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台湾归回祖国提上具体日程
《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归回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和基本立场、基本态度
在京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的座谈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上说，台湾归回祖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归回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但仍要做许多工作。
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一致认为《告台湾同胞书》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大家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宋任穷、许德珩、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刘澜涛，出席了座谈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也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乌兰夫副主席主持。
邓小平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同志说，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
第1，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2，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第3，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因此，今天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
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
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
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
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
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做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
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
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三件大喜事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从国内来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十年八年的事，要到本世纪末，而且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实现。
有了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
所以我们是有希望的。
但要看到任务十分繁重。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
我们还要看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
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邓小平同志说，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
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和平的威胁来自北方，世界的不稳定和战争的根源也来自北方，如果说我们国家有外患的话，也是来自北方。
大霸权主义、小霸权主义天天找我们的麻烦，有时甚至迫使我们采取一些我们不愿采取的步骤。
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作出自己的贡献的。
许德珩、王昆仑、胡厥文、史良、季方、周建人、阿沛·阿旺晋美、胡子昂、童第周、荣毅仁、刘斐、蔡啸、董其武、王芸生、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先后发言，沈雁冰、黄鼎臣、杜聿明、赵宗燠等作了书面发言。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中国民主促进会代主席周建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童第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王芸生在发言中说，台湾科学文教界的人士中有好多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热爱祖国的。
当前，统一祖国也是我们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我们愿与台湾科学文教界的朋友们一道，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努力。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荣毅仁在发言中说，台湾工商界朋友都是爱国有心的，许多人经营工商业，原来也是为了想要国家富强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衷心希望台湾工商界亲友同胞，能够趁此千载一时的良机，为统一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大业，同我们一道来加一把力！
我们特别希望台湾的工商业者能促使台湾和大陆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早日实现，这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具体贡献。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台湾当局若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抛弃前嫌，使台湾归回祖国，我相信是一定会受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
对他们为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做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的个人前途也会同全国人民的前途一样光明。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昆仑在发言中追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应有贡献后，即席赋诗一首，遥寄台湾朝野人士：
三十光阴去不回，同胞分手几时归？
祖国大地繁荣好，海外孤星形势危。
互助和平天下计，侵凌分裂万方非，
爱国一家欣此日，神州兄弟永同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1949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的代表刘斐说，三十年的历史证明，我当年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人生易老，时不我待，多少老一辈的国民党人，未能亲见祖国的统一，饮恨长逝，言念及此，不能不有动于衷。
现在祖国正处于一派大好形势，也正是台湾归回祖国的大好时机。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持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呢？
我们这一代的人为什么不在还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大家携起手来，对统一祖国的事业有所作为呢？
台盟总部负责人蔡啸说，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们的祖先从闽、粤来到台湾，和高山族同胞一起开发这块祖国的土地，守卫这块祖国的土地，世代相传，祖孙相嘱，虽经沧海桑田，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长存。
台湾人民的爱国之心，是深深埋在心里的。
我们和福建、广东的祖家血脉相连，骨肉相亲，一向往来不断。
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和祖国大陆分隔。
台湾海峡存在军事状态，使双方来往断绝，音讯不通，亲人离散，给我们民族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其中，台湾人民承受的负担、损失和痛苦最大最深。
《告台湾同胞书》为了消除这种状况，实现祖国的统一，完全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台湾人民的迫切要求。
台湾人民将从祖国的伟大号召中，获得希望、信心和力量。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
我起义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在这岁月中，学习、生活、工作、交往，无一不受各级领导的亲切帮助、关怀，热情照顾。
当前正是统一祖国的大好时机，台湾不乏明智之士，台湾当局应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大智大勇的精神归回祖国，这样，才不失为统一祖国的爱国之士。
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黄鼎臣说，今天国际和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都非常有利。
我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顺乎民族的意志，适应历史的潮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杜聿明说，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不管过去如何，谁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拥护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他们分别说，台湾归回祖国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此时刻，我们也想到还有一些藏胞在国外，我们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包括达赖在内。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部分人大常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万毅、王甫、王雪莹、王维纲、方仲如、孔原、孔从洲、甘祠森、古耕虞、申健、叶道英、包尔汉、刘晓、刘鼎、刘仲容、刘景范、关瑞梧、安士伟、许立群、孙毅、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李信、李琦、李力殷、李文宜、李世济、李步新、李纯青、李卓然、李金德、杨士杰、杨东生、杨秋玲、吴文俊、吴茂荪、吴亮平、吴觉农、吴雪之、何长工、谷春帆、汪德昭、宋希濂、张苏、张策、张邦英、张孝骞、张克侠、张含英、张南生、张维桢、张瑞华、陈正湘、陈维稷、陈锐霆、林修德、罗琼、金城、周士观、郑洞国、屈武、赵朴初、胡子婴、钟师统、钟惠澜、侯祥麟、侯镜如、俞大绂、闻家驷、姜椿芳、费孝通、夏之栩、顿星云、钱昌照、徐伯昕、徐彬如、徐楚波、郭影秋、黄维、黄甘英、曹广化、阎揆要、韩光、程思远、童小鹏、曾传六、曾涌泉、雷洁琼、熊天荆、熊向晖、潘菽、蹇先任、贝时璋、朱学范、华罗庚、陈逸松、茅以升、赵忠尧、周培源、葛志成、伍禅、田富达、徐萌山。
出席座谈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
李贵、彭友今、聂真、杨思德、李霄路、秦德远、王涛江、周而复、平杰三、薛子正、张执一、王克俊。

在京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座谈《告台湾同胞书》。
新华社记者赵天聘 摄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
本报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一些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积极慎重地做好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做好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人的改正工作。
这对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的决定下达后，不少单位对这项工作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已正式公布了第1批改正的名单。
据了解，中央党校原划右派分子九十八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王谭等三十九人属错划，应予改正。
最高人民法院原划右派分子五十六人（包括由他们复审的原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贾潜、林亨元、朱耀堂等十二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应予改正。
公安部原划右派分子六十三名，经过复查，确定有六十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
外贸部原划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三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有一百零四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
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三十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黄操良、蒋元椿、刘衡等十位同志是错划的，应予改正。
凡是应予改正的，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或党组批准，均已恢复组织生活和原来的工资级别，另行安排适当工作。
现在这些单位的复查改正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受比例限制，错多少，改正多少，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部妥善地完成这项工作。
这些单位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一定成绩，主要是由于领导重视，建立了专门班子。
有的领导同志亲自审阅材料，分析案情，接待申诉者；
并以中央决定为武器，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以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解除专案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
他们认真地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当时的定案材料，以及这些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全部表现，确定是否应该改正。
通过这一段的工作，许多单位的同志认识到，做好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维护了反右斗争的成果，这是大得人心之事，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复查、改正的情况表明：
这些年来，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虽然开除了党籍，降职降薪，但他们中的多数仍然相信群众相信党，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为人民服务。
经过改正，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感谢党给了他们第2次政治生命。
他们表示：
今后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我驻美联络处举行升旗仪式
新华社联合国01月01日电中国驻美联络处01月01日清晨举行隆重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生效日。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七时半迎着晨风冉冉升起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官员、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和华侨代表一片欢腾。
华盛顿地区的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任之恭、张捷迁、吴京生等和爱国华侨代表，01日清晨就赶到中国驻美联络处，热烈祝贺中美正式建交并参加了联络处的升旗式。
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亲切会见了他们，同客人们相互祝贺新年和中美建交。
联络处门前今天悬挂着鲜红的宫灯，入口处放着美中人士为庆贺建交送来的色彩绚丽的花束和盆花，呈现一派喜气盈盈的节日气氛。
在联络处客厅内，中国外交官员同客人们亲切交谈，请客人们转达他们对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侨胞的问候。
在此以前，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官邸”的旗帜已经在1978年12月31日降下。
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十四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关闭。

