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南北中不同地区建立综合实验基地
开展农业现代化科研活动初见成效
桃源、栾城、海伦三县去年均获丰收
新华社北京01月05日电中国科学院与湖南省、河北省和黑龙江省合作，分别在桃源、栾城和海伦建立了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以这三个县为基地，综合开展农业现代化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初步成绩。
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为了在我国南、北、中三个地区研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经党中央批准，选择了上述三个县作为开展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以及推广有关研究成果的中间试验基地。
1978年04月，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了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会议，成立了三个现代化研究所，同三个省委一起，给三个研究所配备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确定由李庆逵、郭锦辉、曾昭顺等专家分别兼任所长。
三个现代化研究所不久前已经开始工作，制定了近期和远期规划。
中国科学院责成综合考察委员会、地理研究所、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和南京土壤研究所分别帮助三个所加强科学研究，以老所带新所。
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与三个省一起组织了三个科学考察队，每个队有几十个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参加，分别对三个县的自然条件和资源进行综合考察，结合各县的生产现状，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制定农业区划和农业规划。
在进行科学考察的同时，三个县已开始进行一些科学实验活动。
其中包括高产、稳产、优质、低耗、高效率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耕作制度的研究；
改土治水、提高土壤肥力的农田基本建设技术的研究；
主要动物、植物优良品种的培育及优种化；
各种新技术在农业上的推广和应用；
以及农业经济、农村能源和畜牧业机械化的研究等。
地处我国南北中三个不同地区的桃源、海伦和栾城县，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努力下，农业生产已经初见成效。
1978年海伦县在遭到春旱和雹灾的情况下，二百五十三万亩粮田的粮食总产量比1977年增加了二亿三千三百四十四万斤；
栾城县充分发挥各种农业机械的作用，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地增施磷肥，及时防治病虫害，使1978年二十九万五千亩夏收作物总产量比1977年增加了七千七百四十九万斤；
桃源县也获得了丰收，一百零五万亩粮田的粮食总产量，比1977年增加了一亿七千九百万斤，油料作物总产量增加了三万担。

将去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西哈努克亲王率柬政府高级代表团抵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宾努亲王同机到达，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贵宾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晚上乘飞机从金边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作短暂逗留后，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团员有：
秀蒲拉西大使，吉春大使。
宾努亲王和夫人也同机到达北京。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耿飚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等，到机场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
在飘扬民主柬埔寨国旗和中国国旗的机场上，中柬两国战友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陪同由机场前往宾馆。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休息厅里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等一行亲切交谈，畅叙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邓颖超副委员长赞扬西哈努克亲王热爱自己祖国、维护祖国独立的高尚品质。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支持。
到机场欢迎柬埔寨贵宾的还有：
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元培等。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勇燕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金边消息：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06日下午乘飞机离开金边，途经北京前往纽约。
西哈努克亲王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同机离开金边的高级代表团团员是：
秀蒲拉西大使和吉春大使。
宾努亲王和夫人也同机离开金边前往北京。
（附图片）
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崔宝林摄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赵天聘摄

将去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西哈努克亲王率柬政府高级代表团抵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宾努亲王同机到达，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贵宾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晚上乘飞机从金边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作短暂逗留后，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团员有：
秀蒲拉西大使，吉春大使。
宾努亲王和夫人也同机到达北京。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耿飚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等，到机场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
在飘扬民主柬埔寨国旗和中国国旗的机场上，中柬两国战友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陪同由机场前往宾馆。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休息厅里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等一行亲切交谈，畅叙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邓颖超副委员长赞扬西哈努克亲王热爱自己祖国、维护祖国独立的高尚品质。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支持。
到机场欢迎柬埔寨贵宾的还有：
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元培等。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勇燕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金边消息：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06日下午乘飞机离开金边，途经北京前往纽约。
西哈努克亲王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同机离开金边的高级代表团团员是：
秀蒲拉西大使和吉春大使。
宾努亲王和夫人也同机离开金边前往北京。
（附图片）
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崔宝林摄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赵天聘摄

必须制止无法无天的侵略
本报评论员
越南当局悍然开始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越南侵略军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从1978年12月25日起，从柬埔寨的东北部到西南部，全面发起进攻，并已深入柬埔寨境内，侵占了柬埔寨的大片领土。
面对越南的野蛮侵略，英雄的柬埔寨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正在万众一心，同越南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
越南当局不顾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不顾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孤注一掷地跨出大举侵略柬埔寨的这一步，充分说明这个地区霸权主义者猖狂到了何等程度。
越南当局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肮脏的战争。
同越南相比较，柬埔寨是一个小国、弱国。
柬埔寨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愿意参加越南为控制印度支那地区而策划的“印支联邦”，不愿意同越南建立主仆性质的所谓“特殊关系”，不同意修改越南一再保证过予以尊重的柬越现有边界。
民主柬埔寨坚持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立场，这有什么过错？
越南当局却因此兴师动众，大举入侵柬埔寨，妄图凭着它的军事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柬埔寨，把柬埔寨变成它的附庸。
越南当局进行的这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是妄图征服一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一场背信弃义的非正义战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殖民战争。
越南当局这种在国际关系中践踏一切原则的无法无天的行径，彻底暴露了这个新起的地区霸权主义者向外扩张的极端疯狂性。
一个国家象越南那样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武装侵略一个邻国，那样恬不知耻地公然宣称推翻邻国的合法政府、吞并一个主权国家是它的“使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打着应一个所谓合法政权的“请求”的幌子。
苏联为它的古巴雇佣军，也准备了这样一张“应邀”入侵非洲并在那里赖着不走的“护照”。
越南当局现在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却连这一点遮羞的东西也不要，赤条条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如果容许越南当局这种行径得逞，世界上还要国际公法干什么？
还要国际关系准则干什么？
在柬埔寨以后，又是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将在越南手下遭殃？
苏联又将把古巴、越南这两条狼犬放到哪里去咬谁？
在亚洲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将还有什么和平与稳定可言？
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点燃了目前世界上的又一堆战火，在东南亚和亚洲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使柬埔寨的东南亚邻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越南当局已经成为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罪人。
如果听任越南侵略战争的火焰继续燃烧并且蔓延，就将引起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因此，对于越南侵略柬埔寨，决不能仅仅作为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或是地区性的问题来对待，而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共同对付的问题。
柬埔寨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越南侵略问题，这是完全正当的，必要的。
越南当局对柬埔寨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侵略，仗的无非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庇护。
它以为有了一纸苏越条约，就可以放手在东南亚为非作歹，横行无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但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和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者象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它们错误估计形势，如此嚣张放肆，轻举妄动，绝对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柬埔寨人民是有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的人民。
他们过去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并不是为了使他们的祖国沦为越南的殖民地。
他们知道，柬埔寨现在是挡住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一道屏障。
他们今天抵抗越南侵略者，既是为了保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生存，也是为了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越南侵略者虽然可以侵城夺地，气势汹汹，得逞于一时，但是，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战争的性质。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反侵略战争中，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
柬埔寨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军民团结，坚持长期抗战，用人民战争对付侵略战争，就一定能打败越南侵略者，使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
坚持反侵略的柬埔寨人民绝不是孤立的，东南亚人民支持他们，全世界人民同情他们。
世界上一切要求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家，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国家，应当给横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亚洲走狗屠戮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以支持。
中国人民是柬埔寨人民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对于兄弟的柬埔寨遭到如此野蛮的侵略，中国人民绝不能漠不关心。
中国人民将继续给予柬埔寨人民各种形式的援助。
我们坚信，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不管可能经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纪录片明起上映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人们多么想再能看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啊！
大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从01月08日起再度上演，将满足人们的这个愿望。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
影片将把观众带回到三年前八亿神州泪纷飞的巨大悲痛之中。
影片有关周总理的一组组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将使人们更加怀念周总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
我们可以再一次听到周总理在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伟大号召，鼓舞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奋发努力，去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还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追悼周总理的大会上致悼词的情景。

