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农民利益　搞好年终分配
莱西县等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体现了三中全会公报精神
新华社编者按　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调动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业迅速发展，关系极大。
以下几个单位今年进行年终分配的作法，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精神。
他们搞好年终分配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些单位的基本经验，就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发扬民主，打破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精神枷锁，坚决取消过去那些在分配方面的不合理规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怕社员富裕，关心社员物质利益。
他们这样做了，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取消不合理规定增加社员的收入
中共山东省莱西县县委最近作出决定，取消前几年在年终分配中“要把农村社员的全年分配限制在一百五十元钱之内”的不合理规定，使全县增产的社队做到增产增收，社员多劳多得，受到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莱西县的农业收入和社员分配水平很不平衡。
县委一度认为，如果不对富队加以限制，势必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县委规定富队每个社员的全年收入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
这项规定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莱西县委认识到限制社员收入分配的作法，是受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
他们说：
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只能用帮助穷队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决不能限制富队增加收入。
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前提下，不应以任何借口限制社员的收入。
县委知错就改，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宣布取消这一错误规定。
莱西县委的新的决定，使原来一些富裕队又在开始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新门路。
一些收入较低的社、队也受到了鼓舞，决心加快前进的步伐，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地增加社员的收入，赶上或超过先进队。
提高贡献大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标准
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公社在今年口粮分配中，克服平均主义，适当提高粮食产量高、贡献大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标准，受到干部和社员的欢迎。
今年，兴隆公社农业获得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全公社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
兴隆公社党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纠正口粮分配上一律拉平的做法，实行多产多吃，让社员从丰收中得到较多的物质利益，更好地调动社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公社党委做出决定，全公社以四百八十斤为社员口粮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粮食平均亩产超《纲要》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定为五百斤；
过“黄河”的生产队，定为五百五十斤；
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六百斤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定为六百斤。
对这一决定，干部和社员普遍感到满意，积极性高涨，决心继续努力，争取明年更大丰收。
发扬民主，年终分配搞得又快又好
江苏省赣榆县门河公社三庙大队充分发扬民主，今年年终分配搞得又快又好。
11月29日，这个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分配结果，社员平均每人分现金一百零四元五角，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分口粮五百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五十五斤，社员们喜气洋洋地当场领取了用红纸包着的现金。
今年三庙大队在同严重干旱斗争中夺得了丰收。
大队党支部认为，要使群众积极性持久下去，一定要搞好分配，而要搞好分配，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分配工作一开始，这个大队就由社员选出代表，同财务队长、会计、贫协组长一起组成分配领导小组，清理工分、帐目，张榜公布，同时提出初步分配方案，交社员讨论。
粮食分配是分配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个大队粮食总产量超过计划五万斤，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卖超产粮多少，留储备粮多少，社员吃粮多少，统统由社员讨论决定。
第2生产队开始提出每人平均分口粮五百二十斤，留储备粮八千五百斤。
交给社员讨论时，大家建议，队里的储备粮已经不少了，应把这笔粮食作为发展养猪的奖励粮。
生产队采纳了群众的意见。
分配兑现三天之后，全队就买进了二十头小猪。
今年年初，这个大队制定了出勤奖和超产奖的制度。
在年终分配中，社员们对照规定，认真地进行了评议。
全大队有三十个社员因超额完成投工任务得了奖，还有一百六十七个社员得了超产奖。
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也有十四人得奖。
抓好认真执行政策的典型
安徽省天长县各级党组织通过抓典型，认真抓好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工作。
天长县今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但是由于全县干部带领广大社员同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夺得了今年农业丰收，粮食、棉花总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中共天长县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抓好典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今年的年终分配工作搞好。
县委就如何搞好今年的年终分配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召开了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就今年分配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县委和各区、公社党委都选择了今年农业上增产、平产、减产等各种类型的大队、生产队，搞了年终分配的试点。
这些试点单位进行了“三清”（清工分、清帐目、清物资），民主制订分配方案，评模发奖、召开分配兑现大会等工作，使各级领导手中有了典型经验。
目前，这些典型经验正在推广，全县的年终分配工作正在有计划地进行。
天长县今年由于抗旱开支经费较大，还有少数社、队不同程度地减了产，这是今年年终分配工作中的新问题。
天长县委强调各地一定要发动群众，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凡是增产的社队，都要力求做到使社员们在增产之年增加收入。
少数因灾减产的社、队，也要通过抓收入和少提或不提留公共积累以及暂缓归还国家贷款等办法，使社员们不减少或少减少收入。
在粮食分配上，县委要求各地一定不要购过头粮。
各地要积极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超购任务，认真安排好社员口粮和牲畜饲料粮。

准确打击敌人　切实保护人民
参加第7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代表，学习全会公报提出的民主与法制问题，决心努力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使参加第7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大家进一步懂得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深感作为专门执行法律检察任务的检察机关，对于健全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早日实现负有重要的职责。
下面是一些代表在一个座谈会上围绕民主与法制问题的发言：
检察机关要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
张苏（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公报》指出了检察机关如何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展工作，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大增强我们做好检察工作的信心。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我们办理案件，应该象《公报》指出的那样“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反对凭“长官意志”办事。
我们要按照《公报》指出的“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个原则办事。
对于犯法者，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要以法律为准绳给以惩处，坚决反对任何特权。
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流毒很深很广，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违法乱纪的情况仍然很严重。
人民检察机关要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
广大检察干部要有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革命精神，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
检察工作做得好，就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四化早日实现。
何茜（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处长）：
《公报》指出，必须永远废止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这说出了我们广大干部的心里话。
这对于发扬民主是一个有力的保证，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专案审查”，打击、诬陷干部，制造冤案、假案。
《公报》指出，专案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
我前几年在北京市法院工作，就曾经接触到这样的案子：
既不准法院的办案人看案卷，也不准提审犯人，只是照着上面转来的专案组的结案材料写判决书，连刑期也是专案组织事先定好的，实际上只是在法院办一个手续。
这样做的结果，既剥夺了司法机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审判权，又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和上诉权。
专案组织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这是对法制的践踏，哪里还谈得上法制的极大权威和司法、检察机关的应有的独立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除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也有利于健全法制。
人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有法律来保障马纯一（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社会主义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群众有了民主权利，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敢于讲话，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群众中迸发出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人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有法律来保障。
有了法，群众知道怎样做是违法的，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自觉地同违法者作斗争。
人民检察机关是检察法律执行的专门机关，对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负有重要的职责。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使人民群众在这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能够甩开膀子大干四个现代化。
郑士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法制健全与否，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直接关系。
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的结果，是坏人神气，好人受气。
他们“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江苏已经复查的大量政治案件中，冤案、假案、错案就占百分之四十几。
群众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积极性了。
我省射阳县新坍公社新潮九队，旱谷亩产一吨粮，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先进典型，但这个队的先进经验在本县不能推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射阳县的冤案、假案、错案多，复查工作进展迟缓，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群众心情不舒畅，怎么会有劲头去学别人的高产经验呢？
为了促进安定团结，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检察机关必须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准确地打击敌人，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洪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公报》提出把立法工作摆到重要议程上来，这的确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法律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法是不行的。
回忆解放初期，我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等法令，使土改运动、镇反肃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有法可依，开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的法制是不健全的。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法制，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云南，仅他们制造的一个大假案，就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不少人被投入监牢甚至被残害致死。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集中力量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为了完成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从各方面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群众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要有法律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
作为检察机关的干部，我们也迫切希望有更详尽的法律如刑法、诉讼法等作为准绳，以便更准确地打击敌人，保护人民，防止错案。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立法工作要加速进行。
保证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哈生别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公报》指出，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是不能讲法律的，谁强调按法律办事，谁就是“以法抗党”，而他们就是党的化身。
在这种反动思想毒害下，有人错误地认为，在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法律只能管一部分人而不能管另一部分人，好象一部分人享有特权是应该的；
违法乱纪行为也随之发生。
检察机关是执法机关，对法律负有检察和监督的职能，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特权和歧视。
一个人不管他地位多高、资历多长、功劳多大，如果他犯了罪，就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依法惩处，而决不能让他超越于法律之外。
郭庆枫（大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公报》提出，检察干部要做到“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
“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干部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1位，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患得患失，怕担个人风险。
我们要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学习王铁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斗争精神，谁不依法办事，就同谁斗，为了忠于法律，不惜以身殉职。
我们还应当执法学法，执法守法，当懂法的内行，作遵法的模范。

