。
新华社泰国亚兰01月22日电柬埔寨革命军在01月21日夜间，突然袭击了盘踞在马德望省诗梳风西面尼米村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一些敌人。
据22日下午从尼米村逃到泰国边境地区的一些柬埔寨难民说，01月21日夜间，柬埔寨革命军出动小股部队，从几个方向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进攻，救出了正在遭受越南侵略军欺压的一部分村民，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些难民在泰国边境市镇亚兰向记者说，尼米村是在01月18日被越南侵略军占领的。
他们亲眼看到，越南侵略军使用的三辆坦克都是苏联制造的。
据报道，几天来，在马德望省的一些地方不时发生战斗。
特别是在诗梳风和尼米村一带，柬埔寨军民不断插入敌后，打击和袭扰入侵的越南军队。

江萨总理视察泰柬边境后表示
泰国将继续承认民主柬埔寨政府
泰国有能力制止任何扩张主义行为的威胁
新华社曼谷01月23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01月22日说，泰国将继续承认波尔布特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
这是江萨总理在视察泰柬边境地区后回到曼谷，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
江萨总理说：
“我不向任何国家挑衅，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的武装部队已作好维护我国主权的准备。”
他保证，他将继续密切注视柬泰边界的局势。
他警告潜在的侵略者，不要“低估我国武装部队的力量”。
他说，泰国有能力制止任何扩张主义行为的威胁。
江萨总理表示，泰国希望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区，并表示希望大国停止干涉这一区域国家的内政。
新华社曼谷01月23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和泰国高级军官22日到泰国和柬埔寨交界的边境地区进行视察。
江萨总理当天乘飞机到达巴真府的亚兰县和达巴耶县。
同他一起到达那里的有国防部副部长阿蒙·西里卡雅、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沙友德·格蓬和陆军参谋长讪·集巴滴玛等。
据路透社22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江萨对边境地区的泰国部队“进行视察并对形势作出估计”。
泰国空军总司令巴年·干他叻21日视察了空勒等边境地区。
泰国陆军总司令炳·庭素拉暖也在最近视察了素辇府的泰国兵营。
据报道，泰国已在泰柬边境地区进行全面戒备，并增加了武装力量。
泰国边防驻军已奉命随时应付局势的突然变化。
江萨22日从边界返回曼谷后说，他正密切注视着泰柬边境的局势，日日夜夜收到那里的报告。
据《曼谷邮报》报道，江萨将于02月04日至13日访问美国。
江萨20日说，这次访问是必需的、重要的，他希望同美国领导人商谈有关泰国的安全保障问题。

澳大利亚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
新华社堪培拉01月23日电澳大利亚外交部代理部长伊恩·辛克莱01月23日晚在这里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计划，并中止一切文化交流。
这位代理部长说，采取这一决定是“政府考虑到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卷入及其对难民问题的态度”。
在这以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曾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表示遗憾。
他指出：
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引起了区域冲突的危险，它影响到所有生活在本地区的人。