青藏铁路第1期工程进入施工高潮
据新华社西宁01月06日电本社记者张荣大报道：
联结我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藏铁路，第1期工程铺的路轨，已经过了青海省西南部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首府德令哈，距这期工程的终点格尔木只有一百八十公里了。
青藏铁路第1期工程从西宁往西到格尔木全长八百三十四公里，其中从西宁至哈尔盖的一百八十一公里，已在1975年01月建成通车；
从哈尔盖至格尔木一段工程是从1974年开始施工的，到1978年底，已铺轨四百八十二公里，其余地段路基已基本成型。
青藏铁路沿线经过的地方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
这条铁路穿过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盐、化工原料等资源。
修通了这条铁路，对于繁荣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哈尔盖至格尔木段这段铁路在海拔二千七百米到三千七百米的高原，空气中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人在这种环境中施工和生活，容易产生头昏、乏力、食欲不振等高山反应。
由于缺氧，燃料燃烧不完全，机械的功率也比正常情况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段铁路还有三十二公里修在盐湖上，这在我国和世界铁路建设史上都是罕见的。
为了解决青藏铁路施工中碰到的盐湖和冻土地质地理、建筑工程与材料、高原机电和通讯讯号设备以及高原气象、高山病防治等一系列科学技术新课题，中国科学院、铁道部、一机部、铁道兵领导机关等组织了全国六十八个单位进行了青藏铁路科研大会战，上千名科技人员来到这里，与铁道兵指战员、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第二勘测设计总队的设计人员紧密配合，克服种种困难，攻克了高原铁路建设中的若干技术难题。
“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这是古代诗人笔下的青海高原。
如今，随着青藏铁路的逐段通车，青海湖畔，戈壁荒原，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工厂、矿山、市镇，火车给草原运来了机械，给牧区带来了繁荣，给柴达木送来了春天。
西宁至哈尔盖段通车四年来，就运进运出了三百一十多万吨物资，相当于七十七万多辆次载重四吨汽车的运货量，这对于正在兴建的黄河上游青海共和县境的龙羊峡水电站、青藏公路黑色路面的改建工程，青藏铁路继续西修以及发展青海湖北岸的工农牧业生产，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和时间赛跑
——记从亚运会归来的体育健儿
争夺0·1秒的战斗
“滴——嗒”这一秒，只不过是短暂的瞬间，稍不留意，就会急速地消逝。
然而，一分一秒对于体育健儿似乎太长了；
一分钟战斗60秒，一秒钟争夺十个0．1秒！
今天，有多少人正在为争夺0．1秒而战斗。
在曼谷泰国国家体育场上，第8届亚运会女子短跑比赛已经结束，二十四岁的中国女短跑运动员尹亚平胸前佩戴着金质奖章，仰望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为了这一天，她进行了多少艰苦的锻炼啊！
在去年09月举行中日田径对抗赛时，由于她的成绩落后于同伴零点几秒，没参加比赛。
姑娘不灰心，她发奋地练习着，展开了一场提高0．1秒的争夺战。
在训练场上，她高抬腿跑、变速跑、连续大强度跑……；
她二十次、四十次地作100米、200米跑的反复冲刺；
她躺在垫子上，手握十公斤重的杠铃片作负重仰卧起坐，一次、二次……一百次，她大口喘着气，额头汗珠一串串滚落，浑身湿透。
这段练习后，她百米成绩提高到了11秒6。
“歇歇吧！”
“不，时间可不等你呀！”
尹亚平有更大的抱负。
在参加第8届亚运会集训的日子里，尹亚平总结了比赛中容易因最后冲刺不狠而输给对手的教训，加强最后冲刺的意识和能力。
姑娘练起来真不惜力！
集训两个月，她在有伤病的情况下，快跑量达到一万多米！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12月17日，在亚运会百米决赛时，尹亚平以0．01秒的优势夺得了金牌！
有多少人在争夺这0．1秒呵！
十九岁的江西姑娘谌欣，原来也是短跑运动员，去年05月才改为跨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她的400米栏从1分3秒7跃进到1分1秒32。
在亚运会上，她以0．57秒的优势争得冠军。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时间是无情的。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丧失时间就意味着失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同世界运动技术水平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然而，承认落后正是为了赶超先进。
在曼谷国家体育中心体操馆里，第8届亚运会男子体操决赛即将进行。
当时，中国体操运动员听到议论：
日本队将稳夺冠军。
这种议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去年10月在法国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日本男队夺得了金牌。
从历史上看，在1960年到1978年的十八年间，日本男队曾五次获得奥运会冠军，五次获得世界体操锦标赛冠军。
在这次亚运会开始比赛时，我国男队鞍马、吊环、跳马三项比赛的总分又落后日本队2．2分。
激战开始了。
福建老将蔡焕宗的双杠动作难度大，干脆利落，得了9．80分。
李月久、熊松良的单杠腾越接腾越，惊险漂亮，分别得了9．85分。
在决定性的自由体操比赛中，他们越战越强，越赛越有信心，终于以总分超过日本队3分而夺取了冠军。
我们要为中国人民争气，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我们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夺取最大的胜利。
别人用多年时间达到的纪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刷新它。
优秀运动员容国团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提出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他经过一年的奋斗，就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祖国赢得了第1个乒乓球世界冠军。
新中国的体育健儿就是这样争时间，抢速度，在近三十年里，先后打破一百多次世界纪录，获得近三十项世界冠军。
我们必须赢得时间，我们能够赢得时间。
听一听体育健儿的心声吧：
“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记在心上，革命的重担挑在肩上，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落后可以转化为先进。
体育战线必定能大干快上，世界体育高峰决不是高不可攀的。
走在时间的前面
“亚洲沉睡的体育巨人醒了”，路透社记者约翰·弗里曼是这样评论中国体育运动的。
然而，中国体育工作者清醒地看到，我们需要时间。
是的，时间就是力量，时间就是成绩。
从第7届到第8届亚运会的四年中，我们已经增加了二十三枚金牌，十四枚银牌，二十四枚铜牌。
你看，我国乒乓球队获得了第8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全部七枚金牌；
我国跳水健儿囊括了跳水比赛的全部金、银牌；
我国体操健儿夺得了十四枚金牌中的十枚……
你看，二十三岁的女铅球运动员沈丽娟，在头几次试掷成绩已经遥遥领先的情况下，又投出了17·70米，把自己三个月前创造的全国最新成绩提高了69厘米，创造了亚洲新纪录；
二十岁的女子跳高运动员郑达真，面对多次胜过自己的日本老将，沉着应战，以1．88米优异成绩战胜了对方，还把她创造的全国最新成绩提高了4厘米，达到一般国际水平。
你看，那英姿飒爽的我国著名运动员栾菊杰，在取得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亚军归来后，毫不松劲，又在第8届亚运会上连闯九关，保持不败纪录，登上冠军领奖台……
可是，时间的过去只等于历史，而更重要的是，时间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要走在时间前面，用长征精神攀高峰！
体育健儿登攀的辛劳，有时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这届亚运会上，黑龙江省举重选手张志芳在60公斤级的抓举中以120公斤的成绩，获得第1名。
他为了在亚运会上创造好成绩，洒下多少汗水、付出多少代价呢？
他的教练黄强辉说：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得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呀！”
张志芳在五十多天的集训中，举重总量已达三百多吨，这意味着张志芳所举起的重量，要用七十五辆解放牌卡车才能运完。
“至于他洒下多少汗水、付出多少心血，我想，谁都可以想象的。”
黄强辉是这样回答的。
张志芳早在上海南市区业余体校练举重的时候，成绩就提高很快，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体育取消”论的影响，举重项目被取消了。
“取消项目，取消不了为祖国争光的决心。”
十八岁的张志芳，从繁华的黄浦江畔来到大兴安岭当伐木工人，在繁重的劳动生活中，他没有放弃举重练习。
没有杠铃，就利用两个大木桩代替，发奋练习，从不间断。
度过多少个不平常的日日夜夜，他为革命攀登举重运动高峰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找到关于全国举重测验的消息，就主动向黑龙江省举重队报名。
黑龙江省举重队复信热情支持张志芳的革命志向。
哪知道，当时张志芳正远离营地几百里，和一场意外的山火作斗争。
信，丢失了。
理想的火花是扑不灭的。
张志芳闯到黑龙江省举重队，战友们热情地欢迎了他，于是他又重新开始举重运动的系统训练，踏上了攀登高峰的征途。
现在，张志芳又把奋斗的目标订在更高的指标上：
“一定要赶超世界纪录！”
攀上一个高峰，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有这样可爱的年轻人，有什么困难不能征服，什么高峰不能登攀呢！
迅跑吧！
时间是属于我们的，胜利也必定是属于我们的！
《体育报》记者马信德吴晓民
（新华社发，本报有删节）