抓紧第1季度做到均衡生产
本报评论员
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适应这个伟大的转变，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
工交战线广大职工一定要认真组织均衡生产，从01月份开始就抓紧做好各项生产建设工作，按月、按季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我国工业、交通、基建战线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广泛深入地学大庆，整顿企业，贯彻“质量第1”的原则，在燃料、动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取得了1978年工交生产、建设的很大胜利。
继钢产量突破三千万吨之后，我国原煤产量也突破六亿吨，原油、发电、铁路货运、化工、机械、建材、轻工、纺织等产品产量，也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比过去也有所提高。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毕竟还是带有恢复的性质。
工业和企业的管理水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很低的。
生产、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某些混乱现象，还未完全消除。
年初、季初、月初松，月末、季末、年终突击的“习惯”还没有根本改变。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就要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均衡生产，做到按旬按月按季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各行各业都要认真组织均衡生产，注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配合。
今年第1季度，除季节性产品和少数机械产品以外，一般都要保证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
要狠抓燃料、电力、原材料生产。
动力、燃料和原材料要继续贯彻保证重点，择优供应的原则。
实行生产和节约并重，千方百计增产原煤、原油，缺电严重的电网要采取有力措施，做到多发、满发、稳发、安全供电，努力做好节电、节煤、节油工作，加强用电、用煤、用油管理。
原材料工业要想方设法多生产急需的化工原料、优质和短线品种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木材。
要确保完成国家重点任务和大型成套项目所需的机电产品以及支农产品。
交通运输要为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创造条件。
铁路要扩大限制口通过能力，进一步搞好保重点、长距离的运输，把燃料、原材料和短线物资，以及各行各业增产急需的物资，及时运到使用单位。
铁路、水路、公路要密切协作，大力提高运输效率。
组织均衡生产，必须加强企业管理，讲求经济实效。
各个企业都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质量月”活动成果，坚持不懈地把质量管理工作抓上去。
要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为中心，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工作。
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
搞好安全生产，讲求文明生产。
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严格经济核算，明确经济责任。
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要一起考核，重点抓好品种、质量、消耗、利润和供货合同。
好的要表扬、奖励，不好的要批评，问题严重的要实行经济制裁。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生产指挥调度工作，争取主动，打进攻仗，严密组织，精心安排。
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打破旧的习惯势力，用政治鼓励和物质奖励的办法，采取有效的经济手段把生产促上去。
减轻企业负担，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是使企业领导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建设，组织和实现企业均衡地有节奏生产的重要保证。
凡属企业本身职权范围的工作，企业有权自行决定和处理。
上级机关要为基层企业服务，经常派人深入基层，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不应该由企业办的事情，一定不要让企业去办，坚决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少干扰，以促使企业按月按季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各主管部门要多搞调查研究，少开会，开短会，不要随意向企业要文字材料、报表。
到外省、市先进企业参观学习访问，要适当控制，必须有计划地进行。
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企业的领导干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真正用来抓生产、技术和业务。
要抓好企业整顿，特别要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
整顿企业要分期分批地抓紧进行，没有整顿好的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第1季度一定要整顿好。
要做好工业学大庆的年终检查、总结、评比、表扬和验收大庆式企业的工作。
在总结1978年学大庆经验的基础上，认真修订落实1979年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总之，我们要抓紧第1季度，千方百计创造新水平，做出新贡献，为全年均衡生产，取得最好的成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邓副总理出席伍德科克主任的招待会并祝酒
中美建交的深远影响将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邓小平副总理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1979年元旦，对中美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中美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结束了，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他指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
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
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
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
邓小平副总理接着说，“不久以后，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在庆祝中美建交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生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开辟了道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人们也自然会忆及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多年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次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和万斯国务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此，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伍德科克主任、他的前任和他的同事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促进中美建交做出了积极努力，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对远道前来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欢迎。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团长、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在祝酒时说，卡特总统要他向邓副总理转达“他的非常愉快和满意的心情。”
他说：
“卡特总统认为，在元旦佳节，中美两国采取的步骤，是通向友谊、和平和合作的重大步骤。”
阿什利先生说：
“我们今晚参加的这个庆典，表明美国政府和议会、美国人民一致赞同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友谊”。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我们一起为和平和合作努力，这是完全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
他说：
“今后，美国国会有特殊的责任保证中美重建的友谊毫无阻碍地向前发展。
在这方面，你们可以信赖我们会作出努力的。”
伍德科克主任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
“今天，1979年01月01日，是中美两国人民关系中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联合公报今天开始生效，这就结束了近三十年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状况。
我们两国之间过去联系的中断，损坏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的友好传统和互利合作，并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今天采取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用卡特总统的话来说，能有利于当今的世界和今后的世界。”
他说，新年的第1天是展望未来的日子。
中美两国人民都具有充满创造力，并且尊重勤劳和艰苦工作这样的传统。
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关系的新时代的开始，将对两国和全世界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他说：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卡特总统和美国人民期待着邓副总理对我国的访问。”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各界客人约二百人，他们中有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化工部长孙敬文，文化部长黄镇，教育部长刘西尧，新华社社长曾涛，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冶秋、贝时璋，以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今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
招待会上的讲话一结束，院子里就鞭炮齐鸣，中美朋友举着香槟酒，共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
本报评论员
目前，许多地区和部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工作中，思想解放，态度坚决，措施得力，行动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对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做好安置工作，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做好改正工作，是非常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
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1957年10月15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为依据。
凡符合划右派标准定为右派的人，是摘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问题。
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
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即使本人没有提出申诉或本人已经去世，也要按照规定标准，认真复审他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事实材料，如属错划的，也应予以改正。
某些疑难案件，应对本人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综合的考察，要根据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一贯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经复查、批准予以改正的人，要恢复政治名誉。
原是共产党员的，如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
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对已经改正的同志，要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
这样做，会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呢？
肯定地说，不会。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已经作出结论。
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但是，事物是发展的。
当时右派向我们进攻，鼓吹“轮流坐庄”，叫嚷“杀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及时对它们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给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戴上右派帽子，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
经过教育改造，他们转变了，就应该根据今天的情况，给他们摘掉帽子。
当初必须“戴”，不“戴”就不能有效地教育改造他们；
今天必须“摘”，不“摘”就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这种“戴”和“摘”，是符合毛主席制定的要给出路的政策的。
至于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改正工作，更是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事。
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错划了一些右派分子，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
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
纠正了错误的方面，就会使正确的方面发扬光大。
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进行改正，正是为了保卫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这怎么能说是否定反右派斗争呢！
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这些年，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人们的思想和是非界限搞乱了，他们的帽子、棍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许多冤案错案得不到昭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自然也无法申诉多年的冤屈。
今天，党中央作出了英明决定，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理应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也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
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改正的同志，应当顾全大局，珍惜当前大好形势，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中央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的英明决定，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做好这项工作，对于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及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度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地抓起来。
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
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渔业生产发展
全国渔业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在舟山渔区举行。
会议代表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节约成本给予奖励的“三定两奖”制度，应该恢复和推广。
会上，成立了全国渔业经济科学研究会
新华社杭州1978年12月29日电全国渔业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最近在浙江舟山渔区举行。
会上，成立了全国渔业经济科学研究会。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渔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如何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加快渔业生产发展的问题。
会议认为，渔业生产商品率高，价值规律在生产和流通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重粮轻渔”，不仅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还由于价格上不合理，搞养殖的收入不如种粮。
在探讨按劳分配规律时，代表们指出，当前渔区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渔民的积极性，过去实行过多年的行之有效的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节约成本给予奖励的“三定两奖”制度，应该恢复和推广。
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渔业经济中的应用，会议也作了初步探讨。
大家指出，我国渔业生产上有较大的盲目性。
例如，在机械化方面，忽视了保鲜、冷冻加工、运输等环节，结果“鱼捕到手，吃不到口”，每年要烂掉三四十万吨鱼。
在生产组织方面，不注意有计划地合理捕捞，在鱼汛期大打“歼灭战”，严重损害了水产资源等。
这些，都应进行改革与调整。
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和实现渔业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渔业经济科学的重点研究课目，制定了研究规划。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水产总局等单位发起的。
来自中央和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代表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腊八粥”又煮得香了
——金坛县城东公社党委关心群众生活的故事
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我国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吃上一顿“腊八粥”。
江南农村的什锦
“腊八粥”更是别有风味，粥里有蚕豆、黄豆、红豆、豌豆，有芋头、茨菇、荸荠……色香俱浓，谁见了都爱吃。
但是，这些年来，好多地方“腊八粥”名不符实了。
这引起了江苏金坛县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常挺芳的注意。
1976年冬天，老常在金花大队劳动，社员们说“腊八粥”里的花样少了，并提意见说：
“在你们干部眼里，好象只有稻麦才算庄稼，其余都不算了。
田种得‘单打一’，锅里碗里就没味道了。”
老常听着，感到内疚。
他想：
十多年前，农民尚且能吃到绿豆粥、赤豆粥、糖芋头、芝麻饼，现在却什么也办不到了。
这单调乏味、清汤淡水的“腊八粥”，反映出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干扰破坏的严重程度，也反映出我们抓工作的片面性。
于是，他决定先在金花十二队试点，安排五、六个年老体弱的社员利用
“十边”隙地种植各式杂粮，搞了个“十样有”的小样板。
前年秋天，这个生产队战胜了自然灾害，粮食获得了丰收，“十样有”也丰收了。
当社员们吃到芝麻糖团、捧起什锦“腊八粥”碗时，都说，老常为我们办了一件称心事。
1978年春节一过，公社党委就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象金花十二队那样，不仅要搞好稻麦生产，也要搞一个“十样有”。
会议一散，党委一班人又分头下去帮助落实规划，调剂各样品种。
去年，城东公社开展的“十样有”活动结出了丰硕成果。
全公社有二百五十多个生产队实现了“八样有”、“九样有”和“十样有”。
后歧大队第4生产队搞了十三样。
他们在麦收后的场地上种芝麻，在幼龄桑树田里种花生，在渠道埂上种葵花，在路边、埂边种杂豆，在低洼田里栽芋头、茨菇、荸荠、芹菜，在高地上种萝卜、甘蔗、马铃薯，河里养鱼、放菱角，只花了七、八个弱劳力，占用五亩耕地，就为集体挣得了六千二百七十元的收入。
社员王兆根高兴地对我们说：
“你们随便哪天来我家，都能让你们吃到喷喷香的腊八粥”。
新华社通讯员沈成嵩孟济元

