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怀连吴厚德陈忠龙
版面：头版

编者按

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是善于吸取异国异军经验“外为己用”的。
战国时代的赵国为了防御匈奴窜犯，武灵王曾胡服骑射；
帝俄时代的彼得大帝为了建设海军，曾亲自向外国学习造船技术。
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减少盲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定会有些收获。
这对加速我军现代化是一件大好事，有什么可怕的呢？！

取彼之长 补己之短

前几年，我们曾经到一个友好国家去学习考察他们空军训练的经验。
在学习考察中，我们发现他们在训练中有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他们重视培养飞行员在电子和雷达的干扰情况下，飞机在空中失去指挥时独立作战的本领；
强调提高飞行员的射击技术，尤其重视在各种高难度动作上练习射击；
他们还十分重视提高飞行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本领，安排飞行时，有什么天候飞什么天候，让飞行员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去体验。

对于人家的好经验，我们确实很想学。
但是，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我们想学也不能学，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
粉碎了“四人帮”，条件具备了。
这两年，我们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参照外军经验，对训练进行了一些改革，初步取得了成效。
比如，为了提高飞行员独立自主的作战能力，一九七七年我们就有一个团进行了一千五百架次的巡逻空战训练。
在训练中，我们尽量少指挥和不指挥，让飞行员自己去发现和搜索攻击敌机。
一九七八年，又进行了未知航线飞行的训练，并有意设置敌情，让飞行员自己去处理。
这些训练，使飞行员受到了很大锻炼。
有一段时间，部队在截击演习中，首枪命中率不高，我们就对部队进行了教育，介绍了外军作战和训练的经验。
同志们提高了认识，自觉苦练，老飞行员截击首枪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能达到百分之百。

实践告诉我们，要使训练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一个重要途径是要虚心学习外军的经验。
只有善于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我们的进步才会更快，国防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
夜郎自大，坐井观天，那就只会使我们的训练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

空军航空兵一师师长 张怀连

努力培养现代作战的人才

我海军军官代表团访问某友好国家海军回国后，我采访了这个代表团的几位成员，他们谈了一些见闻和感受。

代表团的同志说，他们参观中感受最深的是外军十分重视培养现代作战的人才。
代表团第一个参观点是被称为培养海军军官“摇篮”的某海校。
为了使学员进海校后就养成舰上一切生活习惯，这个海校的自修室、学员宿舍，室内的床铺、楼梯，甚至床头灯等各种生活设施，都设置得同军舰上一样。
外军陪同参观的人员对代表团说：“人比物质更贵重。
建造一艘舰艇只服役十五年就报废了，但是一个海军军官的生涯将延续到四十年。”
因此，他们对人才的培养很舍得下本钱。
代表团参观的海校和“训练中心”的设备都是相当先进的。
除了海校培养人才外，还有“训练中心”，直接为部队培训人才。
某舰队这个“训练中心”全年要开办四千多个训练班，全海军几乎有半数的人员每年都要到这个“训练中心”来参加集训。

某海校是培训初级军官的学校。
一般军官经过这里学习两年后就能驾驶各种军舰进行航行，又能驾驶飞机上天。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怎么能学到这么多东西呢？
据外军介绍他们的经验是：

首先，严格把好考试招生关。
比如，一九七八年报考该海校的五百三十六人，只录取了四十九人；
录取入校后还有一个月的考察期，若有不合格者，仍不能留校学习。
在两年内还要进行阶段性的考核，不及格者还要淘汰。
招收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高中毕业后若要考海校还要在教育部办的学校先读两年预科。

其次是对学员的基础训练和系统培养抓得扎实。
学员两年内，学军事基础课一千二百八十小时，学科学技术一千五百小时；
还要出海八次，实习六十天。
通过学习，学员对舰上各部门现代化的装备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要会。
学员除了全面懂得舰上的各种专业外，还要学会骑马、步兵作战的动作和学会驾驶初级教练机。

他们在教学中重视广泛采用模拟器材，使培训手段现代化。
如在某海校，有训练编队航行用的模拟操纵器，可模拟四艘舰艇编队航行；
有电子测靶器，供学员在室内练习实弹射击；
有雷达导航实验室，学员在室内操作，中心控制室送发目标，使各部雷达上出现不同目标，供学员进行练习。
他们还注意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首先配给海校和“训练中心”。
他们说，在海校如果只讲授现有装备，不讲授今后的新装备和新技术，那是极大的浪费。
因此，他们很重视用新的科技成果来培养学员。

代表团的同志们谈到，通过这次参观，使我们眼界进一步开阔了，对如何改进我们训练，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吴厚德）

——某友好国家海军训练见闻

拒绝借鉴无异作茧自缚

一提学习研究外国经验，就给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这是林彪、“四人帮”的恶劣行径。
它既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研工作，也破坏了部队和院校的训练，搞得人们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对外军的一些好的经验不敢学习，不敢研究，眼界狭窄，思想僵化。
要使研究外军真正有所进展，就必须分清是非，消除余悸。

吸取外国的一些好的经验为我所用，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在他的著作中就不乏研究和引用外军作战经验的事例。
比如《论持久战》就两次提到过法国拿破仑的战例。
一处是在论述“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时，就举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在同英、普、奥、俄等国的多次战争中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例。
在驳速胜论，阐述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时，又举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从而大败拿破仑的战例。
毛泽东同志研究外军战例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洋为中用”的榜样，也是对那种把学习外国同“崇洋媚外”等同起来的形而上学谬论的有力批判。

抗美援朝以后，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兵器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国家也打了一些现代条件下的战争。
认真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指导我们的训练和作战，十分必要。
这样，就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锁国愚民反动政策的流毒，破除夜郎自大的保守思想。
拒绝学习外军的经验，无异于作茧自缚。

南京高级步校 陈忠龙

栏目：要闻简报
版面：头版

华主席会见孟中友协代表团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一月三日下午会见孟中友协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先生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
他说，中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很好。
孟中友协对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见时，哈菲兹先生向华主席转交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的信。
华主席请哈菲兹先生回国后，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向齐亚·拉赫曼总统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的良好祝愿。

