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十省市喜降瑞雪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昨天和今天，首都成了一座银白色城市：
城区的大街小巷和郊区的广阔田野，被一层皑皑白雪所覆盖。
这是入冬以来北京第1次降雪。
这次降雪的地区除北京市外，还有天津市和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省，以及安徽、江苏的大部地区、湖北省的部分地区。
由于西伯利亚较强冷空气入侵的影响，北京从17日下午开始降雪，雪区由北向南逐渐扩展。
两天来，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以及山东省西部地区都下了中雪到大雪，降水量为二毫米到八毫米；
其它地区一般为小雪。
这是一场好雪，有利于小麦越冬、消灭病虫害，有利于缓和部分地区的旱情。

国务院最近批转财政部1978年新规定
国营企业试行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
这是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求在试行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国务院最近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试行。
各国营企业按照这个规定，从1978年起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
国务院在转发这一规定时指出，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是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整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动员职工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关系。
在试行中，要加强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总结经验，以便进一步研究改革企业基金制度。
《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共八条，内容如下：
一、凡是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包括实现利润和上交利润，下同），流动资金占用等八项年度计划指标以及供货合同的工业企业，可按职工全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提取企业基金。
没有全面完成计划指标，但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等四项指标和供货合同的工业企业，可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提取企业基金；
在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等四项指标和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其他指标每多完成一项，按工资总额增提百分之零点五的企业基金。
没有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等四项指标和供货合同的，不能提取企业基金。
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工业企业，仍按原工资总额计算提取企业基金。
农牧、交通运输、商业、粮食、外贸、建筑安装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考核指标和计算提取办法，由中央主管部门比照工业企业的办法提出方案，商得财政部同意后执行。
经国家批准的政策性亏损企业，比照盈利企业提取企业基金。
其他计划亏损企业全面完成各项计划指标的，可按工资总额百分之三提取企业基金；
没有全面完成计划指标的，应按上述规定相应地少提或不提企业基金。
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计划外亏损的企业，一律不能提取企业基金。
二、各级企业主管部门，按其直属企业汇总计算，盈亏相抵以后的利润，超过国家年度利润指标的部分，可分别按下列比例提取企业基金：
石油、电力、外贸部门百分之五；
冶金、机械、化工、轻工、纺织、森工、建材、建筑安装、邮电、交通运输、商业、水产、物资供销和其他部门百分之十；
煤炭、军工、粮食、农牧部门百分之十五。
已经实行利润留成的部门，不再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
三、企业提取企业基金，应在年度终了后，列入决算，报主管部门审查并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从实现的利润中提取，亏损企业在财政拨补的亏损额中提取。
主管部门应提取的企业基金，须列入汇总的年度决算，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办理退库。
在考核企业是否提取企业基金和计算提取数额时，如因国家调整价格和税率，对年度计划执行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调整计算。
四、企业基金主要用于举办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举办农副业，弥补职工福利基金的不足以及发给职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金等项开支。
企业主管部门提取的企业基金，百分之五十用于奖励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企业；
百分之五十用于生产技术措施和本系统企业的集体福利设施。
不准用于主管部门机关本身的各项开支。
企业基金用于集体福利设施和生产技术措施的，应分别纳入有关计划，所需材料、设备要纳入物资分配计划，统一平衡。
五、企业基金的使用，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量入为出，不得超支。
要实行民主管理，群众监督，提取情况要向职工公布，使用计划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批准。
六、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要正确计算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按照规定计算提取企业基金，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如有违反，当年不准提取企业基金。
七、经国家批准实行利润留成的某些企业，除另有规定者外，可按本规定提取企业基金，并按提取企业基金后的利润数额计算提取利润留成。
八、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平顶山市商业局党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好人和受害者的思想教育，消除隔阂，加强团结
本报讯
本报记者杨玉生报道：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河南省平顶山市商业局党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好人，深入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
同时积极做好犯了错误的同志和受害者之间的团结工作，引导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先要分清路线是非
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和毒害下，平顶山市商业局有一些同志犯了打砸抢的错误，有些同志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长期以来，犯过错误的人和受害者之间，隔阂很深，有的甚至发展到势不两立，成了冤家对头。
早在大联合和1970年的整风期间，商业局曾经引导职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有些人承认了错误，不少“一对崩”变成了“一对红”。
但是，由于当时“四人帮”横行，路线是非没有分清，一遇风吹草动，许多“一对红”又重新变成了“一对崩”。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商业局党委深深感到，不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就没有基础。
只有紧紧抓住揭批
“四人帮”斗争这个纲，彻底分清路线是非，才能真正搞好团结。
从今年初开始，局党委先后召开十三次批判会，又广泛开展了“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鼓励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大摆“四人帮”对革命带来的危害，大讲“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通过具体事例剖析和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反动实质，使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思想发生了变化。
原副食品公司干部傅荣合，出身贫苦，参加工作后一直表现不错。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一些人把公司的一、二、三把手，分别打成“走资派”、“民主派”和“孔老二”，诬蔑绝大多数群众为“右倾复辟势力”。
在“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中，领导先后十几次找他谈心，群众和他一起忆苦思甜，并围绕三个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和他一起进行分析和批判。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傅荣合不但讲清了自己犯错误的具体事实，而且深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此以后，他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主动搞好团结工作，受到群众的欢迎。
傅荣合的变化，使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深受启发。
现在，全局一百八十多名犯过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从路线高度认识了错误，并有了改正错误的表现，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这就为全局搞好团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　恨　林　彪、“四　人　帮”
今年夏天，有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识了错误，并决心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他主动去找一个受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但三次登门拜访，均被拒之门外。
这件事使党委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一部分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干部之间，对立情绪严重，鸿沟很深，要使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和受害的同志团结起来，就必须引导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商业局党委和所属各公司党委，在切实做好犯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做好受害者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党的政策教育。
局和各公司党委分别召开了受害者座谈会，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学习华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重要指示，使受害的同志进一步懂得：
党的政策的出发点是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该打击的要坚决打击，该团结的要满腔热忱地去团结，千仇万恨要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短短几个月时间，已有二十七名犯过错误并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主动登门拜访，向一百一十七人赔礼道歉，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老干部的心愿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商业局的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不少人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他们把党的事业放在第1位，不计较个人恩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
烟酒公司的胡明亮，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他认识了错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锻炼。
他在酒厂劳动期间，向厂党支部提出了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管理的建议。
公司党委书记宓庆才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全公司大会上表扬了胡明亮。
有人对此很不理解，私下对老宓说：
前几年，胡明亮专门和党委对着干，跳得很高，还三番五次把你打成“走资派”，围攻揪斗几十次，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众表扬呢？
老宓耐心地向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
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有错误改了就好。
商业局党委多次指出，对犯过错误但在实践中已经改正错误的同志，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支持，生活上要关心，有了成绩要及时表扬。
从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开展以来，全局已经有三十八名同志改正了错误，工作上做出了成绩，受到了局党委和公司党委的表扬。
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深受感动地说：
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我们跌了跤子，掉了队，犯了错误。
现在，党这样挽救教育我们，老干部关怀我们，群众热情帮助我们。
今后，在新的长征途中，一定要努力工作，把过去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宝钢将全面动工
这个采用大型的高效率的自动化设备的钢铁总厂，1983年建成以后，按设计要求，每年将产铁和钢各六百万吨
新华社上海12月19日电
本社记者周永康报道：
我国第1座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经过将近一年的积极筹建，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即将全面动工。
目前，建设工地上打桩机日夜轰鸣，推土机往返作业，几百辆卡车穿梭奔驰，一派紧张动人的景象。
在高炉、转炉、焦炉等主要施工区，“砰、砰、砰”的打桩声震撼着大地。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在今后八年内要新建和续建十大钢铁基地。
宝钢就是其中之一。
它的大部分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建成投产后，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将为今后建设其他现代化大型企业、加快老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经验。
宝山钢铁总厂设在上海郊区的宝山县境内，位于东海之滨、扬子江畔。
总厂下设焦化、烧结、炼铁、炼钢、初轧、热连轧板、冷连轧板、无缝钢管、机修等生产和辅助部门。
整个工程从今年开始，分两期连续进行，计划到1983年建成。
按设计要求，宝钢建成后，每年产铁和钢各六百万吨。
铁供本厂炼钢，钢的绝大部分供本厂轧制成材。
钢材有热轧卷板、冷轧薄板、无缝钢管，还生产一部分方坯、圆坯供应上海各轧钢厂轧制成材。
这些优质钢板、钢管的成批生产，将填补我国钢材品种上的一些空白。
从国外引进的宝钢大型成套设备，产量高，效率高，自动化程度也很高。
每座容积为四千零六十三立方米的两座高炉，高达一百二十米，年产铁六百万吨。
三座容量各为三百吨的氧气顶吹转炉，每座容量相当于上海现有最大转炉的十倍。
此外，还有轧辊宽度为两米零五十毫米的热连轧机、两米零三十毫米的冷连轧机各一套。
整个生产过程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全厂形成由管理中心统一指挥、上下连贯、左右相接的三级电子计算机网，操作工人通过电子计算机监视机器运转，管理人员通过工业电视指挥生产。
由于采用了大型的、高效率的自动化设备，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定员比一般钢铁企业大大减少，劳动生产率可比我国现在的钢铁厂提高十几倍；
由于采用各种先进技术，能源消耗低，每吨钢耗用的煤比目前国内钢铁厂减少约三分之二。
各种热能充分得到利用，焦炉采用干息焦的新技术，利用余热产生蒸汽，每年可节约动力煤五十万吨；
高炉利用炉顶余压，可发电二万六千千瓦。
宝钢还采用先进的治理“三废”措施，建成后将是一座清洁的钢铁厂。
目前，宝钢厂区纵横交错的主要交通干道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
厂区内外新架设的五十多公里长的高压输电线，日夜输送着强大的电流。
从市区接送过来的自来水，通过厂区十多公里长的水管，分别向八个主要施工地区供水。
厂区周围新建的工人和居民住宅，已建成三十万平方米。
用以装卸建筑材料和大型设备的码头，工厂内外的大小几十座桥梁等外围工程，主要部分，多数已经完成。
宝钢建设工程是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筹建的，它是举国上下一心一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愿望的一个集中体现。
今年年初，党中央发出建设宝钢的号召，全国十二个省、市很快抽调了领导干部、优秀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共两万人，日夜兼程，赶到上海宝山，投入这一重大工程的会战。
建设者们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完成了勘探、设计、施工、科研等大量准备工作，这个速度在国内是从未有过的。
10月底，李先念副总理视察了宝钢工地，并作了指示。
最近，宝钢工程指挥部又一次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检查，对动工打桩的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
建设者们都在用实际行动迎接宝钢工程的全面动工。
（附图片）
在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厂区周围，已建起一幢幢工人和居民住宅。
横贯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厂区的交通干线、宽达二十三米的中央大道已经建成通车，供电局工人正在安装路灯。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西藏开始综合治理年楚河
据新华社拉萨电西藏高原第1个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工程——综合治理年楚河工程已正式动工。
这一工程完工后，有十万多亩荒滩和荒地将变成良田，使年楚河流域的一万一千九百平方公里土地变成西藏重要的产麦基地。
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一条较大的游荡性支流。
目前，沿河两岸成千上万的会战大军，正冒着高原风雪，开山劈石，垒堤筑坝，整个工地呈现一派大干快上的动人场面。
工程开工不到六个月，已修起两道长达九公里的石垒河堤，新开垦河滩荒地近千亩，平整土地四千多亩，备石料三十万立方。