政协常务委员举行座谈热烈响应三中全会号召
努力实现四化建设伟大祖国
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表示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今天上午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到会委员一致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
全会在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杨静仁、钟惠澜、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孙起孟、程思远、朱蕴山、胡子昂、蔡啸、荣毅仁、季方、胡厥文、孙承佩、孙晓村、胡子婴、许德珩、包尔汉等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们热烈响应全会的号召，表示要为实现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蕴山副主席说，全会所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它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我表示热烈拥护。
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解放思想，群策群力，为在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最近中美建交公报重申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祖国的统一是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共同的心愿。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有朝01日看到祖国的统一，在北京或在台湾会见当年的老友。
胡子昂副主席说，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它揭开了我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举国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科学发达，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一句话，大大发展生产力，做到国强民富，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遗愿，是中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他说，我们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最近已在成都、武汉召开了两次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把我们两会的工作活跃起来。
工商界中有不少具有一定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有许多有实践经验的特技人才，还有些人的亲属、朋友在海外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工商业，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一定积极响应全会的号召，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钟惠澜委员在发言中指出，全会公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要在我国实行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全会强调这个问题，深得人心，这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蔡啸委员说，三中全会公报反映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台湾人民如果能读到三中全会公报，也会同我们一样高兴。
常言说，每逢喜事想亲人。
在这欢乐的时刻，我更加想念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全会公报中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
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这是祖国和人民对广大台湾同胞的殷切期望。
我坚信，广大台湾同胞一定不会辜负祖国的这一殷切期望。
祖国统一、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携手前进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程思远委员说，在这学习公报信心满怀，展望前程干劲倍增的时刻，我想对台湾的故旧讲几句话。
历史要发展，人民要前进，祖国要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实践证明，凡代表人民利益者无不胜利，凡违反人民意愿者无不失败。
希望故旧友好们顺应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祖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为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这样，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是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委员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次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更加坚信：
我们的党英明正确，我们可爱的祖国大有希望，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前程似锦。
他说，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希望逃亡在国外的达赖以及其他藏胞们认清形势，赶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各族人民一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新长征，把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建设好，使祖国早日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你们唯一光明的道路。
十几年的经验教训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西藏只有统一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才有灿烂的未来；
西藏人民只有坚决地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幸福的未来；
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走爱国的道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些话我过去也说过，但是体会没有现在这样深刻，因此，我希望达赖和其他人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这些话。
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爱国一家。
如果你们回到祖国来的话，党和人民一定会欢迎的，并会对你们进行妥善安排的，是能各得其所的。
这一点，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
请逃亡在国外的藏胞们要认真想一想，千万不能再错下去呀！
应该回来同我们一起建设我们可爱的家乡——西藏，建设可爱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
《哲学研究》编辑部
经党中央批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本刊这一期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给哲学家李达同志三封信的影印手迹。
这三封信的内容是商讨哲学问题的。
它包括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修改意见，对李达同志的著作的评价和修改意见，以及对哲学普及工作的建议。
此外，显然还应该把通过亲切的和商讨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在理论工作中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看作是这三封信的重要内容。
我们相信，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从这三封信中将会受到许多启发，将会在改进我们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方面，获得很大教益。
一
大家都知道，《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在这两篇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并用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包含于这两篇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四十多年来，成为指导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它的伟大的作用和意义，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并将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得到验证。
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反复指出的那样，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科学总结，《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有自己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到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两篇著作不仅在文字、提法上，甚至在某些原理的概括和表述上，都曾几经修改和补充；
而每一次修改，都使得它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但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从来都不满足于已经达到的研究成果，不认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完整无缺的了。
直至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还曾谈到，他认为应该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改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只是由于实际工作太忙，这个令人神往的愿望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对待自己著作的这种科学态度，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
现在发表的这三封信，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这种科学态度的具体材料。
信中提到，《实践论》和《矛盾论》各有一处要作修改。
一处是关于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评价，信中说：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
另一处是关于一条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问题，信中说：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
‘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
毛泽东同志对待自己著作的科学态度表明：
不但对于具体事件的分析和评价，要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力求准确和符合实际；
而且对于哲学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也应该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地使之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不能违背的。
这话的意思是：
必须遵循普遍原理的精神实质，服从它所反映的客观规律。
而不应该理解为：
经典作家关于某一普遍原理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更动的；
普遍原理不需要再丰富、发展了。
这种理解，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不符合经典作家研究和创作的实际情况。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他们都以对自己著作不断修改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他们自己不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著作，当然也不会同意别人这样去对待他们的著作。
将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就会导致封建社会经学家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其结果只能是使思想僵化，理论停滞，扼杀一切有生气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
它所产生的东西，不过是些充满同义反复、繁琐注释、词句衍绎之类枯燥无味的文章。
这样的东西，既不能掌握群众，也不能指导实践。
要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恢复生气，要使我们的哲学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经学家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学习我们革命导师的榜样，坚持和发扬他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缜密的革命学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在阅读毛泽东同志这三封信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觉到，亲切的和商讨的语气，充盈字里行间，一种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以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跃然纸上。
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读过李达同志的文章，甚至发现了个别文字上的笔误；
对整个作品既有热情的赞扬，又认真地指出其不足之处；
凡有所修改，则出之以商量的口吻；
希望对方去做的事情，则采取建议的方式。
这一切，充分地表现出尊重别人，尊重他人的劳动，尊重人家的意见的平等精神。
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在理论工作中，要平等待人，与人交心，以理服人；
一贯反对摆老资格，摆官架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或以势压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主张要服从真理，绝不提倡盲目地服从权威。
在真理问题上不能搞特权，这就是说，在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在科学问题上，只能以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来衡量，而不能用别的什么来衡量，例如以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或其他东西来衡量。
这才是在理论工作中的平等态度和民主精神。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都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障。
在理论领域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就不会有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当然，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
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制度方面健全起来。
但是，民主原则，民主精神，也应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我们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上。
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打倒“四人帮”之后，理论界已经出现了新局面，学术讨论有所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进行得比较正常，这是学术繁荣的好征兆。
　
但是，这只是好的开端，好的起步，距离达到真正繁荣兴旺的局面还很远。
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尚未肃清，社会主义民主的习惯尚未养成，封建特权观念的烙印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之深，一些人对于正常的批评和争论，总感到不相适应，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理论问题的做法，仍然存在，那种在发生分歧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自以为身居要津，高人一等，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事情，还时有所闻，甚至凭借权力和地位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也不会马上根除。
因此，要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民主作风，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三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是帮助人们实现改造世界这个历史任务的重要手段。
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
在给李达同志的信中，毛泽东同志就一再强调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多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经过广大哲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哲学普及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事实表明，群众在领会和掌握《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方面，已远非解放初期可比了；
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用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会了唯物辩证地对待工作，分析事物，一分为二地解剖自己，评价别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如此的普及，人民群众具有这样高的哲学思想水平，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由于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把哲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搞乱了；
通俗化变成了庸俗化；
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卑劣的实用主义。
由于他们推行的那套形式主义、实用主义货色的影响，大大损害了哲学通俗宣传工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积极性。
广大哲学工作者对此都有深切的感受。
因此，我们在目前的普及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贯彻完整、准确的原则，正确地解释原理，又要正确地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
而科学就要求有准确的概念，系统的论证，并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向前发展。
只有做到完整、准确，才能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只有正确地解释原理又正确地联系实际，才能恢复哲学通俗宣传工作的威信，取得群众的信任，唤起他们学习哲学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启发和引导他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武器。
为了在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做好这项工作，很需要对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便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不辜负毛泽东同志生前对我们的期望。
全国人民正在一心一意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哲学工作者也要以优异的成绩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三封信，更好地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则是我们做好理论工作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证。
（原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毛主席和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　顾迈南
（一）
1969年05月19日，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人员中有地质学家李四光。
人们看到，毛主席俯身凑在李四光的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随后两人一前一后，在代表们面前走过。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和李四光手拉手地走进休息室。
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时候，毛主席这样亲切地对待李四光，使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们很受感动。
事后，李四光激动地对人说，那天毛主席凑到他耳边问的是：
“身体好吗？”
进了休息室，毛主席请李四光在身旁坐下。
那次会见，谈话内容很广泛，涉及天文、地质、天体起源。
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主席说：
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说法。
告别时，毛主席殷切地对李四光说：
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回到家里，这位已经患病、年近八十的科学家，由秘书记录他的口述，日夜赶写了《天文　地质　古生物》文集共七卷，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很早就研究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
1952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李四光，开头就问：
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很感动：
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注意到了地质力学这样一个专门性的概念。
他详细地给毛主席讲了在力的作用下，大地形成的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
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主席对我国的石油资源情况很关心。
1953年的一天，毛主席把当时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周总理和朱德同志也在场。
毛主席问李四光：
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
毛主席说：
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离不开石油。
要是找不到天然石油，我们就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可别耽误了！
李四光谈了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情况，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中国的地质条件很好，问题在于我们的勘察工作要跟上去。
我主张广泛地开展石油普查工作。
毛主席很重视李四光的意见。
1956年05月06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开发我国石油资源的指示。
周总理说：
我们的石油发展很落后，首先是勘察的情况不明。
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
地下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现在需要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和石油科学工作者广泛开展普查勘探工作，先后找到了石油。
毛主席对这项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1964年元旦，毛主席邀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两人坐在一起，边看戏边谈话。
当谈到我国发现石油时，毛主席高兴地说：
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功劳。
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再次表扬了这项成就。
周总理说：
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的理论发现的。
我国其他许多科学家同样很受毛主席的尊重。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在日记中谈到1964年02月06日他和毛主席一次会见的情况：
“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记者按：
即李四光）和钱学森。
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卧室摆满图书……。
与我握手后，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文，我说明这是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上所提的论文……。
毛主席说，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尚有缺点，还应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
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
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大家就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
他又谈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
仲揆谈到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
三点告别。”
竺可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送去了自己写的论文《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一书。
（二）
毛主席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重视科学研究成果，总是号召我们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55年01月上旬，毛主席亲自召开会议，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的发展问题。
地质学家李四光带着铀矿石，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带着测量放射性物质用的仪器来到中南海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我国原子能科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科技界的许多老干部和老科学家认为，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毛主席非常重视那次制定规划的会议，亲自接见到会的科学家，听取他们的汇报。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自然科学的指示，具体领导了制定规划的工作。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几百名科学工作者，开始大家不知道该怎样为我们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后来经过讨论，向产业部门请教了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
周总理说，这还不够，还要加上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作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之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又制定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天文、生物、地学等方面的基础学科规划。
规划制定出来以后，毛主席号召大家要树雄心，立壮志，为迅速实现这个宏伟规划而奋斗。
从那以后，我国科学事业大踏步前进，半导体、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这“五朵金花”也相继开放。
1958年，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捷报频传。
这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参观各个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会。
在一个全身布满黑点的人体模型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介绍说：
“这是针灸穴位和皮肤电位分布的比较。
试验证明，祖国医学上的经络学说还是值得重视的。”
毛主席边听边看说明，就祖国医学的科学性问题对大家说：
这就有了科学了，不能再说没有科学喽！
在参观一个被称为“棘鼻青岛龙”的大恐龙骨骼时，毛主席嘱咐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标本。
在技术科学展览馆，毛主席参观了展出的重量轻、强度高、经济、便于安装的建筑材料后高兴地指出：
如果全国都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参观后，毛主席勉励大家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三）
毛主席密切注意着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和发展，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这些发现和发展。
1955年01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会议上，当钱三强同志谈到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主席指出：
我看不见得。
毛主席说：
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又风趣地说：
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果然，半年以后美国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毛主席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写的一篇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的文章，很感兴趣。
这年的08月24日，他把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还有于光远同志请到家里，专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交谈。
毛主席谈笑风生地说：
世界是无限的。
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
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
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
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
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
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
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有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又说：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
认识总是在发展。
谈话中，毛主席还着重阐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哲理。
他说：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
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中外科学家热烈讨论了毛主席的这一哲学思想，我国的物理学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
到现在，各国科学家已经陆续发现数百种基本粒子，证实了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的正确性。
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7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上，一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建议，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或“部分子”等等这一物质层次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
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指出：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63年又把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毛主席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毛主席答复说：
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
1973年毛主席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杨振宁说：
“毛主席，您把科学实验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是非常重要的。”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主席在世时，对我国科学家的成长和进步极为关怀。
解放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是同毛主席的关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国科学家缅怀伟大导师毛主席，表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科学实验，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尽快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本报有删节）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之一）鹤鸣①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
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②上看到了。
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
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
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03月27日③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
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之二）鹤鸣兄：
09月11日的信收到。
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
爱晚亭④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1卷第2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
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1952年09月17日
（之三）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⑤，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
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
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
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⑥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
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
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4年12月28日①鹤鸣是李达同志的号。
②刊物指《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3卷第6期。
③系1951年03月27日。
④爱晚亭是长沙岳麓山风景之一，1952年修复一新。
李达同志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毛主席应李达同志
之请，亲笔题了“爱晚亭”三字。
⑤指李达同志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两篇论文。
⑥“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见胡适《实验主义》一书。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955年李达同志在汇
编《胡适反动思想批判》一书时，将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用和效果，以及与辩证唯物主义大体同样的名词
都作了比较说明；
对“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也作了明确的批判。
（原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历史研究》第12期简介
本报讯
《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本期发表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林然昌的文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文章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那种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肯定过的都不能变动的主张，实质上是提倡一种蒙昧主义，它直接违反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原则。
认为革命导师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不是宣扬什么怀疑论，而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本期还以《冲破“禁区”百家争鸣》为题，综述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最近在长春联合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情况。
这次会上，主要提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六种不同意见。
丁伟志的《儒学的变迁》探讨了儒学的创建、分化、神学化、哲理化和儒学统治的覆灭等问题。
文章指出，儒学何以能够绵延达二十五个世纪之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第1次致命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林铁钧的《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认为农民军根据当时清兵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采取联明抗清策略，是正确的；
不同意把农民军联明抗清策略说成是投降主义的看法。
黄彦的《太平天国有一个“革命的哲学思想体系”吗？
》，指出太平天国领导者宣扬的宗教神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同意有些作者所说太平天国存在着一个与封建统治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革命哲学思想体系”。
本期还发表了杨小佛的《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沈宗灵的《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香港大学中文系单周尧的《〈“有教无类”古解〉质疑》，马非百的《杜仓相秦考》，陈崇武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究竟是何时提出？
》等。
又《历史学》季刊将于明年第1季度出版，本期刊有创刊启事。

