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大型坑口电站在大同煤城兴建
大同第二电厂建成后，将有力地改变华北供电形势，对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有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太原01月02日电新华社记者曹文龙报道：
我国一座大型坑口电站——发电能力为一百二十万千瓦的大同第二电厂，最近在塞上煤城的大同市郊破土动工。
坑口电站是在煤矿附近兴建的火力发电站，使煤就地变成电能，通过高压输电线路把强大的电流输送到外地的用电中心。
这样可以减轻铁路运输负担，提高经济效率。
大同第二电厂是继山西朔县神头电厂之后，在大同煤炭基地建立的第2个坑口电站，这是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新建和续建的一百二十个项目中的一项。
这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由我国自己制造的六台二十万千瓦的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组组成。
它建成后，将由一条四十公里长的二百二十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和山西的雁同电网联接起来，一条三百六十公里长的五百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和（北）京、（天）津、唐（山）电网联接起来，这将有力地改变整个华北的供电形势，对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有重要作用。
在电厂设计过程中，山西电力勘测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设计民主，反复勘察，精心设计，采用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

为四个现代化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胡耀邦同志在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对文艺界同志提出热情希望
黄镇同志勉励文艺工作者要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
“在这个列车启动的关键时刻，请同志们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请同志们用你们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今天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对文艺界同志们提出的热情希望。
茶话会在新侨饭店礼堂举行。
大厅里张灯结彩，笑语频频。
当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宣布茶话会开始时，出席茶话会的近三百名文艺界人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在迎新会上作了讲话。
他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我们文学艺术工作也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从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变。
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投入到这一场大革命洪流中去，研究新问题，熟悉新事物，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破除迷信，不断创新，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
他着重指出，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文艺的方针。
我们贯彻执行“双百”的方针，重点在放，只能放，不能收。
“双百”方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生动体现。
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
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认真执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甚至象林彪、“四人帮”这样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民主扼杀了！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
文学艺术作品的好坏，是否为人民所喜见乐闻，不是哪个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当然，来自群众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这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讨论。
我们要坚决贯彻“三不”主义。
如果作品有政治错误，违反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我们要发言提意见，但也不能轻率做结论。
他说，过去一年，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创作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
但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是重灾区，落实党的政策还要进一步加快步伐，要把一切冤案、错案、假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尽快解决。
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军和全国人民一道，雄赳赳地迈上新长征的道路，在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用我们辛勤的劳动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来纪念新中国建立三十周年，祝文学艺术界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比过去一年更大的成绩。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成黄镇同志的讲话。
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列车开动起来，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愿望。
但是，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主要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列列车没有很快地前进。
这两年多，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把这列列车的火车头修好了，各种路障排除了，燃料加足了。
同志们是人民的歌手。
今天我们聚会，希望同志们想想：
在我们这列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列车上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心愿、欢乐和幸福！
在这列列车开动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歌手能不供给他们最好的精神食粮吗？！
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
林彪、“四人帮”搞了一个反革命的宣传部门，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
在这个罪恶的管教所里，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
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
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
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
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
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
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
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口凉白开喝；
第4，还要有个“医疗室”。
假使我们的文艺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
第5，还得有个“修理室”。
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
这后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
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
有了这一些，我相信，在我们这列时代列车坚定不移的前进中，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是一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著名的相声艺术表演家侯宝林即席赋诗。
他说，我一向是说相声的，是搞散文的。
今天听了胡耀邦、黄镇同志的讲话，心里非常高兴。
四个现代化伟大建设开始了，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五言诗：
“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
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
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
是：
“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他的话引起了全场会意的畅笑声。
茶话会上始终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人民歌唱家张权、马玉涛，著名京剧演员李世济、李和曾等都作了精彩演唱。
出席茶话会的文艺界著名人士有：
于兰、艾青、叶君健、江丰、刘开渠、李波、李伟、李凌、李苦禅、李伯钊、李春光、沙汀、吴雪、吴作人、吴伯箫、吴晓邦、冯乃超、吕厚民、时乐蒙、阿甲、金山、陈登科、邵宇、严文井、杨荫浏、张汀、张庚、张修竹、草明、赵朴初、姚雪垠、钟敬文、徐平羽、徐肖冰、陶钝、黄佐临、黄永玉、钱俊瑞、谢冰心、喻宜萱、雷圭元、蔡若虹、魏伯、魏巍、魏传统、戴爱莲等；
还有文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朱穆之、胡绩伟、曾涛、刘复之、周巍峙、阳翰笙、张光年、贺敬之、刘白羽、王阑西、姚仲明、司徒慧敏、周而复、吕骥、王惠德、王子野等。

南疆铁路正在加紧建设
全长四百七十多公里，已有一百多公里建成通车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1月02日电本社记者张焕铭报道，我国新疆南部的第1条铁路——南疆铁路正在加紧建设。
目前，已从吐鲁番铺轨到巴仑台，筑路军民正继续沿着乌拉斯台沟迂回南下，向库尔勒方向前进。
南疆铁路北起吐鲁番，南至库尔勒，全长四百七十六公里。
现已铺轨三百一十公里，其中从吐鲁番到天山脚下鱼儿沟的一百一十三公里，已在去年04月初建成通车。
南疆铁路是在1971年动工兴建的。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久便被迫停工。
毛主席十分关怀新疆铁路的建设，1974年亲自批准抽调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担负南疆铁路建设。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全面部署，指定由铁道兵部队和新疆农垦战士组成的新疆铁路工程指挥部和乌鲁木齐铁路局工程处组成筑路队伍共同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由铁道兵部队实行统一指挥，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族军民斗志更加高昂，日夜奋战，使铁路建设速度越来越快了。

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这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壮丽、极其艰巨的事业。
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宏伟任务，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贡献出一切聪明才智；
要求亿万人民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进行批评；
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鼓足干劲，全力以赴。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发现大批能干的人才；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十分明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发扬。
四个现代化，必须伴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大发展的上层建筑，就要坚决改掉那些不利于发扬民主、不利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作风以及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章制度。
十分令人鼓舞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充分讨论，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从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重要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建议。
这两个会议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三千多万党员和八亿人民的衷心拥护，必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这两个会议所表现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确实是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一定要象三中全会要求的那样，把这种民主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
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更是不可设想的。
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而它的基础是民主。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实的还是空的？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丢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形不成无产阶级的集中。
离开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走群众路线，搞一言堂，瞎指挥，凭“长官意志”办事，实行命令主义，如此等等，决不是真正的集中、正确的集中。
这样的集中丝毫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恰恰相反，只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危害。
当前这个时期我们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就是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长期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
为什么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不能实行监督和制裁？
为什么许许多多老干部能够对付拿枪的敌人，却被这几个丑类恣意迫害而无可奈何？
最根本的教训，就是他们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不充分发扬民主，不只是现代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也不可能及时揭露和清除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巩固，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里用得着列宁的一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在两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种局面。
为了安定团结要不要强调发扬民主？
发扬民主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呢？
我们认为，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恰恰相反，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安定团结。
万马齐喑不是安定团结。
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清人龚自珍的诗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万马齐喑是封建专制造成的一种可悲局面，那是一潭死水，当然谈不到什么安定团结。
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也造成了万马齐喑，当然更没有安定团结。
有了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舒畅，有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是破坏安定团结的祸根，这个祸根已经挖掉了。
当然，也还会有极少数“震派”人物兴风作浪，需要保持警惕。
当前妨碍安定团结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例如，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
某些冤案、错案、假案没有平反昭雪；
一些干部思想不解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没有根本转变；
群众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一些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适当满足，等等。
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安定团结；
解决得不好，就不利于安定团结。
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是发扬民主，让人说话，让人批评，有气的还要让人出气。
作为领导，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切切实实改进工作。
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思想活跃，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
人们对党和国家大事敢于发表意见，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是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高涨的表现，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走向正常的表现，是好事，不是坏事。
有些同志嘴上也讲要发扬民主，但当群众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就忧心忡忡，担心出“乱子”，象“叶公好龙”那样害怕起来。
这些同志不懂得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以为讲民主就是我给你民主，我让你讲话，你讲话可不能超出我喜欢听的范围。
他们不了解群众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发扬民主就是要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只有群众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了，领导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集中。
如果只准大家按领导规定的口径唱一个调子，那又何必多此一举，走“民主”的形式？
须知，对于执政的革命党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并不可怕，反而大有好处，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人民敢于讲话，允许人民讲话，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
当然，群众发表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提出的要求和主张也不都是恰当的。
少数人会发表一些片面、偏激甚至错误的意见。
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可怕。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如果要求人们不说一点错话，那就等于封人家的口。
如果人们说了错话就要追究，那就没有人敢再讲话了。
这叫做因噎废食，因小失大——废掉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失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我们应当坚决摒弃这种有害的做法。
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决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无数事实证明，压制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要坚决保护。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倡的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应当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
“三不主义”也就是“言者无罪”，实行这一条，才能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于人民群众中不正确的意见怎么办？
要善于引导。
有些问题，群众不了解情况，就要加以解释。
有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不能立即解决，就要给以说明。
有些问题，群众只看到局部，就要晓以小局服从大局的道理。
至于有个别坏人心怀不满，别有用心，那也无碍大局，应该相信，广大群众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造成一种空气，使广大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问题；
又要多作工作，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来缺乏民主传统。
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制主义，又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主作风破坏殆尽。
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我们要在发扬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
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各个领域造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讨论问题的空气，从上到下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
要善于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恰当地结合起来。
我们这样做了，必将进一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改进作风少开些会
水电部决定撤销即将召开的全系统学大庆会议
新华社编者按：
水利电力部这个决定作得好！
现在，大家都在认真思考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
水电部精简和改革会议的做法，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可以不开的会不开，可以开小会的不开大会，可以开工作会议的不开群众性会议，可以合并开的会不分别开。
这样，可以把许多生产骨干、干部和领导人从会议中解放出来，脚踏实地多做些实际工作，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工作效果将会大得多。
据新华社记者丁根喜报道：
原定今年01月05日召开的全国水利电力战线学大庆会议，现在决定不开了。
这是水电部党组为了改进作风，扎扎实实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作出的决定。
原来准备召开并已报国务院批准的水利电力战线学大庆会议，准备开半个月左右，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二千五百多名。
水电部早在去年四、05月间就着手筹备，几十份典型材料、部长的报告都已基本准备就绪，会议地点、所用车辆等也已安排停当。
就在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了。
水电部负责同志在考虑如何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时考虑：
即将召开的第1次全国水利电力战线学大庆会议是开，还是不开？
水电部党组为此召开了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讨论。
大家认为，当前把大批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来开会，不利于学习和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把工作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千五百多人开半个月会，要吃、要住，估计要花费七、八十万元。
问题还不仅如此，开大会要准备开幕词、大会报告、发言、闭幕总结等，都要花费许多人力，许多同志常常累得精疲力尽，顾不上好好抓全面工作。
水电部的许多同志说，象这样的群众大会，花钱多，花费时间多，效果却不大，以少开为好。
这次大会不开了，并不说是学大庆的工作就不抓了。
水电部准备向所属各单位、各企业提出，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要把学大庆的工作更好地抓起来，把水利、电力生产建设努力搞上去。
水电部准备在明年表彰一批大庆式企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颁发奖状、奖品，并把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事迹材料印发全国水电系统，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这些工作，将在水电部召开的小型工作会议上进行。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王传国 摄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
邓副总理说，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采取现实态度。
《告台湾同胞书》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合情合理的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
他在回答美国朋友提出的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
01月0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访华团是由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
他们是在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1批来访的美国朋友。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他希望在中美建交后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以增进相互了解。
阿什利团长说，在美国人的眼光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
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处，有许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
今后，美中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旅行游览事业总局局长卢绪章，农林部副部长何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林基鑫，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