调动企业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
本报评论员
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是调动企业积极性，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的一项重要措施。
毫无疑问，这个规定必将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好，对于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十分重大。
这次试行的企业基金制度，就是通过利润分配，使企业掌握一部分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先进、增加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提取企业基金的数量，取决于他们完成国家计划的好坏和对国家贡献的大小。
就是说，经营管理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上交利润多的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提取的企业基金应当多些；
没有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上交利润不多的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提取的企业基金就应当少些；
完成计划不好，甚至发生计划外亏损的企业，就不能提取企业基金。
实行这样一种提取企业基金的原则，就会有效地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以及职工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使广大职工都来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责任，以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为国家多作贡献。
列宁指出：
“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
（《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9页）很明显，列宁强调企业的经济责任，是因为没有赏罚分明的责任制度，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们的实践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试问，一个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如何能促使企业领导人和职工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讲求经济效果，为国家多做贡献？
实行提取企业基金制度，不仅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且直接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了。
这种结合，必将促使企业的经济责任更加明确，更加完善，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向前发展。
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这一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认真发动群众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四人帮”把物质利益划为禁区，他们制造这样一种荒诞的舆论：
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讲物质利益的，讲物质利益就是修正主义。
他们强加在一些企业领导人头上的所谓“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的帽子，禁锢了不少人的头脑，以至今天还有人对物质利益不敢触及。
我们必须拨乱反正，理直气壮地宣传实行企业基金制度的重要意义，充分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大家都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为全面完成并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
企业基金是国家对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企业和职工的一种物质鼓励。
因此，企业基金应当主要用于举办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奖金等用途。
在当前要着重用于企业职工住宅的兴建。
企业主管部门提取的企业基金，应当主要用来奖励那些完成计划好、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使这些企业的集体福利事业比一般企业搞得好一些。
对企业基金的使用，应当实行民主管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严禁浪费和挪用，绝对不能由少数领导人说了算。
在试行这个规定的过程中，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使它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习仲勋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
从这时到1948年03月，一共十三个年头，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
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
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诞生八十五周年，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挽　救　了　革　命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
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
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
我于1932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1933年08月，我们在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二十六军。
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
第1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
第2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
第3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
到1934年冬1935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
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
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
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
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
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
1935年0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2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
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
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
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
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
“镇压群众”；
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
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3次“围剿”。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
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
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
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
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
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
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
毛主席来了！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
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
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
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
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
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3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1次见到毛主席。
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
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
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
这是我第1次听到毛主席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缔造者
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
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
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
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为了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
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
不久，毛主席又指令红军于粉碎敌人“围剿”后，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那些日子里动员部队，发动群众，仔细地研究敌情，夜以继日地组织东征的情景令人难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1936年09月，毛主席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第1次参加中央的会议。
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
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
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
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
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
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
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
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
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
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
根据中央09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
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
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
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
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
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1938年05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
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
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
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
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1942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1942年10月到次年02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这样，从1941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
文化教育也发展了。
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
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是严师又是同志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他常说：
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
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
毛主席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
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
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
毛主席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
周恩来副主席也题了挽词：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毛主席、周副主席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
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
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
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
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
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1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
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1943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
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
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1945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
我对毛主席说：
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
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
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
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
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
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于06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
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
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
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
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
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主席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
1946年08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同志率华东解放军十八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1947年春野战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
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
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
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
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
又说：
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1947年12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
我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
他说：
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
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
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
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
三年不就三本了嘛！
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
又说：
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
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他的教诲，象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
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
谈完后，我又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
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
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领袖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
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
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1942年08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
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刘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
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
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
？
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
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
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
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
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
1942年12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
毛主席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
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到1945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1938年扩大了七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
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
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
全边区的公粮任务，又由1942年的十六万担减至十二万担。
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
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领袖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二十三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
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
毛主席说：
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
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
03月18日，前委成立了，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
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主席还没走。
19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
大家着急地催促道：
主席，您走吧！
毛主席连声说：
走呀！
？
现在就走！
？
我说：
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
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
敌人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有任弼时同志，采取蘑菇战术，一直转战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指挥保卫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原来预见三年打回延安。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
从1947年03月19日夜间撤出延安，到1948年04月22日收复延安，只用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1948年03月23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
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
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
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
群众说：
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
您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
毛主席，您走吧！
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
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
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领袖离别的衷情。
毛主席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一百八十万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主席发来贺函。
毛主席及时复电，指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
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京郊应该走在农业现代化的前列
——从通县县委书记的访欧观感谈起
首都郊区应当走在农业现代化的前列。
北京市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很深、很远……
思想的闸门打开了
通县县委书记赵峰同志刚从欧洲访问回来，心情很不平静。
他一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大西洋岸边的丹麦只有十三万农业劳力，每年生产的农牧产品，除了保证全国五百万人吃饱以外，还有三分之二出口。
每个劳力每年为国家赚回二万美元外汇；
而通县十八万农业劳力，每年生产的产品，除了养活全县五十多万人外，每个劳力每年只赚回一百来元。
差距多么大呀！
他想，建国以来，我们在粮食生产上没少下功夫，解放初期，粮食亩产才一百多斤，今年上升到七百多斤，增长幅度不算小。
但是，取得这个成绩，是用了二十九个年头啊。
特别是从1971年提出争取粮食“过江”以来，全县八年徘徊在江北；
买农机花了七千多万元，农机保有量在全国已经是上等水平了，但平均每个劳力还只耕种六七亩地；
社员每人每年平均分配才八九十元。
从劳动生产率和社员收入看，八年来没有多大变化。
赵峰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关起门来看自己，好象成绩也不小；
打开窗子向外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都在迅速发展，我们落后了。
这几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太严重了，我们的工作也没做好，老牛拉破车，慢慢腾腾地爬行。”
通县农业局的同志作了对比：
欧洲农业现代化国家，搞的是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充分发挥了农业机械的作用，因此，劳动生产率、商品率都很高。
我们直到现在搞的实际还是扩大的小农经济。
上面是粮、棉、肉、油、瓜、果、梨、桃样样要；
下面是种啥吃啥，不种啥，就没啥吃，只好搞“小而全”。
一个生产队在一小块地上，种个五花八门，国家得生产出多少农业机械，才能满足生产队需要呢？
就是有这么多机械，一种作物配一套，生产队买得起吗？
这样搞下去，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说，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顽固地束缚人们的头脑，搞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我们还没有上路。
在通县的许多社队，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生动活泼的议论。
人们的思想，象打开闸门的流水，奔腾而出。
上　路　第　一　步
通县县委的同志认为，只有用现代化手段，才能建设现代化农业。
当前迫切需要有个通盘考虑，明确京郊的建设方针，搞好区域化种植，采用科学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以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
通县农机局的同志说，北京郊区要建设成商品粮基地，还是副食品基地？
过去我们心中没有底，劲不知往哪儿使，农业机械又怎么配套？
按理说，一个拥有六百多万亩耕地、三百八十万人口的郊区，完全有条件解决四百万城市人口的副食品供应。
但是，这些年来，片面搞“以粮为纲”，现在还得从外省市大量调进肉、蛋、鱼，一年光是运费和损耗就得花掉几千万元。
如果拿这笔钱有计划地在郊区建设副食品基地，首都的副食品供应问题早就解决了。
在西集公社，我们听到这样一些议论：
一位主管农业生产的干部说，去年一个生产队拿六十亩沙地种了西瓜，没有完成上面规定种小麦的指标，我就狠批了这个生产队长。
可是，社员却鼓励他说，“不种这几十亩西瓜，秋后连打油买盐的钱都没有。
他们是铁杆庄稼，月月领工资，哪知道咱们农民的苦处。
你顶住，秋后就是挨批，我们还拥护你当队长。”
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领导生产不能把每一分地种什么都列入计划指标，层层往下压。
上头想的和社员盼的不是一个劲儿，越来越脱离农民群众。
这么搞下去，危险啊！
一位公社领导同志说，最近，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有四万多亩耕地，上级规定种三万一千亩粮食作物，除了吃、留以外，交售的商品粮不过收入四十多万元，只相当于种一千亩西瓜的收入。
如果上级不死卡西瓜和其他作物的种植指标，我们种它一千亩西瓜，也拿到了这笔收入。
在六千亩沙地上种花生，每亩收二百多斤，拿到国际市场上，一斤花生能换六七斤小麦，二百斤花生就能换一千多斤小麦。
剩下三万多亩耕地，不仅能够完成上级的粮食征购任务，而且社员口粮、油料等需要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地好种了，机械化好搞了，劳力占的少了，成本降低了，集体和社员收入增加，国家物资也会更加丰富。
几个同志争着说，这笔账算得好。
但是，象现在这样抓生产还是办不成：
一是，种经济作物，不经上级批准就没有口粮，社队想种什么，没有自主权；
二是，农产品价格太低，种庄稼、养猪、养鸡，不少地方还赔本，外贸出口的实惠，农民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性，怎么起得来？
这些问题不解决，下面即使有再大的干劲，也是“竹篮提水一场空”。
通县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告诉记者，北京市委已决定，京郊生产要为首都副食品供应和旅游事业服务，但还未作具体安排。
我们根据通县的自然条件，有个初步设想，准备逐步搞起来：
西南几个公社，地势低洼，主要种水稻和小麦；
潮白河、北运河一带的几万亩沙地，种油料作物；
南部一些盐碱易涝的公社，拨一部分地种饲料和饲草，发展畜牧业，为北京居民多提供一些鸡、鸭、鱼、肉、蛋和牛奶等副食品。
其他高岗地带种玉米和小麦；
还要在胡各庄公社建立专业化的良种基地。
这样，我们就能够尽快采用现代化的机器和先进科学技术，加速农业的发展。
只要上级给我们一点自主权，县里完全可以安排好生产，既保证完成上级征购的任务，又保证经济作物区和产粮区一样吃饱饭，放手搞专业化。
以后，市里有了统一安排，我们再作适当调整。
向全盘机械化进军
通县许多干部都对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先进事例，发生很大兴趣。
他们认为，搞农业现代化，首先要象二队那样，实现全盘机械化。
这几年，通县虽然买了不少机器，但到处撒盐花，分散使用，又不配套，没有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
当前，要集中力量解决全盘机械化问题。
通县要实现农、林、牧、副、渔全盘机械化，还需投资一亿二千万元。
这笔资金怎么解决？
社员们说：
“机械化好是好，光吃玉米粒受不了”。
买一台铁牛55，就得花十五万斤玉米粒。
单靠农业积累，是不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
通县是农业全盘机械化的试点县，县委的同志认为，解决农业机械化资金问题，要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最好主要由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来解决。
他们还建议把通县作为一级财政，由县工业、商业和社队工副业积累资金，加速实现全盘机械化。
如何安排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是搞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通县县委决定，明年首先集中力量，帮助张家湾公社实现公社工业化，取得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
我们专程访问了这个公社，一位领导同志说，搞公社工业化难处真不少。
过去，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没门路，全凭小道，东奔西跑。
结果，费气力、赚钱少的工业下乡了；
已经发展起来、有油水的工厂，又被上级调走了；
剩下一些社队企业，有的没销路，有的吃不饱。
我们迫切希望上级统一安排产品下放，壮大社队企业。
这样，劳力有出路了，集体和社员收入增加了，机械化也就好搞了。
北京工业基础雄厚，通县也有不少大工厂，过去就有厂社挂钩的经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关键就在办不办？
只要认真抓，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社队企业就能遍地开花，京郊的农机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
本报通讯员　黄兆琦
本报记者　周毅之