苏州地区大灾之年为什么大增产？
编者按：
去年，苏州地区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考验面前，获得了大丰收。
大灾之年，一个地区能向国家交售二十多亿斤粮食，还贡献了大批生猪、油料，这个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苏州地区坚持走农副工道路，使农业的抗灾能力大大增强。
我国地域广阔，每年都会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
要保证农业高产，必须创造条件增强抗灾能力。
搞高标准的农田建设，大量的排灌机电、物资从哪里来？
在受灾之年保证社员生活，钱从哪里来？
没有日益强大的工副业，单纯靠农业，特别是单纯靠粮食生产是不行的。
我们要力争农业高速度，必须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
锦绣江南的苏州地区，去年战胜了历史上少见的高温干旱，夺得了农副工全面增产。
全区粮食总产可达七十六亿多斤，比前年增产十六亿多斤，单产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七十七万亩油菜，平均亩产二百四十多斤，比历史最高产量增长一成半。
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去年一至10月份达到十四亿三千万元，超过了前年全年的总产值。
到去年11月上旬，征购粮已入库二十三亿斤以上，二十四亿五千万斤的任务预计可完成或超额完成。
向国家交售的肥猪比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四。
去年夏季，天气炎热，太湖流域出现了四十多年未遇的大旱，同历史上大旱的1934年相似。
但是，群众普遍反映，大旱之年不觉旱。
为什么？
因为农田水利建设搞得好，机电排灌能力强。
近几年来，全区在工副业的支援下，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快，标准高，抗灾能力大大增强。
第1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全区搞规划，建设吨粮田，大干三年，完成了九亿土方，相当于过去二十五年完成的总数。
全区沿长江的六十多个口子，建了四十五个水闸和二十个涵洞，开挖拓宽了浏河、杨林、张家港等大河道和四千九百多条中小型河道，发展了机电排灌四十六万马力，搞了田间配套工程，初步建成了“吨粮田”一百四十万亩。
这些大、中、小型工程和机电排灌设备，在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那久旱不雨的日子里，河水低落，沿江水闸齐开，每天引水达五千多万立方米。
全区去年五至09月份，共引进长江水三十亿立方米，保证大小河道有水，机电排灌站日夜不停，通过沟渠把水送到五百六十多万亩稻田。
在大旱期间，稻苗碧绿茁壮，水稻成熟时期，田野一片金黄。
苏州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发挥这样大作用，社队企业的力量是个决定因素。
无锡县是苏州地区社队企业最发达的一个县，农田建设也最好。
据1971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吨粮田共投资五千多万元，其中社队企业的投资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
共完成了一亿八千七百多万土方，新建机电排灌站一千多座，开河近五百公里，筑地下渠道二千五百多公里。
全县八十万亩粮田，已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田块平整，排灌分开，百分之四十实现了沟、渠、路、林配套，初步建成了“吨粮田”。
去年春天还打了一场机电两用的大会战，使全县二千多个排灌站机械总动力达到六万四千多马力，大部分农田基本实现了机电“双保险”，旱涝保丰收。
所有这些，在去年抗旱夺丰收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这个地区的太仓县，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
这个县农业总产值的递增率，六十年代是百分之六点二，七十年代跌到了百分之一点一。
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充实了领导班子，落实了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个县的社队企业发展较快。
社队企业的壮大，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去年这个县粮、棉、油、猪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社员分配水平可达到一百六十元左右。
事实说明，“重灾区”是可以改变的。
有些同志嘴上口口声声不离“重灾区”，实际是为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来开脱。
这些同志不妨看看苏州地区、比比苏州地区。
本报特约记者

长此下去，先进单位会被拖垮
——从嘉丰棉纺织厂看到的一些问题
记者在大庆式企业——上海嘉丰棉纺织厂采访时，听到一个强烈的反映：
干部的会议、接待等负担太重，整天忙于应付，严重地影响了工作和生产。
具体表现如下：
一、会议成灾。
从1977年春节起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市、区、局、公司开会。
1978年以来，这个厂的干部出席由部、市、局、公司及县、镇召开的会议，有书面通知的是五百七十次，一千九百多人次，其中指定要党委书记、厂长参加的是一百六十一次。
一个月最多达六百多人次，最少的也有三百多人次。
有个干部，一个月竟参加了五十多次会议。
此外，局、公司等部门还在厂里召开了十多次现场会议，其中计划生育现场会就有三次。
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一百零五次，许多发言都要事先写成稿子，用去了不少时间。
二、领导机关要材料太多。
厂政治处二十五名干部，整天忙于为各级领导机关写简报、材料和经验。
去年10月24日这一天，竟有七个单位催要材料，加上当时尚未完成的两篇发言稿，逼得党委书记、厂长只得搁下其他工作，讨论研究这些材料。
有时同一件事情，不同部门要求的角度不一样，就得写几份，真是三头六臂都应付不了。
厂部缺少“笔杆子”，只好抽调车间的得力干部临时帮忙。
许多车间干部反映：
上级机关这样做，不是加强基层，而是“挖空”基层。
三、接待任务应接不暇。
记者来到厂长室时，十点还不到，墙上的“接待简况”已写满需要接待的单位，共有二十个。
去年01月至10月，这个厂共接待了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九人次。
最多的一天，共接待了十个省市的二十七个单位，一千多人。
参观的单位多由书记、厂长、车间主任带队，也有的是市、局领导带队，他们听了总的情况介绍以后，还要对口交流。
这样，厂里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忙于接待，党委书记、厂长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花在接待工作上。
这个厂共有五个厂长，厂党委原打算三个搞接待，两个抓生产，结果还是忙不过来，只得都去搞接待了。
嘉丰棉纺织厂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这些情况，心里非常着急，说：
长此下去，先进的单位会被拖垮。
他们迫切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改变作风，减轻基层干部不必要的负担，以便集中精力抓好生产。
肖关根

鱼捕到手要吃到口
——舟山渔民的呼声和建议
入冬以来，舟山群岛千帆竞发，投入一年一度最大的带鱼汛。
六万多渔民在寒风急浪中开始了这场近五个月的捕捞作业。
不久以前，我们访问了舟山渔区。
这里的干部和渔民们一见记者，就喜气洋洋地相告：
春、夏、秋三汛已有六百四十多万担鱼货捕捞到手，比上一年同期多百分之五十二，加上冬汛，全年捕鱼量可达到丰收水平。
我们在著名的沈家门港停留的时候，恰巧是人民日报社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发表的那几天。
渔民正在热烈议论吃鱼问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呼声：
“鱼捕到手，要吃到口！”
他们问记者知道不知道：
长期以来，这里每年捕到手的鱼，有一亿斤成了肥料，近两亿斤不得已腌成咸鱼、晒成鱼干和磨成鱼粉，能够保鲜外运的不过半数。
这笔很大的经济损失是怎样造成的呢？
水产部门分析说，这是因为捕捞和加工严重脱了节。
捕捞已经基本实现机帆船化，加工却处在“一把刀，一把盐”的落后状态。
每届渔汛，常有一千多对机帆船出海，带冰生产的只有十分之二。
捕到的鱼，有不少在回港途中就开始变质。
夏秋两季，一两小时内鲜鱼成了臭鱼，只得倒回大海。
如果碰上鱼汛旺发，每天有成千上万担鱼到港，连水产公司也来不及冷冻保鲜，经常发生大量烂鱼现象。
烂鱼的现状有办法改变吗？
这里谁都说有，都说并不难：
只要在舟山建立相当于五座万吨冰库
（每座冰库制冰和冷藏量各五千吨）的多座冷冻加工厂，年产冰二十四万吨，让每对渔船每十天带冰十吨出海，边捕边冷冻，鲜鱼就可以源源外运。
但是，这件事呼吁了多年，去年才有一座舟山水产冷冻加工厂在普陀县开始试生产。
这个厂要不是停工待料，一年多就可建成投产，每年利润为三百万元左右，三、四年内就可将国家的投资一千二百万元全部收回来。
那么，为何所需冰库不能一气呵成，难道六千万元投资太大了吗？
渔区的同志说，烂鱼的损失要比这大得多！
仅以每年变成肥料的一亿斤鱼计算，一年的损失就是一千多万元，够盖一座万吨冰库的费用。
渔民对这笔损失很心痛，想早点挽救回来。
有的大队冬季储存天然冰，搭建草篷式的土冰库；
有的利用集体积累和外贸收入，建三、五十吨的小冰库。
不过，单靠渔民自己这样干，还要等十年八年全部渔船才能带冰生产。
何况渔业投资逐年加大，渔民已经感到负担不起了。
这里又有一个令人难解的矛盾现象：
国家也因鱼货保鲜不好年年亏损，却不能拿出钱来盖冰库。
我们特意到北京市驻舟山的水产工作组去打听一下情况。
一位驻舟山十多年的同志告诉记者，他们也为冷冻保鲜问题解决不了而苦恼，北京市水产公司每年租船带冰南下，到沿海各省收购鱼货，有时在路上冰就化了，不少鱼货由于没有及时冷冻，质量不佳，运回来要降价出售，加上其他的原因，一年的亏损多达二千一百万元。
他说，用这笔钱在舟山就地建冰库，对北京也有利，国家可以扭亏增盈，捕鱼人和吃鱼人都会高兴。
然而，北京和浙江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政策性亏损与渔民的亏损又是两码事，这件实际上合理的事，因为“不合法”而多年办不成。
为了说明渔船带冰生产还有更多的好处，一些老渔民给记者算了一笔细帐。
他们说，按一斤冰可保鲜一斤鱼计算，所费是所得的十六分之一，国家收益很大。
他们还说，“鱼汛一刻值千金”，如果带上冰，每对船一水（半个月为一水）可以多捕两万斤鱼，一年能增产二十万斤，每对船可以增收二万六千元。
同时，卸货次数减少了，每对船一水可省五桶柴油，一年就是一百桶，成本可降低三千元。
再总起来看一看，舟山渔区一千三百多对机帆船，只要都能带冰生产，每年可多捕二亿斤鱼，可增产节约五百多万元。
这对于改变渔区收入状况，是一个很切实的措施。
“鱼捕到手，要吃到口！”
这个呼声很值得注意。
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冰冻保鲜就是重要一计。
迅速把必需的冰库建起来，这是建设现代化舟山渔业基地的第1步，这里的渔民抱着迫切的希望！
本报通讯员郭林吉本报记者虞云达钟立群