东阳县委改进领导作风
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农业顾问
新华社杭州01月02日电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聘请了十六名富有生产经验的同志担任农业顾问，对改进县委领导作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62年这个县曾建立农业顾问团，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业顾问团停止了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又聘请了十六名有生产经验的同志组成县农业顾问组。
他们之中有的是农业劳动模范，有的是农科队负责人，有的是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民。
县委在安排全县工作和生产时，一般先把农业顾问请到县委或点上，让他们出主意，提建议，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前几年，县委在领导春收粮食作物生产中，不问本县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具体情况，强行推广稻板麦、阔畦散播，结果排水不畅，肥料不足，管理不善，达不到增产的目的。
顾问组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
县委接受顾问组的意见，前年冬种就根据山区、平原不同情况，提出了密植条播为主，小面积继续试种阔畦散播。
由于种植得当，又加强了田间管理，去年全县大小麦总产比1977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二，开始扭转春收粮食作物低产的局面。
在最近的一次农业顾问会议上，大家又针对去年春天有二十多个公社发生大麦“生理发黄”，严重影响产量的问题，研究了解决办法。
许多农业顾问提出：
“生理发黄”的田块一般是有机肥料少、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凡是在酸性土壤田里种植大麦，必须在翻耕后作畦前，施上一定数量的石灰、草木灰和增施栏肥等有机质肥料，这样，可以中和酸性，改变土壤结构，促进增产。
根据他们的建议，县委把防治大麦“生理发黄”作为一项春粮增产关键来抓。
县委在重视发挥农业顾问作用的同时，还注意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
县有关部门经常给他们寄送学习资料；
举办技术讲座。
还组织他们参观、交流经验，进行难题“会诊”。
通过这些办法不断丰富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中宁县枸杞产量为什么连年下降？
宁夏枸杞是我国名贵的中药材，不仅为我国人民医疗保健所必需，而且每年大量出口，远销东南亚及世界许多地方。
但是，中宁县近几年枸杞的生产却日趋下降，毁挖枸杞的现象经常发生。
如东方红公社宋营大队1975年有枸杞一百三十六亩，去年只剩八十五亩，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四十。
舟塔公社上桥六队，1975年有枸杞五十亩，现在只有二十亩，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这是什么原因呢？
农民说：
近几年收益不大，不如毁茨（当地称枸杞为茨）种粮。
农村干部反映：
发展枸杞不但出力不落好，而且有被说成“丢纲”的后顾之忧。
究其根源，枸杞产量下降，还是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没有落实，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没有保障。
据了解，1955年中宁枸杞曾经发展到六千六百六十一亩，单产一百五十七斤，总产一百零五万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当时国家规定，枸杞集中产地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农业税收代金，茨农的口粮和经济收入都能得到充分保证，农民种植枸杞的积极性很高。
1962年以后，枸杞集中产区分配了一部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规定每售一斤枸杞奖售粮食六斤，肥料粮（青豆）一斤，茨农的口粮和城区菜农的口粮水平一样。
前几年，奖售政策变更过多次，但由于幅度不大，茨农的利益尚能得到保护，枸杞生产也比较平稳。
1975年枸杞再次获得高产，单产一百四十五斤，总产九十四万六千斤。
1976年中宁枸杞从长势看，是个丰收年。
可是，在“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县委个别人强行改变了实行多年的奖售政策，由原来出售一斤枸杞，奖售粮食二斤，肥料粮二斤，改为出售枸杞一斤，只奖售粮食一斤。
再加上社员怕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不敢精心管理枸杞园，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这一年收购有药用价值的枸杞只有七十五万斤。
1977年总产又下降到五十九万斤，而去年再次下降到五十三万斤。
质量也相应下降，药用效果也差了。
枸杞生产在中宁县分布很广，全县六百四十一个生产队，就有五百零五个生产队有枸杞园。
他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地落实枸杞奖售政策，同时，因地制宜，制订规划，逐步做到枸杞种植区域化，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王钟人

产、供、销都要严格实行合同制
前不久，报纸报道了一些冶金、机械工厂执行合同的情况，表扬了执行合同好的工矿企业，也批评了一些执行合同不好的企业。
这在工矿企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一些厂矿的负责人说，实行合同制，我举双手赞成，工矿企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必须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光强调企业要严格履行合同是不够的。
因为一个企业能不能严格履行合同，固然有它本身的因素，但也有社会的因素，只有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普遍地严格实行合同制，一个企业履行合同才有保障。
在最近召开的冶金工作会议上，记者听到了许多工矿企业的负责人要求在工业生产的供、产、销之间全面实行严格的合同制。
本钢党委副书记徐步云说：
作为原材料工业部门的冶金工业，必须严格地按时、按量、按质、按品种执行供货合同。
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
但是，其他单位供给我们的生产物资、设备，也要严格执行合同，否则我们执行合同就缺乏物质保证。
马钢党委书记王家齐说，马钢生产所需要的煤和油，总的来说供货还可以，但一到月底、年底，没供足的部分就“一风吹”；
供应备品备件的合同执行很差；
基本建设方面的合同执行得更差，一般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兑现不了。
今年计划供应马钢基本建设用的钢材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水泥有百分之五十、木材有百分之六十没有拿到。
不按合同供货，工程怎么能搞得起来呢？
一些中小钢铁企业的同志反映，国家在安排原材料供应时就留了缺口。
这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削弱了严格执行合同的基础。
如山东的莱芜钢厂，一年就缺几十万吨矿石。
为了完成国家计划和按合同交货，这个厂只好派人去广东、福建等地“找米下锅”，结果，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真是劳民伤财。
许多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强烈要求与供电部门签订合同。
他们说，现在供电一无合同，二不按计划供电，数量严重不足，质量没有保证，而且说压就压，说拉就拉。
特别是一些被称作“电老虎”的厂矿，如有色金属加工厂、特殊钢厂、铁合金厂、冶金机修厂的领导同志反映尤为强烈。
近几年来，这些厂吃够了供电不足的苦头。
湖南锡矿山矿务局党委书记杨开尊说，锡矿山进行正常生产，每天需电八千千瓦，可是今年头十个月中，有六个月每天只供二千多千瓦，有两个月每天供四千多千瓦，10月份以后，每天开始供五千多千瓦，有时一天要拉十几次闸，生产和安全都没有保证，这样怎么谈得上按合同生产呢？
抚顺钢厂党委书记全树仁说，上级给了我们钢的生产任务，但电不落实，天天闹电不足，动力供应得不到保证，怎么能够按合同组织生产呢？
电力部门遇到电力紧张，就停“电老虎”的电，原想停一个保一大片。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所生产的都是基础原材料产品，它们一停，许多工厂便待料停产，结果是停一个影响了一大片。
许多厂矿的负责人说，原材料供应留缺口，电力供应不足，这是当前严格执行合同制的两只“拦路虎”，希望国家计委在综合平衡时，认真注意这两个问题，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尽快解决。
为了使合同制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一些厂矿企业的同志提出建议，希望尽快设立经济法院，负责处理执行合同中产生的纠纷，使经济合同得到法律保障。
新华社记者徐耀中

上海纺织系统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决心快马再加鞭
夺取今年生产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
元旦这天捷报频传：
棉纺织行业和第1印染厂、第2毛纺织厂生产“开门红”
新华社上海01月01日电新年前夕被命名为“大庆式局”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元旦这天快马扬鞭，“开门红”的捷报频传：
棉纺织行业新年第1天为国家增产了五千五百件棉纱和二百八十万米棉布；
全市最大印染厂第1印染厂，元旦第1个班生产的印花布，比计划超过百分之四十六点七；
专门生产出口产品的上海第2毛纺织厂，01日生产的出口呢绒，比去年元旦增长了将近一半。
上海纺织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过程中，提出从1979年第1天起，就抓紧时间，实现生产高速度，产品高质量，品种高水平。
元旦，全纺织系统有近二十万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生产岗位上度过了节日。
在大庆式企业上海第1丝织厂，人们一大早就喜气洋洋来到厂里，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带领科室干部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他们说：
我们去年提前十七天完成国家计划，今年党中央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更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干特干，干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著名劳动模范、青年挡车工刘素兰去年的最后一班达到了连续十万米无次绸的高水平，今天早班又创造了优质高产的新纪录。
大庆式企业嘉丰棉纺织厂的厂党委，除夕之夜和元旦上午连续开会，进一步落实了把党委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的各项措施。
厂党委作了新的分工，九名党委委员中有七人集中精力抓生产和技术革新。
他们还决定在厂里实行经济核算制和多种奖励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把嘉丰厂建设成为产品质量信得过、用户满意的工厂，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工厂，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厂和文明生产的工厂。
上海纺织系统是我国规模最大、基础最好的纺织工业基地。
1978年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成绩面前，局党委及时提出要反骄防松，不满足于办成大庆式局，要为实现纺织现代化加快速度。
全局准备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连续两年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以上的基础上，努力做到1979年继续增长百分之十，出口纺织品增长百分之二十，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再创新水平。
同时大力发展高中档产品、传统名牌产品和优良产品，以满足国内人民穿着需要，提高上海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销能力。
全局系统今年将广泛实行各种奖励制度，在企业之间普遍实行经济合同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
全局还决定着手建设一批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新技术样板厂、样板车间和样板生产线，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为夺取全年生产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局政治部在全系统大张旗鼓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活动。
组织部门在干部考核标准、选拔方法、培养措施等方面也提出了努力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打算。
纺织工会更加广泛深入地组织工人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开展以“万米无次布”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和“走在时间前面”的活动。
纺织团委也在广大青年中开展了想“四化”、急“四化”、学“四化”、干“四化”，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

广东侨汇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
新华社广州电广东省侨汇收入大幅度增长。
到去年11月底止，全省侨汇收入比历史上收汇最多的1976年全年收汇额还多百分之九点四。
这十一个月，全省旅游等其他非贸易外汇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侨汇收入大量增加，反映了我国形势大好，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侨务政策得到落实。
著名侨乡台山县当众销毁了四千多份“四人帮”横行时强迫侨眷填写的所谓“斩断海外关系”登记表，公开为遭受迫害的侨眷平反昭雪。
许多地方还采取措施，保护侨汇，优待侨汇储蓄，恢复和建立华侨商店，增加对持有侨汇者的物资供应。
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想办法帮助失去联系的一些侨眷，同在国外的亲人恢复联系，沟通汇路。

成都铝制品厂盲目追求产值，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劣
按合同规定赔偿商业部门经济损失
据新华社成都12月27日电成都铝制品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使商业部门蒙受重大损失，最近按照订货合同规定，赔偿成都百货采购供应站十万元。
这种追究经济责任的做法，正促使这个工厂认真改善经营管理，迅速提高产品质量。
成都铝制品厂是四川仅有的两个生产日用铝制品的工厂之一。
长时期以来，这个厂盲目追求产值，粗制滥造，生产了大批质量低劣的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铝锅。
仅去年09月生产的一万六千口大铝锅中，一等品就只有三百八十四口。
今年初，成都百货采购供应站向这家工厂订货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不合格的产品要包退包赔。
但这个厂仍然不注意改进产品质量，而且弄虚作假，把不合格的产品打上“一等品”的标号送进百货公司仓库。
今年06月，商业部门抽查了一百三十口标号“一等品”的铝锅，发现有沙眼、裂口等毛病应当列为等外品的，就有七十九口。
由于大铝锅质量低劣，市场滞销，仅成都市商业部门就积压了十一万口，占用流动资金一百多万元，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而成都铝制品厂却还在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扩大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成都百货采购供应站决定从07月14日起停止收购这种大铝锅，并根据合同规定，最近双方达成协议，由铝制品厂赔偿成都百货采购供应站十万元。
成都市人民银行也停止了对这家工厂的贷款。
商业部门停止收购、要求赔偿损失，银行停止贷款，引起了铝制品厂的上级领导部门——成都日用五金工业公司的重视。
公司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工厂整顿了领导班子，制订出改善经营管理的措施，并决定停止制造市场滞销的大铝锅，增加市场需要的铝菜盒的生产。
现在，这个厂经过整顿，已初见成效。
银行也已恢复对他们的贷款。