企业办社会性事业影响工业发展
社会主义企业是生产单位。
生产是企业的中心任务。
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并不是这样。
目前，企业举办社会性事业的现象很普遍。
这些企业不论大小，也不论是否具备条件，都在千方百计地办学校、商店、医院、农场和交通等，使企业变成了行业齐全的“小社会”。
结果，占用大量生产工人，耗费领导者的许多精力，象许多条绳索捆住了企业的手脚。
拿企业办教育来说，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就占用一千零六十三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
兰州炼油厂搞教育的人数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
兰州合成制药厂只有九百多名职工，已经办了小学，明年还要办中学。
中学学生不多，又要开几个班，不仅浪费教员，还浪费教室。
此外，搞医疗卫生工作的，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兰州炼油厂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
工厂举办社会性事业，分散企业主要精力，许多领导被这些事情缠身，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用来研究生产。
企业搞社会性事业，并非所有企业都喜欢。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城市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为生产、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方针，文化、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商业服务行业及各项城市公用事业，都不适应需要，致使企业不得不各搞一套。
这样搞下去，会进一步发展小而全，一切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矛盾的。
我建议，各地采取切实措施，改变企业办社会性事业的状况。
城市应下决心贯彻为生产、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方针。
凡是应当由城市统一举办的事业，就不要推给工厂企业；
已经批给工厂企业的，应该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的同时，根据情况交回城市有关部门。
这样做，城市社会事业会逐渐壮大起来，企业也能从承担社会性事业中解放出来。
甘肃省石油化工局副局长李恩德

十二年坐吃社会主义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
1966年我抱着满腔热情来支援新厂建设，至今已十二年了，工厂投产还杳无音讯。
市里和厂里领导告诉大家：
“迟早有一天会投产的，当前可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全国人民都在大干社会主义，我们却以“力所能及”为名，坐吃社会主义。
我厂是由国家科委和省、市共同投资生产富强纤维的试验厂。
多年上不去，数百台成套设备在这里睡大觉。
1975年07月，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省、市领导和我厂共同商定，增加投资四百万元。
国家给的二百万元及时拨来，实际仅有六七十万元用在纤维上，其余都用去生产纤维板了。
省、市投资的二百万元没有见面，挪用的国家投资也没有还。
建厂十二年来，工厂的一把手已经换了十三四个。
目前，一二把手都没有，政工系统仅有一个收发报纸的办事员，生产指挥系统更不健全。
大家只好在这里“力所能及”地坐等。
去年07月决定改用棉短绒作原料生产富强纤维，各种主要设备已基本准备就绪，初步形成了生产能力。
但由于没人管，只好长期停顿。
河南安阳富强纤维厂　关明华

美丽的班公湖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与克什米尔交界处，大部分在我国境内。
新华社记者戴纪明摄

对企业管理的意见
企业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有些国家的高等院校把它放在数理化之上。
但在最近两次高校招生中，这门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一些工厂基本上谈不到科学管理。
管理人员不是不称职，就是不想管，反正听上面的。
有问题，车间主任找厂长，厂长找局长，局长找部长，有时部长也不表态。
企业的领导干部应精通管理，善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任务。
一个人在部队当连长合适，在工厂当车间主任就不一定胜任。
干部不懂生产就搞不好生产。
有一个车间主任，天天下车间劳动。
但他以为劳动就是打扫厂房，工人就管他叫“扫帚大叔”。
有的工厂完不成任务，总爱来一个“高产旬”。
虽然短期有效，久而久之，工人烦了，也就松下来。
能否这样办：
“高产旬”的超额产品，按产值的一定比例，给有关人员以奖励？
工厂里现在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是人大干、流大汗。
这种精神是好的，但不是长久之计。
人的体力有限，而技术革新无穷。
在技术上有革新的人，应给以奖励。
要造成一个学科学、钻技术的风气。
领导干部的思想要适应现代化，要敢于创新，要多替工人着想。
一个领导，如果大多数工人说他不好，那他肯定搞不好生产。
在奖励时，应有这样一个原则：
只要超产，都应奖励，而不应搞名额百分比。
否则，影响团结，影响生产。
生产紧张了，总爱把科室人员下放劳动，以减少吃“闲饭”的。
这真是得了芝麻，丢了西瓜。
在国外，企业出现生产紧张情况，并不把科室人员下放，而是给他们更好的条件，让他们绞尽脑汁搞革新。
这就要求科室管理人员具有真才实学。
否则，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办法来，还不如去搬搬铁块，搞搞清洁。
产品质量不过关，索性停产整顿，让工人坐下来讨论，这是好事。
但要真正重视和采纳工人群众的建设性意见。
当前，不少单位的工人意见基本上得不到采纳，领导对他们的好想法，也往往只是“研究研究”，终无所用。
四川成都东方红机床厂工人张　放