“恐右症”的来历
——驳“‘左’比右好论”
余思
研究医学的人总要探究某一种病症的来历。
本文的题目一定会使得许多搞医学的同志瞠目不知所措。
查遍医学辞典、内外科大全，哪有“恐右症”之说？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疑难病症呢？
是一种稀有的地方病，还是一种新发现的罕见病？
其实它既不稀少，也并非罕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不过，它并不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症，而是一种政治病。
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什么叫“恐右症”？
这种病症有什么特点呢？
打一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说的是一个人被蛇咬了以后，对蛇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害怕心理，以至于看到了井绳，也以为是蛇，惊恐万分。
这可以说是一种“恐蛇症”。
被疯狗咬过的人会得一种“恐水症”，看见水老害怕。
所谓“恐右症”，恐的内容和“恐蛇症”、“恐水症”不同，其为恐则一，都是对某一种事物或者某一种现象产生病态的恐惧心理。
“恐右症”者，老怕犯右的错误、出右的偏差之谓也。
这种病的患者对“右”字特别敏感、特别犯忌，以至于闻“右”色变，达到了病态的地步。
有这种病的人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右倾顽症”，凡事“左”三分，宁“左”毋右，明知“左”得不近情理，也在所不惜。
因此，这种病的特点，是用“左”来堵人的嘴，涂上“左”的保护色，以免授人以右的口实而遭到攻击。
症状已清，按照医家的惯例，就要进一步探究它的病源。
有人说，这种病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的产物，是他们的棍子打出来的。
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确实是这种病症蔓延的一个诱因。
林彪、“四人帮”推行一种假左真右的两面政策，他们提出了一种荒谬的逻辑：
“左”就是革命，越“左”就越革命，最“左”就最革命。
于是，凡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同志，凡是不那么极“左”、跟不上林彪、“四人帮”的“左”的调子的同志，就会一律被林彪、“四人帮”目为右倾，而受到大棒加身、罪及妻孥、祸及亲朋的厄运。
这种情形怎不令人闻右色变、不寒而栗呢？
林彪、“四人帮”对于“恐右症”的流行是不能辞其咎的。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却并不是“恐右症”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之前，这种病症就已经存在了。
大家还记得，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流行着一种说法：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应当反“左”，只应当反右，因为“左”是认识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
“左”对于社会主义并不可怕，而右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唯一险症。
这种理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左’比右好论”吧！
这种“‘左’比右好论”是“恐右症”的主要病源。
由于这种理论，人们对于“左”丧失警惕，甚至故意宁“左”毋右。
因为“左”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左”是要革命的表现，即使有人因“左”而犯了严重错误，也很容易得到谅解，甚至毫不影响使用、升迁。
而右则不同，右之为恶其罪大焉。
一个人一旦犯了右的错误，被加上了右的罪名，就往往一辈子翻不了身。
于是人人恐右，恐右的结果是争“左”，恐右争“左”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这种“‘左’比右好论”有没有什么根据？
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
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已经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右的错误是致命的，而“左”的倾向是无所谓的；
右倾是险症，需要重视，“左”倾是疥癣小疾无足挂齿。
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左”的为害丧失警惕，“左”和右一样，都有可能使我们亡党亡国。
多少年来我们吃足了“左”的苦头，为了这种“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而且横行得那么久，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利用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左”。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最善于进行政治投机。
由于他们看到那种“‘左’比右好论”相当有市场，就接过这个口号并加以大大发展，结果就变成越“左”越革命，最“左”最革命，他们自然是最“左”的，当然也就成了革命的化身。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然而他们是投“左”之机、靠“左”起家的，如果没有“恐右症”，没有“‘左’比右好论”，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就很难畅行无阻。
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自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假左是有区别的。
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左”倾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并且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来为它辩解、开脱了。
有一种论调值得研究，似乎“左”倾顶多只能算机会主义，却不能叫修正主义，而只有右倾才是修正主义。
这是“‘左’比右好论”的一种理论根据。
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成问题的。
先看事实：
谁都知道，托洛茨基长期是以“左”为标榜的，尽管他右得不能再右，以至后来终身与马列主义为敌，与苏联人民为敌，但他仍不失为“左”倾机会主义者。
这种机会主义难道不就是修正主义吗？
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既可以来自右的方面，也可以来自“左”的方面。
我们决不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能命定地来自右的方面，也不能认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算修正主义。
从认识论方面讲，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左”倾机会主义也好，都是使认识和实践相脱节。
凡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认识老是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不敢采取必要的行动，就会出现右。
凡是认识超越了客观条件，跑到客观实际的前面，盲目地采取行动，就会出现“左”。
因此，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从认识论上讲，都根本违反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修正。
我们怎么能说，认识落后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认识超越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呢？
要在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这两种形式中分出好坏，比个高低，是很可笑的。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许多过“左”的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
例如，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仅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始终都是十分尖锐的。
这种观点表面上很“左”，很革命，其实不然。
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果真始终存在而且始终那么尖锐，而不是经过长期的波浪起伏，逐步趋向缓和以至最终趋于消失，那就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
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正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趋于消亡为前提的。
上述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
这难道还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吗？
这些年来，象这一类从“左”的方面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难道还少吗？
总之，“‘左’比右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左”的为害一点也不比右小，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样是修正主义。
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要防止来自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要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特别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赤裸裸的右的口号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识破，而貌似革命的“左”的口号比较能够蛊惑人心，能够迎合某些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的所好，因而往往能够俘虏很多人，为自己赢得不小的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战斗任务。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历史研究》评论员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到处设置“禁区”。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因为是他们用来确定儒法斗争性质的根据，所以也成了“禁区”。
今年10月间，我国历史学界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突破这个“禁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封建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封建制的残余，有待我们去彻底肃清。
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转变为封建社会，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它是学术上一个大问题。
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从殷周人殉问题开始，展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本来应当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可是这次讨论后来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武断专横，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
他们胡说什么古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同志已有定论，不容许继续讨论了。
事实证明完全是他们在用谎言来推行自己的邪说。
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申述这个观点：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
在1949年08月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可见一直到这时，毛泽东同志还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但是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说，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道理。
从赞同西周封建说到赞同郭沫若同志的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
他虽然认为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有道理，但并没有说过，到此已经穷尽真理，不必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了。
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过话，就成为最后的定论，把不同意这个“定论”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末郭沫若同志提出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反对西周封建说，岂不是也要被引伸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么？
这显然是最荒谬不过的逻辑。
同样，毛泽东同志虽然赞同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也不能因之便引伸出，凡不同意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对历史的认识，往往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对已有材料出现新的解释而不能不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
因此，轻率地宣布某一看法为定论，只能妨碍自由讨论，而无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
在艺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的论述可以判断出来，把他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视为“定论”，用作禁止自由讨论的口实，恰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古史分期问题象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各种学派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进行讨论。
有些同志对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或者对另一学派的分期说，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能认为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人意见的不尊重。
郭沫若同志本人曾经多次修改他的分期说，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探索真理终生不倦的精神，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
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
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物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
人生有限，知识无涯，科学工作者能在任何一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总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漫长世代通过如此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本报有删节）

