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会见哈菲兹主席时说
中孟两国关系发展很好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同孟加拉国朋友谈话时，对近几年来中孟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
华国锋主席在会见孟中友协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先生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时说，中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很好。
孟中友协对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国锋主席赞扬孟加拉国人民在齐亚·拉赫曼总统领导下，在国内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
我们很希望孟加拉国繁荣昌盛起来。
我相信，孟加拉国人民也同样希望我们繁荣昌盛起来。
哈菲兹先生指出，孟中之间有很悠久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会见时，哈菲兹先生向华国锋主席转交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的信。
华国锋主席请哈菲兹先生回国后，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向齐亚·拉赫曼总统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的良好祝愿。
华国锋主席说，他衷心祝愿孟加拉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座。
（附图片）
华主席同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先生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水电部第4工程局工人在龙羊峡进行坝肩削坡，为主体工程建设创造条件。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本报特约评论员
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了。
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有的说，现在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估计太高了？
还有的同志提出：
既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还适用不适用？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修订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了回答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有必要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一）
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提出来的。
在这之前，我们党对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教育和改造的任务，但是因为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所以我们党对广大知识分子，还是着重强调“大量吸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革命队伍内部知识分子很少很少。
抗日战争初期，一批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但是，当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疑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不注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
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决定在各个根据地的实施，吸引和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推进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
通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和改造，很多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融合一起，发展壮大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这是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和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以及各种经济企业事业单位。
这里面大约有二、三百万知识分子，包括教员、教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
对这些知识分子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是赶走、抛弃他们，还是争取、团结他们？
党中央认为，不应该赶走、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服务。
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是出于好意，是为了防止发生抛弃他们的错误倾向，是为了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而制定的，是建立在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感觉到痛苦，具有革命性。
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服务的反动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
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是脑力劳动者，其中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受到资本家的剥削。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以接受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新中国的建立，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但是，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共产党相处过，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
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接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地把世界观改造过来。
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对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团结、教育、改造这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变化以及我国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应该作相应的改变。
（二）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国现有二千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大体上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
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一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已经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
绝大部分（这一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党在新社会培养的中年青年知识分子。
在后两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本来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已经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先看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生的变化。
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为旧社会、为私有制服务，转到为新社会、为公有制服务。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不少人已经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存在决定意识。
他们在解放初期为新社会服务还不自觉或不太自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已经使他们逐渐变得自觉起来。
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了的知识分子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技、经济、教育、文化、文艺、卫生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下，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
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进步，正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地工作。
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
在团结、教育、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我们党用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
这类知识分子，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基本特点是：
他们中间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的家庭；
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教育；
他们一开始参加工作，就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们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
通过学习，通过社会斗争的实践和业务实践，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包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他们年富力强，已经成为科技、文教、卫生、文艺等战线的骨干力量。
他们当然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工农干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中不少人读了工农速成中学，有些人还读了大学或到外国学习过。
他们已经从缺少知识变为有知识了，或者是知识比较丰富了，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
这些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观念形态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我们党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以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适用了。
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
正确对待他们，在今天实质上是一个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的问题，而不再是处理工人阶级和同盟者关系的问题了。
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内部，巩固地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同志还看不到、不承认或者不敢承认这些变化呢？
首先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
林彪、“四人帮”在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用心险恶地炮制了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把杰出的各方面的专家和作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势力。
他们把有没有知识和知识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依据，把有了知识的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而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且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有了知识，也就成了资产阶级。
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他们散布的这些反动谬论，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且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
他们对知识分子唯恐避而不远，深怕沾了知识分子的边被说成阶级路线不清。
他们总是把知识分子同所谓“政治不可靠”、“思想落后”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似乎不应该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其实，就是在旧社会，工人阶级早就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
难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吗？
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就指出，正在出现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希望他们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希望，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实行法西斯专政，也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
我们一些同志的条条框框很多，书上、文件上没有写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
他们既不考察“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不研究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还是用老眼光看问题，按老框框办事。
他们不懂得，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就应该变了。
陈毅同志在1962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得好：
“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能代表真理，对工作作了过低的估计。
人是可以变的，也是能服从真理的。”
从1962年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难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变吗？
难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吗？
难道我们还应该按照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吗？
思想不解放，还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停滞状态，也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目光短浅，不求进步，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是这种习惯势力的表现。
受这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有些同志不注意学习，长期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有知识为光荣，对有知识的人瞧不起。
有的人私心作怪，深怕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自己失去高人一头的优越感，自己的“长官意志”遭到损害，因而轻视甚至排斥知识分子。
这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态度如不纠正，就会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阻力。
要懂得，搞革命，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行；
搞建设，特别是搞现代化建设，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更不行。
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这就不仅要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而且要大力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分子。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理论、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努力成为精通本行的专家。
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
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
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周恩来同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基本上完成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
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这就是说，这种教育和改造的性质，已不是基本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同对工人、农民、干部一样性质的教育和改造。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尤其是在向四个现代化加速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将有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就会落后，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只有改造别人而没有改造自己的任务了。
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知识分子中，是不是还有仇视、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呢？
会不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当然会有。
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工农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会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当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四）
既然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切切实实地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成员来对待。
为了充分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当前，要着重抓紧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要抓紧对过去审查处理的案件，包括错划为右派的案件，进行认真的复查，作出正确的结论。
不能因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就放松或不抓这项工作。
恰恰相反，应当抓得很紧很紧，解决得干净利落。
凡是过去处理错了的，都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平反、改正，做好善后工作，绝不应当有任何疑虑，绝不应当以各种借口留尾巴。
当前，这方面的工作量仍然很大，各地进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有死角。
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是一句空话。
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各种专门人才，不要怕什么“专家路线”之类的莫须有的政治帽子。
革命事业需要德才兼备的革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种专家。
我们就是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
不准拔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要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努力创造条件使人才辈出，决不允许浪费人才，压制人才，埋没人才。
要把那些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使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在企业事业领导班子中逐步达到百分之三十、五十以至七十。
要建立健全责任制，真正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不能只交责任，不交权力。
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
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多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在一些小事情上求全责备，苛求于人，是不公道的，也是脱离实际的。
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这是社会历史所造成的。
只要政治上划清了界限，本人历史清楚，经过考验，表现好的，就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不使用他们。
在提干、授予技术职称、出国考察、接触机密等方面，应当一视同仁。
其中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应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
无论是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坚持重在政治表现。
那种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现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重用的倾向，是唯成份论和反动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
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
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现在，有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平反了，却被摆在一边长期不用；
有的受到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才能；
有的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至今还没有尽可能的归队；
有的虽然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却进不了领导班子；
有的虽然挂了个领导职务，但有名无实，不能行使职权。
知识分子入党更是困难重重。
这些现象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领导同志以及做党务工作、政治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民主作风，认真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鼓励他们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解决问题。
在学术上，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辩，来不得半点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决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
要根据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的特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说公道话，做他们的贴心人，积极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知识分子那种推心置腹，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亲切感人的态度。
有问题要坦率交谈，以诚相见，沟通思想，妥善解决。
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要满腔热情地进行帮助。
这些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吃尽了苦头，党和人民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在逐步落实。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着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历史重任，胸怀全局，把注意力放到解决当前和今后最迫切的问题上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艰苦攻关，不断前进。

李副总理离京赴非洲四国访问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路经乌鲁木齐前往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方毅、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外交部部长黄华，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
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扎伊尔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李先念副总理的随行人员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等到机场为李副总理送行。
新华社记者张桂玉 摄

畅谈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回顾西沟建设的经验教训
李顺达提出加快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太行山区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
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新华社太原01月03日电本社记者田培植报道：
著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公社西沟大队党总支书记李顺达，在向记者畅谈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时说：
“三中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并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里话，我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决心紧跟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李顺达回顾了西沟大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快农业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李顺达今年六十三岁，1938年入党。
1943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六户农民成立互助组，并任组长。
1944年和1946年，他先后出席太行区的劳动英雄大会，都被评为全区一等劳动英雄。
1950年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1951年西沟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农林牧初级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社长。
1952年，他荣获爱国丰产金星奖章。
他先后被选为党的八、九、十届代表大会代表，第1、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5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介绍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一篇题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的文章加了按语，高度赞扬西沟农民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和所取得的成就。
在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第2天，记者去访问李顺达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地阅读三中全会公报。
他激动地说：
“公报说得太好了，太鼓舞人了。
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很适时的，很正确的决策，这对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顺达在谈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时说：
“1950年，我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就听毛主席说过，我国山区很多，要好好建设山区，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
第2年，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起了农林牧结合的合作社。
二十多年来，西沟河滩里，沟岔里，凡是能造地的地方，都造了地，一万五千多亩能种树的山头山坡，已经有一万二千亩种了苹果树、核桃树、花椒树，还有松树、槐树，每年别说木材的收入，只是干、鲜果，就收入八、九万元，植树造林，还改良了气候，保持了水土，好处真多啊！
在牧业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大牲畜由合作社初期的几十头，发展到二百多头，羊由三百多只发展到一千多只。
林牧两项的收入，就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生产一年年发展，社员生活一年年提高，对国家，西沟人民也做了应有的一点点贡献。
西沟这个有名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地方，变成了初步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李顺达根据建设西沟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他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得不到贯彻，挫伤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还有思想上分不清是非，以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只抓粮食，丢了林牧副渔，不搞多种经营，结果，粮食也抓不上去，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社员生活也富裕不了。
拿我们西沟来说，每人才有八分地，光靠这能有多大收入，能给国家多大贡献？
太行山区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因为没土呀！
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他说，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条条都重要，真正落实了就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把农业搞上去。
李顺达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要认识和掌握山区农业生产的规律，认识和掌握农林牧副渔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加强科学管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从实际出发，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做到地尽其力，人尽其才。
这一点，当地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倾听群众的意见，绝不能搞“长官意志”，“一刀切”。
他说：
“我们还是要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前几年‘四人帮’横行时，说假话吹牛的人最吃得开，往往是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啥也难办成。
今天，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号召，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因为没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就搞不了科学，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
李顺达还说，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我们绝不能保守自满，要虚心学习和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现在，我国的对外政策取得了胜利，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李顺达同志最后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又有病，但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我有决心，有信心，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黄河干流上一座大型水电工程将对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龙羊峡水电站加紧建设
拦河大坝筑成后，这里将出现我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湖
据新华社西宁01月03日电新华社记者黄昌禄报道：
黄河干流上目前最大的一座水电工程——设计发电能力为一百六十万千瓦的龙羊峡水电站正在加紧建设。
龙羊峡水电站是我国计划在1985年前建设的二十个大型水电站之一。
它座落在青海省共和县境海拔二千六百米的龙羊峡。
滔滔黄河在流经青海大草原后，从这里进入一条四十公里长的峡谷，两岸是高达一百五十米以上的花岗岩峭壁。
这段河道只有三十来米宽，年平均流量却有六百四十秒立方，水力资源非常丰富。
而且河水含砂量少。
这座水电站建成投产后，强大的廉价动力将输往西宁和兰州两个工业城市，输往正在开发的柴达木盆地，输往我国商品粮基地之一的甘肃河西走廊，输往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农牧区，并将与陕甘宁电网相联，这对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两年多以前，龙羊峡还是荒无人烟的高山深谷，如今，这里一片沸腾。
一条六百多米长、约有四层楼房高的导流隧洞，正在开挖。
凿岩机钻进的欢声，爆破岩石的隆隆声，震撼山谷。
工地上，巨型的电铲、灵巧的装载机和大型自卸卡车，昼夜不停地忙碌工作。
在拦河大坝的两侧，山坡已被部分削平，高大的缆索起重机雄峙两岸。
为浇筑大坝和发电厂房基础做准备的砂石料筛分系统，混凝土拌合系统，正在加紧建设。
在北岸的山坡上，一座新的城镇已经初具规模。
黄河，是我国第2条大河。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国家作出了综合利用黄河的规划，陆续在这条干流上建成了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三门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近二百三十万千瓦，超过了1949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总和。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黄河上游从龙羊峡至青铜峡一段，将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
这段河道长八百九十四公里，两岸高山陡峭，人烟稀少，河水的天然落差达一千四百米，其中可以利用的落差能发电一千一百万千瓦以上，而且河水流量比较稳定，泥沙较少，是理想的建设水电站的地方。
在黄河“龙头”的龙羊峡修建水电站，是开发这里的水力资源的关键性工程，以后还将继续兴建多处梯级电站。
据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龙羊峡水电站将要浇筑的拦河大坝，高达一百七十二米，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大坝。
大坝筑成以后，这里将出现一个我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湖，总库容达二百四十七亿立方米。
由于这座大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已经建成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四座水电站的保证出力可以提高约五十万千瓦，每年增加发电量五亿多度。
这座电站建成后，也将为建设龙羊峡至青铜峡之间的其它各梯级电站创造有利的施工条件。
龙羊峡水电站除了发电以外，还具有灌溉、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效能。
修建龙羊峡水电站，尽管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不少困难。
工地海拔高，寒冷期长，风沙大，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给施工和职工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担负水电站建设任务的水利电力部第4工程局是个大庆式企业。
两年多来，这个局的职工在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发扬大庆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年年都提前超额完成国家投资计划和建筑安装计划。