李副总理离京去非洲四国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一月三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路经乌鲁木齐前往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方毅、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外交部部长黄华等。
（据新华社）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版面：头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这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壮丽、极其艰巨的事业。
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宏伟任务，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贡献出一切聪明才智；
要求亿万人民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进行批评；
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鼓足干劲，全力以赴。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发现大批能干的人才；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十分明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发扬。
四个现代化，必须伴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大发展的上层建筑，就要坚决改掉那些不利于发扬民主、不利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作风以及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章制度。

十分令人鼓舞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充分讨论，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从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重要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建议。
这两个会议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三千多万党员和八亿人民的衷心拥护，必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这两个会议所表现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确实是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一定要象三中全会要求的那样，把这种民主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
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更是不可设想的。
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而它的基础是民主。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实的还是空的？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丢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形不成无产阶级的集中。
离开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走群众路线，搞一言堂，瞎指挥，凭“长官意志”办事，实行命令主义，如此等等，决不是真正的集中、正确的集中。
这样的集中丝毫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恰恰相反，只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危害。
当前这个时期我们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就是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长期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
为什么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不能实行监督和制裁？
为什么许许多多老干部能够对付拿枪的敌人，却被这几个丑类恣意迫害而无可奈何？
最根本的教训，就是他们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不充分发扬民主，不只是现代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也不可能及时揭露和清除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巩固，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里用得着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在两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种局面。
为了安定团结要不要强调发扬民主？
发扬民主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呢？
我们认为，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恰恰相反，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安定团结。
万马齐喑不是安定团结。
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清人龚自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万马齐喑是封建专制造成的一种可悲局面，那是一潭死水，当然谈不到什么安定团结。

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也造成了万马齐喑，当然更没有安定团结。
有了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舒畅，有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是破坏安定团结的祸根，这个祸根已经挖掉了。
当然，也还会有极少数“震派”人物兴风作浪，需要保持警惕。
当前妨碍安定团结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例如，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
某些冤案、错案、假案没有平反昭雪；
一些干部思想不解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没有根本转变；
群众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一些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适当满足，等等。
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安定团结；
解决得不好，就不利于安定团结。
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是发扬民主，让人说话，让人批评，有气的还要让人出气。
作为领导，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切切实实改进工作。
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思想活跃，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
人们对党和国家大事敢于发表意见，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是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高涨的表现，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走向正常的表现，是好事，不是坏事。
有些同志嘴上也讲要发扬民主，但当群众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就忧心忡忡，担心出“乱子”，象“叶公好龙”那样害怕起来。
这些同志不懂得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以为讲民主就是我给你民主，我让你讲话，你讲话可不能超出我喜欢听的范围。
他们不了解群众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发扬民主就是要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只有群众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了，领导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集中。
如果只准大家按领导规定的口径唱一个调子，那又何必多此一举，走“民主”的形式？
须知，对于执政的革命党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并不可怕，反而大有好处，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人民敢于讲话，允许人民讲话，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

当然，群众发表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提出的要求和主张也不都是恰当的。
少数人会发表一些片面、偏激甚至错误的意见。
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可怕。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如果要求人们不说一点错话，那就等于封人家的口。
如果人们说了错话就要追究，那就没有人敢再讲话了。
这叫做因噎废食，因小失大——废掉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失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我们应当坚决摒弃这种有害的做法。
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决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无数事实证明，压制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要坚决保护。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倡的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应当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
“三不主义”也就是“言者无罪”，实行这一条，才能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于人民群众中不正确的意见怎么办？
要善于引导。
有些问题，群众不了解情况，就要加以解释。
有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不能立即解决，就要给以说明。
有些问题，群众只看到局部，就要晓以小局服从大局的道理。
至于有个别坏人心怀不满，别有用心，那也无碍大局，应该相信，广大群众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造成一种空气，使广大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问题；
又要多作工作，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办建设上来。

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来缺乏民主传统。
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制主义，又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主作风破坏殆尽。
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我们要在发扬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
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各个领域造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讨论问题的空气，从上到下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
要善于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恰当地结合起来。
我们这样做了，必将进一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原载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作者：王贵祥/刘炎/齐中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驻守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昆明部队某团一连，最近与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一起，愤怒控诉越南扩张主义者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猖狂反华，加紧侵略柬埔寨，对我边境不断进行猖狂挑衅的野蛮罪行。
军民义愤填膺，严正警告越南当局：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越南当局如不悬崖勒马，必将自食其果。

一连干部战士和被驱赶的华侨指出，越南扩张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他们蚕食我国领土，在我国境内修工事，挖陷阱，插竹签，埋地雷，架铁丝网，派遣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挑衅，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和边境群众，蓄意制造流血事件。
不久前，在我边境马鹿洞附近，越方构筑三条战壕，侵入我国境内数百米，并在我领土上挖了许多单人掩体和机枪掩体。
前几天，又对我海上渔船射击，打死打伤我渔民三人。
越南当局还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越南版图，胡说什么西沙、南沙群岛是他们的，真是蛮横之极，无耻之极。
越南当局这种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彻底暴露了它的扩张野心和狰狞面目。

一连干部战士和被驱赶华侨，愤怒地控诉了越南当局残酷迫害华侨的罪行。
难侨张仕发、杨留华，是去年夏季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
一九六三年，张仕发在父亲一只脚伤残，母亲一只眼瞎，家庭没有劳动力，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加了越南边防军，服役五年，当过小队长，参加了抗美战争。
一九六八年退伍后，在农村劳动。
就是对这样一个华侨，越南当局也野蛮地加以驱赶，使他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被迫返回祖国。
难侨杨留华原住越南戈丕县观音岩岩脚，是农业合作社的主任。
这个村有四百多户华侨，被越南武装军警一夜之间全部驱赶回国。
牛、马、车辆、粮食、衣物，全部被越南当局剥夺。
有的华侨不走，他们就用棍棒打，用匕首刺，用绳索捆，甚至开枪射击。
有些华侨年老多病也被驱赶，有的饥寒交迫，病情加剧，死在半路。

控诉中，许多同志讲述了当年我国人民在自己还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宁可忍受艰难困苦，也要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许多事实，气愤地说：越南当局不仅把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深厚友情，完全抛到九霄云外，而且大搞反华排华活动，疯狂向我寻衅，充分暴露了越南当局是一伙恩将仇报的可耻流氓！