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关明华同志反映的情况，省科委和厂领导同志都认为很好，代表了厂内职工群众的意见。
安阳市委的负责同志到厂里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对厂里存在的问题正采取措施解决。
关明华同志的这封信，确实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1971年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扭亏增盈
西藏国营农牧场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从1970年开始把农牧业生产、加工工业和购销系统结合为一个整体，成为初具规模的农工商联合企业。
1971年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扭亏增盈
据新华社拉萨电
本社记者柳梆、任泽励报道：
西藏自治区农垦局所属各国营农牧场从1970年开始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把农牧业生产、加工工业和购销系统结合为一个整体，成为初具规模的农工商联合企业。
1971年以来，各项生产迅速发展，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可达四千三百多万元，比1969年增长三倍。
年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和肉类，为拉萨市场提供大量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给国家上缴的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加，在西藏的农牧业生产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西藏的农垦事业是从1960年发展起来的。
十九年来，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起了澎波、林芝、“八一”等九个国营农牧场和毛纺、皮革、食品加工等五个厂矿企业。
建场初期，由于单一经营，农牧业、资金、技术等方面困难很多。
不少农牧场既缺粮吃，也无钱花，靠向国家伸手。
1970年以后，他们开展多种经营。
在农业内部，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发展了油料、水果、蔬菜、甜菜等经济作物和养猪、养禽等生产。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办起了一座年产一万一千八百吨的面粉厂和一座年产一百吨的食油加工厂，还有糖、酒、醋、酥油、点心、粉条、酱油、豆制品等加工厂。
工业方面，扩建了毛纺厂，办起制革厂、小煤窑、建筑材料、农机修造、汽车运输、少数民族商品等企业。
商业方面，各农牧场均有农副产品收购站和销售网点，还在拉萨市设有饭馆、照相馆、零售商店等，农牧场生产的水果、蔬菜和一部分工副业产品直接在这里出售。
这样就把食品工业等加工工业同农牧业生产基地直接联系起来，使产品生产同购销直接联系起来，初步形成农工商一体化。
西藏农垦系统的实践表明，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综合经营，好处很多。
显而易见的是，生产、加工、销售联成一体，有利于合理安排生产，综合利用，就地加工，减少中间环节，减少运输，减少损耗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这些农牧场，1970年以前，农作物产量低，开支大，收入少，年年亏损。
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以后，生产迅速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万斤，同1970年以前各年度产量相比，增加两倍左右；
平均亩产增加一点五倍以上。
1971年开始扭亏增盈。
1972年上交利润一百万元，今年可增加到五百六十五万元。
七年来，利润平均逐年递增率为百分之三十五。
近几年来，每年有二千多万斤粮食和近三十万斤肉类上交给国家，有二百多万斤水果、四十五万斤鲜鱼和大量的蔬菜供应拉萨市场。
西藏农垦系统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他们决心理直气壮地进一步把农工商联合企业办好。

长江航运管理存在不少问题
长江，是世界上的第3大河，是我国贯通东西的运输大动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目前长江航运不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需要，工作中有不少问题。
一些船员反映，长江航运局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局领导执行的干部路线不端正，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那一套不正之风。
例如，某货轮轮机长并不懂轮机技术，因为靠着与航运局某领导的特殊关系，就当上了轮机长，还担任过其他重要职务。
今年05月，这位轮机长所在的货船在上海港装柴油，由于他不懂技术瞎指挥，别人发现问题，三次打电话告诉他，他都不听，致使六百吨柴油流入黄浦江，江面被污染三十多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对这种犯罪行为，长江航运局领导出于“关系”的考虑，不予严办，把他调换到另外一条船上继续当轮机长。
此事在航运局影响极坏，工人群众非常愤慨。
据反映，长江航运局领导机关这几年越来越庞大，人员不断增多，很多人都是靠着与某些领导有亲戚等各种关系进去的；
一些多年不干事只拿钱的干部挤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干部队伍的思想、工作水平降低了。
1975年一艘轮船失火，有的领导干部不是去组织救火，而是抢着搬自己的财物。
“东方红三十五号”轮的政委，干了二十多年，仍然不懂轮船上的各项技术，甘当外行。
一些领导干部长期不到基层调查研究，“工人大干流汗，干部电话电扇”，工人群众工作、生活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东方红三十五号”轮的工人告诉我们，许多轮船上船员晚上航行值班吃不上饭，每人只发二两生面条，群众反映了多次，领导机关也不理睬。
这些年，长江航运局年年出事故。
工人们指出，许多事故的造成，都可以在领导干部身上找到原因。
长江航运局今年的货运量是四千万吨，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航运任务会越来越重。
但是，由于这个局不是任人唯贤，许多有技术、内行的人得不到合理使用，以致一些轮船无人驾驶。
我们亲眼看见航道宽阔的长江中游江面上，货运轮船过往稀少，与长江应有的货运量很不相称。
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将对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在船上，我们感到服务工作很乱，没有制度。
二等舱房的桌子五天不擦一次；
开水供应时有时无，时早时晚；
服务员对自己的工作职责不甚了了，工作漫不经心。
二等舱房尚且如此，三、四、五等舱房的服务工作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比起火车上的服务工作差远了。
客轮上的服务员占全船编制人员的一半，工作如此没有积极性，恐怕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
最近，交通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武汉，同地方党委一起研究解决长江航运局存在的严重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航运局的工作能有较大较快的改进，使长江航运工作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田　流　张平力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和再版电影读物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横遭林彪、“四人帮”摧残的中国电影出版社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恢复后，最近开始出版和再版电影读物。
即将和读者见面的电影文学剧本有《中国电影剧本选》、《梅岭星火》、《沧桑大地》、《卓别林电影剧本选》。
电影理论著作有《李双双——从小说到电影》、郑君里的《画外音》、美国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一至四卷，以及电影技术丛书等共三十多种。

中央代表团慰问被越南驱赶回国的难侨
新华社南宁12月19日电
中央代表团在广西各地访问期间，前往有关的农场、林场、渔港和口岸，亲切慰问了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致富和代表团部分成员，从14日到18日在东兴口岸、北海渔港慰问了被越南驱赶回国的难侨渔民，勉励他们积极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保卫和建设祖国南疆作出贡献。
15日，中央代表团成员张根生、田一农等到灵山县新光农场，慰问了安置在那里的难侨，检查了安置工作。
这个农场安置了难侨四百三十九户，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百分之八十的难侨已搬进了新居。
农场还办了学校，组织难侨子女入学。
没有寒衣过冬的难侨，都发了新棉衣。
难侨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很高，果园管理得很好。
难侨林汉松积极参加劳动，今年10月间被大家推选为代表，到首都出席了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丹麦教育大臣离开广州回国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丹麦教育大臣丽特·比亚高一行七人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离开广州去香港，然后回国。
丹麦客人在华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城市。

北京部队炮兵某师集会
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三十七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炮兵某师今天举行集会，热烈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三十七周年。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和夫人，大使馆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庆祝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副司令员汪洋等出席了庆祝会。
炮兵某师师长路连昌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说，南斯拉夫人民军遵照铁托总统提出的“全民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不断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为保卫祖国的独立与安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路连昌师长在谈到中南友谊时表示，他们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南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
米洛叶维奇上校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向这个师的指战员们介绍了南斯拉夫人民军成长和发展的战斗历程，以及人民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保卫南斯拉夫自由和独立所作的贡献。
他说，随着南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军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会后，中南两国战友一起观看了南斯拉夫彩色纪录影片。
南斯拉夫战友还观看了炮兵连射击表演和这个师战士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参加首次全球大气试验
我“实践”号和“向阳红○九”号调查船启航
新华社广州12月19日电
我国参加第1次全球大气试验热带海区观测的两艘海洋调查船——“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18日启航离开了黄埔港，乘风破浪向试验海区挺进。
第1次全球大气试验是由世界气象组织负责组织实施的目前国际气象领域中最大的一项科研协作活动，从1977年12月至1979年11月进行，第1年为准备阶段，第2年为实施阶段。
“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到热带海区参加观测，是我国参加这一试验所承担的一项任务。
这两艘海洋调查船到指定热带海区主要是观测当地高空气象（包括风、压力、温度、湿度）和海面气象，以及水下的深度、温度等，为全球大气试验提供气象、海洋资料。
参加观测的第一时段，为1979年01月05日至03月05日，第二时段，为05月01日至06月30日。