大树参天护英华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
傅崇碧
周总理离开我们三年了！
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
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
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
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新的长征路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
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对于林彪、“四人帮”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1966年12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
总理得知，焦虑不安。
叛徒江青得意洋洋，说：
“小将们干得真漂亮！
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
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败下风了吧？”
周总理立即指出：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
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
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
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
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已。
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住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
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
“绝不能乱抓人！”
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
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
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
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
等等。
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周总理。
当时我回答他们：
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
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
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
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
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
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警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
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就会粉身碎骨！
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
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
总理非常关切地问：
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
受伤了没有？
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
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事件”中支持群众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击京西宾馆。
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
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先后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订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讯号才能出来。
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
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
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
总理严肃地说：
“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
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1967年08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
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
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
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
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
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
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
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
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
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
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
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
总理气愤地说：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
周总理指示我们：
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
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
“呵！
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
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
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
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
陈毅同志笑着说：
谢谢你们了！
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
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
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等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
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
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
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
我说：
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
以后，罗瑞卿同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
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
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
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强行抢走，频繁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
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我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
他总是说：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四人帮”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
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
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
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
但是，江青却说：
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
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
随后，在到达会场时、在大会进行中、在把人送回后，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
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02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
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
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
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
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
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
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
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那里去了？
接连两天吵吵闹闹。
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
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
“上面知道。”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
“总理做得好！
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第2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去问主席吧！
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
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所，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
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和生活问题。
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
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
在他们的折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
我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
1968年03月22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
分别时，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
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
1974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总理。
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
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
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昭雪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
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
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
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啊！
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
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
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们铭记着周总理的巨大关怀，就要学习他那伟大品格和崇高革命精神，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伍修权副总长熊向晖副会长分别会见肯尼思·亨特准将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今天会见了英国大西洋委员会主任肯尼思·亨特准将，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熊向晖昨天会见亨特准将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英国客人将于日内离京赴外地参观访问。

内蒙古广泛使用和发展蒙古语文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01月06日电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里，用蒙古语教课的班级有四千四百多个，还有八百多个班级加授蒙古语。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使用和发展蒙古语文的一项具体措施。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内蒙古自治区的许多民族学校被取消，大量民族图书资料被烧掉，开会时，蒙古族干部不敢用蒙古语讲话，教师不敢用蒙古语教课，演员不敢用蒙古语歌唱，否则就有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危险。
现在，自治区党委重申蒙古语文为全区通用语文。
从党政机关的行文到有蒙古族代表参加的各种会议，从新闻出版到文学艺术等单位，都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出版蒙古文图书三百多种，发行一千二百多万册，出版了蒙古文课本和各种蒙古文教学参考资料六百多万册。
目前，全区除蒙古文版的《内蒙古日报》外，还用蒙古文出版了《实践》、《内蒙古青年》等刊物。

冈萨雷斯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
新华社北京01月05日电古巴共和国驻华大使冈萨雷斯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二十周年。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对外友协副会长谢邦定、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黄光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台湾人民的心，永远是向着祖国的”
台湾文人学者通过考证研究，论述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他们把这种工作叫“寻根”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台北消息：
最近台湾许多文人学者通过考证研究，论述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
他们把这种查考和论述工作叫做“寻根”。
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和渴望统一的深切情感。
据台北《联合报》报道，台湾“中央图书馆”分馆在去年10月下旬开始举办“根——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特别展览，展出了包括有关台湾与大陆地缘、血缘和中华民族开拓台湾的历史资料二百多件。
台北《大华晚报》以《根》为题发表文章，从历史上说明台湾与大陆不可分。
台北《民族晚报》最近也刊登文章，从地形、地质、文化、历史等方面，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多系由福建、广东、浙江等省移居而来，台湾和中国大陆“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台北《自立晚报》报道说，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在去年10月召开了一次会友会，对台湾的根源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友陈聪信、吴宗贤，根据对台湾地名的释义、探源，认为台湾许多地名与大陆相同，都是大陆同胞移居台湾后，把开拓地方冠以祖籍地名，借以怀念故乡。
不久前，台湾省“教育厅”督学徐秉琰经过反复搜集资料查考，证实台湾彰化县秀水乡陕西村二百五十多户居民都是大陆陕西省人。
据文献记载，明末清初时，陕西籍武将马信，带领同乡战士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驻守在现今的陕西村一带，一面练兵，一面从事农垦，后来马信作战阵亡，随同他的同乡便在当地落籍。
现在当地还有一座供奉马信的庙宇。
在村边墓地的几十座坟墓的石碑上，都刻有祖籍陕西的记述。
台湾《青年战士报》从去年10月16日开始连续刊登题为《“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专栏文章，着重从姓氏、宗族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台湾与大陆骨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文章说，“唐山”，在台湾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一个专属的固定地名，而是泛指地势多山的福建和广东。
过去福建有句俗语：
“陈林半天下”，意思是说，福建地区多数姓陈、林。
而据台湾省“文献会”统计，在台湾地区，陈、林二姓也是高居第1、第2位大姓，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姓陈或姓林。
如果再加上黄、张、李、王等台湾的八大姓，将占台湾居民一半以上，正好跟闽粤地区的情形相同。
文章据此说，“有人视台湾为闽粤地区的延长，实在不足为奇”。
这篇文章还指出，过去台湾居民极重视自己源流，“返籍求谱”十分普遍，象彰化县福兴乡顶粘村和厦粘村的三、四百户粘姓人家，祖籍福建省晋江县粘厝坡，在台湾落籍已二十九代，经族人返籍求谱，进一步查得粘姓一世祖是距今八百多年前女真大将完颜·粘没喝。
文章说，长期以来，台湾流传着“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这句话，台湾人民“从来没有一个人忘记，自己的‘根’，是深埋在台湾海峡彼岸那一片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孕育着炎黄子孙的芬芳泥土中”。
台湾省“文献会”主任委员林衡道去年07月在庆祝该会成立三十周年讲话时说，台湾同胞的风俗习惯，处处都表现出怀念大陆。
例如台湾客家人有一个风俗，在妻子死亡入棺时，丈夫必须拿着雨伞和包袱跳过棺木，口中念着：
“你在台湾，我归去唐山。”
他还谈到：
现在台湾的一万多座庙宇供奉的二百多种主神，大多数来自大陆，象北港的妈祖是从大陆湄州请来的，学甲镇的保生大帝是由大陆白焦请来的，而台湾最古的澎湖天后宫，更是中华民族发展海域的重要标志。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研究发现，台湾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等古代文物，都是来自大陆，因此他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环”。
台湾人类学家陈奇禄最近也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华民族在台湾的拓展过程，“大都有史可征”。
台北《民族晚报》说，我们的祖先渡海来台，胼手胝足，开垦建设，有的更为保护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付出了生命。
在日本占据时期，台湾同胞反抗运动持续不断，大陆同胞更无01日不想收复台湾，显示出中华民族生存领域不容割裂。
台湾大学教授林朝棨认为，台湾文化是由大陆传来，应该“使中华民族由分裂再融和在一起，促进民族再一次的大团结”。
台湾省“文献会”主任委员林衡道也说，中华民族为台湾的开拓史留下了光荣的纪录，“台湾人民的心，永远是向着祖国的”。