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本报评论员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资金来源同建设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
从根本上说来，解决的办法无非两个：
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厉行节约。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节约行政、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性开支，就是积累资金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些人把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这项工作看成是小事，认为抓这项工作是“抓小不抓大”，是“多此一举”，这显然是错误的。
建国初期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六十五亿元。
现在全国一年用于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开支，相当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倍！
可见，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绝对不是什么小事。
另一种说法是，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是国家财政困难、市场供应不足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
这种理解当然也是不对的。
做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工作，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约和积累资金，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对于需要购买、应该购买的东西，要尽量给予保证，但对那些可买可不买和根本不应该买的东西，则要实行严格的控制。
更不能不顾群众的需要，在市场抢购紧俏商品。
现在有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带头，发动群众，清仓挖潜，修旧利废，在节约社会集团购买力上做出了成绩，这是值得称赞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这就要求一切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和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以便腾出较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即使将来社会产品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也仍然要勤俭节约。
“民富公不奢”，我们就是要通过做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工作来提倡这样的社会风气。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淡薄了；
铺张浪费、贪图享受，摆阔气、讲排场的不正之风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相当严重。
例如，有些单位违犯财经纪律，大搞楼堂馆所；
有的违反财务制度，弄虚作假，大量购置高级消费品；
有的地方和单位挪用公款请客送礼成风，一人被请，陪客几桌，群众称之为“罗汉请观音”。
这些严重违犯财经纪律、破坏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制度的行为，在一些地区引起群众的愤慨。
有些单位请客成风，工人群众说：
“我们大干累得流汗，他们大吃吃得流汗。”
象这样的领导，怎么能指望他们搞好生产，怎么能不予以党纪国法的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干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什么勤俭节约是“小手小脚，小里小气”，他们要搞一点“社会主义气派”。
什么“社会主义气派”？
说穿了，就是毫无顾忌地挥霍人民的血汗！
这同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是十足的社会主义“败家子”习气。
我们绝对不能听任那些“败家子”去挥霍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社会财富。
只有坚决打掉这种“败家子”习气，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做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工作，一定要加强专业管理，加强各方面的协作。
各级计划、财政、银行、商业、物资等有关部门都要在党委领导下，严格制度，明确分工，密切协作，共同做好工作。
既要不断地改进管理制度和简化手续，又要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和办法：
凡是社会集团购买商品违反管理制度和规定的，财政、财务部门有权拒绝报销，银行有权拒绝付款、转账，商业部门有权拒绝出售，财政部门有权没收乱购的商品。
各单位都要向职工群众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发动群众参加管理；
领导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遵守财经纪律，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认真地把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工作做好。

北京市四季青公社干部、社员认为：
社队自产自销蔬菜可以试行
任小轩同志提出《改革城市蔬菜供应体制的几点建议》，我们多次到北京市四季青公社召开座谈会征询意见。
大家认为任小轩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试行，但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试行中逐步解决。
座谈会主要围绕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社队自产自销蔬菜有好处。
这些年，由于国家采取了对大城市蔬菜包产包销的办法，产销矛盾很大，而且越来越尖锐。
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社队自产自销，一般可以采取包片定点的供应办法，这样就可以使种植计划建立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蔬菜的均衡上市创造了条件。
社队直接销售蔬菜，商业利润归社队所有，使得菜农在生产、运输和销售中，必然力求节约，避免浪费。
社队自产自销，减少了经营环节，市民可以吃到新鲜蔬菜。
（二）社队自产自销与国营蔬菜公司的关系。
大家认为，蔬菜改为社队自产自销后，并不等于国营蔬菜公司可以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了；
相反，蔬菜的生产和销售还必须在国家的统筹安排和监督下进行，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协助社队把产、供、销组织好，使之形成“一条龙”，有成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国营蔬菜公司今后的主要任务似应抓好以下几项：
在不妨害社队自主权的原则下，协助他们安排种植和销售；
实行价格监督；
同外地和市郊社队挂钩，按市场需求调剂品种和数量上的余缺；
可指定几个较大的蔬菜市场主要经营小宗的时鲜菜和各地名贵菜蔬，使首都的蔬菜供应尽量丰富多样；
大力协助社队搞好科研工作，引进和推广国内外的良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促进社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三）关于社队自产自销后，蔬菜的价格问题。
农村社队实行自产自销以后，价格是否上涨？
这在我国职工目前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般说，社队自产自销蔬菜，要在国家的价格监督下，做到有适当的利益可图，这是实现自产自销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农村社队自产自销蔬菜无利可图，国家应考虑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办法似可考虑有以下几点：
降低蔬菜生产资料的价格，以降低蔬菜的生产成本；
在保证市场菜价不变的情况下，是否考虑按实际情况，由国家给社队适当的补贴费用；
如果不采取上述办法，也可以考虑允许社队提高蔬菜的出售价格，国营蔬菜公司可按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和质量，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灵活的价格幅度，并严格实行价格监督。
但实行这一办法，在目前职工工资偏低的情况下，国家似应发给职工菜金补贴。
（四）先搞试点，逐步推广。
参加座谈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对于北京、上海、天津这一类大城市推行上述办法，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四季青公社是北京蔬菜的主要产地，公社干部和社员表示愿意采取积极的态度，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再全面推广；
公社有关人员正在着手制定一个试行的方案。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

大力支持、帮助穷社穷队发展生产
——江苏、湖北宜昌县、黑龙江海伦县海兴公社帮助穷队的一些做法
新华社编者按：
江苏省拨出专款支持困难社队兴办企业；
湖北省宜昌县和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兴公社帮助穷队发展生产，这些做法很好，很必要。
目前，我国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穷社穷队。
如何帮助这些社队尽快改变面貌，这是关系到尽快把我国农业搞上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力帮助这些社队迅速改变面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凡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紧迫感和高度责任感的同志，决不会坐视这些社队生产落后和群众生活困难而无动于衷。
改变穷社穷队面貌，当然要靠当地群众自力更生，但国家从物质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
高速度发展农业，需要正确的政策措施，也需要切实有效的经济措施。
充分调动农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
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国家的支持才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国家加强了支持，农民的积极性也就会更加高涨。
拨出专款扶助社队企业
江苏省去年拨出专款五千万元，重点支持那些资金困难的公社发展社队企业。
这笔专款归县周转使用，省里不再收回。
在五千万元专款中，有一半发给困难较多、社队工业发展较慢的徐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
徐州地区用八百万元帮助一批穷社办起一些采矿、水泥、砖瓦、榨油、磷肥等企业，使这些公社都有了一、二个骨干企业。
淮阴地区结合厂社挂钩项目，安排一千多万元支持社队兴办了五百五十多个项目，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在去年投产。
沿海一百多个公社去年用拨下来的专款办了盐场，生产了三万四千多吨海盐，增加了七百万元收入。
首先让群众安下心来抓生产
中共湖北省宜昌县委采取得力措施，帮助山区穷队发展生产，力争尽快改变面貌。
宜昌县的大多数社、队，地处高山峻岭之中，生产条件较差。
全县1977年有一百多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在八百斤以上，但有一部分低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还不到三百斤。
五届人大召开以后，宜昌县委决心扎扎实实解决山区穷队的问题。
县委十一名常委带领县直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各公社党委成员，深入到全县生产水平最低的二十六个大队进行调查研究。
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当年土改时访贫问苦那种革命精神，同这些队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听到大量的在办公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
县委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大队之所以长期处于穷困状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农村经济政策，但是县委也有责任。
如何帮助这些穷队迅速改变落后面貌？
首先，他们从物资、资金上给予这些穷队大力支持，让这些山区的群众生活有保障，安下心来抓好当年生产。
1978年春天，他们拨款给这些大队购买化肥三百多吨、农业机械三十台套，还给了炸药、钢钎、铁锤等物资，帮助他们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同时，鼓励他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山区。
宜昌县委还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大队穷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没有受到尊重。
现在县委明确宣布：
今后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
在劳动计酬上，实行按定额记工；
大力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多养家禽家畜。
社员房前屋后的果木、竹子，过去收归集体的，一律退还给社员。
对群众利用节假日和工余时间上山挖野生药材，采集零星山货，做到收入归己。
县委还根据这二十六个大队生产水平低，粮食不宽裕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近几年内不征购这些队的粮食。
如今，这些山区穷队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粮食产量比往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各种经济作物获得丰收，社员的家庭副业也得到发展。
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力措施
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兴公社党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穷队改变面貌，取得了显著效果。
海兴公社有十二个生产队多年来处于贫困状态。
前些年，公社党委对这些穷队用了一定的领导力量和物资帮助他们改变面貌，可是效果不大。
1977年冬季公社党委在整风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识到：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委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尊重这些生产队的自主权。
主要表现：
在落实种植计划上，不根据穷队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
在搞农田基本建设上，不分析穷队的基础条件，照样和富队一样抽人、抽物、抽钱，搞“一平二调”；
在下达生产任务时，不考虑穷队的困难，也和富队一样，要求限期完成等等。
通过摆表现，找原因，公社党委进一步认识到，要尽快改变这些穷队的面貌，必须在继续提供人力、物质支持的同时，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实事求是地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
他们从穷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穷队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措施。
在落实种植计划上，让一些穷队适当增加一些经济作物面积；
在搞农田基本建设上，对不受益的穷队不下达任务，不抽调人力和物资；
在农忙季节，组织公社事企业单位的职工和运输力量支援穷队。
由于方法得当，措施得力，1978年以来这些穷队的面貌有了改变。
育民二队是全公社有名的穷队，1978年，党委书记王杰到这里蹲点，帮助这个队发展多种经营，种植了烤烟、葵花籽，还适当地增加了甜菜、亚麻和土豆的种植面积，使这个生产队的收入大大增加。
全社原来的十二个穷队，1978年已有八个改变了面貌，其中有两个队成了富裕队，有两个队成为先进队。
（本报有删节）