维护不结盟原则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武装入侵柬埔寨，用刺刀制造了一个金边傀儡政权，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不但违犯和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并且也是对不结盟运动基本原则的粗暴践踏和破坏。
连日来，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苏联和越南，许多不结盟国家仗义执言，揭露和声讨越南的侵略行径。
他们的正义呼声是对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和鼓舞，也是为维护不结盟运动各项基本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最近说：
“不结盟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都必须也只能根据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
他对东南亚局势的最新发展表示巨大不安，呼吁必须加强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发挥不结盟运动的作用。
南斯拉夫外长弗尔霍韦茨01月17日在招待古巴外长的宴会上说，不结盟运动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切形式的支配主义、霸权主义和外国干涉。
他指出，只有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反对外国的干涉，才能做到通过和平方法和以不结盟原则精神消除并解决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越南曾标榜它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一个口口声声自称为奉行不结盟运动宗旨的国家，依靠苏联的支持，竟然出动十多万大军侵入邻国的领土，占领别国的首都，制造傀儡政权，妄图强行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这就不能不把它的不结盟外衣剥个精光。
这一点，从越南军队大举进攻柬埔寨以来许多国家谴责越南的舆论来看，已十分清楚。
通过越南侵柬，越南的不结盟面具已经彻底撕破。
苏联也一再声称自己是不结盟运动的“天然盟友”和“牢靠的同盟军”。
但是它不仅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越南侵柬，而且在最近的安理会会议上，苏联悍然否决由七个不结盟国家联合提出的制止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提案，这一事实，就再次把苏联的假朋友面貌暴露无遗。
科威特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提出不结盟国家的决议草案时指出，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来自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洲，它们没有参加军事集团，尽管它们的文化和社会各异，但是，它们一致遵守不结盟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这位代表说，必须确保柬埔寨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那个地区的和平。
由于这项决议草案的正义性，它得到了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而遭到了苏联的反对。
《华盛顿邮报》16日就此发表报道说：
安理会的四天辩论“至少表明了越南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不得不付出代价”除苏联、古巴这样几个国家外，“所有其他发言的国家无论是非洲、亚洲、拉美或西方的都抗议越南的侵略”。
《纽约时报》说：
“安理会的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越南人的挫折。
据说，越南人对他们只能纠集苏联集团和古巴的支持和遭到不结盟国家的公开反对吃了一惊。”
美联社指出：
这次表决标志着苏联同不结盟集团的分裂。
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它多年来坚定地维护不结盟原则的立场，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
然而南斯拉夫的正义立场恰恰又遭到苏联的敌视。
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对南斯拉夫在印支局势中维护不结盟原则进行了指名攻击，说它和其他一些不结盟国家“采取了奇怪的立场”。
这就又一次把苏联自称的“不结盟运动天然盟友”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会从苏联的行径中识破它顽固反对不结盟运动宗旨，敌视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霸权主义嘴脸。
今年夏天，不结盟国家将举行首脑会议。
南斯拉夫外长弗尔霍韦茨已经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将巩固不结盟运动的团结，进一步确认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可以预料，面对苏联、越南、古巴大小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干涉行径，广大不结盟国家将进一步动员起来，维护各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不干涉政策。

苏越在联合国伪造电报罪证确凿
进一步证明金边的所谓“阵线”完全是越南傀儡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据合众国际社记者自曼谷报道，曼谷的外交人士证实：
越南代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的柬埔寨傀儡政权的所谓“从金边发出的电报”，是用越南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打字机打的，是这个代表团搞的“拙劣的伪造物”。
报道说：
“知道这个假电报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情况可能阻碍苏越集团以外的国家接受金边的越南扶植起来的政权。”
苏联和越南代表在纽约上演的“电报”丑剧破绽百出，01月11日在安理会上当场被中国代表戳穿。
报道说：
“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驻在泰国的一些外交官在最近的交谈中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劝说他们本国政府不要承认金边新政权。
一位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说：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政权将只是暂时存在，而是因为在目前看来，越南纯粹是占领了柬埔寨，控制了柬埔寨人民及其政府。
我不希望我的国家认可这种做法。
’”报道说，曼谷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分析家对新闻记者们说，在柬埔寨，越南“可能用一些柬埔寨‘朋友’装装门面，但是，实际上，势必将由越南的干部来管理这个国家，由越南军队驻守这个国家。”
报道说：
“据河内的官方消息，所谓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后，这个阵线演变成了‘政府’）在12月初成立的时候，总共有二百人。”
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
“驻在曼谷的外交官们今天说，一些情报机关已经证明这个电报是伪造的，虚假地署上韩桑林——柬埔寨的亲越领导人——的名字，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牙买加的唐纳德·米尔斯的。”
“事实上，人们追查出，打出这封电报的那个打字机是河内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
“美国国外电报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负责人，已向联合国的一些外交使团证实：
这个电报决没有经过该公司的通讯渠道。
曼谷的这些人士说，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和公司电码都对不上号，电报上的编号也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方式不符。”
报道说：
“在一些西方人士中，这个电报事件已使金边新政权是否合法和忠诚这一整个问题成了辩论对象。”