控诉中，一连干部战士和被驱赶华侨，用事实进一步揭露了越南扩张主义者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反华的罪恶阴谋和实质。
班长李长生说，越南当局为什么象一只疯狗，东咬一口，西咬一口，闹得越来越凶，戳穿了，就是想搞它那个所谓“印度支那联邦”，鲸吞柬埔寨，称霸东南亚。
苏修和越南当局一个要收买奴才，一个要卖身投靠；
大霸小霸，臭味相投，一丘之貉，狼狈为奸。
受害华侨施启春用亲眼看到的事实，揭露越南当局已经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他说，在越南国内到处是俄国佬，他们指手划脚，趾高气扬，而越南的一些官员，则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大家指出，越南当局通过苏越条约，把自己绑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成为苏修伸向东南亚的一只魔爪。
它这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

一连干部战士和受害华侨越控诉越气愤，大家严正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指导员张明声代表全连同志表示，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握紧手中枪，密切注视越南扩张主义者的动向。
如果它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一意孤行，胆敢继续进行军事冒险，就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本报通讯员 王贵祥、刘炎 本报记者 齐中彦）

作者：张志荣/郭怀亮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边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积极协助国家有关单位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受到边疆各族人民的热情赞扬。

这个边防部队驻守在祖国西北边疆的戈壁滩上，那里有着丰富的宝藏。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国家有关单位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研和基建队伍来到这里进行开发和建设。
为了让守卫的土地快献宝藏，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热情地向他们介绍边疆的地理情况和已知的资源情况，给他们当向导。
不少战士还把在巡逻执勤中捡到的奇石异宝献给地质队员，供他们鉴别、参考。
某边防连在巡逻中常常路过被称为“花石头滩”的地方，他们想到这些漂亮的花石头国家可能有用，便向上级作了反映。
经过勘探，这块“花石头滩”果然是个高质量的玛瑙矿。
某部一连的干部战士主动向地质队介绍了驻地一些异常情况。
地质队经过多方面的勘探，很快发现了一个稀有矿藏。
在干部战士的协助下，国家有关单位先后在这些戈壁滩上发现了十几个矿，有的矿已经动手开采。
地方某工程处来到某边防营驻守的区域修筑公路。
为了避开风口沙滩，绕开季节河道，确定最佳路线，这个营主动派出本单位的“活地图”、“千里眼”帮助领路勘测，营里的四名领导干部也都先后挤出时间当向导、作参谋，给工程处的同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边疆的戈壁滩上，人烟稀少，运输不便，生活比较艰苦。
为了保证开发和建设边疆的同志吃好住好，生活得到改善，边防部队的同志总是想方设法关心照顾他们。
某地质队来到某部五连驻地进行勘测，连队立即腾出好房子让他们住。
他们缺菜吃，连队就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储菜中挑出三百斤送给他们。
过节时，连队杀了猪，也要送去一部分。
地质队的同志感动地说：“部队真是我们热情周到的好后勤。”
对于开发和建设边疆的同志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特殊困难，边防部队的同志也总是及时地尽量帮助解决。
他们的车在半道坏了，部队的修理工就马上乘车赶去修理；
他们的司机得了病，部队就抽出最好的司机去顶班；
他们的钻探机油料短缺，部队就一面帮助借油，一面安排车辆去拉。
一次，两名地质队员在茫茫戈壁上迷了路，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
某部闻讯后，立即派出两辆巡逻车、十几名干部战士带着干粮、水和急救药去寻找。
经过十四个小时多的努力，把两名遇难的地质队员找了回来。

（张志荣、郭怀亮）

作者：詹健

作者：王清河

栏目：编后

党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要适应这个转变，我们不仅要集中精力搞好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要积极参加和保卫地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军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军民团结的重要内容。

参加和保卫地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是大量的、多方面的，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有心。
有一种说法：我们不懂地方工作，地方搞现代化，我们有劲使不上。
这样说显然有片面性。
我们固然不可能对地方搞现代化的每项工作都懂得，都承担义务，但只要把为现代化出力看成我军跑军宗旨在新条件下的体现，看成自己的神圣职责，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地方解决一些在生产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一定支援，做必要的保证工作，则是完全可能的。

当前，正值新年春节之际，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中，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部队，为地方的生产建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同时，还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本单位的实际，订出规划，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象兰州部队某边防部队那样，以实际行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作者：孔令铜

西出八达岭，沿京张公路驱车七十公里，绕过官厅水库，即是怀来县，又称沙城。
也许你知道这里是丰沙铁路与京包铁路汇合交轨之处，这块土地培育了撼天地、泣鬼神的人民英雄董存瑞。
也许你曾品尝过此地的佳酿龙潭大曲，驰誉中外的沙城果脯。
然而，你知道这里曾是“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古战场么？

在明代，怀来是万全都指挥使司（省级军事机构）辖下的一个卫所。
这里，北出长安岭经赤城可抵坝上；
西出下花园经宣化、张家口可去口外，历来是戎马驰驱之地。
“疆索有事，每当其冲”。
历史上震恐京师的“土木之变”就发生在这里。
那是一四四九年秋，蒙古贵族瓦剌也先南犯山西大同。
该镇参将吴浩“迎战于大同北猫儿庄”，败死。
后明廷又派井源等四将出击，竟“四万骑无一还者”。
此时，把持朝政、腐朽贪残的太监王振不顾社稷安危，竟心血来潮，挟持英宗皇帝祁镇“亲征”，企图侥幸退敌，冒滥边功。
结果，在怀来以东土木堡，五十万大军被瓦剌也先杀得一败涂地，英宗皇帝祁镇亦被俘，经雷家站（今新保安）劫往塞外。
土木之变后，瓦剌也先又挟英宗大举入侵，兵至德胜门，国势垂危。
幸得抗战派大臣于谦等人顺应民心，督战九门，整蚀防卫，才粉碎了瓦剌也先谋夺北京的野心，把明朝从败亡的边沿上挽救回来。

历史的巨轮滚过了几百年。
怀来，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一部分。
当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怀来又成了自卫战争的前线，我军在这里打过多次仗。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在当年瓦剌也先挟驾北出、酿成民族悲剧的新保安，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密切配合，演出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活剧，一举围歼了蒋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为平津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石。