“张小泉”恢复名誉了
剪刀是家家户户离不了的一种日用品。
如果有谁去杭州出差或探亲，街坊亲友往往会托他代买几把远近驰名的张小泉剪刀。
但是，在“四害”横行的前几年，这种为人们所喜爱的用品几乎绝迹。
如今，张小泉剪刀又以它那精美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了。
三百多年前，手艺高超的张小泉来到杭州大井巷打剪刀。
他用料讲究，做工精细，制作的剪刀锋利耐用，精巧美观，受到人们的赞赏。
在1910年南洋第1次劝业会上，张小泉剪刀获得银牌奖；
在1919年的巴拿马赛会和1913年的国货展览会上，也分别获了奖，从此，张小泉剪刀驰名于国内外。
1956年，毛主席曾指出：
“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这以后，杭州市很快建立了张小泉剪刀厂。
工人们继承和发展了张小泉剪刀的传统特色，使剪刀的花色品种由十几种发展到八十多种，产量比解放前增加十几倍。
但是，在“四害”横行时，张小泉的牌子被砍了。
以张小泉命名的剪刀厂被污蔑为“替资本家树碑立传”，致使工厂瘫痪。
“四人帮”覆灭后，张小泉剪刀厂的工人们精神振奋。
他们大搞技术革新，自力更生地制造了三百多台专用设备，使剪刀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如今的张小泉剪刀厂，各种用途的剪刀大小成套，一应俱全，且有了新的发展。
大的料剪，一把有三尺六寸长，七斤多重；
小的绣花剪只有一寸来长，重量四钱。
现在，这个厂的刀剪品种已由历史上最多的八十五种，增加到九十一种，去年已提前四十二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人们风趣地说：
打倒了“四人帮”，张小泉也恢复名誉了。
新华社记者章庆荣
（本报有删节）

改革城市蔬菜供应体制的几点建议编辑同志：
蔬菜易于腐烂变质，集中保管和运输都比较困难。
同时，由于某些人责任心不强，加上经营管理上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每年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把蔬菜的产、供、销三个环节加以改善呢？
我认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要考虑把现行的蔬菜供应体制加以彻底的改革。
具体建议如下：
一、大力发展蔬菜生产，这是保证供应的根本环节。
必须贯彻按等论价，多劳多得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菜农生产的积极性。
蔬菜生产多了，供应市场就好办了。
要鼓励社员充分利用自留地、庭院、房前、屋后的闲地种菜种豆，社员除自己吃用以外，剩余的部分允许拿到市场出售，其结果是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减轻了国家对蔬菜供应的负担。
二、由国家包下来供应城市蔬菜的办法，改为由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和社员个体经营供应的办法。
实行产、供、销一条龙。
公社生产的蔬菜，不要经过中间环节，而由社、队直接运到市场出售。
产销之间有统一的领导和计划安排，经营好的要有物质奖励，经营不好的要受批评，甚至法律制裁。
这样做可以更好地保证市场供应。
三、建立蔬菜销售市场。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指定地点建立蔬菜销售市场，公社集体生产的蔬菜和社员自己生产的蔬菜都可拿到市场出售。
国家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和质量，订出一个幅度比较灵活的价格，按质论价成交。
当然还要建立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四、外国的好经验可以借鉴。
据我个人看到的听到的，南斯拉夫蔬菜供应情况是好的。
南斯拉夫没有采取由国营企业保证市场供应的办法，而主要靠农工联合企业和个体农民生产的菜拿到市场出售。
从现象上看，这是分散的销售，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正常交易活动。
据了解，农工联合企业和个体农民的销售价格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的出售价格也不比国营企业的贵。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投机倒把活动，但只要加以管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商务处
任小轩

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编辑同志：
去年春天，突然又刮来了“穷过渡”风。
不顾客观条件，不经群众讨论，强制我们这里的生产队搞
“过渡”。
这一“过渡”，带来了许多问题：
第1，富队不干了，穷队等“共产”。
第3生产队在这里算是“富队”，实际上也是较穷的队，队上没有什么积累。
只是因为社员心齐，劳动积极，前年的劳动日值比其他队高一些。
第2生产队前年的劳动日值不到三队的一半。
一宣布大队核算，二队有人说：
“三队好好干，我们去‘共产’。”
大队也收缴生产队的各种财产，准备统一管理。
三队的许多社员看到这个局面，心劲没有了，干劲不大了。
二队本来就是“老大难”队，因为搞“过渡”，更滋长了依赖思想。
第2，给较好的队加重征购任务，多劳不能多得。
去年夏季预分口粮，三队比二队多不了多少，国家公购粮任务下来时，却要三队承担两万斤，占全大队的百分之四十，二队只承担九千斤。
三队干部、社员对这种不合理的摊派极为不满。
第3，牲畜、农具大量损失，副业生产管理混乱。
牲畜是生产队的半爿家当，大队核算，牲畜成了没娘的儿，争着使，拚命用，没人关心。
三队听说要“过渡”，悄悄地把几头牲畜卖掉了。
队上的大农具也损坏了不少。
生产队的各项副业收归大队经营，结果，白灰窑烧石灰卖不出去，砖瓦窑没挣下钱。
第4，大队干部领导不力，生产队领导得过且过。
长期以来，我们大队的干部有的假公济私，多吃多占，有的怕负责任，当“老好人”。
搞大队核算以后，领导班子没整顿，大队干部说话不灵，生产队的干部又无权管。
群众说这是个“扶不起来”的领导班子。
第5，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社员生活无法保障。
由于生产队没有了自主权，副业又被收归大队，生产资金没着落。
去年夏收，三队由于没钱买席囤，麦子碾好无处放，又遇几场雨，光是麦场上霉坏的麦子达二十五石。
大队穷得连每月几百元的电费也交不起，电管部门不给送电，社员吃水、磨面都困难。
这就是“穷过渡”给生产队和社员带来的七灾八难。
后来，广播、报纸揭发强行“过渡”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鬼名堂。
然而，我们大队的干部却“鼓励”人们“维持现状”，说什么“已经过渡了，就要安心，扎下根地搞”。
群众有意见，敢怒不敢言。
这种搞法，在陕西关中一带相当普遍，危害很大。
我们建议：
刹住这种“穷过渡”的不正之风！
对已经搞过“穷过渡”的地方，赶快落实党的政策，凡条件不具备、群众不愿意过渡的地方，一律按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生产队核算，并给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
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纠正强迫命令、“一平二调”等错误做法。
陕西省富平县老庙公社东刘大队
刘兴杰