台湾同胞要求实现祖国统一
台湾一些杂志刊物发表文章，要求台湾当局认真谋求和平统一中国的方法，“不要自绝于大陆同胞”，“永负历史骂名”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台北消息：
随着祖国大陆形势越来越好和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许多台湾同胞要求实现祖国统一。
据台湾《中华杂志》今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有人在台湾大专院校作了一次调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公开表示“赞成中国要统一”。
这家杂志同时刊登一位青年教师写的文章指出，“国家的统一是原则性问题”。
“某些人不思团结大陆同胞以求统一，而只想分裂祖国偏安苟活，这不但是舍本逐末，而且是自弃于中国民族。”
《夏潮》杂志今年09月刊登一篇访问记，援引一位台湾地方知名人士的谈话说，“我们祖先是从大陆来的，台湾和大陆同胞都是中国人，中国应该统一。”
一位台湾学者也发表文章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大任务，明显地是中国人一块出于自己觉醒、思考、努力，来达成中国的统一。”
有些台湾报刊在文章中敦促台湾当局同祖国大陆“化解敌对状态”，通过谈判实现祖国统一。
《中华杂志》今年02月发表的社论说，我们一向主张“中国问题由中国人和平解决”。
最近，这家杂志又发表文章，要求台湾当局“以百姓之心为心”，认真谋求和平统一中国的方法，“不要自绝于大陆同胞”，“永负历史骂名”。
一些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公开表示反对“联俄”。
《夏潮》杂志今年06月发表的文章说，“不管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或者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其侵略中国是不变的”，它至今仍在不断侵犯中国疆界，阴谋破坏中国的统一，而有人竟敢公开主张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真是卑鄙无耻之尤”。
文章指出，“中国的问题，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来解决，任何借故联合外国势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在替中国制造更大的问题，也就是破坏中国未来统一的可能性，以逞其汉奸的行径”。
一些文章还指出，“联俄”是“引狼入室”、“最危险的事”，如果我们“与苏俄站在一起，等于是我们帮助敌人对自己国家侵略”，“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出卖民族利益”。
《中华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国未统一之前，任何党派或个人宣布台湾独立都是中国老百姓不能承认的，任何勾结或支持台湾独立的外国政府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为中国民族的公敌”。
在这以前，台湾《综合月刊》登载的一篇文章也说，中国的统一已有数千年之久，一个中国的意识从未受过怀疑和遗弃；
提出“两个中国”的人要受到“背叛民族、背叛祖先、背叛历史”的惩罚。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香港“丽的”电视有限公司参观团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晚会见了由香港“丽的”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锡照率领的香港“丽的”电视有限公司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以后，廖承志副委员长设宴招待参观团全体成员。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李燕明摄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教授沈元壤夫妇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沈元壤和夫人马葆龄。
会见时，方毅副总理同沈元壤教授夫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沈教授就加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方副总理对此表示赞赏。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物理研究所所长施汝为。
沈教授是应邀前来我国讲学，于09月29日到达北京的。
钱三强副院长曾会见并宴请沈教授夫妇。
他们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其他城市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沈元壤夫妇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丰泉摄

科学院环化所清理清队审干的档案材料
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原则，清理列案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清除强加于人的一切不实之词，不留尾巴，使本人、组织和群众“三满意”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清队、审干中的干部档案材料。
群众说，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清队和审干期间，这个仅有五百多人的环化所，被列入专案审查的就有三十五人（不包括新调入人员）。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些档案中有许多无限上纲、颠倒是非、栽赃诬陷或用词不当的材料，长期没有清理。
另外，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反动的“血统论”，推行封建主义的“株连法”，再加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这个所很多科研人员、干部和工人的档案中，都不同程度地混有不实之词。
这些不实的材料，是造成一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有一位助理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特务”、“现行反革命”，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降两级。
这次为他彻底平反后，材料未及时处理，他还是提心吊胆。
还有一位科研人员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来口头宣布“查无实据，予以否定”，这次发现档案中还有两份不落实的材料未处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逐步深入，不少群众纷纷要求清理档案材料，清除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面落实党的政策。
有些外单位也来函提出这方面要求。
今年上半年，环化所建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档案材料的清理工作。
这些材料长期没有清理，管理十分混乱：
一是分散，有的存在人事、保卫部门，有的存在研究室党支部，还有的在个人手中。
二是杂乱，不少材料没头没脑，不知是谁调查的，谁整理的，内容也真假难分。
三是数量大，据五个审查对象的不完全统计，需抽出销毁的材料竟达九百二十五份，六千一百余页之多。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们不怕麻烦，不辞辛苦，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既严肃又慎重的原则，千方百计地搜集分散的材料，内查外调，坚决清除强加于人的一切不实之词，不留尾巴，使本人、组织和群众“三满意”。
目前，环化所列案审查对象的材料的甄别、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他们已经着手清理所有干部、工人的档案材料。

科学院环化所清理清队审干的档案材料
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原则，清理列案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清除强加于人的一切不实之词，不留尾巴，使本人、组织和群众“三满意”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清队、审干中的干部档案材料。
群众说，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清队和审干期间，这个仅有五百多人的环化所，被列入专案审查的就有三十五人（不包括新调入人员）。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些档案中有许多无限上纲、颠倒是非、栽赃诬陷或用词不当的材料，长期没有清理。
另外，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反动的“血统论”，推行封建主义的“株连法”，再加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这个所很多科研人员、干部和工人的档案中，都不同程度地混有不实之词。
这些不实的材料，是造成一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有一位助理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特务”、“现行反革命”，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降两级。
这次为他彻底平反后，材料未及时处理，他还是提心吊胆。
还有一位科研人员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来口头宣布“查无实据，予以否定”，这次发现档案中还有两份不落实的材料未处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逐步深入，不少群众纷纷要求清理档案材料，清除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面落实党的政策。
有些外单位也来函提出这方面要求。
今年上半年，环化所建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档案材料的清理工作。
这些材料长期没有清理，管理十分混乱：
一是分散，有的存在人事、保卫部门，有的存在研究室党支部，还有的在个人手中。
二是杂乱，不少材料没头没脑，不知是谁调查的，谁整理的，内容也真假难分。
三是数量大，据五个审查对象的不完全统计，需抽出销毁的材料竟达九百二十五份，六千一百余页之多。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们不怕麻烦，不辞辛苦，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既严肃又慎重的原则，千方百计地搜集分散的材料，内查外调，坚决清除强加于人的一切不实之词，不留尾巴，使本人、组织和群众“三满意”。
目前，环化所列案审查对象的材料的甄别、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他们已经着手清理所有干部、工人的档案材料。