如今，怀来古战场，驻扎着北京部队某部指战员。
他们追古抚今，增强了战备观念。
他们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认真做好机动作战的准备，使武器装备完好率超过了上级规定的百分比。
实现了各种车辆传动部位调整紧定，润滑灵活，平地一推就动；
油路、电路工作正常，发动一摇就着；
方向部位安全可靠，转动一把就灵；
制动装置间隙适当、不漏油气，刹车一脚就停。
从而大大缩短了在突然情况下完成机动准备的时限，一丝不苟地做好打仗的准备。

有兴趣追溯沧桑的同志，有机会请到怀来走一走吧，寻访一下当年明军败没的陈迹，看一看新保安的城墙，访一访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你的胸襟中一定会燃烧起一种激情：“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孔令铜）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支队，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祝捷大会，表彰施工成绩优异的五十二大队。
这个大队截止十二月二十日，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值三千万零六千七百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值六千七百二十一元，比该大队历史最高水平增长百分之五十六。

一年来，这个大队党委敢于集中主要精力抓施工，带领部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干快上。
党委书记王晶明深入工地，了解情况，同驻工地指挥所的林大队长、涂参谋长和郭总工程师一起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施工中的薄弱环节，调整部署，解决问题，保证施工不断创造高速度。
去年十月份，他们担负的某工程两段结构，成为整个工程能否按期完成的关键部分。
当时，两个工点同时突击，力量分散，不能形成拳头，进度不快，照这样下去，必然导致两段结构都要拖到严寒季节，既增大工作量，又难以保证工程质量。
党委及时在工地召开有工程技术人员和各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分析情况。
他们根据岔线结构战线长，寒冬到来防寒困难，而且这里地形比较开阔，适宜摆开大兵力，便于会战突击等情况。
决定集中力量会战，力争抢在严冬季节到来之前完成这一段结构施工任务。
而出入口段结构，如采取防寒措施，可以保证质量，稍缓一步。
由于党委采取的措施具体有力，分工明确，安排合理得当，大队上下心情舒畅，干劲倍增，各区队、中队立即展开对口赛，劳动热情更加高涨起来，进度大大地加快了。

这个大队在施工中还十分重视发挥机械的作用。
他们严格机械管理制度，加强对机械维修保养，合理安排使用。
要求各单位普遍开展学技术活动，办技术训练班，培训技术骨干，组织技术交流，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的技术水平。
去年这个大队多次组织土方大会战，挖土机三次创造新纪录，为工程大上快上打开了局面。
（报道组）

作者：郑锦涛

本报讯 战士王亚平同志创作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即将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

《神圣的使命》通过白舜一家的悲惨遭遇，揭露林彪、“四人帮”制造冤案的罪恶阴谋，塑造了老公安干部王公伯这样一个代表党和群众意志的英雄人物，揭示了党和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真理。
它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保护人民，镇压敌人。
它在揭批林彪、“四人帮”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塑造人物方面，笔调细腻，生动感人，不仅在政治上有广泛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文艺创作上如何解放思想、繁荣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王亚平同志是沈阳部队空军的一个战士，今年二十四岁。
他在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一个反特题材的剧本时，深入公安战线采访，听到公安人员讲述了大量有关林彪、“四人帮”制造冤案、假案、错案，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方面的材料。
他满腔愤怒，决心通过文艺创作清算林彪、“四人帮”这伙专制魔王的罪恶。
当他把这个意图告诉另一位青年作者、中学老师李才雍同志，两人想得很合拍，就经常在工余时间酝酿创作，分头执笔写成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发表于去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引起了广大读者共鸣。
剧本经共同修改后于去年五月投寄峨眉电影制片厂。
（郑锦涛）

作者：汤杰

据该部文化工作站统计：从一九七六年至现在，由他们分配发售到部队的电视机已近二千台。
但因坏了无人修理，目前部队已有三分之一的电视机不能收看。
为了给干部战士学习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创造条件，他们举办了培养修理电视机和电影扩音机骨干的训练班。

开学前，各部队都把思想好、懂一些电视机、扩音机原理的电影队、组长或优秀放映员推荐来学习。
教学中，学员们一边学基础理论知识，一边修理部队坏了的电视机，把学到的知识马上运用到实践中去，又在实践中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先后修好电视机七十九台。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八十五名学员在理论与实际的考核中，七十二名达到优秀成绩，十三名达到良好成绩，全部领到了结业证书。

目前，各部队正在组织这批骨干对本单位现有的电视机一台一台地进行检查修理，用实际行动汇报学习成绩。
（汤杰）

作者：唐全成
单位：三二三○三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们从平时工作和下部队了解情况中，深深感到我们部队工作中，尤其是领导机关中，形式主义的东西仍然比较突出，这是当前影响部队工作大干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列举几种表现。

一是会议多。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单位去年以来，党委和首长主持召开的会议十五次，司、政、后业务部门召开的会议七十一次。
会议为什么这样多呢？
原因有三：第一，“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各部门开会时互不通气，各开各的。
一九七八年一、九两个月，司、政、后机关召开的会议，合计起来都在十次以上。
第二，会议层次太多，不是一竿子插到底。
如贯彻全国科技会议精神，地方早就传达到基层了，可是我们部队首先是军区开会传达，然后是军里开会传达贯彻，再就是师、团逐级开会传达贯彻。
有的会议即使开到团，还来个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
这样层层开会，实在是浪费时间。
第三，会风不正。
有些会议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解决问题，非要拖上三、五天，好象会议时间越长就越重要似的。
安排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是宣读文件，二是讨论，三是发言，四是领导作指示。
有许多会议已经把上级的指示精神或会议文件印发到会同志，但会上还是要照本宣读一番。
比如我们最近召开的一次卫生工作会，上级有关会议的精神已书面传达到师，其实只要根据这些精神，着重研究一下我们怎么办就行了。
可是会议安排三天，先是半天宣读文件，然后用一天时间看文件，这有必要吗？
会议这么多，又都要求领导干部参加，有些领导干部就成了专门参加会议的“会议干部”，开完这个会，又接着参加那个会，哪还有时间下连队抓基层建设呀！