福建侨汇收入又有增加
据新华社福州电由于认真落实了国家的侨汇政策，福建省去年头十一个月的侨汇收入，比1976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九。
为了适应侨汇增多的形势，去年福建省增加了侨汇物资供应。
主要侨乡的晋江、泉州、厦门、漳州、莆田等十个县市，设立了侨汇特需物资供应公司，开设了华侨商店。
侨胞给家里汇款建筑住宅，都按一定比例供应建筑材料。
这个办法曾一度遭到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去年恢复了这个办法，侨胞寄钱回家盖房子的事，马上就多起来了。

要在提高钢材质量和增加品种上狠下功夫
冶金战线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冶金工业怎样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冶金工业怎样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冶金工业部新命名的几位劳动英雄和英雄集体的代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们认为，冶金工业是基础工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原材料的任务。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冶金工业必须生产出多种多样和具有综合优异性能的钢材，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的现代化提供原材料。
因此，冶金工业必须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上狠下功夫。
劳动英雄、齐齐哈尔钢厂工人、厂党委常委么俊举说：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反映了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心愿，我们坚决拥护。
钢铁工业是基础工业，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方面也离不了钢。
对钢铁工业来说，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我们特殊钢厂尤其如此。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的产品质量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厂出现了所谓“炼钢不唯成分论”、“要给废品找出路”等种种谬论，自由操作，自由炼钢，使钢的品种大量减少，钢的质量显著降低，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请二十四个合同单位的六十多名代表，带着我们厂出产的不合格产品到厂里来，揭露产品质量中存在的问题，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以后，厂里规定把每月的10日为全厂的质量日，过一次质量日，就集中攻克一两个产品质量中的难题。
10月份以来，厂党委又在厂内各单位之间实行了合同制。
对按质、按量完成合同的单位给予物质奖励，对不执行合同的单位则实行经济制裁。
这些措施有力地提高了钢和钢材的质量，增加了品种。
去年我们厂不仅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全年的合同，还完成了1975年以来拖欠的近万项合同。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上狠下功夫。
我们要增加冷拔钢材的产量，增加锻件产量，特别要发展大的铸钢件，要创名牌产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英雄集体代表、首钢炼钢厂炼钢车间副主任周少鹏说：
过去，由于我们钢铁工业产品质量不高，品种不对路，每年国家要拿出许多外汇来进口钢材，这对于我们每一个钢铁工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
这几年，我们车间的钢产量增长比较快，但是我们对品种抓得不得力，技术措施没跟上，钢的品种增加很少。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压力变动力，狠抓钢的品种、质量，广泛开展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千方百计把钢的质量、品种搞上去。
冶金战线劳动英雄、上钢三厂转炉车间乙班二号炉炉长高志向说：
过去一说到要增加钢的品种、提高钢的质量，我总是从工作态度和操作方法上去考虑，认为干活卖劲点，汗水多流点，品种质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实践证明这是不行的，还要掌握科学技术。
炼钢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如果我们炼钢工人不学科学技术，怎么能确保钢的品种质量呢？
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启发很大。
1978年07月，我们访问了用户，看到了我们厂炼的建筑用的钢筋，出现了脆断的严重质量事故，建筑部门意见很大。
我们把这些废品背回来以后，技术部门对脆断部分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脆断部分的钢含炭、含锰、含磷过高，这是由于炼钢过程中各种元素分布不匀造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部门建议采用先进工艺——炉外吹氩。
刚开始，有些工人对这种新工艺不认识，态度不很积极，后来，学习了有关的科学知识，懂得了钢水经过氩气吹拂，各种元素分布就均匀了。
经过几次实践，这个理论确实得到了证实。
这使我们认识到，每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工艺，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我们工人不仅要学会操作，而且要懂得为什么要这样操作，懂得它的科学原理，这样才能确保钢的品种和质量。
现在我们炼钢工人对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认识提高了，大家提出：
“甩掉科盲帽子，誓做科学技术主人”，积极参加厂里开办的文化班、技术课，认真学习炼钢知识。
劳动英雄、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工程师孙天铎说：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对钢铁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材料科学是八大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四个现代化少不了它。
工农业生产需要多种多样的优质金属材料，尖端的航空航海技术，更需要多种多样的具有综合优异性能的金属材料。
过去我们研究材料，往往落后于实际要求。
今后，我们要使材料研究走在应用的前面。
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本质上，综合性能上，设备工艺上都要有新的突破，为创制更多更好的新金属材料而努力。
劳动英雄、武汉钢铁设计院工程师李庆尧说，钢铁工业要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学习和掌握好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电子计算机是现代先进技术的标志之一，我们应当努力学好和用好它。
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的设备，大部分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
我们要下苦功夫掌握这项先进技术。
还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进一步猛攻计算机软件技术理论，提高计算机系统设计水平，并且把我们武汉钢铁设计院的计算机专业队伍带动起来，形成一支生产过程控制计算机和生产管理计算机专业的设计队伍，为冶金工业的现代化，不断攀登新高峰。