广拖停产整顿失败的教训
去年10月中旬，本报刊登了广州拖拉机厂停产整顿失败的消息；
事隔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前往这个厂访问，发现整顿收效仍然不大，正式恢复生产日期仍难确定。
这种状况，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广拖建厂投产十二年来，先后生产了七千多台红卫—40型拖拉机，几乎没有一台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去年06月开始，这个厂停产整顿。
09月，国家经委的同志来厂调查，认为整顿工作是失败的。
广州市委连忙调整了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但时至今日，还没有正式恢复生产。
广拖经过大约半年之久的停产整顿，为什么还没有整顿好？
据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工厂本身来说，首先是没有把企业管理抓好。
这个厂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严重，企业管理很乱。
仅举一例：
厂里的各种原材料、设备、成品，长年累月露天堆放，谁也不管。
一次，韶关地区一个县派人把一台拖拉机送来修理，他们看到成品乱堆乱放，便自行选了一台新拖拉机开走了。
事隔数月之久，厂方还不知道。
企业管理这么乱，停产整顿期间，这个厂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个别零部件的攻关上，并且只靠少数人，工作搞得冷冷清清。
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操作人员不按规章办事，即使一时攻下某些技术难关，也不能巩固。
这个厂的群众对产品质量长期低劣很不满意。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老工人日夜奋战。
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厂领导的及时表扬和奖励。
那些纪律松懈的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教育。
结果，好坏不分，队伍松松垮垮，车间里不少人在打毛线、看小说、闲聊天。
整顿期间，全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无事干。
许多工人不满地说：
“停产整顿打了一场乱仗，这样搞下去，放了暑假，还要放寒假。”
广拖整顿失败，也有外部原因。
这个厂产品质量低，是由于长期以来一味追求产量、产值，而这主要又是上面压出来的。
建厂初期，产品质量还比较好；
1973年以后，广州市机电局党委书记（现在是广州市委管工业的书记）到这个厂蹲点，他不顾质量，拚命抓产量、产值，使得产品质量越来越差。
1974年，这个厂生产拖拉机一千零三十台，比1973年增长近一倍。
这位书记还不满足，硬要他们1975年达到年产一千五百台；
第2天又说要搞到二千台。
厂里同志表示有困难，他就扣帽子，说人家“右倾”。
为了追求表面数字，他甚至出主意让这个厂弄虚作假，市领导还不断给予嘉奖。
广拖停产整顿期间，广州市领导并没有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对广拖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也没有帮助解决。
这个厂专用设备少，精密度差，他们曾多次申请增加一些关键设备，起码增加一台淬火压床，但有关部门就是不批。
特别是那位曾长期在厂蹲点的书记，至今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
广拖的职工气不顺，整顿中间，劲也就不足。
广拖生产的拖拉机，绝大部分零件都是外厂协作供应的。
去年09月份全国农机行业质量检查中，这个厂生产的拖拉机有几种主要零部件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除本厂的齿轮外，主要是几个协作厂的配件，如肇庆泵厂的液压泵，广州红卫力车厂的拔叉、轴承座等，质量都没有过关。
对这个问题，省、市有关部门没有下力量帮助解决。
这也是广拖迟迟不能正式恢复生产的一个原因。
广州拖拉机厂停产整顿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关领导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吸取教训，并且迅速求得改进。
这不仅有利于广拖早日恢复生产，也有利于其他单位改进工作。
而这一点，正是人们所期待的。
韩国华邢凤炳

我新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叔亮赴任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叔亮今天离京赴任。

数学家陈景润、吴文俊赴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和吴文俊，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今天乘飞机离京，赴美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

文化部设宴欢迎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
廖承志副委员长出席并会见团领导和主要演员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日本政府向中国派遣的第1个文艺团体——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今晚在这里出席了文化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宴会，并在宴会前会见了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
日本歌舞伎是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富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古典艺术。
日本歌舞伎艺术家们在1955年秋曾来中国公演。
这次由林健太郎率领的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有八十四人。
它不仅有被赞为“国宝”的尾上梅幸和尾上松绿等老演员，还有日本歌舞伎界年轻的明星。
他们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精湛的演技，在日本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日本艺术家们很快将同广大首都观众见面，并还将去杭州、上海进行访问演出。
今晚，北京饭店宴会厅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首都文艺工作者同日本艺术家们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共同回顾两国文化交流的渊源历史，重温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和林健太郎团长先后举杯祝酒，共祝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祝愿日本歌舞伎访华演出为促进两国友好作出贡献。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
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首都戏剧界知名人士黄镇、周巍峙、周而复、张海峰、毛联珏、夏衍、林林、吕骥、曹禺、李和曾、袁世海、赵燕侠、李世济等。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是应文化部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西南交大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彻底纠正冤案坚决不留尾巴
本报讯
记者林平兰报道：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文化大革命中搞错了的案件，认真复查核实，坚决平反，不留尾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西南交大的干部、教师，有四分之一的人被立案审查。
他们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些人含恨而死，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虽然抓了复查清理工作，一般都重新作过结论，但是有些结论仍留有不实事求是的尾巴。
如张万久教授，对铁路建设现代化的科研工作很有成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诬为“特务”，他的全部科研资料被破坏无遗，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1977年02月，学校给张万久平了反，但结论对死亡的原因仍然写上“系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够理解所致”。
许多同志特别是搞复查工作的同志所以在结论中留“尾巴”，主要是怕别人说自己“为专家教授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
现在大家的认识清楚了，就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割掉了尾巴，群众反应很好。
为了正确评价受害同志生前的表现和贡献，交大党委做了许多工作。
他们在给死者写结论时，都征求其家属或者亲友的意见。
对所有因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而死亡的老干部和老教师，都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
西南交大的同志体会到，在纠正错案中，有时当事人对结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尽可能地解决好。
如有一位教师，在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系一般成员，解放后已主动交代清楚了。
1970年根据清队运动中一些不准确的材料，认定他为三青团分队长和区队长，作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1974年复查，虽否定了三青团区队长一事，但还留了“分队长应继续查清”的尾巴。
这个教师想到事情几经周折，现在既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也就不愿再要求改正了。
这次复查，证实他确实没有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的职务，就明确加以否定。
过去还有些案件因证据不足，总要给留个“暂定”、“待查”的尾巴，长期拖延不解决，现在经过周密调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也把尾巴割掉了。
西南交大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学校从1968年至1970年，共毕业三千五百多名学生。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学生的毕业鉴定和本人思想总结中，都分别使用了一些过份赞扬或过份贬低的言词，甚至颠倒了是非。
粉碎“四人帮”后，有些学生来信要求纠正。
校党委派人到许多单位调查了两百多名毕业生的档案，发现内容确有大量不实之词，外调手续和签注意见，也都存在一些问题。
党委经过讨论，决定予以纠正。
学校向上级党委汇报以后，已向所有学生的工作单位发出通知，宣布这批学生的毕业鉴定和个人思想总结作废。
这个措施受到广大毕业生和学生所在单位的欢迎。
西南交大由于平反昭雪态度坚决，工作细致，广大教师心情舒畅，满怀信心向前看，力争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
科隆博议长在京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双方进行友好的谈话中，邓副总理和科隆博议长就加强西欧联合和当前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等。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他强调指出，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使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添了友谊，构成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议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新的桥梁。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姬鹏飞和副秘书长武新宇、邢亦民，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宴会。
科隆博议长在讲话中说，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和二位副委员长先生的会晤，使我了解贵国在国际舞台上对世界和平和稳定所起的作用。
中国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稳定，达到了有益于人民的坚强团结。
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加紧工作的新的前景。
他对中国进一步加强同西方世界合作表示满意。
科隆博指出，共同体表示了要向以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更广泛的团结形式发展的坚定意志。
共同体正在准备扩大。
它同阿拉伯世界、地中海、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盟各国的合作关系也将得到巩固。
他说，欧洲议会的普选将使欧洲各国人民能直接地决定性地参加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并使他们能在对共同体目标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他说，欧洲共同体坚定地希望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以利于我们双方。
我相信，我们之间在政治和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联系，会通过议会之间的来往得到有益的加强。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说，议长先生这次访问，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但意义却是重大的。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增进中国人民同欧洲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他说，我们对议长先生这次访问的成果感到满意。
我们祝愿欧洲团结强大，祝愿欧洲经济共同体繁荣进步，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及其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谢丰泉摄