二是汇报多。
上级不管贯彻一个什么文件、一次会议精神，都有一条要求，“贯彻情况立即报我们”。
有的汇报要得很急，文件还没发到部队，电话已来收集部队思想反映。
下面为了应付差事，一拿到文件，立即跑到就近的“试点连”（即经常收集思想情况的连队）去把文件读给大家听，然后组织一个座谈会，草草地编造几条向上级汇报。
这样的思想反映是很肤浅的，甚至是不可靠的。
可是上级机关只要有了几条思想反映就心满意足了，可以向领导“交差”了。
所以许多工作走了过场。
比如，在传达贯彻干部服役条例时，各单位的汇报都有那么几条：一是干部服役条例十分重要，是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重大决策，是战略性措施；
二是通过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斗志；
三是安定了干部情绪，加强了连队建设。
事实怎样呢？
有些干部对许多问题想不通，有待于领导去做工作。
但这些情况，往往在汇报材料中找不到。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很着急，感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怎么能够改变面貌，适应国防现代化和准备打仗的需要呢？

三二三○三部队 唐全成

作者：湖南省军区谢昭广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目前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在争分夺秒地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作风与形势很不适应，整天忙于会议之中，说长话、说空话的现象还很严重，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妨碍极大。
其表现是：

一是会议多而长。
会议一个接一个，或是几个会议并驾齐驱。
会议时间少则几天，多则二十几天，甚至长达数月以上，群众称这种会议为“马拉松会议”。

二是陪会一大帮。
一开会，什么秘书组、行政组、简报组，机构庞大得很。
七、八十人参加的会议，工作人员占了四十多。
有的名为党委常委扩大会，实际上成了全体机关干部会。

三是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
有的领导干部以为说长话有水平，不分对象，不讲场合，不看时间，长篇大论，夸夸其谈，随心所欲，东扯葫芦西扯瓢，废话连篇。
本来两个小时可以讲完的，讲了一天还嫌不够。
群众听得很厌烦。

四是领导争着要发言。
一次会议，领导干部要讲话的，就有三、四个，每篇讲话稿，都要机关干部帮助起草，整个机关忙得团团转。

五是讲排场，摆阔气，不结合实际，不讲究效果。
上面开什么会议，下面跟着开什么会议，上下一般粗，千篇一律，满足于轰轰烈烈，会议开完，万事大吉。

我迫切希望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要整天陷于会议之中，迈开双脚，深入实际，和群众在一起，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湖南省军区 谢昭广

作者：王征/秦大虎/张国维

苦钻

加注

待发（图片）

作者：宋琼

望不尽浩气贯虹象生辉，怀不尽耿耿丹心鞠躬瘁；
恨不尽妖魔切齿谤忠骨，烧不尽革命烈火焚污秽。
每当我读到这几句诗的时候，总是禁不住心潮汹涌，深深怀念起我们所尊敬的陶铸同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以前的短短几个月里，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和陶铸同志有过一些难忘的接触。
我亲眼看到，陶铸同志怎样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为捍卫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英勇奋战；
我也亲眼看到，陶铸同志如何横眉冷对林彪、“四人帮”，同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我还亲眼看到，陈伯达、江青一伙怎样施展反革命阴谋，对陶铸同志进行卑鄙狠毒的政治陷害。
陶铸同志所具有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高尚品质，长时期以来深深地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整整十二个年头过去了。
陶铸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情景，如今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披着“左派”红色外衣的阴谋家、野心家，就相互勾结，猖狂地进行干扰破坏。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妄图利用文化大革命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内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陶铸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投入极为艰巨复杂的伟大战斗。
阴谋篡夺运动领导权的林彪、“四人帮”，首先把矛头指向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
一九六六年六月，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同志，刚来到北京，江青就施展诡计，妄图在他身上打主意。
她一面假惺惺地向陶铸同志表示亲切，说什么“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一面居心险恶地进行挑动，说什么邓小平同志“很凶”呀，“镇压群众”呀，“搞反动路线”呀，要陶铸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开头炮”。
对于以党的原则作交易极端卑视的陶铸同志，深信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深知在党内搞突然袭击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斩钉截铁地作了回击：“我不了解情况！”
有眼无珠的江青，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陶铸同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但是，江青并没有死心。
她到处游说，拉帮结伙，策动当时掌管政法工作大权的那个人充当打手。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这个人按照林彪、“四人帮”的意旨，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棍子，恶狠狠地向邓小平同志打了过来。
陶铸同志对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极为不满，当即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并且坚决不让这个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毁谤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使它没有市场。
从此，江青对陶铸同志更加怀恨在心。

怎样估计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怎样估计我们党的干部队伍？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诡计多端的陈伯达、江青一伙，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把他们所谓的“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妄图为他们打倒一切制造合法根据。
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同志一起，担负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陶铸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坚决驳斥了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反动观点，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线”、“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
并在文件中对我们党的干部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
他们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以及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的建议，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
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
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提交全会顺利通过，挫败了林彪、“四人帮”在全党推销假左真右货色的阴谋。

林彪、“四人帮”顽固对抗十六条，疯狂破坏十六条。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以后，他们打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制造了所谓当权派和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反动公式，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
已经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同志，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并肩战斗，步调一致，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作了顽强的斗争。
在那些日子里，陶铸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通宵达旦地接见来自各地区和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教育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有缺点有错误的干部当成“黑帮”；
要大家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情况，“不能把工作组某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都当作反动路线”；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绝大多数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陶铸同志在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反复强调“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叮嘱广大群众记取这个历史经验。
他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积极保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少数工厂停工停产。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防止它向农村蔓延，保证十六条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同年九月间，陶铸同志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出了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
城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等八项规定，经中央批准后下发。
同年十月，陶铸同志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同志一道，又提出农村县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不搞串连等五条规定，报请中央批准后下达。
同年十一月，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提出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四清”部署分批分期进行，不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
这时，林彪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他赤膊上阵，竟然颠倒是非，攻击省、市委书记座谈会纪要是什么“用生产压革命”，把这个座谈纪要一棍子打死。
江青仗恃林彪的黑旨意，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大发雷霆，狂妄地要陶铸同志下令取消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规定。
陶铸同志义正词严地告诉江青：“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
江青妄图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阴谋被揭穿了，她气急败坏，大吵大闹，强逼周总理表态。
周总理坚决支持陶铸同志的意见，驳斥她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规定的原则。
对此，林彪、“四人帮”疯狂进行干扰和破坏。
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就煽动年轻幼稚的中学生，说什么：“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好人打坏人，活该；
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
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陶铸同志同他们针锋相对，在七月三十日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在讲话中强调：“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搞‘喷气式’，这个不好！”
陶铸同志还在接见群众代表的许多次会议上，反复教育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实事求是”，“绝不搞武斗，不搞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不搞疲倦战术”，引导群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办事，极力抵制林彪、“四人帮”挑动武斗的妖风。

