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竭尽努力给柬埔寨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以波尔布特总理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政府呼吁，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和制止越苏霸权主义对一个主权国家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占领，并迫使它们停止一切侵略活动，从柬埔寨撤出全部侵略军队。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79年01月14日
去年12月下旬，越南侵略者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唆使和大力支持下，不顾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空前大规模的疯狂野蛮的侵略。
越南当局凭借其优势军事装备和庞大兵力，使用闪击战术，凶横直进，占据了柬多数城镇和大片土地，使抗击侵略者的柬埔寨军民陷于极为不利的处境。
柬埔寨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他们依托广大农村、山区和丛林地带，展开了大规模的人民游击战争，与入侵之敌持久作战，使之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以便最终消灭侵略者，解放占领区。
越南扩张主义者在柬埔寨暂时得手，柬埔寨战局的这一变化，使东南亚各国的安全面临直接威胁；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1979年01月11日，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越南和苏联对柬埔寨的赤裸裸的侵略和犯下的滔天罪行；
庄严宣布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呼吁全世界人民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民主柬埔寨政府这一严正立场表示坚决支持。
当前，柬埔寨人民反对越苏霸权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人民战争正在柬埔寨全国各地展开。
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上，无情地揭露和斥责了越、苏对柬埔寨的侵略暴行，在国际上赢得了极为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英雄的柬埔寨民族绝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在敌人面前屈服。
真理和正义在柬埔寨人民一边。
越南反动当局本已面临严重困难，十分虚弱，现在在国内外都更加孤立，穷兵黩武，肆意侵略扩张，必将使套在它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压在它背上的包袱越背越重，它终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彻底的失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下，贯彻执行民族、民主、爱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扭转战局，拖住并最后打败侵略者，取得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而对捍卫东南亚各国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作出光荣的重大的贡献。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一次庄严申明：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竭尽努力给柬埔寨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以波尔布特总理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越、苏匆忙炮制的傀儡工具，是完全非法的。
它根本不是柬埔寨人民的什么“代表”，而是一小撮无耻的卖国贼和民族败类，越苏想用这种愚蠢的拙劣的手法掩盖其侵略罪责，只能是欲盖弥彰。
中国政府呼吁，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揭破越苏的欺骗和诡计，站在艰苦斗争中的柬埔寨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谴责和制止越苏霸权主义对一个主权国家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占领，并迫使它们停止一切侵略活动，从柬埔寨撤出全部侵略军队，为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而共同努力。

华总理邓副总理分别会见安井谦议长
华总理说：
必须十分警惕苏联霸权主义向我们伸手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华国锋总理对日本朋友说：
从今年起，中国国内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同时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是我们的愿望。
但是，苏联霸权主义总想向我们伸手，我们必须十分警惕。
华总理接着向日本朋友介绍了中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有利条件。
安井谦议长说：
“我们日中两国要携起手来，共同进步。”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参议员木村睦男、远藤要、户塚进也、久保亘、小谷守、中野明、桥本敦、藤井恒男。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会见时，宾主就国际形势、中日双边关系、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等在座。
（附图片）
上图：
华总理同安井谦议长等日本朋友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左图：
邓副总理同安井谦议长就国际形势、中日双边关系、越南侵柬问题等交换意见。
新华社记者谢丰泉摄

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甘肃代理人的罪行
通渭县为被打击迫害的基层干部平反昭雪
新华社兰州01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邓全施、何东君报道：
中共甘肃省通渭县委为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平反昭雪，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工作，受到了全县人民的欢迎。
通渭县是甘肃中部干旱山区生产最困难的地方之一。
1976年，林彪、“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带领庞大的省地工作队来到这里，扬言要“治一治”通渭。
在这里实践了他们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大抓“民主派”、“走资派”，大批“唯生产力论”，把一大批坚持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熟悉农业生产、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基层干部，打成“猫书记”、“猫队长”，从工作岗位上撤换下来。
有的甚至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施加法西斯毒刑，开除党籍。
陇川公社菜子大队中庄生产队的老队长，是个集体经济的好当家，在他的带领下，全队社员艰苦奋斗，队有储备，户有余粮，使这个生产队成为全县的先进队。
仅因为他出身上中农，“四人帮”的代理人及其亲信，就把他说成是“富裕中农掌权”的“猫队长”，撤了他的职。
象这样打下去的基层干部，占全县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
有的公社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结果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
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比1975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通渭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特别是认真揭批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假左真右，全面分析鉴别干部，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基层干部平反昭雪，使他们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通渭县委一方面为受打击迫害的基层干部彻底平反，一方面注意选择典型，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宣传推广。
为广大基层干部鼓了劲，撑了腰，在全县造成了一种“抓生产多打粮食有功、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光荣”的好风气。
全县农业生产出现了前几年没有过的好形势。
什川公社什川生产队队长贺福祥，坚持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制度，使穷队变富。
但是，前省委工作队把他作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长期批判。
这次，县委为贺福祥恢复了名誉，总结、宣传了这个队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贺福祥的先进事迹，使当地基层干部受到鼓舞。
群众高兴地说：
是金是铜，要靠火炼；
干部是好是坏，要靠实践检验。
县委这样做，是非清楚了，通渭农业有指望了！

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
01月11日，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侵略者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妄图推翻民主柬埔寨合法政府、消灭柬埔寨民族的滔天罪行，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柬埔寨人民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英勇的反侵略斗争。
声明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政府和人民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号召国内外全体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
民主柬埔寨政府这一声明，表达了柬埔寨人民决心坚持长期抗战、同越南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
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它的“印支联邦”梦想和称霸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在苏联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支持下，悍然背弃一切国际关系准则，出动十多万侵略军和大批飞机、坦克、装甲车辆，对邻国柬埔寨发动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妄图一口吞下柬埔寨，奴役柬埔寨人民，把柬埔寨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属国。
越南的这种侵略行径，严重地破坏了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苏联如此放肆地支持越南侵略者，其目标决不仅仅是一个柬埔寨，也不仅仅是印度支那，而是整个亚太地区。
这是苏联在亚太地区争霸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夺取了柬埔寨，苏联的扩张野心就会大大膨胀。
它将以印度支那为基地，以越南为主要雇佣军，向东南亚放手进行侵略扩张，把它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战略联结起来，从而把战争的威胁带到亚太地区，带到东南亚国家的门口。
一切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利益攸关的国家和人民，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越南侵略者在占领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后，立即在它的刺刀尖上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并由越南和它的支持者苏联带头予以“承认”，妄图把它对柬埔寨的侵略说成是柬埔寨的“内部事务”，使它的侵略“合法”化。
同时，越南和苏联开动宣传机器，欺骗全世界，大肆散布越南已经“控制”了柬埔寨“全国”的谎言，妄图把它一手炮制的那个傀儡政权塞进国际社会，迫使全世界承认越南侵略的既成事实，使侵略者得以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应得的惩罚。
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声明，彻底粉碎了越南及其支持者苏联的卑鄙阴谋。
这个声明使全世界看到，波尔布特总理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仍然存在，仍然在执行它作为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一切职权。
它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队，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有效地控制着柬埔寨的广大地区，并且正在为保卫柬埔寨的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同越南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柬埔寨依然是柬埔寨人民的天下。
柬埔寨决不是越南的乐园，而是埋葬侵略者的坟墓。
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野蛮进攻下，柬埔寨虽然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民主柬埔寨政府正迎着暴风雨巍然屹立，继续在国内领导人民坚持长期的抗越卫国战争。
在国际组织中，只有民主柬埔寨政府才有权代表柬埔寨人民说话。
这一事实对于揭露越南及其支持者苏联的侵略罪行，对于鼓舞柬埔寨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的斗志，对于全世界人民伸张正义、声讨越南侵略者的强大斗争，都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国际形势对柬埔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十分有利。
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被越苏勾结的放肆侵略所震惊，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伙大小霸权主义者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它们纷纷起来谴责越南的侵略，声援柬埔寨人民。
许多国家已经表示要停止向越南提供援助，要求越南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
这将是对浴血奋战中的柬埔寨人民的极大的鼓舞与支持。
在民主柬埔寨国内，事情正在起变化，战争正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需要一个战略转变和调整过程。
毫无疑问，形势将转而有利于柬埔寨人民，不利于越南侵略者。
战争将在新的形势下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下进行。
越南侵略者一天不全部撤走，柬埔寨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就一天不会停止。
越南侵占的城市、交通运输线和土地，将成为压在侵略者背上的日益沉重的包袱，越来越多地消耗它的力量，使它精疲力竭，穷于应付。
这是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消灭和赶走越南侵略者，为收复全部被占领土，为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
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柬埔寨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战友和兄弟。
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霸斗争中的重要环节，是对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将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民主柬埔寨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争取这一正义斗争的彻底胜利，奋勇前进！

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蒋路公社认真清理冤案假案
据新华社西安01月13日电陕西省泾阳县蒋路公社党委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坚决平反昭雪，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被错处、重处的干部也逐个复查，予以纠正，从而调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这个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情况极为严重。
据统计，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公社立案受审查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就有三百五十多人，占原有队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这些干部大都是土地改革时的积极分子，农业合作化以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根据党的干部政策，蒋路公社党委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组织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三结合小组，对过去受审查的干部进行复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切冤案、假案坚决昭雪平反。
目前，全公社绝大部分冤案、假案已平反昭雪。
姚家大队原大队长史玉发，曾以所谓“解放前杀害我地下党员”的罪名判刑十年。
经复查查明，他所杀掉的是一个早已投降敌人的“土匪”。
张家沟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张焕义，曾以所谓“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员”罪名，开除了党籍，而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是与他同姓名的另外一个人。
类似这样的问题复查清楚后，公社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开昭雪平反。
对由于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过去定性偏高、处理偏重的，也进行了纠正。
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过去由于坚持党的方针路线，努力发展集体经济，被扣上“走地富路线”，“打击迫害贫下中农”等帽子。
对于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坚决予以推倒。
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蒋路公社党委对受迫害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工作、生活，都作了适当安排。
这样一来，极大地调动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积极性，使各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越来越稳定。
全公社生产形势也越来越好。

养牛业要来个大发展
允许和鼓励社员家庭养一两头牛，无论在北方或南方、牧区或非牧区，都值得大大提倡。
社员家庭养牛，本是党的政策允许、农民喜爱的一项副业。
但是，养牛业在我国农村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远远不及养猪那样受到重视和支持。
是养牛划不来吗？
当然不是。
江西枫田公社的情况说明，社员养牛可以补充集体畜力的不足，可以扩大肥源，可以改善城乡市场牛肉、牛奶、牛皮等的供应状况，可以增加社员收入。
一举多得，大有好处。
怎样才能使社员家庭养牛业较快地发展起来呢？
一是传统习惯要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主要靠牛马骡等畜力耕作，缺少养肉牛和奶牛的习惯，农村中以牛肉、牛奶为日常食物的情况更不普遍。
为了保护畜力，常常禁止宰牛，这是农业生产力不发达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国农业正在向机械化、现代化进军，“铁牛”将逐步代替耕牛，以牛作为畜力的传统习惯，将有所改变。
我们要自觉地适应这种改变，从现在开始，提倡大养肉牛和奶牛。
二是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的流毒要肃清。
他们到处煽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家庭副业，包括养牛业，干扰极大。
影响所及，有人以为牛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不能私养，怕社员家庭养牛出资本主义，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
枫田公社的同志驳得好：
社员家庭养牛，养大了卖给国家和集体，不剥削谁，不侵犯谁的利益，又不搞投机倒把活动，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
恰恰相反，社员养了牛，集体畜力多、肥料多，市场肉多、奶多、牛的副产品多，社员收入多，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
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和支持社员家庭养牛，任何顾虑都是不应有的。
只要广大农民把养牛业抓起来，不要很长的时间，在我国的大地上就将出现极为可观的牛群，城乡人民的生活将大为改善，何乐而不为！