为了祖国的未来
——记特级教师柳玉芳
“为了祖国的未来，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做一个人民教育家，这是我的崇高理想。
当我白发苍苍回忆往事的时候，要能够无愧地说出，我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些什么……”
哈尔滨市安广小学特级教师、共产党员柳玉芳，三十二年前走上人民教师岗位时，就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如今，柳玉芳已经五十三岁。
她以惊人的毅力忠实实践自己的誓言，赢得了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广大群众的爱戴和尊敬。
（一）
柳玉芳一向担任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数学课。
从1954年开始，她教的学生一连有十个班全部考入中学。
她先后被评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
正当柳玉芳献身党的教育事业，满腔热情火一样燃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每个人都被卷进斗争的漩涡。
柳玉芳也经受了她平生最严峻的考验。
1968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柳玉芳突然被揪斗了。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等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地扣到她头上。
一些人使用了各种非法手段对待她，在谩骂、毒打之后，把她关进一间潮湿阴冷的小屋里。
疼痛、寒冷、饥饿折磨着她。
使她感到最痛苦的，是离开孩子们。
清晨，柳玉芳隔着门板谛听孩子们咚咚的脚步声、清脆的歌声、打扫教室搬动桌椅的声音。
她多么想马上走进教室去给孩子们上课！
可是，不能！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转眼间红的竟完全变成黑的了？
她回忆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脑海里浮现出孩子们一个个可爱的面影。
她深信不疑，自己的路没有走错！
那几个人毒打她、质问她：
“以后你还干不干了？”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干，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有人把一根绳子丢进禁闭室，凶狠地喊叫着：
“想死就赶快死！”
柳玉芳回答说：
“我还没活够呢！”
为了祖国的未来，她决心顽强地活下去。
1969年初，柳玉芳终于回到孩子们中间。
她永远也忘不了重新走上讲台的那一天。
这天清晨，她老早就来到学校。
从办公室到教室这几十米路，过去不知走过多少次了。
可是，今天走在这段熟悉的路上，柳玉芳却思如潮涌：
挨斗的时候，孩子们都瞪着大眼睛瞧着我，都知道我是“黑帮”，见到他们说些什么呢？
她早就盼着孩子们，可现在反而有点怕见学生了。
她思索着：
走进教室，可能出现什么场面呢？
柳玉芳迈进教室，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而清脆的掌声。
她走上讲台，热泪一下子模糊了眼睛。
四十多张红润润的小脸，仿佛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向她微笑着。
（二）
就在交白卷的小丑被封为“英雄”的那一年，柳玉芳接过一个全校有名的乱班。
这个班，有逃学的，有打架斗殴的，也有小偷小摸的。
班里有四个学生，名字后边都带个“波”字，这四“波”闹得最凶。
老师们说，这个班的课堂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波涛滚滚”。
她看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沾染了灰尘，心里很难过。
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争夺青少年的尖锐斗争，作为人民教师，如果袖手旁观，那就是对祖国的未来不负责任。
假期里，她走街串巷，访问了每个学生的家庭，还特地访问了四“波”的左邻右舍，对他们的家庭、生活环境、优缺点、性格爱好了解得一清二楚。
开学后，她和家长、街道干部、班上积极分子密切配合，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课堂秩序逐步恢复，良好的班风开始形成。
四“波”中，三“波”有了明显变化，可就是其中一“波”变化不大。
这个孩子对学习毫不感兴趣，不仅打人骂人，还在外边掏人家衣兜，有一次被抓进公安局。
学生们纷纷建议开除他，老师们也劝柳玉芳：
“吃饭还掉饭粒呢，算了吧，别在他身上白费那份力气了！”
柳玉芳却不这么看，她觉得，孩子是没长成的小苗，还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身上的毛病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
她一次又一次访问这个学生的家庭，和家长作过多次恳谈；
她一次又一次亲自把这个学生找到学校上课，逐步培养他的学习兴趣；
她仔细观察这个学生在校内外的一举一动，发现他有点滴进步，便及时肯定，鼓励他积极上进；
她和这个学生一起学习雷锋的故事，引导他向英雄人物学习；
她让这个学生参加班级的讲故事活动，使之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渐渐地，这个学生觉得柳老师是可以信赖的人，柳老师整天这样操心是为了他好，终于向柳玉芳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象。
他陷进了流氓集团的控制之中。
后来，公安局破获了这个流氓集团，那个孩子获得了解放，完全改掉了身上沾染的恶习，学习也赶上来了。
几十年来，柳玉芳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血，点点滴滴浇灌着祖国的幼苗。
学校的老师们常常议论说：
“柳老师不打不骂，可是不管怎么淘气的孩子，到她手里都会变成聪明的好孩子，不管怎么乱的班，半年就能形成优良的新班风。”
奥妙在那里呢？
柳玉芳说，一个教师，只上课，批改作业，看卷子，还远远不够。
教师要“教书又教人”，首先要热爱孩子，了解孩子。
再淘气的孩子也是一分为二的，要善于发现孩子身上蕴藏的积极因素，加以诱导。
（三）
1973年，柳玉芳接过一个四年级的新班。
开学时，她进行了一次数学测验，全班竟没有一个及格的。
有个叫王刚的学生连九九表也不会背，半斤是几两也搞不清楚。
柳玉芳看到这些孩子真是叫“四人帮”害苦了，决定首先从不识数的王刚抓起，把全班的数学课都补上来。
她抓紧各种课外时间为王刚补习小学前三年的功课，同时创造一些实际练习的机会，提高他学习数学的兴趣。
终于，王刚熟练地掌握了小学四则运算，补上了前三年缺的课。
柳玉芳号召全班同学象王刚一样，从小学第1册开始，把缺的课全部补上来。
全班的数学成绩很快由不及格变成全部及格。
粉碎“四人帮”后，柳玉芳更是争分夺秒，决心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四个现代化，她一刻也不放松地提高教学质量。
怎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迅速提高教学质量呢？
柳玉芳首先加强了学习目的和革命理想的教育。
她帮助学生组织了“跑步奔向二○○〇年”中队会，开展了“算年龄，看远景，谈贡献”的活动。
原来爱逛街逃学的刘学军，看一看，算一算，也清醒了。
他说，到二○○〇年，我三十四岁了，正是应该挑重担的时候，象我现在这样下去，到那时什么也不会，怎么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呢？
从此他奋发学习，数学成绩很快由零分变为一百分，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
柳玉芳请科学家、工程师给孩子们作报告，讲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景，然后让学生以《我的志愿》为题写篇作文。
孩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在理想的广阔空间尽情飞翔。
孩子们的想象真是五光十色，可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他们都下定决心，为了祖国四个现代化，从现在起就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四）
崇高的革命理想，会使人产生惊人的毅力。
在小学教师这个光荣而平凡的岗位上，柳玉芳几十年如01日，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平日，她早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六点钟左右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柳玉芳的时间表上，从来不曾有过休息日。
到了星期假日，她比平时更忙：
不是到学校备课，给学生补课，就是写总结，进行家庭访问，应邀去介绍教学经验……
柳玉芳身体并不好，患腰椎骨质增生和胆囊炎，有时痛得厉害，就吃几片药顶一下，照常工作。
1972年05月的一天，柳玉芳带领学生练习赛跑，不慎把脚扭伤了。
经医院检查，左脚跟腱断裂，伤势重，必须住院手术治疗。
听说要住院，柳玉芳说什么也不同意。
“住院条件当然好，可是一住就要三个月，我的学生怎么办？”
她毅然决定不住院。
第2天清晨，班上的小干部们正在讨论柳老师治病期间自己怎样管理自己，学校领导也在商量怎样安排为柳老师代课，突然一个眼尖的孩子叫起来：
“柳老师来了！”
只见柳玉芳坐在小推车上，让儿子推着走进学校。
孩子们象一群唧唧喳喳的喜鹊，一下子把柳老师围了起来。
上课铃响了，柳玉芳象往常一样走进教室，象往常一样有声有色地讲课。
然而，细心的孩子早已发现，豆大的汗珠从柳老师蜡黄的脸上不停地滚落下来。
孩子们一个个瞪着含着泪水的大眼睛，静静地听完这节课。
就这样，一连三个月，人们看到柳玉芳坐着小推车，风雨无阻，每天早早就来到学校，从没缺过一节课。
柳玉芳认为，教育是一门学问，有它自身的规律，要掌握它，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在业务上，她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用心总结教学经验，她决心把这些经验写出来，献给教育界和祖国人民。
现在，柳玉芳已写完《关于如何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总结初稿，正在写《关于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关于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两份总结。
新华社记者
李树功张万象杨建业
（本报有删节）

原国民党航空公司起义人员座谈《告台湾同胞书》
决心为祖国统一和同台湾通航作贡献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人员、现为中国民航总局的干部，今天举行座谈会，热烈拥护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决心为台湾归回祖国，为尽快实现同台湾通航贡献自己的力量。
座谈会是由中国民航总局举办的。
会上发言的有十一位同志。
全国人大代表、民航总局科研所副所长华凤翔说：
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说的是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台湾和大陆的人民都是亲骨肉，台湾归回祖国是大势所趋。
他希望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为台湾归回祖国作出贡献。
华凤翔说，他在台湾还有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希望他们能为祖国早日统一，为我国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年。
民航总局飞行检查员陈达礼说：
我原是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的正驾驶，曾经常飞行于台北、台中、台南。
每当我在空中看到台湾的秀丽山河，心里总想，饱受蹂躏的台湾岛啊！
愿您今后和大陆永不分离。
我愿为大陆和您的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11月我回到祖国，在将近三十年里，我驾驶飞机飞遍了祖国大陆各地，执行了各种飞行任务，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再到台湾去执行飞行任务，为台湾同胞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我希望同在台湾工作的民航同事们，携起手来，为台湾归回祖国、为祖国民航事业发展壮大，作出贡献。
中国民航总局工程师袁祖龄和中国民航总局航行局资料员周炳在发言中说：
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地方，可是台湾的飞机不能到大陆来，大陆的飞机也不能到台湾去。
几十年来，有多少离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地的骨肉期望相见。
我们民航只要几小时就可以把同胞们送到他们日夜想念的家乡，使分离的骨肉畅叙情怀。
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要和台湾通航，我们一千个赞成，希望台湾当局和台湾的民航界老同事们，为祖国统一拿出实际行动来。
我们可以先从空中把台湾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两航”起义人员林立仁、毛明初、徐克继、蔡东山、顾其行、汪省三以及原“中华航空公司”编译、现任中国民航总局科研处资料室副主任赵明哲，他们一致表示，决心与台湾航空界的老朋友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尽早建立祖国大陆和台湾间的航空线而作出努力。
“两航”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在地下党的具体组织下，于1949年11月09日在香港宣布起义的。
五十五名飞行人员驾驶着十二架飞机，由“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等同志带领，胜利地飞抵天津。
其中的一架，带着“两航”宣布起义的通电，由香港直飞首都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敬。
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参加了座谈会，并讲了话他说，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统一祖国的具体意见，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的诚意。
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也能出于诚意，认真研究这些具体意见，体谅人民的要求和心愿。
我们民航随时准备为台湾同大陆通航提供条件。

哈菲兹主席在京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一些部门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
李强、王子纲、林林、魏玉明、王常柏、王阑西、金照、杨家祥等。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和夫人，由哈菲兹主席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团员，出席宴会作陪。
席间，中孟两国朋友畅叙友情，频频举杯祝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哈菲兹主席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孟中友协代表团团员将继续在我国参观访问。

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我国高校教学水平
教育部邀请外国教授专家来我国讲学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去年，教育部共邀请了一百多名外国教授、专家来我国讲学。
他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叙利亚、英国、美国等十多个国家。
邀请这些外国教授、专家前来讲学，主要是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水平。
这些外国教授、专家，有的是在我国外语师资训练班上讲授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语言学科的，有的是在报告会上讲授电子、电子计算机、物理学、化学、数学、心理学、电机等方面国外自然科学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情况的。
许多外国教授、专家在讲学过程中，还同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师一起，讨论并回答了教学中的问题。
他们授课时间大多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来我国讲学的外国教授、专家，工作认真，热情友好，受到我国教育工作者和听课师生的称赞。
一些高等院校师生反映，听外国教授、专家讲学，开阔了眼界，了解到了有关学科在国外的最新发展情况和前景，促进了我们更好地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也增进了我国教育工作者同各国同行之间的友谊。
在新的一年里，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号召，教育部还准备从北欧、北美和日本等地邀请更多的科学技术和语言学科方面的教授、专家来我国讲学。
目前，有关高等院校正在联系邀请的已有一百四十多人。