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
——悼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
黄克诚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彭德怀同志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了！
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得到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抚今追昔，我的感慨是难以名状的。
彭德怀同志临终前，迫切希望组织上给他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现在，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彭老总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泪飞如雨、瞑目含笑的！
彭老总是1974年11月29日与世长辞的。
这个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人民的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做出过卓越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建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折磨、残酷迫害下，悲愤交加、身心交瘁，背着沉重的包袱，含恨死去的。
他在病情恶化之际，多么一往情深地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表示，希望见毛主席一面。
但是，由于“四人帮”魔手遮天，他的强烈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他与病魔搏斗的日日夜夜里，多么想望与他一起戎马倥偬、共创大业的周总理、朱老总和老帅们，多么思挂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同志、老战友，以及跟随他同甘共苦、英勇战斗的老部下、老战士！
然而，他没有行动的自由，只能孤身只影、面壁长叹！
当他满含热泪、恋恋弥留之时，多么想看一眼伟大祖国明媚的阳光，看一眼自己血肉相连的亲人，然而，门窗紧闭，凄凉阴暗；
环顾身旁，空无一人！
同彭老总并肩战斗过、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党政军界人士何止十万、百万，然而，在“四人帮”横行霸道、大施淫威之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前来向他的遗体告别，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守灵，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前来送葬，略表哀思。
毛主席在1944年就说过：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可是，忠心耿耿，征战一生，威震敌胆，功勋卓著的彭老总，却遭到如此冷酷残忍的对待！
阴谋诬陷，是林彪、“四人帮”策划制造！
骇人暴行，林彪、“四人帮”是罪魁祸首！
这个大悲剧昭示我们，必须以百倍的勇敢，千倍的仇恨，去同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斗争，斗争到底！
彭老总是我的老首长、老战友，自1930年05月红三军团成立起，绝大部分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工作。
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惊涛骇浪，踩碎了无数艰难险阻，共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和幸福。
在行军途中，在宿营地里，我们总是谈得无拘无束，十分融洽，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影响我们的感情和彼此的信任，相反地倒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革命的友谊。
我一直把他看作严师益友，从他那里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在沉痛悼念他的此时此刻，他那英勇战斗的伟大一生，他那光彩照人的崇高品德，更加鲜明而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展现在我的眼前。
献身革命 鞠躬尽瘁
彭德怀同志是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1898年。
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十一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当过煤窑工人和挑土工人，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欺凌压榨。
苦难悲惨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种下了对压迫剥削者的仇恨，磨炼出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
有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大灾荒，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弄得湘潭一带哀声载道，饿殍遍地。
人民为了活命，自动组织起来闹粜吃大户。
而家藏万石粮的豪绅大户们不仅颗粒不给，而且残酷镇压。
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彭德怀目睹此一情景，再也遏止不住心头怒火，带领数百名饥饿群众，冲进一个大地主家里，运走了仓里的大半粮食。
他的叛逆性格第1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1916年，他抱着为工农大众寻找出路、为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投入湘军。
1919年，他当连长时，在连里组织“救贫会”，团结进步官兵，为工农谋利益。
1920年冬，驻防南县注磁口时，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痛苦，经“救贫会”讨论，秘密派人杀了一个姓欧的恶霸地主。
这个恶霸地主是大军阀赵恒惕处一个少将参议的哥哥。
此举在当时震动很大。
被告发后，他弃职潜逃。
1923年他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以“救贫会”为核心，组织“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打倒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六条纲领，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指挥的营作战英勇，屡建战功。
1926年秋，他任代团长，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时，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同志。
段德昌同志对他进行了党的教育，介绍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
这时，他才真正寻找到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07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彭老总在党的领导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鼓舞下，横眉冷对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老总任军长，积极开展湘鄂赣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
同年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奔向井冈山。
经过辗转苦战，于1928年12月11日到达宁冈地区，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合。
从此，他在毛主席统率下，指挥千军万马，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纵横驰骋于巍峨井冈、苍茫赣水和碧绿闽山之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跨越万水千山，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彭老总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坚决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抗战路线，协助朱老总率领八路军，逆着国民党狼狈南逃的百万溃军，英勇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华北敌后的抗日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无数次的围攻“扫荡”，打退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挑衅、进攻，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迎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彭老总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延安，在十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面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声东击西，连战皆捷，终于消灭了蒋胡匪军，解放了大西北，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和全国人民的称颂。
这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同彭老总的名字一起，载入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史册。
当美帝国主义把侵朝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严重时刻，彭老总慨然接受毛主席的重托，肩负中国人民的期望，率领中华英雄儿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最现代化的敌人，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议上俯首签字，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他回国后，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丹心向党 坚毅忠贞
彭老总对党对人民忠心赤胆、鞠躬尽瘁，对毛主席衷心敬佩，真诚信赖。
平江起义后不久他就指出：
“井冈山是乌云满天中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灯。”
他坚信毛主席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我清楚记得，1930年冬富田事变时，有人伪造毛主席的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同志在审讯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AB团。
这封信转到彭老总手里，尽管笔迹很象，但他一眼就看穿这是敌人的阴谋。
他斩钉截铁地说：
这不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绝对不会写这样的信。
他立即召开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宣读了这封伪造信，揭穿了敌人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煽动反对毛主席的阴谋；
并把原信连夜呈送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这封伪造信后，更增加了对彭老总的信任。
1931年06月，我红三军团三师驻在南城和黎川之间。
一天，哨兵带着两个人到司令部来见我，其中一个五十开外、头发花白，自称是黄公略的叔父的人，说是从南昌专程赶来，有要事找彭德怀面谈。
我随即派人把他们送到彭老总那里。
当彭老总弄清了这个家伙是国民党特务，奉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他进行策反活动时，他豪放地笑了起来，很有风趣地说：
“那很好啊，我会妥善答复蒋介石的。”
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毛主席，把这两个人押回我处，并亲自给我打电话：
“把那个坏家伙的脑袋砍下来，叫他的随从提回去，交给蒋介石。”
我当即执行了彭老总的命令。
彭老总就是用这种特殊妥善的方式，答复了蒋介石，表达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在遵义会议上，彭老总旗帜鲜明地坚决拥护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他坚信毛主席定能扭转危局，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当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合后，张国焘进行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企图拉拢彭老总，追随他南下逃跑的错误路线，遭到彭老总的坚决拒绝和严厉斥责。
在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紧急关头，彭老总亲自秘密带领一个团，保护毛主席，保护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直至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脱离险区，安全到达三军团司令部。
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北上抗日、把革命大本营扎在大西北的正确路线。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老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彭老总多次同我谈到毛主席对他亲切教育的情景。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送给彭老总，并亲笔写了条子：
中国革命要胜利，这本书不可不看。
没隔多久，毛主席又把《国家与革命》送给彭老总，又亲笔批道：
中国革命要胜利，这一本更要看。
毛主席常常把最艰巨的、有关全局的重大任务交给彭老总。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把保卫井冈山的重担要彭老总来挑。
在长征中，我右路军出了腊子口，只剩下八九千人，缩编为陕甘支队，毛主席任命彭老总为陕甘支队司令员，亲自兼任政治委员。
1936年，我抗日先遣支队东渡黄河，毛主席又要彭老总担任先遣支队的总指挥，又一次亲自兼任政治委员。
特别是在1950年，美帝国主义扬言要在感恩节前结束侵朝战争，要把新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时候，毛主席深信彭老总能孚众望，完成重任，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就是在1962年，毛主席对彭老总仍然寄予殷切期望，托人转告彭老总，要他好好读马列，准备将来还要出来为党工作。
1965年10月，彭老总出任三线副总指挥前，毛主席把他请到家里，十分亲切地、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了几个小时，共同回顾了以往的重大斗争经历。
这次谈话，使彭老总兴奋得彻夜未眠，他满怀信心地奔赴新的岗位，决心搞好三线建设，完成党和毛主席的嘱托。
但是，就在他决心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却对他下了毒手。
彭老总尽管长期遭受残酷的摧残折磨，但他始终保持丹心昭日月、浩气压群魔的伟大气概。
毕生征战 卓著功勋
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彭老总作为毛主席、朱老总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既善于将兵，又善于将将，胜利地组织指挥过无数次重大的战役、战斗，是国际国内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彭老总统兵作战，高瞻远瞩，全局在胸。
每次下定重大战斗决心之前，他总是详察敌情，博采众议，深思熟虑，反复推敲；
一旦决心下定，犹如铁打钢铸，决不动摇。
在艰苦困难情况下，他总是善于激励将士，增强斗志，一往无前，夺取胜利；
在情势危急情况下，他总是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多谋善断，化险为夷；
在战斗胜利情况下，他总是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进退攻守，部署适宜；
在紧张复杂情况下，他总是明察利害，避实就虚，当机立断，不失战机。
在敌死我活的战场上，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将士就受到巨大鼓舞，就产生无敌的力量。
他提挈百万大军如一人，令则行，禁则止，静如山，动如虎，攻必克，守必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愧为德威并重、勇谋兼备的杰出将帅！
在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上，彭老总总是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宁冈不久，湘赣两省军阀即纠集十八个团的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地区“会剿”。
根据当时的严重情势，毛主席作出了英明正确的战略决策，决定以红五军少数兵力（约一个团），留守井冈山，吸引两省“会剿”敌军，掩护红四军挥师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
显而易见，红五军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险的。
当时红五军军委会内部，多数同志不同意担当此任，主张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根据地。
在这重大的战略抉择面前，彭老总为了革命的大局，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毅然挑起毛主席交给的千斤重担。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刚刚三天，四面八方的敌军即以泰山压顶之势向井冈山疯狂地合围攻击。
经三昼夜激战，在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被迫突围。
经辗转苦战，彭老总所部仅剩三百余人。
但是，仍然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军在赣南地区的顺利发展。
几十年间，彭老总都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在作战指挥上，彭老总常常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1930年，彭老总率领红三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败一倍多于我之敌，攻占长沙市。
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
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彭老总在毛主席统一指挥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影响下，英勇奋战，大量歼敌，战绩卓著，威名远扬。
特别在第2次反“围剿”战斗中，在红一军团密切协同下，彭老总率部连打三仗，初战东固山，全歼公秉藩师四个团共一万余人；
再战中村，打垮孙连仲部一个旅，俘敌千余人；
三战建宁，将敌刘和鼎师大部歼灭，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真是“七百里驱15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取得了第2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长征途中，彭老总率领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以劣势兵力，猛打猛冲，一举消灭凭险固守的强大敌人，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
这是整个长征中我军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是在毛主席战略决策下大获全胜的。
作为西北战场前线总指挥的彭老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积极而正确地组织指挥各次战役战斗，为消灭蒋胡匪军，迅速扭转陕北战局，直至解放大西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彭老总所部装备很差，兵力只有两万五千余人。
而面对的敌人却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二十三万多蒋胡军。
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彭老总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他遵照毛主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打了一个接一个的漂亮仗。
彭老总精心运筹，巧布迷阵，在青化砭设下口袋，诱敌深入，一个伏击战，即全歼敌三十一旅共二千九百余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
初战告捷，彭老总又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大游行”，待敌疲惫不堪、懵头转向之时，再战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毙伤俘敌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
紧接着，彭老总又率部强攻蟠龙，一举吃掉守敌六千七百余人，生擒了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
旗开得胜，三战三捷，人民欢呼，敌军胆寒！
西北战局很快扭转。
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主席这气势雄伟的诗篇，正是彭老总能征惯战的威武形象的生动写照！
记得，彭老总最初看到毛主席这首诗时，谦逊地将“惟我彭大将军”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彭老总常讲：
干部勇敢、不怕死，部队才能冲得上，攻得下。
他自己正是勇敢而明智的模范。
为了正确无误地实施指挥，他常常冒着战火硝烟，奋不顾身，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敌情，力争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他多次告诫我们：
“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
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1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
记得，在江西苏区，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妄图将我围困绝地而聚歼。
从地图上看来，我军的确濒临绝境、难以突围了。
但是，彭老总亲自察看前沿地形，终于发现了一条险要路径。
他立即指挥部队，由此轻装疾进，钻出重围，然后，在敌军侧背，予以猛击，重创敌军。
他的指挥所也常常是十分靠前，以至我们这些他的下级指挥人员不断向他提出“抗议”：
“你的位置这么靠前，让我们的指挥所扎到哪里去！”
解放战争中，在西北战场，有一次，纵队司令员王震同志正在流弹横飞的战场上指挥战斗，突然发现，彭老总也赶了上来。
王震同志大为吃惊说：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彭老总却笑着回答：
“你能来，为什么我不能来？”
为了他的安全，王震同志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命令警卫人员把他拉到了后面。
象这样被强拉硬拽送下火线去的事例，真是多不胜举。
党中央、毛主席对彭老总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一贯作风深为了解。
为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专门向志愿军党委发去电报，要他们对彭老总的安全负责。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彭老总把全副精力投入国防建设工作。
他对卓著勋劳的各位老帅，历来十分尊敬。
这时，他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更加注意倾听老帅们对于国防建设的意见。
除了特殊情况外，他每个星期都要邀请在京的老帅开会，一起研究战略方针、国防工程、部队建设、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民兵工作等重大问题。
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彭老总废寝忘食，不辞劳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分夺秒地狠抓战备工作。
他曾经在两、三年内，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详细地视察了我国的沿海地带。
北起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布满了他的足迹。
所到之处，他都要徒步察看地形，逢山爬山，遇岛上岛，详细研究何处应当设防，何处不应设防，何处应当重点设防，何处应当纵深设防。
有一年春天，他的身体情况很不好，毛主席让他到青岛休养。
可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保卫祖国安全的高度革命责任感驱使他工作成癖，寝不安眠。
去青岛不到一星期，他就找上当地的军队干部，一同上山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考察了解防务情况。
在名为“休养”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对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详细勘察，提出了具体的设防方案。
彭老总常说：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百多年来都是有边无防的，在我们这一代，必须结束这种状态！
彭老总对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极端重视，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
建国以前，我军只是单一步兵组成。
要把它建设成诸兵种合成和拥有核武器的高度现代化军队，需要从多方面重新学习。
彭老总不仅经常到海、空军调查研究，学习技术军兵种知识，而且非常关心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建设，十分注意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
为此，他专门邀请深入研究现代战争作战特点和作战指挥问题的同志给他上课，并请核物理专家到他的办公室，挂上一块黑板，给他讲解原子导弹武器的原理，构造和性能。
他那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地钻研现代化的态度，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彭老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以保证我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195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一长制的问题。
彭老总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表示坚决反对。
他说：
一长制只能助长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只会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疏远，不能采纳。
他坚决主张军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他不仅到军事院校中作过专题报告，而且在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进行过详细阐述。
彭老总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耿直刚正 无私无畏
彭老总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耿直刚正，嫉恶如仇。
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了真理和正义而赴汤蹈火、决不返顾的彻底革命精神。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彭老总历来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向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1934年三、04月间，“左”倾教条主义者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前线，命令彭老总按照王明路线“不丢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进行广昌保卫战。
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正确地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当面之敌有十一个师之众，又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我军寡不敌众，绝无取胜可能。
他断然表示，决不能死守一地，被动挨打。
后来，在他们以中央名义强令之下，不得不打，终致严重损失。
事过之后，彭老总不顾他们的烜赫权势，坚持斗争，向他们提出尖锐的批评。
彭老总还用“崽卖爷田心不痛”这句湖南土话，愤怒斥责他们说：
中央苏区将会被你们断送！
随后，在广昌与石城之间，彭老总指挥了高虎瑙战斗。
由于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此战出奇制胜。
“左”倾教条主义者就借机令彭老总撰文，用以证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正确。
彭老总坚持实事求是，不讲违心之言，更不投其所好，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
他那卓越的胆识，凛然的正气，使一切奸邪之徒闻之胆战，望而生畏！
彭老总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尊敬和拥护的。
但是，当他与毛主席有不同意见时，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旗帜鲜明而毫无顾忌地向毛主席直抒胸臆。
1951年01月，彭老总从朝鲜回来，有紧急重大的问题向毛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
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他又火急赶到外地；
毛主席正在休息，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推门进入毛主席的卧室，毫不保留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刚正直率是十分了解的，不仅没有责怪彭老总，还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无赞赏地说：
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彭老总常对人讲：
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
把真实情况和意见反映给毛主席，问题就容易得到及时有力的解决。
彭老总常常告诫我们：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
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否则，如果看到错误的东西不敢挺身而出，坚持斗争，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阳奉阴违，都只会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因而误党误国，一害人民，二害革命。
彭老总最不喜欢那种明哲保身、看风使舵、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滑头干部”；
对于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行为尤其深恶痛绝。
记得，1956年，当苏联一个代表团来到我国时，彭老总当面质问米高扬：
“斯大林有缺点，他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
他死了你们就拚命反对他！
？”
米高扬回答说：
“当时不敢提呀，提了要掉脑袋！”
彭老总义正词严地斥责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的彭老总就是这样，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他有意见不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提。
1943年冬，在西北局财经会议上，他针对会议的铺张浪费，当面向高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后，饶漱石在他面前非议陈毅同志，被他当面顶了回去。
他这种光明正大、铁面无私、直言敢讲的高贵品质，正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
现在，当我们讲述彭老总这种高贵品德时，我的心里是极不平静的：
正是因为彭老总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不信鬼邪，勇于斗争，林彪、“四人帮”一伙才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百般诬陷，残酷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我们的彭老总，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屈服，直到一息奄奄，还在与这伙凶恶的敌人顽强斗争，还在大骂林彪、江青！
他虽然满腔悲愤地含冤死去了，但是，历史向我们揭示，他并没有白白地付出牺牲，相反的，他那勇敢正义的行动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给我党和我国人民争得了不可估量的利益。
今天，他对我们认识真理，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他那耿耿的忠心，铮铮的铁骨，是光昭日月，永生永存的。
彭老总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又不固执错误的意见。
每当他与别人发生争执时，总愿意听听对方不同的见解；
而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意见错误时，又总是十分乐意地加以改正，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改正错误的决心。
1930年第2次打长沙后，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军阀混战暂时停止，蒋介石集结重兵，准备向我中央苏区实行“围剿”。
决定我军向赣江以东收缩，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围剿”。
彭老总未能看清这一形势，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仍然主张向赣江以西发展。
毛主席向他解释，他一时不通。
毛主席又请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对他进行说服工作。
当彭老总想通以后，立即改变错误主张，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重新部署了三军团的行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彭老总根据井冈山时期斗争的经验，认为在陕北地区也要在巩固中求发展。
毛主席根据当时新的情势，否定了他的意见，提出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思想。
经过毛主席说服帮助，彭老总认识了毛主席战略思想的远见卓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而且，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彭老总亲自担任了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毛主席兼任政委），东渡黄河，以席卷之势，横扫晋西、晋南广大地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华北人民的抗日运动。
严师诤友 肝胆照人
彭老总对部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他自己也风趣地说：
“我这个人爱批评人，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
然而，他批评的多是高级干部。
他常说：
不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就不能抓好部队，就无法带领千军万马去进行严酷的斗争。
彭老总批评干部，都是出于责任感，为了工作，为了帮助、爱护同志，丝毫没有整人的意味。
所以，对他的批评，大家不仅口服心服，而且确实从他严厉的批评中，体会到同志间的温暖和关怀，把他的批评当作鞭策自己前进的巨大动力。
以我自己为例，我和彭老总是很老的上下级关系了，又是老战友，但是，他对我的批评却最多，也最严厉，甚至曾把我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毫不照顾私人的情面。
彭老总对于不负责任、工作失职的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在朝鲜战争中，有一个部队对于已经陷于孤立的一支敌军行动迟疑，缺乏打歼灭战的决心，贻误了战机，致使这块到了嘴边的“肥肉”又溜掉了。
为此，在会议上，彭老总对这个部队的负责人狠批了一顿。
并严厉警告说：
如不改正，就要撤他的职，取消这个部队的番号。
但是，不久，当这个部队接受了批评，改变了面貌，打了一个漂亮仗，彭老总又立即热情洋溢地通报表扬这支部队，并且报告了毛主席。
他就是这样，公正无私，赏罚严明。
在他下面工作，大家感到心情舒畅，越干越有劲。
彭老总对待高级干部很严厉，可是对战士又十分平易近人，非常爱护。
平时行军作战，他的战马总是让伤病员和年小体弱的同志骑。
他经常关心地询问战士的身体、思想情况和他们的家庭情况，了解战士有什么困难，对干部有什么意见，对领导有什么要求。
为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他常与战士一起吃饭，怕战士站岗冻脚，他让战士脱下棉靴，把手伸进里面去体试靴子是否温暖……记得在江西苏区，我军出发打东村时，前卫部队已经接近敌人，后卫部队还散坐在路上休息待命。
彭老总因为急于赶赴前沿，叫一个挡住去路的战士让开，不料那个战士竟然冲着他就是两拳。
彭老总不加理会，让过了那个战士，匆匆赶向前去。
过了一会，传令排长把那个战士捆了上来，请彭老总处理。
彭老总双眼一眯，笑着说：
“谁叫你们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当这个战士知道自己拳打了军团总指挥，心里十分难过，彭老总却说：
“这也怪我当时的态度不好嘛！”
彭老总对战士的宽厚，在红军部队里一时传为佳话。
彭老总对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更是知寒知暖、关怀备至。
不仅政治上、工作上关心帮助，生活上也体贴入微。
记得他入朝作战时，我考虑到前线生活艰苦，给他送去些湖南土特产，后来听他秘书说，他大都转送给了作战科、机要科、通信科等机关工作同志。
彭老总的生活是极其艰苦朴素的。
他自红军时代起，就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莫忘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人民，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追求生活享受。
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愧为艰苦朴素的模范。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与部队同甘共苦，从来不搞特殊化。
1930年，我第1次见到他，就感到他和普通战士一个样：
头戴旧的红军帽，身穿灰色红军服，脚上穿的是麻草鞋。
他吃的也和战士一样。
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非常缺盐，他就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供给部规定每月另外津贴他一点生活费，他坚决不要。
从朝鲜回国后，他依然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他从来不多用人，在中南海时，除了办公室的秘书、参谋人员，就是一个警卫员，一个司机，一个公务员。
他没有私人的炊事员，也没有小伙房，总是到食堂打饭。
彭老总住的也十分简单，除去工作人员的住处，就是一个卧室，一个办公室兼作书房、会客室。
彭老总对家属的要求也很严格。
入朝之前，彭老总在西北工作，他两次到京，都住在北京饭店，他在京的侄子侄女每次来看他，他都不准另开房间，晚上，就让孩子们挤在他的住室里，睡在地毯上。
他从朝鲜回国后，住中南海，孩子们上学离家比较远，他从来不准用车接送。
1965年，他要到三线去工作了，走后，原来的住房就要交公。
可是，一直住在他家里的一个侄女没有住处，他就向组织提出，能不能留下一间。
组织上答应另外给找一间房子。
为了这件事，彭老总心里很是不安，他一再给侄女念叨：
我向组织要求解决个人问题，这一生还是第1次，我心里是很过意不去的。
是的，彭老总从来不为自己谋私利。
他身后一无所有，留给我们的是一颗忠耿的丹心，一腔刚烈的正气，和一个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钢铁般的坚定信念！
彭老总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平江起义的鲜艳红旗，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长征路上的险恶鏖战，太行山上的抗日烽火，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朝鲜战场的胜利反击，建设国防的辛勤工作，记录了彭老总毕生奋斗的伟大功勋，刻划了彭老总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崇高形象！
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前往参加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3届大会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离京赴泰国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韩复东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泰国参加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3届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有关方面负责人张东桓、张秉玉、周之同等到机场送行。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于1948年02月18日由法国、比利时、丹麦、卢森堡、荷兰五个国家的军官发起组成，其宗旨是发展各成员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促进军事体育运动的发展。
三十年来，这个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体育组织。
现在，有七十二个成员国和三十多个应邀国，经常参加这个组织的各项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将在此次大会上正式宣布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组织。