这三篇报道说明了什么？
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三篇报道，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舆论纷纷指出的重要事实。
越南不知捏造了多少所谓柬埔寨“内战”的谎言，事实却是由十五个师的越南正规军分兵八路发动的闪电战。
苏联不知宣扬了多少所谓苏联支持柬埔寨“解放战争”的堂皇业绩，事实却是唆使越南妄想以军事侵略实现“印支联邦”，从而建立苏联控制亚洲的桥头堡。
但是，当他们鼓噪“进入新纪元”的“胜利”的时候，这一伙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和教唆犯却走上了历来侵略者失败的老路。
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号召下，柬埔寨各族各阶层人民正在结成爱国的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
塔斯社曾公然指望柬埔寨会出现“象许多洋洋小河汇流成一条大河一样”的“强大力量”站在傀儡“阵线的旗帜下”，结果是使自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西方记者从柬埔寨难民为什么这样少的侧面，也看到了人民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一个主要情况，并不禁为此感到“意外”、“玄妙”。
事实胜于诡辩，“内战”谎言破产
本报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01月21日刊登在越南战争期间的驻越南记者约翰·德劳的一篇专稿，谈到河内怎样派遣大量军队攻占柬埔寨的事实。
这些事实有力地揭穿了越南当局企图把它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说成是什么“阵线”进行的柬埔寨“内战”的谎言。
这位记者说，“美国的间谍卫星照片和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向西方情报界证实，越南在柬埔寨的闪电战是由大约十五个师的越南正规军进行的。
“他们是在一个中队的炮舰和一支由米格战斗轰炸机和在南越投降时缴获的美国F—5“友谊”战斗机的强大力量的支援下发动这场闪电战的。
“入侵军队组成了八路部队。
第1路是由基地在老挝的三万军队组成，其任务是攻占省会上丁，然后向南面的桔井推进。
“第2路是由通常驻扎在越柬边界上的第三零四师和第三零七师组成，奉命向西攻打省会隆发。
“第3路是由第3和第5两个师组成，打西北面。
它的首要任务是攻打十分重要的城镇桔井。
“第4路是由一万军队组成，并且配备有一大批坦克，其任务是以全速向前推进，攻占磅湛，以切断柬埔寨东部的军队同柬埔寨其他地方的联系。
他们推进的速度极快，没有人防守后方，因此遭受了一些伤亡。
“第5路是由整整一个军组成。
这路军队从西贡出发，分三路越过了边界，以夺取柬埔寨中部的各省省会。
“第6路有两万人，任务是向金边挺进。
“第7路也是由两个师组成，任务是悄悄地越过南部的丛林地区，切断美国修建的战略公路四号公路，这条公路是金边和海上沟通的唯一一条公路。
“第8路的任务是，在炮舰舰队的支持下，沿着海岸线推进，进攻各个海港。
它的主要目标是磅逊港，给柬埔寨的军援必须通过这个港口运送。”
但是，约翰·德劳报道说，“柬埔寨人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出色地进行大约一个星期的抵抗，他们声称，他们在湄公河以东各省成功地对付了部队和坦克。
目前的形势是，越南控制了柬埔寨的大部分城市，但是还没有‘平定’乡村。
在他们长驱直入向前推进时，他们的后面留下了一块块仍能进行抵抗的地方，现在这一块块地方正在进行反击。
迹象表明，游击队的这种抵抗越来越顽强，将使越南人几乎不能感到安逸。”
越南侵柬的背景——苏联的亚洲战略
本报讯日本《军事研究》01月号刊登山崎太喜男的文章，剖析苏联的印度支那战略，认为苏联正在把越南变成“亚洲的古巴”，作为苏联在东南亚的强有力的军事基地，同时让越南充当接近东盟的“尖兵”的角色。
文章说，苏联为了在印度支那建立“桥头堡”，同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个“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是在苏越双方遭到攻击时决定相互支援的“有事协商条款”，它具有以军事方面的合作为主体的高度战略内容。
文章认为，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是为了实现印度支那联邦，而苏联则由于在印度支那巩固了“桥头堡”，“就能够控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威胁到我国经由南中国海的资源运输线，而且将会带来足以打破亚洲、太平洋战略均势的巨大影响。”
文章谈到苏联在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设想时说，苏联企图“把美国军事力量排除于亚洲之外”，“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控制从远东基地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
文章说，“控制海上交通，不仅对于在亚洲的战略，而且在支持苏联的世界战略方面，都正在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所谓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就是通过朝鲜海峡，南下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都置于苏联的支配之下。
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排除美国控制，确立苏联的控制”。
“令人感到意外”的“玄妙之一”
本报讯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越南当局悍然发动了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后，柬埔寨难民流入泰国的不多，“令人感到意外。”
美国《华盛顿邮报》01月19日刊登了该报外事记者威廉·查普从曼谷写回的一篇文章说：
“在柬泰边界一边到处奔跑的记者除了只看到孤单的泰国军人和地方的民兵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那些军人和民兵说，近日来他们没有看到有人越境”。
“到处看不到难民，这更使人困惑不解”。
记者认为，这是柬埔寨战争的“很多玄妙之一”。
这篇报道探索其中原因时指出，“被赶出自己家园的数以千计的（柬埔寨）人显然分散到农村里去了。”
美联社01月20日从曼谷发出的报道也说，“迄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柬埔寨人民已有很多人投靠越南人。”
这家通讯社的另一篇报道，还进一步引述曼谷的军事分析家的话说，“越南人及其盟友在发动了分路进攻长驱直入柬境之后，现在进展艰难了，因为他们的十万人的军队非常分散（柬埔寨可以进行反击），还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柬埔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