应人大常委会邀请来我国访问
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到达北京
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了他对我国为期六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这位议长是应人大常委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他在这里将同我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中国的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前往机场迎接科隆博一行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等。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廖副委员长会见美国众议员比德尔一家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廖承志副委员长今天上午会见美国众议员伯克利·比德尔和夫人及其家属。
廖副委员长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等问题同美国朋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万复参加了会见。
比德尔先生一家是上月26日抵达我国的。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 摄

我国去年派遣一批人员出国留学
向二十八国派出了四百八十多人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加速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去年我国通过多种渠道，向全世界二十八个国家派遣了四百八十多名留学人员。
这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一年。
今年还准备向更多的国家陆续大量派出留学人员。
去年我国派出留学的二十八个国家是：
比利时、孟加拉国、加拿大、丹麦、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苏丹、瑞士、叙利亚、英国、美国、南斯拉夫。
派出留学人员中有副研究员、讲师、工程师、主治大夫、高等院校肄业生、高中毕业生、国务院各部委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和在职翻译等。
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不等。
他们当中有的是学习理工农医专业，有的是学习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语言专业，有的是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
有的是到国外大学深造提高，有的是在国外有关学科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学习研究。
留学时间是两年到三年。

江苏成立技术资料翻译复制公司
据新华社南京电江苏省成立了技术资料翻译复制公司。
半年多来，这个公司的二百多名工作人员，已经翻译技术资料六百多万字，复制了大量技术资料。
这个公司的主要任务是：
承担翻译复制江苏省引进建设重点项目成套技术资料；
负责这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技术资料的管理，包括资料的保存和积累，汇编资料索引，组织资料交流等。
公司的翻译人员主要是抽调一些分散在各部门的外语干部，高等院校的外语毕业生，和吸收少数闲散在社会上的外语人员组成。
这样，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积极因素。

葛琛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谷牧同志等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交通部顾问葛琛同志于1978年11月23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葛琛同志追悼会昨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部、中共湖南省委和黔阳地委、中共张家口地委，以及吴德、黄克诚、王首道、季方、黄火青、周惠、段君毅、吕正操、马力等同志送了花圈。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交通部部长叶飞主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致悼词。
悼词说，葛琛同志于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07月加入共青团，1936年0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四十多年来，葛琛同志忠于党的事业，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逝世前不久，还深入港航运输第1线，调查研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葛琛同志生前友好以及有关部门群众代表，共六百多人。

话剧为人民说了话
新华社记者述评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新华社记者韩舞燕评述我国话剧欣欣向荣的形势说：
话剧为人民说了话，这是最近一个时期我国话剧最鲜明的特点。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话剧园地群英荟萃，百花竞艳。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止，新创作演出的大、中、小型剧目将近二百个。
一大批优秀剧目已为观众所熟悉，如《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秋收霹雳》、《杨开慧》、《报童》、《丹心谱》、《西安事变》、《东进！
东进！
》、《陈毅出山》、《于无声处》等。
被“四人帮”诬蔑为毒草的《初升的太阳》、《豹子湾战斗》、《霓虹灯下的哨兵》、《针锋相对》，以及《蔡文姬》、《最后一幕》、《女店员》、《不准出生的人》等剧目，经过斗争风雨的洗炼，也重现舞台。
许多剧目深受群众欢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反复上演，有的还被移植成各种地方戏曲。
《于无声处》一剧，全国就有近百个剧团同时上演，盛况空前，影响极广。
为什么一出戏能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脉搏跳到一起了。
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领袖，崇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渴望能在舞台上再现他们崇高的形象。
这种愿望，由于对“四人帮”的憎恨和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怀念，而显得尤为强烈。
话剧，首先是话剧，实现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强烈愿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贺龙同志、陈毅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
这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也有一些剧目，如《丹心谱》，周总理虽未出场，但全剧始终贯穿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强烈感情，使观众仿佛看到了周总理的身影，听到了周总理亲切的话语。
这些话剧，深深地感染着观众，紧扣人们的心弦。
台上，演员们在极其严肃认真地表演，台下，观众在怀着崇敬的心情观看，台上台下，感情交融，共鸣强烈。
人民群众痛恨“四人帮”，要求揭露他们，讨伐他们，无情地鞭挞他们。
话剧工作者自觉地拿起艺术武器，同广大群众一起并肩战斗。
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首先刺向
“四人帮”，把这一伙害人虫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随着而来的更多剧目，从各个侧面越来越深刻地揭露“四人帮”，表达了亿万人民心中的愤怒，赞扬了人民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最近出现的《于无声处》，把这类题材的话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部话剧勇敢地冲破禁区，热情地歌颂了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它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剧中塑造的每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典型性，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为人民说话，就要了解人民，和人民群众共呼吸、同战斗。
这个时期涌现的许多较好的剧目，就是作者自觉地深入生活，掌握群众脉搏，了解群众情绪而创作出来的。
在上海话剧会演中引起观众热烈反响的儿童剧《童心》的作者，曾深入到上海几所学校体验生活，并且到黑龙江、吉林等地同上海知识青年一起生活了两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的形象，有强烈的感染力。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在剧院被迫解散，人员被迫下放的过程中，大量地接触了工人、农民，深切地感受到亿万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鼓舞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短时间内，便创作和演出了《市委书记》等话剧，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战斗。
不少戏剧家认为，这个时期的话剧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在体现党的领导方面，更具体生动，更有血有肉，都有了新的突破。
这和话剧工作者深入生活，亲身参加群众斗争是分不开的。
它再一次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了解人民，表现人民，还有一个解放思想，敢于为人民说话的问题。
这个时期我国话剧舞台的繁荣，就是话剧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和演出的结果。
《于无声处》、《曙光》便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曙光》的作者说得好：
战斗的文学艺术，总是不怕提出和回答我们时代最尖锐的问题的。
《曙光》这个话剧，就是在舞台上有力地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试图来回答今天人们正在思考的一些尖锐的问题。
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也有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和开始的时候比，话剧作者和演员现在更放得开，更少拘泥《陈毅出山》成功地刻划了陈老总的性格，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由于话剧工作者的努力，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一个一个被冲破。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敢写了，爱情题材敢写了，知识分子的典型敢写了，正在转变中的人物也敢写了。
上海的话剧《彼岸》，还写了第3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
在表现形式上，话剧工作者也在大胆创新，力求运用各种风格，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
许多剧院都在努力恢复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使话剧舞台上，既有茉莉花的清秀，又有玫瑰花的娇艳，五彩缤纷，耀人眼目。
一些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思想更解放，他们创作的话剧给舞台吹来清新的空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目前，广大话剧工作者正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心继续发扬话剧为人民说话的革命传统，参加新长征的战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木偶的木偶王茨安

在苏联提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掩护下
越南悍然侵占柬埔寨桔井并继续大举进犯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苏联供给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越南军队连日来对柬埔寨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
目前，越南军队深入柬埔寨领土八十多公里，已侵占了柬埔寨东北大区桔井省省会桔井市，并正在分几路向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进犯。
德新社02日从新加坡报道说，“传到新加坡和曼谷的消息证实，越南看来已经在宽达二百公里的战线上开始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越南正规军至少有五个师，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参加了这一进攻。”
“通向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好几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路据说已受到攻击。
据说有些越南部队已经深入柬埔寨领土八十多公里，有些地方距离金边只有七十五公里。”
合众国际社02日从曼谷报道说，“情报机构人士今天说，大批越南入侵军队已进入到能够围困金边的阵地”。
有消息说，越南军队“在距首都（金边）不到四十五英里处切断了湄公河，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东北部”，“而且在某些地方看来已穿越柬埔寨政府前线，向前推进了许多英里”。
法新社03日援引“曼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说，越南部队已深入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北七十公里的磅湛地区，03日开始从东西两翼向湄公河上的重要城市磅湛发动进攻。
这家法国通讯社02日报道说，“据说越南十二个师中的一些部队投入了这次新攻势。”
“越南先头部队已到达磅湛地区”，同时“装甲侦察部队正威胁金边以东、东南和西南的柴桢、干丹、茶胶和贡布。
据说越南部队已沿一号、三十号、二号和三号公路行动，距离在二十五公里到三十公里之间。”
法新社还说，“消息灵通人士说，越南的米格—21战斗机每天出动多达四十架次”。
“越南飞机在有计划地袭击通往金边的各条公路和湄公河流域。”
美联社02日说，“曼谷人士注意到越南最近增加了对柬埔寨的空袭，这是过去增加地面进攻的标准序幕。”
西方通讯社在报道柬埔寨战局时纷纷指出，越南当局最近拼凑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并且在进攻中打出这个旗号，为的是要掩盖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的行径。
法新社写道，在曼谷的军事观察家们说，“在这次攻势中的主要攻击部队是越南正规军”。
路透社援引“曼谷外交人士”的话说，亲河内的“柬埔寨游击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单独向政府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美联社记者02日从曼谷报道说，“这里的西方分析家和泰国分析家认为，攻陷桔井主要是越南正规军干的。”
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说，越南建立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很难想象它怎样能够征募和装备一支能够打仗的军队”，这个“阵线”的军队“主要是由越南士兵组成的”。
这家报纸写道，看来越南支持的这个“阵线”，下一步很可能会宣布成立“政府”，“这个政府肯定会影响这个地区的稳定。”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在前线某指挥所和革命军指挥员一起研究打击越南侵略军的作战方案。
战斗在前线的柬埔寨革命军。
新华社记者孙忠靖 摄