驳“‘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少民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可喜的现象：
各级领导干部努力钻研业务，争当内行。
一些又红又专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富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和农民被选为车间主任和生产队长。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支又红又专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挥员队伍，已经开始成长壮大了。
为了使这个成长壮大过程发展得更快些，有一块绊脚石必须搬开，这就是“四人帮”所创造的一条“规律”：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红旗》杂志1976年第2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条“普遍规律”，当年是他们“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棒，如今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作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按照这个“普遍规律”，领导内行的必须是外行，这才能体现“党的领导”。
倘若领导干部是个内行呢？
“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同上）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
“外行＝党的领导”，
“内行＝走资派”。
根据这个“规律”，军队的领导必须是不会打仗的；
工厂厂长必须是不懂生产的；
科研单位的领导必须是不懂科学的。
反过来说，如果有个单位的领导是内行，那就违反了“普遍规律”，因此必须打倒，换上一个外行。
比如说，让白卷小丑当教育部长，去领导教育工作，这就符合
“普遍规律”了。
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怎样被“四人帮”奉为“普遍规律”，明火执仗，到处推行呢？
这要回顾一下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情况。
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文化很落后。
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我们党内。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的主要精力当然不可能放到科学技术上来。
因此，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都很贫乏。
在进入建设阶段的时候，面临工农业、文教科技等等的新问题，不少同志当时确实是个外行。
但是，这就不能领导各行各业了吗？
不。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能领导。
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
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页）从政治上讲，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尽管我们对某些技术和业务的知识比较贫乏，是外行，但党仍然能够领导。
这种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团结大家，调动各种人材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专长，做好工作。
但是，不懂业务，毕竟是个缺点，不能老是停留在外行的水平上，甚至以不懂为光荣。
因此，毛泽东同志反复教育全党，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各行各业的工作，必须成为内行，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
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同上书第144页）可见，毛泽东同志既肯定了在政治上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又教导我们的干部必须成为内行。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人帮”为了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为了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在外行与内行的问题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割裂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条“普遍规律”来禁锢人们的手脚。
这笔帐至今还没有清算。
其实这条“规律”完全是伪造的。
靠摘引片言只语来唬人，原是“四人帮”的看家本领。
可惜他们“发现”的这个“普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实在找不到一点点“根据”，于是只好含糊其辞地诌出什么“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如何如何。
至于“唯物辩证法”怎样“看”出这么一个普遍规律“来”，那些低能的秀才们没有交代，也无法交代。
因为客观世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规律”，所以唯物辩证法也不可能“看”出这么一个
“规律”来。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虽然找不出“四人帮”用来吓人的那条“普遍规律”，但是，批判这种谬论的东西倒是很多的。
列宁在10月革命胜利以后，反复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并且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说空话的和当官作老爷的共产党员。
列宁说：
“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
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
（《列宁选集》第4卷第475—476页）列宁的话多么深刻！
必须揭穿“四人帮”杜撰的那个“普遍规律”，打碎这个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努力学习，钻研本行业务，变外行为内行。
必须指出的是：
现在，这个“普遍规律”还在束缚一些人的头脑。
更为严重的是：
有少数人仍然拿着这条“规律”在那里霸占着领导的位子，阻碍四个现代化的脚步。
他们自己不懂，不学习，又不听内行的意见，凭仗手中权力瞎指挥。
也有一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拿着这条“规律”作为保护自己乌纱帽的法宝。
管你什么四个现代化，反正我已经住进了“常委楼”、“书记院”，孩子早都安排到了最吃香的所在，何苦去当内行呢？
上级来检查吗？
“‘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群众不满意吗？
“‘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显然，这个“普遍规律”确实是四个现代化路上一块不小的绊脚石。
我们要搬开这块石头，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
如果有谁还要抱住这块石头不放，我们在说服无效之后，就要请他靠边站，不能让他挡住我们的路。

一批西藏古代医学、天文学和民间文学书籍出版
据新华社拉萨12月19日电
西藏正在出版一批有关西藏古代医学、天文学的著作和藏族民间文学作品。
西藏古代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即将出版精装和简装两种藏文版。
这部西藏医学史上的著名古典文献，对人体生理学、病理学理论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药物制作都有论述。
它最早的版本是公元八世纪由宇妥·元丹贡布等九名藏医学家写成的。
《新编藏医学》一书，以藏医基本理论为基础，参考现代医学的有关知识，吸收了多年来临床实践的新经验，展现出藏西医结合给藏医带来的新发展。
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西藏天文历法。
一本藏历，告诉人们一年中的季节区分，以及适合西藏气候的农时节气，预报全年和每个月的天气趋势，帮助农牧民了解这一年应何时播种，有无旱情和水灾，庄稼成熟时有没有霜雹，牧区冬春的风雪是大还是小等情况。
《西藏星算天文学基础知识》就是一本介绍如何运用西藏天文学知识来观测天气的通俗读物。
西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猴鸟的故事》以及藏族民歌集《格桑啦》，受到广大藏汉族读者喜爱。

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对外友协举行电影酒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酒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联络处官员应邀出席。
出席电影酒会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等。
宾主观看了影片《阿诗玛》。

廖承志副委员长
会见舟桥孝夫等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董事舟桥孝夫一行。
会见时，廖承志副委员长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在电子工业方面的合作，并重申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对松下幸之助先生访华的邀请，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等。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董事舟桥孝夫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丰泉摄