中波签订换货和付款协定
据新华社华沙01月22日电中国和波兰1979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于01月22日在华沙签字。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塔·内斯托罗维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部长耶·奥尔谢夫斯基和中国驻波兰大使李则望参加了签字仪式。
22日晚，内斯托罗维奇副部长宴请了中国代表团。

伊朗局势仍在动荡中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据外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离开德黑兰到国外“长期渡假”以后，伊朗的局势继续动荡和紧张，在反对和拥护国王的势力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长期流亡在外的伊朗穆斯林领袖霍梅尼01月20日在巴黎发表声明，宣布他将在几天后回国。
他说，国王离开伊朗“仅仅是我们伊斯兰革命的开始”，并强调伊朗议会参众两院和摄政委员会也同目前的巴赫蒂亚尔政府一样是“非法的”。
他要求两院议员和摄政委员会委员辞职，并宣布“很快就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有消息说，霍梅尼所以要赶紧回国，是担心巴赫蒂亚尔政府“会巩固他新近得到的支持”。
在霍梅尼宣布要回国之后，伊朗首相巴赫蒂亚尔21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霍梅尼回国的问题和政府的对策。
巴赫蒂亚尔在同一天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表示决不在霍梅尼的压力下辞职。
他说：
“我将继续留在宪法这个堡垒里，并将捍卫宪法。”
他呼吁人民保持平静，工人回到工作岗位。
他说：
“如果一些邻国看到内部开始爆炸，它们贪婪的冲动就会沸腾起来。”
伊朗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吉将军22日对报界说：
“军方将遵守（巴赫蒂亚尔）政府的命令，军队将支持宪法政府。”
他说：
“我必须强调，不会发生任何政变，任何叛乱都将被粉碎。”
他否认了军队内部发生分裂的消息。
他说：
“我可以向全国人民保证，军队的所有部队作好了准备，团结一致，愿为伊朗作任何牺牲。”
他还表示希望军队与准备欢迎霍梅尼回国的示威群众不致发生冲突。
据报道，在伊朗国王出国期间代行国王权力的摄政委员会成员德黑兰尼已由巴赫蒂亚尔政府派往巴黎同霍梅尼举行谈判。
德黑兰尼22日在巴黎宣布他已经辞去了摄政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并说这个委员会是“非法的”。
消息说，德黑兰尼在宣布辞职后与霍梅尼举行了会晤。
但是这一辞职消息在德黑兰遭到了巴赫蒂亚尔政府人士的否认。
他们说，巴赫蒂亚尔首相同德黑兰尼仍然保持着联系，他并没有辞职。
还有消息说，已经有二十个议员宣布辞职。
据报道，伊朗一些空军基地的几千名官兵最近举行绝食和游行，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军队接管权力。
另据波斯通讯社报道，在伊朗一些省份中，反对和拥护国王的人们22日发生了冲突，造成了一些死伤。