关怀
马识途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了，可是人民的缅怀之情，反而与日俱增了。
凡是和周恩来同志有过哪怕一面之缘的人，谁不把这一面之缘当作珍珠一般秘藏在自己心底记忆的宝匣里，并且在纪念的日子里，打开这记忆的宝匣来欣赏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闪光的一瞬呢？
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从周恩来同志那浓眉下沉毅的眼神里汲取无穷力量的人，从他那仰头一笑，巨手一挥中得到精神鼓舞的人，特别是在危险处境中受到他的亲切关怀的人，在这一年一度的祭日里就更不用说了。
我和周恩来同志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可是三十七年前在重庆红岩村的那次见面和他对我的亲切关怀，特别不能忘记，他那爽朗的笑声和谆切的教导，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恍如昨日。
1941年的春天，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天，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作地下党工作的人，面临着新的考验。
我所在的工作地区的党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的领导同志被捕了，我的爱人和刚出生的孩子也被捕了，我奉命到重庆南方局去汇报工作。
南方局当时设在重庆红岩村山上，公开的名称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那时南方局是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他就住在红岩村山上。
南方局派一位我原来认识的老蔡同志来通知我，要我“上山”。
“上山”，这是当时我们到红岩村南方局去的代用词。
我得到这个通知后，久久不能平静，就象女儿要回娘家，巴不得一步就到。
我一想到马上就要穿过重庆这层层的黑雾，回到红色山村我的老家里去，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和许多战友，党呵，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诉说啊！
我不断地搓手说：
“我就要上山了！”
“但是‘上山’也不是容易的事。”
老蔡告诉我说：
“你是第1次上山，门路不熟，不当心就有落入敌人虎口里去的危险。
现在形势紧张，上山更困难一些，特务重重包围和监视着‘山上’。”
“那么我怎么上山？”
我问。
“我就是来教你怎么上山的。”
老蔡在草纸上画了一张草图，指点给我。
他说到了红岩村山下，有一条上山的石板路通到三岔路口。
这一段路倒不打紧，虽然也有特务监视，但是走路的人多，只要沉着走上去就行了。
但是从三岔路口往前走就要当心。
老蔡指着草图说：
“这里有一棵黄桷树，从这里直走就可以到‘山上’。
从右手石板路上去，是一条大路，有许多特务监视，有被盘查以致被捕的危险。
但是最危险的是从左手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到伪‘参政会’，那是特务的据点，一走下去就通到阴曹地府了。”
老蔡打趣地说，然后严肃地吩咐我，要记牢方向，直走过去。
也可能碰到特务的盘问，就说是到前面路旁一个小公馆去找刘县长，问当家庭教师的事。
过了这个公馆门口，直走上去，就到了机关大门口了，抬头望见一栋假三层的两层楼房子，那就对了。
老蔡还怕我不清楚，叫一位小何同志专门带我到红岩村对面一个山路上，暗地指给我看，再三叮咛我，天黑时候乘机进去，不要走错了路！
我真无法说出当时的心情，只觉得有一股暖流灌入我的心里。
党呀，真是象母亲一样关怀自己的儿女的安全，周副主席呀，你多么关怀在白区坚持斗争的下级同志呀！
特别是我才从敌人的魔爪下逃脱出来，想起已陷入敌人罗网的同志和亲人，几乎难以忍住热泪横流。
但是我终于忍住了，我对小何坚定地说：
“请相信我在山下长期同特务‘捉迷藏’的本事，一定可以安全上山。”
这天天黑以后，我上山去，虽说到底安全到达，途中却并不是一帆风顺。
上山一段平安通过，也认真地在三岔路口辨认了该走的直路。
但是不知怎么的，一过了那个公馆，在黑地里走岔了路，转到一个竹篱笆边去了，明明看到我们的房子，却不得其门而入。
我赶快摸着篱笆转回来，在途中偶然把篱笆弄响了，就听到楼上有人跑动的声音。
后来知道，楼上的警卫同志以为出了什么事，在赶快警戒。
我沿着篱笆终于找到我们的大门。
我走进去，上了梯步，抬头看到作了防空伪装的两层楼房。
啊，终于到了！
我走进门房，并没有马上得到警卫同志的信任，只有等我把约好的口号通报以后，出来一位同志来接我，警卫同志才高兴地和我握手，并且指引我从门背后隐蔽着的一个小门走上楼去。
在楼上的走道里见到了迎上前来的钱瑛大姐，她是我们的老上级。
我才叫一声：
“大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的眼泪不住地转，要涌出来。
钱大姐已经知道我们那里出了事，大概不想一见面就刺痛我心灵的创伤，她只紧紧握住我的手，却没有说一句话。
我正想张嘴说“大何和小刘被捕了”，她用眼神制止了我，用很低的声音说：
“知道了。”
我自信，我面对凶恶的敌人可以不眨一下眼，但现在在亲人面前却难以抑制眼泪的迸发，我用手抹泪。
过去我听钱大姐说过，她的爱人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我现在和她的处境一样，定会得到她的同情。
但是她却用坚毅的眼光望着我，好象说：
“坚强一些，更坚强一些。”
我被安顿住下以后，钱大姐告诉我：
“现在形势十分紧张，‘皖南事变’后，我们这里随时有被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我们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只准备让你在山上住三天，听取汇报和研究工作，再让你阅读一些文件后，就要下山了。”
我点头同意。
我一上楼就看得出来，大家都在紧张地作战斗准备，连紧急情况下烧毁文件的火盆都是经常烧着的，三楼上更是听到电台正紧张地发报，大概是同延安联系吧！
钱大姐对我说：
“恩来同志正指挥着全局的战斗，十分紧张，日夜辛苦，他没有工夫听汇报了。
我们谈完后，你下山前，他准备见见你。”
大姐又强调一句：
“他就是在百忙中，也一定会见见你们这些在山下斗争的同志的。”
当然不能用一小块地区的工作去干扰周副主席，我同意。
但是在下山前，能见到他一面，该是多好呀！
这正是我切盼的事。
在山上三天的紧张汇报，三天的愉快生活，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看到这个战斗集体的三天活动，真当得起贴在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
就是在这严重的斗争关头，每个人都准备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却还是那么乐观。
在紧张的工作和刻苦的学习之余，还是那么歌声不断，还照常搞各种文娱活动。
几个同志在窗口指给我看：
“那是特务的机关枪巢，正对着周副主席窗口的。”
“那是几条夹着尾巴的狗，正替我们护院守门哩。”
他们是那样的岿然不动，他们那种大无畏气概，也使我力量倍增，巴不得马上下山，投入新的战斗。
我汇报完工作，阅读了一些文件，约好通信联络办法，就准备下山了。
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和我研究下山的办法，准备在傍晚时分，敌人交接班防备不严的时刻，从后山树丛中一条隐蔽的小路，攀藤附葛，下到嘉陵江边的马路上，经过小龙坎走到沙坪坝，从那里下河坐船回城里去。
我没有带任何违禁品，准备了充分的假证件，是不怕特务盘查的。
这时，钱大姐来找我说：
“走。”
我几乎跳起来跟着她就走。
我知道我几天盼望着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走到过道中间，推开一间房子的门。
啊，敬爱的周副主席从藤椅上站起来，微笑着，热情地和我握手，叫我坐下。
钱大姐简单地介绍了我，并提到我们工作的地区发生了破坏事故。
恩来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十分关怀，特别问到被捕的大何和小刘的情况，也略略问一下山下工作的困难情况。
他是那样的疲倦，从他那眼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但是，他还是那么爽朗地笑，把头一抬，把手一挥，好似说：
“这算不得什么。”
跟着，他又严肃地对我说：
“当前要注意精干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我注意地听着，又看着我敬仰的周副主席。
他的满腮胡子才刮过，两颊显出铁青色，比抗战初期我在武汉工作时在办事处见过几回的样子清瘦一些，可还是那么精神勃勃，可亲可敬。
我在那里坐了多久，我说了些什么，简直记不起来了，我为一种幸福的感情淹没了。
“你就要出去了吗？”
周副主席问。
“今天就下山去。”
钱大姐替我回答。
“怎么走法？”
“已经研究好了，从后山小路下去。”
我回答。
“不行，现在形势变了，那样下去不保险。”
周副主席把手一挥，对钱大姐说：
“这样吧，坐我的车走，派警卫护送他下山。”
他马上叫来两个警卫同志，亲自交代：
“送他下山，坐我的车走。”
我乍听之下，几乎以为是置身梦中。
我记不清当时我说了一些什么，甚至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向周副主席告辞的，怎么向钱大姐告辞的，就已经和警卫同志走在下山的道中了。
我的眼泪竟是这样地不听指挥，我连忙用手背擦干净。
我们走下红岩村，在街边停着一辆小汽车。
警卫同志拉开车门，让我上车，我才跨上车，汽车已经发动了，以高速度向小龙坎开去。
才开了一会，警卫同志从后窗指给我看，说：
“你看，他们跟来了。”
果然在我们的车子后边跟来了一部吉普车，显然是特务跟踪来了。
警卫同志告诉我说：
“在前面转弯地方，我一开车门，你就跳下去，钻进路边躲起来。”
我点一下头，这种躲避特务的办法，我是熟悉的。
这位司机同志开车的技术真高明。
在复杂的情况下，操纵自如，以高速度向小龙坎、沙坪坝开去，向磁器口开去，把后面特务追踪的吉普车，甩得老远。
我们开到弯子最多的一段公路上，在一个僻静的弯道里，车子突然停住了。
警卫同志把车门一开，我立刻跨了出去，从路旁小道钻进坟场里去，躲在一个坟的后面看。
我们那部车子继续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特务追踪的车子也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
我不禁笑了起来。
毫无疑问，我们的车子到磁器口兜了一圈就开回红岩村，特务们回去要挨大特务一顿臭骂是肯定的了。
我从坟场走出来，慢慢走回沙坪坝，下河边坐小汽船回城里去了。
一路上，特别是从红岩村外嘉陵江上开过去的时候，我的眼前还闪射着周副主席的眼光，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目光，那么亲切，那么充满了关怀。