眼睛向下调查研究
赣南、闽西驻军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
新华社福州1978年12月22日电人民解放军驻赣南、闽西部队的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受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称赞。
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一再倡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亲自到寻乌、兴国及长冈、才溪等地作社会调查，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为我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驻赣南、闽西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旧址、文物，请红军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革命实践活动，学习毛主席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赣州军分区党委七名领导干部1978年平均下基层一百一十多天。
分区司令员王振庭在瑞金沙洲坝蹲点达五个多月。
他白天和社员一道下田劳动，晚上走访群众，开调查会。
春耕大忙时节，王振庭了解到这个大队虽然粮食产量高，但由于留储备粮和社员口粮分配不适当，有些社员家里还缺粮。
王振庭对社、队干部说：
毛主席当年在沙洲坝，对群众的柴、米、油、盐等生活问题都放在心上。
今天群众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我们要很好地关心群众生活。
大队党支部根据他的建议，立即拨出三万多斤储备粮，接济口粮较紧的社员。
解放初期就在闽西工作的长汀县人武部政委王克奋，记住毛主席当年对汀洲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努力实践毛主席倡导的眼睛向下的工作方法。
1977年06月他到长汀县工作，同武装部的干部、战士谈心，接着又走访了地方党政机关和有关厂矿企业，听取干部群众对武装部揭、批、查工作的意见，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赣南、闽西驻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唯物辩证法。
1978年09月，驻闽西某团领导接到了上级关于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的指示。
怎样搞好形势教育？
团政委范希昌和政治处主任刘兰瑞带着这个问题深入连队征求意见。
战士们说：
过去搞形势教育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存在问题的一面，这样做效果并不好。
战士们的意见使他们受到启发。
他们认真订出教育方案，既充分宣传大好形势，又讲存在的问题，教育大家奋发努力，为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这样进行形势教育，干部、战士思想活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大家说：
“这样的形势教育多年来还是第1次！”

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
王方名
林彪、“四人帮”给我国理论界、知识界造成的最大毒害，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其一是脱离实际，轻视实践，不实事求是，一切要以他们反革命集团的好恶、意志为依归，取消任何衡量客观真理的尺度。
列宁在1920年就指出：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
这种祸害对于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本来已经相当严重了，“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加剧了这种祸害，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另一重大祸害是：
提倡迷信盲从。
动辄是“首长”命令，大搞“长官意志”。
毛主席在1940年就说过：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但是，奴颜和媚骨，正是“四人帮”所需要的。
他们提倡的“长角”、“长刺”是对着党和人民的；
对于他们的帮组织、帮领导，则是“有理服从，无理也服从”，越奴性越好，越媚气越好。
另外，“四人帮”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大搞思想专制、文化专制，一时“万马齐喑”，人们“箝口不言”，甚至“道路以目”。
直至今日，有的人还心有余悸，不能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我们这些曾在“四人帮”淫威下生活过的人，对此耳闻目睹，深有感受。
“四人帮”垮台两年多了，这类毒害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倒台而完全消失。
因此，我愿将毛主席1957年对我们的谈话公布出来，供大家共同学习。
195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开逻辑课，用的教材是苏联学者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
1957年初，我写了几篇关于逻辑理论问题的“质疑”的文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上发表。
刚发表了两篇（共计四篇，收在《逻辑问题讨论集》一书中），毛主席就发现了。
大约这年的04月初，人民大学的负责人关照我说，有位领导同志要找我谈谈关于逻辑学的一些问题，让我准备一下。
1957年04月11日早晨，校长办公室通知让我去中南海。
一位秘书同志把我领到毛主席经常会客的地方。
这时，金岳霖、郑昕、贺麟几位先生已经先到了。
十点左右，毛主席和周谷城先生谈着话从里面走了出来。
主席同我们一一握手后，亲切地谈起来。
主席先问了我一些话，大致是学历，从事专业的经历，写那几篇文章的情况等，我都一一回答了。
这中间，主席把周谷老作了介绍，大意是说你们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大家欢笑一堂，空气非常活跃。
主席使人感到无比亲切，伟大而平凡，爽朗而有风趣。
他虽然有点湘潭口音，但过去在延安陕北公学听过他讲演多次，非常熟悉。
这一次促膝交谈，又是一番新的气象。
主席问我：
在科学研究上有什么打算没有？
我说：
“我是逻辑专业的新手。
从逻辑教学和逻辑科学讨论中，感觉问题很多。
我打算对逻辑科学的对象进行一番探讨，所以我的科研题目是
‘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
我觉得在科学讨论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需要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中去探索，才可能解决。
因为，只有生活事实才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主席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指出：
先对科学对象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回答科学理论的问题是对的；
先分析，后综合，在方法上也对。
主席反复强调“先分析，后综合”，认为这很科学。
主席问：
这题目还有什么意义？
我回答：
它与人类起源发展问题极有关系。
我说明，人类思维的形成发展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解决，那么，人类本身如何由猿逐步变成现代人的问题也必然得不到科学的解决。
因为现代人类的思维和抽象思维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现代人的完全形成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主席指出：
这一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应坚持搞下去。
接着，主席用诲人不倦的精神，谈起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
他首先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
主席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
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
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1句话就说：
“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主席说：
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最后，主席概括地说：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
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主席语重心长地教导说：
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千万不能把自己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对老师不要迷信。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
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回想起来，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一时多，主席的谈话始终围绕这一主题。
吃饭时插了些话，饭后又回到这一主题。
事后体会，这是主席约我们去谈话的中心思想。
这一中心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干革命，搞科学研究，办一切事情都千万不可忘记的。
二十一年过去了。
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永远指导我脚踏实地前进。