天津“黑戏”“黑会”真相大白 受害干部群众彻底平反
据新华社天津电中共天津市文化局党委作出决定：
为“黑会”、“黑戏”案件彻底平反。
所谓“黑会”、“黑戏”，是“四人帮”直接授意，天津市某些负责人一手炮制出来的冤案。
1967年初，王力、戚本禹为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到处散发陈里宁的小册子《新狂人日记》。
同年04月初，天津市话剧团的群众组织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这出戏在编写、演出前后，都得到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同意和支持。
后来，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抓住《新时代的狂人》作为打人的石头，大整文艺工作者。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也翻脸不认人，和江青一起，制造了“黑戏”冤案。
1967年11月前后，天津市和外省市一些群众组织提出，要在天津召开“全国业余文艺大会”。
后来，又准备改为召开“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
实际上，座谈会没有开成。
这个未开成的座谈会，也被“四人帮”歪曲成开过的“黑会”，成为天津有名的冤案。
1968年02月21日晚上，江青、陈伯达和姚文元在一次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二·二一”讲话，提出了“砸烂文艺界”、“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江青亲自点名，无中生有地把王亢之、江枫、白桦、方纪、孙振等一批老干部、老作家打成“黑戏”“黑会”的后台，说他们是“变色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贯彻江青的意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因这两个冤案受到迫害的干部、文艺工作者就有二百二十多人。
不少人受到残酷斗争，含恨而死。
同时，还株连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一大批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市文化局党委经过调查研究，迅速查清了冤案真相和受迫害的领导干部、文艺工作者的情况。
在文化局系统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大会上，文化局党委负责同志宣布为“黑会”“黑戏”冤案受到迫害和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律不留尾巴。
有关的文字材料全部销毁；
为受株连的家属亲友澄清问题、消除影响。

母亲在召唤祖国要统一
在京台湾籍同胞举行座谈，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决心同祖国人民和台湾亲人一道，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努力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在京台湾籍同胞八十多人今天举行座谈会，热烈拥护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表示一定要同祖国人民和台湾亲人一道，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努力。
座谈会是台盟总部和台盟北京市支部联合举办的，由台盟总部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蔡啸主持。
有十六位台湾籍同胞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
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在发言中说：
《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了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所制定和执行的对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对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寄予亲切的关怀。
她说，台湾归回祖国的怀抱，发展建国大业，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们希望台湾各界同胞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同祖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而共同努力。
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从大局出发，为使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的统一作出贡献。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台盟总部理事李纯青在发言中指出，台湾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归回祖国。
他说，台湾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祖国就没有台湾。
台湾人民从心底发出呼唤：
“祖国啊，我的母亲！”
现在真正的母亲已经站在台湾人民的面前，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就是母亲的声音。
台湾和大陆同胞要一齐努力，在台湾海峡架起一座大桥来，让我们自由来往，亲切会面。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台湾高山族同胞田中山说，我们高山族同胞是热爱祖国的。
祖国长期不能统一，违背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都对祖国的统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统一祖国的条件已经成熟，分裂的局面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年过七旬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台湾大学教授陈文彬，回到祖国已经三十年。
他在发言中满怀激情地说：
三十年来，我对故乡的同事们、同学们一直很想念。
不久前我作了一首调寄《踏莎行》的词，词中有“凭轩南望三十年，红旗风展归心急”两句，表达了我对台湾亲人的深切怀念之情。
他说，中美建交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相信，台湾同胞和祖国亲人团聚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北京市政协常委、台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陈炳基说，有着光辉前途的伟大祖国，不仅是属于大陆人民的，也是属于台湾人民的。
我们在京的台湾同胞决心同台湾的父老兄弟携起手来，为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积极贡献力量。
去年10月刚由美国回国工作的台湾籍同胞廖秋忠说，《告台湾同胞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充分体现了祖国人民和台湾同胞心连心，必将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拥护和响应。
他说，祖国大陆人民渴望了解台湾的情况。
新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播映了《台湾风光》，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希望台湾当局也能无偏见地介绍祖国大陆的风光，以便我们在相互增进了解的基础上加倍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早日实现海峡两岸亲人的团聚。
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所长何斌、化工部医药局副局长林栋在发言中讲到，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籍同胞，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日夜盼望祖国大陆和台湾两地同胞自由来往的日子早日到来。
他们表示，作为台湾籍科学工作者，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台盟总部研究室负责人苏新，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秋海，日坛医院检验室主任林紫云，《人民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康大川，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吴英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翻译武进，《人民画报》社翻译林恒英，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叶纪东，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在京的台湾籍知名人士苏子蘅、田富达、徐萌山、蔡子民、吴克泰、吴国祯、王瑞丰、林盛中、陈木森、陈丁茂、钱福星、王华昱、王阿雄、江重光、魏正明等。