周总理在新会人民中
广东新会县委宣传部梁光中
1958年，周总理来广东省新会县视察了六天之后，07月07日上午要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作报告。
这天，领导上交给我一个任务：
给周总理摄影。
我不断地构思着照片的主题。
摄影作品的主题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因此，我极力回想总理来新会后的种种情景。
总理在报告的开头就声明：
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掉“三个主义”和“五气”，所以到下面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
可不是吗，总理在几天的视察中，尽量挤时间多接触群众，把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温暖洒遍了新会葵乡！
在五和二社的一个禾堂上，周总理同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谈了三个多钟头，还是兴致勃勃的，直到晚上九时还没有吃晚饭！
经工作人员再三催促，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山村。
在会城，总理参观完新会粮食工作评比展览会，已是下午一时了。
他走出门口，见工作人员正劝阻街上行人止步让路，他不同意这样做。
我们的总理象普通劳动人民一样，穿过大街，步行回县委会吃午饭。
在官冲，贫下中渔知道总理来了，把自己捕捉到的一条大鲤鱼送给总理表表心意。
总理一再致谢，却不肯收下。
后来，渔民们想了个办法——把鱼放到总理乘坐的电船里就走了。
总理知道后，如数给了钱。
在农械厂，总理走遍了车间、食堂、宿舍，向工人们一一问好，关心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葵扇厂，总理见到工人们在火炉旁工作，非常酷热，就十分体贴地拿起葵扇替工人扇风取凉。
在周郡农业社的田野上，总理同正在插秧而又来不及把手擦干的社员亲切握手。
在周郡小学，总理同小朋友们坐在课堂里，听教师上课，听同学们回答老师的提问，翻阅学生的课本和作业。
在五和农场，总理亲手斟茶捧给技术员喝。
在老归侨座谈会上，总理一开头就自我介绍：
“小弟周恩来”。
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谈得毫无拘束……
当时还出现过这样一件动人的事：
报告作了一半，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走了进来，谁不想早点亲眼看看自己的好总理呵！
工作人员怕影响总理作报告，把门关上了。
总理看到这情景，回头笑着对县委书记说：
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
于是会场的门全部打开了，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
一幅摄影作品拍摄的时间只是一刹那，可是它要反映的却是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给总理摄影，就应该表现出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的鱼水深情。
这就是我构思到的主题。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了。
总理矫捷地走出会场，和等候在外面的广大群众见面。
他微笑着四面顾盼，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射在每个人身上。
群众沸腾了，大家尽情地鼓掌，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总理继续前进，身前身后都挤满了人。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圭峰山的一角。
这太好了！
能在照片上带上圭峰山，不但是构图上的需要，而且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总理来到新会的第2天，就视察了圭峰山，亲笔为“新会劳动大学”题名，写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题词。
此刻拍摄真是恰到好处。
于是，我立即按了下快门，“咔嚓”一声，把这珍贵的历史场景固定了下来。
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新会人民于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在人民礼堂举行了纪念会。
就在这年，随同总理来过新会的罗青长同志重来新会，看到了总理和人民在一起的这幅照片，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之中，许久没有把目光移开。
他深情地说：
把这幅照片交给邓大姐作纪念吧！

浩气山河壮丹心百卉鲜
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
——《天安门诗抄》篆刻
周哲文

怀念周总理
此歌是1976年“四五”运动中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作者佚名。

毛毯情深
广东省博物馆黄道钦
1927年10月初的一天，周恩来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军一部来到广东陆丰县南塘兰湖村，住在南塘区委郑亚仲同志的家里。
当时，周恩来同志发高烧，吃不下饭，但他支撑着疲倦的身体，与郑亚仲同志谈论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理，使他耳目一新。
郑亚仲的母亲知道周恩来同志因病没有吃饭，不顾自己有病，起床煮好糖绿豆汤，怀着崇敬的心情端给周恩来同志吃。
周恩来同志吃了一碗绿豆汤后，叫警卫员盛一碗给郑大妈，大妈不肯吃。
周恩来同志便走进郑大妈的房里，再三解释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在同大妈谈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发现她的床上只有一床破旧的被单，想到现在天气凉了，又刮风，又下雨，老人家一定很冷。
周恩来同志悄悄地出去，把自己那条红色的毛毯（见下图）拿来，亲自送给郑大妈。
大妈再三辞谢不下，只好用激动得颤抖的双手，收下了这条红毛毯。
临别时周恩来同志又送一条虎皮毯子给亚仲同志，勉励他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大众，搞武装斗争，努力为党多做工作，然后才离开兰湖村，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窜进兰湖村，四处烧杀抢掠，住过起义军的家庭，受到更加残酷的洗劫。
在二十多年兵荒马乱的战斗岁月里，郑大妈一家人，舍生忘死，把这两条毯子保存下来。
1957年，陆丰县南塘兰湖村的革命老战士郑亚仲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两条珍藏了三十年的毯子，献给了县革命文物展览馆。
（附图片）

伊朗国王希望新内阁完成任务
表示他如要到国外休息，将成立摄政委员会
新华社德黑兰01月06日电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01月06日上午在德黑兰宣布：
“在长期忍受困难之后，我感到疲倦了，因此，我需要休息一下。
如果是要到伊朗以外去休息，那么，按照宪法和伊朗的传统，显然就要在我们不在时成立一个摄政委员会，以继续实施我们的宪法。”
国王在向以巴赫蒂亚尔为首的新内阁发表讲话时说：
“唯一的目的是使国家的经济运转。
因为如果国家的经济停止运转，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受到损害。”
国王说：
“由于组成了新政府——它的组成是一项政治解决——我希望，这届新政府将成功地完成它的使命，而这并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
巴赫蒂亚尔在向国王介绍内阁成员时说，他的内阁成员们一向尊重宪法。
他希望他的内阁在为伊朗的安全、尊严和民族团结履行责任时，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会获得成功。
巴赫蒂亚尔说，他相信国王会支持新政府。
新内阁06日上午在首相府举行了第1次会议。
巴赫蒂亚尔首相在会议结束时对记者说，已在就政府的总政策进行审查，01月08日以前每位大臣将向首相提出他的计划。
新华社德黑兰01月06日电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01月06日在德黑兰尼亚瓦兰宫接见了新首相沙赫普尔·巴赫蒂亚尔和新内阁成员。
新内阁由十四人组成。
除巴赫蒂亚尔首相外，还包括副首相兼国务大臣穆罕默德·莫希里·亚兹迪、外交大臣艾哈迈德·米尔—芬德里斯基、国防大臣费雷敦·贾姆、经济和财政大臣罗斯塔姆·皮拉斯泰赫等。
内政大臣由巴赫蒂亚尔首相兼任。
前首相古拉姆·爱资哈里是在12月31日向国王提出辞呈的。
伊朗议会参、众两院03日举行会议，同意任命巴赫蒂亚尔为新首相并由他组成文官内阁。
据报道，巴赫蒂亚尔现年六十三岁，是反对派民族阵线的负责人之一。
他接受组阁的任命后已被民族阵线开除。
新华社德黑兰01月06日电据伊朗电台今天上午广播，伊朗报纸职工结束了持续六十二天的罢工。
这是报纸撰稿人和记者于01月05日晚上举行会议后宣布的。
据说，晚报从今天开始出版，波斯文日报和外文报纸将于明天上午复刊。
伊朗报纸职工是在爱资哈里内阁刚成立时开始罢工的。