北京市房山县部分县、社、队干部认为：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急待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
最近，新华社记者邀请北京市房山县部分县、社、队干部，座谈关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问题。
大家联系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这是当前农村急待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就是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崇各庄公社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山，用集体化以来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这个政策，是适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不执行这个政策，随意扩社并队，搞平调，刮共产风，就给集体生产带来严重破坏；
执行这个政策，农林牧副渔就全面发展。
吴春山开了头，大伙纷纷接茬说，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扰，“队为基础”的政策多次受到冲击，动不动就“过渡”，自留地收了放，放了收，来回折腾，孙猴儿七十二变，搞得生产队的自主权根本无从谈起，生产受损失，社员吃苦头。
这正是按“长官意志”办事，否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优越性，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恶果。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才能使生产队按客观规律办事，迅速发展农业生产。
许多同志回顾了初级社和高级社时的情况，说，那些年，生产队的自主权受到尊重和保护，队干部和社员能够按照国家要求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计划，制定“一年早知道”。
收益分配也能自己做主，增产增收。
大家心情舒畅，生产发展也快。
后来，在错误路线干扰时，生产队在生产方针、种植计划甚至施肥、浇水等生产措施方面，都没有自主权，都得听上面的命令，让怎么干才怎么干。
窦店公社窦店大队党支部书记倪振亮谈到，这些年，上级在生产方针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用政治压力迫使生产队单一抓粮食生产，把山区几乎搞成了多种经营的禁区，弄得生产队砍柿子树种玉米，畜牧业也不敢搞。
结果，干鲜果品逐年减少，牛羊少了，集体和社员穷了，粮食产量也没有上去。
琉璃河公社党委书记马岱森接上说，按“长官意志”办事，叫生产队单一抓粮食，种植计划上卡得死死的，这违背了客观规律。
山区生产队为了粮食上《纲要》，老果树失修，新果树不栽。
有的砍了山坡上的果树，开地种粮，用五、六级扬水浇地，一亩地浇一次水，光电费就要三元钱。
产一斤小麦，不算投工，成本就高达五角多。
这样，生产费用越来越大，社员越干越穷，以前大量上市、出口的栗子、杏仁、核桃、京白梨等特产急剧减少。
还有，上级评选先进，只看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指标，不管经营效果，结果，许多生产队只种高产劣质的粗粮。
群众爱吃的小米、江米、红小豆、黍子等被挤掉了。
粮食品种单调，城市居民不满，社员也有意见。
在座谈中，大家举出不少在采用生产技术措施上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事例。
譬如，盲目推广间作套种；
要求不同类型地区统一时间、统一规格种小麦，等等。
如果哪个生产队不愿一刀切，而是因地、因时制宜，按自己原来行之有效的办法搞，有的领导人就说这是“路线斗争”，有的甚至被扣上“西太后复旧”的政治帽子。
大家迫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彻底改变这种错误作法。
在座谈中，大家反映最强烈的，是生产队在劳动力安排、收益分配、购买生产资料以及出售农副产品方面，缺少自主权，严重损害了集体和社员的利益，挫伤和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南尚乐公社惠南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宝珍说，在劳动力支配上，生产队难以当家作主。
例如，眼下公社就从他们大队抽走了一百二十个劳动力，各生产队的劳动力都特别空。
一队总共五十多个劳动力，被抽走了三十多个。
参加座谈的同志普遍反映，县、公社和其他各行各业抽生产队劳动力的现象至今还很严重，特别是以政治任务下达的义务工，名目繁多。
这样一来，许多生产队里留下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干活的主力军成了“六一三八部队”（小孩和妇女）。
抽走生产队的劳动力，给的报酬又极不合理，挖了生产队的墙脚。
这样搞，怎么大办农业？
大家还谈到，有些做法，如粮食增产了，不让生产队适当增加社员口粮；
限定生产队必须买报废的农业机械和失效的化肥；
收购生产队的蔬菜，随便压级压价，同样损害了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
损害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就是破坏生产力。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就是尊重干部、社员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动精神。
周口店公社南韩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文中说，对生产队管得过死，卡得太严，队干部实在不好办事。
比如，生产队想落实经济政策，搞点必要的补助、奖励用粮，可是粮在哪儿？
早卡死了。
这样，生产队的干部在工作中无法积极主动地动脑筋，想办法，只好“一慢二看三通过”。
队干部动员社员好好干，可是，由于生产队自主权少，社员的口粮、收入年年是那个样子，怎么取信于社员？
在座谈中，大家摆了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许多问题及其危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大家认为，必须强调法制观念和经济观念。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载入了宪法。
侵犯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违法的。
生产队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国家不给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发工资，这个经济观念必须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无偿调用或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
国家各部门在农村举办各种企业事业，不得把违反国家法律法令规定的不合理负担转嫁给生产队和社员。
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社队企业，都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
任何单位不准在国家计划外向社队抽调劳动力；
计划内抽调的合同工、临时工，必须签订合同，规定合理报酬。
购买农业机械和其他农用物资，生产队应当有选购权和退货权。
周口店公社瓦井大队党支部书记郄少宗提出，确定种植计划，不能由领导机关下命令，而应当由生产队根据国家计划和自己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自下而上地逐级审定，最后经过县、市平衡。
这样，既能做到按计划种植，又符合因地制宜原则。
琉璃河公社党委书记马岱森说，这些年，生产队种菜缺少自主权，加上必须通过“官”字号买卖，经常压级压价，不适当地限制上市量，以及销售不及时等，造成蔬菜大量浪费。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尊重生产队种菜的自主权外，让生产队自己上市卖菜是个好办法。
这样做，有利于改进首都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工作。
（据新华社）

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记苏州市两年来的变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多少年来，人们这样赞美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和杭州。
但是，好端端的苏州，在前些年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搞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
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苏州又变成一座生气勃勃、安定团结的城市。
如今，“四人帮”在这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社会秩序井然，工业生产连续两年大幅度上升。
富有传统特色的轻工产品门类繁多，美丽如画的苏州园林景色一新。
过去曾经被“四人帮”的代理人作为关押拷打干部、群众的“集中营”的寒山寺等名胜区，已经过修缮重新开放，吸引着一批批的游人。
苏州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来得可不容易！
粉碎“四人帮”以后，苏州人民揭露出了“四人帮”的代理人。
改组后的苏州市委，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带领全市人民认真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抓住对全市人民危害最大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举办了各级干部学习班，多次召开有几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和广播大会，举办了三十多个展览会，通过各种方式，肃流毒，治内伤，做好各种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使全市人民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上他们在苏州市的代理人长期迫害群众，在一些同志中造成的隔阂和伤痕是很深的。
为了做好加强团结的工作，市委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各区、局和一些厂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分别找一些同志谈心，帮助他们消除隔阂，主动搞好团结。
苏州长风机械厂总厂是“四人帮”在苏州的那个代理人所在的单位，厂党委为了帮助这个厂的职工搞好团结，连续召开座谈会，把其中有代表性的同志请来，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罪行，引导他们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总结教训，弄清思想，分清是非。
座谈会充满了团结的气氛，同志们畅所欲言。
一些原来有思想包袱的同志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四人帮”在苏州市的代理人整了大批群众。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些同志认为，现在该出气了，有的同志想争个高低。
苏州市委按照在人民内部坚持革命团结的原则，发动各级党组织对这些同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如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专门举办了学习班，把一些有影响的同志请来学习，大讲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引导他们识大体，顾大局，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经过学习，他们思想搞通了，回到厂里帮助厂里党组织一起办好同样内容的学习班，做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
经过这样一些深入的工作，许多同志消除了思想隔阂，团结得越来越紧了。
“四人帮”在苏州的代理人疯狂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
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达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
市委在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从“四人帮”在苏州那个代理人制造的两起典型大冤案下手，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在全市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到目前为止，全市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三已经做出了复查结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他们心情舒畅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在新的长征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苏州市委还认真帮助一些犯有错误的干部，让他们到群众中作自我批评，以取得群众谅解。
同时，还注意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光看他们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原市生产指挥组有个负责人，在“四人帮”猖獗时，说了一些错话，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市委认为，这个老干部过去犯错误是认识问题。
市委便帮助他在揭批中认识和检查自己的错误。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实践，这位老干部的觉悟有了提高，大多数群众谅解了，市委便安排他到有二千多工人的苏州冶金修造厂担负领导工作。
这个同志到冶金厂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大力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受到全厂工人的好评。
最近，苏州市委正式任命他为冶金修造厂厂长。
两年来，苏州人民大力医治林彪、“四人帮”给这个城市造成的累累创伤，苏州的形势越来越好。
目前，中共苏州市委善始善终地搞好揭批“四人帮”运动，加快落实党的政策的步伐，逐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华社记者张行端蒋德

怀集县造林面积超过采伐面积
广东省主要林区怀集县的三百八十六万亩宜林山地，有三百三十六万亩已营造了用材林、经济林和水源林，占宜林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荒山造林和迹地更新面积大大超过采伐面积。
怀集是我国南方重点林业县之一。
解放以来，采伐上调给国家的木材已超过五百万立方米，平均每年上调木材十七万立方米。
一个县能够上调这样多的木材，在全国还是不多的。
怀集县发展林业生产的关键是认真落实了有关政策，并从1974年起在全县普遍建立了营林专业队，使林区造林抚育工作广泛开展起来。
为了鼓励社员在边远荒山植树造林和保证每年采伐迹地能及时更新，县委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坚持“谁种谁有”的营林政策。
二、提倡林粮间作，促进幼林抚育管理。
三、适时抚育间伐，促进林木速生丰产；
间伐下来的木材，还可以加工成小农具或作建筑材料。
生产队从出售间伐材中得到一笔较大的收益，又解决了因营林周期过长，影响社员收入的矛盾。
怀集县近几年每年平均采伐上调木材需要消耗森林资源五十多万立方米，但是由于营林工作搞得好，全县森林资源生长量超过了采伐量，做到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950年全县森林蓄积量八百二十六万立方米，经过二十多年的采伐，中间又受到过破坏，但目前仍有森林蓄积量九百二十七万立方米。

汛河公社造林护林搞得好
三年栽树三百五十万棵，保存率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
辽宁省铁岭县汛河公社在大搞植树造林的同时，认真实行“护林有功者奖、毁林者罚”等护林政策。
结果，三年来栽的三百五十万棵树，保存率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基本上实现了绿化。
1975年以前，汛河公社年年造林不见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造林不护林。
那年秋天，公社党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订立了护林公约，把思想教育和经济制裁结合起来，规定不论是谁，毁坏树木都要赔偿、罚款；
同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护林专业队伍。
公社成立了养路护林大队，既护树又养路；
各个生产大队也都成立了林业队或林业组。
两级护林队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奖惩分明，有效地调动了护林队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个公社还经常向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爱护树木的宣传教育，在重要路口设立护林公约牌，实行群众管、群众护，使全社形成了“护林光荣，毁林可耻”的新风尚。
（据新华社）