陶铸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陶铸同志都在和陈伯达、江青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驳斥他们的反动观点。
江青和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勾结在一起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陶铸同志察觉江青销毁了一些有关林彪的材料。
为此，江青很恐慌。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一进门就歇斯底里地把皮包往陶铸同志面前一摔，狂喊大叫：“你怎么知道的！
你想干什么？”
在敌人的法庭上，在艰苦的战争中久经考验的陶铸同志，对江青的丑恶表演十分蔑视，他当场怒斥道：“你干涉得太多了！
管得太宽了！”
江青理屈词穷，又怕又恨。
到了十二月下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象疯狗一样，在一次会议上对陶铸同志猛扑过来。
他们攻击陶铸同志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同志当场驳斥：“对我们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
江青说：“你保的一伙是坏人！”
陶铸同志反问：“根据是什么？”
那个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老奸巨猾的人，看到江青无言以答，就编造了一个血口喷人的谎言，他说：“你保的王任重是一个CC特务！”
他竟把一个名叫“任重”的特务，硬安到王任重同志身上，对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实行政治陷害。
陶铸同志不畏强暴，刚直不阿，警告他们：“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
这天陶铸同志再也压抑不住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满腔怒火，在他走出会场时，愤愤地说：“他们存心要把阶级阵线搞乱！”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信赖陶铸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选举陶铸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同志认为陶铸同志政治上坚定，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在常委分工时，让陶铸同志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委托陶铸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决定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和陶铸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并且决定派他在新年过后去外地考察几个省、市的运动情况。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交代陶铸同志，要他代表党中央去保一保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
十二月底，周恩来同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决定。

毛主席和周总理越是信赖陶铸同志，林彪、“四人帮”对陶铸同志就愈加仇恨和恼怒，他们恨不得一棍子把陶铸同志打翻在地。
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这伙老奸巨猾的政治恶棍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突然袭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北京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的代表。
当时，周恩来同志叫我通知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在接见群众代表后，到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并通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成员列席。
当天下午两点钟，周恩来同志和陶铸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正在商量政治局会议要议定的几个问题。
这时，阴险毒辣的陈伯达、江青和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却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所谓中南地区的一个群众代表团。
在这里，陈伯达杀气腾腾地诬蔑陶铸同志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变本加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
江青恶狠狠地攻击陶铸同志“独断专行”，把陶铸同志打入“敌人”之列。
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老奸巨猾的人，更是施展那套先定罪后编材料的惯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材料整理出来”，胡说只要按照他们事先罗织好的“罪名”，把“材料摆出来了”，“就胜利了”。

下午两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按照通知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和陶铸同志所在的那个厅，但是陈伯达一伙却迟迟不到。
于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去找陈伯达，催促他们赶快来开会，但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背后打了陶铸同志的黑枪。
陈伯达、江青这伙惯骂别人“两面派”的家伙，这时再次扮演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两面派角色。
他们装模做样地走进厅来，又若无其事地和陶铸同志坐在一起开会了。
政治局开完会，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分头去接见群众代表，他们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经贴到了大街小巷；
印有陈伯达、江青和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的讲话的传单，也正在北京许多地方散发。
陷害陶铸同志的反革命舆论已经形成，并象妖风黑雾一样在弥漫。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批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国家的一位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顾问，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竟被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蔑诽谤所中伤，成了他们卑鄙无耻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敬爱的周总理对陈伯达、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怒。
他在一月七日凌晨一点钟，接见了所谓“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一月二十三日夜，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呀！”
林彪、“四人帮”选择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这样一个时刻，举起屠刀向陶铸同志杀将过来，矛头决不只是对着陶铸同志个人的。
这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重要反革命步骤。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半年时间中，林彪、“四人帮”到处伸手夺权，在中央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被“打倒”，有的被罢官，有的靠边站。
在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同志，当时也已受到诬陷。
陶铸同志当时仍在坚持工作，而且职务和威望较高，又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这不能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心腹之患，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直接障碍。
这一点江青曾经不打自招地作过供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她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陶铸还镇压我，镇压我们小组”，“隐蔽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里边”的，“开始是王任重，后来是刘志坚，现在是陶铸”。
这里，江青说得再露骨也没有了！
他们把王任重同志和刘志坚同志等搞倒，再把陶铸同志搞倒，中央文革小组就变成了他们这伙叛徒、特务、篡党夺权分子的一统天下，就可以进而打倒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实行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了。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就下达了一道反革命动员令：“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一九六七年元旦，他们的同伙王力在接待站进一步宣布要“重点抓好北京和上海”。
从此，他们便在北京、上海煽起了反革命风暴。
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于一月初窜了去，策划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一月四日和六日两天，他们所控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几个人相继发表所谓“造反”宣言，宣布“夺权”。
紧接着，王洪文和他的党羽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从而在全国煽起了“夺权”的妖风。
在北京，一月三日，由林彪死党邱会作控制的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发起召开所谓批判叶剑英、陈毅同志的十万人大会；
并贴标语，散传单，攻击聂荣臻同志和徐向前同志。
一月四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对陶铸同志搞突然袭击；
同时，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诬蔑贺龙同志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
一月七日至九日，林彪、“四人帮”直接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
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贴出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散发林彪辱骂朱委员长的传单。
一月十日，陈伯达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
他说：“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
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他还说：“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时期就有许多人过不了关……，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
接着江青插话说：“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了！”
这伙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野心家，要把站在第一线同他们作坚决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作“一小撮”统统打倒。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伟大祖国的上空阴云密布，妖风四起。
林彪、“四人帮”妄图架空毛主席，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搞垮政治局，瘫痪国务院，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阴谋已经昭然若揭。
他们陷害陶铸同志，正是这个政治大阴谋的一个行动步骤。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见证。