伟大的爱国者的声音
01月02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柬共中央，表示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01月02日的声明，并对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柬埔寨发动的侵略，表示强烈的愤慨。
西哈努克亲王的信反映了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坚决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决心，表达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对于柬埔寨民族的热爱和忠诚。
西哈努克亲王一贯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坚决维护柬埔寨的民族独立。
在柬埔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西哈努克亲王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今天，正当柬埔寨遭到越南的疯狂侵略，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战的关键时刻，西哈努克亲王坚决站在柬埔寨八百万人民一边，坚决支持坚持抗战的民主柬埔寨政府，这种大义凛然的立场，令人十分钦佩。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长期同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作过坚决斗争。
他在信中还尖锐地揭露了苏联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强烈谴责了苏联霸权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称霸的阴谋。
对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阴险和凶恶，西哈努克亲王也是有过亲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的。
多年来，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情和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事业，是第3世界各国的可靠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们相信，西哈努克亲王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严正立场，将会受到世界各国和公众舆论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一场雪后，布加勒斯特晴空万里。
街上人群熙熙攘攘，百货店里商品琳琅满目。
人们的心头洋溢着浓郁的春意，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为祖国创造了美好的前景。
1978年，罗马尼亚举国上下欢庆了民族统一六十周年，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人们大踏步地迈过共和国建立的第31个年头。
连日来，全国各地生产捷报频传：
罗马尼亚石油基地普洛耶什蒂炼油厂提前完成年度计划，它节约的原材料可生产二十万吨汽油；
蒂米索拉电气厂的科学研究和设计成果，为国家节约上亿列伊的外汇；
机器制造部门一年仿制和改进的新产品达二千多种；
造船工人一年制造远洋航船五十万吨位；
全国三十九个县中已有三十一个县先后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头三年的工业生产指标；
1978年又有六个县的工业产值跨过百亿列伊大关……
去年12月26日，齐奥塞斯库同志以及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深入首都工业单位，和工人、干部一起畅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人们高兴地看到，本五年计划的头三年（一九七六至1978年）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原计划为百分之十点二），整个工业超产六百亿列伊。
与此同时，农业连续两年在自然条件不利的条件下取得良好的收成，产量远远超过了上个五年计划的同期水平。
这三年的农业投资额为五千二百亿列伊，相当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
罗马尼亚高速度发展经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火花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罗马尼亚的面积占全球的百分之零点一七，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零点五三，而它的工业产值已占世界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一点二，其中电力、钢、水泥、合成纤维按人口平均计算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农业方面，按人口平均计算，它的小麦、玉米、土豆的产量，进入世界的前十名。
在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
住房有了大量增加，小汽车多起来了。
据报道，经过修定的本五年计划规定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二，其第1阶段任务已经完成，1978年职工的月工资平均达到二千列伊，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农民的实际收入，也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罗马尼亚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成果，同罗共中央的领导也是分不开的。
1977年年底召开的罗共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本五年计划额外增产的补充计划，为发展社会经济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在1978年03月的罗共中央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
根据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罗共中央决定改变经济组织领导过分集中、死板、陈旧的做法，果断地采取在企业中实行工人自行领导和企业自行核算的新措施。
1978年是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年，它在全国经济战线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开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新体制的主要一项内容是，确定从1978年07月起，在工交企业中普遍推广净产值指标制。
它的目的是力求在生产过程中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效益。
这是经济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哈尔吉塔针织厂每一千列伊商品的物化消耗，1975年为六百列伊，实行净产值指标制后，目前已降到三百七十五列伊。
工人的工资额，是根据净产值决定的，这样就使工人报酬同企业的经济效果和本人的劳动成果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了工人的责任感，促使人人努力去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不久前，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净产值指标制也要在农业单位中加以实行。
可以预计，这项措施必将对整个经济管理的完善和生产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罗马尼亚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吸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直接参与领导国家事务，共同讨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努力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大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其中最突出一条就是健全劳动人民委员会制度。
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劳动人民委员会，使它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的权利。
劳动人民委员会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的代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的领导人等组成。
他们建立常设领导机构，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共同商讨、决定企业、机关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管理措施、生产计划、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等。
有一位厂长对记者说，过去实行“一长制”时，个人说了算，自从有了劳动人民委员会，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大家说了算。
这种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从组织上、法制上保障了工人自行领导、企业自行核算原则的顺利实行。
它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良好的作用。
今年是罗马尼亚执行本五年计划的第4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根据前不久召开的大国民议会提出的发展社会经济计划，今年同1978年相比，工业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其中净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农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五点一到五点六，其中净产值增长百分之六点五，国民经济总投资额增长百分之九点一，外贸总额增长百分之十六，居民的实际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持续高速度发展经济的年度计划。
人们相信，在前三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措施和经验，罗马尼亚人民新的跃进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本报记者张启华

尼雷尔总统同李副总理举行会谈
李副总理观看文艺演出并访问桑给巴尔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01月05日电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01月05日下午在国家大厦同来访的李先念副总理举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
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会谈时在座。
李先念副总理向尼雷尔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和邓小平副总理对他的问候。
尼雷尔总统请李先念副总理向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转达他对他们的最良好的祝愿。
李先念副总理向尼雷尔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邀请尼雷尔总统再次访问中国。
对此，尼雷尔总统说：
“我一定去。”
两位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
坦桑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
外交部长姆卡帕、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以及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以及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
会谈结束时，尼雷尔总统和李先念副总理手拉手含笑步出大厦，他们还在台阶上同所有参加会谈的人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01月05日电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今天晚上在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的陪同下在这里观看了文艺演出。
当他们到达姆辛巴齐会堂时，排列在通道两旁的乐队奏起欢迎乐曲，场内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欢迎。
坦桑尼亚国民服务队歌舞团演出了反映非洲人民过去的苦难遭遇以及现在如何努力建设新生活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文艺节目。
坦桑尼亚国家杂技团表演的中国杂技节目，引起了观众阵阵的欢笑声。
演出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以及索科伊内总理登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
今天上午，林佳楣在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女委员欣杜·莉拉以及当地妇女组织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个托儿所、一个幼儿园和一座村庄。
每到一处，她都受到了数百名载歌载舞的群众的欢迎。
下午，林佳楣还参观了一个由妇女开设的合作商店。
新华社桑给巴尔01月06日电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以及随行人员，在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陪同下，今天上午乘专机到达这里。
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在飞机旁欢迎李副总理和夫人。
李副总理和夫人走下飞机后，人们给他们戴上了花环。
机场上鸣礼炮十九响，乐队奏中坦两国国歌。
接着，李副总理检阅了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的仪仗队。
桑给巴尔机场飘扬着中坦两国国旗。
桑给巴尔少年儿童在机场跳着欢乐的舞蹈欢迎中国客人。
李副总理在索科伊内总理陪同下乘车前往宾馆时，受到挥舞着中坦两国国旗的当地居民的夹道欢迎。
到机场欢迎李副总理的还有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成员和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胥吉、领事馆其他官员以及在这里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也前往迎接。
陪同李副总理来到桑给巴尔的还有坦桑尼亚外长姆卡帕、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得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
（附图片）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01月05日下午在国家大厦同李先念副总理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传真照片）