社员家庭不可养牛吗？
最近，江西省允许和鼓励每个农户养一两头牛，包括耕牛、肉牛或奶牛，以适应集体生产、社员生活和城乡市场的需要，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江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饲草丰富，适宜零散放牧的草山、草坡和草洲达五千多万亩，还有大量稻草等农作物秸秆可以作饲料。
这里的农民历来有养牛的习惯和经验。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煽动“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社员养牛。
结果，农村畜力缺乏，市场上的牛肉几乎绝迹，群众意见很大。
这两年，农村中有些地方允许和鼓励社员家庭养牛，实行公养和私养并举，养牛业慢慢恢复起来。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障碍还不少。
有的以为牛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不能私养，养牛的富，不养牛的穷，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
有的担心非牧区养大牲畜，会妨碍集体生产。
对社员家庭养牛到底应该怎样看？
最近，记者到安福县枫田公社作了调查。
这个公社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之后，放手让社员每户养一两头牛。
两年来，社员养的牛很快发展到二千五百多头，给集体和个人带来了很多好处。
首先，社员增加了收入。
社员买一头小黄牛，饲养一年出卖，除去本钱，一般可收入一二百元，养得好的可收入三百元。
去年，全社集体收入的可分配部分是一百二十五万元，社员家庭养牛的收入约为三十五万元。
社员每收入一百元中，有二十八元是养牛的收入。
养牛收入，足够全家一年的各项零用开支，有的还用养牛的钱修建了住房。
西元大队有六家缺少劳动力的困难户，靠养牛收入付清了生产队的粮油实物款，做到年终不超支。
社员家庭养牛还使集体畜力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枫田公社有耕地四万二千多亩，只有中型拖拉机五台和手扶拖拉机九台，主要靠畜力耕耙。
全社每年要从社员家庭养牛中吸收八九百头牛，来更新集体的老弱残牛。
前几年，这里牛市上耕牛奇缺，买一头牛要花五六百元，高达上千元，现在一般有三四百元就够了，而且随时可以买到。
这里的干部和群众都夸赞家庭养牛的好处。
他们说，牛主要吃草，老人小孩都可以放牧，不会影响劳动力出工，有人担心养牛会影响集体生产，完全是多余的。
至于怕家庭养牛会出“资本主义”，更是错误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
岭上大队第2生产队社员庄元恩，全家养了一头水牛，五头猪，七只羊和四五十只鸡鸭，一年收入几百元。
他们用这些钱将茅草房翻盖成瓦房，买了一辆自行车，买了一辆胶轮板车为集体拉石送粪，没有搞投机倒把。
夫妻两人一年在生产队出工五百多天，交肥任务每年超过六七千斤。
庄元恩一家过得比较富裕一些，又不剥削谁、侵犯谁的利益，这有什么不好呢？
而且社员把成牛卖给队里有利于增加集体的畜力，卖给国家为国家提供了肉食，从哪儿也看不出资本主义的影子。
记者还听到多方面的意见，都说养牛比养猪还合算。
牛以草食为主，只要少量的精料和食盐，饲料成本和所花费的人工，比养猪少得多。
牛肉含蛋白质相当于瘦猪肉，高于鸡蛋、鸭蛋，营养价值高。
牛比猪长得快，一头良种肉牛，一周岁的体重可达五百多公斤，本地母牛同良种公牛杂交产生的后代，饲养一年也可以达到三百市斤。
目前，市场上牛肉、牛奶、乳制品和皮革等很缺，发动群众多养牛，特别是多养良种肉牛和奶牛，是改善供应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黄其庄

零陵地区加快造林进度
从去冬到今年01月05日，全地区已造林整地三十七万多亩
湖南省零陵地区认真落实林业政策，加快了造林进度。
从去冬到今年01月05日，全地区已造林整地三十七万多亩。
连片造林一千到五千亩的有一百五十八个公社，一万亩以上的有五个公社。
半山半丘陵的零陵地区有着发展林业生产的良好条件。
前几年这里林业政策不落实，群众造林积极性不高，全地区有三百七十万亩荒山没有绿化，有的地方年年造林不见林。
1978年以来，地委和各级党委狠抓了林业政策的落实。
过去，零陵地区林业上不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群众担心发展林业后挤掉了粮食。
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地委决定对山多、林少、田少、粮食基本自给的社队，坚持粮食购销任务稳定不变；
对山多、林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的社队，采取由国家统销和加销的办法，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农区的水平。
最近地区已拿出一千三百万斤粮食供应林区社队，并派出六十名干部分头下去落实。
在造林补助费的使用上也做到更加合理，并且实行由林业部门直接发到造林单位的办法，保证政策兑现，做到专款专用。
这个地区的东安县，还从林业基金中拿出十万元作为造林补助款，每造一亩林补给生产队四元，发给社员三元，以此鼓励群众造林。
这样做，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造林活动的开展。

何谓党的领导？
张成
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比较多地谈到了民主和法制。
在广大群众中，还议论到了党怎样实现领导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所谓党的领导，主要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方面的工作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都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既不容许有另外的政党行使领导权，也不容许有不接受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存在。
在如何进行党的领导方面，我们有过很好的经验，可惜这些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四人帮”有许多谬论，主要的一条，就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鼓吹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妄图用他们拼凑的帮派来代替党的领导。
另一条就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什么“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实行个人专制独裁。
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些谬论都已受到批判，党的领导的原则重新得到了肯定。
但是，在健全民主和法制的讨论中，为什么要提出党的领导这个似乎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呢？
党的领导的原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在许多地方，怎样正确实行党的领导的原则，确实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简单归之于“四人帮”的破坏和影响，那是说不通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就是党政不分，由党委包办一切呢？
这个党政不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存在，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特别严重。
现在，尽管开过了五届人大，又制定了新宪法，而不少地方的政权组织，还是形同虚设，大事小事，全由当地党委包办一切。
比如，在有的地方，从群众吃饭穿衣，到生产队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获，无处无事不是党委包办，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感觉得到县人民代表大会、县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呢？
难道这就叫党的领导吗？
宪法中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就是说，党只能是“领导核心”，而决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本身。
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靠各机关、单位中的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工作和模范行动，引导而不是强制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委包办一切，从表面上看，好象党的领导很强，实际上是削弱了党的领导。
因为党委包办一切，就会使党委陷于种种行政事务之中，放松甚至放弃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正确领导；
就会使党丢掉了联系和动员广大群众的纽带和工具，堵塞联系广大群众的渠道；
就会使广大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作用逐渐削弱。
更为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的不执行，将会失信于民，损害法制，这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吗？
坚持党的领导，是否就是由党委书记决定一切呢？
这个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前面说的党委包办一切，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党委书记决定一切。
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在党委内部，全体成员，包括第1书记在内，都是平等的。
凡属大事，党委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作出决定，然后按分工，由各方通过相应的行政、业务组织去执行。
但是，现在有些地方，把党委会内部书记同副书记、委员之间的关系，歪曲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党委会内部不是按民主集中制决定问题，而是大事小事全由书记一个人点头拍板。
大多数委员反对的，只要书记赞成，就得通过；
或者相反，即使大多数委员都赞成，只要书记反对，就通不过，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有的甚至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书记说的话就是政策，就是法律，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能纠正，说是要维护党的领导威信。
某市有这样一位书记，在市法院的一份请示报告上写“批示”，竟将一个犯人判七年徒刑的“七”字误写成了“八”，法院提出意见，而这位书记说什么呢？
他说，“已批了不好改，八年就八年吧！”
这简直是把法律当儿戏，难道这也算党的领导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还要不要群众监督呢？
这个问题，在原则上也是早已解决了的。
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我们党有一条基本的政策，叫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既然民主党派可以监督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那还用说吗？
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同时它又必须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可是现实生活里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有一些党的负责人根本无视群众的监督，甚至在党内，也根本不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
谁要指出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轻则加以申斥，重则加上反党罪名。
如果向上级、党中央写信揭发了他的问题，那就更是了不得。
这种人把党的领导的原则完全变成了他称王称霸、专制独裁、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根据。
总之，这些年来，党的领导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被歪曲了。
拨乱反正，就要把党如何实现领导这个问题解决好。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党如何正确领导的问题，这是当前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需要，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
我们要按照宪法的规定，健全各级政权组织，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
我们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从中央到基层，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扬民主。
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监督，并且要用法制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有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的原则。