“顶头上司”更应以身作则
——河北省邮电学校的呼吁
编者按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主管部门更不待说了。
可是，河北省邮电管理局的某些负责人却反其道而行。
他们一不“管”所属邮电学校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二不“理”国务院有关退还校舍的规定，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邮电学校圈地占房。
这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如此蛮横霸道的行为，必须加以揭露并坚决制止！
在国务院批示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报告以后，河北省邮电管理局及其所属电话机厂等单位，不仅没有退还他们所占用的河北省邮电学校的校舍，反而在校园内加紧搞基建，修马路，砌锅炉房。
去年11月03日，河北省退还校舍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基建，迅速退还校舍。
可是，他们不予理会。
11月06日，邮电管理局又抢占学生宿舍三间；
11月07日，开始在学校楼房之间盖小平房。
尽管邮电学校师生员工四处奔走，多方交涉，目前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原因是：
邮电管理局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顶头上司”顶着就很难办！
河北省邮电学校原是邮电部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划归河北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从1968年以来，邮电管理局、电话机厂等单位对邮电学校任意占用，把个好端端的校园划分得七零八落。
不仅如此，邮电管理局还带头毁掉学校的灯光球场，砍去学校的桃林、苹果树和核桃园，建了六幢楼房、五排平房当机关宿舍。
邮电管理局的八个正副局长、一个顾问和二十多个处长都住在这里。
目前，这个学校被占用的校舍面积占原建筑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六；
土地被占用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八。
校舍和土地大量被占用，给邮电学校的教学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基础学科和三个专业共十七个教研组，五人以上挤在一起办公的占百分之七十。
有些教具、书刊没地方放，只得放在门外走廊上。
图书馆被占用了，八万多册书及数十种报刊杂志只能堆在书库里。
教室不够，挤掉了会议室、文印室与一些教研室。
二十多个实验室只剩十多个，有些实验课无法进行。
托儿所没有了，子女无处入托，影响职工的工作和学习。
浴室、理发室成了邮电管理局的电缆实验室，给七百多名师生员工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运动场更被分割得不成样子，学生只好到校外马路上去跑步。
师生员工的宿舍也紧张。
省五届人大代表、老副校长林福民一家七口、老少三代挤在两间房里；
老教师王龙光一家五口、老少三代仅住一间半房。
类似这种情况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过去，这个学校校舍宽裕，在校学生人数最多达一千五百多，现在容量只有四百多人。
去年招生五百，就显得非常拥挤。
如果不收回被占校舍，今年一个新生不能招，要等这期毕业了才能腾出地方。
对此学校领导非常着急，多次找邮电管理局解决。
但是，邮电管理局领导态度生硬，拒不执行上级有关文件。
局长这样说：
“学校归我们领导，有没有退还一说？”
“我有地方就办，没地方就不办，多大学校招多少人。”
付局长也在会上讲：
“都是国家的，怎么分你的他的？”
下属单位电话机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看上级如此态度，竟然说：
“这地方二千多年前是孔老二的，三十年前是国民党的，现在我们占谁的？”
邮电学校的要求是正当的，希望河北省邮电管理局认真执行上级批示，尽快拿出行动来！
本报记者颜世贵

华盛顿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到底把首都设在那里，是南、北一些州有争议的问题。
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首都设在费城。
一七七四年的第1届大陆会议的召开、一七七六年第2届大陆会议期间《独立宣言》的通过、一七八七年宪法的制定都是在费城。
在此以后，纽约一度作为首都，但是从一七九〇年直到一八○〇年，费城仍旧是美国的首都。
早在一七九一年，美国第1任总统华盛顿就选择了位于波托马克河东北岸、座落于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之间的一片地区作为新首都的所在地，并且任命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法国工程师皮埃尔·夏尔·朗方负责新首都的建设。
华盛顿于一七九九年去世。
一八○〇年美国总统约翰·亚丹姆斯就把美国首都从费城迁到当时尚未全部建成的新首都，为了纪念华盛顿就把新首都命名为华盛顿。
南北战争时期，华盛顿人口迅速增加。
这是由于联邦政府驻扎了不少部队，另外被解放了的黑奴大部分云集在华盛顿。
内战结束以后，华盛顿开始了规模较大的重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了首都的建设。
1930年，华盛顿人口还只有四十八万多人（不包括郊区），1950年增至八十万零二千多人。
七十年代以后，华盛顿人口有了减少。
据1974年统计，华盛顿人口估计为七十二万二千八百名，其中百分之七十为黑人。
华盛顿不属于美国五十个州的任何一州，在行政上划为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
这个特别行政区由华盛顿、乔治城和华盛顿县三部分组成，直辖于美国政府。
华盛顿是美国的行政中心。
白宫（总统府）、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五角大楼）等重要国家机关都设在这里。
华盛顿没有重要工厂，只有供应市民需要的一些企业（主要是食品工业）。
据统计，华盛顿每一百名就业人员中大约有五十三名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十二名批发和零售商业人员，二十名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三名制造业的从业人员。
华盛顿的文化教育机关很多。
高等院校共达十一所。
命名为史密森（氏）学会的科学技术历史博物馆建立于1846年，是美国最著名、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
此外，华盛顿还有一些文学展览馆和著名的公共建筑物。
这里还有纪念美国第1任总统、联邦共和国奠基人华盛顿的纪念碑及其故居。
华盛顿墓也在那里。
华盛顿市区街道划一，南北向街道按阿拉伯数字排列，从东向西共有二十二条街；
东西向街道按英文字母排列，由南到北也有从B到W的二十二条街。
其间还穿插着以州名命名的东南至西北和东北至西南走向大街。
街道交叉处形成许多圆形场。
华盛顿市冬季比较温暖，夏季则炎热、潮湿。
（附图片） * * *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广场夜景。
圆形屋顶的建筑物就是国会大厦。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华侨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希望台湾同胞为统一祖国继续作出贡献
新华社华盛顿01月01日电在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建交的这一天，美国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等地的华侨、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士和美国朋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01月01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庆祝大会，是由全美华人协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华盛顿分会和当地华侨团体共同发起的。
会场入口处挂了四盏大红灯笼，主席台上装饰着中美两国国旗和用两国文字写的醒目标语：
“热烈庆祝中美建交”，“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笑容满面，举杯共庆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缪云台、丁肇中、任之恭、林家翘、张捷迁、何连玉、朱养民、李振翩夫人汤汉志，以及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罗伊·约翰逊等约一千人出席了庆祝大会。
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以及联络处其他官员也应邀出席。
庆祝大会由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杨振宁博士主持。
他在讲话中说，华国锋主席和卡特总统在宣布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时，都强调这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好处，全美华人热烈拥护这一评价。
杨振宁保证全美华人将继续为缔造两国之间的友谊大桥努力工作。
柴泽民主任在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朋友和侨胞们表示祝贺和节日问候。
他说，中美建交是两国人民和政府长期努力的结果。
他向侨胞们、美国朋友们和一切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过好事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他说：
“中美建交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它将为发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也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他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
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的统一做出积极的努力。”
华侨业余文艺团体和中国血统的美国朋友在庆祝大会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他们唱了中国革命歌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也演唱了美国民歌《美丽的阿美利加》。
在纽约市，近三千名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美国朋友和华侨，在哥伦布公园举行了盛大集会。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副主席马克·谢尔顿，美中友协纽约分会负责人埃丝特·戈卢布伊，以及当地著名华侨和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士缪云台、黎法兴、陈金坚、李顾鸿、任积龙等参加了大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副代表赖亚力、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也应邀出席。
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地区主任爱德华·格雷在会上讲话。
他说，两国建交“将会促进国际和平和给我们两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代表海伦·罗森在讲话中说，对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有曾为建立两国间更好关系而工作过的人来说，今天是一个庄重的时刻。
她说，现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将能继续为美好的未来、为和平、为两国和世界的繁荣而共同工作。
纽约庆祝美中关系正常化委员会主席梅子强，旅居美国的台湾同胞黄于燕也都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
黄于燕说，台湾同胞是爱国的，他们热烈欢迎中美关系正常化。
他敦促台湾当局与祖国建立全面的关系，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也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陈楚说：
“居住在美国的侨胞，包括来自台湾的侨胞，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都希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
他希望台湾同胞热烈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发出的号召。
庆祝大会后举行了游行。
游行者挥动着中美两国的国旗，高呼“欢呼美中关系正常化”和“统一祖国”的口号，在纽约大街上顶风冒雨行进。
游行队伍以富有中国特色的狮子舞和五彩缤纷的彩车为前导，姑娘们伴随着锣鼓的节奏，跳着红绸舞。
过路人群向游行者频频挥手致意，有的甚至加入了游行队伍。
晚上，还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出席的盛大庆祝宴会。
在美国第2大城市芝加哥，尽管这一天气温为零下十度，风雪交加，交通阻断，三百多名美国朋友和当地的华侨仍然集会热烈庆祝中美建交。
美中友协芝加哥分会副会长费希尔、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陈暨明、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著名作家特凯尔等分别在会上讲话，热情祝贺两国建交。
他们都指出这是实现了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揭开了中美人民友好的新篇章，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盛顿集会庆祝美中建交。
在主席台上是（自左至右）：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杨振宁博士、柴泽民主任、美中人民友协全国指委会执行委员罗伊·约翰逊。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图为柴泽民主任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举杯共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坦桑尼亚报纸赞扬中美建交具有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01月02日电坦桑尼亚《每日新闻》01月02日发表评论，赞扬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评论说：
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将不仅使两国关系而且使全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评论指出：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为两国人民和整个人类带来许多好处。”
评论表示希望：
“新的中美关系将加强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采取的行动”。

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谴责史密斯反动当局侵犯前线国家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01月02日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出动飞机和军队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进行疯狂的武装袭击和入侵。
谈话全文如下：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接二连三地悍然出动飞机和军队，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进行疯狂的武装袭击和入侵。
1978年11月底至12月初，史密斯反动当局的飞机多次袭击莫桑比克的加扎、太特和苏发拉等省的一些地区，残酷杀害莫桑比克无辜居民和津巴布韦难民；
12月20日，它继10月至11月间多次袭击赞比亚之后，又再次派机入侵赞比亚国境，进行野蛮的轰炸和扫射，造成赞比亚和平居民和津巴布韦难民的伤亡。
在此期间，它还一再入侵博茨瓦纳领土，给博茨瓦纳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这是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人民以及整个非洲人民犯下的新的血腥罪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近年来，史密斯反动当局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下，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它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在帝国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内部解决”的政治骗局，一手加强武装镇压，妄图扑灭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迫使前线国家放弃支持津巴布韦人民斗争的立场。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它的倒行逆施既压不垮英雄的津巴布韦人民，也吓不倒主持正义的前线国家，只能更激起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同仇敌忾和更加强烈的斗争，从而加速它自己末日的到来。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反击史密斯反动当局武装挑衅和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津巴布韦人民只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排除一切外来干涉，在前线国家、广大非洲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会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完全胜利。