日本政府表示将重新考虑对越经援
新华社东京01月06日电日本政府外务省对于柬埔寨局势的急剧变化感到极大的忧虑，正在研究包括重新考虑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在内的对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园田外相01月05日晚已向日本驻越南大使长谷川孝昭和驻柬埔寨大使佐藤正二发出指示，要他们向两国转达日本政府对当前局势的忧虑。
报道说：
日本“外务省对于目前越南违反了园田外相同阮维桢外长达成的协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据报道，去年12月阮维桢外长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在附加下述条件的情况下许诺向越南提供有偿援助和无偿援助共一百四十亿日元。
这一条件是：
越南贯彻自主独立路线，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日本林三郎教授和西柏林《每日镜报》指出
越南企图征服柬埔寨称霸东南亚
奥地利群众示威抗议越南侵柬
新华社东京01月06日电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林三郎今天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东南亚的头号军事大国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越南政府以救济灾民的手段，在国际上骗取了大量的粮食，在国内压榨农民，来支持他庞大的军队的供应。
文章说：
“越南把十几个师的兵力投入了柬埔寨战线；
在老挝经常驻有四、五万军队；
在中越边境也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同时还需要保持一支军队来对付南越的反对运动。
因此，据说越南已采取了全面总动员的体制。
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相当数量的粮食供应。”
文章指出：
“越南驻在老挝的军队，是以维护越南对老挝的实质上的统治权为目的的。
部署在柬埔寨战线的大量军队，已经侵入柬埔寨境内，这就是侵略。”
林三郎教授的文章说，河内打着柬埔寨救国统一战线的旗号，企图推翻柬埔寨政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通过武力把柬埔寨实际上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或势力范围之内，而使自己成为整个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人。
河内的这种政策，只能说是一种军国主义、扩张主义。
文章说，援助越南“会产生同帮助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同样的结果。”
文章说：
“越南是东南亚的头号军事大国，它的政策，尤其是最近对柬埔寨的政策，在泰国等国家正引起了严重的不安”。
文章最后说：
“越南通过加入经互会、签订苏越条约已完全投入了苏联集团。”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西柏林《每日镜报》01月04日在一篇题为《侵略柬埔寨》的评论中指出，越南正在谋求“东南亚的霸权”。
评论说：
“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河内的掌权者为南越进行了几十年的艰苦战斗之后将会满足于越南重新统一这样一个和平的景象。
它的野心有着更大的目标。
其中之一是征服柬埔寨”。
评论指出，进攻柬埔寨“是越南常规部队作的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柬埔寨叛军只是一块欺骗不了别人的遮羞布”。
评论认为，“柬埔寨人的说法——越南所进行的空战，有一部分苏联飞行员参加——看来是完全可信的。”
因为，“苏联人是不会拘谨的，如果必须从军事上支持其强权政策的话。”
新华社维也纳01月05日电奥地利许多城市的人民01月05日举行示威，抗议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对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
维也纳的群众在集会后举行了游行，并到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前示威。
举行了群众抗议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示威的城市还有格拉茨、林茨、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和克拉根福。
这些示威活动是由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组织的。
示威者高呼“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越南滚出柬埔寨！”
“柬埔寨人民必胜！”
等口号。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演出歌舞伎
剧目：
《忠臣藏》《镜狮子》
01月8、10、11日晚场7：
00在首都剧场（9日专场）
今日上午9时在本剧场售以上三场票，每人限购4张（不售团体票）。

柬埔寨革命军继续抗击越南侵略者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06日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各个战场英勇抗击越南侵略者，从01月03日至05日，共消灭有生力量近一千名，击伤击毁坦克六十九辆、军车三辆，并缴获许多军用物资。
电台说，从01月03日至05日，在北部大区，击伤击毁坦克三十六辆，消灭了坦克里的全部敌人和其他敌人近百名。
在东北大区，消灭敌人一百多，击伤击毁坦克十四辆、军车三辆。
在东部大区，消灭敌人三百多，击毁坦克十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西南大区，消灭敌人三百多，击毁坦克九辆。
电台还说，04日和05日，越南侵略军对西南大区的茶胶和贡布进行炮轰和扫射，使那里边境地区的房屋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清水之岛”——瓜德罗普
加勒比海的东部海域上，散布着宛如一串项练的岛群，分隔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好象南美通往北美的一组水上跳板，这就是西印度群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
瓜德罗普就是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第1大岛，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是法国在加勒比地区“海外省”的主要岛屿。
瓜德罗普及其附属岛屿的人口约三十五万。
最早的居民来自南北大陆，其中以印第安种族的加勒比人为主，他们从事农耕，称瓜德罗普为“加罗凯拉”，意为“清水之岛”。
这里绚丽的热带风光，吸引着四方游客，来此旅游者年达五十多万人，远远超过本岛居民总额。
成龙（附图片）

西方四国在瓜德罗普举行首脑会议
将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估计变化中的世界局势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瓜德罗普岛圣弗朗索瓦消息：
法、美、英、西德四国首脑会议01月05日上午在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岛开始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美国总统卡特、英国首相卡拉汉和西德总理施密特。
据报道，他们每人各带了一名助手。
陪同卡特到达瓜德罗普的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据报道，由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发起的这次四国首脑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友好会谈”。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04日在到达瓜德罗普后发表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将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估计变化中的世界局势。
据报道，四国首脑将讨论的问题包括：
西方防务和安全问题、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中东问题、波斯湾局势、南部非洲问题以及中美建交后的局势等。
这次会议将举行两天。
会议结束后，四国领导人之间还将举行一些双边会谈。

西方四国首脑一致认为
中美建交是世界形势中的积极因素
新华社北京01月06日电瓜德罗普岛圣弗朗索瓦消息：
法国政府发言人皮埃尔·亨特05日下午对记者说，参加西方四国首脑会议的法国、英国、西德和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世界形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美国总统卡特、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英国首相卡拉汉和西德总理施密特05日在瓜德罗普岛圣弗朗索瓦海滨的一间草屋里举行了长达六个半小时的第1次会议。
会后，担任会议发言人的法国官员皮埃尔·亨特向记者宣读了一项简短的声明。
皮埃尔·亨特说，四国领导人就总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每一位领导人都就“世界上正在出现的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作出了他自己的估价。
他说，四国首脑的“共同看法”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同时，他们一致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同苏联的缓和”。
据报道，四国首脑会议首先讨论了有关中国的问题。
英国首相卡拉汉在会上表示，英国将继续发展同中国的贸易，英国今年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达到十亿英镑（二十亿美元）。
皮埃尔·亨特说，会议还“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从政治观点出发”讨论了由于伊朗停止出口石油所引起的世界石油供应短缺问题。
据报道，西德、英国、法国和美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分别占其消费量的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九和百分之五。
会议还讨论了四国同第3世界的关系。
据报道，四国首脑一致认为，改善同第3世界的关系是重要的。
在四国首脑举行会谈的同时，他们的助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法国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瓦尔、英国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和西德总理办公厅司长于尔根·鲁富斯单独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同样的议题。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本期画刊报道的是这样一些同志：
斗“四害”，奋不顾身；
搞建设，踏踏实实。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他们又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原杭州钢铁厂工人章纪法，1976年清明节在杭州街头第1个挂起悼念周总理的花圈，书写批判“四人帮”的标语，被当时的公安部通缉、逮捕。
现在他担任杭州钢铁厂一轧分厂副厂长，和同志们团结战斗在新的岗位上。
程学武摄
为收集、传播天安门诗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十六位同志。
他们编辑的《天安门诗抄》，已由华主席亲笔题写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郑书福摄
浙江省农垦局党组书记张天成，多次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被戴上名目繁多的大帽子。
1976年，又被打成杭州清明节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在审讯室，他威武不屈，慷慨陈词，愤怒揭发王洪文一伙的反党阴谋活动。
他出狱后，全力投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
徐永辉摄
解放军海军某舰副政委韩爱民，曾在1975年给小靳庄社员写信，戳穿江青利用小靳庄搞反革命活动的阴谋，还书写诗、信、传单二百多件散发出去，揭露“四人帮”的罪行。
他重返部队后，决心为国防现代化贡献一切。
王裕量摄
郑州二七区工农兵医院医师张雪藜表示，要努力向老中医学习，在祖国传统医学上做出成绩，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周淑丽摄
郑州铁路局郑州车辆南段钳工刘敬（左），努力学习，拚命工作，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以优异成绩回荅党中央的关怀。
周淑丽摄
上海市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电工黄水生，1976年清明节在上海人民广场升起一面悼念周总理的悼旗，遭到“四人帮”的迫害。
他现在回到了原单位，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夏道陵摄
原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工人韩志雄，1976年写了《悲愤悼念总理，怒吼斩妖魔》的杂文，愤怒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他出狱后努力学习，决心攀登高峰。
刘全聚摄
南京汽车制造厂仪表分厂电工殷辉，热烈响应党中央关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号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丁峻摄
“扬眉剑出鞘”一诗作者——铁三局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右）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争做新长征的尖兵，他努力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
这是他和本厂技术员一起为业余技术夜校备课。
王步贵摄
北京曙光电机厂计调科干部周学斌出狱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早来晚走，和工人一块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王东摄
原北京丰台电务段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1976年清明节，因写血书悼念周总理而遭迫害。
他在平反后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希望，发扬“四五”精神，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
王景仁摄
北京一○九厂的广大职工，决心把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林彪、“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化为巨大力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沈进摄
解放军第2炮兵后勤部干事侯书智，现在分管战士工作。
她和汽车驾驶员一起研究改进工作，更好地为机关服务。
张巨成摄
北京市第22中学教师、共青团员韩希宁，在天安门事件中，因书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坚持真理，立场坚定。
重返工作岗位后，努力钻研业务，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
这是她给学生们进行课外辅导。
卢传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