我国第1部汉英词典将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解放后我国编写的第1部汉英词典——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写的《汉英词典》，最近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汉英词典》是一部中型语文工具书，共收入汉语条目五万七千多，其中单字条目六千多，多字条目五万一千多。
这些汉语条目以现代汉语为主，也收入一些常见的文言词语、方言词语、成语、谚语，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常用词语。
对这些汉语条目，词典用现代规范的英语进行释义。
英语的释义力求准确、简明，例证力求实用、丰富。
词典的所有英语释文，都力图反映出汉语的语体特点。
这部《汉英词典》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1971年10月开始编写的。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
它的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吴景荣教授。

热烈欢庆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决心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妇联和政协妇女组举行迎新联欢会
邓颖超同志向大家祝贺新年康克清同志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全国妇联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妇女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新联欢会。
首都妇女界知名人士四百多人欢聚一堂，互相祝贺新年，热烈欢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紧紧跟上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邓颖超，全国妇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全国妇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妇女组组长罗琼，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雷洁琼、黄甘英、林丽韫、阿沛·才旦卓嘎，政协全国委员会妇女组副组长李文宜、关瑞梧、蹇先任，出席了联欢会。
联欢会由罗琼同志主持。
康克清同志在会上讲话。
她说，正当我们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
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党中央决定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遗愿，也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和我们广大妇女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康克清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指出这一大好形势的取得是和广大妇女的努力分不开的。
她希望广大妇女继续努力，在新的一年里使自己的思想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破除迷信，打破陈规，不断创新，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并为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贡献。
康克清同志说，为了鼓舞各条战线上妇女的积极性，表彰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妇女，全国妇联明年将在全国范围内表扬“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单位”。
为了引导妇女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宣传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
我们还准备召开全国托幼工作会议，努力解决男女职工的子女入托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精心培育后代。
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雷洁琼，女科学家张树政也在会上发了言。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电影演员于蓝、京剧演员李世济即席表演了文艺节目。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第五幼儿园、北京实验二小、光明幼儿园的学生和小朋友演出了音乐、歌舞节目。
联欢会结束前，邓颖超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祝贺新年。
她说，我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聚会，心情格外愉快。
我经常用“人老心红志坚，革命永向前”要求自己，我愿意把这一志向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同志们，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出席今天联欢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章蕴、常委帅孟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以及首都知名女科学家，女教育工作者，女卫生工作者，科学家的夫人，在京的政协女委员，各界爱国知名人士的夫人，在京的女华侨和侨眷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全国妇联书记、在京常委、执委和北京市妇联的负责人林兰英、王承书、王雪莹、韩幽桐、于立群、王蒂澂、陈汲、王立芬、张宗英、胡子婴、夏之栩、傅学文、何连芝、薛明、郝治平、谢冰心、王人美、杨秋玲、沈性元、林月琴、曹秀清、刘芸生、果素英、张素我、谢雪萍、周盼、林明美、章瑞英、胡德华等。
（附图片）
全国妇联和政协妇女组举行迎新联欢会。
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出席了联欢会。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王新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陈云廖承志胡厥文谷牧康世恩等同志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原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党委委员，第1、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王新元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于1969年05月0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王新元同志追悼会于12月24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胡厥文，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送了花圈。
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政协全国委员会、轻工业部送了花圈。
胡厥文、康世恩、胡子昂等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主持，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致悼词。
悼词说，王新元同志是湖南省长沙县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王新元同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勤奋学习，深入调查研究，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王新元同志生前友好朱学范、张劲夫、沙千里、孙大光、连贯、卢绪章、王芸生、罗叔章、孙晓村、孙起孟、李开信、赵朴初、屈武、曹瑛、韩培信、夏之栩、杜子端、余建亭等，以及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

范长江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方毅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廖承志周建人粟裕沈雁冰宋任穷史良季方等同志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方毅、邓颖超、聂荣臻、廖承志、周建人、粟裕、沈雁冰、季方等同志送了花圈。
方毅、邓颖超、胡耀邦、廖承志、粟裕、宋任穷、史良、季方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主持。
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致悼词。
悼词说，范长江同志生于一九○九年，四川内江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范长江同志是政协第2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范长江同志1970年10月23日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
悼词说，范长江同志在参加革命前就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只身来到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在那里周恩来同志会见了他。
他第1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我党的正确政策。
1937年0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他作了彻夜长谈，向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特别是十年内战的事实经过，透彻地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使他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报道了在陕北的见闻，勇敢地、热情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种种攻击和诬蔑。
抗战初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范长江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的新闻活动。
他积极组织和领导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工作，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在新闻战线上，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向全国人民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积极地配合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当时新华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跟随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全国解放后，他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悼词说，范长江同志不仅是杰出的新闻战士，也是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卓有成就的领导干部之一。
他到科技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后，努力学习原来不熟悉的东西，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协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悼词说，范长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这样的好党员，好同志，竟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被迫害致死。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关怀下，范长江同志的沉冤，得到了昭雪。
我们悼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响应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号召，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范长江同志的生前友好：
朱穆之、李强、张劲夫、罗青长、胡乔木、韩光、吴冷西、钱学森、贝时璋、朱学范、华罗庚、严济慈、沙千里、沈鸿、茅以升、胡绳、楚图南、万毅、王芸生、王炳南、刘瑞龙、孙起孟、孙晓村、李琦、张香山、陈锐霆、夏之栩、徐伯昕、童小鹏、熊复、胡绩伟、安岗、杨西光、于光远、童大林、张承先、何康、张有萱、陆平、钱三强、郁文、穆青、李普、黄家驷、裴丽生、王顺桐、王文达、张维、田夫、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刘澜波、廖梦醒、刘季平、连贯、陈忠经、张友渔、钱俊瑞、黎澍、韩幽桐、陈翰笙、陈翰伯、梅益等。

越南武装人员又入侵我云南广西边境开枪寻衅
我边防战士、民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给予入侵者以应得的惩罚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越南当局最近又多次派遣武装人员侵犯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并且恣意开枪寻衅。
12月23日上午十时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四人各携带冲锋枪一支、匕首一把，在广西宁明县北山地区东路三十一号界碑附近侵入中国境内，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开枪射击。
同时，附近的越南暗堡内的武装人员用机关枪向中国境内发射二十多发子弹。
中国边防战士被迫自卫还击，把越南武装人员驱逐出境。
12月25日上午十时十分，中国民兵在广西东兴县那良公社饭河大队李屋生产队的土地上执行巡逻任务，边界对面的越方武装人员四人突然向中国民兵开枪挑衅。
12月26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同一地段，越南武装人员五人又向中国民兵举枪威胁挑衅。
12月25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越南当局又派出武装人员四人，侵入广西宁明县板烂地区东路五十二号界碑附近的中国领土。
正在当地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和民兵，当即向越南武装人员发出警告，指出他们侵犯中国边境。
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听，反而开枪挑衅。
中国边防战士、民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给予入侵者以应得的惩罚。
由于越南武装人员在云南省河口县一段二十号界碑附近侵入中国领土埋设了地雷，12月25日上午中国民兵触雷，牺牲三人，重伤二人。
越南武装人员乘机从附近的内比寨出动袭击中国民兵，在中国方面被迫自卫还击后撤退。