失败的开端
从1978年12月25日起，越南当局对柬埔寨发动了它准备已久的大规模旱季攻势。
越南侵略军沿着柬越边界的十九号、十三号和七号等公路，分几路侵入柬埔寨。
据越南当局宣布，越南侵略军已经侵占了战略要地桔井，并继续向金边进犯。
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决心坚持持久抗战，给越南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越南当局为了拼凑“印支联邦”，实现它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下，必欲消灭柬埔寨而后快。
在1977年底到1978年初妄图用“速战速决”一举侵吞柬埔寨遭到失败以后，越南当局经过将近一年的阴谋策划和积极准备，不顾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又悍然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这充分说明，苏联大国霸权主义支持下的越南，已经成为威胁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越南当局为了掩饰它的侵略行径，对柬埔寨实行了武装进攻与政治颠覆双管齐下的策略。
它打出了一面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旗号，妄图在这面旗号的掩护下，把越南的侵略，说成是柬埔寨的“内战”，使它的侵略战争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为苏联插手干涉开辟道路。
越南当局仗着有苏联的支持，得意忘形，一再狂妄地叫嚷要在1978年年底以前消灭柬埔寨的革命政权。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象这些头脑发胀的人想象的那么美妙。
他们的经济千疮百孔，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他们扩军备战、加紧征兵，激起了本来就饭都吃不饱的广大越南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他们以邻为壑，输出“难民”，并乘机发“难民”财，从“难民”身上搜刮黄金，在国际上遭到了强烈的谴责。
他们那种言而无信、恩将仇报、虚伪狡诈的无赖手段，使他们成了公认的说话不算话的伪君子。
他们现在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妄想吞并柬埔寨，为他们今后的“宏图大业”打下基础。
然而他们换来的却是一个将把他们压垮的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他们在地区霸权野心的驱使下，正象骑在瞎马上的盲人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必将使他们灭顶的深渊。
越南当局必将同历史上一切妄图建立霸业的人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越南当局现在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就是这个失败的开端。

日本和美国进步报刊发表评论
世界人民坚决反对越苏称霸野心
新华社东京电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最近发表评论，谴责越南对柬埔寨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指出苏联霸权主义必将遭到失败。
评论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加紧侵略柬埔寨，它“在亚洲走着古巴的道路”。
评论指出，最近越南同苏联拚命拼凑柬埔寨傀儡组织，“这种作法无论如何也欺骗不了东南亚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
评论说，苏联打着“和平”的幌子同越南签订所谓和平友好条约，企图加紧炮制一度遭到了失败的“亚安体系”。
评论说：
“苏联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活动是同占领我国北方领土，在国后、择捉岛扩建苏联军事基地，向日本列岛周围派遣海军，日益增加对日本威胁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的企图是，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确保通往太平洋的通道，威胁日美海上航线，使越南占领柬埔寨，控制马六甲海峡。
苏联企图切断日、美、西欧在石油战略方面的海上通道。
评论强调说：
“事情决不会按照苏联的想法进展，小国柬埔寨的英勇抵抗斗争是一个证明，由揭露苏联、越南的大小霸权主义的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斗争结成的反霸统一战线的扩大也是一个证明。
苏联的霸权主义必然遭到失败。”
据新华社北京电不久前，美国《团结》双周刊发表题为《揭露越南的侵略野心》的社论，指出利用越南打其他亚洲人是苏联在亚洲采取的一种新策略。
社论说：
“越南当局正在对其邻国社会主义的柬埔寨进行武装入侵。
他们正在迫害华侨，并且正在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
社论强调说：
“虽然越南当局是为实现其控制印度支那的某种地区性的野心而采取行动的，但是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火上加油和煽动越南采取行动以达到苏联自己的目的。
苏联人的目标是接管整个东南亚和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通道。
这将使他们控制通往日本的石油通道，并且对美国老牌帝国主义在西太平洋的立足点造成严重的威胁。
它将推进苏联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并且加强苏联在试图控制整个地球方面的力量。”
社论谴责最近签订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是一项军事条约。
社论接着说：
“利用越南打其他亚洲人和分裂不结盟运动，这是苏联在亚洲采取的一种新的策略。
但是，这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古巴的所做所为的翻版，那就是颠覆古巴的革命和利用古巴去做他们在非洲所做的肮脏的工作。
“苏联一直在利用越南当局的地区性的称霸野心。
但是，显而易见，苏联势必从越南的侵略和分裂行动中得到大部分好处。”
社论最后指出，越南对柬埔寨的战争和对人民中国的进攻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越南当局甚至在越南国内也不能得到对他们的目标的支持。
世界人民必须揭露和谴责越南当局的非正义行动，以及苏联的称霸计划。

苏联向越南提供两艘护卫舰
据新华社东京电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据日本政府人士说，1978年12月，苏联向越南提供了两艘一千吨级的护卫舰。
日本政府人士说，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和越南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正在加强军事上的合作。
报道说，日本政府防卫厅认为，苏联向越南提供舰艇，还同（苏联援助越南加强）舰艇的维修、管理基地的机能有关。
报道还指出，越南的海军基地必然成为苏联太平洋舰队垂涎已久的海参崴到印度洋之间的中继基地。
今后的动向令人注目。

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马前卒—古巴
正当古巴当局热烈庆贺革命胜利二十周年（01月01日）的时候，广大古巴人民发现，古巴在苏联的驱使下在为它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效劳的道路上又走远了一步。
一年来，苏联指使古巴当局为其侵略扩张充当走卒，最突出地表现在它更大规模地利用古巴雇佣军在非洲、中东从事一系列军事干涉和冒险。
据西方情报部门透露，1978年苏联从空中和海上向非洲运送的军用物资计达十二万吨。
与此同时，古巴的大批军事人员也搭乘苏联的飞机和船只，从大洋彼岸涌进非洲大陆。
到目前为止，古巴派到非洲、中东的军事人员已逾五万名（数以千计的“非战斗人员”除外），约占古巴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在这一年里，苏联假手古巴雇佣军进行的军事干涉，已从非洲中部扩展到非洲东北部、北部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大片地区。
1978年上半年，盘踞在安哥拉的二万五千名古巴远征军，在这个国家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造成了上百个村庄被摧毁，数百万人颠沛流离，成百上千的无辜群众死于非命。
苏古干涉者还策动以安哥拉为基地的一支雇佣军在扎伊尔南部边界挑起战端，制造了第2次入侵沙巴省事件。
在非洲之角，苏联在挑起两个非洲邻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后，就运送大量军火和大批古巴军人直接投入战斗，从而扩大了欧加登地区的战火。
欧加登战斗结束以后，古巴当局不但不撤军，反而把它驻扎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人员增加到一万六、七千名。
最近，这支军队又同苏联海空力量配合，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大肆进攻。
此外，在苏联策划的暗害和颠覆阿拉伯半岛南端两个国家元首的血腥事件中，也有着古巴干涉的黑手。
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报刊指出，非洲、中东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受害者”；
苏联以及古巴的干涉是当地“动乱的主要根源”。
苏联利用古巴为其霸权主义效劳，还突出地表现在它指使古巴继续在不结盟运动中进行破坏活动，企图通过自己从外部施加压力和古巴从内部施加影响，来削弱这支当代反帝反殖反霸的强大力量，改变运动的斗争大方向。
1978年，许多不结盟国家对苏联驱使古巴雇佣军侵略非洲不结盟国家，以及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起着“特洛伊木马”的作用，议论纷纷。
有的揭露苏联决不是不结盟国家的什么“天然盟友”；
有的对古巴的不结盟资格提出异议。
但是，苏联领导人依然披着“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外衣，古巴当局也尽力抓住它的不结盟招牌不放，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开脱。
在1978年先后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和外长会议的前前后后，古巴当局派出大批官员到非洲、亚洲、欧洲游说，继续兜售莫斯科一手炮制的“一个帝国主义”的谬论，并且按照莫斯科的钦定标准，在不结盟国家中划线分派；
挑拨离间，制造分歧。
特别是在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期间，古巴和越南这一对难兄难弟在会上会下密切配合，一个说什么谁要反对霸权主义，谁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混同起来”；
另一个说什么谁反对霸权主义，谁就是“打着‘反霸’旗号来掩盖他们的霸权野心”，妄想转移不结盟运动的斗争目标，把运动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称霸的战略轨道。
他们的活动遭到了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反对。
此外，苏联还强化了它在古巴的军事地位，派遣大批军事顾问，修建战略基地，继续利用古巴作为它在西半球、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同美国争夺和进行渗透扩张的桥头堡。
苏联的远程侦察轰炸机以古巴为基地，经常在美国本土附近飞行。
一年来莫斯科驱使古巴为其全球性的霸权利益充当马前卒的种种事实，进一步向人们揭示了苏古之间的那种主从关系。
古巴在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的统治以后，并没有真正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十多年来，苏联利用古巴的弱点，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古巴实行渗透，把它变为自己的附庸。
据报道，从1959年到1977年间，苏联给古巴的“经援”达到九十四亿多美元。
古巴接受苏联武器装备的“军援”款项迄今已突破三十亿美元大关。
1978年，苏联给古巴的“援助”计达二十三亿美元，比1977年猛增一倍。
在苏联的控制下，古巴经济畸形发展，困难重重，每天都要仰赖苏联“补贴”几百万美元过日子。
古巴当局追随苏联侵略扩张，有它深刻的政治和历史根源。
古巴领导人在五十年代末期进行了反帝、反独裁统治的斗争，但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了干涉一些拉美国家的斑斑劣迹。
随着苏联向拉丁美洲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它利用古巴邻近美国的战略地位和古巴领导人称霸拉丁美洲的强烈欲望，就大力经营和控制古巴。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苏联更狡猾地利用古巴作为曾经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弱小国家的经历以及古巴在种族、文化方面同非洲的历史渊源，唆使古巴一面在第3世界、不结盟运动中充当代理人，从事破坏和捣乱；
一面在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充当急先锋，大张挞伐。
苏联接二连三地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企图以较小的风险和较低的代价取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古巴当局则以成千的古巴人的生命和鲜血来偿还苏联给它“补贴”的债款。
《格拉玛报》在纪念古巴革命胜利二十周年的一篇社论中说，古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二十年是“困难的和严酷的”。
社论要古巴老百姓“承认”苏联对古巴的“援助”。
它说：
“在这些困难的年代里，从列宁的祖国伸出了友谊和慷慨的手。
我们从她那里得到了武器、石油、小麦、机器、原料……”。
“载有古巴人民能够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的船只驶过一万公里的路程从苏联来到了这里”。
“必须承认兄弟的苏联人民的声援行动”。
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已进入第21年。
在新的一年里，古巴将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轨道上走多远，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新华社记者