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申涛声
1968年08月26日，姚文元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林彪、“四人帮”接过这个革命口号肆意进行歪曲，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制造混乱，煽动和组织向党全面夺权，以图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他们以帮代党、推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
这也就是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反动宗旨。
一
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绝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已经一手伸向政权，一手伸向党权，开始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他们在鼓吹“改朝换代”，煽动彻底砸烂现有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还制造了大量舆论，攻击党的领导。
1966年07月，陈伯达在一次讲话中就诬蔑“党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表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者有错误，或者是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
1967年张春桥几次三番地叫嚣：
“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不能依靠，还得去改造它”，“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现在省市委垮了，农业还是很好，生产力可能得到解放”。
姚文元也不甘落后，公然声称：
“现在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按照他们的说法，领导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质，已经失去了领导作用，甚至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正是在这种反动思潮的鼓动下，开始了所谓“全面夺权”，上自省、市，下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农村人民公社，无一幸免。
而在这些“夺权”的单位中，党的组织、党的领导首先被排斥，被取消。
就拿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来说，当时他们就提出：
“公社管理委员会”由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就行了。
对于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提出了批评。
“四人帮”迫于形势，不得不把“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改了，但骨子里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动立场，继续策划反党活动。
到了1968年，毛泽东同志决定以整党为中心，逐步恢复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以加强党的领导。
而“四人帮”却借整党之机，叫嚣党要改造，要重建，要改名，掀起了又一个反党浪潮。
01月中旬，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狂妄地提出：
“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
“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
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张春桥更露骨地宣布，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他说：
“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
不是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派来起党的作用”。
当时上海的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实际上起了党员的作用。”
《支部生活》也借讨论“怎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之名，大批所谓“好人党”、“生产党”、“老好人党员”等等，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千百万党员糟蹋得不成样子。
正是在这个时候，姚文元这篇文章应“运”而出，它为林彪、“四人帮”的篡党阴谋编造“理论根据”，成为他们发起向党全面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
文章发表不久，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就得意忘形地在一篇社论中狂呼：
这“是‘01月革命’夺权斗争的发展和继续，而且是一场比‘01月革命’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夺权斗争！”
二
姚文元的文章炮制了一些什么“理论”来蛊惑人心呢？
总起来说，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学说搞得一团混乱。
而他采用的手段也特别卑劣。
首先，姚文元借口“工人阶级领导”，搞乱党和阶级的关系。
他既把工人阶级和党对立起来，又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从而否定党的领导。
姚文元在文章中说：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其他一系列任务也“必须有工人……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来实现“坚强领导”呢？
照姚文元的说法，只要派些工人去“占领”学校等阵地，到那里去“掌握”领导权就行了。
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
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呢？
文章中却矢口不提。
这种排斥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调，难道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发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
但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并不等于说它可以自发地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
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它才能真正把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才能在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发挥它的领导作用。
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曾有过不少由于缺乏或排斥党的领导使斗争陷于失败的痛苦经历。
它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必定是软弱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自发的、盲目的状态，而且往往由于机会主义思潮的侵袭、腐蚀而陷入歧途，完全丧失自己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
姚文元鼓吹“工人阶级领导”，否定党的领导，正是沿袭了历史上机会主义的老谱。
他鼓动工人阶级对自发性的崇拜，助长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中泛滥，就是要把工人阶级引向脱离党的领导的邪路。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搜罗了许多美好的字句来“颂扬”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只要有“工人阶级群众”的参与，就“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
这种论调也是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其实，联系“四人帮”百般丑化我们的党和千百万党员的反动言行，就不难看出，这也是姚文元否定党的领导的一个诡计。
它借着“颂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抹煞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列宁早已批判过的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取消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观点。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革命的阶级，但是，从整个工人阶级的组成来说，则是十分复杂的。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
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先进分子也还是只占整个工人阶级的少数。
如果象姚文元所鼓吹的，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那么党的存在，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不是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吗？
此外，虽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说工人就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列宁曾说过：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
这就需要由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政党，不断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否则，正象列宁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只能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和奴役。
前几年，正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取消党的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不少人被他们那一套假左真右的东西所欺骗，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泛滥一时。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立起来，也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
只有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真正实现。
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侈谈什么：
“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
然而，事实业已证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多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反动思潮严重泛滥，其根源不是别的，恰恰是由于削弱甚至取消了党的领导的结果。
其次，姚文元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说成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把党的领袖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
姚文元说：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因此，只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迅速畅通地贯彻执行”，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了。
其实，这种似乎十分推崇领袖领导作用的论调，同样是极其虚伪的欺人之谈。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卓越的领袖人物的作用。
列宁的一段名言是众所周知的：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领袖和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领袖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善于集中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和智慧，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路线，然后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朝既定的目标前进。
然而，领袖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党的组织来实现。
否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就无法落实，还谈得上什么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呢？
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仿佛只要上有毛泽东，下有工人群众就行了。
事实说明，这只不过是他们破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反革命伎俩而已。
正是在姚文元这种谬论的煽动下，什么“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得最深，因此不是党员也能领导”等等反动舆论就到处泛滥。
“四人帮”也就得以歪曲、捏造毛泽东同志的话，“畅通”地推行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用“帮中央”取代党中央，以帮派势力取代各级党委。
第3，姚文元在他的文章里侈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那套“工人阶级领导”的谬论寻找支柱。
姚文元说：
“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早在一百二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就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
他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相信，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他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理论还能有错吗？
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但是，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是通过谁的领导来实现这个专政呢？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错误观点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
他一方面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另方面，列宁又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指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
列宁还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如此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没有党的领导，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说得好：
“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
这都说明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鼓吹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是用这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烟幕，把党的领导偷偷地抽去。
他们要“创造”一种没有共产党领导，或以“造反派”代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
总之，姚文元这篇文章，从它的前提到它所提出的每一条“理论根据”，都是为了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
然而，事实很清楚，否定了党的领导，空谈什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自欺欺人。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一伙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幌子下，可谓坏事做绝，他们的胡作非为，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所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领域。
他们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就被篡夺，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成份被改变，党的性质被篡改。
张春桥曾叫嚣：
“工人到上层建筑只能当领导，不能当办事员”。
姚文元的文章也提出，要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去”。
而他们所窥觑的首先是党的领导权。
在他们“进驻”的单位中，“四人帮”的几个爪牙就可以一手独揽党、政、财、文大权，出现了许多怪现象：
他们竟然可以指派党的核心成员，可以砸烂一个党组织，可以“改组”一个党组织，可以对党员的政治生命操生死予夺之大权，不是党员却可以坐镇党的会议，可以领导整党建党，等等。
张春桥公然叫嚷：
“工代会下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
在他们控制的单位中，“四人帮”的爪牙利用篡夺的“清队”和“整党”大权，借“吐故纳新”之名，大“吐”大“纳”。
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被清除出党。
一大批流氓、文痞、“老造反”、“老头头”，则被戴上“优秀工人”、“工人代表”的桂冠，“点名入党”、“限期入党”、“飞过海入党”。
在一些基层、地方和中央部门中，党的领导权旁落到这批“青”“洪”帮手里，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实行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盘踞的“世袭领地”，把一些地方和单位说成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煽动说：
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文章一发表，“四人帮”的喽罗们就狂叫：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们都要去”。
于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统统成了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的镇压，法西斯的残暴手段令人发指。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名为拥护工人阶级，却给工人阶级本身带来极大的灾难。
人们清楚地记得，正是王洪文这个所谓“工人阶级的代表”，自任工宣团长，率领大批人马，窜进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血腥镇压。
为了镇压工人群众，他们动辄把某个工厂宣布为“老大难”单位，当作“马蜂窝”大捅特捅；
对不跟他们跑的工人群众组织一概“格‘砸’勿论”，置于死地；
他们恣意分裂工人队伍，制造事端，挑动武斗；
他们用棍棒、长矛对付广大工人群众。
这种法西斯暴行，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中进行的，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精神上来瓦解工人阶级队伍。
他们一方面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
一方面又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腐蚀工人阶级。
在他们煽动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毒素严重地侵入工人阶级的肌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亿万人民获得最后解放的唯一保证，它已经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里，是谁都否定不了的。
谁妄想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想把我国工人阶级引向邪路，必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中国向泰国出口石油长期贸易议定书在京签字
顺通副总理和谷牧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胜利原油长期贸易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议定书规定了从一九七九至1983年每年中国向泰国出口胜利原油的数量，并规定有关价格由双方本着友好精神参照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来商定。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
泰国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工业部长格森·乍滴甲瓦，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外贸部部长李强等。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泰国商业部副部长宝·亚马拉南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吉林省民政部门认真做好优抚工作
把党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新华社长春01月14日电吉林省民政部门认真做好优抚工作，把党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一年来，特别是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以来，随着各级民政机构的迅速建立和恢复，优抚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联系优抚工作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优抚工作的罪行，从而澄清了一些理论、思想和路线是非，优抚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拥军优属活动已初步做到了经常化、制度化、群众化。
优抚对象的各种冤案、假案、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有关的四千四百多个优抚对象的荣誉地位得到了恢复。
同时，还给了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期间失踪的军人补办了烈士追恤手续。
在省里召开的第3次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省委和省革委会授予三十名代表以模范的光荣称号，表彰了二十个在拥军优属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
随着优抚工作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吉林省各级民政部门对优抚对象的定期定量的补助也加强了。
补助面和补助数1978年比1977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六和百分之二十四点七。
为适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吉林省决定今年的优抚工作要从发展安定团结出发，全部地彻底地平反和昭雪优抚对象中的冤案、错案、假案。
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优抚工作上的流毒和影响，全面地贯彻优抚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要切实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广泛地持久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在《曲艺》杂志复刊第1期上发表
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意见
他说，“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
评弹工作者要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
坚持说新书为主，同时恢复传统书的优秀部分。
四个现代化，农业排在第1位，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停刊十多年的《曲艺》月刊，从今年01月号起复刊。
今年第1期上刊登了毛主席1923年的词作《贺新郎》的弹词曲调谱曲。
在“陈云同志谈评弹工作”的栏目下，发表了《陈云同志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评弹座谈会纪要》、《陈云同志给吴宗锡同志的信》。
陈云同志认为，“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
评弹界的不团结现象也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所造成的。
评弹工作者要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
陈云同志说：
“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
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
要坚持说新书。
“反映现实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
当然，也不排除在若干年后利用评弹传统节目中经过整理的有益的片段，但目前应该积极努力坚持说好新书。”
要繁荣创作，积累书目。
短篇、中篇、长篇都要。
题材应该多种多样。
陈云同志说，我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四个现代化，农业排在第1位。
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
在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开始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逐步做到对半开。
面向农村，到农村说书对评弹是个大变革。
对艺人来说要有个适应过程，这也是一个学习、改造、锻炼的过程。
演出的内容不一定限于农业方面，应该是多方面的。
在给吴宗锡同志的信中，陈云同志着重阐述了说新书和说传统书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说新书，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
即使开一些传统分回，也仍要以说新书为主。
演出若干传统分回也是必需的。
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
要说服有精力的中年艺人坚持创作新书，当然完全不排除他们有时也说些传统书。
他们如能把新书长篇创作到十回，即使是粗糙的，这对今后评弹仍是很大的贡献。
因为一部新长篇要相当成熟，需要几代艺人的努力，但最大功绩应归开始创作者。
也要说服青年艺人不但要学说新书，而且也要学传统书的艺术功夫，有两套本领总比只有一套本领强。
估计说服他们不会很困难。
陈云同志说：
“要肯定1964年说新书的功绩。
虽然当时是一刀切，但不这样做，到1966年底也逼不出现在演出的几部新长篇，一刀切使当时全部艺人对传统书无可奈何，努力于说新书。
一刀切时间只有三年。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连新长篇也不让演出，那才是耽误了许多人的艺术青春。
但也有一个结果，物极必反，使现在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需要恢复传统书的优秀部分。
历史发展阶段是这样的：
一、传统和新编历史题材为主，略有一些新书如《青春之歌》等；
二、一刀切，说新书；
三、‘四人帮’的评歌评戏；
四、现在到了新书为主，同时保存传统优秀部分的百花齐放阶段。
我认为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一期还发表了黄镇同志为《曲艺》复刊的题词。
复刊第1期的《曲艺》，还载有曲艺工作者韩起祥、徐丽仙等写的缅怀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曲艺事业的文章。
评论文章有《曲艺》编辑部写的复刊词《光荣的使命》，陶钝、侯宝林等同志谈曲艺工作的文章。
这期刊登的曲艺作品，有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反映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事迹的，有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包括弹词、相声、鼓词、快板书、好来宝、二人转等多种形式，还有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四·五”快板、唱词选》等。

大宁县许多优抚对象和群众反映：
“党的优抚救济政策又回来了”
新华社太原01月14日电山西省大宁县正在全县开展扎扎实实的春节拥军优属活动和访贫问寒工作。
大宁县委已经设立了开展上述工作的办公室，成立了慰问团。
全县各个公社和大队也已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他们通过座谈会、讨论会、广播、墙报等各种形式，组织干部、社员和优抚对象，认真学习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宣传做好优抚工作的重要意义，表彰优抚对象的先进事迹。
与此同时，大宁县各级党组织还组织干部、群众和优抚对象批判“四人帮”破坏民政工作的罪行，使大家分清路线是非，增强对优抚对象的阶级感情。
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大宁县各个社、队采取个人申请，群众评议，大队民政领导组审查，公社批准的方法，评选出享受优抚补助和社会救济款物的对象。
这次全县一共发放优抚、救济款一万五千四百多元，棉布五千三百多尺，棉花八百斤。
许多优抚对象和群众反映：
“党的优抚救济政策又回来了”。

安井谦议长和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宴会上祝酒
安井谦议长在京举行答谢宴会
发展两国相互交往加强日中友好合作
邓颖超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安井谦议长和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安井谦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邀出席宴会，同安井谦议长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团员欢聚一堂。
安井谦议长在宴会上祝酒时说，他们在北京期间同中国领导人就日中两国之间和国际上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交换了意见，对此他感到很高兴。
他说：
我们衷心希望日中两国国民代表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能够同民间的交流一样进一步发展下去，因为这样的交往一定会对加强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作出贡献。
安井谦议长说：
“日中两国永远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强烈心愿，而且是实现两国人民幸福和繁荣的良好途径。
与此同时，我们双方决心通过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祝酒时说：
“安井先生这次代表日本国会，带来了贵国众、参两院议长邀请我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书面邀请，我谨代表人大常委会和叶剑英委员长，对安井先生，并通过安井先生对贵国国会和保利茂议长的友好情谊表示深切的感谢。”
她指出，日本朋友们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朋友们的这次访问必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为推动国际反霸事业的继续前进，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邓颖超副委员长请安井先生等日本朋友回国后，转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亲切问候和友好祝愿。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罗青长、张加洛，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斐、陈逸松、林丽韫、荣毅仁、董其武、楚图南，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对外友协副会长夏衍，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民政部最近发出通知
做好优抚对象普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民政部最近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发出关于做好优抚对象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在1979年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优抚对象普查工作。
通知说，目前优抚对象存在着相当混乱的现象。
最近十几年来，优抚对象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地区没有对优抚对象的变化及时进行登记。
有的地方档案不全，资料散失；
有的优抚对象遭到打击迫害，被无故取消了优抚对象资格；
有的本来不属于优抚对象的人，却取得了优抚对象的荣誉。
通知强调：
开展优抚对象普查，弄清优抚对象的实际情况，检查解决优抚工作中的问题，更好地贯彻党的优抚政策，恢复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是优抚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和重要措施。
通知规定优抚对象的普查范围是：
革命烈士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失踪军人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残废工作人员，残废人民警察，参战残废的民兵民工，退伍在乡红军老战士，复员军人，退伍军人，军队退休干部和退休工作人员。