难忘的教诲
——刘斐先生回忆毛主席
最近，记者访问了1949年国共和谈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之一的刘斐先生，他现在是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这位八十岁老人，回忆毛主席对他的教诲，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三个小时。
他说：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毛主席虽然辞世了，但他对我那些难忘的教诲，永远是我前进的力量。”
“我初次见到毛主席是1949年春天的事。”
刘斐说：
“1948年秋末，我辞去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回到长沙。
李宗仁先生1949年搞和谈时，打电话要我充任代表。
由于我不知他和谈的诚意如何，所以没有答应他。
他又让当时在武汉的白崇禧出面动员我，最后我同意作代表，于1949年04月01日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到了北京。
经过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几天谈判，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
这时，毛主席要分别接见我们。
因为我和黄绍竑同属桂系，所以我们两人是一起被接见的。”
谈到这里，刘老先生从沙发里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1949年04月中旬的一天，春日煦煦，令人怡然，但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心中是不无忐忑之感的。
我们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
一下车，毛主席便迎上来和我们热情地握手。
毛主席对我们诚挚热情、以礼相待，这更使我愧悔不安，对毛主席也顿增敬意。
我们进房不久，朱德总司令来了，他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并问长问短。
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将军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我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
接着，刘斐兴奋地回顾了那次接见的情景：
“毛主席询问我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
‘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主席高兴地说：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
我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主席说：
‘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
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
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主席边说边打手势，语气是那样亲切，使我们拘束顿消。”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毛主席扳着指头说：
‘第1，蒋介石靠不住；
第2，美帝国主义靠不住；
第3，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
第4，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
第5，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
第6，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说到这里，毛主席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我们面前说：
‘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问：
‘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我说：
‘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主席笑着说：
‘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
‘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我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说完，毛主席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笑着点了点头。”
刘先生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感慨地说：
“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些词，虽然在后来的协定修订案中没有写上，但毛主席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啊！”
他吸了几口香烟，突然笑出声来说：
“这次接见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
饭前朱总司令走了，毛主席同我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我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主席，便说：
‘您会打麻将吗？
’
“‘晓得些，晓得些。
’毛主席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
“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
‘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思想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我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毛主席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回到宾馆，正巧周总理来看我们。
我把这种心情告诉了他，并转告说：
‘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周总理听了也哈哈大笑。”
刘先生感慨地说：
“可惜张、邵、章、黄、李诸君已成古人，若他们在世的话，一起回顾毛主席的接见，一定是更加丰富的。”
刘斐回忆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不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情况之后，说：
“和谈破裂，我留在北京。
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安排了我的工作，我深感毛主席、共产党政策的英明。
“在四九年到五〇年03月我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前的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多次请我吃饭，找我谈话，对我的教育是很多的。
“有一次毛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字号，问我：
‘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
国家能不能建设好？
’我想了想，回答说：
‘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
’主席听后认真地说：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当时我兴奋地说：
‘古人有言：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
刘老先生沉思片刻，又说：
“194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着鹅毛大雪，毛主席打电话约我去他那里吃晚饭。
我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人也到了。
饭前，我们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我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
主席听我们如此议论，有意地同我们谈了一段很长的话。
他说：
‘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
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10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
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思想变化，毛主席还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辛亥革命时，他有个同乡在湖南四十九标（清代军队建制单位，相当于现代的团）当兵，一天，这个兵的父亲托他给儿子捎去一双鞋，那天四十九标和五十标正发动兵变，参加辛亥革命。
他到长沙东门（小吴门）外兵营时，卫兵不让进，说今天有事不让会客。
他感到异常，那时部队集合起来往城里开，因东门关闭，便由北门进城，他就跟着队伍进了城。
看到省参议会里，人们出出进进地无人阻拦，他也进去了，进去后看到一位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绸布上写了两句号召人们参加辛亥革命的口号。
毛主席把这两句口号原原本本地念给我们听，可惜现在我记不起来了。
毛主席说，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于是他对徐特立尊敬起来，对革命第1次有了感性认识。
讲完这段故事，毛主席用饱含敬意的口吻说：
‘徐老后来又是我上湖南第1师范时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师哩。
’毛主席还对章士钊先生说：
‘我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你这个教育总长还大力帮助过哩！
’毛主席又看着仇鳌先生说：
‘仇先生，当年我们办《湘江评论》时，有些人指责我们，你却是赞同我们的哩！
’说完，又转向符定一先生说：
‘您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哩，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你学的哩！
’
“大概毛主席知道这位符老师有个轻视人的口头禅，爱说别人‘他能认几个字！
’因此，当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毛主席把庾信的《谢腾王赉马启》顺口念了一段，然后风趣地问符老：
‘他（指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符老悦服地笑了，大家也哈哈大笑。
我们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主席的学识和记忆力，毛主席却谦逊地说：
‘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
回顾到这里，刘老先生有点动感情了，他说：
“毛主席为了启发和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新社会服务，对我们详细地讲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从十几岁讲起，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他的用意是很深的。
我也深深感到，他对为人民做过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记在心的。
这番话语，沁人肺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
刘斐先生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继续说，“1950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找我到了他的住处。
我们谈起《共同纲领》，我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主席听了笑着说：
‘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
’毛主席这句话发人深省。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同志来了，原来主席叫我来是要我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我同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见面。
毛主席指着邓子恢同志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当时在场的还有准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等。
大家无拘无束，谈得轻松愉快。
我向毛主席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主席鼓励我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
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饭后，主席送出我来时又谆谆叮嘱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
’毛主席的话使我增添了勇气和信心，他真是我的良师啊！”
讲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刘斐说：
“1949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
回首往事，令人痛心。
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
三十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
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的统一呢？
台湾归回祖国的怀抱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当年，我是代表国民党到北京来和谈的，而今，如果身体允许、台北欢迎，我这八十老人真想再飞往台北，会会故旧，共商祖国统一的大业呢！”
傍晚，我们告辞时，刘斐一面招呼儿子和小孙女送客，一面借用叶副主席的《八十书怀》诗，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欣喜心情。
他说：
“叶副主席用‘愧望尘’的话表达对毛主席的景仰，我这个前半生歧途奔波之人就悔恨莫及了。
在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每当回忆毛主席的教诲，我都大有伏枥老骥的心情……”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正式开放
据新华社延安电在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前夕，延安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在南泥湾的阳湾建成并正式开放。
南泥湾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的地方。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山僻岭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1943年09月中旬，毛主席视察了南泥湾，到田间、营房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坚决排除干扰落实党的政策
甘肃省档案局副局长李毓，过去迫害干部，现又阻挠落实干部政策，经长期批评教育无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据新华社兰州电甘肃省档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毓，因阻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李毓，原是甘肃省档案局的一个科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该单位“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他对这个局干部许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揪斗某些领导同志，十分不满，伺机报复。
他明明知道许可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而且早已做过组织结论，却在1968年清队运动中以“历史复杂”为理由，对他实行群众管制，监督劳动，批判斗争。
以后许可到了五七干校，李毓利用职权，又把许可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连续进行批斗，致使许可含冤而死。
许可死后，其家属多次提出申诉，但是李毓多方阻挠，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来，李毓身为档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又分管领导全局的运动，却无视党中央以及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一直坚持己见，抵制复查许可案件。
1978年01月下旬，省委有关部门告诉李毓，要他尽快组织力量复查许可案件，他却按兵不动。
02月20日，档案局负责同志向他谈起许可的儿子来兰州上访时，他说：
“他来干什么？
和他有什么关系！”
04月26日，局党组开会核实许可案件的有关问题，电话通知李毓参加，他不但不参加，反而质问打电话的同志：
“你们想搞什么名堂？”
“许可问题我不知道，我不参加！”
其后，局党组负责同志带领复查案件的同志登门找他核对有关问题时，他仍矢口否认参与迫害许可的事实。
档案局党组为此向省委写了报告。
省委认为，李毓错误严重，态度恶劣，长期批评教育无效，决定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并通报全省。
省委在通报中指出：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落实和反落实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阻力之一是过去一些办过错案的同志，他们总是找各种借口阻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有的有私心杂念，怕这怕那，不肯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对这些同志应当着重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路线觉悟。
对个别经过教育仍坚持错误立场，阻挠落实干部政策的，就应当坚决把他们调开，以保证党的干部政策真正得到落实。

怀乡三十年思亲今更切
——台湾同胞纷纷赋诗撰文抒发情怀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打开台湾出版的报刊，可以经常看到台湾各界人士抒发他们怀乡思亲之情的诗文。
台湾同祖国大陆近三十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
随着岁月的流逝，台湾同胞这种怀乡思亲之情与日俱增。
下面是台湾各界人士，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国民党军政人员所写的诗文的辑录。
《思亲》
“物换星移又岁新，天涯尚有未归人；
卅年游子音尘绝，愁煞高堂父母亲。”
《春望》
“卅年托足老蓬莱，春望无多泪眼开；
生死家书无一字，少陵未识此重哀。”
《梦双亲》
“去国离乡三十年，飘萍身世有谁怜？
双亲昨夜同入梦，寸草春晖思悄然。”
《倚栏感作》
“南望家千里，天涯岁月更；
草从愁里长，霜从鬓边生。
鸟失云中影，蝉传树外声。
倚栏思骨肉，无限故乡情。”
《空言》
“空言有泪不轻弹，楚客伤春倚曲栏；
天际思家归未得，闲中红豆忍相看。”
《春归》
“春归何处杳如烟，怅许春心托杜鹃；
莫怪杜鹃啼泣血，如归不去葬无田。”
有一位作者在一篇题为《乡愁》的文章中写道：
“离开家乡三十年了，无时无刻不想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在台湾每次吃到柿子或柿饼，都依稀象是由慈母手中接过从屋后用竹杆夹下一颗经霜打后的柿子一样，不觉中眼泪淌到唇边。”
另一篇题为《怀乡》的文章写道：
“拉长的思念之网日夜在脑海中泛映着和翻搅着，几乎是一种饥渴和疯狂。
多年来，向往着华山道上的攀登踪影，向往着庐山雪松的意趣，向往着神州平原的故居和乡人，何时再能亲近他们的容颜，重返童年田园生活的温梦，一切都在饥渴的盼待之中。”