英萨利副总理致电安理会主席
要求采取措施制止越南侵略柬埔寨
新华社联合国01月02日电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1978年12月31日打电报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强烈谴责越南加紧侵略民主柬埔寨，要求安理会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采取措施制止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电报说：
“越南正在加强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和入侵。
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越南的三零七师和三零四师在12月25日、26日、27日、28日、29日和30日向柬埔寨领土发动进攻，沿着十九号公路一直深入到奥亚道和安当比县。
目前越南军队正在继续推进。
与此同时，一些苏—越飞机在12月28日多次轰炸云晒县城，12月28日和29日轰炸了安当比县城和班龙地方。”
电报说：
“在桔井省，越南的第3师和第5师在12月25日、26日、27日、28日、29日和30日对柬埔寨领土发动进攻，并沿着七号公路一直深入到斯努县县城还过去一点的地方，目前越军还在继续向纵深推进。”
电报说，越军在入侵时犯下了最野蛮的暴行，实行杀光、毁光和烧光政策，屠杀老百姓，破坏人民财产，掠夺稻米、耕畜、家禽和其他财产，并捣毁他们拿不走的东西。
电报还指出，“在其他一些地方，在蒙多基里省，在东部地区和西南大区，越南军队也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侵略。
越军还动用了米格十九和米格二十一战斗轰炸机和四个引擎的轰炸机。
柬埔寨革命军收听到的这些飞机驾驶员之间的无线电对话表明，这些飞机中的一些飞机是由苏联人驾驶的。
目前，这些飞机正在腊塔纳基里省、上丁省、蒙多基里省、磅湛省，特别是在斯努城和桔井城之间的上空进行空袭。”
电报指出：
“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侵略和入侵，其目的是为了侵占柬埔寨和向东南亚扩张，以满足它的区域野心，同时实现扩张主义大国的苏联在东南亚的全球扩张主义的野心。
越南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遭受了1978年的战略失败后，目前正在加剧这场侵略战争并使它国际化。
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政府、柬埔寨革命军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动员一切力量来保卫民主柬埔寨，以便使它永远是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国家。”
电报说：
“民主柬埔寨政府要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所属组织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注意越南和苏联通过对民主柬埔寨的野蛮侵略而给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安全、独立和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
为了制止越南和苏联所进行的所有这些侵略、扩张和吞并行径以及这种严重威胁，民主柬埔寨政府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所属组织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谴责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要求越南停止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放弃吞并柬埔寨的野心和以实际行动尊重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二、停止对越南的一切援助，使它不能加强对民主柬埔寨进行侵略的力量；
三、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正义斗争。”

一些非洲领导人发表新年文告强调
加强团结反对大国干涉发展民族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一些非洲国家的总统、总理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发表新年文告，谴责大国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强调非洲国家之间进一步加强团结和发展本国民族经济。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在1978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中指出，大国继续统治所造成的影响，威胁着一些非洲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他说，喀麦隆将继续在非统组织内部，为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非洲人来解决非洲一切内部冲突，以及进一步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团结作出贡献。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新年文告中表示，1979年，几内亚将继续主动加强同非洲各国的团结以及同其它大陆一切友好国家的往来。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中指出，非洲“最具体地体现出团结了这个大陆各国人民为统一和团结而工作的意愿”。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新年文告中祝愿“1979年将是我们每个人竭尽义务和表现出行动的一年，从而把我们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辜负我们身为伟大非洲的成员。”
乌干达总统阿明在文告中表示，乌干达在新的一年里“决心同一切邻国和平共处”。
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在电台发表的新年文告中说，坦桑尼亚经济1978年取得健康的发展。
他号召坦桑尼亚农民加倍努力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号召工人努力生产使各种工业获得新的生产成绩。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在新年文告中强调说：
“我们的抵抗运动有着明确的宗旨和目标，这就是：
使我国的民族和社会得到彻底解放，并获得真正的独立。”
他说1979年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并取得伟大胜利。

史密斯为何如此猖狂？
本报记者述评
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面对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前线国家的如火如荼的斗争，正在使用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苟延残喘、负隅顽抗。
史密斯在拒绝了英美关于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方案后，不顾世界人民、特别是南部非洲人民的激烈反对，于去年02月至04月又导演了“内部解决”和建立“过渡政府”的丑剧，并千方百计稳住他的“小朝廷”，用所谓“取消种族歧视”等花招继续欺骗津巴布韦人民。
同时，他还施展种种狡猾的伎俩，力图分裂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前线国家。
去年08月，史密斯曾在卢萨卡同爱国阵线领导人之一恩科莫会谈，竭力想把恩科莫拉入他的“过渡政府”，妄图破坏爱国阵线和前线国家的团结。
但是，这个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恩科莫说，他不会与索尔兹伯里达成把爱国阵线另一领导人穆加贝排除在外的协议。
为了继续欺骗世界舆论，史密斯还不断假惺惺地散布和谈空气，说什么他的“过渡政府”同意参加由英、美倡议的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各方会议。
可是，在此前后，他不断派遣飞机和别动队，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津巴布韦游击队和难民营加紧进行野蛮的轰炸和袭击，屠杀了大批难民（包括妇女、儿童和伤员）。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07月以来，罗得西亚军队对赞比亚至少进行了八次袭击；
从去年11月29日至12月09日，还对莫桑比克进行了五次袭击；
此外，博茨瓦纳国防军去年11月14日发表公报宣布，仅在过去六周内，罗得西亚军队对博茨瓦纳就进行了五次袭击。
史密斯在他的军队对赞比亚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后，竟猖狂地叫嚷说：
“正如过去对莫桑比克发起的袭击那样，对建立在毗邻国家的游击队基地发起这种进攻是必要的。”
史密斯的猖狂，说明了罗得西亚这个靠压迫和剥削起家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同时，这也是为了捞取同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本，他的“过渡政府”的人员恬不知耻地说，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袭击“将加强史密斯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
史密斯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
“我认为，不管在各方都参加的会议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这次会议举行的话——都不会妨碍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
难怪一家外国报刊指出，史密斯“显然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
它看起来好象接受了西方为他的战火纷飞的国家提出的和平计划，而同时则对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以确保他们拒绝这个计划”。
史密斯的猖狂，并不说明了他的强大，恰恰反映了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越来越削弱了。
而津巴布韦游击队则越战越强，并解放了广大地区。
去年12月11日，索尔兹伯里的油库被游击队袭击而发生大火，烧掉七千八百万公升的石油产品，估计损失两千万美元。
史密斯事后到现场视察时说：
“这是一次特大灾难”，“这是从恐怖战争（指游击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的最大挫折之一”。
史密斯为了保住他的“小朝廷”，妄图加强对津巴布韦人民的统治，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同时，强迫黑人服兵役，遭到广大人民激烈反对。
由于史密斯对内加紧镇压，对外穷兵黩武，罗得西亚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府预算开支近三分之一用于战争，每日耗资高达一百多万美元。
许多行业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要离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只有拍卖闲置房屋的行业比较繁荣。
罗得西亚治安部队司令哀叹：
“我们的经济困难也可能越来越严重，甚至到达垮台的地步”。
一个白人官员说：
“也许，归根结底，我们会不免于遭到象莫桑比克那些葡萄牙人那样的命运”。
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敢于猖狂地袭击前线国家和那里的游击队以及难民营，主要是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
恩科莫指出，南非当局几个月来向史密斯提出了大量飞机和弹药。
不久前史密斯还同南非的总理和外长在罗得西亚——南非边界的林波波河岸进行了会晤。
南非总统沃斯特还公然叫嚷说，西方对第3世界进行援助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史密斯也多次指责说，西方国家站在反对他的政府的爱国阵线游击队一边是“不公平的”。
史密斯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在客观上适应了苏联霸权主义者及其走卒古巴的需要，更便于他们插手南部非洲。
外国报刊和通讯社指出，“在罗得西亚的斗争从谈判桌移向战场的时候，苏联和古巴看来正在代替美国和英国成为这一斗争中主要外部大国的掮客”，“只有苏联和古巴可望从南部非洲继续保持僵局的形势中获益”，罗得西亚是“苏联‘非洲兵团’的下一个可能的目标”。
据外国报刊透露，去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过一次特别高级会议，“从较广泛的角度估计了争取控制罗得西亚的斗争”。
“莫斯科会议给人留下的明确印象是，莫斯科把今后获得解放的津巴布韦看作是实质上用来扩大和加强战争的军事政治基地，而不是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
这就暴露了竭力把自己打扮成第3世界国家“天然盟友”的苏联，企图利用罗得西亚局势对非洲进行扩张和渗透，以便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现在，非洲人民越来越看清了苏联霸权主义的面目。
他们认识到，非洲人民要赶走种族主义这只狼，决不是为了让进苏联霸权主义这只虎。
正如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所说的那样：
“非洲并不想挣脱一副殖民主义枷锁而套上另一副殖民主义枷锁”。
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道路，既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也面临着各种险阻。
面对史密斯的反革命两手，津巴布韦人民认识到，他们也必须运用打和谈的两手，而且以打为主，即一定要打下史密斯的气焰。
只要津巴布韦人民和前线国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他们就不仅能赶走种族主义的狼，也一定会防止霸权主义的虎窜入他们的家园胡作非为。