东南亚和日本报纸关于越南的论述
越南在柬埔寨的假面具
印度尼西亚《战斗报》12月15日发表一篇题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假面具》的社论，摘要如下：
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争端，十一天以前随着自称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出现而加剧了。
亚洲一些政治观察家把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看作是越南为它向柬埔寨地区发动攻势而制造的假面具。
越南军队可以以这个阵线为幌子，随心所欲地向柬埔寨纵深地区发动攻势。
鉴于柬埔寨和越南所在的地区离东南亚国家联盟所在地区相当近，因此如果东盟五个成员国对于那里的事态发展给予关注，那是不足为奇的。
正在泰国访问并同泰国总理江萨会谈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明确地说，他与其支持在柬埔寨刚成立的解放阵线，不如支持柬埔寨政权。
曼谷外交人士认为李光耀总理的谈话起码同东道主江萨总理的态度相吻合。
我们想通过此论坛希望柬埔寨同越南的争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这个争端如果发展到成为新的战争，它将严重影响保持到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的稳定。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范文同总理自己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曾多次提到——理应认真地予以恪守。
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反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其内政受到别国的干涉。
这个原则是保持良好关系与和平的关键之一。
此外，我们也想申明，我们仍然坚持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而不论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如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始终把我们的民族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越南：
国家建设发生动摇
日本《朝日新闻》最近刊登该报驻曼谷特派记者小川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越南：
国家建设发生动摇》，摘要如下：
据驻曼谷的联合国组织最近推测表明，在九、10月份遭到洪水袭击的越南，损失的粮食相当于起初估计的两倍，达三百万吨。
为此，该国已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粮食危机，“即使饿死人，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
据这一组织估算，今年缺粮将达四百五十万吨。
据外交人士透露，在受灾严重的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在每人每月配给的九公斤粮食中，仅有一公斤大米，有的地区连大米的配给也停止了。
大米的黑市价格高达政府收购价格的二十倍，农民隐藏大米的行为也非常严重。
为此，最近政府开始采取了强迫缴出大米的措施。
但听说也出现了农民进行抵抗的行动。
工业也严重地陷入停滞状态。
今年的增长目标原定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但由于原料等的进口受到限制，专家中也有人认为，“如果河内算出准确数字的话，可以肯定是一位数”。
占第2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一半的外国援助也是低调的。
据世界银行人士计算，关键性的苏联援助每年实际只给原定计划的十分之三。
由于同中国和柬埔寨的争端，越南今年加强了军队。
可是，对于军队必须优先确保粮食。
曾被作为重建经济的尖兵的军队现在却全都拿起了枪杆，这也是其痛苦之处。
在越南内部，计划失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下述几个：
曾期待能成为农业社会主义化关键的新经济区的建设迟迟没有进展，由于重视重工业而使安定民生、振兴农业的动力——轻工业停滞不前，等等。
越南统一后不久，范文同总理曾说，“要让每个家庭都有电冰箱”。
但越南面对“就连肥皂也缺乏，在胡志明市，黑市和摊贩已大量出现。
贪污和配给品走后门之风盛行”的现实，不仅仅是经济，就是依靠经济基础的建设国家的理想也在大大发生动摇。
我们能够相信越南吗？
泰国《曼谷邮报》12月16日发表了题为《我们能够相信越南吗？
》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日内瓦，越南大使武文充说，难民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离开越南得到官方鼓励的消息是不确实的。
另外，越南副总理阮维桢在访问曼谷时承认有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的集团利用远洋轮船帮助越南难民外逃。
他也否认越南政府蓄意把它的人民赶出越南。
我们应该权衡一下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搞清楚哪种说法真实。
难民们说，他们在被迫卖掉自己的财物后才得以离开越南，并说是官方的船只把他们乘的船拖到外海的。
越南的这位副总理则说，有一帮诈骗分子在帮助难民外逃。
由此看来，难民的说法和官员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是远洋轮船把难民乘的船只拖到公海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远洋船只是官方的还是诈骗分子的。
在象越南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伙诈骗分子，当局肯定是会知道的，而且是会设法消灭的，除非它不想这样干。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伙诈骗分子，越南当局知道而又允许他们继续活动，那么，就可以说越南官员在宽容这种活动。
越南用这种做法把难民问题转嫁给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外逃难民的必经的地方。
我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承担向难民提供膳宿的负担。

久拉诺维奇主席谈经济成就和存在问题
明年工作重点放在稳定经济上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26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今天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谈到南斯拉夫1978年的经济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他说：
南斯拉夫“今年工业生产增长将近百分之九，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以上，就业率增长百分之四，对经济部门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增长百分之十一，职工的实际个人收入约增长百分之六，国际收支逆差比1977年有所减少，经济部门的亏损额也有所减少。”
他说：
“今年由于气候条件不利，农业生产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除玉米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商品储备仍然能满足我国居民对食品的需要，有些产品还能出口。”
久拉诺维奇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前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他说：
“由于消费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联合劳动组织的公积金减少了，联合劳动组织参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大大下降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自治的物质基础。”
久拉诺维奇在谈到外贸方面的困难时说，南斯拉夫1978年的外贸逆差达到四十多亿美元，主要依靠非商品外汇收入来弥补。
久拉诺维奇对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克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他在谈到1979年的工作计划时指出，明年的工作重点将放在稳定经济上。
他强调，今后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济部门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以增强自治的物质基础。
明年的计划规定：
社会产品将增长百分之六，其中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七，出口至少要增长百分之五，进口将增长百分之二。
（附图片）
南斯拉夫为了加速发展农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首先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现在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图为“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联合收割机在收获小麦。
南斯拉夫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也、中签订建设国际会议大厦议定书
据新华社萨那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日在萨那签订中国援助也门建设国际会议大厦项目的议定书。
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和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杨福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卡洛斯国王接见北京动物园小组
感谢中国赠送两只大熊猫
新华社马德里12月26日电
中国政府赠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以及西班牙人民的两只大熊猫已经安全地在马德里动物园落户。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12月26日下午在萨苏埃拉宫接见了护送这两只珍贵动物的以倪竖发为首的北京动物园小组。
卡洛斯国王对中国政府赠送的礼物表示感谢。
他说，“我相信，马德里动物园的有关饲养员将会把中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给我们的这两只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那样来照料”。
在此之前，在马德里动物园举行了赠送仪式。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马牧鸣代表中国政府把这两只大熊猫交给了国王的代表蒙德哈尔侯爵。
新华社马德里12月24日电
一对名叫“强强”和“韶韶”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主任倪竖发和技术员叶掬群的护送下，于今天晚上乘专机平安到达马德里。
这对熊猫是中国政府在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今年06月访华期间赠送给国王夫妇和西班牙人民的。

哈比亚利马纳当选卢旺达总统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基加利消息：
卢旺达总统选举于12月26日揭晓，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当选总统。
卢旺达新宪法也已于12月17日经过公民投票通过。
新的宪法将取代因1973年军事政变而被部分中止的1962年制订的宪法。
新宪法规定，执政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为卢旺达唯一合法政党，党的总书记在总统一旦不能履行职责时成为总统的临时继承人，并不得对总统进行弹劾和起诉。

布迈丁总统逝世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27日电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报道，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三点五十五分（当地时间）在阿尔及尔逝世。
布迈丁总统是在1965年06月推翻本·贝拉政权后担任国家元首的。
布迈丁总统得病后曾在今年10月前往苏联治疗，11月14日从苏联回国后，病情恶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医生对他进行了精心治疗，仍未能使他恢复知觉。
据报道，阿尔及利亚全国人民议会当天上午举行了特别会议。
全国人民议会法律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姆塔特拉在会上宣布，根据阿尔及利亚宪法，在举行总统选举之前，全国人民议会主席拉巴·比塔特担任临时总统。
据宣布，布迈丁的葬礼将在29日举行，全国哀悼四十天。

摩洛哥首相奥斯曼说
中美建交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决定性转折
新华社拉巴特12月26日电
摩洛哥首相、全国独立人士联盟主席艾哈迈德·奥斯曼最近说，中美建交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他说：
“我们祝愿这一事件为开辟国际缓和和合作以及增加共处的内容作出贡献，以有益于人类。”
奥斯曼首相是12月23日在拉巴特举行的全国独立人士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他在谈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前不久对美国的访问时说，这次访问“加强了摩洛哥和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里的合作”。
谈到中东问题时，奥斯曼指出，摩洛哥的立场是，“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
新华社安卡拉12月25日电
土耳其电台最近在评论中美建交时说，“中美建交的决定将对改变远东和世界均势做出贡献”。
电台说：
“中美两国早就应该建立大使馆了。”
中美建交之后，土耳其电台还邀请了安卡拉大学的两位教授介绍中国情况。

柬埔寨军队在蒙多基里狠揍越南侵略军
意统一共产党和挪工人共产党（马列）谴责越南侵柬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12月27日广播，柬埔寨游击队和革命军在蒙多基里省用土制武器和新式武器狠狠打击越南侵略军。
广播说，12月初，越南侵略军一个团的兵力，秘密地进入了蒙多基里省的达丹地区。
敌人一进来就掉进了柬埔寨游击队在那里挖的陷阱，踩上竹签，森林里一片哭叫声。
游击队听到敌人的哭叫声，就跑过去打击他们，消灭了一批敌人。
残敌逃跑时，又落进陷阱，踩上竹签，又被打死一批。
游击队缴获一批步枪、手榴弹等武器。
新华社罗马12月25日电
意大利统一共产党最近在米兰举行集会，讨论柬埔寨抵抗越南侵略的形势问题。
发言者指出，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是对柬埔寨的国家独立和对东南亚的和平的威胁”。
意大利统一共产党总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在法国的民主柬埔寨爱国者委员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
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越南不是不结盟国家，它“是扩张主义的，屈从于苏联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22日电
奥斯陆消息：
据挪威报纸《阶级斗争》报道，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工作委员会12月18日发表声明，号召挪威人民加强同民主柬埔寨的团结，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
声明说，柬埔寨共产党和政府发出警告，越南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旱季入侵。
越南军队已经侵入到柬埔寨的境内。
声明说，新近宣布建立的所谓“解放运动和流亡政府”是“越南人和一小撮吉斯林分子在越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这是进行入侵的政治上的准备”。
声明说，越南党的领导人（在越南）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每天有成千人从那里逃离，而且不断发生反饥饿、反压迫和反对发动侵略柬埔寨战争的斗争。
声明号召挪威一切进步人士加强同柬埔寨的团结，参加和组织各种抗议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示威游行。
声明最后高呼：
“苏联和越南从柬埔寨滚出去！”
“加强与民主柬埔寨的团结！”