民主和法制是实现四化的政治保证
“童怀周”小组成员学习三中全会公报后向记者谈话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成员汪文风、李先辉、白晓朗三位教师，向本社记者说：
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要加强民主与法制，“真是太好了！”
白晓朗说，民主和法制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保证。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
林彪、陈伯达、
“四人帮”这伙人就是利用我国过去民主少而又没有法律保证这一点，疯狂迫害老干部，迫害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任何人。
所以公报讲民主要用法制来保护，太好了。
没有法制不行。
法律应有尊严，不能随便哪个人一说就废了；
应该大家通过，大家遵守。
李先辉说，听了公报，很激动。
这是多少人的血泪换来的，有彭德怀、贺龙、陈毅、陶铸等许多老干部的，有天安门事件中广大人民的，这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结晶。
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法律要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过去也批判“刑不上大夫”，可是对某些有权势而又任意践踏民主的人却不能提。
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问题，真能这样实行，就太好了。
我们坚信有了宪法规定，有了检察机关和司法机构，特别是有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党法党规、宪法和法律会受到尊重的。
法律必须独立，不能高兴时就用，不高兴时就一脚踢开。
只有大家都遵守，法律才能有效力。
谁要违反，我们就起来和他作斗争，贡献我们的力量，不怕受打击、受迫害。
他说，四个现代化是人民的愿望。
怎样才能实现？
首先要解放思想，要讲民主，讲科学。
广泛实行民主就为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四个现代化需要安定团结，实现安定团结要有法制，这是紧密相关的。
民主不多的地方，科学肯定不会发达；
而民主生活也会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而活跃起来，这是相辅相成的。
汪文风说，民主，最早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提出来的。
后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赋予了民主以新的内容，这就是人民民主，就是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所有在人民范围内的人当家做主。
林彪、“四人帮”一伙踢开人民民主，把人民不当回事，把人民的一些代表也不当回事，譬如不少元帅、将军、部长、老干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就彻底践踏了人民民主和人民的权利。
汪文风说，法制和民主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只有人民有了民主，才能保证法律制度正确地贯彻执行；
法律制度贯彻执行得好，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林彪、“四人帮”一伙说把公检法打烂就打烂，说把部长抓起来就抓起来。
他们搞的完全是封建法西斯专政，是反革命的独裁专政。
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动手出力。
这就要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力，使人民感到确实是当家做主了。
真正要人民当家做主，党内首先要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民主发扬了，人民才会心情舒畅；
人民心情舒畅了，才能发挥出积极性，生产才能上去。
他说，实行民主和法制，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从实际出发。
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人。
坚持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弄清事实，尊重事实。
汪文风、李先辉、白晓朗三同志说，我们十六人组成“童怀周”编辑小组，是为了搜集整理编印天安门革命诗词，为子孙后代做点有益的工作。
现在，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天安门诗抄》已正式出版，我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
我们准备研究一下，除特殊的重大活动外，以后对一般的活动，就不一定用“童怀周”的名义参加了。
他们表示，在新长征中，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加强民主与法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清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
辽宁发展八百多名知识分子新党员
据新华社沈阳电辽宁省去年以来先后吸收了八百二十五名优秀的知识分子入党。
中共辽宁省委对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非常重视，去年06月曾专门召开座谈会，交流各地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各单位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这次会议以后，许多基层党组织都结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
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中，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比较多。
根据这种情况，各单位在发展知识分子新党员的过程中，注意清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不久前入党的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师昌绪，就是一个例子。
师昌绪出身于地主家庭，1955年怀着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从国外回到祖国。
二十多年来，他热心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在高温合金、合金钢、高温强度等科研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成为我国一位著名的研究金属的专家。
他刻苦钻研，努力工作，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1959年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知识分子被看作“臭老九”，师昌绪虽然具备了党员条件，也没有被吸收到党内来。
粉碎了“四人帮”，党组织对师昌绪的入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根据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一贯政策，去年06月正式批准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王炳南会长宴请
哈菲兹主席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
哈菲兹先生是我国人民的老朋友。
多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孟中友好事业。
他曾在孟加拉国建国后第1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
哈菲兹先生现在任孟加拉国政府内阁成员、土地管理和土改部长。
昨天，哈菲兹先生又率领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使中国主人感到非常高兴。
王炳南会长在祝酒时热情赞扬哈菲兹先生和孟中友协的其他朋友为增进中孟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哈菲兹先生在致答词时指出，孟中友协将继续高举孟中友好的旗帜，孟中友好决不会受变化不定的国际局势的影响。
宴会上，中孟两国朋友还互贺新年。
我国农林部长杨立功，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出席宴会作陪。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亲切的回忆
——祝贺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路易·艾黎
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式实现，使我感到分外的欣喜。
这是许多善良的美国人长期为之奋斗的事情。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同那些把中国的事业当作自己事业的美国朋友，有着密切的交往。
我首先想到的是三十年代的两个年青的美国人：
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经过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代表安排了行程之后，斯诺漫游西北黄土高原，终于找到了红军，并把红军作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介绍给全世界人民。
马海德参加了医疗工作，并跟随部队到甘肃，同长征的后续部队汇合，跋山涉水到达延安，就这样跟红军一起共同生活了整整四十年。
我也想到伊万斯·卡尔逊，他在抗战初期的一九三七——1938年到八路军处作了一次执行任务的旅行之后，就把八路军看作是他的未来的榜样。
我同样想到普艾达，他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1978年九十岁了。
他曾回到美国开展工作，为在中国的非沦陷区建立小型合作工业的“工合运动”提供财政支援。
他的活动在美国著名人士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兴趣。
我又回想到中国革命的早期岁月，那时，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斯诺以及其他一些人著书撰文，有力地、卓有成效地支持了中国。
今天，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的骨灰，和其他革命者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为中国尽了力的史迪威将军，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
当年那些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情有见识，而后遭到迫害的善良的美国人，终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这些人中间的代表就是谢伟思。
每当他重访中国，他常常漫步在王府井大街的人群之间，他的瘦小挺直的身材吸引了周围人们的注目。
还有两位杰出的美国妇女路慕德和耿丽淑，她们随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来到中国，而后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了一生。
她们虽已八十多岁了，然而她们为中国人民服务一直继续到今天。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
记得1931年大水灾之后，我作为救济总署的代表到达汉口从事筑堤工程，有一位美国人给我很大协助，他就是鲁茨主教。
那时，周恩来总理常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1938年间，我在这位主教家里，再次见到了史沫特莱。
现在当人们想到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善良的美国人时，许许多多的名字浮现在眼前，其中有不少人，在艰难的岁月中一直对中国热情友好，而在那种岁月里，要成为中国的一个朋友并不是容易的。
在七十年代早期，深受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四位著名的美国博士和他们的夫人。
萨姆·罗森博士和他的夫人海伦、格雷·戴蒙德博士和他的夫人玛丽，都是改善美中关系事业的有力支持者。
曼利·格兰尼奇夫妇来中国时，周总理曾为来访的和在京的美国人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
曼利·格兰尼奇过去并不是一位旁观者，他曾在一九三六至1937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上海主办《中国之音》，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之音》是当时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
韩丁来中国访问时，周总理又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招待会。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之后，来自美国的旅游者不断增多。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访华的美国人更是大量地增加。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文化艺术团体访问了美国，因而产生了两国人民之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相互了解。
马海德医生经过一次大手术，恢复健康之后，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美国，并向美国各界人士发表演说。
上述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美中两国的相互承认。
世界人民憎恶战争，憎恶由于扩军备战而造成巨大消耗及其造成的威胁。
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事件，对加强和平有着现实的意义，因此，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都为之欢欣。
他们懂得，新帝国主义对那个地区的统治会给那里的人民的独立带来挫折。
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永远为维护和平而奋斗的。
对一切有见识的人来说，美中关系的新阶段会被充分理解为一件真正进步的事情。
在北京，华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庄严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那一天及以后的一天，这次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播放了好几次。
记者招待会之后，电视还播放了同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的访问谈话。
这次谈话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王炳南在担任驻波兰大使时，曾是同美国的唯一官方联系人。
对于中美建交的消息，中国人民是非常高兴的。
当消息宣布以后，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微笑。
确实，一个新的阶段已经来临，它带来了和平与美中两国良好关系的前景。
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朱育莲绘
全世界独立的国家迄今为止共一百五十六个。
第2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共八十五个，其中亚洲二十三个，非洲四十六个，拉丁美洲八个，欧洲一个，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七个。
目前联合国会员国共一百五十二个（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其中亚洲三十六个，非洲五十个，拉丁美洲二十八个，欧洲二十九个，北美洲两个，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七个。
目前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共有一百一十七个国家。
这一百一十七个国家按地区分布来说，亚洲二十八个，非洲四十三个，拉丁美洲十二个，欧洲二十七个，北美洲两个，大洋洲五个。
截至1978年09月底止，我国已同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包括同七十多个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或议定书。

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
朱育莲绘
全世界独立的国家迄今为止共一百五十六个。
第2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共八十五个，其中亚洲二十三个，非洲四十六个，拉丁美洲八个，欧洲一个，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七个。
目前联合国会员国共一百五十二个（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其中亚洲三十六个，非洲五十个，拉丁美洲二十八个，欧洲二十九个，北美洲两个，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七个。
目前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共有一百一十七个国家。
这一百一十七个国家按地区分布来说，亚洲二十八个，非洲四十三个，拉丁美洲十二个，欧洲二十七个，北美洲两个，大洋洲五个。
截至1978年09月底止，我国已同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包括同七十多个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或议定书。