日本环境保护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
以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超伯为团长的中国环境代表团，最近到日本进行了考察。
他们回国后，向记者发表了如下的感想。
成就
第2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对大气、水源、土壤、食品方面的严重污染，并形成了噪声、震动、垃圾、恶臭与地面下沉等社会性的公害。
环境污染不仅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出现了象汞中毒的水俣病等许多震惊世界的公害病，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
日本有“公害列岛”之称。
现在，经过治理，日本环境保护工作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的大气污染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实际排放量低于各工业先进国家。
在各大城市和工厂，已不见黑烟，空气比较清洁，绿化也比较好。
1968年，东京全年只有十三天能见到富士山顶，现在已增到七十多天。
水质污染有了明显改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水域已达到了保护人体健康的水质标准。
各城市对噪音相应采取了积极措施，对垃圾设立了专门的处理厂，经过集中、分选、焚烧等处理后，用于填海造地、作燃料或肥料用。
弯路
日本的环境保护走了十五年的弯路。
开始的十年，即1955年到1965年只追求工业发展，忽视保护环境；
后五年，即1966年到1970年继续高速发展经济，终于造成了全国性的难以控制的“爆炸性”公害。
1968年北九州数万人食用含多氯联苯的米糠油中毒；
农药在食品中的残毒日益增加；
湖、海死鱼，光化学烟雾等严重污染接二连三出现。
据统计，1970年，因大气与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一万五千多亿日元，农业、林业、渔业及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公害病患者达三万多人。
在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下定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1970年起，用五到七年的时间，使公害问题基本得到治理和控制，环境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措施
日本对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短时期内能迅速取得成效，是由于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制定环境法令、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
1970年，日本政府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环境问题特别国会，修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十四个公害关系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实业家和居民对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的责任，要求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必须确保群众的健康与文化生活，不能污染环境。
根据这些法，又制定了二百多项各种环境法令，规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排放标准。
日本确定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氰、汞、镉、砷等九种有毒物质为重点。
法院受权处理公害案件。
对违犯环境法规的行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对有意排放毒物、危害人民健康，造成死亡的要判处徒刑。
（二）设立健全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1971年内阁成立环境厅，它是专门统一管理环境的权力机构。
十五个有关的省厅设有环境管理机构。
都、道、府、县地方政府，相应设有专管环境的机构和公害对策咨询机构；
在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里也设有环境保护机构；
还有各种专业性的自然保护和防止公害的民间团体。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完整体制，层层、处处有人抓。
目前，日本全国共有四万六千多名专职环境管理人员，其中环境厅八百四十四人；
都、道、府、县有六千二百七十七人；
市、町、村六千九百零四人；
民间企业的专职人员有三万二千人。
（三）积极采取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政策。
在技术上，在生产中严格控制汞的使用，不准生产和进口多氯联苯；
采用低硫燃料；
改革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禁止或限制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在经济政策上，给予治理污染的企业以经济上的支援和奖励。
例如，企业可以从银行低息贷款中解决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治理污染费用，十年到十五年还清，治理污染的设施，可享受减税的优待。
还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制定了“污染负荷量税金”，并逐年提高。
例如，排放一立方米的二氧化硫收二十三到二百日元的税；
噪音大的飞机收“特别着落费”三万到十一万日元；
汽车严重污染的，也要收排气费。
此外，执行“污染者负担”的政策，即谁污染，由谁治理；
污染的后果，由污染者承担。
例如，水俣病、哮喘病、骨痛病等四大公害造成居民的疾病和死亡，受害者的医疗费、休养费，死者家属赡养费统统由污染者负担。
因工业排放物而造成港口淤塞，污染者也要负担治理费。
（四）注意工业合理布局。
日本过去吃了工业集中于少数地区、造成严重污染的苦，现在，由通产省“立地公害局”负责工业的合理布局和建厂对环境的影响，规定工业区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五）大力投资环境保护事业。
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投资比重都比较大。
1975年，日本全国环境投资占全国工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七，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二。
几个重要工业公害治理费用占本行业总投资的比率，在1974年分别为：
钢铁占十七，石油占二十七，火力发电占四十七，造纸占二十四，化学工业占二十五。
（六）建立系统的环境科研和监测网。
日本全国各地建立了二百四十七个研究机构，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有五千多人。
各大企业相应设有环境保护研究所或研究室。
环境监测系统也比较健全和完善。
全国有八十个公害监测中心，一千二百五十四个大气污染自动监测站，一百二十二个水质自动监测站，七十六辆大气污染监测车，三十一辆噪音监测车。
监测网使用电子计算技术，建立了警报制度，随时将各地污染状况通报居民和有关工厂。
（七）积极制造消除污染的成套设备。
据1974年统计，日本制造公害防治装置的厂家有二百八十个，专业工人三万人，出售的设备总值达五、六千亿日元，成为一门新型行业。
教训
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注意环境保护。
否则，酿成公害以后再回过头来抓环境保护，不仅人民受难，而且要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这是日本的一个教训。
现在，日本的一些污染，如光化学烟雾、噪声等的污染没有彻底解决。
下水道的普及率还低
（仅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湖、海“红潮”仍有发生。
本报记者（附图片）
日本合成橡胶株式会社04日市工厂排烟脱硫装置。

“来因——多瑙运河”的喜忧
联结欧洲两大水系的“来因—多瑙运河”工程，正在紧张施工，预计1985年建成。
那时，一条北起来因河三角洲、东迄黑海的长达三千四百公里的欧洲大水道，将把北海和黑海，欧洲共同体地区和经互会地区总共十几个国家联系起来。
船只可以通过欧洲内河航道，在大西洋与苏联之间往来。
就在这个巨大的工程进行之际，西方一些人士表现出一种不安的心情。
西德《总汇报》曾报道，西德政府十分担心，这条新的内河航道会被“纳入苏联的扩张政策之中”。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欧洲新运河——苏联“入侵途径”》的文章中说，“苏联人在来因河和其他西欧水道出现的前景，已经隐隐约约地显出来了”。
来因河是西欧最大的河流，发源于瑞士中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全长一千三百二十公里，流经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西德、法国、荷兰等六国，注入北海。
在西德境内的八百六十六公里全部可以通航。
西德的鲁尔和萨尔等重点工业区的发展都同便利的来因河水运条件有关。
多瑙河是横贯中欧的一条大动脉，发源于西德南部黑林山的东坡，蜿蜒东流，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苏联等国，全长二千八百五十公里，最后在罗马尼亚的苏利纳港附近注入黑海。
通过运河把来因河与多瑙河连接起来，是中世纪查理曼大帝和近代拿破仑等欧洲霸权统治者曾经做过的美梦。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先后进行了疏浚、加深来因河支流美因河的工程。
1972年，由美因河通往纽伦堡的新运河也完成了。
目前进行的由纽伦堡通往多瑙河的运河工程，虽然不到两百公里，由于山峦起伏，施工困难，预计到1985年才能完成。
工程完成以后，“来因—多瑙运河”就全部建成
了。
近年来，苏联在加紧发展远洋船队的同时，加快了在欧洲内河航运中的扩张活动。
去年10月号美国《读者文摘》在题为《俄国攫取西方的航运业》的文章里说，“俄国人注意的焦点是分布着港口的‘金三角’，这些港口是通往西欧内地繁华工业区的大门。
十年前，苏联的船只在那里还是稀少的，而现在，一年有一千多艘苏联船只出入汉堡；
有一千二百艘到达鹿特丹；
有一千五百艘驶到安特卫普……，俄国人就象蜜蜂一样蜂涌而至”。
西德报刊也指出，苏联人出现在来因河的情景，已经不是一种“虚张声势”，“他们的人员已经在来因河取得了立足点”。
报道说，苏联在比利时设立的航运公司，已经作出了“来因—多瑙运河”完工以后，大力加强货运的准备工作。
在这些航运公司中，比利时只有挂名股份。
“来因—多瑙运河”还没有完工，西欧的一些航运公司已经深深感到苏联扩张活动的压力。
苏联的航运公司在双边往来和过境运输中，不择手段，不惜以“倾销”价格排挤对方。
西德的过境贸易货物却被苏联抢走了许多。
多瑙河上的情况尤为严峻，西德《总汇报》说，目前，苏联利用极低的客货运价格，几乎包揽了多瑙河的客运，并“扼杀”每一个货运方面的竞争对手。
西德政府为了抵制苏联在欧洲内河航运方面的扩张活动，曾经作出了某些原则规定，一再表示要确保西德航运公司在同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的运输往来中占有一定份额，防止西德公司被排挤，必要时采取单方面措施以维护西德的利益。
西德“联邦共和国内河航运协会”负责人曾提出，“来因河航行自由应仅限于来因河沿岸国家。
共同市场必须团结一致对付东方”。
巴伐利亚州内务部官员说，“多瑙河上的西欧各航运公司以怀疑的心情，同东边的国家船运公司斗争着。
倘若没有国家的支持，他们将要败于对手”。
苏联霸权主义无孔不入。
在“来因—多瑙运河”问题上也反映了苏联称霸和西欧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尖锐斗争。
凡文（附图片）

《美洲华侨日报》就中美建交发表社论
呼吁华侨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而努力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美国朋友与华侨集会庆祝中美建交
新华社纽约01月01日电在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01月01日发表一篇题为《美中建交与华侨使命》的社论，祝愿美中人民友谊蓬勃发展，祖国早日统一，巩固和扩大华侨的团结。
社论说：
“美中两国建立邦交，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包括台湾省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在统一祖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华侨不仅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更能承担祖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使命。”
“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亲人强烈渴望统一和团聚，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为统一祖国大业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华侨应是海峡两岸的桥梁，促进两地同胞的互相认识，沟通两地中国人民的互相了解。
华侨以热爱祖国的心，与祖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与两地亲人日夜互相思念的感情揉合起来，发挥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潜力，完成这项光荣、崇高的历史任务。”
社论指出：
“在美国华侨当中，热爱祖国者多，顽固反对者极少。
随着祖国和国际形势的改变，反共、反华宣传破产，越来越多的侨胞认识祖国，心向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结果。”
社论说：
“过去三十年来，在侨社中的个人或团体，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形成互不往来、甚至对立的局面，这种情况应该予以结束。”
社论说，看法未能一致，认识有先有后，是历史因素造成，不应成为障碍在美华人之间互相往来、促进团结、共同服务社区的藩篱。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美国消息：
七百多人01月01日晚上在洛杉矶市隆重集会，庆祝美中建交。
参加这次由南加利福尼亚庆祝美中关系正常化委员会组织的集会的包括美国朋友和华侨。
美中人民友协主席弗兰克·佩斯塔纳和全美华人协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胡顺、黄伯萱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强调了美中建交的重大意义。
会上还表演了中国的狮子舞，演唱了中国歌曲，放映了中国影片《林则徐》。
在旧金山，来自美国西海岸各地的一千多名美国朋友和华侨01日下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美中建交的集会。
在这次集会上，庆祝美中建交筹备组织主席黄运基、台湾省民会旧金山分会会长彭德、教授田长霖、美中人民友协代表和旅居旧金山的华侨代表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谈到了美中建交的国际和历史意义。
庆祝会后举行了游行。
当游行队伍通过“唐人街”闹市区时，有数千名观看游行的人同游行者一起高呼庆祝口号。
晚上，还举行了五百多人出席的庆祝宴会。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代表分别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庆祝集会上，宣读了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贺信。

菲律宾、扎伊尔总统和冰岛总理欢迎中美建交
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亚洲的局势
新华社马尼拉01月03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01月02日在为正在菲律宾进行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举行的午宴上说，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局势”。
早些时候，马科斯总统表示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加强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安全。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01月01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表示欢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对菲律宾有利。
据新华社金沙萨01月02日电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1月02日接见外交使团时说，“扎伊尔对中、美建交表示高兴。
我们希望它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缓和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有利于目前亚洲一些困难和复杂问题的解决。”
新华社北京01月03日电雷克雅未克消息：
冰岛总理奥拉维尔·约翰内松去年12月31日在新年讲话中说：
“美国和中国——两个中断关系近三十年之久的太平洋沿岸主要国家——同意实行两国关系正常化。
早些时候，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这两个事件都促使太平洋地区出现比过去稳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