民进中央和全国政协教育组举行招待在京中小学教师茶话会
为实现四化多出早出人才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里今天笑语频频，喜气洋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教育组在这里联合举行招待在京中小学教师茶话会，迎接1979年春节的到来。
全国政协教育组组长、民进中央委员董纯才宣布茶话会开始时，出席茶话会的近二百名中小学教师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代主席周建人在讲话中向在教育战线上辛勤劳动的中小学教师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节日的祝贺。
他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取得更大成就，思想不断进步，祝大家身心愉快健康。
周建人说，大家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在教育，而中小学教育更是基础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必将适应新的形势，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周建人指出，现在学校已开始以教学为中心，把教育工作的重点转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合格的人才，关键在教师。
要提高教育质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教师的责任很重大。
周建人最后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人民教师是崇高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们要不愧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做教育事业的促进派。
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预祝教师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积极的贡献。
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
雍文涛指出，教育战线要适应这个战略转移，必须做到：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
（二）要彻底解放思想，一心一意扑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
（三）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学习文化，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又红又专的人才；
（四）要努力工作，积极创造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出席茶话会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部分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教育组成员，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部分优秀中、小学教师，教育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他们当中有：
徐伯昕、赵朴初、蔡啸、李霄路、孙起孟、葛志成、张明养、方明、徐楚波、霍懋征、冯远程、李爽麟、王宝初、王企贤、马淑珍、方碧辉、郑俊选、杨希亮、刘纯朴。

薛迅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邓颖超吴德余秋里陈锡联康世恩蔡畅宋任穷康克清等同志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01月13日电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薛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0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薛迅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邓颖超、吴德、余秋里、陈锡联、康世恩、蔡畅、宋任穷、康克清、聂真、胡乔木、刘西尧、王新亭、帅孟奇、黄镇、高沂、段洛夫、尹哲、毛联珏等同志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石油工业部、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等。
余秋里、吴德、康克清、宋任穷、刘澜涛、杨秀峰、安子文、王鹤寿、王从吾、马国瑞、王鹤峰、王维纲、唐天际、王国权、平杰三、曾三、陆平、裴力生、夏之栩、浦安修、高沂、毛联珏、尹哲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向薛迅同志的子女及其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由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刘祖春同志主持，教育部副部长高沂致悼词。
悼词说，薛迅同志191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2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薛迅同志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敌人统治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妇女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豫省工作委员会妇女部长和宣传部长、晋豫特委组织部长、晋豫地委组织部长、太北区党委委员兼党校校长、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太岳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河北省委组织部长。
全国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府副主席、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务。
悼词说，薛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努力工作，为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薛迅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热爱和崇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党阴谋集团深恶痛绝，对于他们的覆灭感到无比喜悦。
她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
薛迅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薛迅同志具有顽强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在敌人统治区工作时，曾三次被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种种酷刑，身负重伤，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气节。
薛迅同志对党的工作积极热情，勇于负责，时时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善于组织群众，把党的路线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
薛迅同志作风正派，襟怀坦白，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向坏人坏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她生活非常俭朴，始终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薛迅同志的生前友好以及有关部门群众代表五百多人。
薛迅同志逝世后，宋任穷、王国权、聂真、唐天际、帅孟奇、林铁、杨秀峰等同志曾向她的遗体告别。
追悼会后，按照薛迅同志生前意愿，骨灰全部撒在北京西郊山区。

越南武装人员又向我边境地区开枪开炮
新华社北京01月13日电最近几天，越南武装人员又向中国云南、广西的一些边境地区开枪、开炮，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群众。
01月10日夜间十一时四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在中越界河南溪河越南一侧的河岸上，用步枪向中国云南河口县境内射击。
十一时五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又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南溪河畔的中国村庄射击了八分钟，发射子弹数百发，打坏了中国村庄的托儿所等一些建筑物。
01月12日下午四点多钟，中国广西靖西县岳圩公社利兴大队社员黄进勇、黄进尤，在中越边界中国一侧放牛，突然遭到越南武装人员的射击。
立新大队的一个民兵班闻讯赶来保护，也遭到越南武装人员的猛烈射击。
01月13日十时，越南广宁省滩奔公安哨所的武装人员，突然向中国广西防城县（原东兴县）那良公社的一个高地的中国民兵开枪，中国民兵被迫还击。
不久，越南当局用卡车运载士兵二百多人前来增援，在高地对面架起三挺机枪，一门六○炮。
下午，越南士兵分两次向中国的上述高地发射八发炮弹。
直到天黑，越南士兵仍不撤走，继续威胁中国边境群众的安全。

一文不值的许诺
法新社01月10日自曼谷报道，泰国外长乌巴蒂透露，越南副外长潘贤在河内对东盟各国大使说，范文同去年09月访问本地区一些国家的首都时说过，越南将不干涉邻国的内政。
这些许诺过去得到了尊重，今后仍将受到尊重。
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项准则。
自从最近柬埔寨再次遭受武装侵略，特别是金边被占领以后，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越南当局干涉柬埔寨内政，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不安和愤慨。
这就是越南当局在此时此刻忽然向东盟各国再次许诺“不干涉邻国的内政”的背景。
越南当局是怎样“尊重”不干涉邻国内政的准则的呢？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待柬埔寨了。
根据河内不厌其烦的宣传的说法，柬埔寨最近发生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是它的内政，越南半点也没有干涉。
那里的战争完完全全是柬埔寨的“革命武装力量”打的。
正象越南驻法国使馆发言人早已声明的一样，“我们没有侵占柬埔寨的一寸土地”，所以，无论在老挝也好，在柬埔寨也好，没有半个越南士兵。
金边决不是越南军队打下的。
正象越南外长阮维桢早在去年12月13日在曼谷宣布的一样，如果越南愿意，它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拿下金边，但是它无意这样做。
至于仓促打起旗号的柬埔寨的“革命武装力量”转眼之间从哪儿弄到那么多苏制飞机、大炮、坦克的，对不起，越南不知道，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莫斯科的宣传与河内是同一个调子，并且，前者比后者还增添了一项内容：
苏联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当局。
既有号称东南亚第1军事强国越南的“许诺”，再加上号称世界第1军事强国苏联的“支持”，东南亚各国理应深信自己的内政不会遭到干涉，大可放心了。
然而，东盟国家这几天的反应却同河内的愿望恰恰相反。
《印度尼西亚时报》的社论说：
“范文同访问东盟时带来的信息是，越南将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但是，现在柬埔寨发生的事情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
菲律宾官员听到金边失守的消息时感到惊愕，他们追述说范文同总理曾要菲律宾放心，河内是不会占领柬埔寨首都的（合众国际社马尼拉01月08日电）。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的社论说：
“越南军队十四个师深进柬埔寨如果不是干涉的话又是什么？
越南的保证是空话。”
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说：
“不久前有人向东南亚许诺和平、独立和互不干涉，现在这些许诺怎么样了？
这些言论和行动并不一致。”
确实，越南军队占领金边，使东南亚国家看到：
言而无信，说的一套，干的另一套，正是霸权主义者的一个特征。
（新华社）

东盟外长和泰马报纸
揭露越南领导人表里不一言而无信
本报综合报道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和泰国、马来西亚报纸，对越南领导人作出的种种保证表示不信任。
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01月13日在曼谷东盟外长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去年范文同访问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时，确认了合作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是，在柬埔寨出事后，我们认为，他并没有按照他所说的行事。”
他说：
“目前发生在柬埔寨的事态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
对范文同来说，这是一件令人脸红的事情。”
他还说，东盟外交部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对范文同的一个要求，因为考虑到不仅我们，不仅东盟，而且象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许多别的国家，都对范文同的信用产生了疑问。”
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泰国外长乌巴蒂12日指责说，有的国家“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一套”。
他向记者说，东盟五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将分别要求严格遵守领土完整、主权和互不干涉的原则。
法新社的一则报道说：
东盟外长在12日还表示，他们感到憎恶的是越南领导人以前和东盟成员国之间发表的联合公报遭到了忽视。
“他们认为，应该信守这些公报中所包含的关于和平、中立和互不干涉的诺言，违反这些诺言的各方应该为这方面行动作出交代。”
法新社的报道说，印尼外交界人士12日说，东盟成员国必须警惕越南的下述保证：
它在柬埔寨的行动决不会影响越南的和平友好政策。
他们指出，河内在柬埔寨的行动违背了范文同去年访问东盟国家时关于越南决不干涉其邻国内政的声明。
泰国《暹罗之星报》10日的文章说，越南入侵柬埔寨，表明越南总理范文同所说的越南“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话，是不可信的。
《曼谷邮报》01月09日的社论也说：
“我们所听到的是越南总理范文同保证不支持东南亚各国内部的反抗运动，我们还听到河内的使整个东南亚成为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区的愿望。
但鉴于柬埔寨发生的事，我们怎么对待这些话呢？”
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新海峡时报》09日发表的社论说：
“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我们如何能把范文同先生的热诚的保证同入侵柬埔寨之举调和起来。”
“越南人的保证是空洞的保证。
为了慎重起见，马来西亚和东盟国家需要重新探讨同河内的关系”。

——报告顾问先生，我们胜利了！
——好极了！
月泉

李副总理、利苏洛总理为卡布韦纺织厂奠基
李副总理举行宴会招待利苏洛总理
据新华社卢萨卡01月14日电李先念副总理和赞比亚总理利苏洛今天上午为中国援建的赞比亚中央省的卡布韦纺织厂奠基。
李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在利苏洛总理陪同下到达卢萨卡以北一百二十公里的卡布韦的简易机场时，受到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负责该省工作的中央委员萨苏图以及数百名当地居民的迎接。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格雷·祖卢在纺织厂工地欢迎李副总理。
工地上举行了纺织厂奠基仪式。
参加仪式的赞比亚建设者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热烈欢迎李副总理一行。
利苏洛总理和李副总理在仪式上讲了话。
利苏洛总理说，中国人民是赞比亚人民的“经得起各种气候考验的可靠朋友”。
他说：
“这项工程再次证明，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见之于行动的友谊”，这种友谊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他赞扬中国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利苏洛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把赞中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
“卡布韦纺织厂建成投产后，将大大提高赞比亚的棉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并将基本上满足全国人民这方面的需要。”
他说：
“我们坚信，在卡翁达总统的领导下，赞比亚人民将会排除一切障碍，沿着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继续前进，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李副总理对利苏洛总理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中国对赞比亚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
“中国和赞比亚同属第3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的战友。
我们两国应该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中国对赞比亚的援助，是我们应尽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
同样，中国在许多方面也得到了赞比亚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援助还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力不从心的。
然而，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两国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而作出努力。”
李副总理鼓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赞比亚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格雷·祖卢也在仪式上讲了话。
随后，李先念和利苏洛安放了基石。
在举行仪式以前，中国技术组组长王铭忠向来访者介绍了工程的准备情况和它的规模。
卡布韦纺织厂建成后，将拥有二万五千个纱锭和七百二十台织机。
仪式结束后，李副总理和利苏洛总理乘飞机返回卢萨卡。
新华社卢萨卡01月13日电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今晚在这里的中国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赞比亚总理利苏洛。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祖卢和夫人，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社会和文化委员会主席穆登达，经济和财政委员会主席尼伦达和外交部长查库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内阁部长。
中国方面出席作陪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以及中国驻赞比亚大使葛步海等。
李先念副总理和利苏洛总理在祝酒词中表示希望，中赞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万古长青。
今天下午，李副总理还同祖卢进行了会谈。