朝罗去年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巨大
据新华社平壤1978年12月30日电1978年，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采掘工业是朝鲜执行第2个七年计划（一九七八——1984年）期间的主攻方向，在今年国家预算的工业建设总投资中，它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安州地区煤矿联合企业、茂山矿山和检德矿山的扩建工程正在加紧进行。
10月下旬，云兴、渭源、仁坪等矿山先后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电力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加强了设备的管理，改进了操作技术，基本上保障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对电力的需要。
从05月底开始到09月09日朝鲜国庆前夕的“百日战斗”期间，整个电力工业部门的生产成绩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
交通运输战线的职工从年初就投入了“运输革命二百天战斗”，他们大力贯彻集中运输的方针，超额百分之三点四完成了货运计划，日平均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万二千多吨。
降仙炼钢联合企业、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等钢铁工厂企业，今年来加强了设备管理，采用了先进技术，降低了原材料和燃料的消耗，提高了生产。
在执行“百日战斗”期间，整个金属工业部门比去年同期的生产成绩增长百分之十七。
今年，朝鲜在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重点工程陆续建成交付使用。
例如安州市郊区新建的清川江大桥、重要化学工业基地烽火化工厂第1阶段工程、平壤地下铁道第3阶段工程、江界市新建的五万锭纺织厂都已相继竣工使用或投入生产。
农业、水产也都取得了好成绩。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8年12月30日电罗马尼亚的工业生产在1978年取得显著成就。
今年是罗马尼亚第6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至1980年）的第3年。
在头三年中，罗马尼亚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原计划指标为百分之十点二，工业产值超过原计划六百亿列伊。
在全国工业生产中占第1位的布加勒斯特市提前三十八天完成了头三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到年底共超产一百三十亿列伊，其中百分之九十七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
今年，罗马尼亚钢铁产量按人口平均达到五百五十公斤，相当于目前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水平。
年产五百万吨钢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在生铁、钢、焦炭和钢材的生产方面居全国第1位。
“向浪费宣战”是罗马尼亚今年为有效地节约电力和原材料而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各工厂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节约制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
布加勒斯特市近三年共节约电三亿三千万度、金属四万二千吨和燃料四十九万吨。
1978年罗马尼亚进一步加强了科研、技术革新和在生产中运用先进工艺和技术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年，全国机器制造部门共试制了二千多种新产品。
罗马尼亚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突出成就。
三年中完成的投资额约为五千二百亿列伊，相当于上个五年计划的总额。
罗马尼亚各经济部门的蓬勃发展使社会产品在这三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九，国民收入增长了近百分之十。
各部门劳动人民的工资在本五年计划内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二，高于罗共十一大原定的指标（百分之二十）。
今年职工平均月工资已达两千列伊（约六点四三列伊合一元人民币），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金日成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全党全民总动员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新转变
新华社平壤01月01日电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刊登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新年贺词。
贺词指出：
“1979年是全党和全体人民总动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造成新的转变的重要的一年。”
贺词说，1978年，朝鲜人民响应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号召，在生产和建设中掀起了高潮，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农村经济部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的农业搞得好。
贺词说：
“今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经济基础，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显著地提高人民生活。”
贺词对各个经济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贺词说：
“今年摆在农业部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实行科学种田，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
贺词说：
“今年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要具体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计划，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运动，把我国的经济全局建立在新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贺词要求领导干部要勇敢地克服困难，安排和组织好生产，并要经常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贺词说：
“领导干部要想圆满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提高政治和经济业务水平。”
贺词说：
“为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是全体朝鲜人民神圣的民族义务。
今年，南北朝鲜全体人民和所有的海外同胞，要在民族大团结的原则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粉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为实现祖国统一而进行更加有力的斗争。”
贺词说：
“今年，我们要继续遵照我党一贯的对外政策，为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结盟国家人民和第3世界国家人民以及世界一切国家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而积极斗争。”
金日成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号召全体党员和人民一致动员起来，胜利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齐奥塞斯库同志发表新年献词
把经济和社会活动提到更高水平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1月01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01月01日在罗马尼亚电视台向全国人民发表新年献词时说，1979年将标志着罗马尼亚沿着文明和进步道路不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年的中心任务是把经济和社会活动提到更高的水平，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达到新的更高的质量。
他在谈到1979年的国内工作时指出，罗马尼亚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工人自行领导、企业自我核算的原则，充分利用劳动人民参加领导社会的民主机构，增强劳动人民集体很好地经营社会主义财富的责任感；
将坚决贯彻进一步完善社会和国家领导，完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各项措施；
在完成物质生产指标的同时，全面实现提高人民福利的纲领；
加强国防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全体人民时刻准备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和祖国的独立与主权。
他指出，新的一年中将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2次代表大会，将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
齐奥塞斯库在谈到对外政策时重申，罗马尼亚在新的一年中，将一如既往，把完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每个民族有权主宰自己命运、不干涉内政、互利、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等原则作为自己国际关系的基础。
罗马尼亚将为在世界生活中实现这些原则而奋斗。
在这以前，他向罗马尼亚青少年代表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1978年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伊朗国王接受爱资哈里首相辞职
英刊揭露苏联在同伊朗接壤的地区进行军事戒备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德黑兰消息：
据伊朗国家电台广播，伊朗国王巴列维已接受爱资哈里首相辞职。
爱资哈里首相是昨天向巴列维国王正式提出辞呈的。
这位伊朗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自从去年11月06日组成军政府的五十多天以来，一直未能稳定住动乱的局面。
广播说，巴列维国王在接受爱资哈里首相辞职的同时，要求他的内阁继续掌管政府的事务，直到成立起新的政府。
在这之前，国王已指定民族阵线领导人之一、六十三岁的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组织新政府。
巴赫蒂亚尔曾在12月30日宣布，他的新政府将在六天内组成。
近数月来，伊朗局势动荡不安。
去年12月18日以来，形势更趋恶化。
罢工浪潮席卷全国，石油产量直线下降，致使这个世界第2大石油输出国的国内所需燃料也要实行配给。
今冬取暖用的石油、汽油和煤油都缺乏。
国家的正常生活和商业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状态。
德黑兰和其他十几个城市继续发生示威和冲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冲突中又约有数百人伤亡。
为解决政治危机，最近国王曾几次同反对派领袖和政界人士会谈，以便组成文官内阁来代替军政府。
宗教领袖霍梅尼和民族阵线领袖桑加比表示反对，要求国王交出权力。
12月30日，伊朗国家电台和波斯通讯社曾宣布巴列维国王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国进行治疗和休息”。
但是就在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国王的一位助手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国王没有立即离开德黑兰的计划。
国王将留在这里照管国家。
要是新的文职政府能成功地宣誓就职和这个国家的形势有好转的话，国王可能要到国外度假。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伊朗政局日益动荡的时候，苏联加紧了关于反对伊朗国王的宣传，从而引起美国官员进一步不安。
据英国《经济学家》驻苏记者昨天报道，苏联已在同伊朗接壤的地区进行军事戒备。
苏联人士扬言，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朗登陆，苏联军队也将开进伊朗。

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朝鲜朝中友好合作农场时，参观朝鲜生产的农业机械。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组访问民主柬埔寨东部前线边江橡胶种植园，受到工人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孙忠靖摄
日本神奈川县大和市热心学习中文的青少年们，去年10月为庆祝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用中文演唱《幸福之歌》。
新华社稿
中国气象代表团去年03月访问埃及时，两国气象工作者交流经验。
新华社记者刘六塘摄
中国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应邀参加去年04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分析会议之后，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作关于函数值分布论的学术报告。
陆运祥摄（新华社稿）
中国南京儿童友好访问演出团1978年07月到罗马尼亚访问演出，与罗马尼亚少年儿童结下了深厚友谊。
李秀环摄（新华社稿）
中泰两国运动员在第8届亚运会上结下了深厚友谊，她们分别时彼此签名留念。
郑震孙摄（新华社稿）
去年05月，中国友好访问团访问铁托总统旧居。
美国钢琴家哈登夫人抗日战争期间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早年曾同周小燕一起参加过演出活动。
图为中国艺术团去年07月访美期间，她和哈登先生同周小燕、中国钢琴家刘诗昆合影。
新华社记者夏兆龙摄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年03月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李兆乾摄（新华社稿）