努伊拉总理接见我友协代表团
据新华社突尼斯01月21日电由罗士高副会长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对突尼斯的访问，01月21日离开突尼斯回国。
突尼斯总理哈迪·努伊拉01月16日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努伊拉总理首先请罗士高副会长转达他对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良好祝愿和突尼斯政府对突、中之间的合作的评价。
他说突、中之间的合作是有成效的。
01月20日晚上，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崔健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访问举行了宴会。
代表团是01月11日到达突尼斯的。

宿谷荣一先生葬礼在东京举行
新华社东京01月22日电推进日中睦邻友好之会会长宿谷荣一的葬礼于22日下午在东京举行。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外务大臣园田直和通产大臣江崎真澄等送了花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刘希文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等也送了花篮。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萩原定司在葬礼上代读了宿谷荣一先生葬礼委员长藤山爱一郎的悼词。
悼词说，宿谷荣一先生从五十年代以后，在日中关系尚处于困难时期，不顾各种障碍，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为促进日中经济和贸易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其后，他又为发展日中友好和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巨大努力。
宿谷荣一先生在晚年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日中友好事业。
在葬礼上，宣读了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的唁电。
宿谷荣一先生是01月02日逝世的，终年八十四岁。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荷兰外交大臣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下午会见了荷兰王国外交大臣范德克劳及其随行人员。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荷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荷兰驻中国大使多勒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化工部副部长秦仲达，中国驻荷兰大使丁雪松等。
范德克劳外交大臣一行是在访问杭州、上海后于今天中午回到北京的。
下午，范德克劳大臣还先后同交通部长叶飞，冶金部长唐克，外贸部长李强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达卡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电达卡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01月15日下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开幕。
这是中、孟建交后首次在孟加拉国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日中文协等举行招待会欢迎胡乔木院长
据新华社东京01月22日电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中科技交流协会，01月22日晚在东京联合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人陈宗基及其一行。
胡乔木院长和夫人以及陈宗基及其一行，是应邀参加日本学士院成立一百周年庆典以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中科技交流协会的邀请继续在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
胡院长和夫人01月21日下午，看望了正在患病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节约用油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东京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01月22日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节约用油，以应付由于伊朗政治动乱、停止出口石油造成的燃料缺乏的局面。
日本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全国政府机关对用油取暖加以限制，室温不得超过摄氏二十度；
减少汽车和电梯的使用百分之二十，并节约照明用电。
日本政府还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节约用油和用电，并规定汽车行驶时速不得超过八十公里。
通商产业省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厅还准备禁止建造预定在1985年以后投产的燃油的火力发电站。
共同社说，这是自1973年秋天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第1次要求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节约用油用电。
如果伊朗石油出口继续中断，日本政府将进一步采取节约用油措施，包括在假日关闭加油站，限制晚上电视广播时间，限制用霓虹灯做广告等。
日本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要从国外进口，其中约百分之十七由伊朗进口，因此伊朗中断石油出口给日本造成很大威胁。
自去年10月伊朗减少石油出口，随后又完全停止出口石油以来，日本不得不多由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进口石油以弥补短缺。

泰国副总理观看东方歌舞团演出
新华社曼谷01月23日电最近访问中国归来的泰国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01月22日晚上在曼谷国家剧院观看了中国东方歌舞团的演出。
他称赞东方歌舞团的舞蹈家莫德格玛的《盅碗舞》跳得好，演技高。
他说，中国演员表演的泰国舞蹈《特腾舞》跳得很象。
当郑绪岚演唱泰国歌曲《月亮》时，顺通副总理笑容满面，也跟着曲调哼了起来。
演出结束时，顺通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
泰国国家政策委员会主席沙鄂·差罗如和前总理克立·巴莫也分别在19日和21日晚观看了中国演员们的演出。