柬埔寨军民在东北和西南部等地区开展游击战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报道，柬埔寨军民已经在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区开展游击战，反击越南侵略。
合众国际社01月12日从曼谷援引情报部门人士的话报道，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柬埔寨军民分成小股展开了游击活动。
路透社01月13日也透露，在柬埔寨东部开始了游击战。
美联社01月13日从曼谷报道，西方可靠人士说，柬埔寨的一些部队已经进入西南部的豆蔻山脉和象山山脉。
路透社在同一天的一篇报道中透露，波尔布特的部队将把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
据报道，柬埔寨军民仍在其他各地抗击越南侵略军。
《纽约时报》01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在从金边到柬越边境的一些省，目前的战斗比越南军队向金边进攻时还要激烈。
英国《每日电讯报》01月13日透露，在磅湛和其他一些地方，柬埔寨军队抵抗得很厉害，越南部队不得不绕过一些防守牢固的地点。
《华盛顿邮报》在同一天引述一个情报官员的话报道，在柬埔寨“各地抵抗在继续”。
这家报纸还说，民主柬埔寨“有些正规军和游击部队没有受到损害”。

瑞典群众示威集会抗议越南侵柬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1月13日电瑞典一些城市的人民群众01月13日分别举行游行和集会，强烈抗议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武装入侵并占领柬埔寨。
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游行和集会的群众约一千三百多人。
他们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面写着：
“越南从柬埔寨滚出去！”
“保卫柬埔寨的民族独立！”
“苏联是越南的后台！”
示威者还不断高呼“停止轰炸柬埔寨！”
“支持战斗的柬埔寨人民！”
示威群众在市中心的塞格尔广场上举行了抗议集会。
前瑞典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主席舍尔德·彼得·马蒂斯和著名作家扬·米达尔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揭露并谴责越南的侵略罪行。
米达尔在讲话中还要求瑞典政府冻结对越南的援助。
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说，越南在苏联和华沙集团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并占领了金边，从而粗暴地破坏了各国都有民族独立权的原则。
同一天，在哥德堡、卡尔斯库加、赫尔辛堡、厄勒布鲁、桑德维肯和维克舍等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和示威。

许多国家代表在安理会痛斥越南侵柬
要求越南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
新华社联合国01月13日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01月13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柬埔寨局势问题。
许多国家代表在发言中痛斥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赤裸裸的武装干涉，要求越南军队立即全部从柬埔寨领土撤出去。
新加坡代表许同美发言说：
“在民主柬埔寨发生的冲突，不完全是内部性质的冲突。
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已经派遣它的军队跨过国际边界进入民主柬埔寨，并干预了那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他说，民主柬埔寨和越南之间武装冲突的逐步升级，构成了对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特殊威胁。
他认为，民主柬埔寨政府是对柬埔寨人民负责的，其它国家无权推翻民主柬埔寨政府，不管那个政府如何对待它的人民。
如果坚持与此相反的原则，那就是承认一个外国政府有权干涉并颠覆别国政府。
他强调说，“只有民主柬埔寨人民有权选择和改变它的政府，其它国家无权这样做。
只有民主柬埔寨人民有权选择它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其它国家无权这样做。
简而言之，就是只有柬埔寨人民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越南必须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
这位新加坡代表回顾了越南总理范文同在不到三个月前访问五个东南亚国家首都时所作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对别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行颠覆破坏”等“保证”，新加坡领导人当时就指出希望越南能言行一致。
许同美说：
“我们遗憾地说，在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后，我的国家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对越南讲话的信用及其意图极为怀疑。”
许同美强调说，安理会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决议必须包括下列四点内容：
它应该对越南武装干涉民主柬埔寨的内部事务、侵犯柬埔寨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一事表示痛心；
它应该重申民主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和影响的情况下，有权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的未来；
它应该要求越南军队立即和全部从民主柬埔寨的领土撤走；
它应该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派一个代表团去核实外国军队从民主柬埔寨撤走的情况。
马来西亚代表扎伊通·伊卜拉欣在发言中，首先表示欢迎安理会根据越南、柬埔寨之间武装冲突升级产生的形势作出的召开会议的决定。
他说，最近事态的发展已成为对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柬埔寨的武装干涉。
这种武装干涉已严重地违反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基本原则。
“显然，任何国家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对别的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不管它军事上、政治上有什么借口都是不能原谅的。”
他希望“安理会将能通过一项明确尊重柬埔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议，确保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并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赞比亚代表科尼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出现的这一冲突可能会严重破坏和动摇不结盟运动的结合。
她强调说，赞比亚“十分重视国与国之间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他们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我们希望这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不会在当前局势中遭到损害。”
加蓬代表恩圭马—姆巴说：
“不管有些人为自己找出的辩解理由是什么，西哈努克亲王所阐述的事实是极为严重的。
我的代表团认为，这些事实构成了对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损害。
这不仅是对亚洲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的威胁。
”
他说：
“忠实于不结盟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我的代表团只能起来反对任何国家损害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的一切行为和活动。”
他说：
“加蓬代表团对在柬埔寨发生的并且目前还在陆续进行的事态由衷地感到痛心。
柬埔寨人民长期遭受苦难，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对其呼吁漠然置之。
为此，我的代表团现在就肯定地表示，它将支持安理会的一切能够保证尊重边界和柬埔寨领土完整，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最终能够和平地生活并在没有第三国任何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倡议或决定。”
葡萄牙代表佩雷拉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以社会政治理由用武力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是正当的。
不管多么严重的争端都应当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
这一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并体现在各国的行动中。
如果这些得到普遍赞同的原则不受惩罚地遭到破坏，小国就不会感到安全。
他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必须坚持，并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柬埔寨。
新西兰代表特兰西斯发言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越南军队进入了柬埔寨并且正在同民主柬埔寨人作战，他们侵犯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
我国代表团对这种违背联合国宪章中心原则的行为感到痛惜。”
他声明新西兰代表团“要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即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军队，完全尊重那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英国代表理查德指出，不管其他情况怎样，“越南侵犯民主柬埔寨——一个联合国的独立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是不可原谅的。”
他说，“柬埔寨人民有资格为他们的历史遗产感到骄傲，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有力地为他的小国保持领土完整的权力进行了辩护。”
他宣布英国“对武装干涉柬埔寨感到痛惜，希望看到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领土，并重视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
美国代表安德鲁·扬说：
“一个国家的军队现在正占领着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同时以武力给这个国家强加上一个新政府，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去解决我们已讨论得很明确的问题：
即越南军队必须立即从柬埔寨撤走，必须尊重柬埔寨的领土完整，越南应使自己尊重这一地区其他国家领土完整的声明成为令人信赖的。”
他强调说，越南使用了飞机、军队、武器和物资，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占领了柬埔寨大部分土地。
这几个月来大量的、可靠的和连续不断的报道已使人不容置疑。
他说，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声称它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支持。
事实上，它现在是靠越南的刺刀来实行统治。
他强调说，印度支那必须包括一个独立的柬埔寨。
他要求所有爱好和平和稳定，要求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体系的国家敦促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柬埔寨，采取行动以确保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境的完整，努力寻求办法以避免这个地区的冲突扩大。
这次安理会的会议于13日下午五点半结束，将于15日上午复会。

越南侵柬遭到世界舆论普遍谴责
勃列日涅夫再次亲自出马为越南打气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正当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遭到世界舆论普遍谴责、越南当局日子很不好过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又一次亲自出马为越南统治集团打气。
据塔斯社报道，01月13日晚勃列日涅夫在索非亚同日夫科夫会晤时，把越南出动飞机、坦克、大炮悍然侵略柬埔寨说成是“柬埔寨爱国力量的胜利”。
越南的侵略严重地破坏了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勃列日涅夫却说它“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具有“重大意义”。
勃列日涅夫还把越南操纵的柬埔寨傀儡组织说成是柬埔寨人民的代表，对这个傀儡表示支持。
塔斯社报道说，勃列日涅夫在同日夫科夫交换意见时表示，苏联和保加利亚“将支持柬埔寨人民为建立一个和平、独立、民主、不结盟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柬埔寨而作的努力。”
勃列日涅夫的谬论混淆不了视听，只是又一次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侵略柬埔寨的幕后唆使者。
勃列日涅夫是01月13日中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契尔年科等陪同下乘火车抵达索非亚的。
据报道，他到保加利亚进行“短暂的友好访问”。

越南操纵柬傀儡政权的新闻发布
新华社北京01月13日电曼谷消息：
柬埔寨傀儡政权的新闻发布权一直控制在越南当局手里，这是法新社01月12日发自曼谷的一则消息所指出的。
这则消息说：
“河内电台看来对有关柬埔寨的消息实行着第一手的垄断”，而金边政权“并没有真正掌握住这个重要部门的工作。”
消息说，01月11日宣布所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河内电台立即就广播了，而金边电台在11日晚迟了很多时候之后才报道这条消息。”

铁托总统对东南亚局势表示不安
《战斗报》驳斥塔斯社对南驻联合国代表发言的攻击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1月13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上午在布里俄尼岛接见意大利外长福拉尼时，表示对东南亚最新局势的发展“感到巨大不安”。
铁托总统强调指出，“不结盟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都必须只能根据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
铁托总统说，必须加强不结盟国家的团结。
他说，不结盟运动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是符合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客观利益的。
铁托总统还说：
“各国必须不断做出努力，以加强欧洲和世界的缓和进程，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危险以及冷战冲突因素重新复活的危险，因为这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可能会产生长远的不良后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1月13日电南斯拉夫《战斗报》今天据理驳斥了苏联塔斯社对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的攻击。
《战斗报》指出，塔斯社在有关报道安理会会议的对外新闻稿中，无理攻击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搞幕后活动”，“实际上是在维护被柬埔寨人民推翻的波尔布特政权”。
《战斗报》驳斥说：
“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过去和现在一样，当民主柬埔寨合法政府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会议时，一向致力于遵循并运用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边界不可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
他们这样做从来都是始终不渝的，坚持原则的，开诚布公的。
因此，根本用不着搞什么‘幕后活动’。”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南斯拉夫报纸继续发表评论，谴责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揭露越南炮制傀儡政权的把戏。
《政治快报》14日的评论指出，靠外来军事干涉和绑在入侵部队坦克上的本国角色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合法政权，这种例子是罕见的。
越南军队的这种侵略行径，也是今年以来国际军事政治舞台上动用武力的第1个军事“表演”。
《新闻晚报》13日的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
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新闻周报》14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通过军事干涉推翻柬埔寨合法政府，外国军队进驻柬埔寨领土，这一切都意味着对各国关系行为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
评论说：
“边界争端或其他争端，是不能通过暴力和入侵来解决的。”
“如果每个国家都擅自通过武力而不是通过和平谈判寻求解决办法，那我们这个世界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评论说，“人们原以为，入侵部队只要占领一部分柬埔寨领土、使‘团结阵线’占据一块‘自己的’地盘，以便将来从那里开展反金边政府的政治军事行动就满足了。”
“但是，越南人这次却一干到底”，“越南部队悍然分四路大举入侵柬埔寨，并占领金边。”
《人民军报》11日发表一篇评论指出，柬埔寨领导人曾明白地告知越南，柬埔寨希望独立发展。
但是，现在柬埔寨却“受到了入侵部队的强大进攻”。
评论说，“邻居间的冲突，同某种全球战略合拍了。
因此，东南亚的事件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它影响着世界和平。”