我驻美联络处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蒙代尔副总统和柴泽民主任互祝两国关系不断加强
新华社华盛顿01月01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01月01日晚上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出席招待会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祝酒时说：
“由于现实地意识到我们的事关重大的利益并且对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关系承担了义务，我认为，今天确实标志着中美关系中一个新的内容丰富的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稳定的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我们两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世界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开始。”
蒙代尔副总统是代表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府出席这次招待会的。
他在祝酒时赞扬卡特总统、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表现出了有勇气和有远见的领导”。
他说：
“持续得太久的不正常状态结束了，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前景实现了，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和好了，我们可以高兴地进行一向期望的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发展友谊，扩大商业、旅游和文化学术交流了。”
蒙代尔说：
“（卡特）总统1977年05月在圣母大学清楚地阐明了他对中国的政策，当时他说：
‘我们把美中关系看成是我们的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把中国看成是争取全球和平的一个关键力量。
我们希望在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进行紧密的合作。
’”
蒙代尔说：
“考验中美关系中这一历史性的新篇章的试金石，是平等和现实主义。”
他表示欢迎美国同中国“能以一种积极的精神，作为平等的国家，来互相对待”。
蒙代尔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不同。
但是，他说，“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是：
认识到，在创造一个经济发展、稳定和和平的世界这一方面，我们之间有着并行不悖的利益。”
柴泽民主任在招待会上祝酒时说：
“今年元旦，不仅是人们的传统节日，而且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大喜日子。
它对中美两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说：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领导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在生前制定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性政策，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福特总统和美国参、众两院许多议员先生，以及美国各界朋友都为此做出了努力。
卡特总统就任后，一再宣称，根据上海公报精神，实现关系正常化是美国政府的目标。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
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和万斯国务卿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十分赞赏。”
他指出：
“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且必将对反对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起积极的作用。”
柴泽民说：
“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
以1979年01月01日为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01月正式访问美国，这是我国领导人第1次访美。
这将是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政治行动。
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良好关系必将不断巩固和加强。”
出席招待会的将近六百人中包括美国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运输部长亚当斯，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瑟姆，负责安全援助、科学技术的副国务卿本森以及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菲利普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约斯特，著名学者杨振宁、丁肇中、任之恭、张捷迁、林家翘、牛满江和缪云台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美联络处今天充满了节日气氛。
招待会大厅装饰得五彩缤纷，台上并排挂着中美两国国旗。
大厅内放满了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送来的鲜花。
宾主在招待会上亲切交谈，共祝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发展。

法国去年大力加强同非洲的关系
德斯坦总统表示要“同第3世界进行自愿的合作”
新华社巴黎1978年12月31日电新华社记者综述：
今年圣诞节前，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刚刚结束了他1974年就任总统以来对非洲的第12次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他专门访问了西非的几内亚，从而结束了这两个国家的将近二十年的隔离状态。
这一事实表明，法国非常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改善同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系，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德斯坦总统早就明确表示要把同非洲的合作“放在法国对外关系的首位”。
今年以来，法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同许多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今年05月在巴黎召开的第5次法非首脑会议，是发展法非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一个非洲国家，比五年前参加第1次法非首脑会的非洲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
在这次会议上，德斯坦重申：
“法国的使命是同第3世界进行自愿的合作”，“法国希望法、非对话能扩大成一种更为紧密的欧、非对话”。
为了加强同非洲国家“对话”，法国总统今年两次出访非洲。
08月下旬，他在中非访问期间，同中非、扎伊尔、乍得国家元首以及加蓬总理进行了会谈；
12月底，他又访问了几内亚和加蓬。
特别是对几内亚的访问，大大改善了法几关系。
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决心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典范合作”，双方还“强调指出非洲人应当谋求在和平和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年里，许多非洲国家的首脑也访问了法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进一步发展。
在今年05月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宣布今明两年为撒哈拉南沿受旱灾国提供三千二百万美元的赠款，并且把为塞内加尔河上水利工程提供的资金从一千七百万美元增加到五千万美元。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还表示，法国将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
（目前为百分之零点三六）。
目前，法国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约二十亿美元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给非洲国家的。
据报道，1978年法国对外援助拨款中，非洲占百分之六十二。
此外，法在非洲的私人投资总额目前也已超过五十亿美元。
据统计，法非之间的贸易总额1977年已达到一百四十二亿美元。
今年法国在军事方面也加强了对非洲的支援。
今年05月，苏联策动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时，法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调法国“对接连发生的使非洲不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注”。
接着，法国同比利时派遣伞兵协助扎伊尔政府赶走雇佣军。
法国总统还在法非首脑会上表示，法国决心“援助那些受外国侵略的武装薄弱的国家”。
目前，法国已同十九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与象牙海岸、加蓬、中非、塞内加尔和多哥签订防务协定。
非洲一向是法国的重要原料供应地，又是法工业品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市场。
据统计，法国所需的许多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全部或大部分依赖非洲供应。
其中铀和钴的百分之百，锰的百分之九十四，铝矾土的百分之七十六，铬的百分之五十二，铁矿砂百分之三十依靠从非洲进口。
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一半以上的石油，四分之一以上的粮食都是通过“海上生命线”运输的，苏联在非洲的扩张，直接威胁到法国的利益。
法国三军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今年在一次报告中指出：
法国的安全“同非洲的安全紧密相连”。

供认不讳
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其目的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制造困难。
这一点，已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人民报》主编黄松所供认不讳。
不久前，黄松对一个东欧国家驻河内的记者发表谈话，他在照例诬蔑了一通中国以后接着说，中国“或者使经济现代化，或者对越南发动战争，二者不可兼之”，还说一旦发生战争，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化为泡沫”。
黄松这番话，说明越南当局明明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万众一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为此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谁能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去侵略越南呢？
叫嚣中国要同越南打仗，在中越边界制造紧张局势和进行战争准备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越南当局。
黄松的话还进一步暴露了越南当局企图利用中国一心一意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机，蓄意在中越边境进行挑衅活动，蚕食中国领土，给中国制造困难。
他们抱着赌棍的投机心理，以为中国由于不愿分散精力，对于他们的武装侵犯和挑衅，会永远采取忍耐克制的态度，因此他们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黄松这些话，不打自招地供认，越南当局说什么中国故意破坏越南的建设、给越南制造困难等等诬蔑之词，统统都是谎言。
黄松的话说明，想给别人制造困难，破坏别人和平建设努力的，恰恰是越南当局自己。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者，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看作眼中钉，它们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它们串通一气，互相勾结，妄图给中国制造困难。
但是，它们想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化为泡沫”的恶毒打算，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中国人民是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伟大的人民，知道怎样对付各色各样的敌人。
到头来将要化为泡沫的，只能是妄图侵略别人的霸权主义野心。
（启常）

国际简讯
尼兴建电子计算机大楼
尼泊尔1978年12月30日在加德满都动工兴建一座全国电子计算机大楼。
据报道，尼泊尔在1971年开始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现在电子计算机已为五十多个工程项目服务。
加纳取消政党活动禁令
加纳国家元首阿库福宣布，从1979年01月01日起，取消全国紧急状态和已为时七年关于政党活动的禁令。
阿库福说，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紧急状态，“是希望促进政党的组成”，他说，“将要出现的政党将组成全国政府，以便制定统一的纲领来解决国家严重的经济问题。”
东京都将大量裁员
由于财源困难，日本东京都从1978年度起将大量裁减公职人员二千六百六十九人。
据报道，象这样大规模地裁员，“在东京都的行政史上还没有先例。”
将被裁减的公职人员，除了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以外，还包括教员、警察和消防队员。
光是教员就将一次裁减二百三十人。
苏军事代表团到古巴
由苏联国防部第1副部长索科洛夫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1978年12月28日抵达哈瓦那访问。
代表团的成员包括：
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索鲍列夫、苏联空军副参谋长莫佳耶夫等。
（据新华社）

新年祝词：
“为在缓和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干杯！”
方成

战略武器谈判未达成协议苏美双方互相指责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在1978年的最后几天中，苏美双方的宣传工具相互指责对方应对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负责，但是，双方又都表示希望尽快达成协议。
在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2月下旬在日内瓦会谈以前，莫斯科和华盛顿曾一再预言，很快将就苏美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最后协议。
这表明双方都出于内外的需要，打算达成一项限制对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协议。
但是，这次历时三天的紧张谈判，并未最后拍板成交。
谈判结束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阻挠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12月25日，《纽约时报》在一篇专稿中又援引“一些美国官员的看法”，指出这次谈判使美国代表团大失所望。
《纽约时报》指责葛罗米柯“于22日对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办法表示同意之后，于23日上午突然开始对美国认为不是那么关系重大的问题寸步不让。
会谈的气氛改变了，这也就妨碍了这项协定的早日缔结”。
苏联对美国报纸也反唇相讥。
12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说，“根本不应当把关于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未能完成算在苏联立场的帐上”，大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散布“谣言”和“假情报”，“蓄意歪曲苏联立场的实质”。
同一天，塔斯社也发表评论说，“拖延达成协议的原因在美国方面”。
尽管如此，《真理报》说，“双方表示决心把协调对遗留问题的立场的工作进行到底。”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特也说，“我们一直希望尽快完成一项基本上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美联社12月29日引述美国方面人士的话说，苏联23日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禁止美国在巡航导弹上安装多弹头和对美国现在正发展的远程无人驾驶侦察飞机加以限制的问题。
美国“一些官员猜测说，苏联不愿意缔结一项条约是因为他们对美中关系感到不安，他们利用这些新问题作为推迟达成协议的借口”。
同一天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述驻莫斯科的一些西方外交官的看法说，克里姆林宫是在用“放慢……就限制战略核武器达成一致意见的时间表”的方式“向华盛顿表示不满”。
有些第三国舆论界人士还指出，由于中美建交，美苏双方也都不急于在摸清对方会有什么新态势之前匆忙达成协议。