罗《火花报》发表文章纪念列宁逝世五十五周年
创造性精神是革命理论活的灵魂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1月22日电罗马尼亚《火花报》01月21日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创造性精神是革命理论活的灵魂。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五十五周年而撰写的。
文章指出：
“列宁伟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他极为深刻地懂得并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十分强调指出，确保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理论具有巨大变革力量的，正是创造性精神，不脱离处在不断变革中的实际情况，以及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资料和新结论而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的能力。
这正是其本质和活的灵魂，舍此就不能进行生动的理论思考。”

文章阐述说：
“列宁根据马克思用以思考革命理论的那种精神，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万古不变论断的集锦，而是把它看作是行动的指南和研究社会现象的真正辩证的方法。
他在把马克思制定的理论同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和当时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较时，毫不犹豫地剔除了那些显然已经过时的看法和结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新的论断。”
文章说：
“列宁本人在从事极为丰富的理论活动时，曾多次特意说明，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的新发展丝毫也不意味着它已成为‘终极的理论’，而恰恰相反，它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新进程和新现象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并不想为未来的问题预言什么解决办法，而是强调说，这些问题将通过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比较来求得解决。”
文章说，始终保持创造性的态度，正是列宁十分强调的要求，也正是他留给全世界革命者的遗产。
文章指出，历史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今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能从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中找到答案的。”
因此，用创造性的精神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我们今天就格外必要。
文章指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十多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恰恰是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广开新路，努力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辨别罗马尼亚社会进步的真实要求，剔除那些落后于生活的论断和领导方式或领导方法，采用适应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的解决办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矿山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1月23日电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对瑞典朋友说，中国愿意在经济技术方面同瑞典进行广泛合作。
耿飚副总理是在会见瑞典矿山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瑞典矿山代表团是由瑞典开采矿山方面有声望的公司和厂商的负责人组成。
耿飚副总理对代表团朋友们说，我们中国不仅有铁矿，而且还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
我们真诚地愿意在开采这些矿藏方面同瑞典朋友进行长期合作。
代表团团长、瑞典外交部大使本特·奥德纳说，他们在参观中国冶金矿山的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正在迈开大步发展自己的工业。
他表示，瑞典愿意在采矿方面同中国进行很好合作。
瑞典矿山代表团副团长是由瑞典工业联合会前主席、博利登公司顾问爱克·帕尔姆担任。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刘学新，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等。

肯尼亚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蝗虫侵袭
新华社内罗毕01月18日电肯尼亚政府积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防止蝗虫的可能侵袭。
根据蝗虫预报消息：
在非洲之角，特别是在与肯尼亚边界毗邻的地区，已有成群的蝗虫在繁殖。
因此，有迹象表明，如果风向这个国家刮来的话，大群大群的沙漠蝗虫就随时可能侵入肯尼亚。
为了对付有可能马上就要发生的蝗虫侵袭，肯尼亚政府最近在农业部内设立了治蝗常设委员会，专门负责作出关于控制蝗虫的一切必要的安排。
在国防部的协作下，一个全国性的控制沙漠蝗虫的行动机构已经成立，它配备有可装喷洒设备的汽车和飞机，有关人员已开始接受训练。
这个机构中主要由军人组成的一个小组已奔赴治蝗前线——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的东北省，那里已经发现了蝗虫。
在那里最近还组织了实地演习，以使有关人员熟悉飞机上和地面上的喷洒设备，掌握对付沙漠蝗虫的办法。
政府还拨出了一切必要的资金、设备和物资，供治蝗之用。
装有治蝗喷洒设备的四架飞机和一些汽车已经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可投入使用。
一万公升杀虫剂已经分配到东北省的各地。
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杀虫剂。
同时，肯尼亚政府就可能发生的蝗虫入侵，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因此，全国各地人民，特别是可能受到蝗虫侵袭的地区的人民，正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蝗虫侵袭。
另据报道，继前些时候举行的蝗虫专家会议之后，去年底，在内罗毕举行了东非沙漠蝗虫控制组织的七个成员国的农业部长会议。
来自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吉布提、苏丹和乌干达的农业部长或他们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七国对付蝗虫的共同战略。
（附图片）