耿飚同志会见西班牙劳动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以西班牙劳动党总书记埃拉迪奥·加西亚·卡斯特罗为团长的西班牙劳动党访华团，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加西亚同志向中国同志表示祝贺。
他说，中美建交将有助于国际形势的改善，加强和平力量，推迟战争。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耿飚同志同加西亚总书记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龚逢春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乌兰夫吴德余秋里李井泉王震康世恩等同志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龚逢春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12月0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龚逢春同志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汪东兴同志，乌兰夫、吴德、余秋里、李井泉、王震、康世恩等同志，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汪东兴、吴德、余秋里、康世恩、李井泉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龚逢春同志的夫人姜宝箴及子女致以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主持，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致悼词。
悼词说，龚逢春同志是陕西城固县人，1929年即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陕南军委宣传部长、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2路游击队政委、陕北省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川西区党委第3书记、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1副部长、西南局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等职。
悼词说，龚逢春同志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
他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巩固、扩大晋绥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他在开辟川西地区的工作、进行清匪反霸等各项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
龚逢春同志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从事党校教育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方针和路线，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龚逢春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以后，龚逢春同志精神振奋，衷心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拥护党中央关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悼词说，龚逢春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
他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实事求是，顾全大局。
他工作一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好干部，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
送花圈的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省革委会、城固县委和县革委会、志丹县委和县革委会、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四川省委党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龚逢春同志的生前友好。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龚逢春同志生前友好荣毅仁、胡耀邦、邓典桃、冯文彬、武新宇、赵苍璧、李葆华、张珍、李昌、段云、郝德青、廖井丹、刘仰峤、李霄路、高富有、王磊、李立功、刘景范、张策、张邦英、张稼夫、胡克实、钟师统、阎揆要、熊天荆、习仲勋、林铁、吕正操、安平生、白如冰、王任重、汪锋、白栋材、李瑞山、于明涛、贺晋年、王世泰、罗贵波、高克林、冯基平、郭明秋、薛明、赵林、龚子荣等，以及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四百人。
18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汪东兴、吴德、余秋里、李井泉，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前往北京医院向龚逢春同志遗体告别。
（附图片）
龚逢春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和舆论欢迎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对制止霸权主义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新华社消息：
近日来，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舆论纷纷发表讲话和评论，欢迎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认为这对国际局势和制止霸权主义扩张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说，他真诚的希望“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在促进和平和两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孟加拉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在达卡说，中美两国相互承认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一个重要事件”，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潜力。
发言人说，中美建交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地区和平与和睦。
泰国《星暹日报》的社论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也是亚洲和整个世界关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将是有利的因素。
社论谈到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有关不谋求霸权、反对建立霸权的内容时指出，这些都是关系世界大局的至为重要的问题。
《联合日报》的社论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社论说，中美在联合公报中重申反对霸权，使霸权主义者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
《中华日报》的社论说，在今日世界中，霸权主义的扩张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尤其是“亚洲的古巴”已开始张牙舞爪侵略柬埔寨。
东南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中美建交公报中的反霸条文，对制止霸权主义要求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泰国国家广播电台的一篇评论说：
中美建交“不仅有助于阻遏霸权主义的扩张，巩固世界和平，而且使东南亚国家联盟为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自由与中立所作的努力，获得了更加有利的保障”。
巴基斯坦《晨报》18日的社论说，美中建交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情，并且是世界和平的一个保证”。
《巴基斯坦时报》18日的社论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步骤，特别是将对亚洲局势起稳定作用。”
巴基斯坦《今日报》18日的社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它一贯反对侵略、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并且在实践上证明，必须按照互不歧视与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应当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应互相干涉内政。
随着同美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将能够在这方面比以前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菲律宾《时代日报》18日发表题为《历史性事件》的社论说，中美建交预示着未来的和平和稳定，“我们对这一事件只能热烈支持”。
菲律宾《每日快报》17日的社论说，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国家将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中得到好处。
这一新的发展必将加强政治稳定和区域和平。
尼泊尔《新先驱报》17日社论说：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无疑是尼泊尔非常高兴的事情。”
“这一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兴尼泊尔报》19日的社论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际事件。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项深思熟虑的决定，只会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队在19日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夺得二十四个单项决赛的十枚金牌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9日电
中国运动员在第8届亚运会19日的二十四个单项决赛中，夺得十枚金牌、十枚银牌和十一枚铜牌。
到目前为止，亚运会共十九个项目的比赛除足球一项将在明天进行决赛外，其他项目的冠军已全部决出。
中国运动员共取得五十六枚金牌、六十枚银牌和五十枚铜牌，在获得金牌的总数上比日本队少十八枚，名列第2。
中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五个单项的决赛中，获得五个冠军、三个亚军和两个第3名。
在今天的决赛中，梁戈亮获得男子单打冠军，郭跃华获得亚军；
张立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张德英获得亚军；
郭跃华和黄统生获得男子双打冠军，梁戈亮和陈新华得第3名；
张立和张德英获得女子双打冠军，曹燕华和杨莹得第3名；
郭跃华和张立获得混合双打冠军，梁戈亮和张德英获得亚军。
在羽毛球五个单项的决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两个冠军、四个亚军和三个第3名。
韩健获得男子单打亚军，栾劲得第3名；
刘霞获得女子单打冠军，梁秋霞获得亚军；
汤仙虎和林诗铨获得男子双打亚军，侯加昌和庾耀东列第3名；
丘玉芳和郑惠明获得女子双打亚军；
汤仙虎和张爱玲获得混合双打冠军，庾耀东和李芳得第3名。
由谭志辉、何治平、郭东升和崔一宁组成的中国击剑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中，获得冠军。
田径比赛已经结束。
今天，中国选手夺得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
戴建华在女子一百米栏决赛中，以十三秒九五的成绩获得第1名；
谢丽贞获得第3名，成绩为十四秒五五。
在女子一千六百米接力赛中，中国队以三分四十六秒八七的成绩获得第2名。
赵宝勤以十七米四四的成绩获得男子铅球第2名。
崔玉林以十四分二十八秒一○的成绩获得男子五千米赛跑的第3名。
在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中，金学伟的总成绩是六千七百四十三分，名列第3。
自行车项目今天进行了最后一个单项比赛——个人一百八十五公里公路赛。
中国二十一岁的姜明以四小时四十九分二十八秒二一的成绩获得第3名。
中国男子篮球队今晚以九十一比七十一击败南朝鲜队，以五战五胜的成绩获得冠军。
中国女子篮球队今晚以六十八比七十七负于南朝鲜队，以三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
中国男子排球队今天以三比一胜日本队。
至此，中国、日本和南朝鲜三个队在决赛阶段的成绩都是四胜一负。
日本队以三比一胜南朝鲜队，南朝鲜队以三比○胜中国队，最后南朝鲜队获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中国队获得第3名。
中国足球队今晚以七比一胜马来西亚队，以二胜一负的成绩获得第2阶段小组第2名，进入了半决赛。

亚运会十八个项目比赛结束
今天将如期举行第8届亚运会闭幕仪式
新华社曼谷12月19日电
在第8届亚运会上的球类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继取得两个团体冠军之后今天又取得了全部五个单项冠军。
在篮球的两项决赛中，中国女子队对南朝鲜队以六十八比七十七失利，而中国男子队以九十一比七十一胜南朝鲜队，第1次获得亚运会冠军。
中国运动员在今天的各项比赛中已获得十项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从本届亚运会开始比赛以来夺得金牌最多的一天。
田径项目经过今天六个单项比赛，已全部结束。
三十九个单项中，中国获得十二项冠军，日本获得十项，印度获得八项，泰国获得四项。
这表明中国、印度、泰国的田径运动员的水平有了提高。
本届亚运会的曲棍球赛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比赛，最后争夺冠军的是世界冠军巴基斯坦队和多次奥运会冠军获得者印度队。
双方势均力敌。
比赛开始后七分钟，巴基斯坦队左后卫穆纳瓦鲁扎曼以有力的准确的擦地球射进对方球门。
此后尽管印度队猛烈进攻，都被巴基斯坦队挡住，著名门将谢瓦尼多次救出险球。
今天是谢瓦尼第一百○二次参加巴基斯坦队进行比赛。
巴基斯坦队最后以一比零击败印度队，连续第3次获亚运会曲棍球赛冠军。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的体育评论员评论说，巴基斯坦队队员们都打得很出色。
巴基斯坦队连拿三次亚运会冠军，本身就说明巴基斯坦队在曲棍球运动中的优势。
经过十一天的比赛，到今天晚上，本届亚运会的十九个项目中有十八个项目的冠军都已决出。
只剩下足球尚待明天下午举行决赛。
随后，将举行第8届亚运会的闭幕仪式。

史蒂文斯总统接见姬鹏飞副委员长
新华社弗里敦12月18日电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12月18日上午在弗里敦的国家宫接见了正在这里进行友好访问的姬鹏飞副委员长，并且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史蒂文斯总统首先表示感谢中国在他1973年访华期间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他接着说，塞拉利昂政府十分满意中国在执行各项协定中为塞拉利昂修建了一些工程。
这些协定的实施，“反映了两国间存在着非常亲切的关系。”
他还表示希望姬副委员长的这次访问，将会加强两国间的友好联系。
姬副委员长在谈话中转达了华主席、叶委员长和邓副总理对史蒂文斯总统的亲切问候。
他对中、塞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特别是史蒂文斯总统1973年访华以来的发展表示满意。
他说，中国坚决支持塞拉利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外来干涉的不结盟政策，中国一贯认为非洲的问题应该由非洲人自己解决。
中国象对待自己的胜利那样，为塞拉利昂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
他说，中塞两国间没有利害的冲突，因此，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接见时在座的有第2副总统卡马拉—泰勒、外交部长康特、财政部长阿布·巴卡尔·卡马拉和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田平等。
随后，姬副委员长还对塞拉利昂议会议长克里斯托弗·威廉·贝茨和全国人民大会党总书记卡马拉进行了礼节性的拜会。

泰国政府从十八个医院抽调一批医务人员，为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服务。
这是曼谷国家体育中心急救医疗室的医务人员。
李开远摄（新华社稿）

柴泽民主任会见万斯国务卿
新华社联合国12月18日电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12月18日下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
柴泽民主任和万斯国务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互相祝贺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美国方面在座的有：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助理国务卿帮办罗杰·沙利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事务科科长哈里·塞耶。
中国联络处参赞曹桂生也在座。

欧美政界和友好人士欢迎中美建交
综合新华社消息　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和著名人士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和友好人士连日来继续发表谈话，欢迎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是积极而又自然的事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18日说：
“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件既自然又积极的事。”
他说：
“自然的，因为象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大国有外交关系是正常的，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1972年上海公报的必然结果。”
“积极的，因为这一正常化有助于赋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
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16日说：
“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极为必要的。”
他还说：
“这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02月对北京访问的结果。”
中国执行和平共处原则的新胜利
西班牙一些著名人士认为，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是好消息。
西班牙同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费尔南多·普拉茨发表声明说，中美建交的消息是“国际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消息，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这样的新胜利，是由于它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美国方面接受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项它一直拒绝承认的条件，最终确保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他还说，两国关于不寻求霸权和反对任何人在该地区企图建立霸权的协议条款“是一个新成就，因为它超越了两国关系的范畴，规定了非常有助于东亚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义务。”
普拉茨最后说，“我们同那些企图歪曲这项重要协议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人相反，我们对这个好消息表示庆贺”。
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社长路易斯·马里亚·安松向新华社记者说，中美建交“是今年最大的国际消息之一。
中美邦交正常化将有利于远东的和平”。
他说：
“过去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是荒唐的，美国在许多年中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一大失策。”
年近八十岁、曾在今年06月陪同卡洛斯国王访问过中国的《阿贝赛报》记者和前主编路易斯·卡尔沃·安达卢斯说，他对中美建交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改变航道，相反地，中国人民重申了民族独立和主权。
中美建交表明了中国的稳定，十分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十分有益于全世界。
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态发展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一些知名人士继续就美中关系正常化发表谈话。
共和党众议员保罗·芬德利说：
“现在的确是美国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候了”。
他说，卡特总统在国会将会遇到一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我相信他的立场将会获胜”。
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从一开始就支持美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
他认为，在今后世界事务中，“我们的利益同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将会是并行不悖的”。
民主党众议员托比·莫菲特说，美中建交的决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态发展”。
他说，“这是卡特总统的两位共和党前任所开始的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主席尤金·罗斯托说，他对美中之间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感到高兴。
美中贸易展览馆馆长保罗·莫利特认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他说：
“这是一个重申我们同中国人民之间已经存在多年的友谊的机会……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深对我们的文化的了解，而且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稳定”。
为中美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阿瑟·罗森、全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副主席马克·谢尔登12月18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欢呼美中关系正常化。
阿瑟·罗森会长强调指出，中美建交意义非常深远。
他说：
“这是中美关系上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全国委员会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
现在两国领导人（为中美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我们期望大大地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和在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这种新的关系不仅符合我们两国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马克·谢尔登说：
“美中两国建交的共同决定，为两国伟大的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提供了需要已久的格局。
作为我们最优先的任务之一，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已工作四年多了，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国人民在相互了解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友谊。”