泄露天机
前些日子，越南当局施展“笑脸外交”，向东南亚国家抛出与东盟主张的“和平、自由、中立区”大不相同的所谓“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的方案，引起了东南亚公众舆论的警惕。
人们纷纷问道，越南当局的所谓“真正独立”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个问题，越南当局一直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
随后，河内偷偷地把“真正独立”缩短为“独立”，企图继续把这个方案塞给东南亚国家。
为什么越南当局一定要在东盟国家的“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中塞进“真正独立”、“独立”这一类字样？
这个谜现在得到了解答。
最近，河内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越南通讯社公布这个“阵线”的“声明”，提出了一条纲领，要把柬埔寨变成据说是“和平、独立、民主、中立、不结盟”的国家。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此马上表示支持和“祝贺”。
苏联的所谓“亚非团结委员会”为此发表声明，把“阵线”纲领中的“独立”改成了“真正独立”。
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阵线”不过是越南为侵略柬埔寨而建立的一支别动队。
苏联和越南对它的“独立”和“真正独立”的支持和“祝贺”，泄露了它们的天机。
原来，苏联、越南嘴里的所谓“独立”、“真正独立”，就是要别人听从它们的指挥和控制。
它们要已经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再来一次“独立”和“真正独立”，就是要使这些国家变成为象“阵线”一样的受它们驱使的傀儡。
它们提出“独立”、“真正独立”的口号，不过是它们妄图实现从“印支联邦”到“亚安体系”的一个步骤。
苏联和越南的这种“独立”或“真正独立”的把戏，今天可以在柬埔寨上演，明天当然可以在别的东南亚国家出笼。
对此，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一针见血地指出：
“越南人建立了一个柬埔寨救国民族阵线，我们担心，两年后是否有必要为东盟国家建立一些救国阵线？”
显然，东南亚国家已经识破河内的诡计，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可以休矣！

鱼钩地区
“鱼钩地区”，是指柬埔寨东部大区磅湛省东部与越南西宁等省接壤的一块地区。
该地区包括从斯努—棉末—克列的七号公路以东部分。
其形状似鱼钩，故称“鱼钩地区”。
越南当局1977年底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后，多次入侵这一地区。

鹦鹉嘴地区
“鹦鹉嘴地区”，是指柬埔寨东部大区柴桢省东部的一些突出地区，与越南西宁、隆安、同塔等省接壤。
其形状似鹦鹉嘴，长约六十公里，宽三十公里。
越南当局1977年底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后，多次入侵这一地区。

为夺取全面军事优势争霸世界
苏联竭力使军事科研为扩军备战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电
苏联正在加紧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制造新式武器。
据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军事实力上全面超过美国，以争霸世界。
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的“科学研究费”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军事目的，为美国的二点五倍。
军事科研人员迅速增加，苏联较高级的军事科研人员约为美国的两倍。
十多年来，苏联疯狂地发展核武器和更新常规武器。
目前，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与美国势均力敌，而常规武器已占显著优势。
美国原空军部长说：
“在过去十年中，变化是十分惊人的。
我们看到了苏联的一种可怕的势头。”
近年来，苏联军界头目极力宣扬加强军事科研的重要性。
早在1975年，前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一书中就鼓吹：
“不能削弱科学探索战线，要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来制造有发展前途的武器和技术兵器，缩短把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所需要的时间。”
苏联国防部第1副部长奥加尔科夫说，“重要的是，使现在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都能成为对发展军事的实际贡献，更充分地考虑到军事发展的前景”。
近几年，苏联在加紧研制新式武器过程中，正在把加速导弹多弹头化，提高命中精确度，作为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重点。
这是苏联竭力在核武器质量上赶超美国，夺取全面优势的重要步骤之一。
据美国《国民评论》今年06月23日的文章报道，一九六七——1977年的十年间，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开支以二点五与一之比超过了美国。
苏联发展的第4代四种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全都可以安装分导式多弹头。
现在，苏联正在研制第5代洲际导弹。
在潜艇发射的导弹方面，苏联正在建造一艘可与美国三叉戟潜艇相匹敌的巨型潜艇“台风号”，它能发射二十到二十四枚新型导弹。
从新型潜艇DI级上发射的SS—N—18远程弹道导弹，每枚携带三个核弹头，射程达七千多公里，可从摩尔曼斯克海域击中美国任何重要目标。
这是苏联第1种供潜艇发射的多弹头导弹。
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随着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核弹头数量将增加一倍左右，而每个弹头的爆炸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苏联也十分重视发展和更新常规武器。
目前，苏联拥有各型坦克的数量比美国多三倍，装甲输送车辆比美国多近一倍。
苏联海军舰只总吨位虽不及美国，但舰艇总数却大大超过美国，尤其是潜艇数量比美国多两倍。
苏联海军已由近海防御力量发展成远洋进攻力量，这是苏联继打破美国核优势后又一战略性变化。
这也是苏联发展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已大量生产T—72新型坦克，并用来装备其驻东欧部队，占其坦克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T—80新型主战坦克已研制成功，用来对付美国XM—1坦克和西德的豹Ⅱ式坦克。
苏联还在加紧研制各种战略轰炸机。
目前除保持已有的“熊”式和“野牛”式远程轰炸机外，近年来，还加紧生产“逆火”式轰炸机。
据报道，这种轰炸机“如果在飞行中加油，它们能够飞到美国并返航。
据北约组织专家说，苏联正以每两个月生产五架的速度制造‘逆火’式轰炸机。”
苏联在发展军用卫星方面近十年也有重大进展。
截击卫星系统是当前苏联军事科研的重点项目之一。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1977年10月04日称：
“苏联已拥有能用来对付某些卫星的作战能力。”
研制“不致无形陈旧”的武器是苏联领导集团向军事科研人员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所谓“不致无形陈旧”的武器包括大功率激光武器、气象武器、遥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等。
据报道，“苏联对生物、化学武器越来越大的兴趣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极大忧虑”。

动乱和斗争锻炼了非洲人民
新华社记者述评
1978年，苏联扩张主义的幽灵，以气急败坏的神态和更加阴暗的心情在非洲大陆到处游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使非洲局势更加动乱不稳。
非洲之角，硝烟弥漫；
非洲腹地，干戈不息；
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象两个毒瘤折磨着人们的精神和躯体；
从印度洋、大西洋到地中海的非洲沿岸，苏联扩张主义的魔爪伸向一个个战略要地，争夺一处处战略资源，并企图控制一条条战略通道，从而威胁着非洲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非洲人民怎么办？
是屈辱妥协、苟安偷生吗？
不！
他们继续高举团结战斗的旗帜，在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扩张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为整个第3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头脑发热的苏联扩张主义者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挫折、碰壁和失败。
1977年，苏联在扎伊尔、苏丹、索马里等国的侵略扩张活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但是，在称霸非洲的野心驱使下，莫斯科在1978年却更加疯狂地加紧了它的侵略扩张步伐。
在东北非，它以空前的规模，把一万七千多名苏、古军事人员，四百多辆坦克、五十多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大量导弹和大口径火炮等价值十亿美元的武器运进非洲之角，在今年二、03月对这个地区进行肆无忌惮的军事干涉。
在中部非洲，它在继续残酷镇压、围剿安哥拉游击队的同时，05月间又策动数千名加丹加宪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第2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企图在非洲中央突破，横断非洲。
在南部非洲，它竭力插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通过提供顾问和武器进行渗透，同时在前线国家和各解放组织之间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它争夺势力范围的轨道。
据统计，在非洲的苏、古军事人员已有五万多名，分布在十六个非洲国家之中。
非洲大陆沿岸被苏联控制和使用的港口、机场、导弹储存地、军事通讯站等设施达二十多处。
事实表明，苏联在1978年对非洲发动的一连串攻势，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进一步暴露出这个后起的超级大国对外扩张的疯狂性与冒险性，也使它囊括非洲进而包抄欧洲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
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所作所为，同它在整个红海地区、波斯湾一带的扩张行径是紧密配合的，同它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活动也是互相呼应的。
其意图是：
通过对红海周围地区的军事占领，控制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通道，同时在南部非洲抢夺战略要地，以便在战时卡断西欧赖以生存的石油等原料的南大西洋运输线。
扎伊尔报纸指出：
“苏联向非洲这些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进攻，是为了吞并和控制它们，特别是把它们的通道置于它的监护下，从而从侧翼包抄欧洲。”
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活动采取了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
其中最得手的一招是由它出钱、出枪，并用高价收买代理人为它充当炮灰。
近几年它在安哥拉、扎伊尔、非洲之角挑起的四次战火，都使用了古巴雇佣军为它打头阵，而它却在背后策划。
最近一年，古巴在非洲的军队又大量增加了，古巴整个军队的四分之一已派往非洲，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大的一支外来干涉军。
这支军队在为它所控制的国家里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成为这些国家的“太上皇”。
苏联在非洲还竭力利用分歧，扩大争端，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
例如，它挑动和加剧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争端，一会儿同这个
“结盟”，一会儿又同那个签订“友好条约”，有打有拉，或先拉后打，或先打后拉，必欲使其听话而后止。
非洲舆论对苏联这种卑劣的手段深刻地指出：
“大陆东部正在成为巫婆的一个永久沸腾着的容器，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战争和内战不断从这只容器中烹调出来，而俄国人和古巴人则忙于划定战略地区，以巩固他们的影响和军事存在。”
尤其可恶的是，苏联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了拉拢一些人和打击一些人，可以随意给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贴上勃列日涅夫号的“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
例如，对于埃及、苏丹、索马里等国，苏联头目们一度秋波频送，笑脸相迎，竭力拉拢。
但当它们为维护独立和主权而采取的原则立场触动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利益时，苏联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把它们列入“反动政权”的黑名册。
苏联还攻击红海和西非地区国家建立区域合作组织是拼凑“军事政治集团”，一再威胁说这些“小集团的建立迟早会招致与此对抗的联盟或集团的建立，并由此产生种种后果”。
谁都明白，苏联所谓“种种后果”，就是要对这些不听命于它的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
在苏联唆使下，古巴雇佣军正蠢蠢欲动。
苏联在这个地区扩大侵略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苏联也是个很值得提防的“盟友”。
苏联去年在安哥拉策划未遂政变，今年06月把埃塞俄比亚现政权的反对派头面人物秘密运进古巴驻埃使馆，都是发人深省的事件。
苏联在非洲的横行霸道，从反面教育了非洲人民，促使非洲国家联合起来同它作坚决斗争。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认识到，要维护国家安全，免遭苏联及其雇佣军的侵犯，就必须加强集体防御，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共同抗击和挫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
在苏联大举干涉非洲之角后，红海地区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合作和联合防务，坚决保卫红海的安全。
04月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十六国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安全问题，并通过了互不侵犯条约草案。
在扎伊尔第2次沙巴战争发生后，十几个非洲国家向扎伊尔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六个非洲国家毅然派出军队，组成联合部队，同扎伊尔军队并肩战斗，终于将外来的雇佣军驱逐出境，制止了苏联在非洲中部的军事扩张，显示了联合防御的强大威力。
非洲人民的抗霸斗争，也得到一些西欧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非洲和西欧国家联合抗击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有新的发展。
今年以来，一些西欧国家向受到苏联干涉和威胁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
广大非洲国家认识到，要使非洲大陆保持稳定，就必须排除外来势力，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者的干涉。
一年来，它们要求苏、古军队撤出非洲的呼声空前高涨。
07月在苏丹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首脑会议上，反对苏、古军队干涉非洲事务，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说：
“非洲并不想挣脱一副殖民主义枷锁而套上另一副殖民主义枷锁”。
这反映了非洲人民的共同意愿。
经过充分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和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
这对千方百计在非洲谋取军事基地，蛮横干涉非洲事务的苏联霸权主义者，不啻是当头棒喝。
斗争是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其古巴雇佣军不会自动退出非洲，他们还会在非洲进行破坏和捣乱。
然而，非洲人民不可侮。
历史已经证明，他们能把老殖民主义者赶出非洲。
历史还将证明，他们也能把苏联新殖民主义者赶出非洲。