蝗灾在非洲之角
本报讯一场严重的蝗灾正在非洲之角蔓延。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部分地区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也受到了侵袭，影响所及甚至达到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这是十六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蝗灾，如果不加以控制、消灭的话，将会给那些地区的农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此，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吉布提七个国家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在去年底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去年年初，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区里出现了蝗虫。
这些饥饿的蝗虫群随着季风，越过红海，进入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据报道，至少有五十多个蝗群进入这些国家。
另外，还有二十六个蝗群已经越过印度洋，飞到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
沙漠蝗虫是非洲和亚洲地区一种经常性的祸害。
这种蝗虫的危害性极大，所到之处，各种植物都被啃吃精光。
一平方英里的蝗虫每天可以吃掉十四吨粮食；
每个蝗虫每天吃掉的东西相当于它本身体重的二倍。
它飞行迅速，并可以不停顿地连续飞行十七个小时。
1957年和1968年，非洲之角就曾两次遭受沙漠蝗虫的侵袭。
为了对付沙漠蝗虫，东非各国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作了大量的工作。
于1962年建立起来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也连续召开会议，并决定在财政上和行政上采取措施，向受灾国提供灭虫工具和药剂，在地面和空中采取联合行动。
这些措施，对控制和消灭蝗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前不久在内罗毕召开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紧急会议的报告，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蝗虫群已得到了控制。
但是，欧加登的沙漠地区仍是一个蝗虫的繁殖地。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的话，这群蝗虫就有可能在今年年初随着季风进入肯尼亚北部并蔓延开来。
因此，该组织正在集中力量，设法消灭这群蝗虫。

近代罗马尼亚的奠基礼
陆象淦
今年的01月24日，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联合一百二十周年。
有着英勇斗争传统的罗马尼亚人民，曾经为反抗异族侵略、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进行了历时几个世纪的长期斗争。
尤其是在近代，他们勇敢地抵抗了来自沙皇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三大帝国的威胁、干涉和入侵，把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斗争推向更加波澜壮阔的新阶段。
在急风暴雨般的1848年革命中，罗马尼亚革命者提出了首先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独立，然后达到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统一的具体纲领和主张。
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人民摆脱了沙皇俄国“保护权”的羁绊，争取统一的斗争更是空前高涨。
伟大的政治家米哈伊尔·科柯尔尼恰努在1857年说过：
“把公国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是最强烈、最普遍的愿望，是祖祖辈辈以来的以及鼓舞这一代的愿望。
这愿望一旦能实现必将造福子孙后代”。
但是，欧洲列强却企图通过1858年08月签订的巴黎协定，把一个称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联合公国”的混合政体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实际上强制两公国继续处于分治状态。
列强这种任意摆布其他民族的霸道行径，激起罗马尼亚人民的强烈愤懑。
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意志。
1859年01月05日，摩尔多瓦雅西大选议会首先选出曾经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爱国政治家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国君。
消息传出，群情振奋。
雅西人民高举火炬、标语，足足庆祝了三天。
几星期后，瓦拉几亚大选议会开幕。
在有十二万居民的布加勒斯特，三万郊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强烈表示要求联合的愿望。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01月24日，瓦拉几亚大选议会也一致选出库扎为瓦拉几亚国君。
“统一的罗马尼亚万岁！”
的口号，响彻会场内外。
这样，罗马尼亚两公国人民终于打破了欧洲列强设置的框框，实现了完全的联合。
01月24日这一天，从此作为“民族复兴节”载入罗马尼亚史册。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联合，奠定了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基础。
今天罗马尼亚国旗上蓝、黄、红的三色竖条就是当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纹章上的颜色。
联合的实现，充分显示出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的，罗马尼亚人民的全部斗争历史雄辩地证明：
“决心保卫其领土、自由和独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确立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太阳底下取得一块立足之地的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东西征服”。
今天，罗马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已成为罗马尼亚全民的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