扩军备战重压下的苏联经济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1978年是苏联扩军备战继续增强的一年，也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日益缓慢和矛盾尖锐的一年。
苏联官方已发表的材料表明，苏联1978年和第10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1980年）头三年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都未能达到计划的水平。
国民收入是苏联用来说明整个经济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
但是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国民收入头三年增长率指标远没有完成。
国民收入年增长率指标由于1976年和1977年都没有完成，1978年被压低为百分之四，最近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宣布这一指标刚好完成。
而百分之四这个数字比赫鲁晓夫篡权以来几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要低。
工业产值增长率连年下降
五年计划原规定一九七六——1978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七点六，但从官方最近公布的材料来看，仅达到百分之十六。
据宣布1978年工业产值增长达到百分之五，但这比1977年的增长率又有所下降，比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要低。
据苏联已公布的数字计算，钢、钢材、石油、煤、化肥、合成树脂与塑料等一系列重要工业产品都未能完成年度增产计划。
勃列日涅夫在1978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承认，“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工业、采煤和采石油工业的设备投产任务和生产任务没有完全完成。”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也承认：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提高生产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生产能力的使用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被利用。
这突出表现在苏联煤炭工业部、黑色冶金工业部、有色冶金工业部、重型机器制造部、轻工业部和其他一些部的许多企业的工作中。”
1978年消费品工业（乙类）生产的实际增长率仍大大低于与军工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生产资料（甲类）生产的增长率。
勃列日涅夫说：
“在本五年计划头三年期间，乙类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的投产都比原计划的要少。
重工业企业没有充分利用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潜力。”
这些“对满足苏联人的需求产生消极影响”。
粮食产量极不稳定
苏联“十五”计划头三年的农业总产值，以及一些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
1978年的农业产值原计划比1977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而实际上仅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一，比计划少生产了价值二十三亿多卢布的农牧产品。
苏联粮食产量极不稳定，上下摆动幅度很大。
据官方宣布，1978年粮食产量是“创纪录”的，为二亿三千五百万吨。
但苏联仍在大量进口粮食。
据英国《泰晤士报》1978年09月自莫斯科报道，根据苏联签订的粮食进口协议，1977年10月至1978年09月底，苏联进口粮食总额约为两千三百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一千四百八十万吨。
估计，在今后的一个年度里，苏联仍需进口一千六百万吨左右的粮食。
勃列日涅夫1978年07月承认，由于谷物产量“大幅度摆动”，“饲料谷物不足”，对畜牧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不能满足居民“对某些食品，特别是肉类的需求”。
巴伊巴科夫在谈到1979年经济计划时也承认，“由于未能完成增加牲畜头数的任务和饲料不足”，明年“一系列畜牧产品的收购量，仍然要低于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
另外，其他一些农作物的生产情况也不佳，例如，1978年籽棉的产量比原计划少二十万吨，比1977年减少四十六万吨。
基本建设问题很多。
勃列日涅夫最近在苏修中央全会上说：
“未结束的建筑项目增多了。
仓库里白白积压了价值几十亿卢布的未安装设备。”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主席瓦辛科说：
“各建筑部仍然是没有完成计划，并且破坏了生产能力投产的期限，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工和石油化工以及燃料工业部门尤其是这样。
在五年计划的头三年里整个国民经济没有投产的固定资产达几十亿卢布，结果未完成的建筑工程量日益增加。”
据报道，铁路运输中“一系列重要的货运未完成计划。”
社会劳动生产率是这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苏联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1978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六，又低于去年。
这个五年计划规定头三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但从公布的材料来看只达到百分之十一。
建筑业和铁路的劳动生产率也都是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增长计划。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年度增长指标为百分之四点三，实际上只完成百分之二点八。
铁路原订指标为百分之二点一，实际上只完成百分之一点四。
军费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苏联经济连续完不成计划，增长速度不断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社会制度和经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问题外，显然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大搞扩军备战所造成的。
苏联疯狂扩军备战，占用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人力，必然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据估计，苏联1978年的实际军费开支至少增长百分之五，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据西方的分析计算，苏联1978年的实际军费约为九百二十多亿卢布，合一千四百多亿美元，也就是说，苏联的实际军费已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占其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约占美国的一半，或者按苏联官方的统计材料，苏联的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按苏联的计算方法）；
但是苏联的实际军费支出比美国还高出百分之二十五。
苏联的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现在苏联已成为世界上制造武器最多的国家。
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按苏联官方的统计材料），但是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已同美国不相上下，常规武器大大超过美国，可见军工生产要占用多少人力和物资。
另外，苏联还是世界上军队和在国外驻军最多的国家，这也占去大量的人力。
苏联“十五”计划头三年的执行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扩军备战的重压下，苏联经济很难摆脱多年来存在的种种困难和尖锐矛盾。

加共同盟（马列）主席、西劳动者革命组织和秘共指出
支持柬埔寨反侵略斗争是全世界人民的义务
泰国报纸揭露苏越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
新华社北京1978年12月31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12月31日广播，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罗杰·拉什12月29日在金边指出：
“继续维护和支持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是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加拿大革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义务。”
他说：
“民主柬埔寨是越南推行地区扩张战略和苏联推行全球战略的巨大障碍。”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12月29日在国家宫会见了罗杰·拉什。
罗杰·拉什是在这次会见时讲这一番话的。
会见后，波尔布特设宴招待加拿大同志。
罗杰·拉什率领的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代表团，于12月23日到达金边对民主柬埔寨进行访问，已于12月30日离开金边回国。
新华社马德里1978年12月31日电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和秘鲁共产党最近在马德里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中表示，它们“对遭受侵略的民主柬埔寨表示声援”。
联合公报指出，“两党正在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运用到两国的实践中去”，正在努力把三个世界的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具体实践中去。
联合公报在谈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时指出，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是当前最富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
联合公报说，“目前，属于第2世界的西班牙和属于第3世界的秘鲁在各方面保持着关系。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和秘鲁共产党致力于使这些关系建立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这将有利于反霸战线的形成。”
联合公报是由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和秘鲁共产党的总书记在马德里签署并在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机关刊《斗争》的最近一期上发表的。
新华社曼谷01月02日电 泰国《中华日报》01月01日发表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小霸权主义者张牙舞爪，使非洲的扎伊尔和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受到侵略。
在西亚有些国家出现的动乱，也有霸权主义的阴影。
文章说，小霸权主义者出动庞大的兵力不断侵犯柬埔寨，以实现它成立“印支联邦”的欲望，并进而窥伺整个东南亚。
文章说，去年，霸权主义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新的一年里，只要世界人民结成更加强大的反霸力量，就能迫使大小霸权主义者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新中原报》01月01日的文章说，许多事实已经证明，霸权主义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苏联竭力推行其全球战略，分别同越南等国签订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加紧向南亚、非洲之角和印度支那半岛扩张。
越南则公然企图颠覆柬埔寨政府，并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
《联合日报》的文章指出，今后大小霸权主义者的策略可能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阴险，但决不会改变其侵略政策。
文章说，世界上的战争策动者，决不甘心于失败，因此阻遏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

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揭露
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大举进攻柬埔寨
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制止越苏扩张主义对柬埔寨的侵略
新华社北京01月02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01月02日亲自宣读了民主柬埔寨政府同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揭露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从去年12月25日起再次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深入民主柬埔寨的领土，屠杀柬埔寨人民，妄图吞并柬埔寨。
声明说：
长期以来，越南用各种形式来推行“印支联邦”计划和对柬埔寨进行扩张、吞并的战略，“这一罪恶战略不断遭到可耻的失败”。
1977年底，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按照“速战速决”战略，对民主柬埔寨大打出手，“企图一举扼杀和断送民主柬埔寨的生命。
但是，越南在1978年01月06日遭到了可耻的惨重失败”。
声明说，“得到其主子苏联国际扩张主义撑腰的越南，仍然一意孤行，在1978年继续侵略柬埔寨，妄图消灭柬埔寨。
因为柬埔寨是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的‘印支联邦’战略和在东南亚、亚洲和世界推行扩张战略的巨大障碍。”
在重新组织力量之后，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在1978年10月、11月和12月，攻打柬埔寨的西南大区、东部大区和东北大区。
“但是，由于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坚决地打击它们，越南在这三个月里，死伤近一万人。”
声明强调指出，最近，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再一次纠集了它们的力量，包括陆军、坦克、大炮和许多飞机，“从12月25日起，连续不断入侵民主柬埔寨的湄公河东部地区和西南大区。
特别是它集中了许多力量，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野蛮地攻打腊塔纳基里、桔井和七号公路，深入到柬埔寨的领土。
越南敌人和苏联的飞机在民主柬埔寨的东部上空，横蛮无理地盘旋、轰炸和扫射柬埔寨领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轰炸和扫射安当比、云晒、班龙、斯努、桔井、棉末、川龙、朱普、苏翁等地。
它杀害柬埔寨的男女老少，对人民的财产其中包括粮食、各种庄稼，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声明强调说，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第2次战略性的大规模侵略行径，极其严重地威胁到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其目的是吞并柬埔寨的领土和灭绝柬埔寨种族。
同时，这也极其严重地威胁到东南亚地区、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平与稳定。”
声明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呼吁：
一、请柬埔寨的远近朋友在各方面和以各种方式，支持柬埔寨抵抗越南、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对民主柬埔寨侵略的正义斗争；
二、“请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各国和人民、不结盟国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阻止越南、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对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的侵略行动，绝不允许它们破坏民主柬埔寨、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声明最后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前越寇以及苏联国际扩张主义正在对柬埔寨大举进攻，“这肯定会给我们造成一时的困难，并使我们遇到暂时复杂的情况”。
但是，“柬埔寨民族和人民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和平，捍卫不结盟原则和东南亚地区及亚洲和世界稳定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战胜越南以及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这些大刽子手的最后胜利”。

法国和比利时报刊指出
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是一个圈套
新华社巴黎1978年12月27日电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在即将出版的1979年01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苏美两国正在谈判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主要是用来使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库现代化”。
这篇文章认为：
“事实上，限制战略武器是一个圈套。”
文章说，对于各国头脑清醒的人来说，1972年苏美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1阶段的协议“并没有引起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两个超级大国仍然是武装到牙齿，每一方都拥有足以摧毁好几个地球大小的星球的武库。”
文章指出，在“冻结”两个大国导弹数目的幌子下签订的这一协议“不但什么也没有‘冻结’，而且促进了数量上和质量上更加疯狂的军备竞赛”。
文章指出，对苏美两国来说，目前进行的会谈“只不过是限制对话对方的武库的一种外交方式而已”。
文章最后警告说：
“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一事实是应注意的：
按照目前的速度，到1985年，苏联在‘能运载的百万吨级导弹’方面的优势将是七比一，在运载能力方面的优势将是五比一。”
“更重要的是，苏联用五千枚核弹头和1985年拥有的八百二十个洲际弹道导弹，能在突然袭击中的‘第1次打击’时就消灭美国地下发射室里的民兵式导弹的三分之二。”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8年12月28日电 比利时《晚报》在1978年12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无助于减缓军备竞赛，而是恰恰相反。
文章说，美苏两国不久即将签订限制战略核武器第2阶段协议。
“但是，进行军备竞赛的超级大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不会因此而获得解决”。
文章指出：
“显然，从原则上来说，这类协定应有助于减少军费和减缓军备竞赛。
然而，1972年签订协定之后所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
这类研究加强了，开支不断增加。”
文章指出，1974年苏美两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谈到“均衡”，但是确定了相当高的最高限额，“以至于使当时还没有‘任何’多弹头火箭系统的苏联人得以增加了他们的战略武器的潜力”，“军备竞赛进一步加紧了”。
文章最后说：
“在军备竞赛中，（美苏两国）谁都决不会罢休”。

英伦海面的不速之客
孙文芳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凭借海洋这道天然屏障，免遭强敌的蹂躏。
然而现在海洋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屏障，因为“北极熊”经常利用公海的方便，窜到英国附近进行挑衅和威胁。
1978年08月，苏联北方舰队的一艘五千六百吨级的导弹核潜艇，由于发动机失灵，被迫在苏格兰北部的海域漂浮出来。
接着，常年活动在英国北端的设得兰群岛周围的一艘苏联“拖网渔船”，连忙前往支援，拖着这艘核潜艇缓缓东行。
苏联的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艇等五艘舰艇，也立即赶来“护航”。
这一丑剧在英国引起了很大哄动。
它不仅表明苏联海军集结能力的加强；
而且使人们看到，“北极熊”的魔爪已经伸进英国周围的海域。
这并非一桩偶然事件。
就在同一个月，一架苏联图95熊（A）式远程轰炸机，曾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苏格兰西北部的海域上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客气地“请了”出去。
《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说，这种熊式轰炸机，不时突然从英国上空掠过，借以侦察英国空军的反应能力和迎敌速度。
而“每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演习时，这种熊就几乎成了一个不请自来的‘观众’”。
据伦敦报纸揭露，装有新式电子侦察设备的苏联“拖网渔轮”，还常年在爱尔兰北部的马林角一带活动，截获英国在北爱尔兰的电报和无线电报话，并用水声仪监视着英国和美国的潜艇从北爱尔兰海域进出克莱德基地的情况。
除了侦察活动以外，“北极熊”还对英国进行各种军事威胁。
早些时候，苏联的图—16中程轰炸机，曾在英国北海油田的采油平台上空低飞，作模拟轰炸演习，直接威胁着英国海上石油生产的安全。
据《国际海军》杂志最近报道，不久前，苏联曾在波罗的海南部的萨烈马岛，举行了一次以英国的设得兰群岛或冰岛为假设进攻目标的立体登陆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大批舰艇、几百架飞机和二千多名海军陆战队，这再一次暴露了苏联急于夺取这两个岛屿，以便控制通往大西洋海上通道的野心。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