日本军事评论家和国际泛欧联盟主席发表谈话和文章
必须进一步开展反对苏联霸权的斗争
新华社东京1978年12月28日电日本军事评论家管野博最近向中国记者发表谈话，分析亚洲形势，揭露苏联的军事企图，强调今后必须进一步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管野说，目前，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严密地注视着以印度支那为重点的东南亚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势的发展。
他说，这两个地区都正在出现非常紧张的状况，我们尤其必须注目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越南等国签订了名为“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是军事同盟的条约。
这些军事同盟条约同印度支那乃至东南亚的形势，以及中东、北非的形势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的。
管野在分析中东的形势时说，苏联正企图利用伊朗的混乱局势，“它在伊苏边境部署了大量的部队”，并正在伊朗进行颠覆活动。
管野在分析印度支那半岛的形势时指出：
“苏联不断把武器运进越南，支援它侵略柬埔寨的战争。
据西方人士的报道，越南在中越边境附近已建立了雷达基地；
在河内附近修建了两座导弹基地和一座供米格23型战斗机起降的飞机场；
现正在海防附近的岛屿上修建苏联的海军基地。
苏联还正企图把美国当年曾经使用过的金兰湾，作为它的海军基地。”
管野说：
“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推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种做法难以取得迅速进展。
因为东南亚国家对越南是抱有警惕的。”
他说，苏联“今后增强在越南的港湾基地，使之具备补给能力，就会使苏联海、空军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
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于苏联控制这个极为重要的据点更是感到不安。”
管野说：
“日本正严重地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
“一旦发生了战争状态，日本的海上航线立即会失去安全。”
管野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日本人民“必须同中国人民紧密地携起手来，坚持进行反霸斗争。
这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
他说，日本有些人通过“经济合作”、“技术合作”，向苏联提供八万吨的浮动船坞、协助修建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等来绥靖苏联，这些活动都是在军事上助长苏联军事力量的。
我们必须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新华社维也纳1978年12月31日电国际泛欧联盟主席奥托·哈布斯堡最近在奥地利《新闻报》上著文指出，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面前，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给欧洲人带来安全和政治地位。
哈布斯堡在文章中指出，某些人高喊“缓和”、“裁军”，只不过是人为地制造一种气氛，似乎人们“生活在和平的世界之中”。
文章说，那些所谓的裁军会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内，都不过是在进行欺骗。
文章在列举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地区进行的侵略行径之后指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是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
文章最后说，对当前发生的一切事件，欧洲必须有自己的见解。
一体化使欧洲富有，政治落后则导向软弱。
历史告诉我们，既富有又软弱，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欧美国家劝告工作人员家属离伊
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昨天报道，由于伊朗政局更加动荡，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共同市场国家都劝告它们在伊朗工作的公民的家属离开这个国家。
报道说，这些国家驻伊朗的大使们举行了一次会议。
会后各个使馆分别发表声明，劝告工作人员的家属回国，除非是非留在这个国家不可的人。
但是，这些使馆都强调，这不是撤侨，是自愿行动，每个人需要自己拿主意。
据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母亲和其他一些王室成员已乘专机离开德黑兰到达美国。

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横扫西北欧
最低气温降到零下五十多度，造成很大损失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1日电在1978年底，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横扫欧洲的西部和北部。
据报道，来自北极的一股摄氏零下五十四度的强大冷空气团去年12月29日南袭，造成了北欧、西欧和苏联西北部等地温度骤然下降，风雪弥漫，海水猛涨，给人们生活造成不小的影响。
莫斯科去年12月30日出现了一百年来最寒冷的年终天气。
这一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四十五度。
31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气温下降到零下五十一度至五十五度。
路透社说，特大严寒“使苏联陷入小冰期状态”。
在连续三十六个小时的大雪之后，整个英国被白雪覆盖，气温下降到十五年来的最低点。
普利茅斯港积雪深达七米，已同外界隔绝。
苏格兰有约三百人在被雪困住的两列火车里过夜，通往英格兰的所有六条高速公路交通被迫中断。
在格拉斯哥，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困在外面无法回家。
伦敦的两个机场因积雪太深而关闭。
在北欧，由于暴风雪的袭击，奥斯陆的气温降到创纪录的摄氏零下四十三度，航空和公路交通已近于瘫痪。
在斯德哥尔摩，有关当局报告有成群的狼由于严寒从瑞典北部基律纳市附近山上跑到附近居民区“避难”。
大风引起的洪水威胁着丹麦波罗的海沿岸，潮水超过正常水位两米。
丹麦的所有铁路、公路和空中交通都已停止。
许多村庄已和外界隔绝。
法国从巴黎到里尔的主要公路已经关闭。
西德北部大雪不停地下了八十个小时。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积雪堆高达三米，许多汽车陷在雪中动弹不得。
西德有些地方风力达到十一级，海啸冲破了堤岸。
弗伦斯堡市大部分被水淹没。
有些地带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
在鲁尔区，三小时内温度就下降了摄氏十度。
有些地方积雪深达五米。
一些沿海岸地区遭到洪水泛滥，交通混乱，火车出轨，船只沉没。
许多小镇供电中断，被暴风雪和海啸封锁。
恶劣的气候给公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造成了几百万（马克）的损失。
这场灾难是西德百年来从未有过的。

自我吹嘘安能欺人？
本报记者述评
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的条约以后，引起了东南亚和世界舆论强烈的关注和不安。
为掩盖条约的军事性质，苏越两国的头面人物和宣传机器一齐出动，或发表演说，或舞文弄墨，竭力进行粉饰。
一个说，苏越条约“将对亚洲和全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
另一个说，条约“将有效地为和平、友好和国际合作事业服务”。
不仅如此，莫斯科和河内还一个劲儿吹嘘：
苏越条约受到了“全世界进步公众”的“热烈欢迎”。
然而，把苏联和越南宣布的“热烈欢迎”者的名单拿来一看，原来大都是苏联那个“大家庭”里的成员。
在霸权主义者看来，“大家庭”就是全世界。
按他们的野心来说，全世界将来当然都要成为他们的“大家庭”。
但是这毕竟只是梦想而不是现实。
所以，把“大家庭”吹嘘为全世界，不过是一种望梅止渴的自我安慰而已。
苏越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是“为和平服务”的条约呢，还是为霸权主义服务的军事勾结？
是受到全世界“热烈欢迎”的呢，还是遭到全世界的普遍谴责和憎恶？
在这些问题上，世界舆论已经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公正的分析。
苏越条约一出笼，亚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报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苏越两国为建立世界霸权和地区霸权的共同需要而结成的“军事同盟”。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这个条约“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其强烈的军事色彩的同盟性质”。
西柏林《每日镜报》指出，“河内想用苏联的援助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
苏越条约的签订是为了使越南能放手侵略柬埔寨，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印支联邦”的计划。
斯里兰卡一位进步人士指出，“苏越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越南颠覆柬埔寨的野心。”
泰国《泰商日报》指出，苏越条约墨迹未干，“立即传来了中越及柬越边境的紧张消息。
越南在那里的军事部署使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整个地区跟着紧张起来。”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说，苏联和越南签订条约，就是“叫河内动手在行将到来的旱季中发动全力进攻”，推翻柬埔寨政府，“在金边建立一个同情越南的政权”。
各国舆论进一步指出，苏越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在亚洲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苏联急于把越南作为它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的“桥头堡”。
泰国《泰商日报》指出，苏越条约的签订，说明“越南已变成苏联安放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卒子”。
《印度教徒报》说，越南通过这个条约，“把自己同苏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每日新闻》说，“越南象在非洲的古巴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已被置于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的地位”，起到苏联接近东盟的“尖兵”作用。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说，苏越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东南亚有个更稳固的立足点，要做什么可就方便多了”。
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指出，苏越条约“将加强克里姆林宫在东南亚的影响。”
苏越条约给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的威胁，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严重不安。
泰国《联合日报》指出，由于苏越条约的签订，“东南亚局势的新特点在于出现了区域霸权主义——越南。
它在苏联的指使下将把东南亚和亚洲弄得不安宁，这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这家报纸还指出，目前苏越已经对柬埔寨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了，
“如果他们在柬埔寨得逞，东南亚将是下一步目标”。
日本《记者同盟》的文章说，“苏越条约是在亚洲新埋下的地雷。
如果柬埔寨被吞并的话，正如波尔布特总理所预言的，东南亚将会面临苏联、越南的扩张和控制的危险”。
世界舆论指出，苏越条约也是苏联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步骤。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说，苏越条约是“作为实现‘亚安体系’的一个步骤，就是由越南吞并柬埔寨，建立以越南为盟主的‘印度支那联邦’，进而建立一个所谓‘东南亚和平、独立、中立区’，然后把它纳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内”。
法国《世界报》在评论苏越条约时指出，“看来很明显的是，这是苏联的缔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老主张”。
国际舆论对苏越条约的揭露和谴责表明，苏联和越南两国为这个条约进行的辩解是徒劳的，它们自吹自擂的所谓受到“全世界进步公众”的“热烈欢迎”，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如果这样不敢正视现实而把自己的吹嘘强加于全世界，就叫做“进步”，那“进步”与“反动”之分，就只是脸皮厚薄的问题了。
事实证明，苏联和越南的无聊的自我吹嘘，欺骗不了任何人，因而也改变不了它们由于妄图称霸而在全世界所处的极端孤立的地位。

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比塔特召集军官会议
新华社阿尔及尔01月01日电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报道，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的军官们表示，他们毫不动摇地信守宪法的合法性和严格执行宪法的规定，遵守国家宪章，坚决保持革命的连续性和保卫革命成果。
他们是在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拉巴·比塔特昨天在国防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这样表示的。
这次会议有国防部秘书长、各军区领导人、各军事机构负责人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
比塔特是在去年12月27日前总统兼国防部部长布迈丁逝世后担任临时总统的。
这次会议是他担任临时总统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军队领导人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