赞为亚运会服务的泰国朋友们
新华社记者王大军杨木
当田径选手在曼谷国家体育中心平整的跑道上赛跑，足球队员在好象用梳子梳过的绿色草坪上飞脚射门的时候，你可曾知道为了准备好这些场地，泰国工作人员付出多么繁重的劳动么？
当获胜的运动员登上奖台领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到，同各国和地区运动员坐在一起的身穿白上衣、蓝裤子和蓝裙子的泰国男女青年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泽么？
他们是谁？
他们是体育场地的服务人员、竞赛技术员、各体育代表队的联络员、翻译、广播员、医务人员……。
据本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的材料，这些人员共一万多名。
国家体育中心主体运动场是这次亚运会的主要比赛场地。
这里，白天进行田径比赛，晚间足球、竞技在如潮的欢声中激烈开展。
管理这个场地的人员为比赛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是打扫这个场地的清洁工就有六、七十人。
他们是来得最早而又走得最晚的人。
在运动场的走廊里，我们遇见了一位二十八岁名叫维莱的女清洁工。
她家住在运动场附近。
当天刚破晓的时候，主体运动场的大门还未打开，她就到这里整理观众席的椅子。
她是到得最早的人。
这个憨厚的泰国妇女告诉我们，每天的足球赛都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左右，五万观众在场上遗弃不少东西，需要她们去清除。
扫除工作一直延续到午夜以后。
因此，她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
当记者赞扬清洁工们是亚运会的“无名英雄”时，她腼腆地笑着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在主体运动场的二楼，有一条长廊，叫做新闻中心。
这里，有第8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管理新闻的机构，有各国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办公室。
在这个中心服务的泰国朋友达六百三十多人，分班工作。
其中，有近十个人夜间留守在这里，真是以运动场为家了。
就在这样一条“新闻长廊”里，我们度过了十多个日日夜夜。
这里，设有公报处、图片部、电视广播中心、餐厅等。
在公报处，每班有四、五十人在忙碌着，桌子上密密麻麻排满五、六十种泰文和英文的公报和资料，供各国新闻记者索取。
后来，一些同我们相处熟悉的泰国朋友还主动把材料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
同各国运动员最亲近的是各个体育代表队的泰国陪同人员。
他们多数是泰国大中学校的学生。
曼谷一家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罗凤平是中国田径队的陪同人员。
一天上午，田径队休息，她来观看篮球比赛。
突然，中国队一名队员在比赛中受伤，需要送去医院治疗。
她立即赶到场内，同中国医生一起把伤员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她急忙打电话给老师，说明她不能参加当天下午的期末考试，要求补考。
当时已是下午三时多，她还未吃午饭，但想到下午中国选手还要参加田径赛，便急急忙忙从医院赶到田径场去了。
当中国运动员向她表示感谢时，她说：
“能为你们做点事情，我感到很高兴。”
象她这样对中国运动员真挚相待的人，到处可以见到。
（本报有删节）

从区议会看南斯拉夫代表团制
本报记者　迎秀
塞尔维亚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地金松岭，是一个冬夏都吸引着许多游客的美丽山区。
在这里，我们访问了查耶第纳区的区议会。
在南斯拉夫，区是基层的政权建制，区上边是共和国，再往上就是联邦了。
这三级政权每一级都有议会。
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日常行政事务由议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因为我们早就听说，南斯拉夫的议会既同西方国家的议会毫不相同，也跟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一样，所以特请区议会主席巴夫洛维奇向我们介绍一下区议会的组成和工作情况。
区议会的组成和代表的产生
巴夫洛维奇主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自治的南斯拉夫，管理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议会制的目的就是使公民联合起来直接管理社会事务。
区议会由三个院组成。
一个叫联合劳动院，是由从事物质生产的公民以及机关、文教事业等单位的代表组成的。
这个院是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的，它研究和决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的利益问题，这个院的代表人数最多。
另一个叫地方共同体院，是以地区为单位，即按居民区选出代表组成的。
因为区以下的居民区单位名叫地方共同体，所以称为地方共同体院。
这个院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的，它研究和决定有关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利益问题。
第3个院叫社会政治院，是由共盟、社盟、工会、青盟、老战士协会等五个社会政治组织的代表组成的。
它的职能是参与决定有关实施和捍卫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问题。
巴夫洛维奇主席告诉我们，查耶第纳区三院共有代表一百零五名，其中联合劳动院四十三名，地方共同体院、社会政治院各三十一名。
全区两万居民，平均每二百名居民中就有一名议会代表。
三院的地位平等，都可以独立地决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怎么办呢？
巴夫洛维奇主席回答说：
“涉及全区的重大事项，如讨论全区发展计划、财政收支预算，决定重要的建筑设施等，则由三院的代表联合开会，共同作出决定。”
当谈到议会各院代表是怎样选举产生的时候，主人就向我们介绍了代表团制。
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确定的代表团制，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
铁托同志在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地参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治民主的实质。
这一点我们首先是通过代表团制来实现的。”
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
举企业为例，南斯拉夫的企业称做联合劳动组织。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约相当于我国工厂的分厂或车间，是经济核算单位。
每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选出自己的代表团，成员由几个人到一二十人不等，根据该组织的人数和部门多少而自己决定。
然后由各代表团成员中推出议会代表候选人，由全体选民秘密投票选举。
选出的代表就是议会联合劳动院的代表。
地方共同体也是一样。
象查耶第纳区共有十九个地方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选出由十五到二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最后由这些代表团成员中选出三十一名代表组成地方共同体院。
总之，议会代表都是由基层代表团成员中选出的，他们在议会讨论和决定问题时，要以代表团的意见为准则。
议会代表如果被基层取消了代表团成员的资格，也就同时丧失了议会代表的资格，就是说，你所在的基层单位对你失掉了信任，你就不能再担任议会代表了。
基层组织选举代表团也是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的。
通常，在提出候选人以前，各基层单位都要举行集会，研究上一届代表团和代表的工作，并为下届代表团酝酿候选人。
然后召开候选人提名大会，确定候选人，最后选出代表团的代表。
代表不称职，原选举单位随时都可以撤换。
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尝试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多布罗斯拉夫·丘拉菲奇在向我们介绍代表团制时，把它称作是一场革命。
他说，代表团制不是简单的选举制，不是选举方式问题，而是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准则，是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一种形式。
是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保证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真正参加社会的政治决定，而不是由若干脱离群众的议会代表取代工人和劳动人民去作出决定，关系到有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让更多的工人、劳动者和公民直接地参加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我们接触的南斯拉夫同志都认为，实行代表团制可以比较好地密切代表和选民的关系。
过去的代表，只是在选举时同选民见面，一旦被选为代表以后，他即可独立行事，往往就同选民断绝了联系。
而代表团制的代表，并不是“职业的政治代表”，而是代表团的一分子，置身于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
对议会讨论的各项重大问题，他必须根据自己的代表团事先讨论的意见，根据他所代表的选民的意见行事。
南斯拉夫同志认为，这就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使议会通过的决议，能够反映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反映议会代表个人的意见。
这样，南斯拉夫议会的工作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议会开会前必须把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决议草案，提交议会代表和代表团，有时候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让代表团收集反映、酝酿意见，确定自己的立场。
查耶第纳区议会主席巴夫洛维奇告诉我们，区议会不管决定什么问题，议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都要事先整理好有关材料，提前十五天寄交给议会代表和各基层自治机构的代表团主席，请他们准备意见。
南斯拉夫同志还告诉我们，区、共和国和联邦三级议会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只是根据宪法规定，某些任务由某一级议会解决。
例如，共和国议会不能解决区的问题。
在组织结构上，共和国议会同区议会基本相同，而联邦议会则有另外的显著特点。
这就是南斯拉夫宪法强调的各民族团结友爱、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联邦议会有两个院，一个叫联邦院，一个叫共和国和自治省院。
联邦院由各共和国选派相等数目的代表组成。
虽然塞尔维亚共和国八百多万人，黑山共和国只有五十多万人，但两个共和国派到联邦院中的代表都是三十人。
共和国和自治省院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派出代表团组成的，代表团只能根据本议会的决定行事。
这个院主要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物质利益问题，如发展计划、联邦预算等。
各级议会讨论问题，都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
南斯拉夫同志说：
“我们已经越来越能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同时考虑全区、全共和国、甚至全联邦的利益。”
当然，经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也有。
这时，通常就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问题再作调查研究，提出方案，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因此有的问题可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
他们说，我们有些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所需时间虽然很长，但当大家一致通过后，行动起来就快了。
人民赞颂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自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就不仅仅在议会实行代表团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实行代表团制的。
由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去作为政权机构的议会外，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许多社会事务，也都是由人民自己管理的。
他们的具体做法也是先由基层自治机构选出自己的代表团，然后组织成自治利益共同体。
因此，在南斯拉夫，每一个基层自治机构，就不止是选举一个代表团了。
在我们访问过的许多工厂、农工联合企业和地方共同体中，情况大体一样，由每个基层自治机构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产生三个代表团：
一个代表团参加议会活动，一个代表团参加社会活动，主要负责文教、保健、体育、社会福利等事宜，一个代表团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主要负责市政建设、就业、修筑住房、道路等事宜，这后两个代表团也是从成员中推选代表，分别组成区一级相应的自治利益共同体。
这样，各基层自治机构选出的代表团和代表的数目就相当多。
据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主席日沃拉德·科瓦切维奇介绍说，贝尔格莱德市的一百二十万市民中，就有一万零六个各种代表团，成员达十二万八千人，等于不到十名市民中就有一名代表团成员。
在斯普利特造船厂，六千名工人中有四百多名代表团成员，加上另外一千四百多名工人参加厂里的各级自治机构，因此有相当于全厂的三分之一的工人，直接参加了社会和本厂的自治管理工作。
铁托同志在南共联盟十一大报告中也谈到：
“在不久前举行的选举中几乎有二百五十万人当选为代表团的成员。
如果我们再加上联合劳动组织和劳动共同体中的自治机构的成员，那就可以说，有三百多万名劳动者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团制。”
我们见到的许多南斯拉夫的工人，都热情赞颂代表团制，他们说：
“过去我们只管厂内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代表团制以后，各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都直接选派代表到社会上去，我们也就参与了社会上的管理和分配，知道每一个第纳尔用在什么地方去，充分实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扬民主，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南斯拉夫同志经常引用列宁的话说，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一个愿望。
南斯拉夫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创造了代表团制。
这是很可贵的。
现在，他们推行代表团制已经四年了。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认为，四年的时间还不足以使代表团制在生活中扎根。
他们说：
“我们对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是不满意的，但四年的经验毕竟是宝贵的。
它使我们知道和有可能去克服弱点，使代表团制日益完善起来。”