北极熊态度何其蛮横
苏联领导人坚持霸占北方领土激起日本朝野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2日电
苏联领导人20日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攻击日本要求苏联归还日本的固有领土北方四岛“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书记苏斯洛夫20日在接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就国际形势及日苏关系等问题讲了一番话。
据报道，苏斯洛夫说：
“日本政府是不友好的。
说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这种无端的宣传和要求归还领土的运动，就是证明。”
他说，日本政府提出归还固有领土的要求，“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
苏斯洛夫的这番攻击日本的谈话，在东京引起强烈反应。
据日本《东京新闻》21日报道，日本政府人士在20日晚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驳斥说：
“对于前往访问的客人说出这种话是十分失礼的。
无论怎么说，北方领土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今后只能顽强地谈判下去。”
在这次谈话中，苏斯洛夫再一次推销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他说：
“我们希望通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积极行动来使亚洲安全保障体系的精神固定下来。”
他强调，“苏联将一如既往，站在越南一方。
苏联同越南的友好合作条约是这种团结的证明”。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6日电
以飞鸟田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第6次访苏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在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等问题上同苏联方面发生争执。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在苏联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两次政治会谈。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日本社会党主张苏联归还被它所占去的整个千岛。
苏联不但坚持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的老调，而且还大放厥词，谈什么“提出新的领土要求等于放出战争恶魔”。
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评价问题，社会党主张赞成这项条约，而苏联“不同意社会党的立场”。
另外，就如何对待苏联提出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问题，社会党主张“现在的内容不能接受”，而苏联却要求社会党“积极支持”这项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在会谈后是否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上，发生争执。
苏联极希望发表联合公报。
在飞鸟田去莫斯科前，苏联就曾通过非正式途径向社会党施加压力说，“如不发表联合公报，就不欢迎访苏团”。
社会党则不同意发表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公报。

国际简讯
英·甘地获释出狱
最近被开除人民院的印度前总理英·甘地，在被印度当局关押了七天之后，已于12月26日获释出狱。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19日，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通过了印度总理德赛提出的议案：
把英·甘地从人民院开除并拘押到人民院这次会议休会。
这项议案说，英·甘地曾经阻挠议会对她的儿子桑贾伊·甘地经营马鲁蒂汽车厂情况的调查工作，从而侵犯了议会的特权。
当天，英·甘地就被拘押在监狱。
英·甘地于1977年03月大选失败后，在今年11月初的一次补选中重新当选为议员。
她这次出狱后向记者表示，她要争取再次参加补缺选举。
秘鲁发现两个大金矿
秘鲁东南部的马德雷德迪奥斯省最近发现了两个大金矿，估计它们的黄金蕴藏量共达七十三万五千公斤。
将有二百家中小企业在矿区作业，估计可提供五千个新的就业机会，生产出价值近六千二百万美元的黄金。
东盟国家加强粮食互助合作
东盟大米小组第3次会议12月19日在菲律宾碧瑶市闭幕。
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向会议报告了他们优先向东盟成员国出售大米的情况。
菲国家粮食局的报告说，菲律宾今年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了八万九千三百吨大米。
东盟国家已拨出五万吨大米，作为东盟共同的储备，其中泰国和菲律宾分别承担一万五千吨和一万二千吨。
（据新华社）

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写稿、改稿、收发稿件、传送图片、储存和查用资料方面，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编辑部一角。
（新华社稿）

特拉维夫的感激
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今后仍将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实现自卫合法民族权利的斗争”。
这种唱了多年的滥调，在中东地区能够吸引的听众是越来越少了。
广大阿拉伯人民，是从行动而不是从言论来判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的。
他们根据切身的经验认识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如此猖獗，苏联起了不小的作用。
据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宣布，从1970年到1977年，苏联向以色列先后输送了十二万五千名犹太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苏联当局为此简化了犹太人离境手续，还应以色列的紧急请求，提供十万吨水泥，帮助解决“移民”的建房困难。
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所有想走的犹太人都让他们走”。
于是，成群结队的苏联犹太人涌向以色列。
这对于梦想建立“大以色列”而又苦于人力不足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不啻是“及时雨”、“雪中炭”。
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的10月战争期间，从战争爆发的当天06日至10日，五天内苏联接连“批准”三批共八百一十五人离境，他们搭火车到达维也纳，再登机直飞以色列，昼夜兼程、十万火急！
以色列的新苏联犹太人移民协会主任萨拉·萨丁斯基夫人喜不自胜地说，苏联犹太人一到，就“要求”参军，同阿拉伯人打仗。
黎巴嫩《生活报》发表评论说：
“显然，苏联在为以色列提供其战争所需要的士兵和人力。”
评论指出，这就是苏联向阿拉伯人民表示的“友谊”的标志！
去年09月，在阿拉伯国家的倡议下，不结盟国家外长在联大开会，谴责苏联不断向以色列输送犹太人，使以色列得以坐大。
会议决议说：
“这种移民将巩固（以色列）的占领，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
可是，莫斯科向以色列“供应”犹太人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已。
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发表公报说，今年上半年，有五千一百四十二名犹太人离开苏联，到达以色列。
另据合众社记者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说，苏联当局从今年09月起，进一步大开绿灯，放行的不仅包括农村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犹太人也不少。
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负责苏联事务的特别顾问舒尔曼，在参院作证时说，今年是10月战争以来苏联犹太人移民最多的一年。
对此，以色列当局是感恩不尽的。
特拉维夫的官员踌躇满志地说，由于苏联犹太人源源不断地到来，需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保留和扩建定居点。
08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宣布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再建三个定居点。
据美联社报道，约旦河西岸近三十个定居点中，有一个是清一色的苏联犹太人。
据西方报纸指出，苏联把这种与犹太复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关系，视为自己中东政策“灵活性”的表现。
其“妙用”有二：
一是在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加强同美国争霸中东的地位；
二是保持中东的“不战不和”。
当然，还有第3个“妙用”，这也许是违反莫斯科的意愿的，那就是进一步擦亮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眼睛，看清苏联假支持、真出卖的伪善面目。
怀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