儿皇帝登基朱根华

哈哈镜里闹“革命”
冬明
由于侵犯柬埔寨的一时得逞，越南反动当局的扩张野心显然膨胀到了昏昏然的地步。
就在侵略者侵占金边前两天，01月05日，越南的军队报纸《人民军队报》向全军发出了要为“世界革命事业”做出“光辉的贡献”的号召。
这家报纸吹嘘说，越南已经成为“革命的象征”，是一个“正在实现时代的革命目标的国家”。
这真是一顶不小的桂
冠！
然而，革命并不是自封的，看一个国家是不是革命的，不在于它的表白，而要看它的行动。
越南当局是不是“革命的象征”，也要看它的所做所为。
那末，越南干了些什么“革命”的事情呢？
《人民军队报》除了说了些什么“正义反对非正义”、“文明反对强暴”之类的空话之外，没有说出一件具体的事情来。
幸而，它总算给人们留下了一条线索。
它说：
“过去的一年，越南仍然是世界头等新闻大事”。
那就看看是些什么“大事”吧。
过去的一年，越南成为“世界头等新闻”的“大事”是什么呢？
谁都知道，那就是越南大肆反华，驱赶了十多万华侨和越南公民，对柬埔寨发动了侵略战争，加入了苏联的“大家庭”的经互会，同苏联缔结了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人们忍不住要问：
如果这一切就是“革命的象征”，那末，到处侵略别国、缔结德意日轴心的希特勒之流岂非更是“革命”之至？
在越南当局眼里，所谓“革命”，就是抢了华侨和越南公民的财产和黄金不够，还要抢柬埔寨的领土；
就是搞自己的“印支联邦”还不够，还要替苏联在东南亚和亚洲打天下。
这就是《人民军队报》所说的“正在实现时代的革命目标”的真正涵义。
无怪乎《人民军队报》要把苏越条约吹捧为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一大贡献”。
有了这个条约，越南当局以为它就可以有恃无恐，把侵略柬埔寨这类“革命事业”推行到东南亚去了。
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之后，并不心满意足，而决心要为“世界革命”做出“光辉的贡献”。
这就向全世界宣布，越南的侵略目标决不仅仅限于柬埔寨，而是要向更远大的目标进军了。
在大小霸权主义者的字典里，所谓“世界革命”，不过是在世界范围内大搞侵略扩张和颠覆活动的同义语。
这不是什么“世界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世界反革命”。
越南当局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任务”，充其量也就是充当苏联在亚洲的古巴，为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效犬马之劳。
这些被霸权欲望迷住了心窍的家伙，就象站在哈哈镜面前，按照自己的需要看世界。
它们把自己无限地扩大，把全世界人民无限地缩小。
它们就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一步跨进哈哈镜，闹它们的“世界革命”了。
这一切，似乎是一部新的“艾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开端，然而其结局却不可能象艾丽思那么美妙。
用“革命”的空洞词藻来掩盖反革命的行径，毕竟是骗不了人的。
《人民军队报》在吹嘘越南的侵略行为得到“全世界”的“拥护和支持”时，所能举出来的无非就是苏联和它的“大家庭”里面的那些角色。
把这种极端孤立吹嘘为“全世界‘为了越南’的心意”，并不反映世界的真实，而只能说明越南反动当局正在它的哈哈镜前何等的自我陶醉，顾影自怜。
如果这伙强盗因此而得意忘形，钻进这面哈哈镜里去闹他们的“革命”，他们得到的将只能是头破血流。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民族传统的舞台艺术，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庆长初年（一六○〇年），一位出云大社出身的名叫阿国的巫女来到京都，在闹市区搭起戏棚，表演《念佛舞》。
《念佛舞》本来是表现宗教法悦的舞蹈，但是，具有卓越艺术天资的阿国一扫旧程式，女扮男装，并且在演出中特地加进了现实生活中花梢斗妍的欢乐情节，这对于文娱生活贫乏的群众来说，无疑是一种艺术享受。
这种舞蹈不拘形式，动人心弦，所以当时人们借用“倾倒”一词来称呼。
后来，又由“倾倒”演化为《倾城舞》。
庆长末年，《倾城舞》已经普及到日本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由《倾城舞》发展到“歌舞伎”，表明了选用汉字的差异，这里面饱含了日本汉学家的心血。
歌舞伎的“歌”字表示音乐，“舞”字代表舞蹈，“伎”字是表演技巧。
选用“歌舞伎”三个汉字，准确地概括了这门传统艺术的内容。
最初的歌舞伎（即《倾城舞》）的内容比较一般，情节简单，而且没有脚本。
到了元禄时代，（一六八八——一七○四年），歌舞伎发展到成熟阶段，有了脚本，戏的内容，情节和表演手法等也更加丰富。
宝历、宽政的五十年间（一七五一——一八○一年），歌舞伎吸收了民间传统艺术“能”
（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的特长，使音乐部分更加发展。
这是歌舞伎历史上的全盛期，《忠臣藏》、《菅原》、《千本樱》等大批优秀剧目就是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的。
文化、文政年间（一八○四——一八三〇年），歌舞伎开始在刻画人物上下功夫，走上了剧中人物典型化、个性化、艺术化的道路，出现了描写庶民现实生活的《生世话物》。
这是一种社会剧，在这种剧中，丑和美、恶与善、勇敢和懦弱、勤劳和懒惰、温良和残忍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情态，都被艺术地再现出来。
歌舞伎的角色在台上并不歌唱，只管表演和道白。
歌唱以及剧情解释则由他人担当。
歌舞伎的剧目分四类：
通过舞蹈进行表演的滑稽剧或故事剧，称为“义大夫”狂言；
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以古喻今的历史剧叫作“时代物”狂言；
描写男女爱情和庶民生活的叫作“世话物”狂言。
还有叫作“所作事”的舞蹈剧。
古老的歌舞伎与中国古代戏曲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歌舞伎在表演上讲究传神、语气、吐字、身段、叫板、亮相等，中国京剧同样要求神、气、字、身等等。
歌舞伎在角色上有“立形”、
“女形”、“娘形”、“花车形”、“敌役”和“荒事”之分，这和京剧中的“生”，“青衣”、“花旦”、“丑”、“净”、“末”行当颇为相似。
张云芳

毒伞枪——一种神秘的杀人武器
张培贤
前不久，逃亡国外的两名保加利亚官员骤然死去，西方报刊对这个神秘的案件纷纷报道，并根据各种迹象推测，他们是遭苏联克格勃特务用秘密武器暗杀的。
1978年09月11日，前保加利亚文化官员、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格奥尔基·马科夫突然离奇死去。
马科夫在临死前对人说，他曾在四天前被人用一把伞的伞尖刺中腿部。
马科夫曾是保加利亚颇受欢迎的剧作家，四十九岁，1969年访问意大利时投向西方。
以后，一直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部，每周安排一个有关东欧问题的文化节目。
他还为“自由欧洲电台”撰写稿件。
1978年09月07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部门口的街上，穿过一排等候公共汽车的队伍时，一名身材魁梧、操浓重外国口音的男子用一把雨伞刺了他的右大腿一下。
这名男子当即逃走。
马科夫马上感到不适，回到办公室后感到疼痛。
他的朋友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马科夫不断说：
“我中毒了”。
四天后，马科夫死在医院里。
马科夫死后没几天，他在巴黎的朋友符拉基米尔·科斯托夫向法国警察当局报告说，1978年08月26日他也遇到过同马科夫相似的情况。
科斯托夫1978年08月26日，当他在妻子的陪同下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地下铁道车站出来时，感到他的背部受到轻轻的一击，同时听到象气枪声一样啪的一声响。
他感到剧痛，回到家里后检查背部，发现上衣和衬衫被刺破了，背部有很大一片红肿，中间有一个针刺的痕迹。
医生用X光检查后，从中取出了一个直径二毫米的金属物。
科斯托夫发了四十八小时的高烧，但他没有死。
紧接着，另一名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保加利亚变节者西蒙诺夫，被他的女友发现死在楼梯下，口角流血。
解剖尸体显示，他因吸入从破伤的鼻子流出来的血液，死于窒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流亡奥地利的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人塔巴科夫，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一个保加利亚男子对他说：
“我是毒伞杀手，现在轮到你了。”
在这之前几天，塔巴科夫还收到一张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寄信人威胁说：
“塔巴科夫已死到临头。”
塔巴科夫现居维也纳，编辑一份反对保加利亚政府的报纸。
塔巴科夫说，他看到这些威胁的后面，是保加利亚的间谍在活动。
这一系列事件使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反间谍组织立即进行调查研究。
马科夫死后，经法医验尸和做尸体组织取样分析，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起初怀疑死者是被带有细菌的伞尖刺伤，造成血液中毒，引起败血症而死。
后来，经用X光检查，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颗金属弹珠。
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断定马科夫死于蓖麻毒中毒。
原来这是一颗特制的毒弹，弹体直径只有二毫米左右，弹内盛有剧烈的蓖麻毒。
这种毒弹是用藏在伞里的一个装置射入受害者体内的，弹内的蓖麻毒使马科夫身体中的细胞无法对蛋白质发生代谢作用，从而导致他的死亡。
查明了杀人凶器，就排除了自杀或自然死亡的理由。
那么杀人犯是谁呢？
人们普遍怀疑是苏联克格勃。
英国《每日快报》在评论中说，谋杀马科夫的最大嫌疑犯是保加利亚间谍。
但是鉴于保加利亚同苏联目前的关系，苏联克格勃不可能不知其事。
克格勃内部设有专门的化学毒物研究及制造部门，不但研究毒菌，而且还研究用毒气弹杀人。
比如1961年08月，克格勃分子鲍格丹·斯塔钦斯基按照克格勃的命令，用一支特制的氰化物压力喷枪“清除了”两名乌克兰流亡分子。
1964年09月06日，西德驻苏大使馆秘书霍斯特·施维尔克曼在莫斯科被人突然刺了一下臀部，觉得很痛，后送入美国大使馆的医院，结果发现体内有小型芥子气毒气弹，施维尔克曼的肌肉已经腐烂，很快就死了。
事后苏联政府向西德道歉，但谁都知道这是克格勃下的毒手，因为施维尔克曼是窃听器专家，他连续破获了苏联的窃听设备，被克格勃报复杀死。
事情很明显，这些保加利亚流亡者之所以遭到谋杀，是由于他们经常参予猛烈抨击苏联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广播活动，因而受到克格勃的极度仇视。
这一连串事件，使西方国家感到不安，苏联特务渗入西欧，为所欲为地执行私刑，无视西欧国家的保安力量，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现实！
暗杀者利用英国人惯用的雨伞作为凶器，使人难于防备，难怪英国及整个西欧都为之惶恐不安。
（附图片）
1、扳机
2、操纵索
3、释放扣
4、弹簧
5、活塞式击锤
6、气瓶
7、气瓶夹具
8、填封物
9、穿孔器
10、毒弹
11、枪管
上图是马科夫被杀示意图。
左图为毒伞枪结构示意图。