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取得新进展
1978年是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取得新进展的一年。
南部非洲未独立地区人民，冲破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霸权主义设置的重重障碍，不畏强暴，为夺取真正的民族独立而英勇战斗。
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今年已进入第12个年头。
在非洲前线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武装斗争又有新的发展，获得了可喜的战果。
上半年，津巴布韦游击队对敌人的兵营、哨所和巡逻队发动了数百次进攻和伏击，总计歼敌一千六百多人，击毁敌人一些军车、飞机和军事设施。
不久前，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宣布，爱国武装力量已在津巴布韦东部、东北和东南部一些地区建立了半解放区。
纳米比亚游击队在北部地区多次袭击南非占领军，杀伤一些敌人，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断施展软硬兼施的反革命策略，企图负隅顽抗。
沃斯特、博塔、史密斯之流一方面加紧镇压游击队，大批屠杀黑人平民，野蛮地入侵前线国家和袭击游击队营地及难民营；
另一方面又乔装打扮，大肆玩弄假独立的花招。
史密斯在罗得西亚炮制
“内部解决”协议，拼凑“过渡政府”，并假惺惺地宣布“取消种族歧视”，妄想以此来欺骗黑人群众和世界舆论，并诱使津巴布韦自由战士放弃武装斗争。
在纳米比亚，南非当局无视非洲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策划种种“内部解决”骗局，顽固推行单方面“选举”的骗局，妄图阻挠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
然而，暴力镇压吓不倒英勇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政治阴谋也欺骗不了他们，史密斯想要瓦解游击队的图谋未能得逞。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声明明确指出：
“史密斯炮制的所谓‘内部解决’只是作为使他占有更大权力合法化的幌子，以便他加紧镇压和屠杀津巴布韦人民”。
爱国阵线的公报指出，“内部解决”是无效的，爱国阵线将加强争取解放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坚定地表示：
“在获得真正独立之前，我们将决不会放弃战斗。”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指出，“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正在采取两面手法”，游击战士将继续加强武装斗争，解放每一寸纳米比亚土地和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副主席米谢科·穆荣戈宣布：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决不参加在纳米比亚的任何伪选举，也不接受南非种族主义者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傀儡政权。
与此同时，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黑人群众不断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种族主义当局的暴虐行径和政治骗局。
为了挫败种族主义者玩弄的圈套，民族解放组织把和平谈判作为争取独立斗争的另一个战场。
他们既不拒绝谈判，也不放弃原则，而是坚持争取真正独立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人之一穆加贝明确指出，获得独立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史密斯政权，解散它的军队，并由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取而代之。
爱国阵线另一个领导人恩科莫指出，只有史密斯投降才能结束津巴布韦的战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坚持反对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搞单方面“选举”，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严厉谴责南非当局要保持其对这一地区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以及霸占沃尔维斯湾的阴谋。
一年来，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同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相互呼应，冲击着种族主义的反动统治。
南非各地黑人群众反对种族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此伏彼起，扩展到开普敦、伊丽莎白、米德尔堡、艾伯顿和赫拉夫里内特等地。
广大黑人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索韦托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在一次集会上指出：
“我们不应该逃避枪杆子，而应当拿起枪杆子。”
·新华社记者综述·

津巴布韦游击队袭击罗得西亚油库
种族主义政权对熊熊大火束手无策只能任其燃烧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索尔兹伯里消息：
因遭游击队袭击而发生大火的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的油库，到12月15日共有二十八个大型储油罐被烧毁。
罗得西亚当局14日宣布，烧掉的石油产品有七千八百万公升。
估计损失达两千万美元。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头子史密斯14日到现场视察时说，“这是一次特大灾难。”
“这是自从恐怖战争（指游击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的最大挫折之一。”
这座油库距离市中心仅三公里，在津巴布韦游击队12月11日晚发动袭击后爆炸起火。
尽管当局紧急抢救，13日还从南非请来灭油火的消防专家，但因大风和大雨，又有不少油罐相继着火。
整个油库已成一片火海。
15日，当一个储藏航空用油的大油罐猛烈烧起来时，消防队束手无策，只能任其燃烧。
由于害怕再发生类似事件，罗得西亚警方15日宣布，从当晚六时起对第2大城市布拉瓦约的油库区昼夜实行戒严。
（附图片）
罗得西亚首都一个大型油库，12月11日晚受到津巴布韦游击队的袭击，发生爆炸，引起大火。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铁托总统向南社青盟代表发出号召
捍卫革命成果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强调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必须加强防御保卫国家安全
综合新华社消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向南斯拉夫青年一代提出希望，要求青年们忠实地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勇敢地捍卫革命成果，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自治制度作出更大贡献。
铁托总统的这一希望是在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第10次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提出的。
这次大会于13日至1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在大会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阿·弗拉西做了题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争取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斗争中的迫切任务》的报告。
弗拉西说，根据铁托总统的倡议，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消除官僚主义，今后在青年联盟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将设执行主席，并实行定期轮换制。
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第9次至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上届主席向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联盟政治行动纲领、联盟章程修改和补充案以及其他一些决议。
新选出的领导机构——第10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会议15日上午举行了全体会议，批准了由四十一人组成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会议主席团人选，并一致选举二十七岁的斯洛文尼亚青年教师莱夫·克雷夫特为代表会议主席。
以胡启立为团长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代表大会。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18日电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在谈话时指出：
“国际局势是十分复杂的，令人忧虑的”，因此，“我们必须全力加强我国的团结，加强我国的安全和防御能力，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卫革命成果”。
铁托总统是在卡拉卓尔杰沃接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南社青盟新任主席莱夫·克雷夫特向铁托总统汇报了南社青盟第10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铁托总统在谈话中还谈到了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反社会主义、反自治的活动。
他强调说，“必须提高警惕，以制止任何地方出现的敌对活动”。
铁托总统说：
“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今天的思想，以及今天的一切，都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就是为了使我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此，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我们的成果，破坏我们创造的一切。”
铁托总统说：
“你们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巩固我们至今取得的一切，并使我国得到继续不断的发展，把我国建成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真正管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18日电
由胡启立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参加了南社青盟第10次代表大会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后，于18日晚乘火车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齐奥塞斯库总统接见法国外长
重申在国家关系中必须贯彻独立主权等原则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19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12月18日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法国外长让·弗朗索瓦—蓬塞。
双方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一致重申，为了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和信任的气氛，必须在国家关系中贯彻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原则。
双方指出，世界各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状况应通过和平渠道由有关方面谈判解决。
双方认为，法国总统德斯坦即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推动罗法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