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林彪、“四人帮”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寒凝已尽春华茂，血沃长培劲草妍”。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这是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他们的英名，包括我们所尊敬的陶铸同志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他们的光辉斗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
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胜利进军。

安息吧，陶铸同志！

新华社联合国一月二日电 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打电报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强烈谴责越南加紧侵略民主柬埔寨，要求安理会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采取措施制止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电报说：“越南正在加强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和入侵。
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越南的三零七师和三零四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向柬埔寨领土发动进攻，沿着十九号公路一直深入到奥亚道和安当比县。
目前越南军队正在继续推进。
与此同时，一些苏—越飞机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多次轰炸云晒县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轰炸了安当比县城和班龙地方。”
电报说：“在桔井省，越南的第三师和第五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对柬埔寨领土发动进攻，并沿着七号公路一直深入到斯努县县城还过去一点的地方，目前越军还在继续向纵深推进。”
电报说，越军在入侵时犯下了最野蛮的暴行，实行杀光、毁光和烧光政策，屠杀老百姓，破坏人民财产，掠夺稻米、耕畜、家禽和其他财产，并捣毁他们拿不走的东西。
电报还指出，“在其他一些地方，在蒙多基里省，在东部地区和西南大区，越南军队也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侵略。
越军还动用了米格十九和米格二十一战斗轰炸机和四个引擎的轰炸机。
柬埔寨革命军收听到的这些飞机驾驶员之间的无线电对话表明，这些飞机中的一些飞机是由苏联人驾驶的。
目前，这些飞机正在腊塔纳基里省、上丁省、蒙多基里省、磅湛省，特别是在斯努城和桔井城之间的上空进行空袭。”
电报指出：“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侵略和入侵，其目的是为了侵占柬埔寨和向东南亚扩张，以满足它的区域野心，同时实现扩张主义大国的苏联在东南亚的全球扩张主义的野心。
越南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遭受了一九七八年的战略失败后，目前正在加剧这场侵略战争并使它国际化。
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政府、柬埔寨革命军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动员一切力量来保卫民主柬埔寨，以便使它永远是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国家。”
电报说：“民主柬埔寨政府要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所属组织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注意越南和苏联通过对民主柬埔寨的野蛮侵略而给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安全、独立和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
为了制止越南和苏联所进行的所有这些侵略、扩张和吞并行径以及这种严重威胁，民主柬埔寨政府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所属组织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应采取如下措施：一、谴责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要求越南停止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放弃吞并柬埔寨的野心和以实际行动尊重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二、停止对越南的一切援助，使它不能加强对民主柬埔寨进行侵略的力量；
三、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正义斗争。”
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在前线某指挥所和革命军指挥员一起研究打击越南侵略军的作战方案。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柬埔寨合作社社员怒视越南侵略军的炮兵阵地。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照片）

栏目：地区小霸的丑恶嘴脸

新华社一月三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苏联供给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越南军队连日来对柬埔寨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
目前，越南军队深入柬埔寨领土八十多公里，已侵占了柬埔寨东北大区桔井省省会桔井市，并正在分几路向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进犯。

德新社二日从新加坡报道说，“传到新加坡和曼谷的消息证实，越南看来已经在宽达二百公里的战线上开始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越南正规军至少有五个师，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参加了这一进攻。”
“通向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好几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路据说已受到攻击。
据说有些越南部队已经深入柬埔寨领土八十多公里，有些地方距离金边只有七十五公里。”
合众国际社二日从曼谷报道说，“情报机构人士今天说，大批越南入侵军队已进入到能够围困金边的阵地”。
有消息说，越南军队“在距首都（金边）不到四十五英里处切断了湄公河，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东北部”，“而且在某些地方看来已穿越柬埔寨政府前线，向前推进了许多英里”。

法新社三日援引“曼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说，越南部队已深入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北七十公里的磅湛地区，三日开始从东西两翼向湄公河上的重要城市磅湛发动进攻。

这家法国通讯社二日报道说，“据说越南十二个师中的一些部队投入了这次新攻势。”
“越南先头部队已到达磅湛地区”，同时“装甲侦察部队正威胁金边以东、东南和西南的柴桢、干丹、茶胶和贡布。
据说越南部队已沿一号、三十号、二号和三号公路行动，距离在二十五公里到三十公里之间。”
法新社还说，“消息灵通人士说，越南的米格—21战斗机每天出动多达四十架次”。
“越南飞机在有计划地袭击通往金边的各条公路和湄公河流域。”
美联社二日说，“曼谷人士注意到越南最近增加了对柬埔寨的空袭，这是过去增加地面进攻的标准序幕。”
西方通讯社在报道柬埔寨战局时纷纷指出，越南当局最近拼凑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并且在进攻中打出这个旗号，为的是要掩盖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的行径。
法新社写道，在曼谷的军事观察家们说，“在这次攻势中的主要攻击部队是越南正规军”。
路透社援引“曼谷外交人士”的话说，亲河内的“柬埔寨游击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单独向政府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美联社记者二日从曼谷报道说，“这里的西方分析家和泰国分析家认为，攻陷桔井主要是越南正规军干的。”
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说，越南建立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很难想象它怎样能够征募和装备一支能够打仗的军队”，这个“阵线”的军队“主要是由越南士兵组成的”。
这家报纸写道，看来越南支持的这个‘阵线”，下一步很可能会宣布成立“政府”，“这个政府肯定会影响这个地区的稳定。”

新华社一月三日讯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刊登了连贯的一篇文章，题为《从民族沙文主义到地区霸权主义》。

文章说：越南当局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侵略、颠覆柬埔寨，猖狂反华，严重威胁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已经愈来愈引起全世界人民的瞩目。
越南当局为什么对曾与越南人民长期并肩战斗的柬埔寨人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为什么对一贯支持越南革命和建设的中国人民如此刻骨仇恨？
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越南当局早已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堕落成为地区霸权主义者。
越南当局的所作所为，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为苏联的战略目标服务的，也是为越南当局本身实现其在东南亚地区称霸的野心服务的。
因此，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来认识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越南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是民族沙文主义者。
他们早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抗美战争胜利之前，就已经在盘算着怎样窃取胜利果实，吞并柬埔寨和老挝，建立由他们一手控制的“印度支那联邦”。
当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大力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时候，他们却借古喻今，大谈所谓“北方侵略”，煽动反华情绪。
抗美战争胜利后，他们头脑发热，飞扬跋扈，俨然以东南亚的头号军事强国自居，妄想倚仗庞大的军队和从美伪那里缴获的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加上苏联的军事援助，称霸一方，民族沙文主义发展到了十分狂妄的地步。