漫谈中美两国人民的早期交往
罗荣渠
中国和美国，被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
北京正午时刻，纽约差不多是午夜。
正是：
“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清人黄遵宪诗）。
但万里波涛阻隔不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美国是新大陆第1个年青的共和国，它于一七七六年赢得独立，一七八四年02月，就派遣第一艘美国船驶往中国。
这艘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挂着簇新的星条旗，从纽约港放洋，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行程一万三千英里，来到“帆樯通万国”的广州。
中国人开始分不清英国人和美国人，把这些来自远方的新客人称为“新国民”。
船员们拿出地图指明他们国家的地理位置情况后，受到了友好的接待。
后来中国人把这个挂星条旗的国家称为“花旗国”。
这支商船满载中国的茶叶等货物，连同中国人民的好客情谊，于一七八五年05月返回纽约。
随着“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美国商船源源不断地把人参、皮毛、檀香、银元等物，经印度洋航线或太平洋航线运来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贩往美国和其他地方。
远东航运业务促使美国造船技术发展。
著名的“飞剪快船”就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为适应对华贸易的需要而制造的。
一八三九年，它以一百零九天的时间创造了由纽约到广州的航行纪录。
东来的美国人把西方新式铸铅印刷汉字的新印刷术传到了印刷术的祖国中国，在广州等地印刷书刊和创办《澳门月报》等。
一八三四年，美国人组成“在华传播实用知识协会”，把西方科技知识和历史知识介绍到中国。
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迄今尚无定论。
据说早在一七八五年，曾有三名中国水手随外国船只到过美国大西洋岸的巴尔的摩。
一七九六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一位荷兰籍代理人，携带大量中国艺术品和五名中国仆人到达美国费城。
他给自己的庄园取了一个别致的名字：
“中国的隐退”，并首先在美国展出中国艺术品。
据美国官方统计，从一八二〇年到1850年间，到过美国的中国人约为七百七十人左右。
中国人大量前往美国，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
1848年，中国劳工三人（两男一女）抵达旧金山的金山。
传说他们曾在今日旧金山华埠板街的岗州古庙所在地憩息过，后来有人在这个地方的砖墙上镌刻“居美先锋”四个大字，作为纪念。
在1851年一年内，加州华工由四千人增至二万五千人。
华工称为“金山客”，乘坐的船称为“金山船”，香港经办美国华工所需货物的商号称为“金山庄”。
“金山客”的多少与香港“金山庄”生意的旺淡息息相关。
华工在美国西部开矿山，修铁路，披荆斩棘，垦荒造田，用自己的血汗浇灌美国西部大地的光辉事迹，是举世周知的。
正如美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福斯特曾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
“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除了劳力上的贡献之外，勤劳智慧的中国劳工还把中国传统的技艺特别是农作技术带到美国，这可以说是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最早的文化交流。
在加州早期淘金沙时，中国人把中国古代的水车介绍给了这个新国家。
据一位美国华侨记载，在加利福尼亚州耶雷卡的某处河岸，长期保存一具大水车作为纪念。
中国人对加州早期的农业、蔬菜、水果、园艺的发展，都有较大贡献。
他们把从广州带去的蔬菜种子试种在加州土地上。
据一位波兰作家记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旧金山中国园丁种植的木莓、草莓都大得出奇，草莓有小梨一般大，洋白菜比欧洲的品种大几倍，南瓜藤象水管一般粗。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加州果树种植的发展，如无华工之勤劳，将延迟二十年。
有一种樱桃树，最早产于俄勒岗州，后来由一个名叫“冰”（Bing）的中国厨师在苗圃中精心培育而成良种，于是人们把这种樱桃称为Bing cherry。
1868年09月，美国农业部特派员薄士敦到北京，带来了美国的图表和各种种子。
次年，中国政府以徐光启《农政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十种农书医书和数十种谷、豆、花树种子回赠。
这是两国正式交换农作物种子的开始。
此外，中国的烹调术和医术早就随华工一起传到美国。
中国菜“杂碎”（chop suey）在美国久享盛名。
十九世纪初，仅纽约市就有“杂碎馆”三四百家之多。
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后来遭到美国“排华法案”等种种因素的严重破坏。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美国人民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关心和支持中国的进步。
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在他写的《对一个男孩的可耻迫害》等小说中，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的排华运动。
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义和团，甚至幽默地说：
“我就是一个义和团员。
义和团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排华决议的会议上，波士顿工人代表挺身而出，指斥排华法案违反美国宪法。
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中国人民反对排华的爱国运动中，美国进步舆论站在中国人一边。
《旧金山纪事报》注意到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指出“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就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干他们想干的事……”。
同样，中国人民也总是把美国人民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关心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一九○一年，林纾、魏易合译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又改编为戏剧上演，这加深了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苦难境迂的深切同情。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短短几十年间，摆脱了英国的经济殖民地地位，一跃而为世界最新的资本主义大国，而中国则日趋衰落，沦为半殖民地，对比极为鲜明。
因此，清末的维新派常举美国作为独立富强的榜样，从梁启超到孙中山，许多人都到过美国，去寻找富国强兵之道或学习科学。
戊戌政变失败后，一九○三年，梁启超畅游美国，横贯北美大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他回国后发表了《新大陆游记》。
他在《游记》中记述了自己的亲眼见闻，评介了美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政党斗争、托拉斯组织、工人运动、妇女和黑人问题、华侨状况等等情况，打开了中国人对美国、对世界新事物的眼界。
在参观一七七三年波士顿茶党倾毁英国茶叶的斗争史迹后，他认为与1840年中国人在广东焚毁英国鸦片的史迹“绝相类似”，而“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颇为感慨，写记游诗一首，诗云：
“雀舌入海鹰起陆，
铜表摩挲一美谈。
猛忆故乡百年恨，
鸦烟烟满白鹅潭。”
诗中提到的“百年恨”，指的是鸦片战争。
历史在前进。
从戊戌维新到现在，时间整整过了八十年。
中国、美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民的“百年恨”已经洗雪。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经过历史的严峻考验之后，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

谢贝利河边的节日
朱世达
索马里贝纳迪尔州阿夫高依镇的农民，每年夏天都要庆祝“伊斯通卡”节，这是一种模拟古代战争的游戏，用来欢庆当年丰收，希望来年雨水充足，河水奔流，庄稼茂盛。
据说这种节日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驱车，穿过阿夫高依镇，来到镇西南的傍依索马里第2条大河谢贝利河岸的阿夫高依村。
路上，行人络绎不绝。
喜气洋洋的姑娘们穿上色彩鲜艳的长裙，头戴五彩缤纷的头巾，一直披到肩上。
光着脚的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有的爬到大树顶上，等待战斗开始。
几千农民出现在刚收割完的田野上。
他们头上扎着一块色布，前额垂着一根丝缨，腰间缠一条花巾。
有的穿着印有非洲特有的大花朵图案的圆领战袍。
各村农民有自己的特殊标记，比如，有一个村的勇士们一律穿着印有一把利剑直刺一条鳄鱼图案的衬衫。
不久，人群分成两队，他们拿着树枝，高唱着“我们决不后退”的歌曲，列队进入阵地。
兴高采烈的小伙子，在队伍中跳起当地的达巴希德舞。
这些终年劳动的人们，肌肉发达，身体健壮，在奔放、有力的舞姿中，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一个人吹响了喇叭，于是，对阵双方，右手高擎树枝，呐喊着奔向对方。
突然无数根树枝在空中飞舞，人们用树枝向对方的脸上、头上、肩上、身上，劈头盖脑地抽打。
这时候战场上烟尘飞滚，鼓声喧天，穿带鲜艳民族服装在四周观战的姑娘们，在人群中吹着口哨，唱着歌，追述古代的民族光荣，回顾前人如何为保卫家园而战，为保卫黑非洲而战。
一些抵挡不住抽打、四散奔逃躲进村里的小伙子，遭到妇女们的奚落：
“胆小鬼，回到阵地去！”
节日要连续庆祝三四天。
整个阿夫高依地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农民们屠宰牲口。
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探亲访友。
晚上在街上跳起当地的民间舞蹈。
节日过去了，村民们又和蔼地在一起生活，早就把战场上互相戏谑的抽打，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位索马里朋友告诉我们，“伊斯通卡”节的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是近年来才改用树枝的。
早年，人们使用斧子、剑和匕首互相进攻，以显示勇敢的精神。
一位索马里作家在一篇描述“伊斯通卡”节的文章中写道：
“当人们了解到索马里人民赋予‘伊斯通卡’节深刻的社会意义的时候，他们就能在这样一个叹为观止的场面中，清楚地看到孕育在朴实的索马里民族性格中的英雄胆略。
显然，索马里人民没有被一个世纪多的欧洲殖民主义所屈服，也没有被殖民主义带到非洲土地上来的灾难所压倒。”
（附图片）
图为索马里农民在庆祝传统的“伊斯通卡”节时手舞足蹈的情景。

阿根廷国旗的诞生
苏振兴
图库曼城位于阿根廷西北部。
一八一六年阿根廷在这里宣布脱离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
今天，在图库曼城博物馆还保存着阿根廷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一面国旗。
这是一面光荣的战旗，她诞生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炮火之中，是阿根廷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
第一面国旗的创制者是阿根廷独立运动最杰出领导人之一的贝尔格兰诺将军。
曼努埃尔·贝尔格兰诺一七七〇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商人家庭，年青时曾到西班牙求学，研究十八世纪的各种先进思想。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一七九四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在他自己创办的《商业邮报》及其他刊物上，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宣传。
一八一〇年05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起来推翻西班牙殖民总督，建立了拉普拉塔临时政府。
贝尔格兰诺积极投入了这场革命。
临时政府成立后，贝尔格兰诺被选为委员并取得了将军头衔。
他负责组织军队，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以保卫临时政府。
他并把05月革命的胜利扩大到整个拉普拉塔地区。
一八一二年02月27日，贝尔格兰诺创制了阿根廷的第一面国旗。
当时，他正担任据守在巴拉那河一线的炮兵部队司令。
他在给临时政府的报告中说，鉴于需要，他已下令制作一面国旗。
他采用了当地人民过去反对英国侵略军时用过的标志——蓝、白色的带子的颜色作为国旗的颜色。
在罗萨里奥城举行的第1次升旗仪式上，贝尔格兰诺高举国旗和炮兵部队一起宣誓：
“我们宣誓打败内外敌人，使南美洲成为独立与自由的神圣土地。”
“祖国万岁！”
拉普拉塔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大为恐慌。
他们从当时南美殖民统治的巢穴——秘鲁派出重兵，从阿根廷西北部向拉普拉塔进犯，对拉普拉塔独立运动形成严重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贝尔格兰诺又接任北方军司令。
一八一二年05月25日，在北方军驻地胡胡伊城举行的庆祝05月革命两周年集会上，贝尔格兰诺手举第一面国旗向战士们讲话：
“05月25日将永垂史册。
今后你们纪念这个日子又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你们第1次看见了我手中的国旗。
这面国旗已使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
战士们激动地表示：
“将为国旗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八一二年09月24日，北方军与殖民军在图库曼城下展开了一场激战。
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北方军在第一面国旗的指引下，士气大振，锐不可当，重创殖民军。
图库曼战役的胜利，扭转了西北地区的战局，对保证以后拉普拉塔独立运动赢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过的人民，最懂得独立、自由的可贵。
今天，阿根廷人民在第一面国旗的诞生地——罗萨里奥城建立了一座国旗馆，馆内陈列着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各独立共和国的国旗。
每逢重要节日，青少年们在国旗馆外的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阿根廷国旗在庄严的鼓乐声中徐徐升起，象征着阿根廷人民决心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继承独立运动先驱者们的革命精神，为维护第一面国旗所代表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事业，继续进行不屈的斗争。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