他们在国内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对高棉等少数民族，不仅歧视、迫害，而且强迫他们充当侵柬的炮灰。
为了对外侵略的需要，他们把已经多少代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净化”对象，驱赶出境，或集中迁徙到荒僻的腹地。
一九七六年索性取消了毗连我国边界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外侨中已经自愿加入越南国籍的人，本已成了越南民族的一部分，也同样受到歧视、排斥和迫害。

早在一九七五年，越南当局就侵占了我国固有领土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并公然向我提出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
近几年来，越南当局反华排华愈演愈烈。
对于多年来侨居越南，曾为越南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广大华侨（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残酷迫害，百般折磨，剥夺他们侨居、就业的权利，取消户口和扣发口粮，直到把他们的财产和各种生活资料剥夺干净，使他们濒于绝境。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七万多华侨被驱赶和被迫离开越南回到中国。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侵犯我领土，枪杀、殴打我边境居民和边防巡逻人员，还在海上枪杀我渔民，抢劫我渔船。
凡此种种反华暴行有增无已，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对柬埔寨，越南当局先是企图在所谓“特殊关系”的名义下加以控制，遭到了柬埔寨的坚决抵制。
之后，越南当局又一再策动从内部颠覆的阴谋活动，并且不断侵犯柬埔寨领土，直至公然于前年年底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由于柬埔寨的坚决反击，这一系列侵略行径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最近越南当局在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以后，自恃有苏联的进一步撑腰，再次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同时又制造傀儡组织作为反革命别动队，配合它的军事进攻，侵吞柬埔寨的狂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九页）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本民族被其他民族压迫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
但在这种斗争取得胜利，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下，他们就会反过来压迫别的民族，或者帮助另一个大国去压迫别的民族，从中分赃。
在压迫别人的同时，他们往往又向大国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如提供军事基地、炮灰等等。
越南现在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当代的这样一种民族沙文主义标本。
在长时期的反帝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不久，他们就转而去侵略别国，成为地区霸权主义者。
这种现象，看起来变幻多端，令人惊异，但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加以观察，就能够找到明确的答案。

文章说：越南当局丧心病狂地侵略柬埔寨和向中国挑衅，还有着现实的国内的需要。
越南当局在越南统一以后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早已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对。
他们蓄意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和向中国挑衅，却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大叫大嚷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中国和柬埔寨对越南的“侵略”，就是要在越南人民中间煽起对柬埔寨和中国的民族仇恨，转移人民的视线，欺骗和胁迫人民来为他们的侵略政策卖命。

文章强调指出，越南当局的罪恶行径，也完全适应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向东南亚侵略扩张的需要。
越南当局和苏修叛徒集团本来有着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民族压迫和对外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者。
越南当局有在东南亚地区当个小霸主的野心，需要苏联这个大霸主当靠山；
苏联向东南亚地区扩张，也需要象越南这样的“东方古巴”。
越南当局一头栽进了苏修的怀抱，这是毫不奇怪的。
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从其本质上说，大巫小巫，都属一类。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前者以主子自命，起着统帅的作用，后者甘当仆从，扮演着马前卒的角色。
它们不过是从民族沙文主义走到霸权主义的“难兄难弟”，是苏修提供飞机、坦克，越南当局提供炮灰的合伙杀人的买卖。

文章最后说，中国人民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我们绝不听任越南当局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挑衅。
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斗争，坚决反对越南当局吞并柬埔寨和在东南亚称霸的罪恶计划，坚定不移地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
柬埔寨人民反抗苏越侵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激烈的。
中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都是在柬埔寨一边。
柬埔寨人民依靠自己的英勇斗争，加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

作者：王宇画易莎时轩诗

天狗吃月蛇吞象，

可笑狂人不自量，

奈何地球不好啃，

遍地怒火嘴发烫。

一纸契约捆一起，

走卒拉车好卖力；

只恐主子战车沉，

好梦未偿勒断气。

远学希特勒，近学新沙皇：

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分明是强盗，硬要披伪装。

世人万手指，黑手哪里藏！

爬梯玩火节节高，仗有主子来撑腰，

只怕撑竿撑不住，有朝一日摔大跤。

对待近邻凶若虎，北极熊面前媚似猫，

争来主权又出卖，越南人民岂能饶！

亚安体系啥东西？

蒙面大盗一张皮。

纵然梳妆打扮巧，

还是推销不出去。

莫道河内胃口大，

休想吞下东南亚，

反霸潮流卷全球，

淹死一切大小霸！

据新华社上海一月三日电 一九七九年新年前夕，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宣布上海市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善始善终地结束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抓紧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在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很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在上海占主导地位。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就紧紧勾结在一起，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干了大量坏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这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已被粉碎，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查清。
一度篡夺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的“四人帮”余党、打砸抢首恶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马天水、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王承龙、潘国平、胡永年已被依法逮捕。

去年以来，上海全市各系统分期分批，发动群众，对清查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大批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平反和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审干遗留的问题，绝大部分已经复查结案。
公司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先后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全市各条战线生气勃勃。
一九七八年上海市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财政贸易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
郊区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

龙羊峡水电站是我国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前建设的二十个大型水电站之一。
它坐落在青海省共和县境海拔二千六百米的龙羊峡。
这座水电站建成投产后，强大的廉价动力将输往西宁和兰州两个工业城市，输往正在开发的柴达木盆地，输往我国商品粮基地之一的甘肃河西走廊，输往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农牧区，并将与陕甘宁电网相联，这对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据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龙羊峡水电站将要浇筑的拦河大坝，高达一百七十二米，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大坝。
大坝筑成以后，这里将出现一个我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湖，总库容达二百四十七亿立方米。
由于这座大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的调节作用，还可使黄河下游已经建成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四座水电站每年增加发电量五亿多度。
这座电站建成后，也将为建设龙羊峡至青铜峡之间的其它各梯级电站创造有利的施工条件。
龙羊峡水电站除了发电以外，还具有灌溉、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效能